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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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摘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第九章,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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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从葛兰西和科尔施的“工人委员会”到列菲弗尔的“工人自治”思想
第二节:高兹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论


第一节:从葛兰西和科尔施的“工人委员会”到列菲弗尔的“工人自治”思想|返回目录

“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的战略最早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葛兰西和科尔施于20年代初提出来的。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给予它高度评价并成为他们考虑西方国家革命的基础。当1968年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爆发青年学生和工人造反的“五月运动”时,“工人自治”的思想比较流行。葛兰西和科尔施的“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和战略被“新左派”重新提了出来,这一思想和战略被认为有助于加强工人运动和激进派运动中工人自治、人人参与的分享民主制和社会权力分散的趋向。以这一思想为基础,出现了列菲弗尔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战略。

葛兰西和科尔施所提出的“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这一战略既起源于、又不同于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工人委员会)战略,带有从东方国家革命向西方国家革命的过渡性质。所谓起源于俄国的苏维埃战略,是指他们的工人委员会仿效于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在1905年的革命中,彼得堡的一些工厂里产生了作为工人代表的组织——苏维埃。列宁及时发现并提出把它作为工人组织和未来的权力组织。在二月革命中的彼得堡,苏维埃又作为与资产阶级完全对立的政权组织出现,在后来的几个月中,经过内部斗争,苏维埃的权力从孟什维克和社会党的手中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手中。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成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它的胜利对西方各国无产阶级是很大的鼓舞,对他们很有吸引力,在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以及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都出现过类似的、领导工人革命的苏维埃组织。由于这些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是在西方国家的革命中建立的,具有西方国家革命的特点,又在1918~1922年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起过领导作用,因此,它就成了后来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考虑西方革命的基础。

科尔施和葛兰西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提出了“工人委员会”的理论,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有关实践。

科尔施直接参加了1918年11月由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斯巴达克同盟”所号召的革命,积极投身于当时广泛掀起的“工人委员会”运动,并致力于这一运动的研究。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设立工人委员会的有关制度,例如每个工厂与生产单位的经济活动都由工人委员会负责,工人委员会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和权力的代表等。

科尔施与当时的荷兰共产党领导人潘涅库克和高尔特在“工人委员会”问题上的观点基本相同,但在具体细节上又有所区别:
1. 认为“工人委员会”既是工人阶级革命活动的一种形式,又是一种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组织的新社会形式。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国家权力要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而不能集中在党和国家手中。在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不应当是新的工人国家,而应当是由工人所控制的工人委员会的联盟。他们把工人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了超过国家和党的作用。

2. 在工人委员会与党、工会的关系上,他们认为这三者都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无产阶级政权所必须,但三者的作用并不是并列、平行的,更不能把党放在工人委员会之上,工人委员会在这三者当中占据主要地位,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中有的人认为,这三者分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并且具有不同的功能:党和工会适用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19世纪末),为了进行议会斗争,改善工人眼前的生活状况,解决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关系问题;工人委员会则适用于资本主义衰落时期,为了摧毁资本主义、夺取政权而建立的,革命胜利后,它必然要上升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工人委员会与党、工会的关系上,潘涅库克和高尔特(后来被共产国际开除)走得更远,认为党和工会起到了限制工人运动的作用,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成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障碍,而只有工人委员会是革命的。科尔施的观点和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稍有不同。他认为,依据真正的马克思的观点,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由无产阶级的自觉活动来完成。但他仍然认为,革命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武库中的一个必要的工具,党是无产阶级实现工人委员会的手段。不过,科尔施所说的党几乎就是指整个无产阶级。

3. 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指导思想问题,他们之所以把工人委员会提到首位,是同他们关于阶级意识的观点密切相联的。他们反对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要由同工人结成联盟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以后从外面灌输到工人中去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工人阶级的理论知识不能通过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的教导而获得,而只能由工人阶级自我教育、自我活动而获得。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被自己的活动所改变,也就不能产生革命运动。

他们这种竭力鼓吹和强调工人委员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的观点是同俄共(布)强调党的首要作用、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要由党、党的理论家从外部输入的观点相对立的。因此,在西方这两者分别被称为“委员会共产党人”和“党共产党人”。葛兰西在1917年意大利工人罢工的高潮中,在《新秩序》周刊以社论形式发表的工人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被称为红色首都的都灵在6个月内就有15万工人建立了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在《新秩序》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社论的内容表明,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思想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他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思想与科尔施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几乎是同时提出来的,而且是把它作为比党和工会更加重要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形式提出来的。

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同社会党、工会区别和对立起来。认为社会党把议会竞选和工会活动当作自己主要的政治任务,但这些机构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演变而来的,只能用来进行有限的策略性群众斗争,不会变为完成革命目标的工具。因此社会党缺乏机动性,它无法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该社会的潜在继承者,它不是把工人当作生产者而是把它当作挣工资者而组织起来的,“工会的立场表明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以外的事物,不是该制度的潜在的取代者”,“它把工人仅仅看作是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不出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的人们”,工会培养出来的不是革命团结,而是狭隘的利己精神、劳动商品化观念和个人主义等,在政党和工会中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结构还产生出一种与人民群众各阶层的活动格格不入的异化政治。

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提到首要的地位,主要是认为工厂委员会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工厂委员会是直接生产者的组织。葛兰西把工人阶级明确地等同于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基本“生产力”,工厂委员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作为生产者的组织而不是消费者的组织,它能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客观”矛盾(经济矛盾)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观”矛盾(阶级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

2. 工厂委员会在生产系统行使权力,直接处在无产阶级生活的中心,不同于党和工会。它是以工厂为单位建立起来的,体现了工人的直接权力,标志着工人在工厂中对劳动及其产品的直接占有,标志着工人对社会、生产劳动的直接管理。

3.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工厂委员会在政治方面具有一种猛烈的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经常倾向于冲破工会要求的限制和束缚而提出革命问题。

4. 工厂委员会是训练和教育工人管理未来社会的学校。无产阶级既要完成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又要完成建立新社会的任务,后者比前者更困难。因此,意大利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训练为未来的管理阶级,工人在工厂委员会中可以学会管理未来社会。

葛兰西把工厂委员会的这四个方面的优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创而又丰富的工人民主的思想。

在工人(厂)委员会问题上,葛兰西与科尔施不同的方面在于科尔施后来一直坚持“工人委员会”思想;葛兰西在20年代前期坚持这一思想,在工厂委员会失败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仅依靠工厂委员会是不行的,工厂委员会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把革命形势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从工厂委员会上升到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注意力由工厂委员会转移到共产党。他在《狱中札记》等著作中未再展开对“工厂委员会”的研究,而着重于革新党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葛兰西放弃了他对工人民主的信念,相反,这种信念后来又在他革新党的思想中、在他的关于政党、阶级、领袖和群众的关系的论述中、在他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批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20年代的“工人委员会”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是因为他们认为“工人委员会”作为西方革命的主要战略有两方面的优越性: 体现了工人组织的直接权力,体现了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工人委员会与苏维埃一样直接由工人阶级中产生和直接选举,工人可以直接监督和罢免委员。由工人委员会因直接行使权力而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机关,工人可以直接起控制和监督作用,它是工人阶级直接民主的象征。 工人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在工厂中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直接自我管理组织,具有群众自治特点。

应该说,20年代由科尔施和葛兰西所提出来的、后来又为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推崇的西方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厂)委员会”战略对于探索如何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发挥工人阶级的直接民主,对于正确对待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正确处理党和群众、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民主、强调群众组织的作用,甚至把工人委员会同党、工会完全对立起来,特别是忽视党的领导和集中的作用,那只能导致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断送无产阶级革命。 在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思想和战略中,科尔施、潘涅库克和高尔特的论述中就包含有相当多的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素,科尔施和葛兰西“工人(厂)委员会”的思想在当代的表现和发展就是1968年“五月风暴”中在西方一度流行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菲弗尔,他的这一思想比20年代的“工人委员会”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20年代的“工人委员会”理论提出了工人委员会与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即谁应放在首位的问题,列菲弗尔则进一步提出了工人委员会、工人自治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菲弗尔的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发表于1966年的《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一文中。其主要的理论和原则是:
1. 首先,他把“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与“国家领导的社会主义”作为相对立的两个概念提出来。列菲弗尔批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由国家来主宰和支配整个社会,这是一种关系的颠倒,即不是社会结构在支撑着国家,而是国家在支撑着经济和社会结构,这就贬低了社会的主人、特别是工人的地位和他们的能动的首创性。

列菲弗尔的这一看法与他对自治的理解分不开。在他看来,自治的对立面主要是国家,自治实际是对国家提出的挑战。他倾向于把自治与国家、把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把生产者与统治者对立起来,认为国家统治的加强必然削弱自治,统治者作用的加强必然导致生产者作用的削弱。当自治发展起来时,就可以使一切矛盾在国家心脏内部发展起来,最后超越国家,使国家灭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着重强调国家力量的加强,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因此,必须实行工人自治,把工人自治放在主导地位。

2. 认为“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也是针对“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提出来的。他在《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一文中写道:

“国家不论其是否是资产阶级的,按照其本质都要用一个集中的原则来同自治的原则相对立,而自治原则是分权的,从下到上、从要素到总体地活动的。中央集权原则按其本质来说就倾向于限制自治原则、缩减对它的应用。”[列非弗尔:《工人自治的理论问题》,载《工人自治》[法国]1966年第1期。]

所以,列菲弗尔认为自治的发展必然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相冲突,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限制地方与局部的作用。

3.认为自治的社会主义也是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提出来的。“自治的社会主义”与“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价值规律问题。与集中化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相反,自治必然会遇到市场组织问题,自治的原则和实践都不否认价值规律,它恢复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而倾向于把优先性给予使用价值。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着商品生产并运用价值规律。他的这种主张是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商品生产的集权制思想的挑战。在列菲弗尔看来,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是把生产变成绝对的东西,不是把剩余价值的生产放在首位,而是首先考虑使用价值和社会需要。列菲弗尔表示他并不否认计划经济,但要赋于计划经济以民主化,使得计划把社会需要提到前列。

概括起来,列菲弗尔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是把自治与国家对立起来,把自治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反对纯粹的计划经济,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使用价值规律。

他的这一思想从积极意义方面看有以下几点: 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集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视(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首创精神的强调; 强调了民主原则,对工人自治(基层)的重视。他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工人自治在南斯拉夫等国曾进行过广泛的实验,也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

列菲弗尔的这一思想也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把自治与国家完全对立起来,把集中与自治完全对立起来。否定国家的作用,必然要导致无政府主义;过分否定集中、过分集权必然会引起社会和经济的混乱和失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国家与地方、自治与集中、政治与经济恰当地结合起来。在列菲弗尔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中,否认党、国家和集中的作用是错误的,南斯拉夫等国在搞“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的试验时,也没有否定党、国家和集中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第二节:高兹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论|返回目录

受萨特的思想影响、接受“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与马勒等一起提出“新工人阶级论”的高兹,在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战略上,在组织方面反对劳工运动的传统领导,在政治战略方面反对总罢工,提倡一种以他的“新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

高兹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理论主要是从三种角度提出的:
1.从总体性的角度。

高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总体性的专政,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1964年发表的《劳工战略》一书中写道:

“资本的专政不仅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面实行,而且以同等的力量在对生产的方式,消费的模式以及消费的方式,劳动、思维、生活的方式上面实行。……在对社会关于未来的见识、对它的意识形态、对它优先考虑的事情和目标以及对人民经验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的潜力、他们同其他人和其余部分的关系的方式上面实行。这种专政既是经济的,同时又是政治的、文化的和心理的;它是总体的。”[高兹:《劳工战略》,1967年波士顿版第131页]

他由此得出社会主义革命也应以总体性的革命与资产阶级总体性的专政相对抗的结论,即把资产阶级的专政“当作一个整体,在一切方面,以一个全面的替代词的名义同它进行战斗。”社会主义战略的目标,是把总体化的人的实践从资本主义异化的强制下解放出来。这意味着仅仅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抽象否定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积极的否定,是体现新的需要、新的能力和新的社会主义理性的可行的替代性的纲领。这种替代性的模型表现为工人阶级通过争夺资本的权力,以一种否定和局部的方式表现出的直接的、肯定的、自主性的积极反映。

高兹在这种总体性的战略中特别强调“文化革命”的重要性:

“为一种关于人、生活、教育、工作、文化的新概念而进行的文化战斗,是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其它一切战斗获得成功的前提,因为它确立它们的意义[高兹:《劳工战略》,1967年波士顿版第131~132页]。”

2.从更高的合理性的角度即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角度。

其根据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悲惨并不是非常难以忍受,以至于被剥削阶级准备冒任何危险去摆脱资本统治。除非革命政党表明并且也以其自己的行动证明:个人和集体的解放不是和合理性相冲突的,而是一种更高类型的合理性的条件,否则的话,就不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斗争一边来。”在高兹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有的工人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不好,也不会轻意与之决裂,除非他们能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更合理、更高级的制度。要作到这一点,仅靠宣传是不够的,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变革的具体方案,使他们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更合理的制度。

3.从强调直接经验对意识的作用的角度。

在高兹看来,政治上的选择是意识发展的最后结果,但人的意识从来就不是从政治开始的,而是从直接经验开始的。所以,要使人有革命的意识,必须创造直接经验的条件。直接经验不是等社会主义取得成功才能取得,而是在革命前、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结构改革”,用社会主义的成份取代资本主义的成份,使群众从直接经验中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同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的现代乌托邦革命论相反,高兹把劳工战略当作革命战略和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点。他认为革命战略必须从劳动场所开始,在政治行动上就是把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同生产者在社会中的异化联结起来。

那么,高兹提出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1.把“新工人阶级”当作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高兹认为,主要由技术工人和科技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

与主要由体力劳动者组成的传统工人阶级不同。“新工人阶级”是由各个企业中的各种人组成,没有行业和职业的界限,他们以企业为单位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性地劳动着,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感兴趣,关心企业的发展,“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式改变了,罢工不再是全国性的,而是采取在关键部门很巧妙的罢工形式来影响全局;这种工人不再会被更高的物质利益所收买,他们对全局的利益感兴趣。“新工人阶级”的革命要求与传统工人也不同,传统工人关心的是工资、待遇,他们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物质利益贫困化的基础上,一旦这一因素不存在,他们的革命性也就消失;“新工人阶级由于基本物质要求已满足,他们所关心的是社会发展和生产发展,是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问题、经营管理权问题,他们反对把生产纳入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轨道;这些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的文化素质。”

高兹由此得出结论:“新工人阶级”的要求与社会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符合的,所以必然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革命的力量,成为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主要力量;

“新工人阶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未来,最有发展前途。

2.以工厂企业、以劳动场所为变革的主要基地。

高兹认为“斗争必然开始于生产的地方”,所以变革也应该从生产的地方、即从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开始:

“正是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最直接地经受资本的专制主义并享有他们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的直接经验;正是在那里,资本通过劳动分工的方法,使它本身生产出它以后能在社会中进行统治的、分解了的、分子化的和蒙受耻辱的人;最后,尤其是只有在那里,工人才作为一个集团、一个真正的集体力量而存在,这种集体力量能够采取直接的和日常的集体活动,去改变他们在其最直接地不可容忍的方面的状况[高兹:<艰难的社会主义》,1967年巴黎版第30页]。”

高兹据此认为,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是工人与资本家交战的场所,是工人通过斗争可以直接掌握领导权的地方。

3.着重于权力的变革。 即“结构改革”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企业的控制权的问题。

高兹在《劳工战略》一书中说,仅仅承认工人劳动权力或给工人增加工资并不能真正解放工人,在形式上承认工会组织和公民的劳动自由还是一项不足以动员工人的抽象要求,因为这些权力只有在容许工人阶级追逐实质性的工人权利时才有价值。而这种实质性权利则由工会控制劳动场所的一切方面所组成:首先,它使生产过程的要求服从和适应于工人的要求;其次,它限制经营管理方面的专断权力的范围;最后,它设置一个真正的工人反对权力,能够对企业(并扩展到对社会)中作出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挑战和进行积极的抗衡。

据此,高兹提出今天工人阶级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提出一项新目标和战略,以便“把工资要求、控制要求和工人对劳动条件的自我决定的要求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把一个分化了的工人阶级统一和动员起来的唯一道路是攻击雇主和国家的阶级权力。”

高兹认为这种斗争的主要表现是:工人要求根据契约来决定劳动场所和工资规模的一切方面的永恒权力,如工会应能控制训练学校,以便保证把工人培养成为具有全面才能的人而并非培养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和无知的人;工会应控制工厂和企业的人事与组织的权、生产管理权以及生产监督和奖励权等。总之,一句话,工会在工厂企业中对资本家和国家的阶级权力提出全面挑战,使整个工厂企业的权利有利于工人阶级。

4.以合法斗争和逐步改革的渐进方法进行。

高兹认为这种“结构改革”是在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承认并不是放弃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挑战的权力,而是为了更好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合法的斗争。他说,既承认又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把目标和行动联系起来,才能扩大工人的权力,一步步达到自己的目标;这种斗争并不导致对利润、对资本主义的直接废除,它并不把政权交给工人阶级,而只是导致新的战斗、导致新的局部胜利的可能性;在这种斗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战斗都将以妥协告终;在战斗终结时所缔结的每一个协议,都既承认雇主的权力,又不得不迫使雇主作为某些让步;而每一次让步都使工人阶级更接近自己的目标,斗争又前进了一步。总之,把斗争和妥协结合起来,逐步扩大工人阶级的权利并接近工人阶级自己的目标。

高兹特别强调这种“结构改革”是持久的、渐进的过程。工人与资本家达成的每一个妥协协议都不意味着矛盾的解决,工人必须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挑战,再达成新的妥协。他认为这种“结构改革”的每一个局部的胜利都将超越它本身的意义而向总体性的胜利、向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前进并反过来吸引更多的工人群众参加这种改革。

如何看待高兹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呢?

首先, 这种战略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这反映了高兹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对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说明他的思想中具有积极的和革命的因素。“结构改革”的战略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比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更适合于当代西方的具体情况,更容易为西方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其他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者在不同时期也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但应该指出,高兹把“结构改革”仅仅局限在劳动场所而不触及其他部分,这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主张有很大区别。“欧洲共产主义”者不仅主张在经济部门,而且主张在更多的部门、包括在军队和文化等部门都进行改革。因此,高兹的这种改革是不完全的,具有片面性。而且,高兹的这种战略强调革命的渐进性和策略性,强调改革的合法性和通过同资本家的不断妥协来推进改革,完全否定和排除革命有突变的可能性,因而又具有软弱和空想的性质。

其次,高兹强调夺取权力的斗争,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他又把这种权力局限于工厂企业、即劳动场所的经济权,忽视了社会权力,特别是政权,这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张相去甚远。这种改革即使获得成功,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命运。

再次,高兹的这种战略强调民主,强调工人群众的作用和工会的作用。但同时,他又对集中领导、对无产阶级政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党是“必要的祸害”,这是极端错误的。高兹的这种观点同1968年的“五月运动”的经验教训有关。在“五月运动”之前,他很少谈及党的作用;在“五月运动”失败后,他认为确实需要一个党,没有党,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党,而没有一个革命党,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革命运动,这就是法国五月运动再次证明的东西[高兹:《改良和革命》,1969年巴黎版第247页。]。”

由此他得出结论:党是“必要的”。但他又从苏联革命模式的党的“极权”作用中得出党是“祸害”的另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很明显,虽然高兹的这种政党观比起否定一切政党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来说已经有一定的进步,但他把政党看作是一种“祸害”,把它规定为只是“保证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短暂的结构”,对民主的集中和官僚主义的集中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否定,又使他的这种战略带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