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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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文艺与文化理论的哲学基础|返回目录

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论|返回目录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返回目录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 客体 的或者 直观 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 人的感性活动 ,当做 实践 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 能动的 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 对象性的 [gegenst?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 实践的 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 纯粹经院哲学的 问题。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 变革的实践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

费尔巴哈不满意 抽象的思维 而诉诸 感性的直观 ;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 实践的 、人的感性的活动。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 人的 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 孤立的 ——人的个体;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 自然地 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 社会的产物 ,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直观的 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 ”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 人类 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3—506页。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返回目录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 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1)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2)(3)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2]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3]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8—594页。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返回目录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1.生产

(α)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 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 一起 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 生产一般 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 一般 ,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M—3]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 特殊的生 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 总体 。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 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 生产率程度 ——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M—4]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 资产阶级 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 一般人类 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的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 无财产 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凯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关于第二点 。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M—5]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 一般条件 ,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5]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M—5]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做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的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 生产的消费 。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就是否定”。

[M—7]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 成为 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 新的 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M—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 在观念上提出 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 首先 ,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 素质 ,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 直接的同一性 :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国民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M—9]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一点在经济学中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

(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如此。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他说,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此外,把社会当做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M—9’]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 分配 ,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那么,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

(b)[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主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开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因此,利息和利润本身,就它们作为资本增长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生产本身的要素来说,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的分配形式[M—10]——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劳动一般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做]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像社会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的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M—11]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

[M—12]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同样也可以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根据他们生产即放牧的特点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放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行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地产的积聚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但是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在奴隶的场合,生产工具直接被掠夺。但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奴隶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地产同社会生产处于和谐中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地产,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地产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财产却又积聚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

[M—13](c)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 交换 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 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当然,生产 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 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M—14]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 占有 ,而没有 所有权 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M—17]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M—18]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M—19]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 在科学上 也决不是在 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 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M—20]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 股份公司 。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M—21]4.生产。

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 战争 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 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 [6],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 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 东西,总之, 派生的、转移来的 、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 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

(5) 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 ,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 美国 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 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 。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 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 ;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1)[7]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M—22]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 一种 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6页。

(四)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返回目录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为这一结果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1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76页。

(五)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返回目录

(1913年3月)

马克思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有害的宗派”。也不能期望有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 全部 官方的和自由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 辩护 ,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像期望厂主在应不应该减少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问题上会采取公正态度一样,是愚蠢可笑的。

不仅如此,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 离开 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 继续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的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 唯物主义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科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它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全力来“驳倒”、败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为宗教辩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特别是用黑格尔体系(它又导致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主要的就是 辩证法 ,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不管那些“重新”回到陈腐的唯心主义那里去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怎样说,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都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 人类社会 的认识。马克思的 历史唯物主义 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正如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发展着的物质那样,人的 社会认识 (即哲学、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观点和学说)反映社会的 经济制度 。政治设施[9]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看到,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 劳动价值论 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过市场发生的联系。 货币 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 资本 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工人用工作日的一部分来抵偿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则是无报酬地劳动,为资本家创造 剩余价值 ,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的胜利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是在农业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优势日益扩大,采用机器愈来愈广泛,农民经济纷纷落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造成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品却被一小撮资本家所占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创造着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最初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的经验,使工人一年比一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了马克思这一学说的正确性。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 自由 ”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 空想 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没有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 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 阶级斗争 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战胜农奴主阶级而赢得政治自由,没有一次不遇到拼命的反抗。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 阶级斗争 学说。

只要人们还没有学会透过任何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诺言,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 利益 ,那他们始终是而且会永远是政治上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只要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设施,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在支撑着,那他们总是会受旧事物拥护者的愚弄。要粉碎这些阶级的反抗, 只有一个 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可以(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来说 应当 )成为能够除旧立新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制地成长壮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4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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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论|返回本层目录

(一)历史的、唯物的方法与经济的决定作用论|返回本层目录

1.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则“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 精神的 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10]。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2—303页。

2.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2页。

3.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自觉的意图,都有预期的目的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302页。

4.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性:历史上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暂时阶段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70页。

5.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1—302页。

6.现代唯物主义的任务就在于发现人类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

一旦了解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页。

7.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社会发展实际过程的关系:“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9—10页。

8.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11]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 劳动 ,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57—459页。

9.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最注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因此专门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分析。在概略地叙述了阐明这个学说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以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用这样一大段话开始了他的批判。

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他把那些早被遗忘或现在谁也不知道的经济学理论家搬出来,他对工厂视察员在各种报告中或专家在各种专门委员会上所陈述的证词中极其琐碎的细节也没有忽视;总之,他翻遍了数量惊人的实际材料,一部分用来论证,一部分用来说明他的经济理论。如果说他创立了‘崭新的’历史过程观,用新的观点说明了人类的全部过去,总结了至今有过的一切历史哲学理论,那他当然会同样竭尽心力地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会真正重新审查并批判地分析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研究世界历史的大量事实。同达尔文比较一下——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经常作这样的比较——就会更加确信这种看法。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虽然这种文献数量很大,传播很广。”

这一大段话清楚地说明人们多么不理解《资本论》和马克思。他们被马克思论述中的巨大论证力量所折服,只得奉承他,称赞他,同时却完全忽视学说的基本内容,若无其事地继续弹着“主观社会学”的老调。由此不禁令人想起考茨基在他的一本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著作中所选用的一段很恰当的题词:

谁不称赞克洛普施托克的美名?

可是,会不会人人都读他的作品?不会。

但愿人们少恭维我们,

阅读我们的作品时多用心![12]

正是这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应当少称赞马克思,多用心阅读他的著作,或者最好是更认真思索自己所读的东西。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结合起来的范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光辉词句和空洞内容结合起来的范例。这个评语是十分公正的。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读了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上述那一大段话,会以为这全部力量不过是用于最狭义的“经济理论”而已。为了更加渲染马克思表现自己逻辑力量的范围是狭小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着重指出“极其琐碎的细节”、“细心”、“谁也不知道的理论家”等等。这样一来,似乎马克思对于建立这些理论的方法,并没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实质性的新东西,似乎他使经济学仍然停留在过去经济学家原有的范围以内,并没有将它扩大,并没有对这门科学本身提出“崭新的”见解。然而凡是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这完全不符合事实。由此不禁令人想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16年前同一个庸俗的资产阶级先生尤·茹柯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马克思的评论[13]。那时,也许是时代不同,也许是感觉比较新鲜,不管怎样,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无论在笔调上或内容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原文是Das okonomische Bewegungsgesetz——经济运动规律〉’,卡·马克思曾这样谈到他的《资本论》并严格地坚持了他的主旨”,——1877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就是这样评论的。我们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这个批评家也承认是严格地坚持了的主旨吧。这个主旨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

这句话本身就使我们碰到几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为什么马克思却说“现代(modern)”社会呢?他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代”一词,按什么标志来特别划出这个现代社会呢?其次,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总是听见经济学家说:只有财富的生产才完全受经济规律支配,而分配则以政治为转移,以政权和知识界等等对社会的影响如何为转移——而这也就是《俄国财富》所属的那个圈子里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们喜爱的思想之一。马克思谈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并把这个规律叫作Naturgesetz——自然规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如此众多的社会学家写了大堆大堆的著作,说社会现象领域根本不同于自然历史现象领域,因此,研究前者必须采用十分特别的“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既然如此,那对马克思的话又怎样理解呢?

发生这些疑问是自然的,必然的;当然,只有完全无知的人,才会在谈到《资本论》时回避这些疑问。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且先从《资本论》的同一序言中再引一句话,这句话就在上述那句话的稍后几行。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象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些方法,象我们刚才听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说的那样,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

现在我们来分析《资本论》的这一基本思想,它是我们这位主观哲学家如此狡猾地企图加以回避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已经指出,从旧的(对俄国说来不是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在这种议论中,这些主观社会学家所依靠的是如下这类论据: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组织的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学家既然认为事物有合乎心愿的,有不合乎心愿的,他就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这也是同一个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的。)不仅如此,甚至谈不上什么发展,而只能谈由于……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 生产关系 ,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 暂且 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在《社会契约论》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体系中都是很明显的)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在其中生活了很多世纪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唯物主义关于思想进程取决于事物进程的结论,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其次,再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 生产关系 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14]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时,他们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 社会形态 这个基本概念。只有这种概括才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研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最后,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 科学 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对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其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任何因素来说明问题,同时却使人们有可能看到商品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本身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 骨骼 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仅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虽然他完全用生产关系来 说明 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1894年春夏),摘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02—112页。

10.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第1版,第669页。

11.“政治优势”不是“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

|[基本错误不在于此,而在于把 政治优势 ——不管它的具体形式如何或者它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如何——当作某种驾于社会之上的、以自身为基础的东西。]|……|[例如, 较好的武装 就已经是直接以 生产工具 (这些工具,例如在狩猎和捕鱼中,直接就同时是 破坏的工具 ,战争的工具) 的进步 为基础的因素]|

马克思:《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881年4—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647页。

12.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

如果摩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30页。

13.历史评价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关系

诚然,资本家的 愿望 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 愿望 ,而是要研究他的 力量 。研究那股 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8页。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10页。

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311—312页。

(二)唯物主义与认识论|返回本层目录

1.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15],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拘泥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7—280页。

2.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92页。

3.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这些人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1—2期合刊上登了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由此可以期待,这个杂志也能实现这后一种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联盟。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决不可能是战斗的,也决不可能是唯物主义。季米里亚捷夫在杂志第1期上不得不声明,各国已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抓住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爱因斯坦本人,用季米里亚捷夫的话来说,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主动的攻击。这不仅是爱因斯坦一人的遭遇,也是19世纪末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革新家,甚至是多数大革新家的遭遇。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非常成功,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其历史上无所作为和历史上沉睡不醒而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至今仍处于停滞和腐朽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当然,这样来研究、解释和宣传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方面的初步尝试不免要犯一些错误。但是,只有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入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现代的自然科学家从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黑格尔辩证法中可以找到(只要他们善于去找,只要我们能学会帮助他们)自然科学革命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的解答,崇拜资产阶级时髦的知识分子在这些哲学问题上往往“跌入”反动的泥坑。

唯物主义如果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并不断地完成这个任务,它就不能成为战斗的唯物主义。用谢德林的话来说,它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挨揍。不这样做,大自然科学家在作哲学结论和概括时,就会和以前一样常常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神速,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深刻的革命性变革的时期,这使得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8—30页。

4.我坚决反对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的市侩习气以及罗马人的无政府主义归咎于唯物主义

在您提出来的有关我们的分歧的问题中,我认为有些纯粹是误解。例如,我并没有象愚蠢的工团主义者那样想“驱逐知识分子”,或者否认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所有 这些 问题上,我们之间 不可能 有分歧;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们既然现在无法开会,就需要马上一起工作。通过工作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顺利地最终取得一致。

您打算为 《无产者报》 写点小东西(预告已寄给您了),我十分高兴。不过,您既然有重要的工作, 也不要打断

关于托洛茨基,我上次就想答复您,但是忘记了。我们(指这里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包括亚历·亚历·、我和“英诺”,他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工作人员)一开始就决定邀他参加《无产者报》的工作。我们曾写信给他,并给他拟好了一个题目。我们 一致同意 以“《无产者报》编辑部”的名义署名,希望把事情放在集体的基础上(例如我个人就和托洛茨基有过很大的争论,那是在1903—1905年他还是孟什维克的时候发生的一场相当激烈的争吵)。托洛茨基是不是不高兴这种形式我不知道,不过他寄来了一封信,不是他亲自写的,说“托洛茨基同志嘱托”通知《 无产者报 》编辑部,他很忙,不能写稿。

我看这是装腔作势。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他也是装腔作势。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和布尔什维克携手……

孟什维克在这里发出了出版《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6](月刊)的预告,在预告上署名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我弄到这个刊物后当即寄给您。斗争可能尖锐化。而托洛茨基却想“超越正在斗争的两派”……

关于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我想我和您的意见在实质上是不一致的。这里说的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的“经验……”者[17]也不否认这点),而是哲学唯物主义。我坚决反对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尔曼人的市侩习气以及罗马人的无政府主义归咎于唯物主义。作为哲学的唯物主义, 在他们那里处处遭到卑视 。最稳健高明的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对哲学漠不关心,它从来就不是哲学唯物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而在最近竟不加任何说明就刊登了经验批判主义者的文章。有人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我们的 那种 唯物主义中可以产生僵死的市侩习气,这是胡说八道!社会民主党中所有的小市民派别都是首先反对哲学唯物主义,而倾向于康德、新康德主义和批判的哲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论证的哲学,决不会容纳市侩习气。普列汉诺夫把 这方面的 斗争和派别斗争拉扯在一起,这有害于这种哲学。然而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应当把今天的普列汉诺夫和昔日的普列汉诺夫混同起来。

列宁:《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1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75—176页。

5.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18]

在第四章第1节里,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唯物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批判康德的角度是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批判康德的角度完全相反的。我们认为,在这里哪怕是简略地补充说明一下俄国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认识论立场,也是必要的。

在费尔巴哈的德国学生阿尔布雷希特·劳批判康德之后没有多久,俄国的伟大著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也是费尔巴哈的学生)第一次试图公开地表明他对费尔巴哈和康德的态度。早在上一世纪50年代,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就作为费尔巴哈的信徒出现在俄国文坛上了,可是俄国的书报检查机关甚至连费尔巴哈的名字也不许他提到。1888年,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准备付印的《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第3版序言中,试图直接指出费尔巴哈,可是书报检查机关即使在这一年也不准引证一下费尔巴哈!这篇序言直到1906年才和读者见面(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0卷第2册第190—197页)。在这篇《序言》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用了半页篇幅来批判康德和那些在自己的哲学结论中追随康德的自然科学家。

请看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8年的精彩论述:

“那些自以为是无所不包的理论的创造者的自然科学家们,事实上仍不过是建立了形而上学体系的古代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那些被谢林部分地破坏了而又被黑格尔彻底地破坏了体系的思想家的学生,而且往往是些拙劣的学生。只要提一提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大多数企图建立关于人类思想活动规律的广泛理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在重复康德关于我们知识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落后于恩格斯的,因为他在用语上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同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对立混淆起来了;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完全保持恩格斯的水平,因为他不是责备康德的实在论,而是责备康德的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不是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责备康德不能够从这个客观的泉源引出我们的知识。〉,都照着康德的话说: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同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没有相似之处〈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康德的批判同阿芬那留斯和马赫以及内在论者对康德的批判完全相反,因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我们感性知觉的形式和对象的真实的即客观实在的存在的形式有相似之处。〉,因此,真实存在的对象、它们的真实的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是我们不可认识的〈告诉那些把什么都搞乱的俄国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对象——用康德的过分矫饰的话来说就是‘自在之物’——是 真实 存在的,是我们 完全 可以认识的;不论是它们的存在,或是它们的质,或是它们之间的真实的关系,都是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可以认识的,它们也不能成为我们思维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思维把一切知识材料放到了和真实存在的形式完全不同的形式中;思维规律本身也只有主观的意义〈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思维规律不是只有主观的意义,也就是说,思维规律反映对象的真实存在的形式,和这些形式完全相似,而不是不同。〉;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因为既没有先行的,也没有后继的,既没有全体,也没有部分,等等〈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就象在任何一个唯物主义者看来一样,在现实中,有着我们以为是因果联系的东西,有着自然界的客观的因果性或必然性。〉。当自然科学家不再说诸如此类的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创立出比费尔巴哈提出的概念体系更加精确完备的概念体系〈告诉糊涂人马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把 一切 背弃唯物主义而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言论都叫作形而上学的胡言乱语。〉。然而目前对有关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的叙述,仍然是费尔巴哈作得最好。”(第195—196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摒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人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76—379页。

6.应当把它叫作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关于物质及其构造的学说,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写些文章,这是一剂良药,可以为“俄国的不定型的灵魂所吞服的毒素”解毒。不过您把这种毒素叫作“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应当把它叫作 唯心主义 和不可知论。

要知道,马赫主义者把唯物主义叫作形而上学!而现在恰好又有 一群 现代十分著名的物理学家, 针对 镭和电子等等的“奇迹”的出现,抬出了 ——最粗陋的神,但又是最精巧的神,即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列宁致阿·马·高尔基》(1913年2月14日和25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242—243页。

7.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评价经验批判主义

第一,首先必须把这种哲学的理论基础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加以比较。本书前三章所作的这种比较,从认识论问题的 各方面 揭露了用新的怪论、字眼和花招来掩饰 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旧错误的经验批判主义的 十足反动性 。只有那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的人,才会侈谈经验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第二,必须确定经验批判主义这个哲学专家们的小学派在现代其他哲学学派中的地位。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从他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全盘地“清洗经验”,其实他只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第三,必须注意到,马赫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门类中的一个学派有着无可怀疑的联系。一般自然科学家以及物理学这一特别门类中的自然科学家,极大多数都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但是也有少数新物理学家,在近年来伟大发现所引起的旧理论的崩溃的影响下,在特别明显地表明我们知识的相对性的新物理学危机的影响下,由于不懂得辩证法,就经过相对主义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现今流行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就象不久以前流行过的生理学唯心主义一样,是一种反动的并且使人一时迷惑的东西。

第四,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2000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它拥有庞大的组织,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效劳,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74—375页。

8.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凡是多少读过一些哲学著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未必能找到一个不直接或间接地驳斥唯物主义的现代哲学(以及神学)教授。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从“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19]、自然科学等等角度来驳斥唯物主义的。我不引证他们的话了,谁只要愿意,都可以从前面提到的著作中引证几百段话。我只提一提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切尔诺夫[20]以及其他马赫主义者用来攻击唯物主义的那些论据。马赫主义者这个名词比较简短,而且在俄国的著作中已经通用,我将到处把它作为“经验批判主义者”的同义语来使用。恩斯特·马赫是现在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认的[21];至于波格丹诺夫和尤什凯维奇同“纯粹的”马赫主义背离之处则完全是次要的,这一点将在后面说明。

这些人对我们说,唯物主义者承认某种不可想象的和不可认识的东西——“自在之物”,即“经验之外的”、我们认识之外的物质。唯物主义者由于承认彼岸的、在“经验”和认识范围之外的某种东西而陷入了真正的神秘主义。当唯物主义者说什么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感觉的时候,他们是以“未知的东西”、“无”作为基础的,因为他们自己就声明我们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泉源。唯物主义者陷入了“康德主义”(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他承认“自在之物”即在我们意识之外的物的存在),他们把世界“二重化”,宣扬“二元论”,因为他们认为在现象后面还有自在之物,在直接的感觉材料后面还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物神、“偶像”、绝对者、“形而上学”的泉源、宗教的孪生兄弟(如巴扎罗夫所说的“神圣的物质”)。

这就是上述那些著作家用各种不同的调子一再重复的马赫主义者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

为了考证这些论据是不是新颖的,它们是不是真的只反对一个“陷入康德主义”的俄国唯物主义者,我们来详细地引证一下一个老牌唯心主义者乔治·贝克莱的著作。由于马赫主义者不正确地陈述了马赫和贝克莱的关系以及贝克莱的哲学路线的实质,而我们在后面又不得不屡次提到贝克莱及其哲学流派,所以在这篇绪论中作这种历史考证就更有必要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3—14页。

9.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本版除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和第一版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是一本和俄国“马赫主义者”进行论战的著作,可是我希望,它作为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以及介绍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所得出的哲学结论的参考书,将有所裨益。至于亚·亚·波格丹诺夫的一些近作,我没有机会阅读,书末附载的弗·伊·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提出了必要的意见[22]。弗·伊·涅夫斯基同志不仅是一位宣传家,而且特别是一位党校工作者,因此,他有充分的可能确信,亚·亚·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23]的幌子下贩运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观点。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1页。

10.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许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今年在我们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真正的讨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书,这四本书主要是并且几乎完全是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其中,首先是190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巴扎罗夫、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格尔方德、尤什凯维奇、苏沃洛夫的论文集《关于〈?应当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其次是尤什凯维奇的《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别尔曼的《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和瓦连廷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所有这些人都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然而所有这些因敌视辩证唯物主义而联合起来的人(尽管政治观点截然不同)在哲学上又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别尔曼说,恩格斯的辩证法是“神秘主义”。恩格斯的观点“过时了”,——巴扎罗夫随便一说,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看来被我们的勇士们驳倒了,他们自豪地引证“现代认识论”,引证“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甚至引证“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我们的这些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消灭的人,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公开的信仰主义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24]),可是到了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态时,他们的全部勇气和对自己信念的任何尊重都立即消失了。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根本不去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按照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公正说法,这真是“跪着造反”。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又不敢或者是没有能力公开、直率、坚决、明确地“清算”被他们抛弃的观点,才获得了这种不好的名声。正统派在反对马克思的过时见解(例如梅林反对某些历史论点[25])时,总是把话说得非常明确。非常详细,从来没有人在这类论著中找到过一点模棱两可的地方。

不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中也有一句近似真理的话。那句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也许我们〈显然就是《论丛》的全体撰稿人〉错了,但我们是在探索。”(第161页)这句话的前半句包含着绝对真理,后半句包含着相对真理,这一点我将在本书中力求详尽地指出来。现在我只指出一点: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是用几个“正在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讲话,那么,他们对自己和对马克思主义就显得尊重些了。

至于我自己,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索者”。这就是说,我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索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发表一种非常混乱、含糊而又反动的言论的人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1908年2—10月),摘自《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7—9页。

11.《路标》所攻击的只是代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且仅仅因为他们真正参加了这个运动

实际上,《路标》所攻击的只是代表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而且仅仅因为他们真正参加了这个运动。《路标》疯狂地攻击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一小股地下派别公开露了面,获得了众多的追随者,并且一时成了思想权威,甚至成了现实的巨大力量”(第176页)。当“知识分子” 只不过 是一小股地下派别,还没有获得众多的追随者,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巨大力量的时候,自由派曾经同情过他们,有时还暗中帮助过他们;这就是说,当民主派还没有使真正的群众行动起来的时候,自由派是同情民主派的,因为不发动群众,民主派就只能为自由派的自私目的效劳,只能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去逐步掌握政权。当民主派把业已开始实现 自己的 任务,捍卫 自己的 利益的群众吸引过来时,自由派就同民主派分道扬镳了。在反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叫嚣的掩护下, 立宪民主党所攻击的实际上是群众的民主运动 。《路标》中明显地揭露这一点的地方不胜枚举,其中一处就是:他们宣布法国18世纪末伟大的社会运动是“相当持久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典范,而且这种革命精神的潜力充分表现出来了”(第57页)。

说得真好啊,不是吗?请看,法国18世纪末的运动不是最深刻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运动的样板,而是“知识分子”革命的样板!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民主任务从来都离不开与之 相同 类型的运动,因此十分明显,自由派的思想领袖正是在同民主派决裂。

列宁:《论〈路标〉》(1909年12月13日〔26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2版,第170—171页。

12.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

《俄国财富》[26]对社会民主党人发动进攻了。这个杂志的头目之一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还在去年第10期上就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随后出现了谢·克里文柯先生的《论文化孤士》一文(第12期)和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文学和生活》一文(1894年《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至于杂志本身对我国经济现实的看法,谢·尤沙柯夫先生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文(第11期和第12期)中已作了最充分的叙述。这些先生在他们的杂志上总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其实他们是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现在我们就把这些“人民之友”,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策略仔细考察一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1894年春夏),摘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02页。

13.问题不在于您主观上“想”把这种要求“理解”成什么。问题在于爱情上的阶级关系的客观逻辑

亲爱的朋友:恳切建议您把小册子的提纲[27]写得详细些。不然,很多地方意思不明确。

有一个意见现在就应该提出来:建议把第3节“(妇女)要求恋爱自由”全部删掉。

这的确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实际上,您是怎样理解这个要求的呢?这个要求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1.在爱情上物质上的(钱财上的)考虑?

2.同时物质上的操心?

3.摆脱宗教偏见?

4.摆脱父母等等的限制?

5.摆脱“社会”的偏见?

6.摆脱(农民或者小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天地?

7.摆脱法律、法院和警察的束缚?

8.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

9.摆脱生育子女的义务?

10.通奸的自由?等等。

我列举了许多(当然不是全部)不同的理解。您所理解的当然不是第8—10点,而是第1—7点,或者 类似 第1—7点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指第1—7点,那就应当选择另一种说法,因为恋爱自由这种说法不能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

小册子的广大读者 必然 会把“恋爱自由”理解为类似第8—10点的东西,以至 违背您的本意

正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那些最能说会道、爱吵爱闹、“高高在上”的阶级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是第8—10点,所以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要求。

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最重要的是第1点和第2点,其次是第1—7点;其实这并不是“恋爱自由”。

问题不在于您 主观上 “想”把这种要求“理解”成什么。问题在于爱情上的阶级关系的 客观逻辑

列宁:《列宁致伊·费·阿尔曼德》(1915年1月1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69—70页。

(三)辩证法与认识论|返回本层目录

1.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28]以后,就只从事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怪物;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29]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30]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 事物 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辐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 是倒退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6—301页。

2.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的《赫拉克利特》一书第3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为此,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作斗争 [31])。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 +- ,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正电和负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术语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二者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 包括 精神的和社会的)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 相互排斥的 、对立的倾向。要认识在“ 自己运动 ”中、自生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 以及 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第一种运动观点,运动,它的力、它的泉源、它的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 外部 ——移到上帝、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按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运动的 泉源 上。

第一种观点是僵死的、平庸的、枯燥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 注意 :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 关系 :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矛盾(或 一切 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 既是 生长 又是 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 任何一个命题 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 辩证法:个别 (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韦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房屋。”——“ο ràρ ν εημεν ενα τινα οχαν παρà τòs τινòs οχαs.”)。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过渡而与另一 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 已经 有自然界的 必然性 、客观联系等概念的因素、胚芽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我们在说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 是树叶等等时,就把许多特征作为 偶然的东西抛掉 ,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 任何 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 一切 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 任何 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过渡、转化、相互联系。辩证法(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 实质 )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摘自《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305—308页。

3.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

辩证法是 活生生的 、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整体的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 缺陷 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 不过是 胡说。相反地,从 辩证 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 片面地 、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 脱离了 物质、 脱离了 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和“”)哲学唯心主义是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而通向僧侣主义的 道路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 认识论的 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 无实花 ,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树上的一朵无实花。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摘自《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308—311页。

4.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32]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那一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同宇宙的总体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看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接、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4—26页。

5.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 流动 ,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33]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24页。

6.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

这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9页。

7.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

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 随时随地 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了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 规律 ,而关于 自然规律的永恒性 ,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因此,耐格里说,人们如果不愿意只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把永恒的东西和它混在一起,就会把有限的东西弄得不可理解,这表明,他不是否认了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便是否认了它们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有一个重大的障碍。正如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纯粹有限的东西所组成一样,绝对地进行认识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一个挨一个地和一个跟一个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途径行进,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普利斯特列)。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是被双重的困难围困着,就其本性来说,它只能在一个无限的渐近的进步过程中实现。这已经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可以认识,又不可以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77—578页。

8.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

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不会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页。

(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返回本层目录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日—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02—603页。

2.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 全部 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 剩余价值 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而成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 马克思 。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4—546页。

3.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任何对政治经济学、工业、工人状况、文化史和社会立法感兴趣的人,无论他抱什么观点,都不能不读这本书(《资本论》)。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新巴登报”作》(1868年3月2日和13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62页。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象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现在有人读了《资本论》,竟在那里找不到唯物主义,还有比这更可笑的怪事吗!唯物主义在哪里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带着实在莫名其妙的神情问道。

他读了《共产党宣言》,竟看不出那里对现代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看不出那里甚至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是在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

他读了《哲学的贫困》,竟看不出那里对蒲鲁东社会学的剖析,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的,看不出对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各种历史问题的办法的批判,是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的,看不出作者本人谈到应该在哪里寻找材料来解决这些问题时,总是举出生产关系。

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凡熟悉马克思的人,都会反问他: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大概只有等到某个卡列耶夫的某本玄奥的历史著作在“经济唯物主义”这个条目内,用相应的号码标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著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些著作吧。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1894年春夏),摘自《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第112—113页。

4.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辩证法

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此。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第1版,第276页。

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 方法 ——即 辩证方法 ——的诠释而已。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第1版,第338页。

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 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页。

5.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尴尬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说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的《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资本论》第一卷)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 不是 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 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 之后 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 我的 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 没有 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80—281页。

6.《资本论》与“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做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做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不偏不倚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做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形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的文章(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极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唯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像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做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23页。

(五)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及经济的决定作用论教条化、庸俗化|返回本层目录

1.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此外,有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有大量劳动力与资本隔绝或者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因而它们已经不仅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本身,而是一概处于完全不稳定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0页。

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2页。

2.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恩格斯致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91页。

3.要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不应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

很遗憾,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而给您写一封您可以用来反对巴尔先生的信。[34]这会使我卷入同他的公开争论,而我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因此,我给您写的东西只供您个人参考。

况且我完全不了解您所谓的北方妇女运动。我只看过易卜生的几出戏剧,因此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追名逐利的妇女们有点歇斯底里地彻夜读书,这是否要由易卜生负什么责任。

可是,人们习惯于叫做妇女问题的范围很广,在一封信里要把它讲透彻或者哪怕是讲得少许令人满意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决不会“采取”巴尔先生强加于他的“观点”。他不可能得出如此荒谬的东西。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一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集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力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象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现在再回到我们开头谈的,即巴尔先生的问题,我必须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德国,人们彼此相处非常庄重。看来,俏皮和幽默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严格禁止,而沉闷却成了公民的义务。否则,您无疑会稍微细致地考察一下巴尔先生的失掉一切“历史发展”特点的“妇女”的。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因为它必定是白色或黑色、黄色、棕色或红色的,——因此,她不会有人类的皮肤。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是卷的或波纹的、弯的或直的;是黑色、红黄色或淡黄色的。因此,她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头发。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统统去掉,“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那就让巴尔先生把这个“容易感触到和看清楚的”雌类人猿,连同其一切“自然本能”抱进自己的被窝里去吧。

恩格斯:《恩格斯致恩斯特》(1890年6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09—412页。

4.“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按照其他方式分配。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 数量 ,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 开始 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 总方向 。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挺身而出,甚至可能抓住在他那一流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空话的东西。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的程度。反社会党人法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强大得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对于从1878年以来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我们的工人,而且仅仅对他们,我抱有绝对的信任。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但是这一切都将被克服,我们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克服,因为我们的青年人确实是坚韧不拔的,此外,还因为柏林这个未必能很快摆脱它特有的习气的城市,和伦敦一样,在我国不过是形式上的中心,而不象巴黎在法国那样。我常常生法国和英国工人的气,虽然我了解他们犯错误的原因,而从1870年起,从来没有生德国人的气,对代表他们说话的个别人确实生过气,但是对又走上轨道的群众却从来没有过。而且我敢打赌,我永远不会对他们生气。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32—434页。

5.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84页。

6.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来判定您的第一个主要论据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60—461页。

7.相同的经济基础由于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94—895页。

8.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政治运动的反作用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86—487页。

9.应超越“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观”:“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 必须这样做 。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

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观,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

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 历史 有任何 影响 。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8—659页。

10.反对“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59页。

11.重视对具体经济活动的研究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将是做得很对的。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如果您随时注意,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的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在实践中会熟悉全部机构,并且会不得不注意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收到的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候而已。当时问题是在于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84—485页。

12.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他(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0—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6—467页。

13.重视对具体的社会状况的研究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了。他用了25年工夫来从各方面研究社会状况,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总是包含有一些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不满足于此。这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东西在关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方面虽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东西,可是却给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明确具体的神奇药方。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页。

14.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做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3页。

15.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做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33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 答案 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 问题 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

……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 事实 是他最早发现的。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23页。

16.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

卡列也夫先生的著作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象是土地占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也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象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象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之流,认为妻的动产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马克思:《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1878年10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43—344页。

17.不能拘泥于日常经验

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会总是奇谈怪论了。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页。

在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利润的粗浅的经验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普通资本家的看法中得出来的,是和亚当·斯密自己的较为深刻的内在的见解完全矛盾的。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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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质生产”及其所包含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总论|返回本层目录

(一)物质生产及其所包含的关系论述片段摘录|返回本层目录

1.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人的关系 回归于人自身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 利己的独立的 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 公民 ,归结为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 类存在物 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 社会 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 政治 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页。

2.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在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把神秘的纱幕揭掉。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著者亲自修订)(1872年9月—1875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7页。

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7页。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35]。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36],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相互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4页。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 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第5页)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第11页)

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第35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6页。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约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3页。

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相关论述片段

因为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相反,必然从这样的生产部门开始,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第1册第23页)

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第1册第296页)

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 社会 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 自然 打交道。(第2册第260页)

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 交换价值 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 社会 存在。(第3册第326—327页)

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第3册第416—417页)

对动物和植物来说,这种前提就是它们外部的自然界,——因而既包括无机的自然界,也包括它们同其他动植物的关系。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也同样遇到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界(特别是已经转化为他自己活动的工具的自然要素)以及生产者彼此间的一定关系。(第3册第32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2、3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73年版,1974年版。

4.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相关论述片段

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 使用价值 ,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第124—125页)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 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第393页)

共同体(部落体)的特殊形式和与它相联系的对自然界的所有这二者的原始统一,或者说,把生产的客观条件当作自然存在,当作以公社为媒介的单个人的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形式,——在一定的 生产方式 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总是表现为家庭劳动,常常是表现为公社劳动)。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

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第495—496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论述片段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第23页)

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不管这种表现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真正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末这还是由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第29页注释①)

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一点也很明显,因为对于德国人说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可靠的感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也没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可供参考,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第33—34页)

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一般地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第35页)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主要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第41页注释①)

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第43页)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第50页)

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第73页)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第80页)

至于说到这段话的 内容 ,那末不清楚为什么劳动并不从来就是它应当成为的东西,为什么它现在就应当成为这样的东西,或者说为什么它应当成为那种直到现在都由于必然性而还没有成为的东西。诚然,直到现在,人的本质同人和自然界之间的两极对立,还没有得到解释。(第571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第1版。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关论述片段

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 实证的人 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第112页)

人同自身以及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第165页)

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 男人女人的关系 。在这种 自然的 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 自然的 规定。(第184页)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 解决……(第185页)

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 联系的纽带 ,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 合乎人性的 存在的 基础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第187页)

如果 货币 是把我同 人的 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 纽带 的纽带吗?(第245页)

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 现实的个人 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 特定表现 。(第247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二)直接的物质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基本立足点|返回本层目录

1.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3页。

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作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37]。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剽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研究这个观点已经够忙了,单是这一点,我们党就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那样深的程度。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日—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525—526页。

3.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历史什么事情 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 在任何战斗中 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 ,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 自己 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 不过是 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118页。

4.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1884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16页。

5.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 分配 社会劳动的 必要性 ,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 一定形式 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 它的表现形式 ,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 形式 。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 私人交换的 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 交换价值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4月第1版,第289页。

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0页。

6.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 资产阶级 )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15页。

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1875年1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627页。

7.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 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 诞生 、关于他的 形成过程 ,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6页。

8.劳动是人的能力的实现

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象亚·斯密一样(虽然斯密有一次出于幽默把牛称为生产劳动者),强调指出劳动是 人的 、而且是社会规定的 人的活动 ,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 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李嘉图引用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下面一段话来反驳萨伊,这段话,正如他明确地声明的那样,也表达了他本人的见解:

“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人的能力〉 的运用,某种劳动 〈可见,劳动是 人的 能力的实现〉,是我们唯一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 一切 东西 确实 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 ,如果它们有 价值 ,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 李嘉图 ,同上第334页)

由此可见,商品所以有价值,一般说,物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们是人的[848]劳动的 表现 ——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物,而是因为它们是社会劳动的化身。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197—198页。

9.工业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 工业 的已经生成的 对象性 的存在,是一本 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 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 心理学 ;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 本质 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IX],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 人的类活动 。在 通常的、物质的工业 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 特殊 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 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 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 真正的 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 需要 ”、“ 一般需要 !”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 高傲地 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2—193页。

10.“活动”比“物”更重要:“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通过新的活劳动而得到保存

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动的某种 一定产品 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

马克思:《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15页。

[V—175a]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的表现就在于,它利用、消耗材料和工具时,以某种形式把它们保存下来,从而把物化在其中的劳动,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保存下来;正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或不是要重复进行的过去劳动的产物的劳动的一切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劳动的这种自然力(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是 资本的力量 ,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此,资本是不给它报酬的,正象资本并不因工人会思考而付给他报酬一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514—515页。

[(b)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通过新的

活劳动而得到保存]

……

活的劳动时间再生产出来的,只是物化劳动时间(资本)的这样一部分,这一部分表现为对活劳动能力的支配权的等价物,因而,作为等价物,它必须补偿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补偿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必须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活的劳动时间在此之外生产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新的创造,并且是新的价值创造,因为这是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物化。至于原料和工具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被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并 不是劳动的量 的结果,而是劳动作为劳动的 的结果;而且劳动的一般的质,并不是劳动的特殊技能,不是特别规定的劳动,而在于 劳动乃是作为劳动的那种劳动 ,——这种质是不用特别支付报酬的,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的交换中已经购买了 这种质

然而,这种质(劳动的特有使用价值)的等价物,却是单纯用生产这种特有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的 来计量的。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使用,赋予原料以形式,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劳动量;此外工人所追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即工具被用作工具,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过程,即工具和原料同劳动接触,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从而成为活劳动的物化,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由于这种情况,原料和工具就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体就是物化劳动时间。物化[在原料和工具中的]劳动时间不再以片面的物的形式存在,从而不再作为单纯的物受到化学等等过程的破坏,这是因为物化劳动时间成了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手段和对象。

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 外在形式 (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已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象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的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可是,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劳动的条件时,它们本身又复活了。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本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为活劳动的 对象性 (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 物的 条件)。

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象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III—41]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

如果棉花变成纱,纱变成布,布变成印染布等,印染布再变成比如说衣服,那么,(1)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等等);(2)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品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

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它在一种使用价值上消失,是为了 进入更高级的形式,直到物品成为直接的消费品 。但是,当棉花变成纱的时候,棉花就被置于同下一种劳动的一定关系之中。如果下一步劳动不进行,那么,不仅已经赋予棉花的形式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以前的劳动没有得到新劳动的确认,而且连物质也要腐坏,因为这种物质在纱的形式中只有再经加工才有使用价值:只有被下一步劳动使用,它才是使用价值;只有它的纱的形式被扬弃而代之以布的形式,它才是使用价值;而棉花在作为棉花的存在中却可以无止境地被使用。

可见,如果没有下一步劳动,棉花和纱的使用价值,材料和形式,就会损坏,这种使用价值就会被消灭,而不是被生产出来。材料和形式,物质和形式由于下一步劳动而被保存,——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直到它们取得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这种使用价值的使用就是消费。因而,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就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正是活劳动由于使未完成的劳动产品成为下一步劳动的材料,才保存了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活劳动保存这种产品,也就是说,使它免于报废和毁灭,只是由于按照劳动的目的对它进行了加工,总之,使它成了新的活劳动的对象。

旧使用价值的这种保存 ,并不是在用新劳动提高旧使用价值或完成旧使用价值之外发生的过程,而是由提高使用价值的这一新劳动本身来实现的。由于织布劳动把纱变成布,也就是把纱当作织布(一种特殊的活劳动)的原料(而且纱只有用来织布才有使用价值),织布劳动就保存了棉花本身所具有的并且在棉纱这种特殊形式中所保存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由于把劳动产品变成新劳动的原料而保存了这种产品,但是,它(1)没有为此追加新劳动;(2)顺便以另一种劳动保存了原料的使用价值。 织布劳动通过把纱织成布而保存了棉花作为纱的有用性 。(所有这些已经属于 论述一般生产 的第一章的内容。)织布劳动通过织布保存棉花。作为产品的劳动的这种保存,或者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由于产品成为新劳动的原料,即重新被当作有目的的活劳动的物质对象性而被保存,这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就已存在。就使用价值来说,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变成了一种由最终目的决定的新的劳动的对象,即把现有使用价值从毫无关系的存在形式重新变成劳动的物质材料形式,变成劳动的躯体形式。

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 。纱锭只有用于纺纱,才能作为使用价值来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为之创造这种形式的物质,就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物质存在要素,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纱锭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农业中[产品]最容易(因为最早)直接表现为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表现为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如果一个农民使用锄头获得的粮食比不用锄头时多一倍,那么他生产锄头本身所需的时间就比较少;他有足够的粮食来置备一个新锄头。)

现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以材料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以工具形式存在——对于工人,即对于活劳动来说(因为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活劳动而存在),不是表现为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表现为供劳动用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发挥作用的物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劳动的物的要素。至于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来使用,赋予原料[III—42]以更高形式的使用价值,从而把工具和原料保存下来,这是劳动本身的性质。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交换价值;而它们作为这种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生产费用,即它们所包含的物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同使用价值有关的,只是已经物化的劳动的 。) 物化劳动 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同活劳动相接触,它的 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 被保存下来。

棉花的使用价值以及棉花作为纱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棉花作为纱被织成布,是由于棉花[作为纱]在织布时是物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纺车)。 因此棉花和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也就被保存下来 。同一种情况, 在简单生产过程中 表现为 过去劳动的质的保存,因而 表现为体现过去劳动的那种材料的保存,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则表现为已经物化的劳动的量的保存。 对于资本来说 ,这是物化劳动量 通过 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保存,对于 活劳动 本身来说,这只是已经存在的、为劳动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的保存。

活劳动追加一个 新的劳动量 ,但是它保存已经物化的劳动量并不是由于这种 量的追加 ,而是由于它作为 活劳动的质 ,或者说,是由于它作为劳动同那些包含过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但是,活劳动被支付报酬,也并不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具有的这种质,——如果它不是活劳动,根本就不会有人购买它,——而是由于它自身包含的劳动 。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得到支付的,只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的 价格 。活劳动具有特殊的质,即通过在已经物化的劳动量上追加新的劳动量,同时把物化劳动在其物化劳动的质中保存下来,这种质是不被支付报酬的,而且也不花费工人什么,因为这是工人劳动能力的自然属性。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工具和材料——的分离 被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分离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被扬弃 ,——因为不扬弃就根本不能进行劳动,—— 资本并不支付报酬 。(这种扬弃并不是通过同工人的交换来实现的,而是 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 来实现的。但是,作为这种 现存的劳动 ,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因而,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本的自 我保存力 。工人只是追加了新劳动;过去的劳动——只要资本存在——作为价值具有永恒的存在,完全不以价值的物质存在为转移。对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资本对于这种分离被扬弃,也必须支付报酬,那么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种扬弃完全有赖于劳动按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有赖于劳动的使用价值。

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物化劳动时间变成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来保存物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同工人毫不相干。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 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 这种占有 ,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实现,是由于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但是,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

由此可见,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的交换过程,——事实上由于资本家为包含在工人劳动能力中的生产费用向工人支付了等价物,也就是说,给了工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的资料,资本家就占有了活劳动,——他无偿地得到了两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但是,这种保存并不是由于活劳动 增大了物化劳动的量 ,创造了价值,而只是由于活劳动在追加新劳动量时作为 活劳动而存在 ,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处于一种由生产过程决定的内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而作为这样的质,活劳动本身是简单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它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就象纱和纱锭除了它们的价格以外,并不由于它们也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要资本家再花费什么一样。

例如在商业等等的停滞时期,如果工厂停工,事实上就可以看到,机器和纱一旦中断了同活劳动的关系,机器就会生锈,纱就会成为无用的赘物,而且还会腐坏。如果说资本家让工人劳动只是[III—43]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创造还不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资本家不再让工人劳动,就连他的已有的资本也会丧失价值,可见,活劳动不仅追加新价值,而且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这同一行为,也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指责李嘉图,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资本部分也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

因为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价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会形成新的生产费用。至于谈到这些原有价值本身,那么它们又全部归结为物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利润。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 没有 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 价值 ,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它就象一般元素一样没有价值。)

因此,原有资本通过增殖其价值的劳动而被保存下来,这并不花费资本什么,因而不计入生产费用。虽然原有的价值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在交换时这些价值也必须得到等价物,但是在产品中 保存这些价值 ,并没有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也不能被列入生产费用。这些价值也不用劳动来补偿,因为它们没有被消费,它们被消费的仅仅是同劳动无关的、处于劳动之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被劳动 消费的 (被扬弃的)恰恰是它们的 易逝性 。真正被消费的只是工资。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329—337页。

11.个人与“物质生产”的关系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 生产 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 生活方式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 什么 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第23—24页)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 现实中的 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第28—29页)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第3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12.以流通、分配、消费等非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为出发点的研究的不足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6页。

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38],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第994页)

当然,可以说,资本(以及资本作为自身的对立物而包括进来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拥有土地排他的所有权,总之,就是在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一册第二十四章)已经说明过的全部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对立起来而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分配关系。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范围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第995页)

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第998页)

只把分配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第1000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从货币或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交换本身的条件造成的。这一行为只能反复到交换完成时为止,也就是交换价值总额完成交换时为止。它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 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 ,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象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所以,流通这个表现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只有不断通过媒介才能存在。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不仅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而且作为媒介的整体,作为全部过程本身,都必须通过媒介才存在。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 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

现在,流通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作为商品,作为货币,而且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两者之间的简单交换和简单流通——都被否定了。如果说最初是社会生产行为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设定过程,而交换价值的设定过程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又表现为流通,——表现为各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充分发展了的运动,——那么,现在是流通本身返回到设定或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流通返回到这种活动,就是返回到自己的基础。流通的前提是商品(不管是特殊形式的商品,还是货币这种一般形式的商品),而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流通通过本身的运动返回到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返回到它的结果。

这样,我们又到达出发点,到达设定即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

但是,这一次是这样的生产: 它事先把流通当作发展了的要素 ,并且表现为引起流通又不断地从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的不断的过程。因而,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在这里现在以复杂得多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不再只是作为前提的交换价值的运动,或者在形式上使交换价值设定为价格的运动,而且同时是把交换价值作为前提创造出来,生产出来的运动。生产本身在这里不再先于自己的结果而存在,也就是不再作为前提而存在,而是表现为自身同时产生这些结果的生产。但是它产生这些结果,已不再象在最初阶段那样只是作为导致流通的生产,而是作为在自己的过程中同时还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生产。(流通实际上只是把交换价值一次表现在商品规定上,另一次表现在货币规定上的形式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08—210页。

这里表明,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个角度代表生产关系本身的。其次还表明,生产同消费的关系是由生产本身造成的。(第279页)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第361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3.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须重视对“生产”的改造

如果共产主义想消灭市民的“操心”和无产者的贫困,那末,不言而喻,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a)我们认为,合作运动是改造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力量之一。这个运动的重大功绩在于:它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 劳动附属于 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 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 的制度所代替的可能性。

(b)但是,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 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 ,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

(c)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 合作贸易 ,不如从事 合作生产 。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

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年8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19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续、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594页。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触动 雇佣劳动 ,也就是不触动 资本主义生产 ,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 挽救资本家的统治 ,并且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 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 资本家的统治。

马克思:《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1881年6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3页。

(三)忽视“社会关系”或忽视“自然关系”皆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返回本层目录

1.人的本质与人的“关系”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 关系 ”,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 周围 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第34—35页)

他在“评注”第184页上十分庄严肃穆而又洋洋自得地说, 不会由于日本天皇吃东西而感觉到饱,因为他的胃和日本天皇的胃都是“唯一的”、“无比的胃”,也就是说它们 不是同一的胃 。如果桑乔认为,这样就消灭了现存的社会关系,或者只消灭了自然规律,那末未免太天真了,他所以会这样天真只是因为:哲学家们把社会关系不是看成这些与自身同一的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把自然规律不是看成这些一定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第5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

2.人的关系与劳动

”?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瓦格纳先生就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他的“人”,虽然没有受大学教育,但至少会说话,——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 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 ,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经常相互之间和同这些物之间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05页。

3.一方面,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页。

4.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总和”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

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5页。

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 唯一者 ”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3页。

5.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19页。

6.个人只有同时通过社会关系的“联合”与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这些力量从自己方面来说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这种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说来它们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成为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 作为 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另一方面是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 作为个人 彼此发生联系。

他们同生产力和自身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它只是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过去,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不同人的命运,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次要形式,——现在它们互相分离竟达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的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

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但是过去,在历史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而在现在,各个个人的孤独活动,即某一个个人所从事的特殊的私人活动,才是偶然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75—77页。

7.人的自然关系(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交往形式)的相互作用

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交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像: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像某种 真实的 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由于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由于在该民族的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一般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如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

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上述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 分工 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怀疑”只是假想中孤立的个人的唯心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5—36页。

8.费尔巴哈的问题在于割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相互联系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 真正的唯物主义实在的科学 ,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0页。

费尔巴哈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 过去一直是 互相 需要的 。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 现存 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 这一 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同“产生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敌人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对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还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这些地方证明: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人的“本质”感到满足的东西。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

……

实际上和对 实践的 唯物主义者,即 共产主义者 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末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消灭这个障碍,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 商业 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 依靠 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

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例如,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第110页),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问题,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然而如果考虑到,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末上述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分配和彼此的界限,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却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康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却只能发现到处都是罗马资本家的茂密的葡萄园和讲究的别墅。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自然科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generationaequivoca[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 活动 ,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7—51页。

9.对忽视人的现实的“自然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 基础 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 唯一者 ”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 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例如,假使某一时代设想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那末它的历史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像”、“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他们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3—44页。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 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 开始 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 神学的 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 物质 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191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 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 ,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73—574页。

10.对忽视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自然主义的批判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页。

但是,把生产分解为两个因素,即作为劳动的体现者的人和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其实就是自然),这也完全是抽象的。因为人最初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与自然相对立,因而,这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如果要谈到这个个体的人的存在,那么,这是民族的人、部落的人、家庭的人等等。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06页。

(四)“社会”、“自然”是个人关系的纽带|返回本层目录

1.人类史与自然史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第194页)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第211页)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0页注释①。

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安置在 充实了的 空间和时间中,安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 有自我意识的 机体的发展过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80页。

2.“社会”是“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

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 社会 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50页。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的,而对他们本身说来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roturier〔平民〕总是roturier,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和等级不同的地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土地贵族的时候,它们的生存条件,即在其与封建体系割断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看起来是一种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不久以后也具有了一种封建形式。无论如何,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在这方面他们所做的像每一个挣脱了枷锁的阶级所做的一样,而且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单独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构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环境中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它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从而使它进一步发展。(第87页)

人们丝毫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使社会发展起来,因为他们总是想作为孤独的人发展自身,因此他们也就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发展。(第235页)

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 普遍 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 普遍 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 理想的 ,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桑乔哪怕有一天懂得这样一件事实,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 生产方式内 ,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只要他领会到这一点,那末至于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像,还是在那个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像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他就可以比较无所谓地对待了。那末一般说来,桑乔就会从思辨的王国中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就会从人们设想什么回到人们实际是什么,从他们想像什么回到他们怎样行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行动的问题上来。他也就会把他觉得是 思维 的产物的东西理解为 生活 的产物。那时他就不会走到与他相称的那种荒诞粗鄙的地步——用人们对于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分裂 以宗教形式去想像以及用自己是这样的或那样的 觉得 (这只是用另一词代替“想像”),作为对这种分裂的说明。

但是,即使根据桑乔从中体会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的那种荒诞粗鄙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形式,他也应当看到,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因此桑乔指出的两个方面就是个人发展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同样是个人生活的经验条件所产生的,它们不过是人们的 同一种 个人发展的表现,所以它们仅仅在 表面上 是对立的。(第273—2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

3.“自然界”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

自然界的 人的 本质只有对 社会的 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 合乎人性的 存在的 基础 ,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7页。

4.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18页。

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不是为个人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它才成为这样的产品,因而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诚然是表面的形式;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00页。

(五)人的“自然关系”的现实形态:“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返回本层目录

1.对人与劳动的历史研究跟一般研究的结合

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04页。

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 一句话 (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规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8页。

既然实在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求(不管这种需求是生产的需求还是个人消费的需求)而占有自然物,那么,实在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不依赖于人类生活的所有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这也适用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劳动,并分解为自己特殊的要素,而这些要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材料。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 具有特殊的 经济规定性 。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

这里考察的劳动过程的形式,只是它的抽象形式,脱离了所有一定的历史属性,并且,不管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相互间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如何,这种形式对各种劳动过程都适用。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究竟是俄国农奴还是法国农民种的,同样,根据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即这种劳动过程的一般形式),我们看不出劳动过程是在奴隶监工的鞭子下,还是在产业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或者是由用弓箭射杀野兽的野蛮人来进行的。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65—66页。

2.人的关系的两大现实形态:“社会物质变换(社会交往)”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自然交往)”

第82页上“解释{某个经济的}财物总量(实物的)组成部分的变换”{瓦格纳又称之为“财物变换”,谢夫莱称之为“社会物质变换”}。{这至少是后者的一个场合: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那一段话,是从我这里抄袭去的,那里在分析W—G—W〔商品—货币—商品〕时,第一次出现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的。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22页。

因为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相反,必然从这样的生产部门开始,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提,而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3页。

在前一种情况(指前资本主义时代——本书编者注)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指资本主义时代——本书编者注)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73页。

如果说城市工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 社会 之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 自然 打交道。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260页。

3.马克思《资本论》对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经典论述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涵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39],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做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40],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41]。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这些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A和纺纱人E。如果产品很好,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做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么另一方面,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做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唯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做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做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42]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215页。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44]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57页。

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这里字迹不清]来说[46],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23页。

4.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实现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相同性上,而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劳动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无限多样性上。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 抽象一般的相同的 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它按照形式和材料分为无限多的不同的劳动方式。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在古代家庭工业中,妇女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的劳动,立法者摩西同税吏亚当·斯密同样熟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24—25页。

5.主体性、目的性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的物质变换”

价值作为主体出现。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因而,从物质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于机械的变化,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第271页)

从形式来说,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值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价格构成的。至于资本的各价值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有着各种实体,这同它们作为价值的规定毫无关系;它们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如果说它们从非静止的——过程的——形式开始,到过程结束时又在产品上结合成静止的、客体的形态,那么就价值来说,这仍然不过是物质变换,并不会使价值有所改变。固然,这些实体本身是被破坏了,但并不是化为乌有,而是变成其他形式的实体。(第272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在货币总量变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之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不会多于现存的货币量中的劳动时间。这里并没有增加新价值,但同过去一样,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在棉纱中得到保存。纺之所以使棉花的价值得到增加,是因为它化为一般社会的等同的劳动,化为劳动的这种抽象形式,它追加的价值量不取决于它作为纺的内容,而取决于它时间的长短。 因此,纺纱者不需要两种劳动时间,一种劳动时间使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得到保存,另一种劳动时间给它们增加新价值。相反 ,他把棉花纺成棉纱,使它成为新的劳动时间的物化,给它加上新的价值,从而把棉花和被消耗的纱锭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就有的价值保存下来。 由于纯粹地追加新价值,即新的劳动时间,他就保存了已经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旧价值、劳动时间 。但是,纺纱是作为纺纱,不是作为一般劳动,不是作为劳动时间使价值得到保存,纺纱是在它的物质规定性上,通过它作为这种特殊的、活的实际劳动的性质使价值得到保存,这种劳动在劳动过程中作为有目的的、活的活动,使棉花和纱锭这些使用价值与它们的无差别的对象性相脱离,不是使它们作为无差别的对象发生自然的物质变换,而是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实际要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82页。

在商品形式中,价值同包含着价值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使用价值是暂时的东西,它本身仅仅通过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会被消灭。(第34页)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就没有用,就是废铁和废木。不仅如此,它还会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性的作用、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纺或织等等,只能成为废棉,也不能另作他用,而它过去的原料棉花还有其他用途。……只是通过劳动过程来避免一般物质变换的破坏……(第64页)

因而,从一方面来看,如果现存的产品,即过去劳动的结果是作为活劳动的物的条件使活劳动得以实现的媒介,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活劳动就是使这些产品作为使用价值,作为产品得以实现的媒介,使这些产品保存下来,赋予它们作为某种“新的形式”的要素以生命,使它们得以避免自然界的一般物质变换。(第65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六)人的“社会关系”的现实形态:人与人之间社会的物质变换|返回本层目录

1.“社会的物质变换”与人的本质的关系:“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

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 交换 ,还是 人的产品的交换 ,其意义都相当于 类活动 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 社会的 活动和 社会的 享受。因为 人的 本质是人的 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 本质 的过程中 创造 、生产人的 社会联系 、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到的 真正的社会联系 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 需要利己主义 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 社会联系 就以 异化 的形式出现。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 主体 ,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 就是 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 是怎样的 ,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因此,以下论点是相同的: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 现实的社会联系 ,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他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 本质的联系 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失去现实性,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以 交换贸易 的形式来探讨 人们的社会联系 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 人的 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 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 ……它恰好也是这个相互结合的运动。”亚当·斯密说:“ 社会 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

我们看到,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 异化 形式作为 本质 的和 最初 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 确定下来了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媒介》(1844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4—25页。

2.“物”的交换中产生的“实际关系”构成“法”的形式等的“内容”

我在分析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还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已经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是他们用来交换的财物的所有者;他们还在彼此提供自己的财物,相互进行交易的时候,就已经 做到 这一点了。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 实际 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 法的形式 ,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 人们的相互关系 ,而是相反。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23页。

3.马克思《资本论》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经典论述

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做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做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一到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商品交换领域。因此,我们只是从形式方面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为社会的物质变换作中介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第125页)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货币—商品

W—G—W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第127页)

到这里,我们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占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第130页)

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第13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W—G—W,作为资本的流通形式,包含一种职能上确定的物质变换。(第85页)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第167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分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第314页)

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然后流通过程插进来了。资本的甚至农业资本的一切部分,都会随着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被卷入流通过程的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中去。这是原始价值生产的关系完全退居次要地位的一个领域。(第937页)

在这个十分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变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第9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4.“社会物质变换”与“社会关系”的关系:“没有这种客体(商品)的媒介,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完全物化和外部化,明显地表现在一切社会关系都取决于金属自然产物的生产费用这一点上,而这种金属自然产物从充当生产工具,充当创造财富的要素来看是毫无意义的。(第434页)

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的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从在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客体的媒介,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这种情况在货币关系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共同体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因此,对个人本身来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货币形式上甚至表现为某种可以捉摸的东西。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个人,在社会里生产并为社会而生产,但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物化的手段。因为他们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所以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这正是他们作为独立的私人同时又发生某种社会关系的条件。

因此,由于分工(个人借以生产交换价值的那些社会生产条件可以概括在分工中)在简单的交换过程中,在流通中仅仅表现为:(1)个人本身,个人的直接劳动不生产直接生活资料;(2)一般社会劳动作为自然发生的总体而存在,这个总体分成一系列的特殊,也就是说,流通的主体占有互相补充的商品,每个主体都满足个人的社会总需要的某一个方面,而从这种特定的分工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本身则消失了,——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我们在阐述交换价值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分工,而仅仅把它看作同交换价值是一回事,其实分工只是在活动的形式上、通过劳动的特殊化来表现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也不会有交换价值)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东西。实际上,亚·斯密象他以前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意大利人一样,在把分工说成是与交换价值相关联的东西时,就是这样做的。斯图亚特则最先把分工和交换价值的生产看作一回事,并且他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而值得称赞的是,他把这一点看作社会生产和社会物质变换的以特殊历史过程为媒介的形式。(第469—471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5.流动资本是工人之间物质变换的媒介

工人在生产期间能够实现他的消费所必需的物质变换这件事,表现为转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属性,并表现为一般流动资本的属性。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了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媒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后面这两个规定其实属于积累。)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人之间的媒介。(第213页)

固定资本的价值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而流动资本的价值则采取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同样,它也可以采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货币形式),并且不断地抛弃这些形式;因此经常发生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第244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6.货币“不过是社会的物质变换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变换的表现”

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02页。

在社会的物质变换发生动荡的时期,甚至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货币也会作为贮藏货币而窖藏起来。社会联系(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这个社会联系在于商品,而商品的最适当的存在是货币)在其坚固的形式上从社会的运动中被救了出来。社会的nervusrerum[47]和它所依附的肉体一起被埋葬了。(第121页)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或者说,不过是社会的物质变换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变换的表现。(第126页)

实际上,货币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各种形式规定性,不过是商品本身的结晶了的形式变换,而这种形式变换又不过是商品所有者借以完成其物质变换的那种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交往关系,而商品所有者作为这种改变了的关系的承担者,就获得了新的经济身分。(第128—129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

7.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因而,毕竟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这种收入并以相当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这里已经不是象古代社会那样,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地租、阿谀者,一切都完全象咖啡、糖、鲱鱼一样成为交换物。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

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象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VII—52],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马克思:《反思》(1851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61—162页。

如果分析一下特殊的分工形式、作为分工基础的生产条件、这种条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那就会看出,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由此可见,要使个人作为发生简单买卖关系的自由私人生产者在流通过程中相对立,作为流通过程的独立的主体发挥作用,已经要有另外的更为复杂的并且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或多或少发生冲突的生产关系即他们的经济关系作为前提。但是,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这种关系消失了。如果就简单流通本身来考察,那么在这一流通中分工实际上只是作为下述结果(即流通的前提)而出现的:交换的主体生产各种不同的商品,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如果说每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那么一切人则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他们由此而互相补充;因此,单个人的产品,按照个人占有的价值的大小,通过流通过程而成为参加社会总生产[B′—20]的手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68页。

8.货币作为物质变换手段的积极作用:“它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

在货币不是来自流通而是在实体形式上被发现的地方,如在西班牙,国家变穷了;可是为了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货币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那些国家,则开辟了财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来了。在新大陆和新的地区勘探和发现金矿,在革命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殖民活动蓬勃展开,就象在温室里生长起来的一样。

到各地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但是,在这里所阐述的货币的规定中,隐藏着关于货币性质的幻想,——也就是说,死抱住货币的一种抽象规定,而无视这种规定中所包含的矛盾,——这种幻想在个人的背后赋予货币以这种确实神奇的意义。

实际上,货币由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因而是幻想的规定,由于货币的这种抽象,便在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中成为如此强大的[II—33][48]工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175页。

作为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货币变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交换手段;不仅从概念上来说,而且从存在方式来说,它变为一般商品。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获得的特殊民族形式,在它作为货币而存在时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49]由于金银这种满足致富需要的使用价值,这种抽象的、同特殊需要相独立的财富的介入,甚至只要一个国家[B′—4]直接需要另一个国家的使用价值,便会发生某种社会物质变换,正因为这样,金银会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在使社会物质变换超越一切地方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种族的区别方面成为异常有力的因素。(第435页)

意大利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传播者们所赞扬的,恰恰是这种美好的发现[50],它使社会的普遍物质变换不通过社会成员的个人接触就可以进行。货币作为铸币具有民族的、地方的性质。货币要作为金银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就必须重新熔化,或者,如果货币以铸币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形式将是无关紧要的,铸币将被完全还原为重量。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又完全以它早在原始物物交换中发挥作用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出现。金银作为交换手段,正象交换本身一样,最初不是出现在某个社会共同体的狭小范围内部,而是出现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的边界,在它同别的共同体接触的少数地点上。因此,金银成为商品本身,成为在一切地方都保持着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由于这一形式规定,金银在一切地方都通用。所以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因此在重商主义看来,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第437—438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七)“劳动的物的条件”: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在物质生产中的统一|返回本层目录

1.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58页。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 生活方式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 什么 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第24页)

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 现实中 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第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劳动者的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和劳动条件——特别是土地、自然界,因为这个关系包括其他一切关系——对劳动者所采取的形式相适应。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457页。

2.资产阶级统治权威来自“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不同于以前的政治的、神权政体的权威

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政体上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97—998页。

3.资本作为“劳动条件”既体现了“社会关系”(“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也体现了“自然关系”(“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

只有在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著者亲自修订)(1872年9月—1875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95页。

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4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谈。作为“ 劳动的使用者 ”的资本所含的奥妙,他们却没有说明,他们只是不断无意识地把这种奥妙说成是某种同资本的物的性质不可分离的东西。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292页。

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 物化 劳动〉”,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纯粹由自然提供的物,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

上述定义中所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是:产品的物质材料完全被抽掉了,过去的劳动本身被看作是产品的唯一内容(材料);同样,这个产品现在应再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的,也被抽掉了,相反,作为目的的,只是一般的生产。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是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抽象据说对一切社会状态都同样是真实的,并且和往常的作法比起来,只会使分析更彻底,使定义更抽象(更一般)。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 内容 ,而 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 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11—212页。

4.为资本服务的机器,既是资本主义劳动的“工艺条件”,也是其“社会条件”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起来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第567页)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 社会生产力 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 社会条件 ,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 资本 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镇压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引起形式上的变化,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 不属于 工人的劳动物质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每一单个工人相对立的 社会力 和他同其他工人共同完成的劳动 形式化身 。(第566—567页)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 工艺上 的真实。

……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 自然力 ,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 社会劳动的因素 。(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是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 没有价值 。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 占有 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 产品的价值 ,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 减少 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 同一劳动时间 内生产的商品 ,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 价值 。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自然力。(第568—570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5.停留于“简单流通”的考察会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对抗性

在这里,经济学辩护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第136页注释(73))

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第58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从工人方面看:他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在这种分离状态中,它既不能直接用来为它的所有者生产使用价值,也不能用来生产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够依靠这种商品的出售而维持生活。但是,劳动力一经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生产资料一样,成了它的买者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虽然在G—A行为中,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占有者和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因而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只是处在单纯的货币关系中,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而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占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他人的劳动力而和它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G—A(从工人方面看是A—G)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分离了。

我们这里不谈这种分离是怎样产生的。在G—A进行的时候,这种分离已经存在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G—A表现为货币资本的一种职能,或者说,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决不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一种有用的人类活动或服务的支付手段,就是说,决不是因为货币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能以这样的形式支出,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包括作为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资料的生活资料)分离的状态中,而要消除这种分离状态,就得把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而也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货币要执行这种职能,例如这里完成G—A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在简单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39页。

6.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关系只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

货币和劳动之间或者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换行为,仅仅 从可能性来说 是通过物化劳动对别人的活劳动的占有。实际的占有过程只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完成的,对这个生产过程说来,资本家和工人 单纯作为商品所有者 相互对立、作为买者和卖者彼此发生关系的那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因此,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巴师夏,都只停留在这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骗手法摆脱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38页。

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第366页)

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第372页)

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第384页)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第676页)

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第9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 的,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 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第454—455页)

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 自己所有 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在共同体中被宣布为法律并由共同体保证的),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 属于他所有的 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而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第493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一旦货币与活劳动能力,同时也与实现这种能力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相交换而转化为资本,实际的生产过程就开始进行。这个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正如这一过程的结果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一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99页。

7.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的“货币(金钱)关系”也必须首先从“生产”而非“交易”来审视

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33页。

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第165页)

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而且只有当它们同劳动相分离的时候,才可能转化为劳动的客观条件。(第507页)

既然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就将使所有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第516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货币为转化为资本所经历的全部运动可以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简单流通行为,一方是买,另一方是卖;第二个过程是买者消费买来的商品,这是在流通范围以外、在流通背后发生的行为。在这里,由于所买商品的特殊性质,消费本身形成某种经济关系。买者和卖者在这个消费过程中彼此发生了一种同时是 生产关系 的新的关系。(第114页)

可见,这种关系的全部内容,正如与劳动相异化的工人劳动条件的表现方式一样,处于[II—69]它们的纯粹的经济形式中,在这里,没有任何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的伪装。这是纯粹的货币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物化劳动和活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奴仆,教士和僧侣,封建主和陪臣,师傅和帮工等等之间的关系。在一切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一些阶级)总是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阶级,因此,这些条件的承担者,即使在他们劳动的场合,他们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所有者从事劳动,而仆役阶级总是这样一个阶级,它或者作为劳动能力本身是所有者的财产(奴隶),或者只是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这种情况甚至会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例如在印度、埃及等等,他们[劳动者]占有土地,但是土地的所有者却是国王或某个种姓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关系不同于资本的地方在于,在这些关系中,上述[劳动和它的物的条件之间的]关系看不见了,而表现为主人与奴仆,自由民和奴隶,半仙和凡人等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双方的意识中就是作为这样的关系存在着。只是在资本中,这种关系才被剥掉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观念的伪装。这种关系——在双方的意识中——被归结为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们作为 物化劳动、价值、货币 与劳动相对立,作为把自身仅仅理解为劳动本身的形式并且只是为了作为 物化劳动 保存和增殖自身而与劳动相交换的货币。因此,这种关系纯粹表现为单纯的生产关系——纯粹的经济关系。但是,随着统治关系在这种[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就会明白,这种关系仅仅产生于买者即劳动条件的代表同卖者即劳动能力的所有者相互对立的关系。(第146—147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买和卖的—— 货币关系 掩盖着 无酬劳动 ,而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奴隶和他的主人之间的所有权关系掩盖着为 自己的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1页。

8.“劳动和它的物的条件之间”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

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 预先积累原始积累 ,实际上应该称做原始剥夺。我们一定会发现,这种所谓 原始积累 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 原始统一被破坏 的历史过程。可是,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的人 脱离 劳动工具的现象一旦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产生出来,直到生产方式方面的一种新的、根本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一为止。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页。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占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占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8页。

所以,象我指出的那样,原始积累无非是那些作为同劳动和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

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的不是对货币的占有。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上述分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因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存在,是既定的;这是生产本身的不断再生产出来和不断扩大的基础。

积累 现在通过把利润,或者说剩余产品,再转化为资本而成为经常的过程,因此,数量已经增加了的、同时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再生产条件的劳动产品,经常作为 资本 ,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但是这样一来,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产品再转化为劳动条件,就成了资本家的特殊职能。(第299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 。包括劳动条件的集中。它是劳动条件对工人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化。它的历史活动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活动——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 历史的 分离过程。这样就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 资本积累 。它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分离和独立。(第348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而被货币所消耗;那么,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

而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甚至]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IV—51]。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70—471页。

9.“劳动能力与劳动的物的条件相对立”,是“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第一种关系”

但是,事情总是要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工人不能一直等到产品的出售。换句话说,他除了自己的劳动本身外,没有别的 商品 可出售。如果工人有 商品 可供出售,那么,这个前提就已经意味着他要作为商品出售者而存在,——因为他不能靠那些对他本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的产品生活,——他就必须始终拥有足够的货币形式的商品储备,以便用以生活,购买生活资料,直到他的新商品完成并出售为止。这又是第一个行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中的那个前提,即他作为单纯的劳动能力与劳动的物的条件相对立,这些物的条件不仅包括工人的生活资料(他在劳动期间的生活手段),而且也包括实现劳动本身的条件。表面上是为了摆脱这种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第一种关系,可是这种关系却以上述方式重新恢复了。(第119—120页)

如果说生产资料 集中 在相对地较少数人——与劳动群众相比——的手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和前提,因为没有这种集中,生产资料就不会与生产者分离,因而,这些生产者就不会转化为雇佣工人,那么,这种集中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条件。简单说来,这种集中是大规模生产的 物的条件 。(第191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生产的原始条件 ……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 统一 ,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 分离 ,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488页。

因为琼斯本人所叙述的是这样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状况下,事情还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还存在着统一,所以他自然必须把上述的“ 分离 ”当作资本真正的形成过程提出来。一旦有了这种“分离”,资本的形成过程自然就会发生,——它将继续并且扩大,——因为工人的剩余劳动现在总是作为别人的收入同工人相对立,也只有通过这种收入的“积蓄”才能发生财富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465页。

10.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工人与“劳动的物的条件”发生不以社会形式为转移的“自然的关系”

劳动过程的各种一般要素,例如,劳动的物的条件在它们同工人本身的活的活动的关系中分为劳动的材料和资料等等,与生产过程的任何历史性质和特殊社会性质无关;对于生产过程的一切可能的发展形式来说,它们是同样正确的规定,它们实际上是 人类 劳动的不变的自然条件。这一点我们从下述事实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劳动过程的各种一般要素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在生产中独立地劳动,不和社会进行交换而仅仅和自然进行交换的人,例如鲁滨逊等等。因此,这一点实际上是人类劳动一旦脱离纯粹动物的性质就具有的绝对规定。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81页。

我们感兴趣的只不过是劳动过程分解成的,作为劳动过程所固有的最一般的环节。不言而喻,这些一般的环节必然产生于劳动本身的性质。在工人出卖对他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之前,他不可能把劳动能力作为劳动发挥作用,不可能使劳动能力实现,因为劳动能力与自己活动的 物的条件 相分离。在实际劳动过程中,这种分离消除了。劳动能力现在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自然就具有自己的物的条件。这种劳动能力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与物的因素处于接触、过程和联系中,没有这些因素,劳动能力就不可能实现。可以把这些因素统称为 劳动资料 。然而劳动资料本身有必要分为被加工的对象——我们把它叫做 劳动材料 ——和真正的 劳动资料 ,即这样一种对象(这种对象无须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例如化学过程),人类劳动、活动把它作为手段置于自己和劳动材料之间用来传导人的活动。(第56—57页)

我吃的麦子,不论是买的还是自己生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按照它的自然规定性在营养过程中起作用。同样,不论我是用自己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为自己劳动,还是为暂时购买我的劳动能力的货币所有者劳动,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就是说,劳动过程的抽象要素完全不会有任何变化。这种劳动能力的消费,实际上就是它作为劳动力[Arbeitskraft]起作用,这种实际劳动 本身是一个使活动与物发生某种关系的过程,它仍然同过去一样 并以同样的一般形式来进行。工人在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之前与物的条件相分离,而工人又只有在这种物的条件下才能使他的劳动能力发挥作用和从事劳动,劳动过程或实际劳动正是意味着这种分离现象已经消失,工人现在作为工人与自己劳动的物的条件发生自然的关系,进入劳动过程。(第66—67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11.资本天生地是“劳动的物的条件”,但“劳动的物的条件”不一定天生地是资本

现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物化劳动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18页。

固然,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也和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一样,这些物在同劳动的关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和它们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的实际特性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 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 。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 物的 条件同劳动的关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它们仍然是劳动产品,仍然不过是劳动自由支配的对象。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劳动把它本身所创造的,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上所创造的物的世界占为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动必须和它的材料相适应外,它们决不表示 这些物对劳动的任何其他支配权 ,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劳动了。

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 生产性 。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末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291页。

(这里的意思不就是说劳动的物的条件之一即生活资料可以不采取资本的形式吗?在这里已经承认了一点:生产的这些物的条件 本身 不是资本,只有当它们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时才成为资本。)

(生活资料必定是生活资料,同样,它们也必定是生产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不一定是 资本 。)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55页。

12.认为“劳动的物的条件”天生地是资本的观念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附带说说,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不是自然关系,也不是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 历史 的关系,是许多经济变革的产物。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提纲》(186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2月第1版,第293页。

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 资本 出现,和 工人 在资本家方面作为丧失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以及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 历史过程 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它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而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第487页)

资本的原始形成 ,完全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 积累了 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 积累了 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 客观 条件。决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 资本的原始形成 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 货币财富 而存在的价值,由于先前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 劳动本身。

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了。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解体过程,正是 这一个过程 使货币能够转化为 资本 。就货币在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 被剥夺光的 、丧失生存的客观条件的 自由工人 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促进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 创造 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即促使他们丧失一切财产。(第509—510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却敢于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回答说:“资本就是棉花”。他们所说的正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们断言,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生产资料或用于新生产的产品,简言之, 劳动的物的条件 ,都天生是 资本 ;既然并且因为它们借助于自己的物质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充当使用价值,它们就是资本。……劳动过程的最本质的因素就是工人本身,而在古代的劳动过程中这种劳动者是奴隶。同样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者天生就是 奴隶 (虽然 亚里士多德 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观点),正如不能由于纱锭和棉花现在在劳动过程中是被 雇佣工人 消费的,就说纱锭和棉花天生是 资本 一样。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 社会生产关系 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我们在第一页上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话:生产过程的要素,归结到它的最一般的形式,就是土地、 资本 和劳动。同样也可以说,生产过程的要素就是 土地所有权 、刀子、剪子、纱锭、棉花、谷物,简言之, 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以及 雇佣劳动 。一方面,我们说这样一些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些要素同它们在一定 历史 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 特殊社会性质 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加入这样一种要素:这种要素属于同所有一定社会形式无关的、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过程的劳动过程。下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 物的要素 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幻想,在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只是当他们专门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保留着,因而他们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就改正了。但是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 证明 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 不朽的自然要素 的非常方便的方法。……断言资本无非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或者断言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天生就是资本,当然是与下述回答相对立的:人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为了欺骗群众而发明的名称。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55—57页。

13.一方面,资本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体现了人(主体、主观、活劳动等)与物(客体、客观、物化劳动)之间的对抗:“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

即使考察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较不发达阶段和较为发达阶段所共有的 一般 形式, 生产资料 ,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资本 使用 劳动。”对工人来说,它们不是生产产品的手段,不论这些产品采取直接生存资料的形式,还是采取交换手段,商品的形式。相反,工人对它们来说倒是一个手段,它们依靠这个手段,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使自己的价值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吸收剩余劳动,使自己的价值增殖。(第419页)

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 单个工人 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 异己的 力量来发展的。(第422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重大的差别就在于:是现有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从而它们 只有 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 他们 工人,还是工人作为主体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61页。

只要劳动的 物的条件 ,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直接发挥作用,它们就会被工人所使用。但这不是劳动使用资本,而是资本使用劳动。价值对劳动能力,过去的物化劳动对现在的活劳动,劳动条件对劳动本身所占有的特殊地位恰恰是资本的特殊的性质。(第103页)

……因此,过去的物化劳动就统治现在的活劳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如果实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物的条件,从而现实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工具、材料、生活资料,在工人面前表现为异己的、独立的、反过来把活劳动当作保存并增殖自身(工具、材料、生活资料之所以交给劳动,只是为了吸收更多的劳动)的权力,如果这种情况已经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那么,这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的]颠倒就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上更多地表现出来。劳动的物的条件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而如果从交换价值方面来考察这些条件,它们就只是物化形式的劳动时间。

因此,从两方面来看,劳动的物的条件都是劳动本身的结果,即它 自身的物化 ,而劳动的这种自身的物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 异己的、独立的权力 与劳动相对立,而和这种权力相对立,劳动始终处于同样的无对象性中,只是劳动能力。(第124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14.另一方面,资本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 工人之外的他人 。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 享受 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做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为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5页。

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第922页)

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是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本身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第995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不论工业还是农业本身,要形成雇佣劳动者阶级(最初,一切从事工业的人只表现为“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的雇工,即雇佣劳动者),劳动条件必须同劳动能力分离,而这种分离的基础是,土地本身表现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以致社会上另一部分人失去了借以运用自己劳动的这个物质条件。(第30页)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第56页)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 生产劳动 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 剩余价值 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 生产关系 )所具有的 社会规定性 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即范畴的规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反对劳动的时候,才成为资本。(第440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劳动者丧失劳动条件表现为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离开劳动者而获得独立,或者说,表现为资本家支配这些劳动条件。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299页。

不作为过程的结果,而作为过程的前提来考察的资本是什么呢?是什么使它在进入过程之前就成为资本,从而过程只是使它的内在性质得到发展呢?是它借以存在的社会规定性:过去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产品同活动相对立,物同人相对立,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别人的、独立的、自我孤立的主体或人格化,一句话,作为 别人的所有物 ,而且在这个形式上作为劳动本身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它们占有劳动而不是被劳动占有)同劳动相对立。价值(无论它是作为货币还是作为商品而存在),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则是劳动条件,作为 别人的所有物 ,作为自我的所有物,同劳动者相对立,这无非是说,它们是作为非劳动者的 所有物 同劳动者相对立,或者至少是说,在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是资本家的情况下,他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价值等等的 所有者 ,作为 主体 (这些物就是在这个主体上具有自己的意志,自己属于自己,人格化为独立的力量)同这些劳动条件相对立。 资本 ,作为生产的前提,资本,在它不是从生产过程中出来,而是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之前的形式上,是一种对立性,在这种对立性中,劳动作为别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立,资本本身作为别人的所有物同劳动相对立。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离开过程本身的、已表现为 资本所有权本身 的那种对立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527—528页。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值和只是作为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表现为,活劳动的现实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IV—47]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或 他人的人格 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某种东西,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构成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观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 分离的、独立的 价值,因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 另一种 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 客观条件 的再生产和它们的 价值增殖 ,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 存在 ,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 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

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 价值 ,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 各价值相并列 。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殖和保存 这些条件的 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 他人的 材料;同样工具是 他人的 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物化在不属于 的物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 他人的东西 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虽然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物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 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象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 他人的财产 ,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观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458—460页。

15.“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扬弃异化,“劳动的物的条件”就是“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有机的社会躯体”

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2页。

原始积累无非是那些作为同劳动和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的不是对货币的占有。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上述分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因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存在,是既定的;这是生产本身的不断再生产出来和不断扩大的基础。

……

政治经济学家们为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所束缚,陷入了双重的、但是互为条件的概念的混淆。

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从一种关系变成一种物,变成“商品储备”(这时他们已经忘掉商品本身不单纯是物),这些商品由于被用作新劳动的生产条件而被称为资本,并按其再生产方式被称为流动资本。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物变成资本,即把表现在物上并通过物表现的社会关系,看成物本身只要作为要素加入劳动过程或工艺过程就具有的属性。

……

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末,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

如果劳动条件属于联合起来的工人,如果这些工人同劳动条件的关系,就象同自然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同他们自己的产品和他们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的关系一样,那末,分工似乎就不是同样可能的(虽然分工在历史上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以它只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出现)。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299—300页。

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创造较多的产品,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 物化 ,而在于 异化 ,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 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 ,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 历史的 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某种 绝对 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 物化 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 异化 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 直接 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 社会 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使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60—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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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关系”的物质性与观念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文艺|返回本层目录

(一)艺术的意识形态特性及艺术与物质生产的多重关系|返回本层目录

1.艺术作为“意识形态(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观念反映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 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43—144页。

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9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4页。

2.作为商品生产的艺术不同于观念的意识形态活动:“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第150页)

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第164—16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3.艺术和诗歌既是“意识形态”活动,也可以是“自由的精神生产”

只有在这种基础(物质生产)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页。

(二)“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自然关系—社会关系”|返回本层目录

1.政治关系等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4页。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6页。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 自然 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其次, 劳动的社会力量 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结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1页。

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劳动生产力的更高程度的发展与自然力的利用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也就是说,考察同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整个资本家阶级,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没有延长总工作日和减少正常工资的情况下,资本家阶级所以能增加剩余价值,只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劳动生产力的更高程度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用较少的劳动来维持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较便宜地生产出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资料,从而减少工人阶级再生产自己的工资所必需的总劳动时间量。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269页。

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第289页)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而且,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变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也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工厂主要对煤炭进行支付,但是对于水改变物态,变成蒸汽的能力,对于蒸汽的压力等等,却不需要进行支付。对自然力这种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的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没有创造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么,这不可能只是由于这样一种事实:在这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里还必须有进一步的引起变化的情况。

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第724—725页)

使用过去的劳动多于活劳动,这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第780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一切剩余价值,不仅相对剩余价值,而且绝对剩余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如果劳动生产率只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只够生产和再生产他本人的生活资料,那就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和任何剩余价值,就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了。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要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条件,这个生产率使劳动能力能够创造出超过本身价值的新价值,能够生产比维持生活过程所必需的更多的东西。而且,正象我们在 第二点 已经看到的,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 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 。在这里,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2—23页。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在各个工业部门中(这些部门生产直接或间接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极不平衡,不仅不平衡,方向还常常相反,因为劳动生产率也同自然条件息息相关,而自然条件可能降低[总]生产率[XVI—161],虽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整个说来,研究自然条件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而不管社会生产率的发展如何,并且往往同这种发展相反——,这种研究属于对地租的考察},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平均剩余价值必定大大低于按照个别(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所能期待的那种水平。(第324页)

土地的自然生产率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自然生产率的差别——土壤、气候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造成所使用资本的相对生产率的差别,因为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也完全和它的社会生产率一样,表现为 资本的生产率 ,所以,这一生产率的程度表现为资本生产率的程度。但是,并 不是这一自然生产率 促进资本的发展或引起资本对自身关系方面的发展。这一点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 剩余价值 (即剩余劳动)的性质,从而立即发现重农学派(部分地是斯密)的臆造以及马尔萨斯为土地所有权辩护的观点,即似乎 剩余价值 是自然界的某种恩赐。假定某一个国家有很多野兽。如果猎人满足于猎获或者捕获他所遇到的野兽,他便不会生产剩余的野兽。如果人都满足于从丰富的自然界取得他所必要的东西,那么他便不会生产出资本。土地的肥沃会使他少劳动并把自己的劳动用在1/40英亩的面积上。在这种场合,他生产的剩余不比他整日劳动去耕种40英亩贫瘠的土地多。生产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从资本开始。资本开始于其他生产方式下——无论它们是怎样的生产方式——工业人口已经发展了的地方。这取决于自然需要的量,从而取决于对劳动的自然推动。这种推动同土地的自然生产率成反比,取决于 行动 的必要性,取决于必须克服的障碍。当然,如果土壤和气候过于恶劣,那结果就象它们过于肥沃的情况一样。

“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 天然 就能 生产出 大部分 生活资料食物 。”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劳动的结果,不是推动人类[XXI—1335]活动发展的结果}……(第475—476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3.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部区别,——生产力的整个发展,——涉及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但会使经济关系和交换价值关系本身发生变化和变形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开始时已经指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的基础,因为这是全部资本理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的基础。

但是还发现与这种区别有关的另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在考察固定资本时我们看到,固定资本全部加入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按照损耗的程度,作为损耗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这是通过使用机器来使商品变便宜的巨大杠杆之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同时也是利润率下降的原因。

但是撇开固定资本不谈,不花费 任何 代价的一切生产力,即来自分工、协作、机器的一切生产力(所谓不花费任何代价,例如指的是水、风等等动力,或由于工厂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好处);还有自然力——自然力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或者至少在自然力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的限度内——加入劳动过程而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

这里又发现另一个方面:最初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充当经济关系的物质基质的 使用价值 ,现在对经济范畴怎样起决定性的影响。……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全部区别,从而在劳动时间保持不变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部区别,——生产力的整个发展,——涉及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但会使经济关系和交换价值关系本身发生变化和变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340—341页。

4.生产力因素与生产关系的不同:机器不是“经济范畴”,“生产关系”不是“直接的生产工具”

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63—164页。

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第493页)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解雇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第508—50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蒲鲁东)把 机器 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 运用 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页。

生产关系 (始终是作为整体来看的生产中的个人的社会关系)“ 不是直接的生产工具 ”。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66页。

5.劳动资料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0页。

6.自然关系、科技、机器等对社会关系及精神活动的影响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第427页)

“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第501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页。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 机器工具 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论。英国的(数学)力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比较注意经济方面的英国工艺学家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情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 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 基本 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始于 动力 ,而是始于英国人称为 工作机 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始于比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比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到机器的 历史 发展,而是涉及到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 工作机 (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现在谁都知道,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就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来使机械转动。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由手工业自身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 钟表 (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水磨是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是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的结合为基础的。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16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作“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比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18世纪把自动机器(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 沃康松 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真正的作业,从一开始就 不需要 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 从一开始就根本 不需要人的手加工原料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 起作用的地方, 工业革命 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 随意运动 )叫作使用 机器 ,那么,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9—202页。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 现代化工业最发达 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 交通联络工具 ,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 其他各种 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 资本的积聚 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 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 ,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金融欺诈和相互 借贷 ——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 上层建筑 ,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

马克思:《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33—434页。

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和谐一致的生活。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7.“自然因素的应用”,“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

自然因素 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 科学 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 科学的应用 ,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 科学 ,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 利用 。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第570页)

[XX—1263]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 实际应用 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 发明 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 科学因素 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第572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8.“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不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是这种关系本身的再生产”,“这种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不仅是商品和剩余价值,而且是 这种关系 本身的 再生产 (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规模会越来越大)。(第127页)

从整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就可以得出结论:作为这个过程的真正产品,应考察的不只是 商品 (尤其不只是商品的 使用价值 ,即 产品 );也不只是 剩余价值 ;虽然剩余价值是结果,它表现为整个生产过程的目的并决定着这个过程的性质。不仅是生产一个东西——商品,即比原来预付的资本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而且是生产资本和雇佣劳动;换言之,是再生产[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使之永存。(第178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 的, 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 的不断扩大规模的 再生产 。因此,随着资本量的增长,失去生存资料的、贫困的劳动能力即“劳动贫民”的数量也增加,并且反过来看也是一样。伊登、查默斯等人就指出过这种 对抗性的关系

这种生产关系(主体在其中表现为生产当事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61—162页。

9.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第24页)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25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54—155页。

因此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 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 ,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 古典古代社会、封建 社会和 资产阶级 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24页。

10.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第80页)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8页。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9—560页。

11.“私有制”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

例如, 私有制 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 资产阶级 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52页。

总之,地租、利润等这些私有财产的现实存在形式是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 社会关系 ,只有当这些关系还没有成为现有生产力的桎梏时,它们才是“ 个人的 ”。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55页。

1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历史性的,而非自然性的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53—154页。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马克思:《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1853年8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280页。

13.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革命和进步

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了资产阶级自己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97页。

正是生产率,从而这种生产方式所增加的产量、人口量以及过剩人口量,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游离出来的劳动一道,不断造成新的经济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能够以小的规模活动,并且重新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直至在这些新的经济部门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将以社会规模得到使用,与此相适应,资本将表现为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在一些人手中的集中。这一过程具有始终不渝的性质。

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0页。

14.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只要机器由工场手工业使用,机器的制造也就同手工业生产或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相适应。一旦机器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它的生产资料(它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本身就应当是用机器生产的。(第472—473页)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公会和行会在同皇帝和封建主政权斗争时总是遭到失败,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对它。只有在行会组织的物质基础、工艺基础不再占优势,因此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不再适应自己的时代,并且一面与工场手工业,而稍后又同大工业斗争之后,——它才作为反动因素而得到反动政府和与其有联系的阶层的支持。(第475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15.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

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他的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式,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5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58—562页。

16.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扬弃:“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马克思:《马克思致罗兰特·丹尼尔斯》(1851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75页。

(三)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及理论矛盾|返回本层目录

1.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

{关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指货币充当交换 手段 (而不是交换价值的 尺度 )——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 抵押品 ,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他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 物化的关系 ,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任何别的抵押品本身都可以直接对抵押品持有者有用,而货币只是作为“ 社会的抵押品 ”才对他有用,但货币所以是这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性的)属性;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 行情表 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第106—107页)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 物的东西 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 无差别地 同一切相交换,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贿赂,普遍收买是一回事。普遍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曾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的欲望本身;其他的一切积累和积累欲望,表现为原始的、有限的、一方面受需求、另一方面受产品的有限性制约的东西(万恶的求金欲)。}

(货币制度的发展,显然已经以其他的一般发展为前提。)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展程度与之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 人的 关系);各个人 看起来似乎 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幻想,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 条件 即不考虑 生存条件 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 自然条件 ,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I—24]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 看起来 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 基础

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 与人 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 物的 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 抽象 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对于封建时代等等的“纯粹人的关系”的幻想,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这种关系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 表现为人 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第109—111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2.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私人劳动表现为一般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并表现为物。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47页。

首先,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52](第877—878页)

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第9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如果我们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考察资本,把它看作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者,那么,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简单的,实际的联系会强加于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资本家本身,并且还被他们意识到。为了工作日的界限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甚至在这个没有中介的领域内,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直接过程的领域内,事情也不会如此简单。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发展,——与此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这些生产力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然后流通过程插进来了。资本甚至农业资本的一切部分,都会随着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被卷入流通过程的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中去。这是原始的价值生产的关系完全退居次要地位的一个领域。早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就已经同时作为商品生产者,作为商品生产的指挥者进行活动。因此,对他来说,这个生产过程决不单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但是,不管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吸取的并体现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于是,生产上预付的价值的收回,特别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假象特别由于以下两个情况而更加强化:首先是让渡的利润,这种利润取决于欺诈、狡猾、知情、机灵以及市场行情的千变万化;其次是这样一个情况,即除了劳动时间以外,在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决定的要素,即流通时间。流通时间虽然只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起消极限制的作用,但是它具有一种假象,好像它和劳动本身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原因,好像它会带来一个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在第二册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中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此外,现实的生产过程,作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又产生出种种新的形态,在这些形态中,内部联系的线索越来越消失,各种生产关系越来越互相独立,各种价值组成部分越来越硬化为互相独立的形式。(第936—938页)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做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合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一切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着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第940—941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我们就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来看。在这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

……

最后,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还有一个特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同别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时,不同个人的劳动才作为相同的一般的劳动相互发生关系。

因此,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末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蔽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1磅铁和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两个包含 同一 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 同一交换价值 。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作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正如简单的化学物质按一定比例化合而形成化学当量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们的劳动中的关系倒表现为物与物彼此之间的和物与人的关系,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在商品上这种神秘化还是很简单的。大家多少总感觉到,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人们与他们相互进行的生产活动的关系。在比较高级的生产关系中,这种简单的外貌就消失了。货币主义的一切错觉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出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嘲笑货币主义错觉的现代经济学家,一到处理比较高级的经济范畴如资本的时候,就陷入同样的错觉。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这时候,同样的错觉就在他们的天真的惊异中暴露出来了。(第21—23页)

如果说商品在交换过程内部只有解脱了一切形式规定性,以直接的物质形态彼此发生关系,才变成互为 使用价值 ,那末,它们为了彼此表现为 交换价值 就必须采取新的形式规定性,必须发展成货币。货币不是符号,正如一个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存在不是符号一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像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比在商品上表现得更加夺目而已。(第38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

3.“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拜物教”的形成

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9—90页。

这样,在这两种剩余价值形式上,剩余价值的性质、资本的实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不仅完全消失了,而且转到了自己的反面。但是,由于物的主体化、主体的物化、因果的颠倒、宗教般的概念混淆、资本的单纯形式G—G′在这里被荒诞地、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地展示和表现出来,资本的性质和形态也就完成了。同样,各种关系的硬化以及它们表现为人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关系,在这里也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的简单神秘化和货币的已经比较复杂的神秘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变体和拜物教在这里彻底完成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548页。

4.历史唯心主义将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观念化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 思维 ”中。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工人们所议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 工人 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 所应有的各种需要。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豆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但是这些 群众 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 纯粹的思维 ”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 存在思维意识生活 之间的 差别 。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 思维 中、 意识 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 存在 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的想像,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 抽象的我 ”,并把 真正 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 现实的“我” 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们就会 真正 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把实在的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的“ 精神 ”,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 它的 社会主义同 群众的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6—67页。

“在哲学家们看来 关系就等于观念 。他们只知道‘ ’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真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第72页注释①)

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存在的社会关系都非实有,实有的只是这些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 实体 ;因为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不言而喻,用这两个已变得毫无意义和毫无内容的抽象,他就能够变各式各样的戏法,而对现实的人及其各种关系则一无所知。(第93页)

不言而喻,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是关于自己和关于人们的各种关系的观念和思想,是人们关于 自身 的意识,关于 一般 人们的意识(因为这不是仅仅单个人的意识,而是同整个社会联系着的单个人的意识),关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的意识。人们在其中生产自己生活的并且不以他们为转移的条件,与这些条件相联系的必然的交往形式以及由这一切所决定的个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当它们以思想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不能不采取观念条件和必然关系的形式,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 自身 中产生的规定。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 自身 、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于是,在思想家们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之后,在他们设想现实的关系要顺应人 自身 及其观念的关系,亦即顺应逻辑规定之后,在他们根本把人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的历史变为人们的现实历史的基础之后,——在所有这一切之后,把意识、观念、 圣物 、固定观念的历史称为“ ”的历史并用这种历史来偷换现实的历史,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了。(第199—200页)

人们由于现实的生活条件而与自身或与他人发生的冲突,在我们这位教书匠看来,就是人们同关于“ ”的生活的观念之间的冲突,而这些观念不是人们自己塞进自己头脑中的,就是他们让教书匠塞进自己头脑中的。如果他们把这些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那末“这些苦命人”就能够“生活得多么幸福”,他们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成绩”!(第492—493页)

桑乔所以获得胜利还因为他是所有哲学家中对现实关系知道得最少的一个,因而哲学范畴在他那里失去了和现实界联系的最后一点残余,因而也就是说失去了最后一点意义。(第5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5.“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等理解人的“社会关系”也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念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0—51页。

6.扬弃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全面发展的个人”的“自由的生活活动”中才能建立

对我们这位圣者来说, 共产主义 简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 道德 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第275页)

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第330页)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 从自己 出发的”,但由于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 唯一 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 必然要 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 ,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他们是以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互相交往的,他们是如他们曾是的样子而“从自己”出发的,至于他们曾有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谓的。这种“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决定的。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纯粹的物的关系的转变,个人自己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锐的和普遍的形式。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这种情况并没有像桑乔所想像的那样要求“ 发展 自身 ”(没有桑乔的忠告每个人一直也是这样做的),而是严正地要求摆脱一种十分明确的发展方式。这个由现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们也曾指出,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我们还曾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我们也曾指出,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我们曾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当然,个人关于个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意识也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dévoue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第514—5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四)“社会关系”的物质性与观念性|返回本层目录

1.观念与现实、物质的一般关系:“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个人利益总是违反个人的意志而发展为阶级利益,发展为共同利益,后者脱离单独的个人而获得独立性,并在独立化过程中取得 普遍 利益的形式,作为普遍利益又与真正的个人发生矛盾,而在这个矛盾中既然被确定为 普遍 利益,就可以由意识想像成为 理想的 ,甚至是宗教的、神圣的利益,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个人利益变为阶级利益而获得独立存在的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同时又表现为不依赖于个人的、通过交往而形成的力量,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桑乔哪怕有一天懂得这样一件事实,就是在一定的、当然不以意志为转移的 生产方式内 ,总有某些异己的、不仅不以分散的个人而且也不以他们的总和为转移的实际力量统治着人们,——只要他领会到这一点,那末至于把这一事实作为宗教去想像,还是在那个把统治着自己的力量都归结为观念的利己主义者的想像中被歪曲为无在他之上统治着他,他就可以比较无所谓地对待了。那末一般说来,桑乔就会从思辨的王国中降临到现实的王国中来;就会从人们设想什么回到人们实际是什么,从他们想像什么回到他们怎样行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行动的问题上来。他也就会把他觉得是 思维 的产物的东西理解为 生活 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73—274页。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2页。

2.物质关系的观念、理论表现:“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 自己的生产力 ——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 暂时的和历史性的 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种姓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大工业即现代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竟是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 市场 。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与已经存在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于9到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

最后, 所有权 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合构成现在称之为 所有权 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权,封建所有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权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 资产阶级 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各种生产形式的 历史的和暂时的 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 经济范畴 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 抽象 ,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 公式 ,而是 运动 。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 方式 ,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 社会关系 。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 各种观念、范畴 ,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 抽象、范畴就其本身来说 ,即把它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 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 资产阶级生活 对他说来是 永恒的真理 。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 空论家 。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独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独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的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种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同样,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一夜之间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 二元论 ——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52页。

3.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 实中的 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

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像的主体的想像的活动。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8—31页。

4.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 物质 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 精神 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我们在上面(第[35—39]页)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实际上该阶级的这些代表才是它的积极成员,所以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像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37—41]页)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所固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取得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种假象当然也就会完全自行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2—55页。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的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产条件来决定的。

……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仔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演进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52页。

5.资本中被歪曲的、主客体颠倒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

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形和变态而完成了。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是怎样的。因为他体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才感到很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57—258页。

6.观念、范畴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都是历史的暂时的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 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43—144页。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 次序 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39—140页。

7.思想观念对物质生活的反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第10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 积极 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 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 绝对命令 :必须 推翻 使人成为被侮辱、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 一切关系 ……(第11页)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第18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约1843年10月中—12月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他们并不想知道,他们称为理论、意识形态或者天晓得是什么的那些东西,早已成为人民的血肉,而且有一部分已经进入生活了;他们并不想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徘徊于理论的乌托邦中。因为,在半个世纪以前的确还曾经是理论的东西,自从革命以来就发展成为国家有机体中的独立因素了。

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1840年1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54页。

8.在上层建筑内部,“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

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89—490页。

(五)“社会关系”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返回本层目录

1.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是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53]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15页。

2.“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总论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序言》(1885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69页。

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198—199页。

在所有这些作者身上都可以发现两重性的东西:

(1)在经济上,他们都反对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证明对群众的剥夺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2)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他们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上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44页。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9页。

3.经济及经济基础的巨大力量

然而,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转变成人道发展的源泉。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页。

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1853年4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80页。

就算 武器 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 金钱 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亡。欧洲的 破产,国家的破产 ,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蕊一样。

马克思:《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1848年11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542—543页。

4.“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及上层建筑(国家、法律等等)对生产的反作用

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48—149页。

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 国家 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 国家 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377—378页。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

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 社会内部 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 头足倒置地 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 雾月十八日 》,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 特殊 作用,当然是在它们 普遍 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了。首先必需出版第三卷,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85—491页。

5.不同特性的生产劳动方式,构成不同的社会形态及其上层建筑的基础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2页。

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215页。

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4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7页。

6.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最基本的物质关系,就是直接的物质生产中的关系(生产关系)

换句话说,所有权的 非经济起源 不外是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 历史起源 ,而这些形式则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或观念的表现。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这一历史的每一阶段,同样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自身运动的 经济基础 ,不过这种情形实际上可归结为这样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自古以来人的生活[XXXIII—1463]就以生产为基础,而人一旦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人的生活就开始以各种 社会生产 为基础,正是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我们也称之为 经济 关系。(第122页)

如果有人说,所使用的劳动量取决于现存资本量,那么,这种说法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绝对地说):这是绝对的 同义反复 ,这种同义反复所以 表现为同义反复,只因为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从而在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中,劳动的各要素表现为 独立的、异己的 和相互 独立 的要素。(第568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 资本 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 宗教 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 从历史上看 ,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象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 异化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48—49页。

7.“生产关系(经济条件、物质条件)”决定政治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 成功 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 资产阶级革命 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 粗俗之徒的 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 物质条件 ,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31—332页。

8.经济关系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

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198页。

9.任何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6—307页。

10.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0页。

11.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国家等)与意识形态(宗教等)会掩盖经济基础而使其模糊

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334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第307—309页)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第312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2.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

这些人只注意国家的政治形式,而不能理解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的社会组织的意义。他们以其虚伪的理想主义自豪,认为研究经济现实有损自己的尊严。代别人去做个理想主义者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肚子胀得饱饱的人很容易嘲笑饿着肚子的人们不要崇高思想而要普通面包的实际主义。听任康帕尼亚农民处于比他们罗马帝国时代的祖先更悲惨的奴隶境地的1848年罗马共和国的三执政,当然不难大谈其农村居民的低下精神水平。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像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现在马志尼先生也不认为注意社会实际、注意不同阶级的利益、注意出口和进口、注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房租以及诸如此类的庸俗东西有损自己的尊严了,这也许是由于他亲眼看到了使第二帝国遭到强大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的,不是各民主委员会的宣言,而是那由纽约开始之后波及到全世界的经济震荡。但愿马志尼不要就此止步,不屈服于虚伪的自尊心,而进一步按照经济科学来改造自己的全部政治纲领。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450—451页。

封建制度本身以纯粹经验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础。教阶制以及它和封建制度的斗争(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只是封建制度以及在封建制度内部展开的斗争(也包括在封建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在思想上的表现。教阶制是封建制度的观念形式;封建制度是中世纪的生产和交往关系的政治形式。因而,要把封建制度反对教阶制的斗争解释清楚,只有阐明这些实际的物质关系;而这些关系阐明以后,所有以往盲目相信中世纪幻想特别是皇帝和教皇在相互斗争中所提出的幻想的历史观就站不住脚了。(第191页)

对于施蒂纳,法不是从人们的物质关系以及人们由此而产生的互相斗争中产生,而是从人们“头脑中挤出来”的自己的观念的斗争中产生的。(第363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第642页)

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第650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年4—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

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年—1875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699页。

13.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分配有影响。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88页。

14.首先应当“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

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它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状况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状况看做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

马克思:《马克思致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33页。

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它有某种社会意义来说)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 人生前 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 继承权的消亡 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 废除继承权 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 起点 。……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 适用于社会的过渡 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一方面,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推行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 渡性措施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1869年8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89页。

“改革报”刚才承认了阶级对立的存在。但是,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而“改革报”认为改变和消灭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手段,莫过于使自己的视线离开阶级对立的现实基础,就是说离开这些物质关系,而回头奔向共和国思想的虚幻高空,即奔向富有诗意的二月时期,因为六月事变用暴力把它从这个时期中揪了出来。(第533页)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是由这两个阶级的思想产生的了。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社会关系中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在“改革报”看来,如果这两个阶级 不再意识到 自己的真正状况和自己的真正对立,并用1793年那种“爱国的”情感和漂亮话做鸦片来麻醉自己,对它们会有好处的。多么软弱无力呵!(第534页)

马克思:《巴黎“改革报”论法国状况》(1848年11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

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第597页)

(工人)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第603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

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54]。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 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 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55]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56]目标。

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3页。

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 阶级统治 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年—1875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701页。

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这些消灭卖淫现象的努力全都是徒劳的,主要错误在于不想抓祸害的根源;而这种祸害 主要 是产生 道德问题经济问题 ,只要人们还靠行政的措施、警察的镇压、某个法律条文的修改或是感情用事的声明来铲除这个祸害,它就还会继续存在,因为它的根源照旧继续存在。应该善于干预,而且要大胆地干预现在在所有制和劳动方面普遍存在的经济混乱,对它们进行整顿,把它们加以改造,使任何人都不丧失生产工具,使有保证的生产劳动最终成为人们早就在寻求的正义和道德的基础{mano}。

恩格斯:《英国女工状况》(1877年11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184页。

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57]。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

马克思:《中国纪事》(1862年6月下半月—7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45页。

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1858年10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628页。

15.交易所、股份制等经济制度的进步性与革命性

您把反对交易所的嚎叫称作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很对的。交易所只改变着从工人中 已经窃得的 剩余价值的 分配 ,而这种分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对于工人,作为工人而言,起初也许是根本无所谓的。但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象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征收出自道德目的的课税,这也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只有征收啤酒税和白酒税还勉强有理由可说。这种主张真是可笑之极和反动透顶。如果交易所不在美国造成巨大财富,在这个农民国家里怎能产生大工业和社会运动呢?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2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27—428页。

再来谈谈交易所税,我们完全用不着去否定交易所的“不道德行为”和诈骗行为,我们甚至可以一针见血地把它如实地描绘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完全直接变成了盗窃;不过还应当做出进一步的结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而相反地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开始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些人尽管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却贪得无厌地搞证券投机,因此必然成为掠夺的牺牲品,我们让这些人去表示义愤吧。当交易所和“实力雄厚的实业界”互相角斗的时候,当那些也企图进行证券投机并由于这种投机而不可避免地被抢劫一空的地主,在剥削阶级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互相斗争中成为第三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将成为第四方:欢笑的一方。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年2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29—430页。

委员会报告中这两个揭露的实例,给股份企业的道德原则和一切事务投上了相当阴暗的影子。显然,这些制度——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它们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但是它们还没有像中世纪的帮会那样,形成自己团体的良心,来代替它们那由于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摆脱了的个人责任感。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和金融》(1858年9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609—610页。

16.“信用”、经济政策等也是上层建筑

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7—498页。

显然,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的现象。

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1852年10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0月第1版,第419页。

(六)文艺与意识形态|返回本层目录

1.意识形态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观念表现和征兆

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 各种观念范畴 ,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

马克思:《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页。

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597页。

我们在这里简单地重复一下,“使命、职责、任务、理想”或者是

(1)关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某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观念;或者是

(2)对于通过分工而分到各种不同行业中去的那些个人的活动方式的简单的唯心的解释或相应的有意识的表达;或者是

(3)对个人、阶级、民族随时都必须通过某种完全确定的活动去巩固自己地位的这种必要性的有意识的表达;或者是

(4)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里像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91—492页。

2.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是其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李嘉图的价值定义,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善良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贵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诉诸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年10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210页。

3.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

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 依附于资本家 的。(第168—169页)

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总是好的……(第298页)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 在经济学上 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 仆人 ,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第314页)

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 服务 ,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第31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至于出现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中的 货币 ,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流通手段,那么,只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获得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本家(非工业资本家)、国债债权人等等的货币,甚至工人的货币(在储蓄银行中),简言之,也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日常开支,以及超过他们认为必须始终由自己支配、也就是作为个人储备来保存(贮藏)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 余额 ,这种余额是 存款 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又成为 商业货币 的主要基础。

马克思:《反思》(1851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56页。

4.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 中介 ,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 基础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57—658页。

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位具有移山信念的乡下佬雅各却认为这种歪曲形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的世俗的基础。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欺骗在我们的圣者那里正是获得了这种形式,我们在谈到“政治自由主义”时将会知道。(第195页)

在“施蒂纳”那里,连这种意识也“全部完了”,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第263页)

由于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第535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11)。

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76页。

5.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身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9页。

6.观念、思想的上层建筑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第41页)

竞争所引起的伟大的社会变革把资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对无产者的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而把上述一切“神圣化的财富”变成买卖对象,并把无产者的一切自然形成的和传统的关系,例如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都和它们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一起摧毁了,这种剧烈的革命当然不是起源于德国。(第432页)

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里像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第492页)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期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新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是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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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然关系”与精神生产的物质性:文艺、审美与经济论|返回本层目录

(一)作为商品生产的艺术活动不同于意识形态活动:“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返回本层目录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第150页)

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第164—16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艺术、精神活动、文学|返回本层目录

1.自然界可以是“艺术的对象”、“精神食粮”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1页。

2.“精神生产资料”与“精神生产力”及其对物质生产的作用

一个 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是 另一些 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第96页)

应该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并相互转化,但二者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第119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表明,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 雇佣劳动 存在的地方;因此,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173页。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52页。

在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但人们立即就发现,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58]。这样,我们这里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方面即劳动。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经济学家与发明的精神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没有他参与的一切发明就不会落到他手里吗?有哪 一件 发明曾经使他花费过什么?因此,他在计算他的生产费用时为什么要为这些发明操心呢?在他看来,财富的条件就是土地、资本、劳动,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需要。科学是与他无关的。尽管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莱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都提高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这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他的计算。但是,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经济学家那里发生的那样——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持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约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页。

3.文学也与生产力相关

平原和山区的差别、沿河流域、气候、土壤、煤、铁、 已经获得的生产力 (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等呢?傅立叶在这里比较英勇地克服了均等化(第139—142页)。

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1874年—1875年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682页。

(三)“自然关系”及精神生产的“物质性”、工具(技术)与文艺|返回本层目录

1.不同于单纯“想像”、“观念”活动的精神生产的“物质性”与客观的“时间”有关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

甚至 精神 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否则,我至少会冒这样的危险:我思想中存在的事物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事物,因而它也就只能具有想像中的事物的价值,也就是只有 想像的价值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类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它们时间对 人的劳动 的意义变为时间对 工资 、对雇佣劳动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2页。

2.精神生产的“物质性”跟脑力(智力)与体力的结合有关

手的专门化意味着 工具 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第373页)

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第374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

人创造出产品,使外在物适合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行为中,正象在自然机体中手和头缺一不可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著者亲自修订)(1872年9月—1875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204页。

3.缺乏物质对象、物质推动力的生产活动,最多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观念、想象活动

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在实际上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这种使用价值只有在资本的要求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或者最多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里我们不谈它。(第22页)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 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作为 非资本 本身的劳动是:

(1) 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非物化]劳动 (本身还是对象的东西;在客观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观性相分离的劳动。是 抽掉了 劳动的真正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 绝对的贫穷 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缺少物质财富,而是完全被排除在物质财富之外。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现存的 非价值 ,因而是没有媒介而存在的纯粹对象性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是纯粹直接的,它也就同样直接是非对象性。换句话说,不是在个人本身的直接存在之外的对象性。

(2) 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非物化]劳动,非价值 ,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 对象化 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 价值 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 活的源泉 存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资本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的一般财富,劳动则表现为一般财富的 一般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因而,一方面,劳动 作为对象绝对的贫穷 ,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 一般可能性 ,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更确切些说,在每个方面都互相矛盾的这两点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 前提 ,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第252—253页)

现在我们来看看过程的第二方面。如果是一般说的 交换 过程,那么资本(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现在是完成了。现在接下去考察资本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关系。劳动不仅是同资本相对立的 使用价值 ,而且是资本本身的 使用价值 。作为物化价值的价值非存在,劳动是非物化价值的价值存在,是价值的观念存在;它是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作为活动是价值的创造。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然而,通过同资本的接触,这种能力成为实际的活动,——它不能自己进行活动,因为它没有对象,——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就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殖资本这种 实际 的和 有效的 价值,而不是象在货币身上表现出来的那样,仅仅是想象的价值。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

资本是货币(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但已不再是存在于同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并存的特殊实体中的货币,因而不再是从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中排除出来的货币;而是在一切实体中,在物化劳动的任何形式和任何存在方式的交换价值中保持自己观念规定的货币。资本作为存在于物化劳动的一切特殊形式中的货币,只要现在同非物化的、作为过程和行为而存在的活劳动一起进入过程,那么资本首先就是它存在的实体同它现在 作为劳动存在的形式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

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物化在资本的物质中。资本(按其内容来说)对劳动的关系,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在劳动面前表现为某种被动的东西,正是资本的被动存在作为特殊实体同作为造形活动的劳动发生关系——一般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对它的物质的关系(所有这些,在交换价值一章以前研究生产一般的第一章中就应该说明);物质,物化劳动,对于作为活动的劳动来说只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作为 原料 ,即无形式的物质,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另一种是作为 劳动工具 ,即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物质手段。(第255—256页)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物化劳动时间变成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来保存物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同工人毫不相干。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 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第335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4.人与自然的两种联系:主观的、理论的、幻想的联系与现实的、实践的“劳动的联系”

工业 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 现实的 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 现实的 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 异化 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 人本学 的自然界。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费尔巴哈在这个论点中还把宗教的、想象的自然界 幻影 同现实的自然界完全等同起来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8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8页。

批判的批判指责“浪漫主义艺术”的“统一教条”,可是它现在却力求获得“真正统一的整体”、“现实的统一体”,并且抱着这个目的,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就像 黑格尔 用那一身兼为整个自然界和全体人类的绝对的主客体—— 绝对精神 来代替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一样。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213页。

圣麦克斯只是为了找机会作一些对黑格尔的草率的研究,曾经叙述了他的全部“哲学或时代”的历史,现在他最后又一次重复他的全部唯一的历史。不过,这一次他却转向自然史,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唯一的”自然科学的重要知识;这是因为:在他那里,每逢“世界”需要起重要作用时,世界立刻就变为 自然 。“唯一的”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它不是考察由工业和自然科学所决定的人对自然的现实关系,而是宣布人对自然的幻想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202页。

但是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在第一句话中就已经混淆不清了。

第一 :由于在后面一句话中,“ 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资料 ”或“ 外部的财物 ”变为“ 外界物 ”,所以上述关系中的第一种关系就成为这样:人处在一种 对作为 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 外界物的关系中 。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 外界物 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 吃、喝 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 积极地活动 ,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可见:人们实际上首先是占有外界物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05—406页。

5.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

在他(约翰·淮亚特)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59]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显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429页注释(89)。

6.劳动资料或者生产工具,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传导体”,是劳动的“器官”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60]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61]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62]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63][64]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65],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66]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6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9—211页。

只有在经济发展的最原始的阶段,也就是在资本关系的形成还不可想象的状态下,才会发生劳动工具无须进一步的媒介就存在于自然界的情况。不言而喻,从事物的本性可以得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特别表现在 劳动资料 或者说 生产工具 的发展上。正是这种发展表明,人通过在两者之间插入一个为其劳动目的而安排规定的、并作为传导体服从于他的意志的自然物,在多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直接劳动对自然物的影响。(第57页)

实际劳动把工具作为自己的手段来占有,把材料作为自己活动的材料来占有。实际劳动就是把这些对象作为劳动本身的活的机体,劳动本身的器官来占有的过程。在这里,劳动材料表现出劳动的无机性质,劳动资料表现为占有活动本身的器官。(第59页)

劳动过程是工人从事具有一定目的的活动的过程,是他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既发生作用、又被支出和消耗的运动(通过这种运动,工人赋予劳动材料以新的形式,因此,这种运动物化在劳动材料中),——不管这种形式变化是化学的,还是机械的;是通过生理过程本身的控制而发生的,还仅仅是物的位移(它的位置的改变),或者只是物与地球的联系的分离。因此,当劳动在劳动对象中物化时,它就改变了这个对象的形式,并且把劳动资料作为它的器官进行使用和消费。劳动从活动的形式转入存在的形式,转入物的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的同时,改变了它本身的形式。赋予形式的活动对对象和它自己本身进行消费;它使对象的形式改变,并使自己物化;它在自己的主体形式中作为活动消耗自己,并且消耗对象中的物质的东西,也就是说,消除了对象对于劳动目的漠然无视的态度。最后,劳动消费劳动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资料也由纯粹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因为它已成为劳动的实际传导体。(第60页)

如果完全抽象地来考察劳动过程,那么,可以说,最初出现的只有两个因素——人和自然(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人的最初的工具是他本身的肢体,不过,这些肢体必定只是他本身占有的。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人所占有的最初的工具之一是动物(家畜)。(第105页)

这些工人本身只表现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器官(而不是机器表现为工人的器官),他们同死器官不同的地方是有自我意识,他们和死的器官一起“协调地”和“不间断地”活动,在同样程度上受动力的支配,和死的机器完全一样。(第536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7.“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实际的财富)”不同于“知识的形式(观念的财富)”,“技术”不同于“科学”

单是科学 ——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 的发展 ,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 科学 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 人的生产力的发展 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4—35页。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 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 ;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 直接的生产力 ,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19—220页。

如果象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198—199页。

8.艺术家受到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的制约

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59页。

(四)“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及“自然关系—社会关系”与艺术、审美|返回本层目录

1.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第56页)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第6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 唯一 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以裁缝的劳动为例,就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的物质规定性来说,它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在古代家庭工业中,妇女生产衣服,但不生产衣服的交换价值。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之一的劳动,立法者摩西同税吏亚当·斯密同样熟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25页。

2.“使用价值”反映的是“个人对自然的关系”中的“自然属性”,“交换价值”反映的是“个人的社会关系”中的“超自然属性”

“任何物的自然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第48页注释(4))

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第7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既然商品的 交换价值 不过是这些东西的 社会职能 ,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关,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所有商品共同的 社会实体 是什么呢?这就是 劳动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页。

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为什么货币所表现的关系也象任何其他经济关系如分工等一样,是一种生产关系呢?如果蒲鲁东先生对这种关系有个明确的概念,那他就不至于把货币当做例外,当做人尚不知或需要确定的系列中分离出来的一个要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19页。

因为金作为一种 剩余 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 使用价值 ,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 并存交换价值 ,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124—125页。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交换价值的共同的社会实体”,而是说,诸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只有在至少存在两个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才存在)代表一种它们共有的、“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在这里也就是指同它们的自然形式无关}的东西,即“价值”。(第399页)

价值 ”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第406页)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

我们这位自作聪明的人陷入了 拜物教 多深,以及他怎样把相对的东西变为某种肯定的东西,下面的话是最清楚的说明:

价值物的属性财富人的 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同上,第16页)

在这里财富是使用价值。当然,使用价值对人来说是财富,但是一物之所以是使用价值,因而对人来说是财富的要素,正是由于它 本身的属性 。如果去掉使葡萄成为葡萄的那些属性,那末它作为葡萄对人的使用价值就消失了;它就不再(作为葡萄)是财富的要素了。作为与使用价值等同的东西的财富,它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相反,在我们的作者看来,“价值”竟是“ 物的属性 ”!

商品作为价值是 社会的 量,因而,和它们作为“物”的“属性”是绝对不同的。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价值确实包含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是人们之间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物本身是绝对无关的。物不论是在A手中还是在B手中,都保持同样的“属性”。“价值”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为前提的。在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的“价值”。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是劳动的交换以及每个人的劳动对其他人的劳动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会劳动或者说社会生产的一定方式。(第138—139页)

但是互相可以交换的物品的这个统一体是什么呢?这种交换不是物品作为自然物互相保持的关系。它也不是物品作为自然物同人的需要的关系,因为不是物品的效用程度决定物品互相交换的量。(第15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3.“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质—量”:“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

从产品具有一定的质,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而存在,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产品,作为需要的实体来说,它同它自身作为价值只在 物化劳动 形式上具有的那种实体相矛盾。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388页。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第50页)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第59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4.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交换价值(剩余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让人们变来变去,让人们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7页。

李嘉图只在 概念上 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 交换价值 ,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骗,——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是,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 价值 。现在我们完全不谈贬值,留待以后再来考察。如果[产品的增长]是均匀地发生的,那么,价值就永远不会变动,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就没有任何刺激了。正因为这不是均匀地发生的,所以一切冲突就发生了,但同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 价值 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 价值增长 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马克思:《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50年12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109—110页。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媒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 媒介 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对于两极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因为 最初 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第295页)

在所有这些解体的过程中,只要更详尽地考察便可发现,在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是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交换价值及其生产,是以另一种形式占优势为前提的;因此,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实物贡赋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但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第505页)

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造成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玻璃厂、造纸厂、炼铁厂等等,是不能以行会的方式经营的。它们要求大规模的生产、广大市场的销路、操在企业家手中的 货币财富 (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创造了条件,他既不创造主观条件,也不创造客观条件,但在以前的所有制关系和以前的生产关系之下,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第515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商品是 使用价值 ,即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是商品的物质的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在这方面,通常为了严整起见而作的一般论述,都只是老生常谈。这些老生常谈在这门科学最初形成的时候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从物质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然而事实上,商品的使用价值是既定的前提,是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正是这种特定的关系给使用价值打上商品的印记。例如小麦,不管是奴隶、农奴还是自由工人种植的,都具有同样的使用价值。即使它象雪花一样从天上飘下来,也不会失去它的使用价值。(第411页)

因此,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源)而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对于农业关系的内部结构来说失去了迄今为止是无关紧要的和外表的性质。在某些地方,农业本身开始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纯粹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传统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旧的、传统的经济关系都解体了。可见,在这里,流通的前提是一种仅仅以剩余产品即超过使用价值的多余产品的形式提供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现在这种生产却变成了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变成了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生产。这是历史上简单流通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交换价值的例子。(第485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5.使用价值既表示物“对人有用”的属性,也表示物可以“使人愉快”的属性等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他人指出,“value,valeur”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事实上,“value,valeur,Wert”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326—327页。

6.“美的享受”、“审美的需要”、“真正自由的劳动”与劳动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相关

我们只是把同资本相交换,转化为资本并使资本增殖的自由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因此一切所谓的 服务 都被排除了。不管这些服务有什么其他性质,货币在它们上面是耗费了,而不是作了预付。在这些服务中,货币往往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某种使用价值而转瞬即逝的交换价值。正如购买商品来消费(不是通过劳动来消费)同生产消费(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毫不相干一样,资本家作为私人——在商品生产过程之外——消费的那些服务同生产消费也毫不相干。这些服务可能是很有用的等等。但它们的内容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对这些服务本身的评价(在经济上对它们的评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当然不同于在其他的生产关系中。但是,只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本因素,才有可能研究这个问题。

各种服务即使本身可以直接生产商品,例如,裁缝为我缝制裤子,或者士兵保卫着我,法官等等也是一样,或者音乐家给我一种美的享受,我购买他的演奏,或者医生给我治好腿,我付钱给他,但是,这里谈的始终只是劳动的物质内容,劳动的有用性,而至于这些是劳动,那与我完全无关。在创造资本的雇佣劳动的场合,它的内容实际上与我无关。任何一种一定的劳动方式对我有意义的只是在于,它是一般的社会劳动,从而是交换价值的实体,是货币。因此,上述工人、仆役,从娼妓到教皇,决不会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被使用。{不过,最好把关于“生产劳动”的详细论述放到《资本和劳动》这一部分。}我购买一种劳动而赚钱,购买另一种劳动而花钱。一种劳动使人致富,另一种劳动使人变穷。后一种劳动本身可以是发财致富的条件之一,例如警察、法官、士兵、刽子手的劳动。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劳动往往只是一种“使负担加重的事情”,而同直接的[生产]过程完全无关。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51—152页。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 非生产 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 服务 被购买的。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 ,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第435页)

可见,如果说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 生产劳动 ,或者同样可以说,还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那末,劳动的 内容 、它的具体性质、它的特殊效用,看来最初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同一个裁缝的同样的劳动,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生产劳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为非生产劳动。

某些 服务 ,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 使用价值 ,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 分开存在 的结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是 可以出卖的商品 。例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这些服务本身,同我买的商品一样,可以是确实必要的,或者仅仅看来是必要的,例如士兵、医生和律师的服务,——或者它们可以是给我提供享受的服务。但是,这丝毫不改变它们的经济性质。如果我身体健康,用不着医生,或者我有幸不必去打官司,那我就会象避开瘟疫一样,避免把货币花在医生或律师的服务上。(第436—437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对资本来说,构成生产劳动的 特殊使用价值 的,不是生产劳动的一定有用性质,也不是物化着生产劳动的产品的特殊有用属性,而是生产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是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生产劳动 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 一定内容 ,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

[484]所以, 同一内容的 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生产《失乐园》,象蚕生产丝一样,是 天性的表现。后来,他把这个产品卖了5镑,就此而言他成了商品交易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生产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指南)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作家却近似于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生产从属于资本,而且只是为了增殖资本而进行的。象鸟一样唱歌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假如她为了货币而出售自己的歌唱,她就因此而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商品交易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直接 生产 资本。给别人上课的教师不是生产劳动者。但是,如果一个教师同其他人一起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聘入一个学院,用自己的劳动来为贩卖知识的学院所有者增殖货币,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固然,就形式来看,大多数这样的劳动者几乎还不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是属于过渡形式。

整个说来,这样一些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这些劳动只能作为服务来享受,不能转化为与劳动者分开的、从而作为独立商品存在于劳动者之外的产品,但是它们可以直接地被 资本主义 利用。所以,可以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只有在研究雇佣劳动时,在论及不同时是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的范畴时,才能考察它们。……

[485]力图用劳动的 物质 内容来确定 生产 劳动和 非生产 劳动的这种企图,有三个来源。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 经济的 形式规定性,如 商品生产 劳动等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

(2)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 产品 (即物质产品,因为这里只涉及物质财富)为结果的劳动是 生产的

(3)在 实际的 再生产过程中,——如果考察它的 现实 要素,——就财富的形成等等来说,表现在再生产性物品中的劳动与仅仅表现在奢侈品中的劳动之间有很大差别。

……

工人也用货币购买 服务 ,这是支出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一种方式。

没有人会购买医疗的或法律的“服务”作为手段,来把这样支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

很大一部分 服务 属于商品的消费费用,例如女厨师等的服务。 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 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劳动是与 作为货币的货币 相交换,还是与 作为资本的货币 相交换。例如,在我购买独立劳动者、工匠等的 商品 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这个范畴,因为不是货币和任何种类的劳动直接相交换,而是 货币和商品 直接相交换。

……

因此, 生产劳动 (从而 非生产劳动 ,即生产劳动的对立面)的规定是建立在下述基础上的:资本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05—110页。

7.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代表物的“超自然属性”而与其“物质属性”无关

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第72页)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以为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第101—10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8.当交换价值本身固定化在货币上的时候,使用价值就只是作为抽象的浑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

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只具有暂时的意义,是因为它扬弃了片面性,——扬弃了只同一定的个人相联系的、从而 直接 为一定的个人而存在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但不是扬弃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相反,它把使用价值表现为他人的使用价值,以自己为媒介让使用价值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等等。但是,当交换价值本身固定化在货币上的时候,使用价值就只是作为抽象的浑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并且交换价值正是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实体才重归于自身,并离开了简单交换价值(它的最高的运动就是简单流通,它的最高的完成形态就是货币)的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内部,[商品和货币之间]实际上只存在表面上的区别,纯粹是形式上的区别。货币本身在其最高的固定状态下又是商品,它作为这样的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它 更完善地 表现交换价值,但正因为这样,它作为铸币[II—20]丧失了 交换价值 这个内在的规定,变成了 单纯的 使用价值,虽然是用于确定商品价格等等的使用价值。两个规定仍然直接重合同样又直接分离。在它们彼此相独立的场合, 从肯定的意义来说 ,就象成为消费品的商品的情形那样,那么这里的规定不再是经济过程的要素;从否定的意义来说,就象货币的情形那样,那么这里的规定变成 错乱的东西 ;固然,这种错乱的东西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要素,并且决定着各民族的实际生活。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24页。

9.作为使用价值,财富的物质内容、油画的自然属性、作家生产出的观念,与作为社会关系形式的交换价值无必然关联

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例如,这个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一颗钻石。从钻石本身看不出它是商品。当它作为使用价值时,不论是用在装饰方面还是机械方面,在娼妓胸前还是在玻璃匠手中,它是钻石,不是商品。成为使用价值,对商品来说,看来是必要的前提,而成为商品,对使用价值来说,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 交换价值 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6页。

但是互相可以交换的物品的这个统一体是什么呢?这种交换不是物品作为自然物互相保持的关系。它也不是物品作为自然物同人的需要的关系,因为不是物品的效用程度决定物品互相交换的量。(第115页)

我在我的著作的第一部分曾经谈到,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的特征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产品,使用价值,商品)互相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位拜物教徒把这个 假象 看成为真实的东西,并且事实上相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属性。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发现,鼻烟和油画由于什么自然属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为“等价物”。(第139页)

对产品的交换价值,即对包含在商品里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论述:

“几乎每一个艺术和技能的产品都是 联合劳动和结合劳动的结果 。”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第347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劳动的这种物质规定性同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毫无关系,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149页。

“前者是某种本来就是实在的物。例如,银丝编织品中所含的银。丝织品、毛织品或亚麻织品的 内在价值 小于已使用的原始价值,因为除了这类织品的预期的用途而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别的用处; 而使用价值则相反,它必须依照为生产它而耗费的劳动来估计。为改变形式而耗费的劳动,代表一个人的时间的一定部分 ,它已经被有效地用来 赋予某种物质以形式 ,使这种物质变得有用,美观,或者简言之,使它成为间接地或直接地对人有用的东西。”(同上,第1卷第361、362页)

(实际的使用价值,就是赋予物质的那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本身只不过是静态的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03—304页。

10.资本家暴发户购买精美的奢侈品与其审美能力无关

法国出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在这个部门中法国货的精美程度直到现在还是无法超过的,但是在全世界这种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毫无审美能力的我们当代的资本家暴发户,别人常常把便宜而低劣的德国或英国的假货冒充真正的法国货以极其昂贵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们也感到十分满意。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4月—5月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426页。

11.一切产品皆商品化使“资产阶级的趣味变得极为低下”

保尔列举的那些得胜的德国“趣味”的例子,多半是老而又老的。德国的儿童画一般都不错,原因很简单,画这种画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主要是在杜塞尔多夫、慕尼黑等地,作画的又都是些年青的、往往是有才华的画家,他们作画为了挣几个钱。可是我记得,四十年前在德国曾经有过法国这一类的画,其中有许多都是那位擅长画马和士兵的画家亚当画的,画面的别致和生动,是德国画无法比拟的。法国画家没有继续干这一行,想来是因为画找不到销路。

说到 玩具 ,德国的长处在于:(1)价钱便宜,家庭工业的生活水平极低(不久前埃曼努尔·扎克斯博士在《绍林吉亚的家庭工业》一书中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描述);(2)玩具是农民创造的,城里人决不能为儿童想出什么玩艺,尤其是法国的城里人,他们对自己亲生的孩子都讨厌。

关于 家具 ,保尔自己说明了原因:法国政府的愚蠢的赋税政策。

也是同样原因——分工和低工资:就价廉这一点,有谁能竞争得过伦敦东头和德国?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趣味变得极为低下,连德国人也能有希望满足它了。只要有某一生产部门衰败到拿“价廉质劣”作为它的经营原则,那你可以相信,德国人就会马上插足进去,用强迫本国工人挨饿的办法来战胜所有竞争者。现在这已成为一切生产部门的普遍规律,这也就是德国商品出现在各个部门和各国市场的原因。

恩格斯:《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4年1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第1版,第86—87页。

(五)贵金属的“美学属性”、货币的观念性与资本的虚拟化|返回本层目录

1.金银激发包括“色彩的感觉”在内的“美感”的美学属性,属于其“使用价值”,这种“美学属性”使其可以成为炫耀财富的形式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狄德罗)[68]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7页。

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2页。

金银制的商品不管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属性,既然它们用的材料是货币材料,那就可以转化成货币,就像金币或金条可以转化成这些商品一样。因为金银是抽象财富的材料,所以炫耀财富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用作具体的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所有者在一定的生产阶段上把货币藏起来,那末只要安全,他总是力图在别的商品所有者面前以ricohombre[大财主]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家镀上黄金。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货币贮藏不像在资产阶级经济中那样表现为总生产机构的附属职能,这种形式的财富却总是被当作最后的目的,在那里,金银制的商品实质上不过是贮藏货币的美学形式。在中世纪的英国,由于加在金银制的商品上的那一点粗糙劳动使它们的价值增加得很少,因此在法律上金银制的商品只是被看作贮藏货币的一种形式。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投入流通,因此它们的成色定得完全同铸币本身的成色一样。用作奢侈品的金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古代人看来,是十分明白的,可是现代经济学家却提出了错误的论点,说金银制的商品的使用不是按照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只是按照贵金属价值跌落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他们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的消费情况的资料,在其他方面虽然确实,但是总有一个缺陷,因为用作原料的金的消费量的增加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有相应的金价值的降低来证明。从1810年到1830年间,由于美洲殖民地同西班牙的战争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矿山劳动的停顿,贵金属的平均年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1829年在欧洲流通的铸币比1809年减少了几乎1/6。可见,虽然产量减少了,生产费用——如果有变动的话——增加了,但是,英国在战时,大陆从巴黎和会时起,用作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它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在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第124—126页)

一般金属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是同它们当作生产工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撇开金银很稀少不谈,仅就它们比铁甚至比铜(指古人所用的硬铜)软而论,这已经使它们不适于这种用途,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它们丧失了一般金属的使用价值所依以存在的那种属性。它们不仅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没有什么用处,而且作为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对象,它们同样不是必需的。因此,不论把多少金银投入社会流通过程,也不致对直接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发生不利的影响。它们本身的使用价值并不与它们的经济职能发生冲突。另外,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和财富的积极形式。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雅科布·格林曾经指出过印度日耳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的贵金属名称与色彩的相互关系的词源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

最后,金银可以从铸币形式变为条块形式,从条块形式变为奢侈品形式,并且也可以变回来,因此,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之处是不受一成不变的、一定的使用形式的束缚,这就使它们成为货币的天然材料,因为货币是必须经常从一种形式规定性变为另一种形式规定性的。

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第144—145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6)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一种特殊的产品( 商品 )(物质)必须成为当作每一种交换价值的属性而存在的货币的主体。体现这种象征的主体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被体现者的条件——概念规定,一定的关系——中包含着对体现者的要求。因此,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不是象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就象颜色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雕刻的范围一样。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性质所不相适合的那些属性,反映着对那些主要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在我们直到现在仅仅能够谈到的阶段上,这些要求最完满地实现在贵金属身上。本身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比其他商品优越,而在各种金属中,最先被人们在其完整的和纯粹的物理形态上找到的是金;其次是铜,再其次是银和铁。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贵金属又比其他金属能更好地实现 金属

“贵金属就其物理性质来说是同一的,所以它们的相同的量必定是完全相同的,以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好。而同量牲畜和同量谷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

(a)金银和其他金属的比较

非贵金属在空气中氧化;贵金属(水银、银、金、白金)在空气中不起变化。

(Au)。密度=19.5;熔点:1200℃。

“明晃晃的黄金是所有金属中最华美的,因此,早在古代它就被称为金属中的太阳或金属之王。分布很广,但从来都不是大量的,所以比其他金属都贵。通常发现的是纯金,一部分是较大的块状,一部分是散布在其他岩石里的小颗粒。由于岩石风化,形成含金的沙子,随河流冲走,由于金的密度大,可以从含金的沙子里把它淘洗出来。黄金有惊人的延展性;一克冷可以抽成500英尺长的丝,敲打成厚度不到1/200000[英寸]的箔。金不受任何单一酸类的腐蚀,只溶解于游离氯( 王水 ,硝酸和盐酸的混合物)。镀金。”

(Ag)。密度=10。熔点=1000℃。光泽明亮;一切金属中最令人喜爱的,洁白和有延展性;可以用于制成精美的制品和抽成细丝。常见的是纯银;通常在银铅矿里和铅混合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金和银的 化学 性质。(纯金和纯银可以分割和重新熔合,质地均匀,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

矿物学性质: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越贵重,就越单独出现,越和日常出现的物体相分离,表现为和一般金属远离的更高级的自然物。所以,通常我们发现的金是纯的,结晶为不同的立方体或者具有不规则的块状和颗粒,砂状和粉末等各种形式,金以这样一些形式散布在很多岩石,例如花岗岩中,由于这些岩石的碎裂,可以在河沙[I—29]和冲积地的卵石里找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金的密度达19.4,如果用水淘洗含金的沙子,甚至可以得到很细小的金颗粒。从这种沙子里首先沉淀下来的是比重较大的金属,因而正象人们所说的,被淘洗出来。最常见的是银同金合在一起,是含0.16—38.7%银的两种金属的天然合金;结果颜色和密度自然有所不同。

。银矿种类相当多,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金属,既有纯银,也有和其他金属混合在一起的,或者同砷和硫化合(氯化银、溴化银、银的碳酸氧化物、铋银矿、硫银铁矿、硫锑铜银矿等等)。

主要的 化学 性质: 一切贵金属 ——在空气中不氧化;金(和白金)——不溶解于酸,而金只溶解于氯。在空气中不氧化使它们保持纯洁,不生锈;它们呈现出本来的样子。不受氧的侵蚀—— 不朽性 (古代的金银迷如此称颂)。

物理性质:比重大 ,也就是说,很小的体积就有很大的重量;这对流通工具来说特别重要。金:19.5;银:10。 光泽 。金明亮,银洁白。华美。 延展性 。因此,它们很适合于装饰品和美化其他物品。银 洁白 (它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橙黄(它吸收投射在金上的混合光中的一切有色光线,而只反射红色)。 很难熔化。地质性质 :常见于 纯粹 状态(特别是金),和其他物体分离;单独的,个体化的。单个的、对其他元素来说是独立出现的。

关于其他两种贵金属:(1) 白金 :无光泽,暗淡(金属的烟尘);十分罕见;古代不认识它;只是在美洲发现以后才被认识;十九世纪在乌拉尔也发现过;只受氯腐蚀;总是纯粹状态;比重=21;极高的温度下也不熔化;科学价值很高。(2) 水银 :呈流123体;可蒸发;气体有毒;可成为流体混合物(汞合金)。(密度=13.5,沸点=360℃。)

因此,白金,尤其是水银都不适合于充当货币。

一切贵金属的一个共同的 地质 性质是 稀有性 。稀有性(撇开供求关系不谈)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构成价值的要素:那种本身并不稀有、是稀有的否定、是天然物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不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在最初的价值规定中,那种多半同有意识的预计的生产无关的东西,只要存在着需求,倒最有价值。鹅卵石相对地说没有价值,因为它 无须生 产(即使生产也不过是寻找)就已经存在。一种东西要成为交换对象,具有交换价值,就必须是每个人不通过交换就不能得到的,必须不是以这种最初的形式即作为共同财富的形式而出现的。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因此,贵金属的这种性质即使抛开供求的具体关系也是重要的。

如果一般来考察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的优越性,那么金所处的地位是有利的:它实质上是 作为金属首先被发现的金属 。而这是由于以下的双重原因: 第一 ,它在自然界里是一切金属中最具有金属特色的,最容易区别和识别的金属; 第二 ,在准备它的过程中,自然界代替了人工,它的最初发现,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只需要粗笨的劳动。

“毫无疑问,金应当是 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属 ,在人类进步的最初的记录上,它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对到澳洲去的移民所作的关于金的讲演。在应用地质博物馆的讲话》1852年伦敦版第172页]

(因为金作为一种 剩余 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 使用价值 ,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的 交换价值 ,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第121—125页)

可见,有三种生产金的形式:(1)在河沙里。简单地在表面寻找。 淘洗 。(2)在冲积的河床里。 采掘 。(3) 矿山开采 。所以,金的生产不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大自然已经做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金、银等等的 词源 (见 格林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快就转移到一些词上的关于 色泽、颜色 的一般概念。银——白,金——黄……青铜和金,青铜和铁可以相互交换它们的名称。从前,在德意志人那里,青铜的使用比铁早。在拉丁文里铜和金直接是同一个来源。}

铜( 青铜 :锡和铜)和金的使用早于银和铁的使用。(第127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按照这个规定,咖啡壶是固定资本,而咖啡则是流动资本。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 自然属性 ,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根据某物的自然属性来确定它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在这里使经济学家们例外地想到:物本身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因而根本不是资本,正象成为货币决不是金的自然属性一样。)(第202—203页)

(4)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最初所掌握的金属流通是一种现成地移交下来的机构,这个机构虽然逐步经过改造,但是始终保持着它的基本结构。因此,为什么是金银而不是别的商品充当货币的材料,这个问题不属于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所以,我们只是非常概括地指出几个最重要的观点。答案很简单:贵金属所特有的自然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的属性,适合于这样一些经济职能,因而使它优于所有其他商品而成为货币职能的承担者。

正象劳动时间本身一样,要充当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的那种物体,必须能够表现纯粹量的差别,因而首先要有质的同一性,均一性。这就是一个商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我用牛、兽皮、谷物等等来计算一切商品的价值,那么实际上我就必须用观念上的平均牛、平均兽皮、平均谷物来计量这些商品的价值,因为牛和牛、谷物和谷物、兽皮和兽皮之间,在质上是不同的,即同种物品的每一份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要求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具有质的无差别性,从而要求在等量情况下存在等同性,这就是这一方面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也是从表现纯粹量的差别的必要性产生出来的,这就是要便于分为许多部分,并且能够重新合为一体,从而可以按照商品的[B′—14]价值量把一般等价物分为若干部分,而又不因此损害它的使用价值。金银是一种单纯的物体,本身可作纯粹量的分割,因而可以表现为,化为同一成色。质的同一性。可以分割,又可以重新合为一体。

甚至可以说,金是人们知道的最古老的金属, 首先被发现的金属 。自然界本身通过河流这个巨大的淘金器而担负着技术操作,因此,为了找出金子,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第454—455页)

……淘金和掘金是很简单的劳动,而采矿(从而开采金矿)却是这样一种作业,它要求投资并要求比任何别的工业部门更多地运用有关的科学和技术。(淘洗由自然界来承担。)

交换价值本身要求有共同的实体,并且使一切差别化为单纯量的差别。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职能中,一切价值首先都化为计量商品的单纯不同的量。贵金属就适合于这种情况,所以,这些贵金属表现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天然实体。(第456页)

……货币所执行的职能的不同,使这些职能具体地显示出货币的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变换。货币执行不同的职能,它充当一般商品、铸币、奢侈品原料、积累材料等等,与此相适应,金银总是能通过熔化重新化为纯金属状态,并且同样能够从这种状态化为任何别的状态,因此,金银不象其他商品那样,被束缚在它们所取得的一定的使用形式上。金银能够从条块形式转变为铸币等形式,并且可以变回来,而不丧失它们作为原料的价值,[B′—15]无损于生产和消费的过程。

作为 流通手段 ,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它们的自然比重大,——可以用小的体积表现较大的重量,——它们在经济上的比重也是与此相应的:一个小的体积包含着(物化着)较多的劳动时间,就是说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这后一种情况,当然是同金银作为自然物体比较稀少有关。这就使运输,转让等等很方便。一句话,便于进行实际的流通,这对金银执行流通手段这种经济职能来说自然是第一个条件。

最后,作为价值的静止存在,作为货币贮藏的材料,金银不易损坏,耐久,在空气中不氧化(“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难溶解,特别是金,除游离氯(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物)外不溶解于其他酸类。最后要指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金银的 美学属性 ,这种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富裕、装饰、奢侈、满足自发的节日需要的直接表现,成为财富本身的直接表现。华丽,有延展性,可以加工为器具,也可以用于颂扬和其他目的。金银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本身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抛开金银的稀少不谈,仅就它们比铁甚至比铜(指古人所用的硬铜)软得多这一点来说,它们也不适于用作生产工具。而金属的使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有关。金银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对象,所以它们也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

“货币必须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但……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货币材料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因为用作铸币〈一般货币,也包括贮藏货币〉的全部货币量,决不能由个人占用:这一货币量必须不断地流通。”( 亨·施托尔希 《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2卷第113—114页)

(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的那部分也不能由“个人”占用,因为贮藏货币的积累就在于存而不用。)

因此,正是从这一个方面来看,金银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就在于它应是某种 多余的东西 ,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不作为要素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说,正是从这一方面来看,货币的使用价值不应同它作为贮藏货币(货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发生冲突,也就是把它用作个人使用价值这种需要,不应同从流通即从社会本身所产生的那种把它用作任何一种规定上的货币的需要发生冲突。这只是消极的方面。

因此,那位似乎特别喜欢巧克力的殉道者彼得,在反对货币的论战中,关于也充当过墨西哥货币的袋装可可曾这样说过:

“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的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新大陆》)

另一方面,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奢侈、装饰、华丽的材料,成为剩余的积极的形式,或者说成为满足日常生活和单纯自然需要范围之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因此,除了执行货币职能外,金银本身还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金银是单纯数量关系的天然代表者,——由于它们的质的同一性,——那么它们在被个人使用时则是富裕,从而是财富本身的直接的天然代表者,这既由于它们具有天然的美学属性,又由于它们昂贵。

延展性 是金银适于用作装饰材料的属性之一。光泽耀眼。交换价值首先是用于交换的必要使用价值的剩余。这种剩余与剩余物本身即与超出直接需要范围之外的东西相交换;与不同于日常用品的节日用品相交换。使用价值本身首先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反映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反映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超出直接消费需要的、节日使用的价值。

洁白 ,它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 橙黄 ,它吸收投射在它上面的混合光中的一切有色光线,而只反射红色。

这里要补充的,是前面所谈到的关于采矿国家的情况。( 格林 在他的《德意志语言史》中指出金银的名称和色泽的联系。)(第457—460页)

黄金的美学属性

“黄金,这熊熊燃烧的火焰,

在黑夜里闪闪发光,

在高贵的财富中,

显得无比辉煌。”(品得)(第516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2.一方面贵金属具有“美学属性”,另一方面,“贵金属表现为天然的价值实体”而不同于“价值符号”

价值首先要求一个共同的实体,要求把一切差别或比例都化为纯粹量的差别或比例。贵金属就具有这种特点,因此,贵金属表现为天然的价值实体。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376页。

依照货币执行的职能的不同,同一块货币可以变换地位。它今天可以是铸币,明天可以是货币即静止的等价物,但用不着改变它的外部存在形式。因此,金银作为货币的具体存在,同在国内流通中可以代替金银的价值符号有本质区别:金银铸币可以熔化成条块并由此保持它们的无差别形式而抛弃它们作为铸币的地方性,或者,当金银作为铸币转化为货币时,它们就只是充当金属重量。这样,金银可以成为奢侈品的原料,或者作为贮藏货币积蓄起来,或者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输往国外,在那里可以重新变为民族铸币形式,变为任何民族铸币的形式。它们在这些形式的任何一种形式下都保持自己的价值。

价值符号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价值符号只有在它被认为是这种符号的地方才是符号,而只有在国家政权为它作后盾的地方,它才被认为是这种符号。因此,它被束缚在流通中,不能再获得这样一种无差别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金银本身始终是价值,并可以打上任何民族花纹,或者无论带有任何民族花纹都可以以其直接存在方式充当交换手段和货币贮藏的材料,或者也可以变为商品。

金银并没有被束缚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上,而是根据流通过程的需要和趋势,采取其中的每一种形式。只要金银不被当作特殊商品制成奢侈品,它们首先就同流通发生关系,不仅同国内流通,而且同世界流通发生关系,但是同时它们始终处于独立的形式中,而不被流通所吸收。铸币,也就是作为铸币本身即作为单纯的价值符号而孤立存在的铸币,只是由于流通才存在,并且只存在于流通中。它[价值符号]即使被积蓄,也只能是作为铸币被积蓄,因为它的权力只限于一国之内。除了那些来自流通过程本身并且实际上只是流通的间歇点的货币贮藏形式之外,即除了准备用于流通的铸币储备或用于可以使用本国铸币进行的支付的储备之外,这里谈不上任何货币贮藏,也谈不上真正的货币贮藏,因为铸币作为价值符号缺少货币贮藏的主要要素——成为不依赖于一定社会联系的独立财富,因为这种财富除了自己的社会职能之外,还是价值本身的直接存在,而不是单纯的象征价值。可见,那些制约着价值符号使之成为这种符号的规律对金属货币并不起制约作用,因为金属货币并不被束缚在铸币职能上。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43—444页。

现在我们对于作为货币的、在静止状态中的商品金从它同其他商品的关系上来略加考察。一切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一定数额的金,因而它们只是想像的金或想像的货币,只是 金的代表 ,正如反过来货币在价值符号上只是商品价格的代表一样。既然一切商品都只是想像的货币,货币就成了唯一实在的商品。商品只是代表着交换价值、一般社会劳动、抽象财富的独立存在,而金与商品相反,是 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 。从使用价值方面看,每种商品通过它们同一种特殊需要的关系,仅仅表现出物质财富的一个要素,财富的个别方面。但是货币能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直接转化成任何需要的对象。它所特有的使用价值,在成为它的等价物的种种使用价值的无限系列上实现。在它的坚固的金属实体中,它隐秘地包含着在商品世界中展开的一切物质财富。因此,如果商品在它们的价格上代表着一般等价物或抽象财富——金,那末金在它的使用价值上代表着一切商品的使用价值。金因此是 物质财富的物质代表 。……在作为流通的媒介的形式上,金受到种种虐待,被刮削,甚至被贬低为纯粹象征性的纸片。但是,作为货币,金又恢复了它那金光灿烂的尊严。它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它从商品的区区帮手变成了商品的上帝。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14—115页。

3.贵金属美学属性与货币属性的冲突:“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

例如,在 拜物教 上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0—231页。

4.商品的“价值实体”是劳动(时间)的抽象化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做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53页。

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页。

作为不等量的交换价值,它们代表较多或较少的、大量或小量的简单的、同样的、抽象一般的劳动,即构成交换价值实体的劳动。(第18页)

现在,商品是作为两重存在而互相对立着,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观念上作为交换价值。现在,它们彼此把自己所包含的劳动的两重形式表现出来了,因为特殊的实在劳动作为它们的使用价值而实际存在着,而一般的抽象劳动时间则在它们的价格上取得想像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上,它们是同一价值实体的同样的、只有量的差别的化身。(第58—59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

产品作为 前提 ,跟原料和劳动工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对象同劳动的关系,因为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价值实体,本身已经是 物化劳动 ,是 产品 了。价值实体决不是特殊的自然实体,而是物化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56—257页。

5.商品本身就具有符号性:“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

由于货币在某种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了一种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0页。

6.“价值”本身就具有符号性:“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69]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表现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1—92页。

7.作为“价值的纯粹象征性表现”的“价值符号”,“货币”掩盖了“价值实体(劳动时间)”

把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价值符号撇开,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5页。

这种按照工作日来计算的办法以及把劳动时间当作唯一的价值实体的现象,在依附农制关系存在的地方,是公开表现出来的,但在资本那里却被货币掩盖起来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95页。

8.价值符号化的基础:流通中价值的观念性、象征性

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7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2页。

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第650页)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 信仰 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第670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金作为流通手段而发生的观念化,会反过来改变金曾借以成为价格标准的法定比例。(第100页)

作为价值尺度,金总是分量十足的,因为它只是当作观念的金来用的。(第101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可见,可兑现性——法定的或不是法定的——始终是对一切这样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货币的名称使它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也就是说,使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第77页)

任何时候,在计算,记账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的抽象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 媒介 ,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商品在其自然属性上,既不是在任何时候可以交换的,也不是和 任何其他商品 可以交换的;它和其他商品可以交换,不在于它和它本身在自然上等同,而是设定为和自身不等同,设定为和自身不同的东西,交换价值。我们首先必须把商品转变为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然后才能把这个交换价值和其他交换价值加以比较和交换。(第86页)

这种象征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可除部分,代表这样一些部分的交换价值:它们通过简单的算术组合,能够表现出各交换价值互相间的一切比例。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事实上,被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后,这个商品本身就可能被它自己的象征所代替。现在它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第89页)

交换价值本身只能象征地存在,虽然这个象征——为了能够把它当作物,而不是只当作观念形式来使用——具有物的存在;不仅是想象的观念,而且通过某种物质方式实际表现出来。(第99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如果我们去考察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进一步发展,那么就会看到,交换价值在第一个运动[W—G]中只达到它作为观念货币或铸币,作为[计量价值的]单位和[某一单位的]数目的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两个运动[W—G和G—W]连在一起来研究,就会发现,在价格形式上只是作为观念的计量单位,作为一般劳动的想象材料而存在的货币,在铸币形式上只是作为价值符号,作为价值的抽象的和转瞬即逝的存在,作为物化的表象即象征而存在的货币,最后在它作为货币的形式上首先否定了这两个规定,但也把这两者作为要素包含在内,同时固定在一个对流通保持独立的化身中,即固定在对流通的不变的、虽然是否定的关系中。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90页。

9.价值的符号化:铸币、纸币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第149页)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第15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铸币 来说,它起初无非是金的一定的重量部分;后来加上花纹作为保证,作为重量的名称,所以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为价值的外形即标志的花纹又使价值符号,价值的象征独立化,并通过流通机制本身取代形式而变为实体;在这里出现国家的干涉,因为这种符号必须由社会的独立权力即国家来保障。而实际上货币正是作为货币,作为金银在流通中发挥职能;充当铸币只不过是货币的一种职能。货币在这种职能中自行分立并能升华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而这种价值符号本身需要法律承认和可依法强制的承认。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439页。

金属铸币的名义含量和金属含量之间最初并不显著的差别可以发展到绝对的分裂。货币的铸币名称离开了货币的实体,而存在于实体之外,存在于没有价值的纸片上。正如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商品的交换过程结晶为金货币一样,金货币在流通中升华为它自身的象征,最初采取磨损的金铸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价值符号的形式。

可是,金铸币所以最初产生金属代用品,后来又产生纸代用品,只是因为它尽管损失金属,但仍然执行铸币的职能。它不是由于磨损才流通,而是由于不断流通才磨损成一个象征。只有在流通过程中金货币本身变成了它自己价值的单纯的符号,单纯的价值符号才能够代替它。

只要W—G—W这个运动是直接互相转化的两个因素即W—G和G—W的过程中的统一,或者只要商品是在经历着它的形态变化的全程,商品把自己的交换价值发展成价格和货币,是为了立即再放弃这个形态而再变成商品,或者不如说再变成使用价值。因此,商品达到的是它的交换价值的 仅仅在表面上的独立化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只要金仅仅作为铸币发生作用或经常处在流通中,金实际上只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连结,是商品的 仅仅瞬息间的货币存在 ;金实现一种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去实现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但是无论在哪里,它都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静止的存在,或本身静止的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和金在它的流通中所表现的现实性,仅仅是闪电一样的现实性。金虽然是实在的金,但只执行虚幻的金的职能,因而在这个职能上可以由它自己的符号来代替。

执行铸币职能的价值符号,如纸片,是用金的铸币名称表示的金量的符号,因此是金的符号。一定量的金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价值比例,代替它的符号也是如此。只就一定量的金作为物化劳动时间具有一定的价值量而言,金的符号代表价值。可是,它代表的价值量,每一次都决定于它代表的金量的价值。价值符号在商品面前代表 商品价格的现实性 ,它是signum pretii〔价格的符号〕,而只因为商品的价值已经表示在商品的价格上,它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在W—G—W过程中,只要这个过程表现为只是两个形态变化的过程中的统一或直接的相互转化,——这个过程在价值符号发生作用的流通领域内就是这样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上得到的只是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上得到的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存在。这样,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想像的或用物代表的东西,它除了在商品本身中物化着一定量劳动时间以外不具有任何 现实性 。因此, 表面上看来 ,价值符号 直接 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 价格的符号 ,因而是 金的符号 ,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金不是像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购买。因此,价值符号起的作用,只是在过程内部对另一个商品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对每个商品所有者 代表金 。某种相对没有价值的东西,如一块皮、一片纸等等,最初按照习惯变成货币材料的符号,可是,只有在它作为象征的存在得到商品所有者公认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它取得法定存在而具有强制通用的效力的时候,它才肯定为货币材料的符号。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 价值符号 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 信用货币 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象征性的纸币实际上同金属辅币毫无区别,只是流通范围较广。价格标准或造币局价格的纯技术性的发展以及后来把金块铸成金币的成型工作,已经引起国家的干预,并因此使国内流通和普遍商品流通显然分离,而铸币发展成价值符号,就使这种分离最终完成。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只有在国内流通的领域内才能独立存在。

我们的叙述已经证明,金的铸币存在,作为与金的实体本身脱离的价值符号,是从流通过程本身中产生,而不是从协议或国家干预中产生的。……

可以把多少令纸切成纸票当作货币来流通呢?这样提出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没有价值的记号,只有在它们在流通过程中代表金的限度内,才成为价值符号,它们又只有在金本身原来就会作为铸币进入流通过程的限度内,才代表金,这个量,在商品交换价值和商品形态变化速度既定的时候,是由金本身的价值决定的。……因此,纸票的量决定于它们在流通中所代表的金货币的量,而因为它们只有代表金货币才成为价值符号,所以它们的价值只是决定于它们的量。可见,流通的金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相反,流通的纸票的价值则完全决定于它自身的量。

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纸币(我们这里讲的只是这种纸币)这种干预,似乎废除了经济规律。过去国家规定造币局价格只是给金的一定重量起一个教名,而制造铸币只是把自己的印记加在金上,现在国家似乎用自己的印记的魔术点纸成金。因为纸票有强制通用的效力,所以谁也不能阻止国家任意把大量纸票硬塞到流通中去,并在它们上面印上任意的铸币名称,如一镑、五镑、二十镑。纸票一进入流通,就不可能再抛出来,因为不仅国境界碑阻止它们流出,而且它们在流通之外便失去一切价值,不论是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它们离开自己的职能存在,就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可是,国家的这种权力纯粹是假象。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镑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

……

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实际货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反着表现出来了,颠倒过来了。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已知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的金量决定于金自己的价值,而纸票的价值却决定于流通的纸票的数量。流通的金量随着商品价格涨跌而增减,而商品价格却似乎是随着流通中纸票数量的变动而涨跌。商品流通只能吸收一定量的金铸币,因而流通的货币量交替地紧缩和扩张是必然规律,而纸票却似乎不论增加多少都可以进入流通。国家发行的铸币哪怕只少于名义含量1%克冷,就是减低金银铸币的成色,因而破坏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国家发行只具有铸币名称而不包含任何金属的无价值的纸票,却是执行了完全正确的措施。金铸币显然只有在商品价值本身用金计算或表现为价格的时候才代表商品价值,而价值符号却似乎直接代表商品价值。由此可知,那些片面地根据强制通用的纸币流通来研究货币流通现象的观察家为什么必定对货币流通的一切内在规律发生误解。实际上,这些规律在价值符号的流通中不仅颠倒了,并且消失了,因为,当纸币发行数量适当时,纸币完成的并不是它作为价值符号所特有的运动,而它特有的运动不是从商品形态变化直接产生的,而是由于它同金的正确比例遭到破坏产生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04—112页。

10.信用货币、信贷、证券等使价值实体进一步虚拟化

在考察循环的一般形式时,总的说来,在这整个第二册中,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即只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单纯价值符号,也不包括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9页。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不再存在。这个金额从来不是要作为资本支出的,不是要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卖不出去,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第527页)

[1844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而不用考虑自己手中有多少金准备可以作为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的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贷给各个银行和各个汇票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借给商业界。——[弗·恩·]](第537页注释(5))

英格兰银行不用它的地库内的金属贮藏作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它们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第614页)

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象价值符号一样,只是对价值的权利证书。当货币在资本循环中执行职能时,它虽然会暂时成为货币资本,但它不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而是或者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或者在实现收入时作为流通手段付出去,因此,不可能为它的所有者转化为借贷资本。但是当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并且同一货币反复代表借贷资本时,很清楚,它只是在一点上作为金属货币存在,而在所有其他点上,它只是以资本索取权的形式存在。按照假定,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积累,也就是由商品资本等等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虽然如此,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以贷放的货币为中介而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第575—576页)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了各种强制性的措施,例如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理论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奥维尔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第584—585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1.“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不同于生产资本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49页。

通过信用货币,流通本身起着造币厂的作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97页。

土地的价值不过是支付资本化的地租的价格。因此,这里假定的关系比从商品及其价值的简单考察中乍一看就得出的关系要深刻复杂得多;这正象虚拟资本(这种资本是交易所投机的对象,而且事实上不过是对部分年税的某种权利的买卖)不能用生产资本的简单概念去说明一样。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118页。

我以前已经指出(第一册第三章第3节b),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怎样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销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第450—451页)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签发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第454页)

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信用的缺乏迫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就股票来说,它的价格下降,部分地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地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第558—559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2.信用制度的二重性质

信用会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就这一点来说,它会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的缩短。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62页。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第500页)

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第687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3.信用货币对商业交易的积极作用

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82页。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之内。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63—164页。

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

马克思:《维也纳照会。——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1853年9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335—336页。

14.信用制度不断通过运用“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影响现实生产

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制不断地通过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63页。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与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1844年和1845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力日益增加的证据。

然而,如果有人怀疑,这伙高贵的匪帮,只是为了生产和被剥削者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内和国际的生产进行剥削,那就请他读一读下面这段话,认识一下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吧:

“银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渴望博得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对他的作用更大;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说他是在骗人,或者有一点点不老实,以致引起怀疑,因而可能使银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对他的贷款!对他来说,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更为重要。”(苏格兰银行董事乔·贝尔《股份银行业哲学》1840年伦敦版第46、47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18页。

(危机时)至于纯粹的虚拟资本(公债券、股票等)的跌价,只要它不导致国家和股份公司的破产,不因此而动摇持有这类证券的产业资本家的信用,从而不阻碍再生产,那末这种跌价就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总的来说对再生产起着有利的影响,因为那些用廉价把这些股票或证券弄到手的暴发户大多数比原来的所有者更有事业心。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566页。

应当把下面两件事情区别开来。显而易见,我们随意增加纸币或金属货币的数量并不等于增加生产,即增加真正的财富。这正象在玩牌时把筹码的数目增加一倍并不等于把赢牌的数目增加一倍一样。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很明显,如果由于缺乏筹码,即缺乏交换手段和货币而妨害生产的发展,那末交换手段的任何增加和获得交换手段的困难的任何减少,都同时意味着生产的增加。期票和银行等都是生产需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抵押银行也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

马克思:《梯也尔关于采用强制比价证券的全国抵押银行的演说》(1848年10月1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第1版,第505页。

15.资本主义劳动、流通的矛盾为“虚假交易”、投机等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财政炼金术”

由于卖和买的分裂,除了真正的贸易外,有可能在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之间的最后交换之前造成许多虚假的交易。这样一来,许多寄生者就有可能钻进生产过程并利用这种分裂来牟利。但这仍然只是说,有了作为资产阶级劳动的一般形式的货币,这种劳动的矛盾也就有了发展的 可能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88页。

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们大干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368页。

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最普通不过的骗术:发行名目繁多的证券,旧证券换新证券,降低利息而增加基本金额,提高利息而减少基本金额,设立奖金、奖励和优惠存款,规定有偿年金和无偿年金的区别,把转让不同证券的利益人为地分成等级。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另一方面,一个经济学家从这种乍一看来使人眼花撩乱的兑换、调配、折合当中所发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属于财政政策方面的东西,还不如说是属于简单算术或者纯粹词句方面的东西。

没有疑问,格莱斯顿先生是玩弄这种财政炼金术的能手……

马克思:《内阁的成就》(1853年4月1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62页。

16.信用制度对人本身的影响:“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systémenonétaire,的对立之所以不能给前者——尽管它充满智慧——带来决定性胜利,是因为,如果说,人民和政府的粗糙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 感觉得到、摸得着、看得见的 钱袋不放,并因此而相信贵金属的绝对价值,把对它的占有看作唯一现实的财富;如果说,随后走来一个有见识的、老于世故的国民经济学家,向他们证明:货币是一种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因而它的价值也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生产费用同需求(竞争)和供给的关系,取决于生产费用同其他商品的数量或竞争的关系,——那么,这个国民经济学家得到的公正反驳是:物的 真实 的价值仍然是它的 交换价值 ;后者归根到底存在于货币之中,而货币又存在于贵金属之中;可见,货币是物的 真正 的价值,所以货币是最希望获得的物。国民经济学家的学说甚至最终也归结为这种明智的道理,所不同的只是他具有一种抽象能力,使他能在所有的商品形式中看到货币的这种存在,从而不相信货币的官方的金属存在的专有价值。——货币的金属存在仅仅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货币灵魂的官方的、可感知的表现。

现代国民经济学同货币主义的对立仅仅在于,现代国民经济学是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把握 货币本质的 ,因此,它就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贵金属之中这种盲目信仰的 感性 形式。它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糙的盲目信仰。但鉴于两者在本质上有着同一个根源,盲目信仰的文明形式不能够完全排除它的粗糙的感性形式,因为遭到攻击的并不是盲目信仰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某个形式。

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 自然 关系,它越是更多地作为人的产品同时又作为人的非产品出现,它的存在要素越不是 天然生长的 而是人制造的,用国民经济学的话来表达就是,它的 作为货币的价值 越是同交换价值或者同它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的货币价值成反比例,那么,货币作为货币——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或交换过程中内在的、自在的、潜在的相互关系——的 自身 存在就越适合于货币的本质。因此, 纸币 和许多 纸的货币代表 (象汇票、支票、借据等等)是 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较为完善的 存在,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

信用业 ——它的完善的表现是 银行业 ——中出现一种假象,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这种 假象 所迷惑的 圣西门主义者 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 信贷银行 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因此,他们的理想是组织起来的银行业。但是,这种扬弃[XXVI]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 复归 ,仅仅是一个 假象 ;何况这是 卑劣 的和 极端的 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 道德 的存在、 社会的 存在、人自己的 内在生命 ,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 信任 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 不信任 和完全的异化。

信贷 的本质是什么构成的?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谈信贷的 内容 ——这个内容仍然是货币。就是说,我们不谈这种由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所表示的信任的 内容 :一个人 承认 另一个人,把某种价值贷给他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要求为信贷支付利息,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高利贷者——相信这另一个人不是骗子,而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里,表示信任的人,象夏洛克一样,认为“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

信贷在两种关系和两种不同情况下是可以想象的。这两种关系是:一个富人贷款给一个他认为是勤劳和有信用的穷人。这种类型的信贷属于国民经济学的浪漫的、温情的部分,属于它的迷误、过分行为、 例外 ,而不属于 常规 。即使假定有这种例外,有这种浪漫的可能性,对富人来说,穷人的生命本身、他的才能和他的努力也都是归还债款的 保证 ;也就是说,穷人的全部社会美德,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他的存在本身,在富人看来也都是偿还他的资本连同普通利息的保证。因此,债权人把穷人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情,因为这是他的资本连同利息的死亡。请想一想,在信贷关系中用 货币估价 一个人是何等的卑鄙!不言而喻,债权人除了有 道德上的 保证以外,还有 法律 强制的保证以及他的债务人方面的或多或少的实际保证。如果债务人自己是富裕的,那么, 信贷 就直接成为便于交换的 媒介 ,即被提高到纯粹观念形式的货币本身。

信贷 是对一个人的 道德 作出的 国民经济学的 判断。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 媒介 ,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 某种资本 和利息的 存在 。这样,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复归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 货币 ,或者是货币和人 并为一体人的个性 本身、 人的道德 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 物质 。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信贷不再把货币价值放在货币中,而把它放在人的肉体和人的心灵中。虚伪制度内的一切进步和不一贯全都是最大的倒退和始终一贯的卑鄙。

在信用业的范围内,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在国民经济学对人给予高度承认的假象下得到双重的证实:(1)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因为信贷只提供给已经富裕的人,并且使富人有进行积累的新机会。至于穷人,他认为富人对他的随意判决就是对他的 整个 存在予以肯定或否定,因为他的整个存在完全取决于这种偶然性。(2)尔虞我诈和假仁假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对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不仅简单地判决他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承认,因而是社会的贱民,坏人。穷人除了自己的穷困还遭受这样的屈辱: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富人 请求 贷款。[XXVII](3)由于货币的这种纯观念的存在,人 伪造货币 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只用他自己的人格就行了: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赝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这种信贷关系——不论对表示信任的人来说,还是对需要这种信任的人来说——成了买卖的对象,成了相互欺骗和相互滥用的对象。同时这里还十分清楚地暴露出,这种国民经济学上的信任的基础是 不信任 :疑惑不定地考虑应该还是不应该提供借贷;探察信贷寻求者的私生活的秘密等等;透露这个人的一时困境,使他的信用突然动摇,以便把对方整垮,等等。破产、虚假企业等等的整个体系……在 国家信贷中 ,国家地位同上面说到的单个的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等等。

(4) 信用业 最终在 银行业 中完成。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在国民经济学的 阿雷奥帕格 ——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

因为在信用业中, 对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承认 ,象 对国家 等的 信任 一样,采取了 信贷 的形式,所以隐藏在道德上的承认这种虚情假意之中的秘密,这种道德的 不道德 的卑鄙行为,以及对国家的信任中所包含的假仁假义和利己主义也就暴露了出来,并且显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性质。

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媒介》(1844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0—24页。

(六)“非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与文艺创作|返回本层目录

1.文艺创作与“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创造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即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它的结果,它的产品,是为资本创造 剩余价值 ,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 转化 为资本;而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或商品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可能性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生产过程吸收的劳动量,比购买的劳动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别人无酬劳动的吸收、[1324] 占有 ,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 直接目的 ;因为资本本身(因而资本家本身)的任务,既不是生产直接供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生产用来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 发财致富 ,是 价值的增殖 ,是价值的 增大 ,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只有在同劳动交换(这种劳动因而被称为 生产劳动 )之后,才能得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生产出来的 这种 特殊的产品 。(第430页)

用来生产 商品 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 使用价值 ,必须表现为某种 使用价值 。所以,只有表现为 商品 、也就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不是由于劳动是例如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纺工的劳动、织工的劳动等等——不是这一点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不是这一点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打上 生产劳动 的印记。构成劳动对资本的 特殊使用价值 的,不是劳动的一定的有用性质,也不是劳动借以物化的产品的特殊有用性质。劳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是由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性质决定的,是由这种劳动固有的抽象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 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 的抽象劳动量 大的 抽象劳动量。

对资本来说,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劳动能力提供的劳动量超过物化在劳动能力本身因而为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量的余额。劳动当然是以它作为特殊的有用劳动(如纺纱劳动、织布劳动等等)所固有的 一定形式 被提供的。但是,劳动的这种使自己能表现为商品的具体性质,不是劳动对资本的 特殊使用价值 。对资本来说,劳动的这种特殊使用价值,在于劳动作为一般劳动所提供的劳动量,并且在于所完成的劳动量 超过 构成劳动报酬的劳动量的余额。

一定的货币额x变成资本,是由于它在它的产品中表现为x+h,也就是由于作为产品的货币额所包含的劳动量,大于这个货币额原来包含的劳动量。而这是货币同生产劳动相交换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那种在同物化劳动交换时能使物化劳动表现为一个增大了的物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 生产劳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 一定内容 ,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

同一 种劳动可以是 生产劳动 ,也可以是 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 非生产劳动者 。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 生产劳动者 。密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 他的 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 生产劳动者 ,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第431—432页)

如果一个工人虽然生产了可以出卖的商品,但是,他生产的数额仅仅相当于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因而没有为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那末,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这种工人 不是生产的 ,这一点,从李嘉图的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他说,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累赘。(第438页)

那些不雇用工人因而不是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农民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这是农民的典型情况{但是,比方说,我在家里雇用的园丁却不是这样}——可以是 商品生产者 ,而我向他们购买 商品 ,至于手工业者按定货供应商品,农民按自己资金的多少供应商品,这些情况并不会使问题有丝毫改变。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同我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 生产劳动者 的范畴,又不属于 非生产劳动者 的范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第439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624页。

2.关于一切职业(包括文艺创作)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象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183]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15—416页。

亚·斯密 关于 生产 劳动和 非生产 劳动的见解 在本质上 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其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见解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如施托尔希,更卑鄙的是西尼耳,等等),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他们就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了;照这样说,小偷也是生产劳动者了,因为他间接地生产出刑事法典;(至少这种推论和下面的说法是同样正确的:法官也可以叫做生产劳动者,因为他防止偷盗)。要么就是现代经济学家向资产者大献殷勤,他们要资产者确信,谁要是替他去捉头上的虱子或者抚摸他的下身,那都是生产劳动,因为例如后一动作会使他的笨脑袋瓜第二天在账房里工作起来娱快些。因此,前后一贯的经济学家认为,例如奢侈品制造厂的工人是生产工人,而消费这些奢侈品的家伙则被断然地斥责为非生产的浪费者,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是具有特征的。事实是,这些工人就他们增加他们主人的资本来说,的确是生产的;而从他们劳动的物质结果来看,则是非生产的。其实,这个“生产的”工人对他所必须制造的没用东西的关心程度,完全同雇用他的资本家本人一样,资本家对这种废物也是毫不关心的。但是更仔细地来看,事实上生产工人的真正定义是:生产工人是这样的人,他的需要和要求仅限于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闲话。题外之言。不过,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还必须回头来更详细地考察。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29—230页。

3.个人服务是生产性雇佣劳动的对立面

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整个所谓的服务阶级,从擦皮鞋的到国王,都属于这个范畴。不论在东方公社,还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西方公社,我们到处零散地见到的自由短工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些公社由于人口增长、战俘释放、各种偶然性造成个人贫困和丧失独立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由于分工等原因,分解成一些单个的要素。

如果A用某一价值或货币,即物化劳动,交换B的某种服务,即活劳动,那么这可能属于:

(1) 简单流通的关系 。双方互相交换的,实际上只是使用价值;一方用来交换的是生活资料,另一方用来交换的是劳动,即他方所希望消费的服务;这或者是直接的个人服务,或者是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材料等,后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即通过自己劳动的物化,用这些材料等创造出供前者消费的一定的使用价值。例如,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物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不论B是自己生产他用来维持生存的食品,还是从A那里取得这些食品,即他不直接生产食品而生产衣服,用衣服从A那里换得食品,这实际上只表现为由分工和交换所引起的形式上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只有付给A一种等价物,才能占有属于A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等价物归根到底就是他自己的活劳动,不论这种活劳动在交换完成以前还是由于这次交换而采取什么样的物化形式。现在衣服不仅包含赋予它以形式——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的一种特定的劳动,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包含 价值 一般, 价值 本身。但这种价值对A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 创造价值 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

[IV—49]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象在简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的使用价值本身,那么,甚至这样一种假象,即对这种情况下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似乎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 价值 的假象,也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A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作换取消费品即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在这里,对于A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裁缝B的]劳动本身,一定的劳动时间,即 价值 客体化于衣料中,而在于满足一定的需要。当A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形式时,他知道他的货币并没有 增殖 ,反而 丧失 了。劳动在这里不是当作生产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当作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本身,当作供消费的价值交换进来的。A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这种交换对他来说不是 发财致富 的行为,不是 创造价值 的行为,而是使现有的、归他所有的 价值丧失 的行为。A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 资本 ,而是 收入 ,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被用作流通手段的货币,只具有转瞬即逝的价值形式的货币,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

货币作为收入 ,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消费(支出)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在大部分剩余劳动是农业劳动,因而土地所有者既是剩余劳动又是剩余产品的所有者的情况下,正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构成了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基金,构成了与农业劳动者相对立的工业(这里指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基金。

同手工业者相交换,是土地所有者的一种消费形式,他的另一部分收入则通过换取个人服务(往往只是服务的假象)直接分给他的一群侍从。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这种关系尽管 可能 而不是 必然 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对立,但它同雇佣劳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在劳动的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形式下总是重复出现。如果这种交换是借助 货币 实现的,那么价格规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但对A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A不愿意为劳动创造的 使用价值 支付过多,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劳动创造的 价值 。这种最初多半是习惯造成的和世代沿袭的价格,逐渐由经济来决定,先是由供求之间的比例,最后则由能够创造出这类活服务的出卖者本身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种情况毫不改变关系的本质,因为同以前一样,价格规定对于单纯使用价值的交换来说仍然只是形式上的要素。但是,这种价格规定本身是由其他的关系,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般的、可以说是在这种特殊交换行为背后实现的那些规律以及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规定产生的。

军队 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决定于他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不是 资本

……

[IV—50]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费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 劳动量 ,这只具有 形式上 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 特殊 效用形式。这只涉及交换的 形式 ,而不构成其 内容 。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情况下, 价值 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 交换的内容 本身。

(2)在 资产阶级 前的各种关系解体的时期,零散地出现一些自由劳动者,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 生产 ;但是, 第一 ,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 直接的 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 价值第二 ,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部分产品又拿去出售,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 价值 ,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 奢侈品的消费 而进行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但这种自由的奴仆,象在波兰等地那样,也可能出现以后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

{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 所有权的关系规律 ,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 价值增殖过程 中的关系表述为 占有的过程 。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 他人的财产 ,反过来说, 他人的劳动 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即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转变来的,并通过继承权等等而长期存在下去,不受单个资本家的易逝性的影响;它同第一条规律一样被承认为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

实际上,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在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时将更加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总劳动作为总体不是单个工人的 事情 ,而且,即使说它是不同工人的共同的事情,也只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工人们是被[外力]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他们自己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 精神的统一 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 机器 的,固定资本的 物的统一 。这种固定资本象一个 有灵性的怪物 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一个联合体,它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所以,结合劳动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 自在 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不表现为共同劳动的个人互相发生的关系,也不表现为这些个人支配其特有的或孤立的职能或支配劳动工具。因此,如果说工人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是他人的产品,那么他也把结合劳动看作是他人的劳动;同样,他把自己的劳动看作虽然属于他自己,但对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力,所以亚当·斯密等人把这种生命活动力看成是 辛苦、牺牲 等。正象劳动的产品一样,劳动本身 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 。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社会劳动或结合劳动。但是,这样被肯定的 社会劳动或结合劳动 ,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 他人的客体性 (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 他人的主体性 (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所以,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 特殊的 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起支配作用的主体和 他人劳动的 所有者,而资本的关系本身就象雇佣劳动的关系一样,是完全矛盾的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463—470页。

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凡[创造剩余价值]所不需要的,从而只是再生产工人自身所需要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用劳动,即 非生产 劳动。(第314页)

非生产劳动 (这种劳动是纯脑力劳动)。

必要的祸害 。”他( 西斯蒙第 )赞扬汉堡,因为在这个城市中人们正是这样解释脑力劳动的。(第517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七)剩余价值流转中的虚拟资本、非生产劳动:对剩余价值的“分割”、“扣除”|返回本层目录

1.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和自然界”

正象劳动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一样,“资本”也被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在他以后,托伦斯、马尔萨斯、贝利等人更是这样)看作是生产的调节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第284页)

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的积极的创造者。你们这样说。另一方面,你们说, 资本 就是一切,而工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工人仅仅是资本的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资本 不过 是对工人的诈骗。 劳动 才是 一切 。(第285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09页。

劳动 不是 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 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 超自然的创造力 ,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约1875年4月底—5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28页。

2.体现“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关系的“直接生产过程”,是“剩余价值(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

说它们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这是对的;说它们“也是 一切交换价值 的三个原始源泉”,就不对了,因为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亚·斯密刚说了地租和利润纯粹是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或劳动中的“扣除部分”,怎么可以随后又把它们称为“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呢?(只有在推动“原始源泉”,即强迫工人完成剩余劳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能起这种作用。)它们只有成为占有一部分价值即一部分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根据(条件),才是它们的所有者的收入的源泉。但是价值的分配,或者说,价值的占有,决不是被占有的价值的源泉。如果没有这种占有,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那末,虽然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没有来分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仍然同从前一样。(第74页)

但德斯杜特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追溯到这些生产工人,而应追溯到使用这些生产工人的资本家。他说:

“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劳动者。”(第246页)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他们直接剥削劳动,而有闲资本家只是通过他们作中介来剥削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把产业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是正确的。(第288—289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

只有在劳动力已经出卖,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是说,只有在它不再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它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作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它是可变资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资本价值的周转来说,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第231页)

虽然剩余价值——超过资本家预付价值的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的要素。

形成流通行为的先导行为,即劳动力的买和卖,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 产品 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 要素 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第427—428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直接生产过程本身也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会不断转入流通过程,就像流通过程会不断转入生产过程一样,因此,关于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的源泉,即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点隐隐约约的感觉,但至多不过表现为一个和下述看法同样合理的要素,按照这种看法,已实现的余额,好像来源于不与生产过程无关而由流通本身产生的运动,也就是属于资本而又与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无关的运动。难怪连现代经济学家如拉姆赛、马尔萨斯、西尼耳、托伦斯等人也直接用流通的这些现象来证明:资本在它的单纯物质存在上,与它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无关,是一个与劳动并列而且与劳动无关的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第52—53页)

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中大小相等各资本,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第166—167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经营资本家,不论他最终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这种关系上的。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2页。

3.“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并且是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XV—891]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 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 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于是, 土地 成了 地租 的源泉, 资本 成了利润的源泉, 劳动 成了 工资 的源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庸俗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同我们所批判的经济学研究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社会的]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对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的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同诸如重农学派、亚·斯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499—500页。

4.利润、利息、地租等“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分割”、“转移”

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 扣除部分 ,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 扣除部分 。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因此,顺便指出,利润和地租,或者说,资本和地产,决不可能是“ 价值的源泉 ”。)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63—64页。

资本家不得不把他所侵占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再同不劳动的第三者分配的情况,只是后来才出现。扣除作为工资支付出去的产品价值部分和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之后,全部剩余价值直接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也是生产的事实。对于工人来说,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者,不管他后来怎样同借贷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分配剩余价值。(第166页)

纯收入实际上就是产品(或产品价值)超过它补偿预付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的余额。因此,纯收入只不过是由利润和地租构成,而地租本身又只是从利润中分割出来、落入一个不同于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手中的一部分利润。(第624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

如果利润率是既定的,利息率的相对高度就取决于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产业利润的比例;如果这种分割的比例是既定的,利息率的绝对高度(即利息对资本的比例)就取决于利润率。这种分割比例是怎样确定的,这里不打算研究。这是属于对资本的现实运动,亦即对各个资本的现实运动的考察问题,而我们这里涉及的是资本的一般形式。(第522页)

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的这种分割并不表现为偶然的分割,不是取决于偶然的情况(即一个资本家是否实际上要同另一个资本家分割利润,他在这一场合是用自有资本经营还是用别人的资本经营),而是相反,即使他仅仅用自有资本进行生产,他也无论如何都要分裂为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分裂为生产过程外的资本和生产过程内的资本,分裂为自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作为处于[生产]过程中的、提供利润的资本……(第526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

因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物化。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第611页)

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叙述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简单的基本形式。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第652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的部分叫作利息。(第395—396页)

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第427页)

甚至“资本—利润”这个说法,在这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从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方面来说,也就是,从资本对工人的关系,即资本通过对劳动力即对雇佣工人的强制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关系来说,那么,这个剩余价值,除了包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之外,还包括地租,总之,包括全部没有分割的剩余价值。相反,在这里,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只和归资本家所有的那部分有关。这不是资本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只是资本为资本家榨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一旦这个公式转化为“资本—利息”的公式,一切联系就更看不出来了。(第932—933页)

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外是商品剩余价值的各个特殊部分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剩余价值的大小,是剩余价值可以分割成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的界限。(第943页)

工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变动,不管调节这些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的各种规律会起什么作用,总只能在新创造的商品价值所划定的界限内进行。只有在地租以垄断价格为基础时,才会产生例外。这不会使规律有丝毫改变,只不过使考察复杂化。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我们只考察产品本身,不同的就只是剩余价值的分割;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它和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相对价值,区别就只在于,其他商品里包含的剩余价值,将会有一部分转移到这种特殊的商品上来。(第969页)

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表现为同一个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的发生,首先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这种分割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发展了生产的形式。在利息上等等,所谓的分配形式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第999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5.资本增殖本身存在“虚拟化”而脱离“生产过程”的趋向:“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这种循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因为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公式本身表明,货币在这里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只是预付,因而只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货币资本。它还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68页。

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生息资本)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第442页)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做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被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100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第528—529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劳动过程对价值增殖过程的关系是,后者表现为目的,前者只表现为手段。因此,当后一个过程不再可能或还不可能时,前一个过程就会停止。另一方面,在所谓的投机行为、投机危机(股票等投机)时期,可以看到:劳动过程(真正的物质生产)只是一种非常麻烦的条件,从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热中于不使用手段(劳动过程)去达到目的(价值增殖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104页。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 对象 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73页。

6.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与此同时,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最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

7.利息、虚拟资本、“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而掩盖“资本现实增殖过程”及其中的剥削关系

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第54页)

强制通用的国家纸币是价值符号的完成形式,是直接从金属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纸币的唯一形式。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较高阶段,它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第106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利息本身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第429—430页)

就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属性来说,一切能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所有,而资本迄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偿付。按照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第447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就被当做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单纯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可能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都有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29—532页。

8.流通、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商人资本已开始对剩余价值进行“扣除”、“分割”

流通费用 是从资本的纯粹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产生的,完全与 空间和时间 中等等的实际流通无关。不论这纯粹观念上的流通的费用怎样,它们也不会给商品增添任何 价值 ,相反,它们是商品价值的 扣除 ,而因为假定工资等于劳动力的价值,等于最低额,所以它们是 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的必然扣除。(第346页)

商人出售给产业资本家——利润和利息——的东西,在这两个范畴上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直接扣除,对于工人就是出售给可变资本。最后是出售给地租获得者。(第424页)

地租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利息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家自己没有把它们占为己有;而是把它们支付给别的资本家。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对资本家来说,它们表现为费用。但它们终究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扣除部分。(第426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19页。

货币 本身[VI—22]由于是由贵金属制成的,或者由于所有货币生产——例如,即使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都需要费用,就是说,货币本身要花费劳动时间,所以它并不给交换对象——交换价值——添加任何价值;相反,生产货币的费用是对这种价值的扣除,这种扣除要由交换者按比例分担。流通工具,交换工具的耗费所表现的不过是 交换费用 。这种费用不添加价值,而是要占去一部分价值。例如,金币和银币,同 其他价值 (不是货币意义上的价值) 一样 ,本身也是价值,因为有劳动物化在其中。但是这些价值充当 流通手段 ,就是对现有财富的扣除。

资本流通的生产费用也是这样。资本流通不增加价值。 流通费用 本身 并不创造价值 ,而是实 现价值的费用 ,是对价值的扣除。 流通表现为 资本所经历的 一系列形态变化 ,但是从价值来看,它并不给资本增加任何东西,而是使资本具有价值形式。那种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的潜在价值,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预先存在的。既然上述过程的系列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是需要费用,花费劳动时间或物化劳动的,那么,这种 流通费用 就是对价值量的扣除。(第129—130页)

资本的必然趋势是 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 ,而这种趋势又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信用也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极力使自己区别于个别资本,或者说,个别资本极力使自己表现为区别于自己的数量界限的资本。但是,资本在这上面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一方面是 虚拟资本 ,另一方面,信用仅仅表现为 积聚 的新要素,即各个资本被个别实行集中的资本消灭的新要素。

流通时间从一个方面说物化于货币中。信用则企图把货币仅仅规定为形式的要素;这样使货币对形式转化起媒介作用,而本身却不是 资本 ,即不是价值。这是 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 的一种形式。货币本身是流通的产物。下面将要说明,资本怎样通过信用创造新的流通产物。

但是,如果说资本一方面是力图达到 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 ,那么另一方面,它又企图通过充当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的媒介的各种器官,赋予 流通时间 本身以 生产时间的价值 ,把这一切器官规定为货币,更进一步则规定为资本。这是信用的另一个方面。这一切都出自同一个来源。流通的一切要求:货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虽然它们采取外表上完全不同的各种形式,但都可以归结为 流通时间 。用来缩短流通时间的那些机器,本身也属于流通。

流通时间 是资本的这样一种时间,它可以被看作资本作为资本进行特殊运动的时间,而不同于资本再生产其自身的生产时间,在生产时间里,资本不是作为只能发生形式转化的现成资本而存在,而是作为处在过程中的、创造性的、从劳动中吸取活灵魂的资本而存在。

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特别是在这里当涉及通货历史等的时候,包含着全部信用学说。当然,以后将会看到,不仅流通时间表现为对可能的生产时间所作的扣除;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实际的流通费用,即在流通领域中必须耗费已经实际创造出来的价值。但是,这一切在事实上只是资本为了增大比如说一年内可能的剩余价值总额,即为了增大一定期间内生产时间所占的部分,换句话说,为了缩短流通时间而付出的费用,——这是对已经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所作的扣除。(第169—170页)

从货币在资本流通中所表现的两个方面来看,即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已实现的资本价值来看,货币属于流通费用,只要它本身是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一方面用来缩短流通时间,另一方面用来实现流通的一个质的要素——资本再转化为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的自身。从这两方面看,货币都没有使价值增加。一方面,货币是一种需要费用即耗费劳动时间,因而是从剩余价值中扣除的价值体现形式。另一方面,货币可以被看作一种机器,它可以节约流通时间,从而腾出生产时间。但是,既然作为这种机器的货币本身需要劳动并且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对资本来说,它是 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 。货币属于流通费用。

最初的流通费用是与劳动时间相对立的流通时间本身。现实的流通费用本身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它是为了缩减流通时间的最初的费用而使用的机器。直接形式下的货币属于资本以前的生产历史阶段,对资本来说它表现为流通费用,所以资本力求把货币改变得和它自身相适应,把货币变成不必花费任何劳动时间、本身不是价值的一种流通要素的代表。因此,资本的目的在于扬弃货币的传统的直接现实性,把它变成一种只由资本设定的同时又由资本扬弃的纯观念的东西。因此,不能象施托尔希那样,说货币就是加速资本流通的手段;相反,应当说资本力求把货币变成资本流通的单纯观念的要素,并首先赋予它一种和资本相适应的最适当的形式。扬弃直接形式下的货币,是已成为资本流通要素的货币流通的要求,因为货币在其直接的预先存在的形式下是资本流通的限制。

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 是资本的趋势,因此,把只用于缩短流通时间的工具变成只由资本设定的形式规定,正如资本在流通中所经历的不同环节一样,都是资本本身形态变化的质的规定。(第183—184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9.信用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加快周转时间来“增大”一定时间内的剩余价值总额,同时又是对已经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所作的进一步的“扣除”、“分割”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决定,因此,不是由这个生成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为较长的时间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连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96页。

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而且由于这个余额在现实中、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强度,都要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因此这个余额更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它来自流通过程。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如果一个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这时发生的只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这种不同的分配,即在不同个人之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率的变更,既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大小,也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在实际流通过程中,不仅发生着我们在第二册已经考察过的各种转化,而且这些转化还同现实的竞争,同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的买和卖结合在一起,因此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他本人实现的剩余价值,既取决于对劳动的直接剥削,也取决于互相诈骗的行为。(第51—52页)

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而构成这种货币资本家的积累源泉的利润,只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同时也是对 他人 储蓄所得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第568—569页)

于是,认为资本似乎是本人劳动和节约的果实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幻想,也就破灭了。不仅利润来自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且用来推动和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也来自他人的财产,这种财产是由货币资本家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并且为此货币资本家也剥削产业资本家。(第574—575页)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10.信用、虚拟化对资本的“放大”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银行账上的结存余款,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现金保存在那里。……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33—535页。

11.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使“非生产劳动”阶层不断扩大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70259人,妇女1289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13页。

12.“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消费是对已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这里包括一切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卑下的到最高贵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但是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资本家用自己的收入同这类服务相交换,即通过自己的个人消费,会使自己成为资本。相反,由于这种交换,他会花掉自己资本的果实。收入同这类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本身决定于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点丝毫不改变关系的性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466—467页。

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任何其他一种收入,最终地都是从其中某一个派生出来的。”(第1篇第6章第43页)

他这样一说,就把各式各样的混乱堆积在一起了。

1.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首先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和那些原始的收入相对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的派生的收入的接受人,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等的社会职能来取得这种收入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作是他们的收入的原始源泉。

2.——正是在这里,亚·斯密的可笑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首先正确地规定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然后证明这些组成部分形成同样多的不同的收入源泉之后,在这样从价值引出收入之后,他又反过来,使收入由“组成部分”变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而这在他那里是占主导地位的见解,——这样一来,他就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第412—413页)

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这是一种颠倒。按照这种颠倒的看法:商品价值好像是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的;这各种收入是互不影响地决定的,而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收入的价值量加在一起决定的。(第424—425页)

剩余价值——必然总是首先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分成不同的范畴。作为这些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土地所有者(就地租的承担者)、高利贷者(利息的承担者)等等,同时还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在产业资本家面前是作为买者出现的,而他们作为买者使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第469—470页)

如果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作为地租或利息转让给剩余价值的其他共有者的那部分商品剩余价值,长期不能通过商品本身的出售而实现,那么,地租或利息的支付也就终止。因而土地所有者或食利者也就不能作为解围之神,通过花费地租或利息来使年再生产的一定部分任意转化为货币了。全体所谓非生产劳动者,如官吏、医生、律师等等的支出,以及其他以“公众”的身分“帮助”政治经济学家说明他们所不能说明的问题的那些人的支出,也具有同样的情况。(第510—511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剩余产品 表现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产品。部分剩余产品以不进入劳动者阶级 消费 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通过对外贸易,这部分也可以表现为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但这里必须完全撇开对外贸易。)这部分产品全部进入剩余产品占有者的消费,并且必须首先从剩余产品中扣除。第二部分剩余产品由可以进入一般消费的消费资料组成。它们之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直接由剩余产品占有者消费掉,或间接由他们的狗、马、仆人或非生产劳动者消费掉,后者的服务是剩余产品占有者用剩余产品交换来的。因此,剩余产品第二部分的这一[份额]也应当扣除。(第152—153页)

社会上存在着拿固定收入的阶级,食利者阶级等等,债权人等等,也就是说,要从剩余价值或利润中扣除硬性规定的扣除额,这种扣除额不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或商品价格降低到它们的价值以下而减少。这些阶级能获得双倍的利益。(第278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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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艺术品的“价格”、艺术劳动的“价值”与商品及其生产的不同|返回本层目录

1.资本主义使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71]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5页。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79—80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44页。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4页。

旧社会的一切关系一般脱去了神圣的外衣,因为它们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一切所谓最高尚的劳动——脑力劳动、艺术劳动等都变成了交易的对象,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荣誉。全体牧师、医生、律师等,从而宗教、法学等,都只是根据他们的商业价值来估价了,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呵。

马克思:《工资》(1847年12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659—660页。

拜比吉说,“ 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 ,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

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但是,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88页。

有许多职务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色彩,它们被认为是目的本身,是免费进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等;在英国,律师和医生过去不能或者说现在也不能为支付起诉);现在一方面,直接变成了 雇佣工人 ,不管它们的内容和 支付 怎样不同(b)。另一方面,它们——它们的价值确定,这个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 活动价格 ——也受到调节 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些规律 的支配。对最后这一点的论述属于有关雇佣劳动和工资的专门著作,而不属于这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有的 服务 都转化为 雇佣劳动 ,所有服务的执行者都转化为 雇佣工人 ,从而都具有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 性质 ,——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引起两者的混同,特别是因为,这是 资本主义生产 所特有的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造成的现象。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为辩护论者提供了借口,把生产工人——因为他是雇佣工人——转化为单纯用自己的 服务 (即自己的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与 货币 相交换的工人。这样一来,就幸运地躲开了这种“生产工人”的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它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单纯合并到自身中来的因素就是活劳动。士兵是雇佣劳动者,雇佣兵,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生产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1863年7月—1864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102—103页。

2.市场交换对艺术活动的支配

即使资本家只满足于单纯的支配权,而不让工人实际劳动,例如,把工人的劳动作为后备等等,或者为了从他的竞争者手里夺走这种支配权(例如剧院经理购买女歌手一个季度,不是为了让她唱歌,而是为了不让她在竞争者的剧院里唱歌),交换还是完全实现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40—241页。

3.“稿费”等“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自然特性”

正如我们在货币章已经谈到的,在这里真正确立 价值 的宁可说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把一种使用价值——一定种类的劳动、服务等等——换为 价值 ,换为 货币 。因此在中世纪,同从事消费的土地贵族相反,从这方面,即从活劳动方面,部分地出现了追求生产和积累货币的人;他们进行了积累,因而有可能在以后某个时期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有一部分是由被解放的农奴变成的。

因此,领取报酬的人是得到短工工资,稿费,还是王室费,——而且,他比对他的服务支付报酬的人是显得高贵些还是卑下些,——这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自然特性。

在资本作为统治权力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多少都会被 玷污 。但这里暂不讨论这些个人服务(不论传统等等赋予它多么崇高的性质) 丧失神圣光彩 的问题。

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 物化劳动活劳动 ——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 价值 ,作为保持独立的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 这种物化劳动的 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 价值 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467—468页。

4.在劳动商品交换中,画匠劳动及其作品的价值,不取决于其“质”而取决于“量(货币)”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各种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它们成为同一交换量。因此,1卷“普罗佩尔提乌斯歌集”和8盎斯鼻烟可以是同一交换价值,虽然烟草和哀歌的使用价值大不相同。作为交换价值,只要比例适当,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完全同值。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因此,不论商品的自然存在的样式怎样,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殊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第16—17页)

既然贸易,比如说,就是鞋匠劳动、矿工劳动、纺工劳动、画匠劳动等等的交换,那末难道鞋的价值用画匠的劳动来估价就是最正确的吗?富兰克林的意思正好相反,他是说,鞋、矿产品、纱、画等等的价值,决定于那种不具有特殊的质、因而只在量上可以衡量的抽象劳动。(第46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

5.资本主义使精神文化活动与物质活动趋同:“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2页。

霍普金斯 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或者,照他的说法,首要劳动和次要劳动——之间作了下述区别:

“如果所有劳动者都被用来达到象钻石匠和歌剧演员被用来达到的同一目的,那末不要很久就将没有 财富 来养活这些人了,因为 那时生产的财富中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变成资本了 。如果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从事这类劳动,工资就会低,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用作资本;但是,如果只有少数劳动者从事这类劳动,因而,几乎所有劳动者都是农夫、鞋匠、织工等等,那末,就会生产出许多资本,工资也会相应地高。”(同上,第84—85页)

“所有为地主或食利者劳动并以工资形式得到他们的一部分收入的人,即所有实际上把自己的劳动限于生产供地主和食利者享乐的东西,并以自己的劳动换得地主的一部分地租或食利者的一部分收入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必须列入钻石匠和歌剧演员一类。这些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但是,他们的全部劳动都是为了把那种以地租和货币资本的收入形式存在的财富变为更能满足地主和食利者需要的其他某种形式,因此,这些劳动者是 次要 生产者。其他一切劳动者是 首要 生产者。”(同上,第85页)

钻石和歌唱——这两者在这里被看作物化劳动——可以象一切商品一样转化为货币,并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但是,在货币向资本的这种转化中要区别两种情况。一切商品都可以转化为货币,并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因为在它们所采取的货币形式中,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自然形式消失了。它们是具有社会形式的物化劳动,在这种社会形式中,这一劳动本身可以同任何实在劳动交换,因而可以转化为任何形式的实在劳动。相反,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本身是否能够重新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资本,这要看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是否容许它们或者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生产工具和材料),或者作为劳动的主观条件(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就是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要素重新进入生产过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147—148页。

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同时是一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的比例的指数,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换到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I—13]可交换性。例如,1码棉布和1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能通约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可以互相计量,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相替换(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一本有一定价值的书和一个有同一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价值,只是材料不同罢了。作为价值,一种商品按一定的比例同时是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商品作为等价物,它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 货币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84—85页。

6.物品、使用价值、价值、劳动的多重复杂关系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纳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纳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72]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4页。

7.“价值和价格可能不一致”:“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

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4页。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不能归结为 价值 的那种 价格 ,只是表现着某种东西同货币之间的偶然的交换,不管是直接表现,还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来表现。因此,那些按照性质来说并不是商品的物品,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是人们交往以外的物品,可以通过它们同货币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由此就生出了贿赂、收买同货币关系之间的联系。因为货币是商品的转化形式,所以人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从哪里来的,看不出转化为货币的是什么,是良心,贞操,还是马铃薯。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38页。

价值量 ,数量关系也得到了表现,就是说,商品表现在具有 同一 价值量的货币的其一数量上,表现在等价物上;——因为这是该商品的价值在某种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而不是它直接的、不通过任何其他东西作媒介的表现;——因为 价格 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即该商品获得转化形式,完成异化过程,先是在思想上,而后是在实际上完成,——所以在这当中已经包含着价值和价格可能不[XXI—1313]一致的情况。例如,如果1码麻布值2先令,如果它的价格等于1先令,那么它的价值量就不表现在它的价格上,它的价格就不是等价物,不是它的价值的完全恰当的货币表现。不过,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表现为货币而言,价格依然是它的价值的 货币表现 ——依然是1码麻布的 价值表现 。由于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人们可以直接说某一物的价格,但不能直接说它的价值。无论如何,这首先只涉及商品的 价值量 和表现在它的 价格上 的价值量之间的可能的不一致。但是, 价格 也可以成为 不合理 的表现,即成为 没有任何价值 的物品的货币表现,虽然价格本身是物品在货币形式上的表现,因此 在质上 (如果并不一定也是 在量上 的话)是 在价值 形式上的表现。例如,虚假的誓言可以有价格,虽然它并没有任何价值(从经济上来看;这里不谈使用价值)。因为,如果说货币只是商品交换价值的 转化形式 ,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那么另一方面,它们是一定量的商品(金、银或金银的代表),一切东西可以用一切东西来交换,长子继承权可以用一碗红豆汤来交换。在这里,价格的情况也象代数中的无理式0/0等等一样。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在这种不合理的表现后面是否隐藏着某种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它的后面是否隐藏着实在的价值比例。因为某一商品,某一物的 货币表现价格 是这样一种表现,其中完全抹掉了物的使用价值,从而抹掉了存在于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同它的价值即包含在商品中的、只在交换价值上得到 抽象表现 的劳动之间的联系,所以抽掉了物的使用价值或性质,那么物按其性质是否表现为 价值 ,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某种包含着和可能包含着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这一点,也就随后被抽掉了。没有价值的物可能有 价格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问, 什么价值关系 构成这一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 价格 的基础,或者象亚·斯密所说的,什么是劳动的自然价格,那么劳动的 调节价格 取决于 劳动能力的价值 ,并且无非是劳动能力价值的派生表现。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6—28页。

8.有“价值”的事物可以被无偿占有

除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时所表现出来的 物化劳动的积累以外 ,还有工人个人技能的 不断积累 ,其方式是把已获得的技能传授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工人。虽然这种 积累 在再生产过程中有极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本为此无须花费分文。[XXII—1384]科学就其被应用于生产的物质过程来说,其积累也与这里的问题有关。这种积累就是规模不断扩大的不断再生产。过去所获得的认识成果被当作认识 要素 传授下来和再生产出来,并作为这种要素由徒弟继续进行研究。在这里,再生产费用同原生产费用完全不成比例。(第154页)

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再生产的结果之一:第一,它本身是积累(人的积累),第二,是积累过程的前提(在一定范围内)。它并不花资本家分文,技能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只是通过实践来积累技能,并把它作为成果(作为劳动特长)传授给自己的接替者。(见 霍吉斯金 )最后,是 科学 的积累和 再生产 ,科学或多或少直接决定物质生产过程。在各种物化劳动中,科学是这样一种物化劳动,在这里再生产,即“占有”这种物化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原来生产上所要求的劳动时间 相比是最小的 。(第567—568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9.“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价值”与“价格”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73]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74]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0—231页。

那种紧张程度较高、比重较大而超过平均水平的复杂劳动又怎样呢?这种劳动可以化为复合的简单劳动,高次方的简单劳动,例如1个复杂劳动日等于3个简单劳动日。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但是这种简化在进行是很清楚的,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一定比例上是简单平均劳动的产品的等价物,因而等于一定量的这种简单劳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19页。

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能用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是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在,把这种激进的平等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观念比较一下。据说,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马克思对前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这段话还作了一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好像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反对别人把他的上述见解应用于今天的社会中对复合劳动所要支付的工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7页。

10.产品的“价值(劳动量、生产时间)”与“使用价值(社会效用)”统一:如果“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第51—54页)

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第65—66页)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第96—97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施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说:

“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做价值;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应看做财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是像个人的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者说按照它所能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的性质》第19页)

第一,将一个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价值基础上,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964—965页。

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 最低额 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05页。

实际上, 没有一种 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76页。

11.采用“交换价值”形式的商品及其生产,使“价值(劳动时间)”与“使用价值”相分离、对立,从而形成商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做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做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第76—77页)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第106页)

商品首先是没有镀金,没有蘸糖,以本来面目进入交换过程的。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的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第125页)

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做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第135页)

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第197—198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 商品 ”。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 它所表现的形式上 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 使用物 ,或 使用价值 ,另一方面,是 交换价值的承担者 ,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进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 价值 的“表现 形式 ”,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我就来分析价值。因此,我在第二版第36页上写得很清楚:“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对象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 它的价值 取得一个特别的、 不同于 它的自然形式 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 形式,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等等。因而,我不是把 价值 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它们当做“价值”这个抽象分裂成的两个对立物,而是把劳动产品的 具体社会形式 分为这两者;“ 商品 ”,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因为单是表现形式不构成其本身的 内容 。(第412页)

现在来谈谈瓦格纳的浮士德[75]的另一个论点:“交换价值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使用价值的历史外壳和附属物。如果把 交换价值作为逻辑的对立物 同使用价值相对立,那末就使历史概念同逻辑概念处于逻辑的对立,这在逻辑上是不容许的。”(第48页,注释4)瓦格纳在那里洋洋得意地说:“这完全正确!”但是究竟谁这样做呢?无疑,洛贝尔图斯是指我,因为据他的助手鲁·迈耶尔说,他写了一本“大部头的反驳‘资本论’的手稿”。谁使之处于逻辑的对立呢?是洛贝尔图斯先生,在他看来,无论是“使用价值”或是“交换价值”,就性质来说,两者都仅仅是“概念”。事实上在任何的价目表中,每一种商品都经过这种不合逻辑的过程,它作为 财物使用价值 ,作为棉花、纱、铁、粮食等等不同于其他商品,表现为在质上和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财物”,但同时又表现自己的价格,表现为质上相同而量上不同的 同一本质 的东西。对使用它的人来说,它表现为自己的自然形式,而作为 交换价值 ,它就表现为同自然形式完互不同的、为它和其他商品所“共有的” 价值形式 。在这里,只有在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同类的德国学究教授们那里才有“ 逻辑的 ”对立,他们不是从“社会物”、“商品”出发,而是从价值的“概念”出发,然后把这个概念本身分裂为二,接着就来争论,在这两个臆想的观念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

在这些矫揉造作的词句背后隐藏的只是这样一个不朽的发现:人在任何状态下都要吃、喝等等{不能再往下说了,什么要穿衣服或要有刀叉,要有床和住房,因为这并不是 在任何状态下 都需要的};一句说,他在任何状态下都应该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到自然界去寻找现成的外界物,并占有它们,或者用在自然界发现的东西进行制造;因而,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事实上总是把一定的外界物当做“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把它们当做自己使用的对象。因此,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意见,使用价值是一个“逻辑的”概念;从而,由于人需要呼吸,“呼吸”就是一个“逻辑的”概念,而决不是“生理学的”概念。洛贝尔图斯把“逻辑的”概念和“历史的”概念对立起来,就完全暴露出他的肤浅!他把“价值”(经济学上的,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立的)只是理解为它的表现形式,即 交换价值 ,但是由于后者只是在那样的地方才出现,在那里,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即使用对象成为“ 商品 ”,而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的,而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时期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发生的,所以 交换价值 是一个“ 历史的 ”概念。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19—421页。

12.商品价值及其生产的二重性,使其价值由“简单劳动”、“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确定,而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社会效用)”没有直接关系

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76],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 简单平均劳动 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 自乘的 或不如说 多倍的 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 价值 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77]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7—58页。

为什么棉花、马铃薯和烧酒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呢?因为生产这些东西需要的劳动最少,因此它们的价格也就最低。为什么价格的最低额决定消费的最高额呢?是不是由于这些物品本身有绝对的效用,由于它们的效用最能满足作为人的工人,而不是作为工人的人的种种需要呢?不,这是因为在建立在 贫困 上的社会中,最 粗劣的 产品就必然具有供给最广大群众使用的特权。……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 最低额 来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105页。

劳动时间是直接的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由 约翰·格雷 第一次加以系统地发挥。……既然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内在尺度,为什么除了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另一种外在尺度呢?为什么交换价值发展成为价格呢?为什么一切商品都用一种分离出来的商品来估计自己的价值,因而使这一商品变成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变成货币呢?这是格雷应该解决的问题。他不去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去空想商品能够直接当作社会劳动产品而相互发生关系。但是,它们是什么,就只能当作什么来相互发生关系。商品直接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私人交换过程中通过转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或者说,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只有通过个人劳动的全面转移才成为社会劳动。但是,既然格雷把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直接 当作 社会 劳动时间,那他就是把这种劳动时间当作 共同的 劳动时间,或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实际上,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和银,就不会当作一般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交换价值就不会变成价格,而使用价值也就不会变成交换价值,产品也就不会变成商品,因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也就会消灭。然而,这决不是格雷的本意。在格雷看来, 产品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 。格雷指靠国家银行来实现这个虔诚的愿望。一方面,社会通过银行使个人不依赖私人交换的条件,另一方面,社会又让个人在私人交换的基础上继续生产。因此,这里的内在逻辑迫使格雷一个又一个地废弃资产阶级生产的条件,虽然他只是想把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货币“改良”一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1859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73—74页。

13.商品价值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确定,使资本家通过压缩必要劳动时间以获得更多剩余价值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自然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就解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78],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1—373页。

14.以“工资(雇佣劳动时间)”来衡量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价值,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异化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中,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的问题即物品的价值问题的解决,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

甚至 精神 生产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想合理地行动,难道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时就不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否则,我至少会冒这样的危险:我思想中存在的事物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事物,因而它也就只能具有想像中的事物的价值,也就是只有 想像的价值

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类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它们把时间对 人的劳动 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动的意义。

埃德加尔先生继续写道:

“为了强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量度,蒲鲁东竟滥用自由交易这个概念,并断言社会和社会的个别成员本来就有否弃有才能的人的作品的权利。”

傅立叶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 那里,两只脚继续站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有才能的人,提出了 对稿酬 的过高 要求 ,并把他关于自己是无价之宝的幻想提出来作为确定其作品的 交换价值 的标准。蒲鲁东对有才能的人的这些奢望所做的回答,跟政治经济学对任何企图使价格大大超过所谓自然价格(即物品的生产费用)的野心所做的回答一样,这就是说,他指出自由交易来作为回答。同时,蒲鲁东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 滥用 这种关系,相反地,他把被经济学家看做只是有名无实虚无缥缈的东西,即立约双方的自由,肯定为现实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2—63页。

15.艺术家等的劳动及作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完全不取决于“劳动价格”而“不能按照它们的有用程度把它们作为交换价值来估价”:“物品的价值和该物品所给予别人的东西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

{顺便说说,如唱歌、芭蕾舞等这些形式的非生产劳动的价格增长,表明较富的国家在个别产品上的花费可能比较穷的国家要大,同时并不会变穷。}(第88页)

他只是从自己剥削工人的时候起才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如果他自己是生产工人,那他所积蓄起来的货币量不会很大。但是,例如获得“资本”的医生、作家、律师等等,他们所以获得它,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些非生产劳动的 报酬 ,完全取决于实际当事人——生产参与者的 财富 ,因此,他们所完成的劳动的实际使用价值也完全不取决于劳动 价格 。密尔顿写作自己的《失乐园》得到5镑。(第165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我们已经看到, 价值 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人们互相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相同的、一般的劳动,在这个形式上就是社会的劳动。如同所有的人的思维一样,这是一种抽象,而只有在人们思维着,并且对可感觉的细节和偶然性具有这种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有些经济学家,他们反对由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理由是两个人(即使是做同一种工作)在同一时间内的劳动不是 绝对一样 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社会关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区别。他们本身就是动物,而作为动物,这些家伙很容易忽视这种情况:两种使用价值不会绝对一样(就象 莱布尼茨 所说的,一棵树上的两片树叶不相等),同样,他们更容易忽视另一种情况:互相之间毫无[共同]尺度的使用价值,不能按照 它们的有用程度 把它们作为交换价值来估价。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255—256页。

批判的 蒲鲁东 自告奋勇地给荷马的“伊利亚特”一诗规定了应付的稿酬,他说:

“我付给荷马的稿酬应当和他所 给予我 的东西相等。可是怎样确定荷马所给予我们的东西的价值呢?”

批判的蒲鲁东的确是过于鄙视政治经济学上的琐事了,所以他不知道物品的 价值 和该物品所给予别人的东西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物。真正的蒲鲁东说:

“诗人的稿酬应当和他的产品相等;可是这种产品的价值究竟是怎样的呢?”

真正的蒲鲁东认定“伊利亚特”具有无限大的 价格 (或交换价值,prix);批判的蒲鲁东则断定它有无限大的价值。真正的蒲鲁东把“伊利亚特”的价值,即 它的政治经济学 意义下的 价值 (valeur intrinsèque),同它的交换价值(valeur échangeable)加以对比;而批判的蒲鲁东则把“伊利亚特”的“内在价值”,即它作为一首史诗的价值,同它的“为交换的价值”加以对比。

真正的蒲鲁东说:

“物质报酬和才能没有共同的量度。在这方面一切生产者的状况都是相同的。因此,对他们做任何的比较和在按能力给报酬上做任何的分等都是不可能的。”

批判的蒲鲁东则说:

“生产者的状况之相同是 相立的 。才能不能用物质来衡量……对生产者进行任何的比较和任何的外部划分都是不可能的。”

在批判的蒲鲁东那里,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应该 感觉 到自己在社会中是同其他一切人平等的,因为他的才能和他的洞察力都只是社会的洞察力的产物。”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有才能的人的感觉。他说,有才能的人应该降到社会的水平。他决没有断言有才能的人 只是 社会的产物。相反地,他说:

“有才能的人使自己锻炼成一个有用之材……在他身上隐藏着自由的劳动者和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

批判的蒲鲁东继续说道:

“此外,他应当感谢社会使他摆脱了其他各种工作,使他有可能致力于科学。”

真正的蒲鲁东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祈求有才能的人的感谢。他说:

“社会让艺术家、学者、诗人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仅就这一点而言,他就已经获得了公平的报酬。”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58—59页。

16.艺术劳动及其产品的“价格”,“可以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

在考察地租的表现形式,即为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无论是为生产的目的还是为消费的目的)而以地租名义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时,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需要的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4页。

关于那个决定桑乔所认为的 唯一者 的劳动(例如舞蹈家、著名医生或律师的劳动)的价格的规律,桑乔可以从亚当·斯密那里找到解释,从美国人库伯那里找到数量方面的表述。现代经济学家根据这一规律来解释他们所谓的travail improductif〔非生产劳动〕所得的高额工资和从事农业的短工所得的微薄报酬,以及工资方面的一切不平等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57—458页。

至于“ 文人 ”,斯密明确地认为,他们由于人数太多而报酬过低,而且他提醒说,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大学生和乞丐 ”(第276—277页)是一个意思,看来斯密认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文人。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256页。

因为某些财物,特别是国家(一种财物!)及其“ 服务 ”{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的服务} 不是 “商品”,所以包含在“商品”本身中的对立的性质{这些性质同样 清楚地 反映在劳动产品的 商品形式 上}应当互相混淆!不过,瓦格纳及其同伙未必能证明,他们的“服务”,按照其“使用价值”、按照其物的“内容”来“估价”,比按照其“ 薪金 ”(用瓦格纳的话说是根据“社会限定价格”)即按照其 报酬 来“估价”,会对他们更有利。……{买主购买商品并不是因为它具有价值,而是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可用于一定的目的,所以不言而喻:(1)使用价值受到“估价”,也就是说它们的 质量 受到检验(正如它们的 数量 受到度量、衡量等等一样);(2)当各种商品可以互相代替用于同一消费目的时,其中某种商品会占优先地位,如此等等。}

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79年下半年—1880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15—416页。

17.“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

撇开真正的艺术家工作不说(按事物的本性来说,这种艺术家工作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不言而喻,不同生产部门,按照它们的技术特点,需要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比率,所以活劳动在一些部门必然占有较多的位置,而在另一些部门必然占有较少的位置。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59页。

[(h) 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 ]

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 商品 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1)生产的结果是 商品 ,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 可以出卖的商品 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例如,一个作家在编一部集体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1330]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只局限于 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 ,就是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厉害,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 生产工人 ,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 生产工人 。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442—443页。

18.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

霍布斯认为技艺之母是 科学 ,而不是 实行者的劳动

“对社会有意义的技艺,如修筑要塞、制造兵器和其他战争工具,是一种力量,因为它们有助于防卫和胜利;虽然它们的真正母亲是 科学,即数学 ,但由于它们是在工匠手里产生出来的,它们就被看成是工匠的产物,就象老百姓把助产婆叫做母亲一样。”(《利维坦》,载于《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选》,摩耳斯沃思出版,1839—1844年伦敦版第3卷第75页)

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77页。

19.“自由的精神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可以“不加入商品生产”而“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

只有在这种基础(物质生产)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6页。

冲突就在这里:对我的能力所要求的不是这个能力所能做的;例如,对我的写诗的能力所要求是:我能够把这些诗变成金钱。人们向我的能力要求的完全不是这个特殊能力的特有的产物,而是依赖于异己的、不在我的能力支配下的那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第1版,第477页。

什么是 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 ,自从 亚当·斯密 作出这一区别以来反复争论过多次的这个问题,必须从对资本本身的不同各方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生产劳动 只是生产 资本 的劳动。

例如西尼耳先生问道(至少是有类似的意思),钢琴制造者要算是 生产劳动者 ,而 钢琴演奏者 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但事实的确如此。

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 资本 ;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但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 经济 意义上的 生产劳动 ;就象生产了幻觉的疯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 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 。因此,其他经济学家就把所谓非生产劳动者说成是间接生产劳动者。例如,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这种说法已经承认: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劳动,无论怎样 有用 ,——它也可能有害,——对于资本化来说,不是生产劳动,因而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第264页。

在亚·斯密看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主要区别是,前者直接同资本交换,后者直接同收入交换,——这一区别的意义,只是在琼斯那里才得到充分的阐明。这里指出,第一种劳动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第二种劳动,在它占统治的地方,属于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而在它只是间或出现的地方,则限于(或者应当限于)那些不直接生产财富的领域。(第469—470页)

琼斯正确地把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还原为它们的本质,即还原为资本主义劳动和非资本主义劳动,因为他正确地运用了斯密关于由资本支付的劳动者和由收入支付的劳动者的区分。但是琼斯自己把 生产 劳动和 非生产 劳动显然理解为加入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和不加入这种生产的劳动。这是根据[上面引用过的]那段话[第52页]得出的,琼斯在那里谈到依靠别人花费的收入维持生活的 生产劳动者 。还根据以下的话:

“社会上 不生产物质财富的 那一部分,可能是 有用的 ,也可能是 无用的 。”(第42页)

“我们可以并且有理由认为,在 所生产的商品 没有到达要消费它的人手中以前, 生产行为 并没有结束。”(第35页注)

靠资本生活的劳动者和靠收入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同劳动的形式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相反,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 商品 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劳动。这种区分决不可忽视,而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都对物质生产发生影响,物质生产也对其他一切种类的活动发生影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区分的必要性。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12月第1版,第476—477页。

(九)《剩余价值理论》第四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节录|返回本层目录

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 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 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什么是 非生产劳动 ,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 直接 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凡是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劳动),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地方,不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

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 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 来区分的,不是从 劳动者 的角度 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303]

[304]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劳动的这种物质规定性同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毫无关系,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305]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并不是不付代价地从收入(工资和利润)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从生产劳动创造的商品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他们必须购买这一份,但是,他们同这些商品的生产毫无关系。

但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花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上的收入(工资和利润)愈多,能用来购买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收入就愈少,反过来也是一样。

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这些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我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创造出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入花在这些服务上。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我这个消费者来说,即使在饭店里也是非生产劳动者。

……

显然,随着资本日益掌握全部生产,从而随着家庭工业和小工业——总之,为本身消费进行生产而产品不是商品的那种工业——逐渐消失,非生产劳动者,即以服务直接同收入交换的劳动者,绝大部分就只提供 个人 服务,他们中间只有极小部分(例如厨师、女裁缝、缝补工等)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他们不生产 商品 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商品本身从来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而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条件下,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只有极小部分能够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这一部分人只有用自己的服务同收入交换,才参加物质生产。……

[306]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对他本人来说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这样。但是,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在一种情况下劳动同资本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劳动同收入交换。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转化为资本,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支出,是花费收入的一个项目。例如,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的劳动不仅补偿他所消费的工资,而且在他的产品钢琴中,在厂主出售的商品中,除了工资的价值之外,还包含剩余价值。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里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随着资本掌握全部生产,——因而一切商品的生产都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增长,——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差别也就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前一种人,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生产商品,而后一种人,也是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从事个人服务。因此,第一种人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由商品构成的财富,生产一切不是由劳动能力本身构成的商品。这就是促使亚·斯密除了作为基本定义的第一种特征以外,又加上另一些特征的理由之一。

……

[309] 第二 ,亚·斯密说,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 通常 不是这样。亚·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资本掌握了物质生产,因而家庭工业基本上消失了,直接到消费者家里为他创造使用价值的小手工业者的劳动消失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叫到家里来缝制衬衣的女裁缝,或修理家具的工人,或清扫、收拾房子等等的仆人,或烹调肉食等等的女厨师,他们也完全和在工厂做工的女裁缝、修理机器的机械师、洗刷机器的工人以及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在饭店干活的女厨师一样,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他们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从可能性来讲,也是商品:衬衣可能拿到当铺去当掉,房子可能卖掉,家具可能拍卖等等。因此,上述人员从可能性来讲,也生产了商品,把价值加到了自己的劳动对象上。但他们是非生产劳动者中极少的一部分人,那些适用于他们的说法,对广大家仆、牧师、政府官吏、士兵、音乐家等等则是不适用的。

然而,不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人数有多少,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清楚的(斯密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了一句有限制的话:“这些服务 通常 一经提供随即消失”),那就是: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生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也不是劳动产品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同一劳动可以是生产的,只要我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者来购买它,为的是用它来为我增加价值;它也可以是非生产的,只要我作为消费者来购买它,只要我花费收入是为了消费它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

……

第三 ,另一方面,剧院、歌舞场、妓院等等的老板,购买对演员、音乐家、妓女等等的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事实上通过了曲折的途径,这个途径只有从经济形式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它不影响过程的结果);他们购买这种所谓“非生产劳动”,它的“服务一经提供随即消失”,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一个“耐久的〈换句话说,“特殊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在这些服务本身以外)。把这些服务出卖给公众,就为老板补偿工资并提供利润。他这样买到的这些服务,使他能够重新去购买它们,也就是说,这些服务会自行更新用以支付它们的基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例如律师事务所的书记的劳动,所不同的只是,书记的服务大部分还体现在十分庞大的“特殊对象”上,即大堆的文件这个形式上。

不错,对老板本身来说,这些服务是由公众的收入支付的。但同样不错的是,一切产品,只要它们用于个人消费,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固然,国家不能出口这些服务本身;但它能出口提供这些服务的人。例如,法国出口舞蹈教员、厨师等等,德国出口学校教师。当然,随着舞蹈教员和学校教师的出口,也出口了他们的收入,可是舞鞋和书本的出口,却给国家提供了一笔补偿它们的价值。

因此,从一方面说,所谓非生产劳动有一部分体现在物质的使用价值中,这些使用价值同样可能成为商品(“可以出卖的商品”),从另一方面说,一部分纯粹的服务(它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某一商品),能够(由 直接 购买劳动的人)用资本来购买,能够补偿自己的工资并提供利润。总之,这些服务的生产有一部分从属于资本,就象体现在有用物品中的劳动有一部分直接用收入来购买,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一样。

……

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总]价值,不是由于有“非生产劳动”而比没有这种劳动时要大吗?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治家等等吗?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无代价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

……

因此,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但是,其次,劳动产品必须是这种意义上的 商品 :它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也就是还需要通过形态变化的第一种形式的商品。(假定一个工厂主买不到一部现成的机器,他可以自己制造一部机器,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利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机器当作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来使用,因而他是通过由机器协助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形式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机器出卖的。)

[314]可见,虽然家仆的某些劳动完全可能表现为 商品(从可能性来讲) ,从物质方面来看,甚至可能表现为同样的使用价值,但这不是生产劳动,因为实际上他们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直接“ 使用价值 ”。而有些劳动,对它们的买者或雇主来说是生产的,例如演员的劳动对剧院老板来说是生产的,但这些劳动看起来象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们的买者不能以商品的形式,而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把它们卖给观众。

如果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末[按照斯密的第二个定义],生产劳动就是生产 商品 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 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前一种劳动表现为某种可以出卖的物品;后一种劳动在它进行的时候就要被消费掉。前一种劳动(创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除外)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也包括书籍;后一种劳动包括一切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的劳动,甚至违背个人意志而强加给个人的劳动。

……

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 货币 ;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 商品 。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正如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价值形式,归结为产品借以 表现 为一般社会劳动的那种形式即货币一样。在亚·斯密那里,商品的两个条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合并在一起,所以在他看来,凡是表现在一种使用价值即有用产品中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表现在有用产品中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一观点,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个产品同时等于一定量的一般社会劳动。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的价值是构成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价值摆脱了纯粹幻想的形式——金银的形式,即在重商学派看来价值借以表现的形式。任何商品 从可能性来说 就是货币。……

……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 经济学 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就象资产阶级本身在其发家时期一样,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等等。后来它理解到——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并且根据经验认识到,这种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非生产的阶级的社会结合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上述“非生产劳动者”不生产享受,因此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当事人想如何花掉自己的工资或利润;相反,如果他们成为必要,或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部分地是因为存在肉体上的疾病(如医生)或精神上的虚弱(如牧师),部分地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如果这样,那末,在亚·斯密看来,就象在产业资本家本身和工人阶级看来一样,他们就表现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因此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 依附于资本家的

……

第三 ,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

第三 ,在这里,加尔涅热衷于“道德”。为什么“诱惑我的嗅觉的香水制造者”应当认为是生产劳动者,而“陶醉我的听觉”的音乐家应当是非生产劳动者呢?(第173页)斯密会回答说,因为一个提供物质产品,另一个不提供物质产品。道德和这两个人的“功绩”一样,同这里的区分毫无关系。

第四 ,认为“提琴制造者、风琴制造者、乐器商人、布景师等等”是生产的,而以他们的劳动为“准备阶段”的那些职业则是非生产的,难道这不是矛盾吗?

“这两种人劳动的最终目的是提供 同一种消费 。如果一种人劳动的最终结果不应当算作社会劳动的产品,那末,为什么偏要对不过是 达到这种结果的手段 另眼看待呢?”(同上,第173页)

如果这样来谈问题,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吃粮食的人和生产粮食的人一样,也是生产的。因为,为什么生产粮食呢?就是为了吃。因此,如果吃粮食是非生产劳动,那末,为什么种粮食这种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却是生产的呢?而且,吃粮食的人会生产脑子、肌肉等等,难道这不是象大麦或小麦一样贵重的产品吗?——某位被激怒的人类之友,也许会这样质问亚·斯密。

第一,亚·斯密并不否认非生产劳动者会生产某种产品。否则,他根本就不是劳动者了。第二,开药方的医生不是生产劳动者,而配药的药剂师却是生产劳动者,这看起来好象是奇怪的。同样,制造提琴的乐器制造者是生产劳动者,而演奏提琴的提琴师却不是。这只能证明,某些“生产劳动者”提供的产品,其唯一的目的是充当非生产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比这样的事实更奇怪:归根到底,一切生产劳动者,第一,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资金,第二,提供产品,让 不从事任何劳动 的人消费。

在这些批评意见中,第二点完全符合怎么也忘不了“桥梁和公路”的法国人的精神;第三点归结为道德;第四点,或者是包含一种胡说,即认为消费和生产一样是生产的(这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一种人生产而另一种人消费),或者是说明,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只为非生产劳动提供材料,而这一点,亚·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过。只有第一点包含着正确的意思,即亚·斯密在他的第二个定义中,把 同一种 劳动既称为生产劳动又称为非生产劳动,[349]或者确切些说,按照他自己的定义,他本来应该把他的“非生产”劳动中的某一个较小的部分称为 生产的 。——可见,这并不是反对 区分 本身,而是反对这种区分 包括的范围 ,或者说,反对这种区分 适用的范围

提了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之后,大学者加尔涅终于谈到本题:

“看来在斯密所想象出来的两个阶级之间,能够找到的唯一的总的区别就是:就他所谓的 生产 阶级来说, 物品制造者和物品消费者之间 有或者总会180有一个 中介人存在 ;而就他所谓的 非生产 阶级来说, 不会有任何中介人存在 ,这里 劳动者和消费者 之间的关系 必然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 。很明显,那些享受医生的经验、外科医师的手术、律师的知识、音乐家或演员的天才以及家仆的服务的人,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劳动者从事这种劳动时, 必然 同他们发生一种直接的没有中介的关系;相反,在另一个阶级的职业中, 供消费的物品是物质的、可以感觉的 ,因此,在它们从制造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之前, 就能够成为一系列中间性交换行为的对象 。”(第174页)

加尔涅无意中用后面几句话表明,在斯密的第一种区分(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劳动)和第二种区分(固定在物质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上的劳动和不固定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之间,存在着多么隐蔽的思想联系。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质来说,大多数 不能 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他各种劳动,则可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在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大部分物质商品,即“物质的、可以感觉的物品”,是在资本的支配下由雇佣工人生产的,那些[非生产]劳动(或服务,无论是妓女的服务,还是罗马教皇的服务),只能由生产工人的工资或他们的雇主(和分享利润的人)的利润来支付;也不必谈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生产工人创造着养活非生产劳动者,因而使他们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但这条饶舌的法国狗有一个特点,他自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家,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却把那种使生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相交换,而不是收入同雇佣劳动直接交换,或劳动者自己直接把收入支付给自己)看成是 非本质的东西 。因此,在加尔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一种非本质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并使劳动变为社会劳动的必然形式,尽管只是历史的也就是暂时的必然形式。

……

他(加尔涅)接着说:

“其次,不是有许多非生产劳动者,例如演员、音乐家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经理来取得自己的工资吗?而这些经理是从投入这类企业的资本中吸取利润的。”(同上,第175—176页)

这个意见是对的。但这不过表明,有一部分劳动者,即亚·斯密按照他的第二个定义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按照他的第一个定义却应当是生产劳动者。

……

在这个粗制滥造者施马尔茨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下面这种意见对于了解加尔涅——例如他的消费主义(以及浪费的经济效用)——同重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

起先,说这些劳动同样都是生产的,是从它们补偿上述总额,即补偿支付它们的价格(它们工资的价值)这一点来说的。但是,加尼耳马上又进一步。他宣称,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它本身与之交换的物质产品,以致看起来象是物质劳动生产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

[362]“一个是制造柜子的工人,用这个柜子换得1舍费耳谷物,另一个是流浪音乐家,用他的劳动也换得1舍费耳谷物;这两个人的劳动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生产出了1舍费耳谷物,在一种情况下,生产出1舍费耳谷物是为了支付柜子,在另一种情况下,生产出1舍费耳谷物是为了支付流浪音乐家提供的娱乐。诚然,木匠把1舍费耳谷物消费以后,留下一个柜子,而音乐家把1舍费耳谷物消费以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可是,有多少被认为是生产劳动的劳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判断一种劳动是生产的还是不生产的,不能根据消费以后究竟留下什么,而应当 根据交换或根据这种劳动所引起的生产 。因为音乐家的劳动同木匠的劳动一样,都是 生产1舍费耳谷物的原因,所以他们两人劳动的生产性同样由1舍费耳谷物来衡量 ,虽然一个人的劳动在干完以后不固定、不物化在某种耐久的对象上,而另一个人的劳动则固定、物化在某种耐久的对象上。”(同上,第122—123页)

……

(可见,在这里他自己还是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区分开来了。)

“生产阶级把自己的产品供给他们,从他们那里换得方便、娱乐、享受, 而为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供给他们,生产阶级就不得不生产这些产品 。如果劳动的物质产品不用来支付那些不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那它们就找不到消费者,它们的 再生产 就要停止。因此,生产娱乐的劳动, 也象 那种被认为是最生产的劳动 一样有效地参加生产 。”(同上,第123—124页)

“他们〈各国人民〉所追求的方便、娱乐或享受,几乎总是 跟在必须用来支付它们的产品后面,而不是走在这些产品前面 。”(同上,第125页)

(可见,它们看来与其说是“必须用来支付它们的”那些产品的原因,不如说是那些产品的结果。)

“如果 生产阶级不需要 为娱乐、奢侈或豪华服务的劳动〈可见,在这里加尼耳本人也做了这样的区分〉,而又不得不支付这种劳动,并把自己的需求削减相应的数额,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被迫支付就不会引起产品量的增加。”(第125页)“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任何劳动都必然是生产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整个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因为 任何劳动都必然会引起用以支付它的那些产品的生产 。”(同上,第126页)

{可见,按照这种说法,“各种非生产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既不是因为它们有所值,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不是因为它们生产某种娱乐,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生产生产劳动。}

……

在所有这些反驳亚·斯密的人那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对物质生产采取高傲态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力图为非物质生产——甚至根本不是生产,如象仆役的劳动——辩护,把它冒充物质生产。无论“纯收入”的所有者把这种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姘妇身上,还是花在油炸馅饼上,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认为为了不使产品的价值去见鬼,余额就必须由仆人来消费,而不能由生产工人本人来消费,这种想法是可笑的。马尔萨斯也就是这样宣扬非生产的消费者存在的必要——一旦余额掌握在“有闲者”手里,实际上也就有这种必要。[364]

……

{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前是2/3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现在只要1/3人口参加就行了。以前是2/3人口为3/3人口提供生活资料;现在是1/2人口为3/3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以前“纯收入”(和劳动者的收入不同)是1/3;现在是2/3。现在国民——撇开[阶级]对立不谈——应该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不再是以前的2/3而是1/3。如果平均分配,所有的人就都会有更多的(即2/3的)非生产劳动时间和余暇。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的假定并不意味着人口始终是停滞的。因为3/3在增长,1/3也会增长,所以按照 数量 来说,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可能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按照同总人口的比例来说,他们还是比以前少50%。现在2/3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一部分是非生产劳动者(由于竞争,非生产劳动者的报酬也差了),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帮助前者把收入吃掉,并且把服务作为等价提供给前者或者(例如政治的非生产劳动者)强加给前者。我们可以设想:除了家仆、士兵、水手、警察、下级官吏等等、姘妇、马夫、小丑和丑角之外,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程度;并且,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律师、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

在加尔涅之后,出版了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一书。萨伊非难斯密,说他

“不把医生、音乐家、演员等人这类活动的结果叫做产品。他把这些人从事的劳动称为 非生产劳动 ”。(第3版第1卷第117页)

斯密完全不否认“这类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某种“产品”。他甚至直接提到:

“国家的安全、安定和保卫”是〈“国家公务人员”〉“年劳动的结果”。( 斯密 的著作第2篇第3章;加尔涅的译本,第2卷第313页)

萨伊也坚持斯密的补充定义:这些“服务”以及它们的产品“通常一经提供,一经生产,随即消失”。( 斯密 ,同一章)萨伊先生把这样消费掉的“服务”或它的产品,它的结果,一句话,它的使用价值,称为“非物质产品或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的价值”。他不把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而叫做“生产非物质产品的人”。他用了另一个名称。但是他在下面又说:

“他们不是用来增加国民资本的。”(第1卷第119页)“一个国家有许多音乐家、教士、官吏,可能有很好的娱乐,精通宗教教义,并且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不过如此而已。国家的资本不会由于这些人的劳动而有任何直接的增加,因为他们的产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同上,第119页)

由此可见,萨伊先生只是从斯密的定义的最有限的意义上把这类劳动称为 非生产劳动

……

归根到底,在萨伊的书中,优势是在“非生产劳动者”方面。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能准确地知道,做一张桌子,需要多少工人,制成某种产品,需要某种劳动量应多大。许多“非物质产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达到某种结果所需要的某种劳动量多大,和结果本身一样,要靠猜测。二十个教士在一起对犯罪者的感化,也许是一个教士做不到的;六个医生会诊,能找到的有效药方,也许是一个医生找不到的。一个审判团,也许比一个无人监督的审判官能做出更为公正的裁判。保卫国家需要多少士兵,维持国内秩序需要多少警察,治理好国家需要多少官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大可研究的问题,例如在英国议会中,这些问题就经常引起争论,虽然在英国,人们都很准确地知道,生产1000磅纱所必需的纺工劳动量有多大。至于另一些这类“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们产生的效用,恰好只取决于他们的人数,只在于他们的人数本身。例如仆役就是这样,他们是他们主人有钱有势的证据。他们人数越多,他们“生产”的效果就越大。因此,萨伊先生始终认为:“非生产劳动者”的人数决不会增加到充分的程度。[400]

{具有真正斯密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看成G—W—G,看成生产当事人。但究竟谁来消费产品呢?工人吗?不,不是工人。资本家自己吗?那他就成了大消费者、“有闲者”,而不是资本家了。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有者吗?但他们不会把他们消费的东西再生产出来,因而只会损害财富。不过,在这种把资本家只看做现实的货币贮藏者,而不是看做象真正货币贮藏者那样的幻想的货币贮藏者的矛盾看法中,有两点是正确的:(1)资本(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做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当事人;(2)这里表现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享受,而是财富。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

……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家,都把 消费 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收入来生活的 雇佣劳动者 ,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用并不生产财富,而雇用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 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的意义来说 ,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