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对早期异化理论的清算

历史唯物主义
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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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的形成》第五章第六节,文字由VOM-OCR小组小组整理发布

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上升过程,即从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地位和含义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唯物史观创立以前和以后,是截然不同的。

最初,马克思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影响,使用了异化概念,但这时异化在马克思思想中并不占重要位置。后来,他接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沿着“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这样一条线索发展,把异化作为自己学说的中心范畴和主要方法。同时,他不像费尔巴哈那样,只用异化理论分析宗教,而是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已经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完备形式。在这里,异化作为基本概念,用来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通过异化理论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起着深化马克思思想的作用。1845年发表的《神圣家族》表明马克思对异化理论产生了动摇。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的思想进入了成熟时期。他认识到异化作为理论和方法都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这时,他“清算”了自己早期的异化理论,用唯物史观代替了它,才建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此,异化理论就不再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方法,而且把过去称之为异化的那些现象,用唯物史观作了科学的说明。不仅如此,他们还反对滥用异化概念,对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任何客体或者关系”都说成是“自我的异化”进行了批判。

目录

一 ,一八四四年以前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二 《神圣家族》中对异化理论的动摇

三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对早期异化理论的清算




一 ,一八四四年以前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返回目录


最初,马克思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黑格尔是第一个把异化概念作为哲学问题而加以详细探讨的,他用异化概念构造了“绝对精神”发展的体系,其中包括发展过程中的对立、分裂、转化、否定、走向反面等一系列的辩证思维。这些,都曾经启发人们辩证思考,但终究是抽象的思辨概念。马克思使用异化概念早在《博士论文》(1839-1841)中就已出现了,在那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十分明显。这时,他肯定概念的异化,把现象“理解为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31页]认为这种异化本身是在它的现实性里作为异化表现出来的。但是,当时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并不占重要位置。

从1843年夏季起,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标志着他“离开了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6-387页]。这时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用异化概念分析了国家,提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现存的关系和真正的社会本质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国家、政治制度表现出来的彼岸性是一种异化,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说:“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案教,是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就是说,国家正像人民生活中的宗教,都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正如上帝一样,作为普遍共同体的国家实际上也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当时,马克思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制,才能克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因为只有在民主制中,国家才不是统治因素,而是人民自我规定的特定内容,异化才会被扬弃,每个人才会实现普遍的本质。这些观点,明显受到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影响。

1843年秋马克思为《德法年鉴》写的论文《论犹太人问题》,虽然还是沿着解决个体和类的矛盾展开的,但是所涉及异化问题的范围更广泛了。他不仅分析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而且接触到经济领域的异化。马克思说:“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或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8页。]这里分析的是金钱拜物教。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另一篇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在1844年初完成的。在这篇著名的导言中,他肯定了用异化观点批判宗教的意义,指出这种批判是其他批判的前提,因为“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个人,如果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自身的假象,寻找非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转变为对尘世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转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这里,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把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而且还在于他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从而使他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但是,马克思这时把金钱统治归结为“人的自我异化”;认为异化了的人“还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等等,说明他的异化理论还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之下。同时由于马克思在当时还没有开始对经济学的研究,所以经济领域的异化论述也还是零碎的。

1844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撰写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这部评注性的著作表明,尽管他当时的经济学观点还处于形成的最初阶段,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已经采取鲜明的批判立场。认为把资本主义关系永恒化是反历史主义的态度。这里他用异化理论考察了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指出:“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过去表现为个人对个人的统治的东西,现在则是物对个人、产品对生产者的普遍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9-30页。]他还指出:货币是交换的媒介,这种异己的媒介才是真正的上帝,“这个媒介富到什么程度,作为人的人,即同这个媒介相脱离的人也就穷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页。]可见,在这部《摘要》中,已经开始表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个别原理。不过,这里讲的异化劳动主要是指一般商品生产劳动,还不完全是雇佣劳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系统阐发的异化劳动理论,是以费尔巴哈的原理作为基础的。马克思采取了费尔巴哈基本的唯物主义立场,并且像费尔巴哈那样,把异化理解为“人性”、“人的本质”的丧失,即“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但是,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已经把异化理论用于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并且初步批判地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因而,在具体运用费尔巴哈的原理时,马克思已经对它进行了初步的改造,提出了初步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异化劳动理论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改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使马克思加深了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解,并初步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在探讨异化劳动问题时,能够对于物质生产的意义和人类活动的特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从而提出一些具有唯物史观萌芽的新思想。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起到了催化作用。正是通过异化劳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初步发现了物质生产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物质生产对于政治国家和意识形态有着决定性作用,“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生产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同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提出“实践”的概念,认为改造“对象世界”的物质生产是人类活动的特征,并且已经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这些新的思想闪光,虽然在《手稿》中往往湮没在旧的思想和术语中,但是,可以看出,它已经孕育着唯物史观的萌芽。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由于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合理成分,并且在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理论创造,因而已经具有与他的先躯者的理论所不同的性质:

首先,就建立异化理论的目的看,黑格尔用异化概念构造辨证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费尔巴哈用异化概念批判宗教和思辨哲学,建立人本主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则是为了探索私有制的根源,揭示社会历史之谜。

其次,就研究的对象看,黑格尔研究“绝对观念”自身的异化;费尔巴哈研究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异化一一宗教,马克思除了研究表现为宗教和政治国家的异化外,主要研究经济的异化、劳动的异化,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异化。

再就消除异化的手段看,黑格尔依靠把现存一切精神化,即消除一切“对象化”,在“纯思维”中占有对象的方法;费尔巴哈依靠宗教的批判和“爱”的说教;马克思则付诸于改造非人化的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

最后,就其作出的结论看,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导致保守的非批判的结论,费尔巴哈主张建立一种“爱”的宗教;马克思则作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结论。

但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终究不是科学的成熟理论,它还带有人本主义和思辨哲学的烙印。《手稿》阐发的异化劳动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实社会的弊端,并且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尚未摆脱旧哲学的羁绊,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因而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还局限于伦理性的,对共产主义的阐述也还带有空想性。同时,《手稿》未能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完成揭露私有制根源的任务。要揭露私有制的根源,必须靠唯物史观,这对当时以异化理论为出发点的青年马克思来说,当然是无法解决的。

如果说,在唯物史观尚未形成时,异化理论曾经推动青年马克思去研究现实问题,并帮助他分析现实问题,那末,马克思越是深入社会实践,用异化概念分析现实问题,越是感到异化理论的无力。唯物主义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与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思辨的方法,是大相径庭、无法相融的。




二 《神圣家族》中对异化理论的动摇||返回目录


社会实践不断提出的新课题和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使马克思逐步感到用异化理论建立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的困难。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广泛的社会历史问题。这部著作虽然仍用异化理论分析问题,把财产、资本、金钱、工业、雇佣劳动以及宗教称作“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9页]“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页]。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已不再把异化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在分析现实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两位作者实际上已经采取了具体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并且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把人所固有的一切规定和表现都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页]。这说明,马克思已经不像在《手稿》中那样崇拜异化理论,并且已开始对它进行分析和改造。实际上,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时,已经远远超过费尔巴哈。但是,由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原理还未找到科学的确切的术语来表述,因而马克思不得不暂时沿用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人性”、“异化”等术语。并且,这时马克思还未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形成的观点的崭新性质,在主观上仍认为自己是费尔巴哈的学生,因而,还不能自觉地与他划清界限。这种情况决定了马克思还不能根本抛弃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烙印的异化理论。《神圣家族》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正处在从异化理论向唯物史观过渡的过程中。

这部著作的过渡性特征还表现在,马克思用异化的观点分析阶级对立的问题。本来,抽象的异化的观点与具体的阶级对立的观点是不相容的,但是在《神圣家族》中,却被混合在一起,瑕瑜互见。马克思一方面认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强调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肯定方面”、“保守的方面”,无产者则是这种对立的“否定方面”、“破坏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44页]。在这里,阶级分析和异化的观点虽然交织在一起,但异化的观点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从属于阶级分析的方法了。

《神圣家族》暂时仍然用人性说明无产阶级的状况,认为无产阶级的异化在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但是,马克思已经主要从现实生活条件分析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写道:“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这里,马克思表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的思想。与《手稿》对于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不同,《神圣家族》提出人的“实物本质”和“实物性”的概念,把“非人性”、“人性的异化”理解为生活资料的丧失。两位作者写道:“不拥有就等于人完全脱离了他的实物性”,即一般生存的必需资料被剥夺,是“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而“实物”并不单纯是“物”,“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在这里,他们已初步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人的“实物存在”和“实物本质”[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这说明,在《神圣家族》中,对抽象人的崇拜已转入对现实人的历史考察,这就大大超出了费尔巴哈世界观的范围。

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初步改造,与他对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手稿》受异化观点的限制,虽然肯定了物质生产的创造性意义,但主要是指共产主义条件下理想化的劳动,还未提高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认识。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是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不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显然,《神圣家族》已开始从一般规律的意义上把物质生产看作历史的发源地,并把它作为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基础。这说明,在探讨社会历史问题时,马克思已经对异化理论发生根本的动摇,初步具有了用物质生产说明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

那末,物质生产为什么能够成为历史的发源地?它又怎样决定和制约历史发展?这就必须揭示物质生产运动的内在矛盾,完成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的解剖。《神圣家族》还未能做到这一点,因而还不能用纯粹经验的方法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这正是《神圣家族》未能最终抛弃异化理论的根本原因。

1845年3月,马克思撰写《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开始接触到物质生产的内在矛盾,并探讨了“生产力”的概念,这说明马克思对物质生产的理解又深入了一步。在这篇评论中,马克思批判李斯特等人对“生产力”概念的抽象的理解,主张将生产力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与一定的社会形式联系起来考察。用这种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已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这些力量(指生产力一引者)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他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9页。]这里,实际上已接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这说明,马克思已经临近唯物史观的发现。




三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对早期异化理论的清算||返回目录


1845年春,马克思“进一步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他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面拟定了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哲学纲领,标志着他自觉地划清了同费尔巴哈哲学的界限。其中特别分析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命题,说明这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带有思辨和人本主义性质的“异化理论”。接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自己早期的异化理论的“清算”。从此,异化概念只是作为描述特定历史时期中某种特定现象的范畴,而它又被严格限定在分析对抗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时才使用,完全失去了作为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第一、对费尔巴哈“人的本质的异化”命题的批判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异化概念的基础——“人的本质的异化”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费尔巴哈一生致力于研究宗教,他的主要功绩就在于把宗教的基础归结于人,把宗教世界归结于世俗世界。他的基本观点是:“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的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就是说,属于神的本质规定,也是属于人的本质规定,神的本质正是人的本质。“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对待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9页。]这个观点成了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基石。

人是怎样把自己的本质给予神的呢?费尔巴哈说:“人不由自主地通过想象力使自己内在的本质直观化;他使它离开自己而显露于外。人的本性的这个被直观化了的、被人格化的、通过幻想力难以抗拒的力量而反过来对他发生作用的本质,作为他思维与行动的法则,就是上帝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49页。]就是“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6页。]这就是说,人通过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异化了。费尔巴哈认为对象化就是异化,这一点他和黑格尔是一致的。

其实,异化并不等同于对象化,异化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象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像在《资本论》中经常使用“物化”,实际上,就是用对象化这个概念来概括劳动的现实性,即劳动的实现,如果劳动不对象化,不转化为现实的对象,劳动就失去意义了。所以,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的一般本性,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必要的、永恒的活动。异化则不同,异化虽然是一种对象化,但它是随着私有制、资本主义关系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现象。可见,异化虽然是对象化,但是对象化不一定都是异化,异化和对象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费尔巴哈把异化等同于对象化,因此,宗教异化就是人把自己的本质从本身分裂出来,使之对象化为一个独立于人的精神本体,它反过来又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或对象化。那么这种异化为上帝的“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有许多不同的表述。像饮食、男女等等都被他认为人的本质。但他认为:在完整意义上“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竞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一个完善的人,必定具备思维力、意志力和心力。思维力是认识之光,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心力是爱。理性、爱、意志力,这就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27-28页。]当然,异化为上帝的不是单个人的本质,而是人的类本质。费尔巴哈把神、上帝说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这无非是要证明神和上帝并不是什么造物主,恰恰相反,神和上帝倒是人的精神产物。这种观点打击了宗教神学,也间接地抨击了封建制度,这在当时的德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费尔巴哈关于“神是人的本质异化”这一命题的全部内容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是抽象的。由于他把人说成是感性实体,是生物学中的人,所以他不理解人的社会性,不把人看作现实的历史的人,而看作是抽象的人,即“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个“人类个体”是费尔巴哈设想出来的,不属于任何社会、任何阶级、脱离现实世界的人。其次,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生来就有的人类的“共同性”,即“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类共同具有的特性,是存在于人体内部的,看不见、听不着、不可感知的生来就有的自然属性,即理智、意志和感情。这些属性把许多单个人联系起来构成“类”。从而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可见,费尔巴哈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的本质,把人仅仅理解为与其他生物不同的一个类。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这个观点时,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而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正是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就是说,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就是人的头脑对人们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是什么,人们的关系是什么,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的自身、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0页。]

其次,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和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仅仅从人和自然矛盾的角度分析宗教产生根源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揭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因为,宗教上的自我异化,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当费尔巴哈从“世俗家族”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任务并没有完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俗家族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作为直观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但是,应当指出,尽管费尔巴哈运用异化理论分析宗教有很大局限性,可是就那个时代说来,他是站在了哲学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峰上,有着积极的影响。“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不仅在当时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作用,而且对后来的理论家运用异化理论剖析社会有启迪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马克思正是在费尔巴哈停步的地方继续前进,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奥秘,达到了唯物史观。

第二、唯物史观形成后才对过去用异化理论所解释的社会历史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

如前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虽然从“经济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剖析,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论证了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但是,马克思立论的基础和出发点是类本质和人相异化,这种异化固然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却又是造就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原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就构成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消灭的过程,而异化的扬弃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说:“共主产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被异化了的人的本质为什么会复归?推动这个复归的力量是什么?马克思只从黑格尔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做了抽象的说明,似乎人的本质要求复归,异化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是反常的、暂时的,否定必须被否定,否定之否定才使人的本质复归了。十分明显,在这里,从出发点到使用的术语,乃至论证方法都未摆脱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彻底否定了异化理论的人本主义基础和抽象的思辨方法,抛弃了“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以及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观点。把对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考察全部置于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上,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学说作了崭新的说明。

关于人及其本质的研究,马克思曾用异化理论,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然后,通过扬弃这种异化向真正的人的“复归”。就是说,那时由于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设定了一个人的“真正本质”同现实的人相对立。在异化存在的条件下,人的本质异化了,人成了“非人”;然后通过扬弃异化,达到“人的本质”的“复归”,才成为真正的“人”。新的历史观认为,作为历史前提的个人,是由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实际上,人的状况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所以,以往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工人却赤贫;劳动创造了官殿,但工人却住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工人却变成畸形。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生产力所制约的生产关系造成的结果,因为“作为过去取得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由此可见,这不是“人的真正本质”同现实的人的对立,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所以,在异化理论中所谓“‘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非人的’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图相适应的,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不断地产生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8页。]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清楚地说明,所谓用异化理论研究人和人的本质,实际上,是舍弃了“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来描绘现实的个人”。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所以,人的本质只能从现实的人、他们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中去概括,完全不必杜撰什么“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对立。这样,过去叫做“人的本质异化”那些现象,无非就是“哲学家们关于现实的人不是人这一荒谬的判断,只是实际上存在于人们的关系和要求之间的普遍矛盾在抽象范围之内的最普遍最广泛的表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5页。]可见,马克思过去关于产品异化、劳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的分析,现在已为由生产力所制约的生产关系对人的统治的分析所代替,异化理论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矛盾的学说所代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马克思也曾用异化理论分析社会历史的发展。如同分析人的发展一样(人——非人——人),历史的发展是,非异化的时期——异化存在的时期——异化被扬弃时期。共产主义是向真正人的复归,或是异化被扬弃。这实际上是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把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整个历史就构成一个有联系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序列。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说,人类历史是生产方式依次交替的历史,社会形态一个比一个更高级、更复杂,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较前更发达的生产力和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在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意识形态。这说明,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后,马克思摆脱了抽象思辨的方法,注重对经验事实的研究,抛弃了抽象人性和对人的完善本质的追求,转入对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探索。总之,当马克思的思想成熟之后,完全超越了“空洞”、“抽象”的类本质异化的观点,把人的本质的研究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过去那种把历史归结为异化发展史的观点,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学说所代替。

第三、唯物史观形成后异化的根源和克服的途径得到科学的说明

为什么会产生异化现象?怎么克服它?这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前没有得到科学说明。

1844年,马克思在探讨异化劳动理论时,分析了异化同私有制的关系,那时他强调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的根源。他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就是说,他是从异化劳动这一概念中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的。当然,纵观全部《手稿》,马克思并不否认私有财产对劳动异化存在的意义,认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又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有时又把异化劳动看成比私有制更根本的东西。他说:“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看作私有财产的根源,可是异化劳动的根源是什么?劳动为什么会异化?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马克思说:“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考察了异化问题。他们从研究人类劳动入手,探究了把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开来的真正原因。两位作者认为:正是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造成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也就造成了“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异已的社会力量来支配劳动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分工就有异化,这种把分工和异化必然地联系起来的看法,是对马克思分工原理的一种误解。因为分工有自由劳动分工和被迫分工,前者并不产生异化。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社会活动范围极其广大,不能设想每个人都从事同样劳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不是单纯从分工本身去分析探求产生异化的原因。他的着重点在于:阐明分工变为异已力量的社会条件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的统治。这是一种强制性分工。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即使在存在分工(这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的情况下,也不会产生异化。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是:私有制才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在这种情况下,分工本身才形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它使人们在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分配方面产生不平等,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产品的增加,不平等分配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分工和私有制是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而且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从人类劳动历史发展阐明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源时,是把异化劳动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通过人本身的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这种现象加以说明。

异化所描绘的社会现象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现象,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因此,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异化也必将被克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消灭异化的条件做了清楚明确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消灭异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使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造就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就是无产者;二是这些人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案》第3卷,第19页]才能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克服异化不是自发过程,而是人们的自觉的活动;不是精神批判,而是革命的实践;不是“人的本质”的“复归”,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第四、唯物史观形成后,异化概念已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出发点和基本范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制定了唯物史观,并把它作为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从此,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他们撰写的重要著作中,不用或很少使用这个抽象的概念,即便使用,也是作为描述特定现象的概念,完全丧失了它作为中心范畴、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概念只是作为当时“哲学家易懂的话”来使用,并且申明“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这个事实说明,以唯物史观创立为分野,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他们对“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早期的异化理论理所当然的也被包括在这个“清算”范围之中。

首先,异化概念是个旧哲学术语。青年马克思成长过程中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的影响,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异化思想的来源。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异化是个时髦的用语,许多思想家都用异化分析各种问题。所以,当时的马克恩在没有科学理论作武器分析社会问题时,借用了异化概念。而当他的唯物史观形成以后,随着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清算”,也就必然要用科学理论取代旧的哲学用语。

其次,异化概念具有某种抽象的、思辨的性质。它可以“把现实的那种脱离经验基础的、思想的、思辨的表现当作现实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7页],因而易为论敌所利用。例如,在唯物史观形成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施蒂纳滥用异化概念时就指出:他把“任何一个客体或者关系都说成是与我相异化的东西,是我的异化”;另一方面,“又能把任何一个客体或者关系说成是我所创造的并属于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6页。]这种不顾实际条件,把主体同自己活动的产物之间的矛盾抽象地概括为“非我对我的关系就是异化关系”的做法,实际上是玩弄“抽象的词句”,是用“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经验关系的发展,偷用异化这个范畴”,是思想家思想贫乏的表现。

再次,异化概念有浓重的空想色彩和人本主义的印记。它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是抽象的人性和人的本质;它把人类历史概括为人性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种公然舍弃实际条件的思辨方法,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新的历史观形成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不把共产主义看作“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逻辑推演,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共产主义不是“从寻找‘本质’开始的”,它“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与此同时,马克思也用共产主义代替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用“实践的唯物主义”代替了“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位作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关于“人的本质异化”。这也是对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的继续,因为,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用费尔巴哈哲学装备起来的。它“深信‘人’‘纯粹的、真正的人’似乎是世界历史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6页。]宗教货币、雇佣劳动等等都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这样,人的本质就成了“万物的尺度”,“人的本质就是一切中的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5页]似乎只要把一切问题归结成“人的本质”,任何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就都解决了。这种做法“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6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批判,显然包含着对自己早期思想的“清算”。因为在他们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批判,表明他们已经同旧哲学划清了界限,并且已经由思想发展的不成熟阶段进入了成熟阶段。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才使马克思本人真正完成自身思想发展的飞跃。从此之后,马克思的科学事业和革命活动也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