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西亚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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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再版。文字由VOM-OCR小组整理发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西亚非洲

目录

一 论西亚社会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
(二)宗教与民族
(三)国家与属地
(四)西亚军队
(五)古代国际交往

二 东方问题与东方战争

(一)东方问题的由来与出路
(二)俄国的扩张野心与英国等强国的纵容
(三)俄土双方军力的对比、作战指挥与俄土战争进程
(四)英、法、奥、普的“调停”
(五)英国对土耳其战争的政策
(六)奥地利与土耳其的争端
(七)土耳其皇帝与基督教臣民的关系和西方强国的干涉
(八)联军的对俄战争
(九)巴黎和约
(十)巴黎和约未能解决的东方问题
(十一)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及其后的俄土关系

三 殖民主义的统治与掠夺

(一)英国对波斯、阿富汗的入侵和对也门的占领
(二)土耳其、波斯沦为半殖民地
(三)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掠夺

四 亚洲的觉醒与民族解放斗争
(一)民主革命运动
(二)民族解放运动
(三)苏俄与西亚人民相互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五 论非洲古代社会

(一)非洲部落的社会结构
(二)非洲早期居民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
(三)非洲古代文明

六 论非洲民族与宗教

(一)非洲民族与种族问题
(二)宗教问题

七 论非洲军队与非洲士兵

(一)非洲军队
(二)非洲士兵

八 论非洲沦为殖民地

(一)非洲奴隶贸易
(二)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侵略和占领
(三)非洲经济的殖民化
(四)欧洲列强与非洲殖民地国家间关系

九 论非洲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

(一)非洲人民反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斗争
(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 论西亚社会||返回目录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返回目录


1.东方的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2页。

2.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1]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一片荒芜,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3—114页。

3.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

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79—680页。

4.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3月第1版,第519页。



(二)宗教与民族||返回目录


1.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 宗教 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 宗教 对立不能成立? 废除宗教 。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做 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 ,看做 历史 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 本身只看做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只是批判的、 科学的 关系,人的关系。那时 科学 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3页。

2.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 安息日的犹太人 ,而是考察 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 实际 需要, 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 经商牟利 。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 金钱

那好吧!从 经商牟利金钱 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

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犹太人承认自己这个 实际 本质毫无价值,并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 人的解放 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 最高实际 表现。

总之,我们在犹太教中看到普遍的 现代的反社会 的要素,而这种要素,经由有犹太人在这一坏的方面热心参与的历史发展,达到自己目前这样的高度,即达到它必然解体的高度。

犹太人的解放 ,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 犹太精神 [2]中解放出业。

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10月中—1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50页。

3.犹太人的所谓圣书只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

昨天我看了一本我曾经向你提到过的关于阿拉伯碑文的书。在这本书里面虽然教士和圣经的辩护人到处都令人厌恶地出现,然而它还是有点意思的。该书的最大成功就是指出了 吉本 在古代地理学方面所犯的若干错误,并由此得出吉本的神学毫无价值的结论。这本书叫做“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查理·福斯特神甫著。

……

现在我已经完全弄清楚,犹太人的所谓圣书只不过是古代阿拉伯的宗教传说和部落传说的记载,由于犹太人和他们的同出于一个部落、但是从事游牧的邻人早已分离,这种传说就有所改变。巴勒斯坦在靠阿拉伯的一面完全被沙漠,即贝都英的国土环绕着,这一情况说明了这种独特的发展。但是,古代阿拉伯的碑文、传说和可兰经,以及对一切系谱等等作解释的轻而易举,都证明了主要内容是关于阿拉伯人的,或者更正确些说,是关于一般闪族的,就像我们这里还保存下来的伊达和德国的英雄传说一样。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5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第1版,第72—73页。

4.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

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1)可以证明有史以来所有的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 一般 关系。(2)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3)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 表现为 各种宗教的历史?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6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5.穆斯林和他的基督教臣民及信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得悉,本月12日法国、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三国同盟条约[3],但是,尽管苏丹亲自向大穆夫提[4]提出请求,后者在乌里玛[5]团体的支持下还是拒绝作出批准关于改变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地位的条款的判决,认为这些条款违背古兰经的教义。

……

无论要了解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宗教当局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还是要了解目前土耳其政府在关于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问题(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是目前东方一切实际纠纷的根源)上所面临的困难,都必须先追溯一下这个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古兰经和以它为根据的伊斯兰教法律把各个不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归结为一个简便的公式,即把他们分为两种民族和两种国家——正统教徒和异教徒的民族和国家。异教徒就是“哈尔比”,即敌人。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的民族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柏柏尔国家[6]的海盗船曾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舰队。那么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的存在如何能同古兰经相容呢?

……

因为君士坦丁堡同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投降的,所以那里的基督徒在土耳其政府统治下享有作为 莱雅 而存在的特权。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意把自己置于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因而,仅仅是由于基督徒应按照伊斯兰教法律服从穆斯林管理,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即他们的宗教首领,同时也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最高审判官。凡是奥斯曼帝国境内我们看到有正教徒 莱雅 聚居的地方,根据法律,大主教和主教都是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并在宗主教的领导下管理向正教徒分派赋税的事宜。宗主教对自己的教徒的行为向土耳其政府负责。宗主教由于被授权审判本教的莱雅,他便把这个权力转托给都主教和主教在他们管辖的教区内行使,而他们的判决,土耳其政府的官吏和法官等等必须执行。他们有权判处罚款、徒刑、笞刑和流放。此外,他们自己的教会还赋予他们开除教籍的权力。除了罚款以外,他们还对民事和商业案件课收各种税款。教阶制度中的每个等级都有一定的金钱价格。宗主教为了获得叙任权向国务会议缴纳很重的贡赋,但他也把大主教和主教的职位卖给本教会的神职人员,而后者则靠出卖下级职位给别人并从教士身上征收贡赋而得到补偿。教士又把从上级那里买来的权力零售出去,并在他执掌的洗礼、结婚、离婚、遗嘱等事情上大做其生意。

从这个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土耳其对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统治系统以及土耳其社会的整个结构都是以莱雅服从古兰经这点为基础的,而古兰经则把莱雅看作异教徒,也就是看作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一个民族,准许把教会和世俗权力集中在他们的教士的手中,因此通过世俗的解放来废除他们对古兰经的从属,也就是同时消除他们对神职人员的从属,并引起他们在社会、政治和宗教关系等方面的革命,这场革命首先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推入俄国的怀抱。谁想用一部民法典来代替古兰经,谁就必须按照西欧的式样来改造拜占庭社会的全部结构。

穆斯林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于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穆斯林和信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

因为古兰经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敌人,所以谁也不敢没有预防措施而到伊斯兰教国家去。因此,第一批冒险去同这样的民族做生意的欧洲商人一开始就力图保证个人享有特殊待遇和特权,后来,这种特殊待遇和特权扩大到他们的整个国家。这就是特惠条例[7]产生的根源。特惠条例——这是土耳其政府发给欧洲各国的帝国文书,即特权证件,它允许这些国家的臣民通行无阻地进入伊斯兰教国家,在那里安安稳稳地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并按照本国的仪式进行祈祷。它和条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经过缔约双方对等磋商,不是在互利互让的基础上经双方同意的互惠条例。相反地,特惠条例是由其颁发政府单方面赋予的特许权,因此也可以由它自行决定废除。而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它赋予某个国家的特权化为乌有,其办法就是把这些特权也赋予其他国家,或者完全废除这些特权,拒绝继续实施这种条例。特惠条例的这种不稳定的性质使它永远成为各国大使争执和埋怨的根源,为此无休无止地交换互相反驳的照会,而且每位新王即位时都要重新颁布敕令。

外国列强的那种不是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莱雅,而是对去土耳其旅行或者作为外国人在那里侨居的本教教徒的 保护权 ,正是从这种特惠条例开始产生的。获得这种保护权的第一个强国是法国。……

俄国是第一个在1774年把仿照法国的先例而取得的特惠条例列入 条约 的国家。这个条约就是凯纳吉条约[8]。……

圣地问题[9]同保护权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圣地问题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信仰正教的基督徒的宗教团体和它们在圣土上占有的建筑物,特别是圣墓神殿的保护权问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的占有意味的不是所有权(这是古兰经拒绝给予基督徒的),而只是 使用 权。这种 使用 权决不排斥别的团体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祈祷仪式;占有者只有权掌管 钥匙 、修缮和进入庙宇、燃点圣灯、打扫屋舍、铺置地毯,此外没有其他特权,而这一切在东方乃是占有的象征。正如圣地对基督教来说至高无上,关于保护权的问题也同样至关重要。

圣地和圣墓神殿分别由天主教徒、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阿比西尼亚教徒、叙利亚教徒和科普特教徒各自占有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不同的觊觎者中发生了冲突,欧洲君主们认为这种宗教纠纷是一个有关自己在东方的影响的问题,于是他们便首先注意到了土地的主人——滥用自己职权的、狂热的和贪婪的帕沙们。奥斯曼政府和它的官吏采用很麻烦的秋千法,处理问题时使天主教徒、正教徒和亚美尼亚教徒轮流得到好处,向各方索取黄金,并拿他们所有的人来开心。土耳其人刚刚把承认其有权占有某一有争议地区的敕令授给了天主教徒,亚美尼亚教徒就带着更沉重的钱袋来了,转瞬之间就得到了一道相反的敕令。他们对正教徒也使用这样的策略。正教徒除了土耳其政府的各种敕令和它的官吏们的“哈德热茨”(指示)所正式确认的东西以外,还善于为自己伪造各种各样的获取权利的根据。有时,由于叙利亚的帕沙们和下级官吏们的贪得无厌和居心不善,苏丹政府的决议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这样一来就必须重新商谈,任命新的专员并再牺牲一笔钱。土耳其政府过去为了金钱而干的事情,现在由于害怕才去干,以便获得偏袒和保护。它向法国的要求和天主教徒的要求让步之后,赶忙又向俄国和正教徒作出同样的让步,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躲过它无力反抗的风暴。没有一处圣所,没有一座小礼拜堂,没有一块圣墓神殿的石头,不曾被用来挑起各基督教团体之间的争端。

我们发现在圣墓周围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基督教教派,在它们的宗教野心后面隐藏着同样多的政治的和民族的角逐。

在耶路撒冷和圣地居住着信仰各种宗教的民族:天主教徒、正教徒、亚美尼亚教徒、科普特教徒、阿比西尼亚教徒和叙利亚教徒。正教徒有2000人,天主教徒有1000人,亚美尼亚教徒有350人,科普特教徒有100人,叙利亚教徒有20人,阿比西尼亚教徒有20人,共计3490人。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有1373万正教徒,240万亚美尼亚教徒和90万天主教徒,其中每一种教徒又分为若干较小的支系。我在上面谈到过的承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正教会同俄罗斯正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宗教首脑是沙皇;它也同古希腊人的教会根本不同,后者的最高首脑是国王和雅典正教会议。同样,天主教徒也分为罗马天主教徒,希腊东仪天主教徒和马龙派;亚美尼亚教徒分为格雷戈里派和亚美尼亚天主教派;科普特教徒和阿比西尼亚教徒同样也划分为许多支系。在圣地的三大教派是正教会、天主教会和亚美尼亚教会。天主教会可以说主要是代表拉丁民族;正教会主要是代表斯拉夫民族、土耳其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其余的教会则主要是代表亚洲和非洲民族。

不难想象,所有这些互相敌对的人是怎样包围圣墓的,僧侣们是怎样进行战争的,而他们争夺的表面上的对象是出自伯利恒岩穴的一个星状物、一块绣帷、一个圣殿的钥匙、一个祭坛、一个陵墓、一个宝座、一个圣枕——一句话,任何一种可笑的优越地位!

要了解僧侣们的这样一种十字军征讨,便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其次是他们的居住方式。

……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除了自己的寺院和圣所之外,在耶路撒冷还占有一些造在圣墓神殿旁边的矮小的住房或单人住所,其中居住着日夜守护着这个圣所的僧侣。履行这些职责的僧侣定期由教友替换。单人住所只有一道通向神殿内的房门;担任看守的僧侣的食物是从小窗口由外面送进来的。神殿的门经常锁着,由土耳其人看守,他们只是为了钱才把门打开,并且由于任性或者贪财而擅自把门关上。

……

为了透彻地了解这种情况,应当记住,天主教神父几乎完全是由罗马人、撒丁人、那不勒斯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组成的,他们全都忌妒法国的保护权,都渴望代之以奥地利的、撒丁的或那不勒斯的保护权;撒丁国王和那不勒斯国王都自封为耶路撒冷国王;还要补充的一点是,耶路撒冷的定居居民约有15500人,其中有4000穆斯林,8000犹太人。穆斯林约占全部居民的四分之一,其中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摩尔人,他们当然在各方面都是主人,因为君士坦丁堡的穆斯林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没有影响他们的地位。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最肮脏的地区,即锡安山和莫里亚山之间的一个叫作哈拉斯-耶胡德的地区(那里有他们的犹太教会堂),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但是这里的犹太人不是当地居民,而是出生于遥远的不同国家的人,他们之所以被吸引到耶路撒冷来,只是希望居住在约萨法特河谷,并在救世主应当出现的地方死去。……

英国和普鲁士在1840年任命了一位驻耶路撒冷的圣公会主教,他的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使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结果这些犹太人更加苦难深重。在1845年,他受到了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和土耳其人的痛打和嘲弄。实际上,他可以说是使耶路撒冷一切宗教联合起来的第一个和唯一的原因。

马克思:《宣战。——关于东方问题的历史》(1854年3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80—188页。

6.游牧的阿拉伯人中间产生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

和我们同时代的游牧的阿拉伯人(应当说,在许多方面他们都衰落了,但是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保留下来许多优良的品质)记得,以前他们中间产生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等等,也知道欧洲人因此而嘲笑他们现在的愚昧无知。

马克思:《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4月13日—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303页。

7.基督教在教派和异教世界的相互斗争中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

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而那些组成学派的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例如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如果说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那么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和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理性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10]变为惟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惟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吸收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而且基督教一经创立,也就能够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接受。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那种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11],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地,幻想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书信[12]已经写成。其中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亚派哲学,特别是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书信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13]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编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正在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裔基督徒和非犹太裔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宽容的,而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等等)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的原因之一。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由于有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裔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异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个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92年4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552—558页。

8.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14];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76页。

9.早期基督教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

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15]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15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16]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17]曾在基督纪元2世纪时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18]——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4—485页。

10.《启示录》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决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 这种 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19]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 一个 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 灵”。……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宥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

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 以色列孩子们 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前来归附的先是144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000人,随后才是无数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85—487页。

11.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被攻克与打开

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被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3—494页。

12.《启示录》的那些幻景,全都是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

……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荣的。

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94—496页。

13.原始基督教没有神圣的三位一体、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和圣餐礼

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000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勒南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第542页。

)。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做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20]便已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21]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尔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9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22]第1册第227页。

)。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0—502页。

14.犹太宗教(起了)媒介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23]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老的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24]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03页。

15.基督教在二世纪和三世纪开始在城市里发展起来

至于说到你的问题,那么:

(1)可能是我表达的不确切,但是我决不会把小农[25]和农村奴隶当作最初的基督教 信徒 ,而只是说他们属于基督教可以指望在其中找到拥护者的那些阶级。他们无疑是属于后者,特别是在二世纪和三世纪。基督教从它最初自犹太传入北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而传入希腊、埃及和意大利之后,就开始在 城市 里发展起来并且找到最初一批信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2)千年王国是属于此岸世界还是属于彼岸世界?这就看如何理解。我把 死后 称作彼岸。《启示录》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千年王国仅仅是对受苦受难的人而言,也许还对那些活着的时候就能赶上千年王国的基督徒而言;因此对 后者 说来, 它属于此岸世界 ,而 那些为此必须复活的 殉教者说来它属于彼岸世界 。所以,这还是老一套:你付钱,就任你选择!我认为决定性的东西是,如果没有不死的观念和对彼岸报偿及报应的信念,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千年王国和末日审判之后才产生的新耶路撒冷,就更不属于此岸世界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7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265页。



(三)国家与属地||返回目录


1.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甚至在极不开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有了成绩。……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不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实现着预言家的话:“为主开路……打开大门,敞开世界之门,好让光荣的皇帝进来!”谁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资产者。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1848年1月20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514页。

2.土耳其的现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关系、新的利益

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好当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他们所认为的原状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个时期土耳其的现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关系、新的利益,因而可怜的外交家们不得不从十来年前被大动荡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要维持土耳其的现状!是啊,还可以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维持在一定阶段上,以防止它完全腐烂。土耳其正在继续腐烂,而且,只要目前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它还会继续腐烂下去。因此,不管有多少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它还是每年都要惹出一定数量的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就像任何其他腐烂物体向周围不断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11日—22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7页。

3.问题的真正焦点永远是欧洲土耳其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藩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属地(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隶属于苏丹)可以暂时不谈。埃及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英国人,将来只要瓜分土耳其,它必定是被英国人分去。亚洲土耳其才真正是帝国现时拥有的全部力量之所在。400年来土耳其人的主要居住地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是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后备基地,从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到库列夫察战役[26]中被吉比奇并不很高明的战术打得四散奔逃的土耳其军队都来自那里。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稀少,却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土耳其族的狂热的穆斯林群体,目前谁也休想去征服它。实际上每当“东方问题”提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中所考虑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谷地。

问题的真正焦点永远是欧洲土耳其,即萨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大半岛。这个好地方不幸聚居着各不相同的种族和民族,很难说它们当中哪一个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素质。1200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瑙特人[27]都处于100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而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在所有这些不同种族当中土耳其人不是最有能力掌握统治权的,同时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又不能不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我们看到,土耳其当局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尝试遭到了怎样可悲的失败——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暴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总是在奥地利和俄国援助之下卷土重来并消灭任何可能取得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央即土耳其当局由于基督徒聚居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毫无所获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我们看到,希腊取得独立,俄国占领部分亚美尼亚,而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存在是开发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的一切潜力的真正障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11日—22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7—8页。

4.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统治阶级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 统治阶级 ,因为那里社会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像各个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样混乱。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农民、小自由农、商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军人;但是,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土耳其人都属于有特权的宗教和民族——只有他们才有携带武器的权利,而且即使是地位最高的基督徒,在遇见地位最低的穆斯林时也必须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拉夫血统的贵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一般群众仍然是莱雅[28],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的土耳其血统教友的地位自然也是同等的。

欧洲土耳其的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收的后备)的主要支柱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暴民。他们基本上是土耳其人,同时,尽管他们主要是靠给信基督教的资本家干活为生,但是他们仍然拼命维护自己想象中的优越地位和实际上的胡作非为不受惩罚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伊斯兰教特权赋予他们的,而基督徒是不能享有的。谁都知道,任何一次重要的政变,都必须用收买和恭维的手段来争取这些暴民。正是这些暴民构成了欧洲的一个坚不可摧的庞大的土耳其居民群(某些殖民区除外)。肯定迟早有这样一天,把欧洲大陆上最好地区之一从一群这样的暴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绝对无法避免之事,——同这些暴民相比,罗马帝国时代的暴民应该算是圣贤和英雄了。

……

斯拉夫种族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但是由于地方政权是由他们自己选举的,而且他们部分地(在波斯尼亚)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所以斯拉夫种族在这个地区有两个地方保持了或者说赢得了政治地位。其中之一就是塞尔维亚,即摩拉瓦河谷,这是一个有着极明显的天然边界的省份,600年前曾在这些地带起过重要的作用。1806年的俄土战争[29]使一度处于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塞尔维亚获得独立存在的机会,虽然最高权力仍然属于土耳其。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维亚就一直受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迫使塞尔维亚增加和西欧的交往。文明开始生根,贸易获得增长,新的思想产生,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心堡垒,在斯拉夫的和正教的塞尔维亚,出现了一个由前财政大臣加腊沙宁领导的反俄的进步党派[30](当然,它的改革要求是很低的)。

如果信希腊正教的斯拉夫居民一旦在他们居住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700万人)的土地上成为主宰者,毫无疑问,同样的需要很快也会产生一个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存在,一直都是这些居民的任何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11日—22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8—12页。

5.土耳其衰落的内部因素还是要继续起作用的

从我写上一篇通讯以来,在土耳其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俄国的外交——比它的军事才能更加危险的外交,又开始活动了起来;海峡两岸支持政府的报纸已相当明确地透露,当年曾最后把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31]稍加修改而加以认可作为结局的著名的1840年[32]和1841年的伦敦会议[33]即将重演。《泰晤士报》甚至暗示,会采取“ 坚决的绥靖措施 ”,换句话说,自命为土耳其保护者的国家要采取某种 武力的绥靖 手段来 反对 土耳其。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个重大的、其含义不可能被误解的外交行动,——英国内阁最近把一项照会送往君士坦丁堡,由不列颠大使送交土耳其政府,但被11月14日的土耳其帝国国务会议拒绝。这项照会,不过是路西德帕沙对5月间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34]的答复的翻版。帕麦斯顿们和阿伯丁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向苏丹[35]示意:不管局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土俄之间的关系从5月以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西方外交界看来,土耳其什么都没有赢得,俄国也什么都没有输掉。

由于塞尔维亚大公亚历山大不许土耳其军队通过他的领土,要求俄国总领事回到塞尔维亚,而且在他致苏丹的声明中把土耳其和俄国说成是两个对公国具有同等权利的保护国,所以土耳其和塞尔维亚之间很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如果发生在其他任何时候都很可能对土耳其有致命的危险,但现在却可能成为土耳其使自己免遭西方外交界毒手的唯一手段。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只要能够加剧目前的纠纷,迫使破产的奥地利放弃它那危险的中立,增大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并迫使土耳其去同革命派结盟,那么这种事件必然会有利于土耳其,至少有利于它同俄国的冲突。当然,如果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不作根本的改变,以抵销那些使土耳其衰落的内部因素,那么这些因素还是要继续起作用的。

马克思:《土耳其战争。——工业的灾难》(1853年12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13—614页。

6.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保持着政治对立,同时又被宗教对立合法化了

由自称是古代波斯皇帝的后裔的伊思迈尔于1502年创建的、保持大国的强盛和威望达两百多年之久的波斯王朝,1720年左右,在波斯东部各省的阿富汗居民起义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阿富汗人侵入波斯西部,两个阿富汗王公[36]还曾数年高踞波斯王位。可是不久,他们便被著名的纳迪尔赶走了。后者起初是一位波斯王位觊觎者[37]手下的将军。后来,他自己据有王位,不仅制服了起义的阿富汗人,而且以他令人瞩目的对印度的入侵大大促进了日益衰落的莫卧儿帝国[38]的瓦解,从而为英国在印度势力的上升开辟了道路。

在1747年纳迪尔沙赫死后波斯处于一片混乱时,产生了一个艾哈迈德·杜兰尼统治下的独立的阿富汗王国,它包括了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后来为锡克教徒[39]所占有的整个地区。这个勉强黏合起来的王国在它的创建人死后就瓦解了,它又重新分裂为原先的各个部分,即各有其独立的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各自为政,内讧不止,只有在共同对付波斯的威胁时才破例地联合起来。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的这种由于民族差异加上历史夙怨造成并且经常为边境纠纷和相互觊觎所加剧的政治上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又由于宗教上的对立而变本加厉,因为阿富汗人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徒,即正统派伊斯兰教的教徒,而波斯则是异端的什叶派的堡垒。[40]

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1857年1月27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4—25页。

7.阿富汗在中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

阿富汗 ——亚洲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位于印度的西北,介于波斯和印度之间,而在另一方向上则介于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之间。它曾包括波斯的呼罗珊和科希斯坦两省,以及赫拉特、俾路支、克什米尔、信德和旁遮普的很大一部分。目前境内居民约400万。阿富汗的地势极不平坦:有高原和大山,有盆地和深谷。像所有多山的热带国家一样,气候差异很大。兴都库什山脉的山峰终年积雪,而盆地的温度可高达130度[41]。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炎热,但是一般说来气候比印度凉爽。尽管冬夏之间和昼夜之间温度相差很大,但是全国气候总的说来是有益于健康的。主要的疾病有热病、黏膜炎和眼炎。有时天花肆虐。阿富汗土壤非常肥沃。沙漠的绿洲密密麻麻地生长着枣椰树,炎热的盆地出产甘蔗和棉花,在6000或7000英尺高度以下的山坡的梯田上盛产各种欧洲的水果和蔬菜。山上全是茂密的森林,常有熊、狼和狐狸出没,而狮、豹和虎等则栖息在适于它们生活习性的地方。同时也不乏对人类有用的动物。这里有良种波斯羊即肥尾羊。有高大的良种马。骆驼和驴当做驮畜使用;山羊、狗和猫都很多。除喜马拉雅山的延伸部分兴都库什山脉之外,在西南部还有苏莱曼山脉,在阿富汗和巴尔赫之间横贯着一条欧洲人不太知晓的帕鲁帕米苏斯山脉。河流不多,最大的是赫尔曼德河和喀布尔河。它们都发源于兴都库什山脉,喀布尔河向东流,在阿塔克附近注入印度河;赫尔曼德河向西流,经过锡斯坦地区注入济里盐沼。赫尔曼德河的特点是,它像尼罗河一样,每年泛滥,使两岸的土壤肥沃,而在泛滥地区以外则是沙漠。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是首都喀布尔、加兹尼、白沙瓦和坎大哈。喀布尔是喀布尔河上的一座美丽的城市,位于北纬34度10分,东经60度43分。城内的房屋是用木材建造的,整洁而舒适,城市四周有绮丽的园圃,景色引人入胜。喀布尔被村庄所包围,处于丘陵环抱的一片广阔平原的中央。城中的主要古迹是巴卑尔皇帝的陵墓。白沙瓦是一个有10万居民的大城市。加兹尼是自古闻名的城市,一度为马茂德大苏丹的都城。如今已失去昔日的光辉,显得破旧不堪。在离加兹尼城不远的地方有马茂德的陵墓。坎大哈建立较晚(1754年),坐落在一个古城的旧址上,有好几年曾是首都,1774年政府所在地迁往喀布尔。据估计,坎大哈有10万居民。离城不远有该城的奠基人艾哈迈德沙赫的陵墓,这是一处神圣的庇护所,甚至国王也不能捉拿躲藏在陵墙里面的犯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使这个国家在中亚的事务中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作用。政体是君主制,但是国王对其民性剽悍狂放的臣民的权威具有个人性质,因而很不稳定。王国划分为若干省,每个省都由国王的代表管辖,征收捐税并把税款汇寄京都。阿富汗人是勇敢、刚毅和富有独立精神的民族。他们只从事畜牧业或农业而忌讳手工业和商业,不屑一顾地把这些行业交给印度人和其他城镇居民去干。对他们说来,战争是一种刺激,是对他们单调而辛苦的营生的调剂。阿富汗人分为若干克兰[42],大大小小的首领对他们实行一种封建的统治。他们对统治深恶痛绝,爱好个人独立自主,仅此一端,就使他们未能变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而正是这种违反常规,反复无常,使他们成了危险的邻居,他们往往心血来潮,闻风而动,容易受一些能巧妙地煽动其情绪的政治阴谋家的蛊惑。两个主要的部落是一贯相互敌视的都兰尼人和吉尔采人。都兰尼部落比较强大;由于占有优势,他们的艾米尔即可汗就成了阿富汗的国王。国王的收入大致相当于1000万美元。他只是在自己的部落中享有无上权威。兵员主要由都兰尼部落提供;军队的其余部分由其他的克兰补充,或者由那些为了薪饷或抢劫而来服役的军事冒险者补充。在城市里司法权由卡迪[43]行使,但是阿富汗人很少求助于法律。可汗握有惩罚甚至生杀予夺之权。报杀亲之仇是氏族的义务。然而,阿富汗人素以慷慨宽大的民族著称,除非受到挑衅;好客的规矩在他们中间非常神圣,哪怕是一个使用计谋而成为座上客的死敌,也不会受到报复,甚至还可以要求主人保护他不遭到其他危险。阿富汗人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但是他们并不执拗狭隘。什叶派和逊尼派[44]之间联姻通婚是常见的现象。

阿富汗曾先后受莫卧儿[45]和波斯人的统治。在英国人来到印度海岸以前,印度斯坦平原受到的外敌入侵总是来自阿富汗。马茂德大苏丹、成吉思汗、帖木儿和纳迪尔沙赫,都是走这条道路。1747年,纳迪尔死后,从这个军事冒险家学会兵法的艾哈迈德沙赫,决心挣脱波斯人的枷锁。在他治理下,阿富汗达到了它在近代辉煌繁荣的顶峰。

恩格斯:《阿富汗》(1857年7月—8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16—218页。

8.只要土耳其农民还是健康的,就仍然能够经受得住种种难以想象的打击

您对土耳其人的才能还将不止一次地感到惊异。要是在我们德国有一个君士坦丁堡那样的议会呢!只要人民群众——这里指的是土耳其农民,甚至中等地主——还是健康的,实际也是这样,这样的东方社会就仍然能够经受得住种种难以想象的打击。拜占庭人遗留下来的首都的四百年贪污腐化,会使任何别的民族毁灭,但是土耳其人只要一抛开上层,就完全可以同俄国较量一番。背叛行径、军事长官和要塞司令们的出卖行为、滥用军费、形形色色的欺诈——总之,足以毁灭任何别的国家的一切事情,在土耳其当然也是应有尽有,但是,却不足以使它毁灭。对土耳其人来说,唯一的危险是欧洲外交的干涉,特别是英国人的干涉,他们不让土耳其人充分利用自己的作战手段,而要求土耳其人顺从地忍受闻所未闻的挑衅。例如,罗马尼亚人让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家,而土耳其人则必须认为这是 中立 行动并无权占领和加强自己瓦拉几亚境内要塞的桥头堡[46]——哪有这样的事!这样做就是破坏罗马尼亚的中立!而土耳其人却如此温厚,竟听从了英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这些劝说,从而使自己多瑙河各要塞的防御力量削弱了一半以上!

恩格斯:《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6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57—258页。



(四)西亚军队||返回目录


1.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

在这次战争初期,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强。自马茂德登基以来,经过了对土耳其近卫军的屠杀[47],特别是在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以后,对军队进行改组和改革的各种做法已经统一起来而形成了一套制度。第一个最大的障碍——边远各省帕沙的割据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总的说来,他们已逐渐做到像欧洲地区的长官那样服从纪律。然而帕沙的昏庸、蛮横和贪婪依然像在过去亚洲各省独裁者作威作福的时代一样,毫无改变;近二十年来关于帕沙叛乱的消息,我们听到的不多,但是各省起义反抗贪婪的统治者的消息,却听到不少。这些统治者——过去是最微不足道的家奴和“无所不为的小人”——利用了自己的新权势,采取敲诈、受贿、无耻盗窃国家资财的手段来发财致富。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土耳其军队由正规现役军(尼查姆)、预备军(列季弗)、非正规部队和附庸国家的辅助部队组成。

尼查姆由6个军(奥尔杜)组成,各军都在本军驻防地区征集,这一点与普鲁士各省驻军在本省征集新兵的情况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尼查姆和列季弗的组织形式一般是模仿普鲁士的。6个军司令部的驻地为:君士坦丁堡、苏姆拉、托利-莫纳斯特尔、埃尔斯伦、巴格达和阿勒颇。各军均应由穆希尔(即元帅)统率,下属2个师,即6个旅,共计6个步兵团,4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

步兵和骑兵的组织制度仿效法国,炮兵则仿效普鲁士。

步兵团由4个营组成,每营8个连,满额时包括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在内应为3250人,即每营800人;但是,战前每营很少超过700人,而在亚洲地区,几乎一向是缺得更多。

骑兵团包括4个枪骑兵连,2个猎骑兵连;每连应为151人,然而骑兵连通常较步兵连缺额更多。

每一炮兵团由6个骑炮连和9个步炮连组成,每连有4门火炮,因而1个团的火炮总数为60门。

由此可见,各军应有:步兵19500人,骑兵3700人,火炮60门。而实际上每一个军的总数从未超过20000—21000人。

除了6个军以外,尚有4个炮兵团(1个预备团,3个要塞炮团),2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以及派往干地亚、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去的总数为16000人的3支独立的步兵部队。

这样,战前尼查姆,即常备军的总数大致如下:

在尼查姆服役满5年的兵士可以归休,在以后7年内转入列季弗,即预备军。这支预备军和常备军一样编有同等数量的军、师、旅、团等等;它与尼查姆的关系在实质上就是普鲁士第一类后备军与常备军的关系,其唯一不同之处是:在普鲁士旅以上的大部队中,常备军和后备军总是混合编在一起的,而在土耳其军队中则是分开建立的。列季弗的军官和士官永远在预备部队中服务。列季弗一年一次操练,在操练期间可以获得与常备军相等的薪饷和口粮。但是,这样的组织首先要求有良好的民政管理和相应的文化水平,而土耳其距离这种水平还很远,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我们说列季弗的数量和尼查姆相等,显然只是指其最大的可能数字而言的。

在各地征召的辅助部队名额如下:

在这支部队中还应当加上志愿兵——巴希布祖克;在小亚细亚、摩尔迪斯坦和叙利亚可以招到大量的这种志愿兵。这是过去几世纪遍布匈牙利并两次进逼维也纳[48]的大帮非正规部队(主要是骑兵部队)的最后一批残余;近两世纪以来他们屡战屡败,这证明他们连欧洲装备最差的骑兵都比不上。他们丧失了以往的自信心,现在所起的作用只是聚集在军队的周围,吃尽耗光正规部队所需要的给养品。巴希布祖克掠夺成性,极不可靠,因而甚至像俄国人交给哥萨克的那种驻军警戒勤务也担负不了;往往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刻,却无法找到他们。因此,在目前的战争中,人们认为减少这种部队的数量是适当的,据我们估计,召集起来的这种部队至多不过5万人。

这样一来,关于土耳其军队在这次战争开始时的兵力,我们就可以计算如下:

但是,在上述总数中应该扣除一部分人数。可以充分相信的是:在欧洲驻防的各军情况比较好,土耳其也能尽力使他们得到补充;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教居民占优势的边远各省中,人可能是现成的,然而武器、服装和弹药的情况就很不好。多瑙河军团主要由欧洲的三个军组成。这是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的是:欧洲的列季弗,叙利亚军或至少是该军的大部分,阿尔纳乌特人[49]和波斯尼亚人的部队以及巴希布祖克。可是,奥美尔-帕沙的十分谨慎的态度——他坚持不到最后关头决不动用自己的部队——有力地证明了他对土耳其自有正规军以来唯一最优秀的这支军队的战斗力是多么缺乏信心。但是在亚洲地区,——土耳其过去那种贪污盗窃、不尽职守的风气在那里依然盛行,——尼查姆的两个军、全部列季弗,加上全部非正规部队都未能抵住人数少得多的俄国军队;每次会战都是以土耳其人的失败而告终,到1854年战局结束时,土耳其的亚洲军队几乎已不再存在了。由此可见,军队不仅缺少严密的组织,而且大部分军队本身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从卡尔斯和埃尔斯伦的外国军官以及报社记者那里经常可以听到有关武器、服装、弹药和粮食不足的怨言,他们一致肯定地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那些帕沙不尽职守、昏庸无能和贪得无厌。经费是按期拨付给他们的,但他们却每次都纳入了私囊。

土耳其正规军队的兵士服装大体上是仿效西欧军队的式样的;主要的差别是帽子,这是一种最不适合于当地气候的带穗的红色平顶圆锥形帽,在炎热的夏天戴它常会使人中暑。军服的质料很差,同时又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更换,因为军官通常把用来更换军服的公款占为己有。至于武器,不论在步兵或骑兵中,都是旧式的;只有炮兵才装备着在欧洲籍军官和国内工程师领导下在君士坦丁堡铸造出来的性能良好的野炮。

土耳其人本身是一些不错的兵士。他们素来勇敢,最能吃苦耐劳,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能听从指挥。得到土耳其兵士信任的欧洲籍军官,是可以信赖这些兵士的;格拉赫和巴特勒在锡利斯特里亚的情况,以及伊斯甘德-贝伊(伊林斯基)在瓦拉几亚的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这是特殊情况。整个说来,土耳其人对“异教徒”的敌意生来就是如此强烈,他们的风俗和观念与欧洲人是如此不同,以致只要他们依然是国内的统治民族,就决不会服从内心所蔑视的人,而认为这些人比自己低下得多。自从军队采取了欧洲式的编制以后,这种蔑视感甚至扩大到对军队编制的看法。一个土耳其兵仇视异教徒的各项制度不下于仇视异教徒本人。不仅如此,现代军队所要求的严格的纪律、持久的积极性和经常集中的注意力,与懒惰的、主张消极宿命论的土耳其人是极不相容的。甚至军官宁可坐视军队被击溃,也不想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智慧。这是土耳其军队最大的弱点之一,就这一点也足以使土耳其军队不适于进行任何一种进攻战了。

兵和士官是用志愿报名和抽签的办法补充的;下级军官也有从兵士中提升的,但通常是些非战斗兵和勤务兵,即侍候高级军官的仆从。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学校水平很低,训练不出足够的青年来补充缺额。至于谈到较高军阶的人事情况,那么在这里盛行着西方国家所不能理解的那种任用宠人的做法。大部分将军在年轻时都是切尔克斯奴隶,某些显贵的mignons〔宠人〕。极端的愚昧无知、目光短浅和傲慢自负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宫廷倾轧则是晋升的主要手段。甚至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务的欧洲籍将军(背教者),如果不是由于绝对需要他们,以免整个军事机器垮台,那么也是不会去任用他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是真正值得器重的人,或者不过是些冒险家,都一律不加选择地被录用了。

现在,经过了三次战局,除了分驻多瑙河和克里木两地的奥美尔-帕沙原有的8万军队以外,土耳其军队可以说已不存在了。亚洲部分的军队由各色各样的坏分子组成,约25000人,他们不适于野战,并且由于打了败仗而士气颓丧。在原有的40万人中,其余的人消失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也许一部分人阵亡在战场,死于疾病,或因残废而退伍,而一部分人则沦为土匪。现有的几万人很可能将是土耳其最后的军队,因为很难设想,由于和英法结盟而受到打击的土耳其还能恢复元气。

在沃耳特尼察战斗[50]和切塔特战斗中,土耳其人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曾引起了人们过分的喜悦,现在这一时期已经过去了。奥美尔-帕沙固执地按兵不动,这足以使人们对土耳其军队的其他素质产生怀疑;甚至出色的锡利斯特里亚的保卫战也不可能完全打消这一疑团。土耳其人在亚洲的挫败,在巴拉克拉瓦附近的溃退,在叶夫帕托利亚的单纯守势,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按兵不动——这一切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认清土耳其军队的素质。关于土耳其军队的组织,直到目前为止还根本不可能就其优点作出任何总的评价。无疑地,某些团作战勇敢,有优秀的指挥官,能执行各种勤务,但这样的团为数很少。数量庞大的步兵缺乏团结精神,因此在阵地战中虽然也表现了良好的素质,但是却不适宜于执行野战勤务。正规骑兵绝对比不上欧洲任何大国的骑兵。炮兵的水平较高,野炮团很出色;兵士似乎生来就能担任炮兵勤务,然而军官却远不能令人满意。在列季弗中,看来组织不好的现象表现得极为明显,虽然兵士无疑是准备尽力效命的。在非正规部队中,阿尔纳乌特人和波斯尼亚人只是优秀的游击队员,但却经常被用来防守工事。而巴希布祖克几乎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有害的。埃及部队的水平看来与土耳其的尼查姆的水平相仿,而突尼斯部队差不多什么也干不了。因此,这一支混杂的军队,军官的质量既差,指挥又不当,经过三次战局几乎全军覆没,这是不足为奇的。

恩格斯:《欧洲军队》(1855年6月底—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517—523页。

2.亚述给我们提供了亚洲军队的最早的典型

亚述给我们提供了为争夺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间大片地区而征战一千多年的亚洲军队最早的典型。在这里和在埃及一样,各种古迹也是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步兵装备看来和埃及的相似,虽然弓的作用似乎小一些,但攻防武器通常都制造较好,而且外表比较美观。此外,这里的武器种类更多,因为这个帝国幅员辽阔。主要的武器是矛、弓、刀剑和匕首。在绘画中,薛西斯的军队中的亚述人也是手持外包铁皮的狼牙棍。护身器具是头盔(常常做得很美观)、毡质或皮质的锁子甲和盾牌。战车依然是军队的重要部分;战车载二人,驭手须用盾牌掩护弓箭手。在画面中许多战车兵都披着长的锁子甲。此外还有骑兵,我们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骑兵。在最早的雕塑品上,骑手是骑在光秃的马背上;后来才采用一种像衬垫那样的东西。在一件雕塑品上可以看到像现今东方所使用的那种高马鞍。这些骑兵同波斯人的骑兵以及后来东方民族的骑兵几乎毫无区别,是一种轻装的、非正规的骑兵,冲锋时乱哄哄一拥而上,很容易被装备精良而沉着应战的步兵击退,但是对于已经混乱或溃败的军队却有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画面中,骑兵列于战车兵之后,后者看来是一个贵族兵种。步兵战术在部队的常规运动和队形展开方面看来取得了某些进步。弓箭手或者是在前面作战,这时他们每一个人都由盾牌手来掩护;或者是位于后列,第一列和第二列的矛手弯下腰或跪下来,以便弓箭手射箭。在围攻要塞时,他们肯定已经会使用活动碉楼和挖掘地道。按《以西结书》中的一段话[51]也许可以断定,他们为了瞰制被围的城堡,曾构筑一种类似土堤或土岗的东西,它们可以视为罗马堡垒的简陋的雏形。他们的活动碉楼和固定碉楼也筑得和被围要塞的墙一样高,或者更高,以便瞰制要塞。他们也使用攻城槌和护棚;他们的军队人数众多,所以能够把整条河流改道,以便接近所攻击的地方的薄弱部,或利用干涸的河床,作为进入要塞的通路。巴比伦人的军队似乎和亚述人军队差不多,但没有具体的详细材料。

恩格斯:《军队》(1857年7月—9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27—228页。

3.在东方各国军队中骑兵获得了统治地位

波斯帝国的伟业归功于它的奠基者,即现今法尔塞斯坦这个骑手之乡的尚武的牧民,在这里骑兵一开始就居于支配地位,而且从那时起直到不久前采用现代欧洲式的训练时为止,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这些各色各样的队伍组合成一支真正的东方式军队,包括在武器和作战方法上大不相同的各种部队,还有庞大的辎重队和无数的随营人员。我们认为,像希腊人所估计的那样,波斯军队人数众多,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员。士兵按不同的民族,分别武装以弓、标枪、矛、刀剑、狼牙棍、匕首、投石器等。各省的部队有各自的指挥官;据希罗多德说,这些部队似乎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每十人组成的战斗单位就有一名军官来指挥。[52]大的部队或军队侧翼通常由皇亲国戚指挥。在步兵中,由波斯人和其他雅利安族人(米甸人和巴克特利亚人)组成精锐部队。他们装备有弓、中等长度的矛和短剑;头上缠着类似头巾的东西作为防护,身穿铁页。

甲;盾大部分是用柳条编成的。但是,这些精锐部队同波斯的其余步兵一样,即使遇到小股的希腊部队,也总是遭到惨败。这群动作迟钝的乌合之众对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早期的方阵只能作消极的抵抗,马拉松会战[53]、布拉底会战[54]、米卡莱角会战[55]和温泉关会战[56]就是明证。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在波斯军队中的战车,在极为平坦的地形上对付像波斯步兵本身那样的乌合之众可能还有用,但对付希腊人密集的长矛手或者对付利用起伏地形作战的轻装部队,就毫无用处了。一点小的障碍就挡住了战车。交战时马匹惊驰,不服驾驭,反而践踏了自己的步兵。至于骑兵,在这个帝国的早期也很少有证据能说明其卓越不凡。在适于骑兵作战的马拉松平原上,波斯人有1万名骑兵,但没能冲破雅典人的阵列。在较晚的时期,骑兵在格拉尼库斯会战[57]中大显身手,他们排成单列,突然袭击从浅滩涉水登岸的马其顿纵队的先头部队,趁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就把他们击退了。骑兵就这样在很长时间内成功地顶住了托勒密指挥的亚历山大军队的前卫,直到主力部队到达,轻装部队在其侧翼机动时为止,由于没有第二线部队或预备队才不得不退却。但是在这个时期,波斯军队有所加强,因为注入了希腊成分,也就是说,吸收了一些希腊雇佣军,这是国王在薛西斯死后不久雇来的;麦姆农在格拉尼库斯会战中采用的骑兵战术完全不是亚洲式的,即使没有确凿的史料,我们也可以直截了当地把它归之于受了希腊的影响。

恩格斯:《军队》,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57年7月—9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28—230页。



(五)古代国际交往||返回目录


1.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

在穆罕默德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而且早先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曼彻斯特》(1853年6月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255页。

2.土耳其的港口仍然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往来

英国无法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俄国如果占领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如果不是致命打击的话。这一点,只要概述一下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贸易实况就清楚了。

在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通路以前,君士坦丁堡是广泛贸易的中心。就是现在,尽管印度的产品由陆路经波斯、图兰[58]和土耳其运往欧洲,土耳其的港口仍然承担着同欧洲和亚洲内陆地区进行的十分重要的、迅速增长的贸易往来。只要看看地图就明白这一点了。从黑林山脉起,到大诺夫哥罗德的沙丘地带止的整个内陆地区,河流纵横,都汇入黑海或里海。多瑙河和伏尔加河这两条欧洲大河,以及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和顿河,都是从内陆地区把产品运往黑海的天然渠道。我们说运往黑海,因为黑海也是通往里海的必由之路。三分之二的欧洲,即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整个匈牙利、俄国最肥沃的地区以及整个欧洲土耳其,在出口和产品交换方面都自然同攸克辛海息息相关,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主要是农业国,大量产品的运输必然以水运为主。……此外,在黑海上还有一种重要的贸易。君士坦丁堡,特别是在亚洲土耳其的特拉佩宗特,是同亚洲内地,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同波斯和突厥斯坦进行商队贸易的主要中心。这种贸易也在迅速增长。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商人从上述两个城市运进大量的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价格低廉,因此迅速地排挤着亚洲妇女的家庭手工业品。特拉佩宗特由于地理关系,比其他地方更适于进行这种贸易。它的后方接连着亚美尼亚高地,这里较之叙利亚的沙漠好走多了,而且距巴格达、设拉子和德黑兰相当近;德黑兰则是来自希瓦和布哈拉的商队的贸易地点。这一种贸易和整个黑海贸易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可以在曼彻斯特的交易所里耳闻目睹,在那里,皮肤黝黑的希腊进货商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那里,希腊语、南方斯拉夫语和德语、英语的讲话声交织在一起。

特拉佩宗特的贸易也正成为极其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因为它是俄国和英国在亚洲内地的新的利害冲突之源。在1840年以前,俄国人在这个地区几乎一手垄断了外国工业品的贸易。俄国商品已在远至印度河流域的地区打开了销路,有时甚至比英国商品还受欢迎。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阿富汗战争以及信德和旁遮普被征服[59]以前,英国同亚洲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

……

现在让我们更具体地来看看黑海的贸易。据伦敦杂志《经济学家》统计,不列颠向土耳其领地,包括埃及和多瑙河两公国的出口总值如下:[60]

在这些总额中,黑海各港口,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至少要占三分之二。而整个不断迅速增长的贸易,都决定于控制着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个黑海咽喉的国家是否可靠。谁掌握着这两个海峡,谁就可以随意开放和封锁通向地中海的这个遥远角落的通道。如果俄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谁还能指望它会敞开这些大门,让英国像过去一样闯入俄国的贸易范围呢?

这就是土耳其特别是达达尼尔海峡在贸易上的意义。很明显,货物经过这些黑海的大门是否完全自由,不仅决定着十分广泛的贸易的命运,而且决定着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基本联系的命运,从而也就决定着在这个广大地区恢复文明的基本手段的命运。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1853年3月23日—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6—19页。

3.亚洲贸易的中心起初转移到里斯本,然后转移到荷兰,最后转移到英国

随着绕道好望角的航路的发现,亚洲贸易的中心起初转移到里斯本,然后转移到荷兰,最后转移到英国,而威尼斯也就跟着失去与当时的亚洲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为邻的优越性了。威尼斯所失去的优越性,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现时大约将为的里雅斯特所获。的里雅斯特的商会不仅参加了法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而且也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去调查红海和印度洋沿岸,以便发展预定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贸易活动。一旦运河开通,的里雅斯特无疑将以印度商品供应整个东欧;它同北回归线的距离将和它现在同直布罗陀的距离一样远近,它的船舶将经5600浬的海路而到达巽他海峡。

马克思:《奥地利的海外贸易》(1856年1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93页。

4.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帝国,意大利人一下子就失去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叙利亚等地的特权和海外商站

十三世纪下半叶 :热那亚人由于援助希腊人反对天主教国王而获得的特权非常可观(在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和彼腊——的特权)。[61]在这里对威尼斯人取得优势(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天主教国王给予 威尼斯人 优惠待遇,在达尔马戚亚、摩里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叙利亚等地的贸易统治地位。

衰落的原因 。从十五世纪初起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帝国,特别是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人一下子就失去自己在君士坦丁堡、叙利亚、亚美尼亚、黑海等地的特权和海外商站。他们从苏丹那里取得在埃及的特权,等等。

马克思:《威尼斯》(1856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347页。

5.君士坦丁堡不再是亚洲商品的贸易和运输的中心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 ;印度商品的市场移到里斯本。从 十六世纪中叶起 特别 衰落 。甚至 美洲的发现 对他们来说,也不如对其他国家那样有利,等等。自从君士坦丁堡不再是亚洲商品的贸易和运输的中心以后,威尼斯的事业就非常不稳固。

马克思:《威尼斯》(1856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347页。

6.阿克由于多次激烈的围攻和保卫战而获得声誉

阿克圣让达克阿卡托列迈达 ,或 阿科 ——卡梅尔山脚下的一个叙利亚港口,位于北纬32度54分,东经35度4分;居民——约一万五千人。这个港湾虽然很小,但却是这一带海岸的良港。阿克由于多次激烈的围攻和保卫战而获得声誉。……正是在这里,土耳其人在高尚的悉尼·斯密斯和为数不多的不列颠水兵的支持下把拿破仑和法军牵制在港湾达六十天之久,直至他最后放弃围攻并撤离为止。当穆罕默德-阿里发动反对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暴动时,易卜拉欣-帕沙于1832年在六个月的包围之后,强攻占领了阿克,并夺取了叙利亚。但是1839年叙利亚又归还给土耳其,这个城市再次遭受战祸,因为易卜拉欣拒绝撤离,直到1840年11月4日英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炮击阿克城为止。

恩格斯:《阿克》(1857年7月11日和1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391页。



二 东方问题与东方战争||返回目录



(一)东方问题的由来与出路||返回目录


1.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是一场欧洲战争

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入了欧洲的政治,以致如果它不立即实现关于土耳其、关于“它家门上的锁钥[62]”君士坦丁堡的老计划,那它就永远别去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获得进展,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恶化,迫使它迅速采取行动。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新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外交序幕[63];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场剧的正戏了。

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是一场欧洲战争。这正合神圣俄罗斯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机会在德国站住脚,坚决把那里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人占领纳沙泰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进军。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1850年1月底—2月底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70页。

2.俄国熊不会缩回自己的爪子

在古希腊,如果一个演说家被人用钱收买而不说话了,人们就说他 舌头上有了牛 。这里要说明一下, 就是指来自埃及的银币[64]。对于《泰晤士报》,我们可以说,在东方问题重新产生以来的整个这个时期,它的舌头上也有了牛,——如果说这不是为了迫使它不说话,那至少是为了迫使它说话。起初,这家善于发明创造的报纸借口问题涉及基督教而为奥地利干涉黑山事务的行为辩护。但是后来俄国进行干涉时,这家报纸就抛弃了这个论据,说全部问题只是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教会之争,与英国国教“教民”毫不相干。然后,它大谈同土耳其的贸易对大不列颠的重要意义,并且正是由这种重要意义推论说,如果舍弃同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去换取俄国的禁止性关税和奥地利的保护关税,这对大不列颠只会有利。……接着《泰晤士报》要土耳其的居民接受俄国和奥地利的“绝无恶意的支配”和文明的影响,它记得智慧来自东方这句古语,而忘了它自己不久前说过的话:“奥地利在其本帝国境内各省和各王国所维持的局面就是:独断专行,滥施暴政,完全不受法律约束。”最后,《泰晤士报》竟然无耻之极地为自己发表的有关东方问题的“见识高超”的社论[65]而自我祝贺一番!

……

毫无疑问,俄国熊不会缩回自己的爪子,除非它确信英国和法国之间有了暂时的友好协约[66]。现在请注意下面这件绝妙的巧合。就在《泰晤士报》试图使阿伯丁阁下和克拉伦登阁下相信土耳其事件纯粹是法俄之间的争吵的当天,常被基佐称作“丑角大王”的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先生也在《立宪主义者报》上碰巧发现:整个这件事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和沙皇之间的争吵。[67]的确,读了这些报纸,我们也就能够认识狄摩西尼发表痛斥菲力浦的演说的时代那些舌头上有马其顿“牛”的希腊演说家们的面貌了。

马克思:《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1853年3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3—25页。

3.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能够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

西欧和美国的公众只是最近才能够多少正确地判断土耳其的事情。土耳其在希腊起义[68]以前,实际上是一个“未被认识的领域”,通常在公众当中流行的那些观念,多半是根据《一千零一夜》式的故事,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一些到过土耳其的外交官员吹嘘自己对该地有比较确切的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也几乎等于零,因为这些官员谁也没有下功夫学习一下土耳其语、南方斯拉夫语或现代希腊语,他们全都是以希腊译员和西欧商人的偏颇报道为凭。而且,这些无所事事的外交家们总是把时间花费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上面。他们当中只有德国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冯·哈麦尔是一个可嘉的例外。这些先生对该国的人民、制度和社会状况不感兴趣,只同宫廷、特别是同法纳尔的希腊人[69]往来,这些希腊人是双方之间的狡猾的中介人,而双方都同样不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力量和潜力。从这样一些没有价值的情报中得出的传统观念和见解,长期以来都是西方外交界对土耳其采取的一切行动的依据,而且,说也奇怪,直到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还有奥地利)还在黑暗中摸索、设法确定自己的东方政策的时候,另一个强国却狡猾地把它们全都胜过了。在本身具有半亚洲式的条件、风俗、传统和制度的俄国,有相当多的人能够了解土耳其的真实情况和特性。俄国人和十分之九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信奉同一宗教;俄国人的语言同700万土耳其国民的语言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大家都知道,俄国人是善于学习外国语的(尽管也许没有完全掌握它),这就使报酬优厚的俄国代理人能够毫不困难地完全通晓土耳其的事务。而俄国政府也老早就利用了自己在东南欧极其有利的地位。数以百计的俄国代理人周游土耳其各地,向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指出,正教皇帝是被压迫的东正教教会的首领、天然的保护人和最终解放者;他们特别向南方斯拉夫人指出,这位正教皇帝,这位全能的沙皇,迟早会把大斯拉夫族的所有分支统一在一个王权之下,并且使它们成为欧洲的统治种族。希腊正教教会的教士很快就拟定了散布这种思想的大阴谋。俄国的金钱和俄国的影响或多或少直接促成了1804年塞尔维亚的起义[70]和1821年的希腊起义。无论在哪里,只要土耳其的帕沙举起反对中央政府的反叛的旗帜,从来都少不了俄国人在背后出谋划策和给予资助。这样,当土耳其国内问题把那些对土耳其的真实情况了解得并不比对月球上的人了解得更多的西方外交家搞得晕头转向、茫然不解的时候,战争已经宣布,俄国军队已经向巴尔干挺进,奥斯曼帝国已经被一块一块地瓜分了。

不错,近30年来在普遍介绍土耳其状况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德国的语文学家和评论家向我们介绍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学,英国侨民和英国商人也收集了许多有关这个帝国的社会状况的资料。但是,外交界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看来对这一切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顽固透顶地死抱住传统见解不放,这些见解是从研读东方神话故事得来的,并且是经世界上最腐败的一小撮被雇用的希腊人用同样荒诞的无稽之谈加过工的。

自然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由于西方各国政府的愚昧无知、迟钝呆笨以及因此而表现出的自相矛盾和畏首畏尾,俄国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相继地一一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纳瓦里诺会战[71]起,到现在的东方危机止,西方列强的行动不是被他们相互间的争吵所瓦解(发生这些争吵大半是由于它们都对东方情况茫然无知,也由于那种对东方人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的无谓的猜忌),就是全然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于是,不仅希腊人(住在希腊和住在土耳其的都包括在内)和斯拉夫人都认为俄国是他们的天然保护人;而且,连君士坦丁堡的政府,这个因无法使西方各国使节——他们以根本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判断土耳其事务为荣——了解它的真正需要和实际情况而一次又一次感到失望的土耳其政府,也不得不一再向俄国乞怜,请求这个强国保护,虽然这个强国公然宣称它决心要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把圣安德烈十字架竖立在圣索菲娅清真寺的尖塔上。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年3月25日—31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7—29页。

4.整个东方问题的结局,不是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就是维持现状

尽管西方外交界恪守传统,俄国的这些连连得手的侵略行为终于使西欧各国当局模模糊糊地感到了正在迫近的危险。这种感觉产生了一种伟大的外交上的万应灵药:让土耳其维持现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句格言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某些夸夸其谈掩饰自己无能的当代政界人物的愚昧无知和束手无策。维持现状这句话虽然一直是有名无实,在短短的20年间却被传统奉为神圣,就像约翰王的大宪章[72]那样备受崇敬和不容争辩。维持现状!噢!就是为了维持现状,俄国才挑起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使希腊独立,攫取了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保护权并把亚美尼亚的一部分把持在自己手里!对发生的这一切,英国和法国都熟视无睹。它们仅有的一次行动,是在1849年保护了匈牙利流亡者,而不是保护土耳其。[73]在欧洲外交界看来,甚至在欧洲的报界看来,整个东方问题的结局,只能是二者择一:不是俄国人坐镇君士坦丁堡,就是维持现状。除此以外,他们脑子里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不妨拿伦敦的报刊来说明。我们看到,《泰晤士报》主张瓜分土耳其,并且宣布土耳其种族已不宜再统治欧洲的这一块好地方了。《泰晤士报》以它一贯的熟练技巧,大胆抨击维持现状这种旧的外交传统,宣称继续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这家报纸使出了它的全部才能,从各方面证明这种不可能,并且极力敦促英国人赞同对萨拉森人[74]的末代后裔进行新的十字军征讨。……《泰晤士报》提出的完全不可能维持土耳其现状的正确论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英国公众和全世界作好思想准备,等候彼得大帝遗嘱[75]中最重要的一点——征服博斯普鲁斯海峡——成为事实的那一天到来。

自由派的机关报《每日新闻》则代表相反的观点。……它知道得很清楚, 在现在的情况下 瓜分土耳其肯定会使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将是英国莫大的不幸,世界和平将受到威胁,黑海的贸易将被破坏,地中海的不列颠基地和舰队势必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因此,《每日新闻》极力要激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恐惧。瓜分土耳其的罪行不是同瓜分波兰[76]一样吗?基督徒在土耳其不是比在奥地利和俄国享受到更多的宗教自由吗?土耳其政府难道不是一个允许不同的民族、教派和地方机构自己治理自己事务的温和的、慈父般的政府吗?土耳其比起奥地利和俄国来不是天堂吗?生命和财产在那里不是很安全吗?不列颠同土耳其的贸易不是比同俄国和奥地利的贸易加在一起还多,而且这个贸易不是每年都在增长吗?接下去就以狂热赞美的语调(以《每日新闻》能达到的最狂热的程度)颂扬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土耳其的一切,把它的大多数读者都弄得莫名其妙。

对土耳其人为什么要表示这样出奇的热情,这可以从下院议员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著作[77]中找到答案。……他的有关土耳其的著作(虽然里面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归纳成三点奇谈怪论,下面几乎就是他的原话:如果乌尔卡尔特先生不是不列颠的臣民,他会毅然决然地选择当个土耳其人;如果他不是长老会加尔文派教徒,他就只会信伊斯兰教;第三,英国和土耳其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可以享有自治以及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国家。正是这位乌尔卡尔特从此就成为所有反对帕麦斯顿的英国自由派心目中的东方问题大权威。《每日新闻》上那些颂扬土耳其的材料就是他提供的。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年3月25日—31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29—32页。

5.土耳其人将由强变弱,只能成为进步的绊脚石

这样对待问题的论据,只有一条值得注意一下,这个论据是:“有人说,土耳其正在衰落。但衰落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在土耳其文明不是在迅速传播,贸易不是在扩大吗?在你们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我们的统计资料却恰恰证明了进步。”但是,如果把黑海贸易的蒸蒸日上只归功于土耳其,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这里人们正是这样做的。……谁在土耳其进行贸易呢?当然不是土耳其人。当他们还处于原始的游牧状态时,他们发展贸易的方法就是抢劫商队,而现在,当他们稍许文明一点的时候,则是各种各样的横征暴敛。在一些大海港立足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和西欧人掌握了全部贸易,他们当然没有理由因为能从事贸易而感谢土耳其的贝伊[78]和帕沙。把所有土耳其人赶出欧洲,贸易也决不会受到损害。至于谈到一般的文明进步,那么在欧洲土耳其的所有地区实现这种文明进步的是谁呢?不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人数很少;除了在君士坦丁堡和两三个不大的农业地区之外,恐怕很难说他们还有哪些定居地点。各城市和商埠的希腊和斯拉夫中等阶级才是有效地输入这个国家的任何一种文明的真正支柱。这部分居民越来越富,影响越来越大,土耳其人则越来越被排挤到后面去。假如土耳其人不是垄断了军政权力,他们很快就会不复存在。但是这种垄断在将来就不可能有了,土耳其人将由强变弱,只能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事实说明,必须摆脱土耳其人。说什么要摆脱他们就只有让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取代他们的位置,那就等于说,欧洲现在的政治格局将永远保持下去。可是谁能够这样断言呢?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1853年3月25日—31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2—33页。

6.(西方维持现状的理论成为)推动俄国向君士坦丁堡迅速推进的强大动力

推动俄国向君士坦丁堡迅速挺进的强大动力,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现状的理论。

这种现状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希腊正教教会的首领,6000万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的统治者(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就是 他们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 。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而发明的外交体制,反而迫使欧洲土耳其的1000万信希腊正教的基督徒向俄国求援。

……当俄国如此无所顾忌地动手肢解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们却仍然在维护现状和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不可侵犯,把它们奉为神圣!

只要西方外交界仍然把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和维持土耳其目前状态下的独立这一传统当作他们的指导原则,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始终会把俄国看作他们唯一的靠山,他们的解放者,他们的救世主。

现在暂且假定,土耳其在讲希腊语的斯拉夫人的半岛上的统治结束,那里出现一个比较符合人民需要的政府,那么,俄国的地位会怎样呢?以下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在土耳其境内出现的每一个取得完全独立或部分独立的国家,都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说,在俄国的援助是他们挣脱土耳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情况尚且如此,那么对土耳其压迫的恐惧一旦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把土耳其的统治排挤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如果让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不同的教派和民族获得自由,如果让欧洲列强的各种计划和阴谋、各种互相冲突的愿望和利益都畅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一场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这样问道。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1日以后—最迟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8—40页。

7.土耳其问题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

土耳其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一起,都要留待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入这个伟大运动的领域决不是一种武断。从1789年起,革命的界标就一直在向前移动。革命的前哨最后已经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必将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必将在这两个薄弱之点受到攻击。

要拟定一个分割欧洲土耳其领土的详尽的规划,那是徒劳的幻想。这样的规划可以想出20种,每一种看来都同其他19种一样可行。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制定空幻的计划,而是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寻求普遍的结论。从这一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这个通常叫作欧洲土耳其的半岛是南方斯拉夫种族的天然继承物,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这个种族在欧洲土耳其1200万居民中占700万人。它占有这块土地已有12个世纪之久。如果我们把讲希腊语而实际上是斯拉夫族后裔的极少数居民除外,只有土耳其或阿尔特族的蛮人是斯拉夫人的竞争对手。这些蛮人早就被斥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斯拉沃尼亚人是该国内陆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开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行了11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20年来,他们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他们被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看作自己在将来争取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必须在其周围团结起来的中心。实际上可以说,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民族自身越加强,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排除;因为塞尔维亚为了保持一个基督教国家的独特地位,曾经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自己的学校,形成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由此也就可以解释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塞尔维亚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它从一解放就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度。

尽管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相同的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会使他们联结起来,但一旦后者获得解放,他们的利益就将截然对立。由两国的地理位置而产生的贸易需求说明了这一点。俄国是一个密实的内陆国家,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也可能有一天将以工业生产为主。讲希腊语的斯拉夫人的半岛,版图不大而海岸线很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控制,它在目前基本上是一个过境贸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独立生产的雄厚潜力。俄国要垄断,南方斯拉夫则要扩张。此外,他们在中亚也是竞争对手;同时,俄国迫切要求排除自己的产品以外的任何其他产品,南斯拉沃尼亚则目前就已经迫切要求把西欧的产品引进东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这两个国家怎么可能合得来呢?实际上,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现在同西欧就比同俄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一旦现在从奥斯坦德、勒阿弗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路线继续延伸到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目前正在拟议之中),西方文明和西方贸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成为永久的了。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1日以后—最迟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9—43页。

8.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深受由他们供养的穆斯林军事占领者阶级的统治之苦

土耳其的斯拉夫人深受由他们供养的穆斯林军事占领者阶级的统治之苦。这些军事占领者包揽了一切军事、民政和司法的大权。而俄国的统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机构混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一种按军事方式来组织等级制的民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负全部费用的军事占领吗?谁要是认为这种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请他看看1804年以来的塞尔维亚历史吧。塞尔维亚独立的缔造者卡拉乔治之所以遭到人民的唾弃,重新恢复了塞尔维亚独立的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之所以被可耻地驱逐出国,都是因为他们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军事的官僚政治和帕沙式的敲诈勒索。

总之,使这个问题得到简单而彻底的解决的途径就在这里。历史和当前的事实都指明,必须在欧洲穆斯林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下一步的革命一定会使这样的事成为不可避免,因为它一定会引发俄国专制和欧洲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英国势必卷入这个冲突,不管那时碰上什么人执政。它永远不会容许俄国占有君士坦丁堡。它势必会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竭力在虚弱衰败的、被推翻的土耳其政府的遗址上促使建立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79]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1日以后—最迟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42—43页。

9.如果土耳其发生某种难以预料的事件,俄英应事先就必须共同遵守的方针达成协议

现在我就从分析涅谢尔罗德伯爵送交女王陛下政府的、根据俄皇1844年6月访英之后发出的通报写成的《备忘录》开始。备忘录指出,奥斯曼帝国的现状“最符合于保持和平的共同利益”。英国和俄国对于这个原则意见一致,因此共同努力来维持这种现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打扰土耳其政府,没有必要就不要用外交上的争论去惊动它,非到万不得已就不要干涉它的内部事务。”究竟怎样才能够有成效地执行这种“宽容制度”呢?第一,大不列颠不应当妨碍俄国可能准备对俄土条约作出的解释,相反地应当促使土耳其按照俄国对条约所作的解释行事;第二,应当容许俄国“经常地”干预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总之,对土耳其政府的宽容制度就等于与俄国同谋的制度。但是这个奇怪的建议表达得很不坦率。

……

俄国在如此规定了自己的“宽容政策”的前提之后,就不能向自己的亲密朋友隐讳:正是这种宽容要比任何侵略政策更加致命,它会非常可怕地促使奥斯曼帝国现有的各种“分解成分”增加起来,以致有朝一日“ 难以预料的情况 会加速奥斯曼帝国的 崩溃 ,那时各友好内阁将无力阻止这种崩溃”。接着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一旦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使土耳其遭到不可挽回的灾难,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备忘录指出,一旦土耳其的崩溃即将来临,唯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 英国和俄国“在采取行动之前事先取得谅解 ”……

这个 约定的义务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俄英两国应当就 瓜分土耳其 问题事先取得相互谅解;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应当同俄国和奥地利即所谓俄国的第二个我结成神圣同盟来反对法国,使法国“ 不得不 ”,也就是被迫按照它们的意图行事。这种相互谅解的必然结果就是把英国卷入对法的殊死战争,从而使俄国放手执行它自己对土耳其的政策。

备忘录一次又一次地着重强调那些会加速土耳其崩溃的“难以预料的情况”。但是在末尾,这些隐晦的词句不见了,而代之以比较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预见到奥斯曼帝国必定会瓦解的话,英国同俄国就应该事先达成协议等等……”这样一来,唯一难以预料的情况就是俄国关于奥斯曼帝国必定会瓦解这种难以预料的声明。约定的义务所取得的主要之点就是俄国有权在一定的时刻预见土耳其的突然崩溃,并迫使英国进行谈判,对这种灾难即将到来达成相互谅解。因此,在备忘录写好大约十年以后,英国得到了预期的通知说,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已经枯竭,现在它们必须着手履行原已商定的关于排除法国的协议,即背着土耳其和法国来策划阴谋。由于这个建议,就出现了圣彼得堡和联合内阁之间来往的一系列机密文件。

……

在这只熊的眼里,病人已经奄奄一息, 应当 吃掉他了。……

不列颠大使感到自慰,因为他觉得他同意沙皇对于土耳其和病症的看法,以及他关于应对病人采取宽大态度的要求,“至少没有触怒皇帝”。

马克思:《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1854年3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49—154页。

10.俄国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正教的基督徒有宗教保护权

在目前东方的纠纷中,明显而主要的争论之点就是,俄国要求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正教的基督徒有宗教保护权。沙皇丝毫不隐讳自己的要求,他直截了当地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根据条约他有权照顾那几百万基督徒”,他“温和而谨慎地行使这种权利”,这使他“有时承担很不方便的义务”。约翰·罗素勋爵是否向他暗示过:这种条约并不存在,而且沙皇并没有这种权利,他无权干涉土耳其正教臣民的事务,就像英国无权干涉俄国新教臣民的事务或者法国无权干涉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人的事务一样呢?

……

俄国对土耳其臣民的 特殊保护权是条约规定的 !这是 毫无疑问的 ,——约翰勋爵说。而约翰勋爵是诚实人;约翰勋爵是用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说的,而且约翰勋爵是向专制君主本人说的。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1854年3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63—164页。

11.沙皇企图通过俄英间的“消极谅解”以取得他所追求的一切

俄国皇帝一开始就要汉密尔顿爵士向他朗读约翰勋爵2月9日的紧急秘密函件。他说,这份紧急秘密函件中的声明当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他“只能希望,声明再详尽一点”。他重复说,土耳其的灾难时时迫在眉睫。

……

他不放过机会来讲他那套已经讲滥了的大话,说什么“要不是他在1829年阻止了吉比奇将军的胜利进军,苏丹政权早就完蛋了”。然而,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派到土耳其去的20万人只有5万人生还;如果不是土耳其帕沙同外国大使们一起叛变,吉比奇的残部早已在阿德里安堡平原被歼灭了。

他强调指出,他根本不要求有一个由英国和俄国完全同意的对苏丹管辖的领土预先作出处置的计划,尤其是两个内阁之间达成的正式协定,他只是要求某种大体上的谅解或者是交换一下意见,各方都秘密地讲明它不希望做的是哪些事情……

通过这种 消极 的谅解沙皇会取得他所追求的一切。首先,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被俄国和英国确认为既成事实——尽管是以消极的和有条件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而问题就全看沙皇怎样捏造事实,以便能够煞有介事地向英国宣布,预计的情况 已经 出现。其次,英国和俄国的秘密行动计划,无论怎样模糊和消极,都是在背着法国和不要法国参加的情况下拟定的,因而必然会使英法不和。第三,由于英国受到关于它将不做什么的这种消极保证的约束,沙皇就能大胆放心地制定他自己的积极行动计划。此外,很明显,双方商定在一定情况下它们将不允许对方做什么,其实就是以隐蔽的形式确认它们将允许对方做什么。这种消极的谅解只为这两方之中更狡猾的一方提供更多的方便。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1854年3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66—167页。

12.(沙皇)坦率地声明,他想瓜分土耳其

不要拜占庭帝国,不让希腊的版图大大扩展,不要小共和国的邦联,这一类的东西都不要!那么他要什么呢?不列颠大使是用不着苦猜的。

……

他[80]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什么—— 瓜分土耳其 ,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绘了这种瓜分的轮廓;无论是从说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埃及和干地亚——归英国;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属;土耳其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地方他故意避而不谈)将并给奥地利;希腊的扩大“不宜过分”,譬如,可把下帖撒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并给它。君士坦丁堡应暂时由沙皇占领,然后成为由马其顿、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残余部分组成的国家的首都。但是谁将成为这个小国(它或许还会扩大到包括安纳托利亚岛的某些部分)的最后占有者呢?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但是人们都知道,他把这个位子留给了一个人物,这就是他的幼子[81],此人正渴望有自己的王国。而法国呢?难道它什么也得不到吗?或许如此!但是,不,它也将得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谁会相信这一点?—— 突尼斯 。沙皇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法国的目的之一是占领突尼斯”,因此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或许真的表现很慷慨,满足法国对突尼斯的胃口。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1854年3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68—169页。

13.东方问题势必引起的不是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而是西方强国彼此之间的战争——英国对法国的战争

备忘录[82]指出,沙皇的做法,“正如英国内阁自己 承认 的, 一向 是以宽大态度”对待土耳其政府。法国采取了另外的行动方针,从而迫使俄国和奥地利也采取威胁的行动。在整个备忘录中俄国和奥地利是相提并论的。其中 明确 地说,可能导致土耳其立即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 圣地问题 [83],以及“正教徒因对天主教徒让步而感到受辱的宗教感情”。

……

如果沙皇也曾告诉法国,“病人快要死了”,现在有了一个瓜分遗产的详细计划,那么,法国自然既不会感到惊慌,也不会对土耳其的命运、缅施科夫公爵使命的真正目的以及俄国皇帝维护他断言已经“没有生机”的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感到疑惑了。

……

请注意,对自己的鞑靼主子卑躬屈节并奴才般地重复主子的话的不列颠大臣,甚至恬不知耻地重复弥天大谎,说什么土耳其不存在“建立省或地区自治的因素”,然而正是地区和省的生活的大力发展使土耳其直到今日还能抵挡住国内外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不列颠内阁既然赞同沙皇所提出的一切前提,也就承认沙皇有意从这些前提中作出的一切结论是正当的了。

……

英国想维持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任何同东方问题有关的考虑,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热烈讨论, 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 ”。因而,东方问题势必引起的不是 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 ,而是西方强国彼此之间的战争——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 。正是这位写出这些话的大臣和批准这些话的同僚,却欺骗我们,硬要我们相信,他们打算联合法国同俄国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由东方产生的问题引起”的,尽管“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

联合内阁只找到了一个洞穴可以躲避这些揭丑的文件。他们硬说,缅施科夫公爵使命的明显目的是圣地问题;而就瓜分土耳其交换意见,只涉及遥遥无期的未来。但是沙皇在他的第一个备忘录中已明确地告诉他们:土耳其崩溃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无根据的和幻想出的问题,或者十分渺茫的可能性”;英国内阁错了,它“认为黑山和圣地这两个问题是跟外交上通常碰到的那些困难问题没有区别的普通争执问题”;圣地问题“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变化”,并且导致“灾难”。内阁本身不仅同意,沙皇在圣地问题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同意,沙皇对苏丹的1100万臣民享有“条约所规定的特殊保护权”。如果联合内阁没有迫使土耳其政府接受缅施科夫的要求,沙皇就根据1844年的备忘录的精神,根据这个内阁同他达成的协议以及他对汉·西摩尔爵士的口头声明——“他不允许别人跟他开玩笑”——来行动而打算搞死这位先生。这里不存在他对内阁的态度是否正确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内阁自己对待他的态度,甚至在目前,是否并不“完全正确”。每一个仔细读完这些文件的人都该清楚,如果这个可耻的内阁继续执政,则国外复杂局势的影响就足以把英国人民推向可怕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把王位、议会和已经丧失了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的能力和意志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尽。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1854年3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71—177页。



(二)俄国的扩张野心与英国等强国的纵容||返回目录


1.俄国如果占领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半,它就会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还要强大

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贸易上的重要性使它们同时也成为头等的军事要地,成为在任何战争中都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地,其地位同直布罗陀和松德海峡的赫尔辛格类似。但是达达尼尔海峡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甚至更为重要。直布罗陀或赫尔辛格的炮火不能控制所在海峡的全部地区;要完全封锁海峡,还要借助于舰队。而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却很狭窄,只要在适当的地方构筑若干设备完善的堡垒(俄国一旦占领海峡,马上就会这样做),就可能挡住企图通过海峡的全世界联合舰队。……此外,土耳其帝国丧失君士坦丁堡之后就会被分成两部分: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这两部分将无法彼此沟通或相互支援,而被迫退到亚洲的土耳其军队的主力将完全不起作用。征服者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征服马其顿、帖萨利亚、阿尔巴尼亚,因为这些地区已被包围,与主力隔绝,它们除了求饶和请求派兵维持国内秩序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然而,这个如此庞大、如此大事扩张的国家,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已经走了这样远,难道会在半路上止步吗?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形势也是不允许的。兼并了土耳其和希腊,它就可以获得优良的海港,而且还可以从希腊人当中获得海军所需要的能干的水兵。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它就站到了地中海的门槛上;控制了都拉斯和从安蒂瓦里到阿尔塔的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它就可以进入亚得里亚海的腹地,窥伺着不列颠的伊奥尼亚群岛,并且只须36小时的航程即可到达马耳他岛。……一次征服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征服,一次兼并必然继之以又一次兼并,所以俄国征服土耳其只不过是兼并匈牙利、普鲁士、加利西亚和最终建立某些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斯拉夫帝国的序幕而已。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一百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非常怕它一样。不久前的米兰起义[84]使反动派惊慌万分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俄国如果占领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半,它就会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灾难。维护土耳其的独立或在奥斯曼帝国可能解体之际粉碎俄国的兼并计划,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

恩格斯:《土耳其问题的真正症结》(1853年3月23日—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9—21页。

2.俄国公使提交最后通牒,是要土耳其苏丹放弃主权

根据18世纪末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85],在君士坦丁堡应该建造一座希腊正教教堂,而且俄国使馆有权干预希腊正教教堂的神父同土耳其人的争端。阿德里安堡条约[86]又重申了这项特权。但现在缅施科夫公爵却想把这项不平常的特权变成对土耳其整个希腊正教教会的普遍保护权,即对欧洲土耳其的大多数居民的普遍保护权。此外,他还要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的牧首和都主教一样享有常任权,只有当他们被证实犯有叛国罪(反对俄国人)时才能被免职,而且必须得到沙皇的同意。换句话说,缅施科夫公爵是要苏丹[87]放弃自己的主权,听命于俄国。

……

在获得一系列辉煌的胜利之后,俄国已不可能向土耳其提出比这更过份的要求了。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俄国是如何顽固地坚持着它的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欧洲每个反革命的王位虚悬时期都给予它向奥斯曼帝国勒索让步的权利。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从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时候起,欧洲大陆上的倒退总是意味着俄国在东方的扩张。但是现在俄国弄错了,它把欧洲的目前状况同莱巴赫会议和维罗那[88]会议以后的欧洲局势,甚至同蒂尔西特和约[89]以后的欧洲局势混淆了起来。现在,俄国本身害怕革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大战都必定会引起革命)要比苏丹害怕沙皇[90]的侵略厉害得多。如果其他强国抱坚定的态度,俄国就会后退,以保持面子。然而,尽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俄国最近所耍的手腕,无论如何是给了那些从内部瓦解土耳其的分子一个有力的推动。

马克思:《荷兰情况。——丹麦。——不列颠国债的兑换。——印度、土耳其和俄国》(1853年5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05—106页。

3.(俄国)在亚洲土耳其已夺取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

巴统港是舰船在黑海东部的唯一可以安全停泊的港口,所以,如果俄国占领了它,土耳其就会丧失自己在本都的最后一个海军基地,黑海就要变成纯粹俄国的内海。如果俄国占领卡尔斯——亚美尼亚的最富庶、农业最发达的地方,同时再占领巴统,那么,它就能够切断英国和波斯之间通过特拉佩宗特的贸易,并且还能为自己建立一个既能对付小亚细亚又能对付英国的作战基地。

……

那么,可怜的《泰晤士报》当初怎么就相信了俄国对土耳其抱着“善良愿望”和它对一切扩张都抱“反感”呢?俄国对土耳其竟然抱着善良的愿望!彼得一世自己早就打算在土耳其的废墟上登上统治的宝座。叶卡捷琳娜也曾一再劝说奥地利并要求法国一同来参与拟议中的肢解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一个以她孙子为首的希腊帝国,而且胸有成竹地让她的孙子受了相应的教育,甚至为此还给他取了相应的名字。现在,比较稳健的尼古拉只是要求承认他是土耳其的 唯一的保护人 。……

俄国从瑞典手里夺取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夺取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夺取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夺取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夺取的领土面积等于一个英国;在鞑靼区夺取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60年来所夺取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1853年5月3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21—124页。

4.俄国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靠英国的纵容

1828年,俄国曾得到机会向土耳其发动了战争,结果缔结了阿德里安堡条约[91],该条约把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北起阿纳帕南至波季(切尔克西亚除外)割让给俄国,并且把多瑙河河口诸岛屿划归俄国所有,使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实际上也脱离了土耳其,转归俄国统辖,当时大不列颠的外交大臣是阿伯丁勋爵。1853年,我们看到,同一位阿伯丁成了这同一个国家的“混合内阁”的首脑。只要指出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俄国目前在它同土耳其和同欧洲的冲突中表现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

现在,这两个公国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而且俄国也没有打算和土耳其一起去占领这些地方,恰恰相反,正好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于是《泰晤士报》就认为,土耳其应当对俄国的单独占领平静地加以容忍,然后再同俄国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土耳其不够冷静,认为占领就是开战的理由,那么,《泰晤士报》认为,英法两国也决不应该这样做。而即使英法两国要这样做,那么,《泰晤士报》建议,它们也要采取温和的态度,决不要作为交战国的一方来反对俄国,而只是作为帮助土耳其进行防御的盟国。

……

……我们认为,如果战争终于爆发,那将是因为俄国走得太远而无法体面地收场。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俄国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仅仅是因为它一直指靠英国的纵容。

马克思:《土耳其和俄国。——阿伯丁内阁对俄国的纵容。——预算。——报纸增刊税。——议会的舞弊》(1853年6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54—158页。

5.土耳其问题在下院

下院对东方问题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面。约·罗素勋爵用一种十分适合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声调开始了演出。……这篇以宣布东方纠纷已经解决为目的的讲话所产生的印象如何,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来判断:一当这个讲话的电报稿发到巴黎,巴黎的证券马上就下跌了。

……

至于维也纳会议致沙皇并被沙皇接受的照会,这是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在巴黎以路西德帕沙对俄国最近一次照会的复照[92]为基础写出的。……这个照会实质上是俄国通过四强国给苏丹的照会,而不是四强国给俄国和土耳其的照会。……

……

既然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认为,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应当永远留在贝济克湾,或者法国和英国应当签订一个正式条约,禁止自己的舰队进入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公海,那么,这些模棱两可而费解的话的意思(如果说它还有点什么意思的话)只能是:苏丹一接受照会和哥萨克一答应撤出两公国,舰队即行撤离。

……

阿伯丁勋爵否认对土耳其的一切义务,只是为了放弃反对俄国的任何权利。

约翰·罗素勋爵最后指出了谈判接近完满成功的“ 美好前景 ”。但是,在目前,当在维也纳写成的并将由土耳其转交沙皇的俄国照会还没有得到苏丹赞同的时候,当西方列强坚持的必要条件,即从两公国撤兵还根本没有向沙皇坚决提出的时候,这种看法似乎是太乐观了。

莱亚德先生第一个发言回答约翰勋爵,他的讲话毫无疑问是最好和最有力的,他的讲话勇敢无畏,简明扼要,内容充实,材料丰富;它表明,这位著名学者十分熟悉尼古拉,正如他熟悉萨尔达尼拔一样;十分了解东方现实中的勾心斗角,正如他了解东方过去的神秘传统一样。

……

俄国对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基督教居民的意图,是昭然若揭的。……

至于多瑙河两公国,俄国首先利用了1848年这些省份的民族运动,迫使土耳其政府把一切有自由主义主张和独立主张的人从这里驱逐出去。

……

至于建立一个所谓 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帝国 的问题,莱亚德先生指出……如果让希腊人盘踞在君士坦丁堡,就是把整个土耳其出卖给俄国。

有些议员宣称,君士坦丁堡是否将落入俄国手中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莱亚德先生反驳他们说: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土耳其版图内的所有大省份,如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都将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夺得这些省份的强国还会建立对印度的统治。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的强国,东方通常视之为世界的霸主。

不过俄国知道,目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会让它占领君士坦丁堡。……

莱亚德先生声称,在缅施科夫公爵要求签订秘密条约之后,在俄国在边界和敖德萨进行大规模备战活动之后,政府竟然还满足于圣彼得堡对它的解释和保证,而没有声明英国和法国将认为越过普鲁特河是开战的理由,没有禁止俄国在没有它们参加的情况下同土耳其缔结任何条约或协议。

……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又发了一通他常发的那种温和宽厚的民主派宏论……再一次重复他经常重复的论调,说土耳其正在实行改革,说苏丹的统治不论在宗教方面或是在贸易方面都比俄国沙皇的统治更大度。

……

……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土耳其人是侵入欧洲的外来民族;他们并不是欧洲的土著居民;他们的老家在亚洲;在文明国家里不可能存在伊斯兰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独立,我们也就不能维护它的独立;现在人所周知,在欧洲土耳其,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的人数是1对3。

……

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谈到为贸易的利益而维护土耳其的问题。……对于向土耳其的出口,许多人都估计得过高。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各国所消费的只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

……科布顿先生先是表示完全同意前面各位发言者的意见,而末了却每一点都同他们的意见背道而驰。他主张维护土耳其的完整,后来却竭力证明,土耳其不应受到任何保护。他,和平的传教士,却替俄国的侵略辩护。他说,俄国是弱国,但同俄国打仗必然使英国毁灭。俄国只不过是个大乡村,但既然圣彼得堡是一个比君士坦丁堡更漂亮的城市,俄国就有权把这两个城市都占有。科布顿先生虽然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他却不喜欢土耳其的自由贸易制度而喜欢俄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不管土耳其是自己消费运到它那里去的消费品,或者它只是一条把这些消费品运往亚洲其他地方的渠道,——保持它作为一条自由的通道,这对英国难道是无所谓的吗?科布顿先生曾经是不干涉原则的大力鼓吹者,现在却想用议会的法令来支配伊斯兰教徒、希腊人、斯拉夫人和其他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民族的命运。接着,帕麦斯顿勋爵高度赞扬土耳其取得的进步和它现在拥有的实力。“的确,土耳其没有波兰和西伯利亚”。既然土耳其如此强大,帕麦斯顿勋爵当然可以迫使土耳其容忍俄国侵占它的一些省份。一个强大的帝国能够经受得住一切。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在下院》(1853年8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04—318页。

6.四强国要求土耳其顺从他们所拟定的维也纳照会

现在有人正打算利用联合舰队的力量来 为俄国对付土耳其 。英法舰队即使开进达达尼尔海峡,那也不是为了要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而是为了要制服那些能够阻止苏丹 无条件 接受维也纳照会[93]的穆斯林。

……

英国公众是从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上知道这个消息的。据《辩论日报》报道,里夫先生于本月13日带着一封给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信函从伦敦动身,14日早晨到了巴黎,他把所携带的指示的主要内容通知法国政府之后,当天晚上就离开了那里。这项指示命令英国大使要求土耳其政府完全同意维也纳建议,放弃它8月19日所提的修改意见;要向土耳其政府发出威胁,说如果由于它拒绝让步而发生战争,四强国就会撤回对它的支持;此外,要表示愿意用英法舰队来帮助它镇压君士坦丁堡因土耳其政府顺从维也纳照会而可能爆发的起义,以及用来对付奥美尔帕沙,假若他敢于违背土耳其政府的命令的话。在接到星期日的《辩论日报》以前我们就已经知道,维也纳会议在得知俄皇[94]的否定答复以后,便建议苏丹收回自己的话,签署他从前拒绝签署的照会,并且满足于下面的保证:会议将对照会作出苏丹本人所能接受的解释。《泰晤士报》避而不谈《辩论日报》揭发出来的这些丢脸的事情。《纪事晨报》、《晨邮报》和所有伦敦的政府报纸也都是这样。与此同时,《晨邮报》却斥责君士坦丁堡暴民的狂热。《纪事晨报》用浪漫的笔调描绘在欧洲土耳其怎样到处都是凶暴残忍和毫无纪律的亚洲匪帮,奥美尔帕沙的军队怎样靠这些匪帮来补充,以此来煽动它的头脑迟钝的读者;英勇的《地球报》则逐日从投和平之机的曼彻斯特学派[95]的报纸上精心摘录一些文章来发表。这样,英国的各个高贵的阶级就会被训练成熟,到必要的时候能够去“ 铲除异教 ”,并且同哥尔查科夫公爵一起高呼“沙皇万岁! 俄罗斯人的神 万岁!”了。

今天的《泰晤士报》有一个发现:“ 土耳其问题已纯粹成为一个词句问题 。”从这个前提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仅仅为了词句而不惜损害世界和平的苏丹,应该由头脑比较清醒的帕麦斯顿们和阿伯丁们用强制的手段来开导开导。《泰晤士报》告诉我们,沙皇向苏丹提出了不公正的要求,苏丹拒绝了;于是沙皇就侵占了多瑙河两公国;英国和法国就把自己的舰队派到贝济克湾去,这两个强国的代表在维也纳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表举行了会晤。

他们在维也纳会晤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 ,——《泰晤士报》回答说。

……

可见,如果说四强国现在有了 强迫 奥斯曼政府的愿望,“那仅仅是由于现在有了如此行事”的一个 理由 。如果说维也纳会议以及帕麦斯顿和阿伯丁的干涉的唯一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一个理由,如果说他们对俄国仅仅虚张声势地反抗一下,以便有借口强迫土耳其服从俄国的要求,这种假设想必不算是错误吧?

……

既然苏丹可以感到他将得到四强国的善良“ 愿望 ”的支持,四强国在一旦发生冲突时将受这种含而不露的“善良 愿望 ”的 约束 ,那么他有什么理由不签署这份损害他的主权并把对他的1200万臣民的保护权拱手让给俄国专制君主的照会呢?苏丹已经有幸体会到,四强国认为自己既不受国际法的约束,也不受那些明文规定一旦苏丹同俄国冲突他们必须保卫苏丹的条约的约束,那么一旦这个赋予俄国明确的权利而赋予土耳其“含而不露的愿望”的照会引起冲突,苏丹有什么理由不指靠四强国的无畏精神呢?

……

好像执行1840年公约[96]和1841年公约[97]以及巴尔塔利曼尼条约[98]就没有引起过任何争执似的!好像那种被克拉伦登勋爵本人称之为“海盗行为”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就未曾引起任何争执似的!

……

完全像1841年的条约使他“产生误解”那样,他援引这项条约,不许联合舰队开进达达尼尔海峡,同时自己却进入两公国。

但是,苏丹的态度十分强硬。他拒绝同意照会,因为照会只是以出卖土耳其给俄国的行为来表达其对土耳其的善良愿望。苏丹建议对这项照会作某些修改。《泰晤士报》说,“四强国接受土耳其提出的这些修改意见,这就表明它们认为这些修改是和它们自己的建议一致的。”但是,由于俄皇持相反的意见,由于《泰晤士报》认为可以完全肯定沙皇“在这次冲突中的行为 丝毫不值得考虑 ”,《泰晤士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俄国不同意土耳其提出的合理的条件,那么,土耳其就必须同意俄国提出的不合理的条件……

因为土耳其显然需要四强国帮助它来反对俄国,所以四强国自然要站在俄国一边对付土耳其;既然土耳其根据各项条约的规定要向四大强国请求援助,那它就必须“为自己的贫弱付出代价”。

马克思:《西方列强和土耳其。——日益迫近的经济危机。——印度的铁路建设》(1853年9月19日—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57—361页。

7.俄皇从来不想放弃他不要仲裁国而直接同土耳其打交道的权利

德鲁安-德路易斯先生 建议维也纳会议给土耳其政府送去一份同样虚伪的解释性照会……

这样一来,英国内阁就失去利用 欧洲 最高裁判所的 共同 仲裁来作掩护的可能了——这个最高裁判所是一个合股公司,它是由奥地利大臣用魔法变出来的,现在他念了一句咒语就又不见了。当初,俄国军队越过普鲁特河以前,奥地利根本不需要开任何会议。在俄国进抵多瑙河以后,奥地利也就不再需要开什么会议,至少不需要在先前的条件下召开会议了。另一方面,涅谢尔罗德伯爵也发表了两个通告,由于这两个通告,再想用那种含而不露的“善良愿望”为最初的维也纳照会作辩护,或者不按其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照会,已根本不可能了。

所有支持政府的报纸都曾大叫大嚷地说:土耳其政府提出的修改意见使全部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词句问题”[99]。

……

同一家《地球报》在几天以前还说土耳其提出的修改意见是烦琐的 吹毛求疵多余的 咬文嚼字,现在却不得不承认,“俄国的解释证明这些修改是 必要的 ”。

……

俄皇即使表面上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四强国是仲裁国。他只允许其中的三个国家跟着奥地利跑,而让奥地利以一个低声下气的求情者的身份自己找上门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西方列强和土耳其。——经济危机的征兆》(1853年9月19日—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70—374页。



(三)俄土双方军力的对比、作战指挥与俄土战争进程||返回目录


1.但俄军即使获胜,也不可能达到其战争的主要目的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材料,在多瑙河上与俄军对峙的土军,最多不超过11—12万人。在埃及部队未开到以前,土军的总数据一般估计不超过9万人。因此,就我们所能判断的,土军在数量上,显然弱于俄军。至于双方军队的内在的价值和素质,那么必须承认,就是在这方面,优势也同样在俄军方面。诚然,由优秀的法国和普鲁士军官建立的土耳其炮兵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俄国炮手则以射击不大准确而闻名。但是,土耳其的步兵,尽管近来有了各种改进,却仍不能与俄军的掷弹兵相比;同时,土耳其的骑兵还缺乏在第一次冲锋受挫后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冲锋所必须具备的那种严守纪律和顽强战斗的精神。

双方的将领都是比较新的人物。关于俄军司令哥尔查科夫公爵在军事上的功绩以及俄皇任命他担任这一要职的原因,我们已经和读者谈过[100]。他为人忠实,热心维护俄国的“命定扩张论”。然而,他是否善于进行像现在所开始的这种规模的战争,尚须拭目以待。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是一位更有名的人物。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一般来说是好的。他向库尔德斯坦的出征[101],尽管条件困难,仍然获得了胜利;而向黑山的出征[102],也计划得非常周密,如果没有外交上的干涉,肯定几乎可以不战而胜。因此,土军的主要优势,可能在于军事指挥方面。在其他一切方面,都是俄军占优势。

尽管战争是土耳其人宣布的,而且他们可能比俄军更加强烈地渴望首先发起进攻,但是对较弱一方的土军来说,采取防御的行动显然更为有利,而俄军则以进攻更为有利。当然,这里没有把由于一方将领犯严重错误而可能出现的获胜机会估计在内。假如土军有力量采取进攻,那么他们的战术就很简单。土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多瑙河上游以佯动迷惑俄军,在锡利斯特里亚和赫尔绍瓦之间迅速集中兵力,在多瑙河下游强渡,并在敌人阵地最薄弱的地方,即在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交界的狭窄地带采取进攻;然后,把这两个公国的俄军都分割成两部分,以集中的攻击驱逐在摩尔多瓦的一个军,歼灭在瓦拉几亚陷于孤立和被分割的另一个军。但是,由于土军在进攻中毫无获胜的希望,所以他们只有在俄军将领严重失策的情况下,才可适当地采取这种行动。

如果俄军想要利用进攻的机会,那么在他们深入土耳其帝国的心脏以前,必须克服两个天然的障碍:首先是多瑙河,尔后是巴尔干山脉。……土耳其的天然的军事力量,就在于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相距这样近,而且又是平行的。从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到黑海的巴尔干山脉,即巴尔干山主脉,有五个山口,其中有两个位于大路(在土耳其就是这么叫的)上。这就是伊什蒂曼山隘和多勃洛尔山口。伊什蒂曼山隘位于由贝尔格莱德经索非亚、菲利普波利斯、阿德里安堡到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而多勃洛尔山口则位于锡利斯特里亚到舒姆拉的道路上。至于其他的三个山口,有两个位于上述两个山口之间,有一个靠近黑海。这三个山口,大的部队和辎重队都不能通行,只有较小的部队,顶多还有轻型野炮部队可以通行,因而不能作为入侵军队主力的作战线和交通线。

俄军于1828和1829年曾在锡利斯特里亚-多勃洛尔山口-阿德里安堡一线作战。这是从俄国边境到土耳其首都最近最直的一条道路,它是来自北方的、可以得到一支绝对控制黑海的舰队支援的并且是以胜利进军君士坦丁堡迅速结束战争为目的的任何一支俄国军队自然要选择的道路。要通过这条道路,俄军强渡多瑙河后,应攻占有两个要塞(舒姆拉和瓦尔纳)从翼侧进行掩护的坚固阵地,应封锁或攻占这两个要塞,尔后再越过巴尔干山脉。土军于1828年曾以主力在这一阵地上冒险,结果在库列夫察附近被击溃;瓦尔纳和舒姆拉均告陷落,巴尔干山脉的防御力量薄弱,因而俄军到达了阿德里安堡。尽管俄军已疲惫不堪,但并未遇到抵抗,因为土军已完全瓦解,他们甚至没有一个旅的兵力来防守君士坦丁堡。土军当时犯了极大的错误。

……

从俄军目前的部署的确可以看出,是有类似这样的计划的。俄军的右翼一直延伸到瓦拉几亚西部边境附近的克拉约瓦,而且俄军的部队全都沿多瑙河向上游地区展开。由于这样的机动完全脱离开通过锡利斯特里亚和舒姆拉的作战线,这种机动的目的只能是使俄军与塞尔维亚-土耳其的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正教的中心建立联系。如果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如果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能与此同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那么在多瑙河下游扼守防御阵地,配合渡过多瑙河上游向索非亚进攻,就是完全有把握的事;而俄军向土耳其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中心进军,必然会最有力地引起土耳其的斯拉夫居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沙皇[103]采取这种方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温和地实现他在整个冲突中所企求的目的——把土耳其所有的斯拉夫人都组成如现在的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那样的单独的公国。如果苏丹[104]在保加利亚、黑山和马其顿仅有名义上的主权,而实际上这些地方受沙皇的保护,那么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就会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郊区,而且可能失去其兵源地——阿尔巴尼亚。对俄国来说,这个结果比在阿德里安堡取得决定性胜利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个胜利之后它的军队就可能无法前进了。各种现象说明,俄国正是企图取得这个结果。至于俄国把希望寄托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身上是否犯了错误,这很难说,不过如果他们都表示反对俄国,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恩格斯:《俄军在土耳其》(1853年9月28日—2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388—394页。

2.俄军在各方面都比土军占优势

近来在土耳其战场上有几次重要的军队调动,因而有可能更清楚地判断双方的阵地和计划。俄军——我们首先谈谈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是进攻的一方,所以必须认为他们是采取主动的,——继续向西延伸作战线。整旅整旅的部队相继派往多瑙河上游的维丁方向;现在可以说,俄军的战线是从维丁对面的卡拉法特延伸到赫尔绍瓦对面的奥勒什,它不仅威胁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而且也同样威胁着通往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俄军第一次向卡拉法特运动就足以表明:他们无疑地要转向土耳其的斯拉夫居民和希腊居民居住地区的中心。与此同时,这种调动还可能说明,俄军的作战计划是要在直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采取防御和单纯的佯攻,而在通往索非亚以及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道路上采取坚决的进攻。然而,当俄军这样调动时,土耳其人还没有宣战。宣战是在以后;看来沙皇[105]对宣战一举极为愤怒,所以很可能促使军队采取比原来所预期的远为坚决的行动。不仅帕斯凯维奇公爵被任命为俄军统帅,而且据说还从驻波兰的俄军即从俄国仅次于近卫军和掷弹兵的精锐部队中抽调4万人由他率领。这些援军可以保证俄军取得优势,使他们能够在多瑙河上游和下游都采取攻势。同时,这些援军也可以看作是用来对抗据说可能前来援助土耳其的法英军队的。但是俄国的这些援军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本季中及时地开到多瑙河,参加作战。从华沙经杜布诺、霍京和雅西到布加勒斯特,约有800英里,而部队的每日行程却不能超过8—10英里。因此,这些生力军最早也要过三个月后,即在明年1月初才能占领自己的阵地;如果考虑到季节的影响,这些部队行军的时间很可能还要长。因而,在明年春季的战役开始以前,这些部队将完全位于作战地区以外。

多瑙河两公国的俄军现在约有13—15万人。俄军即使由于疾病和逃跑减少2—3万人,总数仍将超过与它对抗的土军。关于俄军兵力的真实数字,我们只能根据它派往土耳其的师和旅的数量以及这些部队的编制定额进行判断,而关于多瑙河土军的数字却可以从英、法和皮埃蒙特政府派往该地的军官的报道中知道得非常清楚。所有这些报道都一致认为,甚至在埃及部队到达后,奥美尔帕沙指挥的土耳其作战部队也不会超过11万人,其中只有8万人是正规军。在土耳其军队的后方,阿德里安堡有一支由8万列季弗(重新应召服役的老兵)组成的预备队,不过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支预备队的情况的可靠情报。因此,情况是:在打响第一枪时,奥美尔帕沙指挥的部队在数量上将少于自己的敌人,除非敌人犯严重的错误,或者他自己在军事指挥上无懈可击,否则奥美尔帕沙无论如何也不能免于失败。

关于土耳其军队的配置和防御准备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确凿的情报。土军修筑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多瑙河,用以阻止敌人强渡;第二道防线从瓦尔纳到舒姆拉;第三道防线在第二道防线后面几里格的卡姆奇克河畔,那里有一个要塞,可防守巴尔干山脉的山口。据外国军官的记述,这些工事非常坚固,敌人攻占它们的任何企图很可能都要遭到失败。虽然我们非常尊重有重要意义的野战筑城术和这些军官的见解,但是我们认为,接受这一类意见时必须非常谨慎。曾有多少被认为是攻不破的野战工事,结果经过几次霰弹的齐射后,就在第一次强攻时被夺取了!谁不知道,过去最有名的野战工事——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106]之所以坚固,并不是因为它可供消极抵抗,而是因为它有威灵顿的10万人防守,可是进攻它的马塞纳却只有3万人!各个孤立的野战工事,例如山口的野战工事,往往是很有效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将领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事例。此外,几乎一切都决定于防守野战工事的方法;如果军队缺乏训练或者完全没有训练,那么当敌人以霰弹进行猛烈的射击时,即使有工事的胸墙可以掩蔽,也是无济于事的。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土军所设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沿多瑙河建立的。沿多瑙河构筑这道防线的全部意图,就是阻止俄军强渡。从奥尔绍瓦到黑海的一段多瑙河约长600英里。要在这样长的一线构筑有效的工事并派军队守卫这些工事,就需要有一支超过土军将领现有兵力五倍的军队;即使土军将领拥有这样的兵力,如果这样使用,他也会犯极大的错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第一道防线,只能是从鲁斯楚克到赫尔绍瓦之间的几处防御工事,它们顶多只能增加强渡多瑙河的困难,但是不能真正阻止强渡。

从舒姆拉到瓦尔纳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土军1829年在那里被击溃过的一道防线。如果土军在这里进行决战,无疑又要被歼灭。看来,这道防线在防御方面有很大的优点,并且容易用人工来大大加强。在瓦尔纳和舒姆拉后方的卡姆奇克河防线可能更为坚固,同时还具有迫使敌人必须留下部分兵力封锁上述要塞的优点。但是这两道防线有一个缺点:在后方只有一个狭窄的山口,这是唯一的退路。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这个缺点就压倒了所有的优点。所以,兵力较弱的军队,除非能像英军在滑铁卢会战[107]时那样坚信友军会在决定关头对攻击之敌的翼侧进行突击,否则在这里会战就会是极大的错误。

我们不能断定,奥美尔帕沙究竟想怎样利用这些工事。毫无疑问,他很明白他在这次战争中所担任的角色基本上是取守势的一方,所以他用尽筑城术中所能采用的一切方法来加强防线,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企图用这些工事使俄军望而生畏,从而迫使他们不敢在最能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的地点渡过多瑙河呢,还是打算就在这里进行决战。据说,他的部队是这样配置的:不论俄军在舒姆拉方向的任何一点渡河,都能随时痛击其主要一路的先头部队,并在其援军到达前将它击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斗失利,第二道防线就可保证土军安全退却。但是,老实说,在这三道防线的任何一道防线上进行大规模的防御战都是错误的:如果俄军集中全部兵力进攻,奥美尔帕沙就很少可能顶得住;如果俄军分兵数路进攻,他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防线以攻击其中的一路。对他来说,利用这些工事的最好方法——符合现代战术的唯一方法,就是趁俄军横渡多瑙河的时候,利用这些工事作为攻击其分散的各路纵队的临时基地,利用每道防线的比较顽强的防御阻止俄军前进,以及凭借第三道防线尽一切可能扼守巴尔干山脉最主要的山口,而不进行决战。同时也不能否认,任何军队,尤其是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战而放弃这些工事,士气必然会极度沮丧。因为,如果他们有要塞围墙和护城壕还不能据守,那在开阔地带又怎么能击溃俄军呢?普通兵士,尤其是当他还未经过严格训练时,往往正是这样推论的。所以,如果这些工事果真有被认定会有的重要作用,那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些工事对土军本身的威胁要比对俄军更大。

但是,俄军在瓦拉几亚不是也设防了吗?当然是设防了,不过他们的情况是不同的。俄军是进攻的一方;他们的工事只是用于失利时掩护军队退却和阻止追击的敌军;而且他们的退却路线连续被形成四道防线的四条河流所横断。这四道防线是多瑙河、阿尔杰什河、布泽乌河和塞雷特河。这里有构筑预防性工事的良好条件。这几条天然防线对欧洲军队来说并不是退却时的障碍,而且,只要稍加修筑就可成为追击部队的严重障碍。而主要的是,俄军由于在后方只有一条退却路线,所以无意于在这里进行决战。就我们所能判断的,俄军的工事无疑是符合欧洲战术的,土耳其的工事则大多具有亚洲的特点。这种考虑不周之处,也是土军总的部署的主要特点。土军为了防守君士坦丁堡,把自己的兵力集中在通往该城的最近的道路附近,但看来俄军并不打算将首次攻击指向该城,而是指向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因为土耳其在那里的统治最弱,而且归根到底在那里有一条俄军通往土耳其首都最近的道路。

然而还有一个情况不应当忘记。俄军的调动不论现在和过去向来是缓慢的、谨慎的。在冬季他们大概不会采取行动。双方相互之间为了夺取多瑙河上的某个沙洲可能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是,除非沙皇下令采取特别积极的行动,——这种命令很可能因将军们的消极和谨小慎微而不能执行,——否则就很少有可能在春季以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诚然,强渡多瑙河是可能的,但翻越巴尔干山脉却不可能,而在两者之间,俄军的处境会极其危险。

与此同时,土耳其已向瓦尔纳派遣了自己的舰队。指挥该舰队的英国人斯拉德海军上将看来斗志昂扬。但这一调动也是充满着风险的。的确,俄国舰队除数量而外,很可能在各方面都不如土耳其舰队,但是,当俄军的火炮和战列舰还比土军多一倍的时候,土军是不敢在自己岸防炮台的射程以外进行会战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舰队放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就比较好,比较安全,俄国舰队大概不会在那里进行封锁。在瓦尔纳,土耳其舰队要冒完全丧失活动能力的危险,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就可以用于向特拉佩宗特和高加索沿岸出击,就可以用于进攻俄国舰队的分散阵位。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俄军在各方面都比土军占优势。至于奥美尔帕沙这位确实能干的军人能不能靠他个人的才能来改变力量对比,人们正拭目以待。然而老帕斯凯维奇,虽然动作迟缓,却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要制服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恩格斯:《双方军队在土耳其的调动》(1853年10月20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495—500页。

3.这种事件使土耳其人民和陆海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

耽搁很久之后,我们终于得到了关于俄国正在大肆吹嘘并且已经得到慷慨奖赏的两次胜利的官方文件。[108]当然,我们指的是俄军在锡诺普消灭土军分舰队的海战和在阿哈尔齐赫附近的战斗[109]。这些文件都是俄国的官方报告,但是土耳其的官方报纸对此保持缄默(如果有报道的话,那就应当比圣彼得堡的报道早到我们这里),这一情况使我们确信,土耳其政府没有任何好消息可以公布。因此,我们想根据我们现有的情报资料来分析一下上述事件,使读者了解真实情况。

锡诺普会战[110]是土军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的结果,所以会这样,只能说完全是由西方外交的恶意干涉或君士坦丁堡某些同法英大使馆有联系的集团暗中勾结俄国而造成的。11月,土耳其和埃及的全部舰队都开到了黑海,想借此转移俄国海军将领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开往高加索沿岸给起义的山民输送武器弹药的远征队。舰队在大海里呆了18天连一艘俄国军舰也没有遇到。有一种说法是,俄国分舰队在这期间一直没有离开塞瓦斯托波尔,因而土耳其派往高加索的远征队得以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种说法是,俄国分舰队摸清了土军的计划,向东撤,对土军的运输船只进行一般的监视,结果土军的这些船只没有到达高加索沿岸便不得不折回锡诺普,同时主力舰队则重新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锡诺普分舰队的军舰上装有大量火药,其中有几艘在战斗开始阶段就因火药爆炸而被焚,看来,这证明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土耳其的7艘巡航舰、2艘蒸汽舰、3艘轻巡航舰、1—2只小型舰船和几只运输船就这样被抛弃在锡诺普港湾内。锡诺普港湾无异于一个普通的暴露的停泊场,它是一个向黑海敞开的港口,保护它的只有几个疏于管理和修得不好的炮台,其中最好的炮台位于一座早在希腊皇帝时代欧洲可能还没有炮兵的时候修建的城堡内。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怎么会让装备有约300门大部分是小口径炮的分舰队听凭火炮威力比它大两倍的舰队摆布,并且是在距塞瓦斯托波尔很近而最易遭受俄军攻击的土耳其海岸的这样一个地点,而土耳其的主力舰队却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平静的水面上怡然自得地游荡。我们知道,土耳其大本营对这一分舰队的危险处境非常关切并就这一点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也知道,土耳其、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将领们曾在军事会议上大喊大叫地发表过各种互不相同的意见,一向爱管闲事的大使们也曾各自为此畅抒己见,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与此同时,有消息说,一艘奥地利轮船曾向塞瓦斯托波尔报告了土军这一分舰队的位置。相反,俄国的官方消息却说,是纳希莫夫在亚洲沿岸巡航时发现了这支分舰队,并且采取了进行攻击的措施。但是,如果说俄军发现了锡诺普的土军,那么土军必然会从城市的高塔和清真寺尖塔上更早得多地发现俄军。为什么土耳其的炮台把本来用几天工夫便可以大致部署就绪的战斗准备工作搞得这样糟呢?为什么土耳其的船只恰恰停泊在妨碍炮台射击的地方,而不把停泊场改在更能应付危难的地方呢?当时要这样做的话,时间是足够的,因为正如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所说,他在决定攻击前曾向塞瓦斯托波尔要过3艘三层甲板舰。显然,土军决不会从11月24日到30日不采取任何措施而白白错过6天的时间。土耳其塔伊夫号蒸汽舰逃往君士坦丁堡的报道充分地证明,土军遭到了突袭。[111]因此,不能认为俄国的报道是确实的。

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指挥下有3艘战列舰(其中1艘是三层甲板舰)、6艘巡航舰、几艘蒸汽舰和6—8只小型舰船。换句话说,这是一支在火炮数量上至少比土耳其分舰队多一倍的舰队。但是,纳希莫夫只是在得到3艘三层甲板舰的增援时才决定向土军发起攻击的,实际上仅仅这3艘三层甲板舰本该就够用了。他只是在兵力上占这样绝对的优势后才发动攻击。他利用浓雾,有的还说,他用了不列颠国旗才不受阻挠地接近到距土军舰队500码的地方,于是战斗开始了。俄军舰船不愿在航行中处于下风岸,便抛下了锚。接着在双方停泊中的舰队之间进行了4小时的炮战,没有进行任何海上机动,很像一场陆上炮战。由于俄军黑海舰队的水兵几乎都是“旱鸭子”,特别是其中波兰犹太人占绝大多数,在大海上与拥有优秀水兵的土耳其舰队作战很少有可能获胜,所以这次能够不采取任何海上战术,不进行任何机动,对俄军是非常有利的。然而,俄军仍然用了4个小时才压制住占劣势的敌军舰队。此外,俄军还占有一种优势,即他们每发未命中目标的炮弹都会使岸防炮台或城市遭到破坏。而在敌人的舰队被压制住前很久,城市已几乎受到彻底破坏,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未命中的炮弹比命中的炮弹多得多。根据俄国的报道,只是土耳其人的居住区受到破坏,而希腊人的居住区则奇迹般地完好无损。但是这个报道是和另一份比较可靠的报道不一样的,后者说,全城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战斗进程中,土军有3艘巡航舰被烧毁,有4艘在岸边搁浅后也与1艘蒸汽舰和几只小型舰船一起被烧毁。塔伊夫号蒸汽舰则割断了锚链,大胆地突破俄军封锁线,摆脱科尔尼洛夫海军上将指挥的3艘蒸汽舰的追击,逃到了君士坦丁堡。考虑到俄军舰只的海上机动不够灵活,土军舰船停泊在自己炮台前面的火线圈内而位置不利,特别是考虑到 失败难以避免 ,因此只要风向许可,整个土耳其分舰队也许最好是起锚航行并倾全力向俄军攻击。这样做,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牺牲几艘舰船,但是至少可以把分舰队部分保存下来。当然,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机动,决定的条件是风向;但是奥斯曼帕沙是否考虑到了这一步骤,这还是疑问。

锡诺普的胜利没有使俄军得到荣誉,而土军作战则空前骁勇,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没有一艘军舰投降。土耳其损失了它的宝贵的部分海军力量,俄军暂时控制了黑海,这种事件使土耳其人民和陆海军在精神上受到打击,——这一切完全是由于西方外交的“斡旋”,它阻止了土耳其舰队出海保卫或护送锡诺普分舰队返航。这同样地也由于俄军获得了秘密情报,因而使他们的攻击能够确有把握,万无一失。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年12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41—644页。

4.土军自占领舍夫卡捷尔即圣尼古拉之后,就没有攻占过任何一个重要地点,也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稍为持久的胜利

俄国人所吹嘘的第二个胜利,是在亚美尼亚的阿哈尔齐赫战斗中获得的。不久前土军在格鲁吉亚边境的进攻受阻。土军自占领舍夫卡捷尔即圣尼古拉之后,就没有攻占过任何一个重要地点,也没有取得过任何一次稍为持久的胜利。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这样的地区里:在这里,俄军不得不在难以想象的最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这里,通往俄国的陆上交通线只有陷于起义的切尔克西亚人的包围圈中的两条,而海上交通线则很容易被切断或受到威胁;俄军所占领的以梯弗里斯为中心的南高加索边区,与其说是强大的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如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土军进攻受阻又当作何解释呢?土耳其人把这一情况归罪于阿卜迪帕沙的叛变,并已将他召回。可是非常奇怪的是,阿卜迪帕沙是土耳其在亚洲唯一对俄军取得过几次地方性的局部胜利的将领。但是可以指出土军的两个错误,来说明土军为什么在战役开始时没有得手并在不久之后便遭到了实际上的失败。土军把兵力分散展开在从巴统到巴亚泽特这条长长的战线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足够的兵力可以用来集中进攻梯弗里斯,尽管部分土军当时无可争议地和毫无作用地占领了埃里温城。在一个贫瘠的多山的地区,要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是困难的,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不让军队挨饿,这就是尽快集中全部物资和迅速运动。本来两个军就足够了:一个军掩护巴统和向沿岸地区攻击,另一个军通过库拉河谷直取梯弗里斯。但是土军一直在毫无必要地分散兵力,以致每个独立的部队都几乎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另一方面,土耳其舰队由于外交的干涉而没有采取行动,以致使俄国的两个步兵师(属第五军)得以在明格列利亚登陆,从而使沃龙佐夫公爵的高加索军队几乎增加了2万人。沃龙佐夫由于得到了这些援军,不仅能在沿岸地区挡住土军,而且还能满意地看到安德龙尼科夫将军的一个军解救被围困的阿哈尔齐赫要塞并在该城附近的开阔地战斗中击败土军。俄国人说,他们在那里只用了约1万人,就把18000人的土耳其军队击溃了。这样的消息当然不能作为凭据,但是应当承认,在安纳托利亚土军中大部分是非正规部队,而且差不多都没有欧洲人担任军官,特别是担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以就使得土军在双方兵力相等的情况下仍弱于俄军。俄国人还说,他们缴获了10—12门火炮。这大概符合真实情况,因为在这一难以通行的地带,战败者不可避免地要丢掉大部分火炮。但是俄国人又承认,他们一共抓到了120名俘虏。这等于承认,他们在战场上几乎杀害了土军被迫丢下的全部伤员。此外,俄国的报道还证明,俄军对追击措施,至少是拦截部分退却敌军的措施,一定考虑得很差。俄军当时骑兵很多,如果大胆攻击逃敌,就可能截断整营整营的敌人的退路。然而至少根据现有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会战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年12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44—646页。

5.土军在奥尔泰尼察行动的失败

现在我们根据可靠的材料,还可对土耳其集中在维丁的兵力进行更精确的计算。土军有34000名步兵,4000名骑兵,2000名炮兵和66门野炮,这里不包括维丁工事中的和卡拉法特多面堡中的重炮。因此,土军的4万兵力被耗费于占领由布加勒斯特直达塞尔维亚的道路。被箝制在他们所要防守的这样长的战线上的4万军队,如果用来抵抗大部队的进攻则嫌太少,而用来击退小部队的袭击却又过多。如果这4万人和已集结在舒姆拉的部队一起用在别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起双倍的作用。由于没有这些部队,再加上外交的干涉,土军在奥尔泰尼察的行动便遭到了失败。不能设想奥美尔帕沙会不知道,如果他能带10万人驻守在锡利斯特里亚和鲁斯楚克之间,俄国人决不会试图派出足以重创土军的兵力在他面前通过和向塞尔维亚山区挺进。现在奥美尔帕沙军队的部署不可能符合他的想法,因此他一定对那些迫使他这样部署的邪恶势力感到非常恼火。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的进程》(1853年12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46—647页。

6.锡诺普事件没有使土耳其的力量减弱,而且可能正相反

锡诺普事件[112]终于真相大白。根据有关俄国和土耳其在锡诺普的兵力对比的消息看来,俄军比土军多三艘两层甲板蒸汽舰、一艘三层甲板舰和680门火炮。因此,锡诺普事件丝毫没有使俄国的力量增强,也丝毫没有使土耳其的力量减弱,而且可能正相反。这里我们看到了甚至在英国海军史上也从未有过的事迹:巡航舰靠向战列舰,指挥官们把火炬投入火药舱而为祖国牺牲。土耳其海军的主力依然完整无损,没有损失一艘战列舰或一艘蒸汽舰。不仅如此,根据最近的消息,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一、装备有120门火炮的罗斯季斯拉夫号被土军击沉了。此事一直被巧言掩饰,说罗斯季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113]。这大大抵消了土耳其舰队的损失。如果确实有一艘三层甲板舰被击沉的话,那么可以推测,俄国其他舰船在战斗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锡诺普的胜利可能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埃及的帕沙一听到锡诺普惨剧,就下令立即装备六艘巡航舰、五艘轻巡航舰和三艘二桅横帆舰,以弥补土耳其舰队舰船的损失。

马克思:《东方战争》(1854年1月14日),摘自《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21—23页。

7.锡诺普的胜利可能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

锡诺普事件终于真相大白。俄国舰队最好的三层甲板舰之一——装有120门火炮的罗斯季斯拉夫号——被土军在那里击沉了。此事一直被巧言掩饰,说罗斯季斯拉夫号不是在战斗时而是在战斗后不久沉没的,但现在俄国人已公开承认了。这大大抵消了土耳其舰队的损失。如果确实有一艘三层甲板舰被击沉的话,那么可以推测,俄国其他舰船在战斗中也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伤,归根到底,锡诺普的胜利可能使俄国舰队受到了比土耳其舰队更大的削弱。看来土耳其人在海上打起仗来还真像土耳其人一样[114]。埃及的蒸汽巡航舰佩尔瓦茨-巴赫里号经过近五小时的战斗后被一艘比它大得多的俄国蒸汽巡航舰弗拉基米尔号击坏和俘获。它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好不容易地被拖到塞瓦斯托波尔后就立即沉没了。这样看来,俄国人的战利品现在还等于零。事实上,俄国人没有能够从锡诺普会战中缴获一件战利品,这证明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以及俄国舰队在战后的狼狈状态。

马克思:《东方的战事。——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1854年1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36—37页。

8.除了圣尼古拉堡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

最近的邮件又给我们带来了有关近期亚洲军事行动的补充消息。看来,土军已经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亚美尼亚地区。不过,迫使他们撤退的那些会战的确切结果,尚不得而知。

只有一点是无疑的,除了圣尼古拉堡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俄军追击土军,俄军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一英里以内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被击退了。此外,我们知道,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军团是从古老的穆斯林蛮风之源的亚洲各省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的非正规军、勇敢强悍但不可靠的善于冒险的士兵、兵痞和强盗;这个安纳托利亚军团同严格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米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米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士兵,是什么样的士兵;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军事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我们知道,在亚洲战役初期兵力奇缺的俄国人,后来得到了中将奥勃鲁切夫第二指挥的16000人和一支顿河哥萨克部队的增援;我们知道,他们控制住了山地居民,保持住了经过弗拉季卡夫卡兹穿越高加索山脉到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交通线以及由海上到这两地的交通线。

……

有消息说,法英联合舰队和土耳其海军的第一分舰队正共同把17000名土军运往巴统。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就是相当于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行动,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

从最近收到的电讯中可以看出,俄军打算在本月13日,即俄历元旦那一天向卡拉法特的土军阵地发动总攻。他们已经调动了切塔泰(卡拉法特以北九英里的一个村庄)附近进入战壕的大约一万名士兵,但是他们没有能够集中自己的全部现有兵力,因为土耳其将军比他们先行动了一步。土耳其将军率领15000—18000名士兵向敌人的战壕强攻,在本月6、7、8、9和10日的几次短兵相接中取得了胜利,最后迫使俄军向克拉约瓦方面退却。俄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有1000人阵亡,4000人受伤。据电讯报道,“俄军指挥官”安雷普将军“和图伊农特将军均受重伤”。同时有消息说,10日在塞里姆帕沙(波兰人泽德林斯基)指挥下的土军又 撤退 到卡拉法特。一直作为关于这些极端重要事件的唯一消息来源的电讯就是这些。从那个最后宣称俄军撤到克拉约瓦,而土军则撤到卡拉法特的消息看来,恐怕敌对双方又犯了重大的战略性错误。传说奥美尔帕沙让整个军在奥吕塔河和希尔河之间渡过多瑙河,从而对克拉约瓦的俄军的交通线造成威胁。但是,除了已经作好渡河的必要准备的唯一地点——卡拉法特以外,土军怎能在别的地方渡过满是浮冰块的多瑙河呢?

马克思:《东方的战事。——奥地利和法国的财政。——君士坦丁堡的设防》(1854年1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35—38页。



(四)英、法、奥、普的“调停”||返回目录


1.英国已经提出缔结四国同盟,以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强国将作出的各项决定

贵报读者对于联合内阁所耍的各种外交手腕一直是密切注视的,因此帕麦斯顿们和阿伯丁们借口保护土耳其和保障欧洲和平而支持沙皇[115]的任何新尝试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甚至重开维也纳会议[116]或伦敦会议也完全不会使他们感到突然。上星期五,首都的证券交易所首先从《纪事晨报》[117]上获悉,英国已成功地说服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西方列强再一次调停交战双方的尝试。……

最后,印刷所广场的雷神[118]说话了,他在第一版[119]上宣布,四强国已经最后缔结了同盟,并且已经拟定了在必要时“ 强迫 ”俄国和土耳其政府“接受”的条件。有价证券马上上涨。但是,证券交易人的好景不常,因为,同一家《泰晤士报》在第二版上报道,四强国确实起草了议定书,制定了联合照会草案,但是,它们却没有承担 强迫 任何人接受这个照会的义务。有价证券又跌了下来。“惊人的消息”最后变成了关于已故的维也纳会议的尸体——谈它的精神是荒谬的——复活的老话……

……

在战争就要爆发的前夕,维也纳会议——这位事后作预言的皮蒂娅——刚刚建议土耳其接受缅施科夫公爵的最后通牒。在俄国初战失利以后,英国和法国接受了路西德帕沙给缅施科夫公爵最后通牒的答复的立场。现在他们的倒退运动将达到先前交涉中的什么阶段,这无法预言。《奥格斯堡报》宣称,会议的 建议反映了四强国“防止战争”的愿望。[120]这确实是惊人的新闻!

不管这一切外交清谈在现状已被战争状态取代的时刻显得多么空洞,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些召开各种会议的幻想的方案,透露了不列颠内阁的隐秘的意图;支持政府的报纸正在试探内阁能够走出多远;今天的无根据的谣传已经不止一次地预示了明天发生的事件。有一点可以肯定:英国 已经 提出缔结四国同盟,以强迫土耳其接受四强国将作出的各项决定,即使奥地利不同意也要这样做。即使同盟没有缔结,那么,四强国至少已经签订了“议定书”,规定了进行谈判的原则。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军队占领了两公国并开到保加利亚边境以前一直阻止土耳其行动的维也纳会议,已经复会了,并且已给苏丹发出了新的照会。从召开一次维也纳会议到召开一次伦敦的欧洲会议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点在1839年穆罕默德-阿里起义时期就已经证明了。如果在俄国进行反土战争的同时召开进行“绥靖”的会议,那么这种会议只能是1827—1829年伦敦会议的重复,而那次会议的结果是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被消灭[121],土耳其因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22]而丧失独立。支持政府的报纸已明白地指出了不列颠内阁提出、其他强国同意的进行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这就是保持“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如果把所提出的建议看作是简单地回到维也纳和约的条款上去,那就大错了。波兰王国被消灭,多瑙河河口落入俄国之手,克拉科夫被合并,匈牙利成为奥地利的一个省——所有这些“领土调整”从来没有经任何一个欧洲会议批准过。因此,批准现时的“欧洲领土划分”并不单纯是让土耳其参加维也纳条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而更主要的是批准俄国和奥地利从1830年起对这个条约所进行的所有破坏。“俄国和土耳其签订友好和睦和通商条约”——我们在库楚克-凯纳吉条约[123]、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24]的序言中都见过与此完全相同的词句。……

“苏丹必须尊重两公国和塞尔维亚的现行宪法。”但是,要知道,根据现行宪法,这些省份的统治权是由沙皇和苏丹分享的,而这些宪法直到现在从来未被任何一个欧洲会议承认。所以,这次新的会议会使俄国对土耳其各省的事实上的保护权得到欧洲的正式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将不是对沙皇,而是对欧洲承担保护“其领土范围内的基督教”的义务。这就是说,外国列强在苏丹和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进行干预的权利将成为欧洲国际法的一个段落,并且,一旦发生任何新的冲突,根据条约欧洲就必须支持俄国的无理要求,俄国作为这个条约的参加国,将有权按它自己的意思解释苏丹领土上的基督徒关于要求保护的申请。由此可见,联合内阁拟定并经它的各家报纸加以阐述的新条约,乃是欧洲对俄国的一个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广泛的投降计划,乃是一举而批准1830年以后历次反革命所造成的一切变化。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对奥地利政策上的改变,即《晨邮报》装腔作势地呼之为“最近十天来突然发生的”改变而欣喜若狂和表示惊讶。至于波拿巴,那么,不管他暗藏着什么意图,反正能利用土耳其作阶梯爬到老的正统列强的天堂中去,当前对于这个暴发户皇帝总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

……

可见,各强国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沙皇“从小的挫折中取得好处”和不容许“保全欧洲的土耳其帝国”。不言而喻,既然暂时的协定“现在是可以实现的”,它就将有助于实现这个最终结果。

马克思:《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1853年12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18—623页。

2.土耳其在里海沿岸和格鲁吉亚获得新胜利后,英国提出“停战”的建议,是在充当俄国的保镖

可是,某些情况出人意料地打乱了联合内阁的政客们的算盘。土耳其在黑海沿岸和格鲁吉亚边境获得了新胜利的消息传来。

……

吃了败仗的俄国根本不能接受谈判的建议,因而当务之急是要使战争的天平垂向俄国这一方面。但是不让俄国赢得时间又怎样实现这一点呢?俄国唯一的需要是拖延,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征募新的军队,在全国部署好,集中军队,停止同土耳其的战争,先来收拾高加索的山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成功的希望就能增加,举行谈判的尝试就“可能成功,因为俄国成了胜利者,而不是战败者”。因此,据维也纳《东德意志邮报》和支持政府的《纪事晨报》报道,英国才极力劝说土耳其同意停战三个月。[125]雷德克利夫勋爵同苏丹进行了五小时的会谈,目的是取得苏丹陛下对停战的同意(苏丹的大臣们曾反对停战),结果是召开了紧急的大臣会议来研究这个问题。土耳其政府最终拒绝了同意停战,而且它不能同意,除非它公开背叛土耳其人民。

……

土耳其政府太过分了,不懂得沙皇吃败仗是同他的尊严不相容的,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让沙皇有三个月的停战,以便将土耳其的胜利化为乌有,帮助沙皇重新成为胜利者和“宽宏大量的人”。促成三个月停战的希望并没有完全放弃。

……

当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这样忙着充当俄国的保镖的时候,我们且来看一看另一方面俄国是怎样在英国办理自己的事情的。

马克思:《四国协定。——英国与战争》(1853年12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23—625页。

3.东方问题再也不能仅仅采取外交手段,进行反复无常和毫无结果的活动了

久待解决的东方问题看来终于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再也不能仅仅采取外交手段,进行反复无常和毫无结果的活动了。本月3日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已进入黑海,企图阻止俄国舰队对土耳其舰队或土耳其沿岸地区的袭击。沙皇尼古拉以前曾宣称,他将把这种行动看作是宣战的信号。那么,现在他会漠然置之吗?今天得到的消息说,法英两国的联合舰队正和土耳其海军第一分舰队共同把17000名土军运往巴统。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这就像直接攻击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是一种战争行为,而沙皇就只好立即宣战。

……

最近的邮件又给我们带来了有关近期亚洲军事行动的补充消息。看来,土军已经被迫全部撤出了俄国的亚美尼亚地区,不过,迫使他们撤退的那些会战的确切结果,尚不得而知。土耳其的一个军是沿着从阿尔达汉直通阿哈尔齐赫的大路进入的,而另一个军是在这以南,沿着从卡尔斯经亚历山德罗波尔(格鲁吉亚语为库马里)到梯弗里斯的道路前进的。看来这两个军都遇上了俄军。根据俄国的报道,这两路土军都被击溃,并损失了约四十门火炮;我们没有土耳其的官方战报,但是据一些私人的消息说,撤退的原因是必须转移到冬季营地。无疑,除了圣尼古拉堡外,俄国领土上的土军都撤退了,俄军追击土军,俄军前卫甚至大胆地进到距卡尔斯不到一英里的地方,但是在那里被击退了。此外,我们知道,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军团是从古老的穆斯林蛮风之源的亚洲各省征召来的,其中有大量的非正规军、勇敢强悍但不可靠的善于冒险的士兵、兵痞和库尔德斯坦的强盗;这个安纳托利亚军团同安分的、有纪律的而且受过严格训练的鲁米利亚军团毫无共同之处;在鲁米利亚军团中,指挥官了解每天在他管辖下有多少士兵,是什么样的士兵;在这个军团里有军事条例和军事法庭可以制止个人的冒险欲望和掠夺习气。

……

在此期间,俄国竭尽全力在世界各地,在英属印度的边境、在波斯、在塞尔维亚、在瑞典、在丹麦等地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在波斯,英国公使和沙赫政府之间发生了分歧,后者正准备让步时,俄国大使插手进来,不仅竭力挑动沙赫对英国的愤恨,而且激起他对土耳其政府的强烈的敌意,并驱使他对土耳其宣战。但是,据说这个阴谋失败了,其原因是英国代办汤普森先生威胁说他将离开德黑兰,沙赫害怕会立即引起波斯人民反俄的怒潮,同时阿富汗外交代表团来到恫吓说,如果波斯同俄国缔结同盟,阿富汗人就要进占波斯领土。

马克思:《东方战争》(1854年1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9—25页。

4.西方强国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

然而,西方强国的外交活动丝毫不带有敌视俄国的性质。正相反,这些活动表现出一种倾向:千方百计地对正义敷衍搪塞,对罪行迁就妥协。现在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这样的行动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也没有什么比议定书敦促土耳其同意签订三个月的停战协定更有害的了。……

于是,土耳其政府被迫接受12月15日的四强联合照会。这个照会对于土耳其政府因专制君主海盗式的行为所受的损失没有规定任何赔偿,而且主张重申过去的一切条约——凯纳吉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和其他条约,这些条约在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是俄国从中取得欺骗、干涉、进犯和吞并的武器的武库。除此之外,这个照会还使沙皇如愿以偿,取得对土耳其的宗教保护权和行政指导权……

而且土耳其政府应当宣布它更加有效地推行行政制度改革和内部改革的坚定决心。

虽然从这些新建议的字面上看来,是授权欧洲五强国共同保护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但实际上这种权利只给了俄国。这一协议的实质是:法国和奥地利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应当保护土耳其的罗马天主教徒,英国和普鲁士是信奉新教的国家,应当保护苏丹的新教臣民,而俄国则应保护信奉正教的臣民。但是,土耳其信奉天主教的还不到80万人,信奉新教的不到20万人,而信奉正教的却将近1000万人,因此很清楚,沙皇实际上获得保护土耳其基督教臣民的权利。直到12月19日,即里扎帕沙和哈利勒帕沙进入内阁,因而保证了“主和派”或者说“亲俄派”的胜利以后,土耳其政府才接受了四强国的建议。

马克思:《东方战争》(1854年1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26—28页。



(五)英国对土耳其战争的政策||返回目录


1.(英军远征)必然使土耳其人遭受到同一个厄运

军界人士目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备战工作正在全面进行。布律阿海军上将已离开布雷斯特前往阿尔及尔,并将指挥一万人从这里上船;驻扎在爱尔兰的16个团的英军已奉命准备开往君士坦丁堡。这次远征只可能有两个目的:或者像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断言的那样,迫使土耳其人服从俄国;或者真的去与俄国作战。这两种情况都必然使土耳其人遭受到同一个厄运。如果他们重新落到俄国手里,即使不是直接落到它手里,而是受它的破坏,那么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很快就会像当年没落帝国[126]的权力一样,缩小到只限于首都周围地区。如果土耳其人受法英的绝对监护,那么奥斯曼人在欧洲领地的主权同样就会彻底丧失。

《泰晤士报》指出,如果我们要把战争的进行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就必须控制一切军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内阁将处于西方强国大使的直接领导下,土耳其的陆军部将受英法陆军部领导,而土耳其的军队也将归英法的将军们指挥。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将不复存在。

奥尔洛夫伯爵在维也纳全盘“失败”以后,现在回到了圣彼得堡,他“得到的保证是,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保持中立”。

另一方面,维也纳的电讯报道说,土耳其内阁发生了变动,因为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已经辞职。《泰晤士报》不能理解,正当英法准备发动战争的时候,主战派怎么会遭受失败。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天赐的”事变是英国联合内阁在君士坦丁堡的代表制造的,我们知道,此人在其发表于蓝皮书中的报告中曾再三表示遗憾地说,“他目前还不能对土耳其内阁施加预期的压力”。

马克思:《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黑山》(1854年2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70—71页。

2.奥土两国关于黑山的争吵(与俄、英的立场)

我现在还不想深入研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权》的全部内容,而首先要探讨一下蓝皮书中讳莫如深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即奥土两国关于黑山的争吵。预先了解这件事情极其必要,因为这可以揭示俄奥协议消灭和瓜分土耳其帝国的计划是存在的,还因为英国把圣彼得堡宫廷同土耳其政府的进一步谈判交给奥地利的这一事实本身,使人对英国内阁在发生东方争端的整个期间的态度感到困惑莫解。由于没有任何关于黑山问题的正式文件,我就以刚出版的莱·弗·辛普森的著作《东方问题手册》[127]为依据。

土耳其的扎布利亚克要塞(在黑山和阿尔巴尼亚接壤处)于1852年12月受到黑山部队的攻击。人们还记得,土耳其政府曾派奥美尔帕沙去驱逐侵略者。土耳其政府宣布封锁阿尔巴尼亚全部海岸。显然,这个措施只能是用来对付奥地利和它的海军,这也说明土耳其内阁相信黑山的叛乱是由奥地利挑拨起来的。

当时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刊登了如下的一篇由维也纳寄来的日期标明为1852年12月29日的文章:

……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首先,人们预料土耳其基督徒中 肯定 会爆发革命;其次,奥地利为俄国控诉压迫正教会准备了根据;第三,人们认为在“圣地”问题上的宗教纠纷会给奥地利提供保持“中立”的机会。

俄国就在那一个月递交土耳其政府一份照会,建议由俄国出面调停黑山问题。这一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苏丹自己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俄国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正像在希腊革命[128]时一样:最初表示要保护苏丹去反对他的臣民,为的是一旦俄国的帮助不被接受,就保护苏丹的臣民去反对苏丹本人。

……

当时托利党政府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在这次讲话中满不在乎地将奥斯曼帝国加以分割,把一向从属于它的一个国家同它分割开来,同时承认俄皇对于土耳其帝国臣民进行精神统治的要求。关于这两个寡头政治集团,除了他们争做蠢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

据辛普森先生说,奥斯曼政府在同意最后通牒以前曾向英法公使送去一份照会,要求他们答应在发生对奥战争时给它实际的援助。“因为两国公使都不能作明确的担保”,土耳其政府才向莱宁根伯爵的坚决行动作了让步。

马克思:《俄国的外交。——关于东方问题的蓝皮书。——黑山》(1854年2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72—75页。

3.迪斯累里说,俄国只想依靠巧妙的政策和高明的手段来获得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居民的影响

上星期五晚上莱亚德先生声称,他打算促使人们注意东方问题……

……他[129]说锡诺普悲剧败坏了英国的声誉并且需要作出详细的说明……如果没有不列颠政府发出的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命令联军舰队的海军上将们本来是能够防止这场灾难的,土耳其人自己也会避免这场灾难的。……

约翰·罗素勋爵……用辩解的口吻扼要说明了近来发生的意见分歧的背景……据他说,内阁同法国不是通过缔结条约而是通过交换照会结成了某种非固定的同盟。英国和法国现在也建议土耳其缔结某种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土耳其政府未经它们两国的同意不得求和。

昨天晚上又继续辩论……

第一个发言的是科布顿先生,他预先声明他只谈所讨论的具体问题。他煞费苦心,以蓝皮书作根据证明谁也没有否认的事实,即法国政府派拉瓦莱特先生完成关于圣地问题的使命,并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让步[130],因而引起了这场“令人伤心的争论”。当时有可能做皇帝的法国总统以天主教徒的名义向土耳其提出这些要求,大概是想以此捞一笔小小的政治资本。因此俄国的最初一些措施可归因于法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维也纳照会没有签字,这是盟国的而不是土耳其政府的过错,因为如果以从贝济克湾撤出舰队威胁土耳其政府的话,它是会立即签字的。我们将要进行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坚持让土耳其用照会通知俄国,说它拒绝为俄国去做那件我们想要求它为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即向我们提供关于更好地对待基督徒的保证。奥斯曼帝国绝大多数居民都十分关切地注视着俄国现行政策(例如目前在摩尔多瓦-瓦拉几亚的政策)的成就。

……

接着科布顿先生企图根据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和一些不列颠代理领事的信件证明,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全都有不满情绪,有酿成大暴动的危险。

那么让我们再问一下科布顿先生,在欧洲各国人民中是否就不存在对本国政府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普遍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有很快酿成大革命的危险呢?如果德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大不列颠也像土耳其那样遭到了敌视它们政府并激起暴动情绪的外国军队的入侵,那么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像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那样长久地保持平静呢?

科布顿先生得出结论说,如果英国参加保卫土耳其的战争,那它就是为争取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居民的统治地位和反对该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战。俄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之间所进行的纯粹是宗教性的争执。……

约翰·曼纳斯勋爵认为……不列颠政府在俄国人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之后进行的长期的外交谈判,使土耳其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而给俄国帮了大忙。俄国不经宣战就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防过去作为它压迫土耳其的实际工具的条约被废除。因此,现在,当土耳其已经宣战的时候,坚持以恢复这些条约作为谈判的基础是不明智的。现在主要的和真正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加入这场可怕的斗争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政府总是泛泛地声明,应当维持土耳其的荣誉和独立;但是最迫切需要的是要使人们对这种声明的含义有明确的理解。

霍斯曼先生竭力驳斥科布顿先生提出的谬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土耳其现在是什么样子,而在于如果土耳其被并入俄国的版图之内,俄国将变成什么样子;问题在于俄国的皇帝是否也成为土耳其的皇帝?……沙皇在政治阴谋上破产,在亚洲的战争中失利,在多瑙河上又被土耳其人打垮,他真是已经濒于绝境,这太令人拍手称快了。……他认为,恢复和平的条件之一就是,俄国应当赔偿它使土耳其遭受的损失,土耳其应当收复被夺去的领土作为物质保证。

德拉蒙德先生认为……英国对土耳其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而英俄之间的战争也不可能决出胜负,因为两国将长久地打下去,并且彼此永远不会给对方以任何危害。

……

……现在英国政府发现,土耳其是他们的老盟友,没有它就不能够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是在他们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整个希腊王国以前,以及在进行纳瓦里诺会战[131](德拉蒙德先生记得圣海伦斯勋爵曾把这次会战描述为大会战,只不过是没有把致命打击加在应该打击的人身上)以前,他们怎么没有发现这一点。当俄国人越过巴尔干半岛时,当英国能以自己的舰队给土耳其以有效援助时,他们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可是现在,在他们已使奥斯曼帝国陷入老朽不堪的阶段之后,却认为能够在保持均势的借口下使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支撑下去。……

……

巴特先生说,内阁出席议会,对这样一个提案不作明确而详细的说明就请求军事拨款,这种情况自从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就法律意义上讲,英国现在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议院在对这些拨款进行表决时有权知道,是什么东西阻碍着对俄国宣战。在黑海的英国舰队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啊!海军上将邓达斯接到了把俄国船舰赶到俄国的一个港口去的命令;在同俄国还保持着和平关系的时候,如果他执行这个命令时击沉一艘俄国船,诸位大臣是否准备为这样的行为进行辩护呢?发言人希望有人出来说明,是否应当在如此令人屈辱的条件下支援土耳其,即它在同俄国缔结和约时应当受英国和法国的支配。如果英国的政策是这样,那么,现在要求议会投票赞成补充兵力就是为了奴役土耳其而不是为了保证土耳其的独立。巴特先生有点怀疑:大臣们是否只是为了准备缔结可耻的和约而在故作进行战争准备的姿态。

可怜的赫伯特先生!继他之后发言的是迪斯累里先生,就是说,一位真正的辩论家替换下了一个空谈家,这真令人高兴极了。

……

1828—182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在这次战争中英国站在俄国方面,而不是土耳其方面。目前的复杂局势和土耳其最近期间的狼狈处境,完全是由上述的英法联合对土战争造成的。当时没有一个下院议员真正知道英国为什么加入战争,或者它打击土耳其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因此,现在必须弄清当前这场战争的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从蓝皮书中才能知道。……根据所有熟悉东方问题的人的一致见解,以及根据他个人的见解,俄国没有任何意图想用强力征服奥斯曼帝国,它只是想依靠巧妙的政策和高明的手段来获得对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居民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它会获得只有当它取得苏丹帝国的王位时才会拥有的全部权力。……必须通过对构成苏丹臣民绝大多数的1200万人施加特别的影响,来取得对土耳其帝国的支配权。在俄国致不列颠政府的紧急函件中,不仅清楚地说明了这个政策,而且同样直率地把实现这一政策的方法告诉了不列颠政府——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保持现行条约并对这些条约的精神加以引伸。由此可见,从这次重大争论刚刚开始时起,外交活动的根据就是凯纳吉条约[132]。根据这项条约,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被置于苏丹的特殊保护之下。可是俄国在对这一条约进行解释时说,苏丹的基督教臣民被特殊地置于沙皇的保护之下。

……

但是迪斯累里认为……战争是女王陛下政府在最近七个月来进行谈判的结果。如果英国政府是出于轻信,那么俄国就是以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速了一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可以使欧洲的独立、英国的安全和文明世界的安全得到保障的冲突。如果英国政府的行动是出于纵容姑息,那么这将是一场胆怯的战争,一场不坚决的、没有结果的战争,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场恰恰达到最初策划的结果的战争。……然后他又转而谈论第三个时期,即从维也纳照会的失败到锡诺普会战[133]之间的这一个时期。当时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先生在公开会议上发言时,曾以极其轻视的口吻谈论土耳其。一些半官方的报刊也是这样。是土耳其人自己的毅力改变了土耳其的局势和命运,并且使内阁用另一种口吻讲话。但是奥尔泰尼察会战[134]刚一发生,轻信政策或者说纵容姑息政策就再次起了恶劣作用。然而锡诺普的大屠杀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土耳其的同情。各舰队已经接到了进入黑海的命令。但是它们是怎样行动的呢?它们竟开回博斯普鲁斯海峡!

马克思:《议会辩论》(1854年2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85—99页。

4.英国议会辩论西方强国对土耳其战争的政策

在圣彼得堡内阁看来,如果土耳其战争引起了英俄战争,美国会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根据1825年秋天波措-迪-博尔哥给涅谢尔罗德伯爵的紧急报告[135],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俄国当时决定入侵土耳其。同现在一样,俄国当时也是打算从和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开始。

……

不列颠政府如果真正打算同俄国开战,为什么极力避免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宣战方式呢?它如果打算同法国结成真正的同盟,为什么刻意回避结成国际同盟的合法的方式呢?关于德意志各邦,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声称,它们同英国缔结了同盟,而约翰·罗素勋爵则与他相反,在当天晚上就说事实上目前与这些邦的关系同东方开始发生纠纷的时候是一样的。按照大臣们的说法,他们现在正打算搞好同土耳其的关系并建议同它缔结条约。他们没有预先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就派兵登船打算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我们从君士坦丁堡的一封来信中得知,土耳其政府的一个秘密代表曾奉命从维也纳到圣彼得堡去向沙皇建议私下和解时,我们一点也不应感到惊奇。

马克思:《2月22日的议会辩论。——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1854年2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03—106页。



(六)奥地利与土耳其的争端||返回目录


1.(奥土)条约实质上就是把多瑙河两公国转让给奥地利并使土耳其不再对它们行使宗主权

条约的第一条规定:

“奥地利皇帝应当采取一切手段——外交谈判的以及其他的手段,争取外国占领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必要时,甚至动用适当数量的军队来达到这个目的”。[136]

据此,奥地利皇帝有权不用事先向俄国宣战,就可以调任何数量的军队进入瓦拉几亚。这样一来,土耳其的一个藩属就会遭到攻击而变为奥地利统治下的反对土耳其的中立领地。第二条规定:

“军队行动的指挥权仅属于帝国总司令。而他应注意将他所采取的行动适时地通知奥斯曼军队的总司令。”

按照这条协议,奥地利人不仅摆脱了土耳其对他们决定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的一切控制,而且还取得了对土耳其总司令在瓦拉几亚领土上所能采取的一切行动的绝对控制权,他们只要通知土耳其总司令他们打算占领某个据点,就足以阻止土军开赴那里。如果考虑到除多布罗加这块狭窄的地方之外,多瑙河两公国是土俄军队之间唯一可能的战场,那么,奥地利的介入无非就是阻止土耳其扩大胜利并惩罚入侵者。

第三条规定:

“奥地利皇帝必须根据与奥斯曼政府达成的共同协议, 尽可能快地恢复多瑙河两公国的法定秩序——根据土耳其政府在该地区的内部管理方面所赋予的特权而产生的那种法定秩序。但是, 以此种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地方政权 不得把自己的职权扩大到对帝国军队实行任何控制。”

这样一来,奥地利皇帝就为自己保留了只要他认为 可能 就恢复法定秩序的充分自由;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以完全仿效俄国将军布德贝格那样,重新组织地方政权只不过是为了使它们受奥地利军事管制法的管制。

第四条规定:

“奥地利宫廷必须不同俄国宫廷缔结任何不是以承认苏丹主权和苏丹帝国的完整为出发点的和解协定。”

第五条补充规定:

“一旦土耳其政府和俄国宫廷签订和约而使本协定的目的得以实现,奥地利皇帝将 尽可能快地 采取措施,撤出他的军事力量。有关奥地利撤军的细节将与土耳其政府专门协商。”

按照这两条的前一条,奥地利保留了同俄国缔结协定的权利,只要协定根据维也纳照会[137]中所确定的维持现状原则就行。按照后一条,奥地利答应不是在它同俄国缔结协定之后,而只是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条约后才撤出它的军队。“物质保证”已经不再稳稳当当地直接操在俄国手中,它正在转到奥地利手中,奥地利被授权保持它——经土耳其政府的同意——直到土耳其赞同“两个帝国宫廷之间的和解”为止。

第六条规定奥地利人有权甚至不给予形式上的偿付而将俄国人撤走后留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剩余物品据为己有。这项协定的好处只有在德国才能够理解,那里的人民已经习惯于把奥地利驻军作为一种对自己的革命罪的惩罚来接受,而且奥地利驻军在1849—1850年间曾把那里的整片地区劫掠一空。

这个条约实质上就是把多瑙河两公国转让给奥地利并使土耳其不再对它们行使宗主权。因此,土耳其人像以前俄国人一样,公然侵犯了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人民的权利。土耳其人无权把多瑙河两公国宣布为俄国的行省,同样也无权把它们让给奥地利占领。

土耳其政府要求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拥有宗主权是根据1393、1460和1511年的三个条约。……

上述几个条约没有被后来的任何条约所取代,因而现在依然有效,根据这些条约可以得出结论,多瑙河两公国是两个承认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的主权国家,它们在土耳其政府保卫它们不受任何外敌侵犯,同时决不干涉其内部管理的条件下向土耳其政府纳贡。土耳其人非但无权将瓦拉几亚交给外国占领,而且他们自己无明显原由也不得进入瓦拉几亚境内。不仅如此,由于土耳其人这样违反了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条约而丧失了宗主权,俄国人在瓦拉几亚人向他们提出请求时,甚至可以援引被土耳其违反的条约来论证自己有权将奥地利人赶出两公国。而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俄国的政策一贯是鼓励,甚至迫使土耳其人损害瓦拉几亚人的权利,以便在他们之间煽起敌意,从而给自己制造干涉的借口。比如说,1848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年春天,几个贵族向摩尔多瓦国君呈递了请愿书,要求进行某些改革;在俄国领事的影响下,不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连写请愿书的人也被投入了监狱。这个做法所引起的骚动就成了俄国人于6月25日越过边境向雅西推进的借口。同时,瓦拉几亚国君仿效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政府的做法,答应瓦拉几亚贵族自由派的要求,进行了若干改革。这是6月23日的事情。不用说,这些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土耳其政府的宗主权。但是,它们完全破坏了俄国依据在1829年占领期间颁布的并为上述改革废除了的根本法[138]而取得的一切影响。代替这个根本法的宪法废除了农奴制并把农民耕种的一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而地主可以从国家领取赔偿费,以补偿他们放弃的土地和他们所失去的农民的劳动力。后来,在位的国君在俄国人的怂恿下放弃了王位,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来主持国事。而我们已经指出无权干涉两公国的内部事务,并且没有抗议俄国人进入摩尔多瓦的土耳其政府竟派遣苏里曼帕沙率领土耳其军队进入瓦拉几亚并发表了威胁性的苏丹告居民书;这些措施自然是国务会议在俄国影响之下采取的。瓦拉几亚人出来迎接帕沙和土耳其人并同他们结成盟友。于是签订了一项协定:临时政府将由公国总督府接替,后者开始时由六人组成,以后改由三人组成。这个政府得到了帕沙的承认,而且应帕沙的要求,也得到外国领事的承认。新宪法经过了某些修改之后也被苏丹批准了。

当时,俄国政府在向全欧洲发出的宣言中愤怒谴责瓦拉几亚人民,指责他们建立了共和国并宣布了共产主义。1848年8月1日,大批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苏里曼帕沙突然被土耳其政府召回;苏丹拒绝接见应他本人的邀请前来君士坦丁堡的瓦拉几亚代表,而9月25日,傅阿德埃芬蒂率领土耳其军队到了布加勒斯特城下,声称此行纯粹是为了消除俄军侵入这个公国的任何借口。布加勒斯特城和城郊的十万多居民听信了土耳其人的话,不带武器,穿上节日服装,以僧侣为首,出城欢迎他们。……

俄国全权代表杜阿梅尔将军就在这里随同土耳其军队一道行进,并且实际上指挥着土耳其军队。在他后面俄军跟着开到;结果签订了巴尔塔利曼尼条约[139]。这个条约除了其他一切之外,还恢复了俄国拟定的根本法,即所谓的法规,而这正是奥地利目前承诺在瓦拉几亚恢复的那种现状。

很明显,如果奥美尔帕沙现在率领他的常胜军进入瓦拉几亚,那么接受了不久前的全部经验教训并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人,就会恢复1848年宪法,而“共和国、共产主义”等1848年全部产物都会随之复活。没有人会相信,奥地利会比俄国更喜欢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土耳其政府一定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才会勉强地再次破坏自己同瓦拉几亚人签订的条约。虽然它根据经验知道这样做会有怎样的后果。能施加这种压力的只有英国大使。因此,回忆一下同一个雷德克利夫勋爵以及他在唐宁街的上司在1848—1849年对俄国人和土耳其人损害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权利的态度,是很有趣味的。

……

1848年8月,当俄军再次渡过普鲁特河开往布加勒斯特,而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已派遣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国务会议曾向英法两国大使征求过意见并从雷德克利夫勋爵那里得到这样的建议:采取俄国所规定的政策方针。

10月,当土耳其人和俄国人共同占领瓦拉几亚时,俄国人追查一个瓦拉几亚军官一直追到布加勒斯特土军总司令奥美尔帕沙的寓所,后者和傅阿德埃芬蒂一起就此事提出了抗议。土耳其政府知道这次受辱以后,声明它不愿意再跟俄国人打交道,并且命令它的军队回渡多瑙河,以便不再充当俄国人在多瑙河两公国的同谋。同时,土耳其政府威胁说要向各大国提出一项严正的抗议并且要提供一份说明多瑙河两公国发生的全部事情的详细备忘录。那位大使再次出面干涉,并打消了土耳其政府的这些意图。

马克思:《马德里的起义。——奥地利—土耳其条约。——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1854年7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371—378页。

2.奥地利要求恢复现在居住在维也纳的两位国君的权利

我已经向你们分析了6月14日的奥土条约,并且指出,这个外交上不寻常的交易的目的在于:第一,给联军不渡过多瑙河和不跟俄军接触提供借口;第二,阻挠土军重新占领整个瓦拉几亚并迫使他们从已占领的瓦拉几亚的部分领土上撤走;第三,在多瑙河两公国恢复1848年俄国强加于罗马尼亚人的旧的反动制度。现在我们果然从君士坦丁堡方面得知,奥地利已经声明抗议奥美尔帕沙渡过多瑙河的意图;它要求取得独占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以及不仅向英法军队,同样也向土军封锁该地区的权利。关于这项抗议,土耳其政府据说已经命令奥美尔帕沙目前不要渡过多瑙河,但是原则上拒绝承认奥地利独占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从自己的老师和保护者帕麦斯顿勋爵那里学会了一点东西的不幸的路西德帕沙,当然不会认真反对这种做法:实际上容许他在原则上拒绝的那些事情。可以认为,奥地利已经破坏了并在事实上废除了6月14日的条约,因为在俄军向三个方向溃退,并且没有立即退到塞雷特河左岸而把翼侧和后方暴露在奥地利的攻击面前的时刻,奥地利并没有进入瓦拉几亚。但是应当想到,根据这个著名的条约的条款,奥地利既没有义务立刻进入多瑙河两公国,也没有义务在一定期限内离开多瑙河两公国,更没有义务迫使俄国人在规定的某一期限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现在有消息说,奥地利人的确正在进入小瓦拉几亚,而俄国人正在把自己的军队调离喀尔巴阡山脉的山口并在福克沙尼集中,但是,这只是说明奥地利人不是在把俄国人挤出大瓦拉几亚,而是决定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小瓦拉几亚从而阻碍他们在奥吕塔河两岸的军事行动。显然,当时除非把土耳其军队逐出它所占领的地区并由英法军队(他们尽力避免同俄军冲突,并使土耳其人处于被包围状态)来占领保加利亚,想不出更好的计划以引起土耳其军队的暴动,这一点从英法统帅部联合告保加利亚居民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个告居民书几乎是从布德贝格、哥尔查科夫之流那里逐字抄来的。我早已向你们预言过,西方强国将为进步事业效一次劳——使土耳其这个衰老的欧洲制度的基石革命化。

奥地利不仅反对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地区的放肆行为,而且要求恢复现在居住在维也纳的两位国君的权利:冯·布鲁克先生已经通知土耳其政府,两位国君应当同首批奥地利军队一道返回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路西德帕沙答复说,土耳其政府将讨论恢复两位国君的权利是否适宜的问题,但冯·布鲁克先生坚持要履行条约的第三条,即应当恢复旧政府。读者们或许还记得,我曾请诸位注意这项条款[140]的模棱两可的措词。路西德帕沙反对说,在土耳其政府确信这两位国君没有违背他们作为忠诚的臣民的责任以前,不可能恢复他们的权利。土耳其政府对摩尔多瓦的吉卡公爵没有很大意见,但是瓦拉几亚国君施梯尔贝的行为曾经具有强烈的挑衅性质:他曾以最可耻的方式表明他支持俄国,所以土耳其政府非驱逐他不可。于是,冯·布鲁克先生便请苏丹作主,后者召开了非常会议,制订出一个折衷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两个国君 暂时 复位,同时土耳其政府任命一个高级专员负责调查他们的行动,然后再作最后决定。不言而喻,路西德并不真正反对的吉卡公爵重新掌政只是名义上的,因为摩尔多瓦仍在俄国人的手中。相反地,被土耳其政府亲自赶走并被斥骂为俄国代理人的施梯尔贝公爵的复位却是真正的恢复权利,因为俄国人已经撤出了瓦拉几亚的一部分领土,其余部分看来也将很快撤出。

……

看来,这就是土耳其政府对于塞尔维亚抗议奥地利占领的答复。不幸的土耳其政府就这样失去抗击它的公开的敌人的可能性,同时被卷入对它自己忠实的藩属的敌对的篡夺活动中。土耳其政府用6月14日的条约撕毁了它同多瑙河两公国的协定,它将用裁军的命令破坏塞尔维亚的根本法。[141]同一个政治上的步骤既会使土耳其军队发生暴动,又会把塞尔维亚和多瑙河两公国推向俄国的怀抱。奥地利要求撤出多瑙河两公国的结果竟是土耳其人被禁止进入这两个公国,而奥地利吹嘘的备战竟是塞尔维亚的裁军。

马克思:《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1854年7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428—431页。

3.土耳其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奥地利有权进入瓦拉几亚

战史上未必有过比俄军撤出多瑙河两公国更奇特的行动了。事实是,这种行动只能从外交的,而不能从战略的观点上找到解释。正如《论坛报》已经讲过的,奥地利和俄国拟定了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旦沙皇的虚荣心由于夺得锡利斯特里亚而得到满足,奥地利人就应当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在一项条款中已预计到俄国失败的可能,根据这项条款,奥地利在俄国失败时也应当占领多瑙河两公国。因此,在俄国人解除对锡利斯特里亚包围的前一天,土耳其和奥地利签订了一项条约[142],规定奥地利有权进入瓦拉几亚。条约有三个目的:不让土耳其进入多瑙河两公国;“沿整个奥地利边境建立一道防止革命瘟疫的防疫线”;最后,保证俄军安全退却。我们从克拉伦登勋爵的供认中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说,这个条约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强加于土耳其政府的——国务会议同时颁布了一项命令,让俄国人在撤退时不受追击。可见,俄军从多瑙河的仓促撤退如果不是俄奥协定规定好的,那就无从解释了。奥地利人原定7月3日把军队开进瓦拉几亚。为什么他们又延期了呢?原来他们在争取土耳其政府一次又一次的让步:首先是关于应在瓦拉几亚建立的政体问题;其次是关于把土耳其人排挤出他们自己的领地问题。随后奥地利人声明,他们占领瓦拉几亚并不意味着宣战。

……

已经开始撤退的俄军一看到奥地利错过有利的时机,便又折回来重新向多瑙河推进,因为,如果在奥地利采取行动以前就从瓦拉几亚撤退完毕,那么以后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进入这个公国了。可是这时鲁斯楚克的一位土耳其将军[143]——用《泰晤士报》的话说——“想象”俄军正在全线撤退,于是向久尔杰沃进军并给他们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使他们不可能实现任何重新占领多瑙河一线的企图。由于这次失败,俄军不得不认真考虑撤退问题;促使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是他们发现:土耳其的所谓盟国不可能再消极下去,英国政府将不得不顺从它的军队和公众而采取某些反对俄军的行动。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增强了俄军在比萨拉比亚和克里木的防御力量。例如,我们从一则电讯中得知,俄军在比萨拉比亚和赫尔松的几个团即将火速调往克里木,并由驻摩尔多瓦的几个团来接防。

可以预料到,土军不会坐失良机。本月6日,他们的前卫在伊斯肯德贝伊的指挥下进入布加勒斯特,土耳其将军在土耳其的敌人1853年进入这个城市的一周年纪念日接见了瓦拉几亚首都的代表团。

这样奥地利人又错过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并且丧失了进入瓦拉几亚的虚假借口。此时再去占领必然会使他们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

马克思:《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1854年8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468—470页。



(七)土耳其皇帝与基督教臣民的关系和西方强国的干涉||返回目录


1.土耳其皇帝施行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圣同盟的支持

大量的逮捕和大规模的迫害把德国的这个“革命”镇压下去了;法国的刺刀在西班牙,奥地利的刺刀在意大利,都暂时保证了正统国王重登王位,重掌神权,甚至土耳其皇帝对他统治下的希腊臣民施行绞杀和分尸的神权也暂时得到了神圣同盟的支持,但是他做得太露骨了,于是希腊人得到允许,脱离了土耳其的羁绊。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6年2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650—651页。

2.(英国政府)不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基督教臣民以保证,就不能进行干涉

且看极其重要的另一点。只是在关于阿尔巴尼亚爆发了希腊人的暴动[144]、暴动已蔓延到帖撒利亚和马其顿的消息传到了伦敦和巴黎之后,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才开始登船。正如罗素、克拉伦登、斯特拉特福·德·雷德克利夫勋爵的紧急函件所表明的,英国内阁一开始就迫切地等待这次暴动。这次暴动给英国内阁一个最好的口实,使它可以借口调解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的关系而去干涉苏丹同他自己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纠纷。从天主教徒开始干涉Greeks(我在这里只是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145])的事务的时候起,就可以有把握地指望欧洲土耳其的1100万居民同沙皇达成一致,沙皇在这种场合下就会真正成为他们在宗教上的保护者。在穆斯林和他们的正教臣民之间不存在任何教会宗派的纠纷,但是在宗教上对天主教徒的仇视可以说是土耳其境内信仰正教的各种民族之间的唯一的共同纽带。自从穆罕默德二世包围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起,自从希腊的海军上将、拜占庭帝国最有势力的人鲁卡·诺塔腊斯公开声明,他乐意在首都看到土耳其缠头的胜利,而不乐意看到罗马帽子的胜利的时候起,在这方面事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另一方面,曾经流传过一个匈牙利的预言,说只有消灭了可诅咒的异端的正教徒,只有土耳其人毁灭了君士坦丁堡,基督徒才能真正幸福。因此,西方强国对苏丹同其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的任何干涉都必定有利于沙皇的计划。如果奥地利打算像自己在1791年[146]那样,借口要挫败俄国派在塞尔维亚的叛变性的阴谋而去占领这个公国,那结果也是一样。让我补充一点,伦敦传说举行暴动的伊庇鲁斯人曾得到从伊奥尼亚群岛来加入他们中间的希腊人的支持,英国当局没有阻挠这些希腊人,而且联合政府的机关报《泰晤士报》在星期六的报上声称希腊人暴动的消息是一个令人非常高兴的事件。

……

但是,即使不列颠内阁过去是那样真诚,就像它现在是那样虚伪一样,它的干涉终究只能加速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它如果不要求土耳其政府给予基督教臣民以保证,就不能进行干涉,而它如果不使土耳其政府灭亡就不能得到这些保证。甚至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君士坦丁堡的来信人,一个公开的亲土耳其分子,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强国要使土耳其帝国所有的臣民在世俗和宗教方面完全平等的建议,将会立即使帝国发生混乱和内战,从而使帝国彻底地、迅速地毁灭”。

马克思:《2月22日的议会辩论。——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1854年2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07—109页。

3.联合内阁实行的叛卖性的拖延政策

联合内阁所实行的叛卖性的拖延政策,使得俄国密使有可能筹划、准备克拉伦登勋爵迫切期待的希腊人暴动。暴动于1月28日开始,据维也纳最近的紧急报告说,到2月13日已经达到十分危险的规模。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的一些地区以及伊卢萨和德洛尼亚一些区域据说已经卷入暴动。有人说,埃维亚岛的首府埃格里波举行了暴动,其严重性不亚于阿尔巴尼亚的暴动。土耳其人放弃阿尔塔和亚尼纳这两个城市而由希腊人去占领。这个情况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瞰制这两个城市的要塞仍在土军手中,我们根据在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多次战争知道,最后占据这两个城市总是取决于占据要塞。孔泰萨湾和萨洛尼卡湾地区以及阿尔巴尼亚沿岸一带将宣布戒严。我在前一篇通讯[147]中曾指出,希腊人暴动令土耳其政府最为担心的后果之一,就是它会给西方强国以机会,不去同俄国人作战,而去干涉苏丹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从而驱使信仰正教的基督徒同沙皇结成同盟。西方强国多么渴望抓住这个机会,这可以从同一班邮件带来的消息中看出:土耳其政府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条约,而且英法大使派了两艘蒸汽舰去帮助土耳其人,与此同时,不列颠驻雅典的全权公使却通知奥托国王政府,英国将干预发生暴动的地区。

……

应当注意,即使照会遭到沙皇拒绝,也 不会有宣战 的危险。可以说,而且《泰晤士报》已经这么说了,尽管又容许了拖延,积极的备战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应当指出,一方面,由于西方强国决定直接参战,土耳其政府就不可能在多瑙河一带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而在这一地区每拖延一天都会使土耳其人的状况更加恶化,因为这就会使俄国人有可能加强其前线的兵力,而且多瑙河军队后方的希腊暴动者会变成越来越严重的实际威胁;另一方面,军队在埃内兹和罗多斯托登陆会使苏丹感到为难,但绝对阻挡不住俄国人。

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1854年2月28日和3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13—115页。

4.希腊人暴动使西方强国有了干涉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大多数欧洲臣民之间关系的借口

引起巴黎和伦敦很大不安的苏丹的希腊臣民的暴动,现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们认为,再度暴动的可能性还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仔细地研究了有关整个事件的文件以后,我们确信:暴动者全部都是品都斯山脉南坡的山地居民;除了黑山强盗中的虔诚教徒外,他们得不到土耳其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同情;帖撒利亚平原的居民是还处在土耳其统治下唯一密集的希腊移民,他们怕自己的同胞比怕土耳其人更厉害。不应当忘记,这部分居民胆小怕事,甚至在希腊独立战争[148]时期也不敢起事。其余的大约30万希腊人,散居在土耳其帝国的各个城市,他们深受其他民族的基督徒的痛恨,以致凡是人民运动胜利的地方,如塞尔维亚和瓦拉几亚,所有希腊籍神父最终都被赶走而代之以本地牧师。

虽然这次希腊人暴动本身一般来说意义并不大,但是从它使西方强国有了干涉土耳其政府同它的大多数欧洲臣民(其中希腊人只占100万,而信仰正教的其他民族却有1000万人)之间关系的借口这一点来说,它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1854年3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46—147页。

5.以新的民法典取代古兰经

我们从英国报纸以及舍夫茨别利勋爵在上院作的和蒙克顿·米尔恩斯先生在下院作的报告中得悉,不列颠政府由于(至少部分地由于)希腊居民的这些运动将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改善土耳其帝国基督教臣民的处境。报告中清楚地指出,西方强国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就是使土耳其境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享有平等权利。这一点或者根本不意味着什么,或者意味着赋予穆斯林和基督徒以政治权和公民权,而不分教别,根本不考虑宗教问题。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国家同教会、宗教同政治的完全分离。但是土耳其国家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是以国家和教会、政治和宗教紧密结合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两位一体为基础的。对于土耳其帝国及其当权者来说,古兰经同是信仰和法律的源泉。但是在古兰经面前,怎么能使虔诚教徒和异教徒、穆斯林和莱雅[149]平等呢?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新的民法典来代替古兰经,换句话说,就是破坏土耳其社会的结构,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秩序。

另一方面,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主要特征,也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两位一体。在拜占庭帝国,国家和教会是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以致不记述一方的历史,就不能记述另一方的历史。……在奥斯曼帝国,按照土耳其人的东方概念,拜占庭的神权政治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教区的牧师同时是法官、市长、教师、遗嘱执行人、税吏和世俗生活中到处都出现的总管,他不是仆人,而是各项工作的主管。这里可以对土耳其人提出的主要责难,并不是他们削弱了基督教教士的特权,相反地是在他们统治之下,教会的这种无所不包的暴虐的监护、控制和干涉竟然可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因此很清楚:在土耳其实施新的民法典,即同宗教完全没有关系的并以国家和教会完全分离为基础的民法典,不仅意味着废除伊斯兰教,而且意味着毁掉在土耳其帝国存在的那种形式的正教会。难道会有人那么轻信,真的以为,不列颠现政府中那些反动的懦夫们会想到要在土耳其这样的国家里担负起包括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这样巨大的任务吗?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他们只可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蒙蔽英国人民和欧洲人民。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1854年3月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47—148页。

6.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力量变成一种宗教教派

其次,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王国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支持希腊人的起义,国王和王后[150]到边境去鼓励武装起义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希腊和得到联军支持的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已经几乎不可避免,这即使不会大大加剧普遍冲突的危险,也会使本来已很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我们得知沙皇在普鲁士调解下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的消息。[151]尼古拉认为冲突的解决要取决于土耳其的同盟国对完全解放土耳其全体基督教臣民作出保证。……

在整个这种头绪纷繁和捉摸不定的形势中,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伊斯兰强国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在走向灭亡。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不论是通过和平让步还是诉诸武力,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力量变成一种宗教教派,并彻底破坏奥斯曼帝国的旧基础。这样不仅会完全证实沙皇关于奥斯曼政府已病入膏肓的论断,而且还有人建议为了救病人而切断他的咽喉。在这次战争之后,苏丹可能在政治上形同虚设而仍留在自己祖先的宝座上,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却需要到别处去寻找。为什么俄国专制君主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自己的西方敌手秘密达成协议,原因十分清楚。他想在土耳其尽可能实现最彻底的革命,而且想使这种革命完全服从于他自己的利益。在现存政权被这样削弱之后,沙皇同这个国家的正教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关系就可以保证他握有这个国家的真正最高权力。于是他将吃到牡蛎肉,而西方政府将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这样的结局是可能的,虽然现在看来它似乎是不现实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欧洲战争》(1854年4月3日—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220—221页。

7.土耳其发出要求希腊政府召回所有希腊人的命令

读者大概还记得,1827年俄、英、法三国大使曾要求土耳其政府从希腊召回所有土耳其人,不管他们是否已在那里定居。在土耳其人拒绝这样做的时候,就发动纳瓦里诺会战[152]来强迫他们服从。现在,土耳其政府向希腊人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

根据这道命令,3000名希腊人已于4月5日在君士坦丁堡登船,据悉,士麦那的帕沙已对居住在该城的希腊人发布了命令。……

马克思:《路西德帕沙的照会。——意大利报纸论东方问题》(1854年4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241—242页。

8.土耳其与希腊断交后,英法拒绝充当希腊大使的代表

本月3日梅塔克萨斯先生离开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在不到14天的期间内他的四—五万同胞也离开了。没有一个大使馆愿意暂时代替他办理日常事务。奥地利大使拒绝的理由是:既然法国和英国是希腊的保护国,那么它们的使领馆有责任在此期间充当希腊的代表。普鲁士也不接受,因为奥地利已经拒绝了。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声明在这个时候要他们充当梅塔克萨斯先生的代表是不适宜的。那些小国的代办则认为竭力回避表示同情或反感才是上策。因此,梅塔克萨斯先生只好把自己的一个随员留下。然而不久发现这位代理人滥用土耳其政府授予他的权力,尽力地把护照发给希腊的莱雅,使他们有可能加入阿尔巴尼亚起义者的队伍。因此希腊使馆的职能被完全取缔,而把签发护照的事宜交给由两个土耳其人和两个莱雅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办理。

与此同时公布的一项通告声称:希腊王国的任何一个臣民,如果愿意做苏丹的臣民,只要他找到两个有声望的人担保他行为端庄,就可以获得批准。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公开威胁说要在临走前火烧和洗劫该城,因此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土耳其士兵日日夜夜进行巡逻,在佩拉的大街上架着50门火炮。从日落到午夜,城内或郊外的行人和车马都必须点灯;而午夜以后禁止任何通行,并且特令禁止粮食外运。信奉天主教的希腊人在佩拉的天主教主教担保的条件下,被允许留下。这些蒂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和锡罗斯岛出生的人大都属于家仆等级。海德拉岛居民上书土耳其政府,强烈谴责希腊人暴动,同时恳求政府不把反希腊人的一般措施扩大到他们身上。帖撒利亚地区特里卡拉的土耳其帝国属下的希腊臣民也派了代表团,请求土耳其政府立即保护他们免受希腊强盗的迫害,这些强盗把整座整座的村庄焚毁,而对居民,则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赶到边界附近去受极为残酷的折磨。

马克思:《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1854年4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245—246页。

9.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

土耳其人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西方盟友,不信任他们和敌视他们。土耳其人开始把法国和英国看作是比沙皇本人更危险的敌人……同时,土耳其人开始普遍具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情,即宁愿满足尼古拉的单一要求,也不愿做一伙贪得无厌的强国的玩物。

马克思:《希腊和土耳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小麦销售量的缩减》(1854年4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246—247页。

10.现在西方列强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

西方列强把君士坦丁堡的外交部抓到了手,并且不仅是外交部,还有内务部。自从奥美尔-帕沙由保加利亚乘船到达克里木时起,土耳其就不再指挥自己的军队了。现在西方列强正把手伸向土耳其的财政。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借国债,而且是在得不到贷款的情况下借国债的。它陷入了这样一个地主的境地,这个地主不仅抵押土地来进行借贷,而且必须让抵押物的持有者有权支配贷给他的钱款。他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地产本身也交给抵押物的持有者。

马克思:《帕麦斯顿。——大不列颠统治阶级的生理现象》(1855年7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424—425页。



(八)联军的对俄战争||返回目录


1.英法的远征

2月5日土耳其政府同西方强国的条约批准书(其中一条规定:土耳其政府未经四强国的同意不得同俄国签订和约)刚在君士坦丁堡交换过,四强国代表就同土耳其政府开始了关于土耳其基督徒今后地位的谈判。……

……联合内阁打算保持土耳其帝国欧洲部分的完整,办法就是把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鲁米利亚以及帖撒利亚变成像多瑙河两公国那样的国家。如果土耳其政府接受这些条件,那么在土耳其军队取得胜利的时候势必引起土耳其人自己之间的国内战争。

……

如果英国和法国将占领君士坦丁堡和鲁米利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也许还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山,而俄国被允许加强它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阵地,那么,这看上去无非是要最后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土耳其现在的处境比1772年还要坏。当时普鲁士国王为了诱使叶卡捷琳娜女皇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因为多瑙河两公国被占领有引起欧洲冲突的危险),曾建议对波兰实行第一次瓜分[153],这样可以补偿俄土战争的费用。我们还记得,当初土耳其政府投入对叶卡捷琳娜的战争,是为了保卫波兰不让俄国染指,而结果波兰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祭坛上的牺牲品。

马克思:《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1854年2月28日和3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11—113页。

2.俄军准备对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实行强攻

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土耳其大要塞中最薄弱的一个,在易于步兵突破的距离内,有一些我们确信自上次战争[154]以来没有设防的高地控制着它。但是,正是这个在1810年经四天强攻后失守的锡利斯特里亚,却在1828—1829年经受住了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两次封锁,并在正规的围攻开始后坚持了三十五天,在主墙被打开缺口之后坚持了九天。看来不如说,这个命运如此变化无常的要塞,它的坚固性和防御能力是无法估量的。[155]

但我们还是假设,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强攻下将会失守,不过这决不会为敌人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为了进攻苏姆拉和瓦尔那,敌人必须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留下不少于六千人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锡利斯特里亚可以成为另一个位置比较适宜的据点的桥头堡。敌人大概不会去进攻苏姆拉,因为即使占领了这个极好的设防营垒,它也只是夺去了对方一个极好的阵地,并没有为自己获得同样的阵地。苏姆拉挡住了俄军越过巴尔干的通道,但是夺取苏姆拉并没有给俄军打开这条通道。

苏姆拉的意义在于它是通向瓦尔那的钥匙,而瓦尔那则是通向小巴尔干的钥匙。瓦尔那的防御工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但在守军满员的情况下,要围攻这个要塞,对付这些工事就足足需要一个两三万人的军。不仅如此,除了这些用来顺利完成围攻任务的兵力之外,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去掩护执行围攻任务的部队,以免受到来自苏姆拉设防营垒的偷袭,因为土军可以在那里集中自己全部兵力。1828年,瓦尔那守军在要塞围墙被攻破两个缺口之后坚守了 三个星期 ;而当时的情况是,俄军舰队控制着黑海,土耳其人却没有任何能够反击围攻者的军队。现在我们假定,锡利斯特里亚已被夺取,瓦尔那和苏姆拉正面的许多极难克服的河川防线已被强渡,而且瓦尔那已被封锁;俄军是否可能留下足够的兵力来制止苏姆拉发挥作用呢?而土耳其人却能够从苏姆拉出发,不仅对围攻瓦尔那的敌军,而且在多瑙河一线,以及对俄军的哪怕是一条交通线,采取行动,从而迫使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兵力调离主力部队,以致最终必然会使他们因兵力极度分散而力量削弱。

恩格斯:《土耳其战争》(1854年4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223—224页。

3.(英法土联军)对克里木的远征

7月30日从君士坦丁堡来的电讯提到的几乎全是计划中的对克里木的远征。一支由20艘舰艇组成的分舰队在布律阿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并在布朗和康罗贝尔两位将军的随同下,于7月21日离开巴尔奇克去侦察从阿纳帕到塞瓦斯托波尔一带的海岸。27日,这支舰队返回原地。康罗贝尔和布朗返回后立即前往瓦尔纳,向圣阿尔诺和拉格伦勋爵报告他们执行任务的结果。英法军队分散在瓦尔纳和库斯坦杰之间,以便于在不同的港口登船。看来,登船已在7月29日或30日完成。土耳其舰队已经驶入黑海,全部英法海军必定已经在瓦尔纳所处的纬度的海域集中了,因为在本月1日该地集结了大批军用运输船。……

多布罗加已被俄军完全放弃,现在已由36000名土军和法军占领。土军驻扎在巴巴达格,据说已接到进攻图尔恰的命令,而法军也将进攻加拉茨。

马克思:《撤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波兰。——西班牙人民的要求》(1854年8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470—471页。

4.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1815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

俄国在欧洲所取得的优势是同维也纳条约有密切联系的:因此任何反对这个强国的战争,只要它不是从一开始就宣布废除条约,就必然会造成一系列的讹诈欺骗和阴谋勾结。然而目前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废除维也纳条约,而是通过把土耳其补加到1815年的议定书中来巩固这个条约。有人希望,从这时起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就会开始,各国政府将能够仅仅为了使欧洲思想界“平静”而作共同的努力。下面从一位普鲁士元帅克奈泽贝克的小册子“维也纳会议开会期间拟定的关于欧洲均势的备忘录”中摘出的几段值得注意的话的译文可以表明,早在会议期间,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就十分清楚地懂得,保存土耳其就像瓜分波兰一样,是他们的“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马克思:《奇怪的政策》(1855年6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344页。

5.卡尔斯的陷落

在6月25日至7月12日这个期间,英国政府是了解卡尔斯岌岌可危的处境的,但是它袖手旁观,没有去支援这个要塞,甚至连一封电报也没有打过。可是,自从决定要打乱土耳其的任何一个支援卡尔斯的计划那天起,英国政府突然表现积极,大肆活动。

……

如果说卡尔斯是埃尔斯伦的门户,那么埃尔斯伦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门户,也是安那托里亚的战略要道和商业要道的汇合点。卡尔斯和埃尔斯伦一旦落入俄国手里,英国via〔通过〕特拉比曾德到波斯的陆上贸易就会立即中断。英国政府对这一切情况非常了解,但它却在这些地点都还平安无事的时候就冷静地建议土耳其政府交出它在亚洲门户的钥匙,并且请被围的卡尔斯军队撤退到曾被禁止去援助被围部队的援军那里去。“如果说必须击败俄军”,——伯爵阁下这样说(他好像是在问:需要这样做吗?)——那么根据他的意见,俄军越是深入土耳其境内,也就是说,土耳其的要塞和领土落入俄军手里越多,俄军实际上越是接近君士坦丁堡,他们所遭到的失败就越彻底,而且也越容易。

……

“多布”称之为轻率而冒险的土耳其的建议,从它总的意图来看,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建议,我们认为它是这次战争进程中所产生的唯一的战略思想。这个建议就是:占领围攻部队的离开中心的阵地,威胁梯弗里斯这个俄国在亚洲的统治中心,使穆拉维约夫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从而迫使他从卡尔斯城郊撤退。进行这样的明格列里亚远征,不仅可以援助卡尔斯,而且可以在各个地区转入进攻,因而能取得在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的优势——迫使敌人转为防御。但是,危局已经临近;所以,为了使这种计划能够得到顺利的结局,就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来实现这个计划,并且还要保证自己得到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因为穆拉维约夫把居姆里(专门用来防御土耳其人的要塞)当做在他的直接后方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因此,在没有确信敌人向梯弗里斯的推进确实会对他造成威胁以前,他是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的。要实现这个计划,就至少要有55000人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登陆,占领库泰依斯并穿越哥里盆地。后来奥美尔—帕沙率领36000人进行了这样的远征,当他快到里昂河时,他的部队只剩下一共不到18000—20000人。

毫无疑问,在埃尔斯伦,一支2万人的军队比在明格列里亚一支4万人的军队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土耳其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根据蓝皮书的材料,俄军在梯弗里斯的数量没有超过15000人,而别布托夫的增援部队当时还未到达。此外,据奥美尔—帕沙的判断,一支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因而相当庞大的军队带着必需的贮粮、弹药和武器,从特拉比曾德开赴埃尔斯伦,然后再开往卡尔斯,就要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最后,既然土耳其政府提出了正确的计划,而又没有必要的器材,那么它的盟国就有责任保证向它提供足够的器材,而不是自己另提一个错误的计划。当时有6万土耳其军队被封锁在克里木,动弹不得,而这是土耳其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

……

除了英土部队外,土耳其政府还掌握有什么部队呢?而这部分部队,从克拉伦登和潘缪尔的急电中可以看出也只不过是一种旨在使土耳其政府丧失它所掌握的最后一批兵力的诱饵而已。

然而英国政府提出过自己的什么计划来反对土耳其的计划没有?难道它不准备派英土部队去特拉比曾德,然后再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或卡尔斯去吗?

……

……十分明显,英国政府提出埃尔斯伦方案,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方案,而是为了打乱土耳其政府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它反对的不是援助卡尔斯的某一个具体计划,而是援助卡尔斯的一切计划。

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一》(1856年3月底—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677—682页。

6.英国在战略上动摇不定

英国政府由于在战略上动摇不定,三个月来不能对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因此,它最多能做到的是:在当时急速派遣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via〔取道〕埃尔斯伦去负责恢复这个城市和卡尔斯之间的交通线。联军是黑海的主宰,而英国政府又完全掌握着由比特桑将军指挥的4000名巴希布祖克——这是土耳其唯一具有战斗力的非正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特拉比曾德登陆以后,过十天就能到达埃尔斯伦,给卡尔斯护送军粮,从而使要塞能继续抵抗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可以坚持到亚美尼亚的严冬的来临,到那时候,围攻者将不得不停止进攻。

……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是固执地坚持via特拉比曾德向埃尔斯伦远征的。可是,在俄军占领了埃尔斯伦和卡尔斯之间可以通行的大道并切断了一部分给卡尔斯军队准备的军粮的运输线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土耳其政府就背着英国大使馆独自采取行动,企图立即从特拉比曾德进行支援。

……

如果在特拉比曾德、锡瓦斯和埃尔斯伦之间划三条线,那么就可以看出,这三条线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正是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那条线,这条线比每根腰线约短三分之一。因此,把增援部队直接经特拉比曾德派到埃尔斯伦去,而不是把土苏姆-帕沙从君士坦丁堡派到特拉比曾德,经特拉比曾德又“可能”派到锡瓦斯,在锡瓦斯他再花些时间去召募非正规部队,然后又可能率领他们到埃尔斯伦,——这就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太迅速了,因而使英国大使不能不责备土耳其人。

……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而被它的盟国所破坏的另一个作战计划,那么我们就会陷入错综复杂的迷宫,而难以找到一条出路。

……

因此,在土耳其政府和它的总司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意见分歧。当他们接到伦敦的指示,要把叶夫帕托利亚的军队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并从他那里抽出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和刻赤的军队时,无论土耳其政府或者奥美尔-帕沙都同样感到惊讶。英国政府捏造了急电中的上述那段话,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英国政府竭力要向舆论界隐瞒以下的事实:一方面,它要在法国政府面前显示它是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计划的,同时它又简单地重新编排了一下词句,把土耳其政府原来的建议变成了一种直接与它相反的东西。这样就有新的理由来进行争论了。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整个8月和9月就都花费在发布命令和取消命令上面了。甚至从蓝皮书中文件的排列次序上也可看出英国政府的弄虚作假。

……

……这个奇怪的军事外交悲剧演出前后顺序的特点是:一切旨在拖延时间的急电都到得特别快,而那些似乎主张迅速行动的急电却不知什么缘故到得特别慢。……克拉伦登的一切行为——鼓励土耳其政府在整个7月份内从事研究维维安的远征问题,把同波拿巴的谈判推迟到8月,在给巴黎的急电中用捏造的建议(波拿巴接受这个建议无疑会在这个错误的喜剧中引起一场新的混乱)来代替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一切行为是为了一个目的:消磨时间。

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二》(1856年3月底—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684—694页。

7.英国政府在援助卡尔斯方面设置障碍

法国政府只是反对缩减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又增加了一道障碍,即禁止动用叶尼卡列的土耳其部队。……

因此,我们看到,克拉伦登又重新扩大了自己的禁令范围。克拉伦登想起7月15日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谈到,奥美尔-帕沙打算率领“他的一部分驻在这里〈即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军队,率领由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25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以及炮兵”进行行动,因此他现在就禁止土耳其政府动用刻赤的守备部队;他把波拿巴反对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撤退军队的意见扩大到整个克里木,只是把叶夫帕托利亚除外,但是在叶夫帕托利亚,把要召回的部队的数量甚至也削减到10000—12000人,而不是他在8月1日给法国政府的急电中所提到的2万人。他像小丑那样幽默地授权土耳其政府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找部队。他在伦敦安装了炸弹,现在他可以静候这枚炸弹在君士坦丁堡爆发。

……只要翻阅一下卡尔斯文件,每个人都会相信,英国政府是在坚持不懈地力图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然而我们所发现的伪造、歪曲和欺骗行为都证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是在弄虚作假的,同时还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政府早就有一个深思熟虑但又不敢公开讲明的计划。

……

在8月13日以前——正好是奥美尔-帕沙向联军将领提出他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后一个月——土耳其政府受到英国政府反对远征的严重影响,因而停止了为援助卡尔斯而作的全部准备工作。直到8月13日,土耳其政府才终于摆脱了这种悲惨处境,并且满意地得悉,它的西方盟国同意了它在7月22日所作的决定。现在它终于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穆拉维约夫,而不是对付克拉伦登。8月15日召开了奥斯曼帝国会议,讨论和寻求援助卡尔斯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次讨论的结果使人感到十分惊讶,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

因此,按照奥美尔-帕沙的意见,实现伦敦的计划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土耳其军队会丧失掉最后一点战斗力,土耳其军队和不列颠军队的团结会遭到破坏,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会故意被派去送死,补充叶夫帕托利亚土耳其部队的全部既定计划会遭到破产;同时也必然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奥美尔-帕沙在军事上的声望会遭到损害,而明格列里亚的军队也会遭到和卡尔斯守军同样的命运。雷德克利夫在把这个强硬的抗议转告克拉伦登时,甚至没有想到,他自己成了一种工具,正如人们所说的,土耳其政府通过这个工具,似乎把一个与伦敦的计划相同的计划转给了克拉伦登勋爵。

因此,我们有新的无可争辩的根据来证明,7月23日急电中所说的土耳其政府的建议,乃是伦敦的伪造物,而克拉伦登在8月1日的电报中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计划时,就已很明显地意识到,他是在进行笨拙的伪造勾当。

克拉伦登的计划准确地按照他的意图实现了。土耳其政府终于得悉:英国政府一般是同意土耳其的远征的,但同时也了解到,英国政府反对实现这次远征所必需的一切细节。在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浪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反对克拉伦登的埃尔斯伦方案之后,现在又不得不浪费更加宝贵的一个月——8月来反对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

……

8月已经快完了,而土耳其政府仍然感到自己在行动上受到克拉伦登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的束缚。

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三》(1856年3月底—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695—704页。

8.卡尔斯陷落的真实原因

克拉伦登通过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终于在整个8月里阻挠了土耳其政府的一切行动。

……

克拉伦登刚一确信卡尔斯的粮食最多能吃到10月初,而另一方面雷德克利夫又向他证实了,甚至在联军的运输船只的帮助下,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最早也要到10月初才能抵达列杜特-卡列,因此他认为促使法国政府采纳土耳其计划就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险了。

……

奥美尔-帕沙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经过情形在蓝皮书里没有记载,但是已经透露出来的材料足以表明,盟国政府甚至在较晚的时期,即在他们十分勉强地同意远征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已被占领的时候,还在远征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

但是,计划的无止境的变动,这是英国内阁一手造成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刻不容缓的需要,这是一个空洞的借口,因为联军在占领这个城市之后,守卫的只是一片废墟,而必要的运输工具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唐宁街一直在发布一些徒劳无益的命令,把维维安部队从瓦尔那运到叶尼卡列、刻赤、叶夫帕托利亚,又从这些地方运回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些阴暗的预感由于土军9月29日在卡尔斯城郊对俄军强攻纵队的像流星般的光芒一样的胜利而瞬息间消逝了。威廉斯将军在当天写的报告中把这一天称为“土耳其军队的光荣日”。

……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早在7月份,帕麦斯顿在议会关于给土耳其贷款问题进行辩论时就说过,土耳其政府现在感到资金极端缺乏,它今后的全部行动将取决于它目前是否能得到资金。议会同意给予贷款,而英国政府在1855年8月也宣布了这笔贷款;但是从呈交议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在拨给土耳其政府500万英镑贷款中,到1856年1月29日只支付了200万,甚至这笔款项也是分成数目不大的10万英镑一份寄出的。

……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恰好在卡尔斯投降的那一天,土耳其陆军大臣令人信服地向英国军事顾问说明了这场灾难的真实原因,即由于联军不让土耳其政府调动它自己的部队,所以奥美尔-帕沙的远征就拖延下来了,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不让土耳其政府使用它自己的资金,所以在10月和11月,一切战斗行动就都停止了。

……

在克拉伦登不断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使它的兵力失掉活动能力并迟迟不把它自己的钱交给它的整个时期内,我们看到,他由于劝土耳其政府坚决行动、责怪它动作缓慢而一再使被束缚住手脚的土耳其政府感到讨厌。在世界史上未必能找到比英国政府所干的事情更能引起人们苦笑的事情了。英国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上进行冒险活动并且重赏促成这些失败的肇事人,而把英国变成了欧洲的取笑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同一个英国政府又以古罗马的卡托一般的最严厉口吻责备土耳其政府,说它的军事活动家和民政当局犯了错误。萨德勒之流的政府愤怒地指责帕沙们的卖身投靠;科德林顿和埃利奥特之流的靠山们坚决要求惩办塞里姆-帕沙和塔希尔-帕沙;辛普森的improvvisatori〔即席作者们〕生气地对奥美尔-帕沙的靠山们皱起眉头;潘缪尔——“请关怀一下多布”——教训土耳其陆军大臣;唐宁街及其斯密斯之流的医生们,以及它的菲耳德之流、艾雷之流和戈登之流甚至在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会议上,为了在装运洗膛杆和冲子时没有捆扎好,没有用蒲席包装而责骂特拉比曾德的某一位帕沙,——这就是东方战争的真情实况。而首先要看到的是勇敢的克拉伦登用他那扣人心弦的言词在抱怨土耳其政府的冷漠态度!

马克思:《卡尔斯的陷落——四》(1856年3月底—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705—712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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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黎和约
(十)巴黎和约未能解决的东方问题
(十一)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及其后的俄土关系

三 殖民主义的统治与掠夺

(一)英国对波斯、阿富汗的入侵和对也门的占领
(二)土耳其、波斯沦为半殖民地
(三)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掠夺

四 亚洲的觉醒与民族解放斗争

(一)民主革命运动
(二)民族解放运动
(三)苏俄与西亚人民相互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五 论非洲古代社会

(一)非洲部落的社会结构
(二)非洲早期居民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
(三)非洲古代文明

六 论非洲民族与宗教

(一)非洲民族与种族问题
(二)宗教问题



(九)巴黎和约||返回本楼目录


1.关于四项条款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

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研究和草拟各项问题的报告。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关于四项条款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

……

采纳这第四项条款,就必然会使奥斯曼帝国丧失独立,但是公认的战争目的是保卫它的独立;这个条款的非法性在于:英国和法国未经土耳其同意就作出这样的让步,而且不顾土耳其的反对,英国和法国还是坚持要在维也纳会议上讨论这项条款。……

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同俄国的战争中遭到失败而不得不要求和平,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代表第三国提出这样的建议。为了消除这种非法性,英国和法国应当一开始就公开转到俄国这一边而向土耳其宣战。同第四项条款意味着放弃土耳其的独立一样,第一项条款意味着放弃它的完整;第一项条款同第四项条款一样,未经有关方面同意就作出了让步,因为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经明白表示,他将不同意讨论第一项条款。

我们认为,在保证必须使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依旧归土耳其统治的背后,却暗含着把这些地方从土耳其夺走的意思。“今后不应准许对这些地方作任何特殊的保护”这句话在第五节作了解释,即把五个强国同土耳其政府列于同一地位——几国的最高执政者共同实现自己的权力的地位。这句话最后体现在英法在维也纳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中: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由欧洲的一个执政王朝的王室成员中选出的某个世袭君主来统治。英国放弃了它所宣布过的打算,不承认我们的盟友土耳其的权利,而且由于这一切是在俄国军队被迫撤离土耳其领土而法国和英国军队又未给土耳其以任何援助时发生的,因此英国的这种行为就更为可耻了。因为放弃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发生在远征塞瓦斯托波尔之前,由此就必然得出结论:这次远征是为了用武力来取得对这种放弃的同意,即一方面利用土耳其资源已经耗尽的情况来强使土耳其同意,另一方面以表面上对俄国的胜利安慰英国来强使英国同意。

……

伦敦7月28日。北明翰文件中关于第二项条款谈到:

……把多瑙河口归还给土耳其,这是英国和俄国之间一切真正的战争中的重大要求之一。但是在英国向俄国提出的建议中,根本没有提到多瑙河口的问题。

马克思:《北明翰代表会议:丹麦王位继承问题和四项保证问题》(1855年7月27日至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458—462页。

2.罗素主张接受以奥地利建议为基础的和约

在自由主义反对派内,格莱斯顿正在拼命攫取领导权。格莱斯顿在他最近一次自认为是典范的有关土耳其贷款的演说中,巧妙地为同俄国的媾和进行辩护,证明这场战争是靠牺牲土耳其和一些正在斗争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人进行的。罗素已经预感到议会休会期间的可怕的失败和议会复会时的关于媾和的叫喊了。……罗素既不同于帕麦斯顿,因为已经不在政府内,又不同于格莱斯顿,因为还不是反对派——这种情况使他能够把剽窃作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因此,昨晚罗素起来发言,一开始他就保证说,他“不打算缩小也不打算夸大政府的责任”。但是他说这个责任是巨大的。今年就已为战争花去4500万英镑,为这笔巨额款项而应遭到谴责的时刻正在到来。……在亚洲沿岸,土军正面临着大的灾难。派遣一支为数2—3万人的外籍军团作为增援部队到那里去的希望已经破灭。他说他感到遗憾的是他从维也纳发出的紧急报告没有提交给议会。关于能否接受以奥地利最近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和约,土耳其大使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如果违背土耳其的意志继续进行战争,那么将来的问题就不是贷款的保证问题,而是津贴问题。……

帕麦斯顿回答说:他不是那种先对宣战承担重大责任然后又害怕对进行这场战争负责的人。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人。(帕麦斯顿的确知道“负责”的结果是什么。)帕麦斯顿宣称:媾和的条件取决于战争的结果,而战争的结果取决于各种情况,也就是取决于机会。(因而机会对战争的结果负责,而战争的结果又对媾和条件负责。)据他(帕麦斯顿)所知,土耳其完全同意法国和英国的看法。即使不是这样,那么也应当记住,土耳其仅仅是反对俄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说“文明的”西方列强应当比衰老的东方列强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有利的。

马克思:《评议会的辩论》(1855年8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541—543页。

3.和约强加于(土耳其)的义务加剧了(它)的极度衰颓和软弱

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更加把俄国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现在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中就已经暴露出来的、并且被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那种极度衰颓和软弱,已足能说明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这样普遍地躁动不安了。可见,俄国虽然把一条窄小的土地暂时牺牲——因为显然它一有机会一定收回,却换得了在实现自己对土耳其的谋划方面的长足进展。加紧分裂土耳其和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行使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肇始时所追求的目的;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更大程度上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1858年10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649页。



(十)巴黎和约未能解决的东方问题||返回本楼目录


1.俄、普鲁士、撒丁同英、奥之间在多瑙河流域诸省与土耳其实际脱离问题上产生争执

据说,大约在14个月以前已经由巴黎和约[156]解决了的东方问题,现在由于外交活动在君士坦丁堡的停顿,竟然又成了悬案。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大使馆在该地降下了它们的国旗,同土耳其政府断绝了关系。支持土耳其国务会议反对四强的要求的英国和奥地利大使,则同时宣布他们不怕对这一冲突可能引起的后果负任何责任。

这些事件发生在本月6日。戏剧的情节还是旧的,但是剧中人物交换了角色,通过新的演出,剧情具有了某些新意。这次打先锋的已不是俄国,而是法国。它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图沃奈尔先生,用有点装腔作势的、缅施科夫式的语气,强烈要求土耳其政府撤销在摩尔多瓦的选举,因为摩尔多瓦的卡马康[157]沃戈里德斯违反巴黎条约,通过不正当的干涉,竟让反对合并的人获得了多数的代表名额。[158]土耳其政府拒绝接受这个要求,但表示同意把卡马康召到君士坦丁堡,让他来回答对他这次行为的指责。图沃奈尔先生傲慢地否定了这个建议,坚持要委托设在布加勒斯特的欧洲改组委员会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调查。在这个委员会中,法国、俄国、普鲁士和撒丁的代表占多数,这些人正是赞成多瑙河两公国合并、指控沃戈里德斯的非法干涉的人,因此,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奥地利大使的挑唆下,当然拒绝让自己的死对头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裁决一切。灾难也就由此产生了。

显然,现在争执的真正问题,仍然是那个曾经引起对俄战争的问题,这就是:让多瑙河两公国完全脱离土耳其,不过这次不打算采用“物质保障”的形式,而打算采用两公国合并,由一个欧洲傀儡君主统治的形式。……

俄国极力要实现多瑙河两公国合并,奥地利则极力反对这种合并。奥地利很了解这个方案的主要动机,它更直接地针对的是自己,而不是土耳其政府。

马克思:《东方问题》(1857年8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88—289页。

2.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储藏起来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俄国代理人和法国代理人开始蠢动起来,他们力求制造一次政治宗教殴斗,——前者在达尔马戚亚,后者在叙利亚沿海一带,——而且,在门的内哥罗和黑塞哥维那的骚动迫使土耳其政府撤出驻留在叙利亚的几乎全部土军,从而为黎巴嫩野蛮部落间特别尖锐的斗争留下了毫无阻碍的场所之后,这两个运动就遥相呼应起来。……

……但是,彼得堡和巴黎的阴谋家为了防备他们对普鲁士的引诱不能得手,便把令人震惊的叙利亚屠杀事件储藏起来;这一事件准能成为法国干涉的借口,而法国的干涉则会给全欧战争在大门走不通的情况下打开后门。至于英国,我只补充一下,1841年帕麦斯顿勋爵供给德鲁兹人武器,至今他们还掌握着这些武器;1846年通过同沙皇尼古拉的协议,他事实上消灭了控制黎巴嫩野蛮部落的土耳其统治,并且为它们搞到一个假独立[159],这种假独立在外国阴谋家的巧妙指导下,随着岁月的消逝只能结出血腥的果实。

马克思:《叙利亚事件。——英国议会会议。——不列颠的贸易状况》(1860年7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10—112页。

3.叙利亚的屠杀和俄法同盟之间有秘密联系

我在上一篇通讯[160]中认为叙利亚的屠杀和俄法同盟之间有秘密联系的看法,在拉芒什海峡彼岸得到意外的证实,这就是丹屠先生于上星期二出版的据说是艾德门·阿布先生写的小册子“叙利亚和对俄同盟”。

马克思:《俄法同盟》(1860年8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21—123页。

4.土耳其抗议法、俄策划叙利亚远征得到奥、普的强烈支持

土耳其政府对法国和俄国最初所筹划的那种叙利亚远征[161]的抗议,看来得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烈支持,而帕麦斯顿勋爵既在不久前即辩论防务时选定了路易-拿破仑作为不列颠所疑惧的主要对象,于是就不能不把自己的权威地位抛在天平上加重土耳其和德意志各邦这一边了。

马克思:《纸张税。——皇帝的信》(1860年8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29页。

5.在俄国报刊上,每天都充满着必须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实例和证据

俄国政府由于它不能解决农奴制问题、财政问题,再加上波兰问题的再度紧张,正促使它去进行战争,作为安抚国民的最后一着。所以,根据政府的命令,对于帝国全境的各个地方和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响起的怨言,一律都用狂叫为土耳其境内不幸受难的基督徒复仇的声音压制着。在俄国报刊上,每天都充满着必须对土耳其进行干涉的实例和证据。

马克思:《粮食价格。——欧洲的金融状况和备战。——东方问题》(1860年8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59页。



(十一)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及其后的俄土关系||返回本楼目录


1.如果让土耳其人放手地去干,他们是能很好地收拾俄国人的

我完全相信,战争很快就要开始。俄国人陷得这样深,已经不可能后退了,而土耳其人对于任何入侵当然要进行抵抗。英国将来无论如何是要保卫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但目前我们认为它还不会这样做;我确信,如果让土耳其人放手地去干,他们是能很好地收拾俄国人的。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阵地是欧洲最坚固的阵地之一,况且,只要那里还没有修好铁路和公路,在那里可以使用和供养的俄国军队就最多不会超过十万至十五万人。因此在鲁舒克、锡利斯特里亚、瓦尔那和苏姆拉[162]四边形要塞区战争大概将是持久的,而且土耳其人将比俄国人更容易坚持这场战争。所谓的保加利亚自治无非是要把土耳其人从这个坚固阵地上驱逐出去并使君士坦丁堡暴露出来以便俄国入侵。而土耳其人当然不会容许任何会议把这强加给他们。[163]如果你想确切了解,俄国人在那里将碰到些什么困难,我可以送给你一件圣诞节的礼物——毛奇的著作《1828—1829年俄土战争》1836年[164]柏林版;这本书很好,你同时还可以从中找到对于了解即将爆发的战争所必要的专门地图。这一次同1828年比较,差别如下:

(1)土耳其人有军队,

(2)锡利斯特里亚、鲁舒克等等的四周设有现代化的独立的堡垒,

(3)土耳其人拥有仅次于英国的最强大的装甲舰队并在黑海上完全占统治地位,

(4)俄国军队正在改组的过程中,因此对战争准备不足。

恩格斯:《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76年12月1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16—217页。

2.英国派遣军队大概足以阻止苏丹单独媾和

俄国人的机动是十分冒险的,但是既然土耳其的作战方式仍然同上个月一样,从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苏姆拉和鲁舒克[165]以集结的兵力突击俄国人的翼侧并予以击溃。现在 他们据有 巴尔干最好的山口(施普卡),很容易把守,可是据今天的消息,土耳其人把军队从苏姆拉经延保利[166]调往鲁美利亚,要在那里堵截俄国人的道路,而不是把军队从鲁美利亚(阿德里安堡[167]的守备部队除外)拉到苏姆拉并全力向西斯托夫[168]挺进。土耳其司令部显然 吓坏了,从而犯了这种错误。同时,它到处把 完全成熟 的庄稼留给了俄国人,以致后者有充足的军粮。阿卜杜-凯里姆把土耳其军队弄到这样的境地:百分之二十以上躺在医院里,《科伦日报》的普鲁士尉官说,他在苏姆拉见到大批喝醉酒的土耳其军官(不是士兵)。这一切都是无所作为的结果。看到那样极好的阵地和那样上等的士兵材料没有得到利用,真是令人气愤。虽然如此,俄国人终究还是没有逼近君士坦丁堡,甚至不能够迅速地断绝四边形要塞区[169]中的土耳其人的军粮。此外,离结局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可以供他们利用了,因此,尽管土耳其人干了种种蠢事,今年的战争几乎已注定失败……只要那里不是老发生各种意外的事情!英国派遣军队大概足以阻止苏丹[170]单独媾和,所以这是好事。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7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57—58页。

3.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

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这有两个理由:

(1)因为我们研究了 土耳其农民 ——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 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 之一。

(2)因为 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 (它的因素大量存在), 从而 会加速 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

情况的发展不是这样。为什么?由于 英国奥地利的叛卖

……

奥地利 阻挠土耳其人获得他们在门的内哥罗的胜利果实等等。

最后——这是他们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土耳其人 在君士坦丁堡 没有及时进行革命 ;因此,旧塞拉尔制度的化身、苏丹[171]的女婿 马茂德-达马德 仍然是战争的真正指挥者,而这就无异于 由俄国内阁直接指挥反对自己的战争 。这家伙一再使土耳其军队处于瘫痪状态和陷入窘境,这一点连最小的细节都可以得到证明。其实这在君士坦丁堡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 加重了土耳其人的历史过失 。在这样的最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

……

这样所造成的结果简直就是 奥地利的崩溃 ,如果俄国的媾和条件被接受[172],从而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今后仅仅在形式上存在的话,这一崩溃是必不可免的。土耳其是 奥地利抵挡俄国 及其斯拉夫侍从的 堤坝 。因此,在适当时机自然要首先把“波希米亚”乞求到手。

……

但是这整个历史还有其它方面。 土耳其奥地利 是1815年重新修补过的旧欧洲国家制度的最后支柱,随着 它们 的覆灭,这种制度将被彻底摧毁。将要在一连串战争(起初是“区域性的”,最后是“全面的”)中出现的这种崩溃,会加速所有这些炫耀武力、外强中干的国家的 社会危机 以及随之而来的 灭亡

马克思:《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8年2月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4—297页。

4.(把)土耳其人同波兰人合并到一起,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渴望向欧洲复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俄国的旗帜下

俄国的外交远不是支持“基督教”对“新月”的无理的仇恨。它认为,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已被压缩到君士坦丁堡和鲁美利亚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在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却有巩固的内地,因而应该通过攻守同盟使之受制于俄国。

在最近的一次征讨中,十二万 波兰人 在俄国军队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要做的是把 土耳其人 同波兰人合并到一起,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渴望向欧洲复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 俄国的旗帜下 ,——主意倒不错!

……

……在普鲁士公使(在英国 大使 戈登和法国 大使吉埃米诺 支持下;二者都已被 缪弗林 说服)的压力之下,苏丹接受了下列五项和平条件:(1)奥斯曼帝国的完整;(2)保留土耳其政府和俄国之间原有的条约;(3)土耳其政府参加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 1827年7月6日 签订的)有关调解希腊问题的伦敦公约[173];(4)切实保证黑海航行自由;(5)土耳其和俄国代办进一步会谈有关双方赔偿的要求及其他一切要求。

8月28日,两名土耳其全权代表,萨迪克-埃芬蒂[174]和阿卜杜-喀德-贝伊,在 居斯特尔普鲁士 驻君士坦丁堡 大使馆武官 )陪同下到达阿德里安堡[175],俄国总参谋部设在这里已经将近一星期。 9月1日俄国全权代表 (阿列克寒·奥尔洛夫和帕连)刚刚到达布加斯,吉比奇没等他们到来便开始了谈判。

但是在谈判期间吉比奇一直把自己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 。他( 不顾 自己的困境,或者说得确切些,是 由于 这种困境)骄横无耻地要求土耳其全权代表在 八天的期限 内同意下列条款:

布来拉、茹尔日沃[176]和卡拉法特的要塞应当拆毁,这些地方本身划归瓦拉几亚。土耳其把黑海上的阿纳帕和波提与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割让给俄国;七十万“布尔斯”(约一亿二千万法郎)的军事赔款,缴纳赔款的保证是,将锡利斯特里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留给俄国人作抵押。给俄国商人大约一千五百万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赔款应分三期缴纳,每付款一次,俄国军队就后撤一步,先撤到巴尔干山麓,然后撤到这个山脉以北,最后撤到多瑙河彼岸。

土耳其政府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这些条件同沙皇[177]关于不提过分要求的保证是显然矛盾的。新任普鲁士公使罗伊埃尔(缪弗林,这位“土耳其政府的朋友”和和平天使干完自己的刽子手勾当以后,于9月5日溜走),和受缪弗林欺骗的吉埃米诺将军以及罗伯特·戈登爵士一道支持 土耳其政府的抗议 ,因为这种蛮横态度违背了约定的条件,这 甚至 使得“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人也感到走得太远了。吉比奇知道,他在军事方面处境困难,于是作了虚假的让步:同意从正式和约中删掉关于 军事赔款数额 的条款;缩减赔偿俄国商人的第一期付款额,因为 正象土耳其代表声称的 ,“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土耳其政府无力支付”。和约终于在9月5日签订。[178]

马克思:《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8年2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298—301页。

5.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政府)

但是此外,波斯尼亚已经给奥地利了,正如俄国在1794年把大部分波兰本土让给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然后在1814年再把它收回一样。[179]波斯尼亚是奥地利的一个固定吸血罐,是匈牙利和奥地利西部的纠纷的苹果,而且是土耳其的一个证据,证明奥地利人也像俄国人一样为它准备着波兰的命运。从此以后,土耳其不再信任奥地利,这是俄国政府政策的重要胜利。

……

同时在俄国,事态也在发展着;政府用严厉的措施才得以暂时驱散了虚无主义者。但是这还不够,它还需要舆论的支持,它必须转移人们对国内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注意,最后它还需要一点爱国幻影。在拿破仑第三时期,莱茵河左岸曾把革命的激情转移到国际事务上;俄国政府也同样建议激动不安的人民去征服君士坦丁堡,“解放”受土耳其人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联合成一个俄国领导下的大联邦。但是只引出这个幻影还是不够的,必须再做些事情,以便把这个幻影弄到现实中来。

……英国的态度如何?主张和平的亲俄派格莱斯顿,听从俄国的诱劝,在和平时期占领了埃及。[180]这就造成了英法之间的长期不和,这也使土耳其人不能与掠夺了土耳其,即把土耳其的领地埃及攫为己有的英国人结成同盟,此外,俄国人在亚洲的军事准备已有相当的进展,能够在战争一爆发就给英国人在印度增添许多麻烦。俄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得心应手,他们的外交获得了全线的胜利。

……

在春天来临以前——因为在冬季,在4月以前,俄军在多瑙河不能展开大战,——沙皇竭力诱骗土耳其人入其圈套,而奥地利和英国对土耳其的背信,又减轻了他的负担。他的目的是占领达达尼尔,从而把黑海变成俄国的内湖,以此造成一个攻不进的避难港来建立强大的海军,从这里控制拿破仑所谓的“法国的内湖”,即地中海。……

局势就是如此。为了避免俄国的革命,沙皇需要君士坦丁堡。

恩格斯:《欧洲政局》(1886年10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9月第1版,第356—362页。

6.沙皇政府面对水兵起义竟然屈尊地乞求土耳其苏丹和罗马尼亚国王

这种耻辱的顶点,就是 沙皇政府请求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派警察帮助 镇压起义水兵!有这么一种说法:对俄国人民来说,“国内土耳其人”[181]比任何“国外土耳其人”更可怕。土耳其苏丹应当保护沙皇专制制度不受俄国人民侵犯;沙皇无法依靠俄国的军事力量,于是它就乞求别的强国援助。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好的例子来证明沙皇政权的彻底崩溃了。

列宁:《俄国沙皇寻求土耳其苏丹的保护以抵御本国人民》(1905年6月2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325页。



三 殖民主义的统治与掠夺||返回本楼目录



(一)英国对波斯、阿富汗的入侵和对也门的占领||返回本楼目录


1.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的居民和波斯人未必会同俄国联合起来去反对英国

至于多斯特-穆罕默德(喀布尔的艾米尔),——1838年他曾向英国建议,如果英国政府认为需要的话,他可以处死沙皇派来的使节,使他自己同俄国结下 不共戴天的世仇 ;再者,1839年英国远征阿富汗,他的王位被废除,他的国家遭到肆无忌惮的掠夺和蹂躏[182],——如果他现在想对英国,他的背信弃义的盟国进行报复,那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希瓦、布哈拉和喀布尔的居民是正统的逊尼派穆斯林,而波斯人信奉什叶派的宗派教义,所以未必能够设想那些居民会同俄国——他们一向憎恨并且蔑视的波斯人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去反对被他们认为是一切正统教徒的最高首领的钵谛沙赫的公开同盟者——英国。

马克思:《英国和法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牙。——中国》(1854年2月28日和3月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16页。

2.法国对占领波斯湾的岛屿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英国,或者说得确切些,东印度公司对波斯的宣战[183],是英国借以在亚洲大陆上扩张自己领地而重复使用的狡猾而冒险的外交伎俩之一。只要东印度公司垂涎于任何一个独立君主的领地、任何一个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或者盛产黄金宝石的地域,被猎取的对象就会被指控破坏了某某臆想的或既有的条约、违背了想像中的诺言或约束、犯下了莫须有的罪行,接着便宣布开战,于是又一件证实邪恶永存、证实狼和小羊这个寓言的永恒寓意的血腥事件被载入了英国的史册。

多少年来,英国一直渴望在波斯湾有一个立脚点,尤其想霸占位于波斯湾北部的哈腊克岛。几度出使波斯的大名鼎鼎的约翰·马尔科姆爵士曾经历数这个岛对英国的价值,他断言,由于它与布什尔、里格港、巴士拉、格林巴贝里亚和盖提夫相邻,可以成为英国在亚洲的最繁荣的领地之一。因此很自然的,这个岛和布什尔已经落在英国手中。约翰爵士认为这个岛是对土耳其、阿拉伯以及波斯通商的枢纽。该岛气候良好,同时还具备了成为一个繁荣场所的一切必要条件。远在三十五年以前,这位大使就向当时的印度总督敏托勋爵谈过自己的看法,他们两人都打算实现这个计划。的确,约翰爵士曾受命统率远征军侵伐该岛,并且已经准备踏上征途,但这时又奉命调返加尔各答,而哈福德·琼斯爵士被委派为驻波斯外交使节。1837—1838年波斯人第一次围攻赫拉特期间,英国利用同现在一样站不住脚的借口,即以保护它一向视若死敌的阿富汗人为名,夺取了哈腊克岛,可是某些情况,也就是说俄国的干涉,迫使它放弃了自己抢夺到的地盘。最近波斯又进攻并攻克赫拉特,这给了英国一个口实来谴责沙赫对它背信弃义,并占领哈腊克岛作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步。

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力图建立(尽管很少成功)它对波斯沙赫的政府的压倒优势。然而,波斯沙赫不愧为口蜜腹剑的敌人的对手,他们躲开了假惺惺的拥抱。……在波斯的首都德黑兰,英国的影响极小,因为——姑且不谈俄国的阴谋活动——法国在那里占着显著的地位,而在这三个海盗中波斯最须防备的是英国。目前,波斯使团正在赴巴黎的途中,也许已经到达那里。很可能,波斯不久前局势的复杂化[184]将是外交谈判的对象。其实,法国对占领波斯湾的岛屿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总而言之,当不久前英国和波斯发生纠葛的时候,法国在德黑兰的外交没有对英国表示热心的支持;而法国报刊翻出老账,重新提起高卢人对哈腊克岛的要求,这件事大概预示着英国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进攻和瓜分波斯。

马克思:《英国—波斯战争》(1856年10月3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77—79页。

3.英国决定把整个阿富汗攫为己有

英国不久前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185],根据最近的报道,这场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其结果是波斯的沙赫被迫投降。要了解这场战争的政治原因和目的,必须简略地回溯一下波斯历史上的某些事件。……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之间毕竟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以俄国为敌。俄国最初入侵波斯是在彼得大帝时代,但是那次入侵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取得更多成功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他通过古利斯坦条约[186]夺得了波斯的12个省,这些省大部分位于高加索山脉南面。尼古拉通过那场以图尔克曼恰伊条约[187]告终的1826—1827年的战争,又从波斯夺得若干地区,而且禁止波斯船只在波斯自己的靠近里海岸边的领水内航行。对昔日的领土被占记忆犹新,对今天的备受压制忍气吞声,对将来可能再遭侵略提心吊胆,这一切使波斯同俄国势不两立。至于阿富汗人,虽然他们同俄国从未发生过实际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他们宗教的夙敌,是一头要把亚洲一口吞下去的巨兽。波斯人和阿富汗人这两个民族都把俄国视为天然的敌人,因而也都把英国视为天然的盟友。因此,英国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只需扮成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的调停人,同时表明坚决反对俄国人的入侵。虚伪的友好,加上真正的对抗——别的什么也不需要了。

然而,不能说这种优越已成功地得到利用。1834年挑选波斯沙赫继承人的时候,英国人不由自主地与俄国合作,支持俄国推举的一位王子[188],次年,当这位王子为维护其继位的要求同他的竞争者[189]进行武装斗争时,又进而给以资助并派英国军官去积极援助[190]。被派往波斯的英国使节都受命警告波斯政府不要受人挑唆,不要发动对阿富汗人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到头来只能是浪费资财;可是当这些使节坚决要求上级授权来阻止对阿富汗人一触即发的战争时,英国政府却提醒他们注意1814年的旧条约的一项条款[191],根据这项条款的规定,波斯与阿富汗一旦发生战事,英国人除非得到进行调解的邀请,否则不得加以干预。英国使节和英印当局认为俄国在策划这场战争,因为这个大国想借波斯势力的向东扩张,为俄军迟早侵入印度开辟道路。但是这些理由对当时的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勋爵似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于是,1837年9月一支波斯军队侵入了阿富汗。波斯军队在取得了一些小胜利之后直抵赫拉特,在城下安营扎寨,并在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

……赫拉特虽遭长期封锁,但顽强地坚守住了,波斯人的屡次进攻都被打退,1838年8月15日沙赫[192]被迫撤围,匆忙地把军队撤出阿富汗。人们本来以为英国人的军事行动可以就此结束,但是情况远非如此,事态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英国人在制止了波斯据认为是在俄国的怂恿下和为了俄国的利益而侵占一部分阿富汗领土的企图之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决定把整个阿富汗攫为己有。著名的阿富汗战争[193]就这样开始了,其最终结果是英国人遭到惨败,而谁真正该对这次战争负责,这一点,迄今仍讳莫如深。

目前同波斯开战的理由,和阿富汗战争之前的情况很相似,即波斯人袭击赫拉特,而这次袭击的结果是占领了该城。但是说来令人奇怪,英国人这次以盟友和保护者的姿态支持的恰恰是在阿富汗战争时他们极想推翻而未能推翻的多斯特-穆罕默德。这次战争是否会导致与前次战争同样异乎寻常和出人意料的后果,这一点尚待分晓。

马克思:《对波斯的战争》(1857年1月27日前后),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4—29页。

4.英军仍开进坎大哈、攻占加兹尼、入主喀布尔

在喀布尔、执掌大权的是氏族中最有实力的多斯特-穆罕默德。

……波斯人于1838年在俄国人的帮助和劝说下,包围了通向阿富汗和印度的要地赫拉特,一位波斯代表和一位俄国代表来到喀布尔,多斯特由于英国人始终拒绝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终于被迫接受另一方提出的建议。伯恩斯离开了喀布尔,于是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他的秘书威·麦克诺顿的影响下,决定惩罚多斯特-穆罕默德的这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他本人迫使多斯特采取的。他决定废黜多斯特,另立当时领取印度政府津贴的舒扎沙赫。英国人同舒扎沙赫和锡克教派订立了一项条约;这位沙赫开始招募军队,一支由英国人出钱、英国军官指挥的英印军队在萨特利杰河地区集结。麦克诺顿以伯恩斯为助手,作为驻阿富汗使节随军远征。而这时波斯军队已经从赫拉特撤围,这样,干涉阿富汗事务的唯一有力的借口已不存在。尽管如此,1838年12月英军仍然开进信德,强使该地区屈服,并征收军税以供养锡克教徒和舒扎沙赫[194]。1839年2月20日英军渡过印度河。他们约有12000名兵士和4万多名随营人员,此外还有沙赫的新兵。3月,英军越过博兰出口;当时粮秣已感不足,骆驼成百地死亡,大部分辎重都损失了。4月7日,英军进入霍贾克山口,未遇抵抗就越过了山口,4月25日,进入已被阿富汗的王公们即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兄弟们所放弃的坎大哈。经过两个月的休整,指挥官约翰·基恩爵士将诺特指挥的一个旅留驻坎大哈,自己率领主力部队向北进发。阿富汗的坚不可摧的要塞加兹尼于7月22日被攻占,因为一个投敌分子提供了所有城门中只有喀布尔门没有筑防栅的情报,于是城门被炸开,要塞在强攻下被占领。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招募的军队在这次惨败后立即溃散,8月6日,喀布尔也打开了城门。舒扎沙赫以应有的仪式登上了王位,但是实权仍在麦克诺顿的手中,他也用印度的国库支付舒扎沙赫的一切费用。

对阿富汗的征服似乎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军队被调回。但是阿富汗人决不甘心受欧洲异教徒的统治,1840年至1841年,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爆发起义。英印军队不得不经常调动。然而麦克诺顿宣称,阿富汗社会的情况通常就是如此,并且向英国报告,一切情况良好,舒扎沙赫的政权也已趋于巩固。……对阿富汗的占领每年要印度国库花费125万英镑。必须支付驻阿富汗的16000名英印军队和舒扎沙赫军队的薪饷开支,还要加上在信德和博兰山口的3000名军队的费用;舒扎沙赫的帝王般的豪华生活费用、他的官员们的薪俸以及他的宫廷和政府的全部费用,均由印度国库开支;最后,津贴或者确切些说收买阿富汗的首领们,使他们不要惹麻烦,这一笔费用也从同一来源中支付。有人对麦克诺顿说,花费这么多的钱长此以往是不行的。他试图紧缩开支,但是唯一可行的消减费用的办法就是停止对首领们的津贴。但在他试行这项措施的那一天,首领们就策划了一个旨在消灭英国人的密谋,这样,麦克诺顿本人就帮助了各支反叛力量联合起来,而在此以前这些力量反对侵略者的斗争是单独进行的,不统一的,互不协调的;不过有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即这时阿富汗人对英国人统治的仇恨已达到了顶点。

驻喀布尔的英军是由埃尔芬斯通将军这个身患痛风病、毫无能力、优柔寡断的老头子指挥的,他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部队占据的是一块类似营垒的地方,面积很大,守军几乎不足以防守垒墙,更不用说派部队到开阔地作战了。工事极不完善,壕沟和胸墙可以纵马跨越。尤有甚者,兵营几乎处于瞰制营垒的邻近高地的火枪射程之内;在整个部署中更荒唐的是:所有粮秣和药品的储备都放在离兵营有一段距离的两个独立堡垒内,而且在它们同营垒之间隔着一些有围墙的园圃和另外一个未被英军占领的小堡垒。喀布尔的巴拉希萨尔城本来可以作为整个军队的一个安全的、极好的冬季驻扎地,但是为了迎合舒扎沙赫的心意而未被占领。1841年11月2日,起义爆发了。亚历山大·伯恩斯的城内住宅遭到袭击,他本人被杀。这个英国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起义由于没有遇到抵抗而声势大震。埃尔芬斯通束手无策,盲目地听从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意见,不久就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拿破仑曾用三个词概括了这种状况:命令,反命令,混乱。甚至这时还没有去占领巴拉希萨尔。只派了几个连去对付几千名起义者,当然被击溃了。这就更使阿富汗人越战越勇。11月3日,他们占领了靠近兵营的一些堡垒。9日,存放军需品的堡垒被阿富汗人占领(守军只有80人),这样,英军就势必要忍饥挨饿了。5日,埃尔芬斯通已经提出宁愿出一笔钱以换取不受阻碍地撤出该国。实际上到11月中旬,由于他的优柔寡断和无能,军心已经非常涣散,不论欧洲兵或是西帕依[195]都已经无法同阿富汗人进行野战。于是,开始进行谈判。在这过程中,麦克诺顿在一次与阿富汗首领们的谈判中被杀。这时已经遍地冰雪,粮秣难以为继。1月1日终于签订了投降书。全部现金19万英镑必须交给阿富汗人,此外,还签署了14万英镑的期票。除6门六磅炮和3门山炮外,全部火炮和弹药都留下了。英军必须全部撤离阿富汗。首领们答应保证安全通行,提供粮秣和驮畜。

1月5日英军开始撤退,计有4500名兵士和12000名随营人员。行军不久之后就毫无秩序可言了;兵士与随营人员混杂在一起,出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使得任何抵抗都成为不可能。寒冷、冰雪以及粮秣不足,就像当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时一样。但是使英国人提心吊胆的不是离他们相当远的哥萨克,而是装备有远射程火绳枪和占据着每一个高地的愤怒的阿富汗狙击手。签订投降书的那些首领是不能而且也不愿约束这些山地部落的。小喀布尔山口成了几乎是英军全军的坟墓,它的一小股残余部队,不到200名欧洲兵,被歼灭在贾格达拉克山口的入口处。只有布赖登医生只身逃到贾拉拉巴德,讲述了经过情况。许多军官被阿富汗人擒获,作了俘虏。赛尔指挥的旅一直坚守贾拉拉巴德。人们要求他投降,但他拒绝退出这个城市,诺特在坎大哈也是这样。加兹尼被攻陷;在这个城市里连一个稍微懂得一点火炮的人都没有,而守军中西帕依早已受不了这里的气候了。

这时,边境上的英国当局得到喀布尔惨败的消息,立即在白沙瓦集结部队准备去援救在阿富汗的几个团。但是运输工具不足,在西帕依中又大量染病。1842年2月,波洛克将军接任指挥官,3月底他得到了新的增援。于是他强行通过开伯尔山口,前往贾拉拉巴德解救赛尔,但是赛尔在几天以前已在该地把包围他的阿富汗军队完全击败。新任印度总督埃伦伯勒勋爵命令英军撤退;但诺特和波洛克都借口缺乏运输工具而婉言拒绝服从。到了7月初,印度舆论终于迫使埃伦伯勒勋爵采取某些措施以挽回英军的民族荣誉和威信;因此他批准从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同时向喀布尔进军。到了8月中旬,波洛克和诺特彼此商定了作战计划,8月20日波洛克向喀布尔进发,到达了甘达马克,并于23日击溃阿富汗人的一支部队;9月8日,夺取了贾格达拉克山口,13日在泰辛附近击溃了敌人集结部队,15日在喀布尔城下扎营。与此同时,诺特于8月7日离开坎大哈,率领他的所有部队向加兹尼进发。经过几次小的交战之后,他于8月30日击溃阿富汗人的一支大部队,9月6日占领敌人放弃的加兹尼,破坏了工事和城市,在阿利丹附近阿富汗人的一个坚固阵地上,又一次击败阿富汗人,9月17日兵临喀布尔城郊,在这里波洛克立即同他建立了联系。早在这以前,舒扎沙赫已被一个首领杀害,从那时起阿富汗已经没有真正的政府;名义上的国王是他的儿子法特赫·琼格。波洛克派一个骑兵去营救喀布尔的被俘人员,但是后者已经买通看守人,所以他们在中途与部队相遇。为了报复,英军破坏了喀布尔的市场,同时,洗劫了城市的一部分,屠杀了许多居民。10月12日英军放弃喀布尔,经过贾拉拉巴德和白沙瓦开往印度。法特赫·琼格处于绝境,就跟随英军而去。这时,多斯特-穆罕默德被释放,返回自己的王国。英国人在阿富汗扶植傀儡君主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

恩格斯:《阿富汗》(1857年7月—8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20—225页。



(二)土耳其、波斯沦为半殖民地||返回本楼目录


1.俄国民族党人推行掠夺土耳其的计划

《新时报》完全暴露了俄国民族党人[196]的计划。只要读一读这份在民族党人以及十月党人中间“很有影响的”报纸,就能清楚地看到他们执意推行的掠夺土耳其的计划。

为了推行这种沙文主义和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照例首先要唆使公众攻击奥地利。……

奥地利割走了一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意大利也割走了一块(的黎波里),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这就是《新时报》的政策。“神圣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不过是为了欺骗头脑简单的人的空话,因为在我们俄国,谁都没有 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那样践踏一切民族的真正独立的真正民主原则。

为什么民族党人认为现在是推行掠夺政策的良机呢?这一点从《新时报》上能看得很清楚。它说:意大利不会打;奥地利有千百万和巴尔干斯拉夫人同一血统的居民,对巴尔干斯拉夫人开战有些冒险;德国也不会为了土耳其的溃败而去打一场欧洲战争。

民族党人的打算真是露骨和无耻透顶。他们冠冕堂皇地谈论各国人民的“神圣的争取独立的斗争”,自己却冷酷无比地拿千百万人的生命当儿戏,唆使各国人民去为一小撮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进行一场大厮杀。

……我国的民族党人估计到这种情况,又满以为有三国协约的两大国(英国和法国)的实力和财富作后盾,以为“欧洲”不会由于海峡问题或者由于我们用土耳其亚洲部分来“补足”“我国的”领土而愿意发动全面战争,于是,他们就不惜孤注一掷了。

列宁:《孤注一掷》(1912年10月4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127—128页。

2.土耳其、波斯正遭到日、俄、英、法的分割

亚洲三个国家,即中国、土耳其、波斯,现在正遭到日、俄、英、法这四个进行“解放”战争的强盗的分割。亚洲这三个可以称之为半殖民地(其实它们现在十分之九已经是殖民地)的国家,共有人口36000万,土地1450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差不多等于全欧洲面积的一倍半)。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1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365页。

3.北高加索冒险家们同土耳其—德国“解放者”“达成协议”不是不可能的

南高加索“政府”同土耳其—德国“解放者”建立“关系”,而北高加索“政府”则同南高加索“政府”建立“关系”。事情是很清楚的。北高加索的冒险家们既然已经对英法失望,目前便指望英法的敌人了。而由于土耳其—德国人的侵略野心漫无止境,应当认为北高加索冒险家们同土耳其—德国“解放者”“达成协议”不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高加索的局势》(1918年5月23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90页。

4.来自敖德萨的伪造消息的目的显然在于掩盖土耳其的侵略行为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在通报这一切情况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来自敖德萨的伪造消息的目的显然在于掩盖破坏一切法权的、旨在占领波斯铁路线的土耳其的侵略行为。

斯大林:《关于高加索的局势》(1918年5月2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92页。

5.这种目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

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先生在三月二十三日发表的著名谈话中发挥他的关于目前战争目的的《纲领》。读者从昨天的《真理报》[197]上可以看出,这种目的是帝国主义的目的;侵占君士坦丁堡,侵占亚美尼亚,瓜分奥地利和土耳其,侵占波斯北部。

斯大林:《二者必居其一》(1919年3月26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第1版,第21页。

6.按照凡尔赛条约,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都沦为奴隶

凡尔赛条约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一部分人,置于奴隶地位。这不是和约,而是手执钢刀的强盗逼迫无以自卫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按照凡尔赛条约,德国的一切殖民地都被它的这些敌手夺去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都沦为奴隶。结果是世界十分之七的人口陷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些奴隶遍及全世界,受英国、法国和日本等一小撮国家的宰割。正因为如此,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因为整个地球上受奴役的十分之七的人口已经忍无可忍,他们渴望有人发起斗争来撼动这些国家。

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0月15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52页。

7.各帝国主义瓜分土耳其并且使它亡国的尝试,使民族问题扩大和发展成了整个殖民地问题

民族问题发展成整个殖民地问题,并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这一发展首先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各交战国的帝国主义集团本身不得不求助于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得人力来建立军队。毫无疑问,这一过程,即帝国主义者必然求助于殖民地各落后部族的过程,不能不唤醒这些部落和部族去谋求解放,进行斗争。其次第二个因素是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土耳其并且使它亡国的尝试,这一因素使民族问题扩大和发展成了整个殖民地问题,使它由解放运动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烈火,蔓延到全球各地。土耳其在国家制度方面是伊斯兰教民族中比较发达的一个国家,它不堪忍受这种前途,于是就举起了斗争的旗帜,把东方各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来反对帝国主义。第三个因素是苏维埃俄国的出现。苏维埃俄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这就自然而然地鼓舞了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唤醒了它们,发动它们去进行斗争,从而为建立一条从爱尔兰到印度的被压迫民族的共同战线提供了可能性。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16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29—30页。

8.英国要求势力范围

比如说,英国要求我们和它在某些地方,如波斯、阿富汗或土耳其划分侵略性的势力范围,同时它保证,如果我们能做这种让步,它就同意和我们建立“友谊”。怎么样,同志们,我们也许要做这种让步吧?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1928年4月14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第1版,第47页。



(三)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掠夺||返回本楼目录


1.英国正在掠夺从德国手里抢来的殖民地,掠夺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

英国正在掠夺从德国手里抢来的殖民地,掠夺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分,而德国则掠夺波兰、库尔兰、立陶宛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的百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十倍,但是,他们还是打错了算盘。

这两个强盗拼命地厮打,不知不觉靠近了深渊。

列宁:《在索科利尼基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8](1918年8月9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39—40页。

2.英国决不会放弃对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掠夺

《言语报》援引《交易所小报》的消息,认为消息可靠,这条消息的真实意思是说,英国决 反对放弃“肢解土耳其和瓜分奥匈帝国”,也就是说,英国准备同意不让俄国得到以前的条约允许由它兼并的土地(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和加里西亚)。 在这个 意义 ,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准备修改条约。

……

……英国决不会放弃对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掠夺(兼并),但它赞同惩罚俄国人(由于德俄战线上“事实上的停战”),不让他们得到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和亚美尼亚等地。这就是《言语报》不用外交辞令而用俄罗斯语言表述出来的这几段话的简单明了的意思。

……

工人同志们,士兵同志们!请深入思考一下《言语报》那些 见多识广的 外交家和前部长难得有的坦率而实在的话。请深入思考一下已彻底揭露出来的、俄国资本家和英国资本家进行这场战争的 真正目的

俄国的士兵同志们!你们愿意为英国资本家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而战吗?李沃夫、切尔诺夫、捷列先科、策列铁里的俄国政府与资本家有着共同的利益, 不敢 公开说出已被《言语报》泄露的真相,你们愿意支持这个政府吗?

列宁:《对外政策的秘密》(1919年5月9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54—56页。

3.张伯伦关于“调处”地中海问题的“最后”计划的用意就在于把法国资产阶级从叙利亚排挤出去

用不着证明,亚洲市场和通往亚洲市场的道路成了主要的斗争场所。由此就产生了许多成为新冲突的根源的关键问题。由此就产生了成为争夺亚洲和通往亚洲的道路的霸权的根源的所谓太平洋问题(美、日、英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争夺地中海沿岸优势、争夺通往东方的捷径的根源的地中海问题(英、法、意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石油问题(英、美两国的对抗)的尖锐化,因为没有石油就不能作战,谁在石油方面占优势,谁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不久以前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张伯伦关于“调处”地中海问题的“最后”计划。我不能担保这个计划的确实性。但张伯伦计划在报刊上出现是一种征兆,这却是不容怀疑的。这个计划规定把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从法国手中转到意大利手中,把丹吉尔交给法国而有法国付给西班牙一笔补偿费,把喀麦隆归还德国,意大利必须在巴尔干停止“胡闹”等等。

……

可是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究竟在哪里呢?这个计划的用意就在于把法国资产阶级从叙利亚排挤出去。叙利亚历来就是通往东方、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的门户。从叙利亚可以损害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一带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利益。所以张伯伦显然是想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情形的。不用说,这个计划在报刊上出现的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个事实的价值就在于它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列强”间目前关系中所包藏着的那种争端、纠纷和军事冲突的特征。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1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版,第236—237页。



四 亚洲的觉醒与民族解放斗争||返回本楼目录



(一)民主革命运动||返回本楼目录


1.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运动获得了胜利

在土耳其,青年土耳其党人[199]领导的军队中的革命运动获得了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只是胜利了一半,甚至只是胜利了一小半,因为土耳其的尼古拉二世用恢复著名的土耳其宪法的诺言暂时敷衍过去了。但是,革命的这种一半的胜利、旧政权被迫作出的这种仓猝的让步,必然会使内战发生更重要得多、更剧烈得多、能吸引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的新的转折。

列宁:《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1908年7月2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156页。

2.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对付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

事实上,无论哪一个自称是民主国家的欧洲国家,无论哪一个以民主、进步、自由、激进等等命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党,都丝毫不能证明自己真正愿意帮助土耳其革命,真正希望这场革命得到胜利和巩固。相反,它们全都 害怕 土耳其革命的成功,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一方面必然意味着巴尔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自主、争取真正民主的意愿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必然意味着波斯革命取得胜利,亚洲民主运动得到新的推进,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得到加强,在与俄国接壤的广阔地区建立起自由制度,从而为阻碍黑帮沙皇政府的政策的推行和促进俄国革命的高涨创造新的条件,如此等等。

目前在巴尔干、土耳其、波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质就是欧洲列强结成反革命联盟来 对付 亚洲的日益增长的民主运动。欧洲各国政府的一切努力、欧洲各“大”报的一切宣传,都不过是为了掩饰这个事实,迷惑舆论,用伪善的言词和外交手法来掩盖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为对付文明程度最低却最渴望民主的亚洲国家而组成的 反革命联盟 。无产阶级在这个关头所采取的政策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揭下资产阶级伪君子的假面具,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的反动性,揭露这些政府由于害怕它们国内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充当或帮助充当对付亚洲革命的宪兵。

围绕土耳其和巴尔干的种种事变,欧洲施展的阴谋诡计极为错综复杂,普通公众都上了外交家的当,因为他们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枝节问题、局部问题上面,转移到正在发生的事变的个别方面,力图模糊整个过程的意义。相反,我们的任务,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恰恰是向人民说明事变的总的联系,说明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变的基本趋势和背景。

企图“捞一把”和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对附属国或受欧洲“保护”的各国人民独立民主运动的畏惧,这就是整个欧洲政策的两个动力。人们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温和与克制,也就是称赞土耳其革命的软弱无力,称赞这个革命不去唤醒下层人民、不去激发群众的真正的独立精神,称赞这个革命敌视正在奥托曼帝国展开的无产阶级斗争,与此同时,人们还是照旧掠夺土耳其。人们加以称赞,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照旧 掠夺土耳其 的领地。他们一面称赞青年土耳其党人,一面继续推行显然是瓜分土耳其的政策……

事实上,如果有谁想相信外交家的 言论 ,而不考虑他们的 行动 ,不考虑列强合伙反对革命的土耳其的举动,那简直是幼稚……

……在奥地利和保加利亚采取行动 以前一切重大问题 都已经在俄、奥、德、意、法、英 六国之间 ,在国王和大臣们的私人会晤中以最秘密的和直接的方式谈妥了。 后来 报纸上展开的关于埃伦塔尔说意、德、俄已同意奥地利兼并(合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事是否属实的对骂, 完全是一场滑稽剧完全是为了转移视线 ……为的是要掩盖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事先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进一步采取措施瓜分土耳其,利用某种借口来重新审查达达尼尔海峡问题,允许俄国黑帮沙皇扼杀波斯革命。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这就是我们这些全欧洲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领袖真正需要的和正在干的事情。

……

毫无疑问,俄、奥、德、意、法、英六国的 九月反动密谋,包括了 俄国有反对波斯革命的“行动自由”。……这是为了直接镇压亚洲革命或间接打击这场革命的密谋。这是为了今天在巴尔干、明天在波斯、后天或许在小亚细亚、在埃及等地继续进行殖民掠夺和侵占领土的密谋。

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这种戴王冠的强盗和国际资本的联合势力。

……我们必须阐明这个密谋所造成的实际的而不是嘴上的结果,即打击土耳其革命,俄国协同扼杀波斯革命,干涉他国事务,破坏民族自决权这个基本的民主原则。

列宁:《巴尔干和波斯的事变》(1908年10月16日),摘自《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2版,第200—202、204—207页。

3.亚洲的觉醒

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

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起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

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列宁:《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2版,第160—161页。



(二)民族解放运动||返回本楼目录


1.反对土耳其、特别是反对基马尔主义者的色佛尔条约的时期快要结束了

英国人在波斯的征服者的地位愈来愈明显了。大家知道,在瞬息万变地更换着成员的波斯政府不过是英国武官的帷幕。大家知道,所谓波斯军队已经不存在,因为它被西拍埃代替了。大家知道,由于这个缘故在德黑兰和塔夫利兹产生了许多次反英发动。几乎不用怀疑,这种情况是不能增加协约国在波斯胜利的可能性的。

最后谈谈土耳其。毫无疑问,反对土耳其、特别是反对基马尔主义者的色佛尔条约[200]的时期快要结束了。一方面,基马尔主义者同协约国的斗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英国殖民地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另一方面,弗兰格尔的被击溃,威尼齐洛斯在希腊的垮台,——这两方面的情况迫使协约国大大缓和了对基马尔主义者的政策。亚美尼亚在协约国绝对“中立”下被基马尔主义者击败,关于打算把弗拉基亚和士麦那交还土耳其的传闻,关于基马尔主义者和协约国走狗苏丹之间进行谈判的传闻,关于打算让出君士坦丁堡的传闻,最后,土耳其西方战线的沉寂,——这一切都是说明协约国向基马尔主义者极力讨好和基马尔主义者的立场可能稍许变右的征候。

斯大林:《高加索的局势》(1920年11月30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362—363页。

2.各帝国主义政府对土耳其的掠夺引起了土耳其的反抗

到目前为止东方各民族在帝国主义豺狼面前还只是一群羊羔,而苏维埃俄国第一个表明,尽管它的军事力量极其薄弱,但帝国主义豺狼把爪牙伸向它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苏维埃俄国这一范例影响了很多民族,不管他们是否同情这些“造谣生事的布尔什维克”。关于这些“造谣生事者”全世界讲得很多,有人甚至说我们对于土耳其是阴险的造谣生事者。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什么也没有做到。尽管如此,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还是表明了:现代各民族对掠夺行为的反抗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各帝国主义政府对土耳其的掠夺引起了土耳其的反抗,以致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缩回自己的魔掌。这一事实使我们不能不认为同土耳其政府的谈判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我们决不玩弄任何手腕。我们知道,这次谈判很有限,但很重要,因为尽管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各民族工农劳动群众还是愈来愈接近。在估计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列宁:《在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21年2月28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362页。

3.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

关于一般民族运动的革命性也应该这样说。极大多数民族运动所无疑具有的革命性,也和某些个别的民族运动所可能具有的反动性一样,是相对的和独特的。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可是像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列诺得尔和谢德曼、切尔诺夫和唐恩、韩德逊和克莱因斯这些“激烈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革命家”和共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所进行的斗争却是反动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的结果是粉饰并巩固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取得胜利。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和5月发表于《真理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第125—126页。

4.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能以基马尔派的夭折了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告终

土耳其并没有像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那样的中心。安哥拉[201]远不如武汉,正像基马尔当选不如左派国民党一样。

从国际地位来看,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差别。在土耳其方面,帝国主义已经达到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要求,夺取了土耳其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对帝国主义者来说是重要的据点。土耳其现在已经降为一个只有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地域不大的国家。它对于帝国主义既不是重要的市场,也不是有决定意义的投资场所。这种情形所以会发生,就中是由于旧土耳其是各种民族的混合体,只在安纳托利亚才有稠密的土耳其族居民。

……在土耳其,帝国主义利用旧土耳其内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对抗,能以割取东部一些极为重要的地区而满足……

……在土耳其,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能以基马尔派的夭折了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而告终;而在这里,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第232页。

5.土耳其革命(处于)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

土耳其(基马尔主义者)的革命却停留在“第一步”,停留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阶段,甚至不打算转入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阶段。这个事实就是土耳其革命的特点。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29日—8月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版,第16页。



(三)苏俄与西亚人民相互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返回本楼目录


1.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202]”自由自决的专门法令

所谓“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要算是俄国“按战争的权利”占领的唯一国家。这就是那个多年来成为(而且现在还是)西方实现其贪得无厌的外交野心和东方实施其血腥统治的对象的“天府之国”。一方面蹂躏和残杀阿尔明尼亚,另一方面各国外交家以假仁假义的“保护”来掩盖新的残杀,结果阿尔明尼亚血迹遍野,受尽欺骗和奴役,——谁不知道“文明”强国的外交“艺术”所创造的这些“平常的”图画呢?

……

人民委员会根据这些理由决定颁布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自由自决的专门法令。在目前,当具有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本性的德国—土耳其当局毫不掩饰他们想用暴力控制占领区的意图的时候,这样做尤其必要。让俄国各族人民知道,俄国革命及其政府是决没有侵略野心的。让大家都知道,人民委员会是以彻底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政策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的。

斯大林:《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1917年12月3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24—25页。

2.我们和阿富汗,尤其是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愈来愈协调,愈来愈巩固

我们还应该指出,我们和阿富汗,尤其是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愈来愈协调,愈来愈巩固。在对待土耳其这个国家方面,协约国竭力使它和西欧各国之间不能建立一点正常关系。尽管资产阶级进行种种阻挠和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尽管在俄国周围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国家,但是,上述情况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愈来愈使俄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联盟和友好关系不断巩固起来,因为帝国主义全部政策中的最主要之点就是对于不幸未能置身于胜利者之列的各民族施用暴力,而这种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接近、联盟和友好。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选自《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20年12月22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33页。

3.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成紧密的联盟

我们欢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成紧密的联盟。我们衷心希望这一联盟能包括东方的一切劳动者。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

列宁:《致印度革命协会》(1920年5月1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11页。

4.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东方就表现为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

非俄罗斯民族受过民族压迫,它们的这种地位对当地居民中的共产党员也不无影响,这些共产党员有时不善于把本民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同所谓“全民的”利益区别开来。我指的是有时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方就表现为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日—16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32页。

5.把民族问题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

第一个要点是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阿尔明尼亚[203]人、犹太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所关心的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爱尔兰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养的”波兰人相提并论。当时人们都默默地认为:如果也需要为欧洲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那么“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就完全不应当真正谈到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甚至并不认为,如果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欧洲民族压迫的消灭是不能想像的,他们并不认为前者和后者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共产党人首先提示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联系,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联系,并且把它作为自己革命实践的基础。因而,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间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年5月2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42—43页。

6.(苏维埃制度消除了)土耳其和阿尔明尼亚[204]劳动群众间、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205]劳动群众间的“百年”仇视

苏维埃制度在俄国的确立和各民族有国家分离权的宣布,根本改变了俄国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消除了过去的民族仇视,摧毁了民族压迫的基础,因而不仅取得了俄国其他民族工人兄弟对俄罗斯工人的信任,也取得了欧洲和亚洲各民族工人兄弟对俄罗斯工人的信任,并且已经把这种信任化为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决心。苏维埃共和国在阿捷尔拜疆和阿尔明尼亚的成立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民族冲突消灭了,土耳其和阿尔明尼亚劳动群众间、阿尔明尼亚和阿捷尔拜疆劳动群众间的“百年”仇视也消除了。苏维埃在匈牙利、巴伐利亚和拉脱维亚的暂时胜利也是一样。另一方面,可以确信地说,不消灭自己家里的民族仇视和民族压迫,没有西方和东方各民族劳动群众对俄罗斯工人的信任和热情支援,俄罗斯工人就不能战胜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而阿捷尔拜疆共和国和阿尔明尼亚共和国也就不能立足。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民族压迫和消灭,是劳动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斯大林:《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1921年2月10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17—18页。

7.(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使)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同俄国的关系有了根本改善

但是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并不只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事实上,这种效果也在各邻国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关系上间接地表现出来了。过去把俄国看成妖魔鬼怪的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东方其他国家同俄国的关系的根本改善,就是一件连克逊爵士那样勇敢的政治家也不敢反驳的事实。未必用得着证明,如果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四年以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没有一贯实行上述的民族政策,那么上面所说的各个邻国同俄国关系的根本改变就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政策》(1921年11月6日、7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93页。

8.帝国主义“财富”源源流入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远东,是为了在苏维埃俄国的周围建立一个经济的(不仅是经济的)包围圈

当然,东方问题上的某些摩擦可以归结为一种“误会”。但是不应当忘记,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黄金和其他“财富”源源流入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远东,是为了在苏维埃俄国的周围建立一个经济的(不仅是经济的)包围圈。

斯大林:《前途》(1921年12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97页。

9.(我们在海峡问题上要)满足土耳其的民族愿望

我们关于海峡问题的计划(目前当然还只是大致的)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满足土耳其的民族愿望。我们认为,不只是民族独立的利益要求这样做。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列宁:《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1922年10月27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239—240页。

10.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是不稳定的,不巩固的

在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近五十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以资本主义固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两种基本趋向之间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内,这两种趋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各资产阶级殖民国家内部的软弱和固有的不稳定的基础。这些国家内部不可避免的冲突和这些国家间不可避免的战争;老殖民国家的崩溃和新殖民国家的形成;对殖民地的新的角逐和多民族国家的新的崩溃,这种崩溃所引起的对世界政治地图的重新绘制,——这就是这个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后果。一方面,旧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瓦解,另一方面,大不列颠和旧德意志这些殖民国家的历史,以及帝国主义“大”战、殖民地民族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增长,——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清楚地说明多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是不稳定的,不巩固的。

斯大林:《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1923年3月24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150页。

11.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

关于被压迫民族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这个由解放芬兰、撤回驻波斯和中国的军队、成立共和国联盟以及给土耳其、中国、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开的道义上的援助等等事实证实了的呼声,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口中第一次发出的。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从前是一面压迫的旗帜,而现在,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1923年11月7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1月第1版,第282页。

12.苏维埃政权在土耳其、波斯、中国和印度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

值得注意的是,连墨索里尼这样有名的“民主主义者”也认为必须经常在工人面前拿和苏维埃政权“友好”来炫耀自己。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像现在的日本当权者这样一些大家都知道的掠夺别人财物的人也不愿意不和苏联“友好”了。至于苏维埃政权在土耳其、波斯、中国和印度人民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那就更不用说了。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1924年9月20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第258页。

13.苏联政府是世界上坚决捍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以及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和主权的唯一政府

因为附属国和殖民地的被压迫群众厌恶帝国主义的枷锁,他们渴望粉碎这个枷锁。苏维埃政权是粉碎“本国”帝国主义锁链的唯一政权。苏联是根据各民族平等合作的原则建设自己生活的唯一国家。苏联政府是世界上坚决捍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国以及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和主权的唯一政府。被压迫群众同情苏联,因为他们认定苏联是他们在摆脱帝国主义的事业中的同盟者。因此,苏维埃政权国际声望的提高意味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厌恶的加深。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1924年9月20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1月第1版,第259—260页。

14.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后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内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

……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第1版,第140页。

15.苏维埃俄国与中国、阿富汗、波斯、土耳其东方邻国发展友好关系

我国在东方与中国、阿富汗、波斯、土耳其接壤的国境线,长达数千俄里。在这条国境线上,目前我们只驻有少量的军队,这些军队和交界国居民的关系是友好的,正因为我们对这些国家实行友好政策,我们才能在保卫边疆方面减少大量开支。

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摘要)》(1927年3月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第156页。

16.我们援助土耳其革命是对的

……当中国的广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时候,我们援助广州和安哥拉是不是正确的呢?是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当时是跟着列宁走的,因为广州和安哥拉的斗争分散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削弱并挫折了帝国主义,从而便利了世界革命策源地的发展事业即苏联的发展事业。我们的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当时和我们一起支持广州和安哥拉,给了它们一定的援助,这是不是对的呢?是对的。谁来试试驳倒这一点吧。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月29日—8月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第1版,第16页。

17.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蹂躏和摧残巴尔干各民族达几百年,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

此外,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语言的特点是具有非常的稳定性以及对同化政策的巨大抗拒力。土耳其的同化主义者(所有同化主义者中最残酷的一种)蹂躏和摧残巴尔干各民族达几百年,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不得不投降了。沙皇俄国的俄罗斯化主义者和普鲁士德国的日耳曼化主义者,其残酷几乎不亚于土耳其同化主义者,他们摧残和蹂躏波兰民族有一百多年,正如波斯和土耳其主义者摧残、蹂躏和戕害阿尔明尼亚[206]民族和格鲁吉亚民族达几百年一样,但是他们不仅没有能够消灭这些民族,反而也不得不投降了。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1929年3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第1版,第299页。

18.苏联巩固了和土耳其的友谊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苏联和土耳其的友谊,改善了苏联和意大利的关系并达到了确实令人满意的地步,改善了和法国、波兰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关系,恢复了和美国、中国的关系等等。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26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月第1版,第266页。



五 论非洲古代社会||返回本楼目录



(一)非洲部落的社会结构||返回本楼目录


1.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杀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像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40页。



(二)非洲早期居民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形态||返回本楼目录


1.土地私有制问题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1]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部门进行了调整,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断送了印度的农业。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一片荒芜,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依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你认为这一点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我对纪元最初六个世纪的商业史了解得不够,所以无法判断,一般的世界物质条件究竟使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宁愿选择经波斯到黑海和经波斯湾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这条通商道路,而不选择经红海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下列情况起了巨大的作用:商队在萨珊王朝的秩序井然的波斯王国中行走比较安全,而也门在公元200—600年间则几乎一直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奴役、侵略和掠夺。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七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邻近的贝都因人在这500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的无稽传说(见古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上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尽管那里并 没有第二种字母 ,所以,实际上 这种 文字已被遗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一般的商业状况所引起的排挤,还有直接的暴力破坏,这种破坏只能用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来说明。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大约发生在穆罕默德前40年间,这显然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的第一个行动,此外,这种民族感也受到从北方几乎直逼麦加城的波斯人的入侵的激发。只是这几天我才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身的历史。不过,目前我觉得,这种历史具有贝都因反动势力反对那些定居的、但日益衰落的城市农民的性质,这种农民当时在宗教方面也已极端败落,他们把衰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同衰败的自然崇拜混合在一起。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3—114页。

2.阿尔及利亚土壤肥沃,生长各种农作物,各种家畜很多

阿尔及利亚 ——北非的一部分,过去是土耳其的阿尔及尔帕沙辖区,从1830年起为法国的海外领地之一。它北临地中海,东与突尼斯接壤,西与摩洛哥毗邻,南与撒哈拉大沙漠相连。从东到西,最长距离为500英里,从北到南,为200英里。阿特拉斯山脉构成这个国家自然地理的重要特点,它把沿海的可耕地同沙漠隔开。它也是这个地区的南北河流的分水岭。主要的山脉从东向西延伸,中央山脉的支脉在全国纵横交叉。西部最高的山是瓦纳什里斯山脉,托勒密称之为扎拉库斯山,东部最高的山是朱尔朱拉山和欧雷斯山。这些山的高度将近7000英尺。主要的河流是希利夫河。还有一些相当大的河流,从阿特拉斯山脉的南坡流下,注入沙漠。这些河流没有一条可以通航。夏季这些河流几乎是干涸的,但是春季却淹没很大一部分地区,使土壤肥沃。

某些旅行家不认为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害。眼炎和皮肤病为常见病。有人说,并不存在地方性热病,但是法军大批病死或许会使人得出不同的结论。空气清新,夏季炎热;冬季有时很冷,山区尤甚。在与沙漠相连的地方是多沙的不毛之地,但是在两山之间,特别是在河流附近的地方,土壤肥沃。阿尔及利亚生长各种谷物,以及欧洲和热带的水果;各种花卉,特别是玫瑰花,异常美丽;阿尔及利亚生长的甘蔗,据说是所有已知品种中最粗大、产量最高的。各种家畜很多。马自然是良马;驴是良种驴,普遍用于乘骑。阿尔及利亚的骆驼和单峰骆驼是优等的。这里是美利奴羊的故乡,西班牙最初就是从阿尔及利亚引进的。努米迪亚狮、黑豹和美洲豹、鸵鸟以及蛇、蝎子和其他有毒的爬虫都很多。

……

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城市是:首都阿尔及尔、约有2万居民的君士坦丁和沿海的筑垒城市波尼(1847年约有1万居民)。波尼附近有珊瑚场,常有做珊瑚生意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光顾。布日伊位于布日伊湾。卡比尔人曾在布日伊附近把法国的一艘两桅横帆艇的锚索砍断,使之搁浅,然后杀死船员,把船洗劫一空。正是这种暴力行为,促使法军加快占领了这个地点。

在内地,尤其在君士坦丁省,有一些古迹,例如朗贝萨古城的遗址,那里还有城门的一些残迹、一座圆剧场的遗迹和一座用科林斯柱支撑的陵墓。位于海滨的古莱阿[和]舍尔舍耳,后者是古代的尤利亚·凯撒里亚城,对法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这里曾是尤巴的驻在地,附近有许多古代遗迹。奥兰是一个筑垒城市,1792年以前一直由西班牙人统治。特莱姆森曾是阿卜杜尔·卡迪尔的驻在地,位于肥沃地带,旧城于1670年被焚毁,新城则几乎完全被法军破坏。这里生产地毯和毛毯。扎布,即古代的格士利亚,位于阿特拉斯的南面。比斯克拉也是一个重要地点,比斯克拉人温良和善,他们在北方各港口当差役和搬运工很受欢迎。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1857年6月10日—21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74—276页。

3.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1957年8月下旬),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页。

4.埃及存在过等级制度

由此可见,古代人不是从 商品 ,而是从 产品 自身来考察分工的。分工对商品的影响,这是已经成为资本家的商品所有者所关心的;分工对 产品 本身的影响只是在问题涉及到满足人们的需要,涉及到使用价值本身时才与商品有关。希腊人的观点总是以 埃及 为历史背景,埃及对于他们是工业国的范例,完全像荷兰而后来是英国对现代人的关系一样。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进一步看到的那样,分工在他们看来是与世袭分工以及从这种分工中产生出来的类似在埃及存在过的那种等级制度分不开的。

马克思:《资本论及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310页。

5.迦太基人发展了商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

他[2]是按照订货生产,——除去为商人生产以外,——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应,师傅的人数也是被规定了的。他并不是作为 纯粹的商人 同自己的工人相对立。商人更不可能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商人只能“转移”商品,不能亲自生产商品。在这里,表现为剥削他人劳动的目的和结果的,是 与他的地位相当的生活 ,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不是发财致富本身。在这里,决定性的东西是 工具 。在很多劳动部门(例如缝纫业)中,原料是师傅的顾客供给师傅的。把生产限制在整个现有的消费之内,在这里是一条规律。因此,生产决不是由资本本身的界限所调节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种界限随着政治的、社会的束缚的消失而消失了,而在这里,资本还是在这些束缚中运动着,因此还不表现为 资本

在迦太基和罗马,它受民族的限制,其中迦太基人发展了商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因而甚至使交换价值本身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或者在他们那里,例如在罗马人那里,通过把财富即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必然已经不是被用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而是用来创造交换价值,从而掌握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方面。因为,富有的罗马人的目的是挥霍,是花费尽量多的使用价值,他只有增加出售产品的交换价值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生产是用来创造交换价值,问题在于从奴隶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货币,也就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9页。

6.在早期的埃及,简单协作不是在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时使用

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

只有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的形式,才可能也存在于较早的生产关系下(见早期的埃及等等,在那里这种简单协作不是在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等时使用),也存在于奴隶制关系下。在这里通过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从属关系几乎又被贬低到奴隶制关系(参看 斯图亚特 的著作[3])。

对于所有这些生产形式来说,除生产所需要的 不断增长的资本最低限额 外,共同之处是:许多联合起来的工人劳动的 共同条件 保证这些共同条件得到节约,这同小规模生产情况下这些条件的分散情况正好相反,因为这些 共同生产条件 的效力看来与通过协作、分工、机器等等来提高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无关,它不要求那样增加它们的数量和它们的价值。共同地同时使用生产条件使它们的 相对价值 降低,虽然它们所提供的价值的绝对量提高了。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0页。

7.在查理大帝统治下,(非洲)饥荒逼迫农民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隶

正是这些战争使罗马贵族的仓库和地窖里藏满了作为战利品掠夺来的铜,即当时的货币。贵族不是把商品如谷物、马等等直接给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铜借给他们,并利用这个地位来榨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在查理大帝统治下,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变为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这样,我们知道,在非洲以及罗马尼亚各邦[4]等,例如,饥荒逼迫[农民]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隶。这一切是划时代的要素,因为货币作为高利贷资本得到了发展。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么,单个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丧失事故—— 贫困化 ——都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对小皮靴匠来说,只要皮革的价格上涨,他们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重新开始他们的再生产。于是高利贷者就插手进来。他使这些人的生产条件如果还不是在经济上,那么就是在法律上发生异化,把他们的剩余劳动等占为己有。这里需要货币只是作为购买手段,但不是为了消费,也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重新占有已经丧失的劳动条件。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985年2月第1版,第364页。

8.本身最肥沃的土地(亚马孙河谷、恒河三角洲、热带非洲、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等地)甚至迄今还没有耕种

假如李嘉图没有出于幼稚而把提供收入较多的土地简单地叫做“肥沃的”土地,那么,整个争论问题就不存在了。按照李嘉图的看法,最 肥沃的位置最有利的土地 首先耕种。一个生活在已经耕种数百年的土地上的有头脑的资产者想必也正是应当这样考虑问题的。于是凯里抓住“肥沃的”一词,硬说李嘉图认为首先耕种的是 本身 能够提供最多收入的土地。然后凯里断言:不,与此相反, 本身 最肥沃的土地(亚马孙河谷、恒河三角洲、热带非洲、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等地)甚至迄今还没有耕种;最初的移民总是先去开垦 自动排水的 土地,即处于高地和斜坡的土地,因为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而这些土地天然是 比较贫瘠的 。当李嘉图说肥沃的和 位置最有利的土地 的时候,他说的是一回事,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表述是不严谨的,在这两个用“ ”字连接起来的定语中可能含有矛盾。但是,凯里[5]却描绘出一幅图画,硬说李嘉图把他的最初的移民安置在河谷,而凯里则把他们安置在高地上(从他描绘的图画来看,是安置在光秃的岩顶和实际上不宜耕种的45度坡地上),这纯粹是诽谤李嘉图。[6]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1月1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04—305页。

9.迦太基和罗马的古代农业同资本主义农业具有相似的地方

在这种经济中,大领地的产品和剩余产品,决不单纯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劳动的产品。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这个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在传统组织至今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印度公社[7]中,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消灭了这种联系;对于这个过程,人们特别可以根据18世纪最后30多年的英国进行广泛的研究。那些在或多或少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内成长的思想家,例如赫伦施万德,甚至在18世纪末,还把农业和工业的这种分离,看做是一种有勇无谋的社会冒险,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的生存方式。甚至在那种同资本主义农业具有最大相似点的迦太基和罗马的古代农业中,这种农业同种植园经济相似的地方,也超过同那种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形式相似的地方。[8]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而对于已经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不是例如像蒙森先生[9]那样把任何货币经济都揭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来说,这种相似从所有本质之点来看都完全是一种错觉。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89—890页。



(三)非洲古代文明||返回本楼目录


1.古代的亚洲人、埃及人、伊特鲁里亚人等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古代的亚洲人、埃及人、伊特鲁里亚人等等的庞大建筑[10],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的首领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像在股份公司[11]里那样,是结合资本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87—388页。

2.古代埃及人能兴建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部分越小,可以用于其他事情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12]。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13]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14]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87—588页。

3.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变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很低的文化发展阶段

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变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有已经绝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狮、洞熊)以及现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驯鹿、马、鬣狗、狮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很低的文化发展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形石锄或石斧、清理兽皮用的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这大致相当于现今澳洲土人的发展阶段。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骨骼残骸,使我们还无法对这些人的身体结构作出结论,但就其分布地域之广和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来看,可以断定这个时期延续得很久。

恩格斯:《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1875年4月—1883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2版,第193页。



六 论非洲民族与宗教||返回本楼目录



(一)非洲民族与种族问题||返回本楼目录


1.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才成为奴隶

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 积累起来的劳动 。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

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上面的说明和这个说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 奴隶 。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 资本 。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 黄金 本身并不是 货币 ,沙糖并不是沙糖的 价格 一样。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15]。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16],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按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12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486页。

2.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据认为是柏柏尔人,也叫卡比尔人或马戚德人

土著居民据认为是柏柏尔人[17],也叫卡比尔人或马戚德人,这三个名称是通用的。关于这个种族的历史,资料很少,只知道他们曾经占据非洲的整个西北部,现在在东部沿海地区也能看到他们。卡比尔人居住在山区。其余的居民是阿拉伯人,即伊斯兰教徒入侵者的后裔。这里有摩尔人、土耳其人、库鲁格鲁人[18]、犹太人、黑人以及法国人。1852年,全国人口有2078035人,其中134115人是欧洲各族人,此外还有一支10万名士兵的军队。卡比尔人是一个热爱劳动的种族,居住在一般的村庄里,都是出色的庄稼人,也在矿场、金属加工企业以及粗毛和棉花加工工场做工。他们制造火药和肥皂,采集蜂蜜和蜂蜡,供应城市家禽、水果和其他产品。阿拉伯人沿袭祖先的习惯,过着游牧生活,根据对牧场的需要或其他情况,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居民中最不受尊敬的大概是摩尔人。他们住在城市里,生活过得比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都舒适;由于一直受土耳其统治者的压迫,他们非常胆怯,可是仍然保留着残酷本性和报复心理,道德水平很低。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1857年8月10日—21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75页。

3.北非的柏伯尔人是一个善骑的民族

骑兵 (法文为cavalerie,来源于cavalier——骑手和cheval——马)——骑马的兵士的总称。马匹用于乘骑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这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当欧洲和亚洲热带区的马很快就退化为笨拙的牲畜或矮种马的时候,阿拉伯、波斯、小亚细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各国的马匹却长得很骠骏、善跑、机灵而有耐力。但是,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的出现早得多。在埃及的古迹上刻画有许多战车,却根本没有骑手,只有一个例外,而且就连这个例外显然也是属于罗马时期的。但是无疑地,埃及人至少在被波斯人征服前两世纪左右就拥有大量的骑兵了,而且在宫廷显贵中往往有人就是这一兵种的司令官。埃及人很可能是在同亚述人作战时期初次遇到骑兵的,因为在亚述的古迹上常常刻画着骑手;而且亚述军队最早在战争中使用骑兵这一点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了。马鞍大概也是在亚述最早出现的。在较古老的雕塑品上,武士是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的;以后,我们发现曾有一种类似褥垫或坐垫的东西,最后,才有类似现今东方流行的那种高马鞍。波斯人和米太人有史以来就是善骑的民族。他们虽然还保留着战车,甚至仍旧对战车比对骑兵这一较年轻的兵种更加重视,但是,由于骑马的武士数量众多,骑兵毕竟起了在以往的任何军队中没有起过的作用。亚述、埃及和波斯的骑兵就是至今仍盛行于东方,并且不久前还是北非、亚洲和东欧仅有的那种骑兵,即非正规的骑兵。但是,一当希腊人把本国马和东方马杂交改良了马种而使马适用于骑兵,他们就立即按照新的原则组成了骑兵这一兵种。所以希腊人既是正规步兵的创建人,也是正规骑兵的创建人。他们把大量兵士编为独立的作战单位,根据他们的使命加以装备,训练他们协调一致地作战,成横队和纵队行动,并且保持一定的战术队形,以便能够以大量集中的兵力向前推进,把全部兵力投在敌人正面上的某一点。这样组织起来的军队,处处表明比亚洲人用来同他们作战的那些未经训练的、笨拙不灵的乌合之众优越。我们没有发现希腊骑兵在波斯人自己建立比较正规的骑兵部队以前同波斯骑手进行会战的例子。

……

罗马人从来不善于骑马。在罗马军团中有少数骑兵,然而他们宁愿徒步作战。他们的马是劣种的,兵士也不善于乘骑。但是,在地中海南岸却建立了一支骑兵,它不仅可以和亚历山大的骑兵媲美,甚至还超过它。迦太基统帅哈米尔卡尔和汉尼拔除自己的努米迪亚非正规骑兵外,还建立了一支头等的正规骑兵,这样就创立了一个使他们几乎战无不胜的兵种。北非的柏伯尔人,至少是住在平原地区的居民,至今仍是一个善骑的民族,而汉尼拔的兵士乘骑的、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冲力冲入罗马步兵阵列的柏伯尔人的骏马,现在仍用来补充法国最优秀的骑兵团——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团,并被他们视为最好的战马。迦太基的步兵,甚至经过两位伟大的首领长期训练之后,仍然比罗马步兵差得多;如果没有骑兵的协助,步兵在同罗马军团作战时便没有丝毫获胜的希望;汉尼拔单靠这支骑兵就在意大利支持了16年之久[19],这支骑兵由于辗转征战、历尽艰苦(但决不是被敌人战败)而遭到削弱后,汉尼拔才被迫撤出意大利。汉尼拔所指挥的会战与弗里德里希大帝所指挥的会战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大多数会战中骑兵都战胜了头等的步兵;的确,骑兵从来没有树立过像在这两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下所树立的那样的丰功伟绩。

恩格斯:《骑兵》(1858年3月初—6月21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1版,第298—302页。

4.在阿尔及利亚把一部分离开了沙漠和他们的村庄,在城市里和欧洲人住在一起的阿拉伯人称为摩尔人

刚才从象阶梯一样层层高起的小花园(满园红花盛开)传来的 喧闹声 打断了我。花园有一条通向我们的 阳台 (它与我们别墅的第一层是连接着的)的林荫道,而我的房间(还有另外的五间)是在二楼,对着阳台顶上的小走廊;阳台和走廊前面是海景,四面是迷人的全景。就这样,喧闹声把我吸引到走廊。如果小琼尼站在我身边,看到下面花园里那个漆黑的真正黑人拉着小提琴跳舞,带着愉快而开朗的笑容敲打着长长的金属响板,用自己的身体做出优美的动作,那他会多么快活地从心眼儿里大笑起来啊。阿尔及利亚的黑人以前多数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等等的奴隶,但在法国人的统治下得到了自由。

就在 即黑人的 后面 ,有另外一个人,仪表端庄、微带温和的笑容,在观看这场黑人表演。这是个 摩尔人英文 是Moor, 德文 是Mohr); 顺便说一下 ,在阿尔及利亚把一小部分离开了沙漠和他们的村社,在城市里和欧洲人住在一起的 阿拉伯人 称为 摩尔人 。他们身材高于一般的法国人,他们有椭圆形面孔,鹰勾鼻子,炯炯发光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但他们的皮肤有各种颜色,从近乎白色到深褐色。他们的服装——甚至是穷人的——都漂亮而雅致:穿短裤(或者长衫,不如说是用白色细毛料做的托加)或者带风帽的斗篷;他们用缠头或者一块作裤腰带用的白凡尔纱包着头(在气候不好,天气炎热等等的时候,风帽也作此用),他们平常光着脚,不穿鞋,只是有时穿黄色的或者红色的摩洛哥皮做的鞋子。

甚至最穷的摩尔人,在用斗篷“披身的艺术”方面,在走路或站立时所表现出的自然优雅和高贵气度方面,都胜过欧洲大演员( 他们在骑 骡子或驴子,偶尔也骑马的时候,一般不象欧洲人那样 在它们身上,而是把两条腿放在一边,表现出懒散的沉入幻想的样子)。

上面说的在我们花园中站在黑人后面的那个摩尔人开始叫卖“橙子”和“公鸡”(也有母鸡),——这两种商品合在一起卖是令人奇怪的。在这个甚至现在还没有失去其庄严的摩尔人和正在跳舞的得意地微笑着的黑人之间,有一只鸟庄重地走动着,这是一只极为高傲的 孔雀 (我们这里一个房客的),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蓝脖子和一条非常漂亮的长尾巴。

马克思:《马克思致燕·龙格》(1882年4月6、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292—293页。

5.警察缩减到最必需的最少数量,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摩尔人的影响

在殖民地的主要城市里生活费用一向是很高的。有一点他是赞同的——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同时又是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其他城市,都没有这里这么行动自由:警察缩减到 最必需的最少数量 ,社会中的放荡不羁现象闻所未闻,——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摩尔人的影响。事实上穆斯林居民不承认任何隶属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既不是“臣民”,也不是“被管理的人”,除了在政治问题上以外,没有任何权威,——这正是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阿尔及尔的警察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土著人。同时,在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放荡不羁的各种民族混合在一起的这种情况下,往往必不可免地发生冲突,并且 卡塔卢尼亚人 不辜负自己的老名声:在他们的白色或红色的腰带里——他们的腰带不是象法国人那样系在衣服底下,而是象摩尔人等一样扎在外衣上——就象经常佩戴着“饰针”一样,佩戴着 长匕首 ,这些卡塔卢尼亚的子女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们来反对意大利人,法国人等等,以及当地人。

马克思:《马克思致劳·拉法格》(1882年4月13日—1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298页。

6.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

第一个要点是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在第二国际时代,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只和“文明”民族有关的问题的狭隘范围内。爱尔兰人、捷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阿尔明尼亚[20]人、犹太人以及欧洲其他一些民族,——第二国际所关心就是这些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命运。而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社会主义者”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爱尔兰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养的”波兰人相提并论。当时人们都默默地认为:如果也需要为欧洲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那么“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就完全不应当真正谈到为“保存”“文明”所“必需”的殖民地的解放。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甚至并不认为,如果亚洲和非洲殖民地人民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欧洲民族压迫的消灭是不能想像的,他们并不认为前者和后者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共产党人首先提示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联系,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联系,并且把它作为自己革命实践的基础。因而,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帝国主义的“文明的”奴隶和“不文明的”奴隶之间的那堵墙就被推倒了。这种情况大大地促进了把落后的殖民地的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提法》(1921年5月2日,载于1921年5月8日《真理报》第98号),摘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第1版,第42—43页。



(二)宗教问题||返回本楼目录


1.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因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后一方面是宽容的,而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等等)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古代东方衰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 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 。犹太教由于有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裔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仍很流行),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征服的和由阿拉伯贝都因人新垦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而在西方却不能。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4月下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8—599页。

2.基督教传入希腊、埃及和意大利之后,就开始在城市里发展起来并且找到最初一批信徒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确切,但是我决不会把小农[21]和农村奴隶当作最初的基督教 信徒 ,而只是说他们属于基督教可以指望在其中找到拥护者的那些阶级。他们无疑是属于后者,特别是在二世纪和三世纪。基督教从它最初自犹太传入北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而传入希腊、埃及和意大利之后,就开始在 城市 里发展起来并且找到最初一批信徒,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4年7月2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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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论非洲军队与非洲士兵

(一)非洲军队
(二)非洲士兵

八 论非洲沦为殖民地

(一)非洲奴隶贸易
(二)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侵略和占领
(三)非洲经济的殖民化
(四)欧洲列强与非洲殖民地国家间关系

九 论非洲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

(一)非洲人民反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斗争
(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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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洲军队||返回本楼目录


1.在古代世界的军队中,有比较可靠史料的第一支军队是埃及军队

军队 ——国家为进行进攻性或防御性战争而保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关于古代的军队,我们有比较可靠史料的第一支军队是埃及军队。它的光荣时代正值拉美西斯二世(塞索斯特里斯)统治时期;在其统治时期的许多古迹上留下的记述其功业的绘画和碑文,是我们了解埃及军队状况的主要资料来源。埃及军队分为两级:赫尔莫提布和卡拉西尔;在其鼎盛时期前者有16万人,后者有25万人。这两级大概完全是依年龄或服役时间长短而分,所以在一定的年限后,卡拉西尔就转为赫尔莫提布或转为后备兵。整个军队分驻在各个军屯内,每个军人都有一大块土地作为对他服役的报酬。这些军屯多位于这个国家的低地[22],设置在这里是为了预防亚洲邻国的攻击;只有少数军屯设于尼罗河上游,因为埃塞俄比亚人不是很可怕的敌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是它的弓箭手。此外,军队还有使用不同武器、按武器类型分编为营[23]的各种步兵队:矛队、刀剑队、狼牙棍队、投石队等。步兵有许多战车支援,每辆战车上有武士二人:一名驾车,一名射箭。在古迹中未见描绘骑兵的画。惟一的一幅描绘骑马的人的图画被认为属于罗马时代。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埃及人只是从他们亚洲邻国学会骑马和使用骑兵的。后来,他们有了许多骑兵,像古代的一切骑兵那样在步兵的两翼上行动,这是可以肯定的,对此古代历史学家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埃及人的护身器具包括不同材料制成的盾牌、头盔、胸甲或锁子甲。他们攻打城堡的方法有许多是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熟知的方法和计谋。他们有龟甲盾[24]或攻城槌、护棚和云梯;加·威尔金森爵士认为他们还懂得使用活动碉楼并善于挖掘地道,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罢了[25]。从普萨美提克时代起,埃及人就拥有一支希腊雇佣兵,他们也屯田于下埃及。

亚述给我们提供了为争夺地中海和印度河之间大片地区而征战一千多年的亚洲军队最早的典型。在这里和在埃及一样,各种古迹也是我们主要的资料来源。步兵装备看来和埃及的相似,虽然弓的作用似乎小一些,但攻防武器通常都制造较好,而且外表比较美观。此外,这里的武器种类更多,因为这个帝国幅员辽阔,主要的武器是矛、弓、刀剑和匕首。在绘画中,薛西斯的军队中的亚述人也是手持外包铁皮的狼牙棍。护身器具是头盔(常常做得很美观)、毡质或皮质的锁子甲和盾牌。战车依然是军队的重要部分;战车载二人,驭手须用盾牌掩护弓箭手。在画面中许多战车兵都披着长的锁子甲。此外还有骑兵,我们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骑兵。在最早的雕塑品上,骑手是骑在光秃的马背上,后来才采用一种像衬垫那样的东西。在一件雕塑品上可以看到像现今东方所使用的那种高马鞍。这些骑兵同波斯人的骑兵以及后来东方民族的骑兵几乎毫无区别,是一种轻装的、非正规的骑兵,冲锋时乱哄哄一拥而上,很容易被装备精良而沉着应战的步兵所击退,但是对于已经混乱或溃败的军队却有很大的威胁。因此,在画面中,骑兵列于战车兵之后,后者看来是一种贵族兵种。

恩格斯:《军队》(1857年7月—9月24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26—228页。

2.在战略部署上,摩尔人不能同阿尔及利亚人相比

到此刻为止,我们掌握有详细的报道,至于以后的情况,我们就只有根据内容贫乏而且互有出入的电讯来叙述了。5日,军队向前推进。6日,军队“通过了山口,没有遇到抵抗,然后在内格罗谷地的北面”宿营。这是不是说军队已经越过了蒙特内格罗山,并且在它的南坡宿营,还不清楚。9日,据报道军队距离土安1里加[26],并且击退了摩尔人的一次攻击。13日,夺取了卡博内格罗山的全部阵地,大获全胜,已兵临得土安城下;只等火炮运到,就开始攻城。14日,原在马拉加集结的里奥斯将军的师(有10个营的兵力)在得土安河口登陆,占领了两星期前被舰队击毁了的堡垒。16日,据报道说,这支军队即将渡河攻打得土安。

为了说明这一切情况,必须指出,军队由休达到得土安要通过四道分立的山岭。第一道就在兵营的南面,通向卡斯蒂列霍斯平原;第二道在这个平原的南面。这两道山在1日被西班牙人占领。再往南,与地中海岸垂直的是蒙特内格罗山,和这一道山岭平行而位于更南面的,则是另一道更高的山岭,它一直延伸到卡博内格罗山海角,卡博内格罗山的南面就是得土安河。摩尔人在1月1日紧逼入侵军的翼侧,后来改变了战术,继续向南面移动,企图从正面堵住通往得土安的道路。估计争夺这条道路的决战将在最后一道山岭即卡博内格罗山的一些山口发生,而这一会战大概就在1月13日发生了。

从在这些战斗中,战术部署来说,双方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对于摩尔人,除了以半野蛮人的勇猛和机灵进行非正规的战斗以外,我们不能再期望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方面,他们看来也还不够强。他们似乎没有表现出阿尔及利亚海岸山区和里夫山区的卡比尔人[27]所具有的那种反抗法国人的狂热。在休达附近的多面堡正面进行的长时间的、没有成功的散兵战,似乎已使大多数部落最初的锐气和兵势丧失殆尽。再者,在战略部署上,他们也不能同阿尔及利亚人相比。经过第一天战斗,他们便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计划,即袭扰进攻纵队的翼侧和后卫,并且切断或威胁它和休达之间的交通线。他们不这样做,却竭力赶到西班牙人的前面,想从正面堵截西班牙人前往得土安的道路,这样便引起了他们本应避免的一场对阵战。也许他们还会懂得,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士兵来说,在像他们所居住的这样的国土上,小型战争[28]才是用来拖垮敌人的最适当的斗争方法,——尽管这个敌人在训练上和装备上占有优势,但是它的一切行动都被摩尔人所没有的那种庞大辎重所拖累,在一个没有道路并且对他们抱有敌意的国家里,运送这些辎重并非易事。

恩格斯:《对摩尔人的战争》(1860年1月18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第43—45页。

3.我们在非洲(祖鲁卡菲尔人身上)看到了勇敢的例证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29]。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根本没有服过兵役,也不知道什么是操练。英国人诉苦说,卡菲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么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和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间,差距是巨大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11—112页。



(二)非洲士兵||返回本楼目录


1.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现有的全部军事力量

至于 正式 宣战,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消息加以证实。至少这一次是土耳其政府把西方的外交官们弄得狼狈不堪。本来,英法两国政府不敢撤回它们的舰队,但同时又觉得再在贝济克湾保持自己那种可笑的立场已不可能,又不愿以公开向沙皇挑战的姿态通过海峡,所以它们就要土耳其政府以君士坦丁堡的基督徒在拜兰节时有危险为理由请求把贝济克湾的舰队派来。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指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即使有这种危险,它不靠外国援助也能保护基督徒;土耳其政府声明,在节日结束以前它决不请求派舰队来。可是当联合舰队的前卫刚刚驶过海峡,土耳其政府看到它这时已经把动摇不定和不守信义的盟国置于窘境,于是就表示要开战。谈到战争本身,实际上三个月以前俄军越过普鲁特河时就已经开始了。俄军到达多瑙河岸时,第一个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现在可能发生的唯一变化,就是战争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

尽管俄国进行了阴谋活动,突尼斯的贝伊[30]和波斯的沙赫[31]仍从他们的精锐部队中抽出6000人给苏丹指挥。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土耳其军队已包括欧洲、非洲和西亚的伊斯兰教现有的全部军事力量。两个早就在争夺东方霸权的宗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军队现在对峙着,一个是受个人专横意志的支配,另一个则受环境的宿命力量的支配,这与他们各自的信仰相符,因为正教教会排斥先定论的教义,而伊斯兰教的核心正是宿命论。

马克思:《战争问题。——金融状况。——罢工》(1853年10月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480—481页。

2.不论这些山径对军队来说是多么难走,但来自非洲的法国轻装部队还是能够通过的

所以,经过阿卢什塔的行军未必会成为事实。这样行军所冒的危险远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好处。然而还有迂回俄军的另一个方法。既然联军经过阿卢什塔行进时俄军可利用山径进行袭击而使大路给联军造成的一切优越条件几乎完全消失,那么联军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利用这些山径呢?不过,这样就意味着要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就得把野战部队的基本兵力,包括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北区的部队,直接配置在因克尔芒附近的俄军兵营前,以迫使他们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战壕内。同时,按照从拜达尔盆地和从阿卢普卡(距巴拉克拉瓦30英里)附近的南海岸通向贝尔贝克河和卡查河盆地的山径的数量,把朱阿夫兵、法国猎兵、轻步兵、英国猎兵、甚至骑着马的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以及可能集中的山地炮兵编成几个纵队。经过一夜行程,担任迂回俄军极左翼的部队就可能通过拜达尔盆地,到达南海岸,在这里他们就已经摆脱了敌人。再经过一天行程,他们便可到达阿卢普卡。阿卢普卡以北矗立着雅伊拉的一连串陡峭的山岭,在它北坡上拔海约2000英尺处是一片台地,上面有极好的牧羊草地,台地的北缘是悬崖峭壁,下面就是比尤克-乌津和乌津-巴什两条小河的狭小的盆地,这两条小河汇合成贝尔贝克河。有三条山径从阿卢普卡地区通到台地上,然后通向比尤克-乌津和乌津-巴什两河的狭小的盆地。这整个地区对惯于在非洲复杂得多的条件下在山地作战的朱阿夫兵或法国猎兵这样的步兵来说,是完全可以通行的。其次,从黑河上游盆地(通常叫做拜达尔盆地)至少有两条山径通向贝尔贝克河上游盆地;最后,巴拉克拉瓦—辛费罗波尔道路在山口前又分出一条山径,在梅肯集田庄东南3英里处越过山岭,直通俄军筑垒阵地的左翼。不论这些山径对军队来说是多么难走,但来自非洲的法国轻装部队还是能够通过的。“山羊能通过的地方,人就能通过;一个人能通过的地方,一个营就能通过;一个营能通过的地方,一两匹马就能勉强通过:而最后连野炮也可能拖过去。”有时地图上标示的山羊能通行的小径和人能通行的小路,事实上甚至是乡间土道,尽管道路很坏,但终究可供也许包括有炮兵的纵队作侧敌运动之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恩格斯:《克里木战争》(1855年5月21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261—262页。

3.法国特种部队由猎步兵和非洲部队组成

到目前的战争开始时,法国有100个基干步兵团(从第七十六团到第一〇〇团不久前称为“轻步兵”团,不过它们在训练和编制方面同其他基干团毫无区别)。每团3个营,第一、第二营为基干营,第三营为后备营。但在战时第三营可以很快地编入作战军队,这时由3个营中抽出的各补充后备连编成的第四营,便成为后备营。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就被采用了,当时甚至还编成了第五营,有时还有第六营。不过现在每团只有3个营。每营由8个野战连(1个掷弹兵连,1个轻骑步兵连和6个基干连)组成;战时每连由3名军官和115名军士和兵士组成。由此可见,法国的基干营在战时约960人,其中第八连(轻骑步兵连)专门用来担任轻步兵的勤务。

担任轻步兵勤务的特种部队由chasseurs-à-pied[猎步兵]和非洲部队组成。战前共有10个猎兵营,但在1853年增到20个营,这样几乎每个步兵师(4个团)在编成时都可得到1个猎兵营。每个猎兵营有10个连,约1300人。专门在非洲服役的部队,是由3个朱阿夫团(9个营)、外籍军团2个团(6个营)和6个轻步兵营(其中有3个土著猎兵营)组成的,共计21个营,约22000人。

骑兵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

1.重骑兵即预备队骑兵——12个团:2个马枪兵(披有甲胄的射手)团和10个胸甲骑兵团=72个骑兵连;

2.基干骑兵——20个团:12个龙骑兵团和8个枪骑兵团=120个骑兵连;

3.轻骑兵——21个团:12个猎骑兵团和9个骠骑兵团=126个骑兵连;

4.非洲轻骑兵——7个团:4个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团)和3个斯帕吉团=42个骑兵连。

按战时编制,预备队骑兵和基干骑兵每连190人,轻骑兵每连200人。平时勉强可征集4个骑兵连,其中装备齐全的仅有120人,所以每次军队动员时,都必须召集大批归休兵回队并为他们安排马匹。在像法国这样缺马的国家里,这只有从国外大量输入马匹才能解决。

炮兵经过不久前的改编以后,现有17个团:5个步炮团(担任警备和攻城勤务),7个基干团(在步兵师内担任勤务),4个骑炮团和1个架桥团。步炮兵看来仅在特殊情况下才用于野战。在野战炮兵中,炮架和前车的构造便于炮手在迅速移动时乘坐。骑炮兵的编制和其他炮兵相同。野战炮兵和骑炮兵共有137个连,每连6门火炮;还有作为预备队的60个步炮连。总计有1182门火炮。此外,炮兵还有13个工役连。

军队的专门业务部门包括:总参谋部,计有560名军官;要塞司令部、炮兵司令部和工程兵司令部,共约1200名军官;3个工兵-地道爆破兵团,5个驮载连,5个辎重连,1187名医官等。军队的总数如下:
凡兵役制带有义务性质而服役期限长的国家,欧洲社会认为必须给有产阶级规定以某种形式出钱免除本人服役的特权。例如在法国,代役制是法律所规定的,因此约有8万代役兵经常在法国军队中服务。他们通常是由所谓“社会的危险阶层”中招募来的;这些人很难控制,但只要善于管理,他们就会成为优秀的兵士。为了迫使他们服从,需要有极严格的纪律,而他们对秩序和服从的理解有时是很独特的。当一个团的大部分兵士是代役兵时,如果让他们担任警备勤务,那就必定会招来许多麻烦。因此一般认为,最适合他们的地点是在面对敌人的前线。非洲的轻装部队主要是从他们中间招募的,例如朱阿夫兵几乎全都是作为remplaçants[代役兵]入伍的。克里木战局清楚地表明,朱阿夫兵在任何地方从不改变他们非洲人的习惯——喜欢抢劫和在困难时刻自由行动。和他们气味相投的已故的圣阿尔诺元帅在阿尔马河会战的报道中说:“朱阿夫兵确实是世界上优秀的兵士!”大概就是指的这一点。

……在非洲,兵士头戴白法兰绒的披巾式遮阳帽,并领到法兰绒贴身衬衣。在克里木,兵士在去年冬季披着可以遮住头、颈和两肩的带风帽的厚呢斗篷。Chasseurs-à-pied[猎步兵]穿着全身灰色的衣服,带有绿色饰带;朱阿夫兵穿着看来为适应气候和他们所执行的勤务而仿照土耳其的式样制作的奇异服装。猎兵和某些非洲步兵营装备着米涅式步枪,其余的步兵装备着普通的短铳枪。然而有根据推测,装备线膛枪的军队数量将会增多。

恩格斯:《欧洲军队。——法国军队》(1855年6月底—9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6月第1版,第471—475页。

4.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轻骑兵和猎步兵

当法军在1830年开始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时候,他们遇到了装备着在大多数东方民族中广泛使用的长火枪的敌人。法国滑膛枪在射程方面不如这种长火枪。行军中的法军纵队在平原遇到骑马的贝都英人的四面包围,而在山区则遇到卡拜尔散兵的四面包围;敌人的弹丸可以射到法军纵队,而敌人本身却处在法军的有效射程之外。在平原上散兵不能远离自己的纵队,因为害怕遭到行动迅速的阿拉伯骑兵的突然袭击和被他们消灭。

当英军进入阿富汗的时候,他们也领教了这种长火枪。阿富汗射手虽然只有明火枪,却从可怜的老式“褐色的拜斯”根本达不到的距离上,给了在喀布尔兵营内的以及经山区退却的英军部队以惨重的杀伤。这个教训是沉痛的;同英属印度西北边境上的各部落还可能发生持久的战斗;然而在给派往这个边境的英国兵士装备在射程上能够同东方明火枪相比的武器这方面,却仍然什么也没有做。

法国人的情形就不是这样。缺点刚一发现,马上就采取了克服缺点的步骤。路易-菲力浦的儿子奥尔良公爵1836年在德国作结婚旅行的时候,趁机研究了普鲁士近卫军的两个步枪营的组织。他立刻发现,这正是一个起点,从这点出发,他就能够建立一支阿尔及利亚战争所需要的那种军队。他马上亲自动手解决这个问题。但法国人对线膛枪的成见使他遇到许多障碍。幸而在他本国,德尔文和庞沙腊的发明帮助了他;他们设计了一种步枪,它几乎可以同滑膛枪一样迅速灵便地装弹,而在射程和精度方面则大大超过滑膛枪。在1838年,公爵被允许按照他的意图组成一个连;在同一年里,这个连扩大到一个整营;1840年,该营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以检验它在实战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如此出色地通过了考验,以致在同一年里又另组成了9个猎兵营。最后,在1853年又组成了10个猎兵营,因此法军目前共有20个猎兵营。

贝都英人和卡拜尔人无疑是最好的轻骑兵和猎步兵,他们那种独特的军事素质很快就促使法国人试图招募土著居民到法军中服务,并用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的办法去征服阿尔及利亚。这个思想就是建立朱阿夫兵部队的起因之一。朱阿夫兵部队早在1830年就主要由土著居民组成了,而且到1839年以前一直是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部队;当1839年阿布德-艾尔-喀德刚刚举起圣战的旗帜[32]时,这些朱阿夫兵就大量地跑到他那边去了。结果除配属给每营的两个纯粹由法籍兵士组成的连以外,每个连只剩了基干人员和12名法籍兵士。缺额不得不由法国人来补充,从此以后朱阿夫兵便成了完全由法籍兵士组成的部队,长期驻留非洲担任警备勤务。但是原先的那一批法籍朱阿夫兵骨干已经带有如此浓厚的土著色彩,以致使所有朱阿夫兵部队就其整个气质和习惯来说,从那时起始终仍是一支特别的阿尔及利亚部队,它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完全不同于法军其他的部队。他们大部分是由代役者[33]中招募来的,所以大部分都是终身的职业兵。他们实质上是属于轻步兵的,因此早已装备了步枪。目前在非洲朱阿夫兵有3个团(9个营),还有1个近卫朱阿夫团(2个营)。

从1841年开始,重新尝试招募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成地方部队。组成了3个营,但在1852年以前他们一直是薄弱的和人员不齐的。1852年开始对应募土著居民给予重赏,这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致在1855年得以组成3个团,即9个营。这就是我们在克里木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如此经常听到的那种土尔科兵或tirailleurs indigènes[土著猎兵]。

……

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军事当局看到,经过这样长跑训练的步兵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从1853年起,就讨论是否应当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全军的问题。鲁尔梅耳将军(1854年11月5日在塞瓦斯托波尔城下阵亡)曾专门提请路易-拿破仑注意这件事。克里木战争以后不久,pas gymnastique就在法国所有步兵团内实行了,虽然步速比猎兵慢些,步幅也小些,而且,基干部队长跑的时间也比猎兵的要短得多。这是必要的;由于基干部队兵士的体力和身材不同,因此就要以较弱和较矮的兵士的能力作为整个部队训练时的依据。但在一个紧急关头,仍然是可以克服过去那种运动缓慢的情形的;兵士有时能跑1英里或将近1英里,特别是能够以跑步变换队形,所以他们就能跑步冲锋600—800码,去年法军就这样做过,在几分钟内跑步通过了受优良的奥地利步枪的火力威胁最大的那段距离。Pas gymnastique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帕勒斯特罗、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等地的会战[34]取得胜利。跑步本身能够激发兵士高昂的士气;一个营以快步冲锋时可能表现出犹豫不决,但是,同一个能够不气喘地跑到目的地的营,如果跑步冲锋,那么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将大胆无畏地前进,以较小的损失到达目的地,并一定能给停止在原地的敌人以更大的精神震撼。

猎兵在跑步方面所达到的这样极完善的地步,只有他们这种专门部队才能做到,但是对于大量的基干步兵来说,这既是做不到的,又是无益的。尽管如此,兵员质量较好的英国基干部队,在这方面是不难训练得远远超过法国基干部队的,同时,这将和一切有益健康的锻炼一样,对兵士的身心会大有好处,不能交替地跑1英里再走1英里、连续运动几小时的步兵,不久就将被认为是运动迟缓的步兵。至于志愿兵,由于在年龄和体力方面参差不齐,连这种结果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无疑地,在半英里到1英里的距离上逐渐练习跑步,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而且能大大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

……对于散兵说来,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前,而在这方面法国人就把阿尔及利亚做了自己轻步兵的最好的学校;那里的地形起伏不平,防守这些地方的又是迄今世界上最勇敢、最顽强而且最细心的散兵卡拜尔人。

……有些兵士只在和平时期在驻地学过警戒勤务,他们不站着或者不走动就难保不睡觉;如果拿他们同那些在对贝都英人、卡拜尔人进行的充满着各种巧诈和诡计的战争中训练出来的兵士比较一下,他们又算得是什么样的兵士呢?朱阿夫兵虽然经常违背规定的制度,仅只有一次遭到他们机警的敌人的突然袭击。

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上占有的领地中有一个地区,从军事观点来看很像阿尔及利亚。气候和地形特点几乎是一样的,边境的居民也几乎是相同的。那里经常发生掠夺和各种敌对性的冲突;不列颠军中一部分最好的兵士就是在这个地区锻炼出来的。但是这种长时间的、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冲突竟没有对不列颠军轻步兵执行各种勤务的方法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尽管同阿富汗人和俾路支人打了20多年仗,这部分军队还是这样地不完备,以致必须赶快学习法军的榜样,才能使步兵在这方面成为有效的战斗力量;这种情形的确是叫人感到奇怪的。

恩格斯:《法国轻步兵》(1860年9月中—10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178—180、183—185、189—191页。

5.法国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锐部队包括非洲猎兵

当路易-拿破仑依靠农民的选票和他们的子弟(兵士)的刺刀而建立“标志着和平”[35]的帝国的时候,法国军队除了传统的地位以外,在欧洲并不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从1815年起,和平降临了,这个和平对于某些国家的军队来说曾被1848年和1849年的事件破坏。奥军在意大利打了胜仗,而在匈牙利打了败仗;无论是俄国在匈牙利还是普鲁士在南德意志,都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胜利[36];俄国在高加索,法国在阿尔及尔都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但是从1815年以来,大国的军队一次也没有在战场上交过锋。路易-菲力浦留下来的法军远不是一支善战的军队;固然,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锐部队(chasseurs-à-pied[猎步兵]、朱阿夫兵、土尔科兵、骑马的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很受重视,但是在法国,步兵的主要部分、骑兵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完全被忽视了。共和国也没有改善军队的状况。然而出现了标志着和平的帝国,而《si vis pacem,para 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军队立刻就成了注意的中心。当时,法国有大量比较年轻的、曾经在非洲(当那里还进行着激烈战斗时)担任过要职的军官。法国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无疑是欧洲最好的部队。这些部队由于拥有大量代役兵[37],也就有比大陆其他任何强国都多得多的、久经战斗的职业兵,真正的老兵。

恩格斯:《军队的盛衰》(1870年9月1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1月第1版,第103—104页。



八 论非洲沦为殖民地||返回本楼目录



(一)非洲奴隶贸易||返回本楼目录


1.应当彻底废除对黑人的奴役

除去关于遗产税和酒精税的建议之外,内阁无疑地认为根据自由贸易政策的精神降低大量进口商品税是最好的诱饵,而店主、家庭主妇以及一般小资产者,在还没有认识到消费者从降低关税中,至少是从降低茶税中只将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因为大部分利益有被公司老板和垄断生产的资本家的利润吞噬的趋势)以前,也可能会纷纷赞成这样做。然而,肥皂税是完全取消了,像格莱斯顿所希望的,这一措施不仅应当帮助人民摆脱不整洁的、不卫生的寒伧相,使所有的面孔都变得清洁、潇洒和幸福,而且还应当彻底废除对黑人的奴役,结束无数“汤姆叔叔”的灾难,因为它将促进“非洲棕榈油的合法的贸易和生产”。

马克思:《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1853年4月25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版,第92—93页。

2.英国在非洲进行战争是为了捕获俘虏

在上院6月17日的会议上,牛津主教提出了奴隶贸易问题,并且代表牙买加岛圣玛丽教区呈递了反对这种贸易的请愿书。这次辩论必然会对所有不抱什么成见的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极其慎重,坚决要避免引起同美国发生纠葛的任何口实。

……

……的确,当时社会舆论似乎很疑心帕麦斯顿又玩了一个他惯用的戏法,在给英国巡洋舰的命令中任意做了一些变更。大家知道,帕麦斯顿虽然夸耀他对禁止奴隶贸易的热心,然而却在他执掌外交事务的十一年中(直到1841年)撕毁了所有涉及奴隶贸易的现行条约,颁布了一些被英国司法当局认为是罪恶的法令,它们实际上曾使他的命令的执行者之一受到法律制裁,而将一个奴隶贩子置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使他免受英国本国政府的追究。帕麦斯顿为自己选择了奴隶贸易作为战场,把它变成了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挑起争端的简单工具。他在1841年离职以前曾发出这样的指令,据罗伯特·皮尔爵士说,这些指令“如果没有及时被撤销,一定会造成与美国的冲突”。 帕麦斯顿自己说过 ,他曾命令海军军官“不要太尊重国际法”。马姆兹伯里勋爵虽然措词非常婉转,然而曾经暗示过,帕麦斯顿“把英国舰队派到古巴海面上去,而不让它留在非洲海岸附近”,是使英国舰队离开它在英俄战争爆发前几乎已经消灭了奴隶贸易的地方而到一个它只能挑起与美国的争端的地方去。帕麦斯顿自己委派的前驻圣彼得堡大使沃德豪斯勋爵同意这种看法。……

然而,不管帕麦斯顿抱着什么样的秘密意图,很明显,他的意图在1858年也像在1842年一样,已被托利党政府所粉碎,在国会中和报刊上掀起的疯狂的战争叫嚣已注定成为“无事烦恼”。

至于奴隶贸易问题本身,牛津主教和布鲁姆勋爵斥责西班牙是这种罪恶贸易的主要中心。他们两人都呼吁英国政府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迫使这个国家奉行符合现行条约的政策。早在1814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就缔结了一个一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西班牙明确地谴责了奴隶贸易。在1817年缔结了一个特别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西班牙承担了义务,从1820年起禁止它自己的臣民从事奴隶贸易,并且得到了一笔40万英镑的赔偿费,以弥补它的臣民由于实现这项条约而可能受到的损失。钱是装进了口袋,可是义务却没有履行。在1835年又缔结了一项新的条约,按照这项条约,西班牙在形式上承担了义务——颁布一项相当严厉的刑法,以使它的臣民不可能继续从事这种贸易。但是又拖延下来了,一切又完全按照那句西班牙成语《A la mañana》[“明天再说”]行事。只是过了十年以后才颁布了这项刑法;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刑法中遗漏了英国所极力争取的主要条文,即把奴隶贸易当做海盗行为看待。一句话,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古巴镇守司令,内务大臣,宫廷奸党,如果传闻属实的话,还有皇室本身,在这方面大发其财,他们向奴隶贩子征收私税,并且出售以每口值多少杜布隆[38]的价格贩卖人类血肉的特许证。

……

现在英国应该对西班牙怎么办呢?重申抗议,增发函电,恢复谈判吗?马姆兹伯里勋爵自己承认,用两国政府之间徒然交换的文件已能把从西班牙海岸到古巴的淼淼汪洋完全盖住。也许英国应该坚持它那为这么多条约所肯定的要求吧?然而这里正是开始出现主要困难的地方。这里加进来了一个“至圣的盟友”、现在公认为奴隶贸易的护卫天使的不祥形象。波拿巴第三这个一切奴隶制的庇护者,禁止英国按照它的信念和条约行事。大家知道,人们曾大大怀疑马姆兹伯里勋爵跟萨托里英雄[39]保持有非法的亲密关系。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极其坦率地揭露出波拿巴第三是全欧闻名的奴隶贩子,是一个以最卑劣的形式,即借口黑人向法国殖民地“自由移民”来恢复这种可耻贸易的人。格雷伯爵对这一揭露补充了一点,他说,“在非洲进行战争是为了捕获俘虏,然后把他们卖给法国政府的代理人。”克拉伦登伯爵补充道,“西班牙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在非洲市场上竞争,它们为一个人出一定的价钱;这些黑人,不论是被运到古巴还是被运到法国殖民地去,所受到的待遇没有丝毫差别。”

这就是英国在帮助这个人推翻共和国以后所处的绝妙处境。第二共和国跟第一共和国一样,消灭了奴隶制。完全靠迎合人的最卑劣情欲而获得政权的波拿巴,只有每天收买新的党羽才能维持这种政权。他这样做不仅恢复了奴隶制,而且以恢复奴隶贸易收买了庄园主。任何玷污民族良心的事情,对他都是延续政权的新保证。奴役法国的最牢靠的手段,就是把法国变成买卖奴隶的国家。可是要知道,这个法国曾经有勇气面对着全世界宣布:打倒殖民地,原则万岁!波拿巴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情:奴隶贸易已成为帝国阵营和共和派阵营之间的斗争的口号。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今天恢复,那么明天西班牙就会被迫放弃这种可耻的贸易。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奴隶贸易》(1858年6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542—546页。

3.美国宣布扩展奴隶制度的法律,实际上恢复了非洲的奴隶买卖,其规模比以前它合法存在的时期还大

奴隶主通过接二连三的侵占行动把联邦愈来愈变成他们的奴隶,接二连三的妥协办法就是这些侵占行动的各个阶段的标志。这些妥协办法每一次都意味着南部的新的侵占和北部的新的让步。可是同时,南部的这些胜利没有一次不是同北部的以各种党派的名义、在各种口号下、打着各种旗帜的敌对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之后才取得的。如果说,各次斗争的实际的与最后的结局是南部得利,但留心观察历史事件的人却不能不看到,奴隶主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是向他们最终的失败走近了一步。甚至还在密苏里妥协案[40]的时候,斗争的双方就已经是如此势均力敌,以致使杰弗逊担心联邦将因这种致命的对立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一点我们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41]。奴隶主集团的侵占气焰先后达到几个最高点:由于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42],正如道格拉斯自己所承认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消除了在美国境内扩展奴隶制度的一切法律障碍;此后,一个北部的候选人担保联邦将在古巴为奴隶主征服或购买新领土,以此买得了总统之职[43];再后,联邦当局通过德雷德·司各脱一案的判决[44],宣布扩展奴隶制度是美国宪法的一项法律;最后,实际上恢复了非洲的奴隶买卖,其规模比以前它合法存在的时期还大。但是,在南部被北部民主党纵容而采取的侵占行动达到这些最高峰的同时,已经有无可怀疑的迹象表明:北部的对抗性的力量已经强固起来,不久就会改变力量的对比。……

……

至于雷诺,在布坎南出使伦敦时期,就是布坎南宠信的走卒之一,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不放过一次机会来为布坎南捧场,极力贬抑布坎南的反对者。为什么以公开反对奴隶主侵占和反对奴隶主滥用联邦为其政纲的共和党竟能在北部获得了胜利呢?其次,为什么北部民主党的大部分人,抛弃了他们与奴隶主领袖们的悠久联系,毫不顾及他们半个世纪的传统,牺牲了很大的商业利益与更大的政治成见,群起而支持现在的共和党政府,并且无所吝惜地供给它以人力和金钱呢?

马克思:《美国问题在英国》(1861年9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23—325页。

4.美国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联邦政府暗中支持 重新开放奴隶买卖 [45],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15000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

马克思:《北美内战》(1861年10月20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351—352页。

5.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击

美国报纸现在in extenso[全文]发表了美国和英国今年4月7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这个重要文件的要点如下。双方互有检验权,但双方的检验权只能由缔约国之一所特别赋予此项权利的战舰行使。缔约国双方时时互相提供关于被指定来监视买卖黑人的那一部分海军的详细统计资料。搜查权只能对商船行使,行使地区为距非洲海岸200英里以内,北纬32度以南,以及距古巴海岸30海里以内。无论是美国巡洋舰检查英国船只,或者是英国巡洋舰检查美国船只,都不得在英国或美国的领海内(即距海岸3海里之内)进行;也不得在其他国家的港口或属地附近进行。

被拘留的船只由混合法庭审判,混合法庭设在塞拉勒窝内、卡普施塔德和纽约,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在船只被判有罪时,如不需过多的费用,应将船上人员交予该船旗帜所表明的国家的司法当局。此时,不仅船上人员(船长、大副等等),而且船只的所有者,都要受到依该国法律所判的惩罚。被混合法庭宣告无罪的商船,由前往搜捕的战舰所属的国家于一年内给予赔偿。不仅被掳黑人的存在构成拘捕船只的法律根据,而且船上如有贩卖黑人的特殊装置、手铐、锁链、其他防范黑人的器械以及显然超过船上人员所需要的食物,也都构成拘捕的法律根据。被发现有此等可疑物件的船只,应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且,即使该船被宣告无罪,亦不得要求任何赔偿。

逾越条约所授权限的巡洋舰指挥官应由本国政府处罚。如果缔约国一方的巡洋舰指挥官怀疑缔约国另一方一艘或多艘战舰护送下的某艘商船载有黑人,或参预贩卖非洲奴隶,或有贩卖奴隶的设备,则应将其怀疑通知护航舰的指挥官,同他一起对所怀疑的船只进行搜查;如果根据本条约该商船属于有嫌疑的船只之列,则应将该船带到一个混合法庭的所在地。被判有罪的船上发现的黑人,应交由进行搜捕的国家的政府处理。这些黑人应立即予以释放,他们人在哪国领土上就由哪国政府保障他们的自由居留权。这个条约满十年始可停止生效。自缔约国一方声明停止生效之日起的一年内,这个条约仍继续有效。

这个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击。参议员萨姆纳最近提出的法案将更增强这个条约的效力,该法案要求取消1808年法律中有关在美国沿海地区买卖黑人的条款,在美国各港口之间运送奴隶也将以犯罪论处[46]。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各个繁殖黑人的州(border slave states)〔边界蓄奴州〕同消费黑人的州(真正的slave states〔蓄奴州〕)之间的买卖大部分就将陷于瘫痪了。

马克思:《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1862年5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531—532页。

6.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做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做英国国策的胜利而倍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47],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班牙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不列颠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平达;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9—870页。

7.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以及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使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860—861页。



(二)西方列强对非洲的殖民侵略和占领||返回本楼目录


1.虽然象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

我们认为,这位阿拉伯领袖的被俘,总的说来是很值得庆幸的。贝都英人的斗争是无望之举,虽然像毕若那样的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柏柏尔国家的海盗行径——英国政府从来不予干涉,只要他们不骚扰英国的船只——,只有靠征服其中的一个国家才能被制止。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就已经迫使突尼斯和的黎波里这两个海湾,甚至迫使摩洛哥的国王[48]踏上了文明的道路。他们只好放弃海盗行径,为人民另谋生路,并且不靠欧洲小国的进贡而用其他手段来充实他们的国库。如果我们会因沙漠中的贝都英人的自由被摧毁而感到遗憾,那么不应当忘记正是这些贝都英人是强盗民族,他们的主要生存手段不是相互袭击,就是袭击定居的村民,他们见到什么就拿什么,杀掉所有的反抗者,并把剩下的俘虏当作奴隶卖掉。远远望去,所有这些自由柏柏尔人的民族好象很骄傲、高贵和荣耀,但是走近一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和比较文明的民族一样,被贪欲所支配,而且只会采取更粗暴和更残酷的手段。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 资产者 ,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

恩格斯:《惊人的揭露。——阿卜杜尔-卡迪尔。——基佐的外交政策》(1848年1月10日—13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403—404页。

2.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是强盗式战争

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型战争,甚至中断了同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造成的损害是否能为使军队适应这种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种战争究竟是使士兵们习惯于吃苦耐劳,还是使他们因过度疲劳而沮丧;最后,这种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眼力;——这些将来肯定会弄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尔或多或少是变糟了。它已忘记了自己的长处——密集的攻击,而习惯于散兵队形,在这方面,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那些将军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大出洋相,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49];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算是大的考验。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1851年4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28页。

3.罗马人在非洲登陆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

但是入侵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大不列颠这个国家不包括爱尔兰有2200万居民,包括爱尔兰则有2900万居民,这样的国家不是通过突然的袭击所能占领的。那些发出警报的人举出迦太基[50]为例,说迦太基的舰队和陆军都分散在最远的领地,而迦太基的两次失败都是罗马人突然袭击的结果。但是,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完全改变这一点姑且不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在非洲登陆,只是因为在这以前迦太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精锐部队已被消灭,迦太基的舰队已被赶出了地中海,这种突然袭击决不是突然袭击,而是一次非常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正是这次军事行动,十分自然地结束了一场延续很久而在很长时期中终究是罗马占优势的战争。而第三次布匿战争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强者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弱者的征服,这同拿破仑并吞威尼斯共和国[51]的情形差不多。但是,现在法国已不是1797年的法国,而英国也不同于当年衰败的威尼斯。

恩格斯:《英国Ⅰ》(1852年1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46—247页。

4.英国同黑人和卡弗尔人进行了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

至于说为了掠夺富有的港口城市和破坏仓库等而进行的突然袭击,显然,目前英国完全有可能遭到这样的袭击。……

但是只要塔霍舰队、北美分舰队以及一部分在巴西和非洲之间追捕贩运奴隶的船只的蒸汽舰奉命返回英国,同时使停泊在各军港的、已拆除了武器装备的舰船进入战斗准备,那么所有这些忧虑就会自行消失了。这样就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推迟任何一次重大的入侵行动,从而使英国有时间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但是,警报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后果,使英国放弃那种可笑的政策:在地中海保持800门舰炮,在大西洋保持1000门,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保持300门,而在国内却没有一艘军舰保卫沿海地带;当国内极需军队的时候却同黑人和卡弗尔人进行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军队的笨拙、沉重和各方面都很陈旧的武器装备,陆军和海军部门的极端严重的玩忽职守和疲塌作风,在这些部门中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最后,工业资产阶级将摆脱对和平代表大会与和平协会[52]的迷恋,这种迷恋使工业资产阶级遭到了许多应得的嘲笑,使它的政治进步以及英国的整个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如果战争终于爆发的话,那么,由于众所周知的空前盛行的世界历史的嘲弄,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位先生必将以和平协会会员和不久将来的大臣的双重身分发动一次很可能以整个大陆为对象的激烈的战争。

恩格斯:《英国》(1852年1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49—251页。

5.埃及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英国人,将来只要瓜分土耳其,它必定是被英国人分去

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恰好当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他们所认为的原状的时候,却发现在这个时期土耳其的现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关系、新的利益,因而可怜的外交家们不得不从十来年前被大动荡打断的地方重新开始。要维持土耳其的现状!是啊,还可以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维持在一定阶段上,以防止它完全腐烂。土耳其正在继续腐烂,而且,只要目前的“均势”和维持“现状”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它还会继续腐烂下去。因此,不管有多少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它还是每年都要惹出一定数量的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就像任何其他腐烂物体向周围不断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藩属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属地(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隶属于苏丹)可以暂时不谈。埃及在更大程度上属于英国人,将来只要瓜分土耳其,它必定是被英国人分去。亚洲土耳其才真正是帝国现时拥有的全部力量之所在。400年来土耳其人的主要居住地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是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后备基地,从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土耳其军队,到库列夫察战役[53]中被吉比奇并不很高明的战术打得四散奔逃的土耳其军队都来自那里。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稀少,却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土耳其族的狂热的穆斯林群体,目前谁也休想去征服它。实际上每当“东方问题”提出的时候,在这个地区中所考虑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谷地。

马克思、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853年3月22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6—7页。

6.法国的目的之一是占领突尼斯

这样他[54]就证明了,“一旦奥斯曼帝国瓦解,领土问题的完满解决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困难”。他坦率地声明,他想做的是什么—— 瓜分土耳其 ,并且再清楚不过地描绘了这种瓜分的轮廓;无论是从说出来的或者是避而不谈的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埃及和干地亚——归英国;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成为俄国的藩属;土耳其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些地方他故意避而不谈)将并给奥地利;希腊的扩大“不宜过分”,譬如,可把下帖撒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并给它。君士坦丁堡应暂时由沙皇占领,然后成为由马其顿、色雷斯和土耳其欧洲地区的残余部分组成的国家的首都。但是谁将成为这个小国(它或许还会扩大到包括安纳托利亚岛的某些部分)的最后占有者呢?关于这一点他没有说;但是人们都知道,他把这个位子留给了一个人物,这就是他的幼子[55],此人正渴望有自己的王国。而法国呢?难道它什么也得不到吗?或许如此!但是,不,它也将得到一份礼物,这就是——谁会相信这一点?—— 突尼斯 。沙皇对汉密尔顿爵士说,“法国的目的之一是占领突尼斯”,因此在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或许真的表现很慷慨,满足法国对突尼斯的胃口。

马克思:《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1854年3月24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168—169页。

7.英、法军队征服过阿尔及利亚,在南非的丛林中同卡弗尔人作过战

欧洲一切抱有保守观点的人,看到东方问题无法解决,似乎也应改变自己的观点了。请看,整个欧洲不能解决这个细小的争端,过去60年的情况表明,它确实也无能为力。最后,法国、英国和俄国投入战争。战争进行了六个月,但直到现在,除了因错误而引起的战斗或规模极小的战斗以外,还没有真正交战。瞧吧,在瓦尔纳城下驻扎着八九万英法士兵,他们由老威灵顿的前军务秘书[56]和法国元帅[57]指挥(说实在的,这位元帅最突出的功绩是在伦敦当铺里建立的);可是法军什么也不做,而英军也尽力在这方面帮他们的忙;大概因为这种行动在他们看来还不够十分隆重,所以舰队也开到巴尔奇克的停泊场看一看这两国军队中哪一个更会最有风度地来享受这悠哉游哉的乐趣。然而,虽然到目前为止联军只是坐吃土耳其军队所指望的储粮,而且两个月来在瓦尔纳天天无所事事,但他们仍未作好履行自己职责的准备。如果指望他们援救,那么锡利斯特里亚也许要到明年5月中旬才能解围。正是这些军队征服过阿尔及利亚[58],并在一个最复杂的战区里研究过作战理论和实践;也正是这些士兵曾在比保加利亚野蛮得多的国家里作战——在印度河的荒漠上同锡克教徒以及在南非的丛林中同卡弗尔人作过战,[59]——而现在这些士兵却束手无策,毫无用处,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且还是在一个输出谷物的地区呢!

马克思、恩格斯:《无聊的战争》(1854年7月29日—8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444—445页。

8.非洲比保加利亚更热,但是在征服非洲的整个时期,死亡率从来没有那样高

现在让我们看看瓦尔纳的情况。当整营整营的士兵们在灼热的沙滩上,在霍乱病中痛苦地挣扎时,老兵开始拿现在指挥他们的这些冒险家同当年成功地率领他们进行非洲远征[60]的老长官相比较,尽管当代没落帝国[61]的英雄们对这些远征是那样地摆出一种鄙视的神情。非洲比保加利亚更热,撒哈拉沙漠甚至比多布罗加令人讨厌得多。但是在征服非洲的整个时期,死亡率从来没有像在代夫尼亚安适驻军时或者在库斯坦杰周围进行轻松的侦察性进军时那样高。卡芬雅克、贝多、尚加尔涅、拉莫里谢尔曾经在危险得多的情况下指挥过他们,但遭受的损失却小得多;当时埃斯皮纳斯和勒鲁瓦·圣阿尔诺还是无名之辈,后来他们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卑劣无耻才得以升迁。因此,非洲部队最优秀的代表朱阿夫兵[62],这些参战最多因而火药味闻得最多的人们,就群情激愤,一致高呼:“A bas les singes!Il nous faut Lamoricière!”(“猢狲们滚蛋!我们要拉莫里谢尔!”)。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这位装腔作势模仿伟大的过去的主角,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许已经感到朱阿夫兵的喊声是自己“灭亡的开始”。这个喊声在瓦尔纳产生了魔力。可以说,它便是克里木远征的主要原因。

恩格斯:《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进攻》(1854年9月2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版,第621—622页。

9.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

阿尔及利亚先后被罗马人、汪达尔人和阿拉伯人征服。1492年摩尔人被赶出西班牙后,斐迪南派一支远征军征讨阿尔及利亚,占领了奥兰、布日伊和阿尔及尔,势将征服整片国土。塞里姆·库泰米这位管辖与阿尔及尔城相邻的肥沃的迈提贾平原的艾米尔,无力抗击强大的入侵者,求助于土耳其人,于是著名的海盗巴巴罗萨·奥鲁治被派去支援。奥鲁治于1516年到达,他首先自立为国君,亲手杀死塞里姆·库泰米,然后向西班牙人进攻。在这一场时胜时败的战争之后,他不得不躲往特莱姆森,一支西班牙军队包围并俘获了他,于1518年将他处死。他的哥哥海尔埃丁成了他的继承人。海尔埃丁向苏丹塞里姆一世求援,并承认这位君主为自己的最高宗主。塞里姆遂任命海尔埃丁为阿尔及尔的帕沙,并给他派了一支军队,使他能够用这支军队击退西班牙人,最后再自立为国君。由于他在地中海抗击基督教徒有功,苏里曼一世封他为卡普坦-帕沙[63]。查理五世试图恢复西班牙人的统治,于1541年派遣一支由370艘战船和3万人员组成的强大远征军横渡地中海。但是一场凶猛的风暴和地震打散了舰队,使得舰队和陆军之间失去了联系。部队没有掩蔽所,又受到勇猛的敌人不间断的骚扰性攻击,只得回到船上逃走,损失了8000人、15艘军舰和140条运输船。从此,柏柏尔国家[64]与马耳他骑士[65]之间就战事不断,由此产生了海盗行为,阿尔及利亚海盗在地中海造成普遍的恐怖,基督教国家不得不长期对之低头屈服。布莱克统率的英军、杜坎统率的法军、荷兰军队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在不同时期都攻打过阿尔及尔;杜坎普两度炮击阿尔及尔,事后德依[66]派人请来路易十四的法国领事,从他那里得知炮击花了多少钱,便嘲笑说,只要给他这些钱的一半,他就能自己把这个城市烧毁。

尽管欧洲列强不断加以防止,海上掠夺行为还是在继续;甚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海岸有时也遭到专门从事这种恐怖的战争和掠夺行业的暴徒的袭击。成千上万沦为奴隶的基督徒在阿尔及利亚一直遭受折磨。虔诚的教徒曾建立了一些团体,专门为了每年往返阿尔及尔,用囚犯们的亲属为救他们而拿出的钱把他们赎回来。这时,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已经是有名无实了。由土耳其近卫军[67]推举的德依纷纷宣布脱离土耳其政府而独立。1705年,易卜拉欣德依赶走了最后一个土耳其帕沙;土耳其近卫军在激烈的选举中选出新的首领,这些首领往往又在士兵哗变中被杀害。近卫军是从土耳其的移民中招募来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甚至近卫军士兵与土著妇女所生的儿子都不准加入他们的队伍。德依有时向君士坦丁堡送礼,以表示其名义上的藩属关系,但经常性的贡赋已完全停止,同时,土耳其人被自己同俄国的无休止的斗争所牵制,也没有力量去镇压远方省份的叛乱者。指明如何消灭这种怪物般的暴政,这一使命正等待着年轻的共和国美国来承担。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有地中海的强大舰队保护贸易,阿尔及利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他们非法的勒索。恢复和平以后,阿尔及利亚人又重新开始其劫掠行为;美国人在1795年为了维持和平,曾经不得不仿效欧洲各国向德依缴纳买路钱,而现在已拒不纳贡了。1815年分舰队指挥官迪凯特在与一支阿尔及利亚分舰队的遭遇战中,俘获了一艘三桅快速战舰和一艘两桅横帆艇,进入阿尔及尔湾,迫使德依交出所有的美国俘虏并放弃以后对贡款的任何要求。英国人仿效这个勇敢的先例,于1816年在埃克斯茅斯勋爵的统率下炮击阿尔及尔城,把它夷为废墟,迫使德依交出英国俘虏。但是这毕竟只是惩罚措施,因为海盗行为并没有绝迹;1826年,阿尔及利亚人又公开在地中海掠夺意大利船只,甚至侵入北海。1818年侯赛因德依执政;1823年,法国领事的住宅被抢劫,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多次受到袭击,法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最后,这位阿尔及尔的德依当面侮辱了法国领事,并对法国国王使用了不尊敬的语言,因为国王没有答复德依就法国政府欠犹太商人的债的问题所写的信,这些商人又都欠侯赛因的债[68]。为了迫使德依道歉,法国派出一支分舰队封锁了阿尔及尔。法国、穆罕默德-阿里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开始谈判,在谈判中,穆罕默德-阿里在法国的支持下承诺征服阿尔及尔,并向苏丹定期交纳贡款,后者则答应任命他为阿尔及尔的总督。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反对,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和穆罕默德-阿里在实行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上未能达成协议。于是,查理十世政府决定单独远征阿尔及尔。1830年6月13日,布尔蒙将军统率的38000名步兵和4000名骑兵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侯赛因德依征招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与之作战,但是在法军已然登陆的情况下,他已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7月4日,阿尔及尔投降,条件是:对居民的私人财产和他们的宗教予以尊重,德依和他的土耳其士兵则必须离开。法军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的战利品包括12艘战船、1500门铜炮和价值约1000万美元的钱币。他们在阿尔及尔立即配置守备部队,实行军事管制。查理十世政府打算把阿尔及尔让给苏丹,而正当这个指令送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1830年的七月事变废黜了查理十世。[69]他的继位者[70]首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决定保留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任命克洛塞尔为总司令去接替布尔蒙。

从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利亚开始到现在,这片不幸的国土一直是不断的流血、掠夺和强暴横行的场所。在每一座大小城镇被征服时,处处都有大量的生命牺牲。阿拉伯和卡比尔部落珍视独立,仇恨外族统治而不惜生命,他们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住宅和财产被焚毁,庄稼被践踏,幸存的受难者不是遭到屠杀,就是遭到奸淫和暴力。法国人顽固地奉行这种野蛮的作战方法,完全不顾人道、文明和基督教的准则。他们替自己辩护,说卡比尔人残暴、嗜杀成性、拷打俘虏,还说,对野蛮人宽容是一种错误。但是一个文明政府竟采取以牙还牙的复仇政策是大成问题的。观其果而知其树,可以说,法国花费了大约一亿美元,牺牲了几十万人,其结果只不过是使阿尔及利亚成了一所法国将军和士兵的军事学校,所有后来在克里木战争中获得荣誉的法国军官都在这个学校接受了军事训练和教育。至于殖民的尝试,只要把欧洲人的人数和土著居民的人数作一比较,就可以证明这种尝试目前已经几乎完全失败了,而且这发生在世界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发生在离法国只有20小时路程的意大利古代谷仓,那里惟一缺少的就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不论军事上的朋友或野蛮的敌人都威胁着这种安全。这种失败是由于法国人性格上的一种先天的缺陷而使他们不适于移民,或者是由于地方行政当局的不明智,这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所有重要的城市——君士坦丁、波尼、布日伊、阿尔泽、穆斯塔加奈姆、特莱姆森——都是被强攻占领的,都遭到随之而来的一切灾祸。土著人曾怀着很深的敌意屈从于土耳其统治者,这些统治者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即他们是教友;但是,他们从新政权的所谓文明中却看不到任何好处,并且因宗教狂热而对新政权深恶痛绝。每个新总督上任都无非是重复前任的苛政;文告中宣布了最善良的意愿,但是占领军的军事行为,双方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都使关于和平和善意的表白化为泡影。

1831年比雄男爵被任命为民政长官;他力图建立一套与军事管理机构并行的民政管理制度,但是,他的措施会导致对总督的约束,所以激怒了拿破仑的老警务大臣罗维戈公爵萨瓦里,于是按照他的意见,比雄被召回。阿尔及利亚在萨瓦里的统治下变成了所有因政治或社会方面行为不当而受法律制裁者的流放地;一个外籍军团开入了阿尔及利亚,它的士兵不准进入城市。1833年有人向众议院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这份请愿书促使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结果,建立了民政管理。萨瓦里死后,在瓦罗尔将军临时执政时期,为了平息民愤,开始采取了一些措施:排干沼泽地,修筑道路,建立本地民兵。但是,当曾经率军向君士坦丁进行过第一次也是十分不成功的一次远征[71]的克洛塞尔元帅回到阿尔及利亚时,所有这些措施都停止了。他的治理激起普遍不满,1836年,一份由54个当地的头面人物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巴黎,要求调查他的滥用职权行为。克洛塞尔终于被迫辞职。路易-菲力浦在其执政的整个时期,一直试图进行殖民,但其惟一结果是土地投机;实行军事殖民也毫无成效,因为种地的移民一旦离开他们碉堡的火炮射程范围就不安全;还试图向阿尔及利亚东部移民,把阿卜杜尔·卡迪尔从奥兰和阿尔及利亚西部赶走[72]。由于这位坚忍不拔、大胆无畏的首领的失败,这个国家完全被平定了,加米安-加腊勃大部落随即表示归顺。

1848年革命时期,卡芬雅克将军接替奥马尔公爵任阿尔及利亚省总督。不久,他和也在阿尔及利亚的茹安维尔亲王一起离职。但是对该省的统治,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顺利。在共和国存在的短短时期中,总督一再更换。移民被送去耕种土地,但是他们不是接连不断地死亡,就是满心厌恶地离开。1849年,佩利西埃将军袭击一些部落和贝尼·锡勒姆的一些村庄;他们的庄稼和一切有用的什物照例都被焚毁,因为他们拒绝纳税。在扎布这个与沙漠接壤的富庶地区,在一名马拉布特[73]的鼓动下发生了大规模的骚动;1200名远征军开赴该地,但是被起义者击败。起义的规模很大,鼓动起义的是叫做西迪·阿勃迭腊赫曼的秘密组织,其主要宗旨是歼灭法国人。起义者直到康罗贝尔和埃尔比荣将军率领的一支远征军到达后才被击败;对扎特切这个阿拉伯城镇的围攻也表明,土著人没有丧失勇气,对入侵者绝无好感。这个城镇在51天中击退了围攻者的多次进攻,最后才被强攻占领。小卡比利亚直到1851年才投降,圣阿尔诺将军在这一年征服了它,从而建立了一条菲利普维尔和君士坦丁之间的交通线。

法国的通报和报纸满篇都是关于阿尔及利亚和平和繁荣的言论。但这是民族虚荣心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这个国家的内地始终没有被殖民化。除了沿海地区和城市附近,法国人的统治纯属幻想。各部落在继续捍卫自己的独立,表示对法国的统治极端憎恶,所以法国人的野蛮清剿活动从未停止。例如,1857年,朗东元帅就对尚未屈服的卡比尔人的村镇进行了一次胜利的清剿,企图把他们的土地并入法国领地。土著人一直受着铁腕专制的统治,但是不断的起义说明法国的占领并不稳固,以这种手段维持的和平是虚假的。1857年8月在奥兰审判了一起案件,在该案中阿拉伯局[74]长官杜瓦诺上尉被认定是杀害当地一位著名富豪的罪犯;这起案件表明,法国的官员,甚至下级官员,依仗自己的权势,专横暴戾,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目前总督管辖区分为三个省:东部的君士坦丁省,中央的阿尔及尔省和西部的奥兰省。这个国家由一个兼总司令的总督管辖;他的助手是秘书和民政长官;在总督下面还设有一个由内务长官、海军司令、陆军司令以及首席检查官组成的委员会;其职责是确认总督的法令。阿尔及利亚讼事审理委员会审理民事和刑事方面的违法行为。在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的省,有市长、法官和警官。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著部落仍然有他们自己的卡迪[75];但他们那里建立了他们似乎比较喜欢的仲裁法庭制度,并且有专门负责在法国法庭上为阿拉伯人利益辩护的官员(阿拉伯人的律师)。

据调查,阿尔及利亚的贸易从法国占领以后大有发展。进口价值约为2200万美元,出口价值约为300万美元。进口的是棉织品、毛织品、丝织品、谷物、面粉、石灰和精制食糖;出口的是未加工的珊瑚、皮革、小麦、植物油、羊毛以及其他某些小商品。

恩格斯:《阿尔及利亚》(1857年8月10日—21日之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276—285页。

10.在阿尔及利亚,当法军纵队需要通过敌人的地区时,他们编成四个步兵方队

在阿尔及利亚,当法军纵队需要通过敌人的地区时[76],他们编成四个步兵方队,使这些方队居于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四角,而骑兵和炮兵则在中间。如果阿拉伯人来进攻,步兵便以坚决的火力击退他们,一当进攻者陷入混乱,骑兵立即冲到他们中间,这时,火炮卸下前车,以便对他们进行射击。骑兵如果被击退,就可以在步兵方队后面得到可靠的掩护。对于同优势敌军作战的军队来说,要塞体系,特别是设在河网中的要塞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成密集队形的步兵对于这些非正规的紊乱部队作战时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维罗那、曼都亚、培斯克拉和列尼亚哥形成方队的四个角,只要其中的三个没有被敌人占领,那么就不可能迫使较弱的军队放弃它的阵地。但是怎样才能攻占这些要塞呢?如果奥军无力进行野战,培斯克拉的确随时都是容易被攻克的;而曼都亚,在1848年敌军甚至没有企图对它进行封锁,更不用说围攻了。

恩格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1859年2月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11月第1版,第218页。

11.法国人以阿尔及利亚战争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因此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空前提高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77]与克里木战争[78]相比,在更大程度上表明了一个事实:法国的军事组织为全欧之冠。除法国军队以外,奥地利军队无疑是欧洲军队中最好的;诚然,在1859年的短暂战役中,全军没有能够打一次胜仗,虽然它的兵士赢得了荣誉。即使把将军的无能,指挥的不统一和皇帝的瞎干涉都估计在内,奥地利各团的军官和兵士仍然一致认为:这支军队未获胜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的组织不像他们敌人的组织那样适合于实战的需要。如果说,仅仅几年以前才彻底改组过的奥地利军队尚且有所欠缺,对其他在组织上还要老式的军队,难道还能期望些什么呢?

法国人在这方面是超群的,这一点毫不足怪。任何一个略有军事能力的国家,以阿尔及利亚战争[79]那样大的规模进行了25年的小型战争[80],都不会不因此而使自己军队的战斗素质得到空前提高。当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高加索主要是用专为这个目的而派出的军队进行战争的时候,大部分法国军队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经过锻炼了。法国的确从这次锻炼中获取了最大的益处,这次锻炼虽然在人员和金钱方面付出昂贵的代价,但在取得宝贵的战争经验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继之而来的克里木战争是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锻炼,使士兵更增强了信心,因为这次战争向他们指明,他们从历次对游牧部落和非正规部队进行的战役中所取得的经验,在对付正规部队时是同样有益和适用的。

恩格斯:《德国的军事改革》(1860年1月27日—2月2日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第58—59页。

12.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

巴黎丹屠出版的十二月帮的原著[81]小册子中的东西,有什么是这位 福斯特 不相信的呢!英国人迄今一直是这样设想的:他们时而同俄国人、时而又同法国人争夺马耳他岛和伊奥尼亚群岛,但决不同奥地利人争夺这些岛屿。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曾经派遣远征军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苏伊士地峡加强自己的地位;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并同西班牙结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订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1840年七月条约[82],这是反对法国的,却是同奥地利一起签订的;英国在执行“ 针对东印度的政策 ”时,处处遇到来自俄国方面的,而不是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障碍”;在英国同那不勒斯之间发生的惟一一次严重争端中,即在关于1840年的硫磺争端中,是 法国 公司,而不是奥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岛硫磺贸易的垄断成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线[83];最后,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确一有机会就说要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内海”,但是从来不说要把地中海变为“奥地利的内海”。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1860年2月—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第203—204页。

13.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要使军队人数保持以前的水平,每年从适合服兵役的青年中征召4—6万人,当时认为这已够用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有伤亡

军队每年能有的适合服兵役的青年总数,像以前一样,约16万人。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从他们当中实际上征召了4—6万人;要使军队人数保持以前的水平,当时认为这已够用了,尽管在阿尔及利亚有伤亡。后来就征召8万人,甚至征召10万人和10万人以上。意味着和平的帝国[84],比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所需要的炮灰却要多一倍。服役期限定为7年,但是即使假定在最近时期每年征召10万人(这超过平均数),7年内也只有70万人。如果从这里除去由于各次远征和其他原因而造成的损失,所剩就未必有60万人了。下余163000人从何而来呢?

恩格斯:《法国的武装力量》(1861年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258—259页。

14.就连(英国自由派议员)考恩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

考恩 关于埃及 的演说,实质上还是过去海德门的英国政治的“未来的音乐”。[85]这些长吁短叹的资产者(而考恩在这方面也是资产者),这些可怜的英国资产者,在日益加重的对历史使命所负的“责任”的重荷之下呻吟,而又如此无法反抗这种历史使命!不过,就连考恩一想到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牢固的侵略基地加上从三角洲到开普兰的“不列颠非洲帝国”的这幅迷人妙景,也垂涎三尺。图景真不坏呀!事实上,还有比征服埃及——在一片和平景象中征服——更无耻、更虚伪、更伪善的“征服”吗!甚至这个考恩(而他无疑是英国议员中最好的一个)也衷心赞扬这类“英雄业绩”;“我国军事实力的光辉显示”。可怜的考恩!他是地地道道的不列颠“资产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为作了一笔很大而且非常有利的交易;他看不出,既然“政治”在这个事件中起作用,英国“年迈的伟人”只不过是另外一些非不列颠人的狡猾之徒手中的工具而已,而戈申之流泰然自若地承担起了对于“内部”利益的“责任”。

考恩有时迷信到这种地步,以致认为达费林勋爵真正是超群绝伦的外交天才。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马克思:《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83年1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6月第1版,第421—422页。

15.法国现在直接地和毫不掩饰地在突尼斯和东京所进行的殖民活动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这一点您有时在您的文章里做到了;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因此我高兴的是,您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选了圣经原始故事[86]和殖民活动[87]这类题目,在这方面即使对详细情节进行较小程度的充分研究,也能做出点成绩,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论殖民活动一文,我很喜欢。可惜,您叙述的多半只是德国的材料,而这些材料照例毫无生气,既没有清楚说明对热带国家的殖民活动,也没有清楚说明殖民活动的最新形式,——我指的是那种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例如法国现在直接地和毫不掩饰地在突尼斯和东京所进行的殖民活动[88]。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3年9月1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61—62页。

16.国际协会,在非洲都干些什么勾当

我给你寄去一份《科伦日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斯坦利和比利时的列奥波特的人道的文明的国际协会,在非洲都干些什么勾当。[89]至于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更不用说我们那些普鲁士的暴徒和刽子手,当他们在那里干起来的时候,会干些什么!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年9月13日—15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第1版,第208页。

17.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

在十五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 黄金黄金 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 黄金 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便要索取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 取得土地 。而且,航海业是确确实实的 资产阶级 的行业,这一行业也在所有现代的舰队上打上了自己的反封建性质的烙印。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1884年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17页。

18.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先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595页。

19.商业资本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90],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1894年11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68—370页。

20.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

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91]。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绍纳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罗得斯占领了。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补》(1895年5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030页。

21.意大利同土耳其的战争是可耻的资产阶级掠夺行为,是利用改良了的杀人武器屠杀的黎波里非洲土著居民的肮脏勾当

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那里的改良派分裂为左倾改良派(以屠拉梯为首)和右倾改良派(以比索拉蒂为首)。艾米利亚雷焦代表大会标志着这次分裂的收场。

……

比索拉蒂背弃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始终坚持的共和主义信念,到奎里纳尔山去觐见国王,并同他会谈!比索拉蒂甚至为目前意大利同土耳其的战争辩护,虽然 党严厉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是可耻的资产阶级掠夺行为,是利用改良了的杀人武器屠杀的黎波里非洲土著居民的肮脏勾当。

列宁:《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12年7月15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434—435页。

22.意土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和工业停滞

大家从电讯中知道,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全权代表已经签订了初步和约。

意大利“战胜了”。一年以前,它悍然出兵掠夺土耳其在非洲的属地,从今以后,的黎波里就要属意大利了。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20世纪的一个“文明”国家发动的这场典型的殖民战争。

这场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是由意大利的金融巨头和资本家的贪婪引起的,因为他们需要新的市场,需要意大利帝国主义得势。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是一场技术精良的、文明的人类大厮杀,是用“最新式的”武器对阿拉伯人的大杀戮。

阿拉伯人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的海军将领们贸然派遣1200名水兵登陆,阿拉伯人袭击了他们,击毙了将近600人。意大利人“为了惩罚”,屠杀了将近3000名阿拉伯人,许多家庭被斩尽杀绝,妇女和儿童也惨遭杀害。意大利是一个文明的立宪国家。

将近1000名阿拉伯人被绞死。

意大利损失了2万多人;其中17429人患病,600人失踪,1405人被击毙。

意大利人为这场战争耗费了8亿多里拉,合32000多万卢布。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失业现象和工业停滞。

阿拉伯人将近有14800人被杀害。尽管签订了“和约”,战争实际上还将继续下去,因为居住在非洲内陆远离海岸的阿拉伯部落不会屈服。他们还将长期被人用刺刀、枪弹、绳索、奸淫、烧杀来“开化”。

列宁:《意土战争的结局》(1912年9月28日,载于1912年9月28日《真理报》第129号),摘自《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125—126页。

23.在突尼斯,法国在“自己的”殖民地掠夺了70万公顷土地

伟大的法兰西在1896年曾经同意大利缔结一项条约,规定意大利不得在突尼斯增加意大利学校的数目!但是从那时以来,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增加了5倍。在突尼斯,意大利人共有105000人,法国人共有35000人,但是前者中只有1167人是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83000公顷,而后者中则有2395人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掠夺了70万公顷土地。是啊,怎么能不同意拉布里奥拉和其他的意大利“普列汉诺夫派”呢?他们认为意大利有“权利”把的黎波里划为自己的殖民地、压迫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人、瓜分小亚细亚等等。[92]

列宁:《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1915年8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2版,第22—23页。

24.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

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月—6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209页。

25.英国强盗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

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从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这种战争,同那些因帝王、地主、资本家瓜分已夺得的土地或已攫取的利润而引起的掠夺战争(象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较起来,是不多见的。这是美国人民反对英国强盗的战争,这些英国强盗当时压迫美国,使它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就象这些“文明的”吸血鬼现在压迫印度、埃及和世界各地的亿万人民,使他们处于殖民地奴隶地位一样。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47页。

26.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和俄国人在波斯都一直在进行掠夺

我们肯定地说,任何一家报纸,无论是干脆说应该保卫祖国的一般沙文主义者的报纸,还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报纸,从来都没有给兼并下过一个既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俄国即适用于任何一方的定义。它们不可能下这样一个定义,因为整个这场战争是兼并政策的继续,就是说,是交战双方的两个集团的掠夺政策即资本主义抢劫政策的继续。因此很清楚,这两个强盗中究竟哪一个先拔出刀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请你们看看这两个集团几十年来的海军开支和陆军开支吧,请你们看看它们在大战前所进行的那些小的战争的历史吧,——所以说是“小的”,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欧洲人死得不多,而那些被他们扼杀的、在他们看来甚至不能算是民族(难道那些亚洲人和非洲人是民族吗?)的民族却死了好几十万:他们对这些民族所进行的是这样一种战争:当地的民族赤手空拳,却遭到他们机枪的扫射。难道这是战争吗?这实在说不上是战争,可以不去管它。看,他们就是这样一味欺骗人民群众。

过去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非洲、英国人和俄国人在波斯都一直在进行掠夺,屠杀整个整个民族,制造空前暴行(我不知道他们谁干得厉害些);这场战争就是这种政治的继续。

列宁:《战争与革命》(1929年4月23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版,第84—85页。

27.英国残害巴库和里海东岸的“土著居民”,像残害中非洲的黑人一样

第二个文件描述一九一九年三月底英国汤姆生将军和第一个文件的作者蔡金的谈话。……这个文件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间接证实英帝国主义者的野蛮行为,不是说出而是喊出英国爪牙的为所欲为和横行霸道,他们残害巴库和里海东岸的“土著居民”,像残害中非洲的黑人一样。

斯大林:《关于英帝国主义爪牙枪杀巴库二十六个同志的事件》(1919年4月23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225页。

28.帝国主义要求重新瓜分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趋向产生了地中海问题、石油问题

重新瓜分世界和划分作为国外市场基础的势力范围的问题就成为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中的主要问题。……

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力求重新瓜分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共同”趋向。用不着证明,亚洲市场和通往亚洲市场的道路成了主要的斗争场所。由此就产生了许多成为新冲突的根源的关键问题。由此就产生了成为争夺亚洲和通往亚洲的道路的霸权的根源的所谓太平洋问题(美、日、英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争夺地中海沿岸优势、争夺通往东方的捷径的根源的地中海问题(英、法、意三国的对抗)。由此就产生了石油问题(英、美两国的对抗)的尖锐化,因为没有石油就不能作战,谁在石油方面占优势,谁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

不久以前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张伯伦关于“调处”地中海问题的“最后”计划。我不能担保这个计划的确实性。但张伯伦计划在报刊上出现是一种征兆,这却是不容怀疑的。这个计划规定把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从法国手中转到意大利手中,把丹吉尔交给法国而由法国付给西班牙一笔补偿费,把喀麦隆归还德国,意大利必须在巴尔干停止“胡闹”等等。

……

可是这个计划的真正用意究竟在哪里呢?这个计划的用意就在于把法国资产阶级从叙利亚排挤出去。叙利亚历来就是通往东方、通往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的门户。从叙利亚可以损害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一带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的利益。所以张伯伦显然是想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情形的。不用说,这个计划在报刊上出现的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个事实的价值就在于它清楚地说明了所谓“列强”间目前关系中所包藏着的那种争端、纠纷和军事冲突的特征。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2日—1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11月第1版,第236—237页。

29.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这一切都反映出列强之间斗争的尖锐程度

显然,这种不顺利的经济情况[93]不能不造成列强之间关系的尖锐化。上次危机已经搞乱了全局,使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尖锐化了。日本占领东北和华北,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这一切都反映出列强之间斗争的尖锐程度。新的经济危机一定会使,而且确实正在使帝国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化。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市场竞争,不是商业竞争,不是倾销政策了。这些斗争手段早已被认为不够用了。现在的问题是要用军事行动来重新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割殖民地。

……

现在我列举一下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的一些激起了新的帝国主义大战的最重要事件。1935年夏,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进行了武装干涉,而且德国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和西属摩洛哥,意大利则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和巴利阿里群岛。日本侵占东北以后,又于1937年侵入华北和华中,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并开始把外国竞争者从占领区排挤出去。1938年初,德国侵占了奥地利,而在1938年秋,又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8年底,日本侵占了广州,而在1939年初又侵占了海南岛。

这样,悄悄地降临到各国人民头上的战争就席卷了5亿多人口,战事蔓延在广阔的土地上,从天津、上海和广州,经过阿比西尼亚,一直到直布罗陀。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10日),摘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238—239页。



(三)非洲经济的殖民化||返回本楼目录


1.在毛里求斯岛上拥有将近百万英镑地产的公司

这一重大措施所产生的短时期的影响,使贸易界满怀奢望,因此它轻易地忘记了几乎降临的灾难。俄勒冈冲突[94]的消除预示当时仍然兴旺的对美贸易将继续下去,英国在旁遮普的胜利[95]保证了印度斯坦的安宁,这一切自然也使得人们又振作起来。虽然在1845年的歉收以后,1846年又遭到了同样的歉收,虽然各地都还不得不靠以前的积蓄来勉强为生,不得不支付经营企业所需贷款的12%—15%的利息,但是郎卡郡和约克郡的所有的纺纱厂仍然不停地开工,仿佛歉收、铁路方面的投机倒把和市场上的商品充斥现在突然都变成了一瞬间就可以解决的纯粹的小事。

然而这一切好景很快就消逝了。其实,早在1847年9月,当包林博士在自由贸易论者布鲁塞尔会议上以令人捧腹的激动神色过高评价废除谷物法的神奇影响时[96],伦敦就已有人指出,甚至“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万能措施”也已经不能挽救国家免除人们早就怀着恐惧等待来临的灾难。不得不向命运屈服,而伦敦一些像里德·厄尔文公司那样在毛里求斯岛上拥有将近百万英镑地产的公司,由于这部分英国殖民地的悲惨状况,开始纷纷地倒闭和破产,同时又殃及东印度和西印度的许许多多较小的公司。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状况》(1849年3月6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第1版,第386页。

2.破产危机在与东印度、西印度和毛里求斯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

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和关于它的准备金很少的消息,立即造成金融市场的紧缩,在整个英国商界引起很大恐慌,其强烈程度,只有1845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比。在4月的最后几周和5月的前四天,几乎所有的信用交易都陷于停顿。但是,并没有发生特别重大的破产。商业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是因为支付了高额利息和被强制按近乎破产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存货和公债券等等。一些即使资本比较雄厚的公司虽说在最初的危机中得救了,这也无非是给它们以后的破产打下基础而已。人们面临的第一个危险已被克服,这个事实大大有助于信心的增强;从5月5日起,金融市场的紧缩开始有了明显的缓和,到5月末,惊慌几乎已经过去。

然而过了几个月,到8月初,在谷物贸易中的上述破产开始了,一直继续到9月;破产还没有结束,危机便在所有商业部门,特别是在与东印度、西印度和毛里求斯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而且,是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地同时爆发。在9月,仅伦敦一地,就有20家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总额达900万至1000万英镑。

……

这番话[97]是迪斯累里于1848年8月30日在下院说的。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一直继续到年底,而在1848年前几个月,当开始传来关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毛里求斯的有关公司破产的消息时,又重新发生了。

产生这种商业史上罕见的大量破产的原因是,普遍的过分的投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长期以来人为地维持高昂价格的这些商品,还在1847年4月的恐慌之前就已经开始部分地跌价了;但是全面价格猛跌只是在这次恐慌 以后 ,在整个信用系统已经瓦解,各公司不得不相继赶紧大量抛售的时候。特别是从6、7月到11月发生了空前的价格暴跌,以致那些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公司也遭到破产。

马克思、恩格斯:《时评。1850年5—10月》(1850年10月—11月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579—581页。

3.对于非洲的黑人和贝都英人等来说,曼彻斯特的棉纺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国王更生疏得多

昨天我又寄给你两号《卫报》。看来,自从报价降到一便士以来,这些先生们就努力减少通讯等等的一切费用。他们想创办一家第一流的地方报纸的企图,已经完全破产。因此,国外新闻缺乏,巴黎通讯也少见。昨天《卫报》刊登的富尔德事件还不错。但是棉花供应协会[98]的报告更精彩得多。妙的是,在自由贸易实施十年以后,自由贸易派自己却出来斩钉截铁地否定它。这整个棉花供应协会不过是自由贸易派自己设立的一个机关,其目的——完全与自由贸易的一切原则相矛盾——是通过奖金、贷款、赠送种籽、出租机器等等办法促使世界上凡是土壤和气候多少有点适合的地方都培植棉花。如果国家采取某种类似的做法,那是坏事,但是如果曼彻斯特的棉纺厂厂主(对于非洲的黑人和贝都英人等来说,这些人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国王更生疏得多)这样做,那是完全正确的。对laissez faire[99]的一切说法,想不出比这个报告更妙的讽刺了。

恩格斯:《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4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第1版,第307页。

4.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资本家采用的生产方式不是从奴隶制产生的,而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

在第二种殖民地(种植园)[100]中,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黑人奴隶制排除了自由雇佣劳动,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本身。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上的 资本家 。他们采用的生产方式不是从奴隶制产生的,而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在这种场合,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个人。土地对资本和劳动来说作为 自然要素 而存在,并不对投资进行任何抵抗,因而也不对资本竞争进行任何抵抗。这里也并没有形成与土地所有者不同的租地农场主阶级。只要维持着这种状况,就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费用价格调节市场价值。

所有这些前提都和 绝对地租 存在的前提毫无共同之处。绝对地租存在的前提是:一方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另一方面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不仅在法律上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对资本进行抵抗,保护这个活动场所不受资本侵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把地盘让给资本。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1861—1863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第339—340页。

5.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德福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德福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7月2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376—377页。

6.各国资本家掠夺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靠制造大炮和装甲舰大发其财

各国资本家共同开办工厂和贸易公司,一起掠夺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靠制造大炮和装甲舰大发其财。似乎有一种崇高的激情突然一下子使各国的所有帝王和所有资本家都失去了理智:让我们去“解放”邻国吧!让我们在邻国传播法律和正义、平等和幸福吧!

列宁:《对亚·柯伦泰〈谁需要战争?〉一书的修改意见》(1915年9月18日和26日之间),摘自《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第116页。

7.国外投资在非洲殖民地的分布

资本输出是在20世纪初期才大大发展起来的。在大战前夜,3个主要国家的国外投资已经达到1750亿—2000亿法郎。按5%的低利率计算,这笔款额的收入一年可达80—100亿法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这种国外投资在各国之间怎样分配,投在 什么地方 ,对于这个问题只能作一个大概的回答,不过这个大概的回答也能说明现代帝国主义的某些一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

在英国,占第一位的是它的殖民地,它在美洲也有广大的殖民地(例如加拿大),在亚洲等地就更不必说了。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同大量的殖民地有最密切的联系。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月—6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51—152页。



(四)欧洲列强与非洲殖民地国家间关系||返回本楼目录


1.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

在美洲,资产者也有了巨大的成绩;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所以反对战争,那只是证明他们怕在某些方面为这些成绩所付的代价太高。

甚至在极不开化的国家里,资产阶级也有了成绩。在俄国,工业一日千里地发展,甚至贵族也逐渐变成资产者。在俄国和波兰,农奴制已受到限制,这意味着贵族的削弱和自由农民阶级的出现,前者有利于资产者,后者则为资产阶级到处所需要。迫害犹太人,这是定居的基督教市民深为称意的事,因为行商使他们的生意遭到损失。在匈牙利封建主逐渐变成谷物、羊毛及牲畜的批发商,他们在议会中的发言带有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土耳其、埃及、突尼斯、波斯和其他一些未开化的国家,这一切辉煌的“文明”成绩不是给未来资产阶级的繁荣准备条件又是什么呢?在这些国家里正实现着预言家的话:“为主开路……打开大门,敞开世界之门,好让光荣的皇帝进来!”谁是光荣的皇帝呢?就是资产者。

凡是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资产阶级到处都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它昂首阔步,傲慢地向敌人挑战。资产阶级期待着决定性的胜利,而且它的希望不会落空。资产阶级准备根据自己的标准重新划分全世界,并且在地球的大部分区域内作到了这一点。

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1848年1月20日左右),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第1版,第513—514页。

2.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非洲去的大批人的数目相比的

关于不久前路易-拿破仑恩赐的大赦的性质,报刊上发表了法国流亡者的一些评论。维克多·弗龙德(过去的军官)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上声明说:他在赦免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感到惊奇;5个月之前他从阿尔及尔逃跑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赦免了自己。

《通报》最初报道说,有3000名流放者被赦免,只有大约1200名公民继续被剥夺公民权。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同一家有威望的报纸又报道说,被赦免的有4312人;这就是说,路易-拿破仑实际上赦免的人数比过去被他判罪的全部人数还多100人!仅巴黎和塞纳省被流放的就达4000人,其中获赦免的只有226人。埃罗省被流放的有2111人,其中被赦免的有299人。涅夫勒被流放的有1478人,其中有1100人是平均有3个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他们当中被赦免的有180人。在瓦尔省的2281名流放者中被放回的有687人。在被流放到卡宴去的1200名共和党人当中,被赦免的人数不多,而且确切地说是已经从这个服苦役的移民区逃跑的人。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非洲去的大批人的数目相比的。据估计后者共达12000人。现在居住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流亡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没有获得赦免。另一方面,被赦免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从来没有离开法国或者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允许回国的人;不但如此,甚至有些人的名字,在名单上出现好几次。而最荒唐的是,名单上还有很多谁都知道已经在12月的血腥“ 围剿 ”[101]中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马克思:《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1853年2月11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635页。

3.一旦苏伊士运河开通,的里雅斯特无疑将以印度商品供应整个东欧

威尼斯当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没落,现在,的里雅斯特的优越条件则随着奥地利对土耳其的优势的增长而增加。威尼斯贸易的发展,即使在其最繁荣的时期,也因东方贸易之被分割而受到阻碍,而这种分割完全是由于政治原因。一方面,曾有一条同威尼斯的海上贸易几乎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多瑙河贸易线;另一方面,当威尼斯在天主教国王庇护下垄断着摩里亚、塞浦路斯、埃及、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的时候,热那亚人曾在正教皇帝的庇护下几乎垄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贸易。的里雅斯特第一次把东方贸易的这两大干线同多瑙河贸易联在一起。十五世纪末,威尼斯好像在地理上改变了位置。随着绕道好望角的航路的发现,亚洲贸易的中心起初转移到里斯本,然后转移到荷兰,最后转移到英国,而威尼斯也就跟着失去与当时的亚洲贸易中心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为邻的优越性了。威尼斯所失去的优越性,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凿,现时大约将为的里雅斯特所获。的里雅斯特的商会不仅参加了法国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而且也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去调查红海和印度洋沿岸,以便发展预定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贸易活动。一旦运河开通,的里雅斯特无疑将以印度商品供应整个东欧;它同北回归线的距离将和它现在同直布罗陀的距离一样远近,它的船舶将经5600浬的海路而到达巽他海峡。

马克思:《奥地利的海外贸易》(1856年11月底),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93页。

4.1841年初,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

1836年6月6日,毕若将军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担任奥兰省司令,几乎不受总督管辖。在接到同阿卜杜尔·卡迪尔作战并派出强大的军队迫使对方屈服的命令之后,他签订了塔夫纳条约[102],从而坐失战机,使自己的军队在开始行动以前就处于危急状态。在签订条约以前,他曾进行过几次战斗。没有列入条约正文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应付给毕若将军3万布若(约合12000美元)。他被调回法国以后升为中将,并被任命为荣誉军团的高级将领。塔夫纳条约的那项秘密条款被曝光以后,路易-菲力浦批准毕若出资建造几条公用道路,以提高他在选民中的声誉,保住他在众议院的席位。

1841年初,毕若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在他统治期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他是第一个拥有一支归他统率的、足以完成任务的军队的总督,对下属将领有绝对权威,并且任职时间很长,足够完成需要若干年才能实现的计划。在伊斯利河会战(1844年8月14日)时,他以远远处于劣势的兵力击败了摩洛哥皇帝[103]的军队,他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在谈判结束的前夜不宣而战,对伊斯兰教徒发动突然袭击。[104]1843年7月17日,已获得法国元帅称号的毕若被封为伊斯利公爵。在他返回法国以后,阿卜杜尔·卡迪尔再次集结军队,所以他又被派回阿尔及利亚,迅速地镇压了阿拉伯人的起义。他不顾内阁命令,远征卡比利亚,因而同基佐发生了分歧[105],结果他被奥马尔公爵接替,按照基佐的说法,这是要“使他能回来在法国享受荣誉”。

马克思:《毕若》(1857年11月27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497—498页。

5.19世纪50年代非洲殖民地是英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

下面这个统计表包括1858年截至3月31日为止的三个月与1857年同一时期相比的英国和爱尔兰的出口申报价值的材料:

(续)

“经济学家”杂志认为,精确地分析这些数字,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英国出口的减少只是在对外国的贸易方面,而不是在对自己 殖民地 的贸易方面”。

马克思:《英国的贸易状况》(1858年6月8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第1版,第532—536页。

6.外交政策上最后一个“待决问题”牵涉到摩洛哥

外交政策上最后一个“待决问题”牵涉到 摩洛哥 。英国政府和摩洛哥曾经订立一个协议,以便使摩洛哥能清偿它对西班牙的债务,本来,这笔债务若没有英国的允许,西班牙是根本不可能把它压在摩洛哥身上的。大概是某些人给了摩洛哥贷款,让它如期偿付西班牙,这样就使西班牙失去了继续占领泰图安和重启战端的借口[106]。英国政府通过某种形式为这些人保证他们得到贷款利息,同时它自己则接管摩洛哥的海关作为抵押品。得比认为这种保证摩洛哥独立的方式《rather strange》(颇为奇怪),但是没有得到大臣们的答复。在下院, 迪斯累里 先生进一步地谈到这项交易,说它“相当不合宪法”,因为政府背着议会使英国承担了新的财政义务。 帕麦斯顿 干脆只叫他去查阅已提出的“文件”。

马克思:《议会中关于答词的辩论》(写于1862年2月7日,载于1862年2月12日《新闻报》第42号),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97页。

7.如果以后情况发展到爆发战争,法国人也将乐于用埃及交换亚尔萨斯[107]

在埃及,说穿了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在俄国人看来,法国人不过是傀儡):给英国人造成一种困难的局面,从而尽可能地拖住他们的陆军和舰队。如果以后情况发展到爆发战争,那么俄国手中就有东西用来讨价还价,以换取英国的联盟,或者至少是让他们保持中立。到那时,法国人也将乐于用埃及交换亚尔萨斯。俄国人目前正在中亚细亚——在印度边境上玩弄着同样的把戏。在这个地方,他们今后很多年内都没有力量发动真正的进攻,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不会有这样做的条件。此外,在埃及事件中,土耳其也将会陷入俄国的罗网。

恩格尔:《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3年2月9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第1版,第27页。

8.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亚

地理学家亚·苏潘在他的一本论述“欧洲殖民地的扩展”的书[108]中,对19世纪末的这种扩展情况,作了如下简短的总结:

属于欧洲殖民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

苏潘得出结论说:“可见,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瓜分非洲和波利尼西亚。”因为在亚洲和美洲,无主的土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已经没有了,所以应当扩大苏潘的结论,应当说,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世界瓜分完毕。所谓完毕,并不是说不可能 重新瓜分了 ——相反,重新瓜分是可能的,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在资本主义各国的殖民政策之下,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 完了 。世界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 只能 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月—6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月第1版,第163—165页。

9.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切身利益之所在

我们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一贯主张各先进国家的觉悟工人同 一切 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农民和奴隶最紧密地接近和融合。我们一向劝告而且还将劝告一切被压迫国家(包括殖民地)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不要 同我们分离,而要尽可能紧密地同我们接近和融合。

如果我们要求本国政府滚出殖民地——不用鼓动性的空喊,而用确切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要求它 给予 殖民地充分的分离 自由 ,真正的 自决权 ,如果我们一旦夺取了政权,我们自己一定要让这种权利实现,给予这种自由,那么,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这一点而且我们自己在组成政府时将 做到 这一点,这 不是为了“提倡”实行分离,相反地,是为了促进和加速各民族的 民主的 接近和融合。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同蒙古人、波斯人、印度人、埃及人接近和融合,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是我们的义务和 切身利益 之所在,否则,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将是。我们要尽量给这些比我们更落后和更受压迫的人民以“无私的文化援助”,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很好的说法来讲,就是帮助他们过渡到使用机器,减轻劳动,实行民主和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要求给予蒙古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所有 一切 被压迫的和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以分离自由,那么这决不是因为 我们主张 它们 分离 ,而 仅仅是 因为我们主张 自由的自愿的 接近和融合,但不主张强制的接近和融合。 仅仅是 因为这一点!

列宁:《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月—9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160—161页。

10.我们党会同情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掀起反对法国的战争或起义

别说什么很难区别革命战争和反动战争吧。您想要我除了已经指出过的科学标准以外,再指出一个纯粹实际的、为大家所理解的标准吗?

这个标准就是:任何一个规模较大的战争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当正在准备革命的战争时,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不怕预先声明 ,他们主张在这种战争中“保卫祖国”。反之,当正在准备反动的战争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 不敢事先 即在宣战以前决定他将在这种战争中赞成“保卫祖国”。

……

我们党不怕公开声明,如果爱尔兰能够掀起反对英国的战争或起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能够掀起反对法国的战争或起义,的黎波里能够掀起反对意大利的战争或起义,乌克兰、波斯和中国能够掀起反对俄国的战争或起义等等,我们党是会同情这种战争或起义的。

列宁:《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1916年12月),摘自《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2版,第304—305页。



九 论非洲人民的反殖、反帝斗争||返回本楼目录



(一)非洲人民反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斗争||返回本楼目录


1.阿卜杜尔-卡迪尔这位非洲的华莱士,是阿尔及利亚这一次以推翻和驱逐法国征服者为目的的民族运动的领袖

摩洛哥皇帝[109]已经宣布了对法国和法国人的“神圣战争”,现在正动员他的统治区内和邻近他的统治区的各族人民和部落为捍卫唯一的信仰,灭绝“异教徒”而武装起来。阿卜杜尔-卡迪尔这位非洲的华莱士,是这一次以推翻和驱逐法国征服者为目的的民族运动的领袖。[110]最新消息称,摩洛哥军队的先头部队似乎已经进入法国军队的视野。

据来自君士坦丁的消息,奥马尔公爵似乎吃了一些败仗,这看来是他自己轻率和缺乏经验造成的。从下面这段消息[111]可以看出,留下来守卫比斯克拉的一小股军队遭到了突然袭击,法国驻军被杀死,全部辎重、弹药和财物都被当地人弄走了。

……

星期五[112],众议院以190票对53票的多数通过了拨款750万法郎作为扩充目前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的开支(96000人再加15000人;这样,在阿尔及利亚的兵力就增加到111000人)。

恩格斯:《法国消息》(1844年6月上半月),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05—206页。

2.在开普地区卡弗尔人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甚至英军在奴隶海岸登陆,也遭到惨痛的失败

从1846年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家就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英国被入侵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但是在当时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是微乎其微的,这些首先发出警报的人的那种唐·吉诃德式的姿态只能令人发笑。特别是黑德将军,他从那时起经常呼吁国家要加强国防,因而落了个不太令人羡慕的名声。当然,在这里也不应当忘记,老威灵顿曾同样认为现有的岸防工事是非常不够的。

不过路易·拿破仑的政变突然使这些争论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约翰牛立即感到,法国的军事独裁,对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的拙劣的模仿,很可能使法国卷入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对滑铁卢的失败采取报复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英国武装力量近年来的英雄功绩并不十分辉煌。在开普地区卡弗尔人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甚至英军在奴隶海岸登陆,尽管使用了欧洲的战术和火炮,也被赤膊上阵的黑人击退,遭到惨痛的失败。[113]假如英国军队同在阿尔及利亚受过锻炼的可怕得多的“非洲人”[114]发生冲突,那么他们会有什么下场呢?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谁敢担保他不会在一天早晨不通过枯燥的宣战手续,就率领10—12艘满载军队的蒸汽舰在许多艘战列舰的护送下出现在英国海岸并向伦敦进军呢?

恩格斯:《英国》(1852年1月23日),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241—242页。

3.日俄战争、俄国革命、亚洲一系列革命、欧洲各国互相竞争和敌对的加剧、摩洛哥事态对和平的威胁、意大利出兵掠夺的黎波里——这些事件酝酿了当前的危机

20世纪开始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加剧了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引起了战争和革命,巴尔干危机就是这一连串事件的总链条中的一环。日俄战争、俄国革命、亚洲一系列革命、欧洲各国互相竞争和敌对的加剧、摩洛哥事态对和平的威胁[115]、意大利出兵掠夺的黎波里——这些事件酝酿了当前的危机。

战争及其带来的全部灾难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本主义奴役千百万劳动者,加剧各国间的争斗,把资本的奴隶变为炮灰。唯有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军才能终止这种压迫群众和奴役群众的现象,才能终止奴隶为奴隶主利益进行的大厮杀。

列宁:《告俄国全体公民书》(1912年10月10日),摘自《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2版,第148—149页。



(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返回本楼目录


1.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把欧洲和美洲到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新的地域和国家卷进去了

工人们也应当有自己的节日,在这一天,他们应当宣布: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这个节日就是五一节。

工人们早在一八八九年就这样决定了。

从那时起,在五一节这一天的群众集会和进行示威中愈来愈有力地响起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战斗呼声。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把欧洲和美洲到亚洲、非洲和澳洲的许多新的地域和国家卷进去了。从前工人的薄弱的国际间的联系,不过几十年就成长为一个定期举行代表并团结着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千百万工人的宏伟的国际间的亲密联盟了。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日益猛烈地冲击动摇着的资本主义堡垒。

斯大林:《五一万岁!》(1912年4月),摘自《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12月第1版,第209—210页。

2.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启发和教育,他们逐渐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衡量自己的成绩,他们正在锻炼自己的力量并且在不可遏止地成长壮大。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摘自《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71—72页。

3.这些黑人也说,既然是死,就不能帮助法国强盗去抢德国资本家强盗,而要从德国和法国资本家的压迫下求得解放

只有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才高举着争取真正的解放的战斗旗帜,逐渐赢得全世界的同情。我们通过小国赢得了世界各国几亿几亿人民的同情。他们现在受着压迫和蹂躏,是居民中最不开展的部分,但是战争教育了他们。广大人民群众卷入了帝国主义战争。英国把印度军队调来同德国人作战。法国召募了几百万黑人来打德国人。黑人被编成突击队,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任凭他们一批批倒毙在机枪扫射之下。但他们终于学会了一些东西。沙皇时代的俄国士兵说,既然是死,那就去跟地主拼死。同样,这些黑人也说,既然是死,就不能帮助法国强盗去抢德国资本家强盗,而要从德国和法国资本家的压迫下求得解放。世界各国,连有3亿雇农受英国人压榨的印度在内,都在觉醒,革命运动都在日益发展。他们大家仰望着一颗明星,仰望着苏维埃共和国这颗明星,因为他们知道,苏维埃共和国为反对帝国主义者承担了最大的牺牲,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

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3月1日),摘自《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第187—188页。

4.这20年来,在共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包括南非),革命已经开始

1917年11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时候,3600万人中投布尔什维克票的有900万人。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即不是在选举中而是在斗争中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在1917年10月底和11月就已经占无产者和觉悟农民的 大多数 ,这就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这就是劳动人民中间大多数最积极的觉悟分子,即当时1200万人的大军。

这就是用数字来表明的近20年来世界革命运动“突飞猛进”的一幅小小的画面。这是一幅很小的、很不完全的画面,它很粗略地表现了总共不过15000万人民的历史,其实这20年来在共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整个亚洲,也不要忘记南非,它最近还提出了要做 、不做奴隶的要求,而且不完全是“议会式地”提出的),革命已经开始,并且发展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列宁:《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1922年5月2日),摘自《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2版,第177页。

5.印度、中国、埃及、苏丹都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基地。那里的殖民地运动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继续增长

武装干涉问题现在又成了现实问题。

有哪些事实呢?

第一、在东方,殖民地运动和一般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中国、埃及、苏丹都是帝国主义的重要基地。那里的殖民地运动正在增长并且还会继续增长。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列强的统治阶层反对我们,反对苏维埃,因为他们知道,落在东方这块肥沃土壤上的种子正在生长并且就要发芽。它们一定会发芽。

第二个事实是:在北非,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地区,正在酝酿纠纷。由于这种情况,帝国主义者正在重新部署力量,正在重新准备新的军事纠纷。西班牙在摩洛哥遭到了失败[116];法国正在把手伸到摩洛哥去,而英国一定不会容忍法国在摩洛哥增强力量;意大利企图利用新的情况把手伸到突尼斯去,但是其他国家一定不会允许它这样做;英国和法国正在互相追逐,双方都竭力设法保证自己在巴尔干,在奥匈帝国瓦解后成立的那些国家里的势力,——这一切都使人回忆起我们所熟悉的上次大战过程中的一些事实,使人回忆起上次大战爆发前的一些事实。阿尔巴尼亚政变[117]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列强为了在这一小块土地上确立自己的势力而进行的斗争。这一切都说明:由于在远东已经开始引起纠纷,由于北非的局势将有新的发展,整个欧洲都在准备力量和重新部署力量。这一切都是新战争的前提。而新战争是不能不波及我国的。

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1925年1月19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12—13页。

6.剥削的先进国家同被剥削的落后国家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和日益加深,埃及和苏丹发生了危机

我们有第三个同盟者,一个不可捉摸的无形的然而极其重要的同盟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形的,但是对我们政权和我国革命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援助。同志们,这似乎很奇怪,但这是事实。如果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主要联盟在一九一七年帝国主义大战中不互相进行殊死的斗争,如果它们不互相扼住咽喉,如果它们不是自顾不暇,没有工夫来反对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当时就未必站得住脚。重复一遍,我们敌人之间的斗争、冲突和战争是我们极大的同盟者。现在这个同盟者的情况怎样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世界资本在战后经受了几次危机以后,已经逐渐恢复元气。这一点是应当承认的。主要的战胜国——英国和美国现在所拥有的力量,在物质上不仅能在本国相当不错地安排资本,而且还能输血给法国、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一方面。这方面的情况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暂时不像战争刚一结束时那样快地发展。这对资本家有利,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过程还有另一方面,即相反的方面。相反的方面就是:在资本暂时能造成全面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相互关系另一端的矛盾,剥削的先进国家同被剥削的落后国家即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日益尖锐和日益加深,从新的“意外的”一端造成破坏资本“工作”的威胁。埃及和苏丹发生了危机,——这你们大概已经在报上看到了。其次,在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焦点,这些焦点会使目前的“同盟者”发生争吵,会破坏资本的威力。在北非也发生了许多新的矛盾焦点,在那里西班牙将失掉摩洛哥,法国的手正向那里伸去,但是法国不可能把它拿到手,因为英国不会允许法国控制直布罗陀海峡,——所有这些事实在许多方面都和战前时期相似,它们不能不威胁国际资本的“建设工作”。

斯大林:《论无产阶级和农民问题》(1925年1月27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26—27页。

7.印度、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北非及其他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加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后方

印度、中国、埃及、印度尼西亚、北非及其他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加强,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后方。既然帝国主义的“恢复健康”要求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扩大势力范围,而这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无疑地在日益加强,那么很明显,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决不会稳固的。

斯大林:《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1925年3月22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47页。

8.现在至少有三类殖民地和附属国

目前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特点就是:天地间不再有统一的和无所不包的殖民地东方了。从前人们把殖民地东方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和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了。现在至少有三类殖民地和附属国。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工业完全不发达。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国内有人数较多的无产阶级。

很明显,决不能把所有这些国家混为一谈。

在摩洛哥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分裂为革命派和妥协派的基础。对于这类国家,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办法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类国家中,共产主义者只有在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对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革命斗争以后,才能结成统一的政党。

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束缚共产党的手脚,不限制共产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自由,不妨碍把无产者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并且能使共产党便于对革命运动进行实际领导,那它就是需要的和适当的。如果这种两重成分的政党不符合这一切条件,那它就是不需要的和不适当的,因为它只会使共产主义者融化在资产阶级中间,使共产主义失去无产阶级大军。

斯大林:《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1925年5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123—124页。

9.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你问:我是不是认为,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和其他东方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加强,是西方列强葬身于他们亲自在东方挖掘的坟墓里的时候就要到来的一种预兆?

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斯大林:《关于东方革命运动》(1925年7月4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192页。

10.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有些地方(摩洛哥、叙利亚、中国)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

现在来谈第二类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方面的主要事实是:各殖民地的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增长,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和战争以后;这些国家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包括本国知识分子的增多;各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增长以及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的总危机;印度和埃及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叙利亚和摩洛哥反对法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国反对英日美帝国主义等等的解放斗争;印度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增长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增长。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强当前有丧失它们的主要后方即殖民地的危险。资本主义的稳定在这方面是不巩固的,因为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运动在逐步增长,有些地方(摩洛哥、叙利亚、中国)已经开始采取直接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形式,而帝国主义显然是担负不了制服“自己的”殖民地的任务的。

有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作家——说殖民地危机的增长应归于布尔什维克。我应当说,人家把这一点归咎于我们,未免太看得起我们了。遗憾得很,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直接帮助各殖民地国家争取解放。必须深入一层地去寻找原因。除了其他一切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各国必须向美国缴付利息,因此它们不得不加紧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就不能不使这些国家的危机和革命运动增长起来。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日—3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1958年5月第1版,第223—224页。

11.制服埃及、加紧压迫印度、干涉中国,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

有人说我们在东方进行宣传。我肯定说,这也完全是胡说。我们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特种宣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整个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我国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和兄弟般合作的基础上的。到我国来住过半年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埃及人,每一个印度人,都有可能深信,我国是唯一了解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心意的国家,是唯一能使从前统治民族中的无产者和从前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者彼此合作的国家。我们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宣传,也不需要在东方进行任何其他鼓动,只要那些来自中国、印度和埃及的代表团在我们这里进行研究和考察以后把关于我国制度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去就行了。这是最好的一种宣传,是各种各样宣传中最有效的一种宣传。

然而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而且一定会摧毁不列颠帝国。这就是英国保守党人。这是一种必定会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的力量。只要回忆一下保守党人上台执政[118]时所施行的政策就够了。他们是从哪方面开始的呢?是从制服埃及、加紧压迫印度、干涉中国等等开始的。这就是保守党人的政策。既然英国贵族没有本领施行别的政策,那么又能怪谁呢?既然保守党人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他们必定会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把不列颠帝国引向灭亡,这难道还难懂吗?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18日—31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5月第1版,第241—242页。

12.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国家不管插足到什么地方,到中国还是到殖民地,到南美洲还是到非洲,到处都要碰到英国早先已经巩固下来的阵地这些巨大的障碍

在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前,我们这里还很少说英美矛盾是主要矛盾。当时甚至都谈英美同盟。但是大家更喜欢谈的是英法之间、美日之间、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矛盾。目前这一时期和那个时期之间的差别是:在资本家阵营现有的各种矛盾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不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和对于战争都有决定意义的石油问题,或者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都有极大意义的商品销售市场问题(因为生产商品而没有可靠的销路是不行的);不论是作为帝国主义阶段极突出的特征的资本输出的市场问题,或者是通往销售市场或原料市场的道路问题,——所有这些主要问题都归结为英美争夺世界霸权这一基本问题。美国这个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国家不管插足到什么地方,到中国还是到殖民地,到南美洲还是到非洲,到处都要碰到英国早先已经巩固下来的阵地这些巨大的障碍。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1928年7月13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第1版,第172页。

13.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中非洲某个地方开始,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

照布哈林说来,帝国主义战线首先在国民经济体系最薄弱的地方被击破。这当然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中非洲某个地方开始,而不是在俄国开始。《列宁主义概论》一文所谈的是一种和布哈林的论点完全相反的论点,就是说,帝国主义链条首先在其(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击破。这是完全正确的。世界帝国主义链条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被击破,是因为它(链条)当时正是在这个国家里最薄弱。不然它就不会被击破。不然孟什维克反对列宁主义就会是正确的了。

斯大林:《必要的修正》(1929年12月18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第124页。

14.至于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非洲等等,那么这些国家的有时带有民族解放战争形式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正在暴露并尖锐化。经济危机的日益增长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作为主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确,这种压迫已经达到极点。欧洲资产阶级实际上现在和“自己的”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北非洲的殖民地正处于战争状态。“独立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被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而反革命的国民党军阀集团执行着帝国主义阵营中自己主子的意志,彼此混战,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

……

至于印度、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非洲等等,那么这些国家的有时带有民族解放战争形式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资产者老爷们打算把这些国家淹没在血泊里,依靠警察的刺刀,求助于甘地一类的人物。毫无疑问,警察的刺刀是一个靠不住的支柱。以前沙皇政府也曾经竭力依靠警察的刺刀,但是结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支柱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于甘地一类的帮手,那么沙皇政府也有过一大群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妥协分子做帮手,但是结果也不过得到了狼狈的下场而已。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摘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第219—220页。

15.非洲的战局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条件

卡西迪先生:

对您11月12日寄来的问题,回答如下:

(1)“苏联方面怎样评价盟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

答: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

非洲的军事行动又一次地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经过大洋在北非顺利登陆,迅速占领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一带港口和广阔地区,巧妙地粉碎西部沙漠上的意德军队。

(2)“这次军事行动在减轻对苏联的压力方面有多大的效果以及苏联期待什么样的进一步的援助?”

答:现在来谈这次军事行动对减轻对苏联的直接压力方面有多大效果,为时还早。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效果将是不小的,并且对苏联的压力在最近时期会有一定的减轻。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这里,问题首先在于,由于非洲的战局意味着主动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欧洲的军事政治状况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有利于英美同盟。它破坏轴心国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希特勒和德国的威信,从精神上瓦解希特勒在欧洲的盟国。它使法国摆脱麻木状况振奋起来,动员法国的反希特勒力量,并为组织法国反希特勒军队提供根据地。它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国创造条件。最后,它为在更靠近德国的要害地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创造前提,而这对战胜希特勒暴政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斯大林:《答美联社记者问》(1942年11月13日),摘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54—355页。

16.祝贺比塞大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

伦敦 邱吉尔首相

向您和英勇的英美军队祝贺比塞大[119]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华盛顿 罗斯福总统

向您和英勇的英美军队祝贺比塞大和突尼斯从希特勒暴政下获得解放的辉煌胜利。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

约·斯大林

斯大林:《为英美军队在北非的胜利致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贺电》(1943年5月8日),摘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