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阶级斗争史(中国篇·1957-1965)

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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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阶级斗争史(中国篇·1957-1965)


我们在前文已经简单讲述过1949-1956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历史。在上一个阶段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胜负,总体上无产阶级依然依靠工农联盟位居上风,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受限于精力和材料,我们只能对历史做出一个简单的梳理。一些地方可能存在疏漏,还请大家见谅。

和我们此前一贯的坚持一样,在分析历史的时候既要反对英雄史观,同样也要反对民粹主义倾向。这一点在分析大跃进时期的历史中尤为重要。


二、1957-1965年的中国


资无双方,现在围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首先就在于工业计划上。

走资派头子周恩来提出,要优先建设农业,其次是轻工业和商业,最后才是重工业。可是,如果没有重工业提供的拖拉机、化肥、农药和用来建水利工程的水泥,怎么才能提高农业的产量呢?如果没有重工业提供的机床和农业增产后提供的原料,怎么才能提高轻工业的产量呢?走资派提出这样一个优先建设顺序,实质就是要把劳动力锁死在农村,以限制工业的发展,限制工人阶级数量的提升,从而限制工人阶级力量的扩大

毛泽东认为,应该大力建设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这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一大批农民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提升无产阶级的力量。重工业的产量提升,就可以为农业提供更多的拖拉机、农药和化肥,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机床。因此,他提出,要“以钢为纲”,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在十五年以内,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即使这会导致短期内钢铁质量严重下降,但可以培养大批合格的产业工人,极大提升无产阶级的力量


而在实际建设中,各省市基层先锋和群众对于工业化建设的热情是很高的。1956年,各省市、部门要求基本建设投资数字不断追加,造成各方面的紧张。但周恩来随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1】

对计划经济财政和物资调拨上的压制,直接导致了严重的材料紧缺问题,制约了工业工业的发展【2】。地方基层无产阶级先锋和群众的斗争迫使中央的走资派不得不让步【3】。但是,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四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再追加二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资无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执【4】。从五月毛主席离京起,走资派就由防止急躁冒进进一步转到反对和纠正急躁冒进上来,开始转守为攻。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苏联走资派头子赫鲁晓夫作了恶毒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同志的修正主义“秘密报告”,宣告了苏联资产阶级大规模复辟攻势的开始。会后不久,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同志也突然死亡。受此影响,全球范围内资产阶级势力都在疯狂进攻本国无产阶级,极力想抹黑本国无产阶级先锋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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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之际,国内的资产阶级也基本站稳了脚跟。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利用种种手段,对毛主席进行架空,并主导召开了中共八大【6】。


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资产阶级在这次大会上公然修改当时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八大上还通过了走资派把持下经济部门起草的二五计划的建议,在建议中,中国工农业建设的重优先顺序也被修改,二五计划的投资额遭到大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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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在用唯生产力论掩盖阶级矛盾的实质。

显然,八大通过的这一系列决议,是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有害的。


但无产阶级也并不是刚建国的时候的情况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到1958年初,全国无产阶级总数有大约一千八百万人。一五计划的完成让中国拥有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让公有制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绝对主体。

与此同时,为减轻无产阶级干部被打击后对本阶级的冲击,毛泽东提拔了柯庆施为代表的新一批无产阶级干部【8】。毛泽东为了应对民间资产阶级的进攻,还展开了“反右”运动,并在八大二次会议上重新将我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修改回阶级矛盾,并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工农业并举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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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右运动在部分地方被走资派所利用,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已经被打倒的地主阶级,但在总体上,反右运动依然打击了党外资产阶级势力,为无产阶级执行大跃进运动奠定了一定基础。后来,反右运动又党外扩展至党内,最终成了大跃进时期政治斗争的预演。


1957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也未能达到计划,粮食产量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借机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9】。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此次会议上扭转了此前被走资派歪曲的路线。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召开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毛泽东也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修正主义苏联都有如此的经济计划和口号,这使得毛泽东深受触动,在18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中国5年后钢产量达到1000万到1500万吨,15年后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0】。大跃进运动就此开始。




走资派内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全面反对这两个运动。他们在工业上要求降低计划指标,放缓增速,限制工人数量,鼓励私营经济。在农业上,他们要求停止人民公社化运动,甚至反对农业集体化,要求各地公社、合作社将土地重新分给农民阶级,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这一种观点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彭德怀是该观点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另一种观点是,片面的反对这两个运动。在工业上,他们提出要制定一些绝对不可能达到的计划指标,但是私下里不给相关企业以足够的物资支持。在农业上,他们提出要在公社内部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并虚报农业产量,欺上瞒下。这一种观点代表了其他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上,刘少奇、邓小平是该观点的最主要的支持者。此外,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任何一个观点,但他对这两派的行动都持默许和少量支持的态度


大跃进运动的目标,在于壮大国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国内工业大规模高速增长,工人的数量才能得到迅速提升。将庞大的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无产阶级的群众基础就能更加庞大,进而提升整个阶级的力量,快速推进社会主义各领域的生产关系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而要想迅速扩大工业规模,钢铁产量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1958年2月,薄一波向全国人大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依然试图打压工业建设,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只增长17%。无产阶级并不满意这个充满了暮气的计划,4月,国家经委汇总各地上报的钢产量指标,上报1958年计划为711万吨。


走资派试图压制工业的企图在全国工农的压力下破产了,但他们并不甘心于失败。一些走资派见正面压制工业计划不能成功,就试图通过将指标定的高过天际的方式,让这场运动脱离实际物质基础而失败【11】。无产阶级的应对是,为了“留余地”,毛主席在党内信件中表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变。

在无产阶级的斗争下,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调整了“二五”计划指标:1962年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美国(所谓“超英赶美”)。从此,“大跃进”在中国大陆全面展开。农业要“以粮为纲”,工业则“以钢为纲”。




急剧增长的工业产能需要更多的工人,而小农经济却将劳动力都束缚在土地上。工业产出的产品也急需反哺农业,但一家一户的自耕农完全没有消费拖拉机等大型农业器具的能力不可能让国家长期付出巨额代价补贴自耕农购买农机具,而且小块土地也不适合机械化耕作。虽然此前全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绝大多数合作组织均为初级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土地依然属于农民个人而不是合作组织,在财务上合作程度也并不足以购买大型农机具。在实际生产中这样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低级合作组织也很难完成一些较大的工程。

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必须进一步推进集体化,将农业由小生产改造为大生产只有分工程度更高的大生产才能节约出大量劳动力投入工业建设,只有大生产才能广泛使用各种大型农机具、建设各种大型工程

上级没有指示,群众和基层先锋队已经自己开始尝试着去改变这一不利情况。1957年春,生活在嵖岈山脚下的一万多翻身农民,也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掀起了建国后第一个全面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高潮。然而,由于当时的27个农业社劳动力分散、物质基础薄弱,还常常因边界问题纠纷不断,致使声势挺大的治山治水运动,被群众戏称为“老水牛掉井里———有劲使不上”,进展相当缓慢。因此,大家都有将小的农业社合为“大社”的呼声。


1958年4月,时任河南省信阳地区行署专员的张树藩、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遂平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等和当地合作社领导谈到了将“小社”合并为“大社”的设想。这个设想符合不久前毛主席提出的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指示精神。于是,遂平县委随即召开会议,开始研究“大社”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决定将嵖岈山脚下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等4个中心乡的27个高级社,9369户43263人,合并成立为一个“大社”———嵖岈山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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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社就是嵖岈山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浙江普陀县蚂蚁岛地区的农民也在基层先锋的带领下组织了蚂蚁岛人民公社。8月,毛泽东在听取了相关汇报后迅速对人民公社给予了充分肯定,《红旗》杂志也刊登了一些相关文章【12】。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下达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潮。河南省动作最快,于当年8月底即在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办起了1378个公社,农村居民入社率达99.8%。


在基层先锋和工农群众的高涨热情之下,兼以一些走资派的推波助澜,只用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到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这是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的奇迹


各地对公社建设的热情也十分高涨。毛主席对此予以肯定,即使两年无法完成,顺延几年也完全比过去那种保守的情况要好得多【13】。

公社化之后,全国各地在大型工程修建上也进展迅速。原本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十三陵水库,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即使是特大型水利灌溉枢纽淠史杭灌区,自58年开工后不到一年就玩成了淠河总干渠的逐段通水。密云水库、海河治理工程、淮河治理工程、黄河治理工程、三门峡水利工程、丹江口水利工程等多项大型水利工程都被建立起来了。


农业战线的巨大成功,直接推进了工业战线的成果。全国同期展开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合格的钢800万吨,有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不能用。尽管大量的钢铁是由土高炉冶炼的不合格品,但合格的钢铁依然进步神速,高于原先那个保守的二五计划所制定的标准:624.8万吨和711万吨。到1959年,全国可用钢铁产量高达1387万吨。大炼钢铁运动还培养了数量巨大的产业工人队伍。1958年下半年起,全国掀起了大招工的浪潮。1957年全国公有制单位职工总计为3101万人,到1958年,这一数字暴涨到5194万,1960年为5969万人【14】。


面对巨大的建设成就,国内外资产阶级都被惊呆了。但他们决不甘心于就此认输,而是开始更加疯狂的反扑。在工业方面,他们开始大量推行临时工。原本临时工只是工业建设刚起步阶段的一种过渡,如果农业上遇到问题,征调进厂的临时工随时可以回农村继续劳动。但在1958年,山西省援引《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招工问题的通知》规定,煤矿系统的临时工、合同工一律不得转正【15】。

临时合同工们拿着低于正式工的工资,干着一样的活,却很难享受到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并且工作朝不保夕,依然要为不被开除而担忧,这和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关系没有什么区别。禁止临时合同工转正,就是人为的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就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农业领域,走资派试图用浮夸风的方法败坏党在农民中的威望,以拆散工农联盟。1958年,在走资派的牵头引导下,各地逐渐掀起了虚报粮食产量的风气。首先是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区的一些县上报最高亩产近两千斤。由于是试验田,且南方水热充足,尚且比较可信,但这却让走资派控制下的各地公社抓住机会予以利用。在走资派的带动下,从河南省开始,各地纷纷开始“放卫星”,仅有东北等少数地区例外【16】。在走资派的影响下,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媒体也开始大批报道各种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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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即使是没有放卫星的公社,也不得不虚报粮食产量,以免成为落后典型被走资派加以攻击。于是浮夸风问题迅速波及全国。在中央的走资派对此予以大力支持,吴芝圃、李井泉等公然支持虚报粮食产量。刘少奇等人公开喊出唯心主义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资产阶级上下各方串联,中央对农作物种植和收获情况彻底失去了解。资产阶级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科学”地论证虚高的粮食产量是真实的、符合科学的【17】。

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先锋队虽然也察觉到了浮夸风的巨大危害【18】,但当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很多倾向无产阶级的贫农的基层先锋也跟着在虚报粮食产量,很难再刹住这股风气。如果此时进行严肃处理,势必要将全国所有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等基层全部予以处理。党拿不出足够多的基层干部予以替代。如果真的全部处理,势必严重影响当年的基层行政效率,并沉重打击自己的基层力量。因此,党只能进行口头的规劝,但这种规劝必然是软弱无力的,效果很小。


在这样的浮夸风影响下,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实际1957年徐水的粮食平均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这中间的差额及其巨大。依照规矩,上报多少粮食产量,那么政府征收就要按照报上来的产量进行征收。可实际产量和虚报的产量差距如此之大,尽管中央考虑到这一情况予以了一定减免,但公粮仍然是农民无法负担的。无奈之下,大家只有交出一定数量的口粮,甚至是种粮!

但从1959年起,中国各主要农业产区也遭受到了持续三年的旱灾影响。与此同时,1959年6月,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代表苏联资产阶级,在国际上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党内走资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9】。中外走资派联手逼迫中国工农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用大量农产品还债【20】。走资派头目周恩来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依然大力对外国资产阶级无偿出口、援助农产品【21】。


形势急转直下。大跃进运动遭到了这一系列事件的沉重打击,饥荒在全国蔓延。党在农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原本亲密无间的工人和农民现在形同路人

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上,走资派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攻击,要求恢复商品经济,降低工业预算,裁减工人人数。无产阶级迫于自己受到的一系列打击,同意暂时进行妥协,以积蓄力量。即使如此,在会议中无产阶级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22】。

资无双方原本已基本达成共识,肯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肯定建设的成绩,失误是难免和次要的,将争议留待日后再解决,但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一封信,陡然改变了会议的进程。

彭德怀的上书,是站在自耕农这一农业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原本这一阶层是工人的重要盟友,但在工农联盟濒临破裂的现在,他们成了敌人。但小农注定是一个被淘汰的、即将消亡的阶级。他们无法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为一个独立的胜利者,要么倒向无产阶级,要么倒向资产阶级。他们选择了资产阶级。彭德怀集团试图用浮夸风导致的严重挫折,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倡农业包产单干,否定社会主义经济。黄克诚还说,对人民公社,搞与不搞都可以,长远上有利,短时期内不搞更主动些。他们试图用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瓦解集体化的农业

早在1956年,走资派就开始为包产单干大力宣传,资无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斗争【23】。但在工农联盟遭受打击而破裂前,单干在全国仅仅只是少数现象。现在农民对党的信任大大降低,农民自发性的一面就迅速凸显出来,自发的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一路狂奔。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了重挫。走资派利用这一机会,向无产阶级发难,要求降低工业指标,重新搬回保守的工业计划,并对即将遭到无产阶级重点打击的己方基层给予了政治保护【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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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由于彭的上书而激化了。无产阶级必须捍卫人民公社这一斗争成果必须尽可能的保住大跃进运动的战果,也就必须将彭德怀集团拿下。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争取到了投机派林彪的支持。在无产阶级的努力下,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被撤除实际工作职务,仅保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等职位,保住了三面红旗的政治正确,斗争取得暂时的成功【25】。

这场会议中的激烈政治斗争教育了无产阶级,也教育了毛泽东同志。他深刻的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愈发尖锐了。他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右倾、鼓干劲、争取新的“大跃进”的高潮。一些无产阶级基层先锋认为八届六中全会以来对生产指标的调整是不对的,说:“反右反早一点可以不调整。”

但走资派已经利用自耕农的支持逐渐扩充了自己的力量。在制定1960年经济计划的时候,周恩来将钢产量指标压在1200万吨不放。他们提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口号,在这个口号当中,生产力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和革命一样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在用唯生产力论搅浑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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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问题依然严重,这场自然灾害一直持续到1961年。而由于1958年的恶劣影响,种粮和口粮依然是稀缺的。1960年粮食出口收购计划是一百亿斤,而到五月底只能完成三十多亿斤,在对外贸易方面也很被动。此外,在1960年春,信阳事件终于被曝光。党,尤其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威信遭到沉重打击【27】。至此,农业大跃进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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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退守。196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得不对工业计划进行了妥协【28】。在走资派的努力下,大批大跃进时期新建的工业企业被关闭撤销,工人编制被大量压缩,大批人口被赶回农村。随后在农业上,走资派大量推行三自一包政策。1961年3月,中央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严格评工计分,公社食堂改为自愿组建(实际就是取消大食堂),将“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制度逐步改革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小公社体制。无产阶级为了暂时撤退,不得不同资产阶级妥协,允许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在农村的存在。

农业六十条是资无双方斗争的阶段性结果。无产阶级守住了集体所有制的底线,但资产阶级也对其掺入了大量资产阶级法权【29】。一些农村的商品经济迅速复苏


与此同时,修正主义苏联还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资产阶级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向无产阶级展开了全面进攻。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彭真等尖锐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此前对大跃进的论断,毛泽东被迫在会上亲自作检讨以保护其他无产阶级干部。走资派合力要求大幅降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生产指标。会议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这一年再减少1.8万多个。这一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30】。

重工业生产从1961年起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大倒退,钢产量从上一年的1866万吨下降到八百多万吨,比1959年的1387万吨还要少得多,煤产量下降到2亿八千多万吨,下降的势头还在继续。轻工业总产值又比上一年下降21.6%。全国职工总人数出现了连续2年的大幅下降,由1959年的5969万人下降到1962年的4321万人。其中集体企业职工有所增长,但国企职工相比1960年的5044万人下降到了1963年的3293万人,足足减少了近两千万人。走资派还主导了工业七十条的起草,通过加强厂长负责制等措施,架空了各大国企党委,在工厂推行资本主义路线。


无产阶级的形式岌岌可危。从中央到地方,各地都被大量走资派夺取了权利。但即便遭受了以上种种的重大挫折,中国无产阶级依然创造了一些巨大的奇迹。工业战线的大庆油田,农业战线的大寨公社,科研战线的两弹一星,都是在这样一个极度困难的时期完成的。正是这些在极度困难时期完成的奇迹,恢复了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威信,重振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威望。在这些奇迹中,还诞生了新的一大批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的无产阶级基层先锋,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了恢复。


大庆油田的工人兄弟们,在王进喜同志的带领下,顶着饥饿和寒冷的威胁,在没有苏联专家指导、没有足够的大型设备的情况下,创造了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从1960年到1963年,四年期间国家只向大庆投资了7.1亿元,就完成了油田的基本建设,还收回了全部投资,提供了3.5亿元新的积蓄。大庆油田任务重、时间紧,人力、物力、财力不足,集中领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胜利完成一次又一次任务的主要经验之一。在集中领导的同时大搞群众运动,使先进的更先进,后进的赶先进。大庆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真正是革命加拼命。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奇迹,不亚于苏联斯达汉诺夫的奇迹!【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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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公社的农民兄弟们,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用双手和简陋的工具做出了比一些农业机械化了的地方更高的成绩。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也保持了平均亩产385公斤的水平,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1964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在大寨的影响下,受灾严重的河南省林县人民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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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的科研战线的人们,在同样艰苦,苏联又中途撤走所有专家和资料的情况下,创造了核武器研究的记录。诸如此类的巨大成就还有很多:第一台国产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国产万吨轮,第一艘气垫船,歼-7,强-5……这些无不是顶着巨大的困难完成的出色杰作。有了以上这样伟大的成就,无产阶级终于在撤退中站稳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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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寨公社的成功,无产阶级在农业集体化上重新恢复了信心和力量无产阶级已经吸取了大跃进失败的教训,开始以大寨为模板,努力重新恢复工农联盟。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原则的,因而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类地方,应当通过改进工作,办好集体经济,并且进行细致的说服教育,逐步地引导农民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1961年底至1962年上半年,全国各省、区都发出了制止包产到户的指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力主继续实行三自一包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被解职。3月,新的安徽省委常委通过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提出要将“责任田”在1962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改过来。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他对单干风提出了严厉批评【33】。

走资派又在三五计划的制定中百般打压工人阶级。但通过暂时的撤退已经大大缓解了的无产阶级利用修正主义苏联的军事压力,保住了国防工业的计划。但走资派依然通过压缩建设投资的方式制约了无产阶级力量的进一步扩大【34】。此外,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在工业领域还开始全面推行临时合同工制度【35】。

无产阶级在工业战线首先要解决领导权问题。走资派基本控制了各大国企的厂长等重要职位,无产阶级又缺乏足够的符合条件的干部接管国企领导权,那么就不能继续沿用苏联马钢宪法的模式,必须另辟蹊径。1960年,鞍山市委向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并把这些原则称为“鞍钢宪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这些经验,正是一线工人们在实际生产中摸索出来的。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在理论上确认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走资派也做出了反击,利用这一运动打击异己,攻击无产阶级基层群众。11月,刘少奇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实际上却靠着同来的一万多人的工作组用枪大肆逼供,将公社书记吴臣、副书记赵树春等人开除党籍予以批斗。同期,大寨公社书记陈永贵等全国其他地区的大批无产阶级基层也纷纷被走资派批斗。矛盾进一步激化了【36】。

中央在1964年12月有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正在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对运动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重要问题作出判断,认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议形成一个“十七条”的文件(后来补充修改为“二十三条”,在1965年1月下发),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上有人提出,可以在必要时抽出一部分生产时间,甚至于停工一个时期集中搞运动,以打击走资派。周恩来却用维持生产的名义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力量初步恢复后的试探攻击。这次攻击,初期有一定进展,但随即被走资派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四清运动中遭到走资派打击报复的广大支持无产阶级的基层也表明了力量的恢复。这场运动成为了文革的预演,在运动中无产阶级基层的力量被高层先锋更加充分的认识到了


同期,毛泽东又再次就三五计划的制定工作进行斗争。1965年1月,中央组建了“小计委”专门负责拟定三五计划。9月,再次制定了三五计划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提纲重新将工业放在了发展的第一位但周恩来在会后依然将计划的重点放在农业上,并暗示走资派基层在实际执行中继续按照农业第一、压制工业的路线实行【37】。


【小结】

1957-1964年,中国阶级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要大跃进,就必须人民公社化。资方在这一阶段中主要通过两种手段攻击无产阶级:降低计划指标、压缩建设投资、削减工人编制,以及“左”倾浮夸风。浮夸风对无产阶级造成了尤其严重的打击。工农联盟因浮夸风问题受到了沉重打击,濒临破裂。党在农民中的威望大大降低了。农民阶级的政治立场迅速分化。农民的自发性开始占据上风,一些人要求恢复单干。无产阶级在这一阶段先胜后败,但依然保住了底线。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迅速提升。

经过基层无产阶级的努力,工人终于站稳了脚跟,逐渐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重新稳固了工农联盟,随后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资无双方各有胜负。



【注释】


【1】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百分之六,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一百七十多亿元减到一百四十七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五百万部减到三百五十万部。会后,还责成各工业部门、有关的交通运输部门分别节约钢材百分之四、百分之二点五。


【2】到四月上旬,“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走资派头目薄一波对此回忆:“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


【3】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的意见,决定从六个方面开源节流,来缓和供需之间的矛盾:一、增加生产。全国再增产钢材二十万吨、水泥三十万吨。二、厉行节约。双轮双铧犁的生产由三百五十万部再削减到二百五十万部,以节省钢材七点二万吨,铁道部减少钢材用量五万吨。三、争取进口。四、减少出口。五、普查库存。六、互助调剂。十四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


【4】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5】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苏联资产阶级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恶毒攻击并全盘否定斯大林同志,还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度”的“三和”修正主义理论。会后不久,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同志在莫斯科突然猝死。苏共二十大对世界共产主义形势和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标志着苏联走资派正式夺取苏联政权。苏联从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贝鲁特同志去世后,波兰资产阶级迅速夺取了党和国家的权利。波兰修正主义头子哥穆尔卡被释放并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复辟政策。1955年下半年,由于波兰政府改变工资制度,约有75%的工人工资下降。波兰走资派同时向先进工作者征收过高的奖金所得税,后来虽然得到纠正,但却迟迟不予退款。1956年6月,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不满而罢工,还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修正主义当局拒绝了波兰工人的正当要求,并用军队镇压了波兰工人。反对镇压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解除武装出境,波兰彻底沦为修正主义国家。

同年10月,受波兰影响,匈牙利资产阶级在首都布达佩斯发起游行,反对计划经济和集体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马加什果断予以镇压。但随后消息传到苏联,赫鲁晓夫利用这一事件,以驻当地的苏军向匈牙利借机施压。拉科西·马加什被迫辞职,后他和他的战友被开除出党,押解到苏联终身监禁。匈牙利在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干涉下被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成为修正主义国家。

1957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8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莫洛托夫在《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列宁”的长文。他认为:“斯大林在解决如此重大和复杂的历史课题时,出现个别错误——有时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党在过去的政策总体上是一贯正确的,是忠于列宁主义旗帜的。”这是反攻开始的信号。6月18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利用赫鲁晓夫的两位亲信缺席的机会,对他步步进逼。从人数上看,莫洛托夫集团占据明显优势:到会的11名主席团成员中,有6人是坚定的反赫鲁晓夫派。结果,主席团以7票对4票通过了要求赫鲁晓夫辞职的决议,并计划在会议闭幕前推举莫洛托夫为第一书记。

然而,走资派迅速发动了反击。莫洛托夫等人没有立即向全党和全国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由于没有足够的兵权没有逮捕赫鲁晓夫,反而准许赫鲁晓夫进行自我辩护和“检讨”。赫鲁晓夫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一面在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一面授意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和国防部长朱可夫把全体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对主席团发动反击。4天后,分散在各地的中央委员们乘坐军用飞机,先后抵达莫斯科。走资派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人数优势,朱可夫还调集了大批精锐军队进入莫斯科。走资派随后在武力保障下大获全胜,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谢皮洛夫四人开除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苏联无产阶级反击失败,先锋队随即遭到赫鲁晓夫残酷清洗。当清洗完成后,苏联修正主义彻底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6】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稿和“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再次面对如何处理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多、快、好、省”的问题。在最初的修改稿中,他仍然保留这个口号,而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这时,他把这个口号作为需要斟酌的问题,在书面意见中提了出来。因为一九五六年初以来,由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持续开展和急躁冒进情绪的严重存在,“多、快、好、省”口号自提出后,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视“好”和“省”,并且常常以牺牲“好、省”为代价来求得“多、快”,这个口号没有发挥它预期的积极作用。根据这一情况,周恩来等经过再三斟酌,把两个稿子中原来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删掉了。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再提“多、快、好、省”。批评反冒进开始后,不提这一口号被指责成反冒进的“三大错误”之一而屡屡遭到批判。

当修改“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稿时,周恩来在书面意见中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在第一部分中增加“谈几个大的经验教训”,并且强调基本教训是“均衡发展,综合平衡”问题,原来的报告稿对“困难谈得不够”,这是报告稿起草过程中所作的一次重要改动。

——《周恩来传》


【7】编制一九五七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由刚刚成立、主管年度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从一九五六年七月起开始编制的。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二百四十三亿元,比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又增加一百零三亿元。当经委把投资额压到一百五十亿元时,就受到各部门、各地区的强烈反对,不同意再往下压了。经委再次根据财政、物资和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平衡,发现即使压到一百四十亿到一百五十亿元仍显得偏高。

周恩来和陈云等有着共同的认识:压缩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不往下压,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支出必然会继一九五六年之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紧张程度在一九五六年已过多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一句话,必须把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坚决压下来,而且要压到明显低于一九五六年的投资额

但是,个别与会者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定得高一些,说:一九五六年的计划是冒进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结果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传》


【8】1957年,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支持激进的建设步伐。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说自己是反“反冒进”的,还对周恩来等人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指柯的报告)吗?”周恩来等人被迫做了检讨。柯于1958年起历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9】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此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10】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11】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报告,提出1962年钢产量可以达到1500万吨,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比较现实的设想”。王鹤寿后来又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12】195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会后,各地农村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出现了“共产主义公社”、“集体农庄”,有的地方出现了“人民公社”。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中,比较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提到“人民公社”的名字。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


【13】毛泽东批阅规划,说: 时间似乎太促,只3年。也不要紧,3年完不成,顺延也可。


【14】详细见附表1


【15】相关文件见附图2。


【16】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宣称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拨2797米的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亩产8585斤6两,成为当年夏粮小麦亩产最高。

秋粮收割时的卫星更加夸张。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新闻《邓小平李富春视察辽吉黑三省时强调说 东北要大挖潜力支援全国》中说:邓小平等同志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并听取了三个省的农业情况的汇报。小平同志指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按常规来说,同过去来比,是有进步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附注:亩产约增长20-60公斤左右)


【17】钱学森却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宣称:“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李锐回忆说,1958年12月他问毛泽东怎么会相信那些卫星产量时,毛泽东回答说是看了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ISBN 9787806132180]。


【18】“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党内通信》,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19】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修正主义正式上台,赫鲁晓夫用对华工业援助威胁,逼迫中国暂时支持他在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到1958年,双方的矛盾由长波电台事件引爆。后苏修声称对中印边界冲突中立,并撤回了援华专家,中止了工业援助。1960年4月22日,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公开点名批评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则指向赫鲁晓夫。6月底苏共在五十多个国家共产党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试图在理论上压服中共。

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以及1961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修否定斯大林、主张“两全路线”,还公开批判坚持正确路线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霍查。中共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且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共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中国认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共产主义运动,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苏联则认为要解除个人迷信给苏联带来的沉重影响,让苏联更好地发展。1961年底苏联和阿尔巴尼亚断交。

1963年3月30日,苏修中央给中共中央的来信中,特别提出了苏修的“三和”、“两全”和“三无”的修正主义总路线。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修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修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的复信进行全面系统的攻击。为此,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修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顶峰。中共认为在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中国和苏联以及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中共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20】1960年7月,赫鲁晓夫催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周恩来传》


【21】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的途中触苏岩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1.3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日子里,从五十年代以来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向香港市场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运输工作却一天都没有中断,并且得到逐步的改善。为解决货物运输中出现的问题,减少损失,铁道部和外贸部想了很多办法。1962年8月,开通了由武汉江岸车站直达深圳北站的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751次首列快运列车。当这趟列车开行一百列之际,周恩来指示铁道部和外贸部,“由上海、南京至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根据这一指示,12月11日,铁道部又增开了分别由上海新龙华和郑州北站始发的753次和755次快车。至此,向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体系正式建立。三十多年来,这三趟快车成为保证港澳供应的“生命线”。(附注:这些鲜活冷冻商品,以当年港澳工人的工资水平是完全消费不起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给予知识分子特别的关心,他请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起草了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的有关报告,尽可能使他们多获得一些营养。而同期煤矿井下矿工粮食定额是每月60斤,普通煤矿工人定额是45斤,且大多都是粗粮,其他副食品如肉、酒、糖等供应也很少。


【22】这一时期的会议,整个来说,纠“左”的呼声比较强烈,但是对形势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华东组的讨论中,就有人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指标越低越落实,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

注: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23】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文章介绍了安徽芜湖地区、四川江津地区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的办法。文章认为“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理由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如果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也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里的生产”。

邓子恢的工作搭档、原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认为:这篇文章能发表在极具权威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反映了当时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内心要求和实践经验,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有普遍意义的”。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9日又发表了集体路线的文章《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生产队是合作社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生产队固定了土地,固定了劳动力、耕畜及农具,可以向社承包固定土地上的一切工作,可以发挥生产队的经营积极性”。同时指出“如果包工包产到生产小组,会有几种不好的地方,例如,小组单位多,分散了社的领导力量;各社耕牛、农具一般不多,包到组不好搭配,不够用;小组范围小,劳力不好搭配,包了以后各小组的本位思想会更严重;小组抗拒自然灾害的力量小,妨碍水利统一使用;遇到天旱或久雨,就会发生水利纠纷”等。在文章结尾,作者提出,“生产小组和社员个人可以包工,但不可包产。这是集体劳动下的分工协作,可以使生产小组和社员在生产队的统一领导下更好更快地完成生产任务”。

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文章指出:“包产到户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的路线错误”。文章认为“包产到户受到富裕中农的欢迎和拥护,其危害性很大,是带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

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南成的文章《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文章指出:“问题是很明白的:一方面是大多数贫、下中农要求坚持集体生产,一方面是少数富裕中农要求包产到户、分散经营”,而“这正是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文章尖锐批评“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在集体生产中迷失了方向”,“包产到户所调动起来的只是少数富裕中农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却遭受了挫折”。


【24】周恩来认为,首先要满足生产的需要,要减就减基建。他说“只有这么多米,只能做这么多饭。这样调整的结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厂血淋淋地下来,那没有办法。如果现在还不下决心,将来赤字一定出现。因为将来工业的欠款都是要转到财政上的,现在已经看出这个情况了,如果还不解决,就有点犯罪的样子。所以,非当机立断不可。”

对一些临时被召上山汇报工作的人,周恩来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担心他们不明情况,说错话,受到冲击。袁宝华回忆:“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恩来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

对在会上比较激烈地发表过反‘左’言论的各部委一些负责人,周恩来、李先念指定他们立刻返回北京。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于是,我和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恩来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计委、经委、建委负责人开会,对工业、基建、运输、财政、金融、粮食等工作做了全面安排。他特别指出,钢铁指标和基建项目过多,出现了一些不平衡,比例关系失调,所以要削下来。

——《周恩来传》


【25】七月十七日刚刚上山的林彪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说彭德怀有“野心”,并指责他的那封信是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泽东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林彪的“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常委会决定,中央全会的任务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斗争的对象不仅仅是彭德怀,而且包括支持他意见的人,如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

7月22日,柯庆施等人向毛泽东提出“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和毛泽东的。

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称他们“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毛泽东还提出了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从此,庐山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批判。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两整天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批判。会议认定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宣称彭黄张周四人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

8月16日,全会通过会议公报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分别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观后效”。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毛泽东总结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附注:林彪此时受此前反对朝鲜战争和因病休养的影响,一直没有实际负责具体工作。庐山会议后,9月17日,由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成为国防部长。26日,林彪、贺龙成为中共中央军委第一、二副主席,开始掌握军队实权。这时开始,林彪将其部下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黄永胜等人安插在军队的重要位置。但林始终拒绝在军队中推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路线,始终把持军队权利不放手。


【26】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发言中主要谈过渡时期的问题。他说:中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时期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任务是两句话,“把革命进行到底”,“生产力不断提高”。

周恩来说:“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周恩来传》


【27】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及周边出现的人为的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其主犯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党在农民中的威信。中央掌握了有关线索后,派人进行深入调查,信阳事件得以揭露。和这次事件相关的13万干部被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没有一个主犯被处以死刑,吴芝圃和路宪文在复辟后均被平反。

1958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基层党员、干部。经过这一事件,走资派吴芝圃基本完成了对河南省的控制。

在吴芝圃等走资派的操纵下,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首先放了卫星,将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后其他公社纷纷放卫星,大量虚报产量。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质疑这虚假的产量,路宪文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王直接谎报情况。当《人民日报》也开始刊登放卫星的新闻后,河南省委就开始大力批斗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同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

庐山会议以后,信阳地委就旱灾问题召开农业会议,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只有张树藩反对,路宪文就组织走资派批斗张树藩是“右倾”。但张树藩有人民支持,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他批评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会后,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信阳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1959年11月间,地委书记路宪文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边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时,他不仅置若罔闻,还下令要地区的公安部门,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这个被走资派控制的地委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张树藩经过调查,发现遂平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县委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他当机立断,由他承担全部责任,没有找被走资派控制的省委就果断放粮,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他还让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后来戴帽批斗时,这就成了张树藩同志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3个党员,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对包产单干,此前在信仰主推包产单干的地委负责人不敢担责任,就把锅往下面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马就直接杀人灭口,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张树藩此时被地委认定犯有四条严重右倾错误,被地委软禁,不再参与任何会议、工作。秘书余德鸿也被撤职批斗。尽管如此,群众在批斗时也都对张树藩充满同情,从不对他说一句重话。

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走资派对此无动于衷,就是不愿意放粮救人,更不愿意停止浮夸!

1960年3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来信阳检查灾情,张树藩陪同到息县和淮滨两县察看,所到之处,举目凄凉,哀鸿遍野。这位处长向张树藩询问,灾情如此严重,到底饿死人没有,张答:有,而且还不会少。信阳事件的黑幕由此初步揭开。但吴芝圃仍企图捂住盖子,不过愿向中央报告实情。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一下经基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但处理不痛不痒。会上路宪文作检讨,只对罪恶特大的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实行逮捕法办,以向中央交代。

中央的工作组的调查报告撕掉了走资派的画皮:信阳地区全区总人口8086526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1人,占总人口2.4‰。死亡人数超过100‰的有7个县:光山县235‰,商城县209‰,息县204‰,正阳县196‰,新蔡县183‰,潢川县168‰,固始县147‰。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但由于走资派的保护,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吴芝圃,在作了几次检讨以后,于1962年5月调离河南,改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仅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河南当地未受惩处的走资派继续大肆迫害无产阶级基层先锋。吴芝圃在走前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杨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张树藩等人虽然极力反对,但仍未改变局面。

群众对此看的是很清楚的。河南流传有民谣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兰圃,吃了不少苦。”这种民谣不少。


【28】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他提出,在议论计划时“留有余地可以多一点,不要打得太满,中央和地方都不要打得太满”。谈到后三年的补充计划时,毛泽东说:“宁可打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决不可以打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周恩来建议降低粮食、棉花和养猪的指标。刘少奇说:“完全赞成指标这么改”。邓小平也认为“这次会议提出争取主动,是很大极大的好事”……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决定问题的,就是我们在座的人。”

——《周恩来传》


【29】“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自留地、包产到户的实行,相当于将人民公社的大生产倒退回农业小生产的联合。自由市场、自负盈亏的实行,实际上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三自一包的实行,实际上就是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

四大自由”是指农村中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这项政策在农村实际就是在大力鼓励资产阶级的发展。借贷、租赁自由为资产阶级富农提供了资金保障,雇工自由提供了劳动力,贸易自由提供了市场。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这项文件让全国范围内包产单干迅速抬头。

周恩来提出:要压缩一批城市人口回乡,这项工作应该立即着手准备,而且要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去做。我们希望从今年麦收开始到明年,争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压缩一千万以上的人口回乡,这对于减少城市的粮食压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起很好的作用。减人这条措施十分重要,正如陈云所说:“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附注:走资派用粮食不足的借口削减工人数量,但越是商品粮不足,难道不越是应该去加强集体化、搞农业大生产吗?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越是提倡单干,越是缺少商品粮。)

在伯延公社调查过程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社员们要周恩来当场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再不要收回了,再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了。”周恩来认为:“既然摸点,总要摸出个情况来,总要给他一点合理的保证。”所以,他当着地委、县委、社委的同志说:“我可以保证。”


【30】1961年初,党依然想在钢的问题上超英赶美,因而产量指标还是定在了1800万吨,同1960年基本持平,其他如煤炭、木材、粮食的指标也相对较高。但轻工业从1960年起,重工业从1961年起急剧下降,1961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下降40%多。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众所周知,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周恩来提出,要解决问题,根本的方针是“从城市压人口下乡”。他说:人如何压下去呢?“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三年压两千万人,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陈云十分赞成周恩来提出的方针。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直言现在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的多,弯路会弯得小些。”林彪身体向来不好,不耐繁剧,但当场足足讲了二个小时之久,林彪讲完话,毛鼓掌叫好,并要求刘少奇整理记录下来。1月30日毛泽东接着林彪讲话,在七千人大会发表即席演讲。在3月20日,毛泽东还亲自修改林彪发言修订稿,前后看了三遍。

周恩来主持起草出《关于粮食问题的九条办法》。六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九条办法逐一作了说明。经过讨论,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城镇减人,必须迅速造成声势。各级党委首先是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亲自领导,进行充分政治动员,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分期进行。只许办好,不许搞乱

二、全国城镇只许减人,不许加人,特殊需要加人的必须得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批准。减少城镇人口,必须同压缩城市粮食销量结合进行。

三、中央和地方共同核实城镇首先是大中城市的人口,清查黑人黑户,做到人粮相符

六、职工的升级、转正和工资的调整,推迟到今年下半年城镇人口减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

当时,仅东北地区中央就要求精简职工200万,压缩城市人口300万。这个问题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都很棘手。再加上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属的几千个小型企业要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一些地方同志总是舍不得。但走资派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


【31】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油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32】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

1959年,林县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旱,境内的4条河流都断流干涸了,已经建成的水渠无水可引,水库无水可蓄见了底,山村群众又得远道取水吃。经过多次讨论,要解决水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可靠的水源,修渠引水入林县。1959年10月,林县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来,时任县委书记的杨贵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召。专门研究"引漳入林"工程。工程决定于1960年2月开工,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县只有150亩耕地、300万元储备金、28名水利技术人员。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近十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红旗渠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河南任村镇),干渠支渠分布全市乡镇。据计算,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33】毛泽东在会上说:“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34】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会前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备战。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九月,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起草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其中提出通过试办“托拉斯”来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听取工业工作汇报时,充分肯定了这个意见。“托拉斯”最初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后产生的垄断组织的一种高级形式。它是产品相同的企业或生产密切联系的企业组成的联合经营的公司,是一种大企业集团。这种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是否能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还需要一个调查研究和在实践中探索的过程。周恩来说:“用政府名义管理工厂,不利于经营管理。行政命令太多,层次太多,一个中央部门和一个省的部门直接管到企业,单位太多,中间层次太多。我们有大小工业企业十万多个,这种管理方法不容易。相反,把它分散像南斯拉夫那样的自治,分散主义就会大大发展。即使不采取南斯拉夫那样在外汇和市场上自由的资本主义方法,也危险,不利于计划经济。凡是分散主义都不利于计划经济。怎么办呢?我们想采取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组织形式,但是是社会主义方式的公司,按行业自上而下领导。这样完全按照经济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核算,改善方法,不要行政命令。”

毛泽东对计划工作一直不满意,要求改变计划方法。在一九六四年九十月间召开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建筑工程部部长李人俊、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等成立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小计委”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计委机关的日常工作,集中到国务院,专心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研究战略问题。
九月二日,国家计委拟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这份提纲提出,“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必须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提纲强调在“三五”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针性错误。提纲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把“三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总投资额定为850亿元。


【35】刘少奇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找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


【36】1964年6月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指毛泽东等),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指无产阶级基层干部),不再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之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关于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影响了运动之后的发展走向。1965年1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光美参与的河北新城县四清工作:28万人口,“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同月中共中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


【37】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国家计委将这个提纲提交会议讨论,得到通过。周恩来评价说:“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落实一些,更实际一些。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计划。”他还提出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

周恩来走到哪里,谈起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总是把农业摆在最前面。有些干部在讨论他的讲话时提出,国防和农业哪一个放在第一位?有的干部还问:是否应该修改“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把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改为“大力发展农业,突出国防”?周恩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周恩来还提出在农村中“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多的,除了出口、外调,还要自己销一些”。

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指出:“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

——《周恩来传》




附表1:建国以来历年全国职工总人数与平均工资统计表(1952-2004):
注:其他部分包括私营经济




附图2:关于临时合同工的文件


#2

阴谋论太多,一些东西缺乏足够依据。
反右在一些地区的主要矛头变成地主了?思想待改造的知识分子=被打倒地主?
反对困难时期压缩工业人口是希望用爱产粮?
毛泽东在62年以后的很多重要论述没有提。
文革前文艺、学术领域的阶级斗争被吃了?

别的白天再说


#3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就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年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年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上。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那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年青演员就作“十年的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


#4

山东省范县那个“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杰作吧,臭名昭著的“穷过渡”还拿来当正面例子?


#5

感谢指正,已修改此处


#6

揭露建国之后一直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较量(这种较量自然在上层取得反映),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意识到这点是马克思主义式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一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分析法是一种“失而复得”的东西,远比今天的官方国史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不过问题仍然是缺乏详细的论证和材料,上面有同志也提出了。


#7

关于建党以来资无先锋队之间的较量,缺乏详细论证所需要的材料仅仅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明确的提出一种观点,指出资无先锋队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阶级斗争的极其重要的组织部分。而先锋队之间的斗争成果,直接从各个时期的政权的经济政治政策上表现出来

忽视先锋队对阶级群众的领导(或引导)作用,一味强调普通群众的斗争,则又难免陷入崇拜自发性而忽视自觉性力量立场之中.这种倾向普遍存在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左派成员之中。另据中俄历史的经验来看,通过鼓动普通群众的自发性倾向,来反对先锋队的政策的作法比比皆是。在30年代,资无先锋队互相以肃反名义的大对决,直接导至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所以我们在这里仅仅是亮明一个观点,就是党内存在非社会主义力量或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有组织,有目的的在破坏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策。与他们的斗争贯穿了整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史,直到失败。这对未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立以及以后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至于从破碎繁琐的历史资料中,找出完整的资无先锋队的斗争史,这是一个庞大的任务,我们希望持工人阶级立场的左派朋友,一起加入进来,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团体的任务。


#8

这个十五年以内,我看到了不同的说法,有说毛泽东提出的说法是十五年或者更长的一点时间内,走资派将后半段故意去掉,不清楚是否属实。

这段不通,“工业”打重了。

周恩来在这时候充当的角色似乎还不甚明朗,从其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所保持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说他完全秉承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不正确,不过也似乎无法直接拿出证据证明其修正主义立场,如果同志能拿出更为直接明显的证据来最好。

这段和上面问题一样,仅凭这一点,无法断定其政治立场。

这句话不通,请修改。

另外,作者似乎应该对这个问题有误解啊,关于在61-62年工业计划的制定指标不断下降的事实,粮食产量大幅下跌,农业被破坏,拿不出足够原料来支持工业发展当然指标要下调,这和走资派主张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