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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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论语言的本质|返回目录

(一)语言的发生和发展|返回目录

1.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页。

2.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

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在进一步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们的需要和人们借以获得满足的活动形式增加了,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以后,人们就对这些根据经验已经同其他外界物区别开来的外界物,按照类别给以各个名称。这必然会发生,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人们只是给予这些物以专门的(种类的)名称,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些物能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努力通过多多少少时常重复的活动来握有它们,从而也保持对它们的占有;他们可能把这些物叫做“财物”,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

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 也在语言上 把它们叫做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 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 ,使人们得到“满足”的物。如果说,人们不仅在实践中把这类物当做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而且在观念上和在语言上把它们叫做“满足”自己需要的物,从而也是“满足” 自己本身 的物{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 不满意的状态 },——如果说,“按照德语的用法”,这就是指物被“赋予价值”,那就证明:“ 价值 ”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 “价值”的种概念 ,而价值的其他一切形态,如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属概念。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05—406页。

3.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

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1页。

4.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 不得不说些什么 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传递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十分敏锐,以致它们在它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很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表示依恋、感激等的表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几乎不能不相信:有足够的情况表明,这些动物现在感到没有说话能力是一个缺陷。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可惜过分地专门朝特定方向发展了,再也无法补救这种缺陷。但是,只要有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叫声最令人讨厌的鹦鹉说得最好。人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了。它一小时一小时地唠唠叨叨重复它那几句话,的确纯粹是出于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接触。但是在它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到这些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卖菜的女贩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话。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时也有这样情形。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做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至于触觉,在猿类中刚刚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而一同形成。——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3—554页。

5.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页。

6.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于1867年9月在汉堡出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页。

7.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页。

8.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

这些 自然生产条件 的形式是双重的:(1)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 部落体 ,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的 部落体 ;(2)以共同体为中介,把 土地看做自己的土地 ,公共的土地财产对个人来说同时又是 个人占有物 ;或者是这样:只有[土地的]果实实行分配,而土地本身及其耕作仍然是共同的。(但 住所 等等,哪怕是西徐亚人的四轮车,也总是由个人占有。)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 自然形成的社会 ,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此为条件,正如他的这种存在同样要以他把土地看做是自己的实验场为条件一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2页。

9.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做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5页。

10.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三十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1]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词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谁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俄语为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很好,现在为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同样服务得很好。

关于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摩尔达维亚语、鞑靼语、阿塞拜疆语、巴什基尔语、土库曼语以及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都应该说也是这样的,它们为这些民族的旧的资产阶级制度服务得很好,为这些民族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服务得很好。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习惯语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么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含义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在每次革命之后,把现在的语言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都象对待上层建筑一样消灭掉,并以新的来代替,的确又有什么必要呢?譬如:把“水”、“地”、“山”、“森林”、“鱼”、“人”、“走路”、“做”、“生产”、“做买卖”等等不叫作水、地、山等等,而叫作旁的名称,又有什么必要呢?使语言中的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不按照现存语法而按照完全另一种语法来进行,又有什么必要呢?这样的语言变革对于革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特别必要的时候,历史是决不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的。试问,如果证明现有的语言及其结构基本上完全适用于满足新制度的需要,那么这样的语言变革有什么必要呢?消灭旧的上层建筑并且用新的上层建筑来代替它,可以而且需要在几年中完成,以便使社会生产力有发展的天地,但是要在几年中消灭现有的语言,并创立新的语言来代替它,那不是会在社会生活中造成无政府状态并使社会受到崩溃的威胁吗?除了象唐•吉诃德之类的人以外,谁会提出这样的任务呢?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实际上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总括说来:

(一)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为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

(二)把语言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就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01—506页。

11.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2],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3]、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4],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抛去了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5],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6]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7]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造语……是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8],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府邸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9]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10]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11]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06—514页。

12.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认为观念方面以至整个意识的发展仿佛先于物质方面的发展,这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没有生物的时候所谓外部的“无生命的”自然就已经存在了。第一个生物是没有任何意识的,它仅仅具有感受刺激的性能和感觉的萌芽。以后动物的感觉能力渐渐发展,随着动物的有机体构造和神经系统的发展而慢慢转化为意识。如果猿猴总是用四只脚行走,如果它没有直起身子,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就不能自由地利用自己的肺和声带,因此也就不能说话,而这种情形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还有,如果猿猴没有用后面两只脚站起来,那末它的后代(即人类)也就不能不总是用四只脚行走,总是向下方看并从下方摄取印象,也就没有可能向上方看,向四周看,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使自己的头脑获得的印象较四脚动物为多。这一切就会根本阻滞人类意识的发展。

由此可见,为了意识的发展,就需要有机体的某种构造及其神经系统的发展。

由此可见,物质方面的发展,外部条件的发展,先于观念方面的发展,先于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然后意识、观念方面才相应地发生变化。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12月至1907年2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第1版,第288—289页。

(二)语言与思维和意识|返回目录

1.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唯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

正如可以把新闻出版自由归入行业自由一样,其他任何一种自由也都可以归入行业自由。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养子女;难道我这样就表述了法律自由、宗教自由、伦理自由的本质了吗?

我们也可以把事情倒过来说,把行业自由看作只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种。难道各个行业就只是用手脚工作,而不是同时也用头脑工作吗?难道只有作为言语的语言是唯一的思想语言吗?难道机械师不是用他的蒸汽机向我们的耳朵很清楚地说话吗?难道制床厂主不是我们的脊背,厨师不是向我们的胃很明白地说话吗?所有这些种类的新闻出版自由都容许存在,唯独一种新闻出版自由即通过油墨来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那种新闻出版自由不容许存在,这不是矛盾吗?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写于大约1842年3月26日—4月26日,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附刊,署名:莱茵省一居民,原文是德文),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191—192页。

2.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论断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同一个名称可以适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感性世界是一切观念的泉源,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像的永远单一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也象无形体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无限地添加某一数量,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觉察到的,才是可以认识的,那末对神的存在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追求的对象就是我们谓之幸福的东西。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164页。

3.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

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6页。

4.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5.“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页。

6.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

黑格尔用以反映——以歪曲的形式反映——现实冲突的那种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在这个“批判的”头脑看来就是现实冲突本身。布鲁诺接受了思辨的矛盾,并把这个矛盾的一部分同另一部分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因此,在他看来,一方面,现实的人以及他们对于从外表上看是独立在外而和他们对立的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 自我意识 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正如现实的生产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 这种自我意识的已经独立化的活动 一样;另一方面,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些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 实体 ;因为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不言而喻,用这两个已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的抽象,他就能够变各式各样的戏法,而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则一无所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93页。

7.这里作为基础的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某物,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等等

断言我“从无中”把我自己例如作为“说话者”创造出来,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里作为基础的无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某物,即现实的个人、他的语言器官、生理发育的一定阶段、现存的语言和它的方言、能听的耳朵以及从中可以听到些什么的人周围的环境,等等。因此,在任何一种特性的发展中,某物是通过某物从某物中创造出来的,而决不像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所说的,是从无通过无到无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157—158页。

8.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具体说来,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 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25页。

9.于是桑乔开始再度向我们描绘圣物和观念在世界中的统治,这一次是通过语言或词句的新形式进行统治的。语言一旦变成独立力量,当然就立刻变成词句

好歹都要跟着哲学家们走的桑乔,必然不得不去寻找哲人之石、方圆法和长生不老药,寻找一种本身具有能够从语言和思维的王国引到现实生活中去的神奇力量的“词”。由于桑乔长期和堂吉诃德打交道,他深深地受了堂吉诃德的感染,以致没有看出:他的这个“任务”、他的这个“使命”只不过是信仰他的大本哲学骑士小说的结果。

于是桑乔开始再度向我们描绘圣物和观念在世界中的统治,这一次是通过语言或词句的新形式进行统治的。语言一旦变成独立力量,当然就立刻变成词句。

在第151页上,桑乔把现代世界称为“词句的世界,以词为开端的世界”。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追求神奇的词的动机。

“哲学思辨企图找到普遍得包括每一个人在内的这样一个宾词……如果这个宾词把每一个人包括在内,那末每个人在宾词中都必须表现为主词,也就是说,不仅要表现为他所是的什么,而且要表现为他所是的谁。”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25—526页。

10.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1892 年4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3—504页。

11.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他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

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82页。

12.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

[X]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 感性自然界 ,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 另一个 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 别人 ,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但是, 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 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 自然 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 语言 ,具有感性的性质。自然界的 社会 的现实和 人的 自然科学或 关于人的自然科学 ,是同一个说法。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4页。

13.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

把货币比做语言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但是这种类比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族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页。

14.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

海姆是根据我的《宗教的本质》第48节提出这个谴责的。我在这一节中说过:自然界只有通过自然界本身才能被理解;自然界的必然性不是人类的或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或数学的必然性;自然界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存在物,对于它是不应当,也不能够运用任何人类尺度的,尽管为了使自然界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也拿自然现象同类似的人类现象相比,甚至把人类的用语和概念(如秩序、目的、规律等)用于自然界,而且按照我们语言的性质也必须把它们用于自然界。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56—157页。

15.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

答: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14—515页。

16.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中的共同工作

问:你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语言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那么,认为语言既是基础所具有的,又是上层建筑所具有的一种现象是否恰当?还是认为语言是一种中间的现象更正确些?

答:当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具有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固有的那种共同特点的,这就是说,它为社会服务,正如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为社会服务一样。但是,一切社会现象所固有的共同东西,其实也仅限于此。再进一步,便开始了各个社会现象之间的严重差别。

问题在于,社会现象,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专门的特点,这些专门的特点使社会现象互相区别,而这些专门特点对于科学最为重要。基础的专门特点就是:基础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的专门特点就是:上层建筑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设施。语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这些特点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正因为它们仅仅是语言所特有的,语言才是独立的科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语言的这些特点,语言学就会丧失独立存在的权利。

简短些说,语言既不能列入基础一类,也不能列入上层建筑一类。

语言也不能列入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现象一类,因为这种“中间”现象是不存在的。

但是语言也许可以列入社会生产力一类,譬如说,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吧?的确,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点:生产工具,象语言一样,对于各个阶级表现出一种一视同仁的态度,并能同样地服务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不管是旧的阶级,或是新的阶级。根据这个情况是否可以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呢?不,不可以。

有一个时候,尼•雅•马尔看到他的“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公式遭到了反对,就决定“改造”一下,宣称“语言是生产工具”。尼•雅•马尔把语言列入生产工具一类,是否对呢?不,他完全不对。

问题在于,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的类似之处,只限于我刚才所说的那一点。但是语言和生产工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生产工具生产物质资料,而语言则什么也不生产,或者只是“生产”词而已。确切些说,有生产工具的人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但是同样这些人如果只有语言而没有生产工具,那就不能够生产物质资料。不难了解,假如语言能够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的人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17.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

2.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语言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2]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13]。马克思说:“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14]依据你的意见,语言学应当在哪种程度上来研究语言的含义方面,研究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以及修辞学呢?或者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应当是形式吗?

答:语义学是语言学的重要部分之一。词语的含义方面在研究语言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应当保证语义学在语言学中应有的地位。

然而,在研究语义学问题和使用它的材料时,千万不可过高估计它的意义,尤其不可滥用它。我指的是某些语言学者,他们过分沉醉于语义学,无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同思维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他们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硬说语言在消亡着,没有语言也行。

请注意尼•雅•马尔所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它以声音表露出来;思维的活动没有表露也可以进行。……语言(有声的)现在已开始把自己的职能让给那些绝对战胜空间的最新发明了,而思维则借其未加利用的过去的积累和新的成就而上升,并且将排挤和完全代替语言。未来的语言就是在不依赖于自然物质的技术中成长起来的思维。在它面前,任何语言,甚至有声的、仍然同自然规范相联系的语言也会站不住脚。”(见尼•雅•马尔的《选集》)

如果把这种施展“魔力”的玄妙莫测的话译成普通人讲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

(二)尼•雅•马尔认为,人们的交际,不用语言,而借助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不依赖于“自然规范”的思维本身就可以办到;

(三)尼•雅•马尔把思维同语言分割开来,又使思维“不依赖于”语言的“自然物质”,他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语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简短些说,过高估计语义学和滥用语义学,使尼•雅•马尔走向唯心主义。

因此,如果保护语义学,不象尼•雅•马尔和他的“学生们”那样加以夸大和滥用,那么语义学对语言学就能有很大的益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5—527页。

18.聋哑人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是不存在的

3.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的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的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的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的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的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7月22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2—533页。

19.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唯心主义硬说,只有我们的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在我们的感觉、表象、概念中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却与此相反,它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432页。

(三)语言的功能|返回目录

1.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要知道,老贝利耶掌握着大批文件,足以证明拿破仑亲王和玛蒂尔达公主也曾用这种使他的儿子贝利耶坐在被告席上的欺骗行为赚得了大宗款项。贝利耶是一位具有法国风格的善于雄辩的巨匠,他的这种完全依靠演说家的举止、声调、目光和手势的技能,可以把那些写在纸上看来索然无味的字,用炽烈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贝利耶在法庭上宣读这些文件,再加上一些说明,那末皇帝的宝座就会动摇不稳了。所以,皇帝的近臣前去劝说贝利耶放弃他的意图,并且肯定地答应他,只要他保持缄默,就可以保证他的儿子无罪。

马克思:《时代的表征》(1858年3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438页。

2.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

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它被一方看成并理解为请求、哀诉,从而被看成 屈辱 ,所以使用它时就带有羞耻和被唾弃的感情;它被另一方理解为 不知羞耻或神经错乱 ,从而遭到驳斥。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 人类尊严的侮辱 ,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36页。

3.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例如,在西非海岸的某些黑人那里,等于x金属条块。一种商品=1金属条块;另一种商品=2金属条块。它们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页。

4.价格和铸币是从交往中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由交往所创造的用语,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手段的商品的交往用语

价格只是交换价值的特定用语,是交换价值用流通本身的语言来表达的通俗用语,正如自身也可以作为单纯象征而存在的铸币只不过是交换价值的象征性的表现一样;但是作为交换手段,铸币始终只是商品交换的手段,并不会因此加进任何新的内容。诚然,价格和铸币是从交往中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由交往所创造的用语,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手段的商品的交往用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0月—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91—492页。

5.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页。

6.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

问:有人说,语言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阶级的语言;对社会共同的统一的语言、非阶级的语言、全民的语言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不,不正确。

不难了解,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根本谈不到阶级的语言。原始公社氏族制度是没有阶级的,因此那时当然不可能有阶级的语言,那时语言对人们的整个集体是共同的、统一的。有人反驳说,所谓阶级,应当是指任何人类集体,包括原始公社集体在内。这种说法算不得什么反驳,而是玩弄词句,是不值得一驳的。

至于语言的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从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语言到民族(нация)语言[15],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工具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共同的,它同样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这里我指的并不是奴隶时代和中世纪时代的帝国,例如,居鲁士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和查理大帝等所建立的帝国,这些帝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这些帝国不仅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对整个帝国统一的、为帝国一切成员都懂得的语言。这些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集合体。因此,我指的不是这些帝国和类似的帝国,而是组成这些帝国的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是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的。历史表明:这些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是每个部落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共同的,是大家都懂得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16]、土语,但是部落或者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

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而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民族(нация)的语言。历史表明:民族语言不是阶级的,而是全民的,对每个民族的成员是共同的、对整个民族是统一的。

上面已经说过: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17],在书刊中常常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错误地说成是语言,如“贵族语言”、“资产阶级语言”,与此相对立的则有“无产阶级语言”、“农民语言”。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根据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什么民族语言是虚构的,只有阶级语言才是实际存在的。

我想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错误的了。能不能把这些方言和习惯语看作语言呢?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第一,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没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要从民族语言中去借用。其所以不能,第二,因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在某一阶级上层分子的狭窄范围中通用,完全不适用于作为整个社会中人们交际的工具。在这些方言和习惯语中到底有些什么呢?其中有的只是一些反映贵族或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特殊趣味的特别的词,一些抛去了民族语言中“粗鲁”用语和短语的特别风雅客气的用语和短语以及若干外来语。然而基本的词,即绝大多数的词和语法构造还是从全民的民族语言中拿来的。因此这些方言和习惯语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没有任何语言的独立性,而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如果以为这些方言和习惯语能够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能够排挤民族语言并代替民族语言,这就是看不到历史的前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18],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19]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而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从属于高级形式。

那么,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那套词汇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们生意人的习惯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有人援引恩格斯,引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的话:“……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20]有些同志根据这一句话就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也就是说,他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语言而是说方言,他完全懂得,方言是民族语言的支派,是不能代替民族语言的。可是,这些同志看来是不很同意语言同方言是有区别的……

显然,这段话是引用得不恰当的,因为恩格斯在这里不是说“阶级语言”,而主要是说阶级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同民族语言或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就能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的论据吗?或者作为反对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吗?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清楚地知道,在民族内部存在着阶级矛盾。这些同志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论点呢?

有人援引拉法格的话,说拉法格在《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中承认语言的“阶级性”,似乎他否认全民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拉法格的确谈论过“贵族语言”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习惯语”。但是这些同志忘记了拉法格关心的不是语言和习惯语的区别问题,他把这些方言有时叫作“人造语”,有时叫作“习惯语”。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肯定地说:“贵族所擅长的人造语……是资产者、手艺人、城市和乡村都讲的那个全民语言中分出来的。”

可见,拉法格是承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它的必要性的,他完全懂得“贵族语言”及其他方言和习惯语是从属性的,是依附于全民语言的。

因此,引证拉法格的话没有达到目的。

有人说,有一个时期英国封建主“在几百年中”说法语[21],而那时英国人民却说英语,这一情况似乎可以作为主张语言有“阶级性”和反对全民语言的必要性的论据。但是,这不是什么论据,而象是一种笑话。第一,那时说法语的,并不是所有封建主,而是在国王宫廷和贵族府邸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分英国封建主上层分子。第二,他们并不是说什么“阶级语言”而是说普通的全民的法语。第三,大家知道,这种好讲法语的风尚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让位给全民的英语。这些同志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同英国人民“在几百年中”相互交谈时是经过翻译的呢?是否认为英国封建主完全不说英语、全民的英语在那时是不存在的呢?是否认为那时法语在英国比只在英国贵族上层的狭小圈子里通行的沙龙语言更广泛一些呢?怎么可以根据这种笑话式的“论据”来否认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呢?

俄国贵族有一个时候在宫廷和沙龙里也有好讲法语的风尚,他们以讲俄语时夹杂些法语、以会讲总是带着法国口音的俄语而自鸣得意。这是不是说那时在俄国就没有全民的俄语,那时全民的语言就是虚构的,而“阶级语言”才是实在的呢?

这些同志在这里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

第二个错误在于,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当成社会的完全分裂,当成两个敌对阶级间斩断了一切联系。他们认为既然社会分裂了,再没有统一的社会,而有的只是阶级,那么就不需要有社会统一的语言,不需要民族的语言了。既然社会分裂了,并且没有全民的、民族的语言,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是阶级和“阶级语言”。显然,每个“阶级语言”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的”语法——“无产阶级的”语法、“资产阶级的”语法。其实这样的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使这些同志感到为难,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语法总会出现的。

有个时候,我国有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他们因此获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穴居野人”……

显然,这种对社会、阶级、语言的鄙陋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但是这种观点的确在我们某些弄糊涂了的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而且继续存在着。

以为有了残酷的阶级斗争,社会似乎就分裂成了在一个社会中相互间再也没有任何经济联系的各个阶级,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相反地,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资产者和无产者相互之间便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他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个部分。资产者如果没有受他们支配的雇佣工人就不能生活和发财,无产者如果不受雇于资本家,也不能继续生存。中断他们之间的一切经济联系,就是中断一切生产,而中断一切生产就会使社会灭亡,阶级本身灭亡。显然,没有一个阶级情愿使自己灭亡。因此,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是不会引起社会分裂的。只有对马克思主义问题无知,对语言的本质一窍不通,才会使我们某些同志说出社会分裂、“阶级的”语言、“阶级的”语法之类的荒唐话。

其次,有人引证列宁的话,说列宁承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族文化口号是民族主义的口号。这一切都是对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绝对正确。但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这些同志引证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两种文化的话,显然是想使读者相信:在社会上既然存在着两种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那么语言也应当有两种,因为语言是同文化相联系的,——由此可见,列宁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必要性,由此可见,列宁主张“阶级的”语言。这些同志在这里的错误,是他们把语言和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其实,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文化可以有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而语言却是交际的工具,永远是全民的,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俄语、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现在为这些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得并不坏,正象在十月革命以前为这些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得并不坏一样,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见,这些同志断言有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语言,就会导致否定统一语言的必要性,——这是大错特错了。

列宁说到两种文化的时候,所持的出发点正是:两种文化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否定统一的语言和形成两种语言,而肯定语言应当是统一的。崩得分子[22]曾指责列宁,说他否认了民族语言的必要性,而把文化解释为“无民族性的”。大家知道,列宁严厉地反驳了这种说法。列宁说: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不是民族语言,他认为民族语言的必要性是无可争论的。奇怪的是,我们有些同志竟步了崩得分子的后尘。

至于说列宁似乎否定了统一的语言的必要性,那么就应当听一听列宁说的下面的话: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无阻碍的发展,是保证贸易周转能够适应现代资本主义而真正自由广泛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23]

可见,这些尊敬的同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

最后,有人援引斯大林,他们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在这个时期始终是这种民族的主要领导力量。”[24]这都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及其民族主义的政党的确领导着资产阶级文化,正如无产阶级及其国际主义的政党领导着无产阶级文化一样。可是这同语言的“阶级性”有什么相干呢?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吗?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有名的公式: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等的文化,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即按其语言是民族的?这些同志是否同意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呢?

我们这些同志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改变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基本上是不变的,同样地既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

总括说来:

(一)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从来就是并且现在还是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的一切成员是共同的;

(二)方言和习惯语的存在并不否定,而是肯定全民语言的存在,因为方言和习惯语是全民语言的支派,并且从属于全民语言;

(三)语言有“阶级性”的公式是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06—514页。

7.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

1.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的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所涉及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的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象十九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25]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出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7月11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1—532页。

(四)能指与所指和语言的符号性|返回目录

1.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

尤其是有机化学,由于简化而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为每天都发现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同某些把国家名称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的主教有相同之处,而那些国家恰恰掌握在不信教者手中,位于非天主教徒生活的区域;此外,那些元素名称同许多学术团体成员的头衔以及德意志各邦诸侯的封号一样冗长,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用它们来代替名字,因为他们不让自己受任何语言的束缚。

马克思:《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1837年2—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821—822页。

2.因此:《portier》〔“看门人”〕和《épicierp》〔“小店主”〕这两个词是骂人的话,连《portier》〔“看门人”〕自己也希望别人称他《concierge》〔“看房人”〕

巴黎的看门人是房东的代表和密探。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的工钱不是由房东,而是由房客出的。由于自己的收入很不可靠,看门人除了自己的正式职业以外,还常常要弄点外快。在恐怖统治时期,在帝国时期和复辟时期,看门人是秘密警察的主要代理人。例如富瓦将军就处于自己的看门人的暗中监视之下,寄给将军的信件都要被他先转给附近的警察代理人审阅。因此:《portier》〔“看门人”〕和《épicier》〔“小店主”〕这两个词是骂人的话,连《portier》〔“看门人”〕自己也希望别人称他《concierge》〔“看房人”〕。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94页。

3.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

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相信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神秘力量,这是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所表现的实际关系获得独立存在以后的必然结果。除了通俗头脑对这些一般性和概念是这样看法以外,政治家和法学家还对它们有特殊的看法和想法,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圣桑乔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幻想并且根据这一点宣称合法的财产是私有财产的基础,而法的概念又是合法的财产的基础,于是他就可以把他的全部批判局限于宣称法的概念是概念,是怪影。这样一来,圣桑乔就认为一切都清楚了。为了使他放心,还可以提醒他一句:在一切早期的立法中,两只同时发现一块骨头的狗的行为就已被承认是法了;罗马法全书讲道:vim vi repel-lere licere〔可以以牙还牙〕;而idque jus natura comparatur〔这个法是大自然所定的〕,这意思是说,这是jus quod natura omnia animalia docuit〔大自然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包括人和狗);但是后来有组织的以牙还牙“恰恰”成为法。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21页。

4.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不论在数学中还是在别的领域中,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陷入幼稚意识形态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这种说法甚至也遭到语言的反驳。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5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页。

5.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

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页。

6.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

名称的意义。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是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的系列,那末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表明这个系列的名称(烷烃等等)。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81年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638页。

7.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300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1;b=2;g=3;d=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页。

8.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64页。

9.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司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担等等。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7—118页。

10.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1.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2.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相抵触的。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这个名称就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1/15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3.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司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后者也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于是英国人不说一夸特小麦等于一盎司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10又1/2便士。这样,商品就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做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9—121页。

11.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义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

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说商品同被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122页。

12.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1月第1版,第18页。

13.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流动资本仿佛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亚•斯密在列举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时忘记了劳动力。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流动资本仿佛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1863—1865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1页。

14.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一个特殊项目

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一个特殊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864—188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9页。

15.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因而实际上怀疑和考虑的只是现象的名称,而不是现象本身

这些经济学家甚至不可能谈到货币的生产过剩,因为货币在他们看来就是商品,所以整个现象都归结为他们在一个名称下加以承认而在另一个名称下则加以否认的商品的生产过剩。……

总之,可以认为,用“ 资本过多 ”的说法代替“ 商品生产过剩 ”的说法不仅仅是一种遁辞,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昧着良心的轻率——同一现象,称作a,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b,就加以否认,因而实际上怀疑和考虑的只是现象的 名称 ,而不是现象本身。而不是现象本身;或者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回避说明现象的困难:在现象采取某种形式(名称)而同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发生矛盾时就加以否认,只有在现象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加以承认。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第569页。

16.“积蓄”和“积累”在这里不过是劳动者的产品经受的那些形式转化的名称

就“劳动基金”来说,“积蓄”和“积累”在这里不过是劳动者的产品经受的那些形式转化的名称。独立劳动者和雇佣工人一样,消费自己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和前者一样,消费自己的产品。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468页。

17.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操着不同的语言

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但是,作为铸币,货币还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它按照它由以构成的金、铜、银等等材料,分为各种不同的铸币。它取得一个政治头衔,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操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它在同一个国家取得不同的名称,等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0月—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176页。

18.“麻布=上衣”这个等式用语言来表示,只不过是:上衣这种商品和与它不同种的商品麻布具有同一性质,具有同一实体

因为要表现自己价值的是麻布,所以它是发起者。麻布和上衣,即和它自身不同的另一种商品,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等的关系。“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个表现的基础,实际上是“麻布=上衣”,这个等式用语言来表示,只不过是:上衣这种商品和与它不同种的商品麻布具有同一性质,具有同一实体。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52页。

19.“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

一切自由派和一切资产者无疑是赞成“现代社会发展”的,所以他们都会因为尔•姆•的话而高兴。尽管如此,资产者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包含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在使用这一共同用语时也各有所指。也就是说,尔•姆•没有向工人说清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含糊不清、令人莫解的话。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底),摘自《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230页。

20.“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批评自由”——这无疑是目前最时髦的口号,是各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争论中最常用的口号。乍看起来,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争论的一方一再郑重其事地引用批评自由更奇怪的了。难道在先进政党中,有人声言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用来保障科学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条文吗?凡是在街头巷尾一再听到这个时髦的口号而还没有深入了解争论双方意见分歧的实质的局外人,一定会想:“这里恐怕有问题吧!”“这个口号显然是一种特定用语,象代号一样,用习惯了,几乎成为一种普通名词了。”

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5页。

21.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

我在这段话里究竟想说什么呢?无非是把属于自然界的东西同属于人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这段话里没有说自然界中任何真实的东西都跟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和观念不相符合,这段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否认秩序等等之存在于自然界就象存在于人的头脑或感觉中一样。秩序、目的、规律不外是一些词,人用这些词把自然界的事物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以便了解这些事物;这些词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没有客观内容的(nicht sinn-d.h.gegenstandlose Worte);但是,我还是应当把原文和译文区别开来。人理解秩序、目的、规律这些词是有些随意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57页。

22.模写一定是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

费尔巴哈的继承者阿尔布雷希特•劳对赫尔姆霍茨的这种没有彻底背离“实在论”的符号论进行坚决的批判。劳说,赫尔姆霍茨的基本观点是实在论的前提,按照这种前提,“我们借助我们的感觉认识物的客观特性”。符号论不能和这种观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完全唯物主义的观点)调和,因为它对感性有些不信任,即对我们感官的提示不信任。不容争辩,模写决不会和原型完全相同,但模写是一回事,符号、记号是另一回事。模写一定是而且必然是以“被模写”的东西的客观实在性为前提的。“记号”、符号、象形文字是一些带有完全不必要的不可知论成分的概念。因此,阿•劳说得十分正确:赫尔姆霍茨用符号论向康德主义纳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46页。

23.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43页。

24.它有时不是用文字而是用符号记的

让我回忆当时的情况并予以公开,我做不到,即使有那个片断的笔记我也做不到,那个笔记纯粹是供自己用的,它有时不是用文字而是用符号记的。

列宁:《致彼•阿•克拉西科夫》(不晚于1902年11月9日),《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74页。

二 论语言的结构|返回目录

(一)语音和语法|返回目录

1.听到的将是音调和谐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

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兰人。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显得肮脏和破烂,就可以预先猜到,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将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鲁撒克逊面貌不同的赛尔特面孔,听到的将是音调和谐的带气音的爱尔兰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兰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在曼彻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兰人的话。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76页。

2.(瑞士)语言也比巴塞尔方言更加优美动听,舒适安逸的贵族城市生活赋予巴塞尔方言一种平庸、浓重的拖音

我们很快地下了山,只有这时,在接近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在瑞士境内了。与瑞士的自然景色同时出现的是瑞士的服饰和建筑。语言也比巴塞尔方言更加优美动听,舒适安逸的贵族城市生活赋予巴塞尔方言一种平庸、浓重的拖音。人的表情在这里也变得更加自然,更加开朗,更加活泼,三角帽让位于圆形帽,拖着长下摆的礼服被丝绒短上衣取代。——小城布鲁格很快就落在我们后面了,我们继续赶路,跨过一条条两岸青青的湍急的河流,匆匆环顾一下瞬息万变的诱人景色,告别了阿勒河、罗伊斯河以及哈布斯堡(哈布斯堡的遗址,在树林茂密的山顶上依稀可见),进入利马特河谷,沿着这条河谷一直到达苏黎世。

恩格斯:《漫游伦巴第》(1841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85页。

3.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宾词的句子里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

“公民们:我们,侨居英国的流亡者们, 而单单是由于这一点 就处于更有利的条件以便判断大陆的政治运动[1](注意!在这个 独一无二 的用不着主语、系词和宾词的句子里犯了一个文法上的大错误。这里应该说:因而处于比你们大家都更有利的条件以便[2]),曾经有可能注意并积极地注视列强的同盟的一切阴谋,它们正准备对法国进行新的入侵,在那里(真妙!)走狗们正在期待着北方的哥萨克,以便(又一个“以便”)在发源地(在巴特尔米和鲍狄埃的故乡)扑灭世界革命的火山。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2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67页。

4.从语言学观点来看,使我感兴趣的只是现在分词havand即“有”这个形式

比斯利在新出版的《双周》上发表了一篇混乱透顶的论社会问题的文章。

在那段古苏格兰文的摘录中,从语言学观点来看,使我感兴趣的只是现在分词havand即“有”这个形式。这部编年史中出现这种形式,这就证明在十六世纪初,也就是说,直到这种形式在英格兰早已消失的时候,它在苏格兰还存在。

我确实把俄语搞错了,俄语变格我已忘得差不多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3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52页。

5.因为“愈……就愈”和“因为……所以”完全不是同一个意义

有人反对说,如果讲“技术进步愈向前发展,劳动力就愈供过于求”,那是与事实不符的;“供应增多”决不只是由于“技术进步”。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愈……就愈”和“因为……所以”完全不是同一个意义。“供应增多”的原因何在,这在上一段(“破产”,“排挤”等等)已经阐明了,而在解释中将作出更具体的说明。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902年3月14日[27日]以前),摘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11页。

6.语法(词法、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句中词的组合的规则的汇集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共同构成所谓语言的词汇。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就包括成为它的核心的全部根词[3]。基本词汇比语言的词汇少得多,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且为构成新词提供基础。词汇反映语言的状况:词汇越丰富、越纷繁,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达。

但是词汇本身还不是语言,词汇好比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建筑业中的建筑材料并不就是房屋,虽然没有建筑材料就不可能建成房屋。同样,语言的词汇也并不就是语言,虽然没有词汇,任何语言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语言的词汇受着语言语法的支配的时候,就会获得极大的意义。语法规定词的变化规则、词组合成句的规则,这样就赋予语言一种有条理、有含义的性质。语法(词法、句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句中词的组合的规则的汇集。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有了语法,语言才有可能赋予人的思想以物质的语言的外壳。

语法的特点在于,它得出词的变化的规则,而这不是指具体的词,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它得出造句的规则,而这不是指某些具体的句子,例如具体的主语、具体的谓语等等,而是指任何的句子,不管某个句子的具体形式如何。因此语法从词和句的个别和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研究作为词的变化和句中词的组合的基础的一般的东西,并且以此构成语法规则、语法规律。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维的巨大成就的标志。

就这一方面来说,语法很象几何学,几何学从具体对象中抽象出来,把各种对象看成没有具体性的物体,从而得出自己的定理,它所规定的不是某些具体对象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语言和上层建筑不同,上层建筑同生产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这个中介。语言则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着,正象它同人的工作的一切范围(毫无例外)中的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一样。因此语言的词汇对于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此外语言还有一点和上层建筑不同,它无须等待基础的消灭,它在基础消灭以前,且不管基础的状态怎样,就使自己的词汇发生变化。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15—516页。

7.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还要慢。语法构造是许多时代以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比基本词汇还要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当然也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善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证明,这些基础能够在许多时代中有效地为社会服务。

由此可见,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17页。

8.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5.问:许多语言学家认为形式主义是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基本原因之一。语言学中的形式主义究竟表现在哪里以及如何克服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很想知道你的意见。

答: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责难一切不赞成尼•雅•马尔“新学说”的语言学者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当然是不严肃的和不聪明的。

尼•雅•马尔认为语法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认为那些把语法构造当作语言基础的人是形式主义者。这就是极端愚蠢了。

我认为“形式主义”是“新学说”的创造者们为了便于同自己在语言学界的对手作斗争而捏造出来的。

苏联语言学停滞的原因,并不是尼•雅•马尔及其“学生们”所发明的“形式主义”,而是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和理论上的缺陷。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尼•雅•马尔的“学生们”建立的。尼•雅•马尔及其最亲近的战友们给语言学带来了理论上的混乱。为了不再有停滞现象,就应该把两者一起铲除。铲除这些溃疡,才会使苏联语言学健康起来,才会使它走上康庄大道,才会使苏联语言学能够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第一位。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9页。

(二)语义和词义|返回目录

1.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1月寄自摩泽尔河畔。《莱茵报》第346和348号登载了我的两篇文章[4],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柴荒问题,另一篇是谈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 特别 关注1841年12月24日的王室内阁指令以及报刊在该指令的推动下所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第二篇文章的语调是 粗俗的 ,甚至可以说是 粗鲁的 。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在贫困中发出的 毫无顾忌 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 在政治 上有义务暂时公开地使用那种在贫困中产生的民众语言,因为他在自己的故乡每时每刻都无法忘记这种语言。但是,如果要证明这些话说的是事实,那恐怕就不能主张 逐字逐句 地去加以证明了,因为那样一来,任何概括性的说法都会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而且任何人说的话,如果不是将原话加以重复,就根本不可能转述它的意思了。因此,例如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葡萄种植者求助的呼声被看作 无理取闹 ”,按理说,人们只能要求这句话表示一个大致不差的 相等关系 ,也就是说,人们只能要求证明存在着某种大体上等于“无理取闹”这种概括性说法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表明上述说法并不是不恰当的。如果这样的例证已被提供出来,那么问题就不在于是否 实有 其事,而只在于 语言的准确 程度如何了;而对于语言表达中的那些极其细微的差别,即使要作出毫无把握的判断,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42年12月底—1843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357—358页。

2.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

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他所做的,在他那个圈子里就是举足轻重的。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7—478页。

3.如果圣麦克斯不是得到德语中Bürger这个词的帮助,使他能随心所欲地把它一会儿解释为citoyen〔公民〕,一会儿解释为bourgeois〔资产者〕,一会儿解释为德国的“善良市民”

至于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如果圣麦克斯不是得到德语中Bürger这个词的帮助,使他能随心所欲地把它一会儿解释为citoyen〔公民〕,一会儿解释为bourgeois〔资产者〕,一会儿解释为德国的“善良市民”,他就决不能制造出这些“折磨心灵的”和“惊心动魄的”矛盾,至少是绝对不敢把它们公开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20页。

4.所有这些字眼即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

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按照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看法,大多数的人、无产者早就该失去一切个性了,然而现在看来,正是在他们之中个性发展得最为强烈。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和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Eigentum〔财产〕和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eigen》〔“自有”〕,valeur,value,Wert〔价值〕;commerce,Verkehr〔商业,交往〕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即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如果圣麦克斯认真地想利用这种双关语,那末,他将不难作出许多新的光辉的经济学的发现,尽管他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而且以后还将提到的他所举的新的经济事实也的确完全可归入这种同义语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55页。

5.同义语和同位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那套骗人把戏的主要杠杆,这套把戏已经被我们无数次地戳穿了

除了同位语,还有圣桑乔以各种方式所利用的同义语。如果两个字在字源上有联系或者哪怕只是在发音上有些相似,它们就被当成彼此有连带责任了;如果一个字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那末它就按照需要时而作这一种解释,时而作另一种解释,而且圣桑乔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是从各种“变形”的角度来说明同一种事物的。翻译也是玩弄同义语的一个特殊方面,他在翻译中用德语中的一个词来补充法语或拉丁语中的一个词,而这个德文词只有那个法文词或拉丁文词的一半意义,并且除此以外它还有完全不相干的一些意义,例如,像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respektieren》〔“尊敬”〕有时就翻译成“感到敬畏”。我们还可以回想到Staat〔国家〕,Status〔状况〕,Stand〔状态〕,Notstand〔贫困的状态〕等字。在论共产主义这一章里,我们已经领教了许多关于这样使用具有双重意义的词的例子。现在让我们再简单地来看一看关于同源的同义语的一个例子吧。

“Gesellschaft〔社会〕这个词的根源是。如果Seal〔大厅〕里有许多人,那末大厅就是使他们处于社会之中的原因。他们在社会中,并且至多构成一个沙龙社会,因为他们是用普通的沙龙辞令进行交谈。至于我们所谈的真正的交往,必须认为这是不以社会为转移的。”(第286页)[5]

由于“Gesellschaft这个词的根源是Sal”(顺便提一下,这是不对的,因为任何词的 原始 词根都是 动词 ),所以Sal必须等于Saal。但是Sal在古代南部德语中的意思是建筑物;Kisello,Geselle〔同伴〕(Gesellschaft就是从这个字变来的)的意思是 同住者 ,因此,在这里硬把Saal扯进来未免太随便了。但是这还不算,Saal立刻又变成了Salon〔沙龙〕,仿佛古代南部德语中的Sal和近代法语中的Salon并没有近千年的间隔和若干英里的距离似的。于是社会就变成了沙龙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按照德国小市民的想法,只有词句的交往,而没有任何现实的交往。但是,既然圣麦克斯认为最重要的是把社会变成“ 圣物 ”,那末他可以用最简便的方法达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只要稍微深刻地研究一下字源学并查看一下任何一部语源辞典就行了。对他说来,发现Gesellschaft〔社会〕和selig〔天堂极乐的〕之间的同源词的关系真是如获至宝!Gesellschsft〔社会〕——selig〔天堂极乐的〕——heilig〔神圣的〕——das Heilige〔圣物〕,还有什么比这看起来更简单的呢?

如果“施蒂纳”玩弄的同源的同义语是正确的,那末共产主义者所寻求的就是真正的伯爵领地,作为圣物的伯爵领地了。Gesellschsft的字源是Sal,即建筑物,同样,Graf〔伯爵〕(哥达语garavjo)的字源也是哥达语的ravo,即房屋。Sal、建筑物=ravo、房屋。因此,Gesellschaft〔社会〕=Grafschaft〔伯爵领地〕。这两个词的字头和字尾都是一样的,字根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于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社会就是神圣的伯爵领地,即作为圣物的伯爵领地,——还有什么比这更简便呢?当圣桑乔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完善的采邑制度亦即伯爵领地制度的时候,他已经模糊地想到了这一点。

我们这位圣者玩弄同义语,一方面是要把经验的关系变成思辨的关系,例如他把一个在实际生活中和哲学思辨中所使用的词按照它的思辨的意义来运用,关于这种思辨的意义说一些话,然后他就装模作样,仿佛这样他也就算批判了这个词也能表达的那些现实的关系似的。他就是这样运用“ 思辨 ”[6]这个词的。在第406页①上,“思辨”从两方面“表现”为一个具有“两种表现”的统一的本质,——啊,施里加!桑乔大叫大嚷地反对哲学思辨,他认为这样一来他也就取消了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投机了。另一方面,这位隐蔽的小资产者玩弄同义语来把资产阶级的关系(请看前面在“共产主义”一节中关于语言同资产阶级关系的联系说了些什么)变成个人的关系,因此,如果不在个性、“独自性”和“唯一性”上触动个人,就不能触动这种关系。桑乔就是这样来玩弄例如Geld〔金钱〕和Geltung〔效用〕、Vemōgen〔财产〕和vermōgen〔有才能〕等等之间的字源上的联系。

同义语和同位语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那套 骗人把戏 的主要杠杆,这套把戏已经被我们无数次地戳穿了。为了用实例来说明这套手法并不高明,让我们也像桑乔那样来变一套把戏吧。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09—311页。

6.维多利亚女王的文告宣布交战国的《officers》是禁运品。根据英语的用词,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既是南部同盟的官员,就属于被女王的文告指为禁运品的《officers》的范围

维多利亚女王的文告宣布交战国的《officers》是禁运品。是否仅仅军官才是《officers》呢?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是不是南部同盟的《officers》呢? 赛米尔•约翰逊 在他所编的英语辞典[7]中说:《officers》就是《men employed by the public》;用德语来说,就是《offentliche beamte》〔“公职人员”〕。沃克也作了同样的解释(见他所编的辞典,1861年版)[8]。

因此,根据英语的用词,梅森、斯莱德耳一行既是特使,id est〔也就是说〕,既是南部同盟的官员,就属于被女王的文告指为 禁运品 的《officers》的范围。

马克思:《关于“特伦特号”事件的争论》(1861年12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34页。

7.association,union,alliance(obchtchestvo,soiouztovarichtchestvo)这几个词在俄语中或多或少是同义词,在使用时常常没有区别

涅恰也夫催促伊万诺夫和其他大学生赶快加入这个受万能的委员会领导的秘密团体,用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秘密团体的成员不应该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和所在地。这个委员会和这个组织就是 世界联合会、革命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的俄国分部! [9]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7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454页。

8.在俄语中,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

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весь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 世界观 ”,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 东方专制制度 的自然形成的基础。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7页。

9.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3月18—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4页。

10.《honor》〔“荣誉”〕这个名词,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名誉权利相联系的官职说的,到了九世纪却具有同采邑一词完全相同的意义了

这种同伯爵官职放在一起的附属物(res cormitatus,pertinentiae comitatus〔伯爵财产,伯爵所属物〕),起初是同授予在任伯爵个人的采邑严格地划分开的。采邑的授予,通常也是很多的;所以,把赠予地和采邑加在一起,原来属于名誉官职的伯爵官职,现在却成为收入非常优厚的职位了,而自虔诚者路易以后,这种赠予地同王室其他慷慨的赠予一样,也是特意授予国王想争取或者想靠他们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人。所以,关于口吃者路易有这样的记载,《quos potuit conciliavit sibi,dans eis abbatias et comitatus ac villas》〔“凡是能够争取到的人,他都授予他们修道院、伯爵领地和庄园,把他们争取过来”〕(“贝坦年鉴”,877年)。《honor》〔“荣誉”〕这个名词,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名誉权利相联系的官职说的,到了九世纪却具有同采邑一词完全相同的意义了。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58—559页。

11.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die ungemāchliche Klasse]”

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classes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die ungemāchliche Klasse]”。

马克思:《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1890年12月—1891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176页。

12.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确切

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页。

13.“value,valeur”这两个词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他人指出,“value,valeur”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事实“value,valeur,Wert”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326页。

14.英国人用currency〔通货〕来表达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用money〔货币〕来表达第三种属性上的货币

富拉顿所指的正是金银的这种属性:充当货币,契约上的一般商品,价值尺度,同时又可以任意转化为流通手段。英国人用currency〔通货〕这一恰当的用语来表达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铸币不恰当,因为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流通手段),用money〔货币〕来表达第三种属性上的货币。可是,他们对这种属性没有特别加以说明,所以他们就把这种money〔货币〕说成资本,虽然他们后来实际上又不得不把这种货币当作资本的特定形式而同资本一般区别开来。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年10月—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04—405页。

15.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有时把它看作消费基金,有时把它看作资本家的积累基金

迄今为止,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有时把它看作消费基金,有时把它看作资本家的积累基金。剩余价值同时既是前者又是后者。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被消费,[10]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积累起来。

马克思:《[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1872年9月—1875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30页。

16.可见法令是故意含糊其词。看起来好象都是一样,其实在这里也是毫无顾忌地有意使用含混不清的词句来损害工人

这篇文章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合同中根本没有谈到工作时间,那么新法令是不适用的,因为承包一定工作的工人,“ 已不是雇佣工人,而是接受订货者 。”这就是说,厂主要摆脱讨厌的法令并不太难,只要不称工人为工人,而称之为“接受订货者”就行了!不说 工人留在工厂内 受厂主支配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而说工人 按照合同 必须留在厂内的时间算作工作时间,可见法令是 故意 含糊其词。看起来好象都是一样,其实在这里也是毫无顾忌地有意使用含混不清的词句来损害工人!

列宁:《新工厂法》(1897年夏),摘自《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340页。

17.这个用语的含义模糊不清,“在监督和领导下”这些字眼可以导致既不会有监督,也不会有领导

相反,如果一个并不属于任何党的组织却自称为党员的人在法庭上表现得不好,那害处就大了。要否认这样的人曾经在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过,是不可能的,其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用语的含义模糊不清。实际上,——对这一点是不会有怀疑的——“在监督和领导下”这些字眼可以导致既不会有监督,也不会有领导。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03年8月2日[15日]),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72页。

18.自治的概念丝毫没有说明……自治是对主体而言……自治是对客体而言——地区?语言?

自治的概念丝毫没有说明:“独立性”——在什么方面?

(1)自治是 对谁而言?在什么方面?

(2)自治是对主体而言

(3)自治是对客体而言

【并入2】——地区?

语言?

不是:“ 犹太民族 ”。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日志》(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83页。

19.我们不要为这些响亮词句所蒙蔽而忽略其真正用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只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

在善良的资产者和清白的官僚看来,“真正的”组织只能是那些老老实实地向警察局登记并且规规矩矩地遵守一切“暂行条例”的组织。他不能想象在没有暂行条例的条件下可以有什么计划性、系统性。因此,当立宪民主党人讲到对合法性采取浪漫主义的藐视态度以及对经济学采取贵族老爷式的卑视态度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些响亮词句所蒙蔽而忽略其真正用意。这句话的真正用意只能是: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03页。

20.你想利用совпададь(一致)这个俄文词的双重含义吗?你想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相信“совпададь”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同”而不是“符合”吗

巴扎罗夫同志,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谎话或不可知论者的狡辩,因为感性表象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而只是这个现实的映象。你想利用совпадаь(一致)这个俄文词的双重含义[11]吗?你想使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相信“совпададь”在这里的意思是“相同”而不是“符合”吗?这是通过歪曲引文原意的手法把恩格斯完全改扮成马赫的样子,仅此而已。

如果读一读德文原文,你就会看到“stimmenmit”这个词的意思是“符合”、“协调”,“协调”是直译,因为Stimme是指声音讲的。“stimmenmit”这个词的含义不可能指“相同”这个意义上的совпададь。就是一个不懂德文而稍微仔细地阅读恩格斯著作的读者,也完全懂得而且也不会不懂得:恩格斯在他的全部论述中总是把“感性表象”解释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映象(Abbild),因此,在俄文里,只能在符合、协调等等意义上使用“совпададь”这个词。把“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个思想硬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者颠倒是非,把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偷偷塞给唯物主义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扎罗夫打破了一切纪录!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13—114页。

21.“平行地前进”,把这句话译成明白易懂的语言,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剥削群众……而在实际上出卖群众

平行活动!——这是旧自由主义策略的新字眼。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由派懂得,它永远不会同群众相交在一起,也就是说,它在俄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代表者和领袖,其所以“永远不会”,是因为1905年以后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但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自由派仍然指望着群众,想把他们当作自己取得胜利和实行统治的垫脚石。“平行地前进”,把这句话译成明白易懂的语言,意思就是在政治上剥削群众,用民主主义的言论来诱惑群众,而在实际上出卖群众。

列宁:《俄国自由主义的新发明》(1909年12月24日[1910年1月6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2版,第181页。

22.“我只承认可用的手段”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因为谁不知道,不可用的东西是不可用的

本来应该去出席会议,以便第一千次(我们将不厌其烦地这样做)揭露这种骗局,并向天真的、也可以说是无知的或者迟钝的民主派说明,“可用的”这个字眼的“真实含义”何在(或者直言不讳地说,其 卑鄙和虚伪 何在)。

这是俄国政治词汇中一个最肮脏、最卑劣、最下流的字眼。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看,“我只承认可用的手段”这种说法是可笑的,因为谁不知道, 不可用的东西 是不可用的?然而关键恰恰在于这不是一个语言运用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们认为可用的, 不是 柯诺瓦洛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认为可用的。

列宁:《关于第189号〈光线报〉社论》(不早于1913年5月10日[2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171页。

(三)语源和词源|返回目录

1.“Merten”(默滕)一词绝对不可能源于“Mehren”(增多)一词

但是,鉴于默滕几乎没有异教徒的特征,相反,他笃信基督教,所以看来更可能的是,他出身于圣马丁之家;两个元音稍稍混淆就成了“Mirtan”,而“i”在老百姓嘴里经常读成“e”,例如不说“giebmir”而说成“gibemer”[12],而在英语中,正如上面所说,“a”往往读成德语中的长元音“ehe”,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文化的进步,很容易变成短元音“e”;因而“默滕”这个名字完全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裁缝”。

尽管这种词源上的演变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而且也能找到充分的根据,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考虑另一种演变的可能性,它大大削弱我们对圣马丁的笃信。我们不妨把他仅仅看成是个保护圣徒,因为据我们所知,他从来也没有结过婚,所以就不可能有男性后代。

这一疑点看来由于下列事实而被消除了。默滕全家跟韦克菲尔德的乡村牧师[13]一样,都有尽快结婚的共同点,而且世代相传地用桃金娘花环来炫耀,单单这一点——除非不得不求助于奇迹——就可以说明,默滕出生时就有此姓,他在这个故事中就是斯考尔皮昂的父亲。

当然,“Myrthen”(桃金娘)一词不得不失去字母“h”,因为结婚之后,“Eh”占了首位,而“he”就被省略,其结果是“Myrthen”变成了“Myrten”。

字母“y”是希腊字母“v”,而不是德语字母。又鉴于以上所述,默滕一家纯系日耳曼血统的根子,同时又是笃信基督教的裁缝世家,所以外来语的、异教的“y”必然变成德语的“i”;再鉴于婚姻在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占优势的因素,“i”是个刺耳的、尖声的元音,而默滕家人的婚姻都是非常文雅、温和的,所以这个“i”开头变成了“eh”,随后,为了使这个大胆的改变不致引人注目,就变成了“e”,这是一个短音,用来表明结婚联姻的果断,所以“Myrthen”(桃金娘)一词在德语的多义词“Myrten”(默滕)一词中,获得了臻于完善的最高形式。

经过这番推论后,我们就可以把圣马丁的基督徒裁缝、马特的扎扎实实的勇敢精神、战神玛尔斯的当机立断跟众多婚姻连在一起了,凡此种种都是能从“Myrten”(默滕)一词内的两个“e”中听出声响的,所以这一假定既把以前的一切假定都统一在其本身之中,同时又推翻了它们。

一个兢兢业业、孜孜不倦地为古代历史学家(我们的故事取材于该历史学家的著作)写注解的注释者,却抱另一种看法。

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他的看法还是值得批判地对待,因为它出自这样一个人的精神,此人把精通抽烟跟学识上的渊博联系在一起了;他的羊皮纸文稿裹上了神圣的烟草云雾,也就是说,那些文稿在神秘莫测的浓云密雾中写满了神谕。

他认为“默滕”一词必定来自德语的“Mehrea”[14],后者又是从“Meer”[15]派生出来的,因为默滕家人的婚姻,就像“大海”边的沙子那样“增加”,还因为裁缝这一概念中含有“增加者”的概念,因为他把猴子变成人。就在这些详尽透彻的、意义深邃的探讨的基础上,他确立了上述假设。

当我读到这个假设后,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惊诧攫住了我,香烟的神谕已使我入迷,但不久,对事物进行冷静分析的理智就清醒过来,并提出了如下几个反论证。

我同意该注释者的一个说法,即“裁缝”这一概念可以包括“增加者”这个概念;但在“增加者”这一概念中却绝不能包括“减少者”这个概念,因为若如此,岂非成了术语上的矛盾,对女士们来说,这无异于把主上帝与魔鬼等同起来,把机智风趣与茶客清谈等同起来,把女士们自己与哲学家等同起来。如果说是“Mehrer”一词变成了“Merten”,显而易见是减少了字母“h”,也就是说并无增加,正如上面已经证明的,这实际上是跟它表现出来的性质相矛盾的。

所以,“Merten”(默滕)一词绝对不可能源于“Mehren”(增多)一词;关于此词源于Meer(大海)一词的假设,则可用下列事实来推翻:默滕家人从来也未曾落过水,从来也没得过塔兰图拉毒蛛病[16],——他们向来是虔诚的裁缝世家,这跟汹涌激荡的大海的概念是不相容的。鉴于上述理由,结论便是:上述作者虽然一贯正确,但这次却出了差错,而我们的推论是唯一正确的。

马克思:《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1837年2—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812—814页。

2.因为《a toute fin》是群众的德文字典中所找不到的下流的群众用语,所以批判的蒲鲁东自然就摈弃了这个把“解释”〔exp lications〕一词规定得比较确切的用语。这个术语是从群众的法国法学中借来的

因为《a toute fin》是群众的德文字典中所找不到的下流的群众用语,所以批判的蒲鲁东自然就摈弃了这个把“解释”〔explications〕一词规定得比较确切的用语。这个术语是从群众的法国法学中借来的,在法国法学中,《explications a toute fin》的含义是“毋庸辩驳的解释”。批判的蒲鲁东抨击“改良主义者”,即法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群众的蒲鲁东所抨击的则是“改良办法的杜撰者”。群众的蒲鲁东把各种类型的“改良办法的杜撰者”加以区别:这一类(ceuxci)说些什么,那一类(ceux-l)说些什么,另一类(d'au-tres)又说些什么。批判的蒲鲁东却让同样的一些改良主义者“时而谴责这个,时而谴责那个,时而又谴责另一个”,这无论如何证明他们是反复无常的。真正的蒲鲁东根据群众的法国实践来谈《les conspirateurs etémeutes》〔“阴谋家和叛乱”〕,也就是说,先指出阴谋家,然后再指出他们的行动——叛乱。相反地,把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混为一谈的批判的蒲鲁东却把暴徒加以分类,所以他说“阴谋家和叛乱者”。群众的蒲鲁东说的是无知和“普遍的堕落腐化”。批判的蒲鲁东则把无知变为愚蠢,把“堕落腐化”变为“下流无耻”,最后又以批判的批判家的身分把愚蠢变为普遍的。于是他自己就在这里现身说法地做了一个愚蠢的榜样,因为他用《générale》这个字时写的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他写的是:《l’igno-rance 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而想说的却是:“普遍的愚蠢和普遍的下流无耻”。按照非批判的法文文法,这里应该写成这样:《l’ignoranceet la corruption générales》[17]。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9—30页。

3.利用记Eigentum〔财产〕和eigen〔自有的〕这两个词的字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这种在字源学中寻找避难所的谬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施蒂纳”在上面驳斥共产主义消灭私有财产这一观点,其办法是:首先把私有财产变为“有”[18],然后又把“有”这个动词说成是不可缺少的字眼、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发生施蒂纳“有”胃痛这样的事。现在他也是完全这样地论证私有财产的不可消灭,他把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概念,利用记Eigentum〔财产〕和eigen〔自有的〕这两个词的字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发生他“自有”胃痛这样的事。如果不是把共产主义者所要消灭的现实的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抽象概念,那末,这种在字源学中寻找避难所的谬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53页。

4.蒲鲁东反对把servus〔奴隶〕这字解释起源于servare〔保护〕那种陈旧的说法。这种语文学的议论具有深刻的意义,神秘的意义

由此可见,蒲鲁东先生把劳动价值变为产品价值的“实际原因”,因为他以为工资(“劳动价值”的正式名称)构成一切东西的全部价格。正因为如此,萨伊的反驳使他感到惶惑不安。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做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这样一来就不难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大事议论语源学和文法学的其他部分。例如,他老是摆出一付学者的面孔,反对把servus〔奴隶〕这字解释起源于servare〔保护〕那种陈旧的说法。这种语文学的议论具有深刻的意义,神秘的意义,这些议论构成蒲鲁东先生论证的重要部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00页。

5.“招贴”一词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piacare〔安抚、调解、劝慰〕,而只是法文placard〔声明、海报、招贴〕的曲解

可是,论据十足的里德尔先生却大大地错了。如果我们不惜使我们的读者感到万分无聊,同里德尔先生进行一场词源学的争论,那我们就会捧着迪茨的语法来向他证明,“招贴”一词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piacare〔安抚、调解、劝慰〕,而只是法文placard〔声明、海报、招贴〕的曲解,这个法文词的词根是plaque〔题词的牌子〕,又是出自德文。这样一来,里德尔先生所谓起安定作用的全部理论,就会像纸牌搭成的小屋一样散塌了。

恩格斯:《关于招贴法的辩论》(1849年4月21和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525页。

6.Wert和Wurde,无论就词源来说,或是就意思来说,相互具有密切的联系

{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的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Wert]或值[Würde]这两个词最初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indeed[事实上]是一切能溶解于水,并具有特殊味道的无色的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盐”的化学范畴包括糖等等。}

{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1)使用价值受到“估价”,也就是说它们的质量受到检验(正如它们的数量受到度量、衡量等等一样);(2)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在哥特语里表示Wert和Würde的只有一个词——variths,ιμη,{ιμαω估价,即评价;确定价格或价值,定价;比喻的意思是:尊重,珍视,着重,特别看待。ιμη——估价,因此是:决定价值或价格,评价,定价。其次:价值的估价,以及价值或价格本身(按希罗多德,柏拉图的用法),按狄摩西尼的用法,αιιμαι是费用的意思。再次: 高的评价,尊敬 ,尊重,荣誉席,光荣的职位。见 罗斯特的希德辞典 259。}

在哥特语里,价值,价格(根据舒耳采的辞典260)是:vairths形容词在古代北部德意志语里是:verdhr——有价值的,verdh——价值,价格;在盎格鲁撒克逊语里是:veordh,vurdh;在英语里是:worth,形容词;作为名词,它的意思是Wert和Würde。

{“在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是:wert,第二格——werdes;形容词是dignus,以及pfennincwert;wert,第二格——werdes,价值,意义,贵重;aestimatio,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pfenwert,pennyworth;werde:meritum,aestimatio,dignitas——有价值的质。”(戚曼“中部高地德意志语辞典”)。}

可见,Wert和Wurde,无论就词源来说,或是就意思来说,相互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情况之所以模糊起来,是由于在现代高地德意志语中,Wert这个词的没有限制的(错误的)词尾变化方式成了通常的现象:werthWerthes,代替Werdes,因为同哥特语中的th相当的是,高地德意志语中的d,而不是th=t,中部高地德意志语里的情况也是这样(wert,第二格werds)。按照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规则,d在词尾应该变成t,即werd变为wert,但是第二格为werdes。

但是,所有这一切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就像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化合量)毫无共同之点一样。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16—417页。

7.由Wurde和Wert最初的同一来源可以得出,这个词是用于物,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在这里,在语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其次,必须注意,——甚至从这些词的关系来看——由Wurde和Wert最初的同一来源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就像从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一样,这个词是用于物,即用于劳动产品的自然形式,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交换价值,但这同事情的实质毫无共同之点,正如这个词仍然被用来表示优越,光荣的职位等等一样。所以,在这里,在语言方面,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差别。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417页。

8.为防御丹麦人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语叫Jarnw idhr),防御斯拉夫人的萨克森森林,而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捷克语《braniti》是保护的意思,《bor》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凯撒不止一次地提到日耳曼人有这样一种习俗,在同敌人的交界处,即在同任何异族的交界处,用广阔的林野来保护自己。这种习俗一直盛行到中世纪后期。为保护北阿尔宾吉亚的萨克森人而防御丹麦人的,有埃德尔河和什莱湾之间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语叫Jarnwidhr),防御斯拉夫人的,有从基尔湾到易北河一带的萨克森森林,而斯拉夫名字勃兰登堡、勃腊尼博尔,也是指保护森林(捷克语《braniti》是保护的意思,《bor》是松树和松林的意思)。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87页。

9.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古高地德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kuni,中古高地德语的künne是和希腊语的g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ena、哥特语的qvino,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kona、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a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乘车[19]、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徙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高地德语的sippia、sippa,都是亲属[20]的意思。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亲属一词仅有复数的sifjar;单数只用做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页。

10.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因此,仅仅为了使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11.摩尔关于farina的语源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梵文varinas毋宁说是瓦里纳斯烟草的词根

鲁普斯认为,摩尔关于farina的语源的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梵文varinas毋宁说是瓦里纳斯烟草的词根。摩尔大约在等待这一问题的答复,因此必须告诉他。

恩格斯:《恩格斯致燕•马克思》(1857年4月16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24页。

12.我在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那里发现的下列一些词的对照有没有什么价值

为了怕忘记,在写这封信之前想先向你提个问题:我在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那里发现的下列一些词的对照有没有什么价值?

梵文Wer(掩盖,保护,尊敬,敬仰,喜爱,珍爱),形容词Wertas(优秀的,可敬的),哥特文Wairths,盎格鲁撒克逊文Weorth,英文worth,立陶宛文Werthas,阿勒曼尼亚文Werth。

梵文Wertis,拉丁文virtus,哥特文Wairthi,日耳曼文Werth。

梵文Wal(掩盖,加固),Valor,Value(?)。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9月第1版,第406页。

13.在英文中,hida是可供一个犁耕的一块地?德文词w iffa是保护地界的一种标志

higid,hid,hiwisc等词的来源如何(在英文中,hida是可供一个犁耕的一块地)?还有一个德文词,wiffa(是保护地界的一种标志(即表示地已被圈,也就是用标志来代替实际的篱笆),这种标志我们称为wiffa)。……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7页。

14.snieunt(t后面的一个字母我认不出)jown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只能根据词源学给你解释为lucus a non lucendo

你说的snieunt(t后面的一个字母我认不出)jown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只能根据词源学给你解释为lucus a non lucendo,丹麦文sone的意思是旋转,而jeon的意思是平坦、光滑。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4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73—274页。

15.词源学,也和生理学以及别的任何“学”一样,需要加以研究,但决不能发明它

现在给保尔写几句。无疑地,lex〔法律〕一词来源于legere〔收集〕,而〔法律〕一词来源于〔我在牧场上放牧〕,由此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但如果再进一步要从legere和词源上找出完整的系统,单单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单独的派生词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更不知道这个词在什么时候获得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含义,就会得出荒诞的结果。此外,旧词源学家,譬如说维科,都是一些蹩脚的空谈家。ilex〔栎属果实〕的词根是il,它与lex毫无共同之处。词源学,也和生理学以及别的任何“学”一样,需要加以研究,但决不能发明它。这使我想到罗舍一家。你记得查理曾经专心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火车车厢,这种车厢能够在发生冲撞的情况下使用新的方法拆开来。然而,这并没有成功。但是查理的两个弟弟(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却发明了一种新车厢,并得到了发明专利权,而大罗舍,看来还不放弃从事这项事业呢!真是有才华的一家啊!就写到这里。向保尔衷心问好。我希望“下次会有好消息”。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85年4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97—298页。

16.Elōǎh=阿拉伯文的安拉——从词源学和词汇学来看。希伯来语中,一个字的结尾,如果o或u是位于h或ch之前,两者之间则应加ǎ

Elōǎh=阿拉伯文的安拉——从词源学和词汇学来看。希伯来语中,一个字的结尾,如果o或u是位于h或ch之前,两者之间则应加ǎ(patách furtivum)(ruǎch Elohlm——埃洛希姆的灵,《创世记》第1章第2节)。复数变成Elohlm——ǎ就去掉了。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1年5月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第1版,第103页。

17.Terra salica。盖拉尔认为这个词来源于sala(房子),这就大错特错了

第354页,Terra salica。盖拉尔认为这个词来源于sala(房子),这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是说,撒利法兰克人是住在房子里的法兰克人?他们叫做saliens,saliques〔撒利〕是因为荷兰境内的一个小地区叫做撒兰德,在这里组成了征服比利时以及阿登和卢瓦尔之间的法兰西的集团。这个名称今天也还存在着。在撒利法典颁布的时候(约400年),sala是(您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日耳曼人的动产。

第386页,“另一种人喜欢下套索和收拾蝗虫(sauterrelles)”。难道1787年在贝里人们还吃蝗虫?——我在我的字典里查出:sauterolle是捕鸟圈套。

第393页,“土地平分”——俄文tschornol,[21]黑色的,用作肮脏的,以及人民的、一般的、普通的意思。T schornol narod,le people noir=人民群众,“老百姓”。T schornol perediel,le partage noir,意思更象是指普遍的、全体的、所有的人直到最穷的人都参加的分配。瑞士的一家民粹派(民粹派——农民之友)报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名为《土地平分社》,这里的含义应该是农民平分贵族的领地。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435—436页。

18.hortus——为了种植作物而围起来的场地,园圃一词即由此产生

正如园圃(hortos)在农田(ager)之前一样;农田含有一定的地界之意,园圃则直接表示“围起来的场地”[hortus——为了种植作物而围起来的场地,园圃一词即由此产生;由这一词根产生cohors(以及cors,在一些抄本中是chors),词义是一个场院、一块围以墙垣的地方、一个院落(也指牲畜圈栏);可比较希腊文的XópTos,Xopós;拉丁文的hortus,德文的garten,英文的garden,yard(意大利文的corte,法文的cour,英文的court),意大利文的giardino,西班牙文和法文的jardin]。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0年底—1881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33页。

19.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

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现象看作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作是自然界中对立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425页。

三 论语言的演变|返回目录

(一)比较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返回目录

1.像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此外,桑乔只熟悉下流作家和空谈家所用的比较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出这样奥妙的结论:桑乔不是布鲁诺,布鲁诺不是桑乔。但是对于像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他自然是一窍不通的;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18页。

2.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

了解了这一切情况以后,对于凯撒所看到的日耳曼人的文化发展阶段,不可能再有任何疑问。他们决不是像现在亚洲游牧民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须有草原,而日耳曼人却住在原始森林里。但是,他们离定居的农业民族的阶段也很远。60年以后,斯特拉本就这样谈到过他们:

“所有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于迁移,因为他们不从事耕作,不搜集财宝;他们住在小屋里面,这些小屋他们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们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们还有一点也很像游牧人,那就是他们也用车去搬运自己的财物,赶着家畜,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凯撒指出,他们没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林野慢慢移动的好战的半游牧部落来说,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临时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87—488页。

3.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于以后的事实和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这样看来,从凯撒到塔西佗这段时间,是日耳曼人历史的第一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少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自莱茵河起远至易北河以东是这样。各个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区结合了起来。但是,由于古人的报道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精确地肯定每一个部落的居住地点。而且这样做,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里,我们只举出普林尼的一段总的叙述就够了。

“基本的日耳曼部落有五个:温底尔人,其中有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和古顿人;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住得最靠近莱茵河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第五个部落是和达克人邻接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

此外,还有住在斯堪的那维亚的第六个分支——希列维昂人。

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于以后的事实和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温底尔人包括说哥特语的各个部落,他们占据了易北河至维斯拉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直到内地一些地区;维斯拉河对岸弗里希-加弗周围住着古顿人(哥特人)。保留下来的贫乏的语言遗物,使我们毫不怀疑,汪达尔人(他们无论如何是应该属于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的,因为他把这部分人的名称转用到整个基本部落上去了)和勃艮第人讲的都是哥特人的方言。可能引起怀疑的只有瓦伦人或瓦林人,根据五世纪和六世纪的史料,通常认为他们属于绍林吉亚人;关于他们的语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第二个部落是印格伏南人,它首先包括说弗里西安语的各个民族,住在北海沿岸和基姆布利半岛上的居民,非常可能还包括住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说萨克森语的各个民族;如果这样,凯鲁斯奇人也应该算入这个部落以内。易斯卡伏南人也包括西干布尔人这一事实,立刻表明他们是后来的法兰克人,他们住在莱茵河右岸,由陶努斯山脉起,直到兰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北面则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为界。

赫米奥南人,塔西佗更正确地把他们叫做赫米诺南人,就是后来的高地日耳曼人,他们包括赫蒙杜利人(绍林吉亚人)、苏维汇人(士瓦本人和马可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卡滕人(黑森人)等等。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在这个部落里面,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这是普林尼全部记载中唯一的一个明显错误。

第五个部落(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已经灭绝了。雅科布•格林把他们算做哥特人,这无疑是正确的。最后,第六个部落是希列维昂人,这包括丹麦岛和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居民。

这样看来,普林尼的分类非常确切地符合于后来实际出现的日耳曼方言的分类。我们不知道有哪些不属于哥特语、弗里西安—低地萨克森语、法兰克语、高地德意志语或斯堪的那维亚语的方言,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把普林尼的分类看做是标准的分类。凡是和普林尼的分类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我都在关于各日耳曼部落的注释中加以考察。

因此,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新家乡的最初迁移,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断:最早沿着南部山地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之间的北日耳曼尼亚平原向前移动的,是易斯卡伏南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更靠近海岸的,是印格伏南人。在他们之后的,大概是希列维昂人,但他们转向岛屿方面移动。跟在这些人后面的可能是哥特人(即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他们把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留在东南方了;瑞典有哥特人的名字,证明哥特人的个别分支曾经参加过希列维昂人的迁徙。最后,在哥特人南面移动的是赫米奥南人,他们(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凯撒时代甚至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占领了他们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他们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90—493页。

4.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言学所证明

日耳曼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言学所证明。他们也许还有过金属开采和金属加工的知识,但是当他们和罗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保有这种知识。至少在公元一世纪的著作家中,找不到任何关于在莱茵河与易北河间有开采和加工铁或青铜的说明;他们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19页。

5.古代萨克森语复数所有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a,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流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o形成了对照,这个事实也对上述观点作了说明

无论如何,归易斯卡伏南部落所有的领土,对一个日耳曼人的基本部落来说,尤其对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那样重大作用的基本部落来说,显得太小了。这块领土,从莱茵河起,沿莱茵河伸展到迪耳河、济克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直至内部地区,在北部弗里西安人和乔克人把它同海隔开,在莱茵河河口还住着其他部落(主要是卡滕人部落)的遗民:巴达维人、哈图阿里人等。属于法兰克人的,还有居住在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人,也许还有特里包克人、梵乡人、涅麦特人。这块领土面积所以这样小,是因为克尔特人及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对易斯卡伏南人的发展进行了抵抗,同时在他们后面又住上了凯鲁斯奇人,而在侧面,则像凯撒所证明的那样,苏维汇人特别是卡滕人越来越排挤他们。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地面上,当时拥挤着按日耳曼人的情况来说是很稠密的人口,这可由不断向莱茵河对岸的推进来证明:起初是通过大批征服者,以后像乌比人那样用自动向罗马领土移住的办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人老早就能够轻易地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把印格伏南部落的一大部分迁移到罗马领土上去。在关于法兰克方言的注释中所进行的研究,将会证明,法兰克人是一个分裂为许多不同部落的日耳曼人的特殊集团,他们用一种分裂为许多土话的特殊方言讲话,总之,他们拥有一个日耳曼人基本部落的一切特征,这正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易斯卡伏南人是同一类人所需要的。有关属于这个基本部落的各民族的情况,雅科布•格林把必要的话都已经说了。除去西干布尔人以外,他还把乌比人、哈马维人、布鲁克泰人、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都包括在这个基本部落里面,这些人也就是住在我们前面称之为易斯卡伏南人地区的莱茵河右岸的各民族。

四、Mediterranei Hermiones,quorum Suevi,Hermunduri,Chatti,Cherusci〔在内地居住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

雅科布•格林已经认为赫米诺南人(他采用了塔西佗的比较正确的写法)就是高地日耳曼人。苏维汇人的名称,按凯撒的说法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日耳曼人在内的,现在他们开始分化。绍林吉亚人(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独立的民族。其他的苏维汇人还没有分离出去。我们甚至把最近几百年来已经消失的许多神秘名称,看做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撇开不谈,那末这些苏维汇人还是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以后出现在历史上的讲高地德意志语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德人。伦巴德人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德高附近,他们离开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间;他们这种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保持下来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从措伊斯和格林时代以来,同样也知道巴伐利亚人以马可曼尼人的名称居住在波希米亚,而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则住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邻接的地区。但是在法兰克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以南,就是罗马的领土,因此除去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今日的勃兰登堡军管区与萨克森王国的这一片土地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留给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苏维汇民族——色姆诺南人。士瓦本—阿勒曼尼人和这些色姆诺南人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西北和印格伏南人为邻,在东北和东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普林尼却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做赫米诺南人,他在这里肯定犯了错误。凯撒已经把凯鲁斯奇人和苏维汇人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维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凯鲁斯奇人和任何高地日耳曼部落之间有任何共同性。甚至把苏维汇人的名称扩大到盎格鲁人的身上的托勒密,同样什么都不知道。在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北面的伦巴德人之间住满了凯鲁斯奇人,但仅仅根据这一事实,还远远不够做出结论,说他们之间有较近的部落亲属关系;虽然,也许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视其意见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把凯鲁斯奇人算做高地日耳曼人。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把他们归入印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传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名称,都带有法兰克语的特征:日后用h的地方用ch,例如Cherusci,Chariomerus,用i的地方用e,例如Segestes,Segimerus,Segimundus。但是,罗马人从莱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日耳曼人名称,看来都以法兰克语的形式从法兰克人那里得来的。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在七世纪时法兰克人还发ch音的这个第一辅音音变的喉音送气音,是否一世纪时在所有西部的日耳曼人中间都按ch发音,而只在以后才软化为大家所共有的h音。此外,我们也找不到凯鲁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间有任何部落亲属关系,找不到西干布尔人收容从凯撒那里逃走的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的残余部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属关系。在瓦鲁斯时代被罗马人占领的并被他们看做是一个行省的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也是同易斯卡伏南人—法兰克人的领土吻合的。这里有阿利佐和罗马的其他堡垒;在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顶多也只有奥斯宁格与威悉河间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罗马人所占领;这块罗马领土的那一面,住着卡滕人、凯鲁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胁从的不大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们的内部事务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摆脱了罗马人长期占领的情况。罗马人在这个地区遭到强有力的抵抗时,总是暂时地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停止在部落的边界上。凯撒在高卢就是这样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时人的边境上,只是当他相信所谓克尔特人的高卢真正可靠以后,才跨过了这条边境线。

因此,只能依据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观点,把凯鲁斯奇人和跟他们有最近亲属关系的一些小的邻居民族都划归萨克森部落,从而划归印格伏南人。正是在古代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古代萨克森语复数所有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a,被最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流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o形成了对照,这个事实也对上述观点作了说明。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消失了;印格伏南部落也和其他部落一样,有一块相当完整的领土,只是赫米诺南部落的伦巴德人,稍微向这块领土突进了一点。这一部落的两大支派之中,弗里西安—盎格鲁—朱特人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带,并且至少占了半岛的北部和西部,而萨克森人这一支派,则占据了内部地区,可能当时也已经占据了北耳宾吉亚的一部分,而在此后不久托勒密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了Sexones〔萨克森人〕。

五、Quinta pars Peucini,Basternae contermini〔第五部分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所有的一点点知识以及巴斯泰尔人这一名称形式本身,都说明他们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过希腊人从多瑙河下游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的各哥特民族的知识,则是在莱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哥特人和巴斯泰尔人之间的联系。巴斯泰尔人和佩夫金人,都是还在长时间内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口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工作,而他们也就在这个王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维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都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举出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和挪威)划归这个基本部落,而把他们和基姆布利半岛分离开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基本日耳曼部落。

哥特部落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部落的阳性及中性复数所有格都有ê,阴性都有^o和ê;弱变化阳性都有a。现在时(陈述式)变位的词尾变化形式,在辅音音变上,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部落住在西北部。这一部落的复数所有格都有a,弱变化阳性也有a;在现在时陈述式中,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都有完全失去了鼻音的d或dh。这个部落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他们又合而为一。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又加上了斯堪的那维亚部落;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复数所有格是a,弱变化阳性是i,这是从a软化而来的。在现在时陈述式中,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s变为r,复数第一人称保留m,第二人称保留dh,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部落相对立的是两个南方的部落:易斯卡伏南部落和赫米诺南部落,在以后的术语中,称他们为法兰克部落与高地日耳曼部落。这两个部落所共同的,是弱变化阳性是o;极可能复数所有格也是o,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但从最古的西方(萨利克人的)纪念碑上可以看出,复数的直接目的格是以as结尾的。根据我们对法兰克方言的了解,两种方言在现在时变化中是互相接近的,它们在这方面并且和哥特语一样,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整部语言史(从最古的法兰克方言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现代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许我们将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这正如这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不许可我们把这两个部落合并为一个基本部落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语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的时代之间,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维亚,古代歌谣的同音法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33—538页。

6.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摈弃……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形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古代语言的知识和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至少给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相反地,本国语言的语法应该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国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顾它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同类的活的和死的语言,那末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的禁区。杜林先生既把整个现代的历史的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上勾掉,那末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者,从来没有听说过近六十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346—347页。

7.他研究语言,显然是完全不加批判的。他认为多勃罗夫斯基远比格林“更杰出”,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鼻祖

在他看来“英语”是“可怜的”,它已经完全罗曼语化了。为了安慰他,我说,荷兰人和丹麦人关于德语也正是这样说的,而“冰岛人”是唯一没有受罗曼语影响腐蚀的真正日耳曼人。

布鲁诺这个老东西在语言上下了不少工夫。他能说波兰话,因此宣称波兰语是“最美的语言”。他研究语言,显然是完全不加批判的。例如,他认为多勃罗夫斯基远比格林“更杰出”,并称之为比较语言学的鼻祖。此外,柏林的波兰人使他深信,老列列韦尔在自己最近的著作中驳倒了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

顺便提一句。他说到德国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德国人著的),反对格林的词典。全书列数了格林词典中的差错。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5年12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465页。

8.《斯拉夫学》中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坦率地承认德国人是研究斯拉夫史料和语言学的鼻祖的那些地方

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和文化(摘自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史》1826年欧芬版)差不多这是全部了。有一篇捷克文附录《波希米亚的卡托》,摘自已故的沃伊格特在《手抄文献》中叙述过的旧手稿。

多勃罗夫斯基的写作具有一种粗犷、质朴和天真的风格,他对“已故的”或尚健在的德国同行表现了最大的好感。《斯拉夫学》中唯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坦率地承认德国人是研究斯拉夫史料和语言学的鼻祖的那些地方。

在语言学方面,他顺便引证了施略策尔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和辞典的方案》。然后是施略策尔的《用拉丁字完全正确地和准确地表达俄语的方案》。“宫廷顾问施略策尔先生”简直成了教长,而其他一切人都承认是他的弟子。“施略策尔的《奈斯托尔》,对每一个想要了解整个斯拉夫史、特别是俄国编年史的批判性叙述的方法的人来说,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2月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0页。

9.关于大俄罗斯方言的纯洁性及其同教会斯拉夫语的近似性的论据,似乎更有利于波兰的观点,而不是更有利于俄国佬的观点

所有俄国学者都奉命写答复和反驳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在这些辩论中,关于大俄罗斯方言的纯洁性及其同教会斯拉夫语的近似性的论据,似乎更有利于波兰的观点,而不是更有利于俄国佬的观点。……杜欣斯基所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这个名称被俄国佬劫取了。他们不是斯拉夫人,而且根本不属于印度日耳曼种,他们是入侵者,需要把他们再驱回德涅泊河那边去,等等。俄罗斯意义上的泛斯拉夫主义是当局的臆造,等等。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6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29—130页。

10.罗马尼亚语真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工作”他们叫《lucrare》,拉丁语的意思这就是“攫取剩余价值”

我不知道您是否看到了拉法格的《Materialismul economical lui Karl Marx》;我是在雅西出版的《社会评论》杂志12月号上看到此书的广告的,那一期上译载了我在《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过译文相当粗糙。罗马尼亚语真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工作”他们叫《lucrare》,拉丁语的意思这就是“攫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工人”他们叫《muncitorul》,这个词来源于斯拉夫语系,无论就字面或词源来讲都相当于俄语的《moutchitel》一词,也就是受苦人!“叛乱”一词,他们有一个斯拉夫语的词《rascoala》,即教会的分裂(俄文的分裂分子=分裂派教徒,异教徒)。此外,就一种起源于拉丁语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相当难的语言,因为它极其任意地改变了拉丁语和斯拉夫语(从斯拉夫语那里它接受了很多单词和发音)原来的样子。对于一个懂得俄语和塞尔维亚语的人来说,保加利亚语(有人寄给考茨基一份保加利亚杂志)要容易得多。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7年2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602页。

11.四五十年以前学校里所教的那种德语句子构造和标点符号用法,现在只配扔到垃圾箱里去。现在在德国正是这样做的

至于反对我们的文体和我们的标点符号用法的那位纯洁主义者,他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否则他就不会在没有英国式词句的地方找到英国式词句了。他所赞赏的那种德语,是过去学校里硬灌给我们的,有令人讨厌的长复合句结构,谓语得放在最末尾,距离主语有十哩远,中间夹着无数副句——这种德语我费了三十年才算把它摆脱了。这种官僚式的、学校教师式的德语(对于这种德语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莱辛),现在就是在德国也完全处于衰亡之中。如果这个庸人在帝国国会中听到人们的讲话,他会说些什么呢?在那里人们已不再使用这种令人讨厌的结构,因为这种结构常常使他们语言混乱;在那里人们象犹太人那样讲话:《als der Bismark istgekommen vor die Zwangswahl,hat er lieber geküsst den Papst auf den Hintern als die Revolution auf den Mund》〔“当俾斯麦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他宁愿吻教皇的屁股,也不愿吻革命的嘴巴”〕,如此等等。这是小拉斯克尔所进行的革新,是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如果那位纯洁主义者先生到德国去讲他那种学校教师式的德语,人们会对他说,他讲的是美国话。“你们知道,这位有学问的德国庸人是多么浅薄”,——看来他在美国就是如此。四五十年以前学校里所教的那种德语句子构造和标点符号用法,现在只配扔到垃圾箱里去。现在在德国正是这样做的。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6年4月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68—469页。

12.语言学家从词汇的角度把《不来梅语词典》看作是现代下萨克森方言的一般总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参照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土语来制定不来梅方言的语法,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外地人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甚至最有名望的家庭也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不来梅人只要一谈知心的、不见外的话就开始使用低地德意志方言。他们非常喜欢这种方言,甚至把它带到了海外。在哈瓦那交易所里,讲不来梅的低地德意志方言并不比讲西班牙语少。我就知道在纽约和委拉克路斯,有些人跟住在那里的许多不来梅人学会了他们的家乡话。要知道,高地德意志方言被宣布为官方语言以来还不到三百年。不来梅市的根本法——律书和新协议就是用低地德意志语写成的。这里的幼儿牙牙学语时也是用这种方言发音。小孩子在四五岁以前很少用高地德意志语讲话。这个地区的农民从来不学高地德意志语,这就使得法院常常要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开庭,用高地德意志语记录。附带说一句,这里的下萨克森方言还保持了相当纯正的形式,丝毫没有同高地德意志语混杂,而这样的混杂使黑森方言和莱茵方言变得不纯了。北汉诺威方言中的古词要比不来梅方言中的古词多些,但是这种方言的更大的毛病是地方色彩太浓。威斯特伐里亚方言完全淹没在难听的、拉得很长的复合元音中,到威悉河西边便开始说弗里西安方言。可以放心地把不来梅方言看作是古老的下萨克森书面语最纯正的继续发展。民间语是十分敏感的,它在吸收高地德意志语的词汇时,总是根据下萨克森方言的发音规则改造这些词汇。现在只有少数民间的下萨克森方言具有这种能力。《狐狸莱涅克》的语言同现代方言的差别仅在于它有比较完整的、目前已被压缩了的形式,而词根,除极少数外,仍然保持着生命力。因此,语言学家从词汇的角度把《不来梅语词典》看作是现代下萨克森方言的一般总结,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参照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土语来制定不来梅方言的语法,将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这里有许多学者对低地德意志方言很感兴趣,但愿他们当中有人能担负起这项工作。

恩格斯:《不来梅通讯》(1841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82—183页。

13.语言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有些历史学家不去解释这种现象,而只是表示惊奇。可是这里并没有值得惊奇的任何根据。语言的稳固性是由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的稳固性造成的。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曾经在几百年中竭力摧残、破坏和消灭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在这个时期中,巴尔干各族人民语言的词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不少土耳其的词语,发生过“聚合”和“分离”,可是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语言还是坚持下来和生存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能把语言及其结构看作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

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础了。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

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нaродность)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而往后,就出现了民族语言和国家,发生了革命,旧的社会制度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所有这一切,给语言及其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变化。

但是,如果以为语言的发展也像上层建筑一样,是用消灭现存的和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发展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语言的发展不是用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方法来实现的。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有人说,语言发展的阶段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语言发展的阶段论认为突然的爆发是必要的,是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的条件。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理论中,很难找到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阶段论真的认为在语言发展历史中有突然的爆发,那就更糟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在语言发展中有突然的爆发,有现存语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语言的突然创造。拉法格说在法国“1789年到1794年间发生突然的语言革命”(见拉法格的《语言和革命》这本小册子),是不正确的。那时在法国没有任何语言革命,更谈不上什么突然的语言革命。当然,在这个时期中法语的词汇增加了许多新词语,消失了一些陈旧的词,有些词的含义改变了,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改变,丝毫也不决定语言的命运。语言中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语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保存下来,没有重大的改变,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直到现在,在现代的法语中还继续生存着。更不用说,要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立新的民族语言(“突然的语言革命”!),五六年的时间是少得可笑,这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八至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的过渡,这是一个在乡村中消灭旧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

有人说,历史上有过各种语言融合的许多事实,由此可以推想,在融合的时候,新语言的形成是经过爆发,经过从旧质到新质的突然过渡而发生的。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语言的融合不能看作是在几年中就能得出结果的一次决定性的突击行动,语言的融合是延续几百年的漫长的过程。因此这里谈不上任何的爆发。

其次,如果以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会得出一种新的第三种语言,它不象这两种语言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同其中任何一种都有质的区别,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在融合的时候,通常是其中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保留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并且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另一种语言则逐渐失去自己的本质而逐渐死亡。

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保留它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使它能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继续发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语言会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一些词来丰富自己的词汇,但是这并不是削弱它,相反地,是加强它。

例如,俄语就是这样,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当然,俄语的词汇由于从其他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俄语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

至于俄语的民族特质,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因为它保留了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而继续前进,继续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趋于完善。

无疑地,语言融合论并不能给予苏联语言学任何重要的东西。语言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如果这是对的,那就应当承认,语言融合论不仅不能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没有提出这个任务,——它简直是没有注意到这个任务,或者是不懂得这个任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17—520页。

(二)语言的接触、分化、消亡或融合|返回目录

1.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凯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经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

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1000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凯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经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一样。在科克、利默里克和凯里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可行驶的道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的凯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公路纵横,从而文明也进入了这个荒凉的地方。整个不列颠帝国,特别是英格兰,60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一样差,现在却有了很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几乎一切设施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建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0—401页。

2.南方法兰西民族在中世纪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普罗温斯人的语言沦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

中世纪的南方法兰西民族和北方法兰西民族,不比现在的波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有更多的亲属关系。南方法兰西民族——vulgo〔即一般所谈的〕普罗温斯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不仅完成了“宝贵的发展”,甚至还走在欧洲发展的前面。它在新时代的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

……

南方法兰西人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沦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9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420页。

3.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000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10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卢萨蒂亚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6页。

4.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

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

恩格斯:《爱尔兰史》(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565页。

5.异族人在第二代,甚至往往在第一代,已经变得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而后者则愈是掌握了英语而忘掉自己固有的语言,就愈是成为爱尔兰人

只有爱尔兰人,英国人没有把他们制服。原因在于爱尔兰种族的异乎寻常的伸缩性。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以后,在每一次要把他们歼灭的企图以后,经过一个短时期,爱尔兰人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地站了起来;他们似乎总是从骑在他们头上压迫他们的异旅驻军那里汲取了主要的力量。异族人在第二代,甚至往往在第一代,已经变得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Hiberniores ipsis Hibernis),而后者则愈是掌握了英语而忘掉自己固有的语言,就愈是成为爱尔兰人。

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572页。

6.目前,在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只有老年人才懂得爱尔兰语,或者已经谁也不懂得爱尔兰语

目前,在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只有老年人才懂得爱尔兰语,或者已经谁也不懂得爱尔兰语,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有许多这种古老的爱尔兰歌曲,人们还是只知道它们的爱尔兰文名称或者开头的歌词。大部分比较晚近的歌曲,则已经有了英文名称和英文歌词了。

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1870年7月5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575页。

7.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终于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个部落的语言是以最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

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终于(也还是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个部落的语言是以最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81页。

8.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1页。

9.所有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十四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比起古代末期已经在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说,它们保证了教育的更加无比的多样化

代替希腊人或罗马人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是六个具有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斯堪的那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有这些语言已经发展到能够参加十四世纪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而且比起古代末期已经在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来说,它们保证了教育的更加无比的多样化。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很可能是1876年6月写成的),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30页。

10.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用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实质上范围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

那末,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相当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宽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arnholt(丹麦语为jarnved,limes 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branibor(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形成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自己使用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历史上最初的统称“日耳曼人”是由凯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用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实质上范围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时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

11.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失去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

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氏族集团怎样逐渐散布于辽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失去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单个的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作为胞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人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0页。

12.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份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而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67页。

13.关于怎样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我们从门克编制的中洛林各区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图景。只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的罗曼语和德语地名的分界线就会确信,这条分界线在比利时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语与德语的分界线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litäen],大家知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从前罗马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因此,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äen]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关于怎样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我们从门克编制的中洛林各区地图上[1]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图景。只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的罗曼语和德语地名的分界线就会确信,这条分界线在比利时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语与德语的分界线基本上是一致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狭窄的争议地带,即两种语言争夺优势的地方;但是大体上已确定,哪儿应该仍然是德语地区,哪儿应该仍然是罗曼语地区。地图上大多数地名所具有的古下法兰克语形式和古高地德语形式证明,它们属于9世纪,最迟是10世纪的,所以,分界线到加洛林王朝末期就已经基本上划定了。在罗曼语的那一面,特别是在语言分界线附近,可以找到由德语的人名和罗曼语的地名合成的混合地名,例如,在马斯河以西凡尔登附近有:Eppone curtis,Rotfridi curtis,Ingolini curtis,Teudegisilo-villa,即今天的伊佩库尔、勒库尔—拉克勒、艾尔河畔昂布兰库尔、梯也尔维尔。它们是罗曼语土地上的法兰克封建主领地、小块德意志移民区,在城市和某些农村地区有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先后被罗曼化了。在城市和某些农村地区有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它们较长时间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例如《路易之歌》就是9世纪末从这样一个移民区里出现的;但是,842年的国王和王公的誓文(在誓文中罗曼语已经作为法兰克王国的正式语言出现)则证明,法兰克的大部分封建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罗曼化了。

语族一旦划分(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的迅速崩溃,说明了早在9世纪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何等强烈。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ät],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8—219页。

14.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罗曼语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旺斯语的阿拉贡王国就屈从于卡斯蒂利亚的标准语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日益增强的、越来越朝同一方向发展的相互影响,这种共同作用也逐年增强),在15世纪下半叶就决定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这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在欧洲各个地方,直到尚未走完封建制度道路的边远地区,王权都同时取得了胜利。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罗曼语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旺斯语的阿拉贡王国就屈从于卡斯蒂利亚的标准语;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即伊比利亚的荷兰,它从内地分了出去,并且用它的海上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在的权利。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4页。

15.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语言:莱茵法兰对民间方言和法语,而高地德意志语始终是一种外地语

卢森堡是中世纪末期以来德国悲惨的政治状况会使德法边界地区发生什么变化的一个突出的例子;尤其是因为,卢森堡在1866年以前一直在名义上属于德国,所以这个例子更显得突出。虽然它在1830年以前是由法国部分和德国部分各半组成的,但是德国部分也早已处在占优势的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卢森堡王朝的德国皇帝,按其语言和教养来说,都是法国人。从卢森堡被并入勃艮第领土(1440年)以来,它像其他尼德兰国家一样,同德国一直只保持着形式上的联系;1815年,接收它加入德意志联邦,也没有使这种情况发生什么变化。1830年以后,卢森堡的法国部分,还有德国部分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都归比利时所有。但是,卢森堡的残存的德国部分,一切东西仍然按照法国方式保存了下来:在法院里,在政府机构里,在议院里,一切手续都用法语来办理,所有公私文件、全部商业簿记都用法文来写,所有中等学校都用法语教学。有教养的人用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语——当然,这是一种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压力下像呻吟和喘息一样的法语。总之,在卢森堡使用两种语言:莱茵法兰对民间方言和法语,而高地德意志语始终是一种外地语。驻扎在首都的普鲁士驻军,与其说使这一切改善了,不如说使这一切恶化了。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498页。

16.毗邻的贝都因人在这500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般的无稽传说(见古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尽管那里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这种文字已被遗忘了

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7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毗邻的贝都因人在这500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般的无稽传说(见古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尽管那里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这种文字已被遗忘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4页。

17.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的差别,从来没有象这次我亲身体会得那么清楚

在工作的进程中,我发觉我们彼此之间更加熟悉了:您熟悉了我那特别的旧式德语,我熟悉了您的美国英语。的确,它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的差别,从来没有象这次我亲身体会得那么清楚。在大洋两岸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可望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得到进一步补充的这种语言,将来会有多么光辉的前途!不知道这部分译稿是否会在福斯特小姐动身以前及时地送到她手里,但我希望不致由于我确实不可避免的耽搁而使您感到特别的不方便。凡是想把马克思和我的著作译成各种文明国家的语言,并对我表示信任而要求我校订译稿的朋友们,我对他们是感激不尽的。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2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23页。

18.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制度的衰落和政治自由的发展是跟犹太人从依地语转到使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语言,以及受周围居民同化而得到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相辅而行的

不久以前,这位作者在考察奥地利民族问题时,试图为民族这个概念下个科学定义,指出这个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语言和地域(1903年《新时代》第2期)。一位法籍犹太人,激进派分子阿尔弗勒德•纳凯在同反犹太主义者和锡安主义者论战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几乎一字不差。他在谈到一个出名的锡安主义者时说:“假如贝尔纳•拉扎尔愿意自称是一个特殊民族的公民,那是他的事;但我声明,虽然我生来是犹太人……我却不承认犹太民族……我只属于法兰西民族,而不属于其他任何民族……犹太人是不是一个特殊民族呢?虽然很久以前,他们无疑是个民族,然而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却要斩钉截铁地说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而犹太人却不具备这些条件。民族应当有它发展的地域,其次,至少在目前世界联盟还没有扩大这个基地的时候,一个民族应当有它共同的语言。而犹太人已经既没有地域,又没有共同的语言……贝尔纳•拉扎尔大概和我一样,一句犹太人的话也不懂,要是锡安主义得以实现的话,他要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congénères)做到相互理解也并不那么容易。”(1903年9月24日《小共和国报》)“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根本不同于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犹太人的特征根本不包含作为一个民族所应具有的那种标志(empreinte)。即使可以象德吕蒙那样承认犹太人是民族,那也是人为的民族。现代犹太人是他们祖先将近18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反自然选择的产物。”这样,崩得分子就只有去制定一种俄国犹太人是一个特殊民族的理论,这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依地语,它的地域就是犹太区。

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的[2]特殊犹太民族的思想,从政治上来说是反动的。不久前的历史中以及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实际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欧洲,中世纪制度的衰落和政治自由的发展是跟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相辅而行的,是跟他们从依地语转到使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语言,以及受周围居民同化而得到的无可怀疑的进步相辅而行的。

列宁:《崩得在党内的地位》(1903年10月22日[11月4日]),摘自《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68—69页。

19.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其结果通常有一种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两种语言的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其中的一种保存下来。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说: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即当社会主义巩固起来并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个民族语言就必不可免地会溶合为一个共同的语言,这个语言当然不会是俄语,也不会是德语,而是某种新的语言。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你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你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溶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象是走投无路了。霍洛波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言,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溶合为一个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象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7月28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5—538页。

20.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

至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更远的前途,那末我向来都是坚持而且现在还是坚持列宁的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言,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言,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肯定地说过了。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7月2日,载于1939年7月3日《真理报》第181号),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第6页。

21.民族语言的消亡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问题不是国家内部的问题

很明显,虽然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现在社会主义成份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杠杆。虽然如此,可是各民族语言不仅没有消亡,没有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恰恰相反,各民族文化和各民族语言正在发展和繁荣起来。显然,认为在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一个国家内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期,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语言会消亡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理论上不正确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理论。

……民族语言的消亡和融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问题不是国家内部的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问题。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7月2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第7页。

(三)语音或词义的演变|返回目录

1.勃艮第方言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的那个音节上

离土锡不远,在离开奥克萨里6法里路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了特殊的、纯朴而拉长音调的勃艮第方言——这种方言在这里和在勃艮第本地还算是相当亲切悦耳的,但是在弗兰契康帖的高地上,发音就变得难懂,笨拙,几乎带有教训的口吻。这好象纯朴的奥地利方言渐渐变成了粗野的巴伐利亚南部方言一样。勃艮第方言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的那个音节上;它把短长格的法语变成了长短律的法语,因而也就大大改变了有教养的法国人在说话时善于表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可是,我再说一遍,在勃艮第本地,发音还是相当亲切的,而美丽的姑娘讲起话来甚至是迷人的:Mais,ma foi,monsieur,jevous demandeän peu……〔呀,先生,你,怎么能……〕

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尔尼》(1848年10月底—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565—566页。

2.日内瓦的民族语言,是根据加尔文教精神改革了的法语,发音拖得很长,而且很粗硬,词汇贫乏,单调一律,平淡无力

杜福尔这篇关于德森问题的maidenspeech〔初次议会演说〕,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论,即使在法国议会中也一定会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篇发言在各方面都大大胜过卡芬雅克那篇给他带来巴黎最优秀律师声誉的长达三小时的发言,——根据“通报”发表的发言全文可以做这样的论断。至于谈到语言的优美,这篇发言就更值得加倍赞扬,因为它是出自日内瓦人之口。日内瓦的民族语言,是根据加尔文教精神改革了的法语,发音拖得很长,而且很粗硬,词汇贫乏,单调一律,平淡无力。而杜福尔发言,用的不是日内瓦人的语言,而是真正的最纯洁的法语。此外,他的观点具有军人(在这个字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高尚气度。所以,瑞士德语区的军官们的职业妒忌心,勾心斗角的竞争,拘泥小节的州的局限性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恩格斯:《国民院》(1948年12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112页。

3.至于wiffa,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才能决定我们是使用低地德意志语的音变还是使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

盎格鲁撒克逊语的那个词,我尽力去查清楚;但是,因为我手头没有盎格鲁撒克逊语词典,只好利用其他资料,虽然其中有大量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专门词汇,但这些资料极可怀疑。首先要搞清楚准确的写法。至于wiffa,必须知道它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才能决定我们是使用低地德意志语的音变还是使用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如果这是高地德意志语的词,你就应该对照看看格拉夫编的《古代高地德意志语词汇》、施梅累尔编的巴伐利亚语词典或施塔尔德编的瑞士方言词典。这个词在格林的《古代法》中是否找得到?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3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8页。

4.哥特语、古代诺曼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萨克逊语、古代下法兰克语的th(p),后来在萨克逊和法兰克方言中通过摩擦或磨损而演变为d;在高地德意志语中,通过辅音音变,它也演变为d

我不知道昨天是怎么想的,竟同您的意见相反,断言teutsch一词的写法是完全现代的。其实,写法不是现代的,而是现代才赋予它以重要意义。在整个中古高地德意志语中,是用tiutsch,甚至主要是用tiusch(例如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同时也使用diutisch(例如《安诺之歌》)。在十六世纪又主要使用teutsch(例如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相反,在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总是出现diutisk,diotisk;我甚至认为,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更古的形式:thiodisk,theotisk。整个问题在于:哥特语、古代诺曼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古代萨克逊语、古代下法兰克语的th(p),后来在萨克逊和法兰克方言中通过摩擦或磨损而演变为d;在高地德意志语中,通过辅音音变,它也演变为d(因此,一切在英语中由th开头的词,无论在高地德意志语或是低地德意志语中,包括荷兰语,都是由d开头)。看来违反所有规则的这种对应,使十三世纪的高地德意志语作家——在涉及到民族本身的称呼这样重要的词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倾向,要用T来重新恢复由辅音音变而引起的似乎正确的区别,从而就去伪造语言。到了路德时代,所有这一切和词本身的起源一样,都被完全忘却了。相反,从文艺复兴起直到雅科布•格林,都把从罗马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名称Teutones,Tuisto等等当作词源基础来使用。我如果不向您这样更正我昨天的说法,我的语言学的良心会使我不安。一般地说,夜间两点钟以后是不应该谈论比较语言学的。

马克思:《马克思致燕•马克思》(1875年5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34—135页。

5.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

但是语言的词汇的变化不是象上层建筑一样的,不是以废除旧的、建设新的那种方法来实现,而是以新词去充实现有词汇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新词是由于社会制度改变,由于生产、文化、科学等等发展而产生的。同时,虽然通常从语言的词汇中消失一些已经陈旧的词,可是增添的新词的数量却要多得多。至于基本词汇,基本上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且被当作语言的词汇基础来使用。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基本词汇能在许多历史时期中被有效地利用,那就没有任何必要去消灭它,况且把千百年积累起来的基本词汇消灭掉了,又不可能在很短期间内创造出新的基本词汇,那就会使语言瘫痪,就会把人们相互交际的事情完全弄糟。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16—517页。

(四)语言的类型和亲属关系|返回目录

1.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语,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语、伊利里亚语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

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德语、意大利语、马扎尔语、瓦拉几亚语、土耳其语、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以外,还要包括将近一打斯拉夫语和主要方言。这一切不是用直到现在把奥地利联合在一起并促进了它的发展的那些因素联合起来的,而是用斯拉夫民族特征的抽象性质和所谓的斯拉夫语(当然这是大多数居民的共同语)联合起来的。但是,要不是在某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哪里会存在这种斯拉夫的民族特征呢?要不是在帕拉茨基先生、盖伊先生及其同僚的幻想中以及部分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斯拉夫人能够了解的俄国教堂的古斯拉夫祈祷仪式中,哪里会存在什么“斯拉夫语”呢?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从波希米亚的相当发达的(多亏德国人)现代工业和文化,直到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事实上所有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事实上,这十个至十二个民族的斯拉夫语,是由同样数目的方言组成的,这些方言大部分互不相通,甚至可以归为不同的几大类(捷克语、伊利里亚语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由于这些民族十分轻视文学,而且其中大多数不开化,这些方言已变成了真正的民间土话,除了少数例外情形,这些方言都以某种异族的,即非斯拉夫的语言作为自己的标准语。所以,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201页。

2.阿尔纳乌特人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大概属于大印欧语系

至于其他民族,这里首先谈一谈阿尔纳乌特人。阿尔纳乌特人是勇敢的山民,他们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大概属于大印欧语系。在阿尔纳乌特人中,部分人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部分人是穆斯林;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来判断,他们好像还很少具备走上文明道路的条件。他们惯于打家劫舍,因此,在周围地区工业的进步没有保证他们能够像西班牙的加利埃哥人和其他地方的山民那样从事采伐和运水的劳动之前,任何一个邻国政府都不得不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他们。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版,第9页。

3.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间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拉几亚人,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语相似

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间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拉几亚人,或称达克—罗马尼亚人,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他们都属于正教教会,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语相似。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9页。

4.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

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既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45页。

5.有些人硬说雅利安民族起源于欧洲而不是起源于亚洲,于是便陷入十分困难的地位,他们要把雅利安语看成是起源于芬兰语,而眼下又指不出这两种语言的任何相近之处

首先我应当祝贺保尔在语源学上的光辉的确实惊人的发现。指出一大批我们通常认为起源于拉丁文bos〔公牛〕的法语词是起源于希腊文bous〔公牛〕,这一点就有某些价值了。至于发现bouillon〔清汤〕来自bous而不是来自bullire——煮开,这是重大的发现,可惜的只是保尔没有稍微再前进一步。要知道Boustrapa〔布斯特拉巴〕显然也是这么来的,同时,Bou-naparte(来自Bounaparte)〔波拿巴〕也是这么来的,因此波拿巴主义就同公牛有联系了,Boulanger〔布朗热〕应是来源于bous,其英文同义语Baker〔贝克〕也是这样;这给了贝克上校在车上的奇遇作了完全新的说明:他既然是来源于公牛丘必特,又怎么会不扑向欧罗巴-罗宾逊呢?此外,Moutarde〔芥末〕这个字里的m无疑最初是b,可见它来源于bous——这一点最清楚地说明了下述事实,即人们只是在吃牛肉时,而不是吃羊肉时用芥末!

另一个重大的成就是,他以研究头骨学的水平研究了梵文,并发现德国和英国的一些语言学家硬说芬兰语比梵文更近似雅利安方言。我只听说有些人硬说雅利安民族起源于欧洲而不是起源于亚洲,于是便陷入十分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们要把雅利安语看成是起源于芬兰语,而眼下又指不出这两种语言的任何相近之处。如果保尔试图从日语引伸出法语,而不是从希腊语引伸出法语,那末他的做法就和他说的这些可怜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一样了。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感到棘手。他们——这些德国人,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捷克人,是一些第二等和第三等模仿者,他们为了耸人听闻而提出了离奇的理论——正确些说,(一系列错误)导致他们得出这个理论,使自己走进死胡同;而英国人把这个理论作为一种时髦,那些冒充专家的新手这样做是预料得到的;他们在不列颠协会最近一次会议上一起讨论了这套荒唐的玩意儿,但他们目前还只是如保尔所说的,妄想肯定雅利安语和芬兰语之间的联系,甚至是比其他雅利安语和它的亲属语——梵文更加密切的联系。但愿他们不看《新评论》,否则他们真的想打听这个用魔杖把雅利安语变成芬兰语又变回来的菲格斯是什么人了。而如果必要,菲格斯就会用自己的爱尔兰名字来论证自己的爱尔兰文Bulls或bous。

不说笑话啦。文章非常好,菲格斯在论述语源学时向巴黎人发了一些谬论,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是不在意的。重要得多的是,他们多少知道了一些自己的祖国语言,这是他们可以在文章中得到的。不过,我并不认为作者有必要用这类论断让巴黎人开心而损害自己的声誉。但是我们之中又有谁不喜欢拿自己最不了解的东西来大吹特吹呢?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有这种毛病。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8年4月10—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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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论语言与社会|返回本层目录

(一)共同语、混合语和多语现象|返回本层目录

1.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

可见,语言在这里被看作是类的产物。但是,对于桑乔讲德语而不讲法语这一点,他完全不应当感谢类,而应当感谢环境。其实,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耳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不言而喻,在将来,个人完全会把类的这种产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 联盟 中,人们将说的是真正的语言、神圣的语言、圣物的语言——希伯来语,即基督这个“有形体的本质”所说的亚兰方言。我们“出乎”桑乔“意料”地“想到”这一点,“而且完全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有助于阐明其他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00页。

2.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3.问:你十分正确地指出,资产者和无产者的思想、观念、习俗和道德原则是截然相反的。这些现象的阶级性质必然反映在语义方面(有时也反映在语言的形式上即词汇上,如你的文章中所正确指出的)。在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时,首先在分析语言的含义方面时,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概念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在讲到语言不仅表现人的思想,而且也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时(这时人的阶级属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可不可以说,语言表现了这些概念的阶级实质?

答:简单说来,你想知道:阶级是否影响到语言?阶级是否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人们依据阶级属性而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的含义的情形有没有呢?

是的,阶级影响到语言,并且把自己专门的词语塞进语言中去,有时也对同一个词语有不同理解。这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对于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发展会有重大的意义,它们会削弱全民语言的意义或改变它的性质。

第一,这种专门的词语,以及语义上的差别,在语言中是极少的,未必能占全部语言材料的百分之一。因此,占绝大多数的其他所有的词语以及它们的语义对于社会各阶级是共同的。

第二,在言语中应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专门的词语时,并不是按照某种“阶级”语法的规则(这种语法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而是按照现有的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

因此,专门的词语的存在以及语义上的差别的事实,并不推翻统一的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相反地,是证实全民语言的存在和必要性。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7—528页。

3.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

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10页。

4.在库尔已经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这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地方到处可见

在库尔已经出现语言混杂的现象,这在阿尔卑斯山最高的地方到处可见。邮局院子里混杂着带有伦巴第方言的德语、罗马语、意大利语的呼喊声。关于格劳宾登的山地居民使用的罗马语,语言学家们众说纷纭,它至今仍然是个谜。一些人按其独立性把它同罗马语的主要语种并列,另一些人则认为其中有法语成分,而不考虑这些法语成分是如何渗透进去的。但是,要想对这种方言稍加研究,就必须首先同它邻近的方言进行比较。这件事迄今一直被人忽略。按照我在匆匆的行程中同一些内行交谈后得出的看法,这种方言的构词法同邻近的伦巴第方言的构词法极为相似,区别仅在于方言的特点。凡是被认为受法语影响的方言,从阿尔卑斯山向南还可以碰到。

恩格斯:《漫游伦巴第》(1841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91页。

5.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们说着四种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语

无论谁,只要他走上国民院的讲台,都会对瑞士人民派到伯尔尼来讨论全民性共同事务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感到惊讶。没有在瑞士大部分地区呆过的人,未必会了解,为什么在这个幅员只有几百平方英里,人口不过二百五十万的小国能有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议会。但是,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们说着四种不同的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伦巴第语)和罗曼语,在这里,同时存在着文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从最先进的机器工业直到地地道道的畜牧生活。瑞士国民院集所有为这些民族和各个文明发展阶段的精华于一身,所以完全不像是一个国家的议院。

恩格斯:《国民院》(1948年12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98—99页。

6.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8月9日[22日]以前),摘自《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96—97页。

7.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这地区,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礼派密使促成的起义,爆发已有数月。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组成,对人民党的要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418页。

8.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最后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

后来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一定要失败的。几种斯拉夫语言的不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的不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竟没有一种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懂得的。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法语,于是,这些可怜的热心于斯拉夫主义的人,这些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的人,最后却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961年10月第1版,第57页。

9.大概没有一种语言像法语那样不适于用来下达简洁、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口令了

法国军队的操典,是军人健全的理智和陈腐的传统的惊人结合。大概没有一种语言像法语那样不适于用来下达简洁、准确和有说服力的口令了,而且通常下达口令时要用很多字;本来用两三个字就够了,但军官却必须说一整句话,有时还要说两句。

恩格斯:《欧洲军队》(1855年6月底—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476页。

10.人们认为,军事语言对议会不适用

政府决定(由于无力采取行动)注视事态的发展。有许多优秀的爱国党人认为主教的话太尖锐。迫使议会就范的主张很快就不受欢迎了。人们认为,军事语言对议会不适用,等等。

人民分裂了,政府却是团结的;议会被收买,志愿兵——已瘫痪,而民族的激情很快消失了。

软弱而愚蠢的查尔蒙特在国民会议解散之后,建议向议会提交一个纯粹出自与军事毫无联系的市民组织的改革法案。挂名肥缺占据者们那时藐视军人法案因为它是军人的,现在理所当然地把市民法案予以否决,因为它是民间的。志愿兵的会议停开,他们的检阅则继续进行——为的是满足一下他们的受骗的将军的痛苦的虚荣心。

马克思:《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1869年10—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9页。

11.把一些词句和口号重复来重复去,而不会去认真考虑运用这些词句和口号的条件以及这些词句和口号起作用的范围

“纲领”中的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根源何在呢?根源就在于这个纲领虽然用外交手腕同召回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丝毫没有跳出召回主义的思想圈子,没有纠正它的根本性的错误,甚至没有觉察到这种错误。根源就在于“前进派”认为召回主义是“一种合理的色彩”,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把布尔什维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召回主义观点是一种合理的东西,是一种典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典范。谁站在这个斜坡上,谁就会不由自主地滑下去并且滑到不可救药的糊涂观念的泥潭里;谁就会把一些词句和口号重复来重复去,而不会去认真考虑运用这些词句和口号的条件以及这些词句和口号起作用的范围。

列宁:《政论家札记》(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3月19日和6月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9卷,1989年10月第2版,第242页。

12.凡是有文字工作经验的人,根据撰稿人的成分,甚至根据表明报刊方针的个别用语,就能断定刊物的性质

凡是有文字工作经验的人,根据撰稿人的成分,甚至根据表明报刊方针(如果方针是比较确定的、比较为人所知的话)的个别用语,马上就能断定刊物的性质。这样的人只要对《现代事业报》看上一眼,就能断定它是属于取消派的。

列宁:《把牌摊到桌面上来》(1912年3月12日或13日[25日或26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191页。

13.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译成我祖国的语言——德语

请允许我把我说过的话(演讲人刚才是用英语和法语讲的)译成我祖国的语言——德语。你们对我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盛大接待使我深受感动,我认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接待,我只是作为那个肖像就挂在那上面的伟人(指马克思)的战友来接受它的。

恩格斯:《1893年8月12日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1893年8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479页。

14.您要适应英国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必要的条件——语言知识;您的成功的希望至少也是很靠不住的

关于您的总的情况,我知道:您还是一个大学生;您在法国的前程由于列日事件而断送了一半;您要适应英国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必要的条件——语言知识;您的成功的希望至少也是很靠不住的。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

马克思:《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66年8月1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21页。

(二)语言与政治|返回本层目录

1.德国人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

德国人的这种移民,特别是向斯拉夫各国的移民,从12世纪和13世纪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此外,自从宗教改革以来,由于对宗教教派的迫害,时常有大批德国人被迫逃亡波兰,他们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在其他斯拉夫国家,在波希米亚、莫拉维亚等等国家,斯拉夫人由于德国人的侵略战争而大大减少,德国人则由于侵略而增加了。

正是在波兰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几百年前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德国小市民,在政治上早已很少倾向于德国,正象在美国的德国人一样,或者象柏林的“法国移民”或蒙特维的亚的15000个法国人在政治上很少倾向于法国一样。这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地方分权时代是可能的,他们成了波兰人,成了操德语的波兰人,而且早已和祖国毫无联系。

同时,德国人在波兰却妨碍了波兰城市的建立和波兰资产阶级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以自己和波兰居民的疏远,以自己成千上万种特权和城市法规,妨碍了中央集权这个使一切国家迅速发展的最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实现。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373—374页。

2.为什么五百五十万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呢?拿一张精确的语言分布图来,看一看捷克人和在语言上与捷克人相近的邻族的分布情形。他们像楔子一样插在德国中间,但两边都受到德国人的压迫和排挤

但是,为什么五百五十万捷克人、莫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另外的五百五十万南方斯拉夫人也不能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一起建立另一个国家呢?

请随便拿一张精确的语言分布图来,看一看捷克人和在语言上与捷克人相近的邻族的分布情形。他们像楔子一样插在德国中间,但两边都受到德国人的压迫和排挤。波希米亚三分之一的居民讲德语;在波希米亚捷克人和德国人的比例是34比17。但是正是捷克人应当成为计划中的斯拉夫国家的核心,因为莫拉维亚人也同德国人混杂得很厉害,而斯洛伐克人则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混杂在一起,在民族关系上他们已经完全衰落了。如果到头来这个国家仍然受德国城市资产阶级的统治,那这算是什么斯拉夫国家呢?!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14—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329页。

3.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

最后,还曾经为了争夺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而与丹麦交战。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德国也需要它们。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2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961年10月第1版,第58—59页。

4.要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牺牲本乡本土的利益,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皇帝去打仗,这可能吗

当同俄国发生战争时,难道能够指望受泛斯拉夫主义宣传影响的、信仰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会反对与自己同血统、同宗教的俄国兄弟吗?在爆发革命战争时,要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牺牲本乡本土的利益,为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皇帝去打仗,这可能吗?这是很难指望做到的。因此,不论奥地利军队多么强大,它还需要具备完全特殊的条件,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兵力调动起来。

恩格斯:《欧洲军队》(1855年6月底—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492页。

5.这次划分应以语言、传统、宗教的近似为依据,以每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特点为依据

我们认为,为了使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和人类能够存在,欧洲地图必须重画;我们认为必需重新划分领土,以代替维也纳条约所做的任意划分;这次划分应以语言、传统、宗教的近似为依据,以每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特点为依据。你们不认为根据这些共同的信念足以建立互助友爱的组织吗?我不是要你们服从唯一的一种学说,唯一的一种观点。

马克思:《马志尼的新宣言》(1858年9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619页。

6.由于自然疆界、传统、宗教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别,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鲁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1858年刊印的“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语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诺威、梅克伦堡、不伦瑞克、霍尔施坦、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德克、安哈尔特、利珀河等等都并入了普鲁士,而《I'Empereur des Fracais conserve ses(!)limites actuelles》——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自己的(!)旧疆界。“普鲁士到美因河”同时是俄国外交活动的口号(参看上面已提到的1837年的报告书)。由于自然疆界、传统、宗教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别,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鲁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内部的矛盾的简化而完成,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续不断的三十年战争。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2—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上),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1版,第567—568页。

7.无限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语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本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反对马扎尔民族的

这是打算安抚匈牙利,然后把它变为帮助专制的奥地利摆脱困境的工具;而匈牙利在奥地利重新强大以后将遭到怎样的命运,它根据经验,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无限制和无条件地承认匈牙利语是匈牙利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事实本身,也完全是用来鼓动匈牙利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反对马扎尔民族的。

恩格斯:《奥地利革命的发展》(1860年12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250页。

8.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织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1871年9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694页。

9.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早就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对抗,对抗的根源是语言和宗教的不同

公民马克思指出,他在谈到英国的时候,忘记讲以下一点意见:你们知道,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早就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对抗,产生对抗的原因倒不难一一列举。对抗的根源是语言和宗教的不同,以及爱尔兰工人给英国工人造成的工资竞争。在英国,这一对抗成了革命的绊脚石,而且被政府和统治阶级巧妙地加以利用,政府和统治阶级深信,任何绳索都不可能把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1871年9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702页。

10.俾斯麦在波兹南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

自从俾斯麦在波兹南[1]进行文化斗争并且仿佛是为了亵渎教皇而禁止波兰文教科书,取消波兰语,用尽一切力量来把波兰抛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愈来愈接近俄国,以便即使在它的统治下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并在国际的行列中进行斗争。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577页。

11.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

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高度毅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事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592页。

12.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恩格斯:《威廉•沃尔弗》(1876年6—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99页。

13.当德国沙文主义者的兼并欲被打消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方面也更紧密地同法国融合在一起

1814年,联军在向前推进期间,正好在亚尔萨斯和德意志洛林遭到了最坚决的敌视,受到了人民本身最激烈的反抗;因为在这里人们感到有再度变成德国人的危险。而当时在那里人们还是几乎光说德语的。可是,当脱离法国的危险过去了的时候,当德国浪漫主义沙文主义者的兼并欲被打消的时候,人们就认为有必要在语言方面也更紧密地同法国融合在一起,从这时起,学校就像卢森堡人自愿实行过的那样法国化了。但这种转变过程毕竟是非常缓慢的;只有现在这一代资产阶级才真正法国化了,而农民和工人还是说德语的。这大致上同卢森堡的情况一样:除了一部分教会讲坛以外,书面德语已被法语排挤了,但德国的民间方言只是在语言交界处失去了地盘,而且,作为日常用语,它在这里比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应用得更为广泛。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底—1888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508—509页。

14.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必须学新的语言

我衷心地感谢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社会民主党人”第2期;我想通过这封信的标题向你们说明,我至少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国际主义提出的要求逐年在增长。在1848年以前,人们可以认为,只要多少懂一些西欧和中欧的主要语言就够了,但是今天情况却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为了能跟上社会主义向东方和东南方的进展,我甚至在晚年还得去学习罗马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但是住在西方的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我们在亚洲边境上的这些东南方前哨的喜悦,它们正在把马克思树立的现代无产阶级的旗帜一直插到黑海和爱琴海岸——要是马克思能亲眼看到这些该多好啊!——,它们用俄国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社会主义著作来对抗沙皇的声明,并且以此来回答俄国沙皇政府的利诱和威胁。看到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了保加利亚文,我非常高兴。

恩格斯:《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编辑部》(1893年6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477页。

15.在选举代表大会主席时你应当当场声明,只有会说几种语言的人才能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

(6)克里默先生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了。他所追求的只是得到一个“有报酬的”职务,而且不做工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在代表大会上选他当总书记(这是唯一有报酬的职务)。应当在总书记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这个托词下——其实是完全合理的——选举福克斯。

(7)中央委员会主席不应当由代表大会选举,而应当在这里,即在伦敦选举,因为这个人物只具有地方性意义。

(8)在选举代表大会主席时你应当当场声明,只有会说几种语言的人才能在国际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这至少是为了节省时间,等等。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6年8月3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26页。

16.所有这些重新德意志化的企图,必然使亚尔萨斯人讲法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保尔当然一定非常想知道亚尔萨斯的情况。那好,法国人是可以满意的。在斯特拉斯堡,使我惊奇的是,我听到的都是德国话。只有一次从我身边走过的两个女孩子——犹太人——讲法语。但这完全是假象。住在那里的一个很有头脑的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告诉我,一出城门你就会听到人们只讲法语,而且是故意这样做。在牟尔豪森也是如此,据他说,五分之四的人口——工人等等都讲法语。在被吞并以前并不是这样。自从有了铁路,法语就开始在乡村地区推广,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讲的法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自造的。但不管怎样,毕竟是法语,这说明人民喜欢什么。吞并以后,有一次我对摩尔说:所有这些重新德意志化的企图,必然使亚尔萨斯人讲法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事实果然如此。农民和工人在他们是法国人的时候坚持使用他们的德国方言;现在他们则极力摆脱它,用法语来代替。

象这些普鲁士大笨蛋,真是世间少见。他们拜倒在贵族和资产者的脚下,但他们应该知道,这些贵族和资产者都无可救药地法国化了,并且欺压至少在语言上还保留着德意志民族某些痕迹的农民和工人。

恩格斯:《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3年8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112页。

17.让自己卷入一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用一种我还不能象我所熟悉的西方语言那样使用自如的语言进行的辩论

至于我的观点,我担心您的对手(如果不是司徒卢威先生本人,那就是整个俄国报刊)会不适当地加以利用。我的俄国朋友们坚持要求我出来反驳那些不仅曲解而且错误地引证我们的作家的话的俄国书刊,而且他们肯定地说,我的干预足以使一切正常起来。但是我总是拒绝,因为,为了不给我的迫切的、重要的工作带来损害,我不能让自己卷入一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用一种我还不能象我所熟悉的西方语言那样使用自如的语言进行的辩论,而且是在那种我最多能看到零星的片断,却根本不可能仔细观察争论的各个阶段和详情的刊物上进行的。处处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了维护一度采取的立场,竟不惜歪曲别人的思想和使用其他不正当的手段。既然对我们的作家的著作尚且如此,我担心他们对我也不会更好;这样一来,最终将迫使我为了别人和我本人的利益而参与争论。

恩格斯:《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4年1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312页。

18.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摘自《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1页。

19.用什么语言进行?同使用其他语言共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的关系如何?最好对这些关系作确切详细的说明

是否有其他民族和其他种族的工人?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进行得怎样?是有组织地进行,还是偶尔地进行?用什么语言进行?同使用其他语言共同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团体的关系如何?最好对这些关系作确切详细的说明。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团体向全党代表大会的报告的问题》(1902年12月—1903年1月),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63页。

20.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

我们应当以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依靠在经常共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建立一些各行其是的组织,不应当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政党而削弱自己进攻的力量,不应当造成隔阂和隔绝,过后再拿声名狼藉的“联邦制”这种膏药来治疗人为的病痛。

列宁:《犹太无产阶级是否需要“独立的政党”》(1903年2月15日[28日]),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04页。

21.用当地无产阶级使用的各种语言进行宣传和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

俄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就是这样无条件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毫无例外地把一切无产阶级组织(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和教育组织等等)中的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在党的体制上不是实行联邦制,也不是成立各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而是实现当地各民族的无产者的统一,并用当地无产阶级使用的各种语言进行宣传和鼓动,进行各民族工人反对任何民族特权的共同斗争,实行地方和区域的党组织的自治。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335页。

22.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熟悉英国书刊,这使他一下子就能够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

恩格斯的英语非常好(马克思掌握英语比恩格斯晚得多),熟悉英国书刊,这使他一下子就能够(1846年9月16日的信)指出标榜一时的蒲鲁东的“劳动市场”在英国遭到破产的例证。蒲鲁东玷污了社会主义,——恩格斯愤慨地说道,——因为照蒲鲁东的说法,工人应该赎回资本!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79页。

23.要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用当地无产阶级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

必须承认,在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区应该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它要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起来,并且用当地无产阶级的各种语言来进行工作。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报告和给出席该会议的中央代表团的指示》(1914年6月23—30日[7月6—1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98页。

24.从遥远的地方,用异国的语言去影响一个人口众多的、极其独特的民族的生活,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幸灾乐祸,这是不难理解的:它希望在印度煽起对英国的不满和反英运动,从而改善自己的军事地位。当然,抱这种希望是很愚蠢的,因为要从一旁,从遥远的地方,用异国的语言去影响一个人口众多的、极其独特的民族的生活,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实在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何况这种影响并不是经常不断的,而是偶然的,只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与其说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企图影响印度,不如说它想借此自我安慰,想欺骗德国人民,把他们的视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

列宁:《论德国的和非德国的沙文主义》(1916年5月31日[6月1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2版,第321页。

25.英语可能成为世界语言,也可能+俄语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1914年1月10日和20日[1月26日—2月8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92页。

(三)语言与经济活动|返回本层目录

1.随着科学的进步,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再生产出来

随着科学的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因而科学和教学方法越是面向实际,就越是这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431页。

2.德语在贸易中——不包括欧洲罗曼语各国,当然也不包括列万特——比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总之比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其他语言都用得广泛

德国的国外商业殖民地早在1789年之前就存在,但只是从1814年才起作用,只是从1848年才真正成为吸引德国参加世界贸易的杠杆,而后来非常有成效,逐渐发展。1848年以前的商业殖民地的性质——商人多半是没有文化的,以自己是德国人为耻(他们在曼彻斯特讲夹杂着十种德语方言的英语)。没有法律保护(维尔特的墨西哥见闻,他同德国驻南美的外交官交往的全部经验)。由于在东欧有商业殖民地和犹太人(关于这一点应当谈得详细一些),在斯堪的那维亚由于有汉堡的邮班,德语逐渐成为世界贸易的语言。应该指出,德语在贸易中——不包括欧洲罗曼语各国,当然也不包括列万特——比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总之比除英语之外的所有其他语言都用得广泛。目前德国殖民地发展很快——试看连伦敦的英国人都惶恐不安了。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1873年底—1874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72—173页。

3.民族性、语言统一对于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和经济流转的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资本主义的要求,无疑会包括居民的民族成分要尽可能统一的这项要求,因为民族性、语言统一对于完全控制国内市场和经济流转的完全自由是一个重要因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51页。

4.人类商业交往的主要工具是语言

8.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要求统一国内市场。市场是贸易往来的中心。人类商业交往的主要工具是语言。

9.团结各民族区域(恢复语言,唤醒民族等)和创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必要性。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1914年1月10日和20日[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88页。

5.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同时清除阻碍这种语言发展和阻碍把这种语言用文字固定下来的一切障碍。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统一和无阻碍的发展,是实现真正自由广泛的、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周转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广泛地按各个阶级组合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场同一切大大小小的业主、卖主和买主密切联系起来的条件。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24—225页。

6.经济上相互接近和作为经济因素的语言国家的分离与经济联系、文化联系以及阶级联系的加强

经济上相互接近和作为经济因素的语言国家的分离与经济联系、文化联系以及阶级联系的加强。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提纲》(1914年2—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450页。

7.经济因素=语言

(B)民族国家=典型,常态。

(罗•卢森堡与强盗国家)。

经济因素=语言。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的提纲》(1914年2—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452页。

8.英国人除了英文,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从来都不用别的文字讲话,而为了自己心爱的free trade〔自由贸易〕,却甘愿用法文发言。这就说明,这是多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们的钱袋

这次会议上表现得最好的是英国人。他们和这次会议的利害关系最大;开辟大陆市场,他们很同意;自由贸易是他们的切身问题。他们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英文,他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从来都不用别的文字讲话,而在这里,为了自己心爱的free trade〔自由贸易〕,却甘愿用法文发言。这就明显的说明,这件事是多么有力地触动了他们的钱袋。

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1847年9月19和22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277页。

9.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

德国人在北方从斯拉夫人手中重新夺回了起初属于德国而后来属于斯拉夫人的由易北河至瓦尔塔河的那片地区;所以要夺取这片地区,是由于从瓜分卡罗林君主国而产生的“地理上和战略上的考虑”。这些斯拉夫地区已经完全德意志化;这已是既定事实,而且已经无法挽回,除非泛斯拉夫主义者能够找到已经消亡了的索布语、温德语和奥博德里特语,并把这些语言强加于莱比锡、柏林和施特廷的居民。但上述夺取行为是有利于文明的,这一点至今还没有人否认过。

在南方,当德国人发现各斯拉夫部族的时候,它们都已经零零散散。这是那些曾经占据过后来为马扎尔人所占领的地区的非斯拉夫族的阿瓦尔人所干的事情。德国人强迫这些斯拉夫人纳贡,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德国人也同阿瓦尔人和马扎尔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结果从他们手中夺取了由恩斯河至莱达河的整个地区。德国人在这里强迫他们德意志化,而各斯拉夫地区的德意志化过程则和平得多,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至于说到“压迫”,那末斯拉夫人所受到的德国人的压迫,并不比德国人民大众所受的压迫更重。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14—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331—332页。

10.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意志的语言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干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400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1848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意志的语言。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页。

11.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德语、英语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的讲话声交织在一起

这一种贸易和整个黑海贸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闻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德语、英语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的讲话声交织在一起。

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1853年3月23—28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15页。

12.中世纪佛来米人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点,那时商人同意大利商人和其他商人谈生意当然不用佛来米语……佛来米人现在终于到该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时候了,而这种语言只能是法语

弗兰德从凡尔登瓜分到1500年一直是法国的一部分,因此在那里法语是有根底的;中世纪佛来米人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点,因为那时商人同意大利商人和其他商人谈生意当然不用佛来米语。而“条顿人”现在竟要求恢复甚至在荷兰人那里都没有得到完全承认的佛来米语;僧侣的佛来米语运动!佛来米人现在终于到该使用一种语言而不是两种语言的时候了,而这种语言只能是法语。

恩格斯:《关于德国的札记》(1873年底—1874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75页。

13.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

许多报纸都不止一次地提到高加索总督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黑帮反动主张,而在于它的羞羞答答的“自由主义”。顺便提一下,总督表示反对人为的俄罗斯化,即反对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高加索非俄罗斯民族的代表自己就在竭力教儿童讲俄语,例如,在不一定要教俄语的亚美尼亚教会学校里就有这种情形。

俄国发行最广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俄罗斯言论报》(第198号)指出了这一点,并且作了一个公正的结论:在俄国,俄语之所以遭到敌视,“完全是”由于“人为地”(应当说:强制地)推广俄语“引起的”。该报写道:“用不着为俄语的命运担心,它自己会得到全俄国的承认。”这说得很对,因为经济流转的需要总是要使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各民族(只要他们愿意居住在一起)学习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俄国的制度愈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愈有力、愈迅速、愈广泛,经济流转的需要就会愈迫切地推动各个民族去学习最便于共同的贸易往来的语言。

但是自由派报纸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证明它的自由主义不彻底。

该报写道:“就是反对俄罗斯化的人里面也未必会有人反对象俄国这样大的国家应当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只能是俄语。”

逻辑正好相反!

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43%),法兰西人占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17%),意大利人占7%(在俄国,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

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联邦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

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象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象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列宁:《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语言问题的态度》(1913年9月5日[18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447—450页。

14.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

瑞士没有一种全国通用的语言,而是有三种语言——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但是小小的瑞士并没有因此吃亏,反而得到了好处。在瑞士居民中,德意志人占70%(在俄国,大俄罗斯人占43%),法兰西人占22%(在俄国,乌克兰人占17%),意大利人占7%(在俄国,波兰人占6%,白俄罗斯人占4.5%)。在瑞士,意大利人在联邦议会经常讲法语,这并不是由于某种野蛮的警察法(在瑞士没有这种法律)强迫他们这样做,而纯粹是由于民主国家的文明公民自己愿意使用多数人都懂得的语言。法语之所以没有引起意大利人的仇视,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民族的语言,而不是靠令人厌恶的警察措施强迫别人接受的语言。为什么民族成分复杂得多而又极端落后的“庞大的”俄国却一定要保留一种语言的特权,从而妨碍自己的发展呢?自由派先生们,情况不是正好相反吗?如果俄国想赶上欧洲,它不是应当尽量迅速、彻底、坚决地取消一切特权吗?

如果取消一切特权,如果不再强迫使用一种语言,那么所有的斯拉夫人就会很快而且很容易地学会相互了解,就不用担心在全国议会里使用不同的语言发言这一“可怕的”主张。经济流转的需要本身自然会确定一个国家的哪种语言使用起来对多数人的贸易往来有好处。由于这种确定是各民族的居民自愿接受的,因而它会更加巩固,而且民主制实行得愈彻底,资本主义因此发展得愈迅速,这种确定也就会愈加迅速、愈加广泛。自由派对待语言问题也象对待所有的政治问题一样,活象一个虚伪的小商人,一只手(公开地)伸给民主派,另一只手(在背后)却伸给农奴主和警察。自由派分子高喊:我们反对特权;但在背后却向农奴主时而要求这种特权,时而要求那种特权。

工人民主派的民族纲领是: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享有任何特权;采取完全自由和民主的办法解决各民族的政治自决问题,即各民族的国家分离权问题;颁布一种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凡是赋予某一民族任何特权、破坏民族平等或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措施(地方自治机关的、城市的、村社的等等),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时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要求取消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都有权要求给予采取这种措施的人以刑事处分。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22—123页。

15.经济比心理因素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正在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1.您赞成在俄国推行国语。认为它是“必要的;它起过并且还将起巨大的进步作用”。这我绝对不能同意。我早就在《真理报》上谈过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反驳意见。您的论据完全不能说服我,而是恰恰相反。俄罗斯语言对许多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起过进步作用,这是不容争辩的。但是,难道您看不见,假如不搞强迫的话,它本来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起进步作用?难道“国语”不正是驱使大家离开俄罗斯语言的一根棍子吗??您怎么就不想弄明白在民族问题上特别重要的那种心理因素呢??只要搞一点强迫,这种心理因素就会破坏和损害中央集权、大国家和统一语言的无可争辩的进步作用,使之化为乌有。但是,经济比心理因素更重要:俄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它正在使俄罗斯语言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您难道不相信经济的力量而想用警察坏蛋们的棍棒来“加强”经济吗??难道您看不见,您这样做是在破坏经济、阻碍经济的发展吗??难道可恶的警察制度的垮台,不能使保卫和推广俄罗斯语言的自由团体增多十倍(以至千倍)吗??不,我决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并且要责备您,因为您搞的是君主制普鲁士式的社会主义!!

列宁:《致斯•格•邵武勉》(1913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379页。

五 论语言与方言|返回本层目录

(一)语言与方言的界限或分布|返回本层目录

1.尼斯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则操意大利方言。但是除瓦尔河上一些村庄以外,标准语到处都是意大利语

大家知道,伯爵领地尼斯位于滨海阿尔卑斯山麓,它和热那亚省的疆界,通过切尔沃河附近的奥涅利亚以东一德里处向下一直伸到海边。尼斯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即卢艾亚河东岸地区,则操意大利方言。但是除瓦尔河上一些村庄以外,标准语到处都是意大利语,只是在尼斯城里,由于外国人大量流入,法语和意大利语才不相上下。

为了正确地研究民族成分问题,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阿尔卑斯山脉西部地区各种语言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卑斯山脉一带,凡是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交错的地方,意大利语总是处于劣势。它没有渗入阿尔卑斯山脉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格劳宾登和提罗耳的罗曼方言完全与意大利语无关。相反,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南,一切边缘地区的语言却夺取了意大利语的地盘。在威尼斯省的西部山区乌迪讷,说的是克莱纳—斯洛文尼亚语。在提罗耳,德语的成分在整个南坡和艾契河上游谷地占统治地位;更向南,在意大利语地区的中部,只有Sette comuni和Yredici comuni[1]是孤岛般的德语区;

格里斯山南麓、德森的卡维尔诺谷地、皮蒙特的福尔马察谷地、辛普朗山麓附近的上迪韦德罗谷地,最后,还有玫瑰峰的整个东南坡、利斯、上塞齐亚和安察斯卡等谷地,都说德语。法语的疆界起自利斯谷地,包括整个阿奥斯塔谷地和从蒙塞尼起的科特阿尔卑斯山的东坡,因此,一般都认为,波河上游所有河流都发源于法语区。通常认为,这个疆界是由德蒙特(斯图腊河畔)起,即田达山口稍西的地方起,到卢艾亚河并且沿卢艾亚河直到海边。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660—661页。

2.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泽里茨

我们来看一看中欧的语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资料——沙法里克的slovanskD zemêvid[2](指的是“斯拉夫各国”地图,马列局原注)来说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泽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转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间。在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语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围的德语区犬牙交错,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语区,而且在北方,整个维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鲁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语的,它们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语的最西点和捷克语的最北点之间,在德语区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鲁日伊策语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1860年2月—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上),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1版,第548页。

3.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

革命军的核心是由正规军——服务多年并且久经战斗的党羽们构成的。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年轻的新兵或出掠时抓来的农民。在某个被征服的省份里征集的军队,统领们总是把他们派赴其他遥远的省份。例如在宁波,叛乱者们现在就操着40种不同的方言,而宁波方言此刻也第一次传到了遥远地区。

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6月下半月—7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46页。

4.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立陶宛人自己管辖,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

在波兰,也同差不多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居住着各种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的人。波兰的大多数居民即它的基本核心,无疑是操波兰语的本地波兰人。可是,自1390年起,波兰本土就已经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后者在1794年最后一次瓜分以前曾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立陶宛大公国境内,曾经居住过许多不同的部落。波罗的海沿岸的北部省份由立陶宛人自己管辖,这是一种与他们的斯拉夫邻人操不同语言的民族(people);这些立陶宛人很大一部分曾被日耳曼移民所征服,而日耳曼移民反过来又吃力地防御着立陶宛的大公。其次,在现今的波兰王国的南部和东部,住着白俄罗斯人,他们的语言介乎波兰语和俄罗斯语之间,而更接近于俄罗斯语;最后,在南部地区还住着所谓的小俄罗斯人,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现在的语言与我们通常称之为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语完全不同。所以,如果有人说,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组成的国家。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179页。

5.这些古代的名称虽然按当地方言有所改变,但是大部分至今还继续存在

……其中最有意思的结论如下:

(1)《创世记》中记摘自的所谓挪亚和亚伯拉罕等人的系谱,是按方言的亲疏等等对当时贝都英各族的相当准确的排列。大家知道,贝都英各族到今天还自称为萨勒德—贝尼、优素福—贝尼等等,即某某人的子孙。这种由古代宗法制生活方式所决定的称呼最终产生了这种系谱。《创世记》中的支系的排列或多或少地为古地理学家所证实,而现代旅行家证明,这些古代的名称虽然按当地方言有所改变,但是大部分至今还继续存在。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249页。

(二)方言的种类和地名|返回本层目录

1.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

从波希米亚和克伦地亚往东,一直到黑海,语言的混杂情况真是令人吃惊。居住在邻接德国地区的斯拉夫人中间非民族化的过程,德国人的缓慢而不间断的推进,匈牙利人的入侵(这一入侵的结果使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被700万密集的芬兰民族分割开来),插入斯拉夫族地区的土耳其人、鞑靼人和瓦拉几亚人的存在——所有这一切造成了真正的语言上的巴比伦。村与村之间,几乎是田庄与田庄之间,语言都有变化。甚至在波希米亚,500万居民中有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斯拉夫人,而且这些斯拉夫人三面受到德意志人的包围。奥地利的斯拉夫族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斯拉夫人的原有土地归还给斯拉夫人,把奥地利(提罗耳和伦巴第除外)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这就是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目的,这就意味着宣布近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全部无效,砍掉德国的三分之一和整个匈牙利,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变成斯拉夫的城市——目前占有这些地区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是不能同情这种行动的。而且,各种斯拉夫方言的差别很大,除极少数外,讲斯拉夫方言的人彼此都听不懂。有一个可笑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1848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上,曾经想找出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语言,作了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最后与会者不得不讲他们所最痛恨的语言——德语。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4月17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221—222页。

2.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约有700万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

本世纪初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运动很快就使俄国政府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土耳其的居民中大约有700万斯拉夫人,他们的语言是所有斯拉夫方言中同俄语最近似的一种语言,而宗教和教会语言(古斯拉夫语或教会斯拉夫语)则同俄国人的完全一样。俄国依靠自己的希腊正教教会领袖和庇护者的地位,正是在这些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当中第一次开始进行了泛斯拉夫主义的鼓动。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4月17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223页。

3.北意大利方言和南法兰西方言非常接近,几乎无法说明某种方言止于何地,某种方言起于何地

萨瓦像瑞士西部各州一样,是法兰西民族占有完全和无疑的优势的一个省份。人民都操南法兰西方言(普罗凡斯方言或利木赞方言),但标准的和正式的语言到处都是法语。可是这丝毫也不能证明萨瓦人愿意并入法国,特别是并入波拿巴的法国。据一位于1859年1月为了军事目的曾经在这个地区旅行的德国军官的见闻录记述,除了莎姆伯里和下萨瓦的其他几个城市以外,主张并入法国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毫无影响,同时上萨瓦、莫里延和塔兰特兹认为最好是保持现状,沙布累、佛西尼和热涅维这三个北部地区则认为最好是加入瑞士联邦,组成它的一个新的州。但是,既然萨瓦居民完全是法兰西人,它无疑会日益倾向于法兰西民族的基本中心,并且最后会并入这个中心,这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尼斯的情况却不同。伯爵领地尼斯的人民也操普罗凡斯方言,但是这里的标准语、教育、民族精神都是意大利的。北意大利方言和南法兰西方言非常接近,几乎无法说明某种方言止于何地,某种方言起于何地。甚至皮蒙特和伦巴第的土语按其后缀来说也完全是普罗凡斯语,而具有拉丁语词根的词的构成法实质上与意大利语相同。以这种土语为依据要求尼斯并入法国是不可能的。因此,现在只是根据设想中的尼斯对法国的同情要求它并入法国,可是是否存在这种同情,那还是大大值得怀疑的。即使有这种同情,即使有特殊的土语,尼斯也完全是意大利的一个省份。

恩格斯:《萨瓦与尼斯》(1860年1月30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622—623页。

4.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列论点是确定不移的:德国方言不是高地德意志语,就是低地德意志语。在这里,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3]。因为卡罗林王朝末期的法兰克文字是高地德意志语(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确实已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古高地德意志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中。这样仍然绝对不能说明古萨利克语区的尼德兰语从何而来。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革新成尼德兰方言,里普利安语革新成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部分地在不同的程度上转变为高地德意志语,部分地则依然是低地德意志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81年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59页。

5.尽管根据最伟大的现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

此后,由于波兰文明程度更高,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16世纪,耶稣会会士统治波兰时期,波兰的信奉希腊正教的俄罗斯人被迫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伟大的现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希腊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59页。

6.不消说,Mailand、Lüttich、Genf、Kopenhagen“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可是“世界历史观点”是否“从名称上就已”看出海孟斯艾希赫、维尔斯来登、耶纳乌和加尔天菲尔德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呢?

约丹先生在这里把涅茨地区和波兹南其他地区对立起来了。他,这位世界历史观点的骑士、波兰历史的专家、列列韦尔著作的译者,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些材料的呢?正是从伊诺弗罗茨拉夫的曾弗先生的演说中得到的!他这样严格地遵循曾弗先生的演说,甚至完全忘记了波兹南的其他部分即大波兰部分在1794年就已“归普鲁士所有,从那时候起,如果不算昙花一现的华沙大公国这一段时间,它一直是属于普鲁士的”。但是“涅茨同胞”曾弗没有谈到这一点,因此,“世界历史观点”只知道波兹南地区仅仅在1815年才“归普鲁士所有”。

“其次,西部各州——比恩鲍姆州、梅泽里茨州、博姆斯特州、弗劳施塔特州[4]——从这些城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

但是门兹胡德州也是这样吗,约丹先生?——“从这个州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按其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波兰的”吗?

不过,门兹胡德也就是比恩鲍姆州。用波兰话来说,这个城市就叫做门兹胡德。

这一个“可理解的世界”的“世界历史观点”的语源学“古玩陈列室”,会从基督教德意志的利奥先生那里得到多大的支持!不消说,Mailand、Lüttich、Genf、Kopenhagen[5]“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可是“世界历史观点”是否“从名称上就已”看出海孟斯艾希赫、维尔斯来登、耶纳乌和加尔天菲尔德自古以来就是德国的呢?当然,世界历史观点是很难在地图上找到这些自古以来的德国名称的,当它知道这些名称指的就是勒克纳乌、里昂、热那亚和康波弗列多的时候,它自然只有感谢杜撰了这些名称的利奥先生。

如果法国人在最近宣布Cologne、Coblence、Marence和Francfort[6]自古以来就是法国的领土,那么世界历史观点将怎么说呢?那将是世界历史观点的不幸!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404—405页。

7.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

在特殊的情况下,营地用石墙围起来,有时甚至连兵士住的地方也是用石头建造的。整个营地外形犹如一座城市;这是唯一由罗马人建造的城堡型式。罗马人征服不列颠最永久的纪念碑是把拉丁字casta(野营)保留为最初曾是罗马军队驻地的许多城市的名称或名称的一部分,例如当卡斯特、莱斯特、伍斯特、切斯特、温彻斯特[7]等。

恩格斯:《野营》(1858年2月1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上),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1版,第279—280页。

(三)方言和共同语|返回本层目录

1.在这里指出克拉斯诺耶村人的特殊方言,不是没有意义的

绝大多数生产者已经变成了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为企业主工作的局部工人。这门手工业的悠久历史和完全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系促使手工业者同农业分离:在克拉斯诺耶村,农业完全衰落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同于农民。[8]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底—1899年1月),摘自《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353页。

2.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因为俄国7/10以上的人口属于同源的斯拉夫民族,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以任何“国家的”特权,也会很容易地进行交际

社会民主党主张建立彻底民主的国家制度,它要求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某个民族或某些民族享有任何特权。

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反对所谓“国”语。在俄国,这样的“国”语尤其是多余的,因为俄国7/10以上的人口属于同源的斯拉夫民族,在自由国家的自由教育的条件下,由于经济流转的要求,即使不给某一语言以任何“国家的”特权,他们也会很容易地进行交际。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226日以前),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331页。

3.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1950年7月11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30—531页。

(四)法兰克方言|返回本层目录

“法兰克方言”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对于这种方言,语言学家们开了一个出奇的玩笑。格林认为它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和高地德意志语中,但新近的研究者们则认为自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起,至翁施特鲁特河、萨利河、雷察特河止,甚至一直到多瑙河,并且经过移民而直达理森山,都是法兰克方言流行的范围。甚至像库里茨•海奈那样的语文学家,竟也根据在韦尔登抄录的一篇古福音诗[9]手稿,编造出一种古代下法兰克语言,而这几乎是一种略带法兰克语色彩的纯粹的古代萨克森语,——而布劳涅则干脆把一切真正的下法兰克方言,一部划归萨克森语,一部划归尼德兰语[10]。最后,阿尔诺德是把里普利安人征服的地区,局限于阿尔和康塞尔两河分水岭以北的地方,而认为所有位于南方及西南方的地区,开头是由阿勒曼尼人占领,以后又是单独由卡滕人(他把卡滕人也划归法兰克人之中)占领的,因此,他们说的话也是阿勒曼尼—卡滕语。

首先,让我们恢复法兰克语言区的实际界限。绍林吉亚、黑森和美因法兰克尼亚,在卡罗林王朝时代曾在《Francia》的名称下并入这个地区,此外就没有任何理由划入这个地区。在施佩萨尔特、福格耳贝克林山和卡累尔-阿斯坦山以东诸地所说的语言,绝对不是法兰克语。黑森和绍林吉亚是独立的部落居住的地方,有它们自己的独立的方言;在美因法兰克尼亚居住的是斯拉夫人、绍林吉亚人和黑森人的混血人口,其中还夹杂有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它的独特的方言。

只有把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侵入这些方言中的程度拿来作为主要区别标准,才能将这三个语言分支算作法兰克语。但是,我们将要看到,正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非法兰克人在判断法兰克语言时的全部混乱。

我们从最古的文物开始,并且首先对摩里茨•海奈[11]的所谓古代下法兰克语作一个正确的说明。写于韦尔登而目前存放在牛津的所谓古福音诗的柯顿手稿,根据海奈的意见,应当是古代下法兰克语,因为这个手稿是在韦尔登的修道院写成的,这个修道院虽然仍然是在法兰克境内,但离萨克森边境极近。旧的部落边界,今日还是贝尔格区同马尔克区的边界;在处于两地之间的修道院中,韦尔登的修道院属于法兰克尼亚,埃森的修道院属于萨克森。韦尔登在东面和北面,都跟毫无疑问的萨克森的村庄紧紧相连;在鲁尔河同利珀河之间的平原上,萨克森语言在若干地方差不多侵入到莱茵河一带。有一部萨克森语的作品在韦尔登抄写出来,而且显然是由一个法兰克人抄写的,在这个法兰克人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法兰克语的字形——这种情形还远不足以说明抄本上的语言就是法兰克语。除了柯顿的这个古福音诗抄本以外,海奈还举出了一些具有同一性质的韦尔登的断简残篇以及他认为来自亚琛地方的一首赞美诗译文的残稿,他以为这些也是用下法兰克语写的;但凯伦(“‘萨利克法’注解”)[12]却直截了当地认定这篇译文是尼德兰语。事实上,这篇译文一方面带有完全的尼德兰语形,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真正的莱茵—法兰克语形,甚至还有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痕迹。它显然是在尼德兰语和莱茵—法兰克语之间的边境上,大约是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地方译出的。译文的语言要比那两个古福音诗抄本的语言年轻得多。但是,单单根据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根据抄本中出现的少量法兰克语形,就足以肯定法兰克语和萨克森语的若干基本差别。

一、在所有的印格伏南方言里,现在时直陈式复数的三种人称的结尾都是相同的,即同样是以一个前面带有元音的齿音字母为结尾;古代萨克森语结尾为d,盎格鲁撒克逊语为dh,古代弗里西安语为th(这大概也可以代替dh)。例如,在古代萨克森语中,hebbiad的意思是wir haben,ihr habt,sie haben,同样地,fallan,gawinnan的所有三种人称,都同样是fallad,winnad。在这里,第三人称使所有三种人称都从属于它自己,但应当注意的是,印格伏南语新特有的那种在d或dh之前省略了n的现象,也是所有上述这三种方言所共有的。在一切现存的方言之中,只有威斯特伐里亚语还保留这种特殊性;在那里,今天仍然说wi,ji,se hebbed等等。其他的萨克森方言同西弗里西安方言一样,已经没有这种特殊性了;它们的三种人称是有区别的[13]。

西莱茵的赞美诗,同中部高地德意志语一样,复数第一人称结尾为m,第二人称为t,第三人称为nt。相反地,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除了萨克森语形以外,还曾好几次出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形式,例如:thol^ond—sie dulden[他们容忍],gorn^ond—ihr klagt[你们诉苦],以及命令式,marient—verkündigt[宣告],seggient—sagt[讲]。而这在萨克森语里,则要求thol^od,gorn^ot,mariadm,seggiad。这些形式,不单是法兰克的语形,它们甚至直到今日仍然是真正的韦如登方言,贝尔格的地区方言。在贝尔格语里,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也是相同的,不过不是像萨克森语那样以d结尾,而是像法兰克语那样以nt结尾。同马尔克福的wi hebbedant相反,在这里,在边界线上,却说wi hant,并且与上面的命令式seggient相同,这里说seient ens—sagt einmal[讲一讲]。在这里,在贝尔格语里,所有的三种人称的语形完全相同;布劳涅等人根据这一简单的观察,就不加思索地宣称全部的贝尔格山区都属于萨克森语的范围。这种规则,诚然是从萨克森传到这里来的,但遗憾的是,它是由法兰克语输出的,因此,他们所证明的,恰恰是他们应当证明的反面。[14]

在齿音之前省去n,这在印格伏南方言里,并不限于上述的场合;这在古代弗里西安语中较为稀少,相反地,在古代萨克森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则流行颇广。例如:mudh—Mund,kudh—Kund,us—uns,odhar—ein anderer。那个法兰克人在韦尔登抄写古福音诗的时候,曾有两处把odhar写成法兰克语形andar。在韦尔登的赋税登记册上,法兰克语形的姓名Reinswind,Meginswind同萨克森语形的姓名Reinswid,Meginswid,彼此交错着。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到处都写的是munt,kunt,uns,只有在所谓利普西乌斯[15]的注解(摘自这首赞美诗的一种已经失落的手抄本)中,有一处用farkutha abominabiles[可恨的]代替farkuntha。同样地,在古代萨利克人的文物上,姓名中的n也到处保存着,例如Gund,Segenand,Chlodosindis,Ansbertus等等;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在现代的法兰克方言中,n到处都有(贝尔格语中唯一的例外是语形os-uns)。

二、一般用来构成所谓古代萨克森语语法的语言文物,全部都出于西南威斯特伐里亚、闵斯德、弗雷肯霍斯特、埃森。这些文物上的语言,不但同一般的印格伏南语形有某些重大差别,而且同那些直到今天还作为真正古代萨克森语形而保持在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专有名词中的语形也有某些重大差别。相反地,它同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却相似到了惊人的地步。因此,这种方言语法的新近研究者科瑟伊恩称它为古代西萨克森语。[16]

因为我们在这种研究中所依据的,差不多只限于拉丁文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所以,西萨克森语和东萨克森语之间的可证实的语形差别,为数并不很多。这种语形差别只限于两种场合,但是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1)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面,第二格复数的一切变化,都以a为词尾。相反地,在古代西萨克森语、古代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则都以o为词尾。但是,真正的古代萨克森语形究竟是怎样的呢?这种方言是否在这里真正地背离了印格伏南语的规则呢?

恩格伦和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回答了这个问题。在Stedieraburg,Horsadal,Winethah^osen,Ediengahusun,Magathaburg和其他许多名称里面,复合词之前一部分是复数第二格,并以a为词尾。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a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17]中,就有Aningera Aningera l^o和Wernera-Hloth^uson字样,而Osnabrück一词中的a,也正是古代的复数第二格。

(2)法兰克语的阳性弱变化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一样,都是以o结尾,跟哥特—印格伏南语以a结尾是不同的。古代西萨克森语,照例也同样是以o结尾;可见,也是跟印格伏南语的习惯不同的。但古代萨克森语,却绝不是全部如此。甚至在威斯特伐里亚,o也并不是没有例外;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上,除了o之外,还有一系列以a为词尾的名字(Siboda, Uffa,Asica,Hassa,Wenda等等);在维干德[18]掌握的帕德波恩的文物中,几乎都是a,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有o;在奥斯特法利亚的文献里面,a差不多处于独占的地位;因此,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不承认,a和an(间接格中的)是通行于民族各部分之间的原始的萨克森语形。a之被o排斥,也不单限于威斯特伐里亚。十五世纪初叶,编年史和其他文献中的东弗里西安语的阳性名词,几乎总是以o为词尾:例如Fokko,Occo,Enno,Smelo等等,而不是西弗里西安方言里个别场合依然保留着的早先的a。

由此可以肯定,西萨克森语同印格伏南语语法规则上的上述两种差别,并不是萨克森语起初就有,而是由外来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影响,可以很简单地由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即西萨克森以前本是法兰克的领土。直到法兰克人的主要部分退出以后,萨克森人才越过奥斯宁格山脉和埃格山脉,逐步地推进到直到今日还仍然是把马尔克和藻厄兰山同贝尔格和济克兰德划分开来的那条边界线。落在后面的现在已经跟萨克森人混合起来的法兰克人,他们的影响就表现在阿a被那两个o所代替;就是在今天的方言里,这种影响也是不能否认的。

三、莱茵—法兰克语言有一种特点流行于鲁尔河到摩塞尔河这一带,那就是动词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的词尾为n;在后面是一个元音的情况下,这一点保持得最好。例如,(在贝尔格语里)dat don ek-das tue ich,ek han—ich habe。这种动词形式(don,han),通行于全部下莱茵和摩塞尔河流域,至少达到洛林的边境。这种特点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已经可以看到了,例如biddon—ichbitte[我恳求],wirthon—ich werde[我成为],虽然并不彻底。在萨利克方言里,没有这个n;在那里,在最古的文献[19]343里,已经可以看到ec forsacho[我放弃],gel^obo[我允诺]。尼德兰语也没有这个n。古代西萨克森语,不同于法兰克语的只有一点,即这个n仅仅出现在一种动词变化(即所谓第二弱变化)上面;例如,skaw^on—ichschaue[我看],thion^on—ich diene[我服务]等等。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这个n是完全不存在的。我们因此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即这个n也是法兰克语在古代西萨克森方言上面留下的遗迹。

除去在文献和其他方面保留下来的许多专有名词以及字迹往往模糊到不能辨认的“萨利克法”注解之外,关于萨利克方言简直得不到任何其他的遗物了。但是,凯伦(“‘萨利克法’注解”)已消除了相当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确定了在许多场合是正确的、在另一些场合是极为可能的原文,而且证明,用以书写这一法典的语言是中尼德兰语和新尼德兰语的直接的祖先。不过,这样恢复原状的材料,当然不能直接应用在语法上的。此外,我们还只有一张附录于743年查理曼敕令之后的简短宣誓书式;这大概是在勒斯廷的宗教会议上,即在比利时草拟的。在这里,我们一开头就碰见了两个典型的法兰克词:ec forsagho-ich entsage[我放弃]。在法兰克人中间说ec而不说ich,即在今日,也还是极其普遍的。在特利尔和卢森堡说eich,在科伦和亚琛说ech,贝尔格一带说êk。虽然书写的尼德兰语有ik,但在民间口语里,尤其在弗兰德,人们却经常可以听到ek。在古代的萨利克人名里,例如,Segenandus,Segemundus,Segefredus,一律是以e代i。

在佛日萨forsacho这个词里面,ch代替了两个元音之间的g;这也出现在文物上面和其他场合(例如,rachineburgius),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是从普法尔茨到北海之间所有法兰克方言的特点。关于法兰克方言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即常常以e代替i和以ch代替元音之间的g——我们在分别研究各种方言时,再来分析。

作为以上研究的结果,(人们还可以拿格林在“德意志语言史”第一卷末尾对于古代法兰克语所说的话和以上的研究结果作比较)我们打算提出这样一个现在未必还会有什么争议的论点:法兰克语早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方言,它是高地德意志语(即首先是阿勒曼尼语)同印格伏南语(即首先是萨克森语和弗里西安语)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当时还完全处于哥特—低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阶段。要是这一论点可以成立,那就必须承认,法兰克人并非由于外部环境而结合起来的不同部落的混合物,而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基本部落,乃是易斯卡伏南人,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吸收了外来的分子,可是具有同化他们的力量。同样,我们还可以认为以下这点已经证实:法兰克部落的两个主要支派,每一个支派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法兰克方言已分化为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而且区别这些古代方言的许多特点在今天的民间口语中还继续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现在仍然生存着的方言。

一、萨利克语还继续生存于两种尼德兰方言,即佛来米语和荷兰语之中,而保持得最纯粹的,是在从六世纪起即已成为法兰克领土的那些地方。关于这点,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自从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纪发生的大海啸,差不多毁灭了整个西兰省,形成了须德海海湾、多拉尔特湾和亚德湾,从而使弗里西安人之间的政治联系,随同地理上的联系一起中断,从此以后,古代弗里西安残存的自由,在附近的封建诸侯压迫之下,也都化为乌有了,弗里西安语言跟着也几乎到处都消灭了。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斥;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显明的痕迹。古代弗里西安的西兰省和荷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成了尼德兰人独立斗争的核心和支柱,正如它们在这以前早已成为国内各主要商业城市的所在地一样。因此,主要是在这里,形成了标准新尼德兰语,而且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因素、单词和字形,而这是应该跟法兰克语的基础区别开来的。另一方面,萨克森语言又从东面侵入了以前的弗里西安领土和法兰克领土。如果想要划出准确的界线,那就要作详细的研究;但是,纯粹的萨利克语,只限于比利时说佛来米语的那些地区——北布拉班特、乌得勒支、赫耳德兰和欧佛赖塞耳,但要除去东面的萨克森语地带。

在以麦士河为界的法兰西语区和莱茵河以北的萨克森语区之间,萨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线,在这里还要详细地确定,关于这点,我们到下面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研究尼德兰语的语法特点。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语那样,i为e所代替,例如,brengen—bringen,Kreb—Krippe,DKhemel—Himmel,geweten—Gewissen,ben—bin,stem—Stimme。这在中尼德兰语里出现得更频繁:gewes—gewiss,es—ist,selber—Silber,blent—blindb。而这在新尼德兰语则为gewis,is,zilver,blindb。同样地,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Destelbergen和Destel-onck;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Distel叫做Des-tel。在这一点上,完全在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到了弗里西安语影响的标准新尼德兰语,跟它就不是那样地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语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辅音的m 或n之前,以o代替u,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那样彻底。在新尼德兰语中,有konst,gonst,kond,同时也有kunst,gunst,kund。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mond—Mund,hond—Hund,jong—jung,ons—uns。

跟里普利安语不同,长音i(ij)在发音上变作ei,这在中尼德兰语上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ei在发音上不是像在高地德意志语里那样ei=ai,而是实际上像e+i,虽然也不像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ej发音那样的窄。书写出来不是ij,而是ei的二合元音,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语的a的,是ou,ouw。

元音交替从语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有单数和复数,在动词变化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具有同一的词根元音。相反地,在词的构成上,元音交替则表现为双重形式:(1)一切哥特后期的方言所共有的形式,即a 经i而变为e;(2)尼德兰语所特有而在以后才发达起来的形式。中尼德兰语,正如里普利安语一样,依然有hus—Haus[家],brun—braun[褐色的],rum—geräumig[广阔],tun—Zaun[垣篱],复数则为huse,brune。新尼德兰语则只有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向所未见的语形,例如,huis,bruin,ruim,tuin(ui=高地德意志语的eu)。相反地,以eu代替短音o(高地德意志语的u),则已经侵入中尼德兰语了。例如,jeughet与joghet同时并存,新尼德兰语有jeugd—Jugend[青年];doghet—Tugend[道德],dor—Tür[门],kor—Wahl[选择],而同时还有带eu的语形;在新尼德兰语则只有deugd,keur,deur。这同十二世纪起在法兰西北部发展起来的语形——以eu代替重读的拉丁语o——,是完全一致的。凯伦注意到了元音交替的第三种情形:在新尼德兰语里,ei是由ê(ee)的元音交替变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交替形态,都是里普利安语以及其他方言所没有的,是尼德兰语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Ald,alt,old,olt,uld,ult变为oud,out。这种变化,在中尼德兰语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了,不过,在那里,既有goudin,houde,scoude(soll-te),同时也有guldin,hulde,sculde,因此,这种转变发生于什么时候,是可以大致确定的。这也同样是尼德兰语的特点,至少它同所有大陆的日耳曼方言是相反的;它在英格兰的郎卡郡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例如,gold,hold,old,在那里是gowd,howd,owd。

说到辅音,尼德兰语没有纯粹的g(即意大利语、法语或英语的后舌音g)。这个辅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gh,在若干音结合中,它和深后舌音(瑞士语、现代希腊语或俄语的)ch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已经看到,从g到ch的这种转变,在古代萨利克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它也出现在一部分的里普利安语和在以前法兰克土地上形成的萨克森方言里,例如,在闵斯德,也跟在贝尔格语里一样,甚至单词的开头的j,特别是在外来语里,在某些场合发音也和ch一样,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Choseph,甚至可以听到Chahr(Jahr)。倘使摩•海奈注意到这一点,那末,在古福音诗中j,g和ch的常常彼此换用和互押头韵,就不致于使他感到困惑了。

在单词的开头,尼德兰语有时还保留着wr,例如wringen—ringen[扭夺],wreed—grausam[残忍的],wreken—rachen[复仇]。在里普利安语里,也有这一方面的残迹。

从弗里西安语里,采纳了将指小词词尾ken软化为tje,je的办法,例如,mannetje—Mannchen[小人儿],bietje—Bienchen[蜜蜂儿],halsje—Halschen[围脖儿],等等。不过,也有保留k的,例如,vrouken—Frauchen[爱妻],hoeteken—Hattchen[小屋]。在佛来米语里,至少在民间语言里,k却保留得更好:布鲁塞尔的著名的小人儿叫做mannekenpis[20]。可见法国人的mannequin,英国人的mannikin,都是从佛来米语那里借来的。两者词尾的复数为vroukens,mannetjes。这个s,我们在里普利安语里还会看到。尼德兰语同萨克森诸方言,甚至同斯堪的那维亚诸方言共同的地方,是元音之间的d的脱落,特别是两个e之间的d,例如,leder 和leer,weder和weer,neder和neer,vader和vaer,moeder和moer—Mutter[母]。

尼德兰语的变格显示着强变化和弱变化语形的完全的混合,而因为在复数时无元音交替,所以尼德兰语复数的形成,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是与里普利安语或萨克森语一致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语言的一种极其显著的特点。

萨利克语和里普利安语同一切印格伏南方言共同的地方,是er,der,wer等主格标志的脱落,即在尼德兰语里是hij,de(冠词)和die(指示代词),wie。

动词变位的分析,会使我们跑得过远。上面讲过的,已经足够使我们在任何地方将现代的萨利克语言跟其他邻接的各种方言区别开来。对尼德兰的民间方言进行更精密的研究,一定还能获得许多重要的东西。

二、莱茵法兰克语。我拿这个名称表示其余一切的法兰克方言。我在这里不照旧的办法把里普利安语跟萨利克语对立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阿尔诺德就已经注意到:真正的里普利安人是住在一块比较狭小的地区,其南面境界大体可用两个同名为莱夫费尔舍伊德的村落(在阿得瑙和什莱登附近)作标志。这一点正确之处在于:这样一来,就能在语言方面也把纯粹的里普利安人的地区,同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在其他日耳曼部落之后或者和他们同时占据的地区划分开来。但是,由于“下法兰克语”这一名称已经获得了另外的意义,而且这一名称还包括了萨利克语,所以,我只好把在萨利克语区和这条界线之间的地区通用的相近的方言语族,统称为里普利安语——狭义的里普利安语。

1.里普利安语这一方言语族同萨利克语的分界线,是同荷兰—德意志的边境线决不相符的。相反地,在莱茵河右岸,还有雷斯区的大部分属于萨利克语的范围,而在这里的威塞尔地区,则为萨利克语、里普利安语和萨克森语接触之外。在莱茵河左岸,属于萨利克语的,则有克列维和格耳德恩,并且大约延伸到下面这条线:从莱茵河起,经过克散滕和威塞尔之间,南到符律恩村(在默尔斯之西),并从那里起,西南到文洛为止;要想划出更精确的界线,只有到当地去才行,因为经过了荷兰多年的管辖,不单在格耳德恩,而且在默尔斯伯爵领地,都有许多带有萨利克—尼德兰语形的里普利安的名称保留在地图上面。

从文洛地区往上去,麦士河右岸的大部地区大概都讲里普利安语,因此在这里,政治上的界线并未在任何地方穿过萨利克语地区,却总是穿过里普利安语地区,而后者几乎伸展到马斯特里赫特附近。带heim(不是hem)的地名以及带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语形ich的地名,在这里,大量地出现在荷兰领土上。再往南去,便有了带broich(荷兰的broek)并有辅音音变的地名,例如鲁尔蒙特附近的Dall enbroich,以及带rade的地名(锡塔特附近的Bingelrade,以及那里的Amstenrade、Hobbelrade和六、七个这一类的地名);那已落入比利时之手的麦士河右岸的一小片德意志土地,则完全属于里普利安语范围以内(拿距离麦士河9公里Kartzenberg同文洛北面的Kruisberg相比)。甚至在麦士河左岸,在比利时境内名叫灵堡的地方,我也发现,马宰克附近有Ke-ssenich,麦士河畔有Stockheim和Reckheim,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有Gellik,这就证明这里居住的并非纯粹的萨利克居民。

里普利安同萨克森的界线,自威塞尔附近向东南延伸,愈往前离莱茵河愈远,在法兰克方面的鲁尔河畔缪尔海姆、韦尔登和萨克森方面的埃森之间穿过,直达贝尔格同马尔克的边界,这条边界线直至今日,仍然是莱茵省同威斯特伐里亚的边界。这条线直到奥耳珀以南,才同那条边界分离,由此向东,将法兰克语的济克兰德同萨克森语的藻厄兰山分开了。再向东去,很快就到了黑森方言区。

同我称为中法兰克语的那种方言为邻的上述南面边界,是和旧日的阿瓦耳高、崩高和埃弗利亚等区的南面边界大体相符的,并由此西去,稍稍偏南,进入瓦龙语的领域。这样划定的领域,包含古代的里普利安大区及其北面和西面邻接的区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里普利安语在许多方面是和尼德兰语一致的,不过,中尼德兰语却较新尼德兰语跟它更为接近。在里普利安语的发音中,与新尼德兰语相一致的地方是ei=e+i,以ou代替au;以及i到e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里普利安语和中尼德兰语里比新尼德兰语更为彻底:中尼德兰语的gewes,es,blend,selver(Silber[银]),即在今日也还完全按照里普利安语发音。与此相同而且更为彻底的是,在后面紧跟着辅音的m或n之前的u,变为o。例如jong,lomp,dommd,konst。如果后面紧跟的辅音是d或t,则这个d或t在某些方言中就变为g或k;例如honk—Hund[狗],复数为hong;在这里,k变为浊音g,是受到脱落掉的结尾元音e的影响。

相反地,里普利安语的元音交替的情形同尼德兰语有显明的差别,一般地说,它同高地德意志语是一致的,而在个别的例外场合之下(例如以hanen代替Hähne[雄鸡]),则同萨克森语一致。

词首的wr变为清音fr,这保存在fringen(将布等等中的水拧干)和frêd(即荷兰语的wreedw,意为锻炼)中。

以hê,dê,wê代替er,der,wer。

变格处于高地德意志语和萨克森语间的中间地位。以s构成复数是常见的,但几乎从来不与尼德兰语相同;这个s,在当地的高地德意志语上,完全符合于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变成了r。指小词词尾ken,chen,在n之后变成了schen,如mannschen,复数与尼德兰语相同,也有s(männsches)。这两种语形,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洛林。

在s,st,d,t和z前的r被省略了;r之前的元音,在某些方言中仍然是短音,在另一些方言中则为长音。例如,hart变为hatt(贝尔格语)和haad(科伦语)。在这里,由于南德意志语的影响,st战变作scht,例如Gurst,在贝尔格语里为doascht,在科伦语里为dôascht。

同样,由于高地德意志语的影响,词首的sl,sw,st和sp都变成了schl,等等。

像尼德兰语一样,里普利安语也没有纯粹的g。位于萨利克语边界线上的一部分方言,譬如贝尔格方言,词首和词中间的g也变成了送气音gh,但比尼德兰语要软些。其余的方言都有j。在词尾上,g到处都像ch那样发音,但不像硬的尼德兰语的ch,而像软的莱茵—法兰克语的ch,发音类似硬化了的j。里普利安语在实质上所具有的低地德意志语的性质,可由以boven代替oben这样一些词语而得到证明。

大部分的清辅音,到处都还处于辅音音变的第一阶段。只有南方方言中的t以及词中和词尾的k,有时还有p,才具有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在这些方言中,lôten—lassen[放置]变做lôsze,holt[树木]变做holz,rîk—reich[富]变做rîck,ekek—ich[我]变做ech,pipe—Pfeife[笛]变做pief。但et,dat,wat和另外一些词,却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并未彻底实现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在三种场合下的侵入,成为通常划分中法兰克语和下法兰克语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原来是一种由一定的声音关系——如上所指明的——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整个方言语族(并且这在民众意识中现在还认为是相互连在一起的),现在却任意地、根据一种完全偶然的标志把它们分开了。

我说,这完全是偶然的。其他的中德意志方言,如黑森、绍林吉亚、上萨克森等方言,每一种方言自身,总的说来,都是处于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一定阶段上。自然,它们所表现出的辅音音变,可能在低地萨克森的边界上略少些,而在南德意志的边界上较多一些,但这顶多不过形成地方的差别。相反地,在北海沿岸、麦士河畔以及下莱茵的法兰克方言,却绝无任何的辅音音变,而在阿勒曼尼亚的边界上则差不多只有阿勒曼尼亚的音变;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至少还有三个过渡阶段。由此可见,辅音音变已经侵入独立发展了的莱茵—法兰克语之中,而将其分裂为若干部分。这种辅音音变的最后痕迹,不一定是消灭在一个过去存在过的特殊的方言语族的边界上;它也可能死亡在这一方言语族的内部,而实际上也正是这样的。相反地,实际构成方言的辅音音变的影响,像下面所要指出的那样,一定是停止在两个原来就有区别的方言语族的边界上。schl,schw等等和词尾的scht,不也是同样地,而且在更晚得多的时候,从高地德意志语侵入到我们这里来的吗?而这些——至少是其中的第一批——甚至深入到了威斯特伐里亚。

早在部分里普利安方言中的t和词中、词尾的k以及p发生音变以前,里普利安诸方言已形成了一种稳固的语族。此种变化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侵入于该语族的内部,对于这一语族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纯粹偶然的现象。诺伊斯的方言,同克雷弗尔德方言和明兴—格拉特巴赫的方言,甚至在外地人完全听不出来的细微之点上也是一致的。虽然如此,其中一种却被称为中法兰克语,一种被称为下法兰克语。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方言,在不易觉察之中,一步步地转变成了西南莱茵平原的方言。可是,它们却似乎是属于两个根本不同的方言语族。每一个熟悉这些地区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来,在这里,书斋里的博学者是把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的活生生的民间方言,硬套在他们削足适履地apriori〔预先〕虚构出来的特征的框框里去。

这种纯粹表面上的区别会发生怎样的结果呢?结果是,人们把各种南里普利安方言在所谓中法兰克语的名称之下,跟其他的方言混杂在一起,而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南里普利安方言同这些方言的关系,比同所谓下法兰克方言是更为疏远的。可是,另一方面,结果却留下一条狭长的地带,人们不知如何去对付它,最后,只得将其中的一片宣称为萨克森语地区,而将另一片宣称为尼德兰语地区,这跟这些方言的实际情形是很不符合的。

我们试举贝尔格方言为例来看看吧,这一方言是布劳涅毫不迟疑地肯定地称为萨克森语的。这种方言,我们知道,它的直陈式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都是完全相同的,而法兰克语的古代形式则为nt。在贝尔格方言里,凡是m和n后面紧跟着辅音时,m和n前的u一律以o去代替,按照同一布劳涅的意见,这绝非萨克森语所具有的情况,而是下法兰克语所特有的现象。上述里普利安语的这一切特征,乃是其他里普利安方言所共有的。它在不易察觉之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从一个农户到另一个农户,变成了莱茵平原的方言,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边境上同萨克森方言截然地分开了。在日耳曼尼亚全境,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找到像这里所看见的这样突出的语言界线。语言上的差别是多么大啊!全部的元音发音法就像是彻底改变了;开口度最宽的ai直接地与开口度窄的下法兰克语的ei对立,正如au同ou相对立一样;在为数甚多的二合元音和半元音之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里的sch跟日耳曼尼亚其他各处是一样的,而那边的s +ch则与荷兰相同;这里是wihant,那边是wihebbed;这里的复数使用双重的形式get和enk,ihr和euch;那边则只有ji,i和ju,u。这里把麻雀[Sperling]用普通的里普利安语称为Mosche,那边则用普通的威斯特伐里亚语叫Luning。至于其他为贝尔格方言所独有的特征就不必谈了,这些特征一到边界上,也都同样地突然消失了。

一个外国人最能体会到一种方言的特质,是当他所遇到的人们不说方言,而说他懂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时候,这种高地德意志语,在我们德国人这里,在大多数场合之下,是受到了方言的强烈影响的。可是贝尔格工业地区的所谓萨克森居民和莱茵平原的居民(他们可能是说中法兰克语),除去一方稍强的送气音gh,在另一方作j的发音而外,如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是绝对听不出他们说话的差别的。但是,贝尔格的赫金豪斯人(来自上巴门,在乌培河左岸),跟住在东面不到一公里远的马尔克的兰格斐特人,他们在日常讲话上所用的本地高地德意志语,其差别之大,远远超过赫金豪斯人同科布伦茨人之间的差别,至于亚琛人或波恩人,那就更不消说了。

对于莱茵法兰克人来说,甚至t和词尾k的音变的侵入,并未造成一种语言分界的印象;甚至在他们极其熟悉的地方,他们也不得不先想想t同z,k同ch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而当他们越过这个界线的时候,两者的发音,对于他们都是一样地顺嘴。由于许多带有发生音变的和f的高地德意志单词侵入于方言之中,这就显得更容易了。十四世纪的古贝尔格诉讼法典(拉康布累“档案”第一卷第79页及以下各页346)提供了一种显明例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zo,uiss(aus[自]),zween[两个],bezahlen[支付];与此相并,同一文句中还有setten[使坐下],datnutteste (nutzeste[最有用的]);与reicket(reicht[他达到])相并,还有Dache[屋顶],redelich[诚实];与verkouffen[出售]相并,还有upladen[装上],upheven[举起],hulper(Helfer[助手])。在第85页上的另一段里,甚至交错地出现了zo与tho(zu[到])。简单地说,山岳地带的方言跟平原的方言经常地交错在一起,甚至一点也没有引起书写人的困惑。像往常一样,波及法兰克领土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最后的波浪,是最弱最小的。指出它所达到的界线,的确是饶有趣味。但是,这不会是一条方言的界线;它不可能将一个自古就具有近亲关系的独立的方言语族彼此分开,也不能作为借口,来违反一切语言上的事实,把那硬用强力撕开的破片划入关系较为疏远的语族中去。

2.中法兰克语从上面所讲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我认为中法兰克语的北面边界比通常所划定的边界要偏南得多。

由于莱茵河左岸中法兰克地带在克洛维时代看来曾经被阿勒曼尼人所占据,这就使得阿尔诺德有了理由在当地的地名中去寻找阿勒曼尼人移居的痕迹;并得出结论说:直至科伦—亚琛这一条线上,可以确定在法兰克人之前曾有过阿勒曼尼人的居民;不消说,这样的痕迹,在南方最常见,往北则愈来愈少。他说,这些地名表明,阿勒曼尼人曾经短期推进到科布伦茨和亚琛的境界以外,并在较长时期之内,占领了韦特劳和南部拿骚的地方。因为带有纯粹阿勒曼尼语词尾的名称,如ach,brunen,felden,hofen,ingen,schwand,stetten,wangen和weiler,这些都是在纯粹的法兰克土地上所绝对看不到的,而从亚尔萨斯起,在全部普法尔茨、莱茵黑森和莱茵普鲁士,却到处散布着,只是愈向北愈少,愈来愈让位于主要为法兰克语词尾的名称,如bach,berg,dorf,born,feld,hausen,heim,scheid等(“德意志的古代”)。

我们首先研究中法兰克土地上的所谓阿勒曼尼的名称。bru-nen, stetten,felden,wangen等词尾,我在莱曼的地图[21](应当指出,这就是我在这里所用的地图)上,在这个地区内,任何地方也未找到过。Sch wand这个词尾曾见于文威累尔附近的Metzelschwand庄园,再见于兰德施土尔北面的Sch wanden。因此,两处都是在南法兰克的普法尔茨,而这和我们眼下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至于词尾ach——我们沿着莱茵河可以看到圣哥阿尔附近的Kreuznach,Bacharach,Hirzenach,科布伦茨附近的Rubenach(在施普鲁奈尔—门克的分区图[22]上则为Ribiniacus)。Andernach(即罗马的Antunnacum),以及Wassenach。因为在整个莱茵河左岸,在罗马时代到处都出现有罗曼语化的克尔特语词尾acum;例如Tolbiacum—Zülpich,Juliacum—Jülich,贝克海姆附近的Tiberiacum—Ziewerich,Mederiacum;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下,顶多也不过是在语形的选择上,即以ach代ich,才显示出阿勒曼尼人的影响。只有Hirzenach(=Hirschenbach)这一个词毫无疑问是德意志语,而以前在分区图上,却写的是Hirzenowe=Hirschenau[鹿的草场],而不是Hirschenbach[鹿的溪]。但是,位于比德里赫和莱茵贝尔格之间、紧邻萨利克边境的Wallach,却如何去解释呢?这总可以肯定地说它不是阿勒曼尼人的村落吧。

摩塞尔河流域也还有一些ach;例如别恩堡东面的Irmenach,特利尔附近的Waldrach,Crettnach,萨尔河畔的Mettlach。在卢森堡有Echternach,Medernach,Kanach;在洛林,只有在摩塞尔河右岸有Montenach,Rodlach,Brettenach。

纵然我们可以承认,所有这些名称都意味着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它们为数也是很少的,而且其分布地点也并未超出中法兰克领土的最南部。

剩下的还有weiler,hofen和ingen,需要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

首先,词尾weiler并不能无保留地算做阿勒曼尼语,而是外省拉丁语的villarium,villare,而且在罗马帝国旧的疆界以外,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之下才能遇到。villare之德语化为weiler,并非阿勒曼尼人的特权,只不过是他们的偏爱,把这种词尾大量地使用于新的移住地而已。仅仅在罗马的villaria出现的地方,法兰克人才被迫把这个词尾德语化为wilare,其后又变做weiler,或者完全把它丢掉不用。大概他们有时采用这种方法,有时又采用另一种方法,同样地,他们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weiler称呼新的移住地,不过比阿勒曼尼人要少得多。从亚琛附近的Esch-weiler以及从Ahrweiler往北去,阿尔诺德连一个以werler为词尾的比较重要的地名也找不到。不过,地点的现代的意义,是和问题全然无关的;事实是,在莱茵河左岸,以weiler为词尾的地名一直向北几乎延伸到萨利克边界(Garzweiler和Holzweiler,距离说尼德兰语的最近的格耳德恩地方还不到5英里);在Eschweiler和Ahrweiler这一线之北,带有此种词尾的地名至少也有二十个。这样的地名,自然,最常见于由马斯特里赫特经幽里希而抵科伦这一条旧日罗马大道的近处;其中有两处,即Walwiller和Nyswiller,甚至位于荷兰领土上;这也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吗?

更向南去,在艾费耳高原,这样的地名几乎一个也没有,在马尔美提地段(莱曼地图,第159图)连一个也见不到。在卢森堡,这样的名称也很少,在摩塞尔河下游直到洪斯吕克出的脊背上,也同样地不多见。相反地,在摩塞尔上游,这种名字在河的两岸都很多,向东去更多,从萨尔鲁伊向东去,这个词尾愈来愈占支配地位。不过,从这里起,已经开始出现了南法兰克语言,而且,在这里,任何人也不会否认,阿勒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领过这一带土地。

因此,在中法兰克和里普利安领土上,这些weiler,跟法兰西为数极多的villers一样,并不能证明这些地方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

现在我们来研究hofen。这个词尾更加不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它出现在整个法兰克,其中包括后来由萨克森人占领的今天的威斯特伐里亚。在莱茵河右岸只有几个例子:在鲁罗尔特附近Wehofen的,杜斯堡附近的Mellinghofen和Eppinghofen,梅特曼附近的Benninghofen,丁斯拉肯附近的另一个Eppinghofen,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多尔斯滕附近的Kellinghofen,卡斯特罗普附近的Westhofen,还有Wellinghofen,Wichlinghofen,Niederhofen,两个Benninghofen,berghofen,Westhofen,Wandhofen——所有这些都在赫耳韦格,等等。直至异教时代,在阿格尔河岸还有Ereshofen,即Martisvilla[玛尔斯城],单从战神在这里被称为Eru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说这里有阿勒曼尼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自称为Tiuwari,因之,不称他们的神为Eru,而称为Tiu,以后经过辅音音变,成为Ziu。

在莱茵河左岸,说hofen是起源于阿勒曼尼语,就更不行了。在这里,又有一个Eppinghofen在克散滕的东南方,因而,也许这里已经是属于萨利克人的了,从这里向南去,在全部的里普利安领土上,除了个别庄园以hof为词尾以外,到处都麇集着hofen的地名。我们一经踏上萨利克的领土,那就更糟糕。沿麦士河的两岸,从法兰西语言的界线起,到处都是hofen。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看看西岸。在那里,我们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可以找到7个Ophoven,在荷兰有Kinck-Hoven等等;在比利时,我们首先看看勒文地段(莱曼地图,第139图)吧。这里有汤格恩附近的Ruykhoven,Schalkhoven,Bommershoven,Wintershoven,Mettecoven,Helshoven,Engelmanshoven,哈塞耳特附近的Zonhoven,Reekhoven,Koningshoven;更往西去,有Bogenhoven,Schuerhoven,Nieuwenhoven,Gippershoven;圣特罗伊登附近的Baulershoven;极西处,在提耳蒙(提楠)的东面和东北面,有Gussenhoven和Droenhoven。在特瑙特地段(第120图)至少有33个hoven,大多数都在比利时领土以内。再向西南去,hove(第三格词尾n在这里一律省略了)分布于全部法兰西语言的边界线上:从尼诺夫(它自己就是一个罗曼语化了的hove)附近的heerlinkhove和Nieuwenhove起(这中间,大约还有10个,我都略去了),到迪克斯莫伊德附近的Ghyverinckhove 和Pollinchove以及法属弗兰德的圣奥梅尔附近的Volkerinckhoveo。Nieuwenhove出现了三次;这就证明这一词尾仍然活在人民之中。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以hof为词尾的个别的庄园。由此可见,所谓hofen专属于阿勒曼尼语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最后,谈谈ingen。用ing,ung来表示同一的起源,这对整个的日耳曼民族都是共同的。因为移住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所以这一词尾,在各处地名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这个词尾,用第二格复数同一个地方的词尾结合起来;例如,明登附近的Wolvaradingahusun,英格兰的Sontingaham(诺定昂)。有时,这一词尾的复数即可单独构成地名;例如,荷兰弗里斯兰省的Flis sin ghe(符利辛根),Phladirtinga(符拉尔丁根),Crastlingi和古代萨克森的Grupilinga,Britlinga,Otlinga。这些名称,现在大多数都已还原为第三格,并且以ingen为词尾,而ing则很少见。大多数的部落都熟悉并使用这两种语形;阿勒曼尼人似乎偏爱后一种,至少就目前说是这样。寥拉赫近处的Rummingen,从前(764年)叫做Romaninchova,所以,士瓦本的ingen,许多都是出于较近的起源的(蒙奈“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第213页)[23]。瑞士的kon和kofen,差不多都是由inghofen缩写而成的;例如,Zollinchovon-Zollikofen,Smarinchowa—Schmarikon,等等。参看弗•博伊斯特:“苏黎世州的历史地图集”[24]。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地名,在那代表阿勒曼尼人时代的第三图上,整打整打地出现。但是这样的名称也同样出现在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中间,因此,一看到有些地名带有ingen的词尾,马上便断定那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就未免太大胆了。

上面举出的名称证明,ingas(复数第一格)和ingum,ingon(复数第三格)这样的名称,从些耳德河到易北河,不论在弗里西安人或萨克森人那里,都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即在今日,在全部下萨克森ingen也依然不稀罕。在威斯特伐里亚,单是在鲁尔河两岸,翁纳—左斯特一线以南,除开ingsen和inghausen不算,至少可以找到12个ingen。只要是在法兰克领土上面,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以ingen为词尾的地名。

在莱茵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荷兰,莱茵河畔有Wageningen,艾塞耳河畔有Genderingen(在这里,我们将一切可能是弗里西安的名称除去);在贝尔格地区有Huckingen,Ratingen,Ehingen(紧接着,在萨克森的领土上,有Hattingen,Sodingen,Ummingen),韦尔登附近有Hei sin gen(格林认为这来自塔西佗的Silva Caesia[凯西亚森林],可见已很古远)Solingen,Hsingen,Leichlingen(在分区图上则为Leigelingon,可见已有上千年之久),Quettingen以及济克河畔的Bödingen和Röcklingen,另有两个以ing为词尾的地名尚未计算在内。莱茵布罗耳的Hönningen以及维德河一带的Ellingen,构成了同莱茵河、兰河、迪耳河各地之间的联系,在这里,至少也有12个ingen。再往南去找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阿勒曼尼人确曾移住过一个时刻的地方,已经从这里开始了。

在莱茵河左岸,在荷兰的奈梅根的上面有Millingen,克散滕下面有Lüttingen,莱茵贝尔格下面还有一个Millingen,其次还有Kippingen,Rödingen,Höningen,Worringen,Fühlingen,都在科伦的北面,在布吕耳近处有wesselingen和Kottingen。从这里起,以ingen为词尾的地名,分两个方向向前伸展。在上艾费耳高原,这样的地名很少;在法兰西语言边界线上的马尔美提,我们看到有Büllingen,Hünningen,Mürringen,Iveldingen,Eibertingen,它们成了在卢森堡以及在普鲁士和洛林境内的摩塞尔河上游为数极多的ingen的过渡。另一条连结线,则顺着莱茵河及其沿岸谷地(阿尔河地区——7到8),最后又沿着摩塞尔谷地走向特利尔上面一带去;在这里ingen占到支配的地位,不过,首先是结尾为weiler的名称,然后是结尾为heim的名称把它跟大多数的阿勒曼尼—士瓦本的ingen分开了。因此,如果我们按照阿尔诺德的要求,“在情况的相互联系上去考虑一切情况”[25],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德意志境内摩塞尔河上游地带的ingen,是法兰克人的,不是阿勒曼尼人的。

当我们从亚琛附近的法兰西—里普利安语的语言界线开始,在萨利克语的领域探寻ingen的时候,我们立即就会更加明白,我们在这里是无须借助于阿勒曼尼人的。在麦士河西岸的马宰克近处有Geystingen,再向西去,在布雷附近有Gerdingen。其次,倘使我们再拿第139图勒文地段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在汤格恩、圣特罗伊登及哈塞耳特,有mopertingen,Vlytingen,Rixingen,Aerdelingen,Grimmersingen,Gravelingen,Ordange(而不是Ordingen),Bevingen,Hatingen,Buvingen,Hundelingen,Bovelingen,Curange,Raepertingen,Boswinningen和Wimmertingen,等等。最西部,离勒文不远的地方有Willbringen,Redingen,Grinningen。在这里,联系似乎中断了。可是,当我们走进那个目前在讲法兰西语、而在六到九世纪之间两种语言在进行斗争的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从麦士河起有整整一个法兰西语化了的ange的地带;这一语形,在洛林和卢森堡同ingen相对应;自东向西走,有Ballenge,Roclenge,Ortrange,Lantremange,Roclange,Liberyange,Noderange,Herdange,Oderinge,Odange,Gobertang,Wahenges;再稍向西去有伐佛尔附近的Louvrenge和滑铁卢附近的Revelinge,它们跟Huysinghen和Buisinghen,也就是跟散布在布鲁塞尔西南、自哈耳到格腊蒙这条语言分界线上的二十多个ingen之群的前哨联系起来了。最后,在法属弗兰德有Gravelingen,Wulverdinghe(就是古代萨克森的Wolvaradinges-hûsun),Leubringhen,Leulinghen,Bonninghen,peuplingue,Hardinghen,hermelinghen;在圣奥梅尔附近直到布伦后面,有Herbinghen,Hocquinghen,Velinghen,Lottinghen,Ardinghen,所有这些,同在这一地区为数极多的以inghen(—ingheim)为词尾的地名,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由此可见,阿尔诺德认为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3个词尾,已经证明也同样是法兰克人的词尾,因此,想根据这些地名来证明在中法兰克领土上,在法兰克人移住之前曾经有过一次阿勒曼尼人的移住,这种企图必须认为已经失败了。不过,在这一地带的东南部,曾经存在过一种不甚强大的阿勒曼尼人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还是可以承认的。

阿尔诺德从阿勒曼尼人转而谈到卡滕人。除开真正的里普利安人以外,这些卡滕人在阿勒曼尼人之后和与之同时,占据了Ripuaria(里普利安)区以南的领土,也就是我们称为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的地方。这一点的根据也在于这个地方除去阿勒曼尼亚的地名以外,还有黑森的地名:

“直至阿勒曼尼亚的境界,莱茵河两岸地名的相同是这样地惊人而惹人注意,如果说这是偶然的,那倒是真正的奇迹了;相反地,只要我们假定一下,移住者把他们故乡的地名也带往新的移住地,就像目前美洲天天都在发生的那样,那末,这便显得极其自然了。”

要反对这个论点,理由是很少的。而说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同在整个的中法兰克和南法兰克地方的移住毫无关系,并且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有阿勒曼尼人和卡滕人,这样的结论,就更少有理由来反对了。大部分离开故乡向西迁移的卡滕人(如像过去巴达维人、塔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那样),大概早就跟易斯卡伏南人结合在一起了。那末,他们究竟移向何处去了呢?在公元最初两世纪之间,卡滕人只是在背后通过绍林吉亚人,才同其余的赫米诺南人联系起来的;一方面有印格伏南族的凯鲁斯奇人,另一方面有易斯卡伏南人,而在前面还有罗马人。后来统一成为阿勒曼尼人的赫米诺南各部落,是从日耳曼尼亚内部出来的;这些部落同卡滕人在数世纪之间被绍林吉亚人及其他的民族所隔断,因此同他们的关系要比他们同易斯卡伏南族的法兰克人疏远得多,因为他们和法兰克人有数百年之久的战友情谊,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卡滕人的参加该地的占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而不把里普利安人算在里面,这一点倒是可疑的。这只有在这里没有出现里普利安所特有的地名时,才能认为是被证实了的。但事实却正相反。

在阿尔诺德举出的那些作为法兰克语所特有的词尾之中,hausen是法兰克人、萨克森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所共有的;heim在萨利克语里读做ham;bach在萨利克语和下里普利安语里读做beek;在其他词尾之中,只有scheid在实际上是特殊的。它是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正如ich,rath 或rade和siepen那样。其次,两种法兰克方言所共有的还有loo(loh),donk和bruch或boich(萨利克语——broek)。

Scheid只出现在山上,而且照例都是在分水岭的地方。法兰克人在整个威斯特伐里亚的藻厄兰山,都留下了这个词尾,一直达到黑森的边境,在这里,它只作为山地的名称出现,东面直到科尔巴赫。在鲁尔河,与古代法兰克语的scheid相对应的是经过萨克森语改造的词尾schede,例如,Melschede,Selschede,Meschede;在这里,同时还有Langscheid,Ramscheid,Bremscheid。在贝尔格地区常见的这种词尾,在莱茵河右岸直至韦斯特林山都可以看到,再往南就没有了。相反地,在莱茵河左岸,不消说,只有到了艾费耳高原才开始出现scheid[26];在卢森堡,这种地名至少有21个;在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里,它经常出现。但是,正如在兰河以南那样,在这里,在洪斯吕克山和臧林山的东面和南面,与之并列地又出现了一个似乎是黑森语化的语尾scheid。这两种语形并列向南,越过纳埃河直达佛日山脉,在这里,我们看到,在顿奈斯山西面有Bisterscheid,在凯则尔斯劳顿附近有Langenscheid,在霍赫施派耶尔南方有Breitscheid高原,在比奇附近有Haspelscheid,吕特策耳施泰因北面有Scheidwald;最后,作为最南面的前哨是在多农山北坡的Walscheid,这比阿尔诺德认为是卡滕人最远的前哨的萨尔堡附近的黑森村,更要偏南些。

其次,里普利安语所专有的语形还有ich,它跟ach一样,都是从同一个哥特萨词根ahva—Wasser[水]来的;正如Tiberiacum所表明的那样,两者也都把比利时—罗马语的scum德语化了,在分区地图上写做Civiraha,现在则为Ziewerich。在莱茵河右岸,这样的词尾不太多;鲁罗尔特附近的Meiderich和Lirich是最靠北面的;从那里起,这一词尾沿莱茵河前进,直达Biebrich。在莱茵河左岸的平原上,从威塞尔河对岸的Büderich起,到处有这个词尾;经过艾费耳高原,伸展到霍赫瓦尔特山脉和洪斯吕克山,但在scheid和roth尚未停止出现以前,它就在臧林山和纳埃河地方消失了。相反地,在这个地方的西部,这一词尾却继续前进,直达法兰西语言的界线,并且更向前去。在特利尔地方,这一词尾为数甚多,我们不去管它;在荷兰的卢森堡,这样的词尾我找到了12个;还是在那一边,在比利时,有Tornich和Merzig(Messancy—ig的写法毫未改变,词源和发音是相同的)。在洛林,摩塞尔河以西有Soetrich,Sentzich,Marspich,Daspich;以东有Kintzich,Penserich,Kemplich,Destrich,两个Kerprich,Hibrich,Helsprich。

词尾rade、rad、莱茵河左岸的rath,也远远超出了它们古代里普利安故乡的境界。它布满了全部的艾费耳高原和摩塞尔河中下游的谷地及其旁边的谷地。在scheid和schied混合起来的同一地方,在莱茵河两岸,除rad 和rath之外,也同样出现了rod和rath;这也同样起源于黑森语。只有在莱茵河右岸,在韦斯特林山,rod向北走得更远。在霍赫瓦尔特山脉,山北面为rath,山南面则通例为roth。

向前推进得最少的是siepen,音变为seifen。这个词的词义是指有急流的小谷,现在也到处都是依然用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莱茵河左岸,它越过古代里普利安的境界并不远,在右岸,它出现在尼斯特尔河的韦斯特林山,还出现在兰根施瓦耳巴赫(兰根泽芬)附近。

研究其他的词尾,会使我们跑得太远了。但是,不管怎样,自宾根沿莱茵河溯流而上,深入阿勒曼尼人的领土,并且在凡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地方到处都有的那无数的heim,我们都可以宣称,那不是卡滕人的,而是里普利安人的。它们的故乡不是黑森,因为在那里,它们很少出现,似乎是以后才侵入的,而是萨利克和科伦周围的莱茵平原,因为它们在这里出现的次数,跟其他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名称差不多相等。

因而,这一研究的结果是说明,里普利安人绝对没有因黑森人迁徙的浪潮而被阻止于韦斯特林山和艾费耳高原附近,恰恰相反,甚至整个中法兰克领土都为他们所占据了。而且,他们向西南方发展到摩塞尔河上游地区去的势力,比向东南方到陶努斯山脉和纳埃河流域的势力更大。这也可由语言获得证明。西南方的方言,直至卢森堡和西部洛林,同里普利安语的关系,远比东方——特别是莱茵河右岸——的方言跟它的关系要接近得多。前者可以认为是受到更多高地德意志语音变影响的里普利安语的继续。

中法兰克方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侵入。不单是若干清辅音音变为送气音(这只牵涉到比较少数的单词,而不涉及方言的性质),而是浊辅音[Medien]开始音变,这种音变造成中德意志语和南德意志语中的b和p,g和k,d和t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只有在字首的b和p,d和t,g和k不能严格地辨别,也就是在法兰西人主要地理解为accent allemand〔德意志音调〕的地方,才会使低地日耳曼人开始感觉到第二个辅音音变在德意志语言中所撕开的巨大的裂口。这一裂口穿过济克河同兰河之间,阿尔河同摩塞尔河之间。与此相应,中法兰克方言在词首有一个g,这是更靠北方的方言所缺少的,而在词中和词尾,则g的发音等于软化的ch。此外,北方方言的ei和ou,则又转变为ai和au。

几个真正的法兰克语的特征:在所有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中,Bach[小溪]——即未经辅音音变的Beek——是阴性的。这也至少适用于中法兰克方言西部的绝大部分。正如尼德兰和下莱茵无数的其他同名的Bache[小溪,复数]一样,卢森堡的Glabach(Gladbach,尼德兰语——Glabeek)也是阴性。相反地,少女的名字却被当做中性名词:从巴门起,经过特利尔,人们不但说das Madchen,das Mariechen,das Lisbethchen,而且还说das Marie,das Lisbeth。在当初由法兰西人绘制的地图上,在洛林的福尔巴赫附近标着一个《Karninschenberg》(Kaninchenberg)[兔儿山]。可见,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确定为里普利安语的那个指小词词尾——schen,复数为sches。

从摩塞尔河同纳埃河的分水岭以及莱茵河右面,兰河以南的丘陵地带起,一种新的方言语族开始了。

3.南法兰克语这一片地带,毫无疑问最初是阿勒曼尼人占领的地区(我们不谈更早一些时候它被梵乡人等等占据过,关于这些部落的亲属关系和语言,我们是一无所知的),而在这片地带内,也有较强烈的卡滕人的混血种,这是我们所乐于承认的。但是我们无须重述,在这里,地名上也显示出存在有并非不重要的里普利安因素,特别是在莱茵平原上。语言本身尤其证明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最南部的可确定的方言普法尔茨方言吧,这是同时还有文献存在的方言。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所有法兰克人在发音上,除将词中间和词尾的g读做浊音ch外,简直没有其他办法[27]。在那里,人们说Vöchel[鸟],Flechel[连枷],geleche (gelegen[便利]),gsacht—gesagt[说过],licht—liegt[躺下]等等。跟一般的法兰克语一样,单词中间的b由w代替。例如,Bûwe—Buben[小孩],glawe—glauben[相信](但说i glabg),bleiwe[停留],selwer—selbst[自己],halwe—halbe[一半]。辅音的音变,远不如看来那样彻底。特别是在外来语中,甚至发生辅音的逆辅音变,即词首的清辅音的音变,不是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而是向后倒退了一个阶段;如下面所指出的t 变d,p变b。词首的d和p还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如dûn—tun[做],dsg[白天],danzed[跳舞],dur[门],dodt[死的]。但在r之前,则不发生这样的音变,例如trinke[饮],trage[携带],paff—Pfaff[教士],peife[烟斗],palz—Pfalz[行宫],parre—Pfarrer[神甫]。但是因为d和p代替了高地德意志语中的t和pf,所以在外来语上,词首的t逆转为d,词首的p逆转为b。例如derke—Tükre[土耳其人],dsfel—Tafel[宴席],babeer—Papier[纸],borzlan—Porzellan[瓷器],bulwer—Pulver[火药]。其次,普法尔茨方言不许元音之间有清辅音;在这一点上,只有丹麦语同它是一致的。例如,ebbes—etwas[少许],labbe—lappen[布片],schlubbe—schlupfen[滑入],schobbe—Schoppen[酒杯],Peder—Peter,dridde—dritte[第三],rodhe—raten[劝告]。只有k是一个例外:brocke,backe;但在外来语上则有g,例如musigande—Musikanten[音乐家]。这也是后来由于辅音的逆转音变而传播起来的一种低地德意志语语音阶段上的遗迹[28];仅仅是由于dridde,hadde没有发生辅音音变,Peter才能够变为Peder。因而,与此相对应的高地德意志语的t也受到了同样公平的待遇。halde—halten[握],alde—alte[老]等词中的d,也同样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上。

虽然普法尔茨方言在低地德意志语上面已经印上了确定的高地德意志语的全部痕迹,但它所接受的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却远未达到哪怕是我们的标准语上所保持的那种程度。恰恰相反,普法尔茨方言,却借它的辅音逆转音变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程度,高地德意志音变是从外面侵入普法尔茨方言的,直至今日,在这种方言之中,依然显示出它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在这里,指出一个常被误解的现象是适当的,这就是,方言中的浊辅音发生了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那些日耳曼人,常把d和t,b和p,甚至g 和k的发音混同了。这种混同,只要在每人说他自己的方言时,是不会发生的。相反地,如刚才所述,例如普法尔茨人,他在这一点上的区分是那样严格,以致当他说外来语的时候,为了使它们适应自己方言的要求,甚至对外来语实行辅音的逆转音变。仅仅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t同他的d相对应,他就把外来语词首的t变成d,因为标准德意志语的pf同他的p相对应,于是就把外来语的p变成b。在其他的南德意志方言中,只要人们说他们自己方言的时候,清辅音也是很少发生混淆的现象。其中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严格实行的辅音音变规则。但是,一讲标准语或外国话,情形便不同了。想对这种语言运用当地方言辅音音变规则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无意识的),跟想正确地讲出这种新语言的企图,发生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b和p,d和t,丧失了一切确定的意义;因而,也就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例如,白尔尼在他的巴黎来信[29]中抱怨说,法兰西人不能区别b和p的发音,因为他们顽固地认为,他的姓(他自己的发音为Perne)头一个字母是p。

不过,还是回头来谈普法尔茨方言吧。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可说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而在直至今日依然不过是一种外来的因素,而且绝未达到标准语的语音阶段(而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则远远超过了它,一般都保持着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某种阶段)——仅这一点就完全足以确定普法尔茨方言所具有的主要是法兰克语的性质了。因为甚至在更靠北方的黑森,一般地说,音变是更加彻底的,因而就把普法尔茨方言的所谓主要是黑森语的性质,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紧靠阿勒曼尼人的境界上,在留居下来的阿勒曼尼人中间,如果要以这样大的力量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除去本身基本上就是高地德意志人的黑森人以外,至少还需要同样为数甚多的里普利安人也停留在当地。除去地名以外,还有两种一般法兰克语的特征可以证明他们的存在,这就是在单词中间,以法兰克语的w代替b,单词中间和末尾的g发音为ch。除此以外,个别相符的情况还有许多。普法尔茨方言中的Gundach—guten Tag[您好],一直通行到敦基尔欣和阿姆斯特丹。正如在普法尔茨,把《eingewisser Mann》[某一个人]说成einsichrer Mann[可靠的人],在整个尼德兰则说成eenzekerenman。把Handschuh[手套]叫做Handsching,这是和里普利安语的Händschen一致的。甚至在Ghannisnacht(Johannisnacht)中,以g代j,也是里普利安语的现象,而且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直通行到闵斯德。并且,为全部法兰克人(连尼德兰人也在内)所共有的baten(bessern,nützen[改善,有用],从bat—besser来),也通行于普法尔茨。例如,sbaddallesnix—eshilftallesnichts[那全没用处];在这里,甚至t并不像高地德意志语那样音变做tz,而是像普法尔茨语那样,变为在元音之间的浊辅音d。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注释:法兰克方言》(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64—599页。

注:恩格斯的“法兰克方言”——写于1881—1882年;在关于法兰克时代的手稿和“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提纲的草稿中,恩格斯把这研究著作叫做“注释”。但是,“法兰克方言”有完全独立的科学意义,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法兰克时代”没有写完,在恩格斯生前没发表过。1935年第一次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用俄文发表。文章用德文和俄文两种文字并列刊印。——编者注。

六 论语言与文化|返回本层目录

(一)文字的形成、发展和运用|返回本层目录

1.于是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于是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各个宫廷充斥着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与此同时,人们又在公众中散发神秘的小册子,宣扬俄国是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泰申和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稍微懂一点事的人想必都会明白,问题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23日前—1890年2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8页。

2.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说到做到。为了查明成立宣言上那段他们感到怀疑的引文,他们便向伦敦的同事求援,向偶然碰到的蒙德拉求援,这个人自己就是工厂主,因此他便把“汉萨德议会议事录”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段话抄下来,赶忙送到拉芒什海峡对岸去。现在他们知道我的生产秘密了。我不仅制造了原文,而且也伪造了它的引语。他们陶醉于胜利之中,向全世界大声叫喊道:请看“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样一来,就会使我的商品一下子永远信誉扫地,而且所用的办法正是工厂主们应该用的普通做生意的办法,没有花费一文钱来对问题作科学的研究。

不愉快的结局也许会向工厂主联盟的成员们表明:不管他们对于伪造商品多么在行,但是要鉴别文字商品,他们却一窍不通,就像驴子弹琴一样。

马克思:《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1890年12月—1891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166页。

3.由于有文字,方言的差异已不可能成为隔离因素(即互不了解)

早在莱喀古士时代,就已经有很多移民从地中海诸岛和地中海东岸爱奥尼亚诸城市迁入希腊。如果他们是全家一同迁来,那就会带来片片断断的新氏族,但当新氏族没有被吸收进部落以前,他们依然是外地人,这种事情大概时常发生。这说明了希腊氏族的数目为什么异常之多。贫穷阶级既不能作为氏族而被吸收到任何部落中,也不能被收养到一个部落的氏族中。早在提修斯时代,尤其是在梭伦时代,除开奴隶不算,无所属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了;这一阶级的人们,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的不安分因素。提修斯和梭伦通过将他们划归阶级的办法授予他们公民身分,但是他们仍然被排斥在继续存在着的氏族和胞族之外。议事会(即有筹备权或预审权的新的元老院)只能有四百名成员——四个部落中每一部落[一百人];按照古老的习惯,九个执政官以及阿雷奥帕格成员的推选条件也是这样[部落只由氏族和胞族组成,因此,不是氏族或胞族成员的人,就处于部落之外]。所以,不属于这些部落的雅典人,就只能出席公民大会(ecclesia)了,但他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是公民,他参加执政官等等的选举,也参加执政官的报告的年度评定,有权亲自要求执政官为他平理冤屈,而外地人则只能通过一个给他作保的公民或保护人才能这样做。一切[不属于这些部落的]人,不论其级别或财产多寡,在政治权利方面和第四阶级(Theten)一样。同时,梭伦的政策的目的也是把希腊其他地区的勤劳移民招致到雅典来。这就成为氏族组织崩溃的原因之一。

[这些移民都是希腊人;由于有文字,方言的差异已不可能成为隔离因素(即互不了解);另一方面,移住、航海和各种与商业有关的人员流动——所有这些,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都无法容纳了。]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520—521页。

4.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鲁恩文字母,日后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鲁恩文字;它也表明这是比流传到现代的、最古老的北方语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语言形式

最后我们看到,鲁恩文字已经得到普遍的传播和采用。在塔施堡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鲁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带扣。这种鲁恩文字,我们在瓦拉几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那维亚最古的鲁恩文字石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鲁恩文字母,日后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鲁恩文字;它比后来在斯堪的那维亚占支配地位的北方鲁恩文字多七个字母,它也表明这是比流传到现代的、最古老的北方语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这是一种极端笨拙的文字体系,渊源于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头上、金属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经作了改变。圆形的字母被有角的字母所代替;只能上下写或斜写,不能横写,这都是为了适应树木的纤维。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纸或普通纸上写这种有角文字,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文字实在只适用于宗教、巫术和题词方面,也许还适用于其他简短报道;只要产生了真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抛弃,重新采用希腊字母或罗马字母,而只保留个别鲁恩字母。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21—522页。

5.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3.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城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都属于这个阶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6.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

就调查的材料看来,“与农业的联系”对手工业者识字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可惜对雇佣工人的识字程度没有调查。我们看到,不种地的居民比种地的居民的识字程度高得多,并且在所有各个分类中,无论男女都是如此,毫无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种地的居民中,识字程度的普及在妇女中比在男子中快得多。第I部类识字男子的百分比要比第II部类大50%—100%,而识字妇女的百分比则大150—475%。

列宁:《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1897年8—9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10月第2版,第276—277页。

7.一个刚学会阅读的人把外来语当作新鲜玩意来用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著作家这样做就不能原谅了。现在不是该向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宣战了吗?

我们在破坏俄罗斯语言。我们在滥用外来语,用得又不对。本来可以说“недочеты”或者“недостатки”或者“пробелы”[1],为什么偏要说“дефекты”[2]呢?一个刚学会阅读,特别是刚学会阅读报纸的人,只要他用心读报,当然会不知不觉地吸收报上的词语。可是恰恰我们报上的语言也开始遭到破坏。一个刚学会阅读的人把外来语当作新鲜玩意来用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著作家这样做就不能原谅了。现在不是该向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宣战了吗?

老实说,如果滥用外来语使我痛恨(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那么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就简直把我气坏了。例如,有人把“будировать”[3]当作激起、打搅、唤起的意思来用。然而法语“bouder”一词的意思却是生气、发怒。因此,“будировать”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生气、发怒。仿效下诺夫哥罗德法语用词,就等于仿效俄国地主阶级中那些学过法语而没有学好、又把俄语糟蹋了的最糟糕的人物身上的糟粕。

现在不是该向糟蹋俄罗斯语言的现象宣战了吗?

列宁:《论纯洁俄罗斯语言》(1919年或1920年),摘自《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53页。

(二)外语学习|返回本层目录

1.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阅读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受过长期的教育才能学会

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阅读了,但是所谓能阅读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阅读,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阅读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受过长期的教育才能学会,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工人缺少知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只有很少的工人完全会写,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高教会、贵格会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校里,根本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活动”。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5页。

2.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旬—1852年3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1页。

3.这些官方人士谁也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语言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有可能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以前,在各方面都是一个terra incognita〔不为人知的国土〕,因此,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些关于土耳其的陈腐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不错,到过土耳其的官方使节吹嘘自己掌握了比较确切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也是很可怜的,因为这些官方人士谁也没有下功夫研究过土耳其、南方斯拉夫或现代希腊的语言,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以希腊通事和法兰克商人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的土耳其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年3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24页。

4.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

通晓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罕的事情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6页。

5.对这种有四千个词根和有两三千年发展史的如此丰富的语言,不花费大量时间是不能获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的

既然我反正已经陷在这个东方废纸堆中好几个星期,我就利用机会来学习波斯语。使我对阿拉伯语知难而退的,一方面是我天生的对闪语的厌恶,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有四千个词根和有两三千年发展史的如此丰富的语言,不花费大量时间是不能获得较为显著的成绩的。可是,波斯语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真正的儿戏。这种该死的阿拉伯字母表中,往往一连六个字母看起来是一个样子,而且没有母音,如果不是这样,我准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如果皮佩尔愿意跟着我干这种邪恶的玩意儿,这对他倒是一种安慰。我给自己规定学波斯语的最大期限是三个星期。如果他肯用两个月来冒一下险,大概会胜过我。对魏特林来说,不懂波斯语对他是一种不幸,他一定会发现波斯语是他的一种现成的万能语言,因为,据我所知,唯独这种语言在给我和使我之间没有冲突,因为其中与格和宾格永远是相同的。

其实,读一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原著是相当愉快的,它听起来很不错。老先生威廉•琼斯喜欢在他的语法书中用波斯的淫秽的词句作例句,后来在其《亚细亚诗歌释义》中把它们译成希腊诗句,因为用拉丁文来表达就更不成体统了。这部《释义》(琼斯全集第2卷《论情诗》)大概会使你很开心。而波斯的散文真令人难受。例如,高尚的米尔洪德的《正统的乐园》就是如此。他用非常形象的但完全无法理解的语言来叙述波斯的英雄史诗。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他叙述如下:伊斯甘德这个名字,在伊奥尼亚人的语言中叫做阿克席德-鲁斯(就象伊斯甘德这个名字是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歪曲一样),即《Filusûf》,这个词来源于《fila》——爱和《sufa》——智慧,这样,伊斯甘德就是智慧之友。——关于一个退位的国王,他写道:“他用引退的鼓槌敲起退位的鼓”,如果维利希老爷子还再醉心于文学斗争,那他也不得不这样做。当图兰国王阿弗腊夏布被他的军队丢弃时,米尔洪德是这样描写他的:“他用绝望的牙齿咬着自己惊慌的指甲,直到羞愧的手指涌出痛不欲生的意识的鲜血。”这个国王的命运也会落到那个维利希的身上。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264—265页。

6.英国人或美国佬到德国时,为了学习我们的困难的语言,倒总是讲德语的,而那些讲英语的都是在美国呆过的德国人

是城市里的德国人使美国人对我们民族抱有一种鄙视的怜悯心。德国商人引以自豪的就是他抛弃了一切德国的东西,成为一个十足的模仿美国佬的人。如果人们不再把这班卑劣的家伙当作德国人,他们会感到幸运,他们甚至用英语和自己的同胞说话,当他们回到德国时,就更是把自己装扮得象美国佬,不来梅大街上常常可以听到英语,但是如果把讲英语的人当成英国人或美国佬,那就大错特错了;英国人或美国佬到德国时,为了学习我们的困难的语言,倒总是讲德语的,而那些讲英语的都是在美国呆过的德国人。只有德国的农民,也许还有沿海城市的手工业者,才非常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习俗和语言。原始森林、阿勒格尼山脉和大江大河把他们同美国佬隔开,他们在合众国的心脏地区建设一个新的、自由的德意志。在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西部,只有城里才讲英语,而在乡下所有的人都讲德语。

恩格斯:《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1840年7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19—120页。

7.你用两个星期就可以把丹麦语学得能够看懂《社会主义者报》。有一本陶赫尼茨的词典就够用了,这种语言(丹麦语)没有什么语法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丹麦通讯证明我们的人在那里没有任何联系。最好你写信给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编辑哈•布里克斯或他的助手路•皮奥,并向他们推荐德国通讯,如果他们同意寄给你德文或英文的丹麦通讯作为交换,那就好了。他们懂英文。而且,你用两个星期就可以把丹麦语学得能够看懂《社会主义者报》。有一本陶赫尼茨的词典就够用了,这种语言没有什么语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1年12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版,第362页。

8.我在学习一种语文时总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不研究语法(变格、变位和代词除外),而是靠着查词典阅读所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最困难的作品

我不大知道阿恩的方法,您提到的那部词典,我也一无所知。我在学习一种语文时总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不研究语法(变格、变位和代词除外),而是靠着查词典阅读所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最困难的作品。例如,我从但丁、佩脱拉克和阿里欧斯托的作品开始学意大利文,从塞万提斯和卡德龙的作品开始学西班牙文,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学俄文。以后我读报纸等。至于学德文,我认为可以向您介绍读歌德《浮士德》的头一部分——这部分基本上是用民间文体写的,而您认为困难的那些地方,对德国读者说来,没有注解也是同样困难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3年8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52—53页。

9.而借助您的译文,我倒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以自己的原文、拉丁语语源学和斯拉夫语语源学代替了词典。多亏了您的译文,我现在可以说,罗马尼亚语对我来说不再是完全陌生的语言了

我的朋友、《新时代》的编辑卡•考茨基给我寄来好几期《社会评论》和《现代人》,其中有您翻译的我的几篇著作,其中有《家庭……的起源》。请允许我对您表示感谢,您不辞辛劳,使这些著作能为罗马尼亚读者所了解。您不但以此给予我荣誉,而且还帮助了我,使我终于学会了一点贵国的语言。我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50年前我就试图利用狄茨的《罗曼语语法》学习贵国的语言,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乔恩卡的语法,但是既无读本,又无词典,我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借助您的译文,我倒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以自己的原文、拉丁语语源学和斯拉夫语语源学代替了词典。多亏了您的译文,我现在可以说,罗马尼亚语对我来说不再是完全陌生的语言了。但是,如果您能推荐一本好的字典(罗德字典、罗法字典或罗意字典都行),我将非常感激;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用原文来阅读和理解您的文章以及考茨基寄来的两本小册子:《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想做什么》、《卡尔•马克思和我国经济学家》。

恩格斯:《恩格斯致若安•纳杰日杰》(1888年1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566页。

10.您借助英语语法和字典来阅读,会收到一些效果。的确,没有好教员,就难以掌握发音

为了帮助您学习英文,我给您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还要给您找一套英文版《资本论》。目前,还没有一种值得一读的英文的社会主义报纸。但是,我将不时给您寄些多少有点意思的资产阶级报纸,供学习之用。您借助英语语法和字典来阅读,会收到一些效果。的确,没有好教员,就难以掌握发音。除此以外,这种语言是很容易学的,因为它几乎没有什么语法。如果您想要一本德文版的《宣言》,请写明信片告诉我。

恩格斯:《恩格斯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1891年4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第1版,第66页。

11.我想好好地学一下德语。现在我还想请她给我寄一本《俄德词典》

我想好好地学一下德语。现在我还想请她给我寄一本《俄德词典》,从我们家所有的词典中挑一本,或者是连斯特列姆词典,或者最好是俄文同三种欧洲文字对照的雷夫词典。我本来已经要从卡尔梅柯娃书店订购巴甫洛夫斯基的《俄德词典》了,但该书是分卷出版的,才出了近一半。

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899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66页。

12.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可能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

但是,我不能期望,在您不太了解我的情况下,会愿意对我进行考察。因此,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普鲁士炮兵虽然不像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好,但却培养出了一批人,他们,正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所说的,使“土耳其炮兵成为欧洲最好的炮兵之一”。后来,我又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行动。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所有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我当时发表在德文报刊上的论述匈牙利战局的一些论文有幸取得的成功,使我确信我的研究没有白费气力。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可能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关于我的其他一切情况,如果您想了解,我也乐于奉告,您也可以从您的教育问题撰稿人瓦茨博士那里得知,我同他相识已经有十多年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1854年3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

13.总有一天要把该死的哥特语搞通。如果我再弄到一部工具书,我想两个星期就可以把它搞完

我现在完全陷进了乌尔菲拉;总有一天要把该死的哥特语搞通,到目前为止,我只是断断续续研究过。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发现我懂得的比我过去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我再弄到一部工具书,我想两个星期就可以把它搞完。那时我再去研究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这两种语言我也始终没有牢固地掌握。到目前为止,我工作一直没有辞典或任何工具书:我只有哥特语读本和格林的书,但是这个老家伙的确了不起。

为此,我很需要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你能否再把它寄给我?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1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82页。

(三)翻译|返回本层目录

1.蒲鲁东竟把法语革命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un fait physique”〔“物质界的事实”〕译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un fait intellectuel”〔“精神生活的事实”〕译作“智慧的事实”

沉醉在法国革命的回忆中的批判的蒲鲁东,竟把法语革命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把“un fait physique”〔“物质界的事实”〕译作“物理学的事实”,而把“un fait intellectuel”〔“精神生活的事实”〕译作“智慧的事实”。由于把法语这样一革命化,批判的蒲鲁东就得以使物理学拥有了自然界中所出现的一切事实。如果说,他这样一方面把自然科学捧到九天之上,那末另一方面,由于他否认自然科学中有智慧,由于他把智慧的事实同物理学的事实截然分开,也就把自然科学贬到九地之下了。同时,由于他把精神生活的事实直接提升为智慧的事实,他也就使心理学和逻辑学的一切进一步的探讨成了多余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7页。

2.革命甚至使“长裤汉”这个与“honnêtes gens”(“正人君子”)相对立的词“变成光荣的称呼”,而通过他的十分拙劣的翻译,“honnêtes gens”就变成善良的市民

在“施蒂纳”把财产转归“社会”之后,这一社会的全体成员在他看来立刻都变为乞丐和游民,虽然按照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秩序,他们“具有”“最高所有者”。他向共产主义者好心好意地建议:“使‘游民’这个词变成光荣的称呼,就像革命使‘市民’这个词变成光荣的称呼一样”。这个建议是说明他如何把共产主义和一件早就过去的事情混为一谈的一个突出的例子。革命甚至使“长裤汉”[4]这个与“honnêtes gens”(“正人君子”)相对立的词“变成光荣的称呼”,而通过他的十分拙劣的翻译,“honnêtes gens”就变成善良的市民。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25—226页。

3.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所谓的芬尼方言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

“四教长年表”指出这个汇编的编纂年代是公元438年。该书正文显然是以远古的多神教的材料作为基础。其中所有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有一定的格律和所谓的叶韵,——这是一种特殊的首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押子音的音韵,它是爱尔兰诗歌中所常见的,并且往往转变为完全押韵。已经确定,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所谓的芬尼方言(BérlaFeini)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序言,第1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因此,这就说明,为什么“古制全书”里有许多地方诗的格律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不分明了,但是除了偶然押韵和叶韵十分显著的地方之外,格律也还是常常显现出来,并使全文具有一定的韵律。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但同时,特别是在汇编的后半部,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显然是用散文写的;如果说那些诗体的公式无疑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末这些散文体的增补就显然是汇编的编辑者自己加的了。

恩格斯:《爱尔兰史》(1870年5月—7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554页。

4.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外国大部分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翻译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

这本小册子来自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的三章。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

……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粹科学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说到形式,只有常常使用外国字这一点可以引起怀疑。但是拉萨尔已经根本不在他的演说和宣传小册子中避免使用外国字,而且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诉苦。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国字。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国字。对于必要的外国字,我没有附上所谓解释性的译文。这些必要的外国字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上通用的术语,它们如果可以翻译,那就不是必要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术语的意义;它不能说明,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内容却刚刚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人,较之“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末我实际上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先生冯•艾内恩、枢密顾问先生亨利希•冯•济贝耳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抑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1882年9 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45—346页。

5.资本,capitale,〔基本的东西〕一词翻译过来的——用来表示不同于利息(ó)的债款

资本,capitale,〔基本的东西〕一词翻译过来的——用来表示不同于利息(ó)的债款。在中世纪,资本,caput pecuniae,是表示某种基本的、本质的、原来的东西(第37页)。德语用的是Hauptgeld〔本钱〕一词(第37页)。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1版,第398—399页。

6.要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

约翰•布罗德豪斯翻译的本卷开头几页的译文刊登在10月份的“今日”杂志上。我肯定地讲:译文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这是因为布罗德豪斯先生完全没有具备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应该具备的才能。

翻译这样的著作,只是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

举个例子来说。有一次,几个牛津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划着一只四桨小船横渡多维尔海峡。报纸报道说:其中有一个人《catch a crab》。[5]“科伦日报”驻伦敦记者照字面上理解了这句话,并且老老实实地向自己的报纸报道说,“螃蟹夹住了一个划船人的桨”。如果说,一个在伦敦住过多年的人,遇到他不熟悉的部门的术语,都会犯这样荒唐的粗暴的错误,那末一个只是马马虎虎懂得一点书面德语的人,着手翻译一个最难翻译的德国作家的作品,又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而我们的确也将看到,布罗德豪斯先生是一个“捉螃蟹”的头等能手。

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1885年10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66—267页。

7.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

但是,在这里,对翻译者还有更多的要求。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布罗德豪斯先生看来虽然是个相当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但他所掌握的英语只限于满足一般的写作要求。对于这种目的,他的英语知识足够了,但是,这种英语却不能用来翻译“资本论”。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但是,布罗德豪斯先生一碰到这些问题,他不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稍微增加一点他的有限的惯用的词汇,稍微有一点超出英文日常书刊惯用语的新东西,都使他感到可怕。于是他不敢去冒这种异端的危险,而宁愿用他以为不刺耳、但是模糊了作者原意的比较含混的用语来表达难译的德文词,或者,更坏的是,当这样的词一再出现时,他却用许多不同的词来翻译,忘记了一个术语始终都应该用一个意思相同的词来表达。例如,就在第一章的一个标题中,他把Wertgrösse〔价值量〕译成了《extentofvalue》,忽略了Grösse〔量〕是固定的数学名词,意思和《magnitude》这个名词一样,或者是一定的数量,而《extent》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别的含意。又如,甚至像Arbeitszeit即“劳动时间”[《labour-time》]这样一个简单的新词,他都感到太难办了,他把这个词译成:(1)《time-labour》,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说它有什么意思的话——按照时间付酬的劳动或是“服”一定期限[time]苦役[hard labour]的人所付出的劳动;(2)《time of labour》[“劳动的时间”];(3)《labour-time》[“劳动时间”];(4)《period of labour》[“劳动期间”](Arbeitsperiode)——这个名词,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指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同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劳动时间这个“范畴”是整本书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不到十页的译文中就把它译成了四种不同的名词,这是决不能宽恕的。

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1885年10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67—268页。

8.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

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版序言》(1890年6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页。

9.“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我会说“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八段。我不会说“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我会说“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29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11页。

10.我们欣然接受由艾威林博士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由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

1883年作者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不久,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页。

11.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

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页。

12.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等等。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册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负最后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10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对译者的文字负有进行校订的不容推卸的责任。

……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册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册。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页。

13.或许以后把它译成英文,如果删掉某些只有德国人才懂的辞藻,那很容易翻译

附上魏德迈寄来的比较不错的消息。我暂时把你的文章留在这里,为的是:(1)把它通看一遍;(2)或许以后把它译成英文,如果删掉某些只有德国人才懂的辞藻,那很容易翻译。

恩格斯:《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4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53—54页。

14.原文必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十分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

班迪亚把瑟美列用匈牙利文写的《概述》翻译出来了,我现在正在校订他的译文。原文必定很好,而现在要从这个十分糟糕的、常常是几乎不能理解的、完全不合语法和时态的译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却要费很大力气。

恩格斯:《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5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64页。

15.我要把所有有点困难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重新翻译一遍,皮佩尔一碰到这种地方,就总是照字面译,结果弄出一些完全荒谬的东西

我当然告诉他,《新莱茵报》的这些家伙可以毫不费力地马上了解他这样的人。今天早晨,这位威武的先生同我规规矩矩握手告别之后,又到利物浦去了,所以今天晚上译文将会搞完。但是,这个工作占去我的时间太多了,因为我要把所有有点困难的地方毫无例外地重新翻译一遍——皮佩尔一碰到这种地方,就总是照字面译,结果弄出一些完全荒谬的东西。此外,有些地方几乎是不能翻译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134页。

16.皮佩尔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语法上和修辞上的错误我当然不计在内,这是举不胜举的

从附上的札记中你可以看出,皮佩尔犯了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语法上和修辞上的错误我当然不计在内,这是举不胜举的。你可以把札记给他看,如果你认为这是有好处的话,但如果这可能使他找到拒绝翻译的借口,那就最好不要给他。如果他对个别的修改发牢骚,那你随时可以利用这个札记给他指出他的缺点。

此外,个别地方几乎是无法翻译的。——一般说来,最好是让出版者连最后一章也看了,使他有比较强烈的印象。是不是让皮佩尔翻译这一章,并且立即把它寄给我;我已经把它看过一遍,有所准备,因此事情可以迅速进行。即使这东西现在不能付印,翻译还是应该搞完;这个家伙很快要当皇帝了,那时又会有一个写附言的绝好时机。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135—136页。

17.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也别象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的那样,写一堆东西,似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其实却是完全荒谬的东西

(1)显然,皮佩尔更习惯于直接用英文写,而不习惯于翻译。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当他缺乏某个词的时候,不要去用所有熟悉的参考书中最坏的参考书,即字典,这种字典,照例一百回有九十九回给他提供最不合适的词,而且总是造成同义词的极度紊乱,例子详见后面。

……

(4)皮佩尔用法语语源的词用得太多了,不错,这些词有时是合适的,因为它们比较抽象的和不明确的含义常常有助于摆脱困境。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有时最漂亮的说法也变得比较差劲了,而且往往叫英国人完全不懂。凡是在原文中遇到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

(5)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也别象皮佩尔自己明明知道的那样,写一堆东西,似乎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其实却是完全荒谬的东西。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137—138页。

18.自己翻译困难的东西,要比校订不求甚解和回避困难的译稿容易。如果他更加努力一些,他完全能够译得很好

所有这些,皮佩尔只要稍加注意,就能比我更好地看出来,而且正象我已经说过的,自己翻译困难的东西,要比校订不求甚解和回避困难的译稿容易。如果他更加努力一些,他完全能够译得很好。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142—143页。

19.可以在你的书上注明,翻译权归你所有。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哪个蠢驴或奸诈之徒糟蹋你的书

我忘了写信告诉你:可以在你的书上注明,翻译权归你所有。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哪个蠢驴或奸诈之徒糟蹋你的书。况且,这是人人都可以毫不客气地履行的一种纯法律手续。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2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79页。

20.你提到的北欧古代文字Rüm Hart……,我根据荷兰—弗里西安文试译如下:胸怀宽大,视野辽阔。可是我怕在这后面隐藏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我不愿意进行猜测

这里一切都好。自从你离开这里后,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到前天,我的右胸下面又长了一个痈。这一次要是不赶快好,并且蔓延开来,我就想采用龚佩尔特的方法用砒剂治疗了。

你提到的北欧古代文字Rüm Hart……,我根据荷兰—弗里西安文试译如下:胸怀宽大,视野辽阔。可是我怕在这后面隐藏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我不愿意进行猜测。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9—10页。

21.其余各章也需要有一套翻译黑格尔用语的术语(英文的),这是不容易的,但却是必须做的

我已经对他说过,分析商品和货币的那一章,你本人将用英文重新改写。而其余各章也需要有一套翻译黑格尔用语的术语(英文的),关于这一点你目前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是不容易的,但却是必须做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6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14页。

22.勒克律在有一个德国人协助的条件下,是完全合适的法文译者。在翻译中我将对个别地方作某些修改,同时保留最后的审稿权

我一接到你的信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迈斯纳,叫他把一本给勒克律的书寄给你。我认为,勒克律在有一个德国人协助的条件下,是完全合适的法文译者。在翻译中我将对个别地方作某些修改,同时保留最后的审稿权。

马克思:《马克思致维克多•席利》(1867年11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74页。

23.如果您能组织一些好的翻译人员和挑选一些好的作品供翻译,那么这项工作将非常有益并一定能获得成功

为什么要出“丛书”呢?如果有好的小册子,不出丛书也可以出版。而现在小册子很少,好的翻译人员没有。(我正为修改译文累得精疲力竭),——为什么要大喊大叫地说要出“丛书”呢??如果您能组织一些好的翻译人员和挑选一些好的作品供翻译,那么这项工作将非常有益并一定能获得成功。

列宁:《致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1903年2月8日),《列宁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324—325页。

24.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由于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因为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和跋)(1875年4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7页。

25.我只要有一本弗吕格耳的词典,一本语法和一名比皮佩尔先生高明一些的校对员,我也能用英文写得不坏

我那篇关于萨特伦德公爵夫人的论文,你译得很出色。我认为,我只要有一本弗吕格耳的词典,一本语法和一名比皮佩尔先生高明一些的校对员,我也能用英文写得不坏。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3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227页。

26.“在可怜的受轻视的国家”里,好象还在使用六种不同的名称来表示泥炭土壤的细微差别

你怎样翻译gravel〔砾石〕,以区别于sand〔砂〕和flint〔燧石〕?怎样翻译peat〔泥炭沼泽〕,以区别于bog〔沼泽〕?此外,“在可怜的受轻视的国家”里,好象还在使用六种不同的名称来表示泥炭土壤的细微差别。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8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124页。

27.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

《资本论》第二章至第五章(包括《机器和大工业》)的翻译是他担负的,所以说,他担负的是大部分。现在他在替波利亚科夫翻译英文的东西。昨天我读了工厂立法这一章的法译文。我虽然极为尊重用优雅的法语翻译这一章的艺术,但仍然为这出色的一章抱屈。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用这种拘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于表述思想了。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和生动性。我认为,用法译本作为英译本的基础是一个大错误。

用英语不需要削弱原作的表现力。在真正辩证叙述的某些地方不免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11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版,第99—100页。

28.这本书专门术语很多,除非让整天都同英国人交往的人来翻译,否则让谁来翻译都会感到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只记得你征求过我的意见;而我写信告诉你,这里很难找到肯花钱的出版者,因为符特克在这里毫无名气。我还要补充说一句,马克思也好,我也好,都没有这种关系,否则,我们无疑早就给《资本论》找到出版者了。

现在我只能补充以下两点:

(1)这本书专门术语很多,除非让整天都同英国人交往的人来翻译,否则让谁来翻译都会感到非常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2)为了适应这里的市场,应对这本书作较大的修改,删去引言中所有多余的话,去掉完全不适当的关于中国书籍的冗长论述,并把晦涩难懂的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英语。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2年6月5—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版,第483页。

29.我把葡萄牙文的文章译成了法文,因为这种语言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翻译

我把葡萄牙文的文章译成了法文,因为这种语言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翻译,所以我尽可能译得确切些,而不去注意文字的优美,甚至没有顾及法文文体的规范。

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2年3月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第1版,第430页。

30.但是他的文字很不流畅,很不生动,而翻译这本书恰恰需要文字流畅生动

我已经把格龙齐希的译稿——第一印张——同原文非常仔细地核对过,我刚才已通知他,我不同意由他翻译。实际上,修改他的译稿(任何译者的译稿大概都需要作个别的修改)比我自己从头到尾全部翻译更费时间,而我没有这样多时间。我不能再经受这种痛苦的试验了,在校订《资本论》法译本时我已经受过一次。我本来很想用科柯斯基,但是他的文字很不流畅,很不生动,而翻译这本书恰恰需要文字流畅生动。我已向别的方面进行试探,但是我怀疑对方是否有时间。如果可能的话,目前最好请您设法在莱比锡物色一个职业翻译。因为这里谈的这本书不只是为工人读者写的,所以,如果一定要在写作人才不多的党内物色译者,就是说,预先就从译者必须是党员这一原则出发,这是毫无意义的。据我所知,伯•贝克尔已在瑞士为自己找到一个出版者。

马克思:《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6年11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05页。

31.我逐行地全部同原作作了对照,表达原作的准确性使我感到惊异。但我希望你把某些地方改一改,使译文完美无瑕

你的《萨拉斯-伊-戈梅斯》,整个说来是一部杰作。语言与原作一样辛辣,这是我们品尝新的红葡萄美酒时喜欢的那种辛辣,一种健康的辛辣,它使夏米索的三韵句诗比其他任何诗人的更接近于但丁的三韵句诗。我逐行地全部同原作作了对照,表达原作的准确性使我感到惊异。但我希望你把某些地方改一改,使译文完美无瑕。正象你自己说的,结尾译得仓促了,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下面具体谈一谈。

序诗。第3三韵句:“它这样矗立着”——它不能“矗立”,因为只有从船桅顶上才能看到它——“从柳里克”:这样不行,因为夏米索本人就在“柳里克”船上。

第5三韵句:我看要改译。《Den Versuch zu wagen》,指的就是冒险驾船安然通过该纬度地区各岛屿周围的珊瑚暗礁所造成的激浪。

第7三韵句第3行:缺一个音节,《our》不能作双音节的词用。

第15三韵句:译文“虽然……这可能被擦掉”会引起误解。原作说得明白,所写的东西,已经被人们自己的脚擦掉了。

第31三韵句第1行:“这 寒冷 的岩石”根本不行,因为“它透过鞋底烫着他的双脚”。

第一篇 。第1三韵句:《Ich sah bereits im Geiste》——不能在开头把这省略了。读者根据译文会以为那个人已经 完全占有了 这一切想象中的宝库,只是在末尾——第8三韵句——才说明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奇妙的幻想,而且由于开头的省略也还是说得不够明白。去寻找财富的勇敢水手的形象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基础,因此,故事一开始就应当把他突出出来。

第4三韵句第1行:《and formyself too were content and gain》,不看原作就不明白。

第9三韵句第3行:《cabins》给这一行加了一个多余的音节,并且不准确。《DeruntreRaum》,按水手的说法是《hold》,而且这是个单音节的词。

第二篇 。除一处外没有什么毛病,而且这也是个笔误。第16三韵句第1行:《Forthey(have)sightedme》漏了《have》。

第三篇 。第7三韵句:我认为《worserfar》的说法较好,但庸俗的读者是否喜欢这种说法呢?你能变成一个竟用《worsebyfar》这种说法的庸人吗?

第15—20三韵句:你自己的几种方案表明,你对自己的译法不十分满意。我完全相信,这里可以想出新的成功的处理办法。结尾部分很好。

开头和末尾通常是薄弱的环节,因为开头你工作还没入门,末尾你已经有点疲倦了,但是我想,你把这一切搁一些时间以后,一定能够重新精力充沛地来做这件工作,并作出你定能够作出的成果。

恩格斯:《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2月16—1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33—435页。

32.使我惊奇的是,您从未在德国生活过,也没有在德国研究过语言,却那么好地转达了我的思想

译稿和我的意见一并用挂号寄上。很遗憾,我没有很好掌握意大利文,不能更好地表述这些意见;我还是希望这些意见您都能懂得。使我惊奇的是,您从未在德国生活过,也没有在德国研究过语言,却那么好地转达了我的思想。我只发现有几个略语、俗语和成语译错了;这些话对于一个不知道该国日常用语以至方言的人,是不能很好领会的,这些话无论在语法书上或词典里都是没有的。许多地方,只要您很好地领会了意思,我认为您可以译得更灵活更大胆些。我担心,关于“马尔克”的那条注释不够明确。我认为应该刊印的只有这一条注释。其余的只是让您知道一下就行了。如您对这条注释发生什么怀疑,请告诉我,我打算改写。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5年5月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316页。

33.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

说实在的,《宣言》的翻译一直使我害怕,——它使我想起我在一切文献中最不好翻译的这部文献上所白白耗去的艰苦时刻。但你译得恰到好处。只有两处的意思你没有把准,大概有人干扰了你。其余地方译得都很出色。这本小册子是我们可以引为骄傲并能给读者提供原著概念的第一个法文本。越是接近结尾部分,实践将使你的工作越加完善,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因此,我所提的意见,凡跟意思无关的,只能作为参考,有无价值,要由你自己判断。用法语讲话和写作我已经很不习惯了,同琼尼一个钟头的闲谈作用很大,就象一笔额外的报酬对一个德国律师的作用一样,的确使我恢复了用法语考虑问题的能力,而且恢复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所能梦想的还好。对你从事这项工作,我真感到高兴。我从不怀疑,只要你认真干起来,你是干得了的。我很满意我读到的是一部完成的作品。现在我们已经把你套上了车,能不撒手就不撒手了。这将给法国的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你可以确信,法国人学习德语,在一定时期内还不会很好开展起来,甚至现在学德语的人,学得还象小学生一样,可能一次也没有跟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谈过话。可怜的福尔坦的译文,够我费劲的了。对他来说,一句句德国话不过是一些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他怎么能用法语来翻译它们,特别是翻译摩尔那种雄劲有力的德语呢!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5年10月1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361—362页。

34.为我们德国工人编的《资本论》简述本一定要根据德文原著,而不能根据法文版来搞

现在谈谈翻译本身的事。首先,为我们德国工人编的《资本论》简述本一定要根据德文原著,而不能根据法文版来搞。其次,杰维尔的书对工人来说部头太大,而且译文,特别是后半部,读起来会象原著一样困难。因为它是尽量用逐字逐句的摘录编起来的。这本书对法国适用,因为在法国大多数术语,不是外来语,而且那里有许多读者不是真正的工人,但他们却希望通过简易的形式,而不去读大部头,就能对内容有所了解。在德国,这种读者应当读原著。最后,也是主要的一点,如果杰维尔的书用德文出版,由于我要对摩尔负责,就不能不批评这本所谓准确简述的书。我过去没有说什么,是因为这本书只是在法国出版的,虽然还在出版前我就曾对整个后半部断然反对过。但是如果把书提供给德国读者,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不能容许在德国用摩尔的原话来歪曲摩尔,而且是严重地歪曲。

如果当时不是荒唐地仓促从事,如果书按照我的建议作了修订,那现在就不会有这种反对意见了。我只能说:如果书在德国出版,我保留采取行动的充分自由,尤其是因为外面传说我是看过原稿的,因此我更应当这样做。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6年1月20—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12—413页。

35.你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甚至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

不管怎样,你把《参议员》这种几乎是世界上最难译成英文的东西译出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你翻译时不仅保留了原文的全部放荡不羁的味道,甚至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而且从题材到格律都很难翻译,因为,第一帝国的参议员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未知数。如果你是男的,我就会说:Molodétz(好样的),可是我的俄文还不够好,不知道这个词(大致相当于英文的:you’re a brick!)是否能变成阴性的Molodtza!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9年11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303页。

36.每逢翻译诗歌的时候,应当保持原文的韵律

首先,祝你新年好!然后,我把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的原文抄寄给你,因为我不能设想你会根据用现代语言改写的本子来翻译。你说得很对,每逢翻译诗歌的时候,应当保持原文的韵律,否则干脆象法国人那样,就把它改写成散文。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0年1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329—330页。

37.腊韦和一切职业翻译一样,过分拘泥于原文,忘记从法文译成德文或从德文译成法文时,应当把句子颠倒过来。而且,他领会不了德文许多同义词的细微差别

你热情提出要校阅腊韦的译文,十分感谢。腊韦是会高兴的——但是,恐怕你会不高兴。根据我的要求,他试译了两处——最后一章的第121页和第140页,我已看过,现把译文连同我的意见和拟作的改动一并寄给你。请你先看一下,再决定是否承担这一工作。腊韦和一切职业翻译一样,过分拘泥于原文,忘记从法文译成德文或从德文译成法文时,应当把句子颠倒过来。而且,他领会不了德文许多同义词的细微差别;他只知道一个词属于哪一纲,但不知道属于哪一目,更不知道属于哪一科。依我看,这正是大多数翻译的毛病。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3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第1版,第60页。

38.只根据法文版进行翻译不会是完美的,因为意大利文远比法文更适合于作者的哲学文风

本月2日来信收到,感谢您告诉我您打算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意大利文本。

首先我必须知道谁来翻译和怎样翻译,才能回答您提出的各种问题;因为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译者不但必须精通德文,而且还要精通政治经济学。只根据法文版进行翻译不会是完美的,因为意大利文远比法文更适合于作者的哲学文风。

我想总会有办法把这件如此重要的事情进行到底,出版一个与原著内容相称的新版本。

恩格斯:《致卓万尼•多曼尼科》(1893年6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80—81页。

39.我对照过的部分,译文表达是相当忠实的。由于两种文字相近以及意大利文比法文机动灵活得多,做到这点也不是太困难

星期六我用挂号印刷品邮件把《资本论》的意大利文版本寄还给您,谢谢。我校对了几段,主要是第一章和倒数第二章(资本主义积累的总趋势)中的几段。用您的话说,译文完全是根据法文,法文的确比德文通俗得多。我对照过的部分,译文表达是相当忠实的,由于两种文字相近以及意大利文比法文机动灵活得多,做到这点也不是太困难。

恩格斯:《致菲力浦•屠拉梯》(1893年7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91—92页。

(四)词典和辞书编纂|返回本层目录

1.我需要它只是为了马上了解我应当写哪些条目和手头能有一本最完善的字母索引。只要弄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开始写《A》和《B》两个字母

其次,请马上写信给施特芬,让他告诉我们一本详尽而又简明的军事知识辞典的名称或作者。这本辞典最好是条目最多而又最简短,因为,我需要它只是为了马上了解我应当写哪些条目和手头能有一本最完善的字母索引。只要弄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开始写《A》和《B》两个字母,也许,在这以前便可动手,因为我光根据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就可以拟定许多条目,而有些条目,没有它也可以拟定。

稿酬即使每一大页给两美元,也很合算;许多条目只要抄一抄或翻译一下就行了,较大的条目也不用花费很大的力气。我马上就翻阅几本英文百科全书,看看有哪些军事条目,然后再重点翻阅一下布罗克豪斯百科辞典,它毕竟是一部较好的最完善的基础参考书,看来,德纳也把它看作范本。

如果能弄到一些语文学的条目,例如,德意志方言、中世纪高地德意志语文学、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文学等等(以及罗曼语方言,特别是普罗凡斯方言),那也不错。斯拉夫语言可能已经由雅科布女士或古罗夫斯基先生承担了,而且前者对斯拉夫语言比我懂得更多些。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7年4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22页。

2.你很需要翻译用的词典。在摩尔的藏书中,对你适用的只有莫赞的法德词典,但是太破旧了

肖利迈从巴黎来的时候跟我说,你很需要翻译用的词典。在摩尔的藏书中,对你适用的只有莫赞的法德词典,但是太破旧了,根本不适合经常使用,而且杜西已经拿走了。英德词典在那批书里没有。于是我设法打听了一下哪些词典最好,并且已经向威廉斯和诺盖特给你订购了,重新装订,负责送到。这些词典是:

弗吕格耳编的英德和德英词典;

莫赞和佩希埃编的法德和德法词典。

我想,这些词典将在圣诞节以前送到。我没有可能把它们看一看,所以希望你来做这件事,并告诉我词典怎么样。弗吕格耳词典是所能搞到的最好的词典,不过它还可以编得更好些;总之,如果是一部既有英德又有德英的词典,那就好了。至于莫赞-佩希埃的,我担心它是我打算寄给你的《法语德语大词典》(即两卷本法德词典和两卷本德法词典)的简编本。如果是另外一种,就请告诉我,我可以去换,因为没有按订单办。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5年12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403—404页。

3.引文对一部词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词典的读者应能很方便地读到马克思的所有最重要的言论,否则编纂词典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对于引用的马克思的许多话,实在难以割舍。在我看来,引文对一部词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那些争论最厉害的马克思主义问题方面,其中首先是哲学和土地问题)。我认为,词典的读者应能很方便地读到马克思的所有最重要的言论,否则编纂词典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列宁:《致格拉纳特出版物编辑部秘书》(1914年9月15月),摘自《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39页。

4.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可是,这是一部方言词典,而且已经过时了。现在该编纂一部现代俄语词典

不久以前我——很遗憾也很惭愧,是第一次——翻看了有名的达里词典。

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可是,这是一部方言词典,而且已经过时了。现在该编纂一部现代俄语词典,比如说,一部包括现在使用的和从普希金到高尔基的经典作家们使用的词汇的词典。指定30名学者做这一工作,发给他们红军口粮,怎样?

您看这个想法如何?

经典俄语词典?

不要声张,如果没有什么困难,就同行家们谈谈,并把您的意见告诉我。

列宁:《在列•达•托洛茨基电报上的附言》(1920年1月1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25—226页。

5.有必要出版一部好的俄语词典。不是达里词典那样的,而是适于所有人使用(和学习)的词典,比如说,经典现代俄语词典

有一次我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谈到有必要出版一部好的俄语词典。不是达里词典那样的,而是适于所有人使用(和学习)的词典,比如说,经典现代俄语词典(大致从普希金到高尔基)。找30名学者并供给口粮,或视需要定人数,让他们去搞。当然,这应当是些不适于做其他工作的人。

列宁:《致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920年5月5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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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论语言与民族和宗教|返回本层目录

(一)民族的语言特征及民族语言的分化和融合|返回本层目录

1.按语言和风俗来看,这些斯拉夫人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属于同一个民族

奥地利位于苏台德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南部,易北河上游谷地和多瑙河中游地区。在中世纪早期,奥地利是一个完全居住着斯拉夫人的国家。按语言和风俗来看,这些斯拉夫人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弗拉基亚和马其顿的斯拉夫人属于同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同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不同,被称为南方斯拉夫人。除了这些有血缘关系的斯拉夫民族以外,从黑海到波希米亚森林和提罗耳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只是在巴尔干南部居住着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多瑙河下游地区零零星星地散居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瓦拉几亚人。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198页。

2.如果按照语言来划分部落,我们就应该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属于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基本部落中去

为了使[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关于各民族的分类彼此协调,并且使它们同其他混乱的古代史料也能协调,曾经有两本古典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徒然的努力,这便是卡斯巴尔•措伊斯的“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和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这两位天才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没有做到的事情,应当说,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料也是无法解决的。资料的不足,从这两位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些虚假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一事实中看出来;措伊斯以为一切争论问题的最后结论应该从托勒密的著作中去寻找,虽然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尖锐地指明了托勒密的根本错误;格林以为推翻罗马世界帝国的那种力量,应该是在比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拉河之间这一块地方更为广阔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因此多瑙河下游的北部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应该和哥特人及达克人的土地一起,同样看做是日耳曼人的。不论是措伊斯的或者是格林的假设,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我们打算至少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们把任务加以限制。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片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但是,当我们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各个民族纳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拼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斯堪的那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基本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垮台了,正像普林尼的五个基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个部落吧。

一、Vindili,quorum pars Burgundiones,Varini,Carini,Guttones〔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古顿人〕。

这里有三个民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自己。关于他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他们说的都是哥特方言;第二,他们当时都住在日耳曼尼亚的极东部分:哥特人住在维斯拉河河口和河口彼岸;勃艮第人,按照托勒密的说法,住在瓦尔塔河流域直至维斯拉河一带;汪达尔人,据狄奥•卡西乌斯(他用汪达尔人的名字来称呼理森山)说,住在西里西亚。如果按照语言来划分部落,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属于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基本部落中去,这首先包括普罗科皮阿斯认为(正像他对汪达尔人那样)说哥特语的地方。他们以前的居住地点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海鲁莱人的住处,格林是把这些海鲁莱人同斯基尔人和鲁吉人一道算作哥特人的。普林尼提到过维斯拉河畔的斯基尔人,塔西佗提到过和哥特人一起住在海滨的鲁吉人。这样看来,哥特方言在汪达尔山(理森山)、奥得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直到维斯拉河及维斯拉河彼岸,占据了一块相当完整的地区。

喀林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瓦伦人也引起了一些困难。塔西佗把他们和盎格鲁人一起列入供奉纳塔斯神的七个民族之中;措伊斯已经正确地指出,他们具有印格伏南人所特有的面貌。托勒密却把盎格鲁人列为苏维汇人,这显然是错误的。措伊斯则把这同一位地理学者所写错的一两个名称,认做是瓦伦人,因而将他们安置在哈斐尔兰德,并将他们划为苏维汇人。古代“民族法”的记载,简直把瓦伦人和绍林吉亚人混同了,但法律本身对瓦伦人或盎格鲁人都是一样的。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来看,瓦伦人应该算是哥特部落还是印格伏南部落,还是一个疑问;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消失,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二、Altera pars Ingaevones,quorum pars Cimbri,Teutoni ac Chaucorum gentes〔另一部分是印格伏南人,其中包括基姆布利人、条顿人和乔克人〕。

普林尼在这里首先指出,基姆布利半岛及易北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沿海地带是印格伏南人的居住地。在上面举出的三种人当中,乔克人毫无疑问是弗里西安人最亲近的同族。弗里西安语今天还在北海沿岸、荷兰的西弗里斯兰、奥登堡的扎特兰德和什列斯维希的北弗里斯兰占着支配的地位。在卡罗林王朝时代,从辛克法耳海湾(这个海湾现在还是比利时的弗兰德和荷兰的西兰省的分界线)到济耳特岛和什列斯维希的维道的全部沿海地区,也许在更北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差不多说的都是弗里西安语;只有在易北河河口两边直到海岸,才说萨克森语。

普林尼说的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显然是指当时基姆布利半岛的居民,可见他们都是属于乔克—弗里西安语族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措伊斯和格林一起,把北弗里西安人看做是古代半岛上的日耳曼人的直系子孙。诚然,达尔曼(“丹麦史”)曾经断言,北弗里西安人是直到五世纪时才从西南方面迁移到半岛上来的。但是他没有替他的论断提出任何证据,而他的论断在以后的全部研究中完全没有为人注意,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可以根据有古代文物留传到现代和仍然存在的那些方言,来称呼整个语族;在这个意义上,印格伏南语首先和弗里西安语具有相同的含义。不过,印格伏南部落的范围是否就以此为限呢?格林把他不完全确切地称为低地日耳曼人的那些人,即除弗里西安人以外也包括萨克森人都归入印格伏南部落,这是否正确呢?我们一开头就承认,普林尼把凯鲁斯奇人算做赫米诺南人,这就对萨克森人作了完全不正确的分类。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把萨克森人也算做印格伏南人,从而把这个基本部落看做是弗里西安—萨克森部落。这里应当谈一谈盎格鲁人。塔西佗假定地把他们算做苏维汇人,托勒密则肯定地把他们列为苏维汇人。托勒密把他们安置在易北河右岸,伦巴德人的对面;如果这个意见一般还有若干正确成分的话,那也只能是指易北河下游的真正的伦巴德人。照这样说,盎格鲁人从劳恩堡大概到了普里格尼茨。后来我们就在半岛上发现了他们,那里保存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从那里,和萨克森人一同迁往不列颠去的。他们的语言是现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组成部分,而且肯定是这种新形成的语言中的弗里西安语的那一部分。不管停留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的或者僻居远处的盎格鲁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单单这个事实就迫使我们把盎格鲁人算做印格伏南人,并且要把他们列入其中弗里西安人那一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大部分是弗里西安语式的而不是萨克森语式的)整个元音发音法的形成,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后的发展在许多场合同弗里西安方言发展的惊人类似,这都应归功于这些弗里西安人。在大陆上的各种方言中,弗里西安语现在和英语最接近。例如,英语中喉音向咝音的转变,不是渊源于法语,而是渊源于弗里西安语。英语用ch=c代替k,英语在软元音前用dz代替g,这可能渊源于弗里西安语的用tz,tj代替k,用dz代替g,而决不可能渊源于法语的ch和g。

我们应该把朱特人和盎格鲁人一同归入弗里西安—印格伏南部落,不管他们是否在普林尼或塔西佗时代已经住在半岛上,或者是以后才迁移到这里来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如果盎格鲁人属于印格伏南部落,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他部落。这样看来,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他们和各哥特民族之间的空地也许已经住满了人。

三、Proximi autem Rheno Iscaevones(alias Istaevones),quorum pars Sicambri〔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泰伏南人),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例如瓦茨,都已经多多少少把易斯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语言把格林引入了迷途。在九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国家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都是用一种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没有什么不同的方言写成的;因此格林就认为,古代法兰克方言在外国已经死亡,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替,所以他终于把法兰克人列入了高地日耳曼部落。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了研究以后,格林自己也承认:古代法兰克方言具有独立方言的意义,它在萨克森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之间占据着一个中间的地位。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够了;法兰克方言的发展条件还非常不清楚,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研究,必须留待另一次专门的注释。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27—530页。

3.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

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的生活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40页。

4.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曼人。他们的姓名“几乎全是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曼人”

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曼人。按照研究过这些姓名的雅科布•格林自己的证明(“德意志语言史”第1卷),他们的姓名“几乎全是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曼人”。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62页。

5.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做属于他的,看做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的东西,甚至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这显然是晚得多的历史状况的产物。)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做是自己的。把语言看做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

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0页。

6.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民族(нация)是什么呢?

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现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罗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等等组成的。法兰西民族是由高卢人、罗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总之,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

另一方面,居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总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现的混合物,而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

然而并非任何一个稳定的共同体都是民族。奥地利和俄国也是稳定的共同体,但是谁也不称它们为民族。民族的共同体和国家的共同体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区别是民族的共同体非有共同的语言不可,国家却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语言。奥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国境内的波兰民族不能没有各该民族的共同的语言,而俄国和奥地利内部有许多种语言的事实并不妨碍这两个国家的完整。当然,这里所指的是民众的口头语言,而不是官场的文牍语言。

总之,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当然不是说不同的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语言,也不是说凡操着同一语言的人们一定是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共同的语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语言!没有一个民族会同时操着不同的语言,但并不是说不能有两个民族操着同一语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操着同一语言,但他们毕竟不是一个民族。挪威人和丹麦人,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也是如此。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坚人虽然有共同的语言,却不是一个民族,这是什么道理呢?

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而长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从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坚人居住在一个地域,即居住在英国,所以当时是一个民族。后来一部分英吉利人从英国迁移到新的地域,迁移到美洲,于是在这个新的地域逐渐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坚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总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单有共同的地域还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英国和北美利坚之间没有这种联系,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坚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发达等等而联成一个经济上的整体,那么北美利坚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

就拿格鲁吉亚人来说吧。改革前时期(注:指格鲁吉亚废除农奴制的农民改革以前的时期。格鲁吉亚各地废除农奴制的时间不一致:梯弗利斯省在1864年,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在1865年,明格列里亚和列奇胡姆县在1866年,阿布哈兹在1870年,斯瓦涅季亚在1871年。)的格鲁吉亚人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语言,可是严格说来,他们当时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彼此破坏,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来自相残杀。虽然有时某个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强把各个公国统一起来,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农民漠视而分崩离析了。而且在格鲁吉亚经济分散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才作为民族出现,因为当时农奴制度的崩溃和国内经济生活的发展,交通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使格鲁吉亚各个地区之间实行了分工,彻底打破了各个公国在经济上的闭关自守状态,而把这些公国联成一个整体。

其他一切度过了封建主义阶段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民族也是如此。

总之,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联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这还不够。除了上面所说的一切,还必须注意到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面貌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坚和爱尔兰虽然操着同一种语言,但终究是三个不同的民族,它们历代因生存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质,在这一点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当然,心理素质本身,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它既然表现在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点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应忽视的东西了。

不用说,“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条件变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个一定的时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总之,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这样,我们就说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同时,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语言等等,那么还是不能说他们是一个民族。例如俄国的、加里西亚的、美国的、格鲁吉亚的和高加索山区的犹太人就是如此,在我们看来,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么他们仍然不是一个民族。例如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德意志人和拉脱维亚人就是如此。

最后,挪威人和丹麦人虽然操着同一语言,可是由于缺少其他特征,他们也就不是一个民族。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

也许有人会觉得“民族性格”不是民族的特征之一,而是民族的唯一本质的特征,其他一切特征其实都是民族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民族的特征。例如有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家鲁•施普林格,特别是奥•鲍威尔,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他们的民族理论吧。

在施普林格看来,“民族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民族是“由一群现代人组成的、和‘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1](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总之,就是思想相同和语言相同的人们的“联盟”,不管他们彼此怎样隔离,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鲍威尔却更进一步。

他问道:“什么是民族呢?它是不是那种把人们联合为民族的语言共同体呢?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操着同一语言,却不是统一的民族;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那么,民族究竟是什么呢?

“民族就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

然而性格(这里讲的是民族性格)又是什么呢?

民族性格是“一个民族的人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人的种种特征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生理特质和精神特质的总和”。

鲍威尔当然知道民族性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补充说:

“人们的性格无非是由他们的命运决定的”,“……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而命运共同体又是“由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分配自己的劳动产品时所处的条件”决定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鲍威尔所说的民族的最“完备的”定义了。

“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

总之,就是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性格,却并不一定和共同的地域、语言以及经济生活相联系。

这样一来,民族还剩下什么东西呢?经济上彼此隔离、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世世代代都操着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谈得上什么民族共同体呢?

鲍威尔说犹太人是个民族,虽然“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可是,例如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和美国的犹太人,既然彼此完全隔绝,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并且操着不同的语言,他们还谈得上什么“共同命运”和民族联系呢?

这些犹太人无疑地和格鲁吉亚人、达吉斯坦人、俄罗斯人以及美利坚人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文化的熏陶,这就不能不给他们的民族性格打上烙印;如果他们中间还有什么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共同的起源和民族性格的某些残余。这一切是用不着怀疑的。可是,怎么能认真地说,僵化的宗教仪式和日渐磨灭的心理残余会比这些犹太人所处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环境更强烈地影响到他们的“命运”呢?而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下,才可以说犹太人是个统一的民族。

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注:唯灵论者是信奉精神统治自然界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的人。唯灵论者承认灵魂、精神是唯一的实体,而把肉体看作是灵魂的产物。)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在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鲍威尔在民族“特点”(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条件”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它们彼此隔离开来。然而民族性格如果不是生活条件的反映,不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那又是什么呢?怎能仅限于民族性格而把它和它所由产生的根源割断分开呢?

其次,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当北美利坚还叫作“新英格兰”的时候,英吉利民族和北美利坚民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当然不是民族性格上的区别,因为北美利坚人是从英国迁移过去的,他们带到美洲去的除英吉利语言以外,还有英吉利的民族性格,虽然他们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大概已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性格,但他们当然不会很快就丧失其英吉利的民族性格。当时他们和英吉利人在性格上虽然还有或多或少的共同点,但他们毕竟已经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一个民族了!显然,当时“新英格兰”民族不同于英吉利民族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民族性格,或者与其说是民族性格,倒不如说是和英吉利民族不同的环境即生活条件。

由此可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种特征的总和。在把各种民族拿来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民族性格),有时是那个特征(语言),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地域、经济条件)。民族是由所有这些特征结合而成的。

鲍威尔把民族和民族性格看成一个东西,这样就使民族脱离了它的根基,把它变成了不见形迹的独立自在的力量。结果就不是有生命的活动着的民族,而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非人世间的东西。试问,——我重说一遍,——象格鲁吉亚的、达吉斯坦的、俄国的、美国的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彼此语言不通(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生活在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从来不能见面,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不会共同行动,这算什么犹太民族呢?!

不,社会民主党不是为这种纸上的“民族”制定自己的民族纲领的。它只能承认那些活动着的、运动着的、因而使人们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的民族。

鲍威尔显然把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和部落这一人种志范畴混淆起来了。

不过,鲍威尔本人大概也觉得自己的立论是有弱点的。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虽然坚决地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但他在该书末尾就自行修正,肯定说“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不让他们〈犹太人〉保全为一个民族”而使他们受其他民族的同化。其所以如此,原来是“犹太人没有单独的居住地区”,而捷克人却有这样的地区,因此,鲍威尔认为捷克人一定能保全为一个民族。简言之,原因就在于没有地域。

鲍威尔如此推论,原想证明民族自治不能成为犹太工人的要求,他这样一来却无意中驳倒了他自己那种否认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特征之一的理论。

可是鲍威尔不以此为限。他在自己那本书的开头坚决地说:“犹太人并没有共同的语言,却是一个民族。”可是他刚刚写到第一三○页就改变了阵线而同样坚决地说:“无疑地,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有什么民族。”(着重号是我们加的)

鲍威尔在这里原想证明“语言是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但他同时无意中证明了他不想证明的东西,证明了自己那种否认共同语言的意义的民族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写于1913年1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12月第1版,第291—300页。

7.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

一“民族”概念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已有了自己的民族理论。依据这个理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大家知道,这个理论已经是我们党内所公认的了。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1955年7月第1版,第286页。

8.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

三民族和民族语言的未来

你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认定不仅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而且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的消失、民族的融合以及统一的共同的语言的形成都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你们把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了,即把“民族压迫的消灭”和“民族差别的消灭”混淆起来了,把“民族国家壁垒的消灭”和“民族的消亡”、“民族的融合”混淆起来了。

不能不指出,把这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混淆起来,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压迫早已消灭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民族差别已经消失了,我国各民族已经消灭了。在我们这里,在我们国家中,民族国家壁垒如边防、税关早已取消了,但是由此决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各个民族已经融合起来了,各种民族语言已经消失了,这些民族语言已经被我们一切民族的某种共同语言代替了。

你们不满意我在东方民族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演说(一九二五年),因为在那次演说中我否认了下面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在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例如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时候,各种民族语言将要消亡,各个民族将要融合起来,而且将要出现一种共同语言来代替各种民族语言。

你们认为我这种说法和列宁的一个著名论点是矛盾的,这个论点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

其次,你们认为我这种说法和列宁的另一个论点也最矛盾的。这个论点是:在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将开始消亡;在这个胜利以后,各种民族语言将开始被一种共同语言所代替。

同志们,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严重的错误。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绞在一起,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能容许的。不应该忘记,这些各不相同的现象反映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两个时代不仅在时间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本质上都是互不相同的。

民族猜疑、民族隔阂、民族仇视、民族冲突,当然不是被某种“天生的”民族恶感推动着和支持着的,而是被帝国主义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这些民族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推动着和支持着的。毫无疑问,只要世界帝国主义存在,这种野心和这种恐惧也将存在,——因此,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民族猜疑、民族隔阂、民族仇视、民族冲突也将存在。能不能断言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消灭就是大多数国家内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的消灭呢?显然不能。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虽然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帝国主义,但是仍然没有创造而且不能创造为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所必需的条件。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消灭一切国家里的帝国主义,消灭征服异民族的野心以及对于民族奴役的威胁所感到的恐惧,根本消除民族猜疑和民族仇视,把各个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联合起来,从而创造为一切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整体所必需的实际条件。

这就是这两个时期的根本区别。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把这两个不同的时期混为一谈,绞在一起,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请看我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的演说吧。在这个演说中说:

“人们(例如考茨基)谈论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一切语言的消亡而形成的统一的全人类的语言。我不大相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语言的理论。无论如何,经验不是证实而是推翻了这种理论。直到现在,情形是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把他们推上政治舞台,唤起早先大家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追求新的生活。谁能想到过去的沙皇俄国是一个至少有五十个民族和民族集团的国家呢?可是十月革命打断了旧的锁链,把许多被遣忘了的民族推上舞台,给了他们新的生活和新的发展。”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是反对考茨基这一类的人的,因为他(即考茨基)对于民族问题始终是门外汉,他不了解民族发展的诀窍,不理解民族稳定性的巨大力量,他认为远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前,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民族融合就已经是可能的,他奴颜婢膝地赞扬日耳曼人在捷克的同化“工作”,轻率地断言捷克人差不多已被日耳曼化了,捷克人作为一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其次,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我在演说中所指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而仅仅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并且我当时认定(现在继续认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没有提供各个民族和各种民族语言的融合所必需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以前受沙皇帝国主义压迫而现在被苏维埃革命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

最后,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你们忽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别,因而不了解斯大林演说的含义,结果就陷入了你们自己的错误的迷宫。

现在来看一看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各个民族消亡和融合的几个论点。

请看从一九一六年出版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引用的列宁的一个论点,这个论点不知为什么在你们的信中没有全部引证出来: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个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必然的融合。”(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22卷第135页至第136页)

请看列宁的另一个论点,这也是你们没有全部引证出来的。

“只要各民族间和各国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国际策略的统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样性,不是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加以正确地变更,使这些原则正确地适应并且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31卷第72页)

应当指出,这段引文是从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摘引来的。这本书是在1920年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以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以后出版的。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不是把民族差别消亡和民族消亡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而是仅仅归入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实现的时期,就是说,归入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内胜利的时期即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奠定的时期。

其次,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列宁认为把民族差别消亡的过程归入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在我们国家内胜利时期的企图是“可笑的幻想”。

此外,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所发表的演说中否定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在我们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可能性是绝对正确的,而你们坚持一种和斯大林的论点完全相反的意见是绝对错误的。

最后,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你们把社会主义胜利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混淆起来是不了解列宁,歪曲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路线,因此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背离列宁主义的道路。

如果认为在世界帝国主义刚刚失败以后,可以用所谓从上面下命令的方式一下子实现民族差别的消灭和民族语言的消亡,那是不正确的。这种看法是最错误不过的了。企图用从上面下命令的办法,用强迫的办法来实现各民族的融合——这就是帮助帝国主义者;断送民族解放事业,葬送组织各民族互相合作和兄弟般团结的事业。这样的政策无异于同化政策。

你们当然知道,同化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库中绝对不容许有的;因为它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是有害的政策。

此外,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所有同化主义者中最残酷的一种)蹂躏和摧残巴尔干各民族达几百年,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沙皇俄国的俄罗斯化主义者和普鲁士德国的日耳曼化主义者,其残酷几乎不亚于土耳其同化主义者,他们摧残和蹂躏波兰民族有千百多年,正如波斯和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摧残、蹂躏和戕害阿尔明尼亚民族和格鲁吉亚民族达几百年一样,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

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以便从世界帝国主义刚刚失败以后民族发展的观点来正确地预见事变可能的进程。

如果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一个阶段将是民族和民族语言消亡的开始,将是统一的共同语言形成的开始,那是错误的。相反地,在第一个阶段民族压迫将被彻底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国际联系的阶段。

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开始形成,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以外,还必须有民族间的一种共同语言。——这是为了交际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总之,在这个阶段民族语言和民族间共同的语言将平行地存在。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只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

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

在我看来,各民族的未来的大致的图画,各民族在将来融合的道路上发展的图画就是如此。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1955年7月第1版,第293—300页。

9.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

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nationality)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民族(peoples)的残余叫做民族,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nationalites)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许多人,他们自己的语言是法语,同样,德国境外也有许多人,他们说的是德语,这种情形大概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已经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亚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国,同样,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也不愿在政治上再合并于法国。而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不小的好处: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175—176页。

10.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以北,人民说的是下丹麦的方言。在宗迭维特,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

我毫不怀疑,同盎格鲁人和萨克森人一起移居英格兰的“朱特人”(盎格鲁撒克逊语为Eotena cyn)是弗里西安人,丹麦人移居日德兰同移居什列斯维希一样,只是从七世纪或八世纪才开始的。现在朱特人的方言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根据丹麦的资料,它的前一部分,特别是港湾部分,是丹麦的,可是所有在港湾玩耍的儿童(数量很多)却说低地德意志方言。相反,在弗伦兹堡以北,人民说的是丹麦的,即下丹麦的方言,我对于这种方言几乎一句也不懂。在宗迭维特,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可是在那里以及在宗德堡,我常常用丹麦语同别人谈话,对方却总是用德语来回答。无论如何,北什列斯维希已经强烈地德意志化了,要使它重新成为纯丹麦的地方恐怕很困难,这比起使它成为德意志的地方来,无疑要更加困难一些。我希望它最好成为丹麦的地方,因为今后出于礼节方面的考虑,在这里总是要对斯堪的那维亚人作某些让步的。

最近一个时期,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弗里西安—英格兰—朱特—斯堪的那维亚的语言学和考古学,根据这一研究,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丹麦人是地地道道的律师式的人:为了一方的利益,他们在科学问题上也会有意识地公然撒谎。沃尔索先生的著作《论英格兰的丹麦人……》就是一个例证。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4年11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7—8页。

(二)语言与民族认同|返回本层目录

1.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性只是在沿俄罗斯边界的狭长地带才得到承认。其余部分以及布克等州则干脆全部变成了德国的领土。但是,就是在这一片“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上”,大部分居民讲的还是波兰话

科伦6月8日。冯•普富尔先生在波兹南划定的新界线是对波兰的新的掠夺。这个新界线把波兹南的“应当改组的”部分缩小到不及整个大公国的,而把大波兰的大部分并入了德意志联邦。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性只是在沿俄罗斯边界的狭长地带才得到承认。这一地带包括弗勒申和普列申州以及莫吉尔诺、冯格罗维茨、格内森、施罗达、施里姆、科斯滕、弗劳施塔特、克廖本、克罗托申、阿德瑙和席尔德堡等州的一部分。这些州的其余部分以及布克、波兹南、奥博尔尼克、扎姆特尔、比恩包姆、梅泽里茨、博姆斯特、恰尔尼科夫、荷德捷日、维尔济茨、勃罗姆堡、舒宾、伊诺弗罗茨拉夫等州则根据冯•普富尔先生的命令,干脆全部变成了德国的领土。但是毫无疑问,就是在这一片“德意志联邦的领土上”,大部分居民讲的还是波兰话。

恩格斯:《对波兰的重新瓜分》(1848年6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62页。

2.德语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语言

为什么波兰的犹太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德国人呢?难道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从小”就讲德语的吗?还要讲什么样的德语呵!

但是,我们要请施滕策尔先生注意,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取得整个欧洲和半个美洲,甚至一部分亚洲。大家都知道,德语是全世界犹太人的语言。在纽约和君士坦丁堡,在彼得堡和巴黎,“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家里从小就讲德语”,其中一部分人讲的德语要比“涅茨同胞”的“同种族的”同盟者——波兹南犹太人所讲的更为正确。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376—377页。

3.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9页。

4.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马扎尔人了

由于有了资产阶级,德国人或马扎尔人便掌握了工业,掌握了资本,德国的文化也发展起来了;在精神方面,斯拉夫人也受德国人的支配,连克罗地亚的斯拉夫人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不过时间较迟,因而程度也较弱罢了。在这里,马扎尔人同德国人一起领导了精神和贸易的发展。但是,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马扎尔人了。只有新迁去的农民移民、犹太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例外,他们坚持在异国保留他们那种不必要的民族特性。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199—200页。

5.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

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地图已最后确定。但是一切改变,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同时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但是没有能力再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的那些残余的民族,仍然应当留在比较大的民族里面,或者溶化到他们中间,或者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地作为民族志学的纪念品。军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3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298页。

6.尽管种族上血统亲近、语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

如果法国报纸说,萨瓦在语言上和风俗上和法国接近,那末这种说法至少用于瑞士法语区、比利时瓦伦区以及拉芒什海峡的英属诺曼底群岛也是同样正确的。萨瓦人民讲的是南法兰西方言;受过教育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和标准语到处都是法语。意大利语的成分在萨瓦是如此之少,以致法兰西民间语(即南法兰西或普罗凡斯民间语)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渗入皮蒙特直到多腊里帕里亚河和多腊巴尔特亚河上游地区。虽然如此,在战前并没有听到过任何同情并入法国的说法。只是在同法国有某些贸易来往的下萨瓦的个别人中间偶尔有过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对当地广大居民来说,就像在其他所有与法国接壤而操法语的地区一样,是毫不相干的。

……

但是,尽管种族上血统亲近、语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他们有一种传统的意识: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萨瓦,而是萨瓦征服了皮蒙特。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644—645页。

7.科特阿尔卑斯山和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这两种方言非常相近。此外,南法兰西方言大部分甚至并不比皮蒙特方言更接近于北法兰西标准语。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间语并不能作为解决民族归属问题的标准

关于德语或斯拉夫民间语与意大利语之间的界限的问题,是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但是如果两种罗曼语相遇,而且它们既不是意大利标准语即il vero toscano〔真正的托斯卡纳语〕,也不是北法兰西受过教育的人的语言,而是意大利语的皮蒙特方言和行吟诗人所使用的已经衰落了的、变成无数种方言的南法兰西语(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一个不太确切但却是通用的叫法——普罗凡斯语——来称呼它),那末问题就不同了。无论谁,只要他哪怕是肤浅地研究过罗曼语比较语法或者普罗凡斯文学,都一定会立即看出,伦巴第民间语和皮蒙特民间语与普罗凡斯语非常近似。固然,在伦巴第语中,这种类似处仅仅限于方言的外形,例如:阳性元音词尾要省略,而阴性词尾在单数中仍然保留;同样,大部分元音词尾在变位时使这种语言带有普罗凡斯语的性质,而鼻音《n》以及《u》和《oeu》的发音却好像北法兰西语;但是构词法和语音实际上仍然是意大利语的,而特殊变化则正如勒托—罗曼语中的特殊变化一样,多半很像葡萄牙语[2]。皮蒙特方言在主要特点上和伦巴第方言非常类似,但是它比后者更接近于普罗凡斯方言,而且无疑的,科特阿尔卑斯山和滨海阿尔卑斯山一带这两种方言非常相近,很难在它们中间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3]。此外,南法兰西方言大部分甚至并不比皮蒙特方言更接近于北法兰西标准语。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民间语并不能作为解决民族归属问题的标准。操普罗凡斯语的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农民既容易学会法语,又同样容易学会意大利语,但是两种语言都同样用得很少;他们非常熟悉皮蒙特语,并且这一种语言也完全够用了。如果需要确定比较巩固的联系,那末只有使用标准语,而这种标准语在全皮蒙特和尼斯,显然是意大利语;唯一的例外是阿奥斯塔谷地和瓦尔德锡谷地,在这两个地区有些地方占优势的是法兰西标准语。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661—662页。

8.企图以普罗凡斯方言作为论据来论证尼斯在民族上属于法国,这根本没有道理

可见,企图以普罗凡斯方言作为论据(况且只是在半个省份使用的普罗凡斯方言)来论证尼斯在民族上属于法国,这根本没有道理。如果注意到在比利牛斯山的西面,包括阿腊贡、卡塔卢尼亚和瓦伦西亚,普遍都说普罗凡斯方言,虽然它在这些西班牙省份里受到加斯梯里亚语的一些影响,但不仅在总的方面仍然保持着远较法国任何地方都纯粹的形式,甚至还作为书面语存在于民间文学中,——如果注意到这点,那末,上述论证就更没有道理了。

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1860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662页。

9.我们应当承认,居民的种族、语言和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三百年以前,这个情况有大得多的意义。当时,巴黎位于国境边缘。法国对德国和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比利时)进行的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从东面和东北面夺取更大的地区来掩护巴黎。自从亨利二世于1552年强占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的时候起到革命时止,阿尔图阿、弗兰德和埃诺的一部分、洛林、亚尔萨斯和蒙贝利亚尔等地先后被用同样方法并入法国,作为最先抵御敌人向巴黎进攻的缓冲地带。我们应当承认,居民的种族、语言和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法国主要由于1780—1798年的革命得以完全同化其余的地区。

恩格斯:《战争短评(二十)》(1870年10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126页。

10.爱尔兰人在各方面都组成了自己独立的民族,他们讲英语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丧失在国际内部具有独立的民族组织这一大家共同享有的权利

爱尔兰人在各方面都组成了自己的独立的民族,他们讲英语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们丧失在国际内部具有独立的民族组织这一大家共同享有的权利。公民黑尔斯把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说成像克里木战争期间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存在过的关系那样最富有田园诗的性质,当时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无休止地互相吹捧,一切都充满了最高度的和谐。可是,这里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英国征服和压迫爱尔兰达七百年之久是现存的事实,只要这种压迫还存在,对爱尔兰工人说来,要求他们接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管辖,就会是一种侮辱。

恩格斯:《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1872 年5月14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86—87页。

11.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

拥挤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12.语族一旦划分,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

语族一旦划分(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ä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的迅速崩溃,说明了早在9世纪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何等强烈。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Nationalität],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

13.杜欣斯基用语言学的、历史的、人种学的观点以及其他观点,非常认真地维护拉品斯基关于大俄罗斯人不是斯拉夫人的论断

关于波兰,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埃利阿斯•雷尼奥(就是写《多瑙河各公国史》的作者)的著作《欧洲问题,被错误地称为波兰问题》。从这本书中看出,杜欣斯基先生(基辅人,在巴黎当教授)用语言学的、历史的、人种学的观点以及其他观点,非常认真地维护拉品斯基关于大俄罗斯人不是斯拉夫人的论断;他断言,原来的俄国佬,即从前莫斯科大公国的居民,大部分是蒙古人或芬兰人等等,如同俄罗斯的再往东的部分和东南部分一样。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2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29页。

14.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是很大的达科塔族系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并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艺为生;住在大多用栅栏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两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氏族是共同的;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接壤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来的,所以这些部落惯于团结起来对付被他们驱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15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的新的实力,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极盛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完全平等和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的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

15.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857年底—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124页。

16.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体现在他们的家世渊源、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当中

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存在;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是存在于公社成员每次集会的形式中,虽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体现在他们的家世渊源、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当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0月—1858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480页。

17.民族不是文化共同体,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语言共同体

民族不是文化共同体,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语言共同体。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1914年1月10日和20日[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92—293页。

18.……而民族共和国是完全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的,只要产生它们的各民族还存在,只要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还存在,它们就不能取消

……而民族共和国是完全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的,只要产生它们的各民族还存在,只要民族语言、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还存在,它们就不能取消,就不能没有自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就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基础。这就说明为什么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一个联盟国家的结果,不可能是它们同俄罗斯合并,同俄罗斯融合。

斯大林:《关于各独立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1922年11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117页。

(三)民族的语言权益|返回本层目录

1.在混合区承认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丹麦标准语是强加给居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甚至听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行政、诉讼、教育、洗礼和嫁娶都用德语

1851年丹麦国王在什列斯维希问题上曾自愿地对普鲁士和奥地利承担某些义务。他答应,公国将不被合并于丹麦;它的议会将与丹麦的议会分立;两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和丹麦民族将在什列斯维希享受同等权利。此外,对霍尔施坦议会的权利作了专门的保证。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占领霍尔施坦的联军撤了回去。

丹麦政府千方百计地规避履行自己的诺言。在什列斯维希南半部,一切纯粹是德意志的;在北半部,所有城市都是德意志的,但农村居民讲的则是已经面目全非的丹麦方言;自远古以来德语几乎到处是标准语。在居民的赞同之下发生了德意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因此,除了极北的边界地区的居民之外,甚至那一部分讲丹麦方言的农民(这种丹麦方言与标准丹麦语如此不同,以致南部的德意志居民都很容易听懂),也都认为德意志南部的标准语比丹麦的标准语更容易懂。1851年以后,政府把这一块边区划分为丹麦区、德意志区和混合区。在德意志区,德语被宣布为政府机关、法庭、教会和学校的唯一的官方语言,在丹麦区则是丹麦语。在混合区承认两种语言具有同等的权利。表面上看来这很公正,但实际上,在设立丹麦区时,丹麦标准语是强加给居民的,绝大多数居民甚至听不懂,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行政、诉讼、教育、洗礼和嫁娶都用德语。但是,政府为了根除区内德意志化的所有痕迹,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十字军征讨,甚至禁止家庭中采用任何其他语言进行私人教学,只能采用丹麦语;同时,它又采取间接的办法,力求在混合区内使丹麦语占优先地位。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抗非常强烈,因而曾经试图借助一系列烦琐苛刻的政令加以镇压。

恩格斯:《德国的运动》(1861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253—254页。

2.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

民族原则决不是波拿巴主义者为了恢复波兰所搞出来的发明,而只是俄国人为了灭亡波兰所臆造出来的发明。正如下面我们就会看到的,俄国在遵守民族原则的借口下吞并了旧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种思想已经存在有一百多年了,而现在,俄国正在经常地利用它。泛斯拉夫主义不就是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民族原则应用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以及其他在土耳其、匈牙利和德国境内的昔日的斯拉夫民族(peoples)的残余吗?甚至就在现在,俄国政府还有许多代理人奔走于挪威北部和瑞典的拉伯兰人中间,为的是在这些游牧的野蛮人当中鼓吹“大芬兰民族(nationality)”的思想,说在欧洲的极北地区应当恢复大芬兰民族,当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被压迫的拉伯兰人的“绝望的哭声”在俄国报刊上响得很厉害,但这哭声不是出自被压迫的游牧人自身,而是出自俄国的代理人,——要知道,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1月底至4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177页。

3.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仅提出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劝告,相反,他们自己在为反对俄国境内的任何民族压迫而斗争,并且号召俄国整个无产阶级来进行这一斗争,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仅提出语言、民族等等完全平等,而且承认每个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列宁:《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1903年7月15日[28日]),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25页。

4.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1903年7月30日和8 月1日[8月12日和14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58页。

5.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和国语地位平等

居民有权受到用本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国家和各级自治机关应拨款开办这类学校,以保证这种权利的实现;每个公民都有在各种会议上讲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在一切地方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中,本民族语言和国语地位平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903年7—8月),摘自《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427页。

6.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

其实,问题正应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现象是存在的,其表现之一就是属于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了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

……

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基本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于具体条件并在具体运用上加以发挥呢,还是仅仅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重复的语句和烦琐的解释来充斥党纲的篇幅。成为原则性问题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怎么能把反对烦琐的解释的斗争看成(“猜疑为”)想缩小起码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崇拜烦琐解释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想法。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摘自《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25—226页。

7.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在今天,只有无产阶级才坚持真正的民族自由和各民族工人的统一。为了使各民族自由地和睦相处,或者自由地和平地分离(如果这样做对他们更合适的话)而组成不同的国家,那就必须有工人阶级所坚持的完全的民主。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对少数民族不能有丝毫的压制,不能有丝毫的不公平!——这就是工人民主的原则。

列宁:《工人阶级和民族问题》(1913年5月3日[16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139—140页。

8.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

社会民主党要求颁布一项全国性的法律,以保护国内任何地方的任何少数民族的权利。根据这项法律,凡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企图用来为自己建立民族特权或缩小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教育事业、使用某种语言、预算等方面)的任何措施,应当一律宣布无效,谁采取这种措施,谁就应当受到惩罚。

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332页。

9.建立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

在以人剥削人、巧取豪夺、勾心斗角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实现民族和平的条件只能是:建立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保证一切民族和语言完全平等,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列宁:《有党的工作者参加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3年夏季会议的决议》(1913年9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60页。

10.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

……

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29—130页。

11.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

我们提出“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这个口号,只是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抽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我们抽出这些成分只是并且绝对是为了对抗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特别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语言平等,不会否认用母语同“本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论战、向“本民族的”农民和小市民宣传反教权派的思想或反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必要性,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崩得分子却用这些无可争辩的道理来掩盖争论的问题,也就是掩盖问题的实质。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26页。

12.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

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

这两种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性规律。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占主导地位的,第二种趋势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考虑到这两种趋势,因而首先要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允许在这方面存在任何特权(同时维护民族自决权,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专门谈),其次要维护国际主义原则,毫不妥协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哪怕是最精致的)毒害无产阶级。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29页。

13.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是无产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

冲破一切封建桎梏,打倒一切民族压迫,取消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一切特权,这是无产阶级这个民主力量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正在为民族纠纷所掩盖和妨碍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绝对利益。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37页。

14.瑞士通行三种国语,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我们应该宣传并且维护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

瑞士通行三种国语,然而法律草案在付诸全民投票时,是用五种文字刊印的,也就是除了用三种国语外,还用了两种“罗马语族的”方言。根据1900年的调查,在瑞士的3315443个居民中有38651人操这两种方言,即占1%强。军队中军官和士官“享有用母语同士兵讲话的最大自由”。在格劳宾登和瓦利斯两个州(各有居民10万多一点),这两种方言是完全平等的。

试问,我们是应该宣传并且维护一个先进国家的这种生动的经验呢,还是应该从奥地利人那里抄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试验过的(奥地利人自己也还没有采纳的)象“超地域自治”一类的杜撰出来的东西呢?

鼓吹这种杜撰出来的东西就是鼓吹按民族分校,就是鼓吹非常有害的观点。而瑞士的经验表明,在整个国家实行彻底(仍然是相对而言)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保证高度的(相对而言)民族和平,在实践上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实现了。

……

俄国境内有的县份甚至一个县的一部分的20万居民中就有4万人操两种方言并且希望在本地区享有使用语言方面的完全平等,现在就让谢姆柯夫斯基和李普曼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机会主义分子去试试作出论断,说这个“唯独瑞士的”解决办法不适合于这些地方吧!

宣传民族和语言的完全平等,就可以把每个民族的彻底的民主分子(即只是无产者)单独分出来,可以不按民族,而是根据他们对一般国家制度进行深入和重大改善的愿望把他们联合起来。反之,宣传“民族文化自治”(尽管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出于好意),就是离间民族,并且实际上是促使一个民族的工人同该民族的资产阶级接近(所有的犹太资产阶级政党都采纳了这个“民族文化自治”)。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44—145页。

15.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E.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31.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得享有任何特权。

从民主主义和工人团结的起码常识来看,这是必需的。

32.国语。不需要。

43%大俄罗斯人

17小俄罗斯人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1914年1月10日和20日[1月23日和2月2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96页。

16.民族和语言的一律平等。由国家出资保障当地居民的语言

7.民族和语言的一律平等。由国家出资保障当地居民的语言。

8.反对“国”语。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草稿》(1913年9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406页。

17.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屏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

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用母语的充分自由,屏弃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

一个民主国家不容许在公共事务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门中,有任何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即以多压少的现象。

列宁:《关于民族政策问题》(1914年4月6日[19日]以后),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73页。

18.国内各民族无条件地一律平等,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都应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

6.国内各民族无条件地一律平等,属于一个民族或一种语言的任何特权都应被认为是不能容许的、违背宪法的。

7.某一地区或边疆区的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何种语言处理事务,由当地的地方自治机关或自治议会确定,同时,各个少数民族根据平等的原则,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本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要求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用来访来函的语言作答复的权利,等等。地方自治机关、市政当局等等不论在财政或行政、司法以及任何其他方面破坏少数民族语言平等的措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居住何处都可以提出抗议。

……

12.人口普查,包括公民母语的调查,在全国范围内每10年至少进行一次,而在非单一民族成分的区域和地区,每5年至少进行一次。

13.教育委员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不论在哪方面破坏当地居民民族的完全平等和语言的完全平等,或者使文化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少数民族在人口中的比例不相适应,都应被认为无效,必须根据国家公民提出的抗议予以废除,国家的任何公民不论居住何处都有权提出抗议。

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草案》(1914年5月6日[19日]以后),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43—145页。

19.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充分平等也包括否认某种语言的任何特权

觉悟的工人正在执行马克思主义者最近(1913年夏天)一次会议114的决议,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不同,不但坚持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最一贯、最彻底的平等,而且还坚持各个民族的工人必须在各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纲领与任何资产阶级的,即使是最“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族纲领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者重视承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仅因为他们是最彻底的民主派。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工人的阶级斗争的同志般团结一致的利益要求各民族最充分的平等,以消除民族间最微小的不信任、疏远、猜疑和仇恨。充分平等也包括否认某种语言的任何特权,包括承认各民族自决的权利。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要求民族平等实际上往往就等于鼓吹民族特殊性和沙文主义,而且这种要求又经常是同鼓吹民族分裂和疏远同时并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不能容忍这种要求,因为国际主义不但宣传民族接近,而且宣传一国的各族工人在统一的无产阶级组织中打成一片。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斥责所谓“民族文化自治”,也就是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而交给各个民族管理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以一个国家联盟的民族划线分割教育事业,把它交给各自有单独的议会、教育经费、教育委员会和教育机关的民族联盟。

这是腐蚀和分化工人阶级的精致的民族主义的计划。针对这个计划(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的,即各种小资产阶级集团的计划),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原则: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最充分的平等,直到否认国语的必要,同时坚持各民族最亲密的接近,坚持建立各民族统一的国家机关、统一的教育委员会、统一的教育政策(世俗教育!),坚持各族工人团结一致反对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文化”的口号作幌子来欺骗头脑简单者的民族主义。

让那些小市民民族主义者——崩得分子、取消派分子、民粹派分子和《钟声》杂志的作者们——去公开捍卫他们那些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原则吧!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愿他们不要象弗•奥•女士在《北方工人报》第35号上那样欺骗工人,硬要读者相信,似乎《拥护真理报》否定用母语来教学!!!

这是极大诬蔑,因为真理派不但承认这种权利,而且比任何人都更坚定不移地承认这种权利。真理派拥护宣布不要义务国语的那次马克思主义者会议,在俄国首先完全承认使用母语的 权利!

把用母语教学同“以民族划线分割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混淆起来,同“民族文化自治”混淆起来,同“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的做法混淆起来,是绝顶无知的表现。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民主主义者)都没有否定用母语教学。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采纳过“民族文化自治”的纲领,——只有在奥地利一个国家有人提出过这个纲领。

弗•奥•女士所引用的芬兰的例子恰恰打了她自己的耳光,因为在这个国家中承认并实现了 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平等 (这是我们无条件地并且比一切人都更彻底地承认的),至于象“ 使教育事业不受国家管理 ”、成立单独的民族联盟来管理整个教育事业以及用民族藩篱把国家整个教育事业分割开等等, 那是根本没有的事

列宁:《精致的民族主义对工人的腐蚀》(1914年5月10日[2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52—154页。

20.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

2.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对阿富汗、印度等等穆斯林国家所做的工作,也同我们在国内对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所做的工作一样。譬如我们让巴什基尔人在俄国内部建立自治共和国,我们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我们还翻译和宣传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同“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比起来,这个宪法不幸更为殖民地、附属国的受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10亿以上的人民所喜爱,因为“西欧”和美洲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巩固土地和资本的私有制,即巩固少数“文明的”资本家对本国劳动者和亚洲非洲等地殖民地几亿人民的压迫。

列宁:《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08页。

21.应当切实保证劳动群众在学校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

4.鉴于乌克兰的文化(语言、学校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遭受俄罗斯沙皇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摧残,俄共中央特责成全体党员用各种办法帮助铲除妨碍乌克兰语言和文化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长期遭受压迫使乌克兰落后群众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俄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极其耐心、极其慎重地对待他们,必须用同志的态度向他们说明乌克兰和俄罗斯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乌克兰地区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应当切实保证劳动群众在学校和一切苏维埃机关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应当坚决反对人为地把乌克兰语排挤到次要地位的做法,相反,应当努力把乌克兰语变成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使一切苏维埃机关都有足够数量会乌克兰语的工作人员,使将来的一切工作人员都会使用乌克兰语。

列宁:《俄共(布)中央关于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决议》(1919年11月29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29页。

22.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

限制迁徙自由,剥夺选举权,限制语言使用,减少学校以及其他种种高压政策使工人受到的损害并不比资产阶级所受到的少,甚至还要多。这种情形只能阻碍被压迫民族内无产阶级精神力量的自由发展。当鞑靼工人或犹太工人还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开会和演讲,他们的学校被关闭的时候,自然根本谈不到他们的精神才智的充分发展。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12月第1版,第305页。

23.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自决权就是:只有民族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干涉这个民族的生活,毁坏它的学校和其他机关,破坏它的风俗和习惯,限制它的语言,削减它的权利。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12月第1版,第306页。

24.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

社会民主党努力为一切民族争取本族语言权,但崩得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求“特别坚决地”捍卫“犹太语言权”(黑体是我们用的。——约•斯大林注),而且崩得自己在第四届杜马选举时,“宁愿选举他们〈即复选代表〉中间答应捍卫犹太语言权的人”。

不是共同的本族语言权,而是单独的犹太语言权,犹太语权!让各个民族的工人首先去为本族语言而斗争:犹太人为犹太语言而斗争,格鲁吉亚人为格鲁吉亚语言而斗争等等。为各民族共同的权利而斗争是次要的事情。你尽可不承认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本族语言权,只要你承认犹太语权,你就可以放心:崩得会投票拥护你,崩得“宁愿选举”你。

那么,崩得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12月第1版,第334页。

25.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让它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特别关心的是什么呢?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让它们使用本族语言,这种不满就会自行消失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人为的联盟,而是它们没有本族的学校。给它们这种学校,这种不满就失去任何根据了。

少数民族感到不满的不是没有民族联盟,而是没有信仰(信教)、迁徒等等的自由。给它们这种自由,它们就不再会不满了。

总之,在一切方面(语言、学校等等)实行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国家完全民主化的基础上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无例外地禁止民族享有任何特权,禁止对少数民族权利加以任何妨碍或限制。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实际地而不是纸上空谈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1913年1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354—355页。

26.居民有权用本族语言受教育,有权在会议上用本族语言发表意见,本族语言应当与国定语言同样使用社会民主联邦主义者还要求什么呢?

要求“俄国各民族的语言自由”吗?

你们感到不安的是俄国各“异”族无产者几乎都被禁止用本族语言学习,几乎都被禁止在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内使用本族语言的情形吗?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语言是发展和斗争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俄国各民族的无产者有充分权利使用那种能够保证他们更容易受到教育,更好地在各种会议上,在各种公共机关、国家机关和其他机关中和敌人作斗争的语言。本族语言就被公认为这样的语言。他们说:各“异”族的无产者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被剥夺了,难道我们能够默不作声吗?究竟我们的党纲是怎样回答俄国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的呢?你们只要读一读我们党纲第八条上我党所要求的“居民有权用本族语言受教育,由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出资设立为保证实现这一权利所必需的学校;每个公民都有权在会议上用本族语言发表意见;在一切地方的公共机关和国家机关中,本族语言应当与国定语言同样使用”,——你们只要读了这一条,就会相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负有实现这一要求的责任。

斯大林:《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1904年9月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第1版,第37页。

27.沙皇政府……实行了强迫边疆地区各民族俄罗斯化的政策,它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本族语言、蹂躏和其他迫害

沙皇政府鉴于民族问题的严重性,曾经极力严酷处理民族事务。它实行了强迫边疆地区各民族俄罗斯化的政策,它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本族语言、蹂躏和其他迫害。

斯大林:《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1月10日至18日),载《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28页。

28.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

无论在诉讼方面或者学校中,都不得强制采用任何“国”语!每个区域选择一种或者几种适应当地居民民族成份的语言,并且在一切社会机关和政治机关中都要遵守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完全平等的原则。

斯大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织》(1918年4月3日和4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66页。

29.保证在社会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为边区劳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的充分的权利

由于这些边疆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语言条件,再加上经济落后,使那边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工作有些复杂了。为了使那边的政权成为人民的政权,使劳动群众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还必须采取特别的办法把这些边疆地区的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吸引到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来。必须把群众的觉悟提高到苏维埃政权的水平,使他们的优秀的代表和苏维埃政权融合起来。但是,如果这些边疆地区不实行自治,也就是说,不建立地方学校、地方法院、地方行政机关、地方政权机关、地方社会政治机关和教育机关,不保证在社会政治工作的各方面有使用地方的、为边区劳动群众所熟悉的语言的充分的权利,那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斯大林:《当前任务之一》(1918年4月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69—70页。

30.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

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23年4月23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195—196页。

31.我们现在主张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的语言、学校、出版物等等

这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反对任何民族文化呢?不,不是这个意思。这只是说,我们现在主张在苏维埃基础上发展苏联各民族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的语言、学校、出版物等等。“在苏维埃基础上”这个附带条件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所发展的苏联各民族的文化,按其内容来说,应当是一切劳动者共同的文化;而按其形式来说,它现在和将来对于苏联一切民族都是不同的文化,即民族的文化,即因苏联各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特征不同而各有差别的文化。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8月5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1954年12月第1版,第64页。

(四)民族的语文教育|返回本层目录

1.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掌握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棍棒强迫也会学会俄罗斯语言的

自由派和反动派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由派至少还承认初等学校享有使用母语授课的权利。但是他们在必须有强制性国语这一点上,和反动派是完全一致的。强制性国语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强迫俄国其他各族居民使用仅占俄国居民少数的大俄罗斯人的语言。每个学校都必须教国语课。一切正式公文都必须使用国语,而不是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

那些维护强制性国语的政党是用什么来论证强制性国语的必要性的呢?

黑帮的“论据”当然很简单:所有的异族人必须严加管束,不许“放肆”。俄国不可分割,一切民族都应当服从大俄罗斯人的领导,因为大俄罗斯人据说是俄国大地的建设者和集中者。因此,执政阶级的语言就应当成为强制性国语。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先生们甚至也不反对完全禁止使用占60%的俄国非大俄罗斯居民所使用的“粗野的方言”。

自由派的立论就“文明”和“含蓄”得多了。他们主张在一定范围内(例如初等学校)允许使用母语。但同时他们又坚持强制推行国语。据说,必须这样做,这对“文化”、对“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等等都是有利的。

“国家本身就是确认文化的统一……国家文化必定包括国语……统一的政权是国家本身的基础,而国语是政权统一的工具。国语同国家本身的一切其他形式一样,是具有强制力和普遍约束力的……

“如果俄国注定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那就必须坚持俄罗斯标准语对全国都适用的主张。”

这就是自由派关于必须推行国语的典型哲学。

上面我们借用的是自由派报纸《日报》160第7号上登载的谢•帕特拉什金先生的一篇文章里的话。黑帮的《新时报》为这些思想而赏给(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这些思想的创造者一个热烈的亲吻。缅施科夫的报纸(第13588号)说,帕特拉什金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出了“完全合理的思想”。黑帮分子还因为这些非常“合理的”思想而经常吹捧民族自由主义的《俄国思想》杂志。既然自由派用“文明的”论据来宣传新时报派如此喜欢的东西,那怎么不吹捧他们呢?

自由派对我们说,俄罗斯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难道你们不愿意让每个住在俄国任何边疆地区的人都懂这种伟大而有力的语言吗?俄罗斯语言必将丰富异族人的文化,使他们享有伟大的文化宝藏,这一点你们就没有看到吗?如此等等。

我们回答他们说:自由派先生们,这一切都说得对。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更清楚。所有居住在俄国的被压迫阶级,不分民族,都应当尽可能地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达到兄弟般的统一,我们对这一点的希望比你们更迫切。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我们不赞成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强制的成分。我们不赞成用棍棒把人赶进天堂,因为无论你们说了多少关于“文化”的漂亮话,强制性国语总还是少不了强制和灌输。我们认为,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不需要用棍棒强迫任何人学习。我们相信,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正在使各民族相互接近。数以万计的人从俄国的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居民的民族成分正在混杂糅合起来,隔绝和民族保守状态一定会消失。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掌握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棍棒强迫也会学会俄罗斯语言的。而强迫(棍棒)只会引起一种后果:使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

谁需要这些呢?俄国人民、俄国民主派是不需要这些的。俄国人民不赞成任何民族压迫,哪怕它“有利于俄国文化和国家本身”。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必须取消强制性国语,保证为居民设立用本地语言授课的学校,宪法中还要加一条基本法律条款,宣布任何一个民族不得享有特权,不得侵犯少数民族的权利。

列宁:《需要强制性国语吗?》(1914年1月18日[31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309—311页。

2.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女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的学校

12.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现时这方面最迫切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已为苏维埃政权所确定的下列有关学校及教育方面的基本原则:(1)对未满17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2)建立学龄前的教育机关网:托儿所、幼儿园、日间托儿所等等,以改善社会教育和解放妇女。(3)完全实现统一的劳动学校的各项原则:以本族语言讲课,男女儿童同校,使学校绝对成为世俗的,即摆脱任何宗教影响的学校,使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列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1919年3月18—2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412页。

3.广泛地建立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

(五)发展民族文化,广泛地建立使用本族语言的普通教育性质的和职业技术性质的训练班网和学校网,以便从本地人中间培养苏维埃干部、党的干部和有专长的经济干部。

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1925年5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115页。

4.必须建立更多的使用当地语言的学校,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管理机关

苏维埃政权知道,愚昧无知是人民的第一个敌人。因此必须建立更多的使用当地语言的学校,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管理机关。

斯大林:《达格斯坦各族人民代表大会》(1920年11月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349页。

5.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

其次,我接到一张条子,上面说我们共产党员似乎在人为地培植白俄罗斯民族。这是不对的,因为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罗斯语言不同的语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二结论》(1921年3月10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38—39页。

6.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

沙皇政府,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民族的政策是:铲除它们中间如何国家制度的萌芽,摧残它们的文化,限制它们的语言,使它们愚昧无知,尽量使它们俄罗斯化。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这些民族不能充分发展并造成了它们政治上的落后。

现在,当这些地区的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已经被推翻,人民群众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党的任务就是帮助非大俄罗斯各族劳动群众赶上走在前面的俄国中部,帮助他们:

(甲)在他们那里发展和巩固适合他们民族面貌的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制度;

(乙)在他们那里设立使用本族语言的、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习惯和心理的本地人组成的法院、行政、经济和政权机关;

(丙)在他们那里发展使用本族语言的报刊、学校、剧院、文娱事业以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2月10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21页。

7.开办使用当地语言的俱乐部(非党的)和其他教育机关大致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甲)开办使用当地语言的俱乐部(非党的)和其他教育机关;

(乙)扩大使用当地语言的各级学校网;

(丙)吸收当地的多少对我们忠顺的人民教师参加教学工作;

(丁)建立使用当地语言的识字普及协会网;

(戊)组织出版工作;

……

组织党的教育工作大致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甲)创办使用本族语言的政治常识学校;

(乙)用本族语言出版马克思主义书刊;

(丙)用本族语言出版办得很好的定期刊物;

……

斯大林:《有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地区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俄共(布)中央第四次会议》(1923年6月9—12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243页,245页。

8.把民族文化的建设,把增设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工作以及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干部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怎样把民族文化的建设,把增设使用本族语言的学校和训练班的工作以及从本地人中间培养干部的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呢?这里有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呢?当然没有!我们在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社会主义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化,在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当中,依照不同的语言、生活方式等等,而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

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1925年5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117页。

9.必须帮助我国各个已经复兴的民族,振兴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剧院和其他文化机关

最后,应该指出:民族压迫的消灭已经导致我国先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它们的民族文化的发展,我国各族人民友好的民族间的联系的巩固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合作的建立。

必须记住:这些复兴起来的民族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旧式民族的废墟上产生的、劳动群众的国际主义政党所领导的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

因此,党认为必须帮助我国各个已经复兴的民族完全站立起来,振兴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剧院和其他文化机关,使党的、工会的、合作社的、国家的、经济的机关民族化,就是说,使这些机关在人员成分上是本民族的,培养本民族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制裁所有那些企图阻挠党的这种政策的分子(固然人数不多)。

这就是说,党支持而且将来也要支持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党将鼓励巩固我国各个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的事业,党将保护和捍卫这个事业而反对所有一切反列宁主义的分子。

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们不赞成我们党的这种政策。第一、这是因为你们把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和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混淆起来,不懂得我们新式苏维埃民族的民族文化按内容来说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第二、这是因为——请原谅我不客气——你们在列宁主义问题方面很蹩脚,并且对民族问题了解很差。

请你们至少注意一下下面这个粗浅的道理。我们都在讲我国有进行文化革命的必要。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而不是夸夸其谈,那末在这方面至少必须实现第一个步骤:首先使初等教育成为不分民族的全国公民的义务教育,然后中等教育也如此。显然,不这样做,我国任何的文化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所谓文化革命了。而且不这样做,我国就既不会有工业和农业的真正高涨,也不会有可靠的国防。

但是,既然我国文盲的比例还很高,我国许多民族中文盲竟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那末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为此必须在全国建立稠密的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网,供给精通本民族语言的教师干部。

为此必须使所有的管理机关,从党的和工会的机关到国家的和经济的机关都民族化,就是说,使这些机关在人员成分上是本民族的。

为此必须兴办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报刊、剧院、电影院和其他文化机关。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使用本民族语言呢?这是因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只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获得巨大的进步。

既然如此,我认为就不怎么难以了解:列宁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除了我国现行政策以外,不能实行任何别的政策,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继续做列宁主义者的话。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第1版,第303—305页。

(五)圣经文本和宗派称谓|返回本层目录

1.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

这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而好大喜功的君士坦丁竟认为接受这种妄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关系,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从1849年起竭力反对这样做。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4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28页。

2.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门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

恩格斯:《启示录》(1883年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10页。

3.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页。

4.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

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9页。

5.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

顺便谈谈宗教改革:奥地利到底从一开始就下工夫使斯拉夫人变成一种危险。在斯拉夫人当中,除了俄罗斯人之外,一切民族都同情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使圣经译成斯拉夫民族的各种方言。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6年3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5页。

(六)宗教对民族认同和语言运用的影响|返回本层目录

1.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提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所使用的基利尔文字

现在来谈谈构成居民基本部分和在每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其血统都占主要地位的那个种族。可以断言,这个种族构成了从摩里亚半岛到多瑙河,从黑海到阿尔纳乌特山脉这一地区内的基督教居民的主体。这个种族就是斯拉夫族,特别是其中名为伊利里亚(Ilirski)或南方斯拉夫(Jugoslavenski)的一个分支。继西方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和东方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之后,它构成了在12个世纪中定居在欧洲东部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民族系统中的第三个分支。南方斯拉夫人不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并且居住在达尔马戚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南匈牙利。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同西欧人听来无疑最富有音乐性的一种斯拉夫语言——俄语非常相近。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戚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或称教会斯拉夫语)所使用的基利尔文字。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信仰不同,就阻碍了他们的民族发展,使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所有地区不能汇入一个民族的轨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不能阅读印成自己的语言但在阿格拉姆或贝出版的书。他甚至还可能拒绝用手去拿,因为这本书是用“异教”字体和按“异教”正字法的规则印的。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困难地阅读和了解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书,因为两种语言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源学正字法方面非常相似;此外,这本书还是用“正统”(正教)字体印的。大多数信正教的斯拉夫人甚至不愿意他们的圣经、祀神书和祈祷书在本国印,因为他们深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帝国印刷局印出来的东西都特别正确、正统和神圣。尽管阿格拉姆或布拉格的狂热分子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都对俄罗斯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他们跟俄罗斯人的共同点,跟俄罗斯人在精神上的交往手段,要比讲同一种语言的信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更多。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11—12页。

2.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奉同一宗教;有700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在黑暗中徘徊摸索,想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国家却更狡猾地超过了它们。这就是俄国。俄国(它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土耳其的真实的情况和性质。欧洲土耳其的居民十分之九同俄国人信奉同一宗教;有700万土耳其臣民的语言差不多同俄语毫无差异;而大家也知道,俄国人学会说外国语是非常容易的,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的代理人甚至还没有完全通晓这些语言就能够毫不费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年3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25页。

八 论语言的文风和风格|返回本层目录

(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装腔作势|返回本层目录

1.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请你们不要用卑劣的遁词来玷污崇高的字眼。不要用相信奇迹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对所有的人高声说出这种弱点吧——认识了就等于改正了一半。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也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

我们应当说 真话 ,因为这是 我们的 力量所在,而 群众人民 、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9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31—333页。

2.我选择的说法和上面这种说法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于构成整个音乐的声调

我选择的说法和上面这种说法区别何在呢?区别在于构成整个音乐的声调。正是我的说法指望使读者仇恨、憎恶和轻视有这种行为的人。这种说法不是指望说服这些人,而是指望粉碎他们的队伍,不是指望纠正对方的错误,而是指望把对方的组织消灭干净。这种说法确实会使人对对方产生最坏的想法和最坏的猜疑,它确实同劝说性和纠正性的说法不同,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人们会问我:这就是说,你承认这种说法是不能容许的?我要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不过要作一点小小的补充:是对统一的党的党员来说不能容许的。这个补充是问题的全部关键。

……

在统一的党的党员之间不能容许的事,在已经分裂的党的各个部分之间是可以容许的而且是必需的。对于一个党的同志,如果他们的思想跟你不一致,不能写文章在工人群众中间不断散布对他们的仇恨、憎恶和蔑视。而对于分裂出去的组织却完全 可以而且应当 这样做。

列宁:《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07年4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71—272页。

3.“这不是我的风格!”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

“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就是永恒的最后的论据。我已经读过不少篇这一类注明来自巴黎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再好不过地符合政府的利益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风格。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3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92页。

4.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

三、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1846年8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74页。

5.“风格如其人”

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性的形式。“风格如其人”。[1]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3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110—111页。

6.精神的谦逊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 真理本身 ,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2],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

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3]?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书报检查官都变成天才。况且,天才的谦逊当然不像文雅的语言那样,避免使用乡音和土语,相反,天才的谦逊恰恰在于用事物本身的乡音和表达事物本质的土语来说话。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现出来。精神的谦逊总的说来就是理性,就是按照 事物的本质特征 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3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111—112页。

7.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

莱斯特先生:编辑部是否仍然认为,它不可能在形式上作任何改变?如果它仍然持这种意见,那么我反对向陛下递交任何呈文,因为这是完全没有效果的步骤。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我们不否认,改变特定人物的语言是困难的。

马克思:《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附录》(1843年2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2版,第988页。

8.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

问:《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否做得对?

答:做得对。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的那种十分胆怯的尝试,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和降级。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举一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尼•雅•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但是这帮领导者(梅夏宁诺夫同志称他们为尼•雅•马尔的“学生”)竟下令重印,并且把它作为参考书,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教材》当作完备无缺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宁诺夫同志和其他的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暗害行为。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界形成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注: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指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在俄国施行的警察暴虐、军阀专横、用暴力镇压人民的制度,因其推行者陆军大臣阿•安•阿拉克切也夫伯爵而得名。),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这种专横行为。

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阿拉克切也夫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此。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界的旧制度,而且还暴露了对于语言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开始讨论以前,尼•雅•马尔的“学生们”默不作声,隐瞒了语言学界的恶劣情况。讨论开始以后,到了无法再沉默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尼•雅•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错误、不明确的问题和没有经过探讨的论点。试问,尼•雅•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直到现在展开讨论以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尼•雅•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尼•雅•马尔的“某些”错误以后,看来还以为只有在“订正了的”尼•雅•马尔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尼•雅•马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让我们摆脱尼•雅•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尼•雅•马尔的确曾经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是他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一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界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这种腔调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成就。

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注:历史比较法是十九世纪初开始采用的一种研究语言史前史的方法。它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揭示其语音对应规律,构拟原始语的系统,以说明亲属语言和方言的形成和演变。)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注:四要素分析法即尼•雅•马尔的所谓四要素古生物学分析法。马尔认为: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四个要素,每一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按原来图腾部落的观念和名称分别称作сал,бер,йон,ро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由这四个要素发展而来的。)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

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理论的表现。其实,语言的亲属关系是无法否定的,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当然,“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是有助于我们的事业的,因为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界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语言学界的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1950年6月20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1979年12月第1版,第520—523页。

9.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

4.问:你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瓦、桑热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还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呢?

答:当然,尼•雅•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尼•雅•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塞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尼•雅•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尼•雅•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528—529页。

10.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

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21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页。

11.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

我们应当同过去诀别,着手进行真正的经济建设,改造党的全部工作,使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取得实际的成就,并且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必须使他们相信:没有资本家他们也能改善自己的经济;为了消除冲突,他们既不需要警察的棍子,也不需要资本家制造的饥饿,而是需要党员的领导。我们应当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样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就会取得成就,使我们在国际方面取得彻底的胜利。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21日),《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页。

12.卡莱尔的风格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4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4月第1版,第301页。

13.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1830年的事件使整个欧洲顿时陷入了政治骚动,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7日—1852年9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361页。

14.思想的极度贫乏寓于无限夸张的无稽之谈之中

思想的极度贫乏寓于无限夸张的无稽之谈之中,以致无法用法语把它的滑稽可笑之处全部表达出来,而不使它减色。正如一个俄罗斯人所说的,巴枯宁的语言甚至不是俄语,而是鞑靼语。这些没有头脑的侏儒谈吐可畏,摆出一付吓人的样子,想在他们自己眼中能显出革命巨人的姿态。这是青蛙和犍牛的寓言。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1873年7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451页。

15.他们试图用烦琐的荒谬的定义和区分,把与普遍规律相矛盾的现象胡说成直接同普遍规律一致,以便在自己的议论中避开这些现象

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本人所强调的并且是他最先发现的那些违反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的矛盾,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为了倒退到完全荒谬的观念上去,为了把说出互相矛盾的现象即用语言把这些现象表达出来,当成解决矛盾。我们在考察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时,还会看到[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也使用了同样手法。他们试图用烦琐的荒谬的定义和区分,把与普遍规律相矛盾的现象胡说成直接同普遍规律一致,以便在自己的议论中避开这些现象,不过这样一来,基础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1905—1910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3页。

16.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

又及:我希望您提防一下巴黎的格律恩先生。他无非是一个文字冒险家,一个妄想利用现代思想从中取利的骗子手。他企图用傲慢和狂妄的词藻来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是空话连篇只不过使他自己成了笑柄。

马克思:《马克思致比•约瑟夫•蒲鲁东》(1846年5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65页。

17.它庸俗肉麻,对各方面都阿谀奉承,渴求和解和宽恕,文笔非常糟糕,在风格和内容上只以坎柏威尔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为对象

你称为《莱茵报》的施洗约翰的《海尔曼》(显然是印错了,应该是《哥特弗利德》,否则这个名称毫无意义)的例子,恰好最能使你深信这一点。我好久没有看到伪装高尚的升天的《小金虫》的这类最新产品了,它庸俗肉麻,对各方面都阿谀奉承,渴求和解和宽恕,文笔非常糟糕,在风格和内容上只以坎柏威尔的小市民和西蒂区的德国庸人为对象,完全迎合他们口味。

恩格斯:《恩格斯致斐弗莱里格拉特》(1859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48—549页。

18.机会主义者的口号,除了动听的词句,除了颓废派的某种文字上的矫揉造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机会主义者向来都需要这样的口号,仔细看来,其中除了动听的词句,除了颓废派的某种文字上的矫揉造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列宁:《我们是否应当组织革命?》(1905年2月1日和8日[14日和21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48页。

19.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所以需要这一大堆字眼是为了用响亮的词句震昏读者,使他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实质转到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去

我们的伏罗希洛夫式的人物所以需要这一大堆字眼,是为了“困惑”读者,是为了用响亮的词句震昏读者,使他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实质转到无关紧要的枝节上去。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12—213页。

20.因为政治要求肯定的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

这不仅是反对政治的文人习气的典型(因为政治要求肯定的直接的回答,而文人往往只是转弯抹角地说话),而且是把文风降低到布勒宁风格的典型。

列宁:《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1911年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2版,第198页。

21.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站不住脚的了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 联系 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 整体上 、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364页。

22.报刊的语言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

报刊是带着 理智 ,但同样也是带着 情感 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 官方的发言 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

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1843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378页。

(二)论述准确,言简意赅,不故弄玄虚|返回本层目录

1.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

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里所登载的傅立叶的手稿,价值大小极不一致。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的先生们已经成了像德国人那样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庄重的、不实际的、晦涩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

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1845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57页。

2.思维的肤浅、杂乱无章,不能掩饰的笨拙,无尽无休的重复,经常的自相矛盾,不成譬喻的譬喻

至于谈到我们的“唯一的”作者,很明显,他的天才的基础就是构成他的特殊的思维绝技的许多突出优点。因为所有这些优点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所以这里只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点简单地开列一张清单就够了:思维的肤浅、杂乱无章,不能掩饰的笨拙,无尽无休的重复,经常的自相矛盾,不成譬喻的譬喻,企图吓唬读者,用 “你”“某物”“某人” 这些字眼来系统地剽窃别人的思想,滥用连接词( “因为”“所以”“因此”“由于”“因而”“但是” 等等),愚昧无知,拙劣的断言,庄严的轻浮,革命的词藻和温和的思想,莫知所云的语言,妄自尊大的鄙陋作风和卖弄风骚,提升听差兰特为绝对概念,依赖黑格尔的传统和柏林的方言。总之,整个四百九十一页的一部书就好像是按照朗福德的方法所煮出来的一碗淡而无味的杂碎汤。在这碗杂碎汤里,有许多语气的转变好像骨头一样漂来漂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05页

3.卢格先生还是那样糊涂,还是那样轻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

简单地说,卢格先生自从我们在文艺舞台上同他最后会晤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上扮演德国哲学的守门人这一角色时就记得烂熟的老一套词句;还是那样糊涂,还是那样轻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还是那样缺乏“知识”;尤其是,还是那样力求得到一生中用没有听过类似的话的德国庸人们的赞许。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430—431页。

4.伯恩施坦写的前言,一部分空洞无物,一部分错误百出,没有确切、明白、直接的说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义的语句和攻击

伯恩施坦写的前言,一部分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错误百出,例如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萨尔和施韦泽的机会主义错误,没有确切、明白、直接的说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义的语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拉萨尔并不全对”(第3卷第ⅩⅧ页),又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问题上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接近”,不如说同施韦泽更为“接近”(第4卷第Ⅹ页)。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摘自《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74页。

5.庸俗,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冒充“民间”风格

(1)现寄上一篇短文——乔治的传单。依我看,很不成功。

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值得改写……庸俗,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冒充“民间”风格。如果要表明不该怎样写通俗读物,这正是一个样板……

或许,您同他在见面时谈谈?

列宁:《致格•叶•季诺维也夫》(1916年8月—9月初),《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421—422页。

6.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的著作用的语句有所不同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五十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中,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中的论点不同,并且从较晚的著作来看,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这种比较早期的,即代表着他的思想发展中一个阶段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并且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任何修改地重版这些比较早期的著作。在刊印这种版本时,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恩格斯:《卡•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导言》(1891年4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234—235页。

7.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

三、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马克思致卡•威•列斯凯》(1846年8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74页。

8.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在我们这个模仿者的时代,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不仅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而且在他自己的领域里具有无比渊博的学识,那他就应当加倍地受到赞许。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69年7月2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412—413页。

9.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

我正在专心研究现代风格,这无疑是整个修辞学的理想。海涅的作品,特别是奎纳和谷兹科夫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而文巴尔克则是这种风格的大师。以前的修辞学家中对他特别有影响的是莱辛、歌德、让•保尔,而以白尔尼为最。啊!白尔尼写作的风格高超绝伦。《吞食法国人的人门采尔》,从风格的角度来看是第一部德国文学优秀作品,同时这又是第一部以彻底毁灭一个作者为己任的作品;它在你们那里被禁止,当然是为了不让人们用比皇室文牍体优胜的风格来写作。现代风格包括了文风的全部优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同长长的、平铺直叙的描写相互交织;简洁的语言同闪闪发光的形象和迸发出耀眼火花的妙语相互交织。总之,它就象是头戴玫瑰花、手执刺死皮顿的标枪的年轻力壮的加尼米德。同时,为发挥作者的个性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所以尽管有近似的地方,但是谁也不是谁的模仿者。海涅写得光彩照人,文巴尔克热情明快,谷兹科夫贴切精练,不时闪现出一缕温暖宜人的阳光,奎纳则写得晓畅通达,有点明亮度过多而暗影过少。劳贝模仿海涅,现在又模仿歌德,但是方法不对头,因为他模仿的是崇拜歌德的万哈根,而蒙特也模仿万哈根。马格拉夫的写作还是过于一般化,象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会好起来的。而倍克的散文还没有脱离习作阶段。——如果把让•保尔的华丽同白尔尼的精确结合起来,那就构成了现代风格的基本特点。谷兹科夫善于成功地撷取法国人明快的、轻松的、但是干巴巴的风格。这种法国风格好象蛛丝;而现代的德国风格恰如一束丝绸(可惜这个比喻不贴切)。我可不是喜新厌旧,我对歌德的神妙的诗歌的研究足以表明这一点。但是必须从音乐上,最好是从不同的乐曲方面加以研究。我想给你引用赖沙特为《联盟之歌》谱的曲子为例。

恩格斯:《致威廉•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524—525页。

10.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如果认为“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这种说法似乎要比“排挤”这个“狭义的”、“公式化的”字眼深刻些、有内容些、广泛些,那纯粹是一种错觉。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加深对过程的理解,而只是把这一过程表达得 更模糊、更模棱两可 。我之所以这样坚决地反对用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它理论上不正确,恰恰是因为它貌似高深而 实际模糊

“上过中学”和懂得比例数减少(不一定是绝对减少)就是排挤的人,都会看出这种模糊说法是想掩盖被批评家们玷污的“马克思信条”的真相。没有上过中学的人只能对着难以理解的“高深学问”叹息,——但是,“排挤”二字会使每个工匠和每个农民想起几十个、几百个他们所熟悉的例子。如果他远不能一下子理解这种表达法的全部意义,也是无妨的: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恩格斯对爱尔福特草案的批评)

从文风来说,不用排挤而用“作用的提高和作用的缩小”也是不妥当的。这不是革命政党的语言,而是《俄罗斯新闻》的语言。这不是社会主义宣传的术语,而是统计汇编的术语。这种说法象是故意挑选出来给读者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所表述的过程是一个不急剧的、不产生什么一定后果的过程,是没有痛苦的过程。既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切情况恰好相反,因此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够也不应当选择 非常抽象 的条文,因为我们写的不是驳斥批评家的文章,而是向手工业者和农民群众发出号召的战斗的党的纲领。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902年1—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07—208页。

11.纲领应当提出简短的、其中一个多余字都没有的原理,而说明可以放到解释、小册子、鼓动等等中去做

草案常常把本来意义上的纲领变成解释。纲领应当提出简短的、其中一个多余字都没有的原理,而说明可以放到解释、小册子、鼓动等等中去做。因此,恩格斯指责爱尔福特纲领,说它由于冗长、烦琐和重复而变成了解释,这是十分公正的。

在草案中,这个缺点更加严重,重复的地方多得出奇,试图在纲领中说明过程(不是只指出过程的特点)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纲领搞得冗长不堪。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902年1—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23页。

12.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

列宁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两个精彩的演说:论目前形势和论土地问题。可惜这两篇演说词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两个使人兴奋的、使代表会议全场欢欣鼓舞的演说。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许多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176—177页。

13.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而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这部分的缺点在于想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 解释 。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冗繁和拖沓。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那也无妨。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而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马克思:《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7页。

14.她只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不去努力弄清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

而罗莎•卢森堡同志正是犯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她只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不去努力弄清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她用各种各样的骇人之谈来进行恫吓,而不去研究争论的真正根源。她硬说,我写的是一些泛泛的言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则和论点,一些绝对真理,而对那些完全有肯定的事实根据的和只有我才运用的相对真理,却竭力避而不谈。她还指责我们死抠公式,并且为此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搬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位尊敬的同志的文章,满篇都是臆造的死板公式,恰恰是她的文章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相违背。这个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9月),摘自《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8—39页。

15.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

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摘自《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175页。

16.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创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语——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讲德语,神学讲拉丁语”的那个批判

在艺术家式的陶醉中任意创造自己的对立物——胡言乱语——的批判,也就是两年前叫喊“批判讲德语,神学讲拉丁语”的那个批判,现在它又学会了英语,把土地占有者叫做《Landeigner》(landowners),把厂主叫做《Mühleigner》(mill-owners;英语中的《mill》指的是一切用蒸气或水力发动机器的工厂),把工人叫做“手”(hands),用“干扰”(interference)来代替“干涉”,并且基于对渗透了罪恶的群众性的英语的无比同情,竟然降低自己的身分来改造英语和废除学究式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英国人总是把勋爵士和从男爵的称号“爵士”冠在名的前面,而不冠在姓的前面。群众说“爵士詹姆斯•格莱安”;而批判却说“爵士格莱安”。

批判着手改造 英国的 历史和 英国的 语言是从 原则 出发,而不是 轻率从 事,关于这一点,读者现在可以从它对待 瑙威尔克先生的历史时所具有的那种彻底性 中得到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18页。

17.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现在,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在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仅仅在最近一年来才偶尔知道一些,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做了再一次的发明,并把它当做崭新的发明,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要是说,德国人也有些自己的东西,那末这只能是他们用来表达这种思想的那种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的形式。

恩格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1845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55页。

18.这两个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别也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第一个是用东方算命先生的夸张语言写的,第二个是用律师在法庭上用的诡辩文体写的

你们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前就能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科苏特对马志尼的声明的答复。我以为,科苏特把他的本来就很糟糕的情况弄得更糟了。他的最初的声明和最近的声明之间的矛盾异常明显,甚至不用我再来详细证明了。此外,这两个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别也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第一个是用东方算命先生的夸张语言写的,第二个是用律师在法庭上用的诡辩文体写的。

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1853年3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624页。

19.马志尼的许多作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囌和故弄玄虚的现象在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许的痕迹

马志尼先生最近给法国皇帝写了一封信,从文学的观点来看,这封信大概在他的著作中要占首屈一指的地位。马志尼的许多作品所固有的那种假装热情、一味夸大、冗长噜囌和故弄玄虚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他所创立的那个意大利文学派别的特征),在这封信里只能看到少许的痕迹。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450页。

20.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

而整个这场争论,正是因为布伦坦诺先生忽视了仔细地对比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不同的文本(虽然塞德莱•泰勒先生硬说他这样做了)引起的,而且他实质上甚至不了解根据“汉萨德”的报道格莱斯顿先生究竟讲的是什么。的确,要了解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尽管布伦坦诺先生断言,这篇演说“特别是由于……它的清楚明确而引起了所有有教养的人士的注意和赞扬”,读者可以看到,根据“汉萨德”,这篇演说用的是极其夸张和混乱的语言,附带许多保留条件,演讲人自己也被自己那些重复的词句弄得糊里糊涂。

马克思:《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1890年12月—1891年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5月第1版,第144—145页。

21.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

我在研究西班牙垃圾堆的时候,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0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401页。

22.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

一个战斗的社会党的成员就是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舞文弄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和1907年秋),摘自《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30页。

(三)语言鲜明,通俗易懂,不玩弄词藻|返回本层目录

1.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

你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说,在小学时老师就这样教导我们。可是后来人们却教训我们说: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大约1842年3月26日,不晚于4 月2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56 年12月第1版,第199页。

2.他还企图用响亮的词句把他惯用的陈词滥调冒称为自己的独出心裁的创造

尽管桑乔已经拒绝尊敬 圣物 ,世界仍是以不敬神的态度对待他,因此他在内心里向世界宣告,一旦他有力量反对世界,他就要毫不尊敬地对待世界,他就是这样来享受内心的满足。这种以消灭世界的reservatiomentalis〔精神上的保留〕来进行的威胁,真是可笑极了。吹牛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圣桑乔的这些声明,例如他说“不怕海神 波赛东 的愤怒,不怕复仇之神 厄默尼德 ”(第16页)、“不怕诅咒”(第58页)、“不求饶恕”(第242页)等等,以及他最后矢言要“肆无忌惮地亵渎” 圣物 。第二种形式就是他在第218页上对月亮的威胁:

“只要我能抓住你,我早把你抓住了,如果我找到上你这儿来的方法,我一点也不怕你……我对你绝不善罢甘休,我只是等待我的时机的到来。就算我现在不能让你尝尝我的力量,可是我总想着要你尝尝!”——

我们的圣者在这段对白中还不如普费弗尔小说中的一只落在陷阱中的狮子狗哩!在第425页上也是如此,他在那里“并不放弃生死予夺之权”哩。

最后,吹牛的实践又能变成只是理论范围以内的实践,因为我们这位圣者用最华丽的词句把他从来也没完成的事业宣布为已经完成的丰功伟业,同时他还企图用响亮的词句把他惯用的陈词滥调冒称为自己的独出心裁的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39页。

3.实际上蒲鲁东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

蒲鲁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 需求 ,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 稀少 、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他说,“ 毫无用处极端稀少 的东西价格就 不可估量 ”,这种说法实际上正是表明,稀少就是交换价值。“极端稀少和毫无用处”,这是纯粹的稀少。“价格不可估量”,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限度,即纯粹的交换价值。他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样,交换价值和稀少就成了同义的术语。蒲鲁东先生得出这个臆想的“极端的结论”,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82—83页。

4.这种演说感情多于论证,而夸张又多于感情

接着发言的是 罗伯特•勃鲁姆 。他照例要发表所谓 冠冕堂皇 的演说,这种演说感情多于论证,而夸张又多于感情,不过,老实说,这种练习朗诵的演说不会比克罗托申的果登先生的“现代世界观”产生更大的效果。波兰是反对北方野蛮行为的藩篱……,如果波兰人有某些缺点,那是他们的压迫者的罪过……,老加格恩把瓜分波兰叫做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恶梦……,波兰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榜样……,危险是从俄国方面来的……如果红色共和国在巴黎取得胜利,并且打算以武力解放波兰,诸位先生,那时候将怎么办?……我们将不偏不倚,等等,等等。

我们对勃鲁姆先生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从所有这些绝妙的议论中删去夸张的华而不实的词句,那末除了最庸俗的废话——纵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而外,就没有剩下什么了。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399—400页。

5.别醉心于辞藻吧!别迷恋于漂亮的字句吧!

要正视问题的实质先生们,别醉心于辞藻吧!别迷恋于漂亮的字句吧!要正视问题的实质!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1907年3月21日和26日[4月3日和8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43页。

6.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14年5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99—200页。

7.16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夸夸其谈

16世纪的 粗俗文学 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伏拉松[4]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对立;轻率自满,大发空言,无边无际;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摩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16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科尔夫,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愤怒,愤怒式的卤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象大气一样飘浮在这一切之上。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1847年10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22—323页。

8.这样空洞无聊的文字堆砌,这样放肆的拐弯抹角的空论

这篇文章本身极不严肃,言之无物。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在自命严肃的民粹主义杂志的所谓“指导性”文章中,有这样空洞无聊的文字堆砌,这样放肆的拐弯抹角的空论,这样拼凑起来的(折中主义的)观点的大杂烩了。

列宁:《论民粹主义》(1913年1月20日和22日[2月2日和4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326页。

9.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语言

不言而喻,批判的批判之所以变成群众,并不是为了本身要成为群众,而是为了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也就是说,要把群众的通俗化的表现方法提升为批判的批判所使用的批判的语言。历史证实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批判掌握通俗化的群众语言,并把这种粗野的俚语改造成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法所具有的莫测高深的词句,那么这正说明批判把自己的身分降低到了极点。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12页。

10.如果无产者的理论代表们还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活动达到某种结果,那末他们首先应当尽量抛弃所有那些削弱对于这个对立的尖锐性的认识的词句

因此,如果无产者的理论代表们还想通过自己的写作活动达到某种结果,那末他们首先应当尽量抛弃所有那些削弱对于这个对立的尖锐性的认识的词句,这些词句会使这种对立模糊起来,甚至会使资产者为了保全自己而根据博爱的空想去取媚共产主义者。但是所有这些恶劣的特性,我们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字眼中、特别是在“真正的所有制”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很清楚,一小撮德国空谈家是断送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这里没有其他民族所有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而这种情况本来就削弱着共产主义意识的尖锐性和坚定性,在这样的国家中毕竟应当反对一切能够更加冲淡和削弱对于共产主义同现存秩序的充分对立性的认识的词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53—554页。

11.它不是用恰如其分的词句,而是用空洞抽象的词句表达这种幼稚的思想

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场合一样,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点:它不是用普通的语言,而是用神圣的哲学语言说出这种关于无产者和食利者对立的滥调,不是用恰如其分的词句,而是用空洞抽象的词句表达这种幼稚的思想。这里做的结论达到了这种彻底性的顶峰。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47—548页。

12.这个告人民书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显然是贫乏的思想和感情

这个告人民书缺乏革命的毅力,而充满了抱怨派说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后面所隐藏的显然是贫乏的思想和感情。

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告人民书指望:维也纳和柏林的三月革命将“一举实现”德国人民的“统一和自由”。换句说话,告人民书所梦想的是“一举”,这种“一举”会使得为了实现“统一和自由”所必需的“ 发展 ”成为德国人民的多余的东西。

可是这种代替了发展的、幻想的“一举”马上就变成了被反动派所 阻碍 的“ 发展 ”。这是自相矛盾的空洞词句!

我们更不用谈对同一个主题的单调的重复了:维也纳在危急中,德国的自由也和维也纳一起在危急中;帮助维也纳也就是帮助自己!这种思想并没有具体化。只是同一种词句在变各种不同的花样,直到变成不折不扣的说教时为止。我们只指出一点:这种人为的和虚伪的热情同这一类笨拙的演说术始终是相吻合的。

马克思:《“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1848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528页。

13.鲜明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正确的观点——这些都是法国炮兵书籍的特征

一切证据都表明,谁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火炮设置在既能避开敌人火力、又能取得良好射击效果的地形上。炮兵理论也一向是法国人喜爱的一门知识,他们的数学头脑有助于掌握这门知识;鲜明的语言、科学的方法、正确的观点——这些都是法国炮兵书籍的特征,它表明这门知识是怎样地符合于法国人的民族精神。

恩格斯:《欧洲军队》(1855年6月底—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479页。

14.他给奥地利的是些什么样的紧急公函呀!全是长得不得了的句子,像一团团绞在一起的绦虫

当施莱尼茨只给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写公文的时候,他用的是in ordinary〔普通的〕普鲁士公文体。当他给外国大国写公文的时候,幸而这事是用他不懂的语言办理的。但是,他给奥地利的是些什么样的紧急公函呀!全是长得不得了的句子,像一团团绞在一起的绦虫,经过“哥达主义”肥皂液的浸渍,又撒上了乌凯马尔克的文牍主义的沙糖,一半还泡在诡谲多端的柏林treacle〔糖浆〕的洪流中。

马克思:《QUID PRO QLO》(1859年7月底—8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512页。

15.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在这期间不得不写文章,而且也写了至少两大本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英文社论。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8页。

16.信写的很乱,一点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这种“报告”风格象一层皮一样紧紧地贴在可怜的艾希霍夫身上

艾希霍夫写了几行字给我,但是由于事务繁忙,没有到我这里来,他信中告诉我说,德朗克(他昨天曾在这里)要来看我,但是信写的很乱,一点也弄不清是什么意思。这种“报告”风格象一层皮一样紧紧地贴在我们可怜的艾希霍夫身上,以致任何手术都不能把它从他身上剥下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8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38页。

17.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他就不知轻重,言语乏味……在他的话中,庸俗平淡和滑稽可笑的词句,比比皆是

波克罕是一个能干的甚至机智的人。但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唉,他就不知轻重,言语乏味。而且,他又没有进行过必要的学习。他象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在他的话中,庸俗平淡和滑稽可笑的词句,比比皆是。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7年10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61页。

18.开玩笑的语气和请原谅的字句使他的打击失去了力量和分量,因而损害了读者的印象

我读了加略尔卡写的小册子《打倒拿破仑主义》。写得还不错。假使他那个铁锤打得更重一点,砸得更深一点,那就更好一些。开玩笑的语气和请原谅的字句使他的打击失去了力量和分量,因而损害了读者的印象。作者大概很懂得我们的立场,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发挥都很巧妙,所以这个缺点就特别刺目。凡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人,就应当以坚定不移的口吻讲话。在这一点上说,列宁是一个真正的山鹰。

斯大林:《库泰依斯来信》(1904年9月至10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9月第1版,第47页。

19.哲学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

鲍威尔有一次在柏林同艾希霍恩也发生了争吵,就和您同内务大臣的争吵一样。这些先生们的雄辩方式彼此酷似,象鸡蛋同鸡蛋一样。但是,哲学用明白易懂的语言同这些高谈阔论的混蛋们的治国才略争辩,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里甚至带有几分狂热也无碍于事。要使这些世俗的神相信,对真理的信仰和精神的信念都是存在的,那真是再难不过的事了。这是一些持怀疑论的执政的纨绔子弟,是一些冥顽不化的花花公子,他们已经不相信有什么真正的、无私的爱。

马克思:《马克思致阿•卢格(德勒斯顿)》(1859年柏林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22页。

20.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做他们的工作,能够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

列宁:《论〈宣言书〉》(1899年底或1900年初),摘自《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277页。

21.十分之九是常见的空洞的官样文章。转来转去兜圈子,大书特书中国式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

我们在上面说:如果能耐心读完西皮亚金先生的通令的话。对此的确需要有很大能耐心,因为通令的四分之三……——不!十分之九是常见的空洞的官样文章。咀嚼早已众所周知的、甚至在《法律汇编》103中已重复过数百次的东西,转来转去兜圈子,大书特书中国式官场往来的繁文缛节,整篇都是出色的公文文体,并有长达36行的复合句,还有读了使人替我们的俄罗斯语言痛心的“词组”——当你仔细阅读这篇绝妙的佳作时,你会觉得自己好象是置身于俄国的段警察局,四壁发霉,恶臭扑鼻,单从官吏们的外貌和举止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使人无法忍受的拖拉作风的化身,而从窗口看到的院内建筑物使人不由得想起了拷问室。

列宁:《同饥民作斗争》(1901年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51—252页。

22.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

《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所用的词汇没有一个是简单明了的,一切都是装腔作势……作者没有一句话不是矫揉造作,没有一句话不使用“民间的”比喻和“民间的”词汇,如“ихний”[5]。作者就是用这种畸形的语言,翻用新的材料、新的例证,也不进行新的加工。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通俗作家并不认为读者是不动脑筋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动脑筋的,相反,他认为一个不够开展的读者也是非常愿意动脑筋的,他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种艰巨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迈开最初的几步,教他们独立向前走。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是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的,他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

列宁:《评〈自由〉杂志》(1901年秋),摘自《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22—323页。

23.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在解释社会主义问题和当前俄国革命问题时,要善于运用掌握的事实和数字,不要讲空话,不要讲大话。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1906年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89页。

24.没有什么比空谈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

没有什么比 空谈 对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更不相容,更为有害的了,而“调和主义的” 空谈 也同召回派和取消派的空谈同样有害,同样使人思想混乱。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 实质 ,用感叹和善良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 玩弄联合的把戏 ,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 接近

列宁:《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1910年11月22日[12月5日]以后),摘自《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2版,第28—29页。

25.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

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莫斯科的到过农村的觉悟工人都向我们讲述过这样的事:许多看来是无法消除的纠纷,许多看来是非常重大的冲突,一当通情达理的工人出来说话,就解决了或缓和了。这些工人说话不是用书本的腔调,而是用农民懂得的语言,不是象虽然不懂得农村生活却要发号施令的指挥官那样,而是象同志那样说明实际情况,激发农民的那种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感情。这种用同志态度解释问题所达到的结果,是俨然以指挥官或上司自居的成百上千的人所不能达到的。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提请你们注意的整个决议的精神。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192页。

26.这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来的。一切都比托洛茨基所说的要清楚些、全面些

提纲写得清清楚楚,提高国家的生产率是绝对必需的,每个工会会员都必须自觉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是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来的。一切都比托洛茨基所说的要清楚些、全面些,因为这里面还谈到了实物奖励和纪律审判会。

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250页。

27.如果使《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通俗一些,要求写稿人写得朴实、简洁,并且像伊里奇那样尽量不用外来的术语,那是很好的

如果使《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通俗一些,要求写稿人写得朴实、简洁,并且像伊里奇[6]那样尽量不用外来的术语,那是很好的。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用外来语不可,那末可以仍旧用《共青团真理报》附刊的形式附上个外来语小字典,或者至少在文章中做出适当的说明。

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得列也夫:《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全体委员》(1925年6月2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6月第1版,第130页。

28.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

克利盖同当时侨居纽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一起参加了抗租运动

〔Anti-Rent-Bewegung〕,竟用一些流行的共产主义术语和华丽的词句粉饰这个简单的事实,而不去深入考察运动本身的内容。于是他就证明,他完全不清楚“青年美国”和美国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除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那些地方以外,我们现在还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如何用使全人类获得幸福这种华丽的词句来装饰土地运动中提出的美国地产析分计划。

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9页。

29.海因岑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想说的废话,另一种是他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词句就越糟糕。他始终未能找到恰当的词语,因而语言显得拙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承认他是自己的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那固执的信念总是使他说出一些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想说的废话,另一种是他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3—674页。

30.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也表达不出他们叨念的那套无聊乏味、又臭又长的废话

但是,要想恰当地评价他们,就必须去读他们的大作的原本。用任何一种别的语言,甚至用至少发着独特的odeur de mauvais lieu〔臭气〕的十二月式的法语,也表达不出他们叨念的那套无聊乏味、又臭又长的废话。也许有人以为他们只是在讲隐语,因为他们是在同警察捉迷藏;可是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们讲的都是他们所要说的,只不过极巧妙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把顺逆两种方法配合起来使用罢了;他们在浩如沧海的白水里只注入微乎其微的一滴药剂。

马克思:《普鲁士状况》(1858年10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658页。

31.卢格和海因岑依然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可笑的风格和文体等等

《快邮报》使我感到非常有趣。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过象《阿•卢格致卡•海因岑》这样十足的庸俗议论了。我没有想到,即使是卢格和海因岑这样的两个蠢驴,也能钻出三年的革命漩涡而依然故我,依然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可笑的风格和文体等等。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10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22页。

32.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问题,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工人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问题,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嘲笑尤里•查茨基之流的文风,而中学生对此却十分“迷恋”)。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特别明显地证明这个真理: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漂亮空话。

列宁:《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103—104页。

33.关于青年派的信条,通篇都是言之无物的辞藻,简直使我吃惊。这不是信条,纯粹是无聊的文字堆砌

在阿纽塔寄来的书中,我特别喜欢梅林的著作;我刚看完这部书的第2卷,感到非常非常满意。关于青年派的信条,通篇都是言之无物的辞藻,简直使我吃惊。这不是信条,纯粹是无聊的文字堆砌!我打算对它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评论。

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1899年8月25日),《列宁全集》第5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11页。

34.用生动的通俗方法来说明问题,叙述的语调和风格使人感到清新。有鲜明的战斗性

这份报纸给人的印象很好。可以预期,用生动的通俗方法来说明问题这一难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叙述的语调和风格使人感到清新。有鲜明的战斗性。

列宁:《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05年9月15日),《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86页。

(四)生动具体,尖锐泼辣,不漫骂恐吓|返回本层目录

1.埃德加尔先生把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议硬塞在他的论敌口中

埃德加尔先生甚至根本没有想到,可能会有人抨击他的关于对立面的批判的观点,可能会有人来亵渎这些圣物,结果他就把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议硬塞在他的论敌口中。

批判的批判所臆造的论敌问道:“除了自由、平等这一类已有的概念而外,难道还可能运用什么其他的概念吗?我的回答是(注意埃德加尔先生的回答)[7],倘若以希腊语和拉丁语为表达手段的思想一旦穷尽,这两种语言也就立刻死亡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批判的批判没有用德语给我们提出任何一种完整的思想。表达它的思想的语言还没有产生,所以怪不得赖哈特先生批判地处理一些外国字,法赫尔先生批判地处理英语,埃德加尔先生批判地处理法语,从而为创造一种新的批判的语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6页。

2.除了开头40页有些困难的辩证法的东西外,这部书还是容易理解的,并且由于作者对谁也不宽恕的讽刺的文笔,甚至是有趣的

无论读者对于作者的社会主义观点抱什么态度,我们相信上述一切还是可以向他指出:读者在这里所读到的是远远高出于现今一般社会民主主义书刊的一部著作。我们还要指出:除了开头40页有些困难的辩证法的东西外,虽然有极严格的科学性,这部书还是容易理解的,并且由于作者对谁也不宽恕的讽刺的文笔,甚至是有趣的。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莱茵报”作》(1867年10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40页。

3.没有神气,没有风格,只有象“毒蛇”、“雇佣凶手”、“大肆屠戮”这一类最可怜的词令!

现在出现了被《祖国报》称之为diiminorum gentium的法农—卡佩隆—古泰的宣言,具有同样的内容,正如《祖国报》正确指出的那样,但是,没有神气,没有风格,只有象“毒蛇”、“雇佣凶手”、“大肆屠戮”这一类最可怜的词令!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0年12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69页。

4.“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优越性”就是摆脱了理论的束缚,他们的主要技巧就是善于讲些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要制定纲领,不管怎样总得发表意见。比如说,必须彻底抛弃“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除了城市无产阶级不存在其他革命力量的教条”。“教条”是一个多么方便的字眼!只要把论敌的理论稍加歪曲,只要用“教条”这个唬人的字眼掩饰这种歪曲,那就万事大吉了!

列宁:《革命冒险主义》(1902年8月1日和9月1日[8月14日和9月14日]),摘自《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76页。

5.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法国的一句格言: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

《火星报》殷勤地把“肮脏的拖把”和“造谣中伤的懦夫”等等安在我们头上。这正象恩格斯以前形容某一类流亡者的论战那样:“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JedesWort-ein Nachttopf und keinleerer)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法国的一句格言: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现在就请公道的读者冷静地考虑一下:喧嚣是怎样引起的。

列宁:《色厉内荏》(1905年7月13日[26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136页。

6.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

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和色厉内荏。

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谈谈统一问题)》(1914年6月24日[7月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21页。

7.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602页。

8.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

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根据《泰晤士报》的通讯等等,稍微多写些叙述性的和具有特色的东西,是容易做到的。这一点我不能作补充,因为这样会造成文风上的不协调。否则德纳会任意在我们的文章里添一些极其无聊的东西。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12页。

9.现代风格生动具体,措辞锋利,色调丰富,因而为每个青年作家自由发展各自的才能开辟了天地

青年文学有一种武器,这种武器使它不可战胜,并将一切青年天才集合于它的旗帜下。我指的是现代风格。现代风格生动具体,措辞锋利,色调丰富,因而为每个青年作家自由发展各自的才能——不管是小溪还是大河——开辟了天地,而不使他们自己的特色,只要他们具有这种特色,掺杂太多的别人的东西,诸如海涅的尖酸,或谷兹科夫的讥讽。令人高兴的是看到每个青年作者都力求把握住具有傲然飞腾着的激情焰火的现代风格,焰火到达顶点后,洒下阵阵五彩缤纷的、富有诗意的火花雨,或者迸射出噼啪作响的智慧火星。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我的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莱茵年鉴》上的那几点评论。这些评论是新的文学时代对完全没有德国诗歌的莱茵地区所产生的影响的第一个表征。这里,整个现代风格有明有暗,有其首创的然而恰当的特征,有笼罩着它的彩虹般的富有诗意的霞光。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我们的作家就不仅可以说:le style e'est l'homme,而且可以说:le style c'est la littérarure。现代风格,如同路•维尔不久前所指出的,不仅带有以往的文学巨匠们各种风格相互渗透的烙印,而且带有艺术创作和评论、诗歌和散文相互渗透的烙印。我们发现在文巴尔克的《当代剧作家》中这些成分相互渗透得最深。在这里诗人变成了批评家。对奎纳的《性格》的第二卷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如果它的风格能更好地保持下去的话。德国的风格经历了一个辩证的间接表现的过程;从我们的散文的朴素直率中产生了理性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顶峰就是 歌德 的有如大理石那样优雅精妙的风格,还产生了幻想和激情的语言, 让•保尔 向我们展示了这种语言的全部光辉。白尔尼是间接表现手法的创始人,尽管他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巴黎来信》中,理性的成分还占主导地位;而 海涅 在诗的方面是自由的。间接表现手法在现代风格中已经形成。幻想和理性如果没有意识的参与就不会交融在一起,但也不会尖锐地相互对立;它们结合于风格之中,就象结合于人的心灵之中一样。由于这种结合是自觉的,因而是牢固的、真正的结合。因此,我不赞同维尔的看法,维尔总是硬说现代风格具有偶然性。我认为它是有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发展。

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4—75页。

10.他的思想富有诗意,是个非常善于讽喻的人;他的语言独标一格,所用词汇不同凡响

我研究的新课题是雅科布•伯麦,这是一个沉郁而又深邃的人。如果想对他有所了解,非得下一番功夫不可。他的思想富有诗意,是个非常善于讽喻的人;他的语言独标一格,所用词汇不同凡响;他不说存在物,本质〔Wesen,wesenheit〕,而说痛苦〔Qual〕;他把上帝叫作无根据〔Ungrund〕和根据〔Grund〕,因为上帝自身的实存既无根据又无开端,而上帝本身是自己的以及一切其他生命的根据。到目前为止,我只弄到了他的三篇作品;在开始阶段这倒也够了。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1838年9月17—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420页。

11.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

18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泼辣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这些政论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往往要比那些文字枯燥无味,几乎完全没有选择适当的事实来加以说明,而仅仅是转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合适千百倍,此类转述充斥我们的出版物,并且常常歪曲(这是无庸讳言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