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探析

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

马克思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探析

本文由VOM-OCR小组整理发布,本文作者为陈晓希。

马克思在早期的思想发展中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包括他的消极影响,这是大家一般都承认的事实。但马克思并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被动追随者,他没有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停留,而是超过费尔巴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从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时候起,就意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某些缺陷,产生了同费尔巴哈的若干分歧。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断成熟,这些分歧日益明显和突出,终于成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原则对立,从而使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彻底清算,同时也清除了费尔巴哈对自己的消极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过程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探索,将有助于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是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费尔巴哈的方法论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

费尔巴哈是一位在哲学史上起到划时代作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历史功绩是在德国思想理论界被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统治的情况下,坚决地同黑格尔哲学决裂,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他从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且揭露了宗数同唯心主义哲学的血缘关系,指出唯心主义哲学同宗教一样,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通过他对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在当时德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费尔巴哈掀起的这场理论革命对正处在思想转变中的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曾作为一名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参加了现实斗争。这一斗争的亲身经历使他感到,那种从理性出发,企图使现实的社会适应于应有的原则,从而改造社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现实斗争提出的关于物质利益的问题和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也不能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答案。这就不能不使马克思对他以前信奉的黑格尔哲学产生怀疑,并投之以批判的眼光。于是,一种探索真理的彻底精神使马克思从政治舞台退回书房,以便进行认真的研究,找到一种新的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正是在这个时候,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先后出版,对人本学的唯物主义首次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这两部著作立刻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有力地促使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转向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

马克思要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就必须有一个正确可行的方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显然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已经成为马克思进行研究的思想障碍。费尔巴哈的解放作用,主要也就在于他为马克思提供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他说:“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但我一贯地只把明显的、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和例证作为根据”。[《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9页。]把感性、经验事实和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和根据,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两个基本方面。费尔巴哈正是运用这样的方法,成功地对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比十八世纪的英法唯物主义更加深入了一步。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刻地理解了费尔巴哈并给予高度的甚至是过高的评价。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有三点:“(l)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可以看出,这其中的第一点,指的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宗教上的功绩;而第二点和第三点,强调的正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以及要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又一次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上述功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基于对费尔巴哈的这样一种理解,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和宗教的批判,已经完成了在理论上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一直保持到《神圣家族》写作时期的一个基本评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把费尔巴哈的著作看成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并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同上书,第157-158页。]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说:“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订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把费尔巴哈看成是理论革命的完成者,这一评价虽然在后来看是过高了一些,但也正体现出了费尔巴哈当时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所起到的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费尔巴哈完成了理论上的革命,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无事可做了。费尔巴哈在理论上的贡献对马克思来说,就在于促使马克思认识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应当是感性、经验事实和现实的人本身,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普遍的思想原则。既然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理论革命的任务,那末实践批判的任务,就落到了他自己的肩上。强调理论要同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本来也是马克思的志趣所在。他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因此,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并不是去重复费尔巴哈已经论述过的东西和已经作出的结论,而是把费尔巴哈关于从感性、经验事实出发和现实的人本身出发的基本方法,以及其它一些更为具体的方法,运用于费尔巴哈所不曾涉足的新领域,即社会实践的领域,从而使自己在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一开始,就不是停留在费尔巴哈的水平上,而是超过他向历史唯物主义继续前进了。

马克思说,唯物史观“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马克思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使他苦恼的问题,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了德国的现实制度,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实践批判活动。而他在进行这一批判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是运用了费尔巴哈的方法。

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指出,思辨哲学把思维当做主词,把存在当做宾词,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他认为只要将这种颠倒再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对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同家庭及市民社会的关系。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50-251页。]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同上书,第251页。]

马克思还指出,黑格尔颠倒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有其认识论的根源。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和市民社会属于“有限的领域”,离开了对作为无限理念体现者的国家的依赖就不能存在。他的出发点不是具体的经验事实而是抽象的观念。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揭露。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出发点的事实并不是被当做事实本身来看待,而是被当做神秘主义的结果。”[同上书,第253页。]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提出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运用于现实社会领域,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具有唯物史观重要意义的结论。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时,马克思还提出了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相吻合的民主主义主张。他说:“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281页。]当时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认为一切国家形式只有在同民主制相一致的时候,才具有真理性。君主制同宗教一样,也是一种异化。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很容易使人想起费尔巴哈的主张:“人是国家的Sy kai mav(一和一切)”。[《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8页。]

在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之后,为了进一步认识市民社会的本质,马克思进入了经济领域,开始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着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这是马克思实践批判活动的继续和深入。这方面的成果突出地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马克思的思想在唯物史观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从而远远超过费尔巴哈,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理论成就看作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他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异化劳动理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在阐述这一理论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他的出发点是经验事实。他说:“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同上书,第45页。]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这样,私有制被看成是天然合理的,而工人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事实则被掩盖了。与这种方法相反,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冲破了国民经济学的五里雾。他首先分析了工人同产品的现实关系,指出,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他从这种事实得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即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二个规定。既然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那末异化也就一定存在于工人自己的生产行为中,存在于劳动过程中。这就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应当注意的是,这第二个规定并不是简单从第一个规定那里推论出来的,而是和第一个规定一样以事实为根据的。这种事实就在于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强制的、被迫的劳动。劳动本身不是满足需要,而被降为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这种劳动不是属于工人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的后两个规定中侧重于对异化劳动的哲学思考。在这里更为明显地表现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人是类存在物,人和人的统一是哲学最高和最后的原则,这是费尔巴哈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进行哲学分析时,甚至直接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也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类存在物”。他把人的类生活分为理论的领域和实践的领域,并且认为,当人的劳动同产品(自然界)以及同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时,也就是在实践的方面使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了。而这一切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后两个规定。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从方法上看是同费尔巴哈密切相联的。因为他同费尔巴哈一样,都强调要以经验事实为根据,都把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就内容实质而言,他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在实践的领域中进行探索,他所依据的经验事实,是工人及其劳动活动,所以马克思进行哲学概括的基础,已经不是费尔巴哈那种在理论意义上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而是在实践意义上的以社会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了。这样,马克思所使用的“人的类本质”等术语,不过是对这种从事劳动活动的人的哲学表达。事实上,马克思这时的思想水平,不仅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且比他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也前进了,已经触及到了唯物史观的最根本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突破。因为他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物质生产的领域,发现了劳动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这里面孕育着一种费尔巴哈所无法迄及的崭新的世界观。

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又超过费尔巴哈,这种情形也出现在他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和探索的过程中。

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起,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此后直到《神圣家族》的一系列著作中,他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作了不断深入的探讨。但在这期间内,马克思一直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看做是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他在1844年8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写道:“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由于马克思在当时把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理解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所以他在《神圣家族》中把德萨米、盖伊等人称作是“比较有科学根据的”共产主义者,指出这些人“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168页。]还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同上书,第160页。]恩格斯也肯定了费尔巴哈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同上书,第279页。]

可见,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但是,在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也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马克思不是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停留,而是超过他继续前进。因为马克思没有把共产主义仅仅看成是理论的词句,而是从一开始就把它理解为社会革命的实践活动,并且积极地亲身参加这种现实斗争。他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461页。]在这段话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反宗教的人本主义学说做了重要引伸,得出了要在实践上推翻非人的旧制度的彻底革命结论。

此后,马克思进一步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经济根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页。]这样,尽管马克思在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在许多地方沿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如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向人的本质的复归等等,但马克思所表达的内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非费尔巴哈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费尔巴哈从强调感性、把人看做感性存在物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一种哲学如果不包含被动的原则,就将是一种绝对片面的哲学,必然要同经验相对立。只有将主动与被动结合起来,才有生活和真理。[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0、111页。]这一思想启发了马克思。但马克思运用这种思想所论述的,是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462页。]又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同上书,第467页。]作为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看到了被动原则即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但马克思作为共产主义者,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真正找到了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找到了使理论成为现实的正确途径:这就是马克思高于费尔巴哈的地方。

综上所述,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运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领域,通过对政治、经济和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实践批判”,做出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作用是重要而积极的。

但是也应当看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还有消极的一面。因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方法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仅仅把人的本质归结到人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向人的本质复归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也在所难免。不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人的本质是劳动,他把历史看成是劳动的异化和复归,说得更清楚些,是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劳动活动的分离和统一的历史,这当然已经不是在费尔巴哈的意义上谈论人的异化和复归了,然而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之谜并没有完全揭开,至少是不够深刻。以人的本质为根据的异化劳动理论说明不了异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主要根据也不在于人的本质被异化了。马克思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问自己:“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途径,只能是去研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而不是对人的本质作抽象的哲学思考。人的现实性不在“人自身”,而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因此,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环节”,他的作用是双重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他的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使马克思运用这种方法获得的认识不能不相应地具有局限性。这也就要求马克思在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继续前进中,克服费尔巴哈的消极影响,从而在本来的意义上扬弃这个中间环节。

恩格斯晚年曾回亿说:“我们……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页。]从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包括消极影响的事实看,恩格斯的这番话是实事求是的。那种把费尔巴哈对早期马克思的影响说成是微不足道的观点是难以站住脚的。不可否认,这种观点看到了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区别以及当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费尔巴哈,因而有一定的根据,但是这同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并不矛盾。马克思所以会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同当时历史唯物主义还在探索的过程中,尚未全面制定有着直接联系。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行探索时,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但这种探索本身,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因为马克思的这一系列发现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没有成为指导一切研究工作的一般性世界观。按照后来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是在迁居布鲁塞尔(1845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才成为他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他的研究的总的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即一般性的世界观。而在这以前,马克思不得不借助于作为理论革命完成者的费尔巴哈的哲学来进行他的探索。因此他强调:“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并且直到写《神圣家族》,他还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从而使自己既和思辨的唯心主义相对立,也不同于十七、八世纪的那种“敌视人的”机械唯物论。

正是由于从感性、经验事实和现实的人本身出发成为马克思进行探索时必须遵循的方法论原则,所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在理论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甚至过高的评价。这样,尽管马克思很早就对费尔巴哈持有保留态度,并且他的思想发展也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但是在他看来,费尔巴哈所注重的理论和他自己所强调的实践,是两个不同的然而又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的领域。所以他说:“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于是在马克思的早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马克思越是超过费尔巴哈向历史唯物主义前进,他也就越加明确地对费尔巴哈作出高度乃至过高的评价,因为费尔巴哈的方法也确实给马克思带来了成功。

二、在实践和辩证法问题上的分歧是马克思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因

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中,不仅有他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又超过费尔巴哈的一面,而且还存在着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点,努力予以克服的一面。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分歧,不是指由于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方法运用于费尔巴哈不曾涉及的领域后出现的思想水平上的差异(本文第一部分已对此作了论述),而是指马克思一直对费尔巴哈持有的保留态度。这种分歧既表现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也表现为他们两人对相同的问题作出的不同回答。这种分歧的存在和发展是马克思所以能够超过费尔巴哈,以致最终能够清算费尔巴哈,完成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待实践和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同态度,构成了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

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位哲学家。费尔巴哈则始终仅仅是一位哲学家。这就必然会使二者在对待实践的问题上产生不同看法。费尔巴哈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理论的范围内,而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方面则不理解和不重视。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看成是理论革命的完成者,这一评价固然过高,但也包含着对费尔巴哈的保留:他只是在理论的范围内承认费尔巴哈的功绩。还在他深感费尔巴哈的解放作用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费尔巴哈忽视实践的缺陷。他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注意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费尔巴哈醉心于自然,是由于他把人看做自然的产物,他关心的是在理论的领域内,通过感性直观来达到人与自然(包括作为自然界产物的人本身)之间的和谐统一;马克思醉心于国家,是因为他看到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他关心的是对旧制度的批判,是要在实践中进行革命变革。

《莱茵报》被查封后不久,马克思等人便积极开始筹办《德法年鉴》。《德法年鉴》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费尔巴哈提出的“德法联盟”思想的启发。但是对“联盟”的具体理解,二者却有分歧。费尔巴哈所谓的“德法联盟”只是在理论范围内的联盟。在他看来,头脑和心情是哲学的主要器官和工具。前者是活动、自由、形而上学无限性、唯心主义的来源,后者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觉主义的来源。而真理就在于把“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参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1页。]因此,费尔巴哈主张的德法联盟,只是要把哲学本身的工具——头脑和心脏结合起来,即把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哲学结台起来。而马克思等人所理解的德法联盟,则具有明显的实践倾向。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德法联盟已经成为哲学同无产阶级的联盟。马克思说:“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他又说:“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卷,第467页。]正是由于对“德法联盟”的具体理解有分歧,费尔巴哈谢绝了马克思等人再三要他为《德法年鉴》撰稿的邀请。他在给卢格的一封信中认为,从实践的观点看,德法激进党人所要建立的联盟目前是不能实现的。在他看来,“我们还不能从理论转向实践,至少还没有阐发得很全面的理论。理论仍然是当务之急”。[转引自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40页。]

费尔巴哈重理论,轻实践。他把直观分为两种形式,理论的直观和实践的直观,并且认为:“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样的直观中,我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它是一种并非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直观,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把对象看作是跟我自己平等的。与此相反,理论的直观却是充满喜悦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福乐的直观,因为,它热爱和赞美对象;在自由知性之光中,对象像金刚石一样闪发出异样耀目的光辉,像水晶一样清彻透明。理论的直观是美学的直观,而实践的直观则是非美学的直观”。[《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下卷,第235-236页。]显然,费尔巴哈不懂得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样一段话不能不说是击中了费尔巴哈的要害:“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和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此外与费尔巴哈把实践的直观看做是非美学的直观不同,马克思认为是人的实践活动、劳动创造了美。[参见同上书,第96-97页。]

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由于费尔巴哈只侧重于从理论的角度去考察,而马克思强调的则是社会实践,所以尽管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很大影响,但同时又表现出与费尔巴哈的很大不同。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认为,人的本质只有通过人的对象来确证,然而人和他的对象世界的关系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一种感性直观。他说:只有感觉的对象,直观的对象,知觉的对象,才是无可怀疑地、直接地确实存在着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0页。]而马克思则把这种关系理解为劳动、实践的关系。他认为人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他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又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同上书,第97页。]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点就在于他认为人对自己本质的确证不是通过被动的直观,而是能
动的实践。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分歧,还表现在他们二人对黑格尔哲学采取的不同态度。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都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但费尔巴哈在进行批判时,往往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而抛在一边,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例如,在揭露黑格尔哲学同神学的关系时,他认为辩证法不过一种为宗教作论证的方式。相反,马克恩却始终注意到了要把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所掩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发掘出来。他认为,费尔巴哈并没有完成这项工作,因此,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本质的发现,仍然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页。]

黑格尔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由中介(否定)构成的体系。概念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中介彼此联系,并通过中介的运动而不断地丰富和具体化。黑格尔由此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揭示了概念运动的辩证法。但费尔巴哈对此采取的却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指出,黑格尔预先假定了“绝对”的存在,然后又通过中介予以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证明。他认为,真实的东西不是经过中介的间接性的东西,而是直接性的东西。真理是凭借感性的直观而不是通过中介的思维面获得的。他说:“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0页。]又说:“黑格尔哲学说,一切都是凭借中介的。但是一个东西只有当它不再是凭借中介的东西时,才是真实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70页。]他还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是以思辨的方式对宗教神学的肯定和恢复。[参见同上书,第147-149页。]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矛盾学说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说:“对立范畴的直接统一,只有在抽象之中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用的”。[同上书,第177页。]他视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和神学为同一回事情:“正如神学先将人分割为二,加以抛弃,以便后来再将这抛弃了的本质与自己等同起来,黑格尔也是先将自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质化为多数,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质再粗暴地调和起来”。[《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3-104页。]总之,费尔巴哈既没有看到对事物进行辩证思考的必要性,也没有看到辩证法在客观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辩证法在他眼中,充其量是一种思辨的技巧。

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总是注意到了要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也对黑格尔关于中介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但他的批判同费尔巴哈却大相径庭。同辩证法占重要地位的《逻辑学》相比,黑格尔旨在为普鲁士国家辩护的《法哲学原理》明显地倾向于保守。黑格尔在这里也大量使用了中介概念,但这时是要用它来调和矛盾。例如,他把“等级要素”作为中介放在国王和人民之间,以调和这两者的对立。马克思针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认为,国王和人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们是真正的极端,不能为中介所调和。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中介”观点所批判的,并不是这个概念的辩证法性质,而是黑格尔对它的形而上学的滥用。他在进行这一批判时捍卫了辩证法的矛盾学说。他指出,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凡是有不同的意志互相接触的地方,就有对立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他对黑格尔的矛盾学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也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同上书,第312页。]他还认为,黑格尔在矛盾问题上的错误,是把矛盾纳入了唯心主义体系,而不是矛盾学说本身的辩证法。对矛盾本质的揭示不能根据抽象的“理念”,而只能通过对现实本身的分析。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要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甚至能够运用辩证法的武器去批判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背叛。这是他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一个重要特点。

正是因为马克思注意到了要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所以他尽管也批判了黑格尔的“中介”观点,但并没有抛弃中介概念。他不止一次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在论述“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时,他曾做过这样一个引伸:“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一—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175页。]

在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不同还在于,费尔巴哈关心的只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因此他考察的重点是《逻辑学》等纯理论性的著作;而马克思重视的是实践,因此他的考察重点是《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等同现实生活有直接联系的应用逻辑学著作。这使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用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方式所表达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及其运动。这是费尔巴哈没有也不可能发现的。马克思说:“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6页。]他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只是把辩证法同神学联系起来的做法,指出:“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方面:“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可见,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为宗教和唯心主义作论证固然荒谬,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的确也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问题上同费尔巴哈的分歧,使他在接受费尔巴哈方法论影响的同时,避免了形而上学的缺陷。因为马克思不是从被动的直观去理解感性,经验事实,而是从感性经验事实中看到了人与客观世界的能动的相互作用。正是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这种分歧,才使得马克思在接受费尔巴哈影响的同时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随着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运种分歧必将发展成为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原则对立,尽管马克思在一个时押内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重视实践,可以说是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始终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他在这篇论文里实际上是探讨了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问题和人作用于周围环境的可能性问题。他看到,哲学的作用不仅在于批判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要在改造世界的行动中使哲学自身得到实现,此后马克思走上政治舞台,企图通过报纸来促使理性的国家制度得到实现,正是这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马克思这时还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他虽然看到了外部经验世界对哲学的制约性,但是他的出发点却是理性原则。

到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马克思已经能够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去分析现实社会了。费尔巴哈对这一转变起到重要作用。马克思把家庭和市民社会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马克思的思想虽然仍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同时走的又是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本人也说过,这条最终导致唯物史观创立的道路,在《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中就已经指出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实际上,马克思走上这条道路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时还是一部不曾公诸于世的手稿。]此后,马克思的研究尽管涉及了广泛的问题,所运用的具体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总的趋势是沿着“实践批判”的道路不断前进的。

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因为这时实践已经不再是人们一般性的社会活动,而首先是劳动,即人们的生产活动了。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人与自然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分析,势必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等一系列唯物史观最基本概念的确立。不仅如此。马克思对实践的重视,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亲身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莱茵报》的经历,使马克思看透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本性,它不可能领导人民去实现人类的解放。来到巴黎后,他认识了无产阶级,从这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那里找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并且自觉地加入到这个阶级的战斗行列。从此,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便成为他思想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揭示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论证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正是由于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提出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才对无产阶级在推动历史前进上的伟大作用做出了一系列深刻而又精辟的论述。

阶级立场的不同,是马克思同费尔巴哈之间产生分歧的深刻根源。费尔巴哈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虽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无产阶级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终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障碍。这已经由实践本身得到了证实。当马克思开始着手全面制定唯物史观的时候,欧洲各国阶级斗争的激烈化把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却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出发进行爱的说教。这无疑会起到涣散和麻痹无产阶级革命斗志的危害作用。因此,对费尔巴哈的哲学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算,就成为由实践本身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唯物史观的创立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清算及“自我清算”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后来,他又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作了系统的阐述,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上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这时候,通过对费尔巴哈整个哲学的全面考察,马克思意识到,他和费尔巴哈以前就存在着的分歧,实际上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的原则对立。这使他改变了以前对费尔巴哈过高的评价。他认为有必要对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种清算同时也就是马克思清除费尔巴哈对他的消极影响的自我清算。因此,他把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仅从著作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十一条提纲润色后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也就是集中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那一章,它的标题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这时已不再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而把它称作共产主义以及实践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马克思早就对此提出了批评。如果说以前马克思对这一分歧的意义尚未充分认识的话,那么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已经从原则的高度来认识这一分歧了。他认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由于不理解实践在人类社会、历史,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决定作用,因此不可避免地最终陷入唯心主义。在他看来,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是他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分界线。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于是把前一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加以深化和综合,借助于科学的实践概念,建立了一种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崭新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费尔巴哈只是从理论的角度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马克思这时候清醒地认识到,费尔巴哈这种考察的结果,只能达到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而不可能认识现实的人的本质。尽管费尔巴哈也强调要从现实的人本身出发,但由于他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它的自然基础,所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被他抽象掉了。他不可能认识人们的真实的社会关系。这样,“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同上书,第18页。]马克思认为,就费尔巴哈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来说,他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与费尔巴哈这种从抽象的、理论的角度去理解人的做法相反,马克思认为决定人的本质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马克思正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认识人的本质的。他以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为基础,阐述了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同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进而揭示了这些关系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因此,马克思才真正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人的本质。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样,马克思就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彻底划清了同费尔巴哈的界限,同时也彻底清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自己的消极影响。他认识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理解,而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红归;对人的本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只能来自于“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而不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所以,马克思从此摒弃了以前曾经用过的“类”、“类本质”等费尔巴哈的术语,而代之以“交往形式”、“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概念。虽然马克思继续使用了异化概念,但这已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主要是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劳动条件、劳动产品的分离和阶级对抗了。

马克思以前曾经把费尔巴哈看成是理论革命的完成者,但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实质的重新认识,使他改变了这个基本估价。因为费尔巴哈只是从以自然为基础的人出发,仅仅局限在“理论的”范围内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而忽略了实践批判这一决定性因素。他不懂得在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为世俗的基础后,还应当对世俗基础本身的矛盾进行分析,并在实践中对之进行革命改造。所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批判宗教的“主要的事情”,他还没有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虽然也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功绩,但是再没有把他看成是理论革命的完成者。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不懂得社会革命实践对改造世界的作用,这也是费尔巴哈的一个根本缺陷。费尔巴哈看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是它的世俗基础,但是看不到要消灭宗教首先就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来改变这个世俗基础。他只是从认识的方面提出了消灭宗教的途径。他认为只要指出宗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宗教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并向人们进行爱的说教,用“爱”的宗教来代替原有的宗教,就能够消除宗教异化。这充分暴露出费尔巴哈仅仅作为一个理论家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并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页。]马克思以前曾经认为费尔巴哈的学说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费尔巴哈也自认为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现在看来,费尔巴哈还远不能算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那里,共产主义只是一些抽象的哲学词句而不是现实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借助于‘社会的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他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宾词,认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一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为一种空洞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页。]这充分说明费尔巴哈还没有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③同上书,第48页。]

费尔巴哈不懂得社会实践,也就不懂得人类发展的历史。同一切唯心主义者一样,费尔巴哈也把历史看作是观念史,确切些说,看作宗教史。他虽然也强调自然对精神的决定作用,但是他看不到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看不到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他把自然界看成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样,他就不能从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中看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自然界和历史在费尔巴哈那里是彼此脱离的。

这样,费尔巴哈在理解人的本质的时候,不仅撇开了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撒开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完全抽象的。因此,他只能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异化的消除和人的解放,而不能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发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擦病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0-51页。]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向人的本质的复归,而是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他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同上书,第79页。]又说:“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制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同上书,第516页。]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他的思想在彻底清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作彻底清算的时候,马克思还分析了费尔巴哈认识论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根源也正在于他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案》第1卷,第17页。]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相对立,费尔巴哈把感性经验放到了首要位置,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真正的感性经验来源于社会实践。马克思说:“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29页。]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只有把人看作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才能获得真实的经验事实。然而费尔巴哈却不是这样。在费尔巴哈那里,感性仅仅具有直观的性质。他观察到的,只是那种除去了实践的社会历史属性的自然的人,因此他的出发点并不是现实的人,而依然是抽象的人。他用感性的抽象代替了思辨的抽象。这使他只能在抽象的理论范围内去考察人的本质。由此可见,尽管费尔巴哈极力强调感性经验,但是他的认识论直观性,使他不能把他自己所提出的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他背叛了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一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针对费尔巴哈忽视实践这一根本缺点,马克思提出,任何认识,包括费尔巴哈所谓的“直观”在内,都只能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都必须被看做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费尔巴哈认识论的这一根本缺陷,还使得他不能正确地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他从人本主义的原则出发,把抽象的“类”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只有别人跟我相一致的地方,才是真的;一致是真理之第一象征,而这都只是因为类是真理之最终尽度。……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94页。]显然,在真理标准的问题上,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一样,也只是在理论的范围内兜圈子。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就是这样,在清算费尔巴哈的过程中,第一次在哲学史上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的问题,从而为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

注里面VOMOCR几个字没有链接,请修改。


#3

已做修改 :g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