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修外传——傅保彩

文革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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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出自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老实话》编《遵义曙光》,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 文字由VOM-OCR小组整理发布


目录

第一回 老瀚林广安行霸道 新政委崇义开小差
第二回 洩私忿李右整邓“左” 乞“团结”奴才捧独夫
第三回 黎城会邓机泼冷水 百团战彭贼背中央
第四回 斗温村直言受围攻 入中原小平屡犯右
第五回 共痛痒匪霸受窝藏 同腥臭资地蒙偏爱
第六回 吠红日赫秃得高徒 纵叛匪麻山开恶例
第七回 入清华修徒演修经 游遵义骗子耍骗术
第八回 刮五风邓修乱吹牛 藏祸心黑帮假蹲点
第九回 畅观楼上下妖风紧 北大园里外杀声高
第十回 革命左派造反有理 反动死党插翅难逃



第一回

老瀚林广安行霸道 新政委崇义开小差|返回目录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型、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一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些科学论断是何等英明啊:看如今: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

《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说得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问题。”

本小说将把邓小平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恶的一生向读者介绍一二,以供批判。

水有源,树有根,话说清朝乾隆间四川广安县协兴场出了一个颇负盛名的翰林,名叫邓时敏,官至大理寺正卿,显赫一时。晚年老朽,奉诏告老还乡,却成了广安一霸。此公腐儒出身,自然满嘴之乎者也,仁义道德,可明里暗里;干的全是男盗女娼的勾当。其横行不法,鱼肉乡民之事,真乃罄竹难书。广大农民群众忍无可忍,终于聚众起义,剁此老贼于乱锄之下,为广安除一大害,远近闻者无不称快。可是自古有言,“官官相卫”。此事非同小可,朝廷为之震惊,急忙遣兵讨伐。起义农民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这次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被镇压下去了。而邓氏仗官府之势,仍然保持得封建的霸权和血腥的统治,此后世代相传,亦多是“书香门第”,其实说穿了也就恶霸官僚。一百五十年过去,传到清末,已经逐渐向地痞流氓转化,那时最嚣张的要算邓文明了。此人乃酒鬼、烟鬼、赌鬼、兼色鬼,自幼参加“哥老会”,后为协兴场“仁”字号掌旗大爷,更串通管府,勾结匪盗,横行乡里,敲诈勒索,堪称一霸,是以有绰号曰“牛角胡子”。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邓文明巴结上土军阀罗泽州,任广安团练局长,八县联团参事等职,血腥镇压了由共产党员廖玉碧同志领导的“川北民军”起义,致使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辆牲于邓胡子手下。至今,川北人民提及此事,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却说邓胡子凭借其祖传的剥削搜刮本事,连抢带骗,霸占了许多田产,先后要妻室四房,生得四男三女。大凡封建门第,都溺爱长子幼女,邓门自不例外。只可惜长子小平身长不过五尺,其貌不扬,实属美中不足。幸而少有“大志”,每读家谱及清嘉庆所颁册封邓时敏为大理寺正卿的诏书,必喟然感叹,立志要重振家声,必欲与其老祖宗媲美。邓胡子自然大为赞赏。小平那厮多少也有点“聪明”,虽然是浪荡公子,未免好吃懒做,却也能在踢球打弹之余读点孔孟之书。

一九一九年,眼看小平已经十六岁,邓胡子打听到重庆有个留法预备班,收费低廉,唸两年以后就可以留洋。那邓胡子是多少见过点世面的,知道许多大官都是留过洋回来的,心想:“我家小平早有鱼跃龙门之念头,不妨把他送到重庆厮混两年看看,等喝过洋墨水回来,到省里混个官儿当当,那时咱不就有权有势了吗?”于是,与长子商量,小平听说可以留洋,自然正中下怀,便高高兴兴卷起铺盖到重庆去了。寒来暑往,秋去冬来,转眼间两年期满,果然和别人一起到了法国的蒙达尼。第二年春,旅法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了,当时习惯称C·Y·支部。进步的留学生都纷纷要求加人。邓小平那厮听到“共产主义”几个字,马上就联想到家里那些剥削得来的坛坛罐罐要保不住,故足有十二分反感。可是眼看认识的人都一个个加入了,自己不参加又怕戴上顶落后帽子,将来也“吃不开”,只好硬了头皮:“算我一个”。但以后他倒觉得钻进组织内有“利”可图,因此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便拼命往共产党内钻,第二年果然混进来了。接着,党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至此,邓修自以为留了两国的学,马列主义的书也念了一些,已经很“革命”了。其实,他本来就是抱着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的念头来的,所以虽然多少学了点革命的理论,但根本没有触动他的灵魂,世界观原封未动,阶级立场和他的地主老子完全一样。

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革命的前夜,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于上海召开后,接着就掀起了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北伐战争即将开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邓小平那厮暗想:这是飞黄腾达的时机,今日不一显身手,更待何时。于是急忙从苏联赶将回来,到得军阀冯玉祥部下,任党代表。你道邓小平的党代表是如何当的?有诗为证:

“但求官与饷,不问兵和枪。干尽荒唐事,终归逃落荒。”

此诗怎解?原来邓小平这个党代表,可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毛主席经常教导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邓小平那厮有饷便是爹,从来不抓枪杆子,把军队拱手相让。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冯玉祥露了本性,投靠于蒋该死门下,参与了反共的勾当,第一件事就是将邓某押将起来。邓小平此时唯恐狗命不保,露出一付奴才相,连叫饶命。冯某本来想一杀了之,但一转念,见这一小矮子窝窝囊囊,以为他成不了大器,放了也无妨,反而显得自己“宽宏大量”,故姑且饶他一命。他逃命出来之后,急忙投靠李立三而去。

却说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我党在广西百色策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第七军,军长是张云逸同志,党派邓小平去当政治委员。

这时,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污蔑毛主席在长期斗争中用主要力量去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革命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云云。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把准了中国革命的航程,在艰苦的环境中,和“立三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得到了发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

相反,邓小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一九三O年七月,邓从上海回右江,马上按“立三路线”制定者的指示,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令“红七军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广东军阀北上增援”,率师东征。一路上又忠实地执行“见城必攻,遇敌必打”的“左”倾冒险计划,给我部队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历时半年之久,到次年一月,红七军到达广东的乐昌。此时军力已有很大削弱,在强渡武水时,不幸又被敌截断,邓与张云逸同志失去联系,只得率55团和军直一小部分向北经仁化、南雄出小梅关抵江西的崇义进行休整。

一日,邓去距崇义60多里的杰坝与特委接头,顺便探望伤号。不料上犹方面的敌军向我猛攻,我军撤至营前镇,仍在奋力血战。在此危念的时刻,战士急切盼望政委及早返回,自然,还都在替政委能否安全归队担心,早派得侦察员前去迎接。而此刻邓政委也确实已在归途之中,当他走到离崇义还有廿里地的一个山上时,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登时吓得脸色惨白,双腿发软。心想,好不容易从冯玉祥刀下脱险,在这里葬送了锦绣前程未免不值,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活命要紧。于是抽出纸笔,写下寥寥数语云:“我今天由杰坝回崇义,在途中的一个高山上听到枪声很激烈,估计你们已经撤退,我赶不上部队了,这里离井冈山不远,前去没有困难,你们可前往那里与该红军会师。”写到这里,自己感到开小差“理由”实在不足,想了一会,遂添上一句:“我拟乘此机会,回中央汇报红七军的情况”。写毕封好后,立即交给通讯员,让他去赶那在信中明明说是“赶不上”的部队,自己却向后转,大踏步地直奔香港而去。

但我英勇的红七军战士,并没有由于政委开了小差而气馁,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战,被敌截断的部队终于在五月到达永新,与军长张云逸同志胜利会师。这时,红七军开了党代会,代理政委许卓同志严正指出:“邓小平不在紧急关头,没有得到组织许可,擅自离开部队,是逃跑行为。”清算了邓的错误之后,红七军又继续前进了。八月到达了中央苏区,来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而那位去“中央汇报”的邓政委却已为炮火吓破了胆,心想:参加“革命”,本想搞个一官半职,以图荣华富贵,实没想到如此艰苦,更不知革命何日才能成功。而人生几何,今日既然溜了号何不先受用一番。于是他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着实地享受了几个月的清福。真是:

追名逐利如虎,遇险临危如鼠。吃喝玩乐第一,生平丑事难数。

后来恶讯传来,谓其妻张茜元在上海难产,危在旦夕,才急忙乘海轮去沪。要知毕竟张茜元性命如何,带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洩私忿李右整邓“左” 乞“团结”奴才捧独夫|返回目录

上回说到一九三一年初邓小平在崇义之战中溜了号逃到香港。后问说张茜元难产,逐急忙离港去沪。到得上海,张茜元已经一命呜呼。邓在上海除了料理丧事之外,就与连襟徐冰终日吃喝玩乐,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早把红七军的斗争置于脑后了。

事隔不久,上海的白区工作,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很大的失败,最后在上海站不住脚了,李立三等人只得离开上海转到苏区。邓小平也在这时候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会寻安中心县的县委书记。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路线。但是以王明为首的“左”倾路线却在党内暂时占领了统治地位,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借口反对“立三路线”,实际上执行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路线,一方面大量提拔那些“左”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甚至借口反对“立三路线”来打击一些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好同志。

到一九三三年后,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点。这时,李维汉以中央组织干事的身份到得会寻安中心县,领导该县的所谓反“立三路线”的斗争。

李维汉与邓小平是老相识了。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同在汉口我党的机关工作,还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可这次巧会,却是相见如仇。原因何在呢?前面已经说过,邓在红七军中一贯积极推行“立三路线”,而李维汉却是受“立三路线”打击过的,正一肚子私愁要找地方发;于是乘机大整邓小平,罢其官,撤其职。

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使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共产党为了抗日救亡,毅然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于一九三四年开始长征。这时被罢了官的邓小平作为宣传干事随行。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扭转局势、挽救中国革命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清算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也为受王明路线错误地打击的同志平了反。因此,在江西反“立三路线”时,“毛、谢、古、邓事件”的受害者也得到平反。其实,毛泽潭、谢维峻、古柏三同志是多年来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好同志,不愧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邓某则不然,一向是“立三路线”的忠实信徒。可是这次却得以沾他人之光,滥竽充数,挣得一笔政治资本,成为军团政治部属下的宣传部部长。

此时邓某本应吸取历史教训,努力工作,将功赎罪。何况,在艰苦长征行军中,宣传鼓动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宣传部长的职责是不轻的。可是邓某花花公子的本性不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具体工作皆由宣传干事负责,宣传队更有队长领着随前卫部队先行。邓部长心广体胖,所关心的事只有三件,乃是小五义、麻将牌,与吹牛皮也。

原来在行军途中,邓部长在马背上“无事可干”,遂终日以“小五义”消磨时光,故有人称他为穿军装之张果老。部队宿营休息时,则以麻将消遣,每局必至深夜,以致第二天启程时尚睡眼惺忪,摇摇晃晃。一旦小说看腻,又苦无打牌的条件时,邓乃鼓起其如簧之舌,行“宣传”之职责。但见他,大至天文地理,小至抓手惯窃,无所不说,无所不谈,所以自称是“牛皮公司总经理”。读者若问其“宣传”技巧从何处学来,乃年轻时在四川茶馆中训练有素之故。读者可能不信,但却有他本人的话为证。请看在三十年后,群众要改革旧茶馆时,邓修还不肯割爱,为之辩解说:“坐茶馆聊天很有好处。四川有不少人很善谈,就是从茶馆里培养出来的”。故有诗曰:

“三十而立”看邓修,能拍会捧善吹牛。
借问恩师何姓氏?重庆茶馆广安楼。

闲话休提。却说我英雄的红军经历了万水千山,跨过了两万五千里征途,在一九三五年底胜利到达陕北,开辟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反共政策,得寸进尺,对我国土蚕食鲸吞,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开始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为此,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即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计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零师及一二九师。

然而,平津陷落后,国民党军队问风丧胆,狼狈南逃。我八路军却以中流砥柱之势挺进华北,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雁门关、阳明堡等捷报也给日泡以迎头痛击。接着一二九师主力挺进太行山区,在七互村、黄崖底、广阳等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军威大振。从此,进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创建时期。这时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同志,政委是张浩同志。不幸的是,张浩同志不久便病逝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其职务由邓小平接替。

读者已经知道,这个邓小平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右得够呛,差点因此丢了小命。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时跟着李立三又“左”得出奇,结果李维汉乘机报复、大滤私仇,把他整得死去活来。现在到了抗日战时期,又回过来右得可怕了,简直成了国民党在我军的代理人。

本来,早在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时,已经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但是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机会主义分子违抗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一些由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损失。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战胜了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在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有斗争、有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然而就是在这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之流仍然置若罔闻,在敌后根据地继续推行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

请看: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所部之徐团,于河北束鹿宋家店袭击参加束鹿战斗的八路军某部三营九连失去联络的人员,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昌等二十一人惨遭杀害,称为“束鹿事件”。面对烈士的患骨和热血,邓某竟然无动于衷。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月之后,邓某那厮竟于冀南行政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进一步向国民党摇尾求爱。先听听他的开场白:“……我们冀南同胞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愧是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旗下的国民。……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致地站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掀起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为保卫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田园,为国家,为家乡而奋斗!”

接着,邓某又大肆兜售其实为阶级投降的“阶级团结”。说道:“国家亡了,不管你是地主或资本家,工农或小资产阶级,都逃不了亡国奴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只有在青天白日旗的下面,才有生命财产和自由。为了保卫国家不当亡国奴,只有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的团结起来。”并且惟恐蒋该死不了解他的一片“忠心”,“诚恳”地表白说:“我们郑重声明:共产党不但没有制造过阶级斗争,而且我们恰恰主张阶级团结。我们不但主张阶级团结,而且过去在冀南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没有离开过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简直是一个国民党的幕僚说客,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这篇奇文,通篇不提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各民族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却大肆歌歌颂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国民党,不讲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却高喊什么“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的团结。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因为邓小平不“制造阶级斗争”而停止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四个月后,即三九年五月五目,发生了“回民连事件”。邓所部的一二九师某部回民连奉命破击馆陶、大名间的公路,到达馆陶善乐镇时,为国民党军队所袭击,我军六十余人被解除武装。邓某非但不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反而在十天之后,即五月十五日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抛出了《在敌后方面的两条路线》一文,把我八路军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与日寇、汉奸、蒋贼浴血奋战得来的成果都记在蒋该死的名下,说什么:“八路军之所以能够把一个破碎的局面,收拾起来,并使之日益壮大,成为敌人心腹之患,成为坚持抗战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个部分,便是由于它真正执行了三民主义的路线,真正执行了蒋委员长的指示。”今后怎么办?他提出:“一切都以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及蒋委员长的指示为准绳,并使之具体的实现于敌后方。”“我国军民要坚持青天白日旗的抗日政权……”实在是认贼作父。

正是由于彭德怀、邓小等人严重右倾;使国民党顽固派得以为所欲为。随着这篇臭文而来的是:六月,发生了“平江惨案”,国民党反动派又惨杀我新四军、八路军干部;八月,混入党内的暗害分子王须仁,杀害我大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国民党顽固派冯子固、耿继勋等部乘机将我驻在铜山县北千里井村的铜北办事处和独立营的一个连二百余人包围消灭,我被迫退出铜北地区;九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将其对共产党的政策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发布了《处理共党问题的实施方案》。阎锡山更发动了“十二月政变”,在阳城、晋城、浮山、壶关等地,先后制造了一系列血腥反革命事件,杀害我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从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阶级斗争的严重关头,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伟夫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以无限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而是更加英勇地战斗!

一九四零年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指示。正确地指出:“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么,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群众抗日的铁流滚滚向前,谁也阻挡不住。抗日军民在冀南打了石友三,在太行打了鹿钟麟、朱怀冰,在冀中打了张荫梧,在山东打了秦启荣、于学志、沈鸿烈,终于巩固了晋冀鲁豫红色根据地。蒋匪帮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破产了。正是:

主席英明稳领航,何愁妖雾恶澜狂。奴颜懦怯千夫指,捐躯壮烈万世芳。铁流行军军威猛,尖刀插敌敌胆丧。休看小米、步枪简,指日全歼日、蒋、汪。

但是,正当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再接再励,摧毁敌伪政权的大好时机,邓某却又一次被大好革命形势吓得目瞪口呆,于是在四月份又搞了一个把革命拉向右转的大阴谋。欲知详情,带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黎城会邓机泼冷水 百团战彭贼背中央|返回目录

话说一九四零年初,华北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群众压抑不住对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同时,减租减息,争取民主、民生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如此一片大好形势却吓得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昏了头脑,慌了手脚,生怕扰乱了他们和国民党“团结”的好梦。于是在四月,由邓小主持一个北方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干会议,即黎城会议。会上杨尚昆、邓小平等人充当了假洋鬼子的可耻角色,大肆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

其时,毛主席刚刚在延安党的高干会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的报告,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又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这话是对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的严厉批评。邓修明明已经知道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主席的批评也确实打中了他的要害,只是他一向就不听毛主席的话,所以非但不在会议上传达,反而变本加厉,伙同当时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大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以取中间势力为中心环节”等投降主义路线。据此,又提出了“区无杀人权,县无捕人权”这样的反动口号,制订了“杀人反座”的投降政策。他们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我爱国军民的血淋淋事实,用这些反动的清规戒律,捆住爱国者的手脚,只准任人宰割,而反抗者倒有罪!

更有可笑的,他们提出对伪军宣传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实际上是说“当汉奸并不可耻,安心去干吧!”难怪当时汉奸、特务横行无忌,竟然作歌曰:

区无杀人权,县无捕人权。专署有鬼在,我们无人管。

黎城会议开过后,彭德怀、杨尚昆、邓小平等为了表明其“效忠”于国民党政府,于同年八月,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搞了个“百团大战”。其实质是倾我八路军绝大部分力量去牵制日寇向国民党的正面进攻,从而达到保卫西安、重庆、昆明的目的,使蒋该死得以安心住在峨眉山上,坐待胜利来临。这是他们阶级投降主义面目的又一大暴露。

本来在四零年七月,抗战三周年时,党中央已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必须揭露国民党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危险性,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与这种危险作斗争,争取国民党的多数继续与我合作,团结抗战,集中力量打击真正的投降派。必须有计划地细心地组织根据地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继续发展、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的力量。从而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支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但彭德怀违抗中央指示,一意孤行,合一百一十五个团,四十万大军,在五千里漫长的战线上,于八月二十日全线出击,作战地区遍及华北各省,历时三个月,大小战役达一千八百余次。由于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杀敌,果然给日伪以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计毙、伤、俘日伪军各两万余人,破坏敌交通线约两千公里,拔除敌大小据点近三千个。但我军伤亡也很大,损失一时难以恢复。从战路上讲更失策的是暴露了我方的力量,使日寇更加警惕和进一步认识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对他们的成胁,从而加紧了对我的反扑和进攻。从此每年五月,日寇必然对我进行一次大扫荡。面我游击队都已经大量地用以补充正规军,使敌人得以乘虚而入,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进行灭绝人性的破坏摧残。大搞什么“梳子战术”,“铁壁合围”,公路如网,碉堡如林,晋冀鲁豫三年蓬勃发展的形势,从此暂时进入一个退缩的局面。难怪蒋该死在峨眉山上赶紧拍手叫好,发下了“嘉奖令”,连叫“再来一个”。因此,“百团大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完金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党中央、毛主席很不赞成百团大战,后来在延安做了结论。毛主席还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批评道:“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这都是针对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之流说的。后人有诗骂这些人道:

奴颜卑膝乞团结,驱使我军保妖孽。最高指示拒执行,致使黎民遭浩劫。

但邓小平执迷不悟,他跟彭德怀是跟定了。他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迎接一九四一年》的文章,再一次肯定百团大战并向蒋贼献媚眼。他写道:“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迫使日寇不得不去考虑到正面进攻中的后方问题,而被迫停止正面进攻,转到敌后进行反扫荡,正面进攻的企图被击破了。(按:正中峨眉山上蒋贼的下怀。)日寇又采取政治诱降的政策,于是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危险又降临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伴着这式严重危险而来的,是国内亲日派内战挑拨者的活跃。这些混蛋在日寇指使下,拼命挑拨反共的内战,企图用内战方式,置“统帅”(按:邓心目中的“统帅”,人民心目中的公敌!)于火护之上(按:怪哉!蒋贼不是内战的元凶,只不过是有人欲置“统帅”于火炉之上!)……”难怪有人看过后在其上批注曰:

认贼作父。倾江河湖海,方洗阶级耻辱。倒行逆施。遍古今中外,难找狗屁奇文!

然而邓小平之流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对革命形势的严重损失,终于受到了党中央的严厉批评。邓小平不得不在四三年初以太行分局书记的身份在河南涉县温村召集了一次分局高干会议,以总结工作,研究任务。

在温村会议上,邓先作了个《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又臭又长,滔滔不绝,却不提毛主席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英明指示与论断,更谈不上用毛泽东思想去检查前一阶段的工作了。他轻描淡写地承认“在言论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针,还缺乏深刻地了解,这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仅仅是‘不慎重’画?)”又说“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彭总副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导,(按:事到如今,还在包庇朱、彭的错误;对自己的错误就更不会真正有所认识了。)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但一到我们对中央和上级指示了解不够的时候,(按:根本不是了解不够,而是拒不执行。)就要发生错误。如对游击战认识不够,对敌占区的工作忽视,影响很大,损失不小。(按:在事实面前,实在难以抵赖。)”

由于邓等对错误毫不认识,有部分同志便起来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斗争。他们指出:在太行区政府中的党员没有群众观念,某些党员不关心群众,立场不稳,阶级意识模糊。还对黎城会议的严重右倾提出了深刻的揭露与批评。邓小平之流却恼羞成怒,反而倒打一耙。要知详情,下回自有分晓。

第四回

斗温村直言受围攻 入中原小平屡犯右|返回目录

上回说到,在温村会议上,邓小平对自己的错误非但丝毫没有认识,反而百般包庇乃至吹捧反党分子彭德怀。有部分同志起来批评邓小平之流一向对抗毛主席,不关心群众,不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立场不稳,阶级意识模糊等错误。如在黎城会议之前,他们在“把敌占区变成殖民地”这种观点支配下,对敌占区实行“需索政策”,结果在人民中产生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军的政治声望;但黎城会议之后,反掉了“把敌占区变成殖民地”的观点,却又对敌占区的工作不闻不问。又如邓、彭之流在边区根本就不发动群众,在减租减息方面好像是给群众以恩赐,以致有好些地方明减暗不减等等。无奈这些人向来一意孤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于是恼羞成怒,一个个跳将出来,“痛加驳斥”。尤以罗瑞卿反攻最甚,态度最劣。但见他唾沫横飞,声色俱厉地嚷道:“什么?!北方局没发动群众?北方局没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么说,华北根据地是上帝送的啰:岂有此理:”接着又使出其倒打一耙的拿手绝招:“你们说,黎城会议是泼了冷水。不对,我的同志!泼冷水的问题,在黎城会议上你是找不出来的。这是执行上的错误。下边的同志还是多作些自我检查吧!”他越说越起劲,终于骂人了:“哈,你们这些人,总以为左比右好,其实你们是些涂红的妓女。”邓、彭两人自然也紧紧跟上,这三家村互相依托,利用职权负隅顽抗。温村会议经过激烈的路线斗争,终于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从此,邓、罗诸人把具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视如眼中钉,肉中刺。恰好中央已经指示要进行整风,会后,就由彭德怀出面把他们留在党校参加整风。其实是趁机加以打击。

本来,这次整风,应该彻底清算1931——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错误,可是邓小平竟然还把王明的一度流毒很大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作为整风文件,广为散发,只提学习,不提批判,公然与党中央的整风方针唱反调。

其实,他们这次整风是假,整人是真。在这期间,他们利用叛徒刘锡伍、杨献珍等大整别人。正是:

早结死党排异己,久存复辟变天心。

如此整风,自然谈不上对邓小平之流的灵魂能有所触及。相反,他们一伙死党在整别人的同时,抬高自己,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更有一丘之貉刘少奇在上面为之提携,一时间平步青云。以致一九四五年七大时邓某得以成为中央委员。从此该人更飞扬跋扈,上不听中央,下不信群众,打击同志,重用坏蛋,自成独立王国,继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却说日寇投降以前,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看透了国民党根本没有和的诚意。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毛主席为新华社写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同一天,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可是一贯右倾的邓小平对如此重要的指示仍然置若罔闻,高枕无忧,大做共和平的美梦,急令地方部队转为生产,大量复员。结果,四六年六月末,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协助下准备就绪,就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而晋冀鲁豫的一些地方还处于无准备状态,十分被动。此时赖有毛主席掌稳航向,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边区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有计划的战略退却。遂使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四六年七月到四七年六月),得以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及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之伟大战果。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毛主席又指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恢复失地。”据此,四七年六月三日,晋冀鲁豫边区野战军南渡黄河,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二十一天之内接连消灭蒋匪四个师部,九个半旅,计六万余人。然后按中央指示,分东西两路,向中原挺进。又二十余天,已深入大别山,迫至长江沿岸,使战线向前跃进了一千华里,这是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当下邓某亦随军到了大别山区,任中原分局书记。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到了新的地区,能否好一点呢?让事实来回答吧!

毛主席当时在杨家沟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封建的剥削制度。”但邓某一再违背最高指示,他不是发动贫下中农起来闹革命,却搞什么“走马点火”,到处分浮财,大量地损害中农的利益。在工商业政策上,把地富的那部分工商业,也借着打击官僚资本的名义,进行没收,影响新区社会经济的活动。更今人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然依靠那些原来的保甲长等筹粮筹款。这些家伙原来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解放军来了,少不免慌作一团。今见解放军仍然如此重用他们,遂乃故态复萌,再度作威作福,鱼肉乡里,有的还席卷粮款,转移财产,逃之天天。使军民关系受到一定的损害。

这些错误,自有中央及早觉察,及时给予纠正。革命的行程,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下,真是一日千里,滚滚向前。四八年底,从晋冀鲁豫边区来的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一起,发动了威震中外的淮海战役。

这一战役也和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一样,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请读者翻开毛选第四卷,看看《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就可知毛主席对该战役的布置考虑得多么仔细!到战斗紧张时,毛主席更是彻夜不眠,最多时一天要发出二十几个电报,不仅直接指挥到每个梯队的行动,连后备部队如何使用,战士如何休息都作了详尽的指示。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使得这一战役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加速了蒋匪帮的灭亡。可是,邓小平却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是万万办不到的。

说话之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蒋家王朝完蛋了。此时,二野和三野集结在华东区,成立了华东局。由于刘修的赏识,邓修得以成为华东局第一书记。无奈此人右性难改,又一次违背主席的教导,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专讲团结,不讲斗争;专讲妥协迁就,不讲党的革命原则。特别是对待资产阶级方面最为露骨。你看他在解决劳资纠纷时怎么说的:“要大家(按:大家者,劳资双方也)相互商量,先资方,后劳方,不能解决再到政府,用合理的方法;(按:既然先资方,后劳方,何合理之有?)不能站在哪一边(按:共产党员还有阶级立场没有?)……”又下令:“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有理无理,有理三百板,无理板三百!”

幸好,过不了几个月,二野奉令进军大西南,邓修也跟着走了。为此事邓小平着实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不过最后还是欢喜万分。有分说:

恋苏杭宁沪,浪子实爱繁华。入黔蜀康滇,野心欲谋不轨。欲知详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共痛痒匪霸受窝藏 同腥臭资地蒙偏爱|返回目录

却说四九年九月,中央命令二野进军大西南。这是民族的希望,人民的希望。邓小平那厮一向追求吃喝玩乐,今日当上了华东局第一书记,眼看南京上海这些金粉豪华,物阜民丰的胜地都归他掌握,好不高兴;况且九年前刚刚娶得夫人卓琳,但妻室儿女一直随军转战,未能畅聚天伦;实指望能长此下去,着实受用一番。无奈军令如山,不可违抗,只好收拾细软,举家同行。临行之前,却想起一桩事,急忙到永安公司购得瑞士表两块,外加儿童自行车,玩具汽车等洋玩具若干。乐得当下都是供给制,自有公家报销不在话下。

说话之间,已在行军途中,邓某一再思量,忽地心中豁然开朗,觉得此次西南之行,实是利多弊少。从近处看来:他老家那些作恶多端的父母兄弟;人民早已惧之人骨,今解放大军一入西南,在覆巢之下,岂能完卵?今若有邓某在此坐镇,定能转危为安,逢凶化吉。从远处看,西南地处边陲,形势险要,又为天府之国,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正山高中央远,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将来网罗党羽若干,何愁当不了土皇帝!想罢,欢喜万分;打点精神,兼程赶路。可笑那些国民党残匪,慑于我解放军的威望,早已问风丧胆。我军所向披靡,势如卷席。到十一月三十日,解放了重庆。这时邓小平又窃据了西南大区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市长等要职。

革命浪潮汹涌澎湃,顷刻间土改、镇反、清匪、清霸等运动接踵而来。事不宜迟,邓某在重庆刚刚稳住,便马上差人去奉节,令当了国民党奉节县民政科长的三弟邓蜀屏是夜赴渝,密议家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蜀屏得计后,连忙潜回广安。临行之际,邓修授以全家照片一张,告曰:“你凭着这张照片,就是自由出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执照了。”不久,邓蜀屏便领着老婆、第四号后娘夏氏及大姐邓先烈夫妇等一大群恶霸地主,拖儿带女,投奔重庆而来。邓修一见诸人平安到达,十分高兴,当即对着比他仅大两岁的后娘夏氏立正,举手行一军礼。然后毕恭毕敬,迎入内室。此后,这些牛鬼蛇神与邓修同起居,共饮宴,出有车,食有鱼,享尽人间豪华。邓修感到遗憾的是其狗父邓胡子已于十二年前死于非命,来不及享受孝子贤媳的供奉了。

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番邓蜀屏是何许人物。原来那厮在解放前先后担任过联保主任、乡长、区长、“救济”院长、县参议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袍哥大爷,解放前夕当了奉节县民政科长,反动报纸《民生日报》经理,不愧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条忠实的小走狗。在这些日子里,他仗势欺人;横行乡里,勾结土匪,联络会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故有“三王爷”之称。民愤之大,较其狗父有过之而无不及。贫下中农都异口同声地说:“解放初,要不是这家伙腿快,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

邓三潜逃后,广安的贫下中农当即四处搜索这厮的下落,都渺无音讯。后来听说在重庆,又派出五位民兵去追捕,可是邓修竟然当面撒谎,硬说邓蜀屏没来过重庆。众民兵只好空手回去。

不过,邓修也知道窝藏反革命终非长久之策,遂令邓三更名换姓,自称“徐初”伪造“革命历史”。邓修利用职权,将之塞进西南革大。半年后学习期满,派往贵州,混入我土改工作团,还窃据工作组组长职务。邓三是狗改不了吃屎,让他掌了工作组大权,就尽量包庇地富,打击我贫下中农,假土改之名,行倒算之实。此后更在邓修羽翼之下,官运享通,一直升到六枝县副县长。但那厮不时作恶多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顽固地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在革命群众的揭发斗争之下,原形毕露,广安的贫下中农亦闻讯提着梢棒赶来要“债”,至此这逃亡十七年的反革命分子,才感到日落西山,朝不虑夕,于今年三月中旬,畏罪自杀了。群众以“挽联”赠之曰:

为蒋贼鞠躬尽瘁,多端作恶,于今死有余辜!
与狗兄狼狈为奸,万年遗臭,恨未鞭尸三百。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不得不提一下的,倒是解放初期邓修在西南的“德政”。

何谓“德政”?原来邓某在西南搞了不到三年的光景,深得那些资本家爱戴,视为父母官。邓某在时,资本家高兴地说:“霓虹灯亮了”。邓某离开西南后,资本家无限留恋地说:“五一年前后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这自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当时邓某一贯主张对资本家要高价收买,说什么“我们主要是买了一批干部,(按:哪个阶级的干部?)这样可以解决我们的干部不够的问题。”又唯恐我党的干部对资方迁就、妥协不够,不厌其烦地说:“他们是旧人员,要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但是在尊重他们的基础上,使感情融合起来,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按:资本家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于是更提出“要改造他们,先安顿他们”那样的机会主义的口号。他不提两个阶级的斗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却说什么:“我们的党是代表一切人们的希望与光明的。(按:与赫秃的‘全民党’是一路货色)”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怪事就发生了。

却说四川有家私营民生航运公司。解放初期四川交通十分闭塞,该航运是联系外省的唯一交通命脉。公司经理是国民党反动政客,伪粮食部长卢作学。该卢某为了要胁我方,达到提高运价的目的,竟放空运行,宁愿以石头平衡底仓:也不肯按规定运价为国家运货。邓某那厮却认为此人有胆有识,可作国家“栋梁”,为了“买”得这个“干部”竟不惜给予巨额贷款,为之“解救困难”,“维持生产”。还给他准备好“乌纱帽”一顶;请他进西南军政委员会当个委员。只是由于人民反对,未得实现。

还有一桩事,解放前,在四川,提起宝元通这个“大宝号”,乃是无人不知的。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资本,在四川各重要城市都设得有分号。它的老板高就高在手段“文明”,杀人不见血。他们为了便于剥削职工,采用了职工入股的办法。借此吹噓大家都是“业主”,彼此彼此,好让职工发挥“主人翁”精神,为大老板卖命。这是一种更加阴险而又更加残酷的剥削方式。邓某十分欣赏大老板的高明手腕,顿时起了“怜才”的雅念。他认为宝元通内有大批我们所没有的、熟悉业务的商业“干部”,同时又有一套现成的营业机构。于是实行高价收买,宝元通那些破旧资产统统作价付款,大老板们个个都捞上一大把。更加严重的是宝元通一夜之间,招牌换记,成了居领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大批的资产阶级分子被委任为各级商业工作的领导人。无怪重庆一大老板高兴地作诗一首赠其友曰:

昨夜算盘响,今朝满载归。
脱却资方帽,换上干部衣。
我行仍我素,想入更非非。
贤哉邓市长,灯亮看虹霓。

邓某又唯恐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才干”发挥不出来,在市党代会上劝说道:“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安位子的工作,团结他们。位子安好后,有许多人士当部长、科长,我们同志当副的。一定要受人家领导,这是职务上的领导。另外一个是党的领导。这就是正确地执行政策。即使我们是正的,党外人士是副的,我们也要遇事商量,一切通过他们,充分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然而这些家伙本性难移,他们在社会主义商业机构中,沿袭资产阶级的经营作风,追逐利润,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欺骗领导,腐蚀职工,造成无穷祸患。

邓某与地富分子本是同根枝叶,因此更是十分“恩厚”。请听他在西南局党委会上的讲话。他说:“在减租运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出退押问题。这个问题对地主阶级打得最痛,也一定叫得最凶。(按:现身说法。)必须按照少奇同志(按:亦步亦趋。)在政协会上结论的四个办法加以处理。在退押问题上应主动地、适当地照顾富农、起义军人、民主人士、小土地出租者和确实困难的中小地主。(按:为“民’请命。)”又说:“对于地主有关退押违法的遗留问题,应尽速结束。原则是对一些小地主和一部分地主放宽,采取‘少’、‘不”两字解决。对于一部分中地主采取‘缓’‘少’两字解决,对于守法的大地主也不宜节外生枝。(按:想得周到。)对于那些顽抗的大地主必须坚持斗倒,但应宣布退罚数目,使之心中有底。(按:‘将心比心’。)……对地主的遗留问题采取这种政策,可以大大安定富农乃至中农的情绪,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很大好处。(按:希望寄托在谁身上?)面上也可以使地主心中有数,较快地拿出应该拿出的东西,借以继续解决贫雇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问题。(按:要地主拿出东西还得靠自愿,靠他们‘心中有数’吗?)”

在邓某这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西南地区的土改强调“和平”方式,不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冷冷清清。某些地区,特別是川北和云南更甚。据所谓搞得好的某县复查结果,地主没有被打倒的地区占全县12%;群众发动得不充分,地主没有被斗倒的“夹生饭”地区,占全县14%;两者共计1/4以上。总的说来,大批地富是漏划了。又据川北六四年四清时的不完全统计,漏划地富占18%。致使许多阶级异己分子钻进我基层政权,兴风作浪,图谋不轨;确实是后患无穷。

以上诸事足见邓氏“德政”为患之甚矣。

说话之间;已是一九五二年夏,邓奉调到政务院任三办主任,主管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临走之际,他却暗自盘算,这次去中央,必然升官无疑。再看西南这独立王国,两年多的经营也差不多了;自己走后,有李井泉、贺龙两个可靠心腹在,不必有所牵挂,今后每隔一两年回来关照一下,便万无一失;只是有一桩心愿未能实现。原来夫人卓琳原姓蒲氏,田身于昆明一个大资本家恶霸地主家庭,总算是门当户对。邓一直还未曾晋谒过岳父大人。现在调令已到,想去也来不及了。只好暂时放下,到北京再从长计议。到底是邓某老奸巨滑,刚到北京,就给媳妇找到“回门”的机会,而且十分排场,又别开生面。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第六回

吠红日赫秃得高徒 纵叛匪麻山开恶例|返回目录

话说五二年夏,邓某被调到政务院,自是满怀高兴。不过高兴之余也多少存点戒心。邓某暗地寻思:在西南我独霸一方,已成了土皇帝,凡事均可独断专行,目无中央,好不自在!再说卓琳也成了个土皇后,生活上穷奢极侈,遇事待人均可狐假狗威。若到了北京,仍然这般放肆,不要露出马脚。因此邓某少不对浑家关照一番道:“咱们在这儿是首长,到了北京可是‘脚长’了。说话办事可得当心点儿。”卓氏自然点头会意。不日便到北京上任去了,不必细叙。不过上一回说过,邓氏夫妇还有一桩省亲的心事未曾如愿。恰好这年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要开第四次会议,他便借口要回去总结工作,向中央告了个假,再凭着主管交通部门之便,竟弄来两架飞机,高高兴兴地浩浩荡荡地举家还乡了。读者当然会感到奇怪,邓氏一家最多不过十口,何以需要飞机两架?诸位有所不知,原来当地风俗习惯,姑娘嫁出去后,第一次坐牛车回家,必定要用两头牛拉。为的是落个:“成双成对”。现在坐的是飞机,固然神气,但也必须 “双飞比翼”。所以得要两机。反正人家是去“开会”,一切费用尽可以报而销之。到得西南兴师相迎,出廓扶将,自有一番排场,无需聒噪。

却说邓修回京后,就升任了政务院副总理。这下子,他自以为象点“首长”而不全是“脚长”了。因此说话也就慢慢放肆起来。再则实在按捺不住对地主富农的钟情,便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要为“绅”请命。于是五三年二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讨论选举法时,就破门而出,高叫对于地主阶级分子选举权的限制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不久的将来……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又说“对于富农分子,一般并不存在有无政治权利问题,即是说他们是有政治权利的。”刘修一听邓某也有如此高论,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自然倍加欣赏,不禁拍手叫好:心想此人才智也如此“少奇”,是寡人日后搞复辟的好搭档,必须及早提拔。因此三年之后,趁八大的时机,将邓修连升三级,捧到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事后,刘修又语出有因地说道:“我过去搞毛主席的个人崇拜,现在不搞了。我要搞邓小平的个人崇拜了。”真是:

刘修遇邓修,双貉聚一丘。

邓某既得刘修如此栽培,自然激涕零,早有对刘修报恩之意。从此,刘邓便结成死党,自立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更招降纳叛,发号施令,在我国大搞和平演变,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将我国改变颜色。先说在八大上,两人一唱一和,一前一后, 演了一出丑双簧。你道是何戏!原来刘修先在政治报告中着实把赫修捧了一番,埋下了伏笔。邓修紧紧跟上,和刘修互相呼应,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接着,学着赫秃子的调门,别有用心地说:“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会生活中有它的反映。”这还不满足,为进一步加强其影射的效果,便大肆攻击所谓“以集体领导的外衣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主观主义,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罪在不赦。舆论做够了,这厮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宣称:“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其实他早把“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和“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这两个极为关键的原则性的规定非常恶毒地分别从“总纲”和“党员义务”中删掉了。这廝到六O年还规定报刊上只提“毛主席著作”,不准提“毛泽东思想”;大肆攻击工农兵学毛著“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联系到他五九年以来就不向主席汇报工作,出国回来也不汇报,足见其狼子野心。

再说五六年在邓某的独立王国西南区发生了一件不算太小的烦事。其实,这个病根子早在他当西南土皇帝时就埋下了。

大家都知道,西南是蒋匪帮长期盘据的老巢。大大小小的特务、土匪、封建余孽遍布各地。所以当初二野进入西南后,清匪霸、肃反特的工作非常重要。而搞好这个工作,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毛主席一九四八年二月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一文中已经指明:“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可是邓某又反其道而行之,他在西南局委员会议上,大肆吹噓其“沿途地方团队(编者注:即反动的地主武装)允许其立功赎罪,暂维持地方秩序,不采取单纯地收枪遣散的办法。”正说明邓某对这些反动的地主武装和万恶的强盜士匪一贯的右倾投降,只热衷于搞上层的“统战”工作,大量“招安”留用。殊不知这些人是慑于我党我军的威力,不得已才假投降、假起义,一有机会就举行武装叛乱。这些叛匪解放初曾一度占领过贵州的多数县城,大量杀人越货,猖獗一时。正是由于隐患未除,一九五六年又爆发了“麻山事件”。这是苗族一些上层头人中的反革命分子、土匪等挑拨民族关系,发动的又起武装叛乱。结果杀害了我革命干部和群众多人。当地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平乱;可是贵州省委内以邓修老部下周兴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不以为然,按着邓某的老法子仍然坚持用“招安”解决。更荒唐的是他们还组织了“慰问团”去慰问土匪,真是“为虎捉虱”。害得慰问团的团员险遭毒手。后来还是解放军坚决平乱,勇擒匪首,才压了下去。这本来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是周兴之辈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想到这是违反邓某一向的“政令”的,连忙给匪首松了绑,再三表示歉意,然后设宴款待,聊以压惊,再使之到贵阳等地参观,以示鼓励。另一方面却处分我军坚决镇压叛匪的指挥员,把一位营长撤了职。一赏一罚,爱恨何等分明!贵州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兴等还自鸣得意,总结了一份“善后”报告,送到邓某处, 邀功求赏。不出所料,邓某倍加推崇,立即批发到全国作为处理民族地区暴乱的“好榜样”。真叫人啼笑皆非。因此到五九年在邓某亲自过问的西藏竟发生了大规模反革命叛乱,这决不是偶然的。

再说,苏共二十大收场不久,由于赫秃背叛,帝修勾结,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共的高潮。波、匈事件闹过后,国内一些右派分子也蠢蠢欲动,直到赤膊上阵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无所不用其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然更按捺不住,于是刘修邓修双双粉墨登场,一唱一和,各有分工。要知邓某放了什么毒,下回自有分解。

第七回

入清华修徒演修经 游遵义骗子耍骗术|返回目录

上回讲到刘邓两修在八大上合演了一出吹捧赫秃、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剧。接着便是国际国内一股反共妖风,滚滚而来。刘邓自以为气候大好,自然跳将出来。

五七年一月十二日,邓某跑到清华大学,对着一万多师生员工,口若悬河。他再三宣扬苏联阶级已经消灭了,说斯大林的错误是“阶级消灭后强调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社会主义胜利了,专政机器应该衰退了减弱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等等等等。完全充当了赫鲁晓夫的传声筒。

毛主席教导我们,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可是邓修却说:“美国为什么能在台湾胡搞?就因为我们没有导弹,没有原子弹。……帝国主义怕不怕我们呢?我看不怎么怕。”公然宣扬唯武器论,与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大唱反调。

本来,在工业管理上,苏联的“一长制”和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都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邓某仍然在报告中为之涂脂抹粉,说什么:“不要把一长制’说成绝对的坏或绝对的好,也不要把‘工人委员会’说成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还“告诫”我们:“不要吹牛,……不要企图到处去贩卖自己的经验,说我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们的不是。”可见在邓某看来,马列主义并不香,修正主义也不臭。

邓修还无耻地鼓吹“慢点好”的右派营论,恶毒地说什么“我们中国的毛驴就是慢,但是慢也有慢的好处,汽车开得很快,摔就摔死了,毛驴走得很慢,但却稳当。”公然要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往后拉。

读者一定还记得,正是1956-1957年间,因为赫修大反斯大林,导致波、匈等一系列严重事件,从而造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望一度下降。只有我们党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捍卫了大方向,成为国际共运的中流砥柱。可是邓修在这次报告中却评论道:“中国党发言有一定的力量,没有其它本事,因为有六亿人民。”可恶的是他竟然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赫秃子说中国只有六亿个“肉弹”,恐怕还是从邓某处来的呢!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邓大肆宣扬赫氏的“和平竞赛”,说什么“我们是“黄河为界’西边到易北河,东边到三八线,我们搞好这一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竞赛吧!”这与全国解放前夕的“南北朝论”何其相似乃尔!

短短几个月,邓某在各种场合下类似的言论还很多,不胜枚举。

曾几何时,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开始了。邓某始而惊惶失措噤若寒蝉,继而和刘少奇等狼狈为奸,且战且逃,总算勉强又混过了一关,暂时隐蔽一下,待得气候适宜,再作复辟打算。

以前已有交代:邓某年轻时就是个浪荡公子,一味追求吃喝玩乐。第二回还说过他在长征途中的颓废生活,了草作风。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也依然对正经事漫不经心。吃喝打牌,从不间断。稍后,他在西南当土皇帝时,峨嵋山则是其避暑胜地。入京后,每年定必“出巡”一两次,以至两三次,冬则南奔,夏则北游,甚有规律。

且说当下已是一九五八年。在五七年反右的基础上,全国人民意气风发,高举三面红旗,夜以继日,全力奋战。在如此动人的日子里,好游的总书记当然是闲不住的了。因此活动也倍加频繁。中央四月在成都开会,他二月份就提前去西南,在云南赶上了 “三月三”佳节。会议完毕,正值春去夏来,于是经天津奔东北。在那里,参观了小丰满的景色,哈尔滨的大桥,长春的皇宮和金库,旅大的木乃伊……。从东北回到北京,已是十一月,于是挂了个“视察”大炼钢铁之名由杨尚昆陪同,又一次去西南。由于川滇一带在春天已经游过,这次的重点是贵州。

读者也知道,四川是他老家,云南有他丈人:常去这点是有缘故的。唯独贵州,他去干什么呢?长征时,他走过,现在何必远途跋涉旧地重游呢?关键就在长征这段历史上。正是:

业不务正,已留臭事多桩;
无中充有,再演丑剧一场。

却说一九三五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第一、三、五军团的政委,第一、三军团的军团长 以及第五军团的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计十八人。当时的宣传干事邓小平,压根儿就沾不上边,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邓某人这次却是专为“雕塑”这段历史而来贵州的。但见他专车直奔遵义,马上驾临遵义纪念馆。工作人员闻讯;早在馆前等候多时。邓小平、杨尚昆、李井泉一行人下得轿车,鱼贯入馆。

在一楼的陈列室里,当年与会者十八人的照片十分显目。邓小平顿时把脸一沉,别人却猜不透他有何心事。楼下匆匆看过,便上得楼来。楼上是当年的会议室,陈设朴素大方。会议桌上摆有十八套茶具,四周是十八张椅子。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可邓某那厮却装出一付假行家的模样,煞有介事地说:“唔,是的,会议就在这里开的。” 接着就指指点点,一会儿说这儿布置宽了一会儿说那儿布置窄了。大家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他知道得那么详细。后来还是他自己点破了题,指着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说:“开会时我就坐在那里。”这一句话分量可不轻,顿时把纪念馆负责人吓得手足无措,通体流汗,心想:“我这回把总书记从遵义会议上除了名,怕要十杀不赦了。”幸好邓某这天特别“宽宏大量”,全不介意;并且还颇有讨好的味道。气氛总算不致于太紧张。 邓某等人走后,自有一些御用文人为之鼓噪。有一个叫肖×的写了一篇《邓小平同志在遵义》的奇文,在贵州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大登特登,既捧了邓修,又捞了名利。文中说什么:“遵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愿望实现了。……”而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少不免操劳一番,到处搜集邓小平参加会议的旁证材料。然而所有线索都一一落空。据陈昌奉的回忆,遵义会议期间,他根本没见过邓小平。无可奈何之下,纪念馆一再要求杨尚昆帮个忙,证明一下,以便早日修改陈列。这事对杨某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难题。要知杨尚昆怎么证明,请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刮五风邓修乱吹牛 藏祸心黑帮假蹲点|返回目录

上一回说到邓某厚着脸皮,自吹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只得四出调查,寻找旁证材料。自然,没有人能证明。最后只好强烈要求那次陪邓某参观纪念馆的杨尚昆作证。杨知邓理亏,不敢证明,又怕得罪了邓,只好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出面给纪念馆去了一纸公文,写道:“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事情只好暂时搁下。

再说邓修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招摇撞骗一番后,又召集了遵义附近几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大刮其“五风”。他听完县委书记的汇报后,带着蔑视的神情讽刺道:“你们这些人哪,太没上进心了。拿绥阳县的藏来说,那能每亩就产180斤?不成啊,不成!得1800斤。”县委书记们为之瞠目结舌。接着!他换了一付满有信心的神气,冒充内行说道:“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丢掉一些田地。你们石头缝缝里还种包谷,合不来,合不来!统统不要!你们现在有五百万亩坡地,我看,砍掉它四百万亩。咱们每亩要产它四千斤。你看看,啊哈,后年就可以不种地了。”县委书记们见他如此信口开河,只好以沉默来表示抵抗。邓修见无人提出异议,以为自己讲得有道理了,于是就说得更来劲了。他点了一支香烟,呷了一口茶水,漱了漱嗓子,干脆站起来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遇要比大学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苯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真不愧是“牛皮公司总经理。”不过,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的庸俗牛皮,大家在赫鲁晓夫那里听得够多的了。但可恨的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本不听毛主席在武昌会议和郑州会议的警告,到处瞎议论瞎指挥,使我们的工作受了损失;过后这些人又倒打一耙。邓修那厮在五九年二月,上海工业工作会议上就开始污蔑大跃进是“吹牛皮”,说:我们还有人言过其实。我们要说的少,做的多,不能说的多,做的少。……擦粉一尺厚,本来漂亮也就不漂亮了。”

正是这样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企图篡党篡政。彭、黄、张、周首先跳了出来,却被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给揪住了。而刘少奇一见大势不妙,连忙把头一缩,骂了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之后,又冒充一番左派,混过了关,唯独邓小平混过关的方式却别具一格。其中详情,还需从头说来。

前面说过,邓某老早就是个麻将迷,和罗瑞卿、杨尚昆、李井泉三人是最好的牌友。但自解放后,逐渐觉得麻将有点土里土气了,需要从西洋玩意儿里填补精神上的空虚。为此五二年开始就和李井泉一起练打台球。那厮可其是学什么爱什么,玩什么迷什么。年轻时打麻将是通青达旦。现在年纪大了,但打起台球来,也必到夜方休。要是赢了还好,输了的话,一两点钟还不背下台。警卫员等实在熬不过时,只好悄悄地告诉邓的对手,赶紧设法输给他一局,以利结束战斗。到北京后,邓又勾结旧市委万里等一伙黑帮,盗窃国家建筑器材和大量资金,在养蜂夹道修建一所“高干俱乐部”,内中设备豪华,吃喝玩乐的设施一应俱全。是专供邓小平打球、饮宴、寻欢作乐的去处,也是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魔窟,堪称是一所邓氏“妻多菲俱乐部”。

话说庐山会议前不久,一天深夜,邓某打台球正来劲,猛一后退,没想到绊了一跤,跌了个四脚朝天。那付老朽的骨头经不住这一震动,把大腿骨震碎了一根,当时自有一翻抢救场面,不必细述。只说邓修却因祸得“福”,躲过了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

按理说,他和彭德怀一向关系密切,在抗日战争时就在一起推行了右倾投降路线。

他见彭德怀被揭发出来了,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成,却又暗自庆幸自己逃过了这一场斗争。于是装成若无其事,干脆对庐山会议不闻不问,连一份书面发言也不写,却躲在医院里,整天个听一些黄色川剧的录音带。

总算是他的狗运好,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他的瘸腿完全愈合了。出院后,在家将息了几个月,到六〇年上年又想出去玩了。于是请陶鲁箔、刘秀峰、万里等陪同,去山西“视察”工农业建设。一路上打牌聊天,吃喝睡觉,十分高兴。

所到之处,作为长长见识,新新耳目,工业建设倒是看了一些。而所谓视察农业,则只是在火车上一掠而过。所到之处,县委的同志少不免他接见一下,作些指示。他说:“可以在一块儿照个相,就算见面了。”事后,他对晋南农业的视察结论是:“男女老少穿的花衣服还不错,就是牛太瘦。”“视察”得较深入的,唯有晋祠与洪洞两地。晋祠乃山西最有名的风景区,邓某游此本无足怪,唯有为何独爱洪洞县一事,随行者也莫名其妙。到了洪洞县,他找了个向导,领着大家到一间普通民居去。但见院内除有水井一口外,别无其他名堂。邓某却眉飞色舞,在此向众人大讲“苏三传”。原来当年的苏三就是在这里“起解”的。从苏三,又谈到川剧,那断就更开心了,翘着大拇指说:“不喜欢看川剧的人,就不懂得文明!”不过读者不可不知,他所羡慕的“文明”,实为《百花赠剑》、《花子盘馆》、《九流相公》,以及后来的《抓壮丁》等低级下流,封建反动的剧目而已。无怪乎,在六三年江青同志领导戏剧改革时,邓修之流拼命抵制,说什么“戏剧改革我双手赞成,可现代戏我就是不爱看。”妄图阻止革命。更为甚者,当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针,遭彭真之流排斥、打击时,向邓小提出这种合人不能容忍的情况,邓却无动于衷,不背露面,继续怂恿彭贼横行霸道。

闲话体提,却说一九六一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在广州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五九年还没“放”够的邓小,这时又跳出来污蔑三面红旗了。说:“从五八年后,那‘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不如合作化、工商业改造了。……搞公社,步子就迈的太快了,与从前不同了,没有把高级的优点发挥起来。”其实,谁都明白,当初的“共产风”、“浮夸风”正是刘邓之流刮起来的。现在他们闭眼不看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却来反攻倒算了。所以主席在会上批评他们不到群众中做调查,不掌握第一手资料,不向群众寻求真理,而是高高在上,只听汇报,看下面来的报告就指导一切,这样就不可能不犯错误。邓某在会上只好假意做了个检查,表示回去后一定到农村蹲点。心里却想,“去就去,怕什么!我正嫌‘子弹’不够用。等着瞧吧,年后咱再算帐!”

果然;六一年五月,邓修把这一“调查”的重任托付给心腹彭真,叫他好生安排。于是,邓亲自领着常浦、王汉斌,肖甲等杀奔顺义;彭其亦带领赵凡、赵鹏飞等进驻怀柔;刘仁则指挥项子明、崔月犁、刘涌分赴丰台、通县等地。这一伙大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每到一处就处心积虑地寻找、搜集人民公社的所谓“缺点”、“错误”,“调查”“五风”从何处刮来。其是白日见鬼。

此处单表邓修在顺义“除点”的盛况。那天,邓修领着一彪人马,开了一列高级专车,直奔离北京只有几十里地的顺义而去。车上备有从北京装运的多种食品,甚至饮用的水也要由北京运来。为了停放这一列车厢,不得不在牛栏山火车站修了一条专用线。邓某吃在车上,睡在车上,“办公”在车上,打牌也在车上,计多天的“蹲点”中难得几次到村里走走,也难得几次到县里开个会。每天午睡起来便开始打桥牌,直到深夜一两点。

说到打牌,此处还需要交代一笔。自从五九年那厮摔断大腿后,就谈虎色变,不敢再打台球,兴趣转到打桥牌上去了。于是养蜂夹道更为热同,每逢星期三、大的晚上,星期天更从下午开始,都是邓某固定的打牌时间。万里、吴晗、项子明、王汉斌、周游、胡耀邦…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轮流奉陪,名日“值班”。为此事曾经一度引起卓婆的恐慌,因为聚会如此频繁,花费如此之大,如果算起服来,怕够她家受的。好在后来万里给她说明,一应费用由市里报销,卓琳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打牌有个规矩,输了是要钻桌子的。自然,这方面邓某是占便宜的,因为他个子矮,钻起来总要方便些。别人挺高的个子,实在不想输。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反动文人吴晗。此人本来桥牌打得不错的,就为的是讨好邓某,愿意装输,所以甚得宠爱,经常被亲热地称之为“教授”,赞曰:“教授肚量大,不怕输。”因此邓修不论到什么地方,总得设法把吴晗搞去奉陪,非此不过瘾。这次在顺义,少不免又得秘密招了吴晗来专门陪同。二十几天过去,最后让王汉斌等人代写了一分“调查”报告,便算蹲点完毕。而可惧的是,那厮自以为经此一番“蹲点”,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更疯狂地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举进攻。

这一着,有分教:

矮子欲试黔驴技,无情好梦空一场:

要知邓修是怎样进攻的,请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畅观楼上下妖风紧 北大园里外杀声高|返回目录

却说六一年五、大月间,邓小平在顺义很不象样地蹲了二十几天的点,不去看看人民公让的主流,却专门收集一些所谓“缺点”、“错误”,自以为得意。于是又伙同彭抗在七、八月间搞什么“工业调查”,八、九月间搞什么“财贸调查”。他们在各行各业各部门,无孔不入地到处搜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反三面红旗的炮弹,真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不遗余力。

“为了从经济基础上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亲自出点子,指使薄一波;打着总结经验的旗号,于这年九月份炮制了“工业七十条(草案)”。毛主席在一九六O年就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会主义建议的经验,批利了苏联的“马钢宪法”,批示了“鞍钢宪法”,这是我国办社会主义工业的基本大法。而“工业七十条”实际上是苏联“马钢宪法”的恢复和发展,是邓小平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指示的铁证。它通篇不讲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提人的思想革命化,不走群众路线,却大搞物质刺激,大讲金钱挂帅,大走专家路线,妄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改变颜色。

接着,更大的阴谋又开始了。经过刘、邓的精心策划,六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彭真把项子明叫到家中,对他说了一番黑话:“这几年工作中有不少问题,主要是有些事情,没有经过试点,就大办起来,违反了客观规律性。现在遇到的困难,虽然天灾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头脑发热,掌握政策不稳,也是重要原因。不晓得怎么搞的,到处一哄起,有些省“五风”刮得很严重,中央也有责任。……有些文件是个人批发的,难保没有问题。你组织一些人也查一下中央文件,看看有什么问题。看头脑发热时办了些什么事情,中央交件中有无提倡“五风’的或是批转了一些有问题的报告。要从中取得经然和收训。此方有些口号就是主观唯心的东西。你和李琪、王汉斌商议一下,人不要多,找一些头脑清楚又熟悉情况的人,要能看出问题的。这件事由邓拓负责指导。”一句话,是要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黑材料了。

“说话间,项子明、王汉悬等领着一班黑秀才加上随从打手,一行十几人,带上一九五入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央发至县级以上的所有文件档案,像徐摸拔地来到西郊公园的畅观楼。安顿停当后,项子明首先传达彭真的意图。最后,为了“绝密”,特别强调;“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讲,可以做开来说,但出去不要讲,出去讲了自己负责,别人不认帐,”反革命“杂家”邓拓也乘机确上一股阴风,说:“这几年工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原因在那儿?有天灾,不是主要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总之是不符个客观规律性,犯了路线错误。”接着煽动性地叫嚷;“浮夸风是从哪儿刮起来的?要从中央文件里我。敢于从中央文件中找问题,提问题,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讨论。”读者可以翻一翻同时期的《三家村礼记》,就会发现,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发生之日,正是毒草《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两则外国寓言》等出笼之时。正是:

畅观楼头,纵横妖魅谋不轨。
三家村内,暗藏毒箭起祸心。

于是畅观楼上下,各设一摊。但见楼上楼下,妖雾袅绕,瘴气纵横。他们每有“发现”便如获至宝,得意洋洋,高声朗诵,议论纷纷,七嘴八舌,信口雌黄,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极尽其讽刺嘲笑,指摘攻击,歪曲污蔑,挑剔诽谤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一切准备停当,在六二年一、二月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刘、邓终于赤膊上阵,大肆攻击三面红旗。邓小平更是一马当先,大:“要恢复一九五三年以前那样的制度,”还提出:“可否两三年内基本停止建设,……连国防也可以考虑停下来!”并且居然斗胆伙同刘少奇、陈云伪造巨额赤字,以要挟毛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指出:“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第一次。由于缺乏经验,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难免的,这是必需支付的学费。全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经验,就一定会胜利前进。”周恩来同志也作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和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使刘、邓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希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撑扎。”刘、邓见他们的阴谋不能在中央会议上得逞,便到处煽风点火,以期在全国造成一定的气候,好向中央施加压力。他们四出活动,到处散布种种奇谈怪论。如邓修就大叫:“相当多的农民要求分地,我们比五七年减产很多。”“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多生产粮食,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久,邓某又用中央名义发了一个“调查提纲”,要调查单干的好处。从此谬种流传,一时什么“十边地”,什么“自由市塌”,什么“包产到户”……搞得乌烟瘴气。地、富、反、坏、右欣喜若狂,纷纷要求翻案。刘、邓此时趁机推波助澜,担当了为“民”命的角色,掀起了翻案风的高潮。

其实翻案风早在一九六一年春就有了苗头。那时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作了急先锋;刘少奇在六二年初更叫嚷:“彭德怀不能说的话别人可以说,”是为总动员合;六二年二月从组织上付诸行动。刘、邓指合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要直接抓山东、安徽、中央直属机关的翻案工作,但美其名为“甄别”。黑司令一声合下,黑喽啰紧紧跟上。但见,张启龙、钱瑛、王从吾、乔明甫、李力安等黑干将马上各带一彪人马,杀气腾腾地分赴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河南各省。张启龙大叫“大不算”:会上说的不算错误,会后谈的不算错误,无旁证的不算错误…;钱瑛则“发明创造”了一条独有的“经验”,由翻案人自做“甄别”结论,然后大搞官复原职,补发工资,有的人补发额竟成千上万元,简直发了“翻案财”;王从吾则恶毒污蔑河北的反右倾是“有辫子抓辫子,没有辫子抓头发,没有头发抓头皮。”一时黑风、浊浪滔滔。正是此时,邓某亲自出马,到上述各省“视察”翻案情况。结果对翻案工作表示满意,回京后指示中央监委代中央起草了《加速甄别工作的通知》。规定县以下干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批判和处分,都“一风吹掉”。杨尚也不甘落后,大叫“右派甄别势在必行”。龚子荣间风而动,立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全面铺开。陶铸、王任重则在南方遥相呼应,首倡“一风吹”、“一火烧”等妙法,即以前的错误一律不算,以前的材料统统烧毁,余下的是结论两行:“经过甄别,原结论和处分都是错误的,取消原结论和处分,恢复原职。”举国上下霎时间好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但是:

蚂蚁绿槐夸大国,撼树谈何易。

正当刘、邓及其党羽大刮阴风,得意忘形的时候,六二年九月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英明指示,批了“单干风”、“翻案风”和其他反革命逆流,给以刘、邓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当头棒。

接着,在毛主席的发动下,全国城乡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邓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此胆颤心惊。因此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刚刚主持制订了“前十条”;九月,刘、邓就伙同彭真忽忙炮制了形“左”实右的“后十条”,并由王光美这个臭名昭彰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亲自拿去兜售,搞什么“桃园经验”,流毒全国,企图扼杀刚刚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桩罪恶,在《刘修外传》中说得清楚。这里单表在邓小平指使下,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如何被扼杀的。

却说刘邓这一小撮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夺青年一代,一贯竭力反对教育革命。六一年邓小主持讨论“高校六十条”,把这个修正主义的文件吹捧成“好文件”,又说“原稿上的‘兴无灭资’可以不提。右派教师也可以起主导作用。”六三年邓小不还亲自审查批准了一个关于学位学衡的制度,妄图用名利来腐蚀青年。毛主席立即制止了这个制度。总之,在教育部门,由于刘邓彭陆的罪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触目惊心。例如北大在陆黑帮多年的把持下,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一些坏人混入党内,成了中上层领导干部。他们利用篡夺得来的党、政、财、文大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打击革命左派,排挤工农干部。在技术物理系,还发生了骇人听问的阶级报复事件。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驱使和欺骗复员军人在缺乏劳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x××实验,使几个复员军人得了严重的×××病,丧失了工作能力。因此,大四年七月初,中宣部不得不派出调查组到北大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组刚刚到校,彭其就派了彭现云尾随而来,担任北大党委副书记,说是“蹲点”,实际上是监视调查小组的活动。

十月,北大社教运动正式开始,革命群众很快就揪出了陆平黑帮。邓小平、彭真之流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只是口头上不得不表示支持,暗地里却指示陆平、彭佩云加紧抵制,伺机反攻。

六五年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了“二十三条”,清算了“桃园经验”形“左”实右的错误。彭真却故意把它歪曲为“反左”的文件。忽忙于一月二十三日召开北京市委扩大会议,更让陆、彭佩云在会上大放厥词,向工作队和革命群众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一举把运动攻垮。但是,陆不等的反革命谣言,立即遭到革命群众的有力反击。彭真一见大势又不妙,如果继续辩论下去,势必暴露了幕后的指使人。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打出中央书记处的旗号,高挂免战牌,下合双方停止争论。为了扭转败局,彭真急忙向邓修求救。果然不久邓小平就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妄图挽救败局,这一来,自必又有一番厮杀。欲知详情,下回自有分解。

第十回

革命左派造反有理 反动死党插翅难逃|返回目录

上回说到彭贼想利用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陆平翻案。但左派绝不委协,且据理力争,直弄得他们的老底大有被揭破之势。彭乃慌忙下合休会。回去急找邓修密议。邓修一见时局危急,也就顾不了幕后操纵的嫌疑,连忙于六五年三月六日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北大运动横加三大罪名:一曰“把问题性质搞错了”;二曰没有一进门就和陆平等“三结合”;三曰“斗争方法有严重毛病”,对陆平搞了所谓“过火斗争”;等等。于是决定由万里召集北大当权派在国际饭店开会,即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以重新组织反革命的阶级队伍。会上前市委派出大批干部,鼓动他们翻案。实为准备反攻倒算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从此,北大的社教运动进到了一个困难时期。五人小组成员朱硕在前一阶段五个月时间里一言不发,这时却积极起来了,在大会小会上不断散布万里在国际饭店会议上的黑话,极力挑拨北大党员向工作队反攻。但是北大党员上当的极少,革命派并没有屈服,优势仍然在革命派的方面。彭真便指示宋硕设法在工作队内部物色叛徒。宋某不负所望,很快就看中了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常了解彭真的意旨后,突然活跃起来,到处收集运动中的“缺点”,向中央写了一封控告信,中伤工作队长张xx。该信由彭真、陆定一送到邓小平处。邓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示:“我看张××同志在北大工作中表现作风不正派,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似乎要考虑改换工作队的领导问题。否则只能调换陆平等人的工作,再这样下去,北大的工作要受损失。”根据这条“批示”的精神,在彭真和陆定一的直接指挥下,四月二日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工作队部分骨干会议。会上对张义×展开了斗争,结果撤了张的工作队长职务,换以许立群。又把原来的五人小组扩大为九人小组,吸收陆平、彭佩云、常溪萍、戈华参加。至此,北大社教运动的领导权便落入反革命黑帮的手中了。

但是,广大的工作队员是有觉悟的,他们仍然支持革命左派,这使黑帮分子十分恼火。于是九人小组于六月十四日向邓修提交了一个报告。报告中给陆不大唱赞歌,说什么:“北大的核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可以信赖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同志是好同志……”;又借口什么任务重、时间紧,无法搞运动,提出让工作队“放假”,实际上是把工作队踢出校门,不准革命。邓修见此报告,自然大喜,立即批准。于是六月底,陆平就趁热打铁,在北大临湖轩召开干部会议,宣布立即“整风”。

这时,他们的工作又不“忙”了,可以搞运动了。会上,陆平得意洋洋地说:“有人又要说话了:你们早不整风、迟不整风,幅幅在工作队走后整风,是不是要进行阶级报复呀?”陆平说罢,自有一伙爪牙狰狞地狂笑起来。正是:

临湖轩内舞群魔,未名湖畔乱蟑狂。

为了便于控制局势,使右派势力得以占优势,这次“整风”会,在国际饭店召开,故称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会议历时七个月,消耗了二十多万元,会上会下共整了几百名积极分子。但是革命左派是压不服、打不垮的。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上,在黑帮分子面前昂首阔步,怒目横眉。他们一边又一边地高声朗读毛主席的著名诗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心里明白,那些粪土不如的“万户侯”就是彭真、陆平之流。

最后,看看会议实在开不下去了,彭佩云就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关于聂元样的结论性意见,企图以此迫使左派接受,至少也在此基础上讨价还价。自然立即有众喽啰一哄而上,鼓掌附和。可是,革命左派不吃她这一套,压根儿不和她讨论这个所谓“结论”的具体内容,而从根本上反对给聂元梓同志做结论,进而继续揭发这些黑帮分子的罪恶行径。左派厉声责问:“这是不是会议结论?如果是,需要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表决;如果不是,对我们没有约束力。”这一着,使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狠狈不堪。最后彭佩云只得支支吾吾地说:“这只是领导小组的一个结论性意见,大家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对同意的人有约束力,对不同意的人没有约束力。”于是历时七个月的反革命阴谋遭到了破产。

这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由于江青同志的努力,姚女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刘邓黑司令部的急先锋吴晗被揪出来了。后院着火,陆平、彭现云之流也就不敢恋战,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在六六年一月草草收场。

但是,“妖为鬼域必成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马上抛出了反革命的黑纲领《二月提纲》,企图包庇右派,打击左派,把文化革命引人邪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指出《二月提纲》是:是非不分,压制群众,束缚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还批评彭真、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接着,彭、罗、陆、杨的反革命阴谋相继揭露。于是,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制订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宣布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死刑。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洲尽舜尧。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陆平、彭佩云等预威到末日已到,惊惶万状。刘邓急忙指示蒋南翔等予以压制,不准发表,还以种种清规戒律,来束缚群众的革命行动,妄图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但是,六月一日毛主席一知道这件事,立即通知康生同志马上发表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并誉之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从此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全国各地点燃起来,大有燎原之势。刘邓为了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便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利用大权在手,违抗毛主席的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不顾陈伯达同志的坚决反对,到处派出大批工作组,以控制局势。如此还嫌不足,更出动妻子儿女,暗传黑合,幕后操纵。如刘修凭借王光美及刘涛左右清华局势,又通过刘平平对师大一附中牵线;邓修则靠邓朴方与邓楠出鬼谋于北大,靠邓榕控制了师大女附中,靠邓琳捣乱于中央美术学院。正是:

派得天火消防队,更遣妻儿子女兵。

这些刘邓工作组,每到一处,不斗黑帮,却专门向左派寻衅。革命左派自然奋起迎击,当仁不让。北大首先发难。六月十八日,革命群众自动起来斗黑帮,却被工作组长张承先污蔑为反革命暴动,予以镇压下去。报告首先打到刘修处。刘大喜,立即挥笔批曰:“全国照此办理”。邓修亦自然正中下怀,顺手在文上划一圆圈。于是霎时间,妖风滚滚,恶浪涛涛。他们以排除“干扰”为名,发动一系列锋芒指向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但是,革命左派为了捍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中国不变颜色,死都不怕,难道怕当“反革命”吗?他们坚信,有伟大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革命必胜,反革命必败。

七月中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了:毛主席立即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七月十四日,中央开了会,决定撤消工作组。开完会邓小平垂头丧气地跑回家中,神经质地大嚷:“大学撤,我同意,中学我不同意!”但是: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管邓修愿意不愿意,工作组还是一个不剩地撤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胜利。从此文化大革命逐步深人,虽然几经反复,但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归被揪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之流的“老革命”外衣也被撕开了。这些,读者都有亲身经历,不必絮聒。只是有一桩事,还要交代一笔。

第七回说过,邓修于五八年企图“挤入”遵义会议,由于证据不足未遂。乃于六五年秋天,再去遵义“视察”。自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此行之目的,实为催促纪念馆的“修改工作”。纪念馆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讯,始则惊擅失措,继则下定决心,为了讨好邓某,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篡改党史,忽忙在会议室多摆了一张椅子,多设了一套茶具,而一楼的巨幅照片,自然也从十八个增到十九个了。邓修看罢,万分高兴,着实夸奖一番。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在文化大革命中,英雄的红卫兵和纪念馆的革命派起来造了反,把邓修的狗相倒挂了起来。被歪曲的历史恢复了她本来的面目。凡去参观者都为之拍掌叫好。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同志们,让我们乘胜追击,把刘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2

个人感觉这文章比较通俗,用言回小说体应该会挺受大众欢迎的,是否可以考虑做个PDF去国内局域网宣传。


#3

原文件就是pdf啊……过几天传到ebook资源发布贴吧


#4

哈哈哈 笑死我了


#5

就是没有文革结束,改开以后的内容,略遗憾啊


#6

文革后期“整顿”也没有,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7

也许可以搜集相关史料,续写下去。


#8

可惜当年文革没把他彻底整死呀,留下一个巨大祸患!


#9

这不是最重要的。1976年邓小平已经被第二次打倒。复辟的初始推动者不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