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列斯毛论“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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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风也是党风|返回目录


文风也是党的作风,只要党的作风正派了,就会影响全民族


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0页

(2)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它容易窒息革命精神,必须肃清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祥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象棋中的术语。象棋是中国棋的一种,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给了对方一个死局,使其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8页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7页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室息。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5页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于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般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88-790页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0页


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5页

(3)采取革命的文风,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推进革命事业


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当作背得烂熟的流行公式来谈论,而应该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使每一个普通的男工、女工、士兵、农民都能通过我们报刊上每天系统登载的活生生的事实,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列宁:《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发表于1920年7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82页


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使某个真理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
列宁:《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发表于1911年12月8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1页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798页


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页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更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
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主席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1958年1月12日),《新闻战线》1958年第13期》

第二章 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返回目录


(1) 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最后,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7页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语)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8-249页

(2) 内容要真实,表达要准确

5月28日,公社[指巴黎公社。即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殉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8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5-326页


“于德国”[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第六段:“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恩格斯1883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1882年9月21日)上加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377-378页


“劳动资料和被刻侧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连结起来,这是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的。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69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演说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悲哀,要是我,就不会这样说,而只会说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等阶层,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请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这样的著作,草率地翻译是不行的。希望劳拉力求做到把原文译得又好又确切。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4年8月11日和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9页


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列宁:《决不要撤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9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283页


白卫分子在他们所有的宣传品上都说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工作很成功,说布尔什维克在鼓动工作上是不惜花钱的。但是,人民听过各种各样的鼓动,听过白卫分子的,也听过立宪会议派的。如果认为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较为巧妙,那就可笑了。不是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内容是真实的。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1月24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73页


第5节对一般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了定义;第6节谈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下列情况而“扩大”:技术的进步,大企业靠损害小企业(或者靠剥削小企业)而发展,即大生产排挤小生产。
这种叙述的方法不合逻辑,并且是不正确的。
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在学习什么是资本主义时不是从定义学起(象人们根据教科书学习的那样),而是从实际生活中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从了解社会的发展及其各种后果学起。因此,我们应当在自己纲领中说明这种发展,尽可能简短明确地谈一谈情况发展就是这样。至于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各种解释,以及几种基本趋向的表现形式的各种详情细节,我们应当写在说明中。什么是资本主义,就会很自然从我们阐明的情况中(resp.[respective——或者。]情况的发展中)得到解答。
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小生产受大生产排挤的过程(第6节)和社会分裂为私有者和无产者的过程(第5节)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一点,草案的条文没有表达出来。按照草案结果便是这样:第一个论点,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在于绝大部分的独立的小生产受到有雇佣工人的大生产的排挤。第二个论点,资本主义的统治随着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而日益扩大……
我认为,根据上述原因,这两段应该合并为一段,并且这样来表达发展过程:技术的发展使小生产受到大生产的排挤,使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和地主手里,使独立的小生产者破产,即把他们变成无产者或使他们依赖于资本。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2月底一8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22页


第5节谈了“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又说在这个社会中还保留了“手艺人阶层”和“小农”。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如果严格地从理论上来理解“发达的”几个字,那末在这种社会中既不会有手艺人也不会有小农。甚至就流行的说法来理解这些字,即在最发达的国家里,例如在英国,“小农”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阶层实际上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这种说法不十分恰当。当然,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但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无论从逻辑上或者从历史上来说都是prius[先于。]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名词在草案中没有一直使用下去。有时候把它改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1节)。在我看来,为了减少理解纲领的困难,应该一直使用一个名词,即后一个名词,因为前一个名词较偏于理论性,而且不加上(关系的)“制度”和其他等等的字,就不能指出某种完整的概念。
“封建的手工业时期……”这里象是故意选上这个对俄国很不合适的说法,因为“封建制度”这个名词是否适用于我国的中世纪,就常常引起争论。而且,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格好适合于俄国(“还保留了”独立的小生产者和小农,他们“定期地或经常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等等)。这样,草案本身的表达驳斥了下面这个意见:不要直接和肯定地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
“小生产者一手艺人为定货而工作……”是为消费者的定货而工作,还是为买卖人的定货而工作呢?想必是前者。但是在俄国,大多数小生产者在生产部门中恰巧不是为定货工作,而是为市场工作。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2月底一8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27-28页


我对第11节和第12节有极重要的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这两节十分片面和不正确地描述了无产阶级同小生产者的关系(因为“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正是由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组成的)。这两节同《共产党宣言》、国际章程[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章程。]和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现代纲领的基本论点直接矛盾,而且为民粹派的、“批评家的”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误解敞开了大门。
“.…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不满在增长”—一这是对的,但是象这里所做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不满和小生产者的不满混为一谈是十分不正确的。小生产者的不满往往产生(而且必然在小生产者中间或者在大部分小生产者中间产生)保全自己作为小私有者存在的意图,也就是力求保全现存制度的基础,甚至还把它拉向后退。
.…它的斗争,首先是它的先进代表——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当然,小生产者的斗争也在日益加剧。但是他的“斗争”常常是反对无产阶级的,因为小生产者本身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使他们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截然对立。一般说来,小资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决不是无产阶级。如果是,那末也只是在小生产者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只是在他们“日渐抛弃自己的观点而逐步具有无产阶级观点”的时候。还没有抛掉“自己的观点”的现代小生产者的先进代表,常常是反犹太主义者和地主,民族主义者和民粹派,社会改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正是现在,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的“斗争的加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对“山岳派”的“斗争的加剧”,这时,把各种各样斗争的加剧混在一起是很不妥当的。
.…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根本不是。它领导的只是工人阶级,只是工人运动,如果其他分子加入这个阶级,那末这只是分子,而不是什么阶级。而且只有在他们“日渐抛弃自己固有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才能完全加入这个阶级。
.…它组织他们的战斗……”这也不对。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组织小生产者的“战斗力”。它组织的只是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关于俄国的论述愈少,愈限于叙述(参看第5节)“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草案中的表达也就愈不合适。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2月底一8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32~33页


在我看来,第14节说得不明确(“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我还不知道,那些性格软弱的人受性格极坚强的人的压迫,我们是否也会解放他们)。最好是采用马克患在批判哥达纲领时的提法:消灭阶级划分和由此产生的不平等。而恩格斯在批判爱尔福特纲领时坚持说,die Abschaffung der Klassen ist unsere Grundforderungo[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并且只有确切而直接地指出这个“基本要求”,我们才能使我们许下的解放一切人和使一切人摆脱一切灾祸的诺言具有十分明确的(不夸大的)意义。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2月底一8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37-38页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约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页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要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6页


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

(3)摆事实讲道理,材料和观点统一;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


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二十年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做令人信服的证据。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4页


我们对你的两篇演说表示祝贺。我们尤其喜欢那篇关于保险法的演说。演说中使用了以讽刺占优势的正确的调子,这种讽刺是高尚的,又是以真正了解实际情况为依据的。对法律草案已批判得淋滴尽致,无需乎作任何补充了。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1年4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8页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便用来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磨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进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
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2月中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页


英国谚语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你看到某位著作家口若悬河地从各种意义、各个角度大谈其“民族原则”的伟大,并且他多半是象民间故事里一个著名人物看见人家送葬时就大喊“惟愿你们拾不胜抬”一样恰当和适宜地运用这个“原则”,你就会最容易想起这句谚语。
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正是这一类著作家最不能忍耐的,但是,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却正是十分必要的。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8-279页


编辑:第25号上“自己人”的那篇文章不好。尖刻,仅仅如此而已。尖刻的言辞千万要少一点。要更冷静地分析论据,更详细地、更简明地反复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获得绝对的胜利。
列宁:《给〈拥护真理报〉编辑部》(1913年11月16日以后),《列宁全集》第35卷第104页


我们还是愿意听到统计学家的根据事实的而不是根据“深信”的论断。要知道,自己“深信”的说法并不是永远能使别人深信的….他们若不向读者讲述某某先生某某先生的“深信”,而多讲些事实,那岂不是更好吗?然而相反,关于雇佣工人的生活状况、劳动条件、关于各类作坊的工作日、雇佣工人的家庭等等这些事实,“概述”却极少报道。
列宁:《皮尔姆省手工业调查》(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326页


其实,第8节全节多为泛泛之谈,没有任何用处。如此空洞地重复这些话是有害的;这些泛言絮语使人觉得讨厌、乏味,发生恶感。
与其这样写,不如哪怕拿一个县作例子,用实际的分析表明,应该怎样帮助“合作化”,而不是用共产党员耍的笨拙的合作社把戏来激怒农民;表明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哪方面和怎样帮助了农艺上的改良等等,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帮助,等等。
对这个题目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有害的态度。泛泛之谈,令人讨厌。这只能滋长和怒原官僚主义。
列宁:《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提纲)(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9-210页


把《经济生活报》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机关报,不应该是一种简单而空洞的形式。
这报纸应当成为战斗的机关报,第一、它不仅要提供有关我国经济的经常而真实的资料;第二、而且要分析这些资料,科学地整理这些资料,为管理工业等等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它还要督促经济战线上的全体工作人员,收集精确的报告材料,表扬有成绩的工作,揭露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疏忽大意、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让大家批评。
这报纸提供了大批极有价值的材料,其中包括有关我国经济的统计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有两个缺点:一是偶然性、不完全和无系统,二是没有经过整理和分析。
现举例来说明:
《七月的莫斯科附近矿区》(载第188号)是一篇好文章,因为它分析了材料,并同过去的和各个企业的材料作了比较。但是,分析是不全面的。没有阐明,为什么一个企业(托瓦尔科沃矿井)解染了其他企业所没有解决的任务。没有作出实际的结论。没有同全年的材料作比较。
该报第190号第2版上刊载了很多在该报上常常见到的详细统计材料,但是这些材料是根本“没有消化过的”,是偶然的、粗糙的,没有丝毫分析,没有比较(同过去和别的企业)等等。
列宁:《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1921年9月1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18页


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矫揉造作,没有专为加深听众印象的令人头晕的手势和力求效果的词句,——这一切都使列宁的演说远胜于通常“议会”演说家的演说。
可是当时使我佩服的还不是列宁演说的这一方面。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象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力的地方。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0页


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6页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迷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热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来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什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414页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
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发表于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第一期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
毛主席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象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45-246页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347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间,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0页


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3页


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入接受。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6页

(4) 尖锐、泼辣、鲜明,有战斗性


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指1844年6月4一6日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区织工起义前夕在该地区流行的革命歌曲《血腥的屠杀》。]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寡速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这是革命的时期[指1848年一1849年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种时侯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象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1890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你驳斥海因岑[卡尔·海因岑(1809一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惜恩格斯寄给我太晚了;它写得既泼辣又细腻,这种巧妙的结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论战。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2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4页


纲领[指《哥达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措词含糊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成“劳动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1一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4页


……有一种申斥,即所谓猛烈抨击,是最富表达力的修辞学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一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18卷第602页


争论策略是必要的。但是论点要力求十分明确。策略问题是党的政治行动问题。可以而且应当用理论、历史材料、对整个政治形势的分析等等来论证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是,正在进行斗争的阶级的政党,在进行所有这些争论时,决不应当忽略必须对我们的政治行动的具体问题作出极其明确的、不容有两种解释的回答:是或者不是?我们现在,在目前,应当做这样一些事情呢,还是不做?
列宁:《策略尽可以争论,但是要提出明确的口号!》(1905年9月2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246页


要写一篇生动、尖锐、透彻和详尽的述评(文学批评)来剖析这班黑帮分子。实际上,这种的善也是尔·马·[尔·马·即马尔托夫(1873-1923),真名策杰尔包姆,尤利·奥西波维奇。孟什维克的首领之一。](您读了第107号上这则丑事了吗?什瓦尔茨要写文章回答。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和旧教徒的衣钵。必需搜集许多这类的文章和小册子,我穿这种粗暴的谎言,抓住它,使它脱不了身,正是要把它当做“黑帮派著作”加以痛斥和制裁。现在新火星派提供了一大堆材料,如果仔细加以研究,彻底揭露这些造谣中伤、暗中诽谤等的卑鄙手法,那就会产生有力的后果。尔·马·的这些隐含的“个人暗示”已够耀龈的了!!
列宁,《给安·瓦·卢那察尔斯基》(1905年8月15日和19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第331-332页


不过要说尖锐话,必须有说尖锐话的权利,而要取得这种权利,所说的话必须与事实符合。这就是许多知识分子所不重视的,而工人和农民在乡会内——乡会是微不足道的——和在苏维埃组织中都非常注意的一个小小的条件,因而工人和农民的言论是与事实符合的。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8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174页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易懂的问题,因此他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麻痹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对类似尤里·查茨基的作法还敢讥笑,而中学生却十分“醉心”这种作法)。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特别明显地证明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谈的、冠冕堂皇的词句这个真理。
列宁:《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发表于1911年12月和1912年1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383页


我读了加略尔卡①写的小册子《打倒拿破仑主义》。写得还不错。假使他那个铁锤打得更重一点,砸得更深一点,那就更好一些。开玩笑的语气和请原谅的字句使他的打击失去了力量和分量,因而损害了读者的印象。作者大概很懂得我们的立场,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发挥都很巧妙,所以这个缺点就特别刺目。凡是站在我们立场上的人,就应当以坚定不移的口吻讲话。在这一点上说,列宁是一个真正的山鹰。
斯大林:《库泰依斯来信》(1904年9-10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7页


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莫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7页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2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6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0页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那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楼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5-156页

(5) 生动活泼


首先需要从《人民报》中去掉的,是贯串于该报的枯燥得要命的格调。与《人民报》同时出的《汉堡回声报》,简直是一家世界性报纸;这家报纸只有社论写得干巴,一般讲来,占主导的是一种大城市的、有气派的风格,而《人民报》则大部分象是在梦中写出的。所以琳祷[即德穆特,海伦。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马克思逝世后,她住在恩格斯家。]断言,甚至《圣约翰一萨尔布吕肯报》也要比它有趣味一些。《人民报》总是让我们昏昏欲睡。这还是机智的柏林人呢?真糟糕!总之,你要竭力使报纸变得有生气。否则,我们的国家通报就将同普鲁士一德意志通报[《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进行过于不利的竞争了——我们毕竟不能拿它作榜样。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90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77-478页


《明星报》和《真理报》回避“急待解决的难题”,因而使自己成为枯燥、单调、索然无味和没有战斗力的刊物。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问题在于:是生动活泼地进行论战,向论敌进攻,独立提出问题呢,还是仅仅枯燥无味地进行防御?
列宁:《给〈涅瓦明星报)编辑部》(1912年7月24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2页


我们很少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而这却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很少注意工厂、农村和部队内部的日常生活,而这方面新鲜事物最多,最需要注意、宣扬和社会批评,最需要指责坏人坏事,号召向好人好事学习。
少来一些政治喧囊。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多检查这种新事物含有多少共产主义成分。
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8年9月20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8卷第602页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毛泽东:《〈中国工人〉发刊词》(1940年2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6页


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书记动手,全党办让》一文按语)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228页

(6) 简洁有力


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
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1885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7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企图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罗里罗索、拖泥带水。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也是无妨的。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这样,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5页


还有一个请求:请你再看一下老《莱菌报》上有没有围绕着这几篇摩塞尔的文章[指马克思在1843年1月《莱茵报》第15、17、18、19和20号上连续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发生过什么论战,有没有用马克思习惯使用的通讯代号、以马克思的文风——句子简短,对比鲜明有力——写的文章,以及还有没有别的用同样代号和同样文风写的短文,并将查找结果告诉我。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1895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50-451页


导言[指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工人只是在成了他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占有方式或集体占有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战胜,而且将日益被战胜;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家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是我少见的,说得这样简明扼要,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奇。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4页


其实,对于俾斯麦精神和与它有关的一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专门论述关于可能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的两篇文章[指刊载在1882年8月17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号和35号上的福尔马尔的两篇未署名的文章,文章的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中,已经讲得很好了。我推测这是倍倍尔写的;如果不是,那末党就可以庆贺自己有了第二个这样的人,他非常善于洞察事物本质,抛弃一切次要考虑,同时写得非常简洁明了。文章好极了。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9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6页


报告必须尽量简短,必须确切地回答提出的问题。
列宁:《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1921年5月2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73页


第2节。“同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站在国际的立场上。他们把自己的党看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看做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
我加着重号的字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字根本没有为这句话的前后补充什么意思。这些多余的字眼只能削弱“队伍”和“一部分”这两个词所表达的十分完备十分明确的思想而已。
第3节。“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正如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人。”
这也是多余的,在下面第13节(“国际社会民主党一切努力的最终目的”等等)和第17节(“共同的最终目的是统一的”)重复了两次。大军的“队伍”之所以为队伍,是因为追求同一的目的。
第4节。“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个共同的”(又是多余的重复)“最终目的是由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确定的。”
也是多余的,因为下面正是表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性质和进程如何“确定”这个最终目的。这一节象是一个章节的标题或名称。但是,标题只在教科书或者文章中才需要,在纲领中是完全不需要的。Alles,was im programm iberflussig,schwachtes[纲领中多余的一切,削弱了纲领的意义。](恩格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评)。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1902年2月底一8月初),《列宁全集》第6卷第21页


列宁的这封信[指1903年来列于给斯热的一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页


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
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3页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毛泽东:《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1月7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9-1160页

(7) 通俗易懂


关于德文版《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也早就在考虑,特别是自从我看到这本书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以来。我高兴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见一致。但是写一个比较简练的德文本,比起那个写得比较自由的法文本来,困难要大得多。把这个东西写得通俗而又不损害内容,也就是要使它能够成为人人易懂的宣传性的小册子,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去海滨时一定尽力而为。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8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43页


我认为,这本书①在国外获得承认以前,不能指望它在德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分册的阐述方法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要是风暴更甚的时期一旦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37-638页


对人民不能咬文嚼字,而要讲得通俗易懂。
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3页


还应当指出,在整个选举运动中以及在高级阶段达成选举协议时,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
列宁《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1906年10月底),《列宁全集》第11卷第274-275页


责成各人民委员部于一周内写出1917年10月25日以来的简要工作总结(2-5印刷页)。
总结必须写得非常通俗,并且应着重总结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代表在管理方面的作用,以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和旨在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重大措施。
列宁:《人民委员会关于各人民委员部写总结的决定》(1918年8月29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516页


宣言[指1914年9月2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的这一部分只是把我们的决议通俗化了。通俗一些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既然希望澄清工人阶级的思想,重视经常的和不断的宣传工作,就应当确切地和全面地制定必须加以通俗化的那些原则。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重复导致第二国际破产的错误和罪过,就是说,会造成混乱,遭到歪曲。例如,决议中表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已经成熟的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难道可以否认吗?这个思想在宣言的“通俗的”叙述中被疏漏了;想把具有明确原则性的决议同宣言结合起来的尝试失败了。
列宁:《第一步》(发表于1915年10月11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3页


《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低级趣味的庸俗。所用的词汇没有一个是简单明了的,一切都是装腔作势…·作者每一句话都是矫揉造作,都要用上几个“民间的”比喻和“民间的”方言,例如“КХЦИЙ”[他们的]这样的词汇。作者就是用这种奇形怪状的语言,反复咀嚼被有意庸俗化了的、陈腐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引用新的材料、新的例子,也不进行新的加工。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浅薄同通俗化相差很远。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了解深刻的思想、深刻的学说,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易懂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通俗作家的对象不是那些不动脑筋的、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动脑筋的读者,相反地,他的对象是那些确实愿意动脑筋、但还不够开展的读者,帮助这些读者进行这件重大的和困难的工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开步走,教会他们独立地继续前进。在庸俗作家的眼里读者都是一些不动脑筋,也不会动脑筋的人,他不是启发读者了解严整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畸形的简单化的充满庸俗玩笑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圈图吞枣就行了。
列宁:《评<自由〉杂志》(1901年秋),《列宁全集》第5卷第278-279页


如果使《共青团真理报》的文章通俗一些,要求写稿人写得朴实、简洁,并且象伊里奇那样尽量不用外来的术语,那是很好的。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非用外来语不可,那末可以仍旧用《共青团真理报》附刊的形式附上个外来语小字典,或者至少在文章中做出适当的说明。
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得列也夫:《致〈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全体委员》(1925年6月2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0页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8页

(8) 要看对象,有的放矢


你的军事文章应写得更生动一些,因为你是给普通报纸写的,而不是给学术性的军事报纸写的。根据《泰晤士报》的通讯等等,稍微多写些叙述性的和具有特色的东西,是容易做到的。这一点我不能作补充,因为这样会造成文风上的不协调。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9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25页


一个战斗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员,甚至在写学术著作时也不应当忽视工人读者,应当力求写得简单明了,避免不必要的卖弄笔墨,避免在外表上摆出“渊博”的样子。因为这些只是颓废派和官方科学界那些有学衔的人物所热中的事情。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130页


农民是稳重踏实的人,是讲求实际的人。给他们解释问题,要实际,要用浅显生动的例子。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0页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互”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撤,写成了“k”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那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么?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3-794页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塞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800页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818-819页


第三章 批判坏文风|返回目录


(1)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词句就越显得笨拙。他十分不善于选择恰当的词汇,因而语句软弱无力,这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原想把他看做自己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固执的信念常常使他说了一些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要说的废话,一种是他不要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的关于君主的威力这种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切无权现象的根源和支柱,他要“尽力”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高岗的品德在这个倒霉领域里的下场就是这样。

受了当代精神的腐蚀,
成了愚味的长裤汉。
舞跳得虽然不好,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了豪迈
…………………………
虽不是个天才,也是一条好汉[海涅的《阿塔·特格尔》第24章。]。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象一个高尚庸人受到凌辱一样感到理所当然的愤慨,但他既不会因而改变自己的文风,也不会改变他的败坏名声和无的放矢的鼓吹方式。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 月26日和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4-315页


思维的肤浅、杂乱无章,不能掩饰的笨拙,无尽无休的重复,经常的自相矛盾,不成警喻的警喻,企图吓唬读者,用“你”“某物”“某人”这些字眼来系统地剽窃别人的思想,滥用连接词(“因为”“所以”“因
此”“由于”“因而”“但是”等等),愚味无知,抽劣的断言,庄严的轻浮,革命的词藻和温和的思想,莫知所云的语言,妄自尊大的鄙陋作风和卖弄风骚,提升听差兰特{听差兰特是卡。荷尔泰的《柏林的悲剧》中的人物之一。著名的德国喜剧家弗·贝克曼根据这个形象创造了通俗的滑稽戏《斯差兰特在受审》。兰特这个名字便用来指那种随时用柏林方言说俏皮话的高谈哲理的小丑。}为绝对概念,依赖黑格尔的传统和柏林的方言。总之,整个四百九十一页的一部书就好象是按照朗福德{即本杰明·汤普逊,美国出生的英国军官,冒险主义者;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他曾举办贫民习艺所,起草了一个用廉价代用品来煮淡而无味的杂碎汤的方案。}的方法所煮出来的一碗淡而无味的杂碎汤。

在这碗杂碎汤里,有许多语气的转变好象骨头一样漂来漂去。我们在这里不妨引一些样品以供一向抑郁不乐的德国公众们消遣一番:“我们能否——不过却——或许有人同意——然而可能——某人常说…是特別有…之效的——而这就是说——现在,可以做出结论,大概巳经很清楚——而且——在这里未尝不可以这样想——如果不——或者假如沒有——那末从一推到…是不难的——某人根据一定的观点大致这样来论断——例如——等等”,而“这仍然是”各种“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5页


我要求他们[指所谓“自由人”,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宣言中。没有一个充满阶级觉悟的字眼。全部是空话!这种空话,这种对革命人民的虚假颂扬,只会断送一切革命。整个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受革命空话的影响,特别是这种空话特别流行的时候。
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演说》(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454页


这篇文章[揖《俄国财富》杂志第12期上阿·瓦·彼。的《人民社会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本身是极不严肃和毫无内容的。我们在自命为重要的民粹主义杂志的所谓“指导性的”文章中,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象这样无聊的文字堆砌,这样肆无忌惮的模棱两可的空话,这样调和混杂的观点(折衷主义的)了。
列宁:《论民粹主义》(发表于1913年 1月20日和22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21页


没有明确的、深思熟虑的、有思想性的内容,宣传鼓动就成了漂亮的空话。
列宁;《给谢·伊·古谢夫》(1905年9月20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46页


我们已经开始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生活、教导他们不依靠地主和资本家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但是,我们还刚刚开始这样做。三年多以来我们做的工作不多。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走很长的道路。少来一些政治上的喧嚷,少发表一些为没有经验和不了解自己任务的共产党员所喜爱的一般议论和抽象口号,多做一些生产宣传,尤其是对实际经验多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巧妙的、适合群众水平的估计。
列宁;《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页


第1节和其他各节关于“合作化”都谈得空洞抽象。这是老生常谈,人们早已听厌。应当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说明,不应当重复“实行合作化吧!”这类空洞的口号,而要具体地指出合作化的实际经验是什么,以及怎样帮助实行合作化。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就应当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要求,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并且进行实际的而不是学院式的研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整个提纲非常过于学院气,里面充满了知识分子习气、小组习气和舞文弄墨的习气,而不是谈实际的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
列宁;《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提纲》》(1922年8月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8页


其实,第3节全节多为泛泛之谈,没有任何用处。如此空洞地重复这些话是有害的;这些泛言絮语使人觉得讨厌、乏味,发生恶感。
与其这样写,不如哪怕拿一个县作例子,用实际的分析表明,应该怎样帮助“合作化”,而不是用共产党员耍的笨拙的合作社把戏来激怒农民;表明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哪方面和怎样帮助了农艺上的改良等等,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帮助,等等。
对这个题目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有害的态度。泛泛之谈,令人讨厌。这只能滋长和怂恿官僚主义。
列宁;《给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各委员(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提纲)》(1922年3月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9-210页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 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夺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1941年8月26日),转引自1941年9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性,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襄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么,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9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0-791页


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毛主席题词,转引自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

(2) 捏造、撒谎


妙不可言的是,《莱菌-摩塞尔日报》一面严格地裁判其他报纸事实转载上的撒谎,同时自己却在叙述事实中公开撒谎。……《莱菌-摩塞尔日报》以自己本身的例子证明了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真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会产生歪曲和撒谎。
马克思:《<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1842年12月31日,1843年1月8、5、7、9、11和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1-202页


总的说来,我看过圣贝夫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书{指沙·奥·圣贝夫的《沙多勃利昂及其在帝国时期的文学团体》。沙多勃利昂(1768年一1848年),著名的法国作家,反动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2页


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的引文。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一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7页


俾斯麦公爵的御用机关报《北德总汇报》,利用自己的地位,不仅无视一切礼节,而且无视逻辑、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它享有谩骂、诽谤、撒谎、发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调言的特权。除了一些穿制服的和不穿制服的奴仆(他们称达赖喇嘛的粪便和其他排泄物为天赐的甘露,并在需要的时候,准备把它吞下去),大家都知道,这家报纸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东西的庇护者。
如果需要给对方脸上抹黑,需要散布真正的弥天大谎,进行真正有声有色的诽谤,或者需要真正致力于卑鄙龌龊的勾当,那末人们就会选择《北德总汇报》去担任这个光荣的使命。而《北德总汇报》也非常乐意去执行这一使命。
恩格斯:《品特是怎样造谣的》(1882年10月底),《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8页


伯恩施坦写的序言{指伯恩施坦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写的序言。},一部分是空洞无物,一部分简直是捏造,例如他不仅没有确切地、明显地、直接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萨尔和施韦泽两个人的机会主义错误,反而使人看到一些折衷主义词句和攻击,如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意见并不全是正确的”(第8卷第18页),或者说在策略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的意见与其说同李卜克内西的意见“相近”,不如说同施韦泽的意见更为“相近”(第4卷第10页)。这些攻击除了掩盖和粉饰机会主义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6页


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9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281页


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彼舍霍诺夫先生之流在民粹派中有力量,所以他们能够真正“公开地”行动。而布·波格丹诺夫、列维茨基、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软弱无力,随时随地都遭到有觉悟的工人的反击,所以他们虚伪,把自己隐藏起来,不敢公开提出“真正公开的政治活动的纲领和策略”。
列宁:《短论》(发表于1911年8月),《列宁全集》第17卷第150页


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
列宁:《工人的统一和知识分子的“派别”》(发表于1914年5月13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94页


工人如果不同涉及党的一切谎言作无情的斗争,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党。要揭露谎言,就必须找出种种确凿的事实,核对这些事实,并且要好好考虑经过核对的东西的意义。
列宁:《谈谈总结和事实》(发表于1913年4月23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46页


唠劳叨叨,搬弄是非,一会儿靠拢马尔托夫,(或靠拢类似马尔托夫的卑劣的诽谤者)一会儿离开马尔托夫,造谣中伤,捕风捉影,四方传播,——在这些方面,知识分子饶舌妇却是能手!这种搬弄是非的知识分子
饶舌妇,谁要是在一生中碰上一回,(只要他自己不是饶舌妇)大概会终生讨厌这批恶劣的家伙。
各得其所。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每一种昆虫都有自己的斗争武器:有些昆虫是靠分泌恶臭的毒汁来战斗的。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发表于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80页


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不仅限于思想影响。一旦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影响失败、破产和削弱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到处采用或准备采用最疯狂的造谣诽谤的手段。马尔托夫和唐恩正是在他们破坏了大多数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志的时候,正是在他们感到思想斗争武器不足的时候,拿起了诬蔑和诽谤的武器。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发表于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90页


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1905年9月),《列宁全集》第9卷第279页


我们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捏造和诽谤,可是反对派喜欢运用捏造和诽谤。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3页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余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3) 吹牛、夸大


一些德国同志要到我国来弄清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我们必须这样办:向国外同志证明我们的力量,使他们看到我们在革命中丝毫没有越出现实的范围,并且把他们认为是无法驳倒的材料提供给他们。假如把我们的革命说成是一切国家的一种理想,认为它做出了很多的天才发现和实行了一大堆的社会主义新奇东西,那是十分可笑的。我没有听见谁这样讲过,肯定地说,将来也不会听见谁这样讲。我们积累了在一个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特殊关系的国家里实行摧毁资本主义的初步措施的实际经验。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9年8月18一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4页


应当不断揭露赫列斯塔科夫式的新《火星报》的整个不光彩作法。它既没有用德文也没有用法文出版自己代表会议决议的全文(因为这会暴露它自封为中央机关报、僭用这一称号的事实)。《火星报》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报纸上登载的关于有组织的工人的“统计资料”,是很可笑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新《火星报》直到现在还不敢用俄文公布这个“统计资料”,怕当众出丑,但是我们在《无产者报》第9号上全部转载了这一统计资料)。《火星报》现在把一封由编辑部署名的信分发给国外所有的侨民,这封信对少数派的力量也作了同样可笑的赫列斯塔科夫式的自夸,所以直到现在还无颜公诸我们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的俄国读者。对吹牛者的斗争应当全力进行,但是要得体,要向公众全面报道和阐明真相,不浮夸、不武断、不造谣、不作见不得人的私人报道。
列宁:《向国际社会民主党报告我们党内的情况》(发表于1905年9月5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213页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5页

(4)辱骂、恐吓、诬陷


德国历届政府、警察和法官对我们的人所采取的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但是,既然单是一些厉害的字眼不一定使语言具有足够的力量,并且经常重复象坏蛋之类的字眼,其效力就逐渐减弱,因而只得使用越来越“厉害”的字眼,而这样就有陷入莫斯特一施奈特文风[暗指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流亡者约翰·莫斯特在伦敦出版的《自由》周报,它的编辑是卡尔·施奈特。该报的特点是使用极端革命的词藻和粗暴攻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活动家的政策和策略。]的危险,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最好是象最近几号所做的那样,在一切可行的地方采用早已行之有效的讽刺笔调。偶尔给以打击将更为有效。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2年6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38页


用诽谤、谩骂、人身攻击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来搅浑人们的头脑,从而逃避说明自己的观点,一这就是作者和登载他的作品的报纸的目的。
列宁:《〈光线报〉和〈真理报〉读者注意》(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59页


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
列宁:《谩骂的政治意义》(发表于1914年6月24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3页


《火星报》般勤地把“肮脏的拖把”和“造谣中伤的懦夫”等等安在我们头上。这正象恩格斯以前形容某一类流亡者的论战那样:“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我们当然没有忘记法国的一句格言:骂人是没有道理的人的道理。
列宁:《色厉内茬》(发表于1905年7月26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42页


不回答论敌的原则性的论据,硬给论敌扣上“激动”的帽子,这不是争论,而是谩骂。
列宁:《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发表于1908年10-11月),《列宁全集》第15卷第231页


在《真理报》第102号,我曾提请读者同志注意《光线报》第93号和第94号上的一篇文章。
我把这篇文章和同一时间刊载在《真理报》上的论文《几个争论问题》作了比较。我说过:《真理报》的论文给读者提供事实和文据去解决组织上和策略上的几个争论问题,而《光线报》那篇文章却制造诽言谤语和进行人身攻击,它不能使工人在争论中辨明是非,只能使他们头脑混乱。
我说过,那篇文章在谈到1905年的活动家时所用的语言,同惊慌万状的地主和仇恨工人的自由主义者的机关报上所用的语言没有两样。
列宁:《不好!》(发表于1913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84页


用呐喊、谩骂和毫无根据的断言来解决争论的问题,正是知识分子集团的一贯手法。工人喜欢用另一种办法,即根据客观材料。
列宁:《选举总结》(1913年1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513页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雅,筒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拥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93页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批评(1974年7月17日),转引自华国锋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5)抄袭、剽窃


还在这以前,六月初,有个名叫海德门{海德门(1842一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和领袖。他在工人运动中实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之一,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的人(以前他自己硬闯到我家里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大家的英国》。小册子是想阐述“民主联盟”的纲领,一民主联盟是不久以前由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各种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派团体组成的。关于劳动和资本的两章,不过是逐字逐句照抄或复述《资本论》而已,但是这个家伙既不提书名,也不提作者;为了使自己不被揭露,他在自己的序言的末尾说:“至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的思想和大部分实际资料,我要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著作,等等,等等。”
这个家伙写了一些荒唐的辩白信给我本人,例如说什么“英国人不喜欢外国人教训他们”,“我的名字非常令人憎恨,等等”。尽管如此,他的小册子——就它剽窃《资本论》来说—一做了很好的宣传,虽然这个人是一个“脆弱的”生灵,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耐心(而要想学点东西,这是首要条件)去踏实地研究问题。所有这些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这个家伙好几个晚上来我这里剽窃,想捞取和用最省力的办法学到点东西。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1年12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39-240页


当我看伊戚希[即拉萨尔。]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问题是这部著作的基本原理,在我看来每一个字都很熟悉(虽然作了伊戚希式的乔装打扮),而又不是直接从《宣言》等里面抄袭来的。正好,几天前我偶尔翻阅了我在《新莱茵报》(1849年)上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单纯地重印了我1847年在布鲁塞尔工人协会上所作的几次演讲。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我的伊戚希的灵感的直接来源。出于我对他的特别的友谊,我将把《新莱茵报》上的所有这些东西作为注解印在我的那本书的附录里,自然要想出一个借口,丝毫不暗示伊戚希。他对此未必会感到高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6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6-397页


我的工作(整理手稿,准备付印)[1861-1863年马克思写完了经济学手稿以后,就直接着手准备写《资本论》各卷。1863-1867年期间他重写《资本论》第一卷,并且为付印作准备(该书于1867年9月问世)。同时,确定了比较完整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正文。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后来未能完成这些初稿的付印准备工作。马克思去世后,《资本论》第二、三卷由恩格斯作了付印的准备工作,并且发表了。],一方面进行得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最后审订中,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G-W和W-G以外,已经变得相当通俗了。另一方面,虽然我整天整天地写,但是进展得并不象我久经磨炼的耐心所希望的那样快。无论如何,这比起第一部[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要容易懂百分之百。总之,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就感到伊戚希的确可笑,“他的”政治经济学居然已经完成了。可是,从他迄今所写的一切东西看来,他只是个大言不惭地、喋喋不休地把一些原理当作最新发现奉献给世人的中学预科学生,这些原理我们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交给我们的拥护者象辅币一样流通,并且成效比这要大上十倍。就是这位伊戚希把我们党二十年之久的排泄物收集在他的肥料厂,准备给世界历史施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8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4页


关于蒲鲁东,你们两人都正确。马索耳[马索耳(1805-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朋友。]所以有此错觉,是因为蒲鲁东以他惯用的精明的欺骗手段,从我这里剽窃了一些思想,宣称这些思想是自己的“最新发现”,例如:认为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科学;一切都必须根据物质关系来加以解释等等这样一些原理。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1852年12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65页

(6) 断章取义、歪曲原意


这么一大堆诽谤和谎言,确实是驳不胜驳。针对这三十二页要写上三千二百页,才能恢复真相。其中没有一段稍有意义的引文不遭到无耻的歪曲;我至少对照了好几篇原文,才了解到普罗托[普罗托(1839-1921),法国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反对国际和马克思主义者;八十年代末为布朗热分子。]先生厚颜无耻到什么程度。
这就是我的意见,我认为这种写作手法是可鄙的。
恩格斯:《致沙尔·博尼埃》(1892年10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99页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非常深刻、全面的学问。因此,在那些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特别是引证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
列宁:《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192页


让那些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企图引马克思的话来为社会民主党右翼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辩护的人去仔细地考虑考虑这一点吧!这些人是靠断章取义地摘录一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抓住关于支持大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原理,不加批判地用来对待俄国的立宪民主党和俄国革命。
列宁:《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1907年4月),《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4页


既然现代批评界的英雄们(他们还恬不知耻地责备正统派强词夺理)用断章取义的手法和残缺不齐的译文,来歪曲他们所敌视的学说的十分鲜明的思想,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布尔加柯夫先生把他发现的引文摘录如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农业)产品总是相对地昂贵,因为”(请读者特别注意我们加上着重号的地方)“要取得产品就要付出一定的费用,要付出某些以前没有付出的东西。”马克思接着说:作为生产的动因而进入生产的自然要素,是没有价值的,它是一种无偿的自然劳动生产力,如果要生产额外的产品,就得不到这种自然力量的帮助,因此必须耗费新的资本,这样就使生产更加昂贵。
关于这种“引证”的手法,我们要指出三点。第一、“因为”这两个字使整段的意思绝对地肯定了某种“规律”,然而这两个字是布尔加柯夫先生自己加的。原文(《DasKapital》,111,2,S.277一278[《资本论》第3卷第2部第277-278页。])用的不是“因为”,而是“如果”。如果必须付出某些以前没有付出的东西,那未产品总是相对地昂贵。这个论点同承认肥力递减“规律”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第二、带括号的“农业”两字也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两个字。布尔加柯夫先生大概用批评家先生们所固有的轻率态度,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农业产品,并且赶紧向读者做了颠倒黑白的“解释”。其实,马克思在这里是指的一般的产品。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引的这一段的前面,马克思说:“一般说来,应当注意下面一点。”无偿的自然力也可以进入工业生产,马克思在地租这一篇里还引用了某工厂用瀑布代替蒸汽动力的例子。如果需要生产额外产品就得不到这种无偿的力量的帮助,产品总是会相对地昂贵。第三、必须看一下这一段的上下文。马克思在这一章谈的是从耕种最坏的土地上取得的级差地租,并且和往常一样,分析了两种在他看来是完全相等的和完全同样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提高(第274-276页);第二种情况是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第276-278页)。关于后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马克思说:“关于连续投资的土地生产率的降低,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但是一般说来,应当注意下面一点。”(着重号是我们加的)以下就是布尔加柯夫先生所“翻译的”那一段,说明如果必须付出某种以前没有付出的东西,那末产品总是会相对地昂贵。
把马克思关于一种可能的情况的意见硬说成是马克思承认这种情况是普遍“规律”,这种批评家究竟有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我们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1901年6-9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95-97页


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普列汉诺夫为首)援引马克思对1870年的战争的策略;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连奇、大卫之流)援引1891年恩格斯关于同俄法两国发生战争时德国社会党人应当保卫祖国的声明;最后,考茨基之类想调和国际沙文主义并使之合法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则援引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斥责战争,可是在1854-1855年间,1870-1871年间,1876-1877年间,战争一旦爆发,他们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那方。
这一切引证全是令人愤慨地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讨好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就象吉约姆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替无政府主义辩护一样。从德国方面看来,1870-1871年的战争在拿破仑第三失败以前,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拿破仑第三和沙皇曾一道压迫了德国许多年,支持了德国的封建割据。但是当战争一转到掠夺法国(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坚决斥责德国人。
在这个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赞同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拒绝投票赞成军费开支的作法,劝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而要捍卫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利益。把对这个资产阶级进步的和民族解放的战争的评价用于评价现代的帝国主义战争,这简直是嘲笑真理。至于1854–1855年的战争以及19世纪的一切战争,更是如此,因为那时既没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又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成熟的客观条件,在一切交战国内也没有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就是没有巴塞尔宣言借以得出由于列强战争而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的那些条件。
谁现在援引马克思对进步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战争的态度,而忘记马克思恰恰针对反动的垂死的资产阶级时代、针对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所说的“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谁就是无耻地歪曲马克思,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偷换社会主义的观点。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7-288页


一个人甚至不能(用恩格斯评杜林时所用的字眼)破例地做出准确的引证,试问,同这样的人可以进行严肃的论战吗?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44页


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是什么呢?修正派引证马克思的手法就是离开一定时代的具体条件,从马克思的个别原理中引出一些话来顶替马克思的观点。
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0页


罢工的编辑们[指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恼羞成怒了,一一真的,他们为了争位置而发动斗争了,——他们把普列汉诺夫拉了过去,开始干起他们的英雄事业来了。他们必须在“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硬找出某种更“厉害的”“意见分歧”,借以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争位置。他们东找西找,结果在列宁的书中找到了一段话,如果把这段话同原文割裂开来,断章取义地加以解释,确实可以吹毛求疵地骂一通。“少数派”的领袖们暗中想道:这个主意妙极了,列宁是“多数派”的领导人,我们糟踏了列宁,就能把党拉到自己方面来。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11-112页


有人援引马克思,引证他的《圣麦克斯》一文,那里有一处说到资产者有“自己的语言”,这个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种语言浸透了重商主义和生意经的精神。有些同志想用这个引文来证明,好象马克思是主张语言的“阶级性”的,好象马克思否定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存在。如果这些同志能客观论事的话,他们就应当从同一篇文章中引证另一句话,马克思在谈到统一的民族语言形成道路的问题时说:“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
可见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高级形式,作为低级形式的方言则服从于高级形式。
那末,马克思所说资产者的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是否认为这种语言和具有自己特殊结构的民族语言是同样的语言呢?马克思能不能把它看成这样的语言呢?当然不能。马克思只是想说:资产者拿自己的生意人的惯用语玷污了统一的民族语言,这就是说,资产者有他的生意人的同行语。
可见,这些同志曲解了马克思的立场。他们曲解了它,是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
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于1950年6月20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11页

(7)诡辩


要分析普列汉诺夫的一切诡辩,得写许多文章,同时还不知道,他的许多可笑的荒唐言论是否值得我们分析。我们只来谈谈他的一个所谓论据。恩格斯在1870年给马克思的信上写道,威·李卜克内西错误地把反俾斯麦主义当作唯一的指导原则。普列汉诺夫找到这条引文时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反沙皇主义也是这样!但是,得用辩证法(即研究事件及其发展的全部具体情况)代替诡辩术(即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才行。德国的统一是必要的,马克思在1848年以前和以后都承认这一点。在1859年,恩格斯就直接呼吁德国人民为统一而战斗。当革命的统一失败后,俾斯麦用反革命的方式,用容克的方式完成了统一。反俾斯麦主义,作为唯一的原则,就成了荒唐的东西,因为必要的统一已经成为事实。而在俄国呢?我们勇敢的普列汉诺夫有没有胆量预先宣布,为了俄国的发展,必须夺取加里西亚、君士坦丁堡、阿尔明尼亚、波斯等等地方呢?现在他有没有胆量这样说呢?德国必须从分裂(19世纪的前60多年受法国和俄国的压迫)走上统一;而在俄国,与其说大俄罗斯人统一了许多民族,不如说大俄罗斯人压制了许多民族。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考虑过没有呢?他没有考虑,他纯粹是掩饰自己的沙文主义,歪曲恩格斯1870年的言论,正如休特古姆歪曲恩格斯1891年的言论一样,当时恩格斯写道,德国人必须同法俄联军进行殊死的斗争。
列宁:《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发表于1915年2月1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98-99页


普列汉诺夫有哪些维护市有制的理由呢?他在他的两次发言中最突出地提出的是防止复辟的问题。下面是他的独到的理由。土地国有化曾经是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俄国的经济基础。我们目前的革命以及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防止复辟的保证。因此,为了防止复辟(即为了防止革命前的旧制度复活),要特别小心对待的正是国有化。
孟什维克觉得普列汉诺夫这个理由非常有说服力,因此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普列汉诺夫鼓掌,特别是在说到攻击国有化的“刺人字眼”(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等)的时候。但是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相信这个理由纯粹是诡辩。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彼得一世以前莫斯科俄国的国有化”吧。我们且不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观点是过分夸大自由民粹派对莫斯科俄国的看法。我们翻翻克柳切夫斯基、叶菲缅科等人的著作就可以知道,谈论彼得一世以前的俄国的土地国有化决不是严肃的说法。我们且撤开这些历史上的考查工作。我们就暂且假设,17世纪彼得一世以前的莫斯科俄国已经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行国有化就意味着促进莫斯科俄国的复辟。但是,这种逻辑恰恰是诡辩,而不是什么逻辑,或者说这是对现象的经济基础和概念的经济内容不加分析的文字游戏。因为莫斯科俄国实行过(或者说:既然莫斯科俄国实行过)土地国有化,所以说土地国有化的经济基础是亚洲生产方式。其实在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后50年代起就确立起来了,到了20世纪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普列汉诺夫的这个理由还剩下什么呢?他把以亚洲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国有化混为一谈了。由于字眼相同,他连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差别也看不到了。他借莫斯科俄国的复辟(即亚洲生产方式的复辟)来杜撰他的论据,而实际上谈的是象波旁王朝这样的政治复辟(他曾引证了这种复辟),也就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非共和制的管理形式的复辟。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1906年5月),《列宁全集》第10卷第298-299页


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代表和领袖怎么会背叛社会主义的呢?这个问题下面再详细谈,现在我们先研究一下“在理论上”替这种背叛行为作辩护的企图。我们不妨说明一下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理论的特征。普列汉诺夫(他主要是重复英法沙文主义者海德门及其新信徒的论据)和考茨基(他提出的论据要“精细”得多,看起来在理论上无比严谨)可以算是这种理论的代表。
“祸首”论大概是最鄙陋的理论。人家侵犯了我们,我们起来自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反击欧洲和平的破坏者。这是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全世界所有资产阶级刊物和黄色刊物的溢调的翻版。连如此陈腐庸俗的见解,普列汉诺夫这位著作家也非要狡猾地用“辩证法”来粉饰一番不可,说什么为了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祸首,予以惩罚;至于其他一切问题,则留待另一种形势到来时再去解决(见普列汉诺夫的小册子《论战争》,1914年巴黎版;另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呼声报》第86号和第87号上对这种论调的重复)。在用诡辩术偷换辩证法这一崇高事业中,普列汉诺夫创了新纪录。诡辩家抓住“论据”之中的一个,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普列汉诺夫抓住德国社会民主党刊物上的一句话:德国人自己在战前就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祸首,——这就够了。至于俄国社会党人屡次揭穿沙皇对加里西亚、阿尔明尼亚等地的侵略计划,普列汉诺夫却只字不提。哪怕是最近三十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他也一点不打算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年来的经济史和外交史,他也一点不打算涉及,而这段历史确凿地证明,侵占殖民地,掠夺别国的领土,排挤更有成绩的竞争者并使其破产,正是目前交战列强集团双方政策的主要轴心。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4-625页


考茨基说了一大堆文不对题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引用一下。
究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请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说的鄙视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马克思说过的一个词。”——第二十页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六十页上,这一点甚至又以这样的形式重说了一遍:(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原文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
下面就是马克思用过的这个“词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首先,把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这段著名论断称为“一个词”,甚至称为一个“词儿”,这简直是侮辱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至1891年这四十年间,考虑到1848年革命尤其是1871年革命的经验时经常谈论的。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该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耍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届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8卷第620-621页

(8) 矫揉造作,华而不实


明快的拉萨尔所写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借以阐明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许许多多形象,拉萨尔都一一提到了,并趁此机会给我们献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某些片断,而这个逻辑学未必能因此就博得好评;而且他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一大套,就象一个小学生要在一次作业中证明,他已经把它的“本质”、“现象”以及“辩证过程”都掌握了。如果一个小学生作这样的抽象推理,那末就可以深信:他的思维过程只能准确地按照开好的方子、按照神圣化了的形式进行。我们的拉萨尔也正是这样。看来这个家伙曾妄想通过赫拉克利特来阐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且老是丝毫不知疲倦地一再开始这种过程。他竭力炫耀他的博学。但是每一个内行人都知道,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并且象拉萨尔先生那样,能够随心所欲地叫人直接把波恩大学图书馆的书送到家里去,这种引文展览是不值什么钱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自以为戴上这种闪闪发光的语文学的装饰品就显得非常“伟大”,他的一举一动都完全象一个生平第一次穿上时髦衣服的人那样文静娴雅。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2——263页


我担心,波克罕[波克罕(1825-1885),德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851年起是伦敦商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会无意地和我开一个很厉害的玩笑。他要用法、德、英、俄四种文字出版他的《在日内瓦的演说》。此外,他还给这个演说加上了一篇离奇的、充满引文的平淡无味的序言。在我们私下——同时也为了党的利益——我必须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您。波克罕是一个能干的甚至机智的人。但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唉,他就不知轻重,言语乏味。而且,他又没有进行过必要的学习。他象野人一样,以为用种种惹人注目的色彩把自己的脸刺上花纹就美化了自己的脸。在他的话中,庸俗平淡和滑稽可笑的词句,比比皆是。他本能地给他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戴上了小丑尖帽。如果不是他的无限的虚荣心的话,我本来可以不让这本小册子出版,并且对他说明:他幸运的是,在日内瓦,除了他演说中某些恰当的俏皮话以外,他的话没有人听得懂。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0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60-561页

我很少读德国的东西,但是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本阿·巴斯提安{巴斯提安(1826-1905),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志学家。}的书《人在历史中……》。我发现这本书不好,条理不清,装腔作势。他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的”论证并没有超出虔诚的愿望。另一方面,对历史作“心理学的”论证表明,这个人既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也不知道历史是什么。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61年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页


接着发言的是罗伯特·勃鲁姆[勃鲁姆(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战;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把他杀害。]。他照例要发表所谓冠冕堂皇的演说,这种演说感情多于论证,而夸张又多于感情,不过,老实说,这种练习朗诵的演说不会比克罗托申的果登[果登,波兹南的德国医生,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右派。]先生的“现代世界观”产生更大的效果。波兰是反对北方野蛮行为的藩篱……,如果波兰人有某些缺点,那是他们的压迫者的罪过…,老加格恩[加格恩(1799-1880),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和主席,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帝国首相。]把瓜分波兰叫做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场恶梦……,波兰人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不妨把他们当作榜样…,危险是从俄国方面来的…如果红色共和国在巴黎取得胜利,并且打算以武力解放波兰,诸位先生,那时候将怎么办?……我们将不偏不倚,等等,等等。我们对勃鲁姆先生表示同情,但是如果从所有这些绝妙的议论中删去夸张的华而不实的词句,那末除了最庸俗的废话一纵然是(但愿如此)范围很广、说得很高明的废话一而外,就没有剩下什么了。 _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99-400页_

先生们,别再醉心于辞藻了!别再迷恋于美丽的字句了!正视问题的实质吧!
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1907年3月21-25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272页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发表于1914年5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0页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查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ed,还有阿刺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796页

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8页

(9)陈词滥调,千篇一律


简单地说,卢格{卢格(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先生自从我们在文艺舞台上同他最后会晤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些他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上扮演德国哲学的守门人这一角色时就记得烂熟的老一套词句;还是那样糊涂,还是那样轻率,观点还是那样混乱;还是那样善于以冠冕堂皇的形式来传达最空洞最荒谬的思想;还是那样缺乏“知识”;尤其是,还是那样力求得到一生中还没有听过类似的话的德国庸人们的赞许。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8年8月7日—9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30—431页


杜林先生在整整五十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做关于意识要素的根本性科学提供读者享受,我们绝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3页


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1月15日—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一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准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就是真理本身,但你们却想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叫化子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叫化子吗?也许,这种谦逊应该是席勒所说的那种天才的谦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先要把自己的全体公民、特别是你们所有的检查官变成天才。可是天才的谦逊和经过修饰、不带乡音土语的语言根本不同,相反地,天才的谦逊就是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的特征。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精神的普遍谦逊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1月15日—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8页


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都应当谈到共和国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共和国问题:在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在这些不同的场合谈共和国问题,不能千篇一律。
列宁:《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发表于1911年12月8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21页


第四章 革命文风的基础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返回目录


(1)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2-793页


实事求是。
毛主席1942年给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


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624页


在这种态度[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夺夸其谈的溢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9页


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间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1页


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恩、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80页

(2)从实际出发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一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69-470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74页


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我们注意这本书,完全不是为了作者在序言中就已经公开表示出来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倾向。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和实际材料。我们也不在这里研究科学部分,因为这不在我们的目的之内,我们仅仅限于事实方面。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别的著作,德文的或外文的,象本书第302一495页上的8章——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那样,如此明白而完全地分析了从中世纪起到现在为止的近代工业史的基本特征。工业进步的每一个方面,这里都按贡献给予应有的地位,即使有些地方露出了特殊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为作者主持公道: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现在德国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维尔腾堡工商业报>作》(1867年12月12一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7-258页


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讨论问题,因为实际情况是不能抹杀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1904年1月15-17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141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7页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4-755页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810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3页

(3)调查研究


工人们!
我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棕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许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诽谤的阶级做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许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才是例外;还值得骄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而来自欧洲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的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而且很快就确信,你们不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经常在企图证明与此相反的说法,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衷心地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所做的驳倒了他们所说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来证明下面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侯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到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你们饿死。他们庄严地宣布过对你们的好意,但是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从实际上加以证明呢?对你们的诉苦他们曾认真地注意过吗?除了负担派来调查你们的状况的五六个委员会的经费,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员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内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渐腐烂的“兰皮书”中哪怕编写出一本易读的书,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绝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的状况呢?没有,他们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来把你们所处的屈辱的状况报道给文明世界。
恩格斯:《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1845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3-274页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不管这一切》中的诗句。],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祥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一切都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2页


在政治经济学中,任何时候都绝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1页


上星期我仔细研究了老约翰·戴维斯爵士(詹姆斯时期爱尔兰首席检查官)的论文。不知你是否读过这些论文,这是主要资料,但它们的引文你想必成百次地见到过了。糟糕的是,并不总是能弄到第一手材料,可以从中搞到比从加过工的资料中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加过工的资料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地方都弄糊涂,弄混乱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89页


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


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默》(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农民对革命运动可能有什么贡献等等,在我还没有把整个问题事先再加以研究,还没有用最新的材料来充实我对事实真相的极不完备的了解以前,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对这些问题提出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
恩格斯:《给豪威克的信》(1893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05-306页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充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这一点您有时在您的文章里做到了;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83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1页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8一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正是这一类著作家最不能忍耐的,但是,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着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却正是十分必要的。那么,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国家所恣意滥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论断比拟。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害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1920年7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32-733页


我们说我国工厂统计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材料不值得注意和不值得研究。完全相反,我们详细研究了现行统计制度中的缺点,为的是着重指出对这些统计材料必须特别仔细地研究。研究的主要和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区别莠草和小麦,区别哪些是比较有用的材料,哪些是无用的材料。我们已经看到,卡雷舍夫先生和其他许多人的主要错误,正是没有把这些东西区分开。
列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1898年8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29-30页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43页


要真正很好地、很有趣味地描写城市的事情,就要很好地了解而不是单从书本上了解这些事情。但具有这些知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俄差不多是根本没有的。要在报纸上(而不是在通俗的小册子上)叙述城市的和国家的事情,就需要有新鲜的、各方面的、由能干的人收集起来并且整理过的材料。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一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357页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央问题。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6页


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议,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引自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_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宫和践》(1941年8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_
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充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充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_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_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象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 _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4页_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未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面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么?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同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_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第17-19页_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象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 “解剖学”。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_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8页_
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_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_
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 _毛泽东:《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902页_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微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_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9页_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在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么?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_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799页_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充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_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72-773页_

(4)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要不研究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就根本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由于认识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我们也才认识物质和运动本身。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一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贝·库·同志在第十四期(1920年4月17日)《德国事件》一文中批评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0年3月21日的声明,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中也批评过这个声明。但是我们批评的性质根本不同。贝·库·同志是根据马克思的引文来批评的,但是这引文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他全盘否定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策略,完全忽视最主要的东西。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290页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不是一个国家)避免侵略的危险。要是“大德意志共和国”在1914-1916年存在的话,那它还会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857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一5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2页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未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
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1907年4月6日),《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693页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4页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
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和极坏的作风。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287页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同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一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战争的规律一一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充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一一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
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158页

(5)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1895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第467页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1842年8月2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底一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
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全集》第14卷第142-143页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我们很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3-204页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见歌德的《浮士德》。]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特别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8月24一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200-201页


不过总的说来,我觉得,您的论断多少有点片面和形式主义。您抓住《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似乎要无条件地运用它,一直到否定民族战争。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
祖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在为推翻民族压迫而斗争的时代,或者更确切些说,在这样的时期,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过去的时期,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三类国家”(我们关于自决权的提纲第6节)来说,关于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原理不能在一切条件下都同样适用。
《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
这是对的。但是,那里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无产阶级的作用有点特殊。如果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组织成为民族的阶级,但不是资产阶级那个意思)的联系,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末,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期,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如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见他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结尾部分,那里直率地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直接号召德国人进行民族战争)。恩格斯在1891年鉴于当时法国(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对德战争一触即发,直率地承认要“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他们是不是糊涂人呢?
不。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完全符合马克恩主义。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239页


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恩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143页


科学和实际活动的联系、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它们的统一,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的指路明星。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0页


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托勒密的陈腐不堪的地心字宙体系说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94页


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方法。列宁所以能够发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没有做字句的奴隶,他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1926年11月8日),《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273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5卷第841页)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1902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诊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同上,第342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9-80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一260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同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
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未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265页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270页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面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那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1963年5月)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领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74-775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
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央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8-499页


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72页


在这种态度[指主观主义的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充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象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庭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象不象?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7-758页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教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53-754页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味,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味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洋东选集》第8卷第778页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73页


对于在职于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60页


第五章 写作要严肃认真,对人民负责|返回目录


……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多年以来,马克思无疑是受诽谤最多的一位德国著作家;而谁都不会否认,马克思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的所有打击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但是,他如此“耗费精力”去进行的论战,对他来说,本质上毕竟只是一种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实际上,他所始终感到兴趣的,归根到底还是他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这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在形式和内容上尚未满意之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每一个问题他都完全解释清楚之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69年7月2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2-413页


您不要以为,就同一本书[指《资本论》第一卷。]写十几篇评论,同时每一篇都要有点新东西,而且要写得使人看不出所有这些评论都是出自一人之手,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里常常需要停下来进行思考。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7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79-580页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这部著作[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1858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46页


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3页


至于说到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真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地比较适用于那些不是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的著作。[马克思指的是雅·格林在日耳曼学方面广泛使用的归纳历史比较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归纳法和演绎法从属于唯物辩证法。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辩证地分解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叙述中,他从抽象到具体,把这个辩证地分解了的整体完全按照它的具体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再现出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


因为我的著作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在这里已经放了很长时间,如果不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修改一次,我是不会把它付印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致卡尔·威廉·列斯凯》(1846年8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4页


首先,这些人[指福尔马尔之流。福尔马尔(1850-192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派首领之一。]极力使我们在字面上显得是错误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否则他们就要抓住这种次要方面,以掩盖主要问题,而他们对主要问题上的弱点是感觉到了的。因此,无论是公开发表意见还是私下交谈,措词都必须慎重。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2年7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04-405页


手稿[指《资本论》。]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1页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8一4页


关于俄国通报的文章,我不能赶在下一班轮船之前交出来。必须认真地研究,并要参照地图,否则也会出丑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41-342页


我完全不能给《泰晤士报》写文章,目下没有更多的材料,再过一两个星期才行,那时可以立即写好。
关于席梅尔普芬尼希,我要同海泽一起写点东西;必须写得十分严密,叫这家伙无法答复,否则干脆不写。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4年4月24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48页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页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些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出色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5年7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43页


精致的文学始于海涅[海涅(1797-1856),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它的使命是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在诗歌中这已经作到了,至于散文则比已往任何时候还坏。
马克思恩格斯:《法德历史材料。关于德国的笔记,1789一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卷第12页


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给工人写作。
列宁:《给巴·波·阿克雪里罗得》(1897年8月16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6页


亲爱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经收到和读过了。依我看,题目选得很好,论述得也很对,就是在辞章上下的工夫不够。有许多过分的(不知怎么说才好?)“鼓动”,并不适合这篇理论性的文章。
列宁:《给弗·米·卡斯帕罗夫》(1913年6月下半月),《列宁全集》第36卷第249页


看完了《1919年8月6-7日的第三国际》这本小册子(1919年莫斯科国家出版局出版,定价8卢布,99页),我宣布对这一类出版物给以严重警告,我要求国家出版局全体局务委员传阅我这封信,并且制定严肃的措施,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丑恶的事情。
这本小册子编得糟透了。完全是粗制溢造。没有目录。简直就象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或懒汉,在喝醉酒的时候,把全部“材料”、论文、发言稿凑在一块,乱七八糟地就刊印出来了。
没有序言,没有记录,没有确切的决议原文,没有把决议和发言、论文、评论区分开来,什么都没有!真是一件空前的丑事!
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竟被这种小册子玷污了。
列宁:《给瓦·瓦·沃罗夫斯基》(1919年10月24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25页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象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象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7页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800-801页


今年的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25-1226页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干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


第六章 努力学习语言和科学文化知识|返回目录


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6日和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4页


我正在对机器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韦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在那里也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属于直观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1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7页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25页


思想是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的。
马克思:《1857至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册第112页


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
恩格斯:《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1885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66页


我不知道是否已告诉过您,1870年初我开始自学俄语,现在我可以相当自如地阅读了。……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那尔》(1871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7-178页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我在“国外”已经走了两天,并且练习着说话。非常糟糕,我要费很大劲才能听懂德国话,更确切些说,我完全听不懂。有时我向乘务员问问题,他回答了我,可是我听不懂。他大声重复地说,我仍旧不懂,他就生气地走开了。虽然碰到这样难堪的事情,但我没有灰心,我还是非常努力地结结巴巴地说着德国话。
列宁:《给玛·亚·乌里杨诺娃》(1895年5月14日),
《列宁全集》第37卷第9页


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服务的,这个工具使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并调整他们在人类活动的一切范围(包括生产的领域,也包括经济关系的领域,包括政治的领域,也包括文化的领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工作。
斯大林:《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28页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由词组成的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发表于1950年6月20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页


有些人说,思想是在用言调表达出来之前就在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是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外壳、可以说是以赤裸裸的形态产生的。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只有唯心主义者才能谈到同语言的“自然物质”不相联系的思维,才能谈到没有语言的思维。
斯大林:《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1950年6月29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0页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象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象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象个瘪三么?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象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象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大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
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4-795页


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至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807-808页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么?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99-800页


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8卷第776页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 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