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看八九的?

中国政治

#1

附: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一个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了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增长速度为百分之二点几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嘛,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增加两千万吨,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搞不搞,而是如何搞,开哪方面,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我就讲这一点。


#2

粘贴段过去吧友们的评论:
广场事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本身是有社会动员的基础的,很大程度上是对改革开放、转向资本主义进程中社会剧烈分化的一次反抗。但这场运动中提出的直接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鼓吹资本主义政体这一点是必须否定的。那时候很多人已经不是在反对某个具体的党,而是直接反对一切。党的领导(而不管党的性质),直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了。毛谈反对党谈造反也是加了前提的——反对错误的领导,并在后面提出了服从正确领导的任务。而广场事件中的自由化势力(或称全盘走资势力)是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分歧的。
这确是一个复杂事件,各方力量都有介入,需要我们对其持谨慎的评论态度。为了反官方的一边倒宣传而立马跑去歌颂这是场“伟大的民主斗争运动”“真正新中国的曙光”这也是不可取的,过度拔高了这事件的地位。
当年的很多参与者,包括那些头头,都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见底或本事,更别提他们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立场了。即便他们获胜,中国也只能继续导向资本主义的一方。


#3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背后的社会基本因素


#4

要正确认识89事件,需要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一定的人生经验,以及必需的客观材料。

理论基础可以理解,需要人生经验是因为它是正确认识自己和阶级的前提。有些人可能勾心斗角很有经验,但对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就没那么上心了,仔细观察、思考这方面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显然违背了个人主义者的利益。

毛主席指导我们分析阶级的时候说: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两个内容:1、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2、对革命的态度。

现在对于经济地位比较容易理解,毕竟事实摆在那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左翼常根据职业待遇来把市民划分阶级,根据经济地位认识农民阶级,等等。

但是对于革命的态度,左翼的基本状态就是一穷二白。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名读者也会有一千种革命(虽然革命的名目繁杂,但仍可归于几大类的)。

一些人很喜欢把自己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含着自己所需要的“革命”。一般来说,人们自己真正需要的革命实际内容常常与口头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但至少在形式上,大家都表示拥护共产主义。自己对革命的理解不但决定了如何看待自己,而且决定了如何看待别人的革命,看待阶级的革命。因此,对于自己“对革命的态度”的认识,也制约、决定着对其他阶级的“对革命的态度”的认识。

如一些老年左翼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与自己同时期的那些群众多数也要拥护社会主义,然后背背公式,把各个阶级的自以为是的认识集合起来,这样他们的阶级分析就基本完成了,很有成就感的消磨着每一天。

但是,那些老年左翼是很反动的,虽然口号很响亮,红旗举得很高。既然存在着自我认知上的严重错误,就必然把这种狭隘的基于个人利益的观点贯彻到对其他阶级的认识上。所以阶级分析对他们而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说这些事情,是因为看待89事件牵扯到历史,而且与自己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89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后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看似与今天的人们无关,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立场,那么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必然要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做出判断,而阶级立场是要体现一个人的利益需求的。

青年同志接触到的这方面的材料,一是官方的资料,二是民间前几代人的各种混乱的看法。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反映个人的利益需求)对材料进行加工、分析、总结等等。许多因素都影响着最后的结论。

10年前我曾推荐过李民祺写的一篇文章,这是当时见过的唯一一篇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观察89事件的文章。现在看来形式主义很多,作者自己也承认有缺陷,但到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那时算是学生司令部的高参,处于运动的中心。

怎么看待89事件也许不重要了,关键是从89事件中能学到什么。

在简要说明89事件中的一些阶级情况之前,需要交代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认识此类事件的。以19世纪中叶欧洲的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例,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把它们放在历史中分析的,并不是从历史中孤立地拿出这两次事件。要考察事变之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方面的各种因素,从而剖析出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各个阶级的需求、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等,以及在革命的不同阶段,各个阶级的需求有什么变化,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何,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又怎么变化,等等。

正面的实践经验、反面的教训都总结出来了,正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萌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被马克思恩格斯以语言的形式刻在书上了。这两次事变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规律,在1989年的事件中仍能看到。

有位叫李甲才的网友提到,邓小平在文革时的某次讲话中说,要让群众吃肉(是不是多吃肉我忘了),一些群众就鼓掌欢呼,李甲才下结论:这说明了邓小平很有策略。

邓是很聪明的一个反面领袖,这点我承认。但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就不简单了。邓是否讲策略并不是决定群众产生某种需求的关键因素。吃肉(或多吃肉)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进步而必然要出现的生理需要。解放前那么悲惨的境地,许多人饿死,平时能吃饱都是奢望,也不可能每天幻想着吃肉。这是阶级需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邓在这里显然要比绝大多数群众更能了解群众自身的需要,他清楚地掌握了工农阶级的一些特点、性格。

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和自己政党的最终目的综合考虑,在重工业、轻工业,农林牧副渔,科技、教育、文化、交通、国防等等方面实施有计划的合理的资源配置。多数群众不会考虑这些。在50年代还是60年代,生产力发展了,一些农村地区的大吃大喝现象很严重,主席还专门批评过这种恶劣风气。后来反走后门,主席制止了,没法反,时机不成熟。不仅高级领导层这样,社会上也是这种风气,这种现象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走后门,许多情况下必须拿着物质的礼物,你拿一只抽象的烧鸡?在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严重。当时只是这么说,物质生活不丰富的时候就不严重了?

在上层建筑领域,在各个社会领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种绝对的统治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各个社会领域、各行业的各层领导干部在实践中拥护资产阶级路线,更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是广大的群众在这些方面都自发地拥护资产阶级路线。文革时口号喊得很响,斗私批修,实际上根本不像今天左翼胡扯的那样,那只是表面现象。张铁生站出来反潮流就是个例子。为什么他会得到中央的支持?政治地位上升地那么快?十分缺乏拥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

吃肉是邓小平准确地掌握了工农阶级的一些阶级需求、利用群众诸多缺陷中的一点推行自己的资本主义路线,争取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很有效果。在1976年10月之后,资产阶级利用的可不只是一点缺陷,而是充分地利用了。即使没有邓小平这些人,群众的自发势力也要迫使人类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只是个外因。

现在的左翼论坛有许多奇怪的现象,之一便是对1976年10月之后、邓未掌握实权之前的那段历史采取了集体抹杀的态度。赞扬毛泽东时代,抨击邓小平时代,对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不闻不问。事实上在网络左翼形成之前和初期并不是这样的。这是左翼政治态度的一个微妙变化。

那时常说前三十年,把华国锋时期也看作是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的,还有一些人也不能跳出所谓的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大跃进饿死人、四人帮怎么样等等的禁锢。即使在今天,只要细心,仍能看到当年的一些痕迹。前几年某左翼论坛的管理员就领着一帮子傻瓜仍在重复这种陈词滥调。

随着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前三十年的说法就慢慢改变了,说前二十八年。事实上现在还有说前三十年的。这是因为一些人认识到,没有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等人,邓小平上不了台;四人帮原来是毛主席那边的;华国锋是个坏蛋,等等。所以爱屋及乌,把华国锋那两年也否定了。

左翼的形成初期或之前零零散散地以个人身份发表不同政见的左翼分子,他们的主流思想是力图回复到改革初期的路线上去,这与现在的改良主义是有深刻渊源的。事实上当时的许多群众也是怀着那样的愿望,只是在网络上,有些人作为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需求笼统地表达出来了。

总的来说,1976年10月之后至改开初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对当时的路线是很拥护的。现在一些老年左翼过度自我膨胀,恨不能把自己变成白莲花,在娘胎里就准备着革命,他们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就宣布了与旧世界的彻底决裂,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基本上疯了。

不能根据华国锋是个坏蛋就判断出华时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要看他们实际执行什么路线,在那些路线下推行了什么政策。把少的可怜的革命派一网打尽,空出来的职位自然要换上他们的人,革命派在台上的时候反动路线就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搞社会主义就非常艰难,换上他们的人,怎么可能继续搞无产阶级专政呢?何况华叶汪等人必定要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推行自己那套路线,保留一些福利政策不过掩人耳目罢了。

当时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批判四人帮,各行各业都动员起来了。那不就是在事实上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了吗?如教育领域恢复高考得到群众欢迎,文艺领域的毒草也放出来了大家也都很喜爱,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也感到自由了…邓小平正式掌握实权之前,中国社会就已经全面走向反动了。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即常说的人民群众,因为一些共同的利益需求,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达成了短暂的一致。

过去我们看书,看到导师讲无产阶级不成熟,小资产阶级动摇,常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被资产阶级出卖,等等,只是些抽象的概念。现在也不过背公式,小商贩小农大学生啊小资产阶级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回头看前几年的历史的时候,连公式都忘记背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老年左翼回避那段历史的原因,当时他们或他们的父辈可是实实在在在地支持资产阶级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华时期与毛泽东时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两种截然不同路线,怎么可能都支持呢?

现在看官民对立,骂官僚,好像很正义的样子,九十年代初期,八九事件已经过去了,我们当地还有少数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拉关系走后门把自己调到工厂里去,那时工厂效益高啊。工人那时多牛逼啊。但同时期,许多家庭教育子女的时候,却希望他们考上大学不要当工人,因为毕竟辛苦,厂里也早是一把手说着算了,大学生的待遇升迁各方面都要好。即使是八九年事件群众游行中,也不时看到机关事业单位的影子,如海关啊、检察院啊等等,也参与抗议活动了。

恩格斯在分析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时,军队主要由哪个阶级的成员组成、政府官僚由哪个阶级的成员构成,是否反映了哪几个阶级的意识,都考虑到了,而这种思维在中国对过去重大事变的分析中是根本看不到的。

群众不了解阶级没关系,人家资产阶级可是清醒得很。所以人家就会根据客观规律有效地控制、利用群众。在象现在的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资产阶级外的各个阶级越是排斥社会主义思想,就越容易被资产阶级控制和利用。

因为群众自发的利益需求,在反对无产阶级专上就和资产阶级达成了短暂的联盟。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阶级意愿做事,必须靠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来取得自己的利益。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又必须分化群众、从群众中吸取一部分成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附庸甚至直接成为自己阶级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豺狼本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必然要在适当的时机暴露出它的真正面目。在给了群众一点似乎是格外的利益之后,它就要按照自己的传统统治这个社会了。八十年代开始的通货膨胀、逐渐被群众认识到的官倒、高干的腐败、各个部门的腐败、社会风气的倒退,群众社会地位的降低,等等这些,在群众空想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不该出现的都出现了,逐渐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利益冲突最终借着一些因素爆发了。

无论是学生(多数出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一些市民阶层)还是工人、市民,绝大多数都希望政府能采取改良主义措施,当时的标语、口号都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向资产阶级政府请愿,就是还把资产阶级当作自己的主人。

政治上要求彻底西化的只是少数,一部分学生、工人和市民阶层的一些败类,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在空想中的胜利还未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个小联盟的领导层就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四分五裂了。

89事件中显示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与市民、学生的联盟,但这种团结毕竟是暂时的),即使工人阶级自身也深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就要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只靠工人阶级的自发性,是不能推翻当局反动统治的。

邓看到了这一点。过去常说毛主席解放后打了几仗打出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人家邓也会这种手段,只是用在打击工人阶级身上了,一个89军事镇压,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后来下岗就比较顺利了。

李民祺曾经解释说,如果当时工人阶级明确地知道自己是一些学生政治上要求西化的牺牲品,那早就与学生分道扬镳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些要求西化的学生可能也采取了一些手段欺骗工人、市民。资产阶级显然也是分裂的,内部也有利益冲突。李民祺介绍说,如果当时的群众下定决心,还是有机会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

参考两段话:

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家,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的状态。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89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其他一些市民阶层、学生阶层为争取自身利益而爆发的改良主义运动。但在那10几年前,城市工人阶级和其他的市民阶层、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却是资产阶级复辟的支柱,就像马克思曾指出过的,充当路易·波拿巴的支柱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那样。

群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态度是保守的,要力图恢复旧的生产关系。狭隘的农村生活与庸俗的市民生活环境所能产生的思想体系,只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改造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所以1980年齐平写的批判康生同志的那篇文章中,自然要否定这一点。齐平的那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的一篇联合宣言,其核心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的左翼基本上也没跳出这个框架,到处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见到的自称为左派的人,至今没一个拥护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有些人说群众是善良的,唱高调没用,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通向地狱的道路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89事件和76政变都说明,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一部分人(哪怕是暂时的少数)的理解、支持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无论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


#5

真正流血的是谁?是学生!是工人!是群众!手无寸铁的群众,不是那些装备武器的军人l


#6

邓小平忽悠人罢了.


#7

邓哥布林曾经说过:“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我看,将“人”先改成“赵”,再来看89这样·的事件,的确合乎赵家的正义,没什么输赵家“道理”的地方。只是那“民主”二字,戳那儿就有几分碍眼了。


#8

人权抛却说王权。


#9

对于89,我在老家曾经听到一个老人这样说过:“假如当年事成了,我们当然也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但起码比现在更开放言论更自由点儿。”


#10

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时赵紫阳是同情并支持广场抗议的学生群体的,并一直与中央维稳的论调相悖,随着事态的扩大,全国范围的影响,中央的维稳手段也趋于强硬,但作为准接班人的赵,仍然公开支持学生的表态,让人们不禁疑惑,中央出来了两个声音,到底应该听谁的。
如果相信特色党有暴力镇压学生、工人、群众的行为,那末,对于邓发言中关于被吊死的解放军战士一事,也应该慎重考虑。所谓,负重轮下无冤魂。


#11

建议你看看韩丁《大回潮》,在军队清场以前反抗者基本没动用暴力,而且后来解放军死伤人数也远少于抗议者。


#12

毛泽东时代坏蛋们怎么运动群众的,网上早有一些资料揭露了。

补几段话,看看100多年前的法国坏蛋们是如何运动群众的——

对1848年革命研究得越深,就越发感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乔治·桑说得对,关于5月15日这一天,“许多事情至今未能搞清楚”。丹尼尔·斯特恩也认为,“这场骚乱始终是个谜。”

游行队伍向议会大厦挺进。

前面的人举着“中央共和社”的旗子,走近大桥。桥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别动队的士兵。他们反对声援波兰?不,他们与示威群众亲热地打招呼。队伍顺利地通过大桥。此时,一群身着工作服的陌生人加入了由布朗基率领的队伍。他们的形迹相当可疑,在马德莱娜广场时就已经引起拉斯拜尔的注意。他们是挑衅分子?布朗基来到铁栅栏前面。后面的人群继续向前涌。布朗基被挤得透不过气来,两眼直冒金星。铁门忽然打开了,有人在喊:

“让代表们进来!”

布朗基挤了进去…

代表门聚集在休息厅。布朗基在那里遇见了拉斯拜尔、索布里埃等人。示威群众蜂拥而至,直奔半圆形会议厅。

示威群众占领了会议大厅…

颇有意思的是率先冲进议会大厦的那批人的表现。关于这一点,我们手头有两份相当生动的材料。第一份是拉斯拜尔提供的:“当我走进第一间大厅时,遇到了20多名衣冠楚楚的激进分子。他们砸坏了室内的一切陈设。”另一分材料来自坎旦—博沙尔。他在一群“打砸抢分子”中间一眼认出了他以前认识的、经常跟随巴黎市长外出的一名警察:“我要求他立即制止这种混乱局面;他只是对我笑笑,什么话也没有说。”拉斯拜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认出许多警察局的人。”

警察局的人在那里干什么?

——《永远抗争》

中国的外国的坏蛋一直很狡猾。怎么办呢?


#13

据一篇文章说,当年不仅有工人学生,还有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朝军车扔燃烧瓶之类的事应该都是他们干的;估计是他们认为情况不妙,准备起义了。
然而学生却不配合他们,抓住了运武器的竟连武器和人都往公安局送!军队都开枪了,还要坚持愚蠢的和平合法原则,甚至到了撤离广场时还不敢喊打倒邓笑贫,比起光州市民来,都差远了,这样看来,他们才是导致这场运动彻底失败以及人民丧失言论自由的罪魁祸首!
我认为吧,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安那其主义,都比自由主义容易成功,因为他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非法斗争比合法斗争有效。不信的话,那么试问,20世纪以来,又有哪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国家,是靠着纯暴力革命,成为了自由主义国家的呢?


#14

这话说得对,如果群众不改造自我,自己就渴望资产阶级生活,那就谈不上自觉地支持无产阶级专政


#15

本来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都倾向于和平改良,毕竟暴力革命很可能会侵犯私有制,而威权政府和平改良成为自由主义的例子却很多。


#16

保留私有制,保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关起门来过自己小日子的想法,根本不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命运,殊不知世界愈发的连为一体,资产阶级不占据最后一个角落不榨光最后一丝血汗,怎么会放过他们呢,自由主义的自由,可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的自由,而无产阶级要反抗,那就又成了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和屠杀的自由了


#17

一场没有前途的运动。虽然可以理解,但理解不等于承认。这句话不论对中共还是对自由派,都是一样的。


#18

“大家是怎么看八九的”在此题目下,“捷尔任斯基”的贴子,应该作为主贴。“捷尔任斯基”的贴子分析得比较全面、客观,值得一读。而邓小平的反动叫嚣应作为批判材料的附件。


#19

新的社会因而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由于推翻了旧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并且劳动人民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权利,就不可能再按照与“正常的”压迫社会一样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力了。另一方面,革命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逐渐形成了。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保证,新的社会也就不能够存在下去。
这个矛盾既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革命,摧毁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压迫阶级,使劳动人民掌握社会和经济权力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剥夺劳动人民在革命中赢得的广泛的社会权利,回到压迫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解决。到底是用第一种方式还是用第二种方式来解决,取决于历史上各阶级之间的实际斗争。在中国,这一斗争集中表现为文化大革命。
……
但是,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停止。正相反,统治阶级要把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制度强加到劳动人民头上,不经过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些斗争在1989年革命中达到了高潮。
1989年革命的失败证明,由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充当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是完全不合格的。跟随他们,中国的劳动人民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中国劳动人民必须从统治阶级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就是说,革命社会主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引自《中资发展与阶级斗争》


#20

所以说这场运动性质是自由派运动?不仅反中修,而且反毛,反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邓哥布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没有做错?我们该持什么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