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1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本文由VOM-OCR小组整理发布,摘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六辑,作者吴易风

一、问题

马克思是“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页]。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空想社会主义曾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历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为它提供了科学基础。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著名论著中,多次阐述了马克思给社会主义提供的科学基础,指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有两个伟大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第二个就是通过剩余价值的分析“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页],“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恩格斯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424页。]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什么时候完成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是什么时候完成的?两个伟大发现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关于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完成两个伟大发现的说法是否有充分根据?本文想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二、两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回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科学社会主义是同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创立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客观历史条件来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成熟的结果。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社会主义只是在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前在理论上代表过无产阶级。当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不复存在的时候,它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伟大的革命实践,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完成了一场空前的大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一)《莱菌报》的斗争: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

马克思从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是他在《莱茵报》的斗争。1842年,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接着任该报主编。他在《莱茵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的批评、关于林木盗窃法、关于摩塞尔农民处境以及维护政教分离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从精神领域进入物质利益领域,开始孕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因素,公开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辩护。这些论文表明,马克思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在《莱茵报》期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经济困境的研究,对马克思的观点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并从而对社会主义进行经济论证的最初动因。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这时,马克思已经认为社会主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在1842年发表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实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同时,马克思明确地表示,他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他对这种社会主义作出全面的评判。马克思意识到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论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4页]

1843年,马克思退出《莱菌报》。但是,在《菜菌报》期间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写了第一部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把国家和法看作是“客观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不是国家由“市民社会”决定,而是“市民社会”由国家决定。马克思的研究得出了和黑格尔相对立的结果:国家和法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国家和法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

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从《莱茵报》的斗争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时期思想的重大发展,指出:“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迫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有关物质利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获得了一些无论法学或哲学都不曾提供的新观点。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观点,在马克思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论文中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在这些文章中“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文章明确提出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统一的原则,指出革命理论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革命的物质力量。

《德法年鉴》的文章表明,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分析中,马克思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843年末,马克思开始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这一期间的重要研究成果,是他创立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的一个开端。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初步批判,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了初步剖析,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作了初步论述。恩格斯告诉我们:“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彻底发展成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2页。]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

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晤。这次会晤奠定了长期革命合作的基础。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已经接近于形成关于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的思想、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思想、关于彻底扬弃私有制的思想、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以及关于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思想。

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认为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彻底决裂,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统一起来的著名论点。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第一次系统地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意义,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们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他们这时用来表示生产关系的术语是“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或“交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受生产力制约的交往关系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当旧的交往关系已经成为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桎梏时,就会被更进步的新的交往关系所代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他们发现,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表现为阶级冲突、意识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总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关系,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表述了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孕育和萌芽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点的发展和总结,是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列宁高度赞扬马克思当时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出“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同时又说:“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列宁选集》第1卷,第7页。]列宁的这一提法同恩格斯晚年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提法是一致的。恩格斯在1888年说:“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

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是根据事实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只能以他们当时已知的经济事实和社会历史事实为根据。在这以后,马克思通过多年的研究用极其丰富的经济史和经济现状的事实充分证明而不是重新修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假设。在剩余价值理论制定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得到了科学证明和经典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初步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剩余价值理论“还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已经弄清楚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的问题

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为第二个伟大发现开辟了道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制定,为科学地解剖市民社会提供了锁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可以在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中完成伟大的革命变革,创立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起点,在马克思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标志着马克思在经济理论方面已经从过去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立场完全转变到主张劳动价值理论的立场。价值理论的这一转变,是马克思已经初步完成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必然结果。而向劳动价值理论立场的完全转变,则直接为认识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可能。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看到了“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可怕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4卷,第100页]。尽管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还在使用“劳动价格”和“劳动价值”的术语,甚至还没有清除劳动价值就是工资最低额这一错误观点,然而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了“劳动商品”的这一错误观点,然而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了“劳动商品”的特点,发现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商品”自身的价值。在《哲学的贫困》中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但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商品”自身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即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实际就是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哲学的贫困》已经包含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当然主要指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国工人协会作了几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讲演。这些讲演后来以社论形式连续发表在1849年4月的《新莱茵报》上。这就是著名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部著作从经济关系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揭示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实质。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和产生问题的说明,《雇佣劳动与资本》比《哲学的贫困》有了明显的进步。马克思揭露了资本的本质,指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它靠同活劳动交换而得到保存和增殖,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和生产作了如下的通俗说明:工人用劳动向资本家换取生活资料,资本家用生活资料向工人换取劳动。工人的劳动就是工人的生产活动,也就是创造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而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例如,一个资本家每天付给他的一个工人五银格罗申,而这个工人为了得到这五银格罗申,就要整天为这个资本家干活,保证资本家每天能得到十银格罗申的收入。这个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付给工人的价值,而且还使它增加了一倍。

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说的工人的劳动、生产活动、创造力量等,实际上都是指劳动力。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接近于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而这一区分正是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之一。当然,马克思这时毕竟还是采用了工人向资本家出卖劳动这一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说法。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时对此作了修改,说:“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上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纯粹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1页。]总之,马克思在四十年代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工作,还没有制定剩余价值理论。但是,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剩余价值理论确实已处于萌芽状态,马克思在那里已经弄明白剩余价值的来源。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时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页。]

(四)《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是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研究和革命经验总结的结晶,是一个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宣言》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阐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制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号召。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系统研究,《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探讨,为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哲学的和经济的理论根据。完全可以说,没有以往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如果没有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就不可能在1848年出现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这部永放光辉的著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宣言》的主要理论基础。恩格斯明确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第1卷,第237页。]

三、两个伟大发现的历史回顾: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

(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

1850年,马克思恢复了由于1848年革命中断了两年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代表着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制定经济理论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它是马克思十几年中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总结。

剩余价值理论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制定的。马克思在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这时已经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利润理论的批判,创立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创立。价值概念无论在逻辑上或历史上都先于剩余价值概念。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表现为资产阶级财富第一个范畴的商品有二重存在: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作为自然存在,商品是使用价值;作为纯经济存在,商品是价值。商品本身表现为这两种规定的统一。价值实体不是特殊的自然实体,而是物化劳动。在分析商品的二重存在之后,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一方面,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又是“一般劳动”,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88页。]对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分析是马克思在五十年代经济理论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它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31页。]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第一次研究了劳动力商品的二重性,指出劳动和劳动能力的原则区别。这一学说是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关键。马克思第一次指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不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而是“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40页]。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劳动能力就是指劳动力。劳动能力和劳动力这两个术语,马克思把它们看作意义相同的术语。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由于区分了劳动和劳动能力即劳动力,马克思就在古典经济学家由于混同劳动和劳动力而陷入的绝境中找到了理论出路,从而科学地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第一次按照资本各个部分的价值转移方式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称前者为“资本的不变部分(由材料和机器构成)”,称后者为“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资本中同活劳动相交换并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66页。]这一学说是制定剩余价值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关键。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2页。]

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2页。]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一科学用语,科学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马克思指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能力,或者说,是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工人只要得到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活动力,他就可以不断地重新开始同资本交换。在这种交换之后,即在这种流通过程结束之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便迫使工人进行劳动。“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56页。]资本不仅迫使工人进行必要劳动,生产工资的等价物,而且还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进行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6-287页。]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之后,还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手稿中,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提出了剩余价值规律,说:“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78页]。

总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已经系统地叙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马克思在1857-1858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5页]。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第一次经典表述

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间存在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又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使历史唯物主义得到科学的经济论证。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基本完成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他在五十年代基本完成第二个伟大发现的前提,而第二个伟大发现在五十年代的基本完成,又为经典式地表述在四十年代已经基本完成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紧接着在1859年就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第一次作了经典表述。这种历史次序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正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1859年,马克思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公布自己在五十年代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该书的《序言》中以经典式的定义形式公布了自己从四十年代以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成果。马克思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历史观的基问题,这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它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正是这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正确解决,从根本上否定了颠倒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为科学地对待其他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序言》正确地回答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生产力是人们的社会生产中的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是在社会生产中必然发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关系。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相适应时,它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同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序言》正确地回答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基础,在这个现实基础上竖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时,上层建筑也要相应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着重指出两种变革之间的区别: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一种是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在内的意识形态的变革。前一变革是后一变革的决定因素。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现存的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解释社会革命,指出当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会到来。马克思用这一观点说明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止的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更替,认为这些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以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而告终。’

(三)《资本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最终完成,“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一部草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则是《资本论》的第二部草稿。在第二部草稿中,马克思清除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中的劳动价值就是工资最低额这个错误观点,全面地分析并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在五十年代制定的剩余价值理论。1863年至1865年,马克思又写作了《资本论》的第三部草稿,并于1865年在《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中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公开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第二、三卷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它标志着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的最终完成,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完全确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高度严密而精确地阐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在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的总公式,分析了劳动力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考察了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价值增殖的秘密,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指出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价值。马克思划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了反映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分析了提高剥削程度的基本方法,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的各种具体形式,研究了剩余价值到工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转化。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指明“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9页。]这样,马克思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第二个伟大发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时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经济理论的制定,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得到了最充分的经济论证。《资本论》是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这种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无与伦比的典范,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全面的、周密的科学证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无比丰富的经济史和经济现状以及阶级斗争史和阶级斗争现状的事实,证明了自己在四十年代提出并且在五十年代末作了经典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列宁指出:“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资本论》所以成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最终完成的标志,不仅是由于以前作为假设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科学证明,而且还由于《资本论》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在四十年代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充分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重要原理,他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第二,马克思不仅科学地证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他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第三,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原理,他说:“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随着两个伟大发现的最终完成,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也最终完成。恩格斯指出,在《资本论》中,“社会主义……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16卷,第412页。]恩格斯还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是一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主要的著作”。[《列宁选集》第1卷,第50页。]

从1842年产生科学论证社会主义的最初动因,到1867年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的最终完成,马克思整整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资本论》的出版,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完备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说:《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

四、第一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整个世界史观上的伟大变革,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提供了哲学根据。第一个伟大发现使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高度对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理论论证。

(一)由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不再被置于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之上,而是被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基本上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即使像圣西门、傅立叶这样一些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提出不少珍贵的思想因素的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也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巢穴。空想家们差不多都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哲学家的意识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存在。圣西门说:“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最适于当时的社会组织体系,以促使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采纳,如果这种体系能够完善就应使其完善,而当它已经达到完善的最高阶段的时候,就应把它推翻,并利用各方面的专门学者所收集的材料在这个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9页。]很明显,哲学家的观点和意见被圣西门看作是建立、完善和推翻社会制度的决定性的因素。傅立叶以批判文明制度著称,可是文明制度的存在在他心目中只是哲学家的“疏忽”和“骄傲”造成的。傅立叶说:“由于哲学家们的疏忽和骄傲,忽视对协会和引力作任何研究以致这个制度多余地延长了两千三百年之久”。[《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下同),第65页。]

由于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看不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和解决社会对抗和冲突的手段,空想家们便只有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因此,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只能是头脑的产物,只能被置于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之上。恩格斯指出:“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59、416页。]

“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416页。]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充分说明了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发现,不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决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的这一革命性的变革,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提供了哲学根据。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绝对真理、理性、正义等思想或原则的结果,而是物质经济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不是伟大思想家头脑的偶然发现,而是对现实的社会矛盾进行考察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根源深藏在经济事实之中。正如列宁后来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51页。]

(二)由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不再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都认为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理性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是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程度地都是理性论者。在他们看来,一部社会历史就是理性的背离和理性的发现的历史。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所以存在,是人类背离理性的结果。社会主义所以要到来,则是人类发现理性的结果。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不是不可知的,但是,他们的可知说是以理性论为依据的,似乎研究人类理性的既往发展,就可以指出人类理性的未来发展道路。例如,圣西门说:“研究人类理性至今走过的道路,可以向我们指明理性应该继续沿着科学和幸福的道路迈开哪些有益的步伐”[《圣西门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下同),第90页]。

圣西门和傅立叶有时也重视经济因素,承认生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但是,和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谁都不了解而且谁都没有接触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关系,但是谁都没有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谁都不知道这种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圣西门,傅立叶在要求改变旧的社会关系时,不仅没有要求彻底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相反,他们还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以某种形式保存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谈论阶级,但是谁都不知道阶级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产物,而误以为是人为的东西。欧文就认为:“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人为地造成的;这种差别是人们在蒙昧无知、没有经验和缺乏理性的时期构思出来和确定下来的”。[《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同),第33页。]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划分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但是他们谁都不懂得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他们虽然在某种场合也承认已往的各个历史阶段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另一些场合又往往认为人类已经经历的漫长的苦难的历史过程没有客观的必然性。例如,傅立叶虽然曾经认为文明制度有它的必然性,但他又说文明制度“远非人类经济上的注定的命运”[《傅立叶选集》第1卷,第65页]。空想社会主义者也谈到革命,但是他们谁都不知道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革命时代就会到来,而是幻想劝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接受他们的和平改造社会的方案,以避免“可怕的”革命。

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比较接近于猜测到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例如,圣西门认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础,而政府只是它的形式。他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思想的萌芽。但是,圣西门自己并没有正确解决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问题和有关问题。欧文认为,随着新社会代替旧社会,人类将形成新思想、新感情、新精神、新道德、新习惯和新行为方式。这种猜想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他又荒谬地认为,在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渡时期内,“现存的政府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就像在建筑铁路时期保留那些将被代替的旧有大车道一样”。[《欧文选集》第2卷,第113页。]这一论断和比喻暴露出他并不真的懂得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特别是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规律,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和对抗中论证了变革全部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必要性,论证了革命时代到来的必然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发现了解决资本主义对抗的物质条件。马克思从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出发,建立了科学的国家学说,正确地解决了国家的起源、实质、职能和未来社会的国家性质问题。这样,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不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客观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三)由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不再是个别天才人物的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断定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因而很多都信奉并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是少数天才人物的发明,社会主义一旦发明出来以后,就只有靠时代的政治伟人来实现。发明社会主义的少数天才人物就是他们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时代政治伟人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新的救世主,就是国王、皇帝、君主、总统一类的人物。

圣西门的天才史观是很典型的。他说,人民群众“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圣西门选集》上卷,第74页。]在他看来,伟大的天才是人类的救世主,人民群众只有依靠救世主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据他说,自然很吝啬,因而天才极少,最多不超过二十一个。圣西门当仁不让,自认为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傅立叶在这方面看来毫不示弱,他认为自己是认识了全部真理的伟大天才,只是由于他的出现,人类才结束几千年的愚昧并开创新的历史时代。傅立叶说:“我一个人使三千年来的幻想和愚蠢化为乌有。任何人不能觊觎我的发现的一小部分;现代和未来几代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幸运而感谢我一人”。[《傅里叶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8页。]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才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始终采取严肃的批判立场。恩格斯在分析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天才史观时说,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8、406-407页。]

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用群众史观同天才史观相对立。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方式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因而是作为物质生产活动承担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是作为阶级斗争的主力军的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但是并不否定个人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同意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但是,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历史人物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是一定阶级的政治代表或理论代表,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阶级斗争史,发现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历史中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对抗形式中的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在无产阶级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五、第二个伟大发现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提供了经济根据。第二个伟大发现使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高度对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理论论证。

(一)由于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阐明了空想社会主义不会阐明的雇佣奴隶制的本质

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家。他们指责和咒骂资本主义剥削,指出这种剥削是不道德的。圣西门忿忿不平地指责富人对穷人的榨取,说:“各国作为主要原则加以采用的一条原理,就是穷人应当对富人宽宏大量,结果不得温饱的人们每天使自己失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被用于增加大财主的多余的财产”。[《圣西门选集》上卷,第275页。]傅立叶慷慨激昂地批判文明制度下富人对穷人的掠夺,指出“文明制度的机构在一切方面都只是巧妙地掠夺穷人和使富人发财致富的组织”[《傅立叶选集》第l卷,第242页],揭露雇佣劳动制度是“恢复奴隶制度”,咒骂资本主义是“温和的监狱”和“贫困的温床”。欧文无比愤慨地斥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指出这种制度使穷人失业、贫困、饥饿与无知,使富人成为没有理性的“衣冠禽兽”和贪婪的“两脚兽”。欧文通过经营工厂的实践,甚至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就在于工人生产的比自己消费的多,两者的差额成了资本家的利润。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差不多都只描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并不真正懂得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制定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马克思研究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指出货币要转化为资本,必须实现价值增殖,而要实现价值增殖,又必须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马克思发现,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劳动力的价值规定的特殊性在于包含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在于它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它能创造出大于本身的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首先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但是,资本家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又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奴隶必须在为补偿劳动力价值进行的必要劳动之外进行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对雇佣奴隶的剩余劳动的榨取。剩余价值是利润、利息、地租的源泉,是一切剥削收入的源泉。恩格斯论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时说:“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44页。]

(二)由于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发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未能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

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方面进行过比较深刻的揭露。圣西门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最穷苦阶级的贫困状态,傅立叶揭露了工业主义制度的反社会性质和商业的罪恶,指出文明制度下富裕产生了贫困,丰足造成了危机,预言竞争会走向垄断,欧文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贫困和危机,抨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或那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他们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揭露的这种或那种有规律的现象是受什么规律支配的,都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因而不会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指出并证明生产剩余价值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主要方面,决定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资本的唯一冲动就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时起就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要不断地进行积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化,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要不断地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追逐剩余价值的结果,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资本的垄断,促进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这样,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充分的说服力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599页。]

(三)由于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未能找到的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力量

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情无产阶级。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受苦最深的阶级。圣西门在晚年虽然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宣告他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但是他也只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同样,傅立叶陈述了工人阶级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结果的失望和不满,但他也只看到工人阶级是“肩负全部劳动重荷的阶级”,是“无权的赤贫者”。欧文生活在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并参加过英国工人运动,但是他也只看到工人阶级是陷入贫困深渊、终日为痛苦和灾难所折磨的奴隶。

空想社会主义者处在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还不成熟的时代,还难以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因而很多都依靠救世主。从莫尔的乌托邦中的乌托普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的太阳,直到卡贝的伊加利亚中的伊加尔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社会中的耶稣基督第二,都是这一类救世主。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诉诸人民群众,不是诉诸工人阶级,而是寄希望于统治者。例如,欧文就曾幻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美国总统、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神圣同盟的君主们来实现他的保护穷人利益和改造社会的计划。列宁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分析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剩余价值理论阐明,雇佣工人不是只受自己的雇主的剥削,而是受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随着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加强,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培养和造就出自己的掘墓人和新社会的建设者。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列宁说:“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总之,剩余价值理论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根据。恩格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43页。]

六、几点结论

(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萌芽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基本完成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完成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第二、三卷。

(二)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萌芽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所作的、1849年发表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基本完成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最终完成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生前未发表的第二、三卷。

(三)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而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则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假设发展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四)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两个根据。第一个伟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根据。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指出它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性质的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结果。第二个伟大发现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经济根据。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本质,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找到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社会力量。《共产党宣言》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资本论》标志着以两个伟大发现为根据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