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修正主义

#1

本文由VOM-OCR小组整理发布。

张世鹏
[作者简介:张世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摘要:本文是作者在多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回应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试图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的文章,而撰写的一篇有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的长文。全文分为六个部分,分别对伯恩施坦其人、他的修正主义学说、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等进行了深入的评析。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应如何评价,历史上就是一个纠缠不休的问题。即使在今天的德国,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持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最近在国内网站上读到几篇要求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翻案的文章,触动了本人在多年教学和科研中逐步形成的涉及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现写下来与大家讨论。

目录

一、对伯恩施坦的评价返回目录


一般说来,对一个人所创立理论的评价同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是一致的,但严格说来,两者并非一回事。事实上,一个人的理论和实践往往有一些差异,也就是说,他这样说了,但并不一定这样做;或者此时这样说,彼时却那样做。对于性格多变、反复无常的人来说,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与伯恩施坦交往很深、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就曾经说过,伯恩施坦是一个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政治思想反复多变的人。所以,在评价伯恩施坦的时候,更需要把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其理论的评价分开。遵循这个思路,本文先谈一谈对伯恩施坦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

作为现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知名人物、修正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年生于柏林一个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犹太工人家庭,年轻时曾在银行当过学徒,1872年因反对俘斯麦的战争政策而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一名党的积极分子、演说家。伯恩施坦说自己“曾经是个折衷主义者,是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起初,他倾向于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阅读恩格斯《反杜林论》之后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1878年到瑞士,在富家公子卡尔赫希伯格身边作私人秘书,曾同赫希伯格、施拉姆(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合作发表宣扬伦理社会主义的文章,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此后,倍倍尔带着伯恩施坦到伦敦,在两位老人面前检讨认错,受到宽恕。1881年伯恩施坦开始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因此与恩格斯长年保持工作通信。1888年他因革命活动被逐出瑞士,在伦敦继续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此外还经常在《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发表文章。在这个时期,伯恩施坦一直处于恩格斯的直接教导下,成长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受到恩格斯的称赞和信任,曾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恩格斯去世后,由于受英国费边社以及英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伯恩施坦的思想发生动摇,变为修正主义者。1899年身在伦敦的他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英文版标题是《演化的社会主义》),开始修正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受到缺席批判。与英国不同,德国当时还是一个半封建专制国家,缺乏社会改良主义所必需的民主宪政这个前提条件,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站在社会民主党的对立面,饱受压迫和歧视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内找不到社会改良的同盟伙伴,所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遭受政治压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初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支持。1901年伯恩施坦离开伦敦回国,在德意志帝国高压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他在思想上实际开始离开右派立场。1905年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政治罢工的辩论中,伯恩施坦表示支持政治罢工,只要罢工有一个具体的短期目标而且得到资产阶级内部一些团体的支持。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恩施坦与支持战争的大多数修正主义朋友断绝了来往,同考茨基中派分子站在一起,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预算。1917年他脱离右派把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了中派和左派联盟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他担任国家财政部长助理,思想再次向右转,脱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重返社会民主党,恢复了修正主义右派的身份。1928年以前,他一直担任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并在柏林大学执教,撰写政论文章。

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实践政策上完全走上了修正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道路,放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在理论上还没有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它反对列宁主义,但声称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把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时期的伯恩施坦当然也是如此,一方面继续坚持修正主义,把伦理社会主义、全民党的理论概念写入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另一方面继续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他同考茨基一样,全面否定俄国布尔什维克,否定列宁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伯恩施坦同考茨基保持了亲密的合作关系,联手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正如考茨基所说:“我同伯恩施坦交往甚密。在战时,我们又言归于好。我们两人各自保持理论上的特色,但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上,我们这时几乎总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天。”[【德】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三联出版社1973年版,第28-29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实际上否定了伯恩施坦的“无灾变论”,他的理论威信逐渐丧失,晚年在党内十分孤立,政治上被排挤和冷落。1932年12月18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的六个星期以前,伯恩施坦在柏林去世,享年82岁。作为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他因此避免了遭受法西斯迫害的厄运。

综观伯恩施坦一生,他曾经多次改换政治立场。倍倍尔和考茨基多次提到:伯恩施坦每改换一次政治环境,就会改变政治立场。这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的多年经验之谈例如,1898年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考茨基评价伯恩施坦是一个易受环境影响的人。他说:伯恩施坦之所以产生修正主义观点,完全是长期流亡英国、受英国环境影响所致;如果伯恩施坦住在德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考茨基甚至还说:“如果伯恩施坦是在我们中间,他会是第一个谴责这一道路的人,这是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倍倍尔完全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在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卢卑克代表大会上,他在报告中说:“我们认识31年了。我知道,如果说有一个人受到他的环境的巨大影响的话,那就是伯恩施坦同志。根据他在这31年中由于种种情况所处的不同环境可以说明,他自己为什么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变化。他最近的变化可以用他不得不多年生活在情况跟我国根本不同的英国来解释,他不得不生活在那里。…如果他在德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观点。我不是谴责,不是非难,我只是说明事实。”[同上,第442页。]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伯恩施坦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人。恩格斯在世的时候,通过与伯恩施坦的频繁接触,实际上已经感觉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点,但恩格斯当时是从积极方面来看待这种性格的,甚至把他的“不自信”也当作优点,说他“努力学习,头脑机智、思想开朗,经得起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页。]。倒是马克思看出一点毛病,提醒恩格斯说:“伯恩施坦有时轻率从事。”[同上,第131页。]不过,恩格斯已经察觉到费边社对于伯恩施坦的影响,曾以嘲笑的口气谈到“爱德对于费边社分子的可笑的尊重”。1892年8月20日,恩格斯在写给倍倍尔的信中谈到伯恩施坦“对费边分子的过高评价”,认为需要“抵制他对费边分子的迷恋”[【德】布卢门贝格编:《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0、680页。]。但恩格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辞世后伯恩施坦会全盘接受费边主义,转向修正主义。对于伯恩施坦的这个变化,倒是倍倍尔还有几分思想准备。在党代表大会批判修正主义的时候,倍倍尔不同意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建议想办法让他回国生活和工作,感受德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认为他再换个环境就会改变想法。果然,1901年伯恩施坦受到政府特赦,返回德国,很快就和党内的右派不和,一次大战爆发后与右派朋友断绝了往来,倾向于中派。

从伯恩施坦的整个政治生涯来看,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阶级属性来看,基本上可以划归中间阶层。社会改良主义可说是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是这个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典型代表。即使在此前他还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也仅仅算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个书生,而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我们今天在考虑对伯恩施坦应抱什么态度的时候,似乎可以参考当年恩格斯关于费边社的指示。1892年9月,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说:对于费边社,“我并不要求你把这些人当作敌人看待。不过据我看,你,其他人一样,不应当袒护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在评价伯恩施坦的时候,我们当然应功过分开,不能把他的一生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把他说成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最反动、最危险的敌人,但也不能粉饰他的修正主义错误,把他吹捧过高。

盖棺论定,对于伯恩施坦这个历史人物可作如下政治评价:

一般说来,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德国政治舞台上还属于左派阵营。从大的政治方向说,伯恩施坦一生都与这个党一致,参加了反对俾斯麦非常法,反对大资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军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主观上主张改良资本主义,改善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状况,推进社会民主化。作为德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基本属于进步的左派阵营,至少也是中间派中的左翼。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内政治舞台上,伯恩施坦是党内斗争中的右派,虽然在很短的一段时期也曾倾向于中派。伯恩施坦创立的修正主义,是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在党代表大会上多次被批判否决。伯恩施坦在思想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他在形势判断和斗争策略方面提出的见解被历史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政治影响是消极的,特别是在革命风暴时期,这种消极作用表现突出,有时甚至发展到反动的地步。概括起来说,伯恩施坦是当时德国国内政治斗争中的中左派,是社会民主党内斗争中的右派。在这种党内政治定位与国内政治定位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一般说来,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宜过分苛刻,把党内定位与国内定位相区别,这种做法对伯恩施坦应该说是比较合适,也比较宽松。至于两种不同定位之间的联系,就复杂了,在不同时期其紧密程度略有不同,所以要把握好分寸。事情总要有个分寸,学术研究就是要研究如何把握这个分寸。如果失去分寸,把修正主义者吹嘘成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英雄,那就太失实、太过分了。

二、关于修正主义概念的解读返回目录


首先进行概念分析。修正主义是一个曾经被搞得十分混乱的概念:最初是指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判和修正;后来列宁把这个概念扩大,把英国的费边主义、法国的米勒兰主义、俄国的经济派等都称为修正主义,再后来又用修正主义泛指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和毛泽东把修正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20世纪40年代末批判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时候,还发明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个概念,并把它扩展到一切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外国共产党以及本党政治反对派头上。这样,就把修正主义问题彻底搞乱了,造成了不同国家的共产党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的一场混战。例如,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是教条修正主义。甚至在60-70年代世界范围的大学生造反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所谓“非教条主义新左派”也打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一面批评本国社会民主党是修正主义,另一方面指责列宁和东欧国家也是修正主义。这种说法目前在国内也有人模仿,要求否定列宁主义,把列宁说成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这是很荒谬的。

本文在理论概念上采取“原教旨主义”的做法,抛弃各种泛化的修正主义概念,恢复它在历史上的本来含义,即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修正主义,也就是19-20世纪之交伯恩施坦提出的理论。

据伯恩施坦自己的解释,修正主义这个名称绝对不是他自愿接受的:“修正主义者的名称是强加的、第三者编造的、并非自由选择的名称。”[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410、411页。]他把别人批判他,给他的理论戴上修正主义帽子作了正面的理解。1909年,他在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撰写的序言中说:“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同上,第119、120页。]伯恩施坦把修正主义解释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在同年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一文中,他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概念扩大成政治用语,明确地说:“修正主义,这个基本上只有对理论问题才有意义的词,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同上,第440页。]1921年,他又说:“修正主义力求为一种原则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供理论论证并且粗略地指明这一政策的基本方针。”[同上,第477页。]

我认为,伯恩施坦对修正主义所下的定义,表现出他高傲的自负心态,典型的自以为是。实际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不过是沿袭了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史上各种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观点。他提出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多次批判过的社会改良主义路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集合了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流派——包括英国费边社攻击马克思主义时所提出的各种论点和论据。

事实表明,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也就是它与党内外所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派别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修正主义者把自己置身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在理论创新的旗号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进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否认,在19世纪80年代,伯恩施坦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逝世前后,在英国费边社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下,伯恩施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动摇和叛逆,最终以一个修正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正如他所说:修正主义是他“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同上,第106页。]。对于这个思想变化过程,他借用德国农业化学创始人尤斯图斯李比希的术语,称为政治上的“脱毛”。在1898年10月20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伯恩施坦说:“我不是在伦敦,或者说从1880年那一次到伦敦起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我也并不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改变我的观点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206页。]同年,倍倍尔在写给臭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的一封书信中,也谈到伯恩施坦思想上的动摇和叛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他斗争已经好多年了。大约三年前,他告诉我们他想隐退,打算接受斯瓦尔一家银行里的一个位置,这个计划那时候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个时候他已经感到和我们有矛盾,而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时候恩格斯还健在。不久前他又对卡尔讲过同样的想法。”[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105-106页。]

现在大家都承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属于社会改良主义体系。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是坚决反对社会改良主义的,特别是反对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社会改良主义,虽然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工人阶级政党从事社会改良活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例如,他们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下半叶参加议会竞选和参与社会立法的斗争,就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高度评价。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社会改良与社会改良主义严格区分开来,他们坚决反对彻底放弃革命暴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把社会改良当作唯一斗争手段的社会改良主义。即使在看来有可能和平过渡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也要求工人阶级政党作两手准备:争取和平获得政权,但也不要放弃暴力革命的准备。这样看来,伯恩施坦本人以及今天主张为他翻案的人,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把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坚决反对的社会改良主义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创新?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是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难题。

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返回目录


人们普遍认为,1899年3月伯恩施坦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标志着修正主义的诞生。伯恩施坦也自称:“这本书是在德国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基本著作之一。”[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412页。]在这本后来被称作“修正主义圣经”的作品中,基本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第二,对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第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转换发展战略的建议。下面首先谈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考茨基在《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中,曾经批评伯恩施坦说:他的小册子看起来包罗万象,涉及成堆的问题,但这位批评家仅仅提出了他的疑问,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完整而明确地提出他的新观点。对于这一指责,伯恩施坦是认可的,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法译本前言中承认:“这本书与其说是没有完成,不如说是正在形成中,而作者的意图与其说是解决问题,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同上,第123页。]所以说,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常粗暴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伯恩施坦非常自负地以“社会民主党内的康德”自居,毫不掩饰地说:“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在哪些地方、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把人引向歧路的空泛意识形态,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传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同上,第335页]这里所谓的传统教义,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公开承认:“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它的任务就在于向人们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同上,第106-107页。]。

伯恩施坦自称,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批判性的清算”[同上,第124页。]。他首先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按照他的创立人所表述的那个样子)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缺乏系统的阐述。”[同上,第134页]然后,他就责备马克思的理论概念混乱:“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要对种种错误负责,这是根本无法否认的。例如‘唯物主义’和‘物质的’这两个概念按多么不同的意义被使用过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的无区别使用,什么样的混乱没有造成呢?把《资本论》中应用的概念作一个系统的分析,将会是一件很有功绩的工作。”[同上,第361页]他还指责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自相矛盾:“起初说剩余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的两个科学支柱之一”,“现在却宣称剩余价值原理对社会主义缺乏证明力”,“这里存在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却可以发现一大批与这一结论矛盾的句子”[同上,第379页。]。他借用资产阶级学者之口,称“马克思为最后一个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谴责马克思玩弄“空想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同上,第378页。]?。

在这部书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攻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基本上全面否定。

他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过分迷恋经济因素,过分强调经济导致的所有必然的社会发展进程,否认存在某种客观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认为,随着人们“对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的日益深入的洞察”,随着“日益增加的指导经济发展的能力”,“经济力量的原始支配作用就相应地消失…个人和整个的民族就这样使自己生活的愈来愈大的部分摆脱了无需他们的意志或者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实现的必然性的影响”[同上,第147页]。“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同上,第326页。]他反对《爱尔福特纲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中我所反对的那几点,不仅经受不住科学的检验,而且从鼓动的角度来看也是没有必要的。”[同上,第409-410页。]他批评“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事件的进程中醉心于自我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他们的观察方法是很现实的,他们对于党派和人物的判断决不可能完全中肯,他们的政策同样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同上,第163-164页]。他认为《共产党宣言》等文件关于暴力革命以及革命前景的论述“是历史的自我欺骗的产物。在一个认识并且从理论上了解马克思的人来说,这种自我欺骗只有从他重新陷入一种辩证法可以得到解释”[同上,第365-366页。]。

他批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价值绝对不过是一把钥匙……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一钥匙就失灵了,因此它成了对马克思的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是致命的东西。劳动价值学说之所以令人迷惑,首先是由于劳动价值屡次被当成衡量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尺度,而把剩余价值率称为剥削率等等,则是引起这一错误的原因之一。”[同上,第183页。]他进而否定剩余价值理论:“只要所考查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成了什么样子呢?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想为根据的公式。”[同上,第176页。]他还批评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渗透了一种“二元论”:“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同上,第324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他往往忽视自己确认过的重要事实,这根本是无法再否认的,而且正是他的门徒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否则他们就会助长这种信念:随着那些矛盾的暴露,整个的书要被驳倒。”[同上,第357页]

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伯恩施坦更是逐条逐句进行了批驳。首先,他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中把现代无产阶级完全理想化了,这首先是就它的历史的能力而言,但同时也是就它的素质和倾向而言”[同上,第166页];“马克思主义在应用时还黏附着空想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很容易使它的信徒在实践中误入歧途,产生致命的错误”[同上,第510页。]。其次,他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本质特征,声称:“《共产党宣言》的‘工人无祖国’这句话……也许对于那些没有权利并且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的40年代工人是适合的,但是在今天,尽管各民族相互间的交往已经大为增加,它却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真理性,并且随着工人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而愈来愈从无产者变为市民,还将丧失更多的真理性。”[同上,第290页.]“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归根到底还是反复地散发着布朗基主义的或者巴贝夫主义的精神。……《宣言》的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彻头彻尾布朗基主义的。……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对于布朗基主义所作的纠正,例如对于革命暴力严格集中的思想的纠正,仍旧与其说是涉及它的本质,不如说是涉及它的形式。”[同上,第167-169页]再次,他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实际上都已站在议会工作、比例人民代表制和人民立法(这一切都是和专政相矛盾的)的立场上的这一时代,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以致只有把专政一词的实际意义去掉并且赋予它随便削弱了的意义,才能使这一词句和现实相一致。……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姑且撇开事情的当否和实现的可能性不谈,如果激起了下面这样的思想,那就只能看成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同上,第272页]最后,他彻底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假定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合乎规律的必然性的严格符合逻辑的证明,或者要求提供这种证明。问题也就是因此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者声称,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的证据已由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谁否认这一点,也就以此推翻了科学社会主义。……我认为这种证据并没有提出,而且实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出。”[同上,第402页。]“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同上,第396页。]

伯恩施坦在介绍自己写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意图时说:“在我们按上述方式分解马克思学说体系的各个成分时,我们获得了估计这一学说的各个原理对于整个体系的价值的主要尺度。如果把纯梓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断,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我的目的只是,把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纲要,把(在这一纲要中已经包含萌芽的)关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特殊的阶级斗争的学说,还有剩余价值学说连同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学说,以及关于这一社会的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发展趋势的学说,当作我所认为构成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建筑的那些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加以描述。”[同上,第140页]读完他的书以后,人们看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毫无遗漏地逐层扫荡以后,这个大厦至少在他的心目中已经轰然倒塌了。

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局限于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全面的、毁灭性的,这也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感觉和认识。奥古斯特倍倍尔读了伯恩施坦的书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见,爱德把他曾经亲自帮助建立起来的一切都葬送掉了,他会说些什么呢?”[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页。]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在报告中说:“我开诚布公地声明,一旦伯恩施坦在这里为之辩护的那些原则在党内得到实行,我将宣布:你白白地工作了36年,现在你走开吧,去沉思默想吧。”[同上,第224页。]考茨基在1903年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说:“要是伯恩施坦在恩格斯在世时就写出了《前提》,将军对他可不像我们对他那样客气,将军会赏他一脚,并且对他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无赖!”[同上,第540页]考茨基在写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质问他:“你宣称价值理论、辩证法、唯物主义、阶级斗争、我们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资本论关于原始积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那么,马克思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同上,第77页。]威廉李卜克内西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在1898年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说:“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同上,第51页。]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读到伯恩施坦的书以后,写信给考茨基说:“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确切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同上,第5页。]大家一致认识到:伯恩施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是纠正个别结论,而是整体上全盘否定。

现在有人辩解说,伯恩施坦批判的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被第二国际理论家“简单化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看到,伯恩施坦在他的小册子中指名道姓地批判《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又当作何解释呢?伯恩施坦并不讳言,他在自己的书中接受了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乐于承认,我通过舒尔采-格弗尼茨,同样也通过其他由布伦塔诺学派出身的经济学家(赫克纳、辛茨海麦尔),才注意到许多我在以前不重视或者重视得很不够的事实。我甚至不羞于承认我也从尤利乌斯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一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321页。]他赞扬弗朗茨奥本海默尔“由于把社会发展中的纯经济因素同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严格区分开来而为科学的认识立下了大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完全公正的评价、系统的分析”;他称颂俄国经济学家姆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拒绝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形而上学形态”,“除了提出独特的价值理论以外还提出了独特的危机理论”[同上,第338-339、259页。]。他坦言,他的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式各样的称赞雪片般地飞来”。在德国主编反马克思主义刊物《援助》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曼公开宣布:“伯恩施坦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里的最前面的哨兵。”[同上,第494-495页。]他自己也承认:“我已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尊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了,而在党内,机会主义政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于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严重危险)的宣扬者们从此以后就把我当作了靠山”;“社会主义的敌人宣称它是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理论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是靠不住的”[同上,第509、136页。]。

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所有赞扬伯恩施坦的人,包括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始终强调他的功劳在于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帮助社会民主党人抛弃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人说,伯恩施坦的功劳在于“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国内某些学者在给伯恩施坦翻案时声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欧洲各国社会党那里“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新发展”。这种断言属于违背基本常识的“硬伤”。公正地说,把“与时俱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髦桂冠戴在伯恩施坦的头上,这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欧洲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所作的评价。

四、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危机和灾变返回目录


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建筑在对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危机灾变论”批判的基础之上。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前提条件,就是断定资本主义不会出现全局性、制度性的重大危机和灾变。

伯恩施坦把自己的理论集中为这样一句话:“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我不折不扣坚持我的意见。”他接着解释说:“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因为“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像《宣言》所描述的那样实现”;“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它一定会像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试图加以阻止”[同上,第198-199页。]。他认为,形势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阶级矛盾将越来越缓和,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社会灾变的革命形势:“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我们在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中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同上,第106页。]

1896年,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曾在一个决议中说:“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正在如此迅速地进行,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可能就会出现危机。因此,大会坚决向各国无产阶级指出他们作为有阶级觉悟的公民而学习如何为共同的利益管理各自国家的事务的迫切必要。”[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292页。在这本书里,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有两种不同的中文译文。](历史证明,这项决议并没有什么错误,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摔了很大的跟头)伯恩施坦表示要坚决驳斥伦敦代表大会的这项决议,提出了他的危机消失理论。在1898年1月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伯思施坦断言:“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前导的那种冥想。”[同上,第152页]话说得如此绝对,以致一年之后他就陷入了困窘的境地,不得不承认“在1900年春天开始出现一个营业危机”。七年以后的1907年,欧洲经济再次出现危机。伯恩施坦虽然承认“有许多人认为这一危机是对我在这里阐述的预言的经典式的反驳”,但他并不认错,硬说凡是阅读《前提和任务》一书的人,“要想在其中找到关于根本不再会发生危机的预言是徒劳的”[同上,第307页。]。很有意思的是,到了1909年伯恩施坦就变了腔调,改口说:尽管“辛迪加和卡特尔企图对生产力进行一定的调整”,但“它不能消除周期出现的营业停滞的灾难,而只能改变表现形式”[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442页。]。随着席卷整个欧洲长达30年之久的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危机等巨大灾变的爆发,伯恩施坦所鼓吹的这种天下太平的和平乐章和催眠曲,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

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1914至1944这30年,属于资本主义战争与危机的历史阶段。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大危机、大萧条,足以驳斥伯恩施坦关于再也不会有大危机、大灾变的盲目乐观论调。英国学者诺曼戴维斯在《欧洲史》中写道:“1914-1945年的岁月是欧洲的动乱时期,它填补了19世纪晚期长期的和平与冷战时期更为长久的和平之间的空白。它可以被比喻为大陆板块的滑落,以及地震多发期。它们包括1914-1918年最初的军事震颤,四个帝国的瓦解,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爆发,十多个新生主权国家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数十年的武装停战,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的掌权,然后是1939-1945年第二次普遍的军事战争。”[【英】诺曼戴维斯:《欧洲史》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923页。]再加上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这些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大危机、大灾变?

对于20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动乱、大灾变,伯恩施坦这位“先知”在世纪之初不仅没有任何预感,而且彻底否定爆发灾变的可能性。在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1919年德国革命等经济、政治灾变以后,伯恩施坦在1920年表示自己不得不“一再考虑到应当改写关于营业危机的一章以及实际上在许多点上已经过时的论述社会民主党当前任务的若干节”,因为这些章节中具有“不切合当前情况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似乎同正文中的论述有某些矛盾的事件”,“和书中表述的观点相抵触”[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120页。]。事实上,伯恩施坦已经认识到了其修正主义理论的失灵,他半遮半掩地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的发展是沿着本书所指出的道路进行的。”[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496页。]1921年伯恩施坦受托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茨纲领》,他删去了此前纲领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新纲领谈到了贫富分化,谈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战争,但没有一个字谈到经济危机。该纲领受到党内舆论,特别是重新回归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分子的批评,舆论压力之大使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不得不决定重新起草一个纲领。《格尔利茨纲领》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短命的纲领,不久,在鲁道夫希法亭起草的1925年《海德堡纲领》中,重新恢复了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这种危机是紧跟在每一次经济高涨之后到来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状态。”[张世鹏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所有翻案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回避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修正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所否定。如果伯恩施坦在提出自己的形势分析时能够说明,他所描述的发展趋势仅仅是未来特定形势下的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那么他的分析也许还有一定价值和道理,但他明确地表示,他的形势分析指的就是当时的德国。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伯恩施坦所处的历史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资本主义从和平发展阶段向战争与危机阶段过渡的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要判断伯恩施坦对于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言是否正确,必须用这个时期以及以后的历史事实来进行验证。现在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做法,就是把20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完全忽略不计,仅用20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势来检验伯恩施坦的理论,这是一种违反科学、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做法。事实上,对于检验伯恩施坦关于形势发展的预见来说,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发展似乎比下半叶的历史更直接、更有意义,因而也更加重要。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在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能够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因素,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完全否认今后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伯恩施坦在他的著作中大谈缓解经济危机的新因素,事实上,最早发现和研究这些新因素的功劳并不属于伯恩施坦,而是属于恩格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伯恩施坦片面地、实用主义地搬用了恩格斯的部分理论成果。关于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创新,我在最近发表的《论恩格斯晚年思想》一文中曾详细论证,这里就不再赘述。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恩格斯为《资本论》第3卷撰写的一条论述性注释,这条注释处处渗透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在这里,恩格斯一方面讲到经济危机周期的延长,列举了诸如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形成、无限广阔且多种多样的投资机会、过度投机的克服、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保护关税政策等等,提到“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又说:“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我们正“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崩溃的准备时期”。这是对客观世界发展的辩证分析,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

恩格斯逝世前,把手稿交给了伯恩施坦,伯恩施坦后来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就搬用了恩格斯关于各种缓解或化解危机因素的论述,并且大加发挥,把这些因素极端化、绝对化,反过来用这些因素否定恩格斯关于总体危机趋势的判断,他说:“在这一段话(即恩格斯的这条注释)写作以来消逝的时间中,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既没有能确认出空前激烈的经济性世界恐慌的征兆,也不能把在这期间出现的营业好转说成是特别短暂的。……至少在较长时间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211-212页。]直到1924年,伯恩施坦还坚持说,恩格斯预见的“世界性崩溃没有出现”,“这个大危机无论在当时或是在后来都没有发生”[同上,第504页。]。可是仅仅过了五年,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伯恩施坦无言以对,再也无法自我辩解了。可以说,1914-1944年资本主义世界长达30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灾变的历史,已经把伯恩施坦关于危机灾变日益消失的幻梦撞得粉碎。

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具体论证充满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正如北京大学张光明教授所说:“尽管伯恩施坦掌握了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但他不懂得运用和扩展马克思主义方法去分析它们,而是仅凭他自己狭隘的理解,便大胆地宣布马克思主义为过时,于是只能把自己弄到荒谬的地步。…中小企业、中小农场的大量存在,中产阶级数目的增长,固然是事实不谬,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制约、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方向。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始终是高度集中的大资本。而这,不能改变《资本论》的主要结论。……至于股份公司使资本分散的情况,只能证明资本的使用与所有权分离,却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不是走向集中,而是走向分化。事实恰好相反,股份公司正是把大量分散资本汇集起来使用,而使资本的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了的。”[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我们可以想象,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危机、大灾变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广大工人群众,会如何看待这位多次改变立场的伯恩施坦的理论预见;我们也能理解,这位后来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伯恩施坦,在晚年为什么会理论威信一败涂地。他起草的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最短命的纲领,仅过了一年,在1922年9月举行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就通过决议,宣布重新起草一个新纲领。1993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伯恩施坦传记中说:“1927年他已经抱怨,无论是《前进报》,还是希法亭主编的《新社会》杂志,都把他的文章退了回来。1923年,他的夫人去世,他已经老了,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毫无影响,他几乎被人们遗忘。”[【德】弗兰西斯路德维希卡尔斯膝:《爱德华伯恩施坦政治传记》,慕尼黑C.H.贝克出版社1993年德文版,第196页。]英裔美籍学者利拉贝兹也说:“修正主义有一个时期被人忘得一千二净。”[【美】利拉贝兹:《修正主义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0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1年重建的社会党国际在其纲领性文件《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中,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激化了阶级斗争”,指出:“虽然世界的物质资源可以使每个人享有一种合乎尊严的生活,资本主义却没有能力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它表明自己没有能力在不产生灾难性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运作。它制造了社会风险和贫富之间的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立。它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剥削激化了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冲突。在一些国家,在大资本的帮助下,昔日的野蛮残暴再度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面目抬头。”[张世鹏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第59页。]很明显,这段论述同伯恩施坦的无危机、无灾变论的形势判断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对立。这也就是说,在历史事实的教训下,二战以后,即使这个社会改良主义的国际组织也没有认可伯恩施坦的形势预测。

五、伯恩施坦的社会改良主义路线返回目录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关键内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19-20世纪之交,他把英国费边社那套民主、和平改良的方针搬用到德意志帝国,不仅是过分超前的,而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本身具有致命的破坏力和伤害力。他宣称:“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359页。]他特别声明:“在这里和以后使用革命一词时,专指它的政治含义,和起义或非法的暴力意思相同。”[同上,第229页]“如果按照流行的那样来理解革命这一词,事实上它也是不适合于社会民主党的。”[同上,第512页。]

他反对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同上,第284页。]同上,第284页。“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必然地要导致像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不是经济)统治已经宣告开始的那种灾变。……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可能通过改进和扩大今天已经运用于这一目的的那些政治机构来实行的,而且最终也多半是会这样实现的。”[同上,第374页。]他还说:“阶级专政并不表示文化的进步,而是表示文化的倒退。”[同上,第348页]“阶级专政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同上,第272页。]他认为:无产阶级“即使在今天仍旧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接收政治的独占统治的程度”,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同上,第331页。]。“今天我们认为,由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民主的,尽管它曾被认为同人民的统治完全没有矛盾。”[同上,第267页。]

他反对强制剥夺大有产者:“我不惜冒着被责备为小市民思想的危险,毫不踌躇地宣称,我认为关于不过是法律形式掩盖下的没收的那种剥夺的思想或观念,即使完全撤开这种剥夺从纯粹经济的实用主义理由看来也是应加谴责的这一点不谈,仍是完全应加以谴责的。”[同上,第308页。]

他反对树立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放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对于一种以发展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学说,不可能有什么最终目的,它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同上,第419-420页。]在1898年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名言:“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上,第68页]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英译本序言中,他还说:“我根本无法相信终极目的,因此也不能相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同上,第137页]“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撤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么它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事。”[同上,第334页。]
他认为:“德文中的Btger一词是有两重意义的。它一方面单纯意味着一个巨大共同体的成员,不管他是无产者也好,资产者也好,贵族或者其他什么也好,每个人都是Bitger(市民)。在另一方面它却是指一个一定的社会阶层,即不属于世袭贵族的有产阶级的成员。”[同上,第457页。]他用市民概念混清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界限,并且“毫不犹豫地宣称,我认为市民阶级德国市民阶级也不例外就整个来说,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道德上还是相当健全的”,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想解散这一社会和把它的成员全部无产阶级化,他们宁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使工人从一个无产者的社会地位上升到一个市民的社会地位,从而使市民地位和市民生活普遍化。社会民主党不想用一个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市民社会,而是想用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同上,第273页。]。他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必须放弃灾变思想,那么不言而喻,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当前工作就会获得更高的价值。因为这样一来,当前工作就不是什么治标手段(这种手段的价值仅仅在于他们能使工人直到大灾变时都保持战斗力),而是成了重要的基本准备工作。修正主义同别的观点即同社会民主党的旧观点相区别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它对属于社会主义的当前工作的事情给以更高的评价。”[同上,第436-437页。]

他抹煞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虽然他承认:“近代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首先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利,而给自己加上自由的名义的政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卫士。……在这些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当然只能存在敌对的关系。”[同上,第273页。]但是他又认为:“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事实上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思想不是也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的。……社会主义不会创造任何类型的新的束缚。个人应当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只有通过组织手段才成为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同上,第273-276页。]

他明确要求社会民主党改变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前提和任务》一书中,他宣布:“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前提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同上,第272页。]“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实际上从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同上,第311-312页]在后来的一条补充注释中,他又写道:“尽管已经发生了1917年、1918年和1919年的多次革命,我仍旧宣称坚持它。”[同上,第312页。]1919年,伯恩施坦提出了全民党的方针,他说:“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基本上保持为工人阶级的党,还是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党?…只有当工人自己成为人民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而其他的人民阶层作为基本上从属于它的成分团结在它周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能在意义上和范围上成为‘人民党’。职业和行业调查表明,社会民主党正在非常顺利地向此前进。”[同上,第440页。]1921年他起草的《格尔利茨纲领》宣布:“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张世鹏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第33页。]

他还努力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和策略。众所周知,在19世纪末,恩格斯感觉到了时代的转换,看到了欧洲工人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在1895年3月发表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街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520-521页。]恩格斯还特别帮助19世纪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新的策略,这个新策略建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创造的合法议会斗争的经验基础之上。恩格斯称赞说:德国工人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把选举权“由向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同上,第516-517页。]。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提出了新的斗争策略,他说:“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也就富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的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同上,第523页。]恩格斯认为,这个策略的奥妙就在于:“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他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同上,第524页。]恩格斯警告这些反动派:“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能随意对待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同上,第525页。]在文章最后一段,恩格斯叙述了1600年前古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历史典故:革命的基督徒“轻蔑地把法律从墙上扯下来”,甚至“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经历大规模迫害以后,最终取得胜利,把基督教宣布为国教。恩格斯借用这个典故,暗指社会民主党最终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因为是要在德国公开发表的文章,恩格斯有些话说得很隐晦,有些话没有说完,有些话没有说。在发表时,《前进报》的编辑还删去一些段落,包括文章最后一段以及“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这句话,还有其他暗示暴力革命的话,也统统被删去。恩格斯感觉自己似乎被歪曲成了绝对放弃暴力的和平主义者,为此他向《前进报》编辑部提出抗议。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说:“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2页。]”他还写信给老李卜克内西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第一,因为反正没有任何一个敌人会相信你的话(要知道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第二,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善良的战栗教徒那样,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无疑,这一次你做得有点过头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2-363页。]后来,他又对另一位持类似观点的社会党人说:“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德】布卢门贝格编:《恩格斯和倍倍尔通信集》,第223页。]“即使在英国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1页。]恩格斯还说:“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

伯恩施坦自称继承了恩格斯的新策略,但实际上是歪曲,这种歪曲包括取消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取消了暴力革命,取消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存制度内不间断的、日常局部的改良活动。由于伯恩施坦当时保存着恩格斯晚年的全部手稿,所以考茨基在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批评的时候,要求他把《导言》在《前进报》发表时被删掉的段落和字句以及与此有关的恩格斯通信全文发表。对于考茨基的这个要求,伯恩施坦的反应是:“一直到我读到考茨基的有关报道的时刻为止,我毫不知道那个被压下来的结尾,而且我手头没有这样一份手稿。……这一手稿也很可能还存在——只不过不在我所保存的文件里。它可能存放在其他地方的函件中。”[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第372页。]伯恩施坦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恩格斯会在文章的结尾处提到革命,提到革命暴力,他说:“恩格斯并不是头脑不清的人”,他不会在文章中“一方面赞扬长期持续的工作、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的工作”,另一方面写出一个“革命的结尾”,“用一种同前面的话直接矛盾的东西来作结语,这并不是他的风格”[同上。]。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撰写《前提和任务》的时候,伯恩施坦并没有读到恩格斯《导言》的手稿全文,他所读到的仅仅是《前进报》的删节本。对于恩格斯反对删改原文这段公案,伯恩施坦居然毫无所知,这足以证明他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特别是新策略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恩格斯生前曾批评老李卜克内西从《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其实后来的伯恩施坦也是这么做的。

对于伯恩施坦所鼓吹的德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恩格斯生前早已作了批驳。1891年,恩格斯批评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时,说他们“忽然认为,各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使党足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需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在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人们“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同上,第412页。]。

事实上,晚年的恩格斯在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新策略的时候,不仅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没有放弃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而且对于和平发展阶段的结束、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到来都作出了明确的预见。早在1892年11月,他在写给美国工人运动领袖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就明确提到:“起义和战争的年代即将来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07页。],现在必须随时准备放下手中的学术研究工作而投入实际斗争。他预见到将起源于巴尔千半岛的一场世界大战,正如他在1896年9月写给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保尔拉法格的一封信中所说:“如果巴尔干的戏剧进入第二幕,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就将爆发一场战争,那时(听其自然吧)战火可能会燃遍整个欧洲。我将对此感到遗憾。”[《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6页。]他还准确地预测了未来战争的规模和结局:“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么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由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进行的互相残杀,必定要或者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8页]“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同上,第303页。]可见,恩格斯对于战争之后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垂死命运作了完全正确的预见,历史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

六、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返回目录


最后谈一谈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问题。

为伯恩施坦翻案的文章强调说,他关于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第431页。]翻案文章引证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证明伯恩施坦这句话完全讲对了。但是,在世纪初所作的关于未来趋势的判断,怎么能够把这个世纪前50年的历史完全不加考虑,或者说完全忽略不计,直接跳到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呢?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经济大萧条,究竞算不算震撼和动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灾变、经济灾变?爆发灾变之后的欧洲,特别是处于灾变中心的德国,是否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变革的可能与机会?这也是我们和那些主张为伯恩施坦翻案的人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1914-1944年长达30年的大灾变期间,在德国曾多次(至少两次)出现实现制度激进变革的机会,无论这种机会是否能够导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工人阶级政党都应该利用它最大限度地推进制度变革,更何况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西方垄断资本确实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事实上,马克思所看到的自由资本主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曼彻斯特模式的资本主义,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确实已经死亡。

不过,对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伯恩施坦还是有功劳的,不仅有,而且非常之大。但长期以来,这个功劳被很多人忘记,包括目前的翻案文章也不曾提起。其实,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中逃脱劫难,包括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内的社会改良主义对拯救资本主义功不可没。这里有一个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拯救资本主义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一个基本功能,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面临着新的战争与革命时期,伯恩施坦预言资本主义长生不死,目的在于向准备进行历史性革命斗争的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泼冷水,它在政治上的一个消极作用就是瘫痪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意志和愿望。后来,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也经常用这句话为自己在革命风暴时期的毫不作为进行辩护。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联合帮助,欧洲垄断资本才像金箍棒下的白骨精一样,灵魂出窍,成功地施展了脱身之计,逃离老自由主义的僵尸,钻入莱茵模式的新躯体,以新的和善面孔出现。再加上60-70年代的教育革命和新科技产业革命为之增添了新鲜血液,所以它在80年代能够生气勃勃地进行经济全球化。可以说,资本主义之所以历尽劫难、死而复生,昔日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战后的社会改良主义功不可没,正是它们充当了“在病床前挽救资本主义垂死命运的医生”。

上述提法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明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的政治危机也日益加深。在这种形势下,1931年6月举行的社会民主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弗里茨塔诺提出要拯救资本主义,作资本主义的“床前医生”[《德国社会民主党某比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31年版,第45-46页。转引自卡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6-267页。]。他的讲话后来被概括为所谓“在临床医师和遗产继承人之间的替代选择”,用以比喻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之间的二者择一。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采取了适应资本利益的方针路线,声称要顺应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但它对于这个规律的认识和描述都是十分片面的,而且完全抹杀和放弃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

尽管伯恩施坦不相信德国会爆发革命,1918-1919年德国革命还是爆发了。革命中确实存在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时机和可能,而目前为伯恩施坦翻案、赞美社会改良主义的文章,对于德国革命和魏玛共和国期间遵从修正主义方针、走上改良主义道路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却只字不提。奥地利历史学家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在《国际史》一书中,对这个在历史关键时期掌握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作了如下批评:

“他们在帝国崩溃后手中掌握着全部国家权力。从1918年11月10日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任命社会主义政府,直到1月19日选举国民会议,德国处在他们不容争议的控制之下。人民代表制的颁布——多数派社会党人和独立党人的联合政府(斯巴达克拒绝参加)—在全国具有无可置辩的法律效力。

“人民代表制政府发表庄严宣言(1918年11月12日),承认负责执行社会主义纲领。这正是人民的希望所在。谁也不怀疑德国从此要实行社会主义。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要反抗。……工人群众迫切要求实行新的社会制度,其势有如暴风骤雨。在所有居民阶层看来,新社会制度是非有不可的

“这就是在革命最初几个月时德国人民的心情。人们期待着进行大规模彻底变革。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大规模彻底变革没有到来,威廉时代的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制度结构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一场历史性灾难使德国工人阶级有了大好时机,但这个大好时机被白白地放过了。

“为什么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呢?归根结底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是作为革命的政党进行革命的,它的绝大多数领袖和群众早已不再用革命思想考虑问题,以致对革命的任务精神上毫无准备。

“因此,革命的幻想变得愈来愈遥远,变得渺茫,已经被领袖和群众的意识所遗忘。他们没有再亲身经历过革命,越来越倾向于注重现实,革命变成至多只是一种含糊不明的希望。早在战争爆发前很久,传统的思想财富已被排斥在工人阶级为争取眼前利益的斗争之外,而为争取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斗争实践所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动摇转向改良主义,并非始于1914年8月,在此以前,它早已本质上变为改良主义党,像英国工党,说到底像所有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的改良主义,尽管他们都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外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奥】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254页。]

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上台执政担任联合政府首相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公开声称:“我不想革命,我对革命深恶痛绝。”[【德】卡尔迪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4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5页。]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即右派拒绝革命,放弃革命变革的机会,不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农村中容克地主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完全没有触动,城市中的旧官僚、旧军官、旧法官依旧继续行使他们的权力,这些旧的封建势力成为扼杀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杀手。在社会民主党帮助大资产阶级稳定局势、充当替罪羊签订了世界大战投降书以后,很快就被大资产阶级赶下台,直到1928年才再次登台执政。1929年大危机爆发,社会民主党再次充当了替罪羊,被赶下台。法西斯上台以后,社会民主党人痛定思痛,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严厉谴责的舆论压力下,党的执委会于1936年制定的纲领性文件《布拉格宣言》中不得不公开承认:“社会民主党作为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有组织的力量,未经反抗而获得国家领导地位,它从一开始就同资产阶级政党、旧官僚、甚至同改组后的军事机构分享了这个地位。它把旧的国家机构几乎毫无变动地接受过来,这是战争期间迷失方向的德国工人运动所犯的严重历史错误。”[张世鹏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第51页。]这也就是说,就连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都公开承认了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中一味谋求妥协合作,没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错误。

此后的几代社会民主党人也都对此持批评态度。当代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库特·克罗茨巴赫的批评是很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他说:在1918-1919年革命中,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度单独上台执政,“但是情况表明,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上层领导实际上并没有打算进行彻底变革,完全没有能力为革命运动提出进攻性政治目标,顺利实施具体的社会主义方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成员依靠君主制传统的秩序力量实际上履行的是一种拯救职能”,他们的“设想大部分是不符合实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对于多数是在1918年11-12月期间所出现的苏维埃组织的性质和可能存在的民主机会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同上,第176页。]。至于其他左派,包括共产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尖锐、更激烈的批评就不再引述了。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引发了欧洲各国的社会危机。坚持改良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关键时刻依旧毫不作为,再次错失时机。事实上,在1929年普遍危机的环境中,德国并不是没有革命变革的可能,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完全绝望的广大工人群众中也不是没有社会革命的潜力。问题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拒绝革命,他们出于畏惧心理,与大资产阶级结盟,实行容忍政策,在反对法西斯斗争中放弃了组织议会外群众的斗争,放弃了示威游行、政治罢工,更放弃了武装暴力斗争。社会民主党不是没有力量,它有一支战斗组织:“这个庞大的战斗组织的主要支柱是1924年2月建立的国旗队。1932年7月法西斯政变时,社会民主党的国旗队有300万队员。国旗队的核心是保卫团,它是一支有战斗力的、经过军事训练的精锐队伍,自称有40万人。”[【奥】尤利鸟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第442页。]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厌恶流血的暴力行动,深受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影响,本质上每一根汗毛都反对流血。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即1932年7月20日晨,报纸报道了法西斯政变的消息,国旗队和其他组织紧急集合起来,工人们激动异常,成群涌上各城市街头,等待战斗和总罢工的信号。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却阻止大家不要盲动,要集中力量进行合法的议会选举斗争。对此,布劳恩塔尔评论说:“社会民主党领导机关关于放弃斗争和容忍政变的决定,给党造成了无法挽救的灾难。危机的继续发展很快就表明,由于这个决定,党就错过了武装抗击法西斯专政危险的最后机会。”[同上,第444页。]他认为,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武装反抗希特勒法西斯,法西斯未必能够在德国上台执政。

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在1943年出版的《论当代革命》一书中,也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路线作了评判。他批评说:“德国社会党人把他们的时间一半用来斗共产党,一般用来维护顽强的合法性,结果却被他们的法西斯对手充分利用了去。……这个党不管形式上组织得多么完善,却根本不懂权力的原动力。从放弃权力那时起,魏玛政权除了采取革命行动,就毫无希望了。社会党人的最大利益应该在于不顾一切牺牲来保卫政权,然而他们却不敢行动起来,这个事实说明,而且也只能说明他们甘心自取灭亡。……他们希望统治却又害怕统治,他们拒绝行使国家大权,但他们的对手却决意尽量利用国家的高压力量。”[【英】拉斯基:《论当代革命》,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6-97页。]

社会民主党为了所谓的“文明化”,拒绝革命暴力,实际上却帮助了法西斯上台实行反革命暴力。放弃革命暴力的社会民主党,后来被法西斯反革命暴力强制解散,它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被逮捕、屠杀,被送进监狱、集中营。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当代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克罗茨巴赫对此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此坚持议会民主做出这样的评价: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来说,这一政策是过分超前了。”[张世鹏编:《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第176页。]尽管我们不能让伯恩施坦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错误路线直接承担责任,但是,在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这些领导人的做法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相通的,完全可以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实践者。总而言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实践中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是历史已经作了结论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以大量篇幅批判俄国布尔什维克,批判列宁主义。这两个人都是书斋中的学者,是书生,而不是实际的革命家,只会坐而论道,而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把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妖魔化,最后闹到把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相提并论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建立。我们当然不否认,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共产国际都曾犯有某些错误,但不能以偏概全,全面否定。在全面观察和客观评价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方面,不仅费边社的韦伯夫妇要比伯恩施坦强数倍,恐怕就连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阿德勒也比他客观务实得多。这种妖魔化宣传的消极作用非常之大,实际上堵塞了广大革命群众向左转的革命通路。在德国,正当人们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希望落空、共产党被妖魔化、向左转的道路不通的时候,法西斯打出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旗号,使很多下层民众不得不向右转,投票支持希特勒上台执政。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今天,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为伯恩施坦翻案的同时,鼓吹“放弃列宁主义的暴力、专政、反民主、反人道的专制道路”,全面否定列宁主义,这是非常错误的。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否定马克思主义,把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妖魔化,是一种世界性的舆论风潮,其作用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向左转的通路封死,促使世界政治局势不断向右转。在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

纵观历史,欧洲社会民主党曾经历了三次自由主义化。第一次自由主义化的产物就是伯思施坦修正主义,其特点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但它同时还保留着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目标,其历史作用就是把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变为改良主义政党。第二次自由主义化的产物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二战后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脱离关系,不需要再像伯恩施坦那样,表面上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所以说,民主社会主义已经脱离了作为修正主义的发展阶段,它与历史上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虽然具有某种联带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等于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直接搬用。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来说,修正主义是“流”而不是“源”,无论国有化、混合经济、凯恩斯主义,还是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都不是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的智慧。如前所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后的几代人已把伯恩施坦“忘记了”。一些人是在建立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过程中,在1959年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即社会民主党完成第二次自由主义化的时候,在看到资本主义新的繁荣和社会民主党蓬勃发展的时候,才想起伯恩施坦当年断定资本主义长生不老的话。虽然有人要求把这些功劳全都记在伯恩施坦的账上,但多数人是不同意的。冷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正在经历着第三次自由主义化,它的产物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以及当代社会民主主义或“新”社会民主主义。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是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尊崇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新的一幕。……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587页。]目前,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预见到的,当然伯恩施坦就更不可能预见到。我们在进行理论创新的时候,不仅要破除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迷信,更要破除对修正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教条的迷信。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为伯恩施坦翻案,希望他在中国能够受到人们的尊崇,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无论是为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还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复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或者直接搬用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都不会提供什么帮助,相反,只会帮倒忙,把事情搞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