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 :英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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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677页。文字由VOM-OCR小组小组整理发布


导读 :恩格斯在1843-1844年相继撰写了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本文是这组文章的第二篇。第一篇是《英国状况评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6-655页),第三篇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8-705页)。

18世纪的历史,是青年黑格尔派当时经常探讨的课题。如布·鲍威尔,莫·赫斯等均有论著。但是,恩格斯在探讨18世纪的历史时,认为18世纪的英国状况对于历史、对于其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探索了18世纪英国的政治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把这种发展同英国的工业史和社会经济史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研究英国的工业革命的起因、结果以及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对社会关系方面的深远影响。他指出,“18世纪在英国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



正文




十八世纪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在大陆上,整个旧世界被摧毁,历时二十五年的战争[1]净化了空气,而在英国,一切依然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2]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确定和人们进行的许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对科学服务有益的旅行,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自然史也被布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逐渐地从它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旋涡中挣脱出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意识到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它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所以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政治学以人作为基础了,国民经济学为亚当·斯密所改造[3]18 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18世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

[1](注: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国联军发动对法战争。英国先是支持联合军队。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战。——17。)
[2](注: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有如下论述:“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纪末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从外部是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于那些身为黑格尔派的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8-589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写道:“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17。)
[3](注:参看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7-598页。——编者注)。




因此,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一开始就予以关注的,它的发展寓于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完全截然相反并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因为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1]

[1](注:莫泽斯·赫斯曾探讨过德国和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起的作用。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部第74-91页叙述了从巴贝夫经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蒲鲁东的法国政治革命,同时也阐述了从康德经费希特和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的哲学革命。——19。)。




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既成的事实。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而易见。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族的民族和罗曼语族的民族构成的,那时候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丝毫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1]。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而把经验看作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在为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能胜任的,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推论: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必须这样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就像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同肉体有区别,灵魂是否不死;因此,我们生活起来就好像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操心。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跟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2]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3]、立法议会[4]和国民公会[5]的三个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和中庸革命[Justemilieu-Revolution][6]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7]相当于吉伦特派[8],独立派[9]相当于山岳派[10],平等派[11]相当于阿贝尔派[12]和巴贝夫派[13]。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赶超大陆,慢慢地又持平;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

[1](注:见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2页。——编者注)
[2](注: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21、668。)
[3](注: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1、314。)
[4](注:立法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6月)的国家立法机关,从1791年10月存在到1792年9月。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政治领导转到吉伦特派(见注23)手中。但他们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涉。——21。)
[5](注: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
[6](注:指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编者注)
[7](注: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初期不脱离国教(即英国圣公会),只要求依据加尔文的教会组织原则对国教进行改革。后发展成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该派在长期国会中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一度构成长期国会中的多数派。最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英国国会。——21。)  
[8](注: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派别,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见注20)和国民公会(见注21)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21、607。)
[9](注: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的利益,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即圣公会。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底取得了政权。——21。)
[10](注:1793-1795年的山岳派,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1848-1851年的山岳派,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见注21)中的山岳派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派又称新山岳派。——21、402、413、422、434、471、584、606、610、629、647、660、674。)
[11](注:这里的平等派是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21。)
[12](注:阿贝尔派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从雅各宾派分离出来的左翼政治派别,以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勒·阿贝尔的名字命名。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实行全面限价法和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的嫌疑犯法。——21。)
[13](注:巴贝夫派是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由18世纪末法国革命家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用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21。)。




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经验的这一边;但是,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所以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作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因而把国家当作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一——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经讲过,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

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才引起了社会变革,才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劳动者。[1]但是,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18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vilains,bordars,cottars[2],从而变成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在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1](注:参看恩格斯在《大陆上的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4-585页。——编者注)
[2](注:恩格斯大概利用了约翰·韦德《中间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所提供的资料。韦德在书中叙述了英国直到15世纪所发生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在当时的农奴中,villains(威兰)“被容许占有小块土地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bordars(包达尔)“被容许拥有一间小屋,并且要向领主供应家禽、蛋品和其他食物”,cottars(考塔尔)则“由领主指定从事铁匠、木工以及其他手工业劳动”。
根据后来的研究,在15-17世纪,从农奴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英国农民,大多数是凭土地登记册的副本并按照领主的意志而持有土地的,他们是缴纳封建地租的终身佃农和世袭佃农。现代历史学把中世纪英国的不同类别的农奴称为villains,bordars,cottars。——23。)




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即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1]。因此,财产,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1](注:见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编者注)




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1]并实行了人民宪章[2],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

[1](注: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见注33)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7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见注81)。——25。)
[2](注:人民宪章(PeoplesCharter)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25。)

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间阶级同贵族并列。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

当时有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一个是贵族大地主,他们是这个王国仅存的和未受损害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伦敦吃喝玩乐或到处游览。另一个是非贵族大地主或country-gentlemen[1](通常称为乡绅),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过去的乡绅在邻近的农村居民中靠家长式的威信进行管辖,他们既是顾问又是公断人,统管一切,这些乡绅现在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英国的无封号贵族,这些人就文化教养、文雅举止、奢侈挥霍以及贵族气质来讲,都足以和贵族相比,贵族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这一点外,他们和自己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是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他们自己耕种土地,耕作方法通常还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几乎全部土地都划分成数量不多的大庄园,并以庄园为单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

[1] (注:英国拥有土地的绅士。——编者注)



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许多操心的事,但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有史以前的阶段。城市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器制品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又能是什么样子呢?选举制度无比简单,这使市民用不着在政治上费心思,他们在名义上有的算是辉格党人[1],有的算是托利党人[2],但他们十分清楚,其实都是一样,反正他们没有选举权。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他们过着大家熟悉的、对现代英国人却完全陌生的小城市的生活。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而煤则仅供家用。简言之,英国当时所处的状况正是今天法国、特别是德国大部分地区所处的那种——够糟糕的——状况: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共同的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只有在出现了现代封建主义、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克服。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大陆上的人们还深深地陷于这种状况中。八十年以来英国人就和这种状况进行了斗争,而克服这种状况已经有四十年了。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1](注: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见注393)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96)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27。)
[2](注: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81)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27、316、750。)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以哲学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以实践为出发点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1760年乔治三世执政,他把自乔治一世时起几乎一直在执政的、自然是执行很保守的政策的辉格党人赶下台,开创了一直延续到1830年的托利党人独霸的局面。这样一来,政府又名实相符了;在英国的政治保守时代,应该由保守的党派执政,这是完全合乎时宜的。从此以后,社会的运动汲取了全国的力量,遏制甚至消灭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以后全部国内政治只不过是隐蔽的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

1763年格里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

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为英国的陶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目前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开动,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

1768年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水力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就考虑用机械动力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

1776年兰开夏郡博尔顿的赛米尔·克伦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这三种机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

1787年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可以实际应用。

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近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伦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比较小的工厂,但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较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丁汉郡建立的;随后又有另一些厂建立起来,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蒸汽纺纱厂,也像工业中所有其他同时期的和较晚的革新一样,异常迅速地得到推广。子棉的输入量,1770年一年还不到500万磅,后来增加到5400 万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 000万磅。现在,蒸汽织机得到了实际应用,给予工业进步以新的推动。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个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所有的棉纺织业部门都革命化了。由于采用机械的助力,同时由于化学的进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进,印花布的水平空前提高;针织业也卷入这个潮流。从1809年起,细棉织品、绢网、花边等开始用机器生产。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不能通过棉纺织业史的细节来追述它的进步,只能说明一下它的成果。可是,如果把这些成果同使用纺车、手摇梳棉机、手工织机、棉花输入量仅为400 万磅的已远远落后的工业比较一下,它们就不能不给人留下印象。

1833年不列颠王国生产了1 026 400万绞纱,其总长度在50亿英里以上,印染了35 000万伊尔[1]棉织品;当时有1 300家棉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在工厂劳动的纺工和织工有237 000人;纱绽有900万个以上,蒸汽织机10万台,手工织机24万台,针织机33 000台,六角网眼纱机3 500台;棉花加工机器所使用的动力为:蒸汽力——33 000马力,水力——11 000马力,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150万人。兰开夏郡的人完全靠棉纺织业为生,拉纳克郡的人大部分靠棉纺织业为生;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是棉纺织业辅助部门的主要所在地。自1801年以来,棉织品的输出量增加了7倍。国内本身的消费量增加得更多。

[1](注:英国旧时用于量布的长度单位,等于45英寸。——编者注)




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在这以前,毛纺织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现在它被棉花加工业取代,但是它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1785年,对前三年收集的羊毛还未进行加工;当纺工仍然使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纺车时,他们是无法纺完这么多羊毛的。后来人们开始用纺纱机纺羊毛,经过几次改进以后,这样做完全成功了,于是毛纺织业也同样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在棉纺织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原毛的输入量从700万磅(1801年)增加到4 200万磅(1835年);1835年有1 300家毛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共有71 300 工人在工作,其中还不包括在家里劳动的大批手工织工、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大批印布工、染色工、漂白工等等。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约克郡的西区和“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等)。

麻纺织业的主要所在地以前是爱尔兰。第一批亚麻加工工厂是上一世纪末快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苏格兰建立的。但那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这种原料很难加工,需要大力改进机器。法国人日拉(1810年)第一个改进了机器,但这些改进只是在英国才有了实际的重要作用。用蒸汽织机来织亚麻,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实行的,从那时起,麻织品的生产尽管经受棉纺织业的竞争,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英格兰的利兹、苏格兰的邓迪和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都成了麻纺织业的中心。1814年,单是邓迪这个城市就输入亚麻3 000 吨,1834年输入19 000吨。除使用蒸汽织机织布外还保持着用手工织布的爱尔兰,1800-1825年麻织品输出量增加了2 000万码,增加的这些几乎全部运往英格兰,其中有一部分又从英格兰输出。1820-1833年不列颠王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麻织品的总额增加了2 700万码;1835年有347家麻纺工厂在进行生产,其中170 家在苏格兰;这些工厂共有33 000工人,人数众多的爱尔兰手工业者还没有计算在内。

丝纺织业只是从1824年起,由于取消了繁重的关税,才取得重要地位。从那时以来,生丝的输入量增加了一倍,工厂的数目增加到266个,共有3万工人。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曼彻斯特,还有苏格兰的佩斯利。织带业的所在地是沃里克郡的考文垂。

由此可见,这四个工业部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现在一个8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60 万工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儿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着15 000万人的工作。

但是,这只是工业变革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染色、印布和漂白是怎样通过纺和织的进步而发展起来,其结果又是怎样得力于力学和化学的。自从使用蒸汽机和金属滚筒印布以来,一个工人做着200人的工作。由于漂白时用氯气代替了氧气,操作时间由几个月缩减到几小时。既然工业革命对于产品在纺和织以后所经过的那些工序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那么它对新兴工业所需原料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了。蒸汽机第一次使绵延于英国地下的无穷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开发了许多新的煤矿,对原有的煤矿则加倍紧张地开采。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制造现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并且达到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完善程度。机器开始由机器制造,并且因分工精细而达到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成了英国机器具有的优点。机器制造业又影响到铁和铜的开采,虽然开采受到的主要推动来自其他方面,但这毕竟是瓦特和阿克莱引起的初次变革所造成的结果。

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生活必需品降价,其结果是使工资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产品也卖得更便宜了,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化,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如果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视这种运动着的力量怎样传播到工业体系中比较间接的部门,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的不足。但是,我们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要算是金属加工业了;它的主要所在地是沃里克郡(伯明翰)和斯塔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这里很快就采用蒸汽力为辅助力,再加上实行分工,结果使金属制品的生产费用降低3/4。同时,从1800年到1835年输出量增加3倍。1800年输出86 000公担铁制品和同样多的铜制品,1835年输出32万公担铁制品,21万公担铜制品和黄铜制品。条铁和生铁的输出只是在这时才占有相当的地位。1800年输出4 600吨条铁,1835年输出92 000 吨条铁和14 000吨生铁。

英国的刀类制品全部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蒸汽力的采用,特别是用于磨快和磨快和磨光刀刃;炼钢,只是现在才受到重视;还有新铸钢法的发现,都在这个部门内引起了彻底的革命。仅设菲尔德一个地方每年就要消耗50 万吨煤和12000吨铁,其中有1万吨铁是外国的(主要是瑞典的)。

生铁制品的使用也是在上一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只是最近几年才获得目前这样的重要地位。由于使用瓦斯照明(实际使用是从1804年开始的),就非常需要生铁管;铁路、链式吊桥以及机器等等更增加了这种需要。1780年发明了搅炼,即用高温和抽出碳素的办法把生铁变成锻铁,这就使英国的铁矿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在此以前,由于缺乏木炭,英国人所需的全部锻铁不得不从国外输入。钉子和螺丝钉先后从1790年和1810年开始用机器制造;1760年亨茨曼在设菲尔德发明了铸钢法;钢丝可用机器拉制了,整个制铁部门和熔铜部门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机器;手工劳动被排挤,凡是企业性质允许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厂制度。

采矿业的发展只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1788年以前,铁矿石全是用木炭来熔炼的,由于燃料不够,铁的开采受到限制。从1788年起,人们用焦炭(炼焦的煤)来代替木炭,因此六年之间铁的年开采量增加了五倍。1740 年一年开采了17 000吨,1835年开采了553 000吨。1770年以来,锡矿和铜矿的开采量增加了两倍。除铁矿外,煤矿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一个矿业部门。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煤的开采量的增加是无法计算的。现在,工厂、矿山使用的无数蒸汽机所消耗的以及锻工炉、冶炼炉、铸造场和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居民的取暖设备所消耗的大量煤炭,在数量上远非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所能比拟。现在,仅熔炼生铁一项,每年就要耗费300万吨以上[1]

[1](1吨合20公担(注:德国1公担等于50公斤。——编者注))。




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在上一世纪,英国的道路和其他国家的道路一样坏,而且在著名的麦克亚当把筑路归结为几条科学原理从而给文明的进步以新的推动以前,一直是这样。从1818年到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总长1 000英里的新公路,比较窄的乡村道路不算在内,而且几乎全部旧有的道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原理重新修建。在苏格兰,公用事业局自1803年以来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爱尔兰南方广阔的沼泽地,那里曾住着半开化、好抢劫的居民,现在已经是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这样一来,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往来通达了;尤其是威尔士那些讲克尔特语的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

1755年兰开夏郡开凿了第一条值得一提的运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挖凿一条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2 200 英里;此外,英国还有1 800英里可以通航的河流,其中大部分只是近来才开始加以利用。

从1807年起,蒸汽力开始用来推动船舶,英国的第一艘轮船造成(1811年)以后,又建造了600艘轮船,1835年往来于英国各个港口的轮船达550艘之多。

第一条公共铁路是1801年在萨雷修建的;但只是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通车(1830年)以后,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才获得重要意义。六年后,又开辟了680英里铁路并有四大干线运营:伦敦至伯明翰、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伦敦至南安普敦、伯明翰至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从那时起,整个英国布满了铁路网;伦敦是九条铁路的枢纽站,曼彻斯特是五条铁路的枢纽站。

(注:上面列举的统计材料大部分引自乔·波特所著《国家的进步》一书。波特是辉格党政府贸易部的官员,因此这是官方的第一手材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也用脚注说明他利用了乔·波特《国家的进步》一书提供的材料,并且还在脚注中补充说明:“上述有关工业变革的历史概况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可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7页)。后来的研究提供的比较准确的资料说明,阿克莱不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他利用了其他人的一些发明。恩格斯在本文中把统计数字凑成整数,因而在某些地方有较大的差异。
本文中关于英国工业发展的资料,恩格斯显然还利用了爱·培恩斯《大不列颠纺织业史》、安·尤尔《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等著作。——35。)。)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全部以前的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仅仅被看作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威廉·葛德文(《论政治正义》1793年版)论证了共和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且与耶·边沁同时提出了功利原则[1],因而从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这一共和主义的原则得出各种合法的结论,并提出国家是祸害这一论点来攻击国家的本质。葛德文还把功利原则完全一般地理解为:公民的义务就是应当轻视个人的利益,只为普遍福利而生活;边沁则相反,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原则的根本社会本性,他和当时全国的倾向相一致,把单个利益当作普遍利益的基础;边沁在人类的爱无非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一论点中承认,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还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后来这个论点由他的学生穆勒进一步发展了[2]。这里,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最初他说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就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他的论点只是另一个论点即关于人就是人类的论点在经验上的表现,但因为这一论点是在经验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而是赋予粗野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边沁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他根据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的关系;因此,这里是旧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结束,即外在化的最高点,而不是那种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的开始。边沁没有越出国家的范围,但他取出国家的全部内容,用社会的原则代替了政治的原则,使政治组织成为社会内容的形式,因而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1](注:可能指耶·边沁《关于政府的断想》1776年伦敦版,《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伦敦版。边沁在这两部著作中第一次论证了功利原则,其出发点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精神的动机,可归因于求乐避苦。他认为,道德和立法的任务是使个人的行为目的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6。)
[2](注:可能指詹·穆勒《政府》一文,文章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5、6版的《补遗》,1824年爱丁堡版第3卷。穆勒从1808年起就维护边沁的学说,并加以补充。——36。)



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1769年约·霍恩·图克创立了权利法案协会[1],自共和国时代[2]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协会中重新讨论民主主义原则。正如在法国一样,民主主义者全都是有哲学素养的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是同他们对立的,只有工人阶级才倾听他们的原则。他们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现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1794年已经相当强大,但它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不断地进行活动。从1797年到1816年间,它无声无息;在1816年到1823年的动荡年代里,它又非常活跃,但后来重又停止活动,一直到七月革命。从那时起,它一直和那些老的团体并驾齐驱,并且不断在前进。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1](注:约·霍·图克于1769年创立了支持权利法案协会,要求在议会中有英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要求缩短当选人任期和公布议会辩论。随后几年,这样的协会出现了不少。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18世纪90年代在英国的不同城市中成立了民主主义的通讯协会。1792年制鞋工人托马斯·哈迪创立了伦敦通讯协会,协会的纲领是实现普选权。1794年协会领导人托·哈迪、霍·图克等被指控犯有谋反罪而遭逮捕。审判以宣告他们无罪而结束。1799年协会解散,此时它已拥有会员8万人。至90年代末,各通讯协会停止了活动。但是,它们的思想和传统对英国的激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大影响,如1816年出现了汉普敦俱乐部领导的要求实行普选权的改革运动,1819年改革运动被政府镇压。——37。)
[2](注:指1649-1660年的共和国。——编者注)




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去的例外变成了通则,而且还逐渐扩展到城市以外。小块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雇农阶级。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采矿业的扩展同样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资生活的。

另一方面,中间阶级上升到了明确的贵族地位。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增殖自己的资本,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这次革命所创造的资本就成为英国贵族用来反对法国革命的工具。

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是英国仅有的三派,是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动力;至于它们怎样起作用,我们也许将在以后的文章[1]中加以说明。

[1](注:指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8-705页。——编者注)

大约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



载于1844年8月31日、9月4、7和11日《前进报》(巴黎)第70、71、72和73号

原文是德文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