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

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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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海外杂志《华夏文摘》,观点仅作参考。

提要: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共领导层内发生了一场两派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一派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为首(华派),另一派则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为首(江派)。毛去世的28天后(1976年10月6日),华派指控江派阴谋篡党夺权并将其抓捕。近年来,参与制定和实施抓捕江派计划的人员在国内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国内一些学者也发表了相关的研究结果。在上述的文献中,作者们对如何制定和实施抓捕江派的活动做了详细的叙述;同时,对江派在同期的活动也做了详细的叙述。本文利用上述文献所披露的史实证明,以华国锋为首的一派进行了阴谋篡党夺权活动并争到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江派虽然有意争权,但没有从事阴谋篡党夺权活动。

◎刘健

1976年10月6日晚8时许,华国锋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向被武力制服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随后便将其抓捕(武建华,2013:10)。几分钟之后,又用同样的方法将政治局常委委员张春桥抓捕。在此之后,在中南海江青的住处将其抓捕。最后,华国锋又亲自打电话给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诱骗姚到中南海并将其抓捕(武健华,2013:13)。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粉碎四人帮”事件。

40年来,人们一般接受或认同粉碎“四人帮”是因其阴谋篡党夺权这一官方结论。近年来,策划和执行抓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下称江派)的细节被披露出来了,这使得客观分析和讨论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可能。本文将根据已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史实,对这一事件进行实证,客观,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分析和讨论。本文所引用的史实均来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可信性高且具权威性的回忆和著作。主要史实来源为:武建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武建华,2013);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2008);叶永烈:《四人帮兴亡》(叶永烈,2009),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2000)和薛冶生编写的《叶剑英光辉的一生》(薛冶生,1987)。武建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的助手,直接参与策划和实施抓捕江派的行动方案(武建华,2013:5)。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也直接参与策划这一事件。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虽是纪实文学,但含有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王洪文和姚文元在被捕后的供述。我在引用时,将注明哪些是当事人的回忆和供述,哪些是叶永烈的叙述并尽可能地列出其它有关文献作为旁证以加强其真实性。

在本文中,我首先确定判断非法和篡党夺权的标准。第二,根据确定的标准和史实说明江派争当党中央主席并不是非法篡党夺权。第三,按时间顺序罗列在上述文献所记载的以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为首的一派(下称华派)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到10月6日(江派被捕)的所有活动。第四,按时间顺序罗列江派在同期的所有活动。通过罗列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是哪一派进行了阴谋篡党夺权活动。第五,分析和讨论对江派的指控。第六,分析和讨论抓捕江派的非法性。第七,对比两派活动的特点。最后,对两派的活动进行简短的理论分析并对全文做一总结。

一、判断非法和篡党夺权的标准

1976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动乱中,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也有其游戏规则或程序。违反当时的程序就可定义为非法。毛泽东去世前在党内外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指示就是法。具体地说,毛说谁是反党谁就是反党,毛说谁是接班人谁就是接班人。毛去世后,这个绝对权威不存在了,当时的党纪和程序就成为判断合法与非法的标准了;具体地说,试图以不符合程序的方式争当党的主席就是非法的阴谋篡党夺权。

二、江青争当党主席不是非法篡党夺权

江派有意让江青当党的主席(薛冶生,1987:345)。到目前为止,人们一般都接受或认同对江派的指控:江青争当党主席是非法篡党夺权。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江青争当党主席是非法篡权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虽然华国锋时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但毛泽东并没有指定他为党的继任主席。如果毛在去世前指定华国锋接替他为党的主席(毛有足够的时间做这一决定),那么,别人在毛去世后再争当党的主席就可被视为非法的篡党夺权了。既然毛没有指定华国锋为继任主席,那么党的主席就要通过当时的组织程序选举产生,即,通过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即使在文革动乱中,中共九大和十大都遵守了这个程序(虽然那可被视为是走过场)。华派和江派都清楚并认同这是当选党的主席的必要程序。例如,华派在抓捕江派成功后,马上就开始了这个程序。

第二,毛毛写道:“……经过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不再会把权力给予一人之身。在政治大局上,它采用的是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相制衡的办法……。”(毛毛,2000:413)。这从另一角度印证毛没有指定某一个人(比如,华国锋)为他的唯一继承人。他指定的继承人是一个集体。

第三,毛曾为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这个条子曾被认为是华国锋是毛指定的接班人的有力证据。章含之在2002年指出,“你办事,我放心”是指一具体事情,不是对华的一般的评价(章含之,2002:301-303)。所以,这张纸条不能成为华国锋是毛指定的接班人的凭证。

第四,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一点是,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江派成功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首先提议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武建华,2013:16)。这意味着,当时华国锋本人也认为:他不是唯一的人选,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人也有资格当主席(比如他提议的叶剑英)。叶剑英在这次会议发言中说:“……我认为他(指华国锋,笔者注)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武建华,2013:16)。叶剑英的发言也证实华国锋不是唯一的人选,只是一位比较合适的人选。而且,叶剑英仅请与会者考虑同意他的提议,没有说一定要同意他的提议。

如果华国锋不是唯一的人选,其他人也有资格当选(比如华国锋提议的叶剑英);那么,王洪文曾是毛选择的接班人,当时也是党的副主席,且排名在叶剑英之前,也自然是位人选。同理,江青作为毛的夫人有意当主席,或别人提议江青当主席也是合理合法的,起码不是非法的。换句话说,江派所进行的争当党主席的活动是合法的,不是非法的篡党夺权。假设江派没有被捕,作为政治局委员也参加了会议(8天前的9月29日他们就开过这样的会,见下文),叶剑英发言后,张春桥接着提议说:考虑到江青是前主席夫人或王洪文年轻,我提议由江青或王洪文担任党的主席,请大家考虑。与会者尽可以不同意张春桥的提议(如同叶剑英不同意华国锋的提议),但他/她不能说张春桥的提议是非法的篡党夺权。

综上所述,把江派争夺党主席的活动视为非法的篡党夺权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三、华派在1976年9月9日至10月6日的活动

在这一节和下一节,我按时间顺序罗列在上述文献所记载或描述的两派在从9月9日到10月6日这28天内全部有关活动。为了避免对史实的争议,我尽可能引用原文。由于有些原文很长,我只引用与本文有关的段落;有兴趣的读者可根据提供的页数查看原文。

9月11日

吴德回忆道:“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吴德,2008:177)。

9月12日

(1)叶剑英和汪东兴的第一次密谈。据武建华回忆,从9月12日到10月4日,叶剑英和汪东兴有过4次密谈商讨解决四人帮(武建华,2013:1)。9月12日上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第一次密谈:

“汪: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毛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看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改天再谈”(武建华,2013:2)。

(2)汪东兴和李鑫的谈话。武建华回忆道:“1976年9月12日和9月14日深夜,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看望汪东兴。他们一起谈到‘四人帮’近几天的活动: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9月10日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的问题;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等等。李鑫还说:‘我在钓鱼台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伙人在钓鱼台经常聚会碰头,每次开政治局会议前,他们都先开小会,讨论对策。现在主席不在,他们肯定会造反夺权。我们要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东兴说:‘我们对“四人帮”的了解和分析,很多想法是一样的。你同我谈的情况,提的意见很重要,你找个时间去华国锋同志那里,把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和意见同他谈谈,主席遗体在,我不好离开大会堂,让他对“四人帮”的这些情况有个了解,对“四人帮”的处置意见请他下决心。’”(武建华,2013:1)。

9月13日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同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吴德,2008:178)。“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探讨如何对付‘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机警地打开收音机,在广播声的掩盖下,同李先念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薛冶生,1987:345)。

9月14日

“李鑫于9月14日晚去了东交民巷华国锋家,和华国锋谈了‘四人帮’在钓鱼台频繁活动的情况和最近的动向,并代表汪东兴提了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当天夜里,李鑫又到大会堂福建厅汪东兴那里,他说:我把我们两个人对‘四人帮’的看法和处置意见,都对华国锋讲了,他听进去了。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武建华,2013:1)。

9月15日

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第二次密谈。在这次密谈中,“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作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做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

叶:他们背离党中央,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建华,2013:2-3)。

9月26日或27日

吴德回忆道:“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全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中是没有力量的……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和李先念都对我说过,通过这次商量后,华国锋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吴德,2008:178-180)。

9月30日

吴德主持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庆祝国庆的会议。会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吴德,2008:180-181)。

10月2日

(1)下午,叶剑英与汪东兴进行了第三次密谈。“1976年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元帅按照预约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

叶: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汪东兴庄重地说:叶帅,你是我们党内以深思熟虑、多谋善断而著称的领导人,由你和华国锋同志一起领导,团结政治局大多数委员,我看优势会在我们方面。

叶帅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

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太阳已经落山,汪东兴对叶帅说:叶帅,消消气。今晚请你尝尝我们家里的饭菜。

叶帅很高兴地和汪东兴一起进了晚餐。

叶帅严肃庄重地说:好!就这样说定了。我现在就去华国锋那里同他谈,具体问题由你今晚去华国锋那里谈。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尽量做到知密范围小,但也不排除出点小的乱子。

汪东兴说:肯定有风险,但力争不出乱子。

叶帅临出门时叮嘱说:事实摆在眼前,逼着我们要加速进程,不能失掉良机。4日下午我再来,不要打电话,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不要惊动了他们。

汪东兴说:我明白。”(武建华,2013:3-4)。

(2)10月2日晚,汪东兴开始制定抓捕江派的行动方案。“1976年10月2日晚,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已经是7点多钟了。他在办公室来回踱步,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李鑫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我们三人到场之后,东兴同志就直截了当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画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我回来后,咱们继续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武建华,2013:5)。

(3)10月2日晚,华国锋先与叶剑英密谈,再与汪东兴密谈。“按照叶帅的交代,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副主席在东交民巷的住地。

在华国锋副主席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想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华国锋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形势逼人,争取在一周内解决怎么样?你尽快准备,但也不要过急,没有准备好,不能动手。

汪东兴表示同意:我争取一周内作好准备,没有把握的仗,绝对不能打。明天我把方案拿出来咱们再定。

华国锋说:你制订方案时,还要考虑到困难和阻力,而且时间紧迫。

汪东兴说:时间是很紧了,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中南海,在江青家里谈了很久。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前头。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见面,不打电话了”(武建华,2013:4-5)。

这里的时间顺序值得注意。武建华强调:“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要汪东兴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汪要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与他一道谋划”(武建华,2013:5)。但是,从武建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0月2日,汪东兴在晚上7时就开始制定抓捕江派的实施方案了,然后在晚上9时去华国锋处密谈并得到华的授权。也就是说,汪东兴在未得到华国锋授权之前就开始制定抓捕江派的实施方案了。

10月3日

(1)汪东兴完成制定行动方案。“10月3日凌晨3时,李鑫、武健华在汪东兴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我们商量的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东兴同志和我们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期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武建华,2013:5-6)。

(2)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谈话。武建华回忆道:“1976年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东交民巷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汇报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副主席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定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准备时间是否由十天缩短为六天,我们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武建华,2013:6)。

(3)华国锋和吴德的谈话。吴德回忆道:“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吴德,2008:182)。吴德后来说,“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吴德,2008:184)。

10月4日

(1)上午:汪东兴的活动。“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武健华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武建华,2013:6)。

(2)下午:汪东兴和叶剑英第四次密谈。“1976年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作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指示,他强调说:‘叶帅讲的,都是从我党历史上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武建华,2013:6)。

(3)下午:华国锋,吴德和汪东兴的活动和谈话。吴德回忆道:“10月3日,4日,我与华国锋及时交换各种意见,我们把所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华国锋要求一定保持首都的稳定……。

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我们听了汪东兴的具体行动方案,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的措施。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吴德,2008:185-186)。

据武建华的回忆,这次活动发生在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武建华,2013:7),与吴德说的时间相矛盾。这里以吴德的回忆为准。这类矛盾不影响史实的真实性和下文的分析和讨论。

(4)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密谈。据叶永烈记述:“汪东兴说:……逮捕“四人帮”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时至5日凌晨三时,华国锋来我家,与我反复讨论后,由华国锋批准的”(叶永烈,2009:33)。

10月5日

(1)上午至下午: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的密谈。据叶永烈记述,“汪东兴说:……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只身来到华国锋的中南海的秘密住处,向他汇报了这次行动的人选名单和具体部署,吃罢午饭,稍作休息,我和华国锋便分别乘车驶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号楼叶帅家,最后共同研究行动方案,以便取得统一认识。

为了避人耳目,华国锋驱车来到北京医院,在院子转了一圈,又从后门出来,直奔城外……。

叶帅入座后,问华国锋:‘你来这里别人知道吗?’

华国锋说:‘叶帅放心,我是秘密行动,绕道而来。’……

这样,5日下午四时,华国锋和我带着行动方案,一起上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家,与叶帅反复讨论后,三人作出决定明天(6日)晚上八点就动手”(叶永烈,2009:34)。

另据薛冶生记述:“十月初的一个夜晚,叶剑英与华国锋等同志在玉泉山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大计。这是一次非常特殊的,绝对秘密的商谈,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了‘以快打慢’的方针和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薛冶生,1987:345)。

叶永烈和薛冶生的叙述值得简短地讨论一下。有些学者和当事人的后人强调,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从没有同时在一起过。比如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韩刚,2013:50)。(武建华的回忆也没有提到这次活动。)这与叶永烈和薛冶生的叙述相矛盾。但叶永烈强调他引用的是汪东兴的原话(叶永烈,2009:33)。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薛冶生的叙述来确定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是否同时在一起待过。薛冶生叙述中所提到的“等同志”是谁呢?。叶选基在2011年写道:“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叶选基,2011)。这样,从上面薛冶生和叶选基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确定,薛冶生所说的“等同志”一定是汪东兴。也就是说,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此期间曾在一起开过会。

(2)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检查地下工程。“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此后,汪东兴、武健华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讯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几种应急的预案”(武建华,2013:7)。

10月6日

(1)军事部署。据毛毛记述,为了10月6日的行动,“叶帅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毛毛,2000:520)。

(2)北京戒严。“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吴德,2008:184)。

(3)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武建华回忆道:“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武建华,2013:8)。

晚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晚7点20分,叶剑英到达怀仁堂;7点40分,华国锋到达怀仁堂。7点55分,王洪文被抓捕。7点58分,张春桥被抓捕(武建华,2013:9-11)。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在被抓捕时说,“想不到你们这样快!”。武建华认为这句话“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武建华,2013:10)。

(4)军事接管宣传和新闻机关。“当晚华国锋通知中联部部长耿飚到怀仁堂接受任务……。耿飚到怀仁堂后,华国锋,叶剑英指示他立刻接管由姚文元等人领导,控制的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新闻机关,夺回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吴德,2008:187)。

(5)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当选党中央主席。“晚上10点政治局在叶剑英驻地玉泉山9号楼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说:……。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武建华,2013:15-16)。这个建议被叶剑英婉拒。华国锋当选党中央主席(武建华,2013:16)。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吴德,2008:189)。

四、江派在1976年9月9日至10月6日的活动

9月9日

(1)9月9日凌晨2时在政治局讨论治丧问题会上,江青哭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武建华,2013:1)。

(2)9月9日凌晨。姚文元在怀仁堂布置宣传任务后,把鲁瑛留下来单独密谈。鲁瑛回忆道:“姚文元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你要有所准备,如果电话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

我听后心领神会,并为姚文元出谋划策说:‘毛主席逝世后,首先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小心些。’

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个大民兵哩!’”(叶永烈,2009:1324)。

9月10日

(1)王洪文在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武建华,2013:1)。

(2)“姚文元他们还动员不少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武建华,2013:1)。

9月16日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发表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这篇社论是姚文元亲自布置和审定修改的(平遥,2008:11)。

9月中旬(日期不详)

江青要毛的手稿,并拿走毛的两次谈话记录,被追回。汪东兴命令封存毛的文件。(武建华,2013:2;叶永烈,2009:1316-1317)。

9月19日

“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叶永烈,2009:1321)。

前文引用的武建华的回忆也谈到这一事件,但日期是在9月19日之前,议题是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江青建议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这次会议(武建华,2013:2)。

9月21日

据叶永烈记述,9月21日,王洪文在上海露面,“据说是为了落实毛泽东遗体的防腐保存问题,而暗中对‘基地‘的民兵布防作了部署。就在这一天,徐景贤出现在北京钓鱼台。据说是来开卫生部的会议的,而暗中与张春桥密谈。”(叶永烈,2009:1319)。

9月23日

(1)王洪文给王秀珍挂了长途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叶永烈,2009:1319-1320)。

(2)上海传达张春桥的谈话。据叶永烈记述,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给上海市委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其中第三,四点是:

“……三、我(即萧木,笔者注)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叶永烈,2009:1333-1334)。

9月28日

(1)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张春桥在9月28日派萧木到上海带去口信:“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叶永烈,2009:1320;毛毛,2000:516-517)。

(2)江青在北京清华大学。据叶永烈记述,“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来到苹果园……。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话里有话地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当人们给她拍照时,江青又借题发挥:‘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神秘地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叶永烈,2009:1328-1329)。

叶永烈引用一位友人的来信以证明江青的这次活动。但江青上面的带引号的谈话不是当事人的回忆,是叶永烈本人的叙述;叶永烈没有注明出处。薛冶生也提及以上的活动,只是没有注明日期和当事人江青(薛冶生,1987:345)。

9月29日

政治局开会。江派“大闹政治局,公开摊牌,进行‘逼宫’。在九月二十九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指江派,笔者注)大叫大嚷,要毛远新留在北京起草所谓‘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逼迫中央交出毛泽东主席的文件档案,交出中央领导权,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薛冶生,1987:345)。

10月1日

(1)“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本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但是,姚文元却在10月1日的综合报道中,给华国锋硬安上这句话”(叶永烈,2009:1328)。

(2)江青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讲话,攻击邓小平(叶永烈,2009:1330)。

10月2日

(1)王洪文照标准照。叶永烈写道:“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叶永烈,2009:1336)。1

(2)毛远新曾通知孙玉国把沈阳部队一个装甲师调往北京。叶剑英获悉后,立即去电,命令装甲师返回原地(叶永烈,2009:28,1330-1331)。

(3)华国锋删去“按既定方针办”及张春桥的反应。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审批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就把这些话统统删去。。。叶剑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张春桥虽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写上‘同意’两字,却加上了这么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叶永烈,2009,1328-1329)。

10月3日

(1)王洪文到北京平谷县讲话。王洪文自问自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打倒。”(叶永烈,2009,26;毛毛,2000:517)。此后,王洪文又说:“别人搞修正主义,我要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叶永烈,2009:27)。

(2)“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谈话—进行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反调查”(叶永烈,2009:1339)。

(3)吴德陪同江青去二七车辆厂与工人开座谈会(吴德,2008:182)。

10月4日

(1)上午,江青带着三十来人上北京景山上摘苹果(叶永烈,2009:1331)。

(2)10月4日苏振华给叶剑英打电话,报告上海民兵不正常集结(叶永烈,2009:28)。

(3)《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王忠人,2003:43)。

10月5日

“也就在10月5日,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叶永烈,2009:31)。

10月5日苏振华再给叶剑英打电话,报告上海民兵奉王洪文的手令闯入吴淞口炮台,叶剑英下令制止(叶永烈,2009:28)。

10月6日

(1)江青的活动。下午在中南海照相,后又到在景山公园拍完摘苹果的照片,然后回到中南海。江青吃过晚饭之后,便被抓捕(叶永烈,2009:1331-1132)。

(2)姚文元和张春桥的谈话。据叶永烈记述,姚文元下午前去钓鱼台看望张春桥。被捕后,姚文元在秦城监狱供述道:

“我问张春桥,你在这一段时候(间)和国锋同志相处,你觉得怎么样?

张说:‘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还说:‘我对国锋同志讲了,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

……

他还说,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

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对华主席还是要帮,这是大局。’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尽量帮吧。’

现在我认识到: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

问:张春桥还说些什么?

答:……后来我把那封信(引者注:指纪登奎的儿子的一封信,见后文)中的一句话告诉了张春桥,我说:‘我接到一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我没有告诉他名字(引者注:那封信中的“某某某”指的是张春桥)。他听了后,也没有什么反映……’”(叶永烈,2009:39-40)。

(3)姚文元接着回忆道:“我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里。我的情绪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那天晚上,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家的”(叶永烈,2009:46)。

姚文元离开家后就被抓捕了。

五、对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罪名的分析和讨论

以上罗列的江派的活动,都是当事人或作者作为江派罪行而发表的。虽然我怀疑其中一些史料的真实性,在本文中我假设它们都是真实的。我们现在就对这些所谓的罪行进行分析和讨论。在讨论前,我首先回顾一下毛去世后江派的处境和心态。这个回顾有助于理解江派在这一时期的言行。

(一)毛去世后,江派处境和心态

华派和江派都知道毛是江派的最大的支持者,毛去世后,江派失去了这个最大支持者,他们感到了压力和危机。另外,两派都知道,军队由华派一方掌握。我们可从两派的回忆找到根据。

关于毛对江派的支持和希望,吴德写道:“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2008:168)。

关于毛去世后,江派失去毛的支持和华派掌控军队,吴德写道:“。。。过去他们(指江派,笔者注)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我们还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中是没有力量的”(吴德,2008:179)。

江派也深知这一点。下面是姚文元在被捕后的供述:

“姚:好,今天交待我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的思想状况。

先从1976年7月下旬说起,新华社的解力夫转给我一封河南分社记者写给我的亲启信,并要求我把此信转给毛主席。这封信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问: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

姚:这位记者写信反映河南省委组织部一位负责人,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他时讲的一番话……。他还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说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之类的话……。纪登奎的儿子还对这个组织部长说:要他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毛主席逝世后,我的确有垮台的可能……。这封信就一直压下来了,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毛主席逝世那一天早晨,在中南海,我找了几个宣传单位负责人布置毛主席逝世后的宣传工作……谈完话后,我又单独把鲁瑛留下来,我对他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我想利用这种暗示的形式和他说我可能出事,但又不便讲明,也不能把那封信的内容告诉他……。

问:仅仅是纪登奎的儿子谈话内容的一封信,就使你那么震惊吗?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姚:没有这封信,我也会感到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要解决到自己头上了。但没有这封信,我不会对鲁瑛讲那番话”(叶永烈,2009:1337-1338)。

另外,据叶永烈记述,毛去世前王洪文也收到过一封类似的信,此信是许世友儿子写给北京朋友的:

“信中说:‘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民兵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他(即,王洪文,笔者注)不仅把信给毛远新看,而且还给张春桥看了”(叶永烈,2009:19-20,叶永烈原引自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出版社1993年版)。

王洪文在审讯中供认道:“我得到许世友儿子的信后,首先找到毛远新,把这封信给他看了。我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戊区全靠不住,真的要有人闹事,我们就被动了,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我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孙玉国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我点头表示同意,又担忧地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关键时刻还得靠民兵。’于是,我又找到北京民兵指挥部的马小六和张世忠,让他们连夜调集三千名武装民兵,秘密住进中南海东侧的中山公园里,待命行动。同时,我又向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和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通报了这个情况,指令他们派出大量便衣警察和巡逻车,对钓鱼台、中南海、人大会堂等几个重要场所进行重点守卫……”(叶永烈,2009:19)。

根据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概括:毛去世后,华派和江派都知道江派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江派感到了压力,且得到了军方可能要采取军事手段的信息并试图采取一些应变的,防卫的措施。

(二)王洪文在9月10日私自设办公室

毛去世后,中央工作分配没有明确规定。王洪文时任党的副主席,排名仅在华国锋之后,在中南海未经讨论就设办公室,属于利用制度不健全采取了对自己有利的行动,这不能说是非法行为。叶剑英判断得十分准确,“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武建华,2013:2)。

值得注意的是,王洪文这一举动是公开的。

(三)江派没有秘密跟踪或窃听华派的活动

据前文引用的史料,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在交往中都担心被江派秘密跟踪或监听,因此连电话都不敢打或频繁地更换住处。迄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江派暗地跟踪或监听了华派的活动。如果有的话,王洪文和姚文元在被捕后一定会交代出来,因为我们从前文引用他们的交代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审讯中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另外,那些执行跟踪和监听的当事人也会交代的。如果有这样的证据,官方一定早就将其作为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证而公布于众了。

(四)江派没有在10月中下旬武力夺权的计划

江青于9月28日在清华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王洪文10月2日照标准照,10月4日上海民兵的集结和《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王洪文在10月5日说“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这些事件给人们这样的印象:江派在10月7,8,9日或10月中下旬有夺权的重大行动,很可能是秘密的,非法的,或是带有武力的夺权行动。

华派也认为江派有一个在10月中下旬阴谋篡党夺权的计划。具体地说,华派认为江派有一个在10月中下旬用武力抓捕华派的秘密计划,所以华派要赶在江派之前采取行动。比如,王洪文在被捕时说“想不到你们这样快!”,武建华认为这句话“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武建华,2013:10)。吴德也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不点名地称华国锋是修正主义的头子,更表明了‘四人帮’已决意将华国锋等人打倒,是他们开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行动的信号”(吴德,2008:176-177)。

江派没有在10月中下旬“阴谋篡党夺权”的具体计划。如果有,王洪文和姚文元在被捕后的审讯中一定会交代出来。另外,我们从华派的活动中可以看出,如果用武力将对方抓捕,会涉及到许多执行人员。即使王洪文和姚文元不交代,被捕的执行人员也会交代出来的。如果王洪文和姚文元或其他执行人员交代出了江派在10月中下旬“阴谋篡党夺权”的具体计划,官方一定会早就将其作为江派的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证公布于众了(就象官方公布《571工程纪要》作为林彪密谋政变的罪证)。但是在所有的已公开发表的回忆和文献中,我们都没有看到江派这样的计划。而且我们可以预言,将来也不会有,因为如果有,官方早就会公布了。因而我们可以确定江派没有这样的计划。下面的分析都从不同角度支持这一判断。

那么,该如何解释王洪文在被捕时说“想不到你们这样快!”呢?一个比武建华的解释更合理的解释是,王洪文在毛去世前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的信,知道军方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但他没想到这样快:在毛去世后28天后就动手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青的讲话,王洪文照相,《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都是公开的。

(五)江派没有伪造毛的遗嘱“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下称《毛》文)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10月4日《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下称《永》文)。华派称,在《毛》文中,姚文元伪造毛的遗嘱,《永》文则是江派要阴谋篡党夺权的信号。

在这里我仅对《毛》文和《永》文做简单的回顾,因为史料已清楚地表明,姚文元没有伪造毛的遗嘱,《永》文的撰写与江派任何的主要人物都没有任何关系。详细分析和记述请见平遥2008年在《党史博览》发表的文章和王忠人2003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

平遥2008年的文章指出,“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文的一位作者在写作时提议加上的,并在当时官方出版的《内部参考》找到这句话的出处,它是由会议记录者笔误造成的。《毛》文“只有一处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说是‘毛主席嘱咐’,未说‘临终嘱咐’;《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三次引用了‘按既定方针办’,称之为毛泽东的‘嘱咐、’谆谆嘱咐,也不见‘临终嘱咐’之类的词汇。伪造‘临终嘱咐’从何说起?”(平遥,2008:14)。

王忠人2003年的文章指出,姚文元和“梁效”的负责人迟群都没有参与《永》文的写作,甚至连看都没看过,是《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主动组织写的。王忠人写道:“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王忠人,2003:47)。

姚文元在审讯的交代中解释了他为何要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姚文元: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引者注:指‘按既定方针办’)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审讯员:‘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

姚文元: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注:《姚文元案卷》,‘审讯笔录’,第81卷5页。)”(叶永烈,2009:1326)。

“按既定方针办”的另一出处是,张春桥称是毛去世前独自对他说的,张春桥对王洪文和姚文元都说过此事(叶永烈,2009:1327-1328)。如果华派称这是张春桥伪造的,华派(而不是张春桥)要提供证据。

对这一点的疑问对本文的分析和讨论没有影响;两个出处,无论哪一个是真的都不能说江派伪造了毛的遗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江派并没有伪造毛的遗嘱,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也不是江派“阴谋篡党夺权”计划的一部分,只是江派自我防卫的一个手段。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两篇文章都是公开发表的。

(六)上海发枪和暴动

上海给民兵发枪,孙玉国调装甲师进京,张春桥的弟弟去坦克师活动,上海策划暴动,张春桥让萧木给上海市委的口信,给人一种江派要用武力夺权的印象。通过王洪文和上海市委人员被捕后的交代,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象华派所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武力夺权活动,而是准备自卫和最后对华派军事行动的反抗。

首先,常识告诉我们,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集中在北京,而不在上海。

张春桥在给上海市委的口信中说:“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叶永烈,2009:1320)。这句话本身也证明张春桥旨在防御而不是进攻:如果有人搞江派搞成了的话,你们就要打仗或暴动。另外,上海市委在得知江青等被捕的消息后,准备发出的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叶永烈,2009:1355)。这些口号也反映上海暴动是被动的,自卫的。

最后,江派和华派都清楚,以民兵向军队发动进攻或抵抗军队的攻击都是以卵击石。比如,吴德写道:“徐景贤,王秀珍开始上海武装叛乱……。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们不敢以卵击石,被迫取消了叛乱活动”(吴德,2008:189)。

以上的分析和常识告诉我们,上海暴动不是江派“阴谋篡党夺权”计划的一部分,那只是无奈的防卫。用叶剑英侄子叶选基的话说是“负隅顽抗”(叶选基,2011)。

退一步讲,即使上海暴动是非法的和暴力的,华派也失去了对其指责的资格了;因为华派已经违反程序,动用国家武装力量在先,秘密地抓捕了包括党内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和前主席夫人等江派的主要人物。

(七)江青试图控制毛的文件

毛去世后,他的文件由谁来管理,没有明文规定(见张玉凤所写的材料,叶永烈,2009:1316)。江青试图以夫人的身份控制毛的文件最多只能说是想利用制度不健全而获取对毛的文件的控制权,不能说是非法行为(因为还没有相关的法)。值得注意到是,江青的活动是公开的,华派是知道的。

(八)江派没有做的事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江派没有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史料显示,从9月9日到10月6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一起开过会。记载的只有张春桥两次去江青的住处及姚文元和张春桥在10月6日晚被捕前的谈话。华派知道张春桥两次去江青家(武建华,2013:4),显然那不是秘密的。而且,没有任何史料表明江青与张春桥的两次谈话涉及任何秘密的武力夺权计划。最后,江派在政治局会上的言行都是公开的。

六、对华派活动的分析和讨论:为什么说抓捕江派是非法的阴谋篡党夺权活动

第一,从前文所罗列的华派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华派的所有活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原因十分清简单:他们知道其活动是违反组织程序的,也就是非法的,如果被发现或失败,是要被定罪或处决的。

第二,华派的活动是带有武力的,并动用了国家的武装力量。

第三,华派用毛对江派的批评作为抓捕江派的依据是不能成立的。在谈到毛对江派的批评时,吴德回忆道:“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吴德,2008:171)。第一,毛明确说了,问题不大。第二,当时毛的指示都被当作命令。如果毛说的“解决”是把江派抓起来,华派可光明正大地将江派逮捕,没有必要秘密地策划和执行对江派的抓捕。显然,华派知道毛对江派的批评不能成为抓捕江派的理由。

第四,抓捕江派与江派在文革中的言行无关。有些读者可能认为,即使江派没有篡党夺权,就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也该被抓。

江派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能成为其被抓捕的理由是,第一,华国锋在抓捕江派时仅指控其“阴谋篡党夺权”并没有指控其在文革中的言行。第二,10月6日以后,华派明确表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巩固和发展文革的成果。例如,就在抓捕江派后的16天,即10月22日,北京召开百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吴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其讲稿“是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的”(吴德,2008:190)。在讲话中,吴德说: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后,在抓捕江派之后,华国锋曾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提倡和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第五,华派在9月26日或27日华国锋与吴德和李先念谈话后的任何一项与抓捕江派有关的活动都是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次谈话标明,华国锋考虑了用合法的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和非法抓捕的两种方式来阻止江派争当党主席或解除江派的职务。权衡之后,华对合法的开会方式没有取胜的把握,才决定采取动用武力抓捕的方式。也就是说,华派清楚地意识并预测到了如果根据党纪和程序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选举新的中央主席,江青当选的可能大于华派当选的可能;因此,华派决定采取了不合程序的或非法的方式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秘密地策划和实施抓捕江派的行动方案。抓捕成功后,华派马上开始了选举党中央主席的程序,华国锋当选新的党中央主席。用“阴谋篡党夺权”来形容华派的上述活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七、对比两派活动

第一,华派的活动都是秘密的,而江派的活动基本都是公开的。

第二,在动用武力上,华派是先发制人并且动用的是国家武装力量;江派则是被动的防御且只能依靠民兵。

第三,华派精心策划和实施了秘密抓捕江派的行动方案;江派没有从事类似的活动,也没有一个类似的行动方案。

第四,华派的行动目标十分明确,具体,即,抓捕江派;江派则没有统一的策略。比如,江青想当主席,可张春桥对将来的打算是集体领导。

第五,江派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抓捕的。当华国锋已秘密开始抓捕江派行动时,张春桥和姚文元还在讨论如何在工作中与华国锋更好地合作。

八、分析和总结

在本文所引用的指控江派和赞颂华派的文献中我们没有找到江派阴谋篡党夺权的任何史实,却列出了华派阴谋篡党夺权的证据。

最后我们用理论和常识对两派的活动进行简短的分析和总结。前文所引述的史实标明毛去世后的主要相关事实是:(1)江派失去了毛这个最大的支持或后盾,党内派别平衡向对华派有利的方向倾斜,(见前文引述汪东兴10月2日与叶剑英的谈话和9月26日或27日吴德与华国锋和李先念的谈话),(2)华派掌控军队,江派在军队中没有力量,江派以武力对抗华派无疑是以卵击石(见前文引述吴德的谈话和王洪文和姚文元的供述),(3)江派掌控宣传机构,(4)如果通过程序以开会的方式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的话,江派当选的机会要大于华派。以上四点在博弈论中被称为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也就是说,华派和江派都清楚以上四点,也都知道对方知道这四点。华派和江派都知道对方会根据以上四点设计的自己最佳策略,而且双方都清楚己方和对方的最佳策略。

我们先来看华派。华派知道军队在自己手中而不在江派手中,如果江派争当党的主席的话,只有用宣传和开中央全会的方法(比如前文所引的江青要毛远新留在北京的一个理由就是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公告)并且有很大的胜算。因此,自己最佳方式只能是违反程序,动用武力将对方抓捕,这就意味着华派的活动一定是地下的秘密活动。

其实华派完全清楚自己的行动是不合程序或非法的。例如,在行动中,他们多次强调秘密的重要性,泄密是要杀头的。事成之后,他们用“粉碎”,“解决”,或“非常手段”等模糊的语言来掩盖其违反合程序和动用武力的实质。

我们再看江派。江派知道军队不在自己手中而在对手中,如果江派争当党的主席的话,只有用宣传和开中央全会的方法且有很大的胜算,因而只能是公开的;而对手(华派)的最佳手段只能是动用武力。也就是说,江派既没有动用武力的能力和资源,也没有动用武力的必要。最后,江派虽对华派的军事行动有所防范,但无力阻止华派的活动,也没有料到华派在毛去世后28天就采取了行动。

我们从前文引述的史实可以看到,两派都自觉不自觉地是按照以上理论推演而行动的。也就是说,华派采取秘密的,动用武力的方式和江派采取公开的,符合程序的方式不是偶然的。我们从常识中也能推演出这个结论。

本文无意为文革翻案或指责任何一派,仅试图还原历史真相并揭示历史的复杂性。解除江派的职务或阻止江派垄断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无疑利国利民,使尽早结束文革,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成为可能,但方式是不合程序的。如果说,解除江派的职务是人民的意愿,是正义的,是人民的胜利;那么这个胜利为什么不能通过公开的,合乎程序的,和平的方式来取得呢?为什么一定要用秘密的,违反程序,动用武力的,你死我活的方式来取得呢?可见当时政治体制不仅残酷而且荒诞。

参考文献:

韩刚,2013,‘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同舟共进》2003年第5期:48-55。

平遥,2008,‘“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历史真相’,《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11-14。

毛毛,2000,《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吴德,2008,《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武建华,2013,“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51(2):1-18。

王忠人,2003,‘《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43-47。

薛冶生,1987,《叶剑英光辉的一生》。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叶选基,2011,‘叶帅与粉碎“四人帮”,’《南方周末》2011年10月1日。(2013年10月21日下载于:http://www.cnd.org/cr/ZK12/cr871.gb.html。)

叶永烈,2009,《四人帮兴亡》。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章含之,200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上海:文汇出版社。

1、叶永烈没有注明“风闻”的日期;但注明了王洪文拍标准照是在10月2日;所以我把这两条放在一起了(见叶永烈,2009:24,1336)。另外,毛毛和薛冶生都提及了这两个事件(毛毛,2000:517;薛冶生,1987:345)。

2、叶永烈虽用了引号,但没有注明出处。

相关链接:对《回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阴谋篡党夺权而不是四人帮》一文的几点补充


#2

我认为这篇文章分析的在理。只不过有些事不明白,在此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同志。刘邓两人跟华国锋集团是什么关系呢?华派后来是如何演变为以邓为首的走资派集团了呢?华派和江派四人帮的政治立场如何?如果华派篡权失败换成江派上台未来会怎样?改开还会发生吗?


#3

华派也是走资派,和刘邓之间的矛盾充其量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参考论坛“改开先驱华国锋”一文。
华派倒台是因为华的权力合法性基本上来源于断章取义的毛主席指示,而“两个凡是”的方针不符合走资派清算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江派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上台了国家会沿着文革时期的路线继续。


#4

当时军队中支持江派的有多少?感觉当时江派非常被动啊,和修正主义夺权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


#5

我看网上文章说华国锋当时得到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吴德、卫戍区司令吴忠,和长期担任中央军委领导人、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四人的支持,已经牢牢掌握了北京中央军权,而江派当时只能够调动数万个上海民兵,数万民兵抵抗百万正规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6

这篇文章可能对文革后期革命派的力量有所低估,转发一下一位马列毛主义者的一段话:

一举之后和揭批查中被整肃出中央委员会的60余名十届正式中委中,就有老红军陈士渠以及南京军区的丁盛,海军的王宏坤、空军的马宁、傅传作,第二炮兵的张翼翔,总后的张池明、以及各地军政首脑刘贤权、冼恒汉、王淮湘、宋佩璋、鲁瑞林等等。再加上各地工人领袖夏邦银、唐忠富、罗锡康、华林森、潘世告、唐岐山等等,这叫“没力量”?
更正一下,张池明WG后期是管炮兵的。
WG后期还出现了陶鲁茄、乔冠华、贾启允等向WG派靠拢的动向,如果“根本就没力量”,他们莫非是闲得蛋疼。
实际上从十届中委一级来看,在WG派老干部中军界人士恰恰占了很大的比例。
浙江的罗毅、辽宁的杨春甫、文化部的袁水拍,乃至上将张宗逊等都是复出老干部靠拢WG路线的例子。


#7

当然,总的来看文革路线的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很有限的一个少数,对干部和群众的改造还远未完成。(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