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革命》

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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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美]埃德加·斯诺著 伍协力译 文字由 VOM-OCR小组整理发布。

译者的话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当过《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记者,到过中国、缅甸、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笔,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亚洲和欧洲重大事件的采访和报道。他一生写过十一本书,很多是与中国有关的,如《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和《漫长的革命》等。

斯诺曾在中国居住过十二年。他早在1928年就来到中国。1933年至1938年他住在北京期间,曾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1936年他访问了我国陕北革命根据地。回到北京后,他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介绍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我国,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

1972年2月斯诺病逝后,斯诺夫人遵照他的遗嘱,把他的一部分骨灰送来中国安葬,于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廖承志同志在安葬仪式的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漫长的革命》一书所报道的,主要是斯诺于1970年来我国访问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他时的谈话,以及他在各地访问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同时他对一些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斯诺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为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没有能够继续写下去。但诚如斯诺夫人所说,“在这部书里,有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一种新关系的种子。如果我们加以培育,它们就会发芽滋长。”

我们最初据松冈洋子的日文译本译出,后来又根据英文原著(美国兰多姆出版社1971年第一版)重新校订一遍。全书八章二十五节,附录四篇。除一些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需要的注释以及附录第三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第四篇(“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未译外,其余均照原文译出,仅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删节。原书附有铜版照片数十幅,也已略去。

书中引用毛主席语录,凡已正式发表的,我们都用黑体字标出。

译者1975年3月

目录


一、一个不同的国家?|返回目录


(一)天安门上的会见

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那一天,在北京是十月的一个最美好的日子。我安详地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忽然觉得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衣袖,转过身来,看见了周恩来总理。他很快就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去了,在那里,我们就在占人类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中心呆了一些时候。中国领导人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但这是什么事情呢?

在下面能容纳五十万人的大广场上,一个大横幅上写着毛泽东1970年5月20日声明中的一句话,相隔一条街也可以看清楚横幅上写的字。那是宣告中国坚决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反对朗诺的政变和反对朗诺的美国盟友,坚决支持刚刚建立起来的印度支那人民反美联盟。为了强调这一点,西哈努克亲王也站在主席的另一边。亲王面带笑容(他是喜欢笑的),对我的妻子所说的“反对入侵柬埔寨的美国人,不止我们两个”这一句话,他热情地回答说,“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毛的号召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在中国的宣传用语中,“走狗”的意思就是卑屈的帮凶。

后来,在主席七十七岁寿辰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把我说成是“美国友好人士”。那天,这家报纸在每天都刊登毛思想的右上角的框子里登了这样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总是注意把各国人民同政府及其政策区分开来。如果需要一个象征来说明这一点的话,我是乐于作为这个象征的:就是说,代表着许多反对武装侵略和毁坏越南以及其他印度支那国家的美国人。美国的反战者终于正在使李奇微将军曾经预言为“悲剧性的大错误”停下来,我站在那里是为了接受人们对美国反战者的致敬吗?是的,是那样——但又不仅如此……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主席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此藏在他的衣袖里,但是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以前一样坚定有力。他比1965年我上一次见到他时瘦了些,但更精神了——我现在才知道,那时他正要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的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和最勇敢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共产党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以及党内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当我们一起看那些精巧的生动的彩车开过去的时候,毛简略地向我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组织得多好啊!人们穿着各种颜色和各种式样的服装,同工人和知识分子日常穿着相同的单调的衣服形成对照。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人民都出场了,大约有四十七个少数民族。他们讲二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占总人口(现在在七亿五千万至八亿之间)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节日的主题是生产和备战:到处都有穿着蓝色和灰色军装的人,但是,除了青年民兵包括头上梳着辫子的姑娘手中所握的武器外,人们就很少看到武器。

颂扬毛的著作、语录和指示的标语牌,都是涉及公社、工厂、文化事业和军事生活中怎样遵循他的教导的,这些标语牌一个胜似一个。最为壮观的,是群山为隧道所贯通,由桥梁连接起来,一列模型火车在上面疾驶而过,象征着铁路系统最后一环的完成,这个铁路系统现在把最遥远的新疆同紧靠越南的南部边疆连接起来了。全身塑像和半身像随处可见,有的很大,再现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第二次解放或文化上解放的领袖和倡导者的形象。这第二次解放是为了使革命象原来那样纯洁,是为了让空前广泛的群众参加到革命中来。

在我们面前通过的游行队伍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很多人的眼里进出了热泪,不仅青年人是这样。

我不由得指着怀有崇拜心情的游行队伍问道:“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您的印象如何?”

毛皱一下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看来他不是十分满意的。是怎样不满意呢?在他未及作答以前,我们的谈话被走过来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星期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是“讨厌”的。我这才发现,在国庆节那天,他想的不是那成千上万人用来为毛语录生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想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变革期间所丧失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同外间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想到可能同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呢?

他问我,是不是美国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叛?他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很深——他在五·二O声明中赞扬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并想进一步了解一下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他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二)周总理的一个暗示

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时间中,我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①[当一个记者:见《走向起点的旅程》(兰多姆出版社,纽约,1957年;文塔奇书店,1972年)。]1960年,我终于能重来中国,1964年至1965年又来过,这一次是在1970年来的。我的当演员的妻子洛伊斯·惠勒,以前从未去过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给她入境签证,让她同我一起前去。但是,过去几次,美国国务院拒不“批准”她申请去中国旅行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这一次,她不等华盛顿的“批准”就来了。

我自己在1960年和1965年旅行中国的护照,只是在我的出版人向华盛顿的高级官员施加了压力以后才“批准”的。后来我的访华报告当然也受到这些高级官员的忽视。但十年来我未能把我的报告中的一些有用的消息渗透到高层决策部门中去(还有1963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所说的“同中国开始新关系”的可能性,未等实现就被他忘掉了,而在他的总统任内,反而陷我们于越南的丛林之中),这些情况我已在别的地方谈过了。 [1]

现在洛伊斯就在我的身边,她是进入中国的极少数几个美国妇女之一,她以她的一双机灵而敏悟的棕色眼睛来弥补我的眼力之不足。我们于8月初到达北京,正是北京人称之为“秋老虎热”的时候——现在由于绿树成荫,附近地区又造了林,因此炎热多少减轻了。

自从文化革命初期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外国人获准到北京郊外去旅行,即使是一向居住在北京的外国的同情者,也是如此。 [2] 以前照例供人游览的名胜古迹——长城、明陵、西山,甚至富丽堂皇的故宫博物院,已经不向参观者开放了。当我和洛伊斯开始重游这些旧地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和外国居民感到鼓舞,期望——他们是对的——“最紧张的时期”将要过去了。

[1] 见《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兰多姆出版社,纽约,1962年;文塔奇书店,1971年)。
[2] 我在中国的最老的外国朋友新西兰人雷维·艾利是个例外,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旅行最广的人了。他即将出版一本关于他在文化革命期间旅行情况的书。

我们在两所我很熟悉的大学度过了整整一星期——一所是燕京,我曾在那里讲过课,还有一所是附近的清华,著名的工科学校。在那里,我们听到了在文化斗争和大学大变革年代的第一手情况介绍,以及有关红卫兵的故事及其结局的介绍。我们参观了现代化的医院和农村的医院、一个机车厂、一个钢铁厂,并且听取了文化革命的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了西北地区的陕西省,从省会西安又来到了著名的游击战时期的首府延安。然后西行至保安(即志丹。我们是1945年以来第一批去那里的外国人),深入到1936年我初次会见毛泽东的山区,那时他是一个被通缉的“赤匪”。 [1] 我们参观了一个由军队管理的国营农场和一所政治改造学校,在那里的前西安市委书记带我们看了他现在负责管理的猪栏。后来回到西安和北京,看了好几场戏,在美味的宴会上同许多老朋友作了多次谈话,然后又到了长城外的东北。在那里参观了更多的工厂,访问了解放军针刺医生办的聋哑学校和巨大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以后南下到广州,参观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接着又去东部沿海地区和产茶的浙江,再到上海和长江下游地区,访问了更多的公社和友好的人民。

[1]见《西行漫记》(兰多姆出版社,纽约,1987年;格罗夫出版社,纽约,1968年、1971年修订版)。

在我二月离开中国以前的六个月中,我一共访问了十一个公社,这样,我在过去十年中参观过的人民公社就达三十三个——它们遍布中国各个地区。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招引了一群群的人,他们为多年来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而感到惊讶。当然,那还是发生在乒乓(外交)以前几个月的事。

我第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我回到中国来的地方,就是在乒乓球场。

那是1970年8月18日。我们被邀请去观看北朝鲜和中国乒乓球队的比赛,但由于事前已约好要出席一个宴会,所以就辞谢了。我正在吃着烤鸭的时候,我的朋友姚伟(过去我曾同他一起多次历险 [1] )打来电话,简单地说:“请你准备走一趟。”这意味着一位重要人物要和我见面:我猜想也许是总理,果然如此。我们在乒乓球体育馆——一座拥有一万八千个座位的漂亮的新建筑——见到了他,他同八十多岁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可爱的夫人、李先念副总理和许多其他知名人士一起坐在主席台上。

[1]见《今日的红色中国》。

我们到后不久,周总理就离座了,一会儿我被召到下面的一间会客室去,他已在那里等着我。七十二岁的周还是同过去一样地机敏,他的头发开始稍呈银白色,他身穿夏天的短袖衬衫和灰色裤子,脚着白短袜和凉鞋。他向我亲切问好,谈到了我的旅行计划,不久话题就转到政治方面。(工作人员不断把场上的比分记录给他送来,让他好在比赛结束时出场。当比赛达到高潮时,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客人走进球场,同队员们握手表示祝贺,并一起照相。)

总理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认为我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目前是如此危急,以致“排除了美国在亚洲采取新的重大军事行动的主动权”呢。他要我自己答复这个问题,但他提醒我,中国在北方有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压境。

我问道:“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同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同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大?”

他回答说,“我也一直在向自己问这个问题。”

这时,乒乓赛的比分显示比赛快要结束了。总理说这个问题下一次会面时再谈吧。我们喝完了咖啡,就走到场上去同胜者和负者握手了。

10月1日我同总理会见的时间很短,当时他说,美国人曾提议重新开始中美谈判,但中国对此不感兴趣。在10月晚些时候,我提了若干问题留交给他。11月5日,当我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在人民大会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建厅,同我进行了四小时的会见和谈话。和往常一样,总理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讲——但他的最引人注意的谈话,是关于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至于中国的条件,仍然首先是要求美国撤出它在台湾的驻军和舰只。 [1] 1960年毛主席只同意我直接从我们的谈话中引述几句话,其中有:“我们希望维持世界和平。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战争作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的手段。但是,不仅中国而且美国也有责任维持和平。”他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1]台湾是日本在1895年战争中夺去的中国领土,1948年的开罗会议和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都规定应归还中国。1949年当蒋介石从大陆的革命中逃到台湾后,这个省就成了他的避难所。1950年,杜鲁门在台湾周围实行海上封锁,这样就插手阻碍中国的统一。1955年,艾森豪威尔同蒋介石结成同盟,正式承认美国的这个事实上的保护国——美国承认蒋的国民政府对整个中国拥有自称的主权,给予经济援助,并使蒋留在联合国直到1971年,而把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现在,周重复了他在1960年和1965年对我讲过的话:“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周说,“美国对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

这时,周又讲了一些情况。他想起尼克松总统于1969年就职时,曾宣称他愿意缓和紧张局势,要跟中国谈判。此外,尼克松曾通知北京说,如果华沙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那么谈判可以在中国举行。北京曾回答说,这很好。尼克松可以亲自来,或者派一位使者来讨论台湾问题。
但是,尼克松没有答复。接着就发生了1970年3月对束埔寨的入侵。中国因而得出结论,尼克松说话是不算数的。

“谈判的门还开着吗?”我问道。

“门是开着的,但是要看美国是否认真对待台湾问题而定。”他补充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枝节问题”。

这一段正式谈话,到此结束。从其他的评论中,我明显地感到,中国人把尼克松的“和平倡议”看作是一种策略。他们密切注视着的不仅是尼克松在东南亚的策略,而且还有他建立日本的军事力量以便接替美国在东亚的前进“防御阵地”的行动,以及通过损害中国来开始同俄国进行交易的可能性。

总理谈得很随便,因此常常弄不清楚记者访问到哪里结束,而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又是从哪里开始。我把根据我的笔记写成的一份很长的电讯稿提请校正。一个星期后,校正稿送回来了。正式的译文删去了上面那些加着重点的话。就在那个星期,叶海亚·汗总统从巴基斯坦来到中国。正如现在众所周知的,他带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正式提出他访问北京的问题,在此之前,授权一位使者(亨利·基辛格先生)先去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几星期后,我从毛主席那里获悉,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类消息呢?我想起了1936年当我秘密地进入和离开中国西北部的红色根据地时,我获得了这样的消息,即蒋介石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已经同红军达成秘密协议,决定同他们合作以迫使他的上司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那时,我为什么竟能获得这样的消息,总也是大有道理的吧。

(三)文化革命的实质

我已经提到,毛主席全神贯注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问题。为什么要重建呢?这个简短的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谈,不过在这里先提出几个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来,也许是有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暂时解体,如果不是使政府本身暂时解体的话。

在毛的领导下,广泛的清洗开始于1966年年中,一直持续到1969年4月,那时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由留存下来的原有成员加上“新血液”组成核心。1970年11月,周恩来告诉我,原来的党员那时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已恢复组织生活。 [1] 恢复了组织生活,不一定就是重新分配了工作;许多人还在等待完成“斗、批、改”这个赎罪的三阶段以后才能得到解放。

[1]1966年初,据说党员人数约有二千万,其中百分之八十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

毛的目标之一,是“精简行政机构”和“消除机构重叠现象”。在省会和大城市,我看到行政机构的削减是够剧烈的,但在首都,中央政府机构的精简尤其严格。1971年初,周总理告诉我,举例来说,现在只有两位副总理协助他工作,而以前有七位。

他说,“过去,中央政府直属部门有九十个。现在只剩下二十六个。现在这些机构都由革命委员会管理,在每一个革委会中都有党的核心小组起领导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员有六万多人。现在大约有一万人。”

那些换下来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换下来的干部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称为“五·七干校”的农村中心去了, [1] 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是因毛泽东在1968年5月7日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得名的。在这种学校里,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是同在公社田地里进行的自给性劳动结合起来的,这种劳动通常是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进行。“下放”到公社学校去,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据说被看作是党内的继续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级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经受思想检查,作为一种例行的政治疗法。

[1]见第十七节《艾丽斯在南泥湾》。

周说,“从前在城市工作的最有能力的干部,将到各个(省)地方去加强那里的领导,有的已经去了。加强过去直属中央政府各部而现在下放给地方管理的工矿和院校的领导,这方面需要很多人。至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人已经超过六十岁了,他们准备领取退休金退休。有些人决定同他们在公社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有工作。

这种地方分权政策也反映了要加强各地区和地方的自给自足,不仅要在粮食方面自给,而且也要在以发展农村电力为部分基础的工业化方面达到自给。正在继续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把城市知识青年和新就业的成年人迁移到内地的县城和公社去。仅上海一地,从1965年以来就迁出近一百万人。迁移的总人数,包括最早投入文化革命的许多红卫兵学生在内,估计有好几百万人。

但是领导机构的这些改革,只是全国大变革的一个方面。毛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此外是要推动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真正掌好权,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摆脱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传统统治的新文化。

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才深谋远虑地不惜去冒使党遭受破坏的危险,这个党是他耗费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起初,毛的意图只是撤换“一小撮”人。但是,最后触及到了许多资格老的高级领导人和毛的一些最老的同事。尤其是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他在1959年接替毛成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自1935年以来,毛一直是党的实际领导人,而且自1943年以来,一直是党的正式主席,1956年,刘成了毛的第一副主席。但是到了1964年,毛失去了对他的“接班人”们所组成的很多党组织的实际控制,也失去了对国家行政机构的实际控制。1965年,毛无法在北京的党报上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发表这个文件的目的是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阶段——他在1970年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不得不把它以小册子的方式在上海发表。这个“重要文件?是批判吴哈写的剧本《海瑞罢官》 [1] 的一篇长文章,那个剧本对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举行的一次党的全会上撤了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职,进行影射攻击。刘少奇、北京市长彭真、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陆的副部长周扬,都是反对发表那个重要文件的一些人。

[1]见第十二节《通过宣传搞阴谋》。

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伙,一直以毛的名义来管理国家领导机构、工会、党校、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几百万党的干部和官员。也许大多数干部都认为自己是忠诚的毛主义者。看来,刘和同刘一样思想的那些同伙只是在理论上容忍对毛的崇拜,而在实际上则藐视毛泽东思想,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危机之后更是这样。他们把经济看得比人重要;他们把物质刺激放在第一位,而把革命热情放在第二位;他们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他们以经济统帅政治,来为技术服务;他们偏重城市而轻视农村。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要“大跃进”,并且在思想上不相信通过艰苦的集体劳动来积累资金。

这些就是产生文化革命的因由。

在我们于1970年12月的谈话中,我问他:“你是在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必须下台的呢?”

他回答说,是1965年1月作出这个决定的。当时,他把一个即将开展的文化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 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内进行,然后扩大到农村公社,后来在城市里进展不快。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条,明确地押击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撤他们的职。现在,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革命的第一条。毛说:刘在会上拼命反对这第一条。

[1]见第十二节。

“那么,是不是在1965年1月我上次见到你时,就决定要发动文化革命了呢?”

主席说,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以后,事情就很快地展开了。

在这以前(1964年),政治局曾经设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小组,以北京市长、有势力的北京市委书记和吴晗的庇护人彭真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1966年2月,彭真企图包庇发表过对毛和毛主义进行影射攻击文章的吴晗和其他一些作家。彭真企图把他们的作品只作为“学术性”错误来批判,而不是作为政治错误来批判。彭真没有跟小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也没有同毛本人商量。1966年5月16日,他明显地被接弃了。

毛说,就在那一天,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制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1966年8月,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洗。

“刘少奇有没有反对十六条的决定?”我问道。

毛说,他在全会上对这个决定的态度十分暧昧,但实际上是完全反对的。那时候,他(毛)已经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刘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就是你的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吗?刘知道他就是司令部吗?”

是的,那时候对党的权力,对宣传工作的权力,对各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甚至对北京市委的权力,毛都管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曾经说(1965年1月对我说过 [1] ),那时还谈不上“个人崇拜”,但是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1]这次谈话的全文见附录《山南海北》。

毛开始率直地诉诸他个人的巨大威信和名望,把它作为主要斗争武器,以重新获得决定革命政权方针的全部权力。

他说,在1970年,就没有这种必要了,“崇拜”应当降温了。他的理由是需要用延安时代(1937年至1947年)的精神和理想来鼓舞全国,当时毛已经写了他的主要著作,他的领导使革命的追随者为夺取最后胜利作好了准备。

现在必须始终“政治挂帅”——毛的教导;如果这个陷于危险的国家,要在美国帝国主义和(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双重战争威胁下生存,那就容不得异端和党的分裂。那就意味着要在“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它意味着要更加地方分权;鼓励群众的首创和革新精神;使城市人民去向农民学习,也使农民向城市人民学习;优先满足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民的需要;通过劳动和农民自己的集体投资来积累资金;以及在军队这个“人民的大学校”的指导下,消灭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影响。

一句话,毛要求无产阶级政权的接班人重温他自己一代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得到必然的结论。

因此,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产生一个新阶级,即掌握官僚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脱离劳动和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还有一个与此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刘提出的要在中苏僵局中寻求妥协——据毛主席对我说,刘得到彭真和其他一些人的支持。

到了1965年,美国轰炸紧靠中国边境的越南,使中国受到入侵的威胁。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去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目的是要恢复中苏同盟。毛坚决拒绝被拉进一种从属的和可能被出卖的地位。相反,他坚持在防御性的人民战争基础上采取完全自力更生的姿态——与此同时继续制造原子弹——并大力支援越南,但不介入。

如果从中国对付外国侵略威胁的传统战略背景来看,毛的路线似乎是极端非正统的。“以夷制夷”,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基本原则,可与罗马及其后继者奉若神明的“分而治之”的原则相比拟。那些被传统束缚住的中国人以及通晓中国历史的西方“北京学家”,都说毛是发疯了。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弱国在奉行一种使它的敌人联合起来、从而招致“两线作战”的政策吗?这岂不是要发动一场“使它们两家都遭难”的国际宣传攻势吗?但是,毛知道他正在干什么。更大的威胁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当时同随便哪一个超级大国妥协,只能导致国内的分裂。一个坚决维护独立和团结的中国是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暴的。一个被企图从同俄国同盟中捞取好处的派别弄得内部分裂的中国,是站不住脚的。

在许多次要问题和具体政策上还存在着矛盾,但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是基本的。现在人们说,毛和刘从1921年成为共产党员后,一开始就代表了“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用毛自己惯用的话来说,在他们两人在党内同样受到尊敬的四十五年里,这也是一个“非对抗性矛盾(逐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例子。是个人权力之争吗?主观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的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在影响着伟大的中国革命命运的方法和目标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个人崇拜的作用在内。

关于1966年8月作出决定以后发生的事情,已经写得很多了,如:党委以及共青团和工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的解体,学校的停课(许多学校在较早的时候就已经停课了),放手让数百万非党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和从事于打倒党内的特权阶层,让新领导者自由地进行夺权斗争,最后是军队的介入。

到了1970年,毛的思想已经以这样一些目标深入人心:加速消灭城乡差别;使工人、农民、士兵、干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物质和文化水准以及在物质和文化方面享有的机会更接近平衡;在每个人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中,把车间生产劳动和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粉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学生和工人打成一片,把劳动实践和课堂上的理论结合起来,以使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把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带到农村群众中去;训练每一个人都能使用武器和向军队学习;造就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多面发展的、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一代,他们被为国内外人民服务的理想所鼓舞,蔑视个人财富,具有献身于使人类最终从饥饿、贪婪、无知、战争和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世界观”。

就是这些?是的,但还有别的。在解释文化革命过去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是怎么回事时,我只是就大意转述了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这些人不仅有官员和毛主义积极分子,还有受过毛思想“锻炼”的那些人。

嗳,但道路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且必须分阶段走。今后还会有文化革命。正如毛所说的,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一—而且必须吃完一口以后才去吃第二口。

同时,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的两年,非党群众——绝大多数的成年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四)普通公民王某

王某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普通人,1965年以来,他头上既没有长角,也没有一圈光轮。在一家工厂的幼儿园里,一些幼小的孩子给我唱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歌儿,这个幼儿园设有自己的防空洞——这是新事物。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说,他们热爱毛,看来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说的不是真心话。可是,除了每个人都佩带毛的像章外,公民们的外表同我在文化革命以前见到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人们的衣着更加一致:男女都穿蓝色和灰色的上衣和裤子,冬天则穿上棉衣裤,也有许多穿着陆军或民兵的卡其布和海军淡蓝色衣服的人掺杂其间。除了红星帽和红领章外,军人同老百姓是分辨不出来的。许多妇女在家里穿色彩较鲜艳和较好的衣服,几乎所有的人都藏有一两套丝绸或毛料衣服,准备在节日穿,但是现在在街上看到的服装式样是无产阶级的。

“不用多久,”一位老朋友说,“你就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了。看那边的那些妇女,她们都披上了新式的头巾,色彩更鲜艳了。这意味着一个弛缓的时期正在到来。”当我应邀去一个中国专业人员家里作客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妻子正在仔细打量摊在桌上的几段华丽的印花织物。她们正在专心看一本时装书——是日本出版的,想想看!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地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由于几乎全部儿童现在都上了学,在五年里已经造就了更多识字的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找到五十岁以下的“瞎子”(中国人把文盲叫作“瞎子”)。在举止上,人们显得更加率直而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在新建的工厂里,我发现现在的工人几乎都是中学(高中)毕业生。

二十多年来的植树造林,美化了城市和农村,对大地的全面改造,正在使古老景物的旧貌焕然一新;看起来象新洗刷过似的。中国显然从未这样富裕过,但不是在私人财富方面。

王某现在吃得很好,身体健康,衣着合身,每周六个工作日都用在劳动、参加毛(学习)班和研究生产技术方面。在休息日(一般是星期日,但有时候是其他日子;为了减轻交通拥挤,休息日是错开的)他就在家休息,或者打乒乓球,夏天就到游泳池或江河湖海去游泳——游泳在中国仍是一项新的运动。在冬天,他可能参加在农村地区进行的行军活动。他也可能自愿去挖地道和造砖修建防空洞——同一位医生或一位教师一起劳动。

王某也和其他人一样,属于一个集体。在城市里,他遵守执行党的路线的居民委员会的纪律,居民委员会负责儿童的照管、卫生和污染控制、调解纠纷、福利、保健以及对老年人和残废者的照料。在公社里,这类工作是由村或生产队分担的。

我们没法真正看到王某的内心世界,但是如果他有什么烦恼的话,那显然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或税款增加。十多年来,物价一直是稳定或下降的,没有通货膨胀或黑市。王某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家的岁入,来自国营市场物价管制形式下所包含的剩余劳动价值,这种管制把消费控制在计划供应的必需品的范围之内。王某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没有向银行抵押借款或负债,也不必担心折磨过他的父母的饥饿和贫困。

他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1970年,他选购的书籍只限于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他可以有一架长波收音机,或者可以买来另件,装配一架短波收音机,但是要有电视机是很不容易的。电视机相对地比国外要贵,而且通常是由一个团体或机关集体所有的。全部节目的政治宣传色彩很浓,演戏也是如此。

戏票和体育比赛的入场券需求量很大,实际上(虽然有少数票子是门售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单位才能弄得到。电影院很多,票价也便宜,但影片品种不多。

我们这位朋友所读到的墙报,上面登着毛的指示或教导;报纸通常贴在布告板上,供人阅览,但刊登的只是有关党的路线的新闻。外国消息很少,而且都经过了仔细的选择;人们读不到能够推翻下面这样一种观点的东西: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另一方面,王先生也不会为这样的消息而感到烦恼:暗杀事件,市场投机,色情文学,种族骚乱,离婚丑闻,贩毒集团,谋财害命,卖淫,虐待狂和被虐待狂,以及对富人的妒忌。富人现在已经没有了。贪污的官员、盗贼或其他寄生者,也是非常少的。虽然阶级敌人依然存在,但他们大都要由国外的罪恶活动负责。

一句话,正如一个聪明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真正的道德的渊薮。

上述的一切,除很多是和过去相同的以外,并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工资方面,除低工资职工和中等工资职工的工资略有增加,高工资职工的工资稍有降低外,也没有多大改变。例如,高级军官最近自愿降低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是我在杭州遇见的一位将军这样告诉我的。高级官员也是这样。(据说毛泽东把对他的津贴削减了百分之二十。)在工厂中,学徒级以上工资的幅度是从每月二十美元至五十美元(即人民币四十八元至一百二十二元) [1] ,依年龄、级别和经验而定,但是少数高级专家的工资可能和一个少将的工资相同,约一百美元。一个高级干部或陆军上将每月约得一百五十美元,但是如果他没有家属要赡养,他可能把很大一部分收入退回给国家。农民的收入差别很大,现金收入比城市工人的工资少得多,但是实物收入和副业收益,却使公社社员的收入比以前更接近于同城市工人相等。

[1]官方汇率是人民币二·四四元合美元一元。在统计上,一般以人民币1元=0.40美元计算。

在我访问过的十二个大城市以及许多城镇和公社中,我看到消费必需品的售价比1965年稍低,但质量有了改进。可以举出几个实例。重量按半公斤(一·一磅)计,折算为美元的售价是:到货旺、品种多的当令蔬菜,一美分至二美分;最好的大米八美分或九美分;面粉五美分至六美分;马铃薯和甘薯二美分;羊肉、猪肉和牛肉,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糕点和糖果,三十美分至八十美分。

以前吃到鱼的中国人是比较少的;现在,鱼类到处有售,甚至在内地也买得到,半公斤售价为二十美分至四十美分。牛奶一夸脱卖十美分;啤酒,每瓶二十美分;甜饮料,每瓶五美分至十美分;蛋卷冰淇淋和冰棍,每根二美分至四美分;葡萄酒(白的和红的),每瓶五十美分;杜松子酒,每瓶五十五美分;鸡蛋,每打三十美分。在北京供应外国人的商店里,可以略高价格买到特制食品,如上好的黑鱼子酱,每磅售价约二·五美元。

街上的饮食店供应花卷、酱菜、香肠和汤的简单饭食,每份四美分至六美分。在工厂食堂里,饱吃一餐,花十美分至十五美分。大多数中国人穿的是布底鞋,每双一美元至三美元;皮鞋每双六美元至十美元;胶鞋每双二美元至三美元。棉布衬衫每件二美元至三美元。现成的幼儿服装每套二美元至四美元;上好皮帽每顶五美元;羊皮或其他种类的皮或布做里子的大衣,每件二十美元至四十美元;化纤上装和裤子每件六美元至十美元。

粮食制品、食油和棉织品仍然定量供应。各人的粮食定量根据工种而不同,每月在三十磅至四十五磅之间,再加上目前其它食品供应丰富,这就很够了。中国是世界上生产棉布最多的国家 [1] ,棉布是中国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的一个大项目。所以在中国国内棉布的定量分配包括婴孩在内,每人大约十八英尺。合成纤维和毛织品是随便购买的,需要量很大。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以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

[1]见第二十三节。

私人汽车已经没有了,但是城市内和城市间的公共汽车的服务已经有了改进——虽然公共汽车仍很拥挤。中国的火车是世界上最好的火车之一。交通费很低。

我们在街道上(或农村小道上)遇见的人,他家里也许至少有一辆自行车,价值在三十五美元至四十五美元之间。他的房租(保养费)每间每月一美元至二美元。住房的类型很多,但一般说来都有了改善。在农村,农民有自己的房屋,不必纳税。工厂工人的医疗费用是由他们的组织支付的,公社也是这样。药品的售价只占西方国家售价的很小一部分。避孕丸是通过组织免费供应的。

除了这一切以外,只有对文化革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人民的生活方式。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在青年中间,参加海、陆、空军是他们真正最为向往的事业,但只有很少的有志于此者被选上。毛的年轻接班人中的一种新的精神面貌——遵照“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可以在医疗卫生工作从城市推广到了农村这一点上,最显著地看出来。

二、医疗和人口控制|返回目录


(五)针刺流产

我们在一间小病房里观看针刺的一种新用途。我们是由我的一位老朋友林巧稚大夫带到这里来的。一位面带笑容的病人正在接受流产手术。她是一个工厂工人,二十八岁,没有用药物麻醉,只在她的耳轮上扎了两根针,但她并不感到疼痛。

林巧稚大夫是在英国毕业的第一个中国妇科女医生,后来在芝加哥当实习医生。林大夫是中国现代医务工作的一个先驱,五十年来一直在培育妇产科医生。她仍然信仰基督教和相信上帝——在这个问题上,有时要和她的朋友周恩来发生争论。她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动听。但是她为她讲的英语表示歉意,说它“已经生锈了”。

“我开头是个儿科医生,”她说,“但是我不忍看到婴儿死亡。因此我转而从事接生。”

瘦小的林大夫近六十九岁了,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精力充沛,身体虽纤弱但性格很坚强。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积极分子和一所医学院的教师,每天在前北京协和医学院内她所在的部门工作四小时到六小时。五十多年前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而建立的协和医学院,曾经是中国最先进的医院和医科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它改称反帝医院。现在叫首都医院。这所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职工,百分之六十左右是妇女。在妇产科,妇女占到百分之九十。医学院的学生人数则男女大致相等。

当病人允许我把手术进行情况拍摄下来时,她友好地笑了一笑。她怀孕已十个星期了。同第八号扩张器相连的一根小小不锈钢管,通过皮管与一个容器相连,再通向一架电动压缩空气泵。相当于一个自行车打气筒的拉力所产生的反压力,就足够用来进行真空吸引了。在农村地区,可以用脚踏产生的动力来开动这种器械。现在,一直到农村公社的卫生院一级,都普遍使用这种流产方法。

林大夫解释说:“这种方法简便,实际上无痛苦,不会出血,也没有严重的副作用。”

在手术进行时,我从病人那里得知,她已有两个孩子,不想再要了。人们受到劝告,生两个或三个孩子。城市地区的结婚适当年龄,女的是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越晚越好。这种“劝告”和“适龄”还远远没有普遍执行,但社会上,特别是城市社会,现在对违反的事情是要皱眉头的。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无数年龄较轻的人结了婚,农村里的人常常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时就结婚,也没有象外国传说的那样,遭到什么“惩罚”或强迫分离。

“你感到痛吗?”我用中国话问道。病人笑笑,摇摇头。她说,她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也许是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吧。不到十分钟,她就从手术台上下来了。

我还不十分相信,几天以后就又来看另一次流产,是给一位二十九岁的青年妇女做的。她在一家电器制造厂做工,已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她说,她已在用子宫环避孕,但现在将改服避孕丸。这次也是用针刺来麻醉。她同上述那位病人一样愉快,好象什么也没有感觉到,直到有人告诉她手术已经完毕,她才觉得很惊奇。她坐了起来,又谈了一会。

她说:“我现在可以有两个星期的休假,工资照发,不过我想今天下午就回厂工作。我觉得身体很好。厂里需要我,我们都应该帮助来提前完成定额。”林大夫嘱咐她躺一两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流产是免费的,只要做母亲的提出要求就可以,但如能得到家属的同意就更好。避孕丸的试验是从1964年开始的。.之后,中国试行的每月服用二十二天避孕丸的方法就越来越代替了子宫内避孕器和其他的方法。这种避孕丸是在月经来后的第五天开始服用。所有的医疗组织、巡回医疗队、部队和公社的医疗队,都宣传节制生育,并免费分发避孕丸。目前,避孕丸的生产还赶不上需求。

显然,在中国是不鼓励用流产来代替种种避孕措施的。对已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孩子而又没有接受避孕方法或避孕未成功的母亲来说,流产通常是一种最后的手段。由于中国没有私生子这种事情(父母应共同负责养育子女),流产并不是未婚妇女避免尽母职的正当手段。也有极少数第一次怀孕的妇女要求流产,但一般都加以劝阻,除非怀孕危及母体的健康。

林大夫告诉我,用针刺麻醉来施行流产手术的试验,开始于1968年,现在已广泛使用。针刺也用于分娩。(在中国,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分娩都是顺产,遇难产时才使用针刺或其他麻醉方法。)然而,这一方法虽然已证明是成功的,但尚未加以正式宣布—在专业麻醉师很少的农村地区,这种方法尤为重要。使我感到懊恼的是,反帝医院革命委员会主任要求我不要把所看到的情况的照片或文章发表出去。若干天后,周恩来总理问起我参观的情况。他说,关于这种使用针刺的新闻报道,搁在他的办公桌上等待批准,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他说,现在他感到满意了,因此亲自批准发表我参观医院的报道。我不能想象尼克松总统或柯西金总理会找时间来管这样琐细的事情。一个人怎能找到这种时间呢?周至少是:一人顶了好几个人的工作。

(六)什么是针刺?

革命前我住在中国时,对针灸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去了解它。我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以为凭经验的中国医学大都是江湖医术。1960年,我第一次回中国观光,发现中国医学值得子以更大的注意。我听说1958年以后,所有西医都应至少以六个月的时间来学习传统医学,中国的医学已有二千二百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包括成千上万的卷籍、处方和各种疾病及其治疗的详细记载。

关于针刺,我同中国医生和外国医生谈过多次,但是我发现,关于针刺的最好的简要说明,仍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一位高级外科医生威廉·Y·陈医生在1961年所作的那份报告,我以前也曾引用过他的话 [1] 。陈医生在全面调查过程中,根据他个人关于中国方面的知识,根据对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外国医生的资料的研究,并根据对中国的专门医学杂志(“较重要”的二十五种)上的研究报告所作的分析,对针刺提出了这样的评论:

[1]见《大河彼岸:今日的红色中国》。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种凭经验的医术,有四千年的实际经验作基础。它对健康和疾病的简单概念,是身体机能上阴(反)和阳(正)两种力量的调和或不调和。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中国的传统医学实际上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但有关草药、药物以及记录了对各种疾病观察所得经验的医学论文等大量卷籍,却是宝贵的。使用这些药物和针灸、推拿、气功等疗法的效果,确实有其实验价值。……

针刺……包括把热针和冷针刺入身体的特定穴位。所用的针可细可粗,可短可长(从三厘米到二十四厘米)。……当针刺了进去,并在不同的深度刺激不同的组织或器官时,就引起生理上的反应,从而产生疗效。

现在,针刺医生需要学习消毒技术、基础解剖学和相当于“中级医生”必修的各门科学课程。他们全都隶属于医院,差不多所有医院都有专门的针刺医生。很多人都使用低电压的电针。针刺治疗有时同放射疗法结合起来。陈医生继续写道:

假设:扎针所产生的刺激由末梢神经传到了大脑皮层,并在大脑里面对病理的刺激起抑制作用。这样的一种解释,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似乎是协调一致的。

针刺实际上已广泛应用于各种疾病,从诸如阑尾炎那样的外科症状以至象糖尿病那样的慢性症状。据信,它对神经系统的疾病或由神经引起的疾病,疗效最好。在治疗脸部麻痹、关节炎和湿疹方面,据报告也有良好的疗效。一位俄国医生声称,使他长期受苦的关节炎,针刺之后已大有好转。1958年,一位去中国研究针刺的印度医生,最初对针刺的价值有一定的怀疑。但是,后来他认为,中西医结合已得到显著成功。他患的急性窦炎,也用针刺治好了。 [1]

[1]“医药与卫生”,《中国季刊》第6期,1961年4-6月。

我本人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医院里,就遇见患阑尾炎、湿疹、风湿症、窦炎、结核病、偏头痛、支气管炎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的病人,在用中国的传统方法治疗。我在汉口见到一位病人,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经西医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用中药和针刺治疗后,他就痊愈出院了。

中国的草药和针刺是并用的,草药医生往往也是针刺医生。翻译中国的传统医学术语是困难的,但其基础就是阴阳这个“矛盾”的概念。人体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疾病是由于不同器官或其延伸部分之间失去平衡所引起的,治疗就是恢复平衡和协调。这是通过使八个主要方面,即阴阳、表里、冷热、虚实的紧张“对立”得到缓和而实现的。

在针刺的详细入门书中,根据那些原理和它们之间的“生命力”的平衡,把人体绘成了图解。在正常情况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处于均衡状态。当发生“不统一”(疾病)时,那就是一个器官或一组机能已疲劳过度,刺激过度,受了损伤,或受到别种扰乱。医生的任务,就在于消除对抗或充血的起因,使之恢复平衡。

前一次我去反帝医院(那时称为北京协和医院)参观时,有人对我讲,“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讲这话的是该院副院长徐鸿图(译音)医生。他说:“当然,大脑的高级神经系统影响到整个生理状态。我们所说的‘怒发冲冠’会引起某些器官的疼痛和损伤。一个病人来看病时诉说疼痛,西医可能诊断为由高血压所引起,但中医却可能用药物和针刺来治疗。

“西医常常只问症候和病历。中医却把一个人看作是受外部和内部紧张所支配的统一体。他要了解病人的家庭情况,他同父母的关系,他是否喜欢他的妻子,他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什么个人的不满,生活上有什么不调和的地方,他是本地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所有这些都要作为诊断的参考。”

“南方还是北方?这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对北方人是‘热性’的药物,南方人服了会引起‘凉性’反应。”

“我想,这类询问也会问到病人的政治思想吧?”

“当然,所有各种矛盾冲突都要加以研讨。”

从这次和以后各次谈话来看,似乎很清楚,中医病理学家也有几分是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了,针刺是常被用作冲击疗法的。在现代中国,由不能解决的紧张或忧虑所引起的疾病,是否比在美国狂热的竞争制度下为多,我不知道。据上面引述过他的话的陈医生报告说,在这两个国家里,高血压心脏病的发病率(不管它证明了什么)大致相同。 [1] 我没有关于中国的神经衰弱症统计数字,但我在各地医院和疗养所看到的病例似乎是很多的。共产党人正在企图建立的那种制度的社会压力所引起的内心紧张,显然是很厉害的,而且又很少有发泄的地方,因此求教于中医的人数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医生最后说:“共产党人企图使传统医学同现代科学的医学相结合,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医学,这一雄心壮志能否获得成功只有等时间来证明了。不管结果怎样,它的发展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予以注意的。” [2]

[1]中国医务界的消息说,中国现在肯定比美国少。
[2]威廉·Y·陈,前引文。

已故的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克斯利,是一个热烈相信针刺的人,早在1957年就报道说:“现在国际针刺会议正在召开,”几百名欧洲医生正试图“把西方医学的科学和技术同古老的中国针刺科学和技术结合起来”。他还说:

把一根针扎到膝盖下腿部的表皮里面(或别的部位,针也可扎得很深;操作很熟练,是不致于出血的),竟然会影响到肝的功能,这显然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在正常的、健康的有机体里,(中国人认为)有气血在不断地循环。…….针刺使气血的流动改变方向和正常化。

据中国针刺医生的说法,在人的四肢、躯干和头部里分布着以某种方式与各个器官相连的肉眼看不见的“经络”。赫克斯利承认这是“一个由经验所证明的事实的问题”。他接着说:

在这些经络上有特别敏感的穴位。把一根针扎进其中一个穴位,就会影响同这个穴位所在的经络相连的器官的机能。熟练的针刺医生扎了若干选择得宜的穴位,就能重新建立气血的正常循环,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

我们会又一次耸耸肩膀,说这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只要读了最近召开的针刺会议的会报,我们就知道,实验人员使用精密的电子测量仪器,已能探索出中国人所说的经络的路线。当针扎进一个重要穴位时,就能录下电流状态的较大变化。 [1]

[1]伦敦《观察家报》,1961年10月22日。

赫克斯利说:“在中国古老的治疗方法很有效验”的那些病理症状中,有“各种令人不快的精神状态,例如,某几种的抑郁和忧虑,据推测它们同器官的受到扰乱有关,只要气血一恢复正常循环,这些症状就立即消失了。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病榻上躺了几年也得不到的疗效,在某些病例中,用一根银针扎两三下却可能得到。”

想到中国的医学文献对于细菌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流行病学、内分泌学、性病学等基础科学,严格说来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知识,对于消毒也只有朴素的概念,因此,人们对针刺和草药疗效的热忱或许也有其限度的。在预防天花、斑疹伤寒、结核病、鼠疫、痢疾、霍乱、破伤风、黑热病、疟疾、丝虫病、梅毒和其他一些疾病方面,中医学说实际上是无效的。甚至在1971年让一个外行人去判断,中国的那些可能仍在继续反对中西医结合政策的人究竟是否有几分理由,也许仍然为时过早。

在我看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医院里遇到的一些医生对于传统的治疗方法所得到的威信,还是感到不安的。许多医生至少对强迫学习中医这一点,一定很恼火,正象要所有的西医学习接骨术那样。在文化革命对西医人员的影响中,除去更强调深入农村地区服务外,就是他们对于群众认为什么好、什么不好的意见也采取了更加谦虚的态度。针刺的效果及其在应用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已经使它更加受到人民的欢迎,它的疗效也更令人印象深刻了。

在我们讨论把这种新的麻醉方法应用于切除腹部巨瘤、胸腔手术,甚至应用于切开心脏的手术时,林巧稚大夫说,“现在还不能用一般的解剖学理论来说明针刺。”她最后说,“我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期望早日得到一个“突破’。”

(七)性和人口控制

到一所医院的一个病房去一看,就反映出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变化:节制生育的一切实用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和利用。但林大夫及其手下的工作人员在使婴儿出生方面花的时间要比不让婴儿出生方面多得多,例如她们要制止子宫癌的发生,要从事接生,要参加文化革命所普及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全国性计划。

概括地说,现在是遵循毛泽东为医务卫生工作人员规定的四项指导原则来行事的:第一,预防为主;第二,满足工农兵的需要;第三,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第四,团结中西医。

“预防为主”远不仅是指计划生育而言,但现在计划生育是一个极其基本的问题,因此在报道“预防为主”的其他方面以前,需要进一步讨论它。

中国的避孕丸效果怎样?据林大夫和其他专家说,他们的那种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完全没有副作用。如果每日服用,其有效率是百分之百,但忘记服药(有意或无意)的人“依然很多”。与此同时,现在正在加紧研究一种每月服用一次的理想的避孕丸。林大夫说:自1969年以来,就在全国各地试验使用这种避孕丸了。仅北京一地,就有五千人参加一项节制生育的试验计划,其中包括医务人员、工人及其家属。

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日本利用前列腺催经的阴道丸的研究和成果,也保持接触。林大夫说:“我们的研究小组一—我们称它为计划生育战斗组——也在研究药效较长的口服避孕药。我们正在试验三个月服用一次的避孕丸,而且,现在我们深信,我们能够试制出一种有效期为一年左右的避孕丸或注射剂。”用中国草药作为男用和女用的避孕药也在继续试验中。(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出用针刺来避孕的方法!)男子绝育(有了两个孩子以后)是提倡的,是自由的,但并不普遍。

避孕药的应用已推广到了什么程度?在我访问过的各省内,据说避孕丸到处都在应用,甚至在陕西省内地也是这样。但林大夫说,还是供不应求。在中国,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大致有七、八千万,这意味着每年需要生产大约一百七十亿粒每月服用二十二天的避孕丸。男用的避孕药可以帮助弥补目前这种避孕丸的供应不足。

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预防各种传染病和流行病的疫苗,它现在已成为这方面的最大生产者。北京的一家“超现代化的”药厂(曾去参观过这家药厂的荷兰医生J·A·德哈斯对我说,它比欧洲的任何一家药厂都大)每年生产疫苗八千万单位。我的老朋友、美国出生的马海德医生 [1] 告诉我,他在中国其他地区,曾看到有这样生产能力的药厂在十二家以上。

[1]即乔治·哈特姆。他享有“消灭中国性病者”之誉。他的阜越事迹可参看作者另一著作《今日的红色中国》第261-277页。

有关方面正式告诉我,北京约有百分之七十的属于生育年龄的妇女使用避孕方法,其中有三分之二服用避孕丸。在北京周围十个县的农村公社,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适龄妇女服用避孕丸。

关于全国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已有十多年没有公布了,而各地向我提供的数字又大不相同。例如,“大北京”1969年的人口增长率,官方宣称是百分之一点六;在上海附近的一个人民公社,别人告诉我那里的人口增长率仅百分之一;而西安市的人口增长率据一位官员估计为百分之三。

无论如何,人口增长率还是太高,使毛主席感到不高兴。我同他谈起一般的进展情况时,我说我高兴地发现这些日子里避孕药的使用更加广泛了。“现在,至少没有人反对节制生育了。”

他说,我受骗了。在农村,如果一个妇女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她想有个男孩。如果第二个孩子仍是女孩,她还想再生个男孩。如果生了第三个,还是个女孩,她仍想再生个男孩。很快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那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就只好这样算了!

“不错,但是现在反对的人不很多了吧——我是说,年轻人不反对节制生育……?”

毛说,他们仍然重男轻女。他想美国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固执的思想是需要时间的。

毛对“没有儿子”的家庭的节制生育表示怀疑,以及他对人口统计报告的怀疑,使我想起了1965年我同陈永贵的第一次会见,陈是山西省山区一个公社的著名的大寨大队负责人,曾被广为宣传过。陈带领了三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七十八人是强壮的成年人),用手工工具挖土劈山,辛劳地开辟出新的肥沃土地。他们筑起许多哩长的石头渠道,引来了灌溉用水,他们开辟了果园,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向顽强的大自然开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十年之内,他们把粮食的嗽产量增加到三吨,这对那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来说是一个新纪录。陈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人,精力充沛,富于才智,完全是农民本色。我问他公社里的“计划生育”情况。他似乎不熟悉这个术语。我说,我是指“节制生育”。

“哦,这个”,他咧着嘴笑了。“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强壮的劳动者。”

我问这位农民,1964年他这个大队登记了多少出生的婴儿?他立即回答说:“八个。”再问他有多少人死亡?他说:“我们没有人死亡。”甚至连一个曾祖父也没有吗?他搔搔头。他记起有一个年老地主已经不在了。他补充说:“如果你把这叫作死的话。他已经好多年不是身强体壮的人了!”

遇到三、四十岁的男女农民,他们(现在可有点不好意思了)承认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孩子,最大的几个通常又都是女孩,这是极其普通的事。为了养大一个孩子就有必要生下六个或更多的孩子,这种旧的宿命论观点也是很难破除的。(我遇见过许多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经历就是如此。)农家的老大爷和老大娘,出于旧习惯,还在继续推动他们的年轻后代多生孩子。

1964年,周总理告诉我,他的政府希望到1970年时人口增长率能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现在我问他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时,他说,到1966年,全国人口增长率确实已降到了百分之二以下。他又补充说,可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混合,人口增长率又急剧上升。许多人的早婚,助长了出生率的提高。随着纪律的恢复,越轨的时期已成过去。由于简便的新避孕丸的更加广泛的使用,总理认为人口增长率又在下降了。

外国人自然很想知道(中国人也一样!),避孕丸对很普遍的严格对待性关系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在解放前的中国,一个未婚妇女不管怎样清白,要是被人看见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个地方漫步,是会丧失她的结婚资格的(或者会被人扔石头或受到成群人的滋扰)。同时,穷苦人家则把女孩子卖给人家作妾、当妓女或为奴。所有这些都已经消失了,供单身汉或还不满足的已婚男子寻欢取乐的从前那些“出路”都被堵死了,引诱妇女是个严重事件,强奸则是严重罪行。

男女同学很普遍,未婚青年男女许多事情都在一起做,但是不能有性的关系。有一两次成对骑着自行车外出游玩,就足够证实这对男女已有婚约了。毁约会招来社会的轻视,尤其对男子是如此。在公社一起劳动时,甚至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树下同吃一顿便餐,也会使这个女孩子的名誉受到损害。这些情况,是我在朋友家里同一个十几岁的以前红卫兵的几小时谈话中听来的。

一对暗中已有“婚约”的男女会发生性爱关系吗?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回答说:“婚前发生关系的事例确实很少见。至于实际上的乱交,被认为是越轨行为,要受到社会的惩罚;屡教不改的,则要在监禁中改造。婚外的性行为是少见的,可是同婚前的性行为比较起来,要多一些。”

中国人被问到这类问题时,容易受窘。但我的询问已使人确信是善意的。1965年,我向北京市妇婴保健处的一位副处长询问婚前的禁欲情况——在这个国家里,结婚的理想年龄,女的已推迟至二十六岁,男的是二十八岁。(在中国农村地区,建议的结婚年龄女的是二十三岁,男的是二十五岁。)我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普遍保持贞操,外国人是很难相信的。

她指出,现在妇女都有生产工作可做,有和男子同样的机会;在过去,一个女孩子二十岁还未结婚,是丢脸的,而今天的看法正相反;青年人都受到政治信仰和为社会工作的理想的训练。他们不是仅仅为了寻欢作乐而生活的。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象在西方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商业化了的性刺激。但是一个得到了自由的妇女,难道不能有至少去结识一个她可能会选为结婚对象的男子的自由吗?”

“这并不是那么严格。男女双方有了了解,并开始互相熟悉,这种机会是有的。我们不否认,有时会有婚前性行为,有时会发生怀孕的事情,虽然这是很少见的。在过去,这种妇女自己去流产,或想办法流产,但现在,由于使用避孕方法和知道可以自由流产,那样的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未婚母亲去流产是极少的。以我国人口之多,这种流产人数这样的少,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医生对于头胎要求流产,总是劝这个妇女加以保留。如果她是一位未婚母亲,而结婚又不是解决办法——因为父亲已婚,或男的在政治上是个不良的匹配对象或其他原因——那就没有人会坚持非把孩子生下来不可。就会采取流产手术。”

我和马海德医生的谈话,也大体上证实了上述的观察。这位医生和他的美丽的中国妻子,已有一儿一女。就他的儿子来说,他的女朋友的婚前整个相爱过程中,他六年来“始终如一”,没有和她发生过“肉体关系”。马就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他们最近在适当的年龄结了婚,接着马海德夫妇很快就有了一个孙子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青年人的情况,”每天要看几十个病人的马海德医生说。“我不敢说避孕丸不会使事情起变化。这里一切事物都在变。但在眼前,我们的青年人也许是世界上对性的态度最不随便的了。”
总之,无论性关系今后是否会更加自由,免费使用避孕丸和流产的自由,可能不久以后(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打破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观念)会导致人口增加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是个拥有广大人口的平等社会,进步的好处必须为大家所共享,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也必须遍及广大地区。

那么,现在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使外国人口学家的推测陷入迷途。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继续把1953年北京公布的数字看作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数字是以所谓中国的“第一次现代人口调查”为基础的。那时公布的总数是五亿八千三百万人;195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说有六亿四千六百万人。1960年,我会见的所有中国官员都用六亿五千万这一数字。只有一个例外: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说,“中国的人口有六亿八千五百万。”

五年以后,我问毛主席,他能否告诉我据说在前一年进行的“抽样人口调查”的结果。他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不可以单单根据定量供应的布票来得到一个接近的估计数字吗?”我问道。

毛回答说,有时农民把真相搞混了。解放前,特别是为了不去登记和避免被蒋介石抽壮丁,他们就隐瞒了生儿子。解放后,则倾向于多报人口而少报土地,并尽量少报收成而夸大灾情。现在一生孩子马上去申报,但要是谁死了,就可能几个月都不提起。毫无疑问,出生率真的已经下降了,但死亡率的下降可能更大些。他最后说,平均寿命已由大约三十岁增加到近五十岁了。

毛主席的回答暗示,有些农村公社可能觉得这样方便些,即为了继续使用死者的棉布定量供应而不去申报死亡,并为了保留更多的粮食供家里消费而尽量少报收获量。他对过去和现在人口统计研究的怀疑,使一些西方的人口学家感到很为难,因为他们已经把中国的人口估计为八亿以上了。

如果以主席所说的低数六亿八千万为底数,1965年1月以来的六年按每年最低增长率百分之二(根据周总理同我的谈话,这估计可能偏低)计算,那么今天的中国人口估计将达七亿八千万左右。1971年1月,我问总理,现在是否可以说中国人口已达到八亿。周总理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不,还不到。”
在北京愿意作出较明确的宣布以前,假定到1972年时包括台湾在内(约一千四百万)的全国人口将超过八亿,这种估计似乎是靠得住的。即使从现在起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这也意味着到公元2000年时将达到十亿以上。如果是百分之二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到那个时候将再增加二亿五千万。

现在粮食供应的余额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这是令人感到安慰的。周总理在1971年1月向我提供了1970年的粮食收获成绩:粮食总产量二亿四千万吨,另外有国家储备粮四千万吨。这个产量比1959一1962年“困难时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但是,中国的计划工作人员将乐于看到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或更少。这是他们今后十年所要达到的目标,在此期间将继续努力使全国的粮食节余储备迅速增加和工业生产不断提高。

(八)一些特殊情况

毫无疑问,文化革命期间人口增长率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红卫兵及其浪漫行为的缘故,而且也是由于整个医务界受到了一次剧烈的震撼和原有的控制工作陷于瓦解的缘故。大学关闭了将近三年,中学两年,中级和大专医科的学习都中断了,教职员工星散,党对医院管理系统的领导也动摇或解体了,而1968年在军队的指导下,新的公共卫生组织的形成又很缓慢。

人们听取任何官方的情况介绍时必须留神“受骗”,这些介绍大都忽视了革命变化期间为公共卫生工作中丧失的专业时间所付出的代价。象现在这样的更加需要依靠针刺和传统疗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数医务工作者被派去“向农民学习”一段时间,去从事由别人来做将更加合适的劳动所引起的呢?不去提这个问题倒也很自然。因为对这类问题,是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复的。新的道路是否能完全胜过一些相反的做法,局外人也还不可能来下判断。

先进科学的研究工作,显然没有受到文化革命的很大扰乱,在核武器的研制之外,还有几个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进展。1965年9月,中国的生化学家们成功地合成了胰岛素,制出了生物学上有生命力的蛋白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项研究的国家。断肢的治疗继续取得进展,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这方面似乎已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断指、断趾、断手、断脚、断臂和断腿的再植技术,现在已予以广泛传授,在比较简陋的农村医院中也时常进行这种手术。

1964年我在上海一所很大的市立医院里,曾同工伤事故中断了手的一位工人握手,这只手是被切断两个多小时后,从车间地板上拾起来再重新接到他的手腕上的。他再使用这只手,功能已接近正常。这一次1970年,我在广东省的一所很小的公社卫生院里,遇见了一个施行过四个断指再植手术的病人,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使用那只手了。

中国人取得的另一项技术成就,据说非西方所能比拟的,是对严重烧伤的治疗。受到三度烧伤、烧伤面积大到全身百分之六十的人,也得到复原的事例是很多的。我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病人,这个有点令人可怕的疾病的详细情节,在英国创伤外科学家洪若诗医生的报道中 [1] 有着使人印象深刻的记述,洪医生于1969年归国前曾在中国担任教学和医疗工作长达十年以上。

[1]《消灭一切害人虫!》,伦敦,1969年;纽约,1970年。洪若诗即乔舒亚·霍恩。

问题自然就来了:中国工业中的工伤事故是否特别多。各地工厂给我的统计数字,看来并不过高,不过自1960年以来,这一项目的全国统计数字,象其他许多项目一样,一直没有公布过。在短暂的“百花齐放”的自由批评期间(1957年),对预防措施的不充分曾有过许多责难。在我再次访问的几个工厂里,随着工厂的进一步现代化,安全条件已有了改进。把工厂劳动同从高小起的课堂教育结合起来,一个好处就是能教育每个人爱护机器和如何去使用它们。

我在北京和林大夫在一起时,我们访问了一间全是妇女的病房,她们正处于一种特殊类型癌症即绒毛膜上皮癌的恢复时期,这是生在子宫里的一种癌。这种可怕的疯长的细胞侵袭滋胚层,并迅速增长,转移到肝脏。林大夫说:“这在过去被认为是不治之症。人们常说,‘如果你说治好了绒毛膜上皮癌,那你的病人就不是患绒毛膜上皮癌。’现在我们使用一种包括化学疗法的混合疗法。大约有百分之六十一的病人得救了,即使癌症已经转移,扩散到了胸部。其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病人,子宫仍能保留。”

林大夫停下来为我们介绍她的同事、外科医生戴玉华(译音),戴本人就是用化学疗法治愈了绒毛膜上皮癌的。她的子宫没有取去,后来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当林大夫说明她之所以能够复原一部分要归功于信仰疗法即对毛泽东的信仰时,戴医生眼里含着泪水。戴医生的孩子取名“健章”。是健康良好的意思吗?全然不是。这个孩子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党章!

(我后来在陕西遇见一个农妇,她的两个小孩取名叫“反修”和“反帝”,那时我自然不再感到很惊奇了。不要叫我来解释:那是中国——而且在进行文化革命。)

林大夫曾志愿去农村做医务工作,在长江以南湖南省的一个公社里住过半年,最近才回来。她在那里协助培训助产士和“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农民一道下田劳动而得名的。很大一部分城市医务人员曾深入内地,在农村公社担任医务工作,并辅导这些年轻的“赤脚医生”,使能担任相当于经过训练的护士一级的工作。他们的培训(有些被送到县或城市的医院学习)费用,由他们所属的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支付,他们依然是公社的社员。

林大夫继续说:“农民喜欢就地找赤脚医生看病,而不大想依赖医院。当然,这两者我们都需要,但就小病和轻伤而论,赤脚医生是适合的。他们又是避孕丸和计划生育教育的主要传送人。”

(九)“把重点放到农村去”

换了个地方。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的另一个综合医院。它有大约八百张病床,十三个科,二百五十一名西医,九名中医,二百五十四名护士,十一个病房。每天要接待门诊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这所医院原来是苏联人建造的,医务和管理人员也是苏联人,当时称为中苏友谊医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称“反修医院”,现在叫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来,同座的有:北京卫生局革命委员会代表王康久;医院军宣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著名的儿科医生、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他以前是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

在听取革委会讲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以前,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在二十年前继承下来的卫生问题之严重性是有益处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威廉·Y·陈医生向一次美国医生组织的讨论会提出的有文件证明的报告。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他写道,“医疗卫生组织尚在幼年时代,远低于现代标准。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并有六千万人需要“日常治疗设施”。陈医生对中国的需要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低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个医生,每一千人有五张医院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总人数(1949年),估计只有一万二千人;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向大约五百所医院提供五百名医科毕业生…。”医院的病床总数是七万一千张。

“因为在农村地区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医药费,对这种悲剧的唯一及早解决办法,据信是一种由国家(或社会)供应医药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国的著名医生们就持有这种主张了。而“县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则大都是由受过美国训练的医生们所计划、形成和实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仍生活于中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骨干。”

在头十年中,符合西方条件的医院病床和医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这还远低于陈医生的“最低标准”,但他说,“卫生、保健教育和预防工作的改进方面已有很大进展。……斑疹伤寒、回归热及其他必须‘通知’或“报告’的传染病,已经受到控制。在控制主要寄生虫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几百万患疟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疗,其发病率显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并且治好了三千六百万钩虫病患者。

革命后七年就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英国医生们,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情况的人来说,下面引用的一节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种经常在进行的进一步控制(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的方法,说明了已经达到的普遍协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够以十分巨大的规模发展之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宝贵的肥料。幸而危险的血吸虫卵在粪便中如果不与水接触是活不长的。因此只要把粪便保藏好就不会传染。由于高明的宣传,粪便的这种必要的保存已成为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事实了。现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厕所,一只手提的色彩鲜艳的桶。每天早上,把桶里的东西倒在公用的陶制大容器里,装满之后把容器密封,经过适当的时间使发生的氨起杀死虫卵的作用,然后这些粪便就可以安全使用于农田了。家庭粪便的收集因为付给代价,所以是有保证的,根据年龄每人一天多少钱,按比例付给家庭。这个办法也被用来控制渔民对河水的污染,现在每条渔船都有收集粪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项收入来源。

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中国通而已。我在1960年问过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喊道:“苍蝇!我从没有想到他们能把苍蝇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马海德医生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也就能够完全应该地半退休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1969年,在反修医院看病的大约九十万病人中,只发现两个赤痢病例。当前,死亡的两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

现在,再回到前面讲过的北京卫生局的王康久医生。他的职责范围及于整个北京市特别行政区,有大约六百万人口,包括郊区十个县、二百八十个人民公社。这里共有十七个市级医院和三十个区县级医院,病床总计二万九千张,公社和工厂诊所的病床未计在内。这个地区有医科大学毕业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还有中医二千人左右。①[没有正式的全国数字,但最接近的估计是,医科大学(六年制)毕业生十五万人左右,受过两年到四年医科训练的“中级医生”约四十万人。]

关于最近的“革命变化”,王康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事实:

“毛主席在1965年说过:‘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人们已习惯于在指挥时把语录当作政策一样来背诵。)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思想。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我们还把六千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派到四川、云南和内蒙古去。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干部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这个地区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

除训练赤脚医生外,所有的医院还培训隶属于邻近地区或工厂诊疗所的红卫医,并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队的卫生员,在市内的三百三十五处急救站“为人民服务”。反修医院目前正在培训四十一名这样的青年,为期三个月。它还派出八名工作人员参加一支五十人的医疗队,去几内亚从事医疗工作。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经常分批到田间工作。巡回医疗队的任务是:直接为群众治病,提供预防性和医疗性服务,而以‘预防为主’;培训当地的基本医务人员;促进计划生育;提高现有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工作;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批判资产阶级作风,以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老张,”我说,“你是怎么离开北京的?”

“我是我们医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中的一个。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这个生产大队有八百人。”

“谁派你去的?”

“谁也没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农民结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兼副院长。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和医生啊。我是作为一个干部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我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看待。当他们要我治病时,就说‘请您’。耕种和收获季节,我白天黑夜地同他们一起劳动。现在他们叫我‘老张’,我们都一样了。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决心在那里过一辈子。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也不懂针刺,不懂中医。现在我已经学了一点,发现它很顶用。这样我就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不再留恋城市生活了。我正在为需要医生的各地培养青年医务工作人员。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们仍在北京。他每月回来探望他们一次。当新的党组织需要他时,也许会把他再召回城市来——当他已经把青年人培训好,能接替他在生产大队的工作时。也可能他的家搬到农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和医务界革委会委员们进行的许多小时谈话的摘录,它也许至少可以表达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气氛。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

“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老张说。在我到过的十一个公社里,我没有听到过和这相反的话,但也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关于这一点和公社的其他问题,留待后面再谈。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返回目录


(一O)崇拜的降温

在更周密地观察那个从最近的内部斗争中出现的社会之前,人们必须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进行深入一点的了解。开始时就已很复杂的情况,后来被一场热战的歪曲宣传弄得更加复杂和混乱了,公众在热战中所听到的主要是胜利者的控诉。

关于这段饶有兴味的历史,即使要把目前看得见的几条线索理清楚也是很困难的,可能在今后好多年内我们还看不到全部线索,或者还不能把所发生的事情描绘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图案来。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版了很多书,就我个人所知,还有五本比较“权威性”的著作正在由西方的学者们执笔写作中。但是要写关于今天的中国的书,就没有一本是能回避这个题材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仍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在1969年党的“九大”表面上恢复了团结的背后,辩证的发展还在继续,它可能再次爆发为公开的、党的惯用语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1967年说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他在另一处又说过,即使在消灭了阶级之后……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要看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起的主要作用,这是理解从1966年到现在的各种事件的一个关键,他本人也直率地承认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斗争是争夺对崇拜的控制,是崇拜应由谁来利用和最重要的应该“为谁”而加以利用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崇拜是成了党的特权阶层的专利品,由它来操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把毛降为表面上受尊重的有名无实的领袖呢;还是由毛泽东和他的忠实信徒们来运用,用它来普及毛的教导。普及毛的教导就是用思想武器来“武装人民”,从政治上去反对那些在毛看来已成了一个“新阶级”的享有特权的、反动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小集团所领导的篡权者们,并把被他们夺去的权力夺回来。

感情,对个人和集团的忠诚和敌视,以及同毛的非凡的号召力有关的个人和民族的自尊心等都是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同发生这次大分裂的客观现实混合在一起,以致一些外国观察家断定它无非是一场宫廷争吵而已。

也许这是中国的一次大选吧?实际上,文化革命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冲击,表现为在一个时间内只能拥护一位主席的这个国家里,两位主席—和两种神秘力量——的互相反对。作为按照宪法选举出来的国家元首、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党的管理机构的有力组织者的刘少奇,是官僚机关势力的化身。毛则是英雄的形象、思想上的指导者、革命之父、党的领袖,并通过他对党的军事委员会的掌握而成为事实上的武装部队统帅,人们以为他同那个领导机构是一致的,实际上矛盾却在增加。

当毛的进攻导致内部斗争,使许多党支部的工作部分陷于停顿,国家的领导机构也濒于解体时,一场真正的革命就显然已经发生了。在重建过程中,必须重写党章和国家宪法,必须坦率地面对现实,把独立的国家领导机构这种乔装打扮去掉(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宪法依然披着这种伪装,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就是模仿苏联宪法的),尽管声称是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党的全面专政已是彰明昭著的事情。

我已经说过,毛主席把他同刘少奇最后决裂的日期定在1965年1月——但为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准备,则在1959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提出中国的个人崇拜问题,也正是在1965年1月,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同这里所说的有关。

1964年秋到1965年初冬,我隔了五年之后又来到中国,旧地重游,几乎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大有好转,这使我非常感动。1959年,中苏之间的思想裂缝已扩大成为裂口,赫鲁晓夫背弃了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样品”的诺言;接着在1960年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顾问,撕毁了对中国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几百个合同。大跃进时期和公社初期(1958-1959年)的一些过火做法,加上自我欺骗和错误,加剧了损失很大的生产下降。空前恶劣的气候和歉收,也造成了延续到1963年的接近饥懂的景况。

然而,到了1964—1965年,经济已大致恢复了平衡。1959一1962年的“困难时期”过去了,粮食已比较丰富,消费必需品和服务的供应都更加充足。工业的损失开始得到了弥补,集体农业看来进行得很好。除了日益担心越南的战火扩大以至同美国发生战争外,显然普遍感到轻松和乐观。

这个国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看来在政治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我在离开中国前不久,单独和两位老朋友进餐时曾说:“在整个情况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迷惑不解,那就是在我看来过分地颂扬了毛泽东。”现在他的巨幅画像悬挂在街道上,半身塑像摆在每一间会议室里,他的书和像片到处都是,把别人的都排挤掉了。在长达四小时的革命歌舞剧《东方红》中,毛是唯一的英雄。作为这场有两千人参加演唱的、专为来访的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演出的歌舞剧的一个高潮,我看到了一幅放大到三十英尺高的画像,那是依照我在1936年拍摄的一张相片复制的。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对摄影技巧感到得意,另方面很感不安地想起了战时在俄国看到的对斯大林的类似的狂热崇拜。

但是,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的画像在各机关、学校仍然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著作也到处有得出售。对一个人的崇拜还没有普遍,但这种趋势是明白无误的了。

招待我的主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当时他们两人都是外交部部长助理。我继续说:“这些陈列的范围之广,是使我诧异毛主席在这里是否有敌人的唯一的一件事。毫无疑问,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革命的主要缔造者,当然他本人也不需要这种夸大的奉承形式,不是吗?这果真有必要吗?”

龚澎表示领会地微笑了一下。她说:“我知道许多外国人有这样的想法。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在革命初期,有件奇怪事情。当农民来参加10月纪念日,走过检阅台时,许多人都向毛主席叩头。我们不得不派人在那里看守,以防止他们跪倒下来。要使人民明白毛主席不是皇帝或神仙,而是一个希望农民象人一样地站起来的普通人,这是需要时间的。这可以帮助你了解有些人会做得多么过火,而现在所容许的这种对主席表示尊敬的方式又是多么的温和了吧?”

这的确使人想起了中国三千年来对皇帝的崇拜,于是我对她表示了感谢。但当我见到主席时,我还是向他问道:“苏联批评中国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根据吗?” [1]

[1]参看附录《山南海北》。

毛回答说,也许有吧。据说斯大林曾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完全没有个人崇拜。批评的人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感情或做法)。有一点个人崇拜也许是有道理的(更多呢?)。他最后说,赫鲁晓夫垮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这话的含意很明白:毛确实有一些敌人。同时他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赞成社会主义,反对他的只有百分之五。这百分之五又是谁呢?我的确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也的确不知道),他们是由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的那个人所领导的。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去解释它的人来说,当时已经有了一些迹象,但政治局的团结一致仍在严密地防范着团结方面的大部分裂痕,不使它被局外人看出来。

现在再回到1970年10月游行检阅中我会见主席时他说的一些话吧。

他对我说,我由于写了一些东西而受到批评,但是他看过摘录,认为里面并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他们并不期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同意他们,我保持一种独立的观点是对的。至于我写的关于所谓个人崇拜,是有这样的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主席在12月18日邀我共进早餐时,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他是赞成(探讨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者的,例如达尔文、康德以及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特别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刘易斯·亨利·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喜欢他的著作。毛说,摩尔根关于易洛魁印第安人、部族宗教的起源和“崇拜的必要”的研究,支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从早些时候与主席的谈话中,我知道,他对于人类渴望信仰上帝或神之类的事已仔细考虑了很久;并且,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赞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神论外,他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出了他自己的政治教训。

后来他提醒我,他在1965年曾对我说过,是有一些个人崇拜,但还需要更多一点。那时候党的权力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他说。它(崇拜)搞得已经过火了,有许多是形式主义。例如,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早晚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留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也就是教员。他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一个教员。其余的要一概辞去。

(一一)文化

但是这位导师想要教导的、还没有完全灌输到群众心中去的是什么呢?除了由那个主席已管不了的、也许是“不老实的”中央宣传部所炫示的塑像和画像的形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呢?

四大卷《毛泽东选集》,另一卷还没有正式发行但已在党内流传的“选集”,以及无数的各种声明和报告,都是教导的基础。但是,最扼要的答案是1966年8月8日发动文化革命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十六条”的最后一条中所表明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要概括这位导师的教导——它包含党和革命的历史梗概——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从1962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的报纸《解放军报》——一个仍旧完全拥护毛的机关报——每天刊登一条语录。1964年,把一些最令人信服的语录(有的是很长的摘录,有的甚至是整段)汇编成便于每个战士携带的袖珍本,让人人熟记,以便彻底教育军队,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并终于在1966年在城市普遍流传。足足刊印了几亿册,最后还用世界上各种重要文字印行出版。

书中的“老三篇”是毛想要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心里的教导的最简明形式的范本。

《为人民服务》是写一个普通战士“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以及毛在当时(1944年)所作的赞辞。那时他开始使为每一个死了的同志,“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举行追悼会成为制度,对为人民服务的死者表示尊敬,以“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

另一篇赞辞是《纪念白求恩》(1939年),白求恩是一位加拿大医生,他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文章赞扬白求恩“专门利人”的精神,“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是所有无产阶级互相支持的光辉榜样。(“国际主义”)

第三篇文章《愚公移山》是根据中国的神话,讲一个农民努力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同他的两个儿子一道用锄头挖去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智叟嘲笑他,但他还是坚持挖下去,并说将来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会把他们刚开始的工作干下去,最后他们是会成功的。就这样,在神话里,他们在上帝的帮助下,果然办到了。毛把这两座大山比作重重地压在中国头上的两个恶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把“上帝”比作“人民大众”,他们“一齐起来挖”,就会使中国摆脱这两个恶魔。

1945年写的《愚公移山》含有重要的政治教训,包括告诫人们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扶助蒋介石,但要把美国人民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这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论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样朴素的范例,很象是对天真的童子军进行德育训导,这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的一个特点,这种宣传是为了同(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先家庭和自己而后社会的“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和旧文化”作斗争的。此外,通过刻苦学习毛的令人信服的最主要理论著作《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普及客观的推理的标准理论方法,使人们系统地和统一地分析和“总结”具体问题。

如果认为我似乎已经远离了文化革命故事本身,那是因为单通过编年式的扼要重述,而不从侧面来看看过去和现在毛的领导所要灌输的“思想”的“性质”,就不可能掌握文化革命的“由来”。

那么刘少奇是不是反对上面简略介绍的三篇文章所示范的美德和训戒呢?当然不是。毛刘之间发生摊牌,是因为在刘的控制下,党奉行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政策,一种有名无实的政策,而不去把毛的思想同人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刘只是在保持团结这个限度内力求使毛满意,另方面则保护和加强他自己的组织,以便在系统地、纵令是庸俗平凡和官僚主义地执行实际行政任务时不受到干涉。

刘和毛在工作作风和气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刘比毛小七岁,两人都是出生于湖南省。他们两人在同一所师范学校学习而成为教师,但是他们的教育概念是很不相同的。两人都是1921年入党的,但刘是在莫斯科入党(由共产国际从中国招募去的),而毛却成为在上海成立的土生土长的党的缔造者。

刘不是亲苏的,但他在俄国度过的早年对他有影响;毛则通过组织农民游击队学会了革命。刘对农民生活漠不关心;他宁愿从事城市的地下秘密工作。他认为要取得成果,一个专业的组织机构和协调的工作班子的努力比热情和鼓励来得更重要。

毛厌恶和怀疑城市生活,他作为一个军人政治家度过了他在1949年以前的大部分岁月,他鄙薄从来没有打过仗和种过地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他尊敬成为他的最优秀士兵的贫苦农民,他保护主要来自农村无产阶级队伍和在武装斗争中提高的“新干部”免受城市的腐蚀。他通过打动青年信徒们的自信心、理想和爱国主义,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身边来,正如同他从被歌颂的历史、从人驯服自然的斗争的典故和被“神化了”的人当中,为他的诗篇汲取主题一样。

在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时期,这两个人在一起似乎互为补充得很理想。的确,1958年毛(据说)为了把全部时间用于党的工作,因而辞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职务让刘来继任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在那一年,他给党提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这一不平常的文件。

首先,同俄国分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从1959年起就开始破坏毛刘搭配合作的节奏了。中苏关系这一病患,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已经开始出现脓疱;1959年6月赫鲁晓夫撤销了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诺言,接着又访问了戴维营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就举世皆知了。9月,即赫鲁晓夫访问艾森豪威尔的同一个月内(毛相当怀疑地看待这次访问),彭德怀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

那是紧接着在庐山举行的决定性的中央全会之后发生的,在会上彭向毛挑战,毛为了使对彭的谴责得到通过,曾不得不把他的全部威信都投入进去以支持这场辩论。

彭德怀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同从城市起家的北京市长彭真没有关系。彭德怀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而直率的军人,只读过两年书。他生于1899年,同毛是湖南省同一个县里的人,因受虐待而从他的农民家庭出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后来在十几岁时当了兵。1928年,当时他指挥着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领导了一次起义,带着他的部下加入了毛泽东的游击队。此后,他拥护毛,毛是他的政治教师。彭在战斗中和思想上犯过很多错误(而且一再承认错误),但他成了一个能干的战术家,因而为毛所信任和喜欢。彭在军队里比别人升迁得快,主要是靠毛对他的信任。

在朝鲜,彭是中国“志愿军”的领导人。这样,他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并晋升为元帅、国防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首长。他在朝鲜与俄国人密切合作时,苏联的后勤和对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化的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9年,彭在一次漫长的旅行中访问了苏联和东欧,并且就在赫鲁晓夫去戴维营作那次“致命的”旅行之前会晤了他。后来对彭的宣传攻击指控他曾送一封信给赫鲁晓夫,说他在信中批评了毛的领导,但这封信没有公布过。

无容置疑的是,当他回到中国,出现在庐山会议时,他大肆攻击党在毛领导下的失败,并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以及与俄国分裂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对毛进行了出于推想的责备。他还对诸如“后院”炼钢之类运动的夸大成绩提出严重责问,他断言这一实验使中国损失了十亿美元。在彭的同情者中,有他的总参谋长黄克诚和很早就和毛对立的党的前总书记张闻天。

我在1936年初次见到彭德怀时,他是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副司令——粗率、顽强、一个有着无限精力和革命热情的人,但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足。他从来没有能在智力上同毛匹敌,1959年他轻易地就被以智取胜,表面上低声下气,承认了错误,道了歉。毛曾认为彭的主要优点是勇敢和忠于领袖的军事和政治的战略战术,因此对彭的背叛,毛一定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虽然彭被从政治局除名,但仍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他将引退,“去种田”。

但是,据说彭在刘少奇的怂勇下坚持错误。他于1960一1961年抽时间去旅行,写出了五篇等于是进一步反对毛的领导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中央委员中进行了传阅。1962年9月,在中央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彭提出了一个八万字的文件,重复并大大地扩大了他的批评。这次他大概得到了刘少奇一伙的支持,他们企图为彭进行“翻案和复职”。

前面已经提及的其他两件事是必须记住的。军队里暗中支持彭的那些人(有时被称为“职业军人”)是赞成同俄国至少暂时妥协的。他们想得到俄国的帮助,来完成军队的技术现代化,包括把原子弹弄到手。他们只有在基于不平等条件的联盟中接受次一级的地位,象华沙条约的卫星国那样,才能得到这种帮助,而毛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这样做的。他们还有另一个动机,这是第二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俄国武器援助的继续,将意味着军队领导人和俄国军队指挥部在军事行动上的继续密切联系。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中国产生一个“职业军人派”或集团,利用对俄国的依赖来对抗和限制主要是由毛所行使的自主权。他们想要有一支仿照俄国路线建立起来的由职业军官带领的军队,它不从事非军事的生产和军民工作,并同职业官僚制度取得密切联系。他们要打破毛对军队的控制,利用他们对毛的“独立性”来抑制或控制个人崇拜和决定军事政策。

彭在党的宣传机关中有支持者,这是很明显的。五十年代出现的一部流行电影《怒潮》和小说《保卫延安》,相当露骨地颂扬了彭,并相应地贬低了毛。当文化革命开始“炮打司令部”,即炮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时,这部电影和这本书都被揭露出来,同后来的诸如《海瑞罢官》那样的文艺作品一起受到批判。现在再回到这场争论中的刘少奇一方来。

1962年以前,刘少奇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一1960年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刘坚定地捍卫毛的最高领导,并赞扬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但在1960年12月,即毛和赫鲁晓夫发生决定性破裂的好几个月以后,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代的调子。他在俄国所作的十次公开报道的讲话中,除了一次之外都没有对毛的领导表示任何敬意。在那例外的一次中,他引用了毛的话,从上下文奇怪地推论说毛希望“循着俄国人的路走”。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个人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61年到1966年,刘在中国和在朝鲜、巴基斯坦、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旅行期间,只是偶而地、象征性地提到毛主席。

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于1960年和1961年不得不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暂时退却——有点象列宁时代的新经济政策。“首先为农业服务”优先于重工业,土地的基本所有权归于公社村(合作社),农家住房和自留地的家庭所有权得到保证,有限制的自由市场也得到许可,同时在工业中采取了奖金制和其他的物质刺激。这是实用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和倾向于利别尔曼主义(在中国称为“经济主义”)的一个时机,是使新的富裕农民向富农的地位转化。

毛的“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1962年党的各次会议上曾受到刘的批评,有关这些会议的报道在文化革命前当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同年,发生了一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情——它的重要性又一次被许多外国的“中国观察家”完全忽视了。那就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领导的党的宣传部,下令大量重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一二)通过宣传搞阴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9年在延安最初问世时,共产党员是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企图把动摇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争取过来,在他们的领导下参加抗日爱国战争。《修养》贬低阶级斗争,强调纪律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出做一个共产党员要靠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精神观。《修养》是从孔丘那里来的,里面还有把“阶级调和”作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含意。

这本书企图适应统一战线那个时期,有着很不适合六十年代的时代错误,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已占优势,中国正在同苏联争夺对世界革命的思想领导。刘少奇对该书作了若干增删,但重点和内容仍然照旧。错误在哪里呢?例如:在引用列宁的一段重要的话时,刘很难加以辩解地删去了这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更不可解的是,1962年的版本还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中这里加有黑点的那几个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基本上是一篇鼓吹求得个人完善的高级伦理学的道德论文,从头到尾,刘没有把他的说教同毛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学说结合起来,没有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根本的学说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无视毛泽东在战时和战后所写的那些重要著作,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上述各点在后来对刘进行的批判性的辩论中都着重地提了出来,同时他的书内还有暗示支持彭德怀和反对毛主席的领导的几段话。刘说:

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说,在我们党内就从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说。……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作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刘的批评在原意上显然是针对毛以前的对手们的,象王明和李立三那样的党内有力人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和被推翻了。这本书中还有许多段落可能是语义双关的。为什么刘要在1962年8月重印这部书呢(已删去了其他不合时代的材料),当时彭正在散发他那份八万言的批评,而刘又是知情的?

同时,刘又把他的《修养》(五万字)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上刊载,广泛加以利用。为什么当军队正在大量采用毛泽东思想的启蒙读物、力求统一思想教育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要作出安排,、分发刘的书作为军队的教材呢?如果不是毛本人的话,那么是党准备让刘去替代毛的教导和毛本人吗?刘的确好象在建立一个从事对抗宣传的修正主义学派。不管怎样,这成了1967年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的思想押击的普遍主题。

再举一件揭露出来可作为人情上和政治上的注解的事情。从1961年起,刘和毛常常不在一起,毛访问农村和军队(这是他的习惯),长时间不在北京。在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工作会议”上作出的一些重要决定,没有和毛商量就执行了。

他们可能没有向毛汇报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中国话简称为“三自一包”的政策,它的意思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增加自负盈亏的小企业,和包产(公社的)到户(个人经营)”。它的用意是想采取“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直接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矛盾。最后它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四清”的一部分而加以制止了,“四清”就是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四个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整风。

到1964年经济恢复以后,新实用主义者的干部们企图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毛反对他们这样做,在军队的帮助下进行反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在军队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后来变得更加激进,成为最后在1966年8月宣布的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总政治部(人民解放军的党的领导部门)建立起约有一百万人的毛主义“积极分子”的队伍。在整肃农村中那些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时,他们起了主要作用。由于发动贫下中农的大多数起来制止农民中机会主义分子的迅速发财致富思想,公社里的修正主义倾向被刹住了。现在轮到城市了。

为什么称为“文化”革命呢?这是因为它最初冲击的是党内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人,据说他们在走资产阶级的道路或“资本主义道路”,破坏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在六十年代初期,对毛的领导的攻击就已经在文艺作品和报刊上偷偷地开始了,这时在这些地方就更加越来越公开地对主席进行批评和讽喻了。

1965年底,一开始被揪出来的第一个“牛鬼蛇神”是北京市长彭真的密友、六个副市长之一的吴晗。彭真出身于工会,属刘少奇的部下,是华北有势力的政治局委员。吴晗是个历史专家,是专治明史的相当多产的作家。我认识他时,他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他从未成为党员,但支持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这时他写了一些作品,颂扬他所喜爱的历史人物海瑞,海瑞是明朝的一个正直的清官,他敢于批评皇帝,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海瑞骂皇帝》是吴晗写的第一个剧本,续篇《海瑞罢官》于1961年写成。

在权力机构的有势力人物的幕后支持下,吴(一个“驯服工具”?)的胆子更大了,他还伙同别人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以诸如《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为题在报刊上写了长期连载的文章。吴的两个密切合作者,是彭真的文化工作助手邓拓和彭的统战工作专家廖沫沙。这三个人共同用一个笔名写文章。要是没有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委员陆定一和他的副手、中央委员周扬的暗中支持,他们的作品是没有可能公开发表的。

吴晗、邓拓和廖沫沙虽巧于伪装,但他们在叙述似乎无害的历史轶事和寓言的同时讽刺嘲笑毛和“三面红旗”的双重目的,在老练的党的内层圈子里是掩饰不了的。这就是后来大家公认的说法,虽然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包括中国人在内,曾得出这样的推论来。当他们从1961年到1963年编造这些故事的时候,为什么毛不加以制止呢?

不管吴晗是否真有堂·吉诃德的想法要同毛较量一番,但毫无疑问,一些党的领导人是这样解释《海瑞罢官》的。在他们看来,它反映了在彭真的暗中领导下,对毛的权力进行的一场消耗战。刘少奇是完全支持彭真的吗?他后来否认这一点。毛在1967年写道:“《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但只是到了1967年,毛才这样说;在1965年时由他自己来草率地展开这场攻击是不合适的。谁来为他做这件事呢?

有一件事使得毛确信,要使全国人民坚定地回到他的革命道路——他认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上来,就有必要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把党的某些最高领导人打倒。这件事就是,毛在华北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党人或知识分子来揭露吴晗,因为有势力的人在庇护着他。毛不得不到上海去找他的人:姚文元是一位比较年轻的作家,他在1957年对文艺和新闻界里冒头的资产阶级势力展开过一场出色的论战,受到毛的称赞。说得更确切些,是江青(毛泽东夫人)同姚文元商量的,他是她的一位老朋友。到1965年,她本人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反对吴晗和上海亲刘的党员的斗争,他们反对她的具有无产阶级内容的新戏剧、新歌剧和新芭蕾舞剧的思想:这些戏是忠于毛的文艺为群众的思想的,是北京的文化宣传机关所强烈反对的。

正是姚文元起草了批判《海瑞罢官》和吴晗的文章。我们听说文章修改了十一次,并经江青和毛看过,最后于11月间在上海发表——因为如前面所述,最初毛无法使北京的党报刊登这篇文章。

姚的文章指责吴晗有严重的思想错误,如把封建人物理想化,而无视群众反对皇帝、官僚和地主的主要阶级斗争。海瑞的“改革”要求,局限于把由大官僚夺去的土地的一半退还给原来的地主,以保护“这个制度”的稳定性。其他文章很快地变得更加明确,对宣传机关的那些负责人的反击变得更加激烈,除了吴晗以外,这些人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点名。

这时彭真处于严重压力之下,想为吴晗开脱,因为吴晗的困境也成了他自己的困境。如果吴和其他亲密的同伙被宣布为思想上的敌人,在性质上等于是反革命分子,那他就要负责。1965年10月中央委员会秘密设立的负责文化革命的五人小组,彭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66年2月,彭真以这个小组的名义打电报通告所有党支部,说吴晗只不过犯了“学术上的”错误,企图把他的罪行缩小到最低限度。同时,他的报告忽视了已由毛明确规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目标,即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却要求把运动限制在批评的范围内,要在“有关的(党的)领导部门的同意下”进行。

毛指责说,五人小组的其他成员没有看过彭的电报,毛本人也没有看过。主席极为愤怒,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完全否定了彭的报告。这是1966年5月16日的事。中央委员会的5月16日《通知》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它把彭列入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最前列。换言之,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通知》有预示性地作了下面的结论:

“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从那时起,“不用枪的内战”就开始了——或多或少是这样吧!

(一三)公开的战争

从1965年秋天开始,毛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1966年5月16日的会议和公报也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会议和公报直到第二年为止仍是党内的机密。毛的行踪显然只有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才知道,这个小组已经取代了彭真的小组。流传着这样一种印象,即毛在生病或正在康复之中。

我也可能无意地助长了这种印象。1965年1月主席接见我时,他似乎有点不象他通常那么精神饱满。他两次不可思议地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在一些别的谈论中则暗示准备把未来交给他的“接班人”,这些很难说是表示在准备就要开始的一场大斗争。后来在北京有人对我说,主席对我那样讲可能是有意要迷惑他的敌人——在部署进攻战略的时候,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不过,这仅仅是推测而已。

事实上,毛在11月秘密地访问了上海,同姚文元、张春桥等未来文化革命中党的年轻先锋造反战士进行了谈话,他们不久就组织和领导了造反,要把那里的党、工会和文化机关中支持刘的负责人都打倒。毛远不是在生病,而是正在南方忙于奔走,发布指示。在北方,中央委员会的文化革命小组则准备对彭和尚未公开点名的那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最后一击。在1962年的十中全会上,毛曾经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的非官方报纸(《文汇报》》上。当时除了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以外,上海和北京的党报毛仍然管不了。1966年6月,北京的军队报纸接管了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它宣布开展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来肃清“反党黑线”,并在教育、文学、新闻、戏剧及其他文化活动中促进无产阶级的思想。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解除该报原来的编辑部的职务。同一决定还宣布改组北京市委。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但是从那时起,他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就都没有了。同他一道进入政治垃圾堆的有吴晗以及所有彭的“学术上的”同伙。另一个重大决定,是命令撤销陆平和彭现云的北京大学领导职务。他们所领导的党委,由新北京市委选派的一个新“工作组”予以“改组”。

中央委员会的这些决定是怎样作出的,究竟哪些人出席了5月16日的秘密会议,都不清楚。出席这些会议的人是经过慎重挑选,或是由文职和军人候补委员们来“加强力量”的吗?是毛缺少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必要多数来打倒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还是他情愿那样做呢?他转向非党群众,动员和教育千千万万的青年(并指示军队“支左”)去清除盘据着政治和学术权力地位的那些主要的反毛官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6月,把5月16日公报付诸实行的革命已经在各地展开,为8月召开的十一中全会作好准备。学校停课了,红卫兵开始为控制一切文化机关而战斗,“大字报”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大规模的控诉和揭发。

正当风暴增强时,毛泽东于7月16日引人注目地重新出现于华中大工业城市武汉,在那里游渡长江。他由五千名“革命造反派”陪同,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位如旗帜标语中所称的“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显然非常健康,充满战斗精神,准备负起全责来掌好舵。接着他就意气风发地回到北京去了。

对于毛的挑战,刘少奇似乎没有作出任何有计划的认真的准备来进行全力迎战,甚至在8月以前,他好象还没有完全知道他本人就是头号目标。他指望把崇拜降低为一种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由根据规章在职的人来掌握党权,就以这样的方法来消蚀毛的权力,这似乎是很明显的。

红卫兵的出现,谁又能预料得到呢?5月16日的公报中有一个字批准过他们吗?当然没有。刘认为,他们是非法的。谁能预料得到这位党的缔造者竟会号召群众——不光是按照刘的党的教育计划训练出来的“驯服工具”、即有组织性和守纪律的年轻共产党员,而且还有难以驾驭的非党群众——起来造党组织本身的反呢?的确,造反派几乎违反了刘一伙花长时间辛苦制订的1956年党章的每一条规定(这个文件是紧紧地仿照苏联的蓝本制订的)。他们能违反国家宪法的规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主席采取不法行动吗?所有这些都是在毛的慷慨赞许之下干的吗?这怎么可能呢?

刘也不是继续不动的。从5月起,他的主要努力是保持他那煞费苦心地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使它免受毛的危险的破坏路线的影响。我在各地从参加造反的人们口中所听到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保守派为了试图及时应付冲击,以“工作队”的形式派遣了大批干部到学校、工厂和机关去,想把革命“引导”到无害的渠道中去,以防止党的核心和组织的解体,并企图使“闹事者们”名誉扫地。

但是,毛的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也有自己的干部在工作;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但非常有决心。中央委员会为了使课程革命化,命令所有学校一律停课。辩论和随便押击领导蔚然成风,造反有理,押击当局的大字报也是如此。

红卫兵首先于5月底出现于北京大学,但随即被刘的“工作队”指为“反党”而遭到镇压。是谁发起红卫兵的,不清楚。我在杭州会到的那位将军,对文化革命中毛的整个战略非常熟悉,他对我说,红卫兵这个事物既不是有计划的,也不是事先就预见到的。然而,他们的潜在力量很快地被毛看到了。受到了鼓励的红卫兵再度在北大兴起,并扩展到其他地方。他们再次被镇压,接着发生了拉锯战。后来在6月,毛宣告:“红卫兵好得很”,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爆发了。

后来被认为是刘少奇的自我批评的检查书,可能不是真的,但它具有某种孤傲的味道,而且又不过份自贬,因而有几点似乎是可信的。其中有一点讲到,6月1日以后,在毛回到北京之前的“最初五十天中”,刘通过他的工作队,集中力量来贯彻他所理解的文化革命的几项目标。只是在回顾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力图孤立造反派和“反对揪斗干部”, [1] 是破坏了革命。

[1]指当时的走资派。——译者

那份检查书说:“我怕乱,怕大民主,怕反革命上台。”然而,甚至在毛回到北京以后,刘还是继续亲自指挥干部的工作队。他说,这是因为“在8月5日以前,(他还)不理解(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并且“总是想要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

8月5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一天是在有决定性意义的十一中全会召开前一星期,这次会议通过了文化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并把刘少奇在最高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从第二位拉下到第八位。8月5日又是毛泽东写出他自己那张大字报的一天。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炮打司令部》——立即传遍全国。其后不久,毛就戴上了臂章,公开参加红卫兵革命造反派了。从那时候起到11月间,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推翻旧制度而斗争的一千一百万青年。

8月5日,当刘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毛写的以下几行时,才终于明白了原来他自己就是那个“司令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

刘写道:“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委托我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在那麻烦多事的“五十天”中,刘就是这样的认识他自己的。既没有明确的指示,他又怎么能知道他应该取消自己和以他为首的党机关呢?他只能一如既往地干,并象毛多半预料他会那样的行动——“保护干部”,从而落入了一个准备得很巧妙的圈套里。当主席在7月中出现,泰然地在长江游泳时,刘的惊奇也许不下于全国其余的人吧。

对刘来说,这场战斗已接近结束——以毛的说法,如果是刘揭开了战幕的话——但是直到第二年他才在报刊上被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并且直到1968年秋天他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声名狼藉地被开除了党籍。

在那许多个月的时间里,革命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青年们摧毁着旧机构,文革小组则设法领导他们在各级夺权,创建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毛原以为要花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毛自己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造他所缔造的党的那些当权派的反,这已使人感到十分意外,而这架庞大机器对如此大规模冲击的顽强抵抗,也同样使人感到十分惊异。这艘船建造得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为坚固——而新船也不是一天所能建成的。

正如我预先说的那样,上面的简要说明要作为历史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它是不完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听到被打败者一方的诉说。它略去了许多重要的和变化着的事实,其中有象下列这样的一些沉痛的事情:忠心的老干部之间的分裂,以及在社会各部门,包括军队在内,发生的各派之间真正的但是有限的内战时刻。又如,在这个局面中周恩来应放到什么位置上才合适呢——这个人在全国处于大变动、大动荡的时期,几乎是单人一手地在维持主要生产力量和行政效能。

如果把我叙述的故事从不久的过去转到当前,转到暴风雨过后比较平静的今天,这个问题,就象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也许可能得到较好的回答,如果只能回答一小部分的话。

四、军队,党和人民|返回目录


(一四)一种军队专政?

整个中国是一座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军队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周恩来总理说:我们都是同军队连在一起的。他也许可以再加一句:军队把我们全都连在一起了。

周总理向我耐心地解释,为什么把整顿过的党和政府内的个人分成“军人”和“非军人”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军人”吗?他是军队之父,他和朱德一起组织了这个军队,并从一开始就领导它;他又是党的终身领袖。当毛是共和国的主席时(直到1958年为止),他把党、政、军三位一体地统一在他自己身上;他作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终身主席,从1935年以来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统帅。

1936年我在中国红军(那时还没有成为人民解放军)里第一次会见周恩来时,他自己就是一位将领,在陕西指挥着东线的红军。

“党”这个字居于一切的首位。但是,毛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就没有党的一切。它们一起成长,互相依存,正如中国人所说,“唇齿相依”。

内战时期,当我在中国的西北部第一次看到老红军的根据地时,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党的政治活动家同战斗部队中的共产党员通常是分辨不出来的。大家都穿同样的蓝色或灰色(看褪色的程度)的棉布制服,除了一块红领章以外,没有军阶的标志(今天又是这样)。他们住在同样的或差不多的宿舍里,和农民吃大致相同的伙食,面对着同样的危险和困苦,物质鼓励极少。政治委员常常就是司令员,司令员也常常就是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学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接着重新发生的内战时期,情况都是如此。

随着1949年的胜利,毛泽东说:“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经历了二十二年不断的武装斗争,才建立起这个革命的“学校”;政府部门的新干部也得来这里吸取经验。那时,城市工人阶级多数人在政治上还是弱的,他们的观点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担任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干部的,主要是那些大部分出身于农民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这就超出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料。

共产党把一个象大陆那么大的国家的管理职责接收过来后,大规模地从军队外吸收党员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1956年当人民共和国建国仅七周年时,党员已达一千万人,其中大约百分之八十是革命以后入党的。1960年,党员有一千七百万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朝鲜战争以后入党的。到了1965年,据说党员已接近一千八百万,另外还有共青团员三千万。党员中仍有三分之二是出身于农民的,但行政人员中有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除了高级干部以外,老党员是少数,而且人数在逐渐减少中。

虽然如此,军队仍然是一座“大学校”,是进行思想教育的基地。把民兵包括在内,军队中的高级党员干部,要比政府机关的任何其他一个部门都更为集中。

复杂的历史情况,在老兵之间造成了超过一代人的差距:在一条“战线”上是经历过长征或延安时代的人,在另一条“战线”上是那些后来参加进来的人。在比较巩固和已部分“社会主义化”的中国西北根据地,毛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适应中国的情况,那里的处理地主资产阶级势力问题的经验比华东要少得多,华东的新兵是在日本人战线后方的政权还不巩固的游击区里训练出来的。这后一种人要同更为复杂的阶级问题打交道,在伸到海边的这片人烟稠密的广大平原和盆地里,阶级问题是以豪绅支配的经济为基础的。

这“两条战线”在1949年会合到一起,但是它们之间的隔阂从来没有完全消除。刘少奇一向是华东平原的主要政治局委员,他领导城市的地下工作。胜利后他成为党内主管组织和新干部训练工作的头号官员。就在那个时候,刘成了以城市为方向的党的化身了,这个党同多少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一些主要知识分子的关系,同后来和苏联的技术援助计划有关的那些人的关系,同受到小资产阶级传统影响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关系,都更加密切了。而毛则完全是土生土长的革命经验的化身,这种经验深深扎根于广大的农村,在军队里实现了平等的传统并使军队同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

上述看法并不是提供一个能“解释一切问题”的简单“公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公式,而只是从有许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中提出被人忽视的一点以提醒大家而已。当人们企图了解在今天中国人生活中军队优势的限度时,记住这一点是特别有用的。

使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曾希望弥合这个“裂缝”,彻底消除上述分歧,并把“两条战线”团结起来,因此在1956年他同意党推选刘少奇担任他的第一副主席,1958年又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刘。但是早在1959年,毛就已认识到裂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挑选刘可能是做错了。我们已经看到,事情如何从那时起逐步发展为1966年到1969年的文化革命了。

只就刘和一批堕落分子(毛是这样看他们的)盘据着管理部门官僚机构而论,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只是清洗,而是彻底摧毁他们掌握的国家权力机构。建设阶段——把权力“交给谁”的问题——甚至更加困难。1966年8月公报的指示“揭开”了第一阶段,数百万“基层队伍”——干部、学生、工人、非党群众——迅速起来发泄他们长期受压制的对一些党员特权分子的不满。由于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推动和支持,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党校,实际上都被“革命造反派”解散了。

新的群众组织,由红卫兵、工人代表会议、党内的造反派领导,夺取了地方的权力。“旧秩序”的领导人进行反击,通过名为“造反派”的代理人来恢复控制。一个接一个地临时委员会成立了又被推翻;新的领导人起来了又很快倒下。在“中央小组”的指示下,上海是组成“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由“可靠的党员干部”、新成立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组成)的第一个城市。其他省市非常缓慢而且斗争十分激烈地也跟着陆续成立了。

在各级组织中,造反派在选择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领导人问题上意见未能统一;他们分裂成几派,互相争斗,近乎无政府的状态盛行一时。军队奉“中央”之命不准动用武器,但要“支持左派”(即真正的造反派,而不是“旧秩序”的傀儡),为保护国家财产而进行干预。有的地方红卫兵夺取了民兵的武器,成立了司令部,其中有些人后来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一种初期的内战状态很快就到处出现了。

军队的总政治部是唯一原封不动的有经验的党组织。1967年,毛不得不要它去结束混乱局面,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器,去“支工,支农,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建立军管和领导军训”。

周总理告诉我,在军队开始用武力解除极端分子的武装,制止派性争斗,和领导各派组成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前后,军队蒙受了“数十万人的死伤”。在军队里抽调了二百万名“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去执行这项任务。就从这种革命委员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纯洁的和“接班人”的党,逐渐形成了一个经过整顿的无产阶级国家。

这样,军队从文化革命以来就显得“很巨大”,在将来它的势力也可能会更大。会不会比党更大呢?归根结底,每一种制度,无论是封建制度、资产阶级制度或是社会主义制度,都要依靠它的军队才能生存。但是军队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不可能离开支持它的阶级利益而独立。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但是毛又说,…….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要注意,是党指挥军队。党也指挥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一点也为最近发生的事件所再次证实,而且现在已明文订入新党章了。当文化革命期间向“党的军队”发出指示时,毛是作为党的主席这样做的,这个党自称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一致,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在中央,党应当指挥它的一切组成部分,军队也不能例外。但当党中央发生分裂时,它当然也会反映于军队领导部门的分裂之中。

中国的“人民军队”为党工作,并接受党的领导,是联系群众生活的一个主要环节,军队力图通过组织、宣传、生产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

“全民皆兵”这个口号——它可以追溯到党的早期历史——已部分地实现了。所有身体强健的成年男女,通过普遍参加民兵而成为军队的一部分。受过民兵训练的几亿预备队有什么用处呢?他们熟悉了武器、战术和地形;他们在老战士的带领下,重新过着革命的战斗生活;他们学习领导原则,懂得生产与国防的关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和统一思想,并逐步认识军队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一个脱离群众、不事生产、浪费国家资财的特权阶层。至少,这是他们的目标。

1928年毛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全国人民也是“建在连上”的。

不仅民兵,而且整个社会在作风上和组织上都“军事化”了。从幼儿园起,学生都编成班、排、连、营。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和公社的社员也都这样。每条城市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也是按同样方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参观过一个大型机车制造厂,在一个由家庭妇女和工人家属组成的辅助车间里,我听见那个担任管理工作的中年妇女被她的部下称为“司令”——她们正在忙于洗破布和缝补裤子和鞋子哩。

这个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要这样做,就必须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幸好这与《我的奋斗》完全是两会事。这里面没有种族主义、对外征服或武装输出革命等教义。它确实提倡支持社会革命,但不是通过武装侵略。在国内,它教育人民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实现,包括对错误的领导“造反有理”,来求得解放和备战。

中国的军事化达到了这一程度,这使许多不相信军事组织化的人感到震惊。其实,怎样使用这支中国军队——“为人民服务”,这才是使它特别吸引人和成为独一无二的地方。

(一五)“为人民服务”

我们访问了沈阳的一所“聋哑”儿童学校,沈阳是曾被西方人称为满洲的中国东北的辽宁省省会。这所学校由一个人民解放军医疗宣传队的五名针刺专家领导。到这里来的学生不会说话,也听不到,但他们不是先天性的聋子。他们所以失去听力,是因为曾患过麻疹、脑膜炎和各种发高烧的热病的缘故。

担任这个解放军小队队长的李春山(译音)告诉我,这所学校在文化革命之前就有了。以前,教学生用手语来交流思想。1966年,当毛主席接见几百万红卫兵时,这所学校也派了一队人,挥动着毛语录小红书去北京。

李说:“当孩子们看到毛主席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哭了,但他们不能同别人一起高呼。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直跺脚。我们的领导看到这种情景,就要我们注意毛主席的指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和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医护人员已经试验过用针刺治疗聋哑病。我们开始加紧在自己身上试验,用针在以前认为是‘禁区’的地方扎,扎到我们能够忍受的最深处。

“1968年11月,我们被派到这所学校来负责卫生和针刺医生培训工作。我们把技术传授给学校工作人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很短的时间里,许多学生都能听能说了。他们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在两年时间里,我们治疗了五百八十二名学生,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人都恢复了听觉。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能读简短的语录,能唱《东方红》。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再也看不到手语了。你现在听到的是高声唱歌和朗读。”

天真?人们应当看看孩子们逗人喜爱的脸,听听他们努力发出来的高音调。他们的年龄在九岁到二十岁之间:身体健康,穿得暖和,眼睛发亮,对人民解放军的李指导员望着,好象他是神一样。我们看了他们的日常针刺治疗:针深深地扎在洗得很干净的耳后。一个男孩子眼里含着泪喊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另一个喊着:“牢记《愚公移山》!”

我们参观了高年级学生的教室,他们在高声背诵或朗读。他们在这里的功课使他们可以达到中学水平。我们热烈鼓掌,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们带着难以形容的对我们表示信任和希望的动人笑容,倾听着外国“叔叔”和“阿姨”的谈话。我们走向走廊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接着,他们在附近一所中学乐队的伴奏下,给我们表演了歌舞节目。他们送我们到街上,一直在微笑,鼓掌。

我们离开时,回响着他们的尖声的告别:“我们的美国朋友,再见!”

现在这类学校在中国的许多城镇都有。我回到北京时,问遇见的一位荷兰医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对此有何想法。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哑人学校已工作多年,使用的是欧洲的先进技术。他们摇摇头说:“这象卢尔德 [1] 一样,信心治好了病。”

[1]法国的一个城市,也是天主教圣地,——译者

针刺也许还不能用解剖学理论来解释,但它比卢尔德是大大超过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针刺学家都能予以证明。

在北方河北省的一个农村里,我停下来对着一所用石头建造的很动人的农舍拍了一张照片。我走进去后,发现除了胳膊和脸上扎着针的一位清秀的姑娘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穿军装的青年外,没有别的人。她是赤脚医生,正在接受人民解放军医务工作者的进一步针刺训练。在宽阔的炕上,我看到一大堆草,有香味的草本植物、干块茎和其他配中药的东西。这些都是这位姑娘的同伴们从山上采集来的。炕上还放着有红十字标记的现代医药箱,里面有避孕丸。这是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村里到处可以见到的场面。

我们在沙石峪大队的一户农民家里过了一夜,这地方离长城不远。这是一所干净、牢固、有三个房间的石头房子。瓦屋顶下露出一根粗大的横梁,门前是一个整洁的园子,种满碧绿的蔬菜,石砌的猪栏里养着两头猪。村里的房屋都和这一所差不多。这个家庭的母亲是个寡妇,有三个成年的儿子,都不满三十岁;两个在家的还没有结婚,因为家里没有要瞻养的人,全家收入超过平均水平。他们房里有装满了被褥和衣服的箱柜,还有钟、收音机、大热水瓶、电灯、自行车和一幅很大的主席像。

没有儿子参军吗?这位寡妇是长着一头黑玉般头发的健壮妇女,她自己下田劳动,听了我的问话确实脸红了。她的儿子们虽然都长得身强力壮,但缺乏军队所要求的完善的视力。接着她高兴起来了;当然,他们都是民兵。她把现在不在家的一个儿子的照片给我们看。她说,他志愿随同军队一起工作,现正在农村里修建一座新水坝和发电站——“为人民服务”。

军队遇到水灾或流行病威胁等紧急情况时,就被当作突击队来使用,以起带头的作用,还要去修理或扩建灌溉渠道,并向学生讲课。很多战斗英雄被推举为做好事竞赛的模范。其中最有名的是雷锋。他拿到了津贴费干什么呢?花在自己身上吗?不,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借给需要的人。他怎样消磨他的空余时间呢?去钓鱼吗?不,他为同志们补钮扣或是照料病人。他总是为别人服务。在文化革命之前和文化革命期间,《雷锋之歌》在红卫兵中很流行,而且对军队的宣传工作是起作用的。

我们在沈阳城外度过一个早晨,同数百名男女民兵在一起,看他们准确地练习打靶。他们大多数人年在二十五岁以下,来自各个工厂和学校,显示他们在操练和使用手榴弹、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反坦克炮方面的熟练本领。他们既打固定目标,也打活动目标,最远的距离是三百米。这里充满着节日和运动场上的气氛:不断鼓掌,到处都是欢笑。

人民解放军的负责军官告诉我们,民兵分两种:第一种是“基干民兵”,年龄最高二十五岁,他们的武器放在工作的地方;第二种是“普通民兵”,年龄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或以上,他们包括预备队员和特种部队。所有轻武器都是在附近地方制造的。

在一座逼真的村庄角落模型前,我们看到一次敌人的进攻。村民们运用游击战术,很快把侵略者消灭了。(鼓掌)是日本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这很难说,是洋鬼子就是了。接着,姓徐的一家人分列行进:有六十岁的祖父、他的五十八岁的妻子、儿子、媳妇和四个孙儿女。他们家的成年人都在一家机车厂工作。他们使用手提机关枪和步枪,在一百米的距离外很快地消灭了目标,只有年龄最轻的一个是例外。这年龄最轻的一个八岁大,穿着红小兵制服,有点神气,他用了很多时间,俯伏在那里,用一支普通步枪击中了三靶。

“还没有枪高”,一位军官笑着说。

“你们似乎在等候着一些不受欢迎的客人”,我说。“从哪个方向来的呢?”

“我们等待着他们,不管从哪个方向来。”

那些靶子上公平地写着这样的字:“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倒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

(一六)作为建设者的军队

在中国西北陕西省的内地,有一块狭长的盆地南泥湾,它坐落在西安以北约二百公里,在延安东南九十公里。延安在1937至1947这十年间曾是当时称为八路军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的总部所在地。现在有一条良好的碎石路把延安和南泥湾连接起来,而不多几年前还只能靠步行走两天才能到达。这条路经过荒野的峡谷,到处都是桦木、松树、常青树和罗望子树,我们的汽车开过时,不时惊起一只难鸡、小羚羊或山羊。

我们的向导、对外友协延安分会的主人说:“打猎的好地方。我们驻在南泥湾的士兵初到这里时,除了打野味外,没有别的肉食。”

我们所到的这个开垦了的盆地,虽然狭窄,却有几英里长,四周都是峻峭和多树的小山。1941年,当延安根据地的西面和南面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往北和往东又受到日本人封锁时,南泥湾是为了响应毛提出的由军队自己动手来达到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号召而开办起来的一项试验计划。

毛说过,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

为了起带头作用,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年轻老兵担任军官的三五九旅,打开了南泥湾的荒野峡谷,每个士兵都带了步枪、鹤嘴锄、铁铲和足敷一季用的粮种。他们象美国的拓荒者一样,开垦了足够的土地来种植庄稼;他们打了窑洞,造了披屋,以便度过严冬。还动员了一批无地农民来帮助他们,他们制造木锹和木犁,学会在桦树皮上写字。在收获了第一次作物后,又再播种,使收获足够以出售余粮来买进几头耕畜。他们制造木纺织机,自己织成羊毛呢绒。并进行战斗,以打通与国民党地区的走私贸易。度过了两个近乎饥饿的冬天后,南泥湾终于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林区了。

这个故事是一个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讲给我们听的,他名叫朱少清,瘦个子,久经风霜的长征英雄,现在又回到他曾协助开垦过的峡谷来了。1944年时朱离开了南泥湾,参加过一系列的战斗。他现年五十三岁,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的一位团长,而南泥湾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属于全民所有”。他在大会堂里简要地说明了这个地区的演变过程,这会堂是一群坚固朴素的砖瓦结构平房之一。

在土地分配时期(1949-1952年)以及革命后的巩固和肃清反革命时期,南泥湾变成了一个通过劳动进行改造的农场。在中国不容许有“政治犯”这个范畴(这里只有“反革命分子”),但是事实上,犯了有政治动机的重罪,是要比非政治性罪行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理的。南泥湾作为一个监禁农场,属于罗瑞卿的职权范围之内,他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队的首长,是文化革命清洗中最早垮台的高级人员之一。

这个劳动改造农场,显然是在1965年被撤消了,改办成一个国营事业,许多从前的罪犯成了留场定居的农民家庭。朱说,又在当地吸收了一些青年。在1966年到1968年期间,“刘少奇在这里的影响非常恶劣。许多青年离开了这里,去参加红卫兵的长途串连。”

我插了一句:“刘少奇能对这么远的地方有影响?”

我想是为了向我作解答,我就被介绍给坐在团长旁边的一位老战士。他是农场一个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有一张强韧的脸,高耸的眉毛下是一双锐利的眼睛,常常在笑的时候露出两颗门牙,他名叫王明德(译音)。他看来象有一百岁了,但后来我却看到他在田野里走路时象青年人一样的灵便。他告诉我们,他是六十六岁。后来才知道,王和朱是在1933年的同一天在湖南参加老红军某团的同一个班的,而且从此以后两个人实际上一直在一起。

王曾身经百战,在他漫谈时,好象要把每次战役都描述一遍似的,特别是在回忆南泥湾过去的艰苦日子时更加滔滔不绝。他使我想起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人民的领袖》中的那个加利福尼亚人,他曾率领一个马车队越过落矶山,后来他只要一讲起这事,就讲个不停,再也不能罢休。

在王的无休止的、引人入胜的回忆中,时间渐渐过去。有一个故事讲到在开荒的日子里,怎样用野草制成一种“美丽的染料”染在土制绒线上,就需要一年半载才讲得完。我提出的关于刘少奇的问题,不知在什么地方没有下文了,因此我对于他究竟怎样影响了这个遥远地方的局势也就至今无从得知。

过了1966-1967年的“坏年头”,军队接管了这个农场,到1970年的现在,生产已大有进展。确定了的指标将使南泥湾很快就赶上大多数国营农场的高产水平,一般来讲,它们比公社集体的平均产量要高得多。

据朱团长说,南泥湾农场现在拥有耕地、果园和林场共一万八千公顷。在他的领导下大约有三万人,在一支混合的劳动大军中,有长期定居在这里的带着全家的农民(包括一些以前的地主和罪犯)、党的干部、学生和以前的红卫兵,还得到一团既是军人又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的支持。

农场的全部出产归国家所有。经营是以工资制为基础的,象其他国营企业一样。住房免费,平均工资每月四十元,这个数目比工厂里半熟练工的平均工资略小,但高于农村公社社员的现金收入。可是在南泥湾,工人必须交付他自己的伙食费,每月平均十二元。定居的农民家庭有他们自己的住屋、厨房和自留地,实行工分制,现金收入要少些。

南泥湾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再教育的五·七干校,现在我先讲几件日常看不到的其他军队工作,然后再谈五·七干校。

许多国营农场,可能全部都在边疆,长期以来就是处于军队的某种管理之下,但在文化革命期间数量又有了很大的增加。我以前访问过的一个国营农场在佳木斯,离西伯利亚不远,机械化程度已达百分之九十,真的成了一个工厂式的农场,它实行纯粹的工资制。在一般农村公社,机械化程度不到百分之十五,在理论上和很大程度的实践上,所有权和会计核算都属于社员。最近的正式数字(1964年12月)表明,国营农场的面积有一千万英亩,约为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四。今天它可能又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了。

由人民解放军和党组织领导的国营农场在每个省和每个边疆地区都有。五·七干校在一处地方开垦了新的耕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全民所有的财产”。在沿海和内地的沼泽地带,军队建设兵团正忙于填筑边沿土地,供国内农业使用。

从新疆到严寒的东北边境,军队正在建立新的居民区,以同防御系统结合起来。中国和俄国的武装部队要在五千英里长的边界线上脱离接触的困难问题之一,据说是在中国一边的许多地区居民稠密,而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蒙古边界,则整片的地方除了军队以外人口十分稀少。对俄国人来说,要使一百万边境军队获得给养但又缺少当地生产上的很大支持,比起多少可以自给自足的与国营农场相结合的中国军队来,就要花去多得多的经费了。在有些地方,如果双方的武装部队各后撤十公里,那么,俄国一边就会显得空荡荡,而中国一边却仍有许多的居民(还有民兵?)。这种前景使苏联当局感到不安。

除了作战部队外,居民和劳动力又从哪里来呢?党的干部只能占一个很小的比重。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中学毕业生要参加三年体力劳动才能进大学,如果他们的班排和连队推荐他们的话。学校根据地区革委会制订的计划,决定有多少人上大学,多少人参加军队,多少人到工厂,多少人到农村或边疆。这些青年学习耕作时,除供给伙食和衣服外,还有几元“零用钱”。建设兵团训练出数千万的人(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有多少),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从城市里下放的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许多人在他们从事建设工作的地方长期定居下来。

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植树造林和建造房屋工作,还修建了有战略意义的水坝、发电站、桥梁、隧道和公路。这对控制污染起了重要作用。文化革命期间,人民解放军建设兵团完成了艰巨的成昆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已把越南和新疆连接起来了。在北京它建成了崭新的地下铁道。在整个中国,军队监督着交通网。广泛进行的防空洞系统也是在军队的指导下建造的。海军军官领导着上海的造船厂,我在那里参观了刚下水的新的远洋轮船。在农村公社里,军队是由民兵来代表的,一直到大队和生产队。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核工业,自然都是由人民解放军掌管的了。

在有组织的文化生活方面,军官在革委会中起领导作用。在“三结合”(“党的可靠干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和“负责的军代表”)中;“负责的军代表”总是居少数,但我却几乎总是发现他们在担任主任的职务。不仅仅是大学和医院接受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思想教育领导,我们在西安时到后台去访问的一个芭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如此,在上海的另一个苗蕾舞团的革委会也是这样。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看见由一个穿军服的人坐在主任的位置上,那就是南泥湾的五·七干校。

(一七)艾丽斯 [1] 在南泥湾

[1]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著童话《艾丽斯漫游奇境记》和续编镜中见闻》中的主人公。——译者

离开了中国来写关于五·七干校的事情,会使人感到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发生在镜子中的幻景。在现场,事情似乎是可信的,甚至是好事,但怎样向局外人述说呢?令人想起了红衣皇后对艾丽斯的忠告:“当你在想应当说什么的时候,先行个屈膝礼。这样可以节省时间。”更好的办法是:“从头开始,继续说下去,直到末了,然后停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它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相信了:五·七干校是改革者进行改造的学校。在南泥湾老的劳改农场时期,那里的人都是并非自愿的居民:顽抗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和普通罪犯。他们整天劳动,同时学习社会主义的课本,要使自己改变成为一个刚开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好公民。在许多干校中具有代表性的南泥湾五·七干校里,自愿参加和组织派来的党的工作人员,都在重新学习社会主义的意义。过去他们“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现在则要努力“使自己同群众相结合”和“向农民和工人学习”。

在中国就象在别的地方一样,如果我们能把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放在决定着它的政治上解决办法的各种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中观察,那么它都是合乎逻辑和说得通的。毛说过,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马克思也说过同样的话。如果是这样,那么,五·七干校也不例外。

它们是为贯彻毛主席在1968年5月7日发出的一项指示而开办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那年年初,革命委员会作为文化革命期间的权力机构而组织起来,由党内军队领导,开始推动“广大干部”到农村“下放劳动”。其中有的是大单位(大学、工厂、农村和城市的管理委员会)的行政领导人,有的是党的学校教师或严格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譬如说,为什么大学校长要下放呢?

据说,这个国家的整个知识界的生活,已经滑到孟子的传统格言所支配的老路上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西方谚语所谓猪耳朵做不出丝钱袋。)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中学校长和大学校长,用越来越难的考试把农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他们的基础较差)都淘汰掉了。学制不是适应群众的需要,把它缩短和改得更切实际;而是许多大学专科反而延长到六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一位美国学者,名叫约翰·加德纳,在他写的一篇《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的文章(编在一部研究态度认真的1971年中国问题论文集内)中写道:“然而,对任何想建设一种激进的新社会秩序的人来说,这样做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不能令人鼓舞的,正如毛所看到的,大学正在促成社会分化,正在造就一个被利己野心所驱使的特权阶层。”

再度强调专家路线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大学生人数的减少,而高级干部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人数则相应增加。……因此,北京大学出身于工农家庭的学生人数,从1958年的接近占百分之六十七,下降到1962年的只占百分之三十八,同时有‘剥削阶级’背景的学生人数则增加一倍以上。许多大学教授瞧不起无产阶级学生,认为他们是“粗茶杯上雕不出细花来”,并对这种学生靠了(政治上的)“进身之阶”进入大学表示愤慨。1958年被录取进入自然科学八个系的二百三十七名学生中,只有四十五人如期毕业,其余的人不是被迫退学就是留级。……

在北京科技大学,保送入学的九百十九名于部和军人学生中,有八百多人被“淘汰”,清华大学这种被淘汰的学生有二百人。北京财经学院被迫退学的一百零八名学生,其中约百分之九十四是工人阶级出身。……消息灵通和受到欢迎的访华人士韩素音(在1967年)写道:“对城市大学和高级中学进行的调查,令人感到震惊;社会主义的中国过了十七年之后,竟仍然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学生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家庭,虽然这几个阶级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 [1]

[1]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1971年版,第266-267页。

教育革命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说明五·七干校,在这里谈一点与教育革命有关的事是有必要的。南泥湾五·七干校本部包括一些教师,主要由久经锻炼的党的行政干部组成,他们也是以某种方式在负责教育工作。

刘雨生介绍自己是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是高个子,腰杆挺直,三十多岁,晒得黑黑的,肌肉发达。要不是这样,他容易被看成是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好多年前,知识分子只意味着是识字的人,现在则至少须有中学的程度。从这所学校于两年前的10月4日创办时起,刘就在那里了。开办时有四百六十七人,都是从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十一个单位抽调来的。

刘先生说,他们不称自己为学生;他们是“五·七战士”。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西安市和附近县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让干部向工农学习,在根本上同他们结合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同时一面劳动,一面批判资产阶级观点。

“旧党校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生产和实际。我们的学校同过去的国营农场也不同,它们只是为了生产。现在经过两年锻炼,我们已输送了四百十四名革命干部。其中有的已回到城市,但许多人就在农村安家落户。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刘先生是怎样的人呢?他自己是本校毕业的,留下来担任政治领导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一位“城市青年工作领导人”——多半是指共青团书记。在他旁边坐着一个还算清秀的年轻妇女徐秋凤(译音),原来是西安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区的党书记。现在属干校“第一水稻生产连”。她看来还管炊事房,一会儿就从炊事房端来了(围坐桌旁的十二个人中有一半人去帮忙)一大盆一大盆满满的鲜猪肉、玉米棒子、烤甘薯、南瓜、牛奶、炒鸡蛋、苹果,以及其他十多种干校农场生产的美味食品。

他们有九百二十亩(合一百五十三英亩)土地,五十三头牛,三百多头猪和许多鸡鸭。八百亩种水稻和其他谷物;去年的产量达到十七万斤(合八十五吨)。四十亩种蔬菜和果树,五十亩种马铃薯,三十亩种大麻。他们现在有身强力壮的“五·七战士”二百十六人,其中四分之一左右是妇女,平均年龄三十到四十岁,只有少数老年人,最大的六十一岁。他们之中还有七位医生。现在这个农场看来在粮食、住房和燃料(他们建了一座小型水坝和发电站)方面都已差不多自给自足,但生活水平还是低的。

“战士们”开垦了一些新耕地;他们用砍来的树木建造房屋(和家具),干各种零活(由国营农场借调来的农民指导),而农闲时则在军队领导人的带领下学习和讨论政治。这样经过半年或一年,他们可以成为“毛的积极分子”了。什么叫积极分子呢?这是由所属的班排推选出来的,他不仅是个好学员,而且是个“能灵活应用毛泽东思想”的人。

别人告诉我,干校的全部学员仍按干部级别保留原来的工资,他们的家属在家中也仍保持以前的生活。

管理委员会有三十个人,当我们在享受他们的朴素宴席时,各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参加会见。和生产这些食物的、经过改造的改革者们一起吃这种同大饭店大不相同的、新鲜而简单的饭菜,这又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例如有一位名叫谭冲(译音)的,四十八岁,穿着淡紫色的短上衣,轻松地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他以前是西安市革委会的一位高级干部,现在管理着干校的猪栏,刚被“我们连的战士”推选为积极分子。他引用毛关于“下放农村”的教导,并说他已抓住了这个“机会”。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我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得很好了。我过去在领导岗位上脱离实际,所以我决定到这里来。他们安排我在猪栏工作,铲猪粪,学养猪。我学习了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同农民相结合,他们是我的好老师。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我逐渐接近了群众,正在改造我的世界观。”这最后一句话是指要“斗私”,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

拿李万春(译音)来说,他五十多岁,曾任西安市委书记。他参加革命的历史很长,可以回溯到延安时代,但是他被城市的“糖衣炮弹”打中,同农村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在“种玉米和水稻”,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但还“差得远”哩。

刘文元(译音),四十多岁,1950年入党,1960年大学毕业,后来升任西安第二十四中学校长。他从来不知道农民劳动多么艰苦。他怎能教书呢?现在他是一个“五·七战士”,“在庄稼地里劳动”。他还处在“斗争”(使自己摆脱不良阶级背景的影响)和“自我批评”的阶段,希望“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新世界观”的同志。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一平(译音),三十八岁,前西安市共青团(现正在重新整顿)书记。1948年他在延安当学生,后来在修正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被贪图安逸的特殊化所引诱,坠入了城市的邪恶风气中。他忘记了过去的苦,成了一个官僚。可是毛说过,官僚同工人和贫下中农是尖锐对抗的阶级。官僚,对工人来说,正在变成为资本家吸血鬼。他们怎样才能有足够的认识呢?王来干校现在已是第二年了,他还不是积极分子,但已经是“干校第一水稻种植连连长”。这就是进步。

刘主任说:“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过许多‘曲折’,经过斗争’。为什么要在离西安二百公里的地方建立一所森林中的干校呢?有些学生是‘怕艰苦’的。为了使他们坚强起来,我们要每一个进干校的人从这里步行九十公里到延安,然后再走回来,把这当作一种传统。我们请三五九旅的老战士来给我们讲这里‘过去的苦’。我们逐渐培养了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已认识到选择南泥湾作校址是明智的了。

“我们在这里重新过着革命的生活。初来时情况很差:快要倒塌的窑洞和几间房屋,长满杂草和未经开垦的田野,工具也很少。我们应当向西安求援吗?大多数人说,不。我们以三五九旅自力更生的传统为榜样。砍下树木做成床和家具,用同样方法造了房子,还做了工具和篮子,并学会了烧砖瓦。

“我们建造了自己的发电设备——为此我们得到了一笔贷款。去年春天这里发了一场洪水,溢洪口积了四英寸的泥,把我们的稻田都破坏了。《愚公移山》救了我们。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我们清理了溢洪口,用双手搬走了五百立方米的泥土,恢复了我们的稻田,及时进行补种,获得了好收成。自力更生改变了我们的精神面貌。‘只要一双手,无事干不成’,已成为我们的口号。”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专门花了一个下午去参观田地,见到更多的“战士”和他们的农民同志,看到了管理得很好的田地和坚固的新建筑,最后仔细参观了整齐地建筑在山坡窑洞里的猪栏。这里是一些善良的人,他们似乎满足于干这种粗活,并且干得差不多和农民一样好。当时我为他们可钦佩的精神所感动,甚至羡慕他们用强大的集体疗法所得到的好处。只是在现在,当我在资产阶级环境里回想起我作的笔记时,我才记起白衣皇后来。艾丽斯说,“我不能相信那个!”皇后用怜悯的口气说,“你不相信吗?我敢说,你还没有很多的实际经历。当我是你这样年龄的时候,我常常是一天干它半小时。嗯,有时我在吃早饭以前就已相信了有六桩之多的不可能的事情。”

几百万人已经进过五·七干校。据说将来所有的党员都要这样做。我的翻译姚伟,就在这样的公社干校中劳动过一年。他的妻子是一位俄语专家,至今还在一所干校里。我的老朋友黄华,现在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在1969年已经历过这样的“锻炼”,也是一位党的负责人的他的妻子,也是这样。所有中国外交官从他们海外的工作岗位奉召回国后,都在公社干校或类似的干校里劳动过。

艺术家也是这样吗?据传毛曾说过,让我们把歌唱家、诗人、编剧家、文学家都赶出城市,把他们全都赶到农村去。分期分批地下到农村和工厂。不要让他们老是呆在办公室里;他们在那里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于是他们也去了,当我在城市里找他们时,许多人仍在那里“锻炼”。

所有这些人都是真心诚意地接受“改造”的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如果他们只是被强迫“下放”的,那么转变过来的人就一定会更加少得多。我的一个老朋友他自己就在烈日下干过一个时期,他告诉我这个制度比强迫下放要微妙得多。

“事情是这样的。不管你平常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属于一个班,成为一个连的组成部分。你要参加学习会,一天两小时,一星期两、三次,每星期大约有一次与其他班联合开会。你并不只是坐下来读毛主席著作。你要把著作中的一篇作为题目,先朗读一遍,然后联系实际来讨论。以此为根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看看你在日常工作中同实际要求有多少距离。有时进行得很激烈,自我缩小了,灵魂暴露了,一个人就感到有清洗一下的必要。他自愿下放农村,就是在这个时候。”

象皈依宗教那样吗?击中痛处了吗?

“如果某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又怎么办呢?”“嗯,这也许可能,但是不久大家都去了,只剩下你一个,暗示已经给你了,你开始感到大家的眼睛在看着你,这就轮到你了——而你也晓得他们是要帮助你。有时全班或全组可能一起申请下放。对每一个人来说,摆脱日常工作,去体验一下劳动,这是好事情。是的,我们回来时都从这次经验中得到很大收获。”

如果你年轻,事情就容易些,而且可能是有趣的。如果你年纪较大,又是专业人员,就可能会感到,它对已剩下无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如果你对体力劳动不习惯,那就会感到很难办,尤其是如果班的领导“不好”的话。我知道有人一连几个月在稻田里弯着腰和跪着干活,挑重担子,干他们的体力不能胜任的工作,受了很多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痛苦——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中,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更加妄自尊大、鄙视双手劳动的了——他们在内心感到,不能把他们自己同几乎不会读又不会写的农民或士兵等同起来。

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是那样的新奇,以致听到甚至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也有这种事情的消息时——虽然现在比较少了——认为这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我在二十三岁以前,在学校放假或课余时间,就曾当过印刷厂学徒、饭馆侍者、农场帮工和其他零杂工,后来还以当过海员而感到自豪。就这样我懂得了尊重劳动和鄙视懒惰。但这种工作现在也引不起我的兴趣了,而且我体会到,为了赚钱或是获得经验而工作,同为了政治原因而工作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也没有企图使自己同农民和工人“等同”起来。在这方面,是缺乏精神内容的——今天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哲学分明都是这样。

在离开这个题目之前,应当注意到,在中国,从修正主义分子直到被称为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案件,比起那些自愿成为“五·七战士”的人来,要受到严厉得多的处理。据红卫兵称,一些国民党间谍和职业的破坏分子已被破获。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即使对“人民的敌人”也不准打骂或虐待,许多事例表明,他的话没有受到重视。在文化革命初期,许多人被红卫兵根据捏造的罪名抓了起来。一经拘留,受害者的全部政治背景和家庭关系都要受到审查。随着掌权的委员会此起彼落,被这派抓起来的人可能为另一派所释放,只是为了进行报复,而去责难那些曾指控他们的人。这时军队介入了,撇开派别,成千上万个历史案件都得重新审查。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滥用他们的临时权力,对他们所选中的受害者进行殴打或迫使“自杀”——有时受害者是重要的、有贡献的革命家,他们至多是为了热心遵守“修养”的规定而犯了“一些错误”。

毛泽东对我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件是讲假话。(公开宣战比口头欺骗要好一些。)……

主席很不高兴的另一件是虐待“俘虏”。这不是过去战争期间红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做法……

再一次回到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凡是我给你讲过三遍的,全都是真的。”但是没有谁比毛主席知道得更清楚,虽然他可能讲过三千遍,但在那些用他的名义取得权力的人中间,总有一些置若罔闻的聋子。

(一八)军队与人民

在中国,到处是穿军服的人,但是他们在人民中间大都是不带武器的,他们在公共场所的行动是堪称模范的,任何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军队是得人心的。小学里充满了红小兵;我遇见的每个家庭,几乎都希望他们的儿女中至少有一个人能符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高标准。国家宪法把服兵役列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之一。我在营房或其他地方询问过的士兵中,从未碰到过一个人他可以自认为是一个“良心上反对服兵役者”(当我把这个词的意义跟他讲明以后),或者设想他自己将来会参加一场他的国家可能是处于“非正义的”一方的战争。

这是一支具有高度纪律的、民主的工农军队,现在它的威信很高,在我已经提到过的许多方面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比起大多数国家的军队来,它加给人民的负担无疑是轻得多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它生产自己消费的大部分粮食,没有随军服务人员,并且随时准备在紧急情况下去帮助农村或工厂。

从1959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已恢复了延安时代的“作风”。军阶的标志——肩章、高级制服、硬边军帽、勋章——以及摹仿俄国军队的表示军官等级的其他明显标志,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已取消了。官兵之间开展相互批评和军官定期下去当兵,都已经恢复。所有指挥员都是从士兵中提升的。官兵之间在工资津贴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差别已缩小了,虽然距离延安时代军队的“平等”还很远。

十分着重政治方面的训练,政治就是指同人民的关系。要牢记(还要唱)的规则有“八项注意”,它本质上仍和原来红军时的一样: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此外,还有“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还有所谓“三八作风”,在中文里是用三句话和八个字来表示。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总之,军事训练的原则是,它必须按照毛的“政治是统帅”的教导。

当然,“政治挂帅”并不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轻视现代武器和对它的熟练使用。“政治和技术必须统一”,毛说。“这就是又红又专。”我在这里并不打算同西方情报机关在估计中国的武器方面作什么竞争,而只是一般地谈谈。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即人民解放军的三百万正规部队,是亚洲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并且它还有数以百万计的训练有素的后备部队和辅助部队作为后盾。它的步兵武器和炮兵武器在越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它的高射炮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在这类武器和现代装甲武器方面,是自给自足的。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仿照苏联米格十九型飞机生产了喷气机引擎,到1970年据说已能生产自己设计的新型喷气机,比俄国的米格二十一型还要优越。它还正在生产数量有限的轻型和中型喷气轰炸机。

在空中以及水上和水下的海军舰艇方面,中国虽不及超级大国,但是它所拥有的联合作战能力,足以制止可能企图用常规武器来考验它的强大防御力量的任何侵略者。到了1971年,中国已有一个规模虽小但须认真看待的核武器库和区域性的运载工具,这就足以大大减轻以前在原子威胁面前一无所恃的感觉。再也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向中国投掷原子弹而不受到严厉的报复了。中国在洲际导弹方面早就有了潜力的消息,是使尼克松政府决定承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现实、并在多少是合理的和平共处体系内谋求两国之间新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相信所有这些都是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包括聪明的老农民在内。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尽西方和日本侵略者的凌辱和接近于毁灭之后,终于依靠自力更生而强大起来了,我就曾听见这些老农民因为自己也是新中国建设的参加者而感到自豪和非常高兴。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武器是一项集体的成就,是他们付出了极大辛劳得来的,宣传教育也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的”成就。他们都相信这一点吗?毛自己承认,还有“百分之五”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对这百分之五(是多于还是少于百分之五?)来说,军队是不准他们恢复祖传土地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富人和高官”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和尚、道士的压迫者吗?是不准他们成为空想的艺术家或“脱离实际”的作家的压迫者吗?在每月设法逃往香港的几百人中间,大部分人看来是为了重温发财赚钱的美梦而去的。在这些人当中,确实很难发现有一个人民解放军老战士。

毛再三说过,“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在那里,士兵都晓得鄙视个人的利欲贪心。他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我常常看到不识字的壮丁,脖子里套着绳子被拉去当兵。当官的通常侵吞薪饷和口粮,如果士兵发牢骚,就遭到殴打,而他们自己则从事商业和黑市交易,首先关心个人的升官和家庭,把士兵的事放在最后。(有点象南越西贡政府的军官。)今天的人民解放军“战士”都是有文化的,学习毛关于怎样当一个好指挥员的著作,知道自己的权利,在“斗争”会和“批判”会上可以提出控诉。军官腐化的事不是没有听到过,但这比婚前发生性行为的事或许更为少见。

就基本津贴费和生活费而论,这种“优秀”的军队所花费的人民的钱是少得令人难以相信的。有多少呢?

1970年10月,我在宴会席上坐在聂荣臻旁边,我同他初次会面是在1936年,后来他成了元帅,现在是核科学发展委员会的负责人。我没有听到什么原子弹方面的秘密,但他谈了许多有关人民解放军的事。一个士兵一年发三件衬衫,冬天、夏天或山地用的鞋子,冬季和夏季的全套军服,还有不限定量的伙食。如果新兵需要瞻养父母,通常是不接受入伍的;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瞻养家庭的补助。一般新兵都没有结婚,他们的训练、教育、医疗和娱乐都免费,他们没有伙食、住房或其他生活开支。他们的基本津贴费是每月六元,聂荣臻认为作为零用钱这是很宽裕的。

后来我在浙江遇见了周文江(译音)将军,他告诉我,相当于一等兵的士兵的津贴费已增加到每月十二元至十五元。周将军还对我说,大部分军官最近自愿减工资百分之三十。这样,根据六十年代我所知道的工资等级,一位上将的收入就将减到每月三百五十元左右。(当我初次遇见聂荣臻时,红军的军官一般每月得到五元钱。)一位在军宣队工作的陆军中校告诉我,他每月的工资是七十元——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文化革命并没有把人民解放军的工资拉平;中级军官的工资仍然没有变动,而低级士兵的津贴费提高了,高级军官的工资则减低了。

军队象政府机关一样,也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考虑到年龄、服役时间、家庭负担和级别。中级军官和更高级的军官仍享受到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专用宿舍和使用汽车等。

这一切听起来可能很好,但是在中国,人们对党内最高层官僚集团瓦解后由军队所继承的权力角色,内心不是依然有某种不安吗?过去一个农民家庭总想有一个儿子上学,希望他将来升官发财。“当干部为了做大官”这种传统的精神状态经常受到谴责,而且也是创办五·七干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当兵为了做大官”又怎么说呢?

人们被提醒说,军队干部毕竟只占过去党员总数的十分之一还不到。他们能够单独管理这个广大的国家吗——把他们的全部生产任务和国防任务加在一起?但过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也是被称为“一小撮”吗?怎样才能防止一个党内的军人特权阶层把老的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继承过去呢?

1967年以来在重建已解体了的国家和党的领导机构方面担负最重责任的那个人对此所作的解答,我在上面已部分地引述过了。对刘少奇的权力结构发动进攻后仍留下来执政的最有经验的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他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所有三种成员中享有广泛的信任,而这些革命委员会则必须设法结合成为统一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解放”专家和在军队所完成的清理中受到冲击的其他有经验的党员干部这一微妙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宁愿继续默默无闻,或者回避担负新的责任。同样艰巨的一项任务,是要从工代会(它代替了工会)和农村公社队伍中抽出充分的“新鲜血液”注入到那些组织里去,以使国家更加直接对群众(非党、非军的大多数人)负责。

一个军队特权阶层吗?一个军队官僚集团吗?周恩来回答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在党内大家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政府内、在党内、还是在军队内工作。军队干部一旦去到政府机关工作,就成了政府工作人员,就再也不管军队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是从军队中调出来了。这样,过了几年,他们就同我们一样了。”

“就同我们一样了”——是指同周恩来一样吗?五十年的革命经验,才产生象周这样一个能经一切风雨的人。在老的一辈离去以前,新的混合体能够很快地产生出无产阶级接班人来接上班吗?当我自己在进一步“深入农村”的时候,我思索着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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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开端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是从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接近饥荒和全面危机的时期,中国的领导人摒弃了过份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苏联的经验撇在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集中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重要的是毛企图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最显著地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亦即大多数人的家乡所在地。

到了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中除了百分之五到七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所有的耕地都是集体财产了。还有百分之五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约有欧洲和苏联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三分之二是崇山峻岭或荒地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种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百分之十三。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不足七百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一千八百个县共有大约七万个农村公社,它们再分成七十五万个生产队或村 [1] 。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单位。大队拥有较大的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1]原书恐有误,似应为生产大队。——译者

在公社里,约有五亿五千万人必须养活自己,并把粮食供应城市和各县县城。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些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种植其他“供销售的作物”。这些生产足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赢利,并可积累资金,用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和成败,决定于在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

1960年以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三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一共参观过三十多个人民公社。这一次我参观了十一个公社,其中三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再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型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发展八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已相信了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的“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的真实可靠性,这五项保证就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粮食够吃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但是它们提供的生活是“足够的”,已经超过了以前没有土地、终年劳动过度、吃不饱饭的文盲的梦想了,这种人构成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二O)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所看到的一个最穷的公社大队,是在保安县(现在改名志丹),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里的每户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八十美元。(这比十年前已增加了一倍以上。)对比之下,离上海车行不到一小时,有三万六千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郊区公社了。在这个棉粮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一年总产值每户约合七百二十美元。

在大队的总收入中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八的缴付国家的税款,是包括在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管理费用中的。粮食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作为交售任务。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出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改良土壤、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五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作为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合一百零二美元,平均每户(四点六人)约为二百七十四美元。在保安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大队里,税款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左右,每户净收入看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三分之一。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大队办工业——造船、建筑材料、机器和变压器等,计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这是特别高的,在全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遥远的,但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器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本身需要。

象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成美元(按官价汇率人民币二元四角折合一美元),是很可能发生误解的。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大都是粮食。他们把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得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按国家的市场价格出售。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面引用的物价所表明的那样,其购买力是高于国外名义上的兑换价值的。

许多公社现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灌溉渠里自己养鱼,捕获的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者自己家里种,或者购买,买价非常便宜,在开支项目中微不足道。“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使许多家庭现在一年可增加十美元甚至多达六十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一部分是非流动资产——就是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是根据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值(一种凭名誉的制度)来决定的,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者照算,或者予以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要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够不让党的干部独断专行,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干部独断独行是很多的。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因此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和男子是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同工同酬现在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就是这一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努力,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共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岖小路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就再没有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也只是极少数人到过,那年毛把他的“首都”迁到延安,一个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建成,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内战。现在,到延安西北一百二十公里的保安去,已有一条行驶汽车的公路。过去,我所知道的没有道路的土地,都是峻峭的、无尽的荒山野岭,中间是一条条峡谷,这里不是洪水,就是干早,难得看见几块麦田或要倒塌的窑洞。为数不多的农民穿得破破烂烂,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的东西。风调雨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时间开垦已被丢弃的耕地或荒地,自己种植庄稼——这就是改变面貌的开端了。

农村的潜力——栽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想象的要大。这种潜力的一部分今天已经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呈现出一派动人的美丽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大车。我们这辆小轿车的出现,引得附近所有看到的人都来欢迎我们,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们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陡峭的黄土和有时从深谷里突然升起的石壁中开出来的,有些地方最近被雨水冲毁了。在这些地方,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壁。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了平整土地的成果:山头削平了的山丘,沿着陡峭斜坡上的一层层花园般的梯田,蜿蜒的河道旁筑起了新的拦河石头堤坝,两岸并种上了一排排杨树和柳树,牢固地控制住了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的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别人告诉我,每户有三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里的土地是值得这样辛苦勤劳地努力的。多少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是很肥沃的,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靠的全是人力。我问了才知道,筑成这样一块占三分之一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两万筐土。

大约经过两小时我们到了保安,我发现这个山沟小城里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的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个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一百个老百姓,现在则有三千人。红军当年曾在一座小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现在,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十三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理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我在全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在一条大街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墙上还有一张大宣传画,详细地教人如何防空。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式平(译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就座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们一起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式大米饭和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二一)富的与穷的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它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大寨大队经过二十五年的辛勤劳动,削平了山岗,建造了长达数哩的蓄水石坝,现在每公顷土地已能生产约八公吨的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人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同样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兴旺的生产大队的故事,这个大队名叫沙石峪,位于保安东北一千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连裤子都没有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七十八户人家用十七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栽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于是挖成了有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一百二十七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二百二十五吨粮食和一百一十五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一百个人奋战了十天运土上山,才开出了六分之一英亩的耕地。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有二百多英亩的半水浇地了。它用多种颜色的石头(这是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石头也用于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中的一种。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十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三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到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可以增加大约百分之八的宝贵耕地。这项三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这种管道还可以作为紧急防空洞使用。

(二二)回顾与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写一本书。简单地说,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没收土地和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开始(1950年);到成立互助组(1950一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一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一直到1958年建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庄联合起来组成大队,举办较小单位不能举办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阶段,富农都跳了出来,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重新再起和进行破坏,被制止了,后来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的教育打退了。但这种反动势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每人平均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表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确保使大家都得到好处的发展。

在1959一1962年的“困难时期”中,出现了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员干部由于过份热情、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变成冒进而枉费心机。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整之前,空前的恶劣气候来临了。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三百多个大规模的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所依靠。

党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在做法上作了一些修改,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的让步。公社的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职责仍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共花了四年时间,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一部分党员干部试验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62年他作出的反应是,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当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己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那时候,城市的“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也展开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比工业要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此得到了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一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虽然这个数字只是大致等于1960到1970这十年间自国外进口的粮食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二十年中每年增产约百分之五。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每年约增加百分之二)。

在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二点四吨,但是每公顷达到八吨或八吨以上的公社是很多的。浙江和广东两省已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七点五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色奇迹”的成绩。

今天,中国在粮食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将来的发展将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售的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化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面说过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虽然前面还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因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中国将全力以赴地为了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公元2000年。

六、同总理的一夕谈|返回目录


(二三)周恩来与敞开的门

周恩来总理在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中,同我讨论了中国的某些对内、对外政策和成就,并同意发表几年来对他的最详细的访问记。有一次会见时他提供了有关中国工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这是北京近十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数字。

我们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宽敞、安静和拱形圆顶的接待室里。总理总是那样和蔼、轻松而机敏。一个生客简直猜想不到他已经七十二岁,并且担任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已二十一年,而最近五年里,他处于起稳定作用的中心,在第二次革命即文化革命中把政府团结在一起。

在中国当前扩大国际外交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后面,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节奏恢复了,这是在国家摆脱了不协调状态之后出现的。由于这次的根本变革是深刻的,而且新的国家领导机构的重建还没有完成,因此听到总理说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不很大时是感到吃惊的。他坦率地承认,“在1967年和1968年,由于工厂出现的一些斗争,交通的中断和工作时间的损失,工业生产是降低了一些。”他没有缩小过去的困难,但断言:“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的所得(指领导层的纯洁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所失。”

总理说,尽管1967年和1968年生产下降,但1966-1970年的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指标基本上达到了,而且有些指标大大超过了。我问到1970年工业总产值的估计数字。他回答说:“大约九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只包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不包括商业和服务业。”

至于农业,总理说,“由于刘少奇的干扰”,在五十年代后期犯了些错误,另外在1959-1962年“困难时期”采取调整措施时也犯了一些错误。“现在我们的农业持续发展已经有九年了。”

他继续说:“1970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超过两亿四千万吨。另外,现在的国家储备粮大约已有四千万吨。”西方经济学家把粮食吨数看作是中国农业情况的指标。直到最近,他们之中许多人还继续认为1957年的产量是最高纪录,那年正式公布的产量是一亿八千万吨。此后,1958年的“浮夸”大大歪曲了中国统计数字的可靠性。从那时起,就很少有人敢于作出负责的估计。所以总理所宣布的数字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们现在有了剩余,为什么中国还要继续从国外进口小麦呢?”

虽然中国1970年的粮食进口量已下降到其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一还不到,总理还是解释了为什么从国外进口有限数量的小麦是必要的。因为在中国,进口小麦的价格低于大米。中国把价格较廉的小麦供国内消费或储备,而把大米出口(作为平衡),运到例如古巴和锡兰去换回糖和橡胶,大米也用于对非洲的贸易。此外,中国还需要出口几百万吨大米以援助越南和其他国家。

周总理说,目前化肥的生产数字大约是一千四百万吨,现在已比日本的产量高出不少。国内农业的需要量是三千万吨到三千五百万吨,这也是中国在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75年要达到的目标。三千万吨的化肥可能多少是够用了,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化肥,因为不但粮食作物而且供出口销售的作物也需要肥料。我们的磷酸盐和尿素还不够;我们的化肥厂主要生产硫酸氨。小型化肥厂已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建造了这样的小型工厂,我们在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已经大踏步前进。”

总理谈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棉花、棉纱和棉布最多的国家。1970年,中国生产了八十五亿米的棉布。

他说,钢产量也受到1967年和1968年革命斗争的影响。过去五年中,平均产量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之间。钢的生产能力现正在扩大和加以现代化,1971年可能迅速增加。

1970年,石油产量达到了二千万吨以上,按中国的需要来说,已能自给自足了。已经发现了许多新油田。铁路里程和复线已大大地增加了。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一个新的艰巨的铁路系统已经完工,它现在把越南边界同中亚的新疆连接起来了。

总理说,1970年的农业产值约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根据这一比例计算,中国1970年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农业的总产值约为一千二百亿美元。然而,没有任何可靠的指数可以用来把中国的“产值”换算成西方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产值”这个概念略去或缩小了重要的“劳务价值”,例如租金、私人所有的农村房屋(现在增加了几百万座,都是互相帮助盖起来的)以及由军队和义务劳动修建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也没有计入遍布全国城市和农村的防空地道网,它们大部分是用不付报酬的附近的义务劳动力修建的。这整个防空系统要是在别国就需花费几十亿美元。最后,又怎样把三千万英亩边际土地的价值计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呢?这是在过去十年间由农民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勤劳动新开辟出来的可耕地,而其成本则几乎同农民所消耗的粮食相差无几。

中国的产值数字都是按一种价值不变的人民币来计算的,1953年以来,它同美元的汇率固定在二元四角合一美元。直到现在,中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国内物价一直保持稳定,而且有许多商品都降了价,低工资的购买力的提高已经超过了工资数额的增加。总理自豪地指出,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没有个人所得税,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比别的地方便宜,食品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现在是品种繁多,数量充足,这是访问中国的人有目共睹的。

考虑了这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后,或许可以替中国估计出一个假设的国民生产总值,它应该比一般所设想的还要更加接近那些较大的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仍然是,在按人口平均收入方面,中国还是比较贫穷的国家之一,虽然采取了大规模的节制生育的措施,它的人口快接近八亿之数了。

接着总理转到了国内政治问题,谈论了一些他认为国外有误解的情况。虽然有一个时期广泛传说,整个共产党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解散了,而事实上只是党员暂时停止活动,并且,总理说,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党员被清除出党。在一些领导部门里,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1969年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和政治局委员,多数换成了文化革命期间涌现出来的新干部。然而据周说,那些没有继续当选的人大多数仍是党员,只是已到农村去“进行锻炼”罢了。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重建。农民、工人、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各系统的代表大会正准备派出参加新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次全国人代会的目的是要制定一部新宪法,以确定新的国家性质、将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形式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总理说,农村公社连续取得丰收,工业得到恢复并在新技术方面取得进步,以及政府和党在文化革命期间没有解体和陷入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都应当归功于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忠于毛泽东的教导和领导。这要在新宪法中明确地肯定下来。新宪法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外还将“公开宣称”,无产阶级的国家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周还说,宪法也将保障人民在文化革命期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创造的新形式: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总理补充说,宪法也要保障罢工的权利。

接着谈到了总理想要人们清楚地了解的一点。外国报纸大大地误解了军队的作用,把它说成在支配着党和政府。他说,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这一点,对那些想要分析党的领导权的人来说,将会越来越显得清楚。

在同总理和其他官员的各次谈话之间,我的妻子和我到长城南北转了一圈,重新访问了旧游之地,也看了一些新的地方。我们会见了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农村公社工作,有的在地方工业中工作(城镇公社和重新办起来的街道工场),有的在现代化的大工业工作,这些企业同学校有着挂勾合作的联系,有的在大学工作,这些大学正在搞教学改革和改变挑选学生办法的试验。我们参观了医院,在那里人们把现代外科手术同针刺结合起来,并在训练叫作赤脚医生的农村医务人员。我们参观了一个公社,那里许多家庭全家人都练习打靶,最小的只有六岁;我们会见了在稻田里劳动的教师、演员和高级官员,他们都说很喜欢这种劳动;我们还观看了电工在二十二万伏高压线上表演高空带电作业,在一起观看的人中有中国最大一座钢铁厂的厂长和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我们发现周总理对于我们对文化革命的印象很感兴趣,他也很想知道有关美国的最新消息。我是第一个回到中国来收集材料向西方发表的美国作家,因此也许这件事本身就使这些谈话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武装力量护卫着台湾和那里的被打败了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依然是重新打开被长期封闭的中美人民之间交往通道的主要障碍。

总理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的新形势,这种新形势以中国扩大同外国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为特点,自从加拿大和意大利承认中国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显著的增进。在人民共和国内人们并不感到意外地相信,持续的外交突破,包括联合国内对待中国席位的票数的变化,将越来越使台湾政权陷于孤立,越来越使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感到孤立。总理注意到,现在“反叛”已变得很普遍,已遍及各大洲。即使在西欧,同蒋介石仍保持关系的国家也只剩下不多几个了。加拿大和意大利的承认中国,已经结束了想在“两个中国”上妥协或安排“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幻想。

“如果联合国投票赞成人民共和国取得中国在安理会中的席位,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周总理回答说:“蒋帮完全被赶出联合国?如果是这样,当然,我们将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的前途是很难预料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组织上)将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遭到国际联盟的同样命运。从第二十五届联大可以看得很清楚,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甚至一些大国,都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反对它们更为经常地越过联合国去玩弄强权政治,划分势力范围,甚至争夺公海和空间。”

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中国仍然受到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周继续说。在北面和西面,大约有一百万陆海空军以及火箭部队;在东面,是美国和正在重新武装的日本结成联盟,它们想通过台湾更加深入地渗入东南亚。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所以美国对台湾的侵略被认为是中美分歧的关键;中美分歧已导致了印度支那的战争,中国在那里现在已张开了保护伞,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联合抗美。总理回忆了在1960年和1964年他曾向我谈过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建立关系所须具备的条件。他说,这些条件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中国的要求是:第一,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仍应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

周总理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有权解放台湾。美国在那个地区的武装侵略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愿意对此进行谈判。门是敞开着的,但是这完全要看美国是否打算认真解决台湾问题。”他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他表示愿意考虑“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中国的朋友”的访华要求。

周恩来接着就一年多来的中苏边界谈判目前的症结所在阐明了中国方面的看法。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曾达成这样一个谅解,即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双方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据周总理说,“有争议地区”就是根据十九世纪中俄边界条约双方地图上所画的边界线互不一致的地方。“这就是说,这些地区,他们说是属于他们的,而我们说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争议只有就临时性措施达成一项协议才能解决,这样就可根据在平等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调整。这实在是应该不难解决的。”

实际上,好象俄国人已经简单地拒绝了就从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协议。这样两国边界线互相交错,就象两把叉子互相又在一起那样。

我问总理,六十年代初中国曾呼吁召开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首脑会议,现在他是否要重申中国的这一呼吁。

他回答说,“让我先讲清楚我们对这问题的态度。首先,我们的核武器还在试验阶段,每次试验都是有限的,而且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我们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制止核战争。所以,每当我们进行一次试验时,我们都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同时又建议,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在一起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达成一个全面禁止和全部销毁核武器的协定,而作为第一步,可以先达成一个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最近,我们在进行一次试验(1970年10月14日)之后,日本社会党表示支持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建议。”

他说,超级大国的“所谓限制核武器”的会谈,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持它们的核垄断罢了。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想“限制”对方,以便保持自己的优势。很清楚,美国和苏联的确都想“限制”一下维持它们的核垄断所需要的费用。但是,尽管它们在进行谈判,这种费用却继续大量增加。至于它们的矛盾究竟将如何解决,他说,“我们不是它们的参谋长!”“不要对这类‘裁军’抱任何幻想。二十五年来,它们一直在扩军,从来就没有什么裁军。”

谈到中国“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周总理引用了毛主席的话:“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他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总理接着说,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预见到美国革命的前景。的确,只要你同中国的一些负责的领导人进行深入的交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瓦解的种种迹象极为关注。但是,毛主席显然并不期望美国的革命很快就会发生,中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想建立在这种推测之上。中国所要坚持的政策是更加有限制的。它不仅要求美国军队从亚洲和台湾撤退,而且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都从他们占领的地方撤回本国去,这样就使得各国人民能享有在不受外来威胁和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

我在中国访问将近六个月以后的个人印象是,恢复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发展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对外方面,则是在和平共处的万隆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和扩大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中国并不想成为超级核大国,而是要发展可靠的遏制力量,同时与中小国家合作,设法结束超级大国独霸操纵世界事务的局面。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的备战从来没有进行得象现在这样好,它已作好充分准备,准备通过履行它的支持河内和同北越结成联盟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义务,来挫败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政治企图。

七、同主席共进早餐|返回目录


(二四)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

毛主席强调说,他不希望进行接见记者式的谈话。我们进行的是一次交谈。不过,后来我得到证实,他将不反对在不直接引用原话的情况下发表他的某些意见。1970年12月10日我们谈话的大部分,是由唐明照的出生于美国的女儿唐闻生笔记的。(唐先生在1949年以前是纽约《美洲华侨日报》的主笔。

后来在中国供职,是对外文化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一位领导人。)在座的还有一位中国女秘书。这两位年轻妇女都没有佩带毛像章,这很有意思:我会见一位官员而没有看到佩带像章,也只有这一次。

会见结束后,我马上进行回忆,把我们这次对话记录下来,另外唐女士的笔记抄本也给了我一份。

北京的毛主席住所,在围有红墙的旧紫禁城的西南角,离毛主席检阅十月国庆节的游行队伍的天安门没有多远。在这顶上盖着黄色琉璃瓦的高墙后面,旧王朝的官员们也曾在这里住过。今天,政治局委员们就在这里居住和工作,紧靠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近旁。通过有两个武装警卫守卫着的西门,在空旷的林荫路上绕一个弯,很快就到了一座大小适中的中国式平房面前。

在门口有两个未佩带武器的军官迎了上来,他们的服装上没有表示军衔的标识。唐闻生低声说,“他们是将军”。她怎么知道的呢?当主席在他的书房门口迎接我时,他们就走开了。我对要主席等候这一点表示了歉意。没有预先通知我,传唤我时我已经入睡了。

那是在清晨。我们共进了早餐,一直谈到下午一点钟光景。主席稍微有点感冒,高声同我说,不晓得医生有什么用,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曾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感冒的万灵药。我向主席提出,给他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

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夹着作为注释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中的景色,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这不是“自留地”,是属于国家的。也许他需要产品,因为听说主席最近把他的维持生活的“工资”减去了百分之二十。

我们谈到了我写的关于我们上次1965年1月谈话的报道 [1]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道,他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搞“个人崇拜”。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

[1]那次谈话的全文,见附录《山南海北》。

他说,就是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那些反对我在1967年和1968年重来中国的官员,都是属于一个极左集团的,这些人曾一度夺了外交部的权,但是他们早就被全部清除掉了。毛继续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个省和各个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正因为如此,他那时曾说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反毛的、党的官僚机构。

当然个人崇拜也搞得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多么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那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共产党员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将一概辞去。

我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象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按:指斯诺)一定不要受这一套的骗。

我说:“我记得,就在你1949年进北京之前,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一个决议,据说是根据你的建议,禁止用任何人的名字来给街道、城市或地方命名。”

他说,是的,他们避免了这种做法;但是,其他的崇拜形式出现了。有那么多的标语、画像和石膏像。红卫兵坚持说,如果你周围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是反毛。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应当降温了。

他接着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各州州长、各届总统和每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是有人愿意崇拜别人。他问我说,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是要有点个人崇拜嘛,这也适用于我。

毛主席对于这种有关神和上帝的现象——人需要被人崇拜,也需要崇拜别人——显然考虑过很多。在以前几次访问中,他曾详细谈过这个问题。他现在七十六岁,一般说来健康良好,但是他又一次说道,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这是无可避免的;每个人总得去见上帝。

我说:“伏尔泰曾写道,如果没有上帝,人类也必须造一个。在那个时代,如果他表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就可能要掉脑袋。”

毛表示同意说,许多人因为说了比这要轻得多的话,就掉了脑袋。

我说:“从那时以来我们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人类已经能够在许多事情上改变了上帝的观点。其中一件事就是节制生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在同五年或者十年以前比起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他说,没有。我(按:指斯诺)是受人欺骗了!在乡下,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如果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都是女孩,她还想再生。……这种态度必须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美国情况也许一样吧?

我说:“在这方面,中国走在前面了。但是,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产生一些影响。美国妇女是最早获得选举权的,她们现在还在学习如何行使这个权利。”

这时,端来了几杯茅台酒把我们的谈话打断了,茅台酒是贵州省酿制的一种烈性米酒。我们举杯祝酒。使我不好意思的是,主席注意到我忘了向在座的女士们祝酒。我怎么会这样的?我还没有把妇女看作是平等的。

主席说,要男女完全平等,现在还不可能。但是在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无需有偏见。可以相互尊重和平等。他说,他寄很大希望于两国人民。

如果苏联不行(用手指了一下),那么他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就有两亿多人口。工业生产已经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教育普及。他将高兴看到在那里出现一个党来领导革命,虽然他并不预料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出现。

他说,同时,外交部正在研究让左、中、右各派的美国人都来访问中国。是否应当让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呢?应当欢迎他来,因为,毛解释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须要跟尼克松商量解决。毛将高兴同他晤谈,他作为一个旅行者也行,作为总统也行。

他说,遗憾的是,我(按:指斯诺)代表不了美国;我不是一个垄断资本家。我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吗?何必那么僵着?蒋介石还没有死。但是台湾关尼克松什么事?这个问题是杜鲁门和艾奇逊搞出来的。

有一点提一下也许是适宜的(这并不是我同毛主席谈话内容的一部分),这就是,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已了解到,某些中间人正在转达华盛顿给中国政府的信。这种联系的用意,是要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各国共同保证东南亚的独立;决心要通过弄清台湾问题来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这个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0年有两个重要的法国人到过中国。第一个是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第二个是戴高乐政权时的总理莫理斯·顾夫·德姆维尔。莫·顾夫·德姆维尔为戴高乐将军访华作好了安排,这次访问本来是准备在今年进行的。我自权威方面获悉,尼克松先生最早是向戴高乐将军透露他打算谋求同中国取得真正缓和的。有些人当时曾预料,戴高乐在访问时将在促成中美认真交谈方面起关键的作用。他的死使这一点未能实现。毛主席在给戴高乐夫人的唁电中对这位将军表示的敬意,据人们所知,是自从罗斯福去世以来他对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治家的唯一的一次赞扬。

与此同时,其他外交家也在活动。一位已经访晤过一次尼克松总统的欧洲某个国家的驻北京使团团长,于去年12月再次前往华盛顿。他绕过国务院直接跑到白宫去商谈,然后于1月间回到中国。我在2月间离北京前不久,曾从另一位绝对可靠的外交人士处获悉,白宫已再一次转达了一个信息,询问如果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同中国最高级领导人交谈,他将在中国首都受到怎样的接待。差不多在这同一时候,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很神秘地告诉我说:“尼克松在从越南脱身了”,而他以前对此事的看法是完全与此相反的。

我必须再次强调,上述背景情况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毛泽东向我提供的。

在我们的谈话中,主席再次向我追述说,教中国人民起来革命的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由于他们的侵略,他们激起中国人民进行战斗,并且帮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统治地位。

我提到几天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最好的代理人。他把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越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人。他是他们的最好的军火运输人。”毛同意说,是的。他喜欢那种帮助办法。

我提醒他说,两个月前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游行时,在我同他的谈话中他曾说过,他“不满意目前的状况”。我请他解释他那番话的意思。

他回答说,文化革命中有两件事情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有人一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而实际上却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当被踢的那个人问他:“你为什么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还在这里吗?”毛说,这是讲假话。后来,文化革命中的冲突发展成了两派之间的武斗——开始用长矛,后来用步枪,又用迫击炮。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话。是真的,武斗。

主席很不高兴的另一件事是虐待“俘虏”——即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解放军的老办法——释放俘虏并发给路费回家,这曾使许多敌人士兵受到感化而志愿参加他们的队伍——常常被忽视了。虐待俘虏现在已经拖延了党的重建和改造。

毛最后说,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

我问道:“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有人是这样说,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伸出他的小手指),而俄国的原子弹有那么大(他伸出他的拇指)。俄国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拇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拇指呢?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俄国人害怕中国吗?”

他回答说,听说他们有点怕。即使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只老鼠,这个人也可能吓坏了,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俄国人因而感到不安。但是如果中国人钻进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了第一枪呢?俄国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俄国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俄国人的批评文章,但是俄国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后来他们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去要求中国人停止公开论战。毛说,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话,要争论一万年。后来柯西金本人来了。他们会谈后,毛对他说,他将减少一千年,但是不能再减了。

他说,俄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以为,只要他们一句话,大家就都会听从。他们不相信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尽管中俄意识形态的分歧现在是不可调和的——正如它们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互相反对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它们最终还是可以解决它们国家之间的问题的。

毛主席再次提到美国说,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什么事都推给他办是不行的(他把两手一摊)。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通过这次和其他几次非正式的交谈,使我相信,在今后的中美会谈中,毛主席一定会坚持指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它对意识形态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它的地区政策的那些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也相信,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国将谋求同欢迎它充分参与世界事务的一切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中的一切友好人民进行合作。

八、尼克松要去紫禁城|返回目录


(二五)实力地位

关于尼克松总统为什么要谋求和接受去北京访问的邀请,这已经有了许多解答和推测,但是,为什么中国人要作出这样的反应呢?尼克松早期靠政治迫害起家,而且是踩在把中国出卖给俄国的“国务院姑息分子”的背上爬上参议员和副总统的地位的,这一切北京难道都忘了吗?毛泽东刚刚平安地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内部清洗,眼看美国在越南的冒险搞得一团槽,深信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已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为什么要接受一枝姗姗来迟的橄榄枝呢?如果尼克松不是为了吃鱼翅才去中国的,那么他的东道主们又会端出什么别的菜来呢——他们期望得到的回报又可能是什么呢?

关于尼克松的问题,在我前面的报道中(见上一节),已由毛主席给我们作了部分解答。他告诉我,应当欢迎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尼克松来,因为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必须跟他解决。毛按照他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常常说坏事能够变成好事,坏人能够变成好人——通过经验和正确的教导。他对我说,是的,比起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来,他喜欢象尼克松这样的人,因为那些人说的是一回事,当权以后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他继续说,尼克松可能有欺骗性,但比起其他一些人来,也许要稍微少一些。尼克松常来硬的一手,但有时也来软的一手。是的,尼克松只要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了。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如果他愿意来,主席将愿意同他谈,事情也就好办了。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尼克松作为旅行者来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都没有问题。他相信他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他当然要向尼克松提出批评。主人们也将作自我批评,谈他们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例如,他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的低。

自从1965年1月以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使毛改变了想法呢?那时候我曾问主席,是否有什么信息可以由我转达给约翰逊总统,他的回答是“无需”,就再没有说什么了。尽管这样,毛那时候说,解决越南冲突的一个可能办法,仍然是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会议来结束战争,并保证印度支那的独立。这个信息传到了国务院,但是约翰逊的轰炸北越,几乎立即把这项“抉择”排除了。

在1965年的那次谈话中,毛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预料美国人在吃够苦头、懂得他们无法用军事暴力把他们的政治意志强加于革命的越南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中国人相信,毛之所以在1970年提到尼克松时调子会有所改变,这不是因为更换了总统,而是越南给美国的教训。“经验”已使尼克松变得比较“好”了。其他的重大变化也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一个把河内、越共以及柬埔寨和老挝的抵抗力量联合起来的同盟的形成,这个同盟受到北京单方面的支持。中国内部也起了变化,包括核导弹和运载工具的稳步发展。

中国人认为,从理论上说,尼克松面前摆着有各种抉择,并且他确实在各个时刻曾暂时利用它们作为战术上的威胁——象在柬埔寨和老挝所做的那样。但是,结局已经迫近。一旦决定了从越南撤出,美国同中国达成一项谅解显然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总统不但必须保卫他的背后地区不致遭受中国支持下的北越攻势的可能破坏,而且必须对付撤军在国内和全世界引起的政治反响。

这就是1970年由天安门所看到的总的形势。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也仍在继续进行。(好事也可能引出坏事。)

1969年夏天,尼克松政府公开主张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关系;这年下半年,它停止了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中国人当然是注意到了这点的。美国政府还建议在双方同意的时间和地点重开华沙会谈。1970年1月,在华沙举行了中美预备性会谈。这个会谈在美国入侵柬埔寨后立即停止了。但尼克松继续前进,执行分阶段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解除了两国间旅行的禁令。这年春天,一个总统属下的委员会鼓吹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应归大陆中国,并且第一次正式称大陆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的领导人仍抱怀疑态度——特别怀疑莫斯科和华盛顿勾结起来,搞出卖勾当。

到了1970年秋末,有好几起紧急的和附有可靠文件证明的探询转到了中国,表明总统希望知道他本人或他的代表去北京是否会受到接待。对这种探询的间接答复,已包含在11月周恩来对我发表的谈话中,当时他说,只有在美国人表示了“认真”要求谈判的愿望时,中美会谈才能开始。 [1] 据了解,所谓“认真”首先是指抱着现实的态度去制定一个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在毛和周看来,这是解决所有其他亚洲问题的关键。充分的保证显然是来到了。1970年国庆节检阅游行队伍时,周恩来领我的妻子和我站到毛主席的身边,并照了相,没有一个美国人曾受到过这样的重视。明眼人看出,有些新鲜的事正在发生。接着发生了在乒乓球上作出的姿态。毛主席在12月间已经同我谈过话,在乒乓球上作出姿态以后,我就可以报道他将欢迎尼克松或他的私人代表来北京了。一个新的局面已经在望了。

[1]见本书第二十三节。

我那篇登在《生活》杂志上的关于我同主席谈话的报道,已译成汉文,并在中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中广泛传阅。因此,他们对北京和华盛顿的联合公报当然不会感到非常惊讶了。虽然中国的报纸可能只登了几行文字,但是,这整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在一直到公社的各级组织中进行了慎重的讨论的。只有一件事可能使中国人感到惊奇,那就是基辛格先生竟能把他的访华成功地保守秘密。因为中国的领导人根据第二次大战期间同美国外交官打交道的经验,早就不相信美国人能够保密了。

中国人当然不但非常了解尼克松的计划的国际影响,而且也非常清楚它在美国国内将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他现在和将来的政治生涯将带来的好处。主席在谈到尼克松可能访华时曾随便地提到,总统选举将在1972年举行,是不是?他又说,因此,尼克松可能先派一个使者来,而他自己在1972年年初以前则不大可能会到北京来。

到了1970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一次大清洗的严峻考验,在国内建设方面已经丧失了很多时间,为了结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许多篱笆必须修补或新建。内部的紧张时期大体上过去了。现在,如果能有机会收复台湾——毛的全国统一的最后目标——并使中国能被别人平等看待,它的广大幅员、成就和潜力都受到重视,那又为什么不考虑这样的机会呢?在毛的思想或教导中,从来不曾号召过对美国作战或进行一场征服外国的战争,在毛的思想体系中也从来不相信核弹。制造核弹和用于反击的地下发射井,负担的确是很重的,而且很可能会愈来愈重;中国已不止一次呼吁完全销毁核武器。

中美和解之所以引起中国的重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改善它对付俄国的战略地位。如果美国离开亚洲大陆,美苏勾结的危险消失了,加上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北京的机动力量显然将会增强。

当时基辛格先生是否知道,中国是准备从一个实力的地位而不是软弱的地位来进行会谈的?中国的领导人是尊重基辛格的。他们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和通过基辛格的著作,对他是了解的。在北京有一天晚上,我和一位老朋友谈到基辛格,他也是周总理在政治上的一个亲密同志,他对将同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展开舌战的前景坦率地表示高兴,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基辛格吗?这是个懂得两个世界的语言的人——他自己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他是我们所见过的象他那样地位的第一个美国人。同他应该是可能谈得拢的。”

周和基辛格会晤时所要讨论的眼前的问题,以及总统来访时会谈的议程,都是很具体的,对双方都不可能是什么新问题。在中国人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将包括下面三项对尼克松来说是转折点的决定:

(1)恢复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把台湾归还给大陆统治;(2)美国完全撤出越南,安排召开一个保证印度支那独立的国际会议,并安排由河内和西贡会商决定一项解决办法,根据这项办法美国炮制的政权将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可以保存其某些外表形式;(3)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必须把一些可以进行谈判的初稿带回给尼克松,以使他能够接受周总理的邀请。

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方案一向是可以谈判的,只要美国领导人愿意这样做。正如一再阐明的那样,这需要采取两个步骤:首先,美国和中国共同宣布,两国愿意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争端,包括关于台湾的争端在内。其次,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武装部队。至于如何撤出和何时撤出的具体步骤,将是以后再讨论的问题。

中国坚决主张,在台湾问题上同美国的争端是一个国际问题,而它同蒋介石的中断了的内战则完全是内政问题。一旦美国在原则上承认了同意从台湾撤出,许多条件都得明确起来。关于取消美国地位的程序和同台湾本身的交涉方面,北京多半会表现得通情达理——甚至也有可能给予蒋介石某种程度的自治权,如果他希望终其身在那里担任省长的话。

中国认为,在必要时用武力收复台湾是它的最终主权,它是决不会公开宣布放弃这一主权的。不过,现在也有可能由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自己商量出一个非军事的解决办法来。中美开始进行认真的会谈,可能已经促使台湾和北京恢复暗中的会商,以探索可能的统一条件。这无疑是尼克松的希望之一。毛泽东向我指出,和平统一台湾是他的目的——他告诉我好几个关于中国内战时期中有些省没有经过战斗就过来了的事例。

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显然不能同在越南达成停火协议和撤军分开来,后面这个问题也不能等前面那个问题解决之后再说。也只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越南,北京的河内盟友才能满足。基辛格当然也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充分支持,中国也不可能促成日内瓦会议的解决办法。

这些区域性问题必须先解决,然后才能在东亚和更广泛的太平洋地区达到全面的缓和。说明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虽非迫切却是平行的愿望,不在这篇报道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些愿望中包括继续支持革命斗争——“为了中国和全世界的利益”——则是显而易见的。

总统访问北京时,将进入一个同他的国家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的真正元首并不担任行政职务。尼克松肯定会同这位党的主席会晤,但是大部分的谈判多半将由周进行。

总统将见到的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显然是世界上最能干的谈判人才之一。他漂亮,精力过人,七十三岁了,却不知疲倦。1967年8月,周通过谈判才摆脱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最危险的时刻。他虽然受到青年的崇敬,可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有两天两夜以上他被五十万极左的红卫兵所围。他们的头头——其中有些人后来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逮捕——企图夺取中央委员会和周本人的档案材料。当时毛不在北京。周不分昼夜地同一小批一小批的群众(周和我谈时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谈话,逐渐说服他们散去。只是在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数以千计的军队才进入首都,开始认真地解除红卫兵的武装并把他们解散——结果发生了很大的伤亡。

据说,基辛格在他呆在北京的四十九小时里,同总理会谈花了二十小时。这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我对周访问和交谈过几次,其中有一次从傍晚吃晚饭时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好象精神依旧旺盛如常。我咕哝着说,“我必须让你睡一会儿了。”

他把头往后一仰,笑着说:“我已经睡过。现在我要去工作了。”原来他在晚餐前打个盹就算是夜间的休息了。

周告诉我,他在十年中曾度过一次假期——因病休息了一星期。

总理小心地避免去强求个人的权力,但在贯彻执行国家和革命政权的政策时,则向来是一个热心的工作者。他的和霭的态度,掩盖了坚强而又灵活的内心;他是一位执行政策的能手,而且工作极其细致周密。他的个人接触多得不可胜数。行政效率和他的无处不在,本来是难以调和的,他却能使两者很好结合起来。他的忘我的献身精神,使他成为毛的不可缺少的、完全信赖的战友。

“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毛和周在工作作风和个性上很不相同,在三十七年的信任和互相依存的基础上,他们象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列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周从来没有做过清朝的官,但他的祖父当过,他认为自己有着封建背景,虽则他作为一个游击队员曾在农民中间度过二十年时光。毛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天才,他凭直觉和经验得来的人民方面的知识,周是一贯听从的。

毛是一位活动家,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交替运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战略大师。他不相信能有长时期的稳定,而且对变化的步伐速度从不满足,但他是重实际的,对分阶段地达到目标能够有极大的耐心。

周喜欢具体细致地执行一项计划——毛则感到厌烦——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能很快抓住问题的中心,把不切实际的东西丢掉,必要时假装不知,并且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绝对把握的话。当革命的钟摆摆动得平稳的时刻,周工作得最好。他是一个建设者,不是一个诗人。

在我同中国的这两位伟大人物谈话时,小心翼翼地回答主要问题的通常是周,而毛则听人家讲,插几句告诫或说明的话,打开宽广而辩证的思路。周出席频繁的盛大宴会,对此显然很有兴味。毛讨厌宴会,喜欢少数人的聚会。周是讲究饮食的人,但吃得很俭省,毛喜爱湖南式的用辣椒调味的简单食物。两个人都很少喝酒,各有久经锻炼的自己的风格。同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周在和幕后的毛密切合作下,大概会担任实际的谈判工作。但最后决定将由毛来作出。

不管中国人对尼克松的动机会怎么想,他已获得他们的一些好感,因为他有礼貌地前来会见他们,就会提高毛泽东的威望,增加全体人民的自豪感。过去属国的国王到北京来进贡,但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元首这样做是空前未有的。这种姿态本身就可能大有助于减轻过去二十年间积累的怨恨和愤慨。这种姿态也有可能被误解从而对美国人不利的危险,但更有可能的是它被欣然接受,从而增进互相和解的机会。

太平盛世看来是遥远的,眼下的前景是最扎手的调整和斗争。中国必须使朝鲜和越南满意,美国则不能抛弃日本。危险在于,美国人可能会想象中国人正在放弃共产主义以及毛的对世界的看法,变成为温和的农业民主主义者。一个更加现实的世界确实已经在望了。但是如果普遍存在一种幻想,认为将出现一个由各种意识形态掺和起来的可爱的混合体,或者认为中国已对革命的手段失去信心,那么当幻想破灭时,只能使深渊变得更深。在北京看来,一个不通过革命来加以变革的世界——即中国最亲密的友好国家也将是不革命的国家的那种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相对地和平的世界,对中国也是必要的,正如对美国一样。如果希望更多的东西,那就要招致失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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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南海北
(1)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
(2)西藏和神
(3)美国是怎样给革命补充装备的
(4)关于第三世界
(5)赫鲁晓夫与个人崇拜
(6)原子弹
(7)裁军?
(8)关于联合国
(9)有多少中国人?
(10)美国在越南
(11)中国与美国
(12)去见上帝
二、1964年同周恩来的谈话

一、山南海北

1965年1月9日:同毛泽东主席的谈话|返回附录

我回到中国两个多月后,毛泽东邀我在1965年1月9日的晚上去吃晚饭,我们一起交谈了四个小时左右。外国客人只我一个。在座的两位中国官员——龚澎女士和她的丈夫乔冠华,都是革命以前就认识的朋友。龚澎和她的姊姊龚普生还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今天已成为清华大学的一部分)读书时,我就认识她们,我战前住在北京时,有一个短时期曾在那里教书。后来,龚澎曾长时间担任周恩来的私人秘书,现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她的丈夫是外交部副部长。 [1] 两人的英语都很好。

[1]龚澎在1970年患脑肿瘤逝世,同志们和无数外国朋友深为哀悼。1971年11月,乔冠华担任出席联合国的第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

我没有在事前书面提出问题,在会见时也没有作记录。我知道这次交谈同1960年那次访问主席一样,是不供发表的。当夜一回到住处,我就尽我所能记忆的,立即把说过的话都记下来。第二天,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接到通知说,这次会见时的谈话,只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发表。幸好我得到当时作了一份书面记录的龚澎的帮助,能够对照我记的交谈笔记加以订正,所以这篇记载应该说大体上是正确的。

我们的谈话所涉及的范围,如果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山南海北”。也就是“海阔天空”,范围“既远又广”,而且有些方面是很独特的。毛当然会见过无数的人,可是招待非共产主义者的西方人来同他一起吃饭却不多见。我相信自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是为了发表文章而同他交谈的第一个外国人。

为什么我能成为一个例外呢?大概是因为从他被当作一名受通缉的“赤匪”,还住在陕西窑洞中的那时起,我就认识他了。1936年,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为了想看一看蒋介石已经费了十年的时间去进行“消灭”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因而进入了中国的西北部。我是第一个进入老“红区”的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同毛、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会见的采访记者。毛当时四十三岁,瘦个子,比一般中国人高,在从中国南部开始的六千英里撤退中(经过西藏高原的东缘)历尽艰险而变得更加坚强,这次撤退今天已以“英雄的长征”而闻名世界了。我在他的窑洞里度过好多个夜晚,听他讲自己的故事,他还把到那时为止的共产党革命历史向我作了一个大概的介绍。

从那以后,整整一代的时间过去了,在毛七十二岁的今天,他又在中间隔着广场、面对天安门的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里一个北京式装饰的宽敞房间里迎接我。

上一次我同毛会谈是在1960年,当时中国正处在困难时期,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难的双重打击。苏联专家突然撤走了,工业机械的供应中断了,三百多个重要项目的合同突然撕毁了。接着在第二年,农业遭遇了洪水和干旱,几乎有一半的农作物遭到了部分的或全部的破坏。还在试验阶段的人民公社,由于大跃进中制订的目标高得无法完成,正常的生产已陷于混乱。只是由于实施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度,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毛曾对我说,人民还不能吃饱。他预言,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需要五十年时间。

到1965年1月,情况就大大改善了。连续三年的大丰收,全国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积累了一些粮食和肉类的储备。各处商店都陈列着廉价的主食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中国还偿还了欠苏联的最后一笔外债。一次核装置的爆炸(1964年10月),为帮助恢复共产党的——和爱国主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提供了一个新的地位的象征。

毛主席在谈到他的“自力更生”政策时也许感到有些自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并没有夸张。我发现他有着一个哲学家的心情,反映在他的把死看得很平淡和好象准备把他的政治遗产留待后世去评价。这位老战士还有充沛的生命和时间去发动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使他的教导在青年人身上留下永远的影响,这是直到第二年才充分显示出来的。

当时许多省的领导人都到首都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一次的会议,毛同他们几星期来日日夜夜紧张的会议也刚结束,如果他的身体不健康的话,他这次同我的谈话也许会很快地就终止了。看来他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很轻松,我们的交谈从下午六点钟后开始,吃晚饭的时候也未停止,饭后又谈了两小时左右。

后来主席的一个医生告诉我,毛没有器官方面的毛病,除了年龄关系的正常疲倦外,毫无疾患。他适量地进食有辣椒的湖南菜,并且象往常那样随便地喝一两杯中国葡萄酒。那个晚上他大概吸了十二支香烟。

在开始交谈之前,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毛说是应我的请求而拍的。我曾要求他准许把访问过程全部拍成电视纪录片,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于是我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以及国外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重。把我们的会见放映在银幕上公之于世,来驳斥那种无稽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毛带着苦笑回答说,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他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我们在1960年的那次会见,中国报纸没有报道过。1965年我们谈话的那天,《人民日报》登载了一幅毛主席和我的大照片,我只被介绍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现在是第一次把谈话的全文(仅仅应要求而略去了一两处)在这里发表。这篇谈话的摘要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1965年2月17日又登载在东京的《朝日新闻》,接着刊载的有汉堡的《明星报》、罗马的《欧罗巴》、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新共和》杂志。 [1] 我又核对了龚澎的记录,根据我自己的笔记作了必要的细小的文字上的修改(同以前发表的比较而言)。

[1]美国各大报,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登载这篇谈话。

发表了这次谈话,在政府和党的机关刊物上又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报道,这就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它绝不是什么普通的旧友重逢。在我看来,多半是毛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见解尤其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后来,1970年我回到中国时,有几位朋友向我指出,主席在1960年讲的那些话,特别是不久就要去见上帝这种话,可能是有意要让那些希望他赶快那样的人判断错误。在国外发表的我的访问记从来没有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登载,但我知道它曾被译成中文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传阅过。毛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这就预示了中国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在当时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多数人的同意。

西藏和神|返回附录

我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已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在1960年,你说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政府的,反对的只有百分之十。现在怎样呢?”

毛回答说,各处还有一些蒋介石分子,但他们的总人数很少。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种人今后还有希望增加。至于这些人的子女,他们是可以再教育的。总之,现在可以说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或者甚至更多些,是团结一致和拥护社会主义的。

我想起了班禅喇嘛,他刚刚被撤消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的职务。土地改革阶段即将结束,以前属于喇嘛寺庙及其经管人的土地,就要集体化了。在北京的监护下,对青年和无地农奴进行了十三年的教育后的今天,迅速壮大的共产党似乎已作好准备要把古老的神权政治的残余影响完全消灭。由于毛派去的教师新近教出来的识字的人手中有了科学和工业,神权政治的权威现在已被彻底摧毁了。喇嘛教和它的诸神变成快要被遗忘的民间传说了。周恩来总理最近已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给予班禅喇嘛一个“重新做人的最后机会”。

我问道:“班禅喇嘛的困难,是一个他同统治以前农奴的旧喇嘛-地主权力之间的封建联系问题呢,还是你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的职责同与寺庙分离的新政权之间的冲突呢?”

毛回答说,这基本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而不是宗教自由问题。封建主已经失去了土地,他们的农奴得到了解放,现在作了主人。班禅喇嘛同旧特权阶级中的一些“坏蛋”搞在一起,他们不但阻挠改革,而且还组织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某些成员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班禅周围的有些人还不是老得已经不能改造,还可能表现出进步。班禅自己也可能改变他的思想的。他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现在他住在北京,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随时可以回拉萨去;这由他决定。

喇嘛教作为一种宗教来说,没有人压迫真正信仰它的人,所有寺庙都是开放的,宗教仪式也继续在举行, [1] 但问题在于,活佛们并不总是按照他们的教义行事的,而且对非宗教的事情远不是不关心的。达赖喇嘛自己曾对毛说过,他不相信自己是一个活佛,虽然如果有人公开地这样说,达赖是要加以否认的。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和教士也不是完全相信他们所传布的教义的,不过教徒中有很多人是真正的信徒。有些人说,毛自己从来不迷信,但也并不如此。他提醒我说,他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不断地拜佛;少年时他曾站在她的一边,反对他的不信佛的父亲。有·天,他的父亲走过一片荒凉的森林,遇到一只老虎——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他拼命飞奔回家,马上烧香供神。很多人不都是这样的吗?遇到困难,就求神拜佛,可是顺利的时候就把它们全忘了。

[1]在文化革命期间,除少数寺庙外已一律关闭。

“中国仍有一些神吗?”

当然有;据我所知,中国人不是只有一个神,而是有许多神。什么东西都有神:门神,灶神,雨神,山神,大慈大悲神,等等。连一块石头不是也会变成神吗?仍然有几百万人信伊斯兰教,另外还有好几百万人是佛教徒和道教徒。还有几百万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且还有些人真正信喇嘛神。

“不知道你是否去过西藏?”

没有,他从来没有去过西藏,只是在长征的时候曾路过西藏的东缘。那时他旅行过许多地方,可是有些地区他还没有能够去看看。例如,他们(指国民党人)就不让他去看看云南府(昆明)。他们让他去看过贵州,可是就不让他去看看贵阳。如今他或许可能去云南看看,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新疆他也还没有去过。

我回忆起,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父亲遇到老虎的事是在三十年以前,他就说,那时正值同国民党第一次战争将近结束的时候,他们的条件是很差的。然而中国的老红军尽管人数少,却是团结和坚强的。当我看见他们时,他们还只有轻武器。

“此外还有穷人组织的民兵所扛的那些长矛。”

是啊,甚至还有扫帚柄呢。决定胜败的从一开头起就不是手中的武器。真正决定胜负的是胜利的决心和正确的目标。其中包含着许多因素。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他们的武器比过去好了,但是决定胜负的仍然是同样的那些因素。“那时人们所想的主要是把中国从日本手里解放出来。我那时的确没有预见到革命的中国在世界上兴起的全部重大意义。”

美国是怎样给革命补充装备的|返回附录

主席想起我在保安第一次访问他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在作抗日战争的准备。1937年同蒋介石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之后,毛的军队尽量避免同敌人的主力部队作战,而是集中力量在农民中间建立游击队根据地。日本人帮了很大的忙。他们在物质上占领和焚烧了华东广大土地上的村庄。他们教育了人民,迅速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觉悟。日本人创造了条件,以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能增加他们的军队人数,扩大他们的领土。今天,日本人来见毛,向他谢罪,而他却感谢他们的帮助。他说,他那时倒是希望日本军队能打到西安,甚至重庆。如果他们那样做了,游击队的力量会壮大得更快。不仅日本共产党,而且日本社会党的左右两派,也都同意是日本军阀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内战时期,美国政府站到蒋介石的一边,这也帮助了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主要依靠美国武器,那是由蒋介石的军队转交给他们的。现在在越南,解放力量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由美国来武装他们的。

蒋委员长始终是他们的教员。如果没有他的教育,是很难使他们自己摆脱右倾机会主义,从而拿起武器同他进行斗争的。实际上,直接教会他们怎样进行斗争的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而美国则是他们的间接教员。

“西贡的有些美国评论家,把越共的力量同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歼灭国民党军队时期的情况相比。两者的情况大体上可以比拟吗?”

主席不以为然。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战争已经涉及到要解放整个广大国土。到1947年,人民解放军已拥有一百多万人,同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对抗。当时,人民解放军已经运用整师的和整个兵团的兵力,而南越解放力量现在还只是以营或至多以团的兵力作战。在越南的美军还是比较少的。当然,如果他们增加的话,就有助于加速把反对他们的人武装起来。但是,如果我对美国领导人说,他们正在建立一个最后将把他们打败的革命运动,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会让越南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听过吴庭艳的话吗?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还不是那么坏。他们曾希望美国人多维持他几年。但性急的美国将军们变得讨厌吴庭艳了,就把他搞掉了。可是,在他被暗杀之后,天地间的万事是不是就更和平了呢?

“越共部队现在能够单独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获胜吗?”

他说,是的,他认为他们是能够的。他们的处境比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内战时期(1927一1937年)的共产党要好一些。那时没有外国的直接干预,但现在越共已经有美国的干预来帮助武器和教育一般士兵和军官。反对美国的人不再限于解放军了。就是吴庭艳也不愿服从命令。这种要求独立的心情现在已扩大到将军们。美国教员正在取得成功。

我问这些将军是否不久会有人参加到解放军来。毛说是的,有些人最后会学那些转到共产党这边来的国民党将军们的样的。

关于第三世界|返回附录

“美国的干涉越南、刚果和其他旧殖民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新殖民主义同法国人喜欢称之为‘第三世界’(亚、非、拉的所谓不发达国家、旧殖民地国家或仍然是殖民地的国家)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主要政治矛盾?还是你认为,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意见。我或许可以帮助他吗?他想起肯尼迪总统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肯尼迪不是宣称过就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而论,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和基本的分歧?总统还说,今后真正成问题的是在南半球。这位已故总统倡导建立“特种部队”和进行对付“当地革命战争”的训练,这样他也许已考虑过我现在提出的这个问题了。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已经引起了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它们反对殖民地革命的斗争也并没有改变它们的性质。那些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再瓜分殖民地吗?如果现在再发生一次大战,其目的会不会是为了再划分控制所谓不发达国家的势力范围?事实上,所谓发达国家今天也不是那么团结的。拿法国来说,人们可以看出戴高乐的政策有两个动机。第一,摆脱美国的控制,维护独立。第二,企图调整法国的政策,以适应亚、非、拉国家发生的变化。其结果是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法国是它所谓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吗?关于这个问题他最近问过一些法国的来访者,他们都说不是,说法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不可能是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的一员。看来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否可以说,法国是在‘第三世界’之内,但不属于‘第三世界’?”

也许是这样。引起肯尼迪总统兴趣的这个问题,曾促使他去研究毛的有关军事行动的论文(毛说他读到过这个消息)。毛还从阿尔及利亚友人那里知道,在他们同法国作战时期,法国人也阅读他的著作,运用他的论述去对付他们。但那时他已告诉过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德,他自己的(毛的)著述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反其道而行之是没有效果的。这些著述可以用之于人民的解放战争,但对反人民的战争是无用的。它们并不能挽救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失败。蒋介石也研究过共产党的材料,但也同样得不到挽救。

毛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写的书,但是他们用来打反人民的战争就不好了。例如,他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所著的《音响不定的号角》。泰勒将军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把发展的优先权给陆军。现在他有机会试验他的特种战争理论了。他是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呆的时间还没有在朝鲜战争中那么长。泰勒将军在越南将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主席还看到过几篇美国当局发给他们部队的关于如何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示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认为美国必定能获得胜利。他们没有看到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政治方面的事实,即不管是吴庭艳还是其他傀儡,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是决不能取得反解放战争的胜利的。去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美国人(美国当局)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他们也不会听我的话。

“在东南亚,在印度、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某些国家,都存在着一些与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相似的社会条件。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很不相同,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将来发生的社会革命有许多地方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他回答说,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感情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结合到一起,是过去的压迫和所做的坏事产生的结果。哪里有压迫和奴役,哪里就有革命,但在大多数我所说的国家里,人民只谋求民族独立,而不是寻求社会主义——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欧洲国家也曾经历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封建时代。

“美国南方的几个州在奴隶时期,也经历过短暂的局部封建时期。过了一百年之后,以前的奴隶仍在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平等而斗争,所以不能说在美国没有封建势力的影响。”

他说,美国先对英帝国主义打了一次进步的独立战争,然后为建立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而打了一次内战。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人物。当美国刚成立为共和国的时候,欧洲所有的帝王都恨它和怕它。这表明在当时美国人是革命的。现在,美国人民需要为了从本国垄断资本家的压迫下获得解放而进行斗争。我(指斯诺)是来自美国的哪个地方?

“我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它的地理位置同你的故乡湖南省很相近。我们那里没有出过革命家,但是密苏里州出了马克·吐温和杜鲁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密苏里不是一个蓄奴的州,但它是美国印第安人故乡的一部分,从他们那里夺过来还不到二百年。美国人自己认为不是帝国主义者,但美国的印第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对少数民族的掠夺就没有这样的残酷。三千年后的今天,一半以上的国土仍是少数民族的家乡,你们仍有近五千万非汉族的自治区人民。今天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

他说,正在改善中。一句话,重要的是要尊重他们和以平等相待。

“我们都知道,属于第三世界范畴的大约占地球陆地五分之三的地区,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种种问题。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可以被人所利用。他们的生活水平同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能等得及由苏联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后再等一百年让议会主义在不发达地区兴起并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吗?”

毛认为不会等那么久。

“这个问题或许同中苏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有联系吧?”

他同意有联系。

“你是否认为可能,不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就能不仅完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民族解放,而且还能完成它们的现代化?”

他说,用“完成”这个词一定会使人感到踌躇。就大多数国家而论,离社会主义革命还很远。有些国家还完全没有共产党,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只有修正主义的党。据说拉丁美洲大约有二十个共产党,其中十八个党作出了反对中国的决议。他停了一下,最后说,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哪里有严酷的压迫,哪里就会有革命。

赫鲁晓夫与个人崇拜|返回附录

“西方的评论家,特别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严厉批评苏联的领导人用搞阴谋和不民主的方法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去。你对这事的看法如何?”

毛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他回答说,甚至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他在中国就不是很得人心的。他的画像极少看到。但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中国书店里有他的著作出售,而且现在还在出售,可是在苏联就不是这样。这个世界需要赫鲁晓夫;他的阴魂还不会就散。喜欢他的人肯定还有。他作为反面教员,中国是惦记他的。

“根据你自己的三七开的标准,即一个人的工作如果有百分之七十正确,只有百分之三十错误,就可以认为是满意的了,你对现在苏联党的领导又怎样评定分数呢?距离及格还有多远?”

毛说,他不想用那样的字眼来议论现在的领导人。

“中苏关系是不是有所改善?”

可能有一些,但不多。主要的差别是没有了赫鲁晓夫,在他们一边少了一个争论文章的好目标。

我说:“在苏联,中国被批评为在助长‘个人崇拜’。这有没有根据?”

毛认为也许有一些根据。据说斯大林曾经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却完全没有。批评家说,中国人民有一些这种感情或作法。这样说也许有些道理。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也许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

“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国学’的命,现在出现了毛派和北京学派的各种派别。不久前我曾出席过一个会议,教授们在争论着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任何首创性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表明毛从未自己官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那么这对他们的争论有没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没有,的确没有影响。那完全是题外的问题。’ ”

毛笑了起来。他说,二千多年前,庄周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于是出现了一百家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

“1960年我上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曾问你是否写过自传,和有没有写的打算。你回答说,除了已对我讲过的有关你生平的一些事情外,你没有写过。但是有些教授已发现了你写的‘自传’。当前教授们在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你的有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否如《毛泽东选集》里所说,真的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还是实际上是在又过了几年以后写的。我自己好象记得,在1938年夏天曾看到过这两篇未出版的手抄的翻译稿。你可以告诉我这两篇文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吗?”

他说,确实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在芦沟桥事变 [1] 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空闲的时间。军队开赴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准备在(延安)抗大讲课用的基本哲学教学材料。在三个月的短期课程中,一些简单而基本的教材,对于受训的青年学生来说,作为他们今后政治上的行动指南还是需要的。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写成《矛盾论》和《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在夜里写,白天睡。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的东西,讲课时两小时左右就讲完了。毛还说,他自己认为《实践论》是比《矛盾论》更重要的一篇文章。

[1]日本入侵长城以南中国的起始地点,这一事件毛早已预见到;他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他作为一个党内和全国的领袖人物的威信。

“西方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们把一篇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当作是你的著作。 [1] 你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吗?”

[1][见《中国季刊》,第19期,1964年7一9月,伦教。

毛要我把问题再说一遍。他回答说,他从没有写过题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样一篇文章。他认为如果他写过的话,他是会记得的。

“从1927年起,你就为学习战争的艺术而非常忙碌。在1937年以前,你是否有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

毛说,他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以前还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他还说(也许想到了他的美国批评家们),他从来没有读过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书。美国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我问他在青年时代是否听到过索尔斯坦·维布伦写的《有闲阶级论》?即使有过中译本,毛也没有看过。我举了爱德华·贝拉米著的《向后看》一书,它对十九世纪美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过很大影响,它的预言性今天读起来仍是非常有趣味的。我还举了现代美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保罗·斯威齐著的《资本主义发展论》。毛说,遗憾的是,这些书他都没有读过。

原子弹|返回附录

我说:“说到老虎,象过去我们谈到的那样,你现在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他说,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后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

“有人引用过你的话,说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所以不象别的国家那样害怕原子弹。别的国家的人可能全部被消灭了,但中国还会有两三亿人留下来,重新再干。这种报道有任何事实根据吗?”

他问我,照他们所说,他是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说起那些话的。我回答说,一个来源是来自一个南斯拉夫的外交官,他宣称毛说过,即使欧洲人全部被消灭掉,中国还会有三亿人留下来。

毛答道,他记不起说过那样的话,但是他可能说过。他想起了尼赫鲁访华时(1954年10月)同他的一次谈话。根据他的记忆,他说过中国不要战争。他们都没有原子弹,但是如果其他国家要打仗,那么,全世界将遭大灾难,也就是要死许多人。究竟死多少,谁都无法知道。他不是单讲中国。他不相信一颗原子弹会使整个人类毁灭,以致要想找一个政府来谈判和平都找不到。他同尼赫鲁谈话的时候,曾谈到过这一点。尼赫鲁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原子能的破坏力量他是知道的。他确信没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毛回答说,大概不致象尼赫鲁所说的那样吧。原有的政府也许消失了,但别的政府会起来代替它们的。

他听说美国人拍摄了一部名为《在海滨》的电影,描绘核战争带来了世界的末日。是一部科教片吗?
“这是所谓科学小说一类的东西。”

毛说,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宣称他有一种可以杀死所有生物的致命武器。后来他马上收回了他这个声明——不止一次,而是好多次。毛不会否认他讲过的话,他也不希望我为他去否认这个所谓的传闻(关于在一次核战争中中国有几亿人能生存下来的能力)。美国人也谈了很多原子弹的破坏力,赫鲁晓夫对此更是大吹大叫。在这方面(自夸他们原子弹的破坏能力),他们都超过了他,所以他比他们落后得多,事情不正是那样吗? [1]

[1]毛在含蓄地嘲笑那些人,他们以为他是个不懂得核恐怖的充分意义的无知农民。

但是,他最近看到美国人在核试验后六年视察比基尼群岛的调查报告。从1959年起,研究工作者就在比基尼了。当他们第一次进入主岛时,要在灌木丛中开辟小道。他们发现老鼠跑来跑去,鱼儿照常在河流中游动。井水可供饮用,到处草木茂盛,鸟儿在枝头鸣嗽。细菌繁殖率达到每平方亩四百公斤。原子弹试验后也许有两年情况不好,但自然界还是继续发展。老鼠怎么还会活着呢?植物的生命被破坏了,但种子安然无恙,它们在地下冬眠,直到地面上的污染被清除。对细菌、鸟、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实在是只纸老虎。对人类来说,它也许又有所不同吧……

毛的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意是(龚澎事后也同意我这个看法),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进行大规模的自杀),可是生命决不可能被人类所造的原子弹消灭。

裁军?|返回附录

所有的政府都在谈彻底的和全面的裁军。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就在建议裁军。苏联也是这样。美国也继续在谈裁军。但我们得到的却是完全和彻底的重整军备。

“约翰逊总统可能会发现,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东方问题是困难的。但如果他想把那些问题的实际复杂性公之于全世界,那也许要比他抓住问题的核心,干脆接受中国的倡议,召开一个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全面销毁核武器,结果可能更糟。”

毛表示同意,但最后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即使约翰逊先生自己有召开这样会议的愿望,他终究不过是垄断资本家的一个代理人——他们是决不会允许他这样做的。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但也许须要加以证明,一颗能分成两颗,这样地分下去,以至无穷。但是中国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所以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科学实验,有少数几个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

“我记得你曾告诉我一个故事,讲华南的一个无知的地方军阀贴出一张告示,悬赏捉拿那个据说率领一些土匪制造了许多麻烦的‘苏维埃先生’。可是现在引起麻烦的却是‘中国原子弹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的,毛担心他的名声不佳;帝国主义者就是不喜欢他。他们也不喜欢“中国原子弹先生”。可是把一切都归咎于“中国原子弹先生”并掀起反华运动,又难道是真正公平的吗?是中国杀了吴庭艳的吗?但这件事情毕竟是发生了。当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事件发生时,中国人(共产党人)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可没有谋划暗杀他。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的时候,中国人又一次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下命令叫这样做啊。

关于联合国|返回附录

“印度尼西亚已退出联合国,并博得中国的喝采。 [1] 你是否认为这个行动开了一个先例,其他国家将会接着退出吗?”

[1]印度尼西亚在军人推翻苏加诺并摧毁了印尼共产党之后,又于1966年重返联合国。

毛说,这是美国首先开了先例,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现在由于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于是又有了一个新花招:不能单凭一个简单的多数而是需要有一个三分之二的多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过去十五年处在联合国之外,究竟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印度尼西亚觉得留在联合国内好处不大,所以退出了。就中国来说,它本身不就是一个联合国吗?中国的几个少数民族,任何一个在人口和领土方面都比联合国中投票帮助剥夺中国席位的某些会员国要大得多。中国是个大国,它在联合国外要做的事情已多得够它忙的了。

我是怎么想的呢?中国在过去十五年间如果留在联合国里会好些吗?

“是的,也许是这样,如果它不意味着把一个中国分为两个中国的话。但现在有些人说,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参加联合国——?”

这样讲不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中国参加,而中国人不接受的话,那他们不是要被称为民族主义者(即反国际主义者)了吗?但是,即使联合国决定不承认台湾集团而承认大陆中国,不是也仍旧存在着困难吗?他们怎么能够一面给中国一个席位,一面又仍然指责中国是个侵略者呢?(指由于美军进入北朝鲜后中国进行干预,联合国便作出决议,称中国为侵略者一事。)但是,假定从中国头上拿掉了侵略者这个称号呢?那又会怎样呢?联合国会给美国加上一个越南侵略者的称号吗?大概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变化吧。因此,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考虑组织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各国联盟,现在是不是切实可行?”

毛指出,这样的论坛已经存在。一个例子是亚非会议。另一个例子是新兴国家运动会,在美国不让中国参加奥林匹克之后组织起来的。

(预定1965年3月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因为许多问题而发生麻烦。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争吵,以及参加万隆会议的亲华国家坚持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因为严格地讲它是个欧洲国家。当时,中国把这个亚非组织当作一个基本上不依赖新殖民主义和西欧资本的第三世界有计划地发展的潜在中心。在国内建设上采取中国提倡的“自力更生”原则,并在亚非各国之间实行互相支援,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可能避免用传统的资产阶级的手段来积累资本的那种既缓慢又痛苦的办法。这样一种理论上的道路选择,当然意味着在缺乏资本的亚非各国将发生更加迅速和彻底的政治改革,和前社会主义条件的早日到来。长期以来,联合国把中国和它最亲密的盟国拒之门外,最近印度尼西亚也退出了联合国,因此,亚非会议也被看成是在被美国控制的联合国之外独立存在的由穷国组成的一个潜在的永久性机构,这已是早就很明显的事了。事态在向另一方向变化,而且中苏之间的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它。)

有多少中国人?|返回附录

我问道:“主席先生,在中国自己这个联合国里,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你能提供给我一个最近的全国人口调查数字吗?” [1]

[1]中国在1964年春夏进行过一次抽样人口调查;但正式的结果没有发表。

主席回答说,他实在不知道。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到六亿九千万,但是他不相信。哪能有这么多?

当我提出单按定量供应的票证(棉布和米)来计算,应当不怎么困难时,毛指出农民们有时把情况搅混了。解放前,他们生了儿子隐瞒不报,为的是怕抽壮丁。解放后,倾向于多报人数,少报土地,并缩小产量收入,夸大灾害影响。现在,孩子一出生马上申报,但有人死亡就可能几个月不报。(他的意思似乎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多得额外的定量供应票证。)毫无疑问,出生率确实下降了,但农民仍迟迟不采取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死亡率的下降可能要大于出生率的下降。平均寿命从以前的三十岁左右已延长到近五十岁了。

美国在越南|返回附录

“你对美国有什么劝告吗?”

很久以前他们早已提过,美国应把军队撤走一些。美国的手伸到了全世界。象往常一样,美国统治者是不会听你的。

美国的处境很困难,特别是在越南。撤走不好;不撤也不好。哪里有风吹草动,美帝就一定派出军队,先开到这里,然后又开到那里。

“我听到有人在华盛顿争辩说,舰队和海军陆战队就象驻在别的地方一样,也完全可以驻扎在越南。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总得付钱给他们的。”

是这样,他们有许多事情好干。反动派到处需要他们帮忙。比如,刚果就是这样。到最后,他们必须统统回老家去。在过去,中国看到过美国军队驻在天津、青岛、上海,甚至北京。他们已经全都走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地就走了。

在中国,取得革命的反帝胜利是由于:第一,由蒋介石领导的旧统治集团软弱无能,这个人常常打败仗。第二,人民解放军很强大,而且有得力的领导,人民也信任它。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美国人就能进行干预。否则他们就来不了,或者很快就得离开。

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毛问,我是否认为约翰逊先生在越南能够试行一种跟他的前任们有所不同的政策。我说,大概不会吧;循着旧车辙走向更深的陷阱也比较容易一些。但是,越南的战争不得人心,而约翰逊先生却想获得好名声。他的政府面临着许多国内的困难问题,一场在亚洲的较大战争是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是,权衡之下,既然胡志明和毛泽东大概不会给约翰逊提供“一条有吸引力的出路”,那么他非到代价变得十分巨大的时候,看来是不会离开的。我已把我的见解向陈毅外交部长说过:“明年以前美军在越南增加到十万,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毛问,约翰逊先生面临着的是什么样的国内问题。

我举了几个明显的例子,其中包括失业问题,在黑人中失业率特别高,这又助长了种族间的关系紧张。当然,战争可以暂时减少失业人数。自动化也是失业的一个因素,我还谈到大量人口从农场转移出去,农场的机械化和资本化已经消灭了很多小业主,把几百万丧失土地的人倾泻到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去。现在只需要占美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左右的人,就可以生产比本国所能消费的还要多的粮食。毛要我把这数字重复说一遍。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怀疑地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这怎么可能呢?

中国与美国|返回附录

“过去十五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间实际上的一切交往都隔断了,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本人决不相信会最终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毛说,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也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那简直是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也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侵略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了,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也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

“因越南而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如何?我看到许多报纸消息说,美国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北越。”

不,那不会发生的。现在腊斯克先生已明白表示,美国不会那样做。腊斯克先生早些时候可能说过那样的话,但是,现在他本人已更正了,说他从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所以在北越不至于有什么战争。

“根据我有时同包括腊斯克在内的几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谈话来判断,我可以说,美国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也就是美国的统治者,简直不了解你。”

为什么呢?中国军队是不会越出国境去打仗的。这是很清楚的。只有当美国进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才会应战。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国人自己国内的事务已经够忙的了。越出国境去打仗是犯罪的。为什么中国人要那样做呢?越南南方人民是能应付他们的局势的。

“美国官员一再说,如果美国军队从越南撤走,那么整个东南亚就将被侵占了。”

毛说,问题在于被谁“侵占”。是被中国人侵占,还是被本地居民侵占?中国是被侵占过的,但只是被中国人侵占。

“现在越南有中国军队吗?”

毛肯定在北越或东南亚的任何地区都没有中国军队。中国在它的国境外没有一兵一卒。

“腊斯克说过,如果中国放弃它的侵略政策,那么美国将从越南撤退。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毛回答说,中国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好放弃。中国在侵略什么地方呢?中国不曾有过侵略行为。中国支持革命运动,但不是靠侵略别的国家。当然,什么时候一场解放斗争起来了,中国就会发表声明并举行示威来支持它。使帝国主义感到烦恼的正是这些事情。

毛接着说,有时中国故意大叫大喊,例如在金门和马祖的周围那样。那里的一阵炮轰,就能引起很大的注意,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人远离家乡,所以感到不安。试想,中国人不过是在自己领海内打几发空炮弹,又有什么不得了。不久前,美国认为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不足以对付这样的炮击,又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调来中国,还从旧金山调来了一部分海军。到了这里,他们就发现无事可做。所以,看来中国倒是能够指挥美国部队开到这里或开到那里的。

对蒋介石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能够指挥蒋介石一会儿向这边跑,一会儿又向那边跑。当然,对穿得暖、肚子吃得饱的海军人员来说,总得给他们点事情做做嘛。但是,在自己国内打空炮就被称为侵略,而那些真正用武装进行干涉、轰炸和焚烧别国人民的人,却不算是侵略者,这是什么道理?

有些美国人曾经说,中国革命是由俄国侵略者领导的,但实际上中国革命是由美国人给予武器装备的。同样,越南革命也是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而不是中国。最近几个月,解放力量不仅大大增加了他们得到的美国武器供应,而且还从南越傀儡军队中取得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人员补充。中国的解放军过去把美国人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军队补充到他们这边来,因而在数量上和力量上都增加了。

这个运动称为“换帽子”。当国民党士兵对他们的长官不信任、感到自己会无谓地牺牲掉、戴错帽子也会被农民杀死,因而大批地换帽子的时候,这时战争也就快结束了。现在在南越傀儡军中,换帽子越来越盛行了。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南越存在着解放阵线胜利的形势吗?”

毛认为美军还不准备离开。战争或许还要继续一、二年。然后,美军会发现呆下去没有味道,于是就可能回家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在最近和周恩来总理的一次交谈中,我理解到他所说的除非美军先从越南撤退,否则中国反对为实施1954年的条约而召开日内瓦会议。你们现在的政策是坚持要美军撤退,然后才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统一了的越南的国际地位吗?”

主席说,他不知道周总理是怎么对我讲的。他自己认为有几种可能性应该提一下:第一,会议可能先开,接着美军撤退。第二,会议可能推迟到美军撤退以后开。第三,会议可能开,但美军可驻扎在西贡周围,象南朝鲜的情况那样。最后,南越解放阵线可能把美军赶走,不开什么会议,也不签订什么国际协定。

1954年日内瓦会议规定法国军队从整个印度支那撤退,并禁止任何其他外国军队进行任何干预。可是美国破坏了日内瓦协议,这种事今后也还可能发生……老实说,美军驻扎在南越倒是件好事。它训练了人民,并壮大了解放军。一个吴庭艳不够,正象过去的中国一样,一个蒋介石还不够。必须要有一个日本来占领这个国家八年半的时间。只有到那时,这个国家才锻炼出能干的领导人,才建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才能够打败国内反动派并把美帝赶走。

“如果美国采取和平政策,提出把它的军队从南朝鲜、台湾、整个东南亚和国外的所有地区撤退,只要中国和其他国家同意,不但全面销毁核武器,而且在全世界实行全面裁军,那么中国将如何作出反应呢?”

毛说,老实讲,这种念头他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未见过约翰逊总统,但是我想,如果你有什么特别信息要给他,我也许能够带去转交给他。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讲吗?”

主席停了一下说:不需。

我问:“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你是否真正看到有什么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吗?”

是的,他认为有希望。不过这需要时间。在他这一代(他还活着的时候)也许不会有改善了。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

去见上帝|返回附录

“说到你的健康,我们过去还没有谈过,从今晚来判断,你看来情况很好。”

毛泽东苦笑着回答说,这点也许还有些疑问。他又说,他很快就要准备去见上帝了。我相信吗?

“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是否说,你要去弄清楚是否有个上帝吧。你相信上帝吗?”

不,他不相信,但有些自称知识渊博的人说,确实有个上帝。似乎有许多上帝,有时一个上帝能照顾到所有各方面。在欧洲的战争中,基督教上帝曾站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的一边,甚至在他们互相残杀时也是这样。在苏伊士运河发生危机的时候,上帝合起来支持英国人和法国人,但那个时候真主却支持另一方。

在晚餐时,毛提起他的两个弟弟都已被杀害。 [1] 他的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时期(1930年)被害,他们的儿子是在朝鲜战争中战死的。他说,现在,奇怪的是,至今死亡总是从他身旁擦过去。他准备好它来已经好多次了,但死亡看来就是不要他。他能有什么办法呢?有几次看来他会死的。正站在他身旁的警卫员被打死了。有一次他全身溅满了另一个士兵的鲜血,可是炸弹没有碰到他。

[1]1985年,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潭战死。最小的弟弟毛泽民,在完成长征后于1942年在新疆的一次反共清洗中被杀害。

“那是在延安吗?”

在延安也是这样。他的警卫员是在长征途中被打死的。另外还有过几次死里逃生。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一切斗争最后都必须得到解决,地球上人类的生存竞争也是这样。

“救了你性命的命运中这些意外事件,已经使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事业成为可能。在中国悠久的全部历史中,我不记得有任何一个人曾象你这样崛起于默默无闻的农村,不但领导一场社会革命获得成功,而且写下了革命的历史,制订出获得军事胜利的战略,阐明了一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识形态学说,然后把他的哲学实践变成为一种对全世界具有广泛意义的新文化。”

毛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知道,他是从一个小学教员开始生活的。当时,他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成为共产党人。他象我一样,或多或少是个民主人士。后来——他有时也感到奇怪,各种原因是怎么凑到一起来的——他才变得有志于建立中国共产党。不管怎样,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事实就是这样……

“在1937年听过你演讲的青年人,后来在实践中懂得了革命,但今天的中国青年人能有什么代替物呢?”

当然,现在中国二十岁以下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一次仗,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也从来不知道当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父母可以讲给他们听,可是听讲历史和读书本,跟生活在其中总不是同一回事。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是按照他的环境来创造的。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不晓得,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他说,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也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地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不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我问他的意见如何。当然,他不希望他们反革命,但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要根据我们不能预见的那时的条件来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应当比我们这一代更有知识,正象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判断将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

他的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了眼睛。人类在这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他说,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在内,也许会显得有点可笑吧。

在我站起来告别之前,主席要我向美国人民致意,只说他希望他们进步。如果他希望他们解放,有些人不是就一定要表示不同意吗?他们岂不是要说他们已经有了选举权吗?但是对其中那些没有真正获得解放和要求解放的人,对这些人他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送我到门口,尽管我一再辞谢,还是看我上了车,他在零度以下的北京的冬夜,没穿外套,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以文化古都的传统方式,向我挥手告别。我在大门口周围没有看到保安警卫人员,现在我也想不起,那天晚上在我们近傍曾看到过一个武装的警卫员。只有两三个服装简朴的年轻妇女在房间里进出,有时站在后面,象是服务员。她们会是毛的女儿吗?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位过来挣扶他的手臂。

毛同我握了手,嘱咐我要谨慎小心,引用的是一句中国的格言:“天有不测风云”。

车子开动后,我回过头去,望着毛挺直的身影,徐步重新走进人民大会堂。

二、同周恩来的谈话|返回附录

1964年10月22日,12月16日

在同周恩来总理的两次会见中,他告诉了我一些关于1964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方面的事实和估计,这些都是四年来第一次从官方正式得到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中国在粮食产量和经过选择的一些工业方面,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中国人民已经从1959一1961年的连续歉收和苏联全面撤销援助的挫折中大体上恢复过来。总理谨慎地避免夸大,同这里的看法相一致,说中国还需要有一年或两年的大丰收,才能保证稳步进入比较富裕的境地。

周恩来在旧紫禁城内官员宿舍里他的住处接见过我两次,我们谈了一共大约四小时。他看来精神,极好,对于谣传他患了“重病”的流言他只付之一笑。尽管他已六十六岁,白头发却很少。他的一些言谈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带有对冒险主义和投机行为的强烈厌恶,同时他也深深感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这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岁月。他谈话的有些部分不供发表,但他同意大部分可以意述,有的可以直接引用原话。

总理在他的关于对外关系的观察中,对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立即缓和不抱希望。他说,如果承认(有可能)台湾是个“独立”政府,那么在未来的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缓和的。如果联合国也这样做的话,今后中国将拒绝同那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他赞扬戴高乐将军“挽救”了法国,尤其赞扬他采取独立的财政政策。在同赫鲁晓夫俄国的十大争论中,他看到了一个向好的一面转变的变化,那就是赫鲁晓夫的被撤换。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同样反对苏联新领导人重新主张召开赫鲁晓夫所提议的国际共产党会议。

周总理说,关于1964年中国粮食收获量的初步报告,到年底还缺百分之十的报告没有来,但他保守地估计总收获量可达到二亿吨左右。他说,这个数字是根据公社的实际交售量和向政府缴纳的税款计算出来的。总理说,另一种估计方法就是统计工作人员比较喜欢用的根据“抽样调查法”(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典型产量)得出的数字来平均计算总产量。“抽样调查”的估计表明,比1963年收获量增加百分之十四到十五。(根据这种方法计算,1964年的收获量将达二亿一千万吨左右——这也许是历史上最高的产量。但中国官方还在等待最后的一批报告,谨慎地避免作这种最高的估计。)

总理说,1964年很多地区的棉花增产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他没有提供全国的估计。有理由相信,全国平均比1963年增产不少于百分之十五,这是一个新纪录。)

农业生产恢复的原因是:水利事业的扩大,农村的电气化,化肥使用量的增加,以及天时的普遍有利。(在同农业部副部长吴诚(译音)个别谈话时,他告诉我说,1964年中国化肥产量达到七百万吨。这比香港外国分析家提出的估计数约高一倍。)

钢产量“仍比过去曾达到的高度低一点”,但比1963年总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总理宣称,大多数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都大有改进,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均衡发展和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后院”或土炉炼的钢铁产量把过去的数字抬高了。那种方法现在已大部分放弃不用。据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估计,1964年现代化的钢产量在一千三百万吨至一千五百万吨之间。)

在一些老的和新的生产领域里,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提高。总理举了石油为例,现在中国的石油已经达到“自给自足”,主要由于新的大庆油田这个宝库的发现。他预测1965年的石油产量可达一千万吨。中国现在生产着好多种现代燃料。当我问起,早在1962年我曾报道过中国正在生产自己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喷气式飞机,这消息是否正确时,总理回答说,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几年来质量有很大改进。

总理强调指出,作为他的政府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部分贡献,现在正在有组织地和广泛地推广计划生育或节制生育。一个宣传运动正在加强,但在农村地区只能逐步深入。(所有现代的和实用的节制生育方法都在提倡和应用——包括根据要求而作的流产手术。)总理说明,中国的目的是逐渐降低人口增长率,目标要下降到和日本一样。

在核试验方面,中国将“不作美国那样的几百次核试验”的爆炸,周总理认为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中国将来的核武器发展——大概是氢弹——“不会比工业先进国家的速度慢”。总理说,中国的单方面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地排除了使用小型的或战术核武器。同时,中国仍将坚持要求全面销毁所有核武器。

关于解决南越问题,北京的看法是必须履行实现越南和平统一的1954年日内瓦协议。总理强调说,首先的和最重要的问题是保证美国军队撤出南越,“这样,那里的人民就可以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
周恩来否认边境争议是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但他承认意识形态的分歧的确影响许多方面的政策。到1965年初中国就能完全还清它欠苏联的债务,对此他表示非常满意。从此以后,中国将不借外债。中国的内债在1968年以前也可以还清。(以前,中国同苏联集团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但在1964年,中国已经同一百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同苏联以外的国家进行的。)

我们的谈话是从农业问题开始谈起的。谈论了收获量以后,我问既然消息很好,为什么中国还要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总理解释说,两三年前买的粮食是为了补充真的不足,但目前的购买是属于一种商业和调度性质的。中国向“许多国家”——例如锡兰、古巴和印度尼西亚——出售大米,并进口成本低的小麦以代替国内的大米消费,这是合算的。小麦大都在城市销售,使公社可以把更多的大米储藏在内地。这个政策今后还要继续执行。

在国外有一点是有争论的,即在多大程度上“恢复”是靠以扩大自留地作为刺激来推动的。我问起,据说从那个来源来的粮食多达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总理说,自留地不过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并且将不容许它增加到超过百分之十。自留地的总产量是难以知道的。它的产量往往不上报,但它已经包括在统计工作人员用“抽样调查法”来表明的百分之十里面,这百分之十部分在国家计算1964年收获量时是不计算在内的。毫无疑问,很多自留地的产量高于集体的大田。农民在空余时间对自留地是十分细心照料的,并且慷慨地使用展肥和其他肥料来增加作物的产量。

谈话继续下去:

问:“平均算起来,在自留地上施的肥料比集体的大田施的肥料要多吧?”

周总理:“农民为了得到一些现款,把他们自己的展肥的一部分卖给集体。但是他们一般都留出一部分供自己使用(用在自留地上)。

“现在我们正在上演一出戏名叫《送肥记》。要每个人都象剧中描写的那个公社社员那样先进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演这个戏了。目光锐利的人都知道,一出戏所号召的(在社会态度方面),正是有些人仍然难于做到的事。这个戏把模范人物搬上舞台,是为了帮助后进人物赶上去。因此,西方记者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提出什么批评。我们自己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先进的。我们歌颂先进,就是为其他人树立遵循的榜样。

“那些为了解实际情况而来中国的人,用不着去搜索什么内部情报。他们从舞台或从我们的出版物方面,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问题。当然,有时舞台或出版物所提倡的也可能是有错误的,但一般倾向是可以辨别出来的。当我们鼓励好的和批评坏的时候,就意味着坏的东西确实还存在,而好的东西也还不够完美。如果事事都变好了,我们肯定还要寻求更好的东西作为榜样。

“例如,我们现在把大寨生产大队作为榜样,广为宣传。这个大队在(山西省)太行山区,这地方全是斜坡地,到处是峡谷,土壤贫瘠。可是,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人们完全靠自力更生,用十多年的时间,把全部坡地改为梯田,发展了生产,变穷山沟为富山沟。

“过去十一年间,这个地方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而且第二年就还了。它是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山西省)正在建设几个大型水利工程,这是事实;但是大寨的水利工程完全是由当地居民建造的。过去十一年间,大寨每户人家每年平均卖给国家(通过集体)一吨粮食。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今年的交售量甚至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大寨当然是个很好的榜样,这种榜样在中国各省都可以找到。中国农村人口总数在一亿二千万户以上。如果(全国)每个公社或生产大队交售给国家的粮食,全都立即达到平均每户一吨的数量,那么,总数就将超过一亿二千万吨。当然,现在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发扬大寨精神,而在将来则确实是有这种可能的。”

据说公社在缴纳税款和交售国家征购粮以后还剩下他们粮食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交给国家一亿二千万吨粮食,就意味着总收获量超过了三亿吨——并把中国列入世界粮食输出国的前几名。大寨在1964年有八十三户,大队总人口三百六十人,平均每户四点三人。对人口学家来说,要推算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口总数和还没有发表的1964年人口调查结果,这些数字可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问:“根据(1957年公布的)中国的十五年计划,中国到1973年在工业生产方面将赶上英国。为什么这些日子听不到这个口号了?”

总理:“赶超英国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了。1957年,当苏联把在总产值方面超过美国作为它的目标时,我们就提出了赶超英国的口号,把它作为奋斗目标。在我们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经过这些年的摸索,从而得到了一整套的建设经验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不应当是我国的主要目标。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不能仅仅通过几项工业产品数量上的增加来实现。以石油来说。英国实际上不生产石油,如果把这方面的数字作为一项指标,那我们就可以一举而超过英国。但这将是一个很低的目标。我们怎能说这样做就是已经赶超了英国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什么才是我们的高指标吧。以电力为例。英国经过几个世纪以后,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在那里电力的使用很广泛。它不仅是工业所不能缺少的,而且也成了普通消费者的必需品。不管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发生什么危机,在危机时期钢和煤虽可能会减产,电力的生产则不会有很大的下降,因为生产成本可以用从消费者那里得来的收益偿付。(非工业消费的固定需求保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市场。)1964年中国农村所用的电力为1957年的二十二倍,但中国电力方面的每人平均产量要赶上英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每个国家需要的特定工业产品的数量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国家需要这种产品多些,另一个国家却需要那种产品多些。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他们则是资本主义经济。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重要的是应当研究我们的工业和技术的整个水平。”

问:“你能把你对当前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告诉我吗?我已经看到和听到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中国的计划生育制度正在认真谋求限制人口的增长。你预期到什么时候每年的人口增长会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总理:“计划生育是走向我们目标的第一步。有些城市进行得很好,但是在农村不能期望马上收到重大成效。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快得多。老年人活得比过去长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则更加显著。这是因为人民得到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有了改善。当然,我们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经富裕了。但是,你也很清楚,比起旧中国来,他们的情况好多了。现在中国的生活水平比美国当然低得多。但是我们没有五百万人失业。美国失业家庭的生活是很痛苦的,而另一些人却享受比中国人民高得多的生活水平。在中国,不同人之间的生活水平没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死亡率低的原因所在。

“我们鼓励计划生育。在城市里,尤其在学校、工厂和政府机关,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青年人都认识到晚婚的好处,并愿意在结婚后实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行的,但需要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并且需要时间。如果在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的净增加率能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确实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了。”

问:“你认为中美关系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吗?你认为进行一些科学家和学者的交换会有用吗?”

总理:“为了改善中美关系,我们必须从原则问题开始,而不能从枝节问题开始。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们总是提出下列两点。一点是中国同美国应该在(万隆)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另一点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一旦在这两点原则上达成协议,其他问题就将比较容易解决。否则,仅仅抓住枝节问题,就解决不了基本问题。

“华沙会谈已经进行了九年多,但是美国始终拒绝同意这两点原则。美国跟在别国后面说它也要和平共处;可是当中国要求和平共处的时候,美国却加以拒绝。这不是证明了美国政府讲的话是伪善的吗?至于有些个别人访华的问题,在目前也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那些我们欢迎的人,美国政府不准他们来,而那些美国政府想派来中国的人,我们又不欢迎。总而言之,要是原则问题不解决,连枝节问题也会陷入僵局。也许你是一个例外。我们欢迎你,美国国务院最近也允许你来。”

我插进了一个问题,就是制造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这个成问题的计划,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然,没有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会同意它。但是如果台湾有人堕落到唯美国之命是从和为美国政策的需要服务,竟然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并且依靠在美国政府操纵和强迫下的联合国的多数,继续篡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么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不但不可能改善和恢复中美关系,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将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美对抗就决不是几年的问题,而将是一个长时期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会有多少年。这种状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这样的一天到来——我相信这一天是会到来的——那时美国将发现自己不能再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因而放弃了这个政策。”

问:“日本的佐藤政府好象也准备支持一项美国打算采取的让台湾独立的计划。你是否认为佐藤先生是打算以此作为收回冲绳的一笔代价?”

总理:“这两个问题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日本有收回冲绳的能力,它的想法就不会跟美国的想法相同了。这样的一个日本就不会是今天的日本了。目前它在追随美国政府,叫嚷‘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只承认台湾。这是追随美国的政策,为它们插鼓助阵,这表明日本既无收回冲绳的意志,也无收回冲绳的能力。”

问:“中国赞同召开一个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字国的会议,来结束南越的战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否准备讨论戴高乐将军所提出的国际保证越南的独立和中立化的建议?”

总理:“我们主张应当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条款,以便实现越南的和平和统一,并主张它的体制应根据越南人民的愿望来决定。今天南越的问题并不是马上召开一次会议的问题。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美军必须从南越撤走,这样南越人民就能自己解决他们的内部问题。至于尊重老挝和柬埔寨的和平、中立和独立的问题,则应该立即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进行讨论。”

问:“从国外发表的报道来判断,中国的原子弹比美国的专家们所预料的更加‘高级’。这又意味着什么?”

总理:“美国的专家根据他们收集的数据得出结论说,我们爆炸的原子弹的技术水平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次核试验都要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专家们知道的比你要多,或许比我知道的也多。你和我都不是专家嘛。”

问:“既然核武器实际上不能使用,它积存得越来越多就象孩子们玩木头士兵一样的孩子气。可是每一次都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它更象是在一场俄国轮盘赌中在触发器上又按了一下。那时它看起来是极端危险的,不是吗?”

总理:“并不那么危险。你为什么这样害怕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几乎二十年已经过去了。”
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是相隔二十年。”

总理:“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我们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已经有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现在谁也不敢冒险去使用它们。否则,为什么泰勒(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要发明‘特种战争’呢?有趣的是,他现在正在试验他的新发明。我们中国的干部(定期地)下放到农村基层单位去积累直接经验,现在泰勒也在这样做了(在越南)。但对他来说,去的是个苦地方。”

总理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越南游击战争所取得的成就,接着又谈到法国的兴起,因为它已经离开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已成为一个能和美元挑战的强国了。他继续说:“为什么戴高乐能那样的自豪呢?因为他中止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他撤回了八十万军队和一百万平民,承认阿尔及利亚完全独立。从表面上看,他这样做好象失了面子,但实际上他挽救了法国,避免了一次经济危机。在美国是否可能产生一位总统,由他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全部美军都撤走,从而彻底改变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呢?”

总理在谈到将来的和目前仍很艰巨的任务时,列举了一些经济中的很生动的对照事例:中国一方面拥有堪与世界上的同类机器相匹敌的一万六千吨巨型水压机,另方面运输却还靠胶轮大车;一方面有精密仪器和柴油机推动的远洋巨轮,另方面农民还在使用舶板船和植物油灯。“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最后说:

“在上海,收集和装运肥料的小船特别破旧。在江苏北部,甚至可以看到更加落后的现象。例如,在南通东南沿海的启东县,实际上所有土地都是水田,连一头牛都没有,更不要说农业机械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需要。每个农民只有一亩或稍多一点的地。但产量是高的:每亩皮棉产量超过五十公斤,粮食每亩约五百公斤。实际上所有的地都是浸在水中的,只能用人力耕种。不需要深耕。那个地方是河流密布的水网地带,装运肥料都用小船或肩挑。但产量是高的,人民的生活是比较好的。这样的地方怎么来实现机械化呢?这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中国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以革命战争来说,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同美国打过仗。这不是装装样子的,我们为此流了血。但是坦率地讲,我作为总理,对已经进行了十五年的中国经济建设,却还没有完全掌握。我已经学到一些,但学得不很好。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非常复杂。我们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我们还必须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已经了解一些规律,但还有许多经济发展规律依然不了解。过去十五年中有些事我们是做对了,但我们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必须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就是这样。有时我们打胜仗,有时我们打了败仗,而且不止一次;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把革命引向胜利。经济建设也是同样情况。在我们看来,只有敢于面向困难,才能克服困难;只有敢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才能改正它们。这样,不断克服困难,改正缺点和错误,我们就能继续前进。

“那些不熟悉内情的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所做的每件事始终都是完善的。事情怎么能够是这样的呢?另一种人则专门找岔子。当他们找到了我们的一些缺点时,就认为中国是处在极端的经济困难之中。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了,就又有人说一切都好极啦。他们常常不能构成一幅正确的中国图景。

就我们而论,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时,困难和缺点还会继续出现,我们为了前进,就一定要不断地去克服它们。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便找到使我们的事业前进的更好办法。革命斗争是这样,生产和建设也不例外。换句话说,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是这样。人类总得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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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一个人用不了目录吗。。。


#4

抱歉,我的跳转没做好,现在应该可以跳了:jo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