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参考】大跃进后期的民主补课运动

毛时代

#1

“大跃进”后期江苏农村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夏林
(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1960 年底到1961 年初,与整风整社运动相结合,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河南省信阳地区,终而推向全国,毛泽东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江苏在该省具有“大跃进”重要转折意义的三届十三次会议上,传达、部署了当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并在会后开展了该运动。运动在不少省份造成严重后果,江苏省同样如此,只是程度相对较轻。由于民主革命补课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从而成为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


1960 年冬至1961 年春,全国各地均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误判,河南省信阳地区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整风运动,这一经验被推广到全国。于是,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普遍进行了一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江苏在该省具有“大跃进”重要转折意义的三届十三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思想,部署并开展了该运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造成严重后果,成为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

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直接起源于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定性。

1959 年10 月至1960 年4 月,河南信阳由于高估产,高征购,反瞒产私分导致饿死100 万人。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形容该地区的光山县: “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1]。而基层干部为了避免右倾帽子竟不惜使用暴力来严格控制人口外流、上访以及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偷杀猪、羊、牛的人,是为“信阳事件”[2]。

由于从县委、地委到省委的隐瞒,这场严重的灾难直到中共中央派遣调查组调查了3 个月才被彻底揭露出来。1960 年10 月26 日,调查组的调查材料终于到了毛泽东手里。

“信阳事件”给予毛泽东很大震动,使他不得不去思考这种事件出现的原因,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个判断就体现在11 月15 日他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所写的批语里。

批语认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 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地区。”在大不好形势的地区,“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3]

这里,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概念,既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那自然就需要“补
课”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概念并不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来的。早在1960 年3 月,宁夏汇报“中宁事件”的报告中即已提出: “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4]。所谓“中宁事件”是指1959 年冬到1960 年春在中宁全县范围内发生的因饥饿而死亡、浮肿和外逃的事件。

虽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或者不彻底的概念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形成一次普遍性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却是由他的这个批示引起的。

1960 年11 月3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对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做了规定。同时决定在“今年冬季,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展开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通过整风整社以纠正干部的一切不良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同时,“改造落后地方和社队,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农村党的组织”。

《紧急指示信》将各地方和社队分成三种类型:“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有遗留问题,或者在去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 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5]其中,第三类就是通常所说的三类社。

12 月22 日,信阳地委向河南省委并中共中央汇报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由于毛泽东将“信阳事件”定性为“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因此,信阳地区的整风整社运动普遍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

报告指出: “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其方法是: “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依靠工作队和贫雇农群众以及被打击陷害的好人,夺取领导权。”报告认为,“由于绝大部分原有的组织已经腐烂,所以必须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在各级各部门中建立领导小组,实行领导小组专政。”[6]

12 月24 日至1961 年1 月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整风整社问题。12 月31日,毛泽东对信阳的报告作了批示: “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7]也就是说,全国对三类社的整风运动都要以民主革命补课的形式开展,这就是所谓的“信阳经验”。中共中央于1961年1 月1 日将该报告批转给与会人员。

1 月20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的以上批示精神被整合进文件中,作为整风整社运动的指导意见下发全党。

《纪要》要求“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整顿三类社队。”值得注意的是,它缩小了民主革命补课的范
围,将三类社队的领导权分成三种情况,其中“有一部分是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的”。对这部分社队,“首要的一着是把领导权夺取回来”,并指出: “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实际是再来一次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补课,还有肃清封建残余的民主革命的补课。”[8]因此,“我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性质是敌我矛盾,应该按照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对待。”[9]估计“真正属于五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约为百分之三”[10]。

对三类社队的整顿,《纪要》指出: “主要依靠上面派去的工作团,经过深入群众,扎根串连,挑选一批真正贫农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同时吸收原有组织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参加,组成贫农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且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领导生产,安排生活。”[11]

这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被推向全国。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江苏省委于1960 年11 月19 日至12 月9 日召开了三届十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充分揭发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开启了江苏省政策调整的进程,成为该省“大跃进”运动的重要转折。期间,会议向下传达了毛泽东“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思想并研究了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问题。

11 月29 日,省委常务书记刘顺元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报告,报告总结了江苏省“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同时,第一次向下传达了毛泽东“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思想。报告分析造成江苏省严重局势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坏人当权、为非作歹。”[12]

刘顺元指出全省被“坏人”占据领导权的“政治落后队”还有很大一个数字,在这些地方,“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他说:“这些政治上落后的地区、落后的单位,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而是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分子、新恶霸、新反革命分子对人民群众的专政,那里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而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随后,他从理论高度论述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必要性。他的论证,由以下几个要点组成:

第一,承认省委对阶级斗争任务认识不足,批评一些干部阶级观念薄弱。他说:

“省委对于已经揭发出来的一些坏人坏事,虽然都严肃地作了处理,但是提高到阶级斗争和把两个革命坚决进行到底这个原则高度上来,大张旗鼓地处理,教育全党,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做得不够。”

“我们某些干部阶级斗争观念已经非常薄弱,他们认为‘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会有反革命
了’,‘公社化了,没有阶级斗争了’,‘资本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了,已变成了干部了’,‘地主富农入社了,成分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也差不多了’,等等。”

第二,指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在某些地区、某些单位和某些方面,阶级斗争也深入了。他说:

“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消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存在,阶级斗争就不会熄灭。阶级敌人在解除了真枪实弹以后,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糖衣炮弹和阴谋恶毒的手段,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以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

第三,指出要把坏人当权的问题,提到估计整个形势的高度来认识,要估计够。他说:“领导权是没有真空的,不论是思想上的领导权、政治上的领导权、经济上的领导权都没有真空。”

第四,因此,就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他说:“在今冬明春的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和各方面的整风运动中,一定要把组织搞纯,把社会镇反和内部肃反以及改造政治落后地区的工作搞深搞透。既要继续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深入社会主义革命; 又要与封建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作斗争,彻底完成民主革命。”[13]

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干部们普遍认为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党内出现的违法乱纪行为,才能理解所谓“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的思想。淮阴市有人指出: “过去是我们缺乏阶级分析,对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分析。”[14]一旦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那么就会“认识到目前农村中部分三类地区确实存在封建势力,不仅社会上有些地主残余分子还在兴风作浪,而且我们党内有少数蜕化变质的干部成了新的封建势力的代表。”[15]建湖县也有人指出: “过去我们对干部中的一些严重的违法乱纪错误,老是当作思想认识问题”,而“这些问题,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在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借尸还魂。”[16]由此,刘顺元的报告就从思想上为江苏省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做好了准备。

江苏省委的这次会议还对该省的整风整社运动做了整体部署,并在1961 年1 月25 日,召开电话会议对之具体部署。

省委指出通过整风整社运动要达到几个要求,其中之一是: “纯洁公社各级领导机构,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处理坏人坏事,清洗混入我们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加强和健全各级组织的领导核心; 继续完成改造落后社、队的工作。”

按照江苏省委的部署,整风整社运动要分别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省委召开有地、市、县委书记和省级机关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 以县为单位,召开包括县、公社、大队、小队的四级干部会议; 县四级干部会议以后,即在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中全面进行贯彻。

运动到了农村之后,大体上安排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传达中央《紧急指示信》、检查贯彻政策;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坏人坏事; 建设人民公社的各项制度为重点。其中,第二段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鸣放、揭发,对重点人物进行批评和斗争,把错误的思想作风搞臭,把错误事实核对清楚。”“根据犯错误性质、情节和本人对错误的态度,分别情况,进行处理。该处分的处分,该退赃的退赃。”“对组织成分不纯的进行适当的调整,保证贫农、下中农占绝对的优势”,同时,发展一批“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培养与提拔干部”。

江苏省委十分注意防止整风整社搞过了头,因此一再指出: 要“把运动搞深搞透,但是又要注意保护各级干部的积极性”,“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不要一般化”,对于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必须贯彻‘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原则,把处分的面大体上控制在百分之三以内”。[17]

1961 年1 月25 日,江苏省委专门召开电话会议,对运动到了社队以后的要求和做法作了具体部署。省委要求首先“判明情况,集中主要力量,整顿三类社队”。对三类社队的整顿强调狠、准、稳,“所谓‘狠’,就是领导态度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进行,把坏分子彻底地揭发出来,彻底地孤立出来,彻底地清洗出去。所谓‘准’,就是领导上头脑清醒,在情况充分暴露的基础上,分清矛盾的性质,分清主犯和从犯,首先打击首恶分子。所谓‘稳’,就是先夺回领导权,再组织专案小组,认真核实材料,然后分别处理,不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

省委特别强调要把运动“搞深一些,搞全一些”。搞深一些的标志是: “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全部得到解决”; “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和提高”; “纯结了干部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 “群众真正满意,情绪高,干劲足”; “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面貌”。搞全一些,强调了三个方面:“既要彻底反掉‘五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又要彻底纯洁组织,解决敌我矛盾”; “在抓整风整社的同时,要抓生产、生活和年终分配”; “各行各业,各级干部,都要无例外地参加整风运动”。[18]

按照省委部署,整风整社运动在1961 年1 月底进入社队层面,3 月初大部分社队都已全面开展。由于春耕开始,运动加速进行,同时也被生产备耕冲淡。从三类社队的整风中,可以了解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开展情况,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

1961 年1 月底,各县( 市) 都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一般都比较彻底地揭开了盖子,比较深透地反了县( 市) 社两级的‘五风’,初步揭发了坏人坏事”[19],整风整社到了社队层面。

全省的整风整社运动是分两批进行的。大部分县( 市) 计划一批完成,小部分县( 市) 计划分两批,前后交叉进行。淮阴专区除淮安、沭阳等大县计划分两批进行外,其余小县均一批全面展开。[20]南京市下属江宁、六合、江浦三县除试点公社外,其余48个公社( 直属农场) 计划分两批开展,每批各24 个社( 场) 。南通专区打算分两批展开,“先搞问题严重的公社,后搞问题不太严重的公社”。[21]

1961 年3 月初,全省第一批开展的1324 个公社,90%正处于退赔兑现阶段,10%左右已进入组织建设阶段; 第二批开展的223 个公社,运动刚深入到社队。在第一批开展的公社中, 15% 左右的社队运动没有搞好。这些社队都是三类社队,或者被当做一、二类社队; 或者派去的工作组“继续受了坏分子的蒙蔽”; 或者问题比较严重,社队主要领导干部“不能自觉革命”,派去的工作组“方法不对头,没有发动群众”,因而,“盖子没有揭透,五风反得不彻底。”

由于春耕开始,工作重心需要转移到生产备耕上,省委调整了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要求“对三
类社队,领导权还没有夺回来的,立即把领导权夺回来”,利用生产间隙,对撤下来的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和处理。认为90%以上是好干部和基本上是好干部,可以不排,“重点排清糊涂人、死官僚、蜕化变质分子和地富反坏分子”,“对前两种人只排社队主要干部( 公社正副书记、正副社长,大小队支部书记、大小队长) ,后两种人全面排,有多少排多少,有多少清洗多少。”[22]

根据省委三届十三次会议上的统计,全省三类社有322 个,占公社总数20. 8%; 三类大队3656 个,占大队总数15. 3%。[23]各县( 市) 四级干部会议后,根据各地委的初步排队,全省被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三类社有102 个,占公社总数的7. 6%; 三类大队有2509 个,占大队总数的10. 7%。[24]其中,据8 个专区( 市) 的初步排队,县、社、大队三级领导骨干20581 人,蜕化变质分子占2. 6%,地富反坏分子占0. 9%。[25]

对这些被篡夺了领导权的三类社就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夺回领导权。那么,各地是怎样改造这些三类社队的呢?

建湖县天美公社嵩崙大队原本是鱼米之乡,生活较为富裕。但是,“近一、二年来,这里为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进行阶级报复,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前支书朱正桂为首的一些干部“贪污盗窃,敲诈勒索,强奸妇女,吃喝玩乐,复田倒租,打击贫雇农”,于是,“生产一落千丈”,“民不聊生”。由此可见,“改造政治落后队是一场复杂的、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要搞好整队工作,首先就要“充分发动群众,迅速夺回领导权。”

第一步,通过扎根串连,发展和培养积极分子,建立骨干队伍; 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抓生活,宣传整风,使群众向工作组靠拢,从而“基本上就摸清了这个大队的底细,掌握了重点人物的材料,明确了性质”。

第二步,发动群众批斗大队干部,夺取领导权。首先,成立整队组织,“执掌整队、生产、生活大权,大小事儿都要通过它,犹如当年‘农会’一般”。然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发动群众,交代政策,“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 预分工资兑现以“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明确了斗争的目的”; 张贴大字报等等。最后召开全大队社员大队,批斗大队干部。

第三步,组织建设,由下而上选举干部。“树立了以贫、下中农占绝对优势的领导权”,“现有四十七个大小队干部,其中贫农三十二人,下中农十一人,中农四人,大队领导层百分之八十是贫、下中农。”

通过改造,“揭发出以大队支书朱正桂等人为首的贪污集团”。该队原有45 个大小队干部中受处分的有12 人( 捕办7 人,管制2 人,监督生产2人,撤职2 人) ,落选的有22 人。[26]

盐城县南洋公社1959 年获得空前丰收,经济面貌迅速改变。但是,由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谢宗林是“一个典型的蜕化变质分子”,在他的“错误领导”下,“社、队烂掉大批干部,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地委、县委工作组“就要从根挖起,首先解决公社领导层的问题”。

第一步,揭开公社盖子,先斗公社干部。工作组一面“培养、扩大积极分子队伍,准备斗争”; 一面报告地委、县委。由县委书记处书记亲自坐镇指挥,“向群众表示坚决支持鸣放,督促谢宗林等坦白交代”。接着,召开公社党委常委会,“对谢宗林等进行重点帮助,促其主动下楼,自觉交代问题”,经过一番斗争,撤掉了谢宗林的职务,于是,“公社党委中贪污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纷纷坦白认错”。

第二步,充分发动群众鸣放,“对全体干部进行层层排队摸底”; 开展批判斗争,“把坏人斗倒,把坏事反透”。工作组扎根串连,解决当时生产、生活上的突出问题,让群众向工作组靠拢。同时,宣传政策,教育发动群众,大鸣大放,从而“摸清了干部的社会出身,本人成份、政治历史、经济收支、思想作风、经管财物、社交关系以及思想动态等基本情况”。然后,发动群众开展批判斗争。

第三步,“处理坏分子,选举好干部”。选举时要“根据成分好,历史清白,办事公道,大公无私,群众信仰的条件,酝酿选拔干部”。

“这次运动,在社队干部中共查出阶级异己分子十七人,蜕化变质分子十九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十人。在公社二十个党委委员中,即有六个坏分子,十八个大队书记中即有九个坏分子。”[27]

高邮县汤庄公社本是“鱼米之乡”,但是公社化以后,粮食连年减产、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生产工具不断减少,人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全社“二年来死亡了3353 人,死亡率占总人口的13%,劳动力下降了30% 以上”。省委工作组认定这是一个三类社,“解放以后,土改、镇反、肃反、合作化等历次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够彻底”,“阶级敌人便以混进来和拉出去的办法,大量的钻进了各级基层组织”,“全公社32 个大队,三类队就有23 个,25 个企事业单位,完全烂掉的就有11 个。”所以,工作组要首先夺回领导权。

第一步,通过调查研究,“迅速找到了社党委领导层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召开社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将社党委第一书记、副书记共4人停职检查。

第二步,“积极进行排队摸底,扎根串连,培养骨干,认真试点”,全面开展运动。先在县委四级干部会议上,对公社党委领导层的干部进行了“重点斗争”。1961 年1 月20 日以后,运动到队。由于“基本上已摸清了各大队、各单位的主要问题,基本上掌握了重点人的材料”,“并已培养了一批骨干”,所以“仅半个多月时间绝大多数三类大小队和落后单位的领导权,被夺回来了”,并发动群众开展了批斗。

第三步,民主评选。经过群众选举,“新提拔的干部387 人”中,“贫、下中农成分占95%以上”。同时,“结合进行整党、整团、普选、民兵、整组等工作”,“开始形成了一支强大的以党团员、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为核心的阶级队伍”。

运动列入重点斗争和重点批判的公社科以上干部14 人( 其中公社党委书记6 人,社长3 人,科长5人) ,大队干部52 人,小队干部50 人,分别占同级干部总数的35%、18. 1%、7. 4%。原已撤职的干部被列入重点复斗的大队干部29人,小队干部13人。对于所谓的“外部敌人”也进行了斗争,全社计有五类分子、惯偷650人,“着重对第三类中表现最坏的进行了重点斗争,计斗争74人,占第三类总数47%”。上述干部受到处分的公社科以上干部14人,其中五、六类分子4 人; 大小队干部79人,其中五、六类分子32人; 原撤职干部复斗受处分的23人,其中五、六类分子11人。同时,逮捕了“内外部敌人13 人”,其中干部7人,社员6人。[28]

这样大范围的斗争和批判严重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势,广大基层干部固然难辞其咎。“大跃进”中“五风”盛行,违法乱纪、打人骂人、腐化堕落、打压民主、独断专行等等现象相当常见,因而普遍的整顿干部作风是有必要的。但是,以民主革命补课的方式进行整风却是不必要的。因为“大跃进”的错误,关键不在基层干部身上,更不是所谓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而是在上层,在“左”的政策上。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干部,只是用一个错误纠正另一个错误而已,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却会“误伤”更多的基层干部。以汤庄公社被批斗的干部为例,被停职的社党委第一书记程伯钧认为“搞好生产,就是改变了落后面貌”。有的干部指责汤庄公社整风搞得“太左”、“违反政策”,认为“整风、生产不结合! 这个经验不可取”,“生产进度不快,整风再透也不算好。”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却被视为“错误观点和言论”受到批判,他们都被“投入群众斗争的烘炉”。[29]

“七千人大会”上很多地方干部对此颇为不满。他们认为这次整风整社的错误可以与1958 年至
1959 年公社化初期、1959 年下半年至1960 年上半年的错误相提并论,甚至更为严重。而整风整社错在以民主革命补课的方式开展三类社的整顿,即“没有抓住‘五风’这个关键问题,把文章做到纯洁组织的问题上去了”。湖南全省发现了32 个三类县,有人说: 湖南省“1960 年整社出的问题比前几年还要大,主要是把干部的积极性打掉了。”质问“信阳经验究竟是不是成功的经验? 要请创造人做个报告。”[30]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也检讨说: “1960 年冬,就减产和生活发生问题的原因,对天灾估计的高,对坏人挡道、基层组织不纯、五类分子掌权、民主革命不彻底,估计得过分。”[31]

江苏省1961 年的干部处理也存在扩大化的倾向,但是相对其它一些省份,程度较轻。据统计,1961 年,江苏省全年处分党员干部共计14848 人,而在1962 年只有6582 人,1963 年是7515 人。1961年处分党员干部人数比之后两年人数之和还多。其中,地富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共计1034 人,占各级受处分人数的6.96%。[32]

后来,由于中共中央逐步意识到造成困难局势的原因是在政策上,要紧的是调整政策。因此,经过不断的调查研究,于1961 年6 月出台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大幅度调整了农村政策。同时,吸取了这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教训,在《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案) 的指示》中,提出今后“各个社、队和干部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应该经过整风整社工作以后,实事求是地慎重地作出结论,不要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框子到处去套。”[33]要求“对于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实事求是地加以甄别”。[34]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对1958 年以来受处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这次民主革命补课中处理错了的干部和党员也逐步得到了平反。

但是,这次民主革命补课却成为在党内开展阶级斗争的先声。之前虽然有针对干部的农村“三
反”运动,但是如同刘顺元所说,并未“提高到阶级斗争和把两个革命坚决进行到底这个原则高度上来”,即没有将之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而民主革命补课则第一次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干部,明确指出这些干部是“新的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封建主义在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身上借尸还魂”,他们就是反革命。因此,民主革命补课的核心就是夺取领导权。对照后来一系列“左”的错误,可见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1][30][31]张素华: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版,第12 页、第176 页、第177 页。
[2]李锐: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炎黄春秋》2002 年第4 期。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9 册,1960 年1 月—1961 年12 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349-350页、第407 页。
[4]李树杰: 《谈“中宁事件”》,《宁夏文史资料》( 第21 辑) ,宁夏人民出版社,第110 页。
[5]《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1960 年11 月3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长期-0561。
[6]《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版,第419-430 页。
[8][9][10][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4 册, 1961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91 页、第92 页、第89 页。
[12][13][14][15]《省委在三届十三次全体会议( 扩大) 上的报告》( 1960 年11 月29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3011-永久-0207。
[16][20][21]《中共江苏省委三届第十三次全体会议( 扩大) 情况简报第三十二期》( 1960 年12 月2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短期-0807。
[17]《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意见》( 讨论稿)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短期-0808。
[18][19]《向华东局电话汇报稿( 第一次) 》( 1961 年1 月30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短期-0998。
[22][25]《当前农村整风整社的情况简报》( 1961 年3 月4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短期-0998。
[23]《中共江苏省委三届十三次全会( 扩大) 几项统计资料》,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长-0605。
[24]《向华东局电话汇报稿( 第一次) 》( 1961 年1 月30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短期-0998。
[26]《省委批转江阴县月城公社整风整社的经验和建湖县嵩崙大队改造三类队的经验》(1961 年1 月25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长期-0682。
[27]《中共江苏省委批转盐城地委关于南洋公社改造落后社队的情况报告》( 1961 年2月8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1-长期-0682。
[28][29]《改造汤庄公社的总结报告》,江苏省档案馆藏档:3010-短期-0893。
[32]《一九六三年历年受处分的统计分析与最后甄别统计》,江苏省档案馆藏档: 3010-长期-0176。
[33][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4 册, 1961 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383 页、第382 页。

#2

谢谢t34同志帮忙改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