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准备时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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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莫斯科大学学报·哲学类》1970年第6期,作者是B.A.瓦久林。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象唯物史观这样伟大的发现,其准备和完成的过程从许多观点看来,不论从马列主义哲学史学者的专业观点,从一切愿意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观点,也不论从一般科学认识的理论和历史,从研究科学中发生革命变革的条件、阶段、规律性的观点看来都格外使人发生兴趣。

伟大的科学发现总是同方法中所发生的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最重大的发现,必然在一般科学和哲学方法上先须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并决定着这种变化;同样,适应社会实践所需要的一般科学和哲学方法的改进,也是完成重大科学发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方法领域里的革命是在解决实际和具体的科学问题的过程中进行的。反之,他们寻找实际和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答案时,又总是密切注意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最广泛的理论思维。

众所周知,一般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各自独立地从革命民主主义和唯心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其中马克思的转变比恩格斯的转变更具有理论性质。但也不能这样解释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似乎只是由于他直接了解了事实,由于他于1842年秋来到英国,才使他站到了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立场。恩格斯向新立场的彻底转变阶段,还在他到英国之前,正是在赴英前不久就已开始。赴英本身并不意味着从此他就象密纳发从邱必特的头脑里生出来[密纳发是古罗马神话中司科学艺术的女神。邱必特是最高的天神——译者注。]那样完成了自己的转变。

在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形成,其中也包括他们彻底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一阶段的观点形成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在苏联发表和研究的历史》一书,莫斯科,1969年。]。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阶段中那些人们尚未研究过或者研究的不够的方面。从时间上说,我们仅限于分析从恩格斯第一次赴英到他写成论英国状况的一系列论文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发展。

恩格斯这一时期著作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德国、法国,主要是英国革命的问题。他的所有其它观点都围绕这一问题而日渐定形,随着这一问题而发生变化。

恩格斯离开德国的时候,还是一位确信原则和思想发展的不可抗拒性决定着革命的必然性的革命家。在他看来,思想固然并不存在于世界之外和世界产生之前,但可以说它是贯穿于现实之中的。

恩格斯所见到的英国的情景,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显得不符合他的观点。从他的著作来判断,他对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如何?这里所谓的“英国”看法主要是指被他称之为“有教养的阶级”或“现实的英国人”的观点。恩格斯指出,有产者,中间阶层和贵族正在镇定地展望未来,他们不相信英国可能发生革命。恩格斯本人则认为,穷人、下层人民和无产阶级大众的革命正在迫近而且必然爆发。何以解释有产者对未来的信心呢?这是因为:有产者的眼界超不出最狭隘的阅历和直接物质利益的圈子。恩格斯认为,以如此受到限制的见识,是不可能发现革命力量日益增长的威力的。

在英国写的第二篇文章中,恩格斯谈出了自己对英国国内危机的看法,并且努力论证这些看法。在这里,他比较概括地说明了“现实的英国人”即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观点。恩格斯在分析“现实的英国人”用以证明革命为不可能的论据时指出:“如果从英国本国的直接实践即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忽略了唤起人们投入运动的思想,受了表面现象的迷感而忘记了实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末,这种看法也确实是唯一可能产生的看法。对于一个执迷不悟的不列颠人,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一点,那就是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46-547页。]恩格斯当时还只能天才地猜测到如下一点:直接实践限制了眼界,完全截断了论证革命必然性的所有通路,局限于直接实践、直接利益的狭隘范围的观点必定是表面的,它不可能深人到本质、规律性和必然性的领域。恩格斯从批判表面地对待现实入手,指出了——虽然还不是以普遍的形式,而是以局部的形式——直接实践的观点同对革命必然性的否定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对现象的基础和本质的理解方面,恩格斯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不自觉地把直接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现象的表面和现象的本质、基础割裂开来,因此自然认为思想、一般和本质是社会运动的起源。这样,直接实践就成为纯粹直接和极其消极的东西了。物质利益作为一种纯粹直接的东西就仅仅表现为直接物质利益。物质利益即是物质利益本身的观点,与物质利益即是纯粹直接利益的观点融合在一起。间接、一般和本质被从物质利益领域中排除出去;间接、一般和本质仅仅被归之于精神领域,而绝非经济领域。而实际上,运动的起源并不在于与直接相割裂的完全间接的事物之中,而在于直接与间接,现象与本质,个别、特殊与一般的统一和“斗争”之中。

但如果断言恩格斯全然唯心地解释了社会的本质和基础,那也是完全不对的。恩格斯是革命家,即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拥护者。这样的立场逐渐把他引向了正确理解社会发展本质和正确理解一切本质的道路。他到达英国后不久,就在克服对社会发展本质的唯心主义解释方面和克服对直接与间接,现象表面与现象基础的割裂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上面提到过的《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在从原则方面分析了英国革命必然性问题之后写道:“我们暂且撤开原则方面的问题不谈。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因此我们把问题的这一方面也适当地研究一下才算是公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47页。]分析一下这篇文章的前后文,就可看出这里首先谈到的,实际上并不是直接物质利益,而是经济和物质关系,即间接的物质利益。如果恩格斯在这里仍然是在谈物质利益,那么第一,这是指实际上只能由经济关系体系才能实现的利益;第二,这是指群众利益(恩格斯认为,商业危机会使整个工人阶级都挨饿,他们除起义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实际上,这种分析就是研究物质关系的开端,就是纠正关于物质利益即是纯粹直接的物质利益,因而它不能成为历史上“独立的主导的目的”(恩格斯语)这一观点的不自觉的开端。但他却自觉地认定,这些关系或者是概念中的矛盾,或者只不过是某种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所有从旧观点转向本质上全新的观点的思想家的个人意识发展的某一阶段当中:本质上全新的观点实际上业已产生,并在解决个别问题时已经发挥作用;但它同旧观点的区别还没有被意识到,它作为与旧观点同一的东西,与旧观点混杂在一起,存在于思想家的意识之中。当尚未意识到新的实际观点要贯彻到底就会提出改变旧观点的要求时,恩格斯试图用物质利益冲突的观点说明革命,即由这一本质转化为另一本质的必然性,说明本质变化的必然性。然而这同时就意味着承认物质利益本身及其斗争是某种本质的,因而也就是间接的东西——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承认物质利益的冲突,就已经是肯定(尽管还是不自觉地肯定)它们以间接的方式互相表现。恩格斯象黑格尔那样在事物本质的自身,在被解释成概念和思维的本质中寻找矛盾。他把事物本质中的矛盾看成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具有它质事物的基础和根源。但黑格尔认定本质是永恒的,并由此得出调和矛盾的理由。而在革命家恩格斯看来,本质并不是永恒的;他发现(尽管暂时还以局部形式出现),本质中的矛盾是本质自身归于消灭的起源和原因。应该补充一句,他那时还往往把次要的、非决定性的矛盾,或者表面的,或者空想的矛盾(譬如落后国家同已经走在前面的精神发展之间的矛盾,无止境地增加的保护关税同由提高保护关税而引起的本国工业无止境地提高自己商品价格之间的矛盾)看成本质中的矛盾。尽管还有不少不成熟的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的精神发展中就不复存在了)从事物矛盾的消亡和消灭的观点来阐明事物本质中的矛盾,这种尝试本身就是独创性的。

恩格斯在英国写的第一篇文章里就表达了英国工人革命必然爆发的信念。在此后第二天写成的第二篇文章里,他断定:“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象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51页。]

恩格斯把原则当成现象的基础,而把利益看作表面现象;既然英国革命将为利益而爆发,于是他就完全顺理成章地认为英国是一个在政治发展上落后于大陆各国(包括德国)的国家,是一个尚未达到具备政治革命可能性阶段的国家。这是臆造的,直接违背现实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很快被他纠正了。而在当时,恩格斯还把为了原则的革命同政治革命[除此之外,这里政治革命也指革命民主主义,即就其客观内容来说是十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出版和言论自由,人民主权等等)。恩格斯把这些改革同英国无产者革命的结果等同起来了。],把为了物质利益的革命同社会革命等同起来。因为原则被看作现象的基础,利益被看成现象的表面,所以政治、国家领域就被看成是对于物质利益领域具有决定作用的了。

综上所述,可见恩格斯的观点中含有本质上直接对立的看法。他强调原则在历史中的指导作用,但与此相反,他同时又承认英国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因此,在一定的,即使是不发达的阶段,物质利益将是决定性的。恩格斯在1842年的几篇文章中,分析了工人状况,认为工人的失业、贫困,商业动荡造成的工人物质状况的不稳定乃是促使工人走向革命斗争的原因。这实际上也都是同他认为原则在历史中起指导作用的观点相矛盾的。

刚到英国的时候,恩格斯把为了物质利益的斗争归因于该国政治上不成熟和英国人的浅薄,即认为这种斗争只是英国一国所特有的。或者以比较一般的形式来说,为了物质利益的斗争是不成熟的斗争,是一种例外。因此而得出结论:向英国社会主义者学习某些重要的东西是不合情理的。反之,应该把英国社会主义者提到为原则而斗争的高度。这样,后来被揭示为必然的东西那时却被认为是例外;政治发展的较高阶段那时被看成较低阶段,而较低阶段则被看成较高阶段。

恩格斯认为英国的现实是落后的,同时他仍然在研究英国现状。革命民主主义激励他这样做。他认为旨在消灭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国是必然要发生的。这是在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之间确立必然联系的一个阶段。但是,第一,这时还没有“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因此,把无产阶级从英国一般人民群众中区别出来,主要是经验地,由于无产阶级在英国现实本身中明显地区别于其它阶级而造成的。第二,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只是为英国而确立的,而这种联系又被看成表面的。既然已经知道工人的斗争是为着物质利益而进行的,那么,承认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对各国来说都是必然的,就意味着事实上否定为原则而进行革命的思想,就意味着转向唯物主义。而确立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彻底转向无产阶级观点,则必然同时就是确立唯物史观。

对党派斗争,工人阶级状况和英国社会主义的了解,逐渐使恩格斯认识到,英国社会主义者那里有不少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东西。在《伦敦来信》(1843年5-6月)中,恩格斯赞扬了英国社会主义演说家的归纳法,并高度评价了他们以归纳法论证出来的共产主义观点[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案》,中文版,第1卷,第567页。]。指出归纳法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所特有的唯一的立论方法,这就区分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就是使演绎法服从于归纳法。这是跟承认原则在历史中的指导作用背道而驰的,因为承认原则在历史中的指导作用,其基础就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承认演绎法对于与自已相区别的归纳法起着主导作用,实际上是使归纳法服从于演绎法。

这样,恩格斯就出色地突破了唯心主义的界限。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也还没有意识到向新世界观的迈进,决定于自己革命观点的深化,任何真正的革命就其本质来说都是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在接着写成的一篇文篇《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至11月)中,他对英国社会主义作了更加重要的评论:“……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我们还要多多向他们学习。固然,我们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打下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概括人类一切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引申出来的。但我们发现,在一切有关实践、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英国社会主义者大大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很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2页。]

恩格斯把英国和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结合起来,这种努力是很卓越的。但这种结合不是有机的,而是机械的。建立在对立的方法论(唯心主义基础和经验批判主义方法)上的东西,基本上未加改造就被归并在一起了。而且两种立场之间的本质区别并没有被认识到,第二种立场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而不是相反)。1843年10月底至11月初,恩格斯就是这样看待方法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看待德、英、法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具体内容的。恩格斯首先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方面确定了法、英、德社会主义学说的一致性的有机性质和一切社会主义学说的必然特点。他还阐明了共产主义对所有文明国家的必然性。[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75页。]

在《大陆上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恩格斯在理解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及其相互关系方面又前进了一步。如今他已从“政治革命”这一术语的内容中剔除了同社会革命的结果相混淆的东西。这一术语的其它内容还一如既往,“社会革命”这一术语的内容也大有改变。构成政治革命内容的东西已被直接而自觉地从“社会革命”的内容中剔除出去。这些术语所发生的上述变化表明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仅仅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不足。既然仅仅进行政治改革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社会革命,那么社会革命就获得了独立于政治革命的作用和意义,而且比后者的作用和意义更加重要。

过去,社会革命在本质上同政治革命混淆起来了,因为社会革命被当成了政治革命的表面,而政治革命则成了社会革命的基础。现在,恩格斯把社会革命同政治革命区别开来,把前者看成某种本质上独立的东西。但恩格斯暂时还没有看到,这种区别同过去的混淆一样,是矛盾的某一阶段。矛盾依然存在。要知道在以前一一我们把这重要的一点再强调一遍一一是只承认原则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确认社会革命的独立意义也就是确认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本质上的独立意义,这就同只承认原则是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规定相矛盾了。因为恩格斯在一般形式下既未认识到社会革命对政治革命的独立性,又未认识到承认它的独立性与继续认为只有原则在历史上起指导作用的观点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两种观点便彼此和睦相处了:前一种观点存在于个别形式之中,处于从属状态;后一种观点则存在于普遍形式之中,处于优势地位。

这样,恩格斯在彻底转向唯物主义观点的大道上迈出了一大步。但这一转变尚未完成。向无产阶级观点的转变也没有完成。阐明仅仅进行政治革命的不足诚然是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一大进步,但这种看法并不彻底:如果他认为英国唯一可能的革命是没有产业的人、无产者群众的革命的话,那么在谈到德国的时候,他所指的就是全体德国人的革命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55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恩格斯从过去对现实的资产者,埋头于直接实践、唯利是图、发财致富活动的中间等级的代表人物观点的局限性的批判,转向对发财致富的科学,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来马克思称这篇文章为批判经济范畴的天才大纲。列宁指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8页。]。在这里,恩格斯已经在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上升到更高的阶段。这篇文章连同此后的一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标志着恩格斯已处在完成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全过程的前夜。

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竞争、价值、地租、资本等等)乃是私有制的必然结果,而且至为重要的是从否定私有制的角度出发进行这种分析,使那种认为似乎所有这些只是英国一国所特有的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依据这一分析可以确认这些现象在所有各国的普遍性。由此还得出结论:如果私有制正是在英国最为突出地暴露出自己的后果,那么英国在社会关系方面就是最发达的国家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55页。]

恩格斯关于英国在社会关系方面远远超过其它所有国家的思想,比关于英国仅仅进行政治变革不行,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观点,更加与承认原则而不是利益乃是历史上的决定性目标的认识有对立。的确,如果英国在社会方面超过了其它各国,如果在英国应该进行社会革命,即为了物质利益的革命(参见《国内危机》一文),那么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包括德国在内的其它各国。但这样一来,就本质而论,为了原则的革命事实上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恩格斯仍然没有放弃这一观点。

在这位思想家的认识里,新旧观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相互关系已经达到了对立的程度:新观点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它们一方面一般地排斥、否定旧观点;一方面又与旧观点同时并存。新旧观点的上述关系依然不自觉地存在着,否则旧观点就会被彻底克服了。新观点虽然已达到相当高的发展阶段,但还没有达到足以完全克服旧观点的程度。

探索私有制与其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认为私有制的规律是因私有制自身矛盾而发挥内在作用的东西;从这些规律之中得出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结论——在所有这些地方,实际上恩格斯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进行判断的。因为恩格斯同时提出的是第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学大纲,所以他仅限于主要研究经济关系的表面领域——商业。可见,只有谈到私有制规律的现有作用和这些规律所产生的将来后果时,恩格斯的论述才(不自觉地)带有唯物主义性质。从探索私有制与其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角度,从否定私有制及其后果的角度分析政治经济学的资料,实质上是同唯心主义互不相容的。

这种分析的唯物主义性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恩格斯仍然自觉地认为社会的东西是表面的东西,存在于意识之中的矛盾是私有制的内在方面。应该看到,恩格斯对私有制的否定具有这样的性质:对宗教的否定乃是这种否定的本质、基础和内容。恩格斯写道:“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政治经济学这一看法,我可以在每一个原理和每一个范畴中加以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20页。]。(这一点更加清楚地反映在恩格斯接着写的另一篇文章里,下面我们将谈到它)在恩格斯写到英国的过去的那些地方,还有,在谈到私有制及其后果在当前的作用以及由私有制的作用所引起的将来社会革命的必然性时,他完全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或完全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确定过去和将来,在这些地方,他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譬如,在这后一种场合,私有制被他看成原则[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03页。]。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人为的、无理性的社会,而认为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则是自然的、理性的社会。在这种分析里也表现出唯心主义。“自然的”这一术语可以有两种涵义:第一种,“自然的”是与“有意识的”相反的“无意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私有制的内在规律是自然的;第二种,“自然的”是与“人为的”相对立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私有制及其矛盾被称作非自然的、人为的,而未来社会则被称为自然的[同上书,第614,616页。]。恩格斯认为,从人为的社会制度过渡到自然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的因素在于意识到人类共性、人的本性[同上书,第614页。]。这种认识的潜在基础是:认为存在着不变的人的类本质;认为在当代现实中这种类本质已被歪曲和异化了;认为必须通过对现存东西的理解把当代人为的关系复原为真正的人的类本质。

这样,恩格斯已经基本上唯物地认识到那时的社会关系乃是私有制在其自我否定中所产生的关系。尽管他的思想发展已经达到马上就要结束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的水平,但他的历史观在整体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在差不多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时脱稿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前者写成于1843年年底至1844年元月,后者写成于1844年元月)一文中,恩格斯更加详尽地表明了自己对社会发展史的看法。他以无神论的观点批判了卡莱尔的泛神论,但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已经从整体上持唯物史观,或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一系列观点的唯物主义性质。他清楚地写道:整个社会的腐败,都是由宗教领域产生的。为了消除社会制度的空虚和腐败,人类应该消除宗教使人失去人的本性而产生异化的现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47-648页。]。一切社会混乱,都是宗教造成的异化所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宗教造成的异化,只要改变意识就够了:“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同上书,第649页。]。

恩格斯认为反宗教的哲学斗争乃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基础和内在内容,而哲学同政治和物质利益相比乃是决定的方面。唯物主义观点已经相当明朗,但历史观在整体上还仍然是唯心主义的。

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和《英国状况。英国宪法》(第一篇完成于1844年2月,第二篇完成于同年3月)两篇文章中,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达到了同马克思初次合作之前这一时期的顶锋。这时,唯心主义在整体上还占着上风,但唯物主义观点已经被应用于英国现代史,而且在许多方面具备了普遍形式,因为恩格斯从当前英国状况中越来越清楚地阐明了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特点和方面,并认为其它各国也将如此发展。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和自由的对立,即哲学的对立,都被恩格斯看作历史上决定性的对立,而英国、法国、德国以各自方式进行的普遍革命,则是这一对立在十八世纪充分发展的结果[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58页。]。但在这两篇文章里,占优势的唯心史观同比过去更加成熟的唯物主义观点交织在一起。唯物主义“因素”或者已经接近于普遍的存在和表现形式,或者已经具备了这种形式。譬如,私有制被看作异化的基本形态。诚然,与此相矛盾,私有制本身又被看作“基督教的主观性原则的最终结论,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发展的顶点。”[同上书,第663页。]于是,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异化的基本形式,即认为包括宗教和哲学在内的其它各种形式都不是基本形式,而是派生的形式;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私有制又是从宗教和哲学的异化形式所派生出来的。恩格斯没有发现这一矛盾,因此也就没有认清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没有把这两方面看成是彼此矛盾、互相克服的。然而这两方面几乎都被以普遍的形式明确地表述出来。我们再简略地分析一下另一个唯物主义“因素”。对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历史的研究使恩格斯相信,英国展示了法国和德国的未来。由此而得出结论:社会关系和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私有制的内在矛盾,私有制诸矛盾对国家所有其它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切都不是英国一国所特有的,而是一切达到相应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已经近在咫尺了。在我们看来,所缺少的只是:第一,以普遍形式把矛盾表现出来;第二,研究其它各国,主要是法国和德国的历史,以检验原则和利益在历史中的相互作用。

距离创立唯物史观的门坎只有一步之遥了,在马克思的决定性影响下,恩格斯终于迈出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