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与“大包干”整合贴

改革开放
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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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skra同志的建议下将有关小岗村的文章整合为一个帖子,以便搜索。

目录

小岗村,看不懂的两个数据(2018-12-03)
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张冠李戴的照片(2018-03-23)
中国改革第一村:凤阳小岗村的凄凉现状(2015-07-15)
小岗村三十年吞吃补贴无数养活了谁?——小岗村真相:小农经济+输血打气?(2016-05-01)
今日小岗村:被圈地、被抛荒、被跑路(2015-02-16)
小岗村:扶不起的阿斗,走不通的绝路——捏造小岗假典型的人必将遗臭万年(2009-12-10)
万小岗为推行“大包干”造势撒谎(2015-07-16)
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流毒深远、必须彻查!(2009-10-20)
小岗人为何怀念万里?问问严宏昌吧(2015-07-23)
万小岗走了,皇帝的新衣还在(2015-07-23)

小岗村,看不懂的两个数据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8-12-03

没去过改革开放农村“大包干”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旁观者清,总能看得出一些门道。

我们是改革开放40年经历过来的人,不断听到小岗村,它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一讲改革开放就会讲到小岗村。后来听的少了,但改革开放40年,就不能不讲小岗村,看到的报道是小岗村村民又分红了。

大包干的典型为什么分红了呢?只有集体才分红啊?

原来小岗村又走到了改革的前面,把分掉的土地又集中起来了。当然,集中不是集体。可感觉是同一回事。

改革开放40年,大包干的典型小岗村又成了集体化、集中化的典型,让我们如何歌颂“大包干”的伟大功绩?这不是否定了“大包干”?

看了新华社的报道,知道“大包干”是改革,集中化也是改革,就不要计较谁对谁错。

新华社的文章《小岗,与时代同行——“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40年变迁的改革启示》:小岗村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可是总一种迷惑:“大包干”改革那么好,怎么就又改革了呢?不改革不行吗?并且让人感觉改革走了回头路,又集中化、集体化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大包干”改革?还能说“大包干”多么好吗?那么好,为什么又改革了?继续“大包干’不就得了,不是发展到上天了?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去读,但我对其中提到两个数据有疑问。

第一,文章中说:“包产到户明晰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包干’第二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人均收入是1978年的18倍”。

这里没有讲出具体的数字。看到2017年的数字,北大荒承包了小岗村的土地后,改造成水田种水稻,预期是亩产800斤,实产1000斤。那么1979年小岗村的旱田亩产多少?

我想,如果小岗村亩产500斤也不可能租给北大荒去产800斤。以亩产400斤计算,旱地就是高产。是以前的15倍,那么以前亩产只有26斤。就是按亩产500斤,亩产也只有33斤,按亩产1000斤计量,亩产也只有66斤。

不饿死才怪!

只能证明一点,小岗村的人太懒,并且不是一般的懒。这样的人饿死活该!

就是不是你的地,你也要种地吃饱饭啊?

这样的懒汉二流子也说得出口,也能标榜?

报道说:“40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让小岗村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上工像绵羊,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头,还是饿肚皮’”。

小岗村的人真懒,懒得让人恨,恨到牙痒痒。也许,只有日本鬼子用刺刀逼着他们,他们才干活。

毛泽东27年,中国粮食产量增长1.7倍,亩产在三四百斤,小岗村绝不是中国普遍现象,是一个坏典型,是一个懒汉典型。

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在造假。比如1958年,安徽也是浮夸风的典型,亩产万斤粮,一年的产量就是1979年的几十倍。

还有,1961年到1966年,安徽也搞过包产到户,年增粮食38%,小岗村亩产也不可能只有30来斤。

小岗,吹吧!

第二个数据:文中说:“改革开放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而小岗也从‘要饭村’变为富裕村,从当初100多人的生产队发展为4173名村民的全国十大名村;村民人均收入也从22元增长到去年的18106元”。

40年人口增长40多倍,你怎么吹也没人相信。100人,三人一户,30户,每户40年里生100多个小孩子?

小岗村是改革典型就不计划生育?

新华社记者同志,你不能再搞设计师的浮夸风!当年的凤阳就是浮夸风的典型,搞浮夸风的省委书记曾希圣被中央处理,文革后又被提拔了。

当然,“4173名村民”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要讲出实情。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可能是政府投资在小岗村建厂,比如北大荒公司集中了小岗村的土地,也会有人来种地,这些公司工厂的外来人都算进了小岗村的村民。

文章中也说,大包干后的20年,小岗村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直是一个贫困村,2003年后才试着办企业,也不成功。政府派了工作来扶贫,村里的道路,学校、和村民的房子都是政府投资建的。后来的企业也是扶贫项目。

也就是说,“大包干”并没有改变小岗村,地也没种好,被北大荒集团等又集体化了。

小岗村的分红是其他4000多人创造的,并不是小岗村“大包干”成果。小岗村民还是以讨饭为生,不过是高明了一点,因为成了改革典型,典型不能穷,不能倒,政府把小岗村养起来,把钱把粮送上了门。

“大包干”就这么让小岗村富裕起来了,可怎么想也觉得是一幕滑稽荒诞剧。

改革需要真理,要讲实话讲真话,这里的话可能有些偏激,但就是这篇报道没讲清楚让人生疑。希望新华社记者能够实话实说,不能讲真话,就不要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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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中张冠李戴的照片

作者:郭松民 发布时间:2018-3-23

小岗村,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知名度非常高。

2004年11月9日,安徽省、滁州市和凤阳县共同投资300多万元在小岗村动工兴建大包干纪念馆。该馆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齐康教授进行整体设计,89岁高龄的万里为纪念馆提写了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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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包干纪念馆进行了改扩建工程。2014年1月31日,大包干纪念馆改扩建后的新馆正式开馆。新展馆总建筑面积达5500平方米,布展面积4900平方米。

据报道,大包干纪念馆建成后,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约80万人次,全国已有近50个单位以及高校在小岗村建立党员教育基地和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纪念馆还成了“安徽省领导干部党史教育基地”,旁边还建起了小岗干部学院,培训来自全国的干部。

总之,大包干纪念馆影响巨大,中外闻名。

(一)

2018年3月21日,笔者慕名来到大包干纪念馆,却赫然发现闻名遐迩的“大包干纪念馆”布展极不严肃。

为了展示“分得土地的小岗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发展很快”的场景,展厅里布展了下面这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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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令人觉得无比熟悉,把右上角红色方框的字(见下图)放大了一看,居然是——

“十三陵水库!”

毫无疑问,这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期间,修建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照片!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都参加了义务劳动。

令人无语的、破绽百出的当然不会只有这一张照片,比如下面这张展现“三年自然灾害,民不聊生”的图片——

但随手在网上一搜,就会发现这其实是美国记者白修德拍摄的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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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地址:http://tieba.baidu.com/p/2107017272

怎么忽然就变成了1959年-1961年“民不聊生”的照片呢?

此外,还有下面的这些照片——希望有能力的网友去查一下——不论是背景还是着装,都与白修德1942年在河南灾区拍摄的照片以及其他民国年间逃荒难民的照片极其相似,但都被标明是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照片。

大包干纪念馆展出的这些照片,既没有注明拍摄者,也没有注明拍摄时间、地点,更没有注明出处。

把如此之多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张冠李戴,用人民公社的荣耀控诉人民公社,用旧中国的灾难控诉新中国,肆无忌惮地朝新中国头上泼污水!

这绝非无知造成的错误,而是对历史的公然强奸,也是对舆论和公众的蓄意欺骗。

(二)

大包干纪念馆的问题还不仅是乱用照片,更在于其布展根本违反了“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论断,对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做了完全否定性的描述。

纪念馆用了一个最为隆重的和宏大的场面展示“文革批判会”的场景,以此来控诉“文革”。

但这场批判会却是一个“抽象的”批判会,场景旁边没有任何文字提示这场批判会发生在何时?何地?批判者是谁?被批判者是谁?为什么批判?所有这些统统没有!

简言之这是一场小岗村从未发生过的、虚构的批判会。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肃杀、恐怖的场面完全否定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后来,媒体把这段讲话概括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

在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有了更加权威的表述——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所有这些表述,在大包干纪念馆里没有得到任何表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被一笔勾销了,并且被表现得阴森森恐怖,宛如人间地狱。

纪念馆的布展是在直接挑战这些表述。

大包干纪念馆给参观者的印象是,新中国不是1949年成立的,而是1978年成立的。建国大业不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完成的,而是小岗村的十八位村民在房间里按按手印就完成了。

(三)

当然,大包干纪念馆也不是完全没有亮点,请看下面这张图片上面的文字叙述——

原来派有钱、有粮、有物的部门领导到小岗村帮扶,并非是“十八位不怕杀头的按了单干手印”以后才开始的做法,而是在大包干之前的1976年就开始了。

比比同一时期的山西大寨,在更为困难的情况下,提出并且做到了“不要国家的钱,不要国家的粮,不要国家的物资;交售国家的公粮不能少,社员分红不能少,群众口粮不能少。”

孰高孰低,还不是一目了然吗?

再想想2009年为了帮扶小岗村而被活活累死的安徽省财政厅干部,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

小岗村真是个奇迹。

无论人民公社时期,还是大包干之后,小岗村的村民们都不能自立,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的活得比较好,甚至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他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别人拉着、扯着、胡子拉碴了还要靠别人不断地喂奶,如此才能憨笑着活下去。

沈浩的纪念馆就修建在小岗村后边,成了小岗村靠喂奶为生的见证,也是小岗村永远的耻辱纪念碑!

无意说他们是一群懒汉、也不想说他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使用尖刻的语言不是我的习惯。但必须指出,他们是一群需要教育的落后农民,虽然不能鄙视他们,也应该关心他们,但把他们当成英雄来宣传,岂不是太过滑稽吗?

(四)

小岗村故事的全部荒诞之处在于:这本是一个逃兵故事,却被按照英雄主义的逻辑讲述和纪念,由此产生了无法厘清的混乱。

在特定时期,逃兵不是不可以原谅的,毛委员就给不愿意上井冈山的逃兵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

但把逃兵当成英雄歌颂,就产生了严重后果。

此后三十多年,解散成了时代主题:先是农民解散,然后是工人解散,腐败则意味着干部队伍的解散,移民则意味着精英的解散……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这四种精神,小岗村人配不上。他们有权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但不能继续做我们的民族楷模!

现在最重要是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如果继续歌颂逃兵,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怎么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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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第一村:凤阳小岗村的凄凉现状

作者:思恩 发布时间:2015-7-15

摘要: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宣传报导同事实大相径庭!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2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不幸的是穷农户们打不起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只知自私自利的小岗村人,不知道爱惜集体财产,将卫星接收天线装制两个“大锅”翻倒在招待所院内,任其锈迹斑斑。),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每户一般发一桶油,当年18家按手印“分田单干”的村民每户发两桶,再加一条烟,分地时的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两位带头人除两桶油一条烟外,多补一箱酒),……。小岗村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

因此,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宣传报导同事实大相径庭!

对于小岗村的实际现状,非主流媒体描绘出来的完全是一幅“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令人愉快不起来的画面:

  1. 2004年被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在向安徽省委领导如实汇报小岗村的发展现状时说:小岗村这些年几乎没有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前“贫穷落后”,现状是“温饱有余”。

  2. 小岗村村民严宏俊(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3. 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经总结说:改革20年后的小岗村只有8个字可以形容——“江山依旧,旧貌犹存”。

  4. 南京农业大学陈文林教授认为:小岗现在应该是“落后”的代表!

上述主流媒体的宣传报导和非主流媒体的说法,谁正确呢?11月9日,主流媒体新华社无意中做了结论:“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的说法是正确的!

11月6日,安徽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凤阳县小岗村担任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沈浩(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不幸去世。11月8日,沈浩的骨灰安葬在了小岗村公墓。11月9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消息中有如下两段话(着重号系引者加):

“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级也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严俊昌说,这并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改变,村民们对下派干部不抱太大希望,沈浩2004年刚来时,大家也认为他是来‘镀金’的,并不信任。”

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宣传沈浩的政绩,但是,无意中把树立小岗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所有权贵精英送上了政治历史的审判台!——1978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26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到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权贵精英们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简直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看齐,在“人心涣散”的“很穷、很乱”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过了30年,象小岗村这样分田到户的农村,至今没有一个村庄是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小岗村得到了那么多的无偿援助都达不到“小康”水平,那些根本得不到无偿援助的众多村庄怎么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呢?)!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农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等、等等。

是小岗村人本身属于扶不起来的讨饭叫花子呢,还是权贵精英们支持小岗村人分田到户是造成小岗村“人心涣散”、“很穷、很乱”了26年的根源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中国的古人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有比较,才会有鉴别”,因此,只要我们把南街村和小岗村加以比较,就可以看个清楚明白!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象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即由倒退重新前进到了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最近几年小麦亩产都在450千克以上;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体免费给村民供给水、电、气、食用油、面粉、鸡蛋、啤酒、节假日食品;儿童免费入托入学;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每年村集体承担的免费款额达400多万元;村民住宅楼每户建筑面积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厅,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统一配备;村民生活正在阔步迈向城市化。村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大幅度提高,学雷锋、树新风、讲奉献已蔚然成风,村民自觉参加义务劳动每年不少于2.5万人次;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集体活动深入人心。(见《南街村简介》1996年)

坚持走合作化集体道路的南街村,经过17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进步,依靠发展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1995年就已经基本上“奔小康”了。坚持走分田单干道路的小岗村,扛了26年“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旗,在2004年仍然“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

过去,权贵精英们不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叫得震天动地吗?!现在,面对实践对小岗村走分田单干道路和南街村走合作化集体道路检验的结果,权贵精英们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还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吗?!

沈浩看到了小岗村的症结所在!他实事求是,承认“中国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明星村都是靠集体经济壮大的”这一最顽强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说:

“第一. 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对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建设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对做好农村工作至关重要。’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 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通过教育,转变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传授发家致富的技能本领,提升农民的文化层次和诚信道德意识。教育的方式应当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可以采取培训授课,也可以采取示范引导,要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农民开展教育,提高教育效果。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

基于上述正确的认识,沈浩有意带领小岗村人通过走发展集体经济致富的道路。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和理想,沈浩作了以下尝试和实践:

  1. 在2004年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这也是一次‘洗脑之旅’,集中参观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告别南街村时,小岗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说:“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沈浩承认:“当时考察完后,大家都觉得很惭愧,小岗落后了。在返回的路上,我们就开会讨论,下决心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

  2. 在2006年1月25日下午,沈浩在全体村民大会上宣布:春节后要把小岗村当年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重新集中到村里,合并开发利用。在“合地”动员大会上,沈浩向村民们保证“土地拿上来绝对不让大家吃亏”:“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合地”的方式是农民以土地入股;沈浩希望村民过年期间“好好议议”,年后就动手,正月十六开始盖农贸市场。

  3. 沈浩在接受《凤凰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两年前他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因为“小岗的土地分散,形不成规模,还是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村民以前吃不饱饭,现在有饭吃了就满足了,再加上媒体不负责地吹捧,让小岗人麻木了。”

虽然沈浩关于“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2006年将使小岗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人民币(现在小岗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的愿望和理想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却是很难实现的!他低估了以下两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1. 1978年,宁愿讨饭甚至饿死也不给集体干活的小岗村人,坚决要求实行“分田单干”的。将近30年来,靠按手印走“分田单干”道路而出尽了风头、捞足了各种荣誉和实惠的严俊昌们,可以赞美“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但是,绝对不会否定自己、支持沈浩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将近30年来,先富起来的、在主流媒体上大言不惭地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反动腐朽信条并官居小溪河镇副书记的严德友们,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将近30年来,外界对小岗村的无偿援助使小岗人坐享其成惯了,只愿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实现不劳而获,完全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句话,小岗村是权贵精英们培育出来的一株浸透了自私自利剧毒的懒惰乞丐之花!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的主张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得不到小岗人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合地”动员大会刚开始不久,当年小岗村的生产队长、“大包干”发起人之一的严俊昌悄然离开了会场,而不少村民在场内四下打听,关注春节村里会发给自家多少食用油!

  2. 1978年,小岗村被权贵精英们树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理由,正是“分田单干”!沈浩认为小岗村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明星村的原因,正是当年的“分田到户”!不管沈浩的主观愿望多么地美好,出发点多么的符合现实事实,结论多么地实事求是,客观效果和结局是同树立小岗村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唱对台戏,对着干,“合地”后将建成“农业合作农场”的必然结果是回归集体,因而是“砍旗”行为!虽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看,小岗村都是树立它为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沉重包袱,但是,坚持分田单干“30年不变”且一贯自命完全正确的权贵精英们还是要維护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就象维护五毒俱全的制造“傻子瓜籽”的年广久一样。所以,沈浩提出集中土地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主张,是得不到维护小岗村典型的权贵精英们的认可的,他们只认可资本兼并土地的“土地流转”之类的改变。

因此,虽然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户们的爱戴,3年期满后98人按下手印,极力挽留3年,第二个3年期满后,183人按下手印,还想再挽留3年。但是,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壮志难酬,最终酿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结局!

安徽省先后派5名干部到小岗村任职,只有沈浩得到小岗人的信赖。

造成沈浩深得小岗村贫穷农民们爱戴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关心贫穷农民,在自己的权限内尽力为他(她)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新华社的消息列举了以下事例:

“‘沈浩在小岗村挂职这6年,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除了外出开会、招商,基本都在村里,哪一年春节都忙到大年三十中午才回家,年初二又回到村里。’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告诉记者:‘沈浩的老母亲90多岁了,爱人在合肥上班,平时也很忙,女儿没人照顾,只好送到老家萧县上中学。他为小岗村付出了一切啊!’

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

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

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

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追忆起沈书记,村民们无不动容。88岁的邱世兰哭着说:‘沈浩真是好人啦!要是能用我的命把这好孩子换回来就好了!’她顿顿手中的拐杖。‘这拐棍就是他回省城给我带来的,说碰到我时发现那根烂了,不好用,怕我跌倒摔着了!’

2005年一天深夜,小岗突降暴雨。困难户徐庆山突然听见有人喊门。探头一看,光着脚的沈浩满腿烂泥、浑身透湿站在门外。原来沈浩担心徐庆山住的房子是危房,经不起狂风暴雨,帮他找好临时居所后,连夜来喊他立即搬过去。

严俊昌说:‘沈浩这孩子脾气特别好,你说话轻、说话重,他都笑着听,你今天冲他嚷嚷,明天找他帮忙,他还是会想一切办法帮你。对村里老人,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造成沈浩悲剧的原因,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能在主要问题上实现:沈浩初到小岗村就有意把小岗村的土地重新合起来,带领小岗村走社会主义集体致富道路的愿望和理想。但是,十分不幸的是,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渴望通过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带领小岗村贫穷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和理想,不仅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还要被迫违心的不得不为资本所需要的“土地流转”、“公司+农户”等忍辱负重,劳累奔波。渴望实现愿望和理想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压抑痛苦的悲凉心情无处倾诉,和新生资本家在谈判桌上的周旋、在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酒桌上的过量应酬,被人间佳酿焚毁了他45岁的生命之花,11月5日晚上睡下去睡着了,但却是永远地睡着了,再也醒不来了!沈浩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人,也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睡梦中带着他不能实现小岗村贫穷农民们“走集体经济致富之路”的壮志夙愿、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万分的无奈去了,睡梦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寄托他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私欲泛滥成灾的世界,睡梦中悄然无声地离开他为实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和理想进行奋斗而没有实现的特色混沌的世界,睡梦中悄不言声地离开了他90多岁的老母亲和妻子女儿等亲人们生存的世界!沈浩走的突然,为他的亲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沉痛和哀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沈浩走了,中国少了一个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沈浩走了,他是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动腐朽信条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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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三十年吞吃补贴无数养活了谁?——小岗村真相:小农经济+输血打气?

作者: 白梅 发布时间:2016-5-1

摘要:安徽小岗村是中共树立的农村改革典型。近日,中共给小岗村经济输血打气,实际树立的却是假典型的真相文章网络热传。小岗村三十年来吞吃政府无数补贴,其中在90年代一笔就1,300多万元,如今村里农民收入仍低,人心溃散。有说法称,这些补贴的钱最后全流入了当地政府的腰包。

政治课本教导我们,改革开放源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举措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学校的洗脑教育之外,“敢为天下先”的小岗村也被媒体“神化”——几十年来,各种党报党刊、电视媒体、报告文学、纪实小说都在竭力鼓吹小岗村的经济奇迹、改革勇气与制度的优越性,他们不断地向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私有制万能”、“一分就灵”、“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十多年来的社会实践充分表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联合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方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小岗村与华西村的情况,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本文原标题为《真相:小农经济+输血打气——兼评〈小岗村的故事〉》,曾刊载在微信订阅号《盗火》上。作者通过批评《小岗村的故事》这一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品,破除了迷信,打破了神话,解放了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真正的小岗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

小岗村神话的小船,还真是说翻就翻啊!由于本文过长,暂发上篇,下篇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将陆续刊载,以飨读者。

历史往往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人民公社时代,小岗村的原队长严宏昌,和原安徽省委书记做出了不少的评价与否定。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两个风云人物也不妨做一点评价。

小岗村分田单干这颗特色蛋,砸向毛泽东时代,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颗特色蛋作剖析,看看究竟是件什么东西。

乡村三十年来的两极分化与“三农问题”的尖锐存在,已为本文提供客观事实的依据和支撑,也不是什么纯理论层次的问题了。

一、小岗村,三十年到底吞吃国家人民的多少钱财?

安徽省小岗村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字,曾以“摁红手印冒死也要分田单干的行动”而名躁国内外。三十年来,一直戴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桂冠,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安徽省陈桂棣、春桃俩作家隆重推出扛鼎之作《小岗村的故事》,本想为小岗村再贴一片金,再唱一支新颂曲,谁知失算于“人意”与“天理”的法则,将小岗村从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吞吃数以千万元计的巨额钱财和盘托出,让全国农民看出这个“金身菩萨”的老底。因此,我们特别感谢这夫妻俩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从而联想到小岗村的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当时是出名的,曾一时迷惑不少人,现我们不妨来一首《小岗村沉浮图》应对:

大包干,大包干,三十年,三十年,

直来直去不拐弯,输血打气常保鲜。

分田分牛分公产,“第一典型”中了邪,

一心折腾要单干。“偏穷乱散”翻白眼。

第一笔,在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的三十年里。该书的第59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

按着严宏昌供出的吃粮数据,可以计算出从1966年至1978年,小岗村13年的粮食总产才35.07万斤,那么,每年粮食产量仅有2.6万斤。全村土地1000亩,荒芜500亩,仅种植500亩,那么平均亩产仅52斤;全村115人,每人均生产粮食226斤。直截了当地说,小岗村在整整13年时间里,国家供应着救济粮、生产工具和耕牛,每一年却生产如此低的亩产和人均产量,实属全国罕见——罕见得令人生疑!

全中国当过人民公社员——包括我们知青在内,面对小岗村这种生产水平,很难很难相信——在安徽省的同志能否专门调查小岗村及附近村子在新中国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严宏昌所提供的事实疑点太多——很有点白天活见鬼听鬼话的感觉。“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就是因为合作化、集体化不合心意,小岗人就自私互斗到这种非人性程度,宁肯躺着饿死或者出门敲花鼓去讨吃逗狗咬也不顾,整整13年少出力、不愿干,让集体田地几无收成的程度,还是人吗?“饿死老娘不吃种粮”是中国农村的千年古训,小岗人连五、六万斤种粮都吃个精光,靠国家供给种粮,还是人吗?

如果是人,生两只眼睛,长两个耳朵,难道不知道当时全国有个大寨吗?过去在解放前,也是“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700亩地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一二百斤。可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寨人当家作主,向穷山恶水开战,一步步前进。1963年遭了七次灾害,他们拒绝了上级救助的物资和款项,全村60多劳动力齐上阵,夺得了亩产704斤的重大胜利。从1952年至1963年全村粮食自给还向全国交售175万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7000斤,年终分红值1元以上。难道没听说过吗,小岗人?文革中大寨更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修稳产高产田800多亩,植树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里,建水池6个,开渠道28里,所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石坝能从大寨到北京一个来回。小岗人听了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脸红?小岗村,同大寨以及全国多数村子一样,头顶一个蓝天,都是在一个制度里劳动,为什么自己干不好,该不该扪心自问?当然从根本上说,小岗村搞不好,主要责任在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造成小岗人一盘散沙,根子在队干部的极端自私与无能。总而言之,小岗人没有吃的,敲花鼓当叫化子遭狗咬,队干部应负主要责任。

是的,在新中国建设与创业期间,即到1978年,确有讨饭的,但是人数并不多。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将流浪乞讨人员安排在各省44个农场的只有1.6万人,再加上没有收留在农场的充其量不过10万人(可后来的2003年63.5万人,2004年119.6万人,2007年203万人,2008年224.5万人,都比1978年多百倍)。是的还有各地农村人民公社,也包括我们插队的昆明市郊区也有相当落后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占10%左右。虽然落后得令人头疼,但党政各级领导都从各方面努力,促进转化,从未言过放弃。像小岗村许多村民“逃亡和饿死”,笔者在农村工作二十年闻所未闻。退一步讲,信其有,但也是全国罕见,根本不能代表全国广阔的乡村和五亿劳动农民的全貌,更不是全国普遍现象。

这里建议小岗人想想,在自己曾年年直至十三年吃着其他人民公社、也包括大寨村生产的公余粮;用着毛泽东时代供给的耕牛、生产工具,该不该有点感恩之心?该不该“吃水不忘挖井人”?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随口乱骂人民公社及政策,乱骂毛泽东时代,不符历史事实与情理;胡乱咒骂,而且骂了三十年,是阴损缺德之事。小岗人不能再糊涂了,当今三十年没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靠山,全国农民,包括你们小岗人就朝不保夕,生活动荡,顾头难顾尾。这难道不是沉重的教训?

第二笔,1984年,在上调北京的万里兑现“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承诺的时候,村头忽然出现24间新瓦房。

该书的第143页自觉坦白叙写:

自从一九八O年万里进京之后,就再没有来过小岗。他曾答应过小岗人,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随后的一九八四年的四月,曾传来了万里要来小岗的消息。凤阳县委、县政府为此也忙了一阵子,考虑到小岗虽有了不小的变化,主要还只是变在吃饱穿暖上,家家户户住的仍然是茅草房,路也很差。县里就决定拨出一笔专款,为小岗改换新装,可是县财政捉襟见肘,不可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鉴于村子西头是进村的必经之道,就出资为严立付、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关友江六家,各翻盖了三间瓦房。因为严学昌家人多,翻盖了六间。

小岗村的人分田单干多年后太不争气了,致使万里当时檀口一声诺过上美国日本农民的日子,成了水中的月亮而已。凤阳县委政府的领导,对属地小岗村的真实情况是最清楚的,他们思来想去动用国家——人民的钱财为小岗村,在路边建盖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新瓦房。这种“临时烧香抱佛脚”,不知是表功?还是一种无奈?或许兼而有之?总之,小岗村分田单干多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形成对凤阳县委政府领导人一种压力,一种制约——什么叫守土有责?当年的省委书记现在中南海的京官万里会不会发问:“为何没有将小岗村领导好,建设好?为什么还住风吹就动的老茅屋?为什么比公开贬斥的大寨村差距还那么大?为何没有过上美国的、日本的标准呢?”……所以动用国家即人民的血汗钱来补台,让京官不尴尬有面子!凤阳县委政府领导,堂堂皇皇将崭新的二十多间全呈亮瓦房一顺溜地建在村道边,第一眼看了舒畅得很呢!来来往往的政客与佳宾看见了这排体现大包干的正确和成果的新瓦房,谁也就一百年不动摇了,也不怀疑了!

其实真实的答案非常清楚,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胜似《水浒》中的“武大郎,就是拼命抬上墙头——上不去下来容易,”除此有什么能耐和结果呢?小农经济的冲天干劲不过是昙花一现,几年后就是徘徊的势态,小岗村是如此,分田单干后的全国农业也是如此,后边我们将详尽分析。

凤阳县委政府领导还忽略一个严重的后果:无偿送给24间新瓦房的两重性,既为小岗村保鲜增光,也激活小岗村乞讨瘾,还引起多数住茅草屋的村民怒愤。就因为那个力挺者万里光临小岗村,天上掉下馅饼——不出力不淌汗不挨狗咬,也能轻轻松松得24间新瓦房,这让小岗村人眼睛一亮,心里一动,谁说“天下不掉大馅饼”?谁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小岗村就成为事实!这不劳而获的6户新房将沉寂一时的乞讨历史搅了搅,从此旧病复发,难以收拾,终于成了小岗村向社会不停伸手二三十年的顽症,而且相互争斗此起彼伏。

第三笔,1993年后经省人大代表严宏昌游说,安徽省委的主题联席会作出承诺:支援一千三百多万元!

该书第13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他利用会间的一切休息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拜见到会的各位厅级领导,重要的,他还会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向他们介绍小岗的现状,求救于各位领导,希望他们支持小岗,为小岗的发展指点迷津。

……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人大主任孟富林)‘有许多问题,他已是深思熟虑。他先后讲到了小岗村的交通、教育、供电、电讯、水利、农业科技、村办企业以及农贸市场等方面的现状和自己的设想。……小岗村的发展已引起了省里众多部门的高度重视。会上可以落实下来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有关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

孟富林设宴请严宏昌吃饭。孟富林动情地说道:‘宏昌啊,你打破了安徽省历史上的三项记录:第一,省委没有为一个村解决实际问题召开专题会议的先例,这是头一次;第二,也没有因为一个村解决这么多资金,和这么多问题;第三,省委更没有专门请过一个农民吃饭。’

孟富林的话,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也纷纷过来与严宏昌碰杯,表示要向勇于改革的小岗人学习,致敬……(该是众多厅局长神情错乱了,小岗村包干15年因穷来当叫化子讨钱,居然一个个来碰杯,要向小岗学习致敬,这份恭敬不是很搞笑吗?——作者注)

……

严宏昌想:他在会上首先提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小岗村修一条路,不说方便小岗人,现在来自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参观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

……

直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孟富林召开的那次联席会议上许多厅局承诺的援助款项,一直不见下来(上级与下级不是在上演忽悠闹剧吗?——作者注)。严宏昌去参加安徽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时,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询问小岗发展专项资金的调拨情况。这份提案,引起许多代表的关注,最后有十三位代表联合在上面签了名,很快,严宏昌就收到了滁州市政府的答复涵——目前已投资六百六十一万元。”

可是所承诺的巨大的财政拨款,小岗人可以看到的,除盖了一栋上下两层的村委会办公楼和村头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牌楼,外加帮村民拉院墙,村民还是出了500元钱的,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

“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这句话看似普通无奇,但充满政治智慧。别看分田带干带头人、原队长严宏昌是一个普通乡村农民,实际上他洞察各级党政领导内心的好恶,也深知他这句话的作用与份量。这句话暗示,各级党政领导说好听点会“心领神会”,说难听点“会知趣的”!——既然你们坚持吹捧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是以我们村子为起点,依托我们村大包干的各义,加紧在全国城乡推开与实施,那么我们这张“王牌”岂能无偿使用呢?我们这些摁红手印的带头人难道不该回报?各有所好,双赢双赢!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孟富林,当时也太爱动情了,扶持小岗村改变面貌的力度也够大了,可是当两年后仅落实六百一十万元时,乞讨人严宏昌当然不高兴,心里嘀咕“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须知当时省委召开会议承诺的是一千三百万元呀!由此可见,叫花子也难当,总是要的多而得的少;“施主”更难当,给也不错了还赚多赚少,说三道四!“叫花子”若要追究到底施主不是太没有脸面嘛!

第四笔,1997年,解万里之忧,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村”加入援助大军,仅修路和农科改良就得140万元。该书的第154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上海《解放日报》社建议召开的‘两村联动发展会议’在凤阳举行。开会那天,张广友(同万里一起出道,后升《中国农民报》总编辑——作者注)受万里委托,专程从北京赶过来,并在会上宣读了万里的贺词。贺词说:‘凤阳县小岗村和张家港市长江村结成对子,联合发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长江村在改革中得到了发展,小岗村走出去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结对子,这是加快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祝两地在共同发展中结出硕果。’

会上公开了长江村和小岗村联动的方案,大体是:一、两村协商在村内修一条横穿全村的水泥路,并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修建完成(长江村捐助120万元修建“友谊路”——凤凰周刊);二、长江村出资二十万元,帮助小岗村进行农业、农副产品的高科技改良;三、小岗村每年供应长江村六十万斤稻米,按市场价执行,以解决长江村缺粮(这个村缺粮得靠小岗村供应,胡编得很可笑!——作者注)困难;四、长江村提供资金,技术,小岗村提供劳力,兴办两个企业,作为长江集团公司的配套厂,利润留在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等等。

小岗村大包干二十年仍没有出现“形势自然会大好”,这真让退休的万里内心不宁静,到处求救成了唯一的妙计。

对带头分田单干的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现在安徽夫唱妇随作家又是钦佩又是称赞,封为“小岗村的新闻发言人”,其实这个评价偏低了。他可是小岗村的一位杰出诗人,顺口一段“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县、地、省书记听后无不点头折服。而且他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很精。社会既然夸赞小岗村,好、很好!小岗村面貌依旧需要输血打气,找到谁,谁都会慷慨解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道各级官员不懂这个理!——“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杨(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即是一高招。他创新的名言“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尤其比较能打动官场。此论传开,一长串书记及书记的书记,即刻付诸行动支援,连退休多年的中南海领导人万里不甘落后,花白的脑袋常常摆出不少金点子。严宏昌跻身中国一流心理学家之列。

第五笔,1998年,总书记亲小岗村视察的时候,一大串“政治礼品”应接不暇。该书第15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这一回不大一样,一场让小岗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拉开了序幕!其工程之浩大,速度之快捷,不仅让严宏昌,更让小岗人目瞪口呆。

一所可容纳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帮助小岗村破天荒地像凤阳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墙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这个点子不知是哪部门领导出的,可得当年的中国金点子头奖!——作者注);为各家各户建造了一个卫生厕所。随后,小岗村大包干展览室和招待所,也平地而起;党支部办公室也因为得以美化而让人眼睛一亮。替小岗村一家不拉地装了部程控电话,不仅事情办得漂亮,而且明说收费,实际并未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修了一条很气派的友谊路,但美中不足的是路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酷热难当,县林业局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并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在蜀桧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居然棵棵成活。

……

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一行来到小岗村,还是让严宏昌,让小岗人激动不已的。江泽民说:‘我一直很关注小岗,一直想来看看乡亲们。因为邓小平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对隆重庆祝大包干二十周年的中央领导的小岗之行,书里继续叙写一个非同寻常的乱子:“严德友,却在江总书记来前的几天,被组织上调出小岗。”至少有两个不应该有的后果。一是,严俊昌说:“要不是把德友调走,小岗就搞上去了!”二是,严俊昌说:“江总书记来小岗也不让德友见,媳妇觉得政府不讲理,女人遭不得人孬,几句话受刺激,想不通就上了吊!

这个小岗村几十年来总是发生大不吉的怪事,正当举国同庆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一行党和国家贵宾亲临小岗是精心安排和实施,力求达到重大宣传的效果,偏偏小岗村的村领导家庭竟然发生媳妇想不通上吊之事,原因正是“觉得政府不讲理”。严德友家在全国大喜日子里出现哭哭喊喊的丧事,也太不是时候了,太不给面子了!这简直是制造全国最大的难堪?也幸好村领导媳妇上吊一事不了了之,也幸好夫唱妇随俩作家没有刨根问底采访,否则又要闹出多少内幕与尴尬的事儿来!

第六笔,1999年,带头分田单干的原队长严宏昌重新在小岗村上任的时候,又吃下各方的许多钱财。该书第174—215页自觉的坦白叙写:

这期间,他发现王省长对小岗要建设‘工业园’大加赞赏,就趁机提出,希望省政府能帮助解决购买一台推土机的银行贷款,结果贷款很快批下来。他马上找县农机公司,经过他的一番游说,又从县公司开回来一台旧机子。

没钱为这两个‘大家伙’安个‘窝’,严宏昌想了想,跑到省农机公司去求援。省农机公司投资了二十万元,在小岗村盖了一处农机大院。这不仅为小岗解决了大型器械的存放,省公司也在皖东地区多了一个产品推销点。

常州柴油机厂支援小岗村一辆客货两用车。外省外市的柴油机厂同行尚且支持小岗一辆客货两用车,他肖总(全椒县柴油机厂)难道不‘表示表示’?

肖振海见到严宏昌亲热得不行了,说:‘我送你福田小货车吧,送你一辆没大用处,干脆给你四辆,这样你们就可以跑运输!’

……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乔木一男先生(这位日本资产阶级分子的鼻子比狗还灵,很及时很慷慨地对中国大是大非中的一方予以财力支持——作者注)来小岗参观时,愿帮助小岗村建一个养鸭基地,一期投资一千万日元,先把基地的管理中心大楼建好;二期投资三亿日元,再建冷库和加工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随后就把一千万日元汇到了凤阳县农业局,严宏昌及时解决了养鸭基地办公楼的用地,地皮腾出来后,县农业局很快组织施工的队伍。

……

这消息后来被贾泰斌(北京大北农饲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部经理)知道后,他很是不安,没想到集团的合肥分公司一个莫名其妙的‘证明’,竟给严宏昌(指被当地检察院立案侦察贪污十万元)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很过意不去,便爽性又寄过来七万元,声明这一回是真心实意无偿地支援小岗村发展生产的。用这钱为小岗村家家户户挖一口当家塘,缓解小岗人长期缺水的局面。

……

小岗村和长江村共同修建“友谊路”时,村里欠下的那九万多元电费一直挂在帐上,县供电局多次催要,再不缴就要拉电了。严宏昌说: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县政府,前前后后为这事跑了十多趟,终于给免掉了。

为搞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大村小村一律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总归还是无济于事……

张家港市长江村党委书记郁全和为了葡萄园之事,没少来过小岗,并派来技术员给小岗人传播种葡萄的技术;逢上过年,还会给村里六十岁往上的老人,每人发上一件衣服,或是送点过年的礼品。(严宏昌主动弃放再当选的权了)长江村的郁全和又许下那么多愿,谁不想选严德友呢!虽然后来一票五百块钱,一户两头奶牛,大家没看到,给小岗村的三百万发展资金也成了‘空头支票’。也还不错了,最后长江村还是给每家每户发了台彩电。(共106台彩电——作者注)

第七笔,2002年,需要三千万巨款修茸当地水库,国务院副总理提笔钦批了。小岗村分田单干没几年,开始呈现一些乱象,原来参与大包干的副遂长严俊昌已有觉醒。1987年,他直言不讳地对前来考察的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我当时应当说,发现大包干分田到记挂不行了。(见凤凰周刊2006年.25日)这本是一次难逢的纠正错误的机会——小岗村干部直接提出否定意见,倘若得采纳,小岗村不会在邪道上再滑下去了。对广大读者说,为什么小岗村干部的意见得到采纳又是一个难解的谜。该书第223—233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带着朱土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做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掏出了一份只有八百字的‘报告’。温家宝接过信,交代(黄守宏)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出门时)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土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

……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土银的人来电话找他。朱土银在电话中激动的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和创业期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号召下,各省广大公社社员每年冬春季节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在旧中国仅有大中水库23个,到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江河湖泊的治理,新修8.69万座水库,数百万小坝塘,近百条人工渠道达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例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和横跨100多公里的人造“汉北河”等。这些伟大工程都是毛泽东时代一座座丰碑,蜚声国外内。一批大型水电站建成,1977年仅农村建中小水电站5.6万座,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大队通电。这些工程已产生根治大旱大涝的效果。到1979年,增加5亿亩旱涝保收田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灌溉密度超过美国的13%,达到46%,居世界首位。从1978年分田单干,各家各顾各家眼前利益,集体经济瓦解,乡村社会失控,基层政权的威信与号召力凋萎,毫无能力和组织兴修水利,再加上国家水利欠债太多,全国大量水利设施失修,毛泽东时代水利的老本吃得所剩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水库减少3681座,乡村水电站减少了3795个;机井面积减少了652万公顷,以后干脆不公布了。估计每年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新增旱涝面积5.75万公顷。滥垦滥牧,沙化面积更是“沙云压城城欲催!”沙尘飞落京都,漂洋过海,袭击日本与北美。南方则是不下雨大旱,下点雨大涝,年年伤亡事件频发频传。

安徽省凤阳县燃灯寺水库失修,不过是其中小又小的个例。凑巧的是在校对这篇文章时,家乡云南省也惨遭所谓“百年一遇旱灾”,才到2010年3月,就有596.9万人、359.4万头大牲畜喊渴水,4月、5月预计全省饮水困难的群众将达951万人、1014万人。全省小春受灾面积达85%,其中1000万亩。西南五省农作物直接损失超过260亿元。“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又是汽车送水,又是开井提水,上演自封“吃大爱水”一场场闹剧。正如古诗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广大群众又想念起毛主席当年兴修水利时的魄力与远见,那些丑化与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政客和精英们在事实面前露出卑劣的灵魂了。

家乡云南是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排名全国第三位,人均拥5000立米以上,径流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6条,现在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旱灾难道不触目惊心吗?

第八笔,在2004年下派干部沈浩赴任小岗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安徽夫唱妇随的俩作家有很政治心计,对党委书记沈浩在小岗村的六年工作与努力很少叙说,若不得不提及时也是话中有话,闪烁其词。作家遗漏沈浩在小岗村六年多做些什么事、怎么做等,没有去写,决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作品不需要,而是有意为之。历史要空白就空白吧!

因为小岗村后任书记沈浩说了一句大实话:“一夜越过温跑线,二十五年不富裕。”(见《沈浩日记》)

又说一句政客与精英三十年最忌讳的话:“搞新农村建设,生产要发展,首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见《我在小岗村当书记》)

他更做了一件让政客和精英们集体沉默的颠覆性的大事:2006年1月25日,在村民大会上明确宣布合地,成立“农业合作农场”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的路子。

由于小岗村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太差,他仍旧通过其它渠道求援,也得到一些外界“赞助”。互联网上作一些介绍:

2004年过年前,他给18户分田单干带头人每户送了米面、油、慰问金。

2005年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沈浩马上想到徐庆山一家迁往在三间危房里。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当年年底,第一批住宅新区终于建好,26户村民(小岗村后同其它村合并)搬进新区,徐庆山一家也住上了两间楼房。

当时小岗村的沥青路大概只有1公里,其它的都是土路,很破旧,他争取到50万元的资金。

2006年1月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发每户一桶油;当年按手印分田单干的18户,每户发2桶油、一条烟;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领导严宏昌、严俊昌,除发2桶油、一条烟外,再加一箱酒。

2006年起,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得了肺结核,没有钱治病,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感激涕零地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一条命早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六口人,四个智障,生活十分困难,被子衣服都沈书记送过来的。……

第九笔,2008年举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喜日子的时候,小岗村又收到一批“政治礼品”。该书第236—237页自觉的坦白叙说:

友谊路两侧一个式样的两层楼同时都在施工。村民说:村里给了每户两万元的补助。村东小区盖了四排整齐的楼房,住进了二十多户村民。村西小区是商品化连体别墅式样的新型小区,紧邻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和一所卫生院,凡愿意在那儿买房的村民,都可以获得1万元的补贴。

小岗人盼了多年的一条通往外面的像样的公路,也终于动工了,它不再绕道小溪河镇,而是一条由国道直达小岗村的高标准的水泥路。使它同外面的世界一下拉近。村子西头拔地而起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已初具规模,据说那是国家档案局和县档案局联手援建的;尽管还正在施工,其鲜明的徽派民居的风格已清晰可见,建筑面积将为一千二百平方米,总投资一百八十五万元。(国家档案局在一个相隔千里毫无关系的村子投资,可获当年全国最佳投资奖——作者注)

与信息中心隔路相望的,是省政府拨款二百万元将要建成的大型广场,到时候,高大的小岗村牌楼,别具一格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和偌大个小岗村广场就会连成一片,在村头蔚为大观。

而与村头遥相呼应的村尾处,则是一座耗资六百多万元的气势恢宏的‘大包干纪念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苍劲的硬笔字,为万里亲自题写。它占地三十亩,建筑面积六千六百平方米,设计成江南园林式的建设风格,看上去很典雅,很秀美。整个纪念馆由主展厅、多媒厅、珍品展厅、餐厅及观景走廊组成,馆前还有一块八千平方米的绿色草坪,用于举办大型的文艺活动,两边都是葡萄园;馆后是一万平方米的绿色园林与池塘,可供游人休闲与观赏。(安徽省管辖全省的省政府在一个小小的村规划得那么气派而且投资,可获中国最优规划奖——作者注)

(严宏昌、严俊昌)特别是解决当年冒死大包干的老伙伴们的实际困难,二人同心协力,一齐找到了县委,他们的这种联合行动,显然也感动了县委书记马占文。尽管这事上面并没有具体的政策,凤阳县的财政仍旧捉襟见肘,但马占文还是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的会议,决定为小岗村当年十八位‘大包干带头人’,每家每月给予了五百元的生活补助。(这位县委书记可获当年全国最成功的创新奖——作者注)

至此,书中记载的国家、社会先后所提供的8笔钱财物,我们粗略计算在1500万元之上,以小岗村20户平均每户75万元,或者后来扩并的100户平均每户15万元,真是演出一场“全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变成“全国富裕第一村”的旷古闹剧;一笔笔钱财乞讨过程,就是一段段精彩纷呈的折子戏。谁说现在中国没有伟大传世的作品,小岗村由穷变富、面貌巨变难道不就是一出最有特色的世界名著!

思绪之一:烂泥巴的菩萨贴金,不是伪典型吗?

自1978年后,在那位万里先生的发现与推动下,小岗村被层层包装,片片贴金,现在列举如下:

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什么“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马立诚、凌志军

完全是农民群众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它不仅直接地表达了亿万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诉求,更体现出了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敢于冲击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重要禁锢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的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安徽夫唱妇随作家

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帆船,是农村改革。——杜润生

它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新华社《半月谈》一文

高歌的同时却背着全国农民,层层动用国家——人民的血汗钱,先是将茅草屋改为瓦房,接着拉一道遮丑藏陋的高大院墙,村头立上大牌坊,再供送自来水、电话、楼下楼上,以及气势恢宏摁手印的雕塑、“纪念馆”等等,在中外群众面前,完全是上演一台精民股撵狼狗——胆大而不知羞耻的大戏!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会以为是回事儿,信以为真,可是知道了包装的底细,原来小岗村是依赖国家——人民的巨额钱财1500万元撑抬着不让倒,靠不断输血打气保着鲜,一旦停止输血打气就双脚站立不起来,请问能有多少价值呢?自1978年以来,小岗村流汗不多,收获不少,贡献有限,高帽顶顶,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所得的1500万钱物,(小岗村20户,每户75万元;后来并村子,如果有100户,每户15万元)居然反复号召全国农村和农民向他们学习,看齐,照办,这是什么政治逻辑?这不是愚弄全国农民吗?全国农民智商再差,文化再低也不致于傻到分不出是真假和是非的地步。倘若现在全国8亿农民都向他们学习,伸手乞讨,每户15万元将达几万万亿的天文数字。政府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万里等人是不是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机日夜加班赶印——那才是国民经济崩溃到边缘了!

“小农经济十输血打气”,这难道不是小岗村三十年的真相吗?

当然,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决不会向小岗村效学乞讨精神的,因为从心底就看不起。我们深知:伸手向社会乞讨,社会看不起;伸手向国际乞讨,国际上看不起。叫化子不好当,低三下四的求助也好,脸上贴金的乞讨也好,终究是奴才的地位,挨棍棒狗咬也是迟早的事。所以,中国人民、中国农民若干年来只是看到在社会舞台上寡廉鲜耻的卖力表演,看到“燕古藏珍”的典型洋洋自得,大都感到羞耻。小岗村乞讨所造成中国的经济损失可以计算,然而造成政治和道义的损失无法估量了,也让每个中国人在文明世界面前无地自容。

思绪之二:中国大幸,全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里创造一系列的奇迹。

新中国是从千疮百孔的废墟上起步的,十分贫穷,但是上自党中央领导下至广大当家作主的工农群众都有一股劲,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当时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送走。”通过30年不懈奋斗,流汗流血,在农村各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修建8.6万座水库,20万公里堤坝,修建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1978年粮食总产达30477万吨,人均637斤;毛泽东逝世留下5000亿斤贮备粮,够全国人民吃三年。在国民党中国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GNP仅是75.5亿美元,而到1978年达2165.1亿美元,增长27.2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增长1.1倍。粮食产量达到30477吨,增长1.03倍;棉花增长1.55倍,羊存栏数增长1.72倍,肉猪存栏数增长2.84倍,水果增长9.51倍等。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总产值491亿元,有2827万农民成为不离土的工人。10个成年农民中就有1个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美、日、德、英、法等国。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的话)正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幸亏五亿中国农民没有依赖外援和乞讨,幸亏五亿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爱集体、爱国家”共产主义风格,(周恩来的话)才有多余的粮食与物资,解决全国七亿人温饱问题。十年文革中,还见购买245吨黄金贮备,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还解决全国农民的医疗和教育问题,这一点整个世界都承认。当年能够扶助全国10%的“三靠队”,尤其像以乞讨为生的小岗村,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雄厚的物质基础上。万里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以为大包干的政策,比毛泽东时代高超,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几年前,坚持集体经济,没有分田单干的南街村、华西村和大寨村,产值已分别达到14亿、30亿、2亿元,而被吹得金光四射的小岗村仅能饱肚子,全年产值不到他们一月的产值。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全国农民看得见的客观事实,这就是集体的优越和单干的落后的生动写照。三十年实践的结果,是小岗村这尾黑泥鳅钻进金鱼缸——现丑。

自此我们应该询问万里先生,你否定大寨村等,否定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与创业的成就,否定人民公社三十年粮食增产解决中国人、包括他本人吃饭的基本事实,而百般吹捧一个乞讨便宜成性的小岗村,靠输血打气才勉强两脚着地站着的小岗村,是不是神经错乱?秦代权奸赵高指着一只鹿说是马难道世人也就真的相信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话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客观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农村干部群众第一次尝试公有制并取得骄人业绩,另一个是人心焕散,依仗输血打气度日;一个是万众一心改选山河的色彩斑斓的巨幅油画,另一个是自打嘴巴笑料不断的滑稽漫画。

二、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长严宏昌到底是什么角色

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创业阶段,乡村流行一句谚言“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揭示一个规律:凡是一个村子,搞好搞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队的领导者。在三十年的建设与创业里,已确实涌现一大批如李顺达、陈永贵、吕玉兰、焦裕禄等的干部,他们没有辜负乡亲父老的信任,一心扑到改变贫困面貌的工作上,“先治坡,后治窝”,带头艰苦奋斗,作出牺牲。他们以骄人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楷模形象。当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名字,中国大多数人心中涌起崇敬之情。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也树立一些农村的典型。其中的小岗村及其队长严宏昌等,不管怎么宣传与追捧,但同以上提到的那些人相比,总觉得精神上和实绩上差一大截,更不知道该学习点什么。夫唱妇随的安徽作家在书中尽管呕心沥血,调动一切艺术、非艺术的手段,想将小岗村及严宏昌塑造成楷模,顶天立地。可是二三十万字写下来,想说小岗村是英雄的村子、严宏昌是英雄人物,又不敢直说或者说不出口;小岗村靠数以千万元计输血打气的一笔笔帐目,尽管从正面落笔,还是抖了出来,伪典型的底细败露;严宏昌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尽管尽力弱化、美化、分化,谁知欲盖弥彰,上身和下身赤裸裸的站在广大读者面前,无非是一个小岗村的第一个包工头(首富),当上生产隧长后,私字当头,一是拒绝多劳多得的年终分配比例;二是脚踩队长和包工头两张船,“鱼”得“熊掌”也得;三是乱中自办资本主义私营工厂,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的第一件专利作品:分田单干路径图。

英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费朗西斯?培根有一名名言,引在此处甚佳:“蚂蚁求私利,非常聪明,但在园圃之中却是一害。”这里说的“园圃”小岗村集体是也。

1978年前,年轻的严宏昌长期在外打工,后来当上包工头承揽许多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这时城里人月工资三十几元时候,他已经已积攒了三千多元(是一百人的月工资相加)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的钱了。可是每月要交生产队上15元记150分工分,参加年终分红分口粮,他总觉得自己吃大亏。至于自己养的尚未能劳动嗷嗷待哺的4个娃娃吃生产队供的口粮,他似乎忘记了。1978年,当地旱情严重,公社党委担心小岗村经不起打击,采取“提高交队的管理费”每月150元,逼这个“能人”(包工头)回村当队长。反正这时正盛行“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新官上任的严宏昌如何率领小岗村社员把村子搞好呢?烧三把什么火呢?

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队长认为农民的人性就是“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摊子越小越好干”,就以“打破大锅饭”为由烧了第一把火:请示公社将村东村西两个作业组分割成4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二把火,瞒着公社再将4个作业组,分割成8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三把火,私自将8个作业组最后切割成20个作业组,即全村一家一组,分田分牛分公产,各家单干。据书中的记叙,小岗村共20户,通过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就绘出一张小岗村分田单干路径图。

在分割到8个作业组时,他本想已经是父子组、兄弟组、女婿组、友邻组,应该是社员们很满意了,不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之说吗?即便吃点亏相互是血缘亲属也不会斤斤计较的。读者请注意正是他又亲自推翻几天前亲自组建8个组的方案,继续分割至20个组,其重要原因他内心深处对血缘亲属这一套,也不相信。血缘亲属当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滚你的蛋!改你的命!该村的分田单干路径图如下:

由此可知严宏昌真正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底线谁都不能碰,血缘亲属不可能例外!第25页,夫唱妇随安徽作家自觉坦白叙说: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第5组,仅有兄弟俩),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四个娃娃),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按中央规定‘劳六人四’或‘劳五人五’)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而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他家娃娃4个,工分少)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第五组,只有严宏昌哥俩,弟弟提出年终分配时应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他家劳动工分多,就应多分钱和粮食,这是正当要求,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队上“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年终分配的劳动工分仅占三成,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正当要求,也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的比例,严宏昌作为生产队长可以修改这个比例——再说当年,我们知青参加队委会时,也在村里修改过当时分配比例——或者“劳四人六”、“劳五人五”甚至“劳七人三”,这对缺乏积极性的小岗村来说十分重要,尤为迫切。队长严宏昌只要出于公心,真正出于调动社员出工不工出力的积极性,就会修改原定的年终分配的比例。可是他认为于己无利,损害自己娃娃多分粮多的利益,不但不修改,索性将亲兄弟俩的第五组再分割开,进而将全村20户分割成20个!血缘亲属的脸,撕破就撕破。

年终分配方案,不执行中央的政策,不合理,正是小岗人生产积极性为什么长期低下的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小岗人对集体丧失信心而且处求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政客们一字不提。

严宏昌的极端自私心性,从不修改年终分配比例,以及决定“八变二十”的分组方案中暴露得清楚可见了。“为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他在小岗村带头分田单干的主要动因。“反对大锅饭”,“反对大呼隆”不过是借了个时髦的理由,也根本不在什么“反左”的这个层次上。

严宏昌要小岗村分田单干,不顾一切实施,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心怀着鬼胎——严宏昌之所以分田单干,主要是保住能为自己赚大钱的外包工程,不可能因为小岗村的队长职务而被妨碍和受损。凡是包工头,谁不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读者只要仔细回顾严宏昌在实施分田单干方案时的言行,可体察到一些包工头的端倪:他在“秘密会议”上用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近乎低俗的比喻。大家知道,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有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对全村生产与工作负有统一调度、指挥的责任,即使是后来改革的包产到户,也负有“双层经营”中集体经营层面的统一调度和指挥的责任,这需要花费和牵制当队长的大量的时间与心血。他不愿承担这个基本责任,反而厌恶十足地讽刺生产队里的“四统一经营是‘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

严宏昌在会上一再反对生产队“四统一经营”,坚持四变八、八变二十个作业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虽然愿意出任小岗村的队长,但在县城揽到的建筑工程仍坚持自己当家,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托别人临时代管。他想“一心两用”,因为外边承包工程的油水回报,是当小岗队队长一职的回报所无法相比拟的,少得可怜,包工头不愿在生产队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夫唱妇随安徽作家在书中背离真实性,多次做手脚,按“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的潜规则创作。在第一章歃血为盟中写小岗村分田单干全过程时,淡化包工头及油水一事,不写严宏昌有在外边承揽建筑赚大钱,通篇充斥严宏昌如何受左之害,如何反左,如何大义凛然。在本章中如此描述怕露出真相,露出马脚,头戴“中国作家”桂冠的夫妻俩虽然尽力了,但“文人无行”的嘴脸已暴露出来了。

读者诸君请想一想,生产队长严宏昌在外承揽油水这么大的工程,岂能甩手不要呢?工的油水又能当好小岗村的队长呢?所以,他选择方案是生产队的调度与工作越少越好,越省心越好。为了让“一心二用”的意图不道破丝毫,他不择手段,罗织种种理由,充当反人民公社体制的一条好汉。严宏昌的精明在这一点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在11月24日所谓的“秘密会议”上,他说得多么聪明,说得多么时髦:“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干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这是一。“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

这就是说小岗村的双层经营不搞了,只搞个人单干的一层经营!集体经济成为空壳(这一点,上层官员和精英们却三十年一直在欺骗世人:中国农村实施双层经营,仿佛集体经营仍存在。对此,我们在后边专门剖析,以正视听。)

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成功实现,严宏昌既堂而皇之的当任生产队队长,又将外边油水很大的建筑工程牢牢地掌控在手里,这样的好处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集体利益最小化,就是“鱼和熊掌兼得”。

《小岗村的故事》在叙述小岗村分田单干过程中,严宏昌心怀鬼胎不漏一句口风,都是反复强调反对“大呼隆”、“大锅饭”,而夫唱妇随安徽作家也心有灵犀一点通,积极配合,一句不提。

经过夫唱妇随安徽作家这样分叙处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表现严宏昌的能力与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严宏昌主张“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没有任何私念夹杂,没有心怀任何鬼胎,完全是彻头彻尾反对左的动机与做法。一位反左的高大形象就堂而皇之站在读者面前!不顾坐牢杀头也要摁红印的分田单干,多么崇高精神境界啊!多么激动人心的反左农民好汉农民英雄啊!

哈哈哈哈,忽悠万岁!

严宏昌这个包工头为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美梦,所设计的“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路径图,空前绝后,未泄天机,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专利作品,中国的亿万农民谁能与他相比脑袋精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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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岗村:被圈地、被抛荒、被跑路

作者:孔伟 发布时间:2015-02-16

【编者按】这份调查反映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小岗村的根本问题是破坏了集体经济制度。“双层经营”消失。土地失去了集体的统筹和管理,就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但是这在经营上基本是一条死路。农民很清楚,外出打工跑了。信号是这个把戏与我无关。资本家也很清楚。但土地流转可以骗钱。所以政府需要继续皇帝新衣,资本家就出来当道具。

三十多年前的小岗村无疑是全国瞩目的焦点,村内的“大包干纪念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关小岗村的老故事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这个村子的现状却鲜有人知。实际上,这片土地已经岌岌可危了。

还未进入小岗村地界,便可以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门楼赫然伫立在路口,上面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异常醒目,它提醒慕名前来的人们:“你们快到了”,随行的司机就是小岗村的土生土长的村民,他告诉我们:“早着呢,这里还是其他村的地方,从门牌到小岗村还得要10公里。”门牌下面躺着一条漫长而又铮亮的柏油马路,这条名为“改革大道”的马路直通小岗村,司机说这条路是国家出钱修造的,其他村想都想不到,一块门楼,一条大道,彰显着小岗村非同寻常的身份,它承载的,可是整个国家对改革开放的所有想象。

当我们乘的车在“改革大道”上飞驰时,我恍惚间似乎有一种错觉,仿佛脚下就是一条由改革开放开辟的历史路径,连结着另一头一个繁荣富强的“乌托邦”。不过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道路尽头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依然扎根于凡土之上的小岗村,它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多。

村民严美昌是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对村里目前的土地情况很熟悉。据他介绍,小岗村目前有1万亩左右的田地已经以租赁或者买断的形式流转出去了,而小岗村村务信息栏里面显示,全村可耕种田亩面积一共为1.45万亩,也就是说大半个小岗村的耕地已经没了。可是原来那么多耕地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岗村也不太清楚具体答案。土地一般是以两种名义被征用的:其一,政府用地,比如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各级干部的小岗村培训中心等,这种形式的用地一般是直接买断,但总量并不多;其二,商业项目,在小岗村如今约有6个大项目,小岗村葡萄合作社、从玉、普朗克、GLG(洪张健康产业园)、金小岗,土地交易的中间商是村镇一级政府,村民并不和项目开发公司直接接触,所以村民并不知道每个项目圈养的田亩,根据严美昌和其他村民的提供的情况,只能拼凑出几个大项目圈揽的土地规模:葡萄合作社大概有2000亩;从玉大概有1200亩,买断200亩,征用了约1000亩,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小岗村的土地,是旁边一个名为梨园村的土地;普朗克估计有4300亩,其中买断的有200亩;GLG约有1200亩;金小岗刚刚来到小岗地界圈地,具体田亩尚不清楚,但也圈了不少地,估计和从玉所圈土地面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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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买断形式流转出去的土地,价格统一为2.9万/亩;但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出去的价格就不一定了,根据调查,土地租金最低为500元/亩/年,最高可达800元/亩/年。公司来到小岗村搞项目圈地的理由大同小异,无非是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等,但实际结果就是闲置土地,导致农田大面积抛荒。严美昌带我绕着小岗村走了一圈,从CLG到从玉,没有一块土地上是长着庄稼的,最多不过是种了几棵树,而严美昌说那些树是为了遮丑,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不能太难看。拿了土地,不搞农业生产,那用来做什么?小岗村第一个搞土地流转的严德友说,外面来的项目为了骗国家补贴,“国家每亩补贴400元,当地政府补贴400元,从玉800元/亩从农民手里拿土地,它根本就是不花本钱做买卖;至于大型的农业项目,国家都有项目补贴,大约三四千万呢,它就骗这个钱。”从玉项目便是这种空手套白狼招数的“典范”。千亩荒地上立着一个光秃秃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标志牌,不仅如此,从玉项目的地里十来个玻璃蔬菜大棚,全都是靠着国家农业部的补贴建设的,现在除了两个大棚租给外地人承包种菜以外,其余的八个大棚全部都空置着。

小岗村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项目来圈地呢?据严德友介绍,这都是看上了小岗村的名气,挂着小岗村的农业项目,国家更容易审批下来。比如从玉这个项目,大部分土地来自梨园村,但它依然挂名“小岗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近乎骗术的圈地方式不确定性很大,从玉是最近刚刚跑路的一家公司,跑路的原因很模糊,据说是“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但严德友推断,“补贴拿到手,跑路是迟早的事,他们本来就不是真来种东西的。”公司跑了,村民的土地怎么办?梨园村的村民为这事已经闹了小半年,在村民眼中,项目公司并不是第一责任人,和他们上门拿地的小溪镇人民政府才是“债主”,村民徐开品拿出了当年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最后的“乙方”盖章赫然是“小溪镇人民政府”,一年的租金没有拿到手,田也放在那里荒着,村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先找政府要钱,这么多年了,田都分不清是谁家的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把田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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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狂飙突进的圈地运动,小岗村农业生产建设是几乎停滞的,现在小岗村依然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缺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至今严德友的葡萄园的水还要依靠另一个地方的水库。更讽刺的是,这个水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建设的,而水库的水流到小岗村还要小半个月,2013年,严德友的葡萄园就因为干旱缺水,枯死了一片。

在小岗村的政治光环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面临着其它农村同样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村民都在外面打工,种田的活儿年轻人早看不上了;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小岗村人手上的田基本上都流转出去了,只留下一些口粮田。只有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依然把手头的田地攥得死死的,成了小岗村有名的钉子户:“如果土地流转出去,能把地种好,我为什么不给,现在这些地都抛荒,我放出去,不是浪费土地嘛!”他不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疯狂圈地继续下去,为此他甚至多次写信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重视,严美昌甚至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从玉博朗GLG,一个更比一个坯,占着土地来长草,口号喊的比天高。”严美昌的愤怒来自于他农民的根性,他将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但小岗村其他村民并不如他这样勇敢,在金钱的诱惑和现实的压力面前,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抛荒,最多也只有一声叹息。临行前,严美昌说出了小岗村如今的无奈:“小岗村就剩下空壳子了,土地就这么荒着,农业生产没搞好,就连村里最出名的大包干纪念馆,也没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省旅游局建的,收入全归省里。”

小岗村之行让我想到安徒生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小岗村就是那件看不见的衣服,而皇帝则名为“改革开放”,为了肯定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私有精神,众人一同编制起了有关小岗村的政治神话。行走在小岗村内,我感受到了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之感”,明明是泥地良田的农村,却打扮得像是城市内的商业街道,笔直的道路,两旁的商铺错落有致,餐馆、便利店、取款机、小旅馆等,应有尽有,但在这些建筑物间的缝隙中,我又分明瞥见乳白房屋后面藏着的被抛荒的田地。一瞬间,我感觉小岗村像一个特意布置的电影场景,而在这场景外面呢,和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一个被掏空的地方,劳动力外流、土地流转,唯一特别的是,小岗村的符号资源也被掏得干干净净。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名字有一种口号式的魔力,正因为这种魔力,它为人所利用。据村民介绍,凤阳县有一个小岗村有机食品产业园,但不在小岗村境内,也没有小岗村人的投资,从头到尾,这个产业园和小岗村没有任何关系,但挂的却是小岗村的牌子,一个政治符号被消解为一种商业资源,真是讽刺。而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当年他以造反的姿态成为了改革的代言人,被政治包装,被历史铭记,今天他再一次以造反的姿态出现,却什么也不是了,如今的他被政治唾弃,被历史忘记。我在严美昌身上看到了那句话:历史总归要出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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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扶不起的阿斗,走不通的绝路——捏造小岗假典型的人必将遗臭万年

作者:雨夹雪 发布时间:2009-12-10

编者语:医治“小岗病” 的药方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最终摆脱困境。

11月6日6时许,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在小岗村租住的民房内猝死。随即,小岗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尚未收到新党委第一书记上任的消息。今天我想想谈谈对小岗村的看法。

一、一段荒诞的神话

目前,主流媒体关于小岗村神话的报道大致如下:

小岗村位于淮河流域,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经常被淤塞,这里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往往十年九荒,农业衰敝。1958年,“人民公社”迅速在各地农村建立,这种超越实际的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带来灾难性后果。1959年小岗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在1978年以前,小岗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一些上了岁数的小岗村人回忆说,过去,“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1978年,小岗村大旱。这年夏收分麦子,每个劳动力才分到 三点五公斤 。干了一季的活,糊不了三天的嘴巴!被穷逼得无路可走的小岗人为了吃饱肚子而终于采取了“大胆”的行动。刚开始小岗村把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还是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小岗村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这一年12月的一个夜晚,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和副队长的严宏昌、会计严立学召集全队在家的18户户主聚集在严家的破草屋内,围坐煤油灯前,冒着违反已经坚持了20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规矩的风险,秘密商讨分田单干的事,也就是打算将集体耕地分到一家一户,承包耕种与经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可是,他们已经顾不了许多,在一张字据上按下了充满悲壮意味的18个鲜红手印。这份“生死契约”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第二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 12488公斤 公粮;小岗每间土坯屋里都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食堆上打滚。

显然,这个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有无数明显的破绽:

首先,关于粮食产量问题。1978年,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粮食 三点五公斤 。120口人的小岗村劳动力大约六七十人,那么粮食产量才200多公斤。1979年小岗村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一年增产300倍,这恐怕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人均才 500公斤 ,如果这就“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那么这15年小岗人是怎么活的?而且,6万多公斤并不算多,1978年,小岗耕地500多亩地,粮食总产6万多公斤相当于亩产100多公斤,这是很低的。其实,50年代在农业集体化和治理淮河之后,小岗村的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 9万公斤 左右,好年成可以达到10多万公斤, 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北京周报》《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之后》)

其次,关于“生死契约”问题。如果小岗人真热爱带领他们包产到户的干部,那么不写字据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如果小岗人不敢担责任,那么一份字据又能有多大用?何况既然“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可能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是要坐牢的”,那么为什么还写一份字据?难道是怕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不足?目前关于小岗村“生死契约”的真相,经过网络的披露,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它是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严宏昌一人写的。至于手印,就更不是真的,是乱按的,甚至把18个手印都误按成了21个。

再次,关于“小岗精神”问题。从包产到户前的小岗村“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可以看出,小岗人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包产到户后又能好多少呢?像这些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人,却在伪造的“生死契约”上写下了“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豪言壮语,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关于人民公社给小岗村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问题。如果“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属实,那么小岗村1961年只剩了五六十人。在1978年以前,又“大姑娘出嫁时没件像样的衣服,小伙子几乎都是光棍儿”,那么人口应该不断减少,怎么会在1978年小岗村还有120口人,比1961年翻了一翻?

以上几点不过是冰山一角,但是从中足以看出小岗村神话的荒谬。当然,小岗村搞了分田单干是真的,但是绝对没有这么神奇、这么悲壮。不过,撒谎容易圆谎难,尽管小岗村神话是荒谬无比的捏造。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解读出以下信息:

首先,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并不具有普遍性。凤阳县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显然,凤阳县这样的落后县只能是极少数。试想,如果每个县都像凤阳县这样净调进粮食,那么国家又有什么粮食可供调进呢?1978年以前,小岗又“是全公社乃至全县最穷的”,即是凤阳县这样的全国闻名的落后县最落后的村。显然,这样一个村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不具有代表性的。

其次,小岗村的落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干部作风不正。“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干部作风不正应该是实情。第二是缺乏集体主义精神。“8个组分干,基本上都是父子组、兄弟组,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父子、兄弟在一起干也仍然出勤不出力” 或许有些夸张,但是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应该不假,否则也不会搞什么包产到户了。这两个原因又是密切相关的,干部作风不正的情况下,怎么会培育小岗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干部作风又怎么可能好?这证明了共和国前30年开展的一系列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坚持下去。

最后,尽管小岗村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但是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仍然极大的帮助了小岗村。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受到国家大力帮助,吃粮给返销、生产给贷款、生活给救济,以致小岗村连续20年“衣食住行都靠国家”。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公有制、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存在。如果实行私有制、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恐怕这20年年年都要饿死人,甚至全村死绝也不是不可能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小岗村这样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情况下,发生分田单干的事不奇怪,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不仅无助于解决干部作风不正等问题,反而会因为公有制的破坏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彻底堵塞小岗村的出路。医治“小岗病” 的药方应该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

二、一个难堪的典型

从前文可以看出,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事实质是少数落后农民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错误行为。但是,少数落后农民是共和国前30年也存在的,并没有掀起什么大浪,显然,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是完全可以也应该被纠正的。但是,由于某些买办、官僚、奸商此时正希望通过瓦解集体经济实现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实现自己“先富起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罪恶目的,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正好符合了这些人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因此,小岗村分田单干的错误行为不但没有被及时纠正,反而被编造成了一个荒谬无比的神话大力吹捧,结果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

但是,分田单干毕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短时间或许还看不出来,但是时间一长就很清楚了。小岗村尽管受到了大力扶持,但是仍然始终发展不起来,成为一个让极右派难堪的典型:

为了保住小岗村这个典型,方方面面的扶持可谓不遗余力。一方面有物质援助。例如,1993年2月,在省人大代表严宏昌和其他代表的呼吁下,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会议确定了大约 1300多万元的投资数额。省里拨款20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 8公里 的柏油路,还出资兴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当地政府在小岗村村头修建了巨大的牌楼;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张家港援建了水泥大道;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都来自企业和社会的赠与……另一方面还有人员援助,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从1993年起,连续几任书记都是下派的。为了便于方方面面的扶持,凤阳县政府甚至还调整了小岗村的行政区划。小岗原是严岗村的一个小队,1993年凤阳县把严岗村分成两个村,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分出来合并成小岗村。据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的回忆:“上面说村子人口少,上面好支持,这样可以让小岗早点富起来,上面下来视察比较好看”。

但是,尽管方方面面对小岗村扶持可谓不遗余力,小岗村仍然困难重重。例如,在物质援助方面,尽管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有些农户因为太穷还是打不起电话;虽然外界出钱援助小岗村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但是不少农户因为太穷还是不看,以致两只“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锈迹斑斑;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除了拖拉机和每天早上的一班长途公交车外,平常没有汽车通过……在人员援助方面,尽管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但是由于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模式没有改变,下派干部也没有给小岗带来多大变化。1993年以来的3名下派书记,都黯然离去。

由于小岗村的状况实在太差,在上级视察时不得不采用了欺骗的手法。例如1998年,中央领导到小岗村来视察时前夕,一方面多次打招呼禁止反映问题。据老农严立坤反映说: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另一方面突击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当地政府在“友谊大道”两侧突击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甚至派人从外地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充数,等中央领导一走,又让人把饲料粮拉回来了。在统计汇报时,不仅大搞浮夸,而且有意混淆视听:在计算分田单干前的产值产量时,仅仅计算小岗生产队的产值产量;在计算分田单干后的产值产量时,却计算了整个新小岗村(包括原来的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两个生产队)的产值产量。

依靠吹牛和撒谎毕竟是长不了的,到沈浩到小岗村前夕,小岗村已经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是个什么概念,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2 622.2元,安徽省农民人均收入2 127.5元,农民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省份只有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这6个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省区。即单单从人均收入来说,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的小岗村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仅仅比西北、西南自然条件恶劣的偏僻地区强一点。更不用说“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等等了 。

应该说,弄虚作假的典型有不少,但是像小岗村这样方方面面不遗余力长期扶持却还是搞得如此之差的还真是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归根到底是因为分田单干本身是一条落后倒退的死路,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例如,小岗村农业技术员吴广法回忆,有一次某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与小岗村所在的凤阳县农业局签了一个合同,对方支援67万元人民币,由中方在小岗搞农牧业开发。“一开始,就说要小岗村农民养鸭子,怎么养呢?因为是搞‘承包’,你家养十几只,他家养二十只,结果,死的死,丢的丢,一点效益也没有,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吴广法还说:“至于科学种田,比如说推广良种,那就更成问题了。”不少良种农民不相信,怎么都推广不开。“如果村里有集体农田,拨一些出来作良种适应性试验,要是收成好,不用费唇舌,良种也就推广了。”分田单干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也十分后悔。他曾向媒体表示过,现在的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在这种情况下,小岗村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中国极右派难堪的典型:极右派自己说小岗村是“一年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其实“一年越过温饱线”是假,前文已经说了,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不过是50年代的一半多罢了,“ 20年未过富裕坎”倒是货真价实。极右派整天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宣传集体化如何如何不好,乃至攻击大寨等毛主席时代的典型和今天的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弄虚作假,存在多少多少问题,受到方方面面多少多少扶持。可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些坚持集体化的典型哪个不比分田单干的典型小岗村强得多?哪个弄虚作假像小岗村这么严重?哪个存在像小岗村这么多问题?哪个受到方方面面的扶持有小岗村这么多,以致上级曾多次下派干部到小岗?集体化和分田单干孰优孰劣,难道还不清楚吗?

三、一出无奈的悲剧

当小岗村差不多是陷入了绝境时,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作为安徽省优秀年轻党员干部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本来说是“挂职锻炼”,同时也是希望改变小岗村的落后面貌。可是,无论是谁恐怕都没有想到,沈浩在这里一干就是近6年,而且一直到把命搭上,上演了一出无奈的悲剧。

沈浩对小岗村的病根认识的是比较清楚的。他生前在博客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教育好,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推进。”也就是说,“小岗病”的根子正是当年瓦解了集体经济,使农民变成一盘散沙的分田单干。

沈浩对医治“小岗病” 也开出了比较合理的药方:“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 “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也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这和上文的分析是基本一致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在上任当年的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集中参观了大陆4个走集体经济道路致富的明星村(大寨、耿庄、红旗渠、南街村)学习经验,反思自己的发展之路。在参观南街村档案馆时,沈浩握住南街村档案馆负责人的手感慨地说:“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打血手印分田单干的18名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其他到访的小岗村人也一致地说:南街村之行让他们大开眼界,要学习南街村,找准方向,努力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参观结束后,沈浩在档案馆留言簿上写道:“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2006年2月18日 ,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 可“合地入股”、年底分红;不愿合股的,村里以每亩地每年500元集中租地。农民会被安排进村办厂工作。他的“合作社”梦想,得到严俊昌等广大小岗村的群众态度鲜明的支持,严俊昌说“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

但是,沈浩低估了重走集体道路的阻力: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在当年分田单干中获得了巨大政治利益的人(如严宏昌就是省里的人大代表)强烈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并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扣了一大堆罪名:这岂不是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回到大集体时代会没有饭吃……当然,如果仅仅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村民也掀不起多大浪,更主要的是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强力支撑。如果小岗村这个“改革第一村”都要重走集体道路了,那么他们30年来不遗余力鼓吹的集体不如个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论岂不彻底破产?据严宏昌自己说,他曾接到了外省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毫不留情地质问严宏昌:“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无论此事是真是假,严宏昌等人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受到了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的强力支撑应该是事实。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合作社的事情被迫不了了之。

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2006年11月,沈浩选派任职到期。98名小岗村村民采用了他们传统的摁手印方式,挽留沈浩。他们还到安徽省委选派办和省财政厅,请求将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耐人寻味的是,据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说,是他策划了这次“留人行动”。“一方面,他确实与其他下派干部不一样,他把自己当成小岗人,真心为老百姓做事;另一方面,他背后有个‘大财神爷’做靠山,对小岗村有好处。” 此次“留人行动”中,另一名“大包干”带头人,支持沈浩重走集体道路的严俊昌却没有摁手印。严俊昌说,小岗村更需要造血。“小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这棵摇钱树。”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严宏昌等人为什么挽留沈浩,沈浩在严宏昌等人挽留下留下来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其实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如此,沈浩还是留了下来。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沈浩只能干一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皮毛功夫:一方面为小岗村争取资金。例如,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是沈浩争取来的资金。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介绍,仅修通公路“小岗快速通道”,就花了1200万元。严余山称,他了解到沈浩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沈浩还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使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另一方面为小岗村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例如,据新华社报道,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患有肺结核,没钱医治,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住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条命早就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6口人,4位智障,生活十分困难,他告诉记者,沈浩对他特别照顾,自己的被子、衣服都是沈书记送过来的。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出世后,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找到沈浩,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口袋里掏出1000元。70岁的毛凤英家境贫寒、常年生病,她两次找到沈浩都没空手而归,一次1000元,一次500元……

然而,小岗村这个自私自利的典型的官,是不好当的,即使沈浩被当成摇钱树、财神爷也不例外。沈浩曾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刚到小岗时也想过,争取点资金项目,工作上超脱一点。但一深入到具体工作,就身不由己了。不怕大家笑话,我这个性格开朗的北方汉子,4年当中也多次受过委屈、流过泪,甚至打过退堂鼓。有的给我出难题。晚上,独坐在房间自斟自饮,我哭了,满腹的委屈,难以用语言表达……” 沈浩甚至挨过打。2007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留昌的儿子开饭馆,用村里的自来水,沈浩要他交水钱。严留昌的儿子跳起来,打了沈浩。有村民看到,沈浩捂着肚子半天没直起腰。到今年11月,沈浩的第二个任期又要满了。 9月24日 ,183名村民再次按手印,挽留沈浩,希望他再干三年。但是,沈浩再也不想留下了。 10月23日晚 ,他曾发给严余山一条短信:“正常情况下,年底离开小岗。离开是为能者让路,使小岗更好更快发展。回想来前与凤阳和小岗任何人无怨无仇,六年来更无愧我心……”

工作上的压力使沈浩经常借酒浇愁,在酒精侵蚀下,沈浩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乌发变成灰白发的“老头”。11月5日中午,县里几拨客人到了小岗村,村委会在农家菜馆摆了三桌酒席。沈浩去世后,有村里人认为他 11月5日中午 陪县里客人喝酒时,就是在喝闷酒。据严留昌讲,当天下午,喝醉了的沈浩被村党支副书记张秀华扶回住处。当天傍晚,马家献上楼叫沈浩吃饭,发现他掉在地上。她叫来张秀华,两人合力把沈浩重新搬上床。看到沈浩睡得香,此后她未再打搅。严留昌说,沈浩住处对面就是卫生院。“当时如果有人看他喝醉了,扶他下去吊瓶葡萄糖;如果有人晚上给他送一杯水,他或许就不会出事。”沈浩的同学、安徽蚌埠市委副书记毕小彬也认为,“如果有家人在场,或者抢救及时,也许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没有发生。第二天早上6点多,村民杜永兰来找沈浩办事,在床边怎么喊也不应。赶来的医生发现他的心跳和呼吸停止了。沈浩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

沈浩的人生是一出无奈的悲剧。究其根本原因,是某些人为了保住小岗村这样一个分田单干的典型,一方面坚决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求沈浩带领小岗村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沈浩被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压垮了。

四、一道未解的谜题

11月6日 6时许,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在小岗村租住的民房内猝死。沈浩之死给小岗村留下了一道未解的谜题:带头人死了,小岗村怎么办?

应该说,通过沈浩近6年的努力,小岗村是有一定发展的。从2004年到2008年这5年间,小岗人均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小岗村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6600元,提前并超额实现了“五年翻一番”的目标,高于全国2008年 4700多元的平均水平。还有旅游资源优势,如,大包干纪念馆从建馆到2008年累计接待5万人,门票收入百万,但是对于一个村子也不算少了。小岗村有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文化设施,电话和有线电视比较普及。

但是,相较于成就来看,小岗村的问题显然更为严重:

首先,小岗村的成就和那些坚持集体道路的村集体,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北的周家庄乡,河南的刘庄、南街村等一比,成绩就不值一提了。仅仅和南街村相比,小岗村的人口数量是南街村的1/6,耕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4倍,户均耕地面积是南街村的12倍。但是, 2005年小岗村户均产值仅为南街村的1/13,耕地资源在小岗村产出的经济效益比仅为南街村的1/16。

其次,考虑到小岗村巨大投入,其成就更是黯然失色。前文已经介绍过,仅仅沈浩到来之后,争取来的资金不下数千万元:建“大包干纪念馆”的300万是沈浩争取来的资金。小岗村党委副书记余谦介绍,仅修通公路“小岗快速通道”,就花了1200万元。严余山称,他了解到沈浩争取到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沈浩还争取到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使122户小岗村民,全部翻建了新房……如此巨大的投入,小岗村仅仅略微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效益之低令人咋舌。

最后,在重走集体道路受阻的情况下,为了招商引资,小岗村目前正被大规模圈地。据《安徽小岗村书记沈浩施政6年,"梦想家"曾招来争议》报道:引进的GLG集团,广东从玉菜业和深圳普朗特集团的项目,均占地巨大,分别是2000亩,2000亩和4300亩。其中要永久性征地1400多亩。仅有耕地8700亩的小岗村,要被圈地8300亩。这遭到小岗人普遍反对。甚至,严宏昌之妻和儿子,在自家地里睡了三天三夜,阻止推土机的掘进。严宏昌说,沈浩其实不赞成这样圈农民的地,“但是没办法”。村民崔志林回忆, 11月4日 ,沈浩曾打电话找他到村委会聊天。沈浩说,县里快把小岗村的地搞完了,“农民地都没有了,吃啥?村里也没钱。我不同意,但无能为力。”有消息称,沈浩因反对大规模征地,跟县领导闹僵了。大规模圈地必然使小岗村陷入更大的困境。

如何解决小岗村面临的困境呢?不外乎两条出路:

一条是继续沿用30年来的老办法。即在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继续由各级政府拨款,继续下派干部到小岗,以改变小岗村落后的局面。当然,这需要各级政府给小岗村的关照再多一些,各级政府拨款的数额更大一些,下派干部的职务更高一些,能力更强一些……

另一条是重走集体道路。即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继续开展整顿干部作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培育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运动,从而逐步使小岗村的干部作风、社会精神面貌根本好转,最终摆脱困境。用沈浩的话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加强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首先,要选好配强一个群众信任、能力较强的‘两委’班子,特别是要选好一个‘领路人’。” “其次,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第二,就是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文化教育、科技教育、法制教育,等等。”

然而,这两条出路都面临重重困难,可以说“小岗村怎么办?”仍然是一道未解的谜题:

就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的老路来说。一方面,30年来一直对小岗村不遗余力的扶持。即使各级政府给小岗村的关照再多一些,各级政府拨款的数额更大一些,下派干部的职务更高一些,能力更强一些……小岗村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还是一个问号。另一方面,谁还愿意去并且能搞好小岗村?沈浩是一个有能力、有广泛人脉、真心想干事、并且得到了小岗村民热烈拥戴的干部。这样一个干部都因为“工作上的压力” 不明不白的离开了人世。谁还敢拍胸脯说:我比沈浩做得更好?沈浩去世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尚未收到新党委第一书记上任的消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走老路的艰难。

就重走集体道路来说。首先,小岗村分田单干前就是一个少有的落后村,干部作风不正、小岗人普遍自私自利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经过了30年来的错误实践,小岗村的这些情况又严重恶化了。即使重走集体道路,这些情况也不是短时间能够彻底改变的。其次,当年分田单干使严宏昌为代表的少数在人从中获得了巨大政治利益,这些人强烈反对重走集体道路。当然,这两点还是可以克服的。更重要的是,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决不会容许小岗村这个“改革第一村”重走集体道路,这些人目前还有极大的影响力,足以扼杀广大小岗村的群众重走集体道路的愿望。

我认为,小岗村短期内坚持30年来的老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就长远来看,随着那些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买办、官僚、奸商被唾弃被埋葬,中华大地上社会主义的复兴,小岗村终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最后,我想对那些希望继续沿用30年来的老办法,即在坚持分田单干的基础上,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的扶持来维系小岗村这个典型的人们说几句:你们不是为小岗村新党委第一书记的人选犯愁吗?我倒是有一个建议:既然县里、市里下派的干部都不行,省里下派的沈浩又“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这次只能由中央下派。中央下派的合适人选莫过于当年塑造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小岗村这个典型帮助其获得了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高位,难道不应该回报一下吗?尽管他已经90多岁,但是仍然精力充沛,动不动抛出一段诸如“中国共产党是非法政党”之类的“老同志谈话”,相信不会没能力搞好小岗村吧?如果小岗村真在这位“老同志”带领下振兴了,岂不又是30年来的一大佳话吗?我这个建议怎样,考虑一下吧?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小岗村的文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了今天,敬请原谅。我对小岗村的情况不很熟悉,如果文中有错误请各位朋友帮助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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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小岗为推行“大包干”造势撒谎

作者:古彭万俟轩等 发布时间:2015-07-16

笔者语:万里的讲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漏洞百出。有的是明显捏造,有的是故意撒谎。

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一书,笔者过去只在报刊上见过出版信息,并没有机会读到此书。昨天(10月19日)晚上,我偶然翻阅《经典旧闻》时,突然看到该报19版上转载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实际是《小岗村的故事》引言部分,标题为《万小岗受命于危难之时》。《经典旧闻》在转载时还加上一个耸人听闻的醒目标题:《大姑娘衣不蔽体触动万小岗开启农村改革》。因为时间关係,这本书我没有看完,但仅从引言部分就发现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硬伤”。特别是引言中还引用了万小岗的一些原话(该书是纪实而不是小说,书中的万小岗讲话都用“引号”引起来,所以可以认定是万小岗原话)。我觉得,万小岗的讲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漏洞百出。有的是明显捏造,有的是故意撒谎。笔者先将万小岗的部分讲话摘录出来,然后分别予以解剖。

引言部分有三个片段值得注意:

一、1977年6月21日,卸去XXXX长的万小岗抵达合肥,出任……。已经六十一岁的万小岗“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可是,万小岗“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二、万小岗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了解,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遍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这次农村调查,万小岗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麽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麽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三、万小岗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代表性。万小岗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扒车外流。有人说:“这裡的农民有讨饭习惯。”万小岗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裡去了,是什麽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麽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

笔者先来解剖第一个“谎言”。文中说,当万小岗正准备“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这段描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按照该文前后逻辑,我们只能认为:万小岗1977年6月21日来安徽之前,整个安徽都是平静的,只是在他准备“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才“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读者不仅要问:难道是万小岗来到之后,老百姓才开始无法忍受,才开始“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吗?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这就更令人不解了,万小岗没来之前,这里风平浪静;万小岗一来,不仅“逃荒要饭的人”多了,而且已经“事态之急,火烧眉毛”!既然如此,在万小岗没来之前,“火烧眉毛”的老百姓到底都是怎麽“活”下来的呢?说千到万,他们这麽编造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大包干”造势,为“私有化”寻找理由!

再来解剖第二个“谎言”。万小岗在调查走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麽多人”。我过去一直查找不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正出处,今天终于查到了。但是,这句“谎言”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没想到刚刚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又拾人牙慧开始嚼别人早就嚼过的馍。我不否认,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挨饿,也确实有极少数地方饿死了人,但绝不是右派精英们污衊的“饿死几千万”,也是不是万小岗所说的“饿死那麽多人”。就连“小岗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假典型,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懒惰”的农民也没有说,三年苦难时期谁家有人饿死了。万小岗睁著眼睛说瞎话,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希望在“私有化”进程中抢个头功。万小岗果然如愿以偿,资改派“精英”很快就唱出“要吃米找万小岗”、“要吃粮找紫阳”的讚歌。可惜,这两句褒扬之词,如今已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来解剖第三个“谎言”。万小岗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外出“讨饭”,万小岗就此假装怜悯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他在这是偷换了和混淆了“讨饭”概念,把凤阳农民农閒季节出去卖艺谋生与逃荒要饭划成等号。其实在农村,收罢秋播上小麦之后,就到了冬季农閒时节。能歌善舞的凤阳人民,非常喜欢在这个季节带著全家,或几家联合一起,到周边地区或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表演花鼓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在农閒季节省些粮食,二来还可以挣些钱回来。这纯粹是凤阳农民农閒季节的一种谋生手段,根本不是什麽“成群结队”外出“讨饭”。我的家乡距离凤阳县不足200公里,上个世纪70年代经常可以看到凤阳花鼓戏班来我们这裡演出。1973年冬天,一个花鼓戏班的小伙还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他明确告诉我,凤阳农民一到冬天农閒季节就出来。他们把这种演出,说成是谋生手段或打趣说是“要饭生意”。其实他们都认为出来就是混口饭吃,这与严格意义上的“讨饭”是有严格区别的。另外,我们见到的花鼓戏班,人人都穿得花花绿绿,喜气洋洋,那有什麽“蓬头垢面”!如果硬要把这种卖艺谋生都称为“讨饭”的话,那笔者倒要反问一句:干什麽不是“讨饭”呢?那些到处走穴的演员不是“讨饭”吗?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是“讨饭”吗?说白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在大江南北“讨饭”!所以笔者认定,万小岗把凤阳农民正常谋生手段当成“讨饭”,这是非常无知的表现。日前,笔者曾写过《人民公社岁月(21)凤阳花鼓戏》一文,对凤阳农民农閒季节外出卖艺生活作了很详细的描写,网友或有兴趣地读者不妨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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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流毒深远必须彻查!

作者:江西李建軍 发布时间:2009-10-20

现代中国,有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即有一份伪造的《小岗村民单干生死书》存入了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事件,被收录进了党和政府的文件;以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为由头的媒体、影视作品,不断地反复被炮製出来,整整欺骗了国人三十年!

一、彻头彻尾的“伪造门事件”不断被热捧、发酵、骗人!

1.小岗村《单干生死书》是记者王影东一手导演出来的假货。

关于小岗村《单干生死书》的真相,经过网络的披露,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不少人当面询问了单干生死书上列出的当事人之一严宏昌。严宏昌一听来者是调查《单干生死书》的真相就笑了。他告诉调查者,那是包产到户多年以后的事,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影东的大记者,来小岗村拍电视。王影东说,要搞一个按手印的条子,并说北京的大领导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按照记者的意思,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严宏昌一人写的。至于21个手印,就更不是真的,是乱按的。(参见陈窗、曾德方《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

2.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事件是别有用心者编造的拙劣的骗局。

A.假如真有21个小岗村民签字画押所搞的包干生死书,当事的小岗村民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份事关他们坐牢与否的生死书。因为,丢了这份生死书,就意味著一旦真的坐牢、杀头后,就失去了生死书上盟誓的一切保障。农民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份生死书。

可是,令人捧腹的事实是,尽管大记者王影东,反复说明并告诉村民:中央的大领导说了话,要把他们秘密达成的生死书存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去,这是一份何等崇高的政治荣誉和生命的保障啊!农民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定要把珍藏的生死书交出来!可是,农民的反映是:一听就笑了,哪有什么生死书!

B.假如真有生死书事件、但由于时间久、真版的生死书找不到了,那真实的情况就会是这样的:首先是来自北京的领导,一定会要求农民,再搞一次实境模拟,要求乡村干部找到当年所有的当事人,坐到一起再开一个会,再慎重其事地写一份生死书、再如法炮制地依次签名、按手印,搞出一份半真实的生死书,交给这位中央来的大记者,以不负中央领导的厚爱。其次,当事农民知道了北京领导的要求,而且知道他们的生死书将存入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定会翻箱倒柜地找那份生死书,并且会因为找不到而无比的后悔。既使众里“寻宝”千百度仍不见踪影,也一定会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再开一次会,再签一次名,再按一次手印,以期最大限度地弥补遗失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可是,令右派们无比失望的真实情况是,被逼无奈、无可奈何的小岗村村民,为满足这个中央大记者的要求,由一个人乱写了几个字、乱签上几个名字,乱按上几个手印,象胡弄鬼、打发叫花子一样,一交了事!

由此可见,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事件和那个已经存在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单干生死书》是一个什么玩艺,世人一看就心知肚明!只是骗子骗惯了人,脸皮厚了,世人在笑他们,他们毫无知觉、仍在不知羞耻地掩耳盗铃而已!

3.“小岗村伪造门事件”不断被热捧、发酵、骗人!

右派、走资派和四大窃贼剥削阶级信奉,只要有钱,就可以把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

明明是伪造门事件,不仅有人出钱出力拍成了建国60年献礼影片《十八个手印》,还到处兜售,连续获得了各种奖项。如中国政府最高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如2009金鸡奖最佳数字电影评委会提名等。

明明是伪造的“21个手印的生死书”,而影片偏要说是《十八个手印》!骗术拙劣到连幼儿园学生都不如的地步。

尤其令人愤怒的是,该电影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造成的农村落后,含沙射影地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共产党人的头上。把解放后的新中国农村描写得一贫如洗。电影自始至终都在宣传这样一个思想:农民单干(私有化)之前,凤阳乡农民要饭都不成,总被民兵驱赶、甚至不断地饿死人,而只有在18个农民按了单干生死书手印之后,苦难的农民才得救了,当年穿著破烂唱要饭歌的,变成了富裕起来穿得桃红李绿的农民演出队。

众所周知,凤阳县农民要饭的那一首民谣,从词到曲调明明都是控诉解放前代表剥削阶级的封建帝王朱元璋剥削农民的罪恶,而在该献丑影片中,却被导演成了控诉阻碍单干化私有化的无产阶级左派的民谣!

可是,炮制者忘记了,谎言可以得逞一时,但永远掩盖不了真相。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才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获得了土地的中国农民,焕发了空前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干后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实事,也与影片宣传的恰恰相反,单干前,中国农村欣欣向荣;单干和私有化之后,单干典型小岗村面貌依旧。相反,坚持公有为主体的华西村、刘庄村等万亿个亿元村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共同富裕,而坚持单干化和私有化的一些地区农民无产阶级开始赤贫化。如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如小岗村村民缪夕五,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因为单干后私有化之后,多数农民贫困化,农业生产抗灾能力弱化,农业连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实践是检验谎言的唯一标准。单干和私有化几十年后,单干和私有化典型地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冷酷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管说谎者如何坚持说谎,也不管用拙劣骗术说谎的电影获得了多少奖项,中国人民再也不会相信骗子们的忽悠了。

4.人民下一个要搞明白的是“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总导演是谁?

既然站在前台的骗子导演已经曝了光,现了原形,但是,人民不无关心的是,骗子导演后面的总导演是谁,这个或这些总导演们何时浮出水面,还有好戏看。

既然那份存在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单干生死书》是记者王影东採取拙劣的手法诱导伪造的。那么人民接下来就要问了,是记者王影东个人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和有关法律法规造的假,还是被上级指示和要求造的假?如果是上级指示和要求造的假,那么,是谁指示王影东造假的?为什么要指示王影东造假?是记者王影东主动要求造假,还是被迫要求造假?如果是王影东主动的,后续有谁配合王影东继续骗人?如果王影东是被迫的,又是谁迫使了王影东?王影东这个一线编导的后台导演是谁?前台和后台导演们为什么要导演这个欺骗了国人三十周年的弥天大谎?

幕后的一切,还没有浮出水面,所有关心此事的国人都强烈期待始作俑者王影东先生出来给国人一个说法!

二、“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逻辑判断与动机分析。

1.中国农民的阶级本质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中国农民不可能出演“签字画押写包乾生死书”这件事。

看过电影《白毛女》的人都清楚,中国农民,一看到有人要求他们按手印,就会想到生死文书,就会想到卖身契,就会联想到当年被地主黄世仁强迫的杨白劳按手印卖女儿的情景。这是由于中国农民长期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而造就的一种性格特徵。如人民艺术家赵丽蓉主演的小品《如此包装》中,当包装公司老板要求赵丽蓉在合同上按手印时,她就十分敏感、本能地拒绝,并说了一句台词:“怎么我一下就想到了杨白劳了?”。

所以,喜欢搞签字画押的恰恰是那些反动的剥削阶级“黄世仁们”。被剥削阶级害苦了的中国农民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决不会轻易留下什么签字画押的凭证的,更不可能用按手印的方式搞包干到户。因为,当年,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假如有一个人提出用这样办法搞包干到户,农民不仅不敢签字画押,还甚至不敢包干了。

2.许多右派和走资派胡说:小岗村民按手印是为了防杀头、坐牢之罪,这更是无稽之谈。

一是如果真的一包干就可能引来坐牢杀头之祸,农民也不可能留下坐牢杀头的真凭实证。而小岗村21个村民一齐搞一个包干生死书,并留下冒著坐牢和杀头风险的签名和手印?这可能吗?决不可能!小岗村的农民、中国的农民还没有笨到这种程度,大家留下凭证、杀头坐牢一齐去、伸出脖子让人砍?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也不会答应别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二是在公有土地上搞包干包产到户,根本不是一件会导致坐牢杀头之事。

过来人都知道,当年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仍然是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行的,而且当时,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废除,还照常运转,既使农民要包产到户了,根本不可能冒什么杀头与坐牢的风险。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只是公有制前提下,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统一经营变成分户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

事实上,当年,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不同的实现形式,有的搞包干,有的搞包产,有的搞村公所,有的搞专业大户承包经营等等。当时的党和政府,是鼓励人民积极探索公有製的各种实现形式的。我们这儿一个县,就在当时推出了创办村公所的典型。而搞了包干的小岗村被宣传和肯定,也有力地证明当年农民在公有土地上搞包干到户,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坐牢与杀头的风险。胡说小岗村民按手印是真实的、是为了防止以后杀头、坐牢,这是右派、走资派、窃贼剥削阶级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阴暗、落后与愚蠢。

3.“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炮制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复辟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罪恶的资本主义。

一是广大农民是拥护集体化,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土地私有化,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针对有人认为小岗村的农民搞包干到户,就是反对集体化的说法,小岗村老支书严俊昌严正地驳斥:“我们小岗村村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一位名叫吴强风的小岗村的青年农民旗帜鲜明地说:“搞农业单干,根本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所以,广大农民搞包干包产到户,不是反对集体化,更不是赞成私有化。相反,他们始终是拥护集体化,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土地私有化,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

二是真正梦想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慢火煮青蛙地推进走向私有化的土地单干化、股份化、流转化的,是那些反动右派、走资派和四大窃贼剥削阶级。

这些反动派清楚,他们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真正的阶级斗争;他们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非人民内部矛盾;他们要实现的私有剥削垄断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与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是真正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反动右派、走资派和权贵资产阶级明白,一旦他们推进走向私有化的单干化、股份化、流转化、买办化的阴谋败露,党和人民就会开除他们的党籍,或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或把他们送到牢房等。

所以,反动派就把自己的担心与害怕,推演到农民的身上。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形式表达出来。

三、强烈要求彻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

众所周知,华南虎造假门事件,在国人的压力下,查了个水落石出。如此重大而持久的“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更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用“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拍影视作品继续骗人。

中国有一些知识精蝇们,明知小岗村生死书事件是假的,还要不顾一切地假到底,并无耻地把一个假货继续堂而皇之地存入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欺骗国人整整三十年!

明明是假货,中国一些官方和民间,总是有人出钱、出力、出奖励、假戏真做到底,变著花样,把一个怡笑大方、世人耻笑的“伪造门事件”,无耻地拍成影视作品并冠以建国六十週年献礼片的头衔!

“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导演们,自以为谎言重复千遍就能成为真理;自以为只要反复给假货冠以各类奖项、就可以骗行天下、畅通无阻!这些造假的小子人、骗子们也太小瞧人民的智商了!

奉劝“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各级各类导演者们,不要太无耻、不要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假的就是假的,假的再乔装打扮也变不成真的!

谎言就是谎言,谎言重複一万次也成不了真理!

骗子就是骗子,骗子再巧舌如簧也成不了君子!

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利用“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拍摄影视作品继续骗人;立即停止将已经拍成的骗子影视作品推荐到各种影视节上、并扣上各种丢人现眼的桂冠;已经拍摄的骗子作品,立即封存,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2.立即彻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

现在,小岗村当事村民,已经承认单干生死书是别有用心者伪造的。拿人民创造的税收工资、吃调查饭的同志,就要勇敢地站出来彻底调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因为,全国人民有权知道“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真相。

一是要用事实彻底揭穿、公佈、曝光“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真相。各类知情者和参与者,都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对《单干生死书》的虚伪性进一步调查核实,如对所有的21个姓名对应的村民进行权威的调查和取证。有关假造导演们,不能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隐藏真相。

二是国家有关部门和鑑定机关要对非法存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单干生死书》作出权威的技术鉴定,并公佈鉴定结果。核实那21个手印到底是谁按的手印?是谁要求农民这么按手印的等。

三是对“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执行导演王影东和幕后导演进行调查,并尽快向国人公佈“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编导真相。始作俑者王影东记者,要向国人如实地交代造假的全过程和幕后主使。

有一件事尽管不能类比,但人民要从最坏的结果作准备。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美军陆军中校威廉•班尼特,他是美国中情局诸多秘密行动的知情者,也是1999年负责制定美军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下级军官之一,也是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罪恶事件的责任人之一。然而,他却于2009年3月22日美军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十週年前夕被神秘暗杀了。

人民要以此为戒,提高警惕,认清窃贼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伪造事件的调查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类当事人和知情者的保护。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防止四大窃贼狗急跳牆、毁灭证据。那些“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导演们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坦白从宽,说出真相。

3.立即把“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骗子道具撤出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进去的。尤其不能容忍“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骗子道具继续存进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继续容忍骗子道具存在那儿是对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亵渎!也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污辱!另外,听任骗子们把骗人的道具继续存放在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不仅被当代世人笑话,还将成为后代世人的笑柄!

如果有关部门的当权者对人民的正义呼吁无动于衷,把那个骗人的道具继续存在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就丧失了起码的政治良知,也丧失了起码的科学良知、学术良知,他们就不配在这些位子上继续呆下去。

“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骗子道具是不是能尽快撤出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试目以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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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人为何怀念万里?问问严宏昌吧

作者:一个人民 发布时间:2015-07-23

笔者语:三次见万里、先富起来的严宏昌自然是心知肚明,然而当小岗人集体沦为新一轮改革的绊脚石,即便万里在世还能救的了吗?会不会救都是个问题!

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逝世,官方给予了高度评价与极高规格的待遇,甚至下半旗致哀。但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小岗村人对万里的态度。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万里与小岗村典型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公知任志强到了万里追悼会现场,并在自己微博发布了现场有人打起的条幅:“想吃米找万里,小岗人怀念您”。泰安晚报记者来到小岗村,专访了“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和村里的村民。严宏昌现场手写了一份唁电,称“如果没有当年万书记的鼎力支持,也没有今天的小岗村。”那么,今天的小岗村到底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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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单干”并非一“包”就灵

按照官方的宣传,人民公社时期,小岗村的懒是极其出名的,宁愿饿肚子讨饭、让土地荒芜,也不愿在公社出力,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如果全国大多数农村都像小岗村民这样懒惰,恐怕公知说的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的谣言就要变成事实了。然而,客观的事实却是国家能够拿出别的公社生产的粮食救济小岗。这就说明小岗只是那时少有的奇葩落后典型。与小岗同处安徽凤阳的白山凌生产队却成为了毛泽东时代晚期“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人民日报报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白山凌贫下中农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用自己的双手在历史上多灾低产的穷山沟里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水库塘坝紧相连,三年无雨保丰收,队里有了储备仓,家家户户有余粮。全村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六九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年以来粮食亩产跨《纲要》,棉花单产也有大幅度增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全队连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可见,万里为了搞包产到户可谓煞费苦心——找了小岗这么一个“典型”。

然而,小岗村自从被万里树为分田单干的农村改革典型,发展并不顺利。

据说,大包干后的最这初几年,风调雨顺,粮食连年丰收,小岗村农民的日子还不错。但是没过几年,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粮食价格不升反降,农民开始出现卖粮难、种田不赚钱的问题。真是“一年跨出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

政府大力扶持扶不起小岗这个阿斗

国家从资金到政策方方面面给予小岗村大力扶持。例如,1993年2月安徽几大职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帮助小岗村发展经济,一次下拨1300多万元。省里还出资200多万元帮助小岗村修筑了一条柏油路,又帮助兴建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当地政府在小岗村村头修建了巨大的牌楼。还有大量来自企业机构和社会的赠与。但是,小岗村仍然不能自主致富。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的电话,有些农户因为太穷从没打过;外界出钱捐助了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与彩电,不少农户因为太穷从来不看,两口“大锅”(卫星天线)翻倒在招待所的院内;虽然省里出钱修了通到村里的柏油路,但是除了拖拉机和每天一班的长途公交车外,平常基本没有汽车通过,落满了牛粪……

上级政府不仅从物质上给予援助,还在人员上提供支持。从1993年到沈浩之前,上级给小岗村先后派过3任书记,但都毫无起色,黯然离去。

据新华社报道: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低于安徽省农民人均收入2127.5元, 也低于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622.2元。只比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6个偏远省区强点。村集体还欠债3万元,村里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人心涣散,贫富参差、房屋乱建、垃圾乱倒,更别提“精神文明”了。

靠造假维持改革典型的形象

由于小岗村的状况与中国改革典型的形象相差太远,以致上级来视察时不得不装门面。村民严立坤反映说: 1998年中央领导要来小岗村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另一方面,突击搞一些形象工程。例如,当地政府在“友谊大道”两侧突击修整各家的院落,把后面破烂的房子遮拦起来,以免影响观瞻。甚至派人从外地把两卡车饲料拉到小岗村充数,等中央领导一走,又把饲料拉回去了。

一位大学生调查小岗村,当向一位中年村民问起道旁的蘑菇大棚时,这位中年农民描述了其中的玄机:原来这蘑菇大棚,并非如宣传的那样是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项目,而是官员们为了糊弄上级视察而专门搞出来的面子工程。只要上级一离开就停止。

在统计汇报时,也弄虚作假。例如,在计算分田单干前的产值产量时,计算的是小岗生产队的产值产量;在计算分田单干后的产值产量时,计算的却是原来大严生产队和小岗生产队(合并成了现在的小岗村)的产值产量之和。

扶持政策助长了小岗村人的懒惰与自私

当年分田单干、按红手印的18名发起人之一的严宏俊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都不成,迈不开步子啊!”

2004年2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级干部沈浩,作为安徽省优秀年轻党员干部被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挂职锻炼。

作为农村改革的典型,政府对小岗村的扶持是一贯的。沈浩也竭尽所能为小岗村争取资金,中心任务变成了接待上级考察与社会参观,应酬陪酒。争取到的款项不少:一笔800万元的财政专款,作为小岗村发展基金;一笔补助资金,给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争取到300万元,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争取到1200万元,修建了“小岗快速通道”……

沈浩让小岗转型的失败尝试

沈浩对小岗村病根认识很清楚:“单靠种粮食,只能解决温饱,小岗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实践证明:毫无组织、一盘散沙的农民是难以走出温饱、实现富裕的。必须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建设,通过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当年11月,沈浩组织了一场“红色考察”,参观了坚持走集体共富道路的大寨、红旗渠、南街村等。参观结束后,沈浩在南街村档案馆留言簿上写道:“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其他到访的小岗村人也一致表示:南街村之行让他们大开眼界,要向南街村学习,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沈浩曾对大寨的郭凤莲说:“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而我们小岗村却是‘按’出来的。”确实,分田单干的做法并没有让小岗村富裕起来,小岗村今日的富裕是因为享受着“改革第一村”的招牌带来的种种好处。严俊昌说:“小岗村更需要造血。小岗要想富,不能靠沈浩这棵摇钱树。”也就是说小岗村一直以来靠外部“输血”维持着富裕的表象的,维持着改革的典型。

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全体村民召开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可“合地入股”、年底分红;不愿入股的,村里以每亩地每年500元租他的地,本人安排进厂工作。严俊昌等村民予以了热情的支持。严俊昌说“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

但却遭到严宏昌等人的强烈反对:“这岂不是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作为农民,土地丢掉了,怎么办”“回到大集体时代会没有饭吃”等等。

严宏昌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照着领导的意思讲话”(严俊昌语),作为“大包干”带头人,成了省里的人大代表,曾三次面见万里。万里甚至还带着严宏昌逛了中南海。

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陈映芳老师为学生开设了一门《社会学论文写作》课程,他们后来到小岗进行了社会调查,学期结束时学生写了一些论文。陈老师认为一篇篇都非常棒,令她兴奋和骄傲。她推荐了几篇给大家读,其中陈媛媛在她的《小岗调查手记》中披露了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贪污10万元的事实。北京某集团曾捐给小岗村10万元钱,严宏昌打下收条后没有将钱用来搞建设。严俊昌到省里反映,省里称:“老严啊,你也不要再折腾了。你和严宏昌都是大包干的带头人,我哪个都惹不起。他拿了十万块,你心里不舒服。你拿了,我们也不会去找你的。”对于这位大包干带头人,沈浩这个正牌的村委书记、省里派来的干部也不得不屈服。严宏昌不把沈浩放在眼里,据说他的儿子还动手打过沈浩肚子,沈浩只能吃哑巴亏。

2010年,北京某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组赴小岗村做暑期社会调查,发现小岗村的富裕也不是普遍的,贫富差距很大。有个采访者走进一家村民家里发现,虽然房子很新、墙面洁净(显然是村里统一粉刷的),但是家中却没有什么家具。在村子深处,还隐藏着一些低矮、破败、屋顶盖着塑料布的小屋。而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家则是天蓝色的三层阔气欧式建筑,在小岗村显得格外惹眼,装修十分豪华,柱子上还盘着几条金灿灿的飞龙。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专门接待访客。条几上放满了和国家最高或高级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各种改革开放带头人的荣誉证书。

走集体化道路不仅遭到严宏昌明地里的反对,暗地里也有人阻挠。严宏昌说他曾接到一个外省人的电话,对方对严宏昌说:“送你几句话,我觉得你们当年搞大包干是好事,给全国农民带来了饭吃。这么多年好日子,现在,你们又重走集体道路,是不是吃饱饭撑得?”不管是真的还是严宏昌杜撰的,都说明反对走集体道路的,不仅是出于严宏昌个人的利益,也是一股看不见的势力竭力要维护的红线,哪怕这对小岗村的发展有利。最终,在巨大的压力下,合作社的事情不了了之。

沈浩曾在自己的日记里抱怨与自己对着干的严宏昌“上面有人”……“上面有人”是不是指严宏昌三次面见的万里我们不得而知。然而,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万里又岂能容忍小小的沈浩在自己亲手树立的典型头上动土呢?

沈浩悲剧

2006年11月,沈浩任职到期。98名小岗村村民摁手印挽留沈浩。他们还到安徽省委选派办和省财政厅,请求将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而组织这次“留人行动”的恰恰是强烈反对沈浩重走集体道路的严宏昌的儿子。村民的理由很简单,他背后有个“大财神爷”做靠山,对小岗村有好处。

由于长期的陪酒过度和工作苦闷,沈浩健康状况一直不佳。短短六年,原本满头的乌发变成了灰白色。就在沈浩第二个任期将满之时,他在小岗村离开了人世。有人称沈浩就是被严宏昌气死的。

沈浩身后留下的小岗村,由于改革典型的名气,长期得到国家扶持、社会捐赠,走上了一第畸形的发展道路。村民“等、靠、要”惯了,根本没想过要自主致富,形成了惰性。上面说到的暑期调查团的高校学生看到有的村民家里一片脏乱,主妇也懒得打理。人们都很自私,村民之间关系冷漠,很少走动来往。大包干的两个带头人严宏昌与严俊昌之间也充满矛盾,一个主“分”一个主“合”。严俊昌曾对采访他的大学生评价严宏昌说“那是小岗村发展的绊脚石”“他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远”。

对于为小岗一心操劳、殒命岗位的沈浩,某些大包干带头人非但不感激,反而向学生调查团给沈浩泼脏水,称沈浩“修路贪污”、在小岗“包养情妇”……沈浩九泉之下又该是何等寒心。

多余的话

当年小岗人被人当枪使,成了瓦解人民公社的罪人,30多年的政策扶持让他们不用再出去乞讨。而今,瓦解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不符合资本集团的需要,土地流转成为新的潮流。新潮之下,小岗由当初的改革先锋摇身一变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受害者,2013年,严宏昌等人再按血印拒绝土地流转。

沈浩走了,安徽省又给小岗村派来了一位财政厅的干部当“财神爷”。如今万里走了,阻挡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严宏昌们又该去哪里找救星呢?小岗人为何怀念万里,先富起来的严宏昌自然是心知肚明。然而当小岗人集体沦为新一轮改革的绊脚石,即便万里在世还能救的了吗?会不会救都是个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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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小岗走了,皇帝的新衣还在

作者:滠水农夫 发布时间:2015-07-23

笔者语:即使小岗村再怎么糟糕,再怎么不争气,还是必须树它的形象,给它输血,这样小岗村实际上把改革教绑架了。

这些时围绕着万里的去世,关于他的功过是非议论纷纷。万里确实是改革时代的一个标杆式人物,对于他的议论自然也表达了改革的看法。人们都不能忘记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省一个小小的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村子——小岗村开始的,而小岗村又与万里的大名不可分割,历史已经把小岗与万里紧紧联为一体,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作为了永恒的见证。

关于十八个红手印的种种传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改革者终于从小岗村撕开了口子,于是一泄千里的改革历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撕开这道口子的首功之臣非万里莫属,当然这背后离不开设计师的支持,不愧是设计师的四大金钢之一,关键时刻为设计师的改革大业立了头功。

关于小岗村的是是非非官方与民间的评价似乎有天壤之别,如果按照设计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条标准来检验,三十多年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应该完全可以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小岗村又能够提供怎样的样本呢?即使按照一般性的说法“一朝越过温暖线,三十年迈不过富裕坎”,也就是说除了改革初期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外,三十多年来小岗村都在原地踏步走,应该说这是符合小岗村情况的,同样也是符合实行大包干的绝大多数农村的情况的,这就是愈来愈严重、愈紧迫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

当年说好了的实行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两任制,是为了更好发挥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体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按照设计师当初的说法,经过一段时间联产承包后必然有集体经济的二次飞跃,可是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村改革,却在“大包干”的名义下,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回头,难道是当年的万里与设计师早已心有灵犀。不管怎么说,小岗村为中国改革立了头功,为万里树下万世盛名,从而也使这么一个再平庸不过的村子竟然成了改革的标志,或者说是改革教的圣物,这简直像是一个笑话,滑稽而荒诞,可是还必须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来敬拜。自从改革教有了这个圣物,或者称活宝,着实让大家都不自在,于是千方百计要为它化妆,哪曾想沈浩死了,无意又一次把它的滑稽丑陋揭了个底朝天。这也原不奇怪,改革的发源之地竟然是这么一个不争气、上不了台面的小岗村,也可想见由此掀开的整个改革历史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即使小岗村再怎么糟糕,再怎么不争气,还是必须树它的形象,给它输血,这样小岗村实际上把改革教绑架了。想来改革教穿上了这件皇帝的新衣也很难受,也不情愿,实际上是让自己处于众目睽睽这下,让人们欣赏着自己的丑态,可是这件衣服又绝对不能脱下,因为上面写有两个大大的字——“改革”,那可是改革教的开山圣物啊!

小岗村让中国农村从集体经济回复到小农经济,开启了中国走向转折的大门,其实以小岗村十八条汉子的见识,他们是不会意识到自从按上红手印的那一刻,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条路曲曲折折走了三十多年,现在似乎是到了它的尽头。虽然改革教还不得不把它作为无用的偶像贡奉在那里,但私底下已经对它采取行动了,严峻的三农问题加之改革深化的逼迫、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势所趋,都要求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让位,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了。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有趣,由小岗村分田单干开启的改革大业最终结果是要消灭小岗村的分田单干了,新的时代有了新的主题,叫做“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资本下乡,农民进城”,于是小岗村的村民也要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了,历史给小岗村人开了一个玩笑。历史也再一次证明,小农经济在现代条件下,不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然向资本主义过渡,万世长存的小农经济是不存在的。可笑的是现在还有所谓的小农经济学派,把当年专供改革教借以否定集体化的理论奉为无尚至宝,他们还不明白自己早已是昨日黄花的处境,可悲啊可悲!

除了充当改革教的偶像作用外,不能脱掉小岗村这件皇帝新衣还有更重要原因,那就是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是走向私有化的必由之路,从所谓的双层经营到大包干,再到承包期十五年、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直到现在的三权分立,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实质上是一条多么清晰的私有化路线图,这其实也是与整个国家的私有化进程相吻合的。中国的全盘私有化似乎只剩下了农村集体土地和少数国企最后一点阵地没有攻破,如果这一点阵地也失去了,那么可能改革也到了它最后的边界,以改革存生的小岗村也就不再重要了,其历史使命算是真正地完成了。而现在,离最后一步显然还差那么一口气,所以即使一手编织小岗村这件皇帝新衣的万小岗走了,但皇帝的新衣仍旧不能丢下。

历史就是这样地具有讽刺意味,有人给自己编织了一件皇帝的新衣,却被这件皇帝的新衣捆绑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