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语录
托派

#1

本文由VOM-OCR小组整理发布,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组。

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论不断革命
列宁、斯大林论不断革命和批判托洛茨基主义
毛主席论不断革命和批判托洛茨基主义
附录:托洛茨基鼓吹“不断革命”论的反动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论不断革命 ||返回目录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一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同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同样只能是而且一定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是以进步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可以首先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内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0页。


当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主义者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者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因此他们积极参加这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主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成就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成就,他们只是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因此他们把每一个革命的或者进步的运动看做是他们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一一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伤的社会主义者一—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9-290页。



列宁、斯大林论不断革命和批判托洛茨基主义 ||返回目录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页。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从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
同上,《列宁选集》第1卷第591页。


………马克思把十九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严格分清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第一种力量不过是为君主立宪制而斗争,第二种力量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第三种力量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恰巧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同上,《列宁选集》第1卷第578页。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决议上提出实现最低纲领作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这就排除了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类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主观条件),都使工人阶级无法立即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最无知的人,才能忽视这个正在发生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有最幼稚的乐观主义者,才能忘掉工人群众还很少知道社会主义的目的及其实现的方法。而我们大家都确信,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群众还缺乏觉悟和组织性,还没有在他们对整个资产阶级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那是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我们拖延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回答说:我们并不是拖延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唯一可能的方法,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革命迈出第一步。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反动的结论。
同上,《列宁选集》第1卷第521-522页。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去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9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635页。


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目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种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仅仅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是不够的。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准备去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民资产阶级以及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全体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裕农民、中农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同样也反对富裕农民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905年11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41页。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一一编者注]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
列宁:《论高喊就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14年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05-506页。


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1909年3月。《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4页。


托洛茨基歪曲了布尔什维主义,因为他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能够持有比较固定的观点。
列宁:《俄国党内斗争的意义》,1910年年底。《列宁全集》第16卷第380页。


马尔托夫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都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他们都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己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实际政治内容是发动无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权去同在国内已经建立了完全统治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在俄国,目前还仅仅是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它或者是建立得象容克君主国(如果沙皇制度战败了民主势力),或者是建立得象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民主势力战败了沙皇制度)。而在现代俄国民主势力的胜利只有在农民群众跟革命无产阶级走而不是跟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同上,《列宁全集》第16卷第379页。


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的”理论,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他们已经变质了,他们可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如果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现在正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 那就是说“没收地主的土地”(托洛茨基继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1915年所重复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坚决精神也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带动起来(第217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竟糊涂到了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5-1915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分子,促进了农村无产阶级……同城市无产阶级的接近。……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原意发动农民去革命!
而这就是现在问题的症结。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如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和政权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915年|11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一399页。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决不能把它一笔勾销。但它有两部分。它的贫苦部分是限工人阶级一道走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4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124页。


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回事,而是另一回事。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9页。


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685页。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借以推翻资产阶级、获得胜利的社会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日益集中这一民族或这些民族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同还没有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
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我知道,当然有一些自以为很聪明、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聪明人,他们硬说在世界各国的革命爆发以前不应夺取政权。他们并不怀疑他们这样说就是脱离革命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等待劳动阶级完成世界规模的革命,一一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滞不前。这是荒谬的。革命的困难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在一个国家开始的时候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以后可能要经历痛苦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取得胜利。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345-346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


……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你们知道,为了争取这个条件,我们比以往多做了很多工作,然而,要使它成为现实,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另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实现自己的专政或者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互相协议。协议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措施和过渡办法。……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协议,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3-204页。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衣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论合作制》,1923年1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页。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但是第一、既然特殊形势使俄国卷入了西欧各个多少有些势力的国家也被卷入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近似东方正在开始和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纳入一种可以实现“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而关于这种联合,象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65年到普鲁士的时候,就认为是一种可能的前途,一—那又怎样呢?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


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用这种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间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间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作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思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间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1-92页。


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们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页。


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319页。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8页。


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


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
……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
斯大林:《问题和答复》,1925年6月。《斯人林全集》第7卷第167——168页。


如果不把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间的争论算在内,那末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一九〇五年帝国主义大战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〇九页)。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见《托洛茨基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页)。
在一九二一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的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的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九二一年四月里的事情。好象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在他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一九二二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最后,又超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9一170页。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非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没有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免除武装干涉因而不可能有免除资产阶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证。
否认这一个不容置疑的原理,就是离开国际主义,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64-65页。


在关于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即关于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同志们,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可能性)这个基本问题上就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获得胜利。第一条路线是我党的路线,第二条路线却接近社会民主党的观点。
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31-232页。


党的出发点是:在党的一般政策中,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不能把工业跟农业分割开来,这两个基本经济部门的发展,必须循着使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互相配合互相结合的路线进行。
由此就产生了我们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即通过不断改善劳动群众包括基本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展开工业化的主要基础)来实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我所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不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通过劳动阶层的千百万群众贫穷化来实现的。

反对派联盟却正相反,它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并走上使工业脱离农业的道路。它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可藉以发展的基地。
由此就产生了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国家“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由此就产生了惧怕丰收的心理(托洛茨基),似乎丰收是会破坏我国经济的一种力量。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联盟的独特政策,这种政策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同上,《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4-256页。


…….反对派不相信有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显然他们认为可以损害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来实行工业化,因而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的道路,走上把农民当做“殖民地”、当做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对象的道路,而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损害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地位、破坏工业化基础的工业化办法(加紧对农民的捐税压榨,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等等)。
由此就产生了反对派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否定态度——这是社会民主党所持有的态度。
斯大林:《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192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3页。


反对派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主义胜利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反对派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了解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把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即帝国主义以前的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混为一谈。
反对派的这种错误产生了他们的另一种错误,即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把均衡趋势与这个规律对立起来,因而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
这两个错误引起了反对派的第三个错误,即他们根据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所得出的公式和原理机械地应用到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1页。


使我国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页。


第一、托洛茨基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驳时,已经从旧的论战基地退到新的基地了。从前反对派是从内部矛盾、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来进行反驳,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现在托洛茨基则强调外部矛盾,强调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从前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现在他改变战线,退到另一个基地来批评党的立场,硬说我国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于是他也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反对派的旧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但托洛茨基的退却是退却到绝路上去了,退却到泥坑里去了,托洛茨基实际上是直接公开地退却到苏汉诺夫那里去了。实质上托洛茨基的“新”论据归结起来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性,我们没有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步,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条件,我国国民经济因而正在变成而且定要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属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单位。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一123页。


反对派的倒霉在于他只承认一种联盟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可惜这种形式暂时没有实现,而反对派却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直接寄托于这种未来的援助上面。
反对派认为只有承认这种援助形式才能使党保有“国际革命前途”。但是我已经说过,在世界革命迟延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只能使我们向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断让步并终于走向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
由此可见,反对派提出来的这种和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唯一形式,即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在世界革命迟延的情况下,是投降主义的烟幕。
加米涅夫的“国际革命前途”是投降主义的烟幕,——这就是加米涅夫勾当的归宿。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5-126页。


不容置疑,假如我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其他各国的革命又迟延下去,而我们这里资本的增长正如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的增长一样,那末,从反对派的观点看来,出路只有两条:
(甲)或者是继续掌握政权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因而实行“米勒兰主义”;
(乙)或者是为了不致蜕化而放弃政权,组织一个和正式的党并列的新党。这正是我们的反对派一向追求的、实际上还在继续追求的目的。
两个党的理论,或组织新党的理论,是否认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直结结果,是蜕化前途的直接结果。
这两条出路都是引向投降主义,引向失败主义的。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7页。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斯大林的最大的错误是关于在一个国家即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这样看来,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列宁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理论,而是斯大林的一种谁也不知道的“理论”。我对这一点的了解是这样: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藉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从未抱过在理论上创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挣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托洛茨基关于斯大林的“理论”的声明是一种手腕,一种诡计,一种法懦的笨拙的诡计,他打算用这种诡计来掩盖他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所作的斗争,这一斗争从1915年就已开始并一直继续到现在。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页。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共产国际的路线一一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一一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一九〇五年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5月。《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4-265页。


反对派否认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可能性的方针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种方针是什么呢?这就是投降主义。向谁投降呢?显然是向我国的资本主义分子投降。此外还向谁投降呢;向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投降。而那些左的词句和革命的姿态又到哪里去了呢?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93页。


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的问题。既然否认在我国胜利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既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既然否认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的必要,那末我国革命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我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剩下的还有什么呢?显然什么也没有了,简直什么也没有了。无产阶级己经掌握了政权,无产阶级已经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农民现在再不需要干什么革命了,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土地,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己经可以离开,可以让位给其他阶级了。
你们看,如果把反对派的观点追究到底,那末反对派的方针就是这样。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投降主义的全部根源。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95页。


首先,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最近期间胜利的世界革命的援助不能及时到来,我们就应该向资产阶级投降,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扫清道路。可见这是一种用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词句做掩蔽来否认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资产阶级观点。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无力领导农民从个体农民经济转上集体经济的轨道;如果最近期间世界革命的胜利不能及时到来援助工人阶级,农民就会恢复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可见这是一种用世界革命胜利的“革命”词句做掩蔽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有力量有可能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

最后,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党内有铁的纪律的必要,认为党内有组织派别集团的自由,认为有成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必要。……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8-309页。


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
托洛茨基主义的这种两重性反映了正在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两重地位,这种小资产阶级受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力图“马上”跳到社会主义,以免遭到破产(由此产生了政策上的冒险主义和歇斯底里),如果这样做不可能,就对资本主义做任何让步(由此产生了政策上的投降主义)
正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具有这种两重性,所以它好象“猛烈”攻击右倾分子,而结果总是和他们这些不带假面具的投降主义者结成联盟。
同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0页。


在这些宏伟的成绩面前,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的人,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各种各样的蜕化变节分子,如托洛茨基——皮达可夫分子、布哈林——李可夫分子都不得不缩紧身子,藏起他们那陈旧的“政纲”,而转入地下。他们没有顺从人民意志的勇气,宁愿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法西斯分子同流合污,为外国谍报机关效劳,充当间谍,答应帮助苏联的敌人来分裂我们国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奴役制。
这就是反对我们党的路线,后来成了人民公敌的人的可耻下场。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3月。《列宁主义问题》第690-691页。



毛主席论不断革命和批判托洛茨基主义 || 返回目录

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象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
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46页。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54页。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同上,《毛泽东选集》第254-255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614页。*]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这班先生们,象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644-646页。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323页。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1367-1368页。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同上,第1366页。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就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己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己超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单行本第26一27页。


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单行本第2页。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在1968年10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具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




附录:托洛茨基鼓吹“不断革命”论的反动观点 ||返回目录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
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1906年)。


如果说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陷入使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迎合自由资产阶级的行为直到它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那么布尔什维克从“民主主义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这同样是赤裸裸的抽象概念出发,陷入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保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是的,这两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是非常之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表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点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时候才会有巨大的危险性。
托洛茨基:《我们的意见分歧》(1909年)。


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国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革命不能不在民族基地上开始,但是在目前欧洲各国经济上和军事政治上处于相互依赖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在民族基地上完成的,这种相互依赖正是在目前这场战争中空前有力地暴露出来了,欧洲联邦口号也就是这种将直接促使欧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行动一致的相互依赖的表现。
托洛茨基:《关于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


以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其首要任务的革命开始以后,会很快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并且只有当政权转到唯一能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手中,革命才能赢得最后胜利。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它不仅不愿而且也决不能把自己限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到那时候,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连同它的国家界限将被抛弃,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的政治统治也将发展成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依旧停滞不前,资产阶级反革命将不会容忍俄国劳苦大众的政府,并将迫使这个国家倒退,倒退到远远不及一个民主的工农共和国的地步。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的社会改革过渡,并从西方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1919年重印本序言》。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序言》(1922年)。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民族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的贸易谈判、租让、热那亚会议等等,都是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其鲜明的证据。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跋》(1922年)。


至于说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理由要摒弃我在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和一九〇六年以及后来就这个主题所写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我仍坚决认为在当时我所发挥的思想,整个说来要比当时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所写的更加接近列宁主义的真谛。[托洛茨基:《对农民的“估计不足”》(1923年年底)。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着世界市场的相对监督。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发展速度不能任意规定。这是由整个世界发展给我们规定的,因为世界经济处于最高一级的地位监督着自己的每一个部分,即使这个部分处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并建设着社会主义。
……我们越来越走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孤立地位,而纳入世界经济联系和相互依从的体系中。而谁如果谈论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而忽视我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斗争的事实,他就是在搞赤裸裸的形而上学。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


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并不是帝国主义的规律,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资本主义在其初期的发展大大加深了不同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悬殊;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
……这是一个根本事实,正因为如此,企图把个别国家从世界经济整体的联系和相互依属中抽出来,从而去看个别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命运,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1926年12月)。


正因为金融资本是最活跃和灵活的资本形态,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使“均衡的”趋势比金融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更为加强了。现在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性,这是无容争辩的。但如果说在过去,在十九世纪,在帝国主义以前,资本主义发展得较为平衡,因而说什么当时一国会主义的理论是不正确的,而现在,当帝国主义增加了发展的不同形态,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正确的了,——不,这是说不通的,这和全部历史经验相矛盾,这完全颠倒事实,应该寻找别的更有份量的论据。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26年11月)。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的——但是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在民族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尽管象苏联经济所表明的,是一种长时期的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处于孤立状态,那末,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就必然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革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29年)。


“但是你当真相信俄国已经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总是这样:不,我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是否可以导向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以及通过哪些阶段,这些将决定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29年)。


共产国际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这个口号强加于东方国家的企图,早已为历史彻底粉碎,这种企图只能起反动的作用。只要这个口号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对立,它在政治上就会促使无产阶级溶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就会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因而也会为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共产国际纲领中采用这个口号,就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十月传统。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1929年)。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首先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所有传统和列宁学派完全矛盾,而且甚至同斯大林本人在同年春天所写的东西完全矛盾。
……斯大林的“错误”,同正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一样,也是民族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1930年3月)。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国际革命,要么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一国社会主义容身之地。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1932年)。


#2

已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