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反动谚语 农村政治夜校辅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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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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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大沥公社沥中大队理论辅导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大批判组编写,广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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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目录

前言

不信天命干革命

——批判“落地喊三声,好丑命生成”的反动“天命论”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批判“满脚牛屎做不了大事”的唯心史观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批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剥削阶级世界观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批判“逢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中庸之道”

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

——批判“同姓一家亲,好丑自己人”的反动宗族观念

妇女能顶半边天

——批判“在家由父,出嫁从夫”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做官论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批判“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的反动处世哲学

前言

我们理论辅导组的同志在研究和宣讲儒法斗争史的过程中提出一个问题:在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识字的人不多,读过孔孟的书的人更少,但是为什么孔孟之道在农村的流毒很深很广呢?这是因为历来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在思想上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奴役,他们不但通过说书演戏以及大量编印各种读物大肆宣扬孔孟之道,而且还炮制了各种反动谚语,在农村广泛流传。据初步调查,我们这里流传过的宣扬孔孟之道的反动谚语就有好几十条,现在把它归纳为八类,进行了初步批判,写成这个材料,供农村政治夜校的辅导员同志们在批判时参考。

这些反动谚语的思想根源都是来自孔盂之道。有的是孔孟的言论,有的来自反动儒家编写的通俗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女儿经》、《幼学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解放后,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为了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又编造了一些新的反动谚语,如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林彪,就炮制了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之类的黑话,宣扬孔老二“和为贵”的中庸之道,为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中,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来说,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日益巩固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并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孔孟之道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在腐烂发臭。一部分农民还保持着小生产者的习惯。反动没落阶级总是想利用这些东西毒害我们的一部分人,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扑,妄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人民,如果不抓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那么,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会一起跑出来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猖狂进攻,他们的阴谋如果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变色,党就会变修,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批判反动谚语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农村中,因为我们贫下中农过去识字的不多,反动阶级往往通过通俗易懂的谚语来散播旧思想。年深日久,影响很深。今天,阶级敌人把散播反动谚语作为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而阶级敌人却宣扬反动的“天命论”,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解除我们的武装,掩盖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反动谚语却胡说:“满脚牛屎干不了大事”,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妄图破坏党的阶级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敌人却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剥削阶级世界观,引诱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贫下中农要团结起来,组织成一个坚强的阶级队伍,阶级敌人却散播“同姓一家亲,好丑自己人”,以混淆阶级界限,瓦解我们的队伍,破坏我们的团结;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这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反动谚语却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此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反动谚语的危害性。只有彻底批判反动谚语,肃清孔孟流毒,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我们批判反动谚语的目的,是为了肃清孔盂之道的流毒,进一步认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的矛头要始终对准林彪和孔老二以及进行破坏和捣乱的阶级敌人。至于我们的同志,即使受过这些反动谚语的毒害,做过一些错事,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我们要引导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在批判反动谚语的斗争中经受教育,提高觉悟,划清思想界限,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与孔孟之道的反动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我们的革命先烈拿起武器,流血牺牲,在武装斗争中,夺取了全国的政权。现在我们不仅要紧握钢枪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还要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夺取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是落到我们肩上的光荣的历史任务,不打好这个政治思想上的仗,就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打仗要有武器,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看清反动谚语的阶级实质,讲不清楚道理,就无法真正用革命的真理战胜反动派的谬论,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彻底批臭孔盂之道。当前,特别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把反动谚语批深批透,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彻底肃清这些反动谚语的流毒,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不信天命干革命

——批判“落地喊三声,好丑命生成”的反动“天命论”

我们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些谚语:“落地喊三声,好丑命生成”,“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万事不由人,一切命安排”,等等。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的死生祸福,贫富贵贱都是天意注定的。我们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剥削,受欺压,甚至千万条性命死在地主、恶霸、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难道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吗?这真是反动透顶!

这些反动谚语都是来自孔孟鼓吹的“天命论”思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话就出自《论语》。孟轲更是杀气腾腾地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古时候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缺乏科学知识,不了解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更不了解人们的经济生活、社会地位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以为天上有神主宰一切。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就捏造出一大套骗人的“天命论”,说什么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人类命运都是由上帝天神决定的,大奴隶主自称为天上派来的天子,是按天的意旨来统治人民的。在他们的政权摇摇欲坠,行将灭亡的时候,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孔老二便利用这种观点,大力鼓吹什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叫人们畏惧上帝和象他那样的奴隶主贵族,以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专政。历代的反动统治者都极力宣扬“天命论”,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宣扬他们当天子、做大官,是天意安排的。他们有田有地有钱,是风水好,家山发,是前世修下的福。另一方面是要我们劳动人民听天由命,服服帖帖地受压迫剥削,因为我们的祖先葬落“牛凹氹”,风水不好,命中注定。劳动人民如果起来造反,那就会天理不容。反动统治阶级还利用什么玉皇上帝、阎罗天子、城隍庙王、土地菩萨以至灶君之类来愚弄劳动人民,总之就是要用天命神权来维护和加强他们的反动统治。

伟大导师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反动统治阶级在使用手里的政权、刀枪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同时,还不得不捏造一套从阎王到灶君的鬼神统治机构,作为他们的“刽子手职能”的补充,用这个神权来吓唬和束缚人民群众的思想,同时给自己壮胆,这正好说明了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

但是,劳动人民是吓唬不倒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猛烈地冲击着反动的“天命论”。战国末期在秦国兴建的都江堰、郑国渠是古代有名的两大水利工程。都江堰规模宏大,技术成就高超,在当时是世界上少见的,它灌溉蜀郡(今四川)农田三百多万亩,是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的一个重要条件。郑国渠长三百多里,灌溉面积二百八十万亩,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渠道。这两大水利工程是两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冲破听天由命思想,向自然灾害作斗争,提高生产力的伟大创造。在阶级斗争方面,奴隶起义的风暴使奴隶制土崩瓦解。连绵两千多年的农民起义,使一代一代的反动封建王朝相继崩溃。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根本否定“王权神授”的反动“天命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变地主阶级的天为农民阶级的天;隋末农民起义领袖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他们不信天,不信命,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冲垮封建王朝的天。宋代农民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提出要“杀尽不平”,明末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向封建土地所有制提出挑战。他们根本不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那套骗人的鬼话。

在劳动人民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实践影响下,历史上的法家和进步思想家,逐步总结出一套朴素的唯物论观点,用自然科学知识与儒家的反动“天命论”作斗争。“尊天命”还是“反天命”成为儒法两家争论两千多年的焦点之一。战国末期的法家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批判了孔孟的“天命论”,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日月星辰的运行,风雨雷电的现象,都是大自然的变化,绝不是神仙鬼怪的操纵。他特别强调人类不但可以认识自然,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它为人类服务。他有句名言:“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就是:与其象奴隶一样服从天,盲目歌颂天的伟大,为什么不用人的智慧,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使它为人类服务呢?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战国初期,有个《河伯娶妇》的故事,说的是西门豹坚持“无神论”的观点,同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儒家“有神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故事说明了天神是没有的,相反,人是可以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思想家还不能彻底地批判“天命论”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斗争,彻底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什么“落地喊三声,好丑命生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反动“天命论”,被彻底打破了。

我们大队有个社员从小死了父母,在万恶的旧社会里,被卖去清远县替人家看牛,食不饱腹,衣不蔽体,睡的是大地,盖的是青天。饥寒交迫,日子过不下去,到十九岁那年,他又回到自己家乡,做临时搬运工,生活仍旧维持不下去,吃了早餐没晚餐。他想改变自己的苦命,曾到过香港,到过广州,什么苦活都干,但是天下乌鸦一样黑,到哪里都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都是做苦力杂工,受人鄙视,一不如资本家的意,就要“炒鱿鱼”(被资本家解雇)。人家说他命苦。他真的命苦吗?不!解放以后,这个社员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部队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医好了解放前患下的疾病。一九五四年,他复员回到家乡,分到田,分到屋,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生产队的干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彻底翻了身。我们全体贫下中农都跟这个社员一样,想想过去,生活真比黄连苦;看看今天,真是好比倒吃甘蔗,一节更比一节甜。同是一个自然的天,同是这样的人,贫下中农为什么在旧社会那样苦,在新社会这样甜?有个老贫说得好,解放前家家户户的天井里,都安了“天官赐福”的神位,天天烧香,但是,天官赐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贫下中农祖祖辈辈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牛马活。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闹革命,生活才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今天我们贫下中农不信天,不信命,一心一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都是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劳动人民幸福的源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彻底摆脱了“天命论”的束缚,发挥出伟大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二十五年来,我们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大队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前,我们没田没地,就算能佃耕一亩几分田,也无力抵抗自然灾害。一遇水灾连种子也收不回来,早三(三百斤谷)晚四(四百斤谷)就算好收成了。解放后,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在县和人民公社统一安排下,动员了几万群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苦战半年建成了北村水闸,从根本上解决了水旱灾害问题。同时实行科学种田,从一年种一造,到种两造、三造,有些还种到四造。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去年早造又队队增产,全大队乎均一造就跨《纲要》,有些生产队单产突破了千斤。一亩田收千斤粮,过去人们根本不相信,说靠神仙也不行。现在不靠神仙,靠自己就实现了。我们大队有个黄合生产队,过去有迷信思想的人讲黄合队风水不好,说什么“刀头塘,担挑巷,只添丁,不发财”。可是今年这个队也是一造跨了《纲要》。他们用集体收入买了手扶拖拉机等农业机械,逐步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还买了一部电视机,一天劳动之后,社员们聚在队部门口看电视节目。有些社员说:“这样的生活,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生产队长说得好,“总结我们的经验,就是不能靠天。靠天就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我们要靠人,靠全体社员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敢与天斗,敢与地斗,敢与阶级敌人斗,敢与修正主义路线斗,敢与资本主义斗,敢与各种错误思想斗,发扬这种革命精神,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但是,阶级敌人不会因为我们的胜利而放弃他们的复辟阴谋。叛徒、卖国贼林彪狂热地宣扬“天命论”,玩弄过去封建帝王那一套“王权神授”的把戏,想当“真命天子”,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我们这个地方也有人宣扬“天命论”。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阶级敌人竟然跳出来造谣惑众,说这个山岗不能开,那条渠道不能动,开了会伤风水,破龙脉,降祸,死人。在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时,也有人说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散布“天养人,肥答答,人养人,瘦出骨”,叫我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待毙,放弃斗争。在有生老病死、红白喜事时,巫婆神棍便出来活动,什么结婚要择吉日,死人要“作七”、“插青”等等。巫婆神棍甚至乘人病危,谋财害命。佛山市郊区弼塘大队有个女社员,两个孩子生病,神棍对她说:“两个孩子都是讨债鬼,长大会剋死父母。”又说,“你家的房子十三条桁,不吉利,要死剩一个人”。还在这个社员家里大叫有鬼,使这个女社员惶惶不安,疑神、疑鬼,最后搞到神经失常,并害死了她的两个孩子。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种种事例说明,批判反动的“天命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科学知识,掌握唯物论,批判唯心论,批判“天命论”,决不受骗上当。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创造更大的成绩。

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批判“满脚牛屎做不了大事”的唯心史观

“满脚牛屎做不了大事”。“龙眼识珠,凤眼识宝,牛眼只能识稻草”。这些反动谚语长久地在我们农村流传,必须彻底批判。

在反动阶级、反动派看来,“满脚牛屎”的劳动人民生来就是愚蠢的,什么知识也没有,管理国家大事,只能靠他们那些老爷。这种反动思想的流毒是很深的。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就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认为,统治阶级是上等人,劳动人民是下等人,说什么上等人智慧,下等人愚蠢,这是永远不可改变的。还说什么,上等人的智慧是“生而知之”,即天老爷给的。孟轲更加露骨地胡说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食”是供养的意思,“食人”,就是要供养别人,即受人剥削;“食于人”就是要别人来供养他,即剥削人。他们认为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国内外反动派都是这样宣扬的,他们这种“上智下愚”的理论,是极其反动的唯心史观。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却颠倒黑白,把孔孟这一套说成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给它披上一层马列主义的外衣,以贩卖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货。他说什么,“先知先觉是有的”,“我的脑袋特别灵”,是“受于天”的;老百姓想的尽是“招财进宝”、“油盐酱醋柴”那一套。林彪自称是“天才”,而把劳动人民污蔑为“愚夫愚妇”,这和孔老二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为了彻底揭穿反动派宣扬“上智下愚”的反动目的,我们应该弄清楚,什么是知识,谁最有知识。

什么是知识呢?毛主席教导我们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谁掌握生产斗争知识呢?是我们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劳动人民天天都在和自然界作斗争,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自然科学知识是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从刀耕火种、产量极低的原始农业,发展到机械化、电气化、实行科学耕作制度的现代农业,是谁的发明创造?是我们劳动人民。我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劳动人民的贡献。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奴隶主认为是“下等人”的鲁班,创造了木工的工艺和工具,成为木匠的祖师。战国时代杰出的医学家扁鹊,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医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也出身于劳动家庭。被孔老二认为“难养”的妇女,也有不少人有突出的贡献,如劳动妇女黄道婆,成为我国古代棉织业的革新者。而象孔老二、林彪那样的所谓“上智”,则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大蠢才,专搞阴谋诡计的大骗子,地地道道的寄生虫、吸血鬼。毛主席指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谁最懂得阶级斗争的知识呢?是我们劳动人民。广大劳动人民身受剥削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最痛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最能看穿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历史上劳动人民起义都将矛头指向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奴隶起义领袖柳下妬,为反抗剥削压迫,争取解放,提出“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的社会理想,他率领起义奴隶,“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猛烈地冲击了人吃人的奴隶制度。太平天国的革命农民提出“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土地纲领,并义正辞严地指出:“田地为务农之本,天下的旱地、水田都是我们农民所开辟的,地主历代收租,天都发怒。”劳动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还认识到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是剥削阶级国家的政权。起义军所到之处,首先集中打击剥削阶级的政权。他们烧官府,杀官吏。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大起义时,“不杀平民唯杀官”,将皇族杀了十之八、九。劳动人民还对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把孔老二看作是专门为剥削压迫制度辩护的“巧伪人”,“四书”、“五经”是“妖书”、“邪说”。起义军捣毁孔庙,烧掉诗书,横扫“天理”,大造孔孟之道的反。

社会制度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以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动力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起义风起云涌,连绵不断,持续两百多年,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在连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曾经举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那些反动没落阶级的所谓“上智”、“大人”们却总是拚命维护旧制度,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历史的前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社会发展史就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人民的历史。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大事,离开了劳动人民是办不成的。特别是打倒了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阶级以后,广大劳动人民就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毛主席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劳动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大权。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一面紧握手中枪,狠狠打击来犯的敌人;一面顶逆流,战恶浪,战胜了一次又一次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们工农兵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目前,我们正向意识形态领域进军,宣讲儒法斗争史,研究和总结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经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劳动人民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创造了许多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举一个例子来说说。一九四三年天大旱,广东全省耕地八成失收或歉收,饿死三百多万人。解放后,我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省的贫下中农靠一副肩膀两只手和少量的机器设备,搬动了四十八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建造了大小十三万多宗山塘、水库、水闸、渠道等水利工程,战胜了一九六三年百年一遇的大旱和一九六八年五十年一遇的大水,夺得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我们省和全国一样,吃饭问题初步解决了。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上智下愚”的反动唯心史观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如果让这种反动观点泛滥起来,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党就要变修,劳动人民就会再次被地主资产阶级踩在脚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我们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一定要深刻体会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认真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肃清“上智下愚”唯心史观的流毒,坚决依靠贫下中农,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发扬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清劳动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彻底批判“满脚牛屉做不了大事”的谬论。提高觉悟,勇于斗争。土改时,我们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在斗争中学到了谁养活谁的道理,知道农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农民。我们懂得了这个唯物史观的革命道理之后,便理直气壮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取得了土地改革的彻底胜利。今天,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很尖锐,很复杂,要取得斗争的胜利靠什么?就是靠我们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和阶级敌人斗,和资本主义倾向斗,和各种错误思想斗。贫下中农团结起来,就是铜墙铁壁,就是千军万马,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大事不能办到〖我们要挺直腰杆,发扬贫下中农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压迫,解放全人类。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批判“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剥削阶级世界观

人活着是为什么?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答案。

为财,为利,为自己,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本性。从奴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都把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反动统治阶级炮制了不少反动谚语,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世界观的集中反映。

孔老二就是个一心追求利禄的家伙,他宣扬“学而优则仕”,一心想当大官,三个月没官做就“惶惶如也”,心里很不舒服。他在鲁国当官时,一年薪水高达六万斗粟,非常讲究吃穿享受。进步思想家章太炎指出:“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这话触及了反动儒家的腐朽灵魂。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继承孔老二的衣钵,抛出个“一本万利”的谬论来破坏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林彪鼓吹的“一本万利”,和孔老二鼓吹的“学也,禄在其中矣”是一路货色。

为什么剥削阶级总是要宣扬为财、为利、为自己的谬论呢?这是因为历来的剥削阶级就是靠诈骗、抢夺、巧取、以富欺贫、投机倒把等种种损人利己的手段,大捞所谓“横财”而发家致富的。我们大队有个地主分子叫李宝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解放前,李潘村有个贫农叫李牛二,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漂洋过埠去出卖劳动力来养家活口。在旧社会,领汇款是要有铺头盖章的,因此,李牛二寄钱回家就只好通过李宝二开的红昌对联铺作保。李宝二这只豺狼,在代收了两次汇款以后,就骗李牛二的妻子说:“你丈夫几个月来全无音信,未知生死。”同时,还假惺惺地将她丈夫汇来的钱借给她,过了不久,利滚利,就欠下李宝二一大笔债。李宝二又耍诡计说二嫂,长贫难顾啊!你不如把祖传大屋卖掉,弄个本钱做点小买卖吧。”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李牛二的老婆只好把大屋卖给了李宝二。李宝二在扣除债利之后,只用了三担谷的代价就杷李牛二的大屋霸占了。李宝二设下陷阱,使人陷下去,又落井下石,用心非常险恶。最后,李牛二的老婆孩子被逼得在贫病交加中先后死去了。象这种人吃人的事例在旧社会还算少吗!地主资产阶级的富贵是建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尸骨堆上的。许多老贫农都清楚地记得,解放前那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就是大沥这个地方,村前村后遍地是关卡,我们贫下中农养大一只鸡,拿到圩场去出卖,就要经过两道关卡,交两次保护费;收获的季节,如果没有钱买“割禾证”,就是谷子烂在田里也不能割,割了回来又得交“保护费”。这种费,那种费,重重剥削,我们贫下中农终年劳累得来的果实都落到地主恶霸的腰包里去了。地主恶霸的“横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血汗!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铲除了那种“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如果现在承认发“横财”合理,那实际上就是等于容许李宝二这类吸血鬼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继续剥贫下中农的皮,拆贫下中农的骨。

今天,我们贫下中农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这就需要树立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活着为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我们的答案。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发扬了这种革命精神,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蒸蒸日上,并且涌现出大批英雄人物。这里让我们简单讲讲共产主义战士杨水才同志的光辉事迹吧。

杨水才同志是河南省许昌县桂村公社水道杨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在万恶的旧社会,他十二岁就到地主家去做牛做马,苦难生活的折磨,使他患了严重的肺病,吐过血。一九四九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一年复员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回家后,他将四十万元(折现人民币四十元)复员费交给集体。大家见他身体有病,都劝他把这钱拿回去治病,杨水才同志却说:“不,有钢使在刀刃上!这钱拿来巩固互助组,才是大用场”。水道杨大队缺水,遇到天旱连喝的水都难得。杨水才同志说:“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种地不靠天,龙王不来咱去牵!”他带病勘察了一座座山岭和一条条山沟,还到处访问老农,终于找到了水源。他又带领大家从几丈深的地方挖出水来,使山岗高地都种上了绿油油的庄稼。杨水才同志还冒着风雨,顶着烈曰,带领群众育苗种树,绿化了光秃秃的山岗。杨水才同志艰苦朴素,一顶帽子戴八九年,身上的衣服补了又补,但是却用省下来的钱买布送给困难户。杨水才同志身患多种严重疾病,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钟,他仍然对着煤油灯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建设水道杨的计划。杨水才同志有句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命!”杨水才同志不愧为我们贫下中农的光辉代表,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革命精神,是对那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反动世界观的有力批判。

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白求恩大夫、杨水才同志那样的革命精神。为财、为利、为自己这些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不相容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私有制虽然被推翻了,从几千年来的私有制中产生出来的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之类的私有观念是不能装进棺材,把它埋葬掉的,它还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这些反动谚语,过去是地主资产阶级用来掩盖他们掠夺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行为的遮丑布,今天则成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一种反动舆论。

列宁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贫下中农要看到,解放前的农村,都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解放后,通过合作化、公社化,使个体农民成了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贫下中农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以前,在农村还有自留地、家庭副业等私有经济的残余存在的时候,不少人的头脑中还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特别是富裕农民中间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林彪反党集团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又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励人们走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妄图使新产生的资产阶级骑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今天还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个人利益是同整个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全人类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整个阶级的利益,离开了全人类的解放,就没有我们工人和贫下中农的个人利益。如果允许个人去发横财,就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劳动人民就要重新陷入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境地。所以,我们要深刻领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真理。想想过去,比比现在:在旧社会,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终日劳累,用尽平生本事,还是饥寒交迫,朝不保夕,今天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呢?原因是我们工人、贫下中农掌了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堵塞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保证了我们工人、贫下中农的劳动果实不受剥削和掠夺。因此,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贫下中农的金光大道。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还要掌握大批判这个武器,狠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自觉改造世界观,克服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时时事事为国家为集体的利益着想,努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逐步地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批判“逢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中庸之道”

在农村里,有一些人还用“逢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由强出头”等等的反动谚语作为待人处世的准则。

这些谚语,完全是宣扬“中庸之道”的陈词滥调,其中有的是孔老二的原话,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的来自宣扬“孔孟之道”的读物<增广昔时贤文》。这些谚语都是叫我们不要多说话,不要多管事,不要坚持原则。一句话,就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要按照“中庸之道”办事。

“中庸之道”是什么货色?“中庸之道”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老二宣称中庸是一种最高尚的道德,后来,历代的反动儒家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又作了注解和发挥,如程顥认为:不偏不倚,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后来《三字经》中的“中不偏,庸不易”,就是根据这个孔孟的说教编写出来的。

反动统治阶级鼓吹“中庸之道”是有它的反革命目的的。舂秋末年,天下大乱,没落的奴隶社会正在向封建社会转化。孔老二这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代表,为了阻挡历史的潮流,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提出了所谓“中庸之道”,其目的,就是要人们不偏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之道,不改变奴隶社会的常规,将旧制度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就是叫人们循规蹈矩,安守本分,逆来顺受,服服帖帖地忍受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压迫,不要起来反抗斗争。“中庸之道”的实质就是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主张倒退,反对前进。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切反动没落阶级都要捡起孔老二的“中庸之道”这个破烂来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

蒋介石曾经向他的髙级将领专题传授《中庸》,胡说什么:“中庸是最正确的人生哲学”,读了《中庸》一书,就会有“大智大勇”,就能完成他们的反革命“任务”。蒋介石鼓吹“中庸”,完全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叛徒、卖国贼林彪也祭起了孔老二的“中庸之道”这面黑旗,鼓吹“中庸之道……合理”,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凡事勿做绝”等反动谬论,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孔老二、蒋介石和林彪之流口口声声讲“中庸”,貌似“公正”,其实是一批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当年,孔老二对敢于起来造反的奴隶及所谓“犯上作乱”的新兴封建势力,就叫嚷必须严厉镇压。他听到郑国的奴隶起来造反,就狂叫要“全部杀掉”。他上台当代理宰相才三个月,就杀了革新派少正卯,并陈尸三天。蒋介石满口“中庸”,但在一九二七年却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在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动口号下,疯狂地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几年间,就杀害了一百多万革命者。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大耍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宣扬“凡事勿做绝”,另方面却躲进阴暗的角落里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屠杀革命人民。由此可见,反动派口里讲的“中庸”,只不过是掩盖他们反革命面目的装饰品、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和麻痹劳动人民的毒药。我们决不能受骗上当。

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能有任何调和折衷。奴隶戴着枷锁,给奴隶主干活,没有一点人身自由;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压榨I资本家把工人的血汗榨干了,就把工人踢出工厂的门口。在旧社会有千千万万矿工活活地被扔进了“万人坑”!剥削阶级的幸福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尸骨上面的。黄世仁家的“积善堂”就是“杀人堂”。他们对劳动人民哪有什么“留一线”?解放前江步村有个贫农在地主的菜地挖了一个芋头充饥,就被地主当场打死;邓西村有个贫农吃了富农一根甘蔗,也被活活打死了。许多事实证明,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非常残酷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不斗倒他,他就要斗倒你,绝没有调和的余地。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孔孟的“中庸之道”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斗出了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同修正主义七斗八斗,斗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大沥人民公社也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前进。土改时,我们大队斗倒了地主、富农,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一九五七年,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打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解决了闹退社,搞单干,走回头路的歪风,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我们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建立和巩固了人民公社。在生产上,我们与天斗,与地斗,改变了落后状态,粮食亩产一年比一年提高,从一年两熟到三熟。这充分说明了只有斗争,只有革命,才能前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斗争。我们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善于斗争,就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绝不能“留一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要求我们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当然我们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并不是放弃斗争。如果不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也就不可能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新的团结。

我们必须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购界观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反动谚语宣扬的“中庸之道”必须彻底批判。我们贫下中农要做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做调和折中、是非不分的和事佬。

用阶级观点看待一切

——批判“同姓一家亲,好丑自己人”的反动宗族观念

我们这里有人宣扬什么“同姓一家亲,好丑自己人”,还说什么“只有万年兄弟,没有千年政府”,等等。这些谚语究竟讲些什么?他们宣扬这些东西是要干什么?有必要来分析分析。

孔孟之道提倡“孝悌”和“亲亲”。孔老二讲“孝”就是顺父母,“悌”就是敬兄长,“亲亲”就是亲爱自己的亲属。这些都是奴隶主贵族提倡的所谓“美德”。大家知道,奴隶社会是由氏族贵族统治的,天子分封的诸侯都是他的儿子或兄弟,他们提倡“孝悌”、“亲亲”是要利用氏族血缘关系来加强内部的团结,以达到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目的。同时也用以影响奴隶们,使“民德归厚”。就是说:一个人在家中能够做到“孝和悌”的,就不会“姐上作乱”,即所谓“孝门出忠臣”。这里可以看出孔老二提倡“孝悌”就是叫人们规规矩矩安分守己地忠于奴隶主。孟轲宣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也是这个意思。他的目的和孔老二一样是要复辟奴隶制社会。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儒生,为了统治农民的需要,进一步发展了孔老二“孝悌”、“亲亲”的反动说教,成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族权。解放前,我们这里每个村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宗祠,定有“族规”、“家法”来巩固族权的统治。族权,大都是掌握在大地主恶霸等有财有势的人手里,他们往往与伪乡长、伪保长勾结在一起,成为反动政权的支柱。如有人犯了“族规”、“家法”,族中可以处理。而那些所谓“族规”、“家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欺压劳动人民而制订出来的。那时候,穷苦的农民没饭吃,摘了一条瓜或拔了一条蔗,地主阶级便会用族规来惩罚。解放前,李潘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个农民就因拔了一条蔗来吃,被同族的地主活活打死。“族规”、“家法”完全是维护地主阶级私有财产权的工具,族权就是保护地主剥削农民的权。还有,对那些敢于冲破旧礼教束缚而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和要求改嫁的寡妇,所谓“族规”则认为是“有伤风化”,硬把他们装进猪笼,沉到水里活活淹死。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来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一类血淋淋的封建礼教。

族权不仅是地主阶级镇压族内触犯了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劳动者的工具,而且被反动统治阶级刹用来分裂农民队伍,镇压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元朝大地主吕文燧两兄弟曾经拿出自己的家财招募同族子弟组成一支顽强的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明末农民起义时,山西泌水县的官僚地主,集合三百多族人与起义军相对抗,这些地主武装有些甚至比官军更为顽固,往往成为农民起义军的凶恶敌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安徽、湖南等地出现了大量的“团练”武装,那时候,我们大沥堡举人欧阳泉、麦佩金建立的“联合团练局”便是这种地主武装,而且因为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出了名。大革命时期,我们大沥乡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各村都组织了农民协会。当时第一个成立农民协会组织的是龙溪村。农协成立之后,立即同地主阶级展开了斗争,宣传“耕者有其田”,实行减租减息,不准地主夺耕。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地主阶级就利用“民团”对我农民协会进行了血腥镇压。这种“民团”就是地主阶级利用宗族、姓氏这种反动的封建宗族关系,用欺骗和威逼的手段组织起来的地主武装。由此可见,由宗族观念建立起来的族权是非常反动的,它和政权、神权、夫权一样,是束缚我国人民,特别是束缚农民的一条大绳索。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同姓是否一家亲?不是。亲不亲,阶级分。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亲,决没有什么同姓宗族亲。同姓同宗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待同姓同宗的劳动人民,是剥削、奴役,皮鞭和屠刀。我们这里有些村同一个姓,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哪有不剥削压迫同姓的贫下中农的?弟弟给哥哥打工,侄子给叔叔当苦力的到处都有。过去,我们贫下中农饥寒交迫,生活苦过黄连,但有谁仲出手来帮助我们?那时,黄合村的一个贫农患了重病无钱治理,加上家里连吃的都没有了,就叫儿子到自己的姐姐家去借。他姐姐是地主,家里有谷,有钱,就是不借。后来还是同他一起打工的阶级兄弟凑了一点钱给他治病。同志们!大家想想,在万恶的旧社会,不同的阶级莫说是同姓,就是同胞兄弟、姐妹、叔侄也不亲。富人对穷人逛决不会有半点亲的,有的是压迫和剥削。活生生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兄弟亲,决没有同姓宗族亲。

解放后,我们广大的贫下中农翻身作主人,对阶级敌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就象一只被剥了皮的青蛙一样,身死眼不闭,一有风吹草动就要跳出来妄图复辟。一九五七年合作化高潮时期,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曾有一小撮牛鬼蛇神,用宗族观念,制造事端,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社干部,制造思想混乱,破坏合作化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巩固了合作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又跳出来想乘机浑水摸鱼,讲什么“同姓一家亲,好丑自己人”,他们称兄道弟,拉栊一些干部和群众,利用舞狮子、摆筵席、请客送礼等形式,大搞宗族“串连”活动,有些地方还挑起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械斗。

地主和农民从来都不是一家人,而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旧社会既然是兄弟叔侄都不亲,现在他们为什么大讲宗族亲呢?这是因为地主阶级被打倒了,他们没有了政治地位,没有了土地财产,被广大群众监督、专政,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妄想“变天”,因此,就利用宗族关系来蒙蔽我们的眼睛,模糊我们的阶级界限,麻痹我们的革命警惕性,以放松对他们的专政。他们编造什么“只有万年兄弟,没有千年政府”,就是极端反动的。他们妄图用宗族关系来代替阶级关系,以达到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又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土改时,我们遵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划分了农村阶级,对于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不管他姓张姓李,通通揪出来斗倒斗臭。在合作化时期,我们执行了阶级路线,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退阶级敌人煽动的单干风,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推动了合作化高潮。现在,我们要在各个领域,对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要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用阶级观点来观察和分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切现象,这就必须彻底批判这些散播宗族观念的反动谚语,破除一切旧社会的人情道德观念,象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那样,用革命利益、阶级划分的新标准来确立父子关系、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妯娌关系等等。这些看起来是小事情,其实都关系到贫下中农的革命团结,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落实到基层的大事。

妇女能顶半边天

——批判“在家由父,出嫁从夫”的男尊女卑封建思想

解放后,我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在农村,我们男女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男女平等的地位。但是,一些过去流传的轻视妇女的谚语,例如:“在家由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轻视妇女的谬论,到现在还有一定的影响,在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头脑中,流毒还未完全肃清。

轻视妇女是反动的儒家思想。孔老二曾经说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还胡说什么:“男女有别,国之大节也”。所以,孔老二在鲁国做官时,就专门规定男女走路要分开,男的走一边,女的走一边,以示男尊女卑。汉代反动儒家董仲舒更加露骨地提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三条根本大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妇女放在宗法等级社会的最底层,要妇女遵守“三从西德”。所谓“三从”,就是要妇女出嫁前服从父兄,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死后服从儿子。这样妇女就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权利,成为男子的附属品。所谓“四德”,即:一妇德,就是遵守封建礼教,绝对服从丈夫,严守贞节;二妇言,就是不准妇女随便讲话,讲话要符合封建礼教;三妇容,就是梳洗穿戴要符合封建规矩,如寡妇不能穿红着绿;四妇工,就是学会缝衣煮饭,侍奉公婆丈夫。一句话,就是迫使妇女一言一行都要遵照封建礼教,成为统治阶级服服帖帖的奴隶。“三从四德”当中最反动的就是妇德。宋代的反动儒家程颐鼓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反动儒家的鼓吹下,妇女为了守节而自尽的受到称赞,死得越惨赞声越高,旧社会的许多“贞节牌坊”就是用无数妇女的尸骨建成的。

妇女是天生卑贱的吗?不是。在原始氏族社会中,妇女同男子一样具有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在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妇女更是受人尊敬的。男尊女卑的不合理现象,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产生而出现的。恩格斯指出:“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在奴隶制社会里,奴隶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妇女和其他财产一样被奴隶主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使妇女一方面从事繁重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作为生男育女的工具。儒家拚命鼓吹的“贞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所谓道德。统治者要他的臣民绝对服从、绝对忠贞于他,反映在家庭关系上就是要妇女对丈夫守贞节,那怕丈夫有三妻四妾,也只能“从一而终”,不能改嫁。即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说来说去都是为了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儒家拚命鼓吹“贞节”,还因为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家族私有制的社会,他们为了传宗接代,使家族私有制延续下去,就用“贞节”来牢牢地控制住妇女。“贞节”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虐杀妇女的精神毒药,为了守节,他们被迫过着死人一样的生活。妇女被压迫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压迫问题。

毛主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解放前,我们村里有个姑娘定了婚,还未过门,男的死了,按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死人生地守”的封建教条,这个姑娘被迫到男家守寡。反动的村规族习,不但不准她退婚,而且还规定她只能穿黑色衣服,不准外出串门,不准谈笑。这个仅仅十九岁的年轻姑娘就伴着“神主牌”过了七、八年悲惨的生活,直到解放,她才脱离苦海,重见光明。这种事例在旧社会有千千万万。根据旧《南海县志》记载,仅一八八九到一八九五年的六年间,全县就有所谓“节妇”二千一百八十三人(三十岁以上守寡的还不算)。其中未嫁而未婚夫已死被迫过门守贞节的有六十六人,“殉节”的有三人。有些姑娘十四、五岁就守节了。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礼教,把这些妇女载入“节烈志”,“表彰”她们的“贞节”。这种“节烈志”记载的是妇女的血泪史,是万恶的旧社会残害妇女的罪证。

在旧社会,多少劳动妇女象喜儿那样受到最残酷、最野蛮的压迫。我们大队有个女社员,解放前被卖给地主做婢女,整天当牛做马,挨打挨骂,有一次受了毒打后,同另一个婢女出逃,准备一齐自尽。当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同伴用长辫子捆着自己的脖子吊死在树上时,这个女社员那时年仅七岁,被吓得惊慌失措。第二天,地主上门要人,她父亲交不出人,被当场打死。旧社会劳动妇女真是苦难诉不尽,苦水吐不完。解放后,这个女社员翻了身,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在农民起义时,妇女才能看到一线光明。农民起义对孔孟之道的冲击越大,妇女解放的程度也就越大。例如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也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太平天国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礼教。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中明确规定:“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体现了经济上的男女平等。还规定了许多保护妇女的措施,如反对封建的买卖婚姻,废除蓄婢、缠足等残害妇女的恶习。在太平天国的革命队伍中,有大批妇女参加,编成女营,与男营“同心合力”,并肩战斗。太平天国的政权机构中还设有女官,吸收妇女管理国家大事。太平天国为提高女子地位,曾在“天京”(南京)举行过一次女子考试,由天国女英雄洪宣娇主考,考题是“驳‘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应考的女将傅善祥对孔老二这个谬论批驳得最好,中了状元,当了太平天国的女官。

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一旦觉醒,就会英勇地为争取解放而斗争。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就有不少女英雄,象唐朝浙江农民起义军领袖陈硕真,明朝山东农民起义军领袖唐赛儿,清末太平天国革命中的洪宣娇,义和团里的“红灯照”等等,这些女英雄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为反抗剥削阶级的压迫,同男子一道,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她们的英雄事迹,有力地驳斥了反动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污蔑。

马克思主义不但揭示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还指明了妇女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指出任何知道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伟大的社会变革要没有妇女的酵素是不可能的。”列宁也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毛主席早就指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曰,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劳动妇女只有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才能求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们广泛地动员起来,从前线到后方,从红色根据地到敌占区,在各条战线上英勇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涌现了千千万万象刘胡兰、赵一曼那样的女英雄。

全国解放后,我国妇女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根本改变了,广大劳动妇女成了阶级斗争的闯将,生产战线上的尖兵。在土地改革中,她们斗地主,分田地,为铲除封建势力奋勇前进>在合作化运动中,为了消灭束缚了妇女几千年的私有制,她们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妇女们口诛笔伐上战场,批臭刘少奇、林彪和孔老二。许多劳动妇女思想觉悟迅速提髙,她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全国各地涌现出不少“三八”红旗手、妇女突击队、铁姑娘队。还有许多妇女紧握手中枪,守卫着祖国的边疆,成为出色的女民兵。有些还当上了飞行员,驾着飞机飞翔在祖国的万里长空,保卫祖国的安全。妇女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重视对妇女的培养和教育。解放以来,从劳动妇女中培养出大批优秀人物。吴桂贤、吕玉兰等同志,分别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担负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委员、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的劳动模范李素文,是沈阳市一个卖菜的女职工,一九七四年一月她作为中国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并在会上就妇女解放的道路问题发了言。卖菜大姐当上了国家领导人,登上了世界讲坛,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可能实现。

束缚了妇女两千多年的封建枷锁被砸碎了,广大妇女翻身解放了,但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及其一伙,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大肆污蔑妇女“无用”,胡说什么妇女“只能管管家务”、“妇女的精力要放在丈夫身上”、“丈夫的命运决定妻子的命运”等等,全都是孔盂之道的男尊女卑、夫荣妻贵那一套。林彪的这些胡说,无非是叫妇女再回到旧社会那样的家庭中去,洗衣服,做茶饭,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埋头家务;妄图剥夺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叫妇女做他们反党集团的顺民,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人民已争得的权利是不会放弃的。

毛主席指出:“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我们中间还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有的社员重男轻女,生了几个女儿不算数,总想要个男的,这种思想成为当前推行计划生育的主要障碍。在生产劳动上,虽然妇女已经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但有些地方还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有的地方不重视培养、提拔妇女干部,影响了妇女的积极性;有些妇女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礼教的影响,不重视学习,不关心政治;有一些妇女存在依赖丈夫的思想,乐意关在家庭里安排家务,在社会活动中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些人在暗地里搞买卖婚姻,结婚时讲“礼金”、“礼饼”等,这不仅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是对妇女的侮辱。所有这些都是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在人们头脑里作怪,是这些反动谚语流毒还没有肃清的表现,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一定要彻底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清除这些反动谚语的流毒。

同志们!毛主席非常关心妇女的解放,他教导我们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今天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我们新中国的妇女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胸怀朝阳干革命,决心在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

——批判“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做官论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反动谚语宣扬了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

“学而优则仕”是什么意思呢?“仕”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是说读好书就可以做官。这种“读书做官论”的反动思想,经孔老二鼓吹以后,一直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承袭。从隋朝开始实行的科举取士,体现了这种反动思想。反动统治阶级通过科举,将最能为他们服务的读书人选为官吏。不用说,这些人当了官以后都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帮凶。历代反动儒生极力美化这种制度,编写了不少宣扬“才子佳人”的小说、戏曲,还通过什么“启蒙”课本如《三字经》、《千字文》等宣扬这种思想。至于《神童诗》就更露骨了,这本书一开头就说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见宣扬“读书做官”的这类反动谚语根子很深,传播很广,流毒至今尚未肃清,以致我们有些青年读了几年书之后,以为自己有了本钱,觉得在农村大材小用,没出息,没前途,不安心农业生产。有些家长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而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务农。阶级敌人利用这些反动谚语,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彻底批判“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思想就很必要。

“学而优则仕”的反动实质在哪里呢?

首先来看看孔老二要“学”的是什么吧。臭名昭著的《论语》有几十处提到“学”,归纳起来不外就是叫人们学习诗书礼乐那一套腐朽的文化。其中又把“学礼”摆在首位。礼,就是周礼,是奴隶主阶级的规章制度和道德观念,也是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显然,孔老二鼓吹“学礼”,就是要他的学生学会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权术。至于为什么而学呢?孔老二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就是说耕田会饿肚子,读书可以升官发财。这两句话不仅赤裸裸地暴露了孔老二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反动立场,而且也正说明了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发财,追求利禄,所以当他的学生樊迟问他怎样学种田、学种菜时,就被斥责为“没出息”的“小人”。孟轲也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所谓“劳心者”指的就是不劳而食的人,其中包括读书人,他认为这些人统治、剥削劳动人民是“天经地义”的。孔老二还宣扬“不仕不义”,就是说,不做官就不能效忠天子,行君臣之义。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孔老二和孟轲宣扬“学而优则仕”等谬论,就是要为奴隶主阶级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欺压劳动人民的走卒,以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社会。

孔老二这种反动思想,在历史上早就受到劳动人民深刻的批判。与孔老二同时代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大骂孔老二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有一次,孔老二的学生子路问一个老农:“你见到我的老师吗?”这个老农很鄙视地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什么老师!”谁髙尚?谁下品?劳动人民和孔老二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它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的本身。没有流大汗,哪来盘中餐,没有纺纱工,哪来新衣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完全是剥削阶级的观点,因为他们都是靠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来养活自己的。他们从来不承认,也不敢承认劳动光荣,剥削有罪。如果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拆他们自己的台了。所以鄙视劳动,仇视劳动人民,把劳动看成是“下品”,把劳动人民看成是“小人”,这完全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我们还要看到,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唯有读书高”,一方面是为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使他们的子弟从小就尊孔读经,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继承统治阶级的衣钵,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则是要蒙蔽广大劳动者,承认“劳心者治人”的合理性,安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学而优则仕”这种反动思想,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大肆宣传,流毒很广。解放前,我们这里有个文昌庙,许多人就到那里去烧香叩头,希望文昌帝君保祐家里出个读书人,可以升官发财。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在惨重的阶级压迫下,连饭也没得吃,哪里谈得上读书应试!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地主阶级掠取了贫下中农的劳动果实,也剥夺了贫下中农受教育的权利。

解放了,我们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翻了身。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也不断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教育事业面向工农,现在每个大队不仅有小学,还设立了初中班,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培养出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青年是革命的未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来是非常关心青年的成长的,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文中,就号召青年“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给青年指出了一条同工农相结合,把自己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方向和道路。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又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青年到农村去。许多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十年来就有七十多个高、初中毕业生回队参加劳动,有的接过了贾进才的开山大锤,有的接过了梁便良的扁担,有的接过了贾承让手里的铁算盘。他们接过了大寨贫下中农的好作风和优良的传统,意气风发地战斗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上。无论身上的担子多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一个是半途打退堂鼓的。他们把心用在革命上,把劲用在大干社会主义上。这些知识青年正在三大革命斗争中成长。我们大队也有不少的知识青年中学毕业以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去,深受贫下中农的爱护和信任。有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加入了共青团。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大批判,编写儒法斗争史,向意识形态领域进军>他们以老贫农为师,学会各种劳动本领,积极参加科学实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无数的事实说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村需要更多的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更需要在农村锻炼,农村有学不完的知识,有干不完的事业。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力地批判了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反动思想,对于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树立新的社会风尚,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但是,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工作中不是没有斗争的。刘少奇、林彪一伙继承孔孟的衣钵,一个大肆鼓吹“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一个疯狂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并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引诱青年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轻视劳动,轻视工农,把知识作为私有财产,追求个人私利,充当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这就反映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许多知识青年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实际行动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的种种谬论,坚定不移地在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落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上海知识青年朱克家就是其中的一个。

西双版纳是我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一九六九年,十七岁的朱克家和同伴一起离开上海老家,经过十五天的路程,到傣族自治州插队落户。几年来,他成了高山上爱尼族的一个生产队里的第一个人民教师,第一个裁缝,第一个木工和电工。他帮助生产队安装了碾米机,修建了小型发电站,还帮助贫下中农理发、车衣、修理收音机、打火机等等,贫下中农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被称赞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毛主席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朱克家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所以能够坚定了扎根农村的决心,并且焕发出使不完的干劲,成为“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一九七二年公社党委给朱克家送来了大学招生的登记表,要敲锣打鼓送他去上大学。但他没有去。他说,“农村也是大学”,要求留下来,和贫下中农一起继续建设山寨。朱克家进步很快,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他回到山寨,一如既往,仍然生活在贫下中农之中,仍然是“山寨里最忙的年轻人”。带领青年走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路,是老一辈贫下中农的历史使命。朱克家的进步正是贫下中农用阳光雨露培养教育的结果。爱尼族贫下中农经常对他进行阶级教育,拿出过去贫下中农三代人当被盖的树皮给他看,挖来过去贫下中农当饭吃的草根、野菜给他尝,带他去看解放后山寨的变化,从此他更加热爱洒满贫下中农血汗的爱尼山。贫下中农和他一起联系当地的阶级斗争实眛,批判林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使他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髙度上,认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重要性。为了使他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贫下中农交给他各种各样的任务,办学校、办水电站,帮助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生活上,贫下中农象对亲儿子一样照顾他。贫下中农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荣任务交给了自己,认为这是阶级的委托,党的委托,一定要将这个担子挑起来,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信任。我们贫下中农就是要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培养出千千万万象朱克家、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王美季等那样的好青年,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颜色。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批判“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的反动处世哲学

“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等,都是宣扬孔盂反动处世哲学的谚语。“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孔老二讲的,孟轲也宣扬“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种反动处世哲学教人一要忍耐,以免“偷鸡不成蚀了米”;二要说假话,不说假话成不了大人,办不了大事。总之,要人们口是心非,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专搞阴谋诡计。孔老二和孟轲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宣扬的反动处世哲学,就完全是他的反革命经验的总结。

孔老二是个典型的两面派。有一次他和他的弟子经过蒲地时,蒲人正在组织兵力,准备反抗卫国的侵略,蒲人担心孔老二偷窃情报,泄漏机密,便和孔老二约定:如果孔老二不到卫国去,便可以放他走,否则就要扣留他。孔老二当时满口答应不到卫国去,可是他一出蒲的东门,就下令去卫国。他的徒弟子贡问他:“能够背信弃义吗?”孔老二诡辩说,这是蒲人强迫答应的,不能算背信弃义。不出蒲人所料,孔老二到了卫国,立即就把蒲人的军事机密告诉给卫灵公。为什么孔老二这样做呢?就是想换个官做,以便推行他的“复礼”大阴谋。他嘴里髙唱什么“爱人”,什么“为政焉用杀”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可是他上台当了代理宰相刚三个月,就杀害了革新派少正卯。这就清楚地暴露了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大“圣人”,实际是个巧诈虚伪的大坏蛋。柳下跖曾当面骂他“摇唇鼓舌,擅生是非”(能说会道,无事生非),“矫言伪行”,“欲求富贵”,是个当面奉承,背后捣鬼的“巧伪人”,反革命两面派。

孔老二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为什么要宣扬这种反动处世哲学呢?孔老二生活在奴隶制行将灭亡、新兴的封建制度即将取代奴隶制时期,为了挽救奴隶主政权的危亡,他竭尽其反革命之能事,搜肠刮肚,炮制和编造了一套反革命的处世哲学。这是因为,他们要搞复辟,搞反革命,又害怕遭到人民的反对,所以不敢说出真心话来;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但又无力反抗;他们要搞阴谋活动,但又怕露出狐狸尾巴。总之,因为真理不在他们手上,所以就以忍耐、讲假话,来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窥测方向,以便选择时机,发动突然袭击,置革命于死地。所以孔老二的反动处世哲学,就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妄图进行垂死挣扎,阴谋复辟的救命符。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为了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对于孔孟的反动处世哲学心领神会,他亲手抄录和悬挂《三国演义》里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发泄他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和仇恨。他把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看作虎穴,暂时“栖”一下,等待时机,搞反革命复辟。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着要“面带三分笑”,要“忍耐”,不要“为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说什么“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与孔孟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一路货色。他口口声声要“高举”、“紧跟”,而暗里却大施诡计,妄图篡党夺权,并蓄意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小撮阶级敌人都实行孔老二“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在革命群众面前,故意装出一副笑脸相迎,认罪求饶的样子。其实,这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到有机可乘,他们就跳出来煽风点火,作浪兴波了。无数事实说明,所谓“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正是地主资产阶级本性的写照。

无产阶级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这是无产阶级不同于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一个根本的标志,是新社会革命人民崇高的思想风格。但长期以来,由于孔孟之道的流毒,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因而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说假话等不正之风。有的人在集体生产劳动中,不是按质按量去完成任务,甚至虚报工时,报大工量,这就说明阶级敌人所散布的什么“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的流毒还有一定市场,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应该认识到,尔虞我诈,这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在劳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是阶级友爱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改造世界观,彻底批判孔老二和林彪宣扬的反动处世哲学,肃清其流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基本原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是我们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反动处世哲学,同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作斗争的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坚持三项基本原则,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


#2

不错,值得一读,对于批判儒家等一切剥削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