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对《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一文的几点补充

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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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海外媒体明镜新闻网,是《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作者对原文的几点补充,观点仅作参考,原文请看

华国锋和四人帮 谁阴谋篡党夺权?

提要:40年前那个十月还有不少谜团需要解读。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对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的指控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关于华派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证据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

◎刘健

在写作《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下称《回顾》)一文时,我的目的仅仅是论证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为首的华派进行了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而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为首的江派没有从事阴谋篡党夺权活动。也就是说,用在国内官方发表(或同意发表)的文献说明官方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不真的。因此,有些事件和想法没有写进去,在这里做一补充。

所谓大变动

1.抓捕江派之后:据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汪东兴在10月4日曾对他说过:“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5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5号了。6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李志绥,2015:604)。

汪东兴的话表明,华派制定的“行动方案”和“应急方案”应包括:1)抓捕江派后在什么地点召开政治局会议,2)如果政治局有人反对抓捕江派,华派要採取什么办法应对。

10月6日抓捕江派成功后,“晚上10点政治局在叶剑英驻地玉泉山9号楼开会”(武建华,2013:16)。“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吴德,2008:189)。

这意味着,当时整个政治局实际上已完全被华派代表的军方控制了。抓捕江派的实施方案是精心策划的,我们有理由预测,华派在制定这个方案时就决定,抓捕江派后,要把政治局控制一段时间,直到局势在一定程度上明朗为止。

当然,以上只是预测(retrodiction,预测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被观测到的事件),我们只有等到档案解密或当事人发表回忆的时候才能检验这类的预测。

隐藏汪东兴

2.官方为什么要刻意隐瞒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曾在一起开过会?

有些学者和当事人的后人强调,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从没有同时在一起过。比如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见韩刚,2013:50)。

薛冶生在官方出版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一书中记述道:“十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採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薛冶生,1987:345)。

我在《回顾》一文中经过推理得出那位“等同志”就是汪东兴的判断,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曾同时在一起开过会。这个判断支持叶永烈的叙述。那么,薛冶生为什么刻意隐去汪东兴的名字呢?如果三人在一起商量抓捕党内同事,在党内外都会被认为是拉帮结派,搞阴谋诡计和篡党夺权。这明显违反党纪。而两个人商量党内事务则可以避免搞阴谋诡计和篡党夺权之嫌。所以,官方有意隐瞒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曾同时在一起开过会的事实。这也许是为什么薛冶生要隐去汪东兴的名字的原因。

3.没有开成的十届三中全会。9月28日,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回答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当人们给她拍照时,她说:“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当江青离开时,江青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叶永烈,2009:1328-1329;薛冶生,1987:345)

在此期间,王洪文拍了100多张标准照,以供登台时用。(叶永烈,2009:1336;毛毛,2000:517;薛冶生,1987:345)

官方在报导粉碎四人帮时,强调以上内容是要造成这么一个印象,即,江派有一个在10月中下旬用武力秘密抓捕华派的计划,所以华派要赶在江派之前採取行动(见《回顾》)。

我在《回顾》一文中充分证明,江派没有这么一个秘密计划。那么江青说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和“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更合理的预测是:1)江派在毛去世后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尽快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选举新的党主席,华派被迫同意江派的提议(因为华派没有理由不同意)。同华派一样,江派也知道,如果通过十届三中全会选举党主席,江青当选的机会大于华国锋。所以,江青在9月28日就用 “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预先告诉人们她将当选新的党主席。在我所看到的文献中,只有两处提及江派要求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一处是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另一处则是10月6日被捕前,姚文元在与张春桥的谈话时提到的。官方之所以有意隐瞒或淡化江派这一要求,是因为江派的这一要求是符合程式的。

这里,有个疑问我无法解释:如果江派有意推举江青任党主席,那么王洪文为什么照标准照呢?江派四人在9月9日至10月6日这28天期间,从未单独在一起开过会,也没有统一的策略。根据目前已知的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王洪文照标准相是因为他也有意当党主席,或他认为江派有可能推选他为主席的候选人。当然这个解释需要档案解密时才能被检验。

被捕才有法律问题

4.江青在被捕时的表现。江青在被捕时表现出较强的职业习惯:没忘把文件柜的钥匙转交华国锋(叶永烈,2009)。

5.被抓捕之后。江青和张春桥在被捕后表现出的法律观念值得一提。

在准备审判江青时,官方决定请张思之担任其律师。在第一次与张思之律师会面时,江青问道:“……这本来是党内的事,怎么会起诉呢?”(张思之,2014: 244)。

江青的意思是说:怎么能用法律来审理党内事务或纠纷呢?在这一点上,江青的质疑是对的:不应该用法律处理党内纠纷。用法律解决党内斗争是对法律的不尊重。

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意味着他不承认法庭的合法性,原因之一也是不应该用法律处理党内纠纷。在这一点上,张春桥也是对的(顺便提一下,中共领导人大多都是在被迫害或被指控时才表现出较强的法律意识;最著名的例子是刘少奇在被批斗时试图用宪法保护自己)。

在张春桥看来,对他的指控是无稽之谈。在那样的境地,他能保持沉默且做到面无表情,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出的品质值得人们(包括他的政敌或对手)的尊重。

2015年张春桥的狱中家书发表了;也同时发表了对张春桥女儿的採访。作为党内理论家的张春桥在保外就医后在与女儿的对话中,对文革及其后的改革开放没有什么客观的分析和思考。这让人十分失望。我想这是因为当时(1950-1980年代)党内“理论家”(包括陈伯达,胡乔木等)实际上是中国式的传统文人,大都是运用马列的某个论断进行文字的演绎,撰写党的“理论”和文件。他们缺乏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基本科学训练,这也许是毛泽东能够在50年前发动文革的社会基础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中国的两大浩劫

6.文革研究与中国的“历史问题”。百岁学者周有光指出,20世纪中国经历了两大灾难,一个是八年抗战,另一个是十年文革。前者是外族入侵,后者则是自己作孽。这两个灾难在时间上相隔20年(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66年5月文革开始),没有直接关係。但在如何对待这两个灾难,这两个灾难的发动者和加害者的态度是相似的,其背后的原因也是相同的。

我们常因日本的“历史问题”指责日本。所谓日本的“历史问题”是指,日本右翼及代表右翼的日本政府,由于其利益使然,不能直接面对日本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在教课书上淡化其侵略和暴行,长期以来不能真诚地向受害者道歉并拒绝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并声称侵略亚洲各国是为了把亚洲人民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

中国也有“历史问题”。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也是因其利益至今还没有为反右,大饥荒,和文革(这是中共已承认的灾难或浩劫)向自己的人民道歉。而且,在文革研究方面,如果内容和结论与官方的叙述不同,这样的研究很难在国内进行,其结果也无法在国内发表;涉及文革的很多方面都是禁区。因此,国内有相当民众对文革真相知之甚少,以至于不少人对文革抱有好感,甚至为文革翻案。

日本右翼之所以能够拒不承认其暴行的另一原因是,我们的有关历史叙述中的细节(史料或证据)不足,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这个不足给反驳日本右翼的说法带来困难。当时中国处在战乱之中,现代国家刚刚建立,那时的政府和人民还缺少系统地收集侵华日军暴行证据的意识,条件,机构和能力。

今天,收集有关文革的史料的条件和手段比抗战期间和胜利后要好很多。对文革的评判会因时代而变,因人而异。但是,史料和细节是相对稳定的。像所有历史研究一样,文革研究在于细节。抓捕江派过程所表现出的你死我活的细节足以说明文革的灾难性和荒诞性。正是这类细节会使那些为文革翻案,尊崇毛和文革的人们的论调成为笑柄。如果我们在文革研究中,收集了充分的史料并对事件的细节进行扎实的实证研究,将来无论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採取什么手段吹捧文革或为文革翻案,文革都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和耻辱而载入史册。

预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档案的解密,下面的预测将会得到证实:

对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的指控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关于华派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的证据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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