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摘录 | 繁华大都市如何繁华?

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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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大都市如何繁华?

转自马列之声公众号
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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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里,我们明确地说,我们就是在射影某场寒风中的“城市改良”运动。即便他们口头上如何的温情脉脉,但是其行为才是真正说明一切的东西。我们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那些阶级敌人们,毕竟他们总是以同样的方法应付人。“反革命的事业天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件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
没错,我们还射影其他的什么事情。
任何有一点马哲基础的朋友都应当了解,事物间是存在共性的。我们找到了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博士在他某篇著名的著作中的一些片段。这是其对一百多年以前“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首都伦敦的城市改良的论述。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两个首都的行为是多么的相似。当然,我们从社会现象来反推一下经济基础的话,大概也是能明白二者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何其的相似!


以下文字摘自《资本论》第一卷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

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注:“任何情况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注: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56页)]“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注:同上,第62页。]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注:《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

“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注:同上,第88页。]。

贫民习艺所已经有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注:同上,第56页。]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注:《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9页。]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注:同上,第50页。]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1861年那里还有1751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注: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122号……………………………… 1间房 16人
拉姆利街13号………………………………1间房 11人
鲍威尔街41号………………………………1间房 11人
波特兰街112号…………………………… 1间房 10人
哈尔迪街17号………………………………1间房 10人
北街18号……………………………………1间房 16人
北街17号……………………………………1间房 13人
魏曼街19号…………………………………1间房 8个成年人
乔威特街56号………………………………1间房 12人
乔治街150号……………………………… 1间房 3家
莱福场马丽门11号…………………………1间房 11人
马歇尔街28号………………………………1间房 10人
马歇尔街49号………………………………1间房 3家
乔治街128号……………………………… 1间房 18人
乔治街130号……………………………… 1间房 16人
爱德华街4号……………………………… 1间房 17人
[乔治街49号……………………………… 1间房 2家]
约克街34号…………………………………1间房 2家
咸饼街……………………………………… 2间房 2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 8人
爱克街………………………………………1个地下室 7人
罗伯茨街33号………………………………1个地下室 7人
普腊特后街(炼铜场)…………………… 1个地下室 7人
埃本尼泽街27号……………………………1个地下室 6人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1页)],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1500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10个人……在文辛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4—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注_:《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4页。_]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注:同上,第50页。]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注:同上,第165页。]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恰佩尔-恩-列-弗利特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177]报告说:“在达夫霍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雇来修筑铁路的掘土工人和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注:第460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542—549页。——编者注]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驻扎。”[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0、182页。]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注:同上,第515、517页。]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注:《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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