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自然科学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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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状况与性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开辟了广阔道路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初步哲学概括
四、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彻底脱毛”及其一系列重要发现
五、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及其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六、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


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中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革命变革。探究这场变革何以发生以及它是怎样发生的,必然涉及人类思维和实践活动的极其广阔的领域,并且始终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富于启迪的课题。当时的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是这个课题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象初看起来那样容易。人们都知道,对于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的欧洲三大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在它们发生的同时或过后不久,就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的。因此,三大工人运动成为其后不久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前提,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与这种情形有所不同,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的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且不说其中有一项即达尔文的进化论迟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十多年(1859年)才公之于世,就是另外两项即细胞学说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前夕(1838、1839和1842年)即已公之于世,但它们当时并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道。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直到1858年,恩格斯在研究了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之后,才以极其欣喜的心情写信给马克思,第一次谈到“新近才发现的”细胞学说和“已经证明”的能量转化定律。同时,他还不无感慨地写道:“人们对最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页。]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形,有些人就发生了疑问:既然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知道,那么,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何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呢?于是,主张推迟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年代者有之,主张否认十九世纪三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者亦有之。

本文试就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这一问题作些探讨,同时也试图解答上述疑问。

一、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状况与性质 |返回目录

十九世纪是一个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同时或相继发生革命的“英雄世纪”。正是在这一世纪,自然科学开始由搜集材料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为了深刻理解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状况与性质,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十九世纪以前自然科学的情形。

在文明时代的初期,人类对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思考,是把社会因素与自然现象融合在一起进行的。那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直观猜测。因此,更多地注意其间的普遍联系,竭尽心力地在某种物质形态中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就成为这一时期自然观的特点。但是,这种自然观所提供的世界图景,“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这种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就决定了它迟早要被一种在细节上更为清晰、正确的自然观所代替。但是正如人们都知道的,由于中世纪封建宗教势力的严重阻碍,这一代替被大大地推迟了。在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原来就包含在哲学中的那部分自然知识,也被用来论证造物主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十六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才挣脱了神学的羁绊而宣布诞生。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从那时起到十九世纪以前的三百年间,天文学、地球和天体力学以及为其服务的数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开普勒的行星定律、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计算法,都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勋业。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巨大进步是如此地迅速,以致恩格斯都发出这样的赞叹:如果说,物体的引力与其出发点的空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是无机物的运动规律,那么可以说,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与此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这就是,与其从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3页]

但是,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依然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除了上述天文学、力学和数学已形成科学形态以外,其他各学科仍处于襁褓之中。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从他们的前辈那里能够继承的原始资料几近乌有,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艰苦卓绝的观察和记录、积累和分类,构成了自然科学工作的全部内容。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对任何自然现象总是把它从总的联系中分离出来,进行孤立的考察。因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除数学以外,都表现出一种独自封闭、彼此隔绝的性质。在数学中,由于笛卡尔引入了变数,才使微积分得以出现。但是微积分这种充满了辩证法思想的计算方法,当时却在为顽固的形而上学思想所禁锢的数学家的头脑里引起极大的困惑,特别是引起了教会和神学家的强烈反对(例如贝克莱)。人们之所以运用它只是因为它的计算结果总是正确的。至于其他领域,自然科学仍然与形而上学相安无事。虽然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可以引为“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5页。],但是,他们依然是以机械力学作为其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的。这一点特别鲜明地体现在拉美特利所说的“人是机器”这一命题中。即使是很有辩证精神的狄德罗,也有一个对人的感官作分别研究的计划,他说:“我的目的可以说是分解一个人,看一看他能从他被赋予的每一种感觉器官中获得些什么。”[《论盲人的书信集》(1751年),转引自〔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0年版,第299-300页(以下凡此书引文,只注书名和页码)。]

这就是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基本情形。到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开始发生一系列的革命。

首先是地质学革命。这场革命本来应该更早一点从康德的星云假说中合乎逻辑地引出来。因为,既然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都表现为某种在时间中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地球的地质、地理、气候等状况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但是,由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不重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而只重视经验的观察,所以地质学的革命实际上是从对化石的观察中分析地球岩层的形成而引起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场革命在开头一定要走一个弯路,即推崇居维叶的“灾变说”。“灾变说”认为每一岩层均由某种特殊的强力所造成,这种强力就是一系列洪水灾变。这种观点很容易把人们引向超自然的力量,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所以,恩格斯说:“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革命的理论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它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代替了单一的上帝的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7页。]

真正给地质学带来革命的是赖尔。他在1830-1833年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一书中第一次提出,地质变化是逐渐缓慢地发生的。赖尔的这种理论将直接导致物种进化的结论,因为,渐次变化的地球担负着不变的有机物体,显然是一个矛盾。承认地球的渐次变化,必然要承认有机体的进化。当时的英国地质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席基威克就曾深感忧虑地指出,赖尔理论的一个主要困难是,它意味着生物物种的进化。[转引自《自然科学史》,第383页。]

果然,赖尔的理论酝酿了一场革命。达尔文在他第一次远航考察期间(1831年12月一1836年10月)读了赖尔的书,十分兴奋。他违背了他的老师关于“切不要接受书中的观点”的教导,立志“尝试把书中的部分观点比赖尔推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达尔文写道:“象这样一些事实,显然只能以这样的假设来说明:物种逐渐起了变化。”[转引自《自然科学史》,第389页。]在此以后的数十年间,达尔文致力于更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总结拉马克以来的进化论思想(主要是获得性遗传的思想),终于完成了以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工作,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这部划时代的著作。

几乎在达尔文形成进化论思想的同时,细胞学说也问世了。这是由显微镜的发明而导致的一系列观察所得到的重大发现。十九世纪初,一些德国植物学家认识到细胞是植物的结构单位。1831年,一位伦敦医生观察到植物细胞一般具有一个核。1835年,一位捷克人用显微镜观察到动物组织在胚胎中是由细胞质块所组成,这些细胞质块与植物组织很类似。根据这些观察结果,1838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宣布: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基本的活的单位,并且是一切植物借以发展的根本实体。1839年,德国解剖学家施旺把细胞学说扩大到动物界,他指出:“有机体的基本部分不管怎样不同,总有一个普遍的发育原则,这个原则便是细胞的形成。”[转引自《自然科学史》,第363页。]二十年后,1858年,又一位德国病理解剖学家微耳和追随施旺,把细胞视为人体的基本的活的单位。他指出人体是“一个国家,其中每一个细胞是一个公民。”[同上书,第365页。]这就是恩格斯提到过的“细胞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8页。]这一著名命题的由来。

1842年是物理学取得巨大进步的一年。在这一年,德国人迈尔和英国人焦耳几乎同时得出结论:机械能、热能、化学能都是等价的,并可相互转化。不过迈尔是从化学与生物学的研究中趋近这一结论,而焦耳则是通过大量的实验趋近这一结论的。1843年,焦耳还精确地测量出热功当量。1847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著文论证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这一定律很快被克劳胥斯等人应用于热力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以其许多重大发现为代表,表现出自然科学在以往一切时代中从未有过的显著特点。 其一,它十分清楚地揭示了自然过程的辩证本质。 这对那种传统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它在以往被人为地划分为完全隔绝的领域之间找到了“亦此亦彼”及“由此及彼”的过渡性“桥梁”,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范围。其二,它已经可以说明自然界的主要过程。 这就使得在以往一切时代中人们用臆想的联系去填补尚未认识的真实联系从而构造体系的一切企图,彻底地失去了过去由于自然科学发展的限制还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因此,恩格斯说: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已经不再是搜集材料的科学,不再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它“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页。]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这样一种性质,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使得以往一切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有其合理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都失去了它们的自然科学根据,相反,却为那种能够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科学地历史地结合起来的哲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根据。 同时,它本身也在酝酿着一场破除旧的自然哲学、确立新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伟大变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开辟了广阔道路 |返回目录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叶,“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52页。],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他们世界观的转变并创立其新哲学的初期,就以一种根本不同于以往一切旧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在内)的方式阐述过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1844年,马克思指出:“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这是针对费尔巴哈讲的。因为费尔巴哈曾于1843年提出过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的问题,并且主张要把自然科学结合到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之中去。——引者注)。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指明:旧哲学如果不给以彻底改造,是不能够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而自然科学在现代(即在大工业时代)的发展,已经指明了改造旧哲学的途径,这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即实践。

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实践,第一次被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基础而奠定了下来,这就从根本上弥合了哲学与现实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着的巨大沟壑。同时,也就使得哲学给予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成为可能。因为自然科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人类探索和征服自然、在自然中争取自由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第一次使哲学不仅具有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意志,而且具有实行这种结合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并吸取了人类以往一切思维发展中最优秀的成果,其中最为宝贵的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法和唯物论第一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贯彻到社会,自然和思维各个领域中去,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变革。这样一场伟大变革决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偶然创造,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历史必然性除了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以外,当然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根据。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又为科学地阐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伟大发现的意义、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开辟了广阔道路。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产生的。之所以如此,除了它的产生需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以外,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第一,自然科学的发展必须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有可能在“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并达到“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恩格斯在1886年回顾说,这“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页。]由1886年上溯十五年,可以知道这一条件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具备的。在此以前,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同上。]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初期,确立崭新自然观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第二,“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而这方面,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哲学的初期在知识构成方面的薄弱环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和以后一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经济和历史理论的研究,他们虽然对自然科学确有造诣颇深的研究,但是并不系统,而且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这里讲“基本上”,是基于以下考虑: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可能已经知道了赖尔的地质学理论。在十九世纪初期,赖尔的理论极为风行(参看《自然科学史》第385页),而且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已经称赖尔为英国地质学界第一流权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47页)。但是可以肯定,在当时,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斯都没有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意义上理解这个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给上帝创造大地说以致命打击的“地球构造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0页)。但是“地球构造学”不过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对记载地质学的通称,其中包括十八世纪火成派代表赫顿的地质演化说,而且赫顿理论即使在十八世纪也被公认是与神学相抵触的。因此,不能由此推断马克思在这里论述了赖尔地质学理论的意义。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谈到的“甚至地质学也开始从它过去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深渊中逐渐挣脱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则更明确地是在“十八世纪的科学”的意义上讲的,显然也不是指赖尔的地质学理论。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意义上评论赖尔的地质学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所有重大成果之后做到的。1875年,恩格斯指出,在十八世纪,“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4页)。1886年,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是“我们这个世纪(即十九世纪——引者注)的产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9页)。]因此,在这时确立崭新自然观的主观条件也不具备。

由此看来,尽管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根据,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又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开辟了广阔道路,但是建立在概括和总结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作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的发展中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初期还不可能确立,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

恩格斯说:“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页。]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事实”就是指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对这三大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很快就知道了,而且通过深刻的考察和研究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伟大历史意义。因此,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实现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十八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它虽然认为各门科学互相联系,“可是它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而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因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地研究和概括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一开始就被确定是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初步哲学概括 |返回目录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整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获得系统地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时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着一个大体的分工,马克思侧重于经济历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期间,马克思一直埋头于<资本论》的写作;恩格斯则侧重于哲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为了支持马克思的艰巨的创造性劳动,也为了维持在流亡之中时常陷入饥饿、贫困境地的马克思一家的生活,恩格斯毅然选择了他最厌恶的商业工作。如果我们还考虑到,这一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着国际工人运动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有了重大发展,就更能体会到系统地学习与研究自然科学,当时对这两位革命导师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闲散时间,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通过这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克服了自己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期在知识方面的薄弱环节,而且接触到并正确地掌握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几乎所有的重大成果。

下面按时间先后简述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研究十九世纪自然科学重大成果的情况:

1858年,恩格斯在研究十九世纪的生理学、比较解剖学和物理学的过程中,第一次接触到前此十多年自然科学的两项划时代的伟大发现——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经过初步研究,他意识到:这两项发现对于马克思和他所创立的哲学世界观意义十分重大。对此,他感到非常振奋,于当年7月14日写信给马克思介绍并初步评价了这两项发现。信中还请马克思寄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说他“很想知道,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指黑格尔——引者注)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页。]

关于细胞学说,恩格斯指出:“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页。]对这项发现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指出了两点:第一,“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最后直到‘观念’这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同上。];第二,“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同上书,第325页。]

关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恩格斯这样写道:“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合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同上书,第324-325页。]对这项发现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指出,它提供了“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相互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同上书,第325页。]

1859年11月,达尔文的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仔细地阅读了这部著作,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是年12月,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当然,人们不能不接受笨拙的英国方法。”[同上书,第503页。]在这里,恩格斯已经阐明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伟大意义及其主要缺点(即当时英国流行的经验主义归纳法思维方式)。马克思是完全同意恩格斯对达尔文著作的评价的(1861年1月他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谈及达尔文著作时,几乎与恩格斯的评价一字不差[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并且进一步揭示了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1860年12月,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同上书,第131页。]1861年1月,他又指出:“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同上书,第574页。]1862年6月,马克思“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指出达尔文学说与马尔萨斯学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同上书,第251页。]

1864年7月至9月,马克思因病不得不暂停《资本论》的写作,就“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他阅读了包括施旺和施莱登的细胞著作在内的有关生理学和解剖学著作。在这方面,马克思谦虚地表示要向恩格斯请教,他说:“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同上书,第410页。]就在这期间里,马克思偶然读到格罗夫写的《物理力的相互联系》一书,对于其中所表述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给予了极高评价。他指出,这是“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同上书,第666页。],而格罗夫“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1)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同上书,第415页。]很明显,对于细胞学说与能量转化定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1865年初,马克思得知丁铎尔的日光实验,马上写信告诉恩格斯,并称之为“我们时代的最卓越的试验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页。]。恩格斯则请肖莱马为他讲解了这项试验的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2页。]。同年8月,马克思又利用养病的时间,“顺便‘钻了一下’天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他得知了柯克伍德发现的一个行星的自转次数的平方与它的引力范围直径的立方成正比的规律。对于这个规律,他特别重视在一种力量超过另一种力量的瞬间即“引力范围的极限”上,力的形式发生的质变。马克思认为这一规律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过去看来完全是偶然的行星自转次数的多样性;并指出,其中属于假说的部分大概只是以拉普拉斯学说作为出发点的。[参见同上书,第149页。]

1866年,马克思为研究地租问题,钻研了德国化学家李比希与申拜因的化学理论,对于他们发现并证明的燃烧过程自在地使一定数量的大气氨转化为营养物质的事实,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我以德国人而自豪。我们的职责就是解放这个‘能深刻思索的’民族。”[同上书,第186页。]

1866年8月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特雷莫的一部有关进化论的书进行了通信讨论。起初,马克思认为特雷莫的论述“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同上书,第250页。],而恩格斯却认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同上书,第259页。]。后来经过充分的讨论,他们取得一致意见:特雷莫“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于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其次是对杂交的影响”,这是“作者的功绩”;但是“作者完全依靠地质学来创造种的变异性的理论”,同时又犯了一系列地质学上的错误,因此他所作的所有进一步的结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同上书,第261-263页。]

1867年6月,恩格斯通过阅读霍夫曼的《现代化学通论》,和向肖莱马的请教,对分子化学理论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从中得出结论:“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大进步”,并且“的确是极其巨大的”进步。恩格斯认为,分子作为“物质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畴,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他还批评了霍夫曼仍然固守所谓不可分割的原子的旧观念的错误。马克思完全赞成恩格斯对于新的分子化学理论的看法,并告诉恩格斯,他已经在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同上书,第312页。];而且他已经在正文的一条注释中正式提到了这个分子理论。

马克思在研究近代农业史和化学史的过程中,还第一次接触到早期生态学著作,这就是1847年出版的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在这本书中作者断定: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马克思是1868年3月读这本书的,他非常重视这个有关生态平衡的思想。马克思指出:“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指弗腊斯——引者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页。]

1868年11月,达尔文主义者毕希纳把他的《关于达尔文的理论的六次演讲》一书寄给马克思。马克思在基本上否定了这本书的哲学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9页。]的同时,很感兴趣地研究了其中引用的耶格尔和海克尔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对海克尔关于生命现象的“起始点是一种无定形而能收缩的蛋白质团”的假设及其证实,给予极大关注。马克思说:“当然,必须对原生形态进行彻底研究,直到使它能通过化学方法再现出来。看来,这条道路已经摸索到了。”[同上书,第193页。]恩格斯得知这一消息后,即请马克思把毕希纳的书寄给他,以便弄清楚这个“神奇的原生物质”的“谜”。[同上书,第199页。]

1869年,当恩格斯得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被当作“一种最荒谬的理论”即“字宙热寂说”的论据时,感到十分气愤。他指出:“既然这种理论认为现在世界上转化为其他各种能的热能的数量日益超过可以转化为热能的其他各种能的数量,那么,作为冷却的起点的最初的炽热状态自然就绝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因此,就必须设想有上帝存在了。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变成了第一炽热。”恩格斯说:“我现在预料神父们将抓住这种理论,把它当作唯物主义的最新成就。再也想不出比这更为愚蠢的东西了。”[同上书,第267页。]

从1858年至1869年上半年这十年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许多重大发现先后进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领域,并被给予了初步的评价与哲学概括。但是,这期间他们对于这些发现之间的联系以及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所需要的某些关键环节,尚不十分清楚。而弄清楚这些却是十分重要的,费尔巴哈本人就提供了极好的反面经验。恩格斯指出:虽然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所有决定性发现,“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正因为如此,我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2页。]

恩格斯后来回忆这个时期的情况时说:“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很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他们只能这样时停时续地研究自然科学的状况非常不满意,他们愈来愈需要获得充裕的时间,以便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提供的所有这些材料作系统的整理和概括。主要从社会历史领域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研究的马克思,当时已经不可能再抽出这样充裕的时间来了,于是,这项工作自然就落在恩格斯的肩上。但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原因,直到1869年以前,恩格斯还不得不在商业上耗费他的大部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非常焦虑,他们开始考虑恩格斯必须从商业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四、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彻底脱毛”及其一系列重要发现 |返回目录

1867年4月,当马克思正式通知恩格斯,他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可以送去付印时,恩格斯极为高兴;同时,恩格斯向马克思谈到他准备尽快结束他的经商生活的计划。恩格斯这样写道:“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占去了一切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这会把我彻底毁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7页。]马克思非常赞成恩格斯这个计划。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经过两年的努力和反复斗争,终于同欧门公司在为他和马克思提供一定经济保障的条件下达成了协议,于1869年6月底宣告结束他的长达三十四年之久的经商生活。1869年7月1日,恩格斯写信通告马克思:“好啊:从今天起再不搞可爱的商业了,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09页。]马克思得知后异常兴奋,马上复信恩格斯:“最热烈地祝贺你逃出了埃及的幽囚”,并为此事喝了“不该喝的一小杯”(马克思当时患病,正遵医嘱戒酒)。[同上书,第311页。]马克思之所以这样热烈地祝贺恩格斯脱离商业,显然不仅仅由于他和恩格斯的个人关系十分亲密,而主要是由于恩格斯终于获得了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的时间和条件,这对于他们两人共同从事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1869年7月恩格斯脱离商业得以集中地研究自然科学与哲学,与三十四年前,即1844年马克思辞去<莱茵报》主编职务退回书房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两件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正象马克思退回书房之后,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终于作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一样,恩格斯在脱离商业之后,经过八年的钻研与思考,终于作出了又一个伟大发现,这就是创立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1869年9月,恩格斯移居伦敦,住在马克思一家的附近。从此,恩格斯以主要精力用于对他和马克思在前一时期已经获得和正在继续获得的大量的自然科学最新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与概括。许多年以后,恩格斯这样回忆说:“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一—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页。]恩格斯所说的“八年”,是指从1869年7月至1878年他完成<反杜林论》的八年。恩格斯所说的“彻底脱毛”,当然不是指他获得了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知识(这在前一时期的时停时续的研究中已经具备了),而是指对自然科学每一新发现本身的深刻含义及其相互联系,进而对于整个世界的自然图景在其本身所展示的广度与深度上,进行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彻底脱毛”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1.恩格斯找到了自然科学摆脱旧的自然哲学,从而确立崭新自然观的唯一正确道路

(一) 恩格斯详尽地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与哲学发展在历史上的密切联系。他发现,这种密切联系表现为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 哲学思维方式是受一定历史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制约的。恩格斯着重考察了唯物主义哲学的两个历史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各自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联系。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游牧、农业和航海就决定了“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即天文学、数学和力学。因此,以这种科学状况为基础的人类思维方式就不能不是笼统的、直观的,如恩格斯所说,当时的“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见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纯粹的猜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但是,这样一种笼统、直观的思维方式,却使得整个世界在我们眼前呈现为“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同上书,第23页。]这就是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从十五世纪下半叶起,在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的猛烈推动下,近代自然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4页。]近代自然科学把各个细节“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同上书,第23页。],毫无疑问,它“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同上书,第365页。],因为它留给人们一种习惯: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恩格斯多次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确实是完全机械的”,他深刻地指出:“这有个非常自然的原因:当时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远不能给一般的自然观提供基础。”[同上书,第597页。]

第二, 任何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一经形成,就对该时代的自然科学发生巨大的影响作用。恩格斯特别研究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其形成的初期及其发展的后期对自然科学的作用。他指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肯定的那种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的研究方法,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同上书,第24页。],因此,这种思维方式“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同上。]。这就是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发展确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对自然界各个领域的联系非给予辩证的思索不能解释的程度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便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了,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便出现了“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6页。]。

第三, 从哲学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来看,哲学具有某种即使在自然科学家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参见同上书,第546页。]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最新发现,在哲学中很早以前就已经以根本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如,伊壁鸠鲁关于原子重量的猜测,两千年以后才为道尔顿证实[参见同上书,第383-384页。];笛卡尔关于运动不灭的原理,几百年后才被物理学证明[参见同上书,第383页。];而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比一切自然哲学的胡说八道合在一起还更伟大的成就[参见同上书,第546页。];等等。

由上述三个特点,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他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又说:“熟知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熟知各个不同的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见解,这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3页。]如果说前一句话指明了哲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话,那么后一句话则指明了自然科学也必须以哲学作指导。

(二) 恩格斯详尽地考察了辩证思维方式在历史上经历的各个不同形态,他指出:“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对近代自然科学特别能收到效果”[同上书,第385页。],这就是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希腊哲学,恩格斯指出:“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同上],在它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但是,希腊哲学的直观性造成细节上的不正确却是不能当作真理性认识的。因此,要从希腊哲学中学到辩证思维方式,就不能仅仅是“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而是要从这种见解继续“迈步前进,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的认识”。[同上。]

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恩格斯着重研究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指出:“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同上。]因此,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除开之后,“还剩下黑格尔的辩证法”。[同上书,第387页。]就象马克思当年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浏览了一遍黑格尔的《逻辑学》,从中发现了“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一样,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也抽出时间“埋头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发现“这里是真正的宝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26-127页。]

正是通过对辩证思维方式的这两种历史形态的考察与研究,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历史地而又逻辑地提出来了。他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7页。]恩格斯称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理的辩证法”。[同上书,第388页。]

(三) 恩格斯还分析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界的状况。他指出:一方面,经验主义蔑视理论思维,特别是蔑视辩证思维方式的倾向,已经引导某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走上神秘主义的道路。曾经与达尔文同时独立地提出生物进化论的“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华莱士,沉迷于荒诞的降神术,就是一个令人十分痛心的例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9页。]。另一方面,唯心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充斥着自然科学家的活动领域,导致了在理论自然科学领域中盛行的纷扰与混乱。对此,许多自然科学家已有所觉察,他们中不少人开始认识到:“现在流行的所谓哲学如何绝对不能给他们以出路”,因而在他们中间,如丁铎尔、赫胥黎、海克尔等人已开始“到伊壁鸠鲁、笛卡尔、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27页。]恩格斯说,尽管他们还“完全没有能力认识自在之物”,也就是说对康德哲学还抱有幻想,但是毕竟表现出“渴求一种解救的哲学”[同上书,第126页。]的愿望。

基于以上的考察与分析,恩格斯得出结论:第一,“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4页。]“除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在这里没有其他任何出路,没有达到思想清晰的任何可能。”[同上书,第384-385页。]第二,“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同上书,第552页。]这实际上是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是自然科学摆脱旧的自然哲学的束缚,确立崭新自然观的唯一正确道路。

2.恩格斯揭示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重大发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对于确立崭新自然观的重大意义

恩格斯最初是从在旧的自然观上打开缺口这样的角度,继康德的星云假说之后,依次论述十九世纪许多重大发现的。恩格斯曾论述了六个缺口,三大发现不过是其中第四和第五个缺口。后来,恩格斯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与达尔文进化论这三个发现在所有重大发现中“具有决定意义”,恩格斯作出“三大发现”的概括,已经不是仅仅着眼于在旧的自然观上打开缺口了,而是进一步着眼于摧毁旧的自然观,从而确立崭新的自然观。

恩格斯是这样分析的: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所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即所谓力……现在都已经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它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因此,“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页。]

第二个发现即细胞学说,使得“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获得了巩固的基础”,它揭开了“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即这是一个“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过程。[同上。]

“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并建立起来的进化论”。这一发现基本上确定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7-538页。]

因此,恩格斯指出:“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同上书,第538页。]

从恩格斯对三大发现的分析来看,这三大发现彼此紧密相连,不仅在各自的不同层次上,而且在整体上揭示了自然界主要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填平了旧的自然哲学长期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鸿沟。细胞学说推倒了自古横亘在动植物两界之间的“界碑”,使整个生物界的统一性获得科学证明。生物进化论进一步把生物物种表现为时间上发展着的连续系列,因而使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而复杂,经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等等自然界的辩证本质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则在更大的范围内突破了各种界线,它不仅把无机界的各个领域,而且把无机界与有机界两大领域,以致整个自然界各个领域之间似乎不可移易的界限,彻底地突破了,使之表现为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转化。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精辟地指出,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使得“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都具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同上书,第370页。]

但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借以表述的理论自然科学,却还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它所使用的概念尚不够科学、准确。而且,当时的自然科学本身还没有找到自然界某些甚至非常重要的领域之间的过渡环节或过渡方式;自然界中各种形式的转化,除了生物之外,还没有被表述为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转化的原因、环节与形式也没有被发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真正联系也没有弄清楚;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最终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都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些方面,恩格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3.恩格斯提出“运动形式”的概念,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

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重大发现反复研究与深入思考的结果,使恩格斯深深感到,当时的自然科学用以阐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中心概念力”、“能”或“功”,受机械力学的影响太深了,以致使它们根本不可能准确地刻划力学(至多包括物理学)以外一切实际发生的自然过程。因此,他认为必须寻找一个最有普遍性的新的概念,并且以这个概念为中心阐明自然界的一切基本过程。

1873年5月30日早晨,恩格斯终于形成了“运动形式”这一哲学概念,并马上把这个思想告诉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写道:“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2-85页。]在这里,恩格斯从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出发,通过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和对运动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质的认识这样两个逻辑环节,引出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是运动形式的结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运动形式的概念。接着,恩格斯依次列举了四种运动形式:位置移动(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并且叙述了这四种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过渡环节:“摩擦与碰撞”作为接触的两种直接表现形式,是机械运动向物理运动转化的过渡环节;“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是物理运动向化学运动转化的过渡环节;“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是化学运动向生物运动转化的过渡环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85-86页。]

恩格斯认为他自己的这一重大发现“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论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7页。],但是他认为,“这个理论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即“力”、“能”或“功”,都“没有把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同上书,第418-419页。]

“力”的概念借自人的机体对外界的作用,因而它的一部分是主动的、起作用的,另一部分却是被动的、接受作用的,这就势必引向运动(至少其中一部分)可以被创造的结论。力的概念还来源于力学。在力学中,力作为运动的原因被视为外部的已知的东西,实际上,力学研究的只是运动的作用而不是它的真实原因。因此,力被认为是运动的原因虽然不会损害力学本身,但一旦挪用到物理、化学、生物领域中去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

“能”的概念,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界被公认是运动的排斥方面,与表示吸引方面的概念“力”相对。恩格斯指出,在今天的地球上,“一切主动的运动都必须归功于来自太阳的排斥的供给”,[同上书,第419页。]所以,“能”的概念在一定范围内表示了运动的自己发生,因而比“力”的概念无论如何要好一些。但是,“能”的概念“没有包括反作用。而且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加到物质里面去的某种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9页。],也就是说,它势必引向物质与运动可以分离的结论。所以,这个概念也是不科学的。

至于“功”这个概念,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历史上存在的两种计算形式,即mv与“mv2/2”(2分之mv平方)之间的争论,发现功不过是“从量方面去看的运动形式的变化”[同上书,第438页。]。也就是说,它是运动在量上的一种测度,所以是不能用作对统一的运动过程进行质的规定的概念的。

恩格斯发现并提出的“运动形式”这一概念,从根本上克服了上述诸概念的狭隘性、片面性,它不仅指出了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转化的”;而且指出了“这种转化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运动,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确定不移的一定量的运动与之相当,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的量的量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没有关系”[同上书,第417页。],所以是一个能够“把运动的全部关系正确地表现出来”的科学概念。

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有着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它把生物界与非生物界之间以及整个自然界实际存在着的、而当时的自然科学没有能力揭示的统一联系,第一次揭示出来了,这就为其后不久恩格斯创立以物质与运动的统一为基点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奠定了不仅是自然科学的而且是哲学的基础。其二,它为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世界可知性,反驳一切不可知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既然物质与运动不可分,而我们对各种运动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质本身的认识;既然“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成我们能觉察到的运动的[同上书,第579页。],那么,人的认识能力的绝对界限就不存在了。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反驳不可知论,虽然是恩格斯在他的晚年才做出的,但“运动形式”概念的提出却早已为这种反驳提供了科学依据。顺便指出,“运动形式”概念这方面的重要意义,直到今天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4.恩格斯通过对运动形式固有次序及其转化环节的探索,提出科学的生命定义

在提出运动形式这一科学概念的同时,恩格斯就准确地阐述了各种运动形式本身“内部所固有的次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即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等,并根据当时已经达到的对天体演化过程的认识,给予了严格的科学论证。进一步,恩格斯又指出,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转化,高级运动形式包含着低级运动形式,却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不能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

恩格斯发现,“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的,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粒子的位置移动。运动形式愈高级,这种位置移动就愈微小。”[同上书,第408-409页。]因此,“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同上书,第408页。]很显然,恩格斯在这里应用的研究方法,是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细胞”,从分析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恩格斯则把位置移动作为物质运动的“细胞”,从分析机械运动开始,揭示和阐明运动的本质。这是继马克思把科学的抽象法应用于社会领域之后,又成功地应用于自然领域的一个光辉范例。

在恩格斯研究位置移动的理论中,特别杰出的是他关于机械运动向物理运动转化的精辟见解。恩格斯指出,机械运动向物理运动转化的两种形式:摩擦与碰撞,正如机械运动本身包含了比它更高级的一切运动形式的萌芽一样,实际上也包含了比它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飞跃形式的萌芽。他认为,机械运动迟早会由于物体的相互接触而停止,但是,接触无非是下列两种情形之一:或者是长时间的缓慢的摩擦,或者是转瞬即逝的碰撞,然而无论在哪种情形下,都已经引起了物体内部分子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都已经使得机械运动超出自身而转变为物理运动。恩格斯对于作为机械运动向物理运动转化的两种飞跃形式摩擦与碰撞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现代科学已经表明,一切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都无例外地采取两种形式:爆发式的或非爆发式的。例如,液态向汽态的转化,可以在临界条件下,或者通过剧烈的沸腾,或者通过缓慢的蒸发来实现。又如,铀的核裂变,或者通过猛烈的爆炸,或者通过平稳的反应来实现。化学反应也有两种形式,或者爆炸或者燃烧。甚至在生物学中,物种变化也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缓慢长期的进化,或者是迅速短期的变异。在社会形态的转变中,暴力与非暴力的形式交替地出现。等等。

从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思想出发,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于探索与各种运动形式的转化相联系的物质基质究竟是什么这个前沿学科上,他特别注意研究各种运动形式相互转化的衔接地带,亦即一切渐变过程的中断。恩格斯认为,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不能仅仅从它的量的方面去理解,因为纯粹量的分辨迟早总要达到它的极限,但在这个极限上,量即转化为质,一种运动形式就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化。1876年,恩格斯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三个命题:物理学是关于分子的力学,化学是关于原子的物理学,生物学是关于蛋白质的化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72页。]

这三个命题中的前两个,在恩格斯提出后不久,有的自然科学家也独立地提出来了,但表述得没有这样明确[参见同上书,第594-595页。]。可见,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恩格斯当时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而第三个命题,则是当时任何自然科学家都没有能够独立地提出的,只是在自然科学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证实之后,才逐渐为多数自然科学家所接受。这第三个命题涉及的内容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也是尖端。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三大发现之后,“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得去做:说明生命是怎样从无机界中发生的”。[同上书,第538页。]

恩格斯在研究这个课题,即研究化学如何向生物学过渡时发现,必须首先确定这一飞跃本身的物质基质。根据当时自然科学主要是海克尔等人的发现,恩格斯确定这一物质基质就是蛋白质,而蛋白质恰恰是通过化学过程产生的。他指出,“当化学产生了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象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要超出它本身的范围,就是说,它要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生命的领域。”[同上书,第600页。]据此,恩格斯给生命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同上书,第88页。]

恩格斯的这个定义,在今天看来尽管有其不完备的地方,因为现代自然科学表明,生命的物质基质除了蛋白质以外,还有脱氧核糖核酸,但是,考虑到当时自然科学距离发现脱氧核糖核酸尚有很远的路程,我们就不能以这种自然科学状况本身的局限性去苛求于恩格斯了。而且无论如何,恩格斯生命定义的基本内容已为自那时以来自然科学的全部发展所证实,特别是他关于“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用人工方法制造蛋白质,那末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0页。]的预言,对于自然科学的重大贡献,更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化学家肖莱马曾公开采用恩格斯的生命定义和这个有名的预言而没有指明引自何处,恩格斯认为,他这样做是一个“冒险行为,因为,如果这一思想被证明不能成立,那他将受到责难;如果这一思想得到证明,那他将第一个把这一思想归功于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3页)

]。应当指出,恩格斯从来不认为自己关于生命的定义是完美无缺的。他说:“我们的关于生命的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90页。

]接着恩格斯强调指出:“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同上。]这不就是自然科学今天还在走的道路吗?

恩格斯的生命定义的更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找到了化学转向生物的过渡环节,从而揭示了当时的自然科学已经觉察到但是远未搞清楚的无机界与有机界之间的真实联系。

5.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找到了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转化的关键环节

正如我们看到的,恩格斯在1873年提出“运动形式”的概念时,并没有把人类社会作为运动的形式提出来,在那里他只谈到四种运动形式。但是人类历史不过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指出,人类的祖先是生活在好几十万年前的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因此,自然与社会的联系已经是十分显然的了。可是这种联系究竟是什么,自然界向社会的转化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当时的自然科学并没有提供科学的说明。正如恩格斯所说:“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7页。]这样一种状况给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肆意混淆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界线,企图把达尔文在生物领域中发现的自然规律与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发现的社会规律对立起来,挪用生存斗争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抹煞阶级与阶级斗争的事实。鉴于这种情形,把人类社会作为整个物质运动的一个高级形式来考察,科学地回答这种运动形式与其他运动形式的联系与转化,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为此目的,恩格斯于1876年写了题为《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论文。

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恩格斯大致地划分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几个阶段,即类人猿——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同时他指出,这样的阶段性的界限都是相对的。恩格斯首先谈到类人猿渐渐直立行走,他认为“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上书,第509页。]。因为直立行走不仅开阔了类人猿的视野,同时使得在其它动物中一直与地面几乎平行的脊椎骨第一次成为垂直的状态,从而为大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力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造成了手脚的某种分工,使得手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它活动。但是这时的猿手与人手还相距很远,因为它还只是利用自然界中现成的东西,使自己去适应自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同上书,第510页。]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第二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就是“手变得自由了”[同上。],也就是能够制造工具了。这就进入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因为只有由于劳动所引起的肌肉韧带和骨骼的特别发展,及其对于愈来愈复杂的动作的愈来愈新的方式的适应,人的手才逐渐达到高度的完善。

恩格斯特别强调既作为劳动器官又作为劳动产物的手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重大作用。他指出,依据达尔文的生长相关律,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机体的各个部分缓慢地向着更为有利于劳动,从而向着完全形成的人的方向发生着渐渐显著的改变,同时也开始了人对自然的统治,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来自社会化动物的这个阶段上的社会成员的更紧密的结合及其所带来的好处,使得“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2页。],于是语言就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同上书,第513页。]与脑髓发展完全同时进行的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以及愈来愈清楚的意识和抽象能力、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正是在这样的交互作用,归根到底是劳动的推动下,完全的人出现了。因此,恩格斯总结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同上书,第509页。]

由此可见,恩格斯发现了劳动是从猿到人,从而是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转化的基本环节,正是在物质发展的这一高级阶段上,才出现了新的运动形式——社会,与此相应的物质基质则是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恩格斯的这一重要发现,不仅弥补了达尔文进化论本身的缺陷,因而是对自然科学的重大贡献,而且把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科学地联系起来了,因而也是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贡献。从此以后,社会不再是与自然格格不入、截然相反的,也不是与自然界完全等同、毫无区别的领域,而是作为统一的物质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通过劳动这一形式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了自我意识,从而超出自身进入社会历史领域。

五、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及其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 |返回目录

正是由于恩格斯作出了上述一系列重要发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之间的混乱状态终于被澄清了。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条件已经成熟。恰在这时,一个微不足道的对手杜林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进攻。鉴于杜林学说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危害,同时也为了借这个机会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批判杜林。1876年7月恩格斯在着手批判杜林的前夕,写信给马克思说:“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动,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连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页。]

恩格斯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他自1869年脱离商界移居伦敦以后开始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脱毛”过程,这时已经接近尾声了。而且从我们上述的情况来看,一个能够作出如此众多的重要发现的人,这时自认为在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中能够运用自如,是完全有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在这里谈到要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并且说这部著作的清晰轮廓已经在他头脑中形成。这种思考的结果和完成了的著作就是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页注释说,“这部著作”是指《自然辩证法》。但我们认为,从提及“这部著作”的恩格斯致马克思信的全文来看,却是指《反杜林论》。]。恩格斯后来回顾说,《反杜林论》“试图概括地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对待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对待达尔文理论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11页。]可见这是第一部对整个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哲学概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立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标志。

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的前两章,恩格斯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第三章,他论证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与空间;接着用了三章的篇幅,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在从机械力学直至生物学的各个领域中所提供的科学事实,论证了物质与运动的不可分性;然后恩格斯从思维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揭示发展过程的辩证本质;最后恩格斯又以两章的篇幅专门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反杜林论》哲学编的整个结构鲜明地体现了这个崭新的自然观的本质特点。

首先,在这个崭新的自然观中,物质、时空、运动、规律这些在以往一切哲学中被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的范畴,第一次作为同一个自然界自身存在的统一的整体来加以论述。换句话说,在这里,世界第一次被表述为在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着的有规律的运动着的物质。

其次,在这个崭新的自然观中,以往包括在自然哲学中的包罗万象的各门实证科学不复存在了。它通过对当时这些实证科学最新成果进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本质及其自身固有的最普遍的规律。

第三,在这个崭新的自然观中,没有一丝一毫企图构造最终体系的痕迹。在这里,它不过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四十年代中叶就已经发现的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继在<资本论》中成功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之后,再成功地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并经过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严格检验,以更为系统的形式阐述出来。

毫无疑问,这是自然观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与马克思在此以前所实现的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相当,所不同的是,这次变革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的。如果说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应归功于马克思的话,那么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则应归功于恩格斯。这应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发现。由于前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科学,而通过这第三个伟大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则表明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理论的态度。

这第三个伟大发现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概念、命题和原理的更为准确、系统和科学的阐释,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证明,时间与空间的定义,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关系等等,以及他在八十年代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物质运动的定义,辩证法三大规律及诸对范畴,还有他在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补充,等等,所有这些至今仍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都同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确立有着紧密联系。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

六、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 |返回目录

在本文第一章,我们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双重意义: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科学根据,同时又为自身正在酝酿的一场自然观上的伟大变革准备了条件。在以后各章中,我们详细地考察了这场自然观的伟大变革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通过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伟大发现的概括和总结得到实现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如何理解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首先我们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初期,而是在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地确立的。这是因为确立这样一种自然观所必需的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提供的大量认识材料的概括和总结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才有可能。不能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尚未产生,就能够进行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总结和整理工作。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进行科学总结和整理加工,主要是由于他们已经形成了对他们来说是毫不怀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言中写道:“不言而喻,在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概括叙述时,我在细节上也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同样的辩证法的运动规律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从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性上把它们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3-14页)]。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前,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在后,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也是合乎逻辑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的一个条件,除此以外,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尚有其他两个条件,这些在本文第二章开头就谈到过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的条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又有理论来源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就自然科学方面来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本身就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需要、也的确没有等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发展到有可能在其自身的发现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之条理化以后才产生,在此之前,它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产生了。自然科学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只是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条件。同样,从主观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等到马克思精通了数学、恩格斯经历了他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彻底“脱毛”以后才产生。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知识,也只是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条件。由此看来,不能因为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条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完全具备,就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条件也迟至这时才具备,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年代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推迟到七十年代。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是有充足的材料可以证明的事实,对此,本文不可能详述。这里只着重指出,它产生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具备。姑且不论社会历史和理论来源方面的条件(这两方面的条件已经具备历来争论不大),即就自然科学方面来说,条件也已具备。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哲学的初期,的确不知道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从现在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在这时期他们的著作中所涉及的自然科学材料,基本上还是十八世纪的或十八世纪以前的。能不能由此推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是十八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然科学呢?倘若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与十八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然科学的重大区别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产生而没有在十八世纪产生,也完全是偶然的了。其实,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说过,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相处得很好的,因为它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而不是关于过程、关于联系的科学。试想,自然科学的这样一种性质,这样一种状况,怎样能够成为关于世界的普遍联系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呢?因此,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的决不可能是十八世纪甚至十八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而只能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

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学说的初期既然并不知道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那么怎么能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呢?我们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根据”一词的含义。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根据”一词确实有它的动词意义,就是“根据某某如何如何”,同样,“基础”一语也确实有“以某某为基础”的含义。但是在这里,对这两个词却不能作如是观。

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本人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吧。本文中引用过马克思评价达尔文著作《物种起源》的两段话,一段话引自1860年12月19日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说:“它(指达尔文著作——引者注)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另一段引自1861年1月16日他写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结合这两句话来看,可以认为,马克思本人是把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进化论视为他的学说的自然科学根据(或基础)的。换句话说,在某些同志看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或基础的最值得怀疑的达尔文进化论,在马克思看来,却是毫无疑问地可以当作他的学说的自然科学根据或基础的。那么,马克思是不是照上述日常用语的含义来使用根据或基础一词的呢?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是不是说他的学说是根据或者以进化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呢?显然不是。或者,马克思是不是说他的学说是在总结和概括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成果之后创立的呢?显然也不是。因为恰在这里,马克思已使用了“我们的观点”这一概念,即标明他的学说已经产生了。而且从史实上来看,也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前,达尔文进化论问世在后。既然如此,马克思是在什么意义上把达尔文进化论当作他的学说的自然科学根据的呢?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它在自然科学方面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说,这里“根据”或基础一词是在提供一种必然性的证据这样的意义上使用的。

由此推而广之,不仅达尔文进化论,而且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其他伟大发现,就它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来看,它们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还有什么不好理解,甚至发生疑问的呢?

因此,当我们说十九世纪自然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时候,我们是着眼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必然性。这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时说过的这样一段著名的话:“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一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0页。]我们知道,摩尔根“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6页。]的划时代著作《古代社会》是1877年问世的,马克思是在1880至1881年看到这部著作的,很显然,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唯物史观时根本不知道摩尔根的工作。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把摩尔根的发现作为唯物史观必然产生的历史学方面的根据。同样,当我们看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本身具有的辩证性质时,我们除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在这个世纪中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获得更为深刻、更为清楚的理解以外,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结论吗?反之,如果没有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世纪中叶产生,就的确是值得怀疑以致不能理解了。由此看来,怀疑以致否认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主要是其中三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倒是很值得商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