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理论述评

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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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摘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作者徐崇温。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82年公开发表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首先撰文加以阐释的是马尔库塞。马尔库塞被西方一些新左派奉为“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说他的著作“对于研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作出了根本的贡献”,苏联东欧国家有些理论家则认为,马尔库塞的阐释,提供了一个“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反对者至今都信守不渝的纲领”,说他的“解释方式和方法,为一切后来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解释奠定了基础”。

那么,马尔库塞和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到底是怎样的呢?

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被推崇为“国际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的马尔库塞(Marcuse,Herbert1898-1979),出生在德国柏林的一个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里。1917-1919年间曾参加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在当时的德国革命风暴中,还当过柏林-莱因契根道夫的士兵委员会委员。在革命因敌人的镇压和叛徒的出卖而遭到失败以后,马尔库塞就到柏林大学和夫赖堡大学去学习,并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的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他以《黑格尔的本体论及其历史性理论的基本原理》为题的论文获得在德国大学执教的资格以后,还给海德格尔当过助手。1930年,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致力于创办《社会研究杂志》,发展新型的“社会批判理论”,开创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在学院框框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时,马尔库塞也被罗致到社会研究所去工作,并在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之一。马尔库塞阐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文《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就发表在1932年第8期《社会研究杂志》上面。

在《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一文中,马尔库塞还没有把他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阐释称作“总体异化”理论。“总体异化”这个名词,是马尔库塞在他的另一本书——1941年出版的《理性和革命》——中,阐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提出的概念、范畴。在那里,他写道:

“1844-1846年间的马克思著作,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形式构成人的总体异化。对这个范畴的使用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同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联系了起来。马克思说,社会劳动分工在实行时不考虑个人的天才和整体的利益,而完全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法则来进行。在这些法则下面,看来是劳动的产品、商品,在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本质和格局。换言之,应当为生活服务的原材料,却统治了它的内容和目标。”[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1960年,波士顿版,第273页。]

但是,由于“总体异化”这个提法,概括了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作阐释的基本特征,而且在当时和后来,马尔库塞还据此而引出了诸如“总体革命”、“总体性社会主义”等与此相适应的系列范畴,因此,在这里,我们就以“总体异化论”来称呼马尔库塞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所作的特殊阐释。

在《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源泉》一文的开头,马尔库塞就指出: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中,必定变成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这些手稿能够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和本来意义的讨论放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1972年,波士顿版,第3页。]

十分明显,马尔库塞的意思是要按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观点去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他的这种重新解释的“新的立足点”,就是他在阐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在事实上,在马尔库塞这整篇文章中,他正是用人的本质来解释一切,又把一切都归结到人的本质上去的。例如,他把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又认为异化的根源就在人的本质中,认为社会革命产生于人的本质的总体上的颠倒,并把“积极的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归结为用属于人的本质的财产去代替私有财产。

在开始其分析论证的时候,马尔库塞说,“重要之点是看马克思是怎么样和从什么角度在这里把它(异化)解释成他的理论的出发点的”,他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和疏远化环境的描写最初看来完全是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它的原理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在一开头就把他的研究分为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传统概念:“劳动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土地的地租”。然而,更重要的却是有指向完全新的方向的标志,这就是他把接下去的论述放在“外化劳动”的标题之下,不久,政治经济学的三个传统概念的划分就爆炸和被抛弃了,“这样,劳动概念的发展就打破了论述问题的传统框架;论述由这个概念继续下去并发现了后来变成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的新的‘事实’。所以,我们的解释必须从马克思的劳动观开始”[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6、7页。]。

一、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解释成人的本质的异化论

马尔库塞说,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的种种特征,以及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到“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以及传统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推演,乍看起来,似乎所表示的只是简单的经济事实。

“但是,如果我们更密切地注视对异化劳动的描述,我们就惊人地发现:在这里描写的,不仅是一件经济的事情,而且是人的异化,生活的贬值,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马克思在有关段落中说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0页。]。这样,这就是一件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劳动者、经济主体等等)不仅在经济历史中,而且在人及其现实的历史中的一个过程的事情”[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7-8页。]。

“他【马克思】在同一意义上写到私有财产?[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8页。],认为私有财产是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这种情况的感性表现,而对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则无非是为了人并且通过大而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的感性的占有。

为什么马克思在这里经常谈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本质存在”呢?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作这样的论证,并不是因为他局限于特种的哲学目的论,而是由于马克思企图澄清政治经济学的整个批判显然是在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从哲学争论中产生出来的。

根据马克思在同黑格尔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的观念,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的经济事实正是作为对人的本质的歪曲和人的现实的丧失而出现的,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简单的经济事实才能变成一场将真正改变人的本质和人的世界的革命的真正基础。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描述,就经常越出经济领域而涉及人作为“人”的本质和实在,而且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劳动对象的丧失才能获得中心意义,这是由于外化和物化的经济事实就植根在人(作为工人)对他的劳动的对象的特珠态度中。因此,就必须从人对客体的这种关系的意义上去理解“异化劳动”,而不是单单把它看作一个纯经济条件。所以,马尔库塞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一开头,批判的基本概念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并不是被当作经济概念简单地接过来和加以批判的,而是被当作人类历史中批判过程的概念的;结果是,私有财产被对人的现实的真正占有的“积极废除’,就将使人类全部历史革命化”[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8-9页。]。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粗随的共产主义,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人而遭到马克思的批判的。例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没有看到作为真正主体的人,它不考虑人的本质和人的历史,而且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它不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是无人的科学和一个由对象和商品组成的非人世界;粗陋的无思想的共产主义,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本质的现实上面,而是在事物和对象的世界中打转转,它只是用普遍的私有制去代替个别的私有财产。马尔库塞还说,马克思在对粗陋共产主义的批判和反对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绝对经济主义的异议。

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还把他那种将劳动异化解释成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作法,提到马克思的方法论的高度上来加以论证:

“在这虽看来发生了对实际事实的迷惑人的、唯心主义的歪曲:一个经济事实被认为在一个一般概念中以及在人对客体的关系中有它的根子。‘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这是马克思而不是黑格尔写的1这个明显的歪曲,表现了马克思理论的决定性发现之一:由经济事实突破为人的因素,由事实突破为行为,以及在运动中,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们就是从中落入到和变成为固定的)去理解固定的‘情况’和它们的法则(它们在其物化形式中,就是从人的力量中来的)”[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12页。]。

接着,马尔库塞又由阐释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转到阐释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论述:如果异化劳动的概念包括人同对象(以及同他自己)的关系,那么,劳动概念本身必然也包括一种人类活动(不是一种经济条件),而如果劳动的异化标志着实现的总的丧失和人的本质的外化,那么,就必须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而那就再一次意味着它是被当作哲学范畴来使用的。

随后,马尔库塞展开了对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三个公式—“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劳动是人的“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5页。];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生产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96页。]—的分析,得出结论说,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最一般特征的描述,都“导致越出经济领域而进入到研究的主体是其总体性上的人的存在的领域”[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14页。]。

二、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人的本质之中

和把劳动异化解释成人的本质的异化相适应,马尔库塞认为,根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展开的异化理论,异化的根源在人的本质中。

马尔库塞首先论证说,一方面,客观世界,作为人所必需的对象性,人的本质通过对它的占有和变更而首先得到“产生”和“确认”的东西,是人本身的组成部分,只是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它才是真正的对象性,它是人的“自我—对象化”,或人的对象化;但是,另一方面,这同一个客观世界,因为它是真正的对象性,只能作为并不属于他的存在,超越他的控制和“压倒一切”的、他的存在的前提而出现。马尔库塞据此而强调说:正是“人的本质中的这个冲突一—它本身是客观的一一是下面这样一个事实的根子,即:对象化能够变成物化;而外在化则能变成异化。它使得人完全丧失作为他的本质的组成部分的对象,使之变成独立的和压倒一切的具有了可能。而在外化劳动和私有制中,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18页。]。

接着,马尔库塞又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企图把对象化和在其中出现的冲突甚至更深地植根到人的定义中去:“在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对象化总是带来-种物化的趋向。劳动总是带来一种异化的趋向,所以物化和异化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历史事实”;“对象首先以一一种外在的和异化的形式直接遭遇他,只是通过有意识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中介,才变成人类的对象,人的对象化。这样,人的表现首先趋向于异化,他的对象化趋向于物化,所以,他只能通过‘否定之否定’达到一个普遍的和自由的实在:通过废除他的异化而从他的外化中返回”[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37页。]。

大家知道,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久之后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观点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这就是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联系到马尔库塞把异化的根源说成就在人的本质中的观点,他对此又是怎样理解的呢?

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在写这些手稿仅仅一年之后写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以无情的嘲笑摧毁了诸如施蒂纳等人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关于本质、关于人的黑格尔派的无根据的谈论,那么,马克思本人在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是否提供过一个这样的无根据的杂谈呢?或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否发生了彻底变化呢?

马尔库塞回答说,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观点确实发生了一个变化,但这个变化并不是基本观点的变化:

“必须再三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在奠定革命的理论基础时,是在各条战线上进行战斗的:一方面反对黑格尔学派的假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物化,然后再反对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因而,他的战斗的意义和目的按其攻击和防卫的方向而变化着。”[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8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进行战斗以反对政治经济学中的物化,这种物化把特种的历史的事实性变成僵硬的“永恒法则”和所谓的“本质关系”,马克思表述了同人的真正本质相反的这种事实性。但是,马克思在这样作时,又发挥出了它的真理,因为马克思是在人的真正历史的脉络关系内把握它,并揭示它的被克服的必然性的。

所以,关键在于,不要使本质和事实性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不要使关于人的规定和人的特定的具体历史情境彼此对立起来,否则就是忽略了马克思在其研究的开始时就主张的新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者已经不再是独立于彼此之外的、分离的领域或者方面了。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历史经验被接收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之中去了。我们所涉及的不再是一种抽象的一—它在具体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同样有效一人的本质,而是一种在历史中而且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被定义的本质(所以,当马克思和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相对立而谈到“人的本质”时,那是另一回事)。”[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8页。]

归根到底,“人本身在所有的人的历史实践中总是有关的这个事实,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十分明白而不值得讨论的。[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9页。]

三、说革命根源于人的本质的总体颠倒

马尔库塞把劳动异化解释成人的本质的异化,又把异化的根源归之于人的本质,因而也就很自然的认为革命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在总体上的颠倒。

马尔库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定义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所以,哲学批判本身就能直接变成实际的革命批判。

这是因为,批判所由以开始的事实是:表现在劳动的异化和外化中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外化,以及从而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历史情境。然而,“这个事实是作为对被批判所规定为人类劳动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总体的颠倒和隐藏而出现的”[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6页。]。这就是说,劳动不是“自由活动”或人的普遍的和自由的自我实现,而是他的被奴役和现实的丧失;工人不是他的生命表现的总体性中的人,而是一个非人;劳动的对象并不是工人的人类现实的表现和确认,而是属于某个有别于工人的人的异化事物——商品。通过这一切,在外化劳动中,人的存在不是成为他的自我实现的“手段”,而是人的自我变成了他的单纯存在的手段。工人的单纯肉体存在是他的全部生命活动为之服务的目标。正因为这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结果,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一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

马尔库塞说,“马克思把这种外化和实在的丧失描述为人作为人的行为的总体的颠倒”[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7页。]。之所以说是总体的颠倒,是因为这种颠倒既表现在工人同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的对象的关系之中,又现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同他自己的活动的关系,也是同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

接着,马尔库塞又从这种总体颠倒中引出了总体革命。他认为,人的本质和存在相分离着,要么人的存在是实现人的本质的一个手段,要么,像在异化劳动中那样,人的本质是他的单纯存在的一个手段。如果本质和存在变成这样地被分开着,而人的实践的真正的和自由的任务在于统一这两者,那么,当着实际情况发展到在总体上颠倒人的本质的时候,·真正的任务就是摧毁这种实际情况了。马尔库塞强调说:“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确实的思辨变成了发动彻底革命的坚决的推动力”[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9页。]。

而资本主义的现实正是一种从总体上颤倒人的本质的实际情况。所以,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正是在总体异化、总体颠倒的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来规划无产阶级的总体革命的: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使经济事实和客体,而且使人的整个‘存在’和‘人的现实’成问题这个事实,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总体的和彻底的革命的决定性证明,它无条件地排除任何片面的剧变式‘进化’,这个证明不是存在于异化和外化概念之外和之后—一它正是这种异化和外化本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10页。]。

“资本主义的事实情况是:表示其特征的不仅有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且有影响人的本质的大灾变,这种见识在一开头就宣告任何单纯的经济的或政治的改革是要失败的,并无条件地要求通过总体革命而大灾变地超越实际情境。只有在用这种方式建立基础之后——这个基础坚固到不能被任何单纯的经济或政治论证所动摇——才产生革命的历史条件或承受者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问题。任何只是把注意力放在这种理论上面,而没有把握其真正基础的批判;都没有抓住要点”[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29-30页。]。

后来,马尔库塞又进一步发挥其关于总体革命的思想,并引申出关于总体性的社会主义的设想:社会主义不仅要增加生产,消除贫困,而且也要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改变人在各方面一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道德与美学等方面—一的生存条件和性质,所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迫切的东西,不仅是现存需要的天地中满足的扩展,也不是使满足由一个较低的水乎达到较高的水平,而是同这个天地的决裂,质的跳跃。革命包含有文化上和物质上的需要和渴望本身的彻底改变,包含意识和情感、工作过程和闲暇的彻底的改变。他说:

“社会主义必须增加货物和服务的数量以便废弃一切贫困,但在同时,社会主义生产必须改变生存的性质—改变需要和满足本身”,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创造这样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能够不仅生产更多的东西和把产品生产得更好,而且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产,【生产出】不同的货物,创造出人类关系的一种新形式[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波士顿版,第39页。]。:

在马尔库塞这种关于总体革命、总体性社会主义的设想中,道德的和美学的方面是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资本主义社会,“对美学的和道德的需要的压抑,是统治的一个工具”,而“社会主义的天地也是一个道德的和美学的天地”,“道德的、精神的官能,在今天如果得到发展的话,是归属于一个和物质存在相分离和凌驾于其上的文化领域的,而在(革命后的未来社会)那时将变成物质生产本身中的诸因素”,那时,“道德和美学的需要变成基本的、生死攸关的需要,并走向两性之间、世代之间、男女和自然之间的新关系,自由被理解为植根在这些需要的满足之中,它们是激发美感的、伦理的和合理性的合于一身。”[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1972年,波士顿版,第173页。]

四、认为克服异化之路在于用属于人的本质的财产去代替私有财产

在异化的克服方面,马尔库塞援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提出了用属于人的本质的财产去取代私有财产的方案。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一再提到“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

马尔库塞阐释说,如果一个丧失现实的行为的外化形式在私有财产中得到实现的话,那么,私有财产本身只能代表真正的人类行为的一种外化的和非真实的形式,财产必然有两种形式:一种外化的形式,另一种,真正的形式;一种仅仅是私有的财产和另一种真正人的财产。“必定有一种形式的‘财产’属于人的本质,积极的共产主义,远不是意味着废除一切财产,而正是恢复这种形式的真正人的财产”[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32页。]。

那么,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财产的区别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在真正人的财产中,异化又是怎样得到克服的呢?

马尔库塞认为,私有财产在于一种不真实地持有和占有对象的方式之中。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当一个对象被“使用”时,它就是财产,而这种使用或者包含在直接的消费之中,或者包含在它的被转变为资本的能力之中,这样,就是“生命活动”服务于财产,而不是财产服务于自由的生命活动;被占有的不是人的“现实”,而是作为物(货物和商品)的对象,而且甚至这种占有也是“片面的”:它限于人的行为和能够直接“满足”或者被变成资本的对象。

反之,对于真正人的财产来说,则应当在其真正占有中加以描述。这就是说,不应当仅仅在直接的片面的满足的意义上,仅仅在方有、持有的意义上去设想为了人和由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对客观的人和人的成就的感性的占有。它是“人以一种总体的方式占有他的总的本质”[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33页。]。而所谓以总体的方式去占有,就是说,人的同世界的每一种人类的关系如看、听、噢、尝、感觉、思维、经验、要、行动等等,总之是个人存在的一切器官,在其客观方面上或在对象的方向上,都是对那个对象的占有。

这样,作为财产的基础的占有,就超越出一切经济的和法律的关系,变成了一个理解人同客观世界的普遍和自由的关系的范畴:它变成为人们自己的关系,而它同对象的关系则是“总体的”它“解放”一切人类器官。整体的人精通作为“其劳动和其现实”的整个客观世界。对私有制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废除,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终结,而只是它的开始。这个普遍的和自由的占有就是劳动,因为人同对象的特有关系是一个创造、安置和形成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场合,劳动将不再是一种异化和物化的活动,而是完全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现。

“这样,物化所代表的非人性就在它被最深深地植根于其中和危险的地方——在财产的概念中——被度除了。人不再在客观世界中‘丧失’他自己,他的对象化不再是物化”,所以,“人回到他的真正的财产就是回到他的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的解放”[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第33,34页。]。

在后来1941年发表的《理性和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塞又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关于废除私有制不是目的,而只是废除异化劳动的手段的观点,甚至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兴趣是个人主义趋向,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新形式的个人主义的结论。他写道:

“至关重要的是要指出,马克思把废除私有制看作是废除异化劳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它本身只是一个正如任何其他经济制度一样的经济事实。[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1960年波士顿版,第282-283页。]

这种社会化能不能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开端?

马尔库塞认为,还要看人们如何对待社会化的生产手段而定。而要是不把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用于发展和满足自由的个人,那么,它们就将只是构成一种使个人服从一种实体化的普遍性的新的形式。“只有在自由的个人,而不是‘社会’成为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的时候,私有制的废除才开创一种在本质上是新的社会制度”[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1960年波士顿版,第283页。]。

马尔库塞援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3页]说:

“在严格的意义上,人类的真正历史将是自由的个人的历史,所以,整体的利益将被编织进每个人的个别存在之中”;“证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已经融合起来的,是自由的个人,而不是一种新的生产制度,个人是目标。这种‘个人主义的’趋向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兴趣”,“所以,共产主义,连同其‘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一种新的和不同的经济制度”[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第286页。]。

五、总体异化论的可取之处和错误

从马尔库塞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上述阐释中,可以看出,他提出的总体异化论以及总体革命、总体性社会主义的设想,既包含有一些合理因素、可取之处,又包含有若干重大错误,而且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就马尔库塞企图超越单纯经济条件的描述和单纯的经济解释,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解释成劳动的产品、商品在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本质和格局,应当为生活服务的原材料却统治了它的内容和目标,从而提出“总体异化”的概念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马尔库塞把总体异化解释成“人的本质的异化”并把异化的根源归之于“人的本质”,归之于“人的本质中的冲突”,即客观世界一方面是人本身的组成部分,另方面又是不属于他、超越他的控制的、人的存在的前提这样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并把这一切统统加诸于马克思,加诸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说,却是没有根据的。

就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有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而且使人的整个存在和人的现实成问题,因而希望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越出单纯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范围,成为彻底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境,同现存需要的天地彻底决裂,并彻底改变人的意识和情感、工作过程和闲暇的“总体革命”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马尔库塞在其“总体革命论”中,把废除私有制放在无是轻重的地位,又把这种“总体革命”的根源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大灾变”,把“总体革命”的推动力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这种确实的思辨”,并且把这切统统加诸于马克思所规划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是没有根据的。

就马尔库塞认为社会主义不仅要增加生产,消除贫困,而且也要改变人的需要以及对这些需要的满足,要改变人的包括道德方面和美学方面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生存条件和性质,提出“总体性社会主义”的设想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马尔库塞把“自由个人”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把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开端,说成是取决于是否把自由个人而不是社会,当作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进而把共产主义说成“在本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一种新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并把这一切统统加诸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时,却又是没有根据的。

显然,对于马尔库塞总体异化理论中所包含的可取之处,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予以肯定和借鉴,作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参考;而对于其中包含的错误,我们同样应当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予以剖析,弄清它在理论上失误的原因,划清马克思主义同这些错误观点的原则界限。

六、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还是从马克思到费尔巴哈、到存在主义?

马尔库塞“总体异化”、“总体革命”、“总体性社会主义”理论和设想中所包含的错误,都根源于对他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然而,他在提出这些理论和设想时,又援引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有关论述作为依据。因此,为了明辨是非,深入剖析马尔库塞理论和设想中的谬误所在,就必须进一步考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论述,就必须从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总体上,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去考察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并从这样的高度去考察马尔库塞的阐释在什么地方背离了马克思,背离了马克思的息想发展历程,又走向什么地方,归结为什么思潮。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加以阐述的劳动异化论,不仅在原则上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异化论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即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论,而且也唯物主义地研究了私有制产生的重要前提,它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确立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又有一个发展过程,特别是一个逐步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过程。

1867年4月24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在谈到《神圣家族》一书时,曾经写道:这本书“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3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神圣家族》之前,自然同样保留有这种“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的痕迹。事实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上,提出了和费尔巴哈有原则区别的理论魂点,另一方面,又还没有完全摆雕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一方面,提出了在内容上崭新的理论分析,另一方面,有时又还使用一些不确切的、不能表明马克思同费尔巴给之间原则区别的旧的术语来表述这些新的分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得很清楚。在那里,当谈到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因而在德国理论界面前产生了一个为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为德国理论界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面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则明确指出了这条道路的时候,马克思强调指出:

“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切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

显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还存在这种情况,例如,在关于所调人的本质的异化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和使用不能表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原则区别的旧的术语的问题。

当然,在怎样理解“人的本质”的问题上,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的马克思,同黑格尔、费尔巴哈都是有所不同的。

关于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止。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所斟,“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是和自我意识等同的。因此,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5页。]显然,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劳动、思维活动,把人的本质的异化说成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的这种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否定了人的本质在于抽象的精神劳动而肯定感性的人,他认为人的本质的属性、人的类的属性异化或外化而创造了上帝,并把它塑造成了救世主。这就是说,人们把自己的本质完全赋子想象中的上帝,并加以无限夸大,给自己造成了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他认为,无限的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是,这个精神本质被从人里面分离出来,被表象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人在宗教崇拜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变成利已主义的个人,这也正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加以肯定说:“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一)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遣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8页。]。

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抽象思维的人、哲学的人,而提出现实的人、燃性的人,提出从所谓人类生活、公共生活来看个人,这些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另一方面,他所谓的感性,却只是感性的直观,主要是把人类之爱或同情心作为人的本质,而他所谓人的类生活则是属于自然的人的,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的自然的共同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原则就是用这样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论去说明社会现象、历史问题的,这显然背离了唯物主义而转向唯心主义。对于费尔巴哈观点的这个方面,乌克思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还没有加以批判。

不仅如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还袭用了“人的本质”、“类”等概念、术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就其具体内容来说,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有所不同的。因为它既不是指黑格尔所说抽象的精神劳动、思维活动,也不是指费尔巴哈所说感性的直观、感情的活动,而是指有意识的生活活动,自由的自觉的创造性的生产劳动,感性的实践。马克思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而异化劳动却使人的这种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就是说,“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有意识的生活活动、生产劳动,因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费尔巴哈强调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看来,社会生产是不在哲学分析之内的,而马克思则由于从物质生产出发,把它看作是人所特有的类的活动,这就揭示了人和自然的统一的社会本质。因为只是“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这就同时揭示了人的社会本性。费尔巴哈把人的类本质看作每一个人同其他一切个人的人类学的统一,而马克思则由于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人的活动的类的根本的形式,是个人其余一切活动形式的基础,这就使人类学的发展依赖于物质生产的进步所制约的社会发展。

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的发展过程中,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这个阶段,毕竟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在1844年4-8月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半年左右以后,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1845一1846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开始了彻底摆脱和清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历程。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指出:“费尔巴喻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依据这个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的观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说:“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甚至当人们的社会在他们看来是以“外界的强制’为基础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本性’也是与这种‘外界的强制’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67,568页。]

在揭露和批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文献,先是同它们所表现的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歪曲作法时,又指出:

“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因而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36页。]

而在实际上,“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非人的”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图相适应的,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不断地产生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508页。]

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的观点有了发展,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这是清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清除其劳动异化理论中费尔巴哈痕迹的一个飞跃,而马尔库塞借口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历史经验被接受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因而人的本质〕不是一种抽象的,而是在历史中才能被定义的本质”,因而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观点的变化就不是基本观点的变化的说法,却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意味着认为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的本质也就不同;随着社会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们的本质也不断地变化发展着,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所以,在这里,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把人的历史经验接受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去,而在于是否按照历史时代的不同、社会关系的不同去规定不同人的不同本质,在于是否排除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所共有的某些固有属性,而不论这些属性是些什么。

在1848年所写《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沿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批判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的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是“哲学胡说”。他们强调指出:这种哲学胡说“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不属于任何阶级,而且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5、496页。]。

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来看,“人的本质的异化”是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某些影响的。但这种影响不仅在时间上是极为短暂的,而且在范围上也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它也远远不等于马克思劳动异化论的全部,因为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的诸方面中,首先是劳动生产的对象,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以及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使自身异化,然后才谈到异化劳动也使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的。

而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论,却不仅把这个短暂的影响加以永恒化,否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学说有了重大的发展,否认马克思已经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而且把“人的本质的异化”加以普遍化、绝对化,把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单纯解释和归结为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论,而在阐释人的本质的异化时,又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重大区别加以抹煞,对它作出人本主义的曲解。这样,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论就不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历程,由费尔巴哈前进到马克思,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由马克思倒退到费尔巴哈。

然而,马尔库塞总体异化论的错误,并没有终止于从马克思倒退到费尔巴哈,而是还由费尔巴哈进一步滑到了存在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主义流派,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潮、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官僚化和个人生活的单调刻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滋长着使个人丧失个性的倾向,人的关系的“物化”也具有了更加尖锐的形式;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发展,人的存在更受到“技术化”和“物化”的威胁,本来应当成为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东西的最高主宰的人,反而成了被这些创造物所奴役的奴隶,这一切使人感到似乎在“工业化社会”中人的要素正在降低,人在分裂的异己的现实中感到无家可归。

存在主义哲学家们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正在发生的“人格解体”、“人格沦丧”的过程,觉察到了人们的这种不安、恐惧、孤独、对未来丧失信心的情绪,他们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危机,津律乐道异化是当代人状况的特征,说什么“在近代人中存在着一种在最近100年已相当大地增强了的异化的感觉”,因而“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异化的事实和问题,他们的目的就是从异化中得到解放”[海温曼:《存在主义和现代困境》,1958年,纽约版,第9页。]。

但是,存在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实矛盾的这种反映,却是一种歪曲的反映,它把资本主义总危机所提出的问题神秘化了。这是因为,虽然它描绘和记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状况,却并没有阐明制约这些病态过程的社会历史情况,相反,它把这种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存在的暂时状态,看作是天然的、永恒的状态,把这种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矛盾的社会现象,说成是根源于人性本身的本体论现象,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描绘成整个人类存在的危机,描绘成任何社会改造都不能加以克服的人类存在的永恒悲剧。例如,马尔库塞的老师、德国存在主义的创始人海德格尔,就是把异化看作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构成的契机,认为人以日常存在的方式从他自身异化、沉沧于世界的。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异化不是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加以克服的一一个历史阶段,而是人作为人必然地要被异化的。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海德格尔还把他的这种异化观加诸于马克思说:

“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上去思考这种命运。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所认识到的东西,其根源乃是新时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因此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向度中,所以马克思关于历史的观点要比通常的历史科学来得优越。”[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信》,1954年,法兰克福版,第27页。]

与此同时,存在主义还把人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对立起来,把对于个人的人本主义说明绝对化为个人最本质的东西,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说成是抽象的敌对关系,把人在社会中的存在说成是人的沉沦、人失去其真实性。

正是从这样–些前提出发,存在主义认为哲学的对象不是存在本身,而是阐释和揭示“存在”——人的存在、单独的个人的存在、单独个人自我的情绪和体验一—的意义。它把这种纯主观性看作是产生一切客观性的基原,力图从这种主观性中找到人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以及人的真正存在的基础和原则,并通过它们去探求其他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它竭力强调内心世界的价值,而反对使之屈从于社会发展中无名的自发力量。

十分明显,当马尔库塞把异化的根源转移到人的本质之中,转移到人的本质内的冲突之中,认为在人的本质的定义中,对象化总是带来物化,劳动总是带来异化,物化和异化不是偶然事实时,显然表现出了存在主义把异化看作是和人的存在不可分割的要素的影响,从而把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说成是一种本体论现象,还把它强加于马克思;而当马尔库塞把自由个人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说生产资料社会化能否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开端,取决于是否把它用于发展和满足自由个人,因而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种新形式的个人主义时,则又显然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的论述,而表现出了存在主义把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看作是抽象的敌对关系的观点的影响。这样,马尔库塞的总体异化论最终就滑到了存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