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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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文字由VOM-OCR小组整理录入


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一场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相联结的新型抗议运动。它反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决策权集中到少数技术统治论精英手中以后出现的日益加剧的官化趋向,以及广大群众都经历着的社会反常状态和异化等新情况,同时,它又使人们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生产、高消费的繁华景象后面看到了它的局限和矛盾,因而被人们称作“适应于现代资本主义状况的第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除此之外,“五月风暴”还为诸如生态运动、女权运动、争取参与民主运动等等一系列新型的社会运动在70—80年代的崛起廓清了场地。

“五月风暴”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盛衰也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场新型抗议运动,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推到历史的前台,使它由长期蛰居的“地下”状态转到地上,并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开来,被奉为“新左派”造反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正是“五月风暴”的失败,使一些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哺育起来的“新左派”幻灭并转向,在法国变成极右的“新哲学家”,在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顶梁柱……,并且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昙花一现地大放异彩之后,又和“新左派”运动起重新走向低潮。

现在人们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大都是指从20年代前期到60年代末期出现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主要代表。在60年代末期经历了“五月风暴”的洗礼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什么变化和发展?本文打算谈谈其主要方面。

一、总结和反思

像一切大的社会运动一样,“五月风暴”的失败也促使它的积极斗士对于它的指导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结和反思,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政党问题和战略问题。

按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积极投身“五月风暴”的高兹( Andre Gorz),在《改良和革命》(1969)和社会主义和自由(1970)等书中认为,一方面,“五月风暴”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特性,反映了那些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不能理解这场运动的深刻的推动力,不能把它变成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五月风暴”因为缺乏政治解释而失败的事实,又把革命政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写道:“没有一个革命运动,就不可能有任何革命党,而没有一个革命党,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革命运动。这就是法国五月运动再次证明的东西。”

但是,高兹憧憬的这种革命政党和布尔什维克模式的党却有原则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党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必须在理论上不断分析资本主义的变化着的结果,对这个制度内产生的矛盾进行具体的经验的研究,并对斗争情报进行分析和传播;二是必须对局部的矛盾和要求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综合;并说明其特殊本质的自主性;三是必须在教育和政治领导方面,代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否定”,催化新的斗争,把各种要求放到一个过渡性的总体中,使之协调一致;四是夺取政权和改造国家。为此,就必须民主地和在大规模上组织党,必须在基层、在劳动场合引起建党要求,他认为,这样的党不应先规定一套学说和纲领,随后吸收同意它们的人,而应该在群众运动发展着的时候去建立组织;至于建党的方式则不能由“创始人”来决定,而应先由学生等组成的“外部先锋队”帮助潜在的战士建立接触,讨论和交换经验,然后围绕这个集团集合新战士,这样建成的党,对于形成以平等主义和非等级制为关键特征的未来社会有决定性的重要性。

然而,高兹又认为,即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党,也还是一种“必要的祸害”,因为它反映了以集权化去消灭集权化的必要性,因而“必须把作为一个中心组织的党,理解成一个短暂的结构,它将保证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以便在最终消灭它自己”。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马尔库塞,在“五月风暴”以后则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重新分析,并据此而修订了他的理论和战略。

如果说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是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植根在消费需要上面的全面溶合的社会的话,那么,在1972年发表的《反革命和造反》书中,他已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这个“快乐的消费者社会”正在解体。他说,工人阶级的溶合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它“隐藏着它本身就是其表现的解体的、离心的趋向”。据此,他修改了他的政治战略。认为,如果当着少数好斗的局外人面对一个没有激进思想和反对变革的被溶合的大多数人时,彻底变革的暗淡前景有可能推动孤立的激进派走向拚死造反的话,那么,当着整个社会是对立的、而且人民准备变革的时候就有建立联合阵线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与此相适应,在斗争策略上也由60年代的鼓吹个人主义的“大拒绝”、论证和辩护暴力斗争,转向鼓吹“通过制度的长征”,以及号召发展“反制度”“反心理学”、“反社会学”、“反教育”,通过漫长而困难的斗争去改变现存社会。

虽然马尔库塞继续支持旨在进行结构改革的激进政治,但是他并不认为“革命的暴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正当的。在1977年发表于《新德意志批评》上的谋杀不是政治的武器》一文中,他拒斥了建立密谋政党或恐怖主义集团、把武装斗争当作政治变革的要素的整套理论。他说,恐怖主义的暴力是起反作用的,因为从社会中挑起暴力,对于左派来说是毁灭性的;它在获得大众支持或改变制度方面,也只有很小的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违反了革命道德。在这方面,他的变化同萨特在70年代中期还继续坚持“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过程将是暴力的”,“当恐怖主义是作为对屠杀的一种回答的时。候它就是正当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总的说来,在经过“五月风暴”的洗礼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特性和极左色彩有所减弱和缓解,虽然谈不到完全克服。

二、“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

“五月风暴”失败后两年,1970年,在意大利出版了左翼杜会党人丁伯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的《论唯物主义》一书,它以打着“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旗号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猛烈抨击而引人注目。

丁伯纳罗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对马克思的两种主要解释在影响着西方革命左派:一种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各种后裔提供的人本主义解释;另一种则是由阿尔杜塞等人提供的科学主义解释。他评论了这两种解释。

第一,这两种解释都很少容许马克思主义存活下去,而且在许多方面还代表着理论上的倒退。人本主义解释遵循着由卢卡奇开创的趋向,忘记了建立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需要,在科学中又只看到资产阶级虚伪的客观性;而科学主义解释则从20世纪认识论中接受了一种柏拉图主义的科学观,使它不可能正确提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第二,这两种解释共有的唯一特征,是关心于保卫它们自己免遭唯物主义的谴责,公分母是反唯物主义。因为它们虽有各自的许多特征,但在拒斥一切被怀疑为同“庸俗”的或机械的唯物主义相勾结方面却是一致的,对此,他们竟热衷到把唯物主义也同机械论和庸俗性一起驱逐了出去。机械唯物主义信奉行为主义或生物学主义,力图抹去动物和人的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人本主义的解释则断言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人造环境、“第二自然”完全吞没了原始自然,这两者在丁伯纳罗看来都是片面的。因为强调客体同主体不可分割,就抛弃了自然的独立于人类的存在,然而,人的活动和对自然的影响并不消灭自然的活动和对人类的影响的首要性。

丁伯纳罗认为,结构主义也是一种反唯物主义和非历史的方法论。索绪尔的门徒和索绪尔本人不同,他们硬使语言的变动不居的经验材料服从于从它得来或加诸于它的抽象概念体系,使得在索绪尔那里还是灵活的语言和言语、同时态和历时态两分法,硬化成为一种没有时间性的两极性片面体系。然而,语言虽然是同时态地发挥着作用,却又是历时态地发展的,把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分割开来或对立起来是不成的。列维一斯特劳斯则使社会生活成为集体意识的产物,从而使历史以头站地。阿尔杜塞在术语上的收获要比其实际上的理论进展大得多,他把思维科学和对科学的思维同对现实本质的研究切割了开来。

第三,这两种解释受资产阶级思想两种对立倾向的最强烈影响。人本主义解释受新唯心主义的影响,而科学主义解释则受新实证主义的影响,它们由于屈服于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某些教义而误入歧途。所以,马克思主义今天面临着可以与列宁当年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相比的反对折衷主义哲学杂烩的任务,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人本主义的半黑格尔主义,又反对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

丁伯纳罗在反对这两种“反唯物主义”倾向中,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定义。

“我们把唯物主义首先理解为承认自然对精神的首要性,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承认物理学层次对于生物学层次、生物学层次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层次的首要性,这两者都是在编年史意义上的首要性(在生命在地球上出现以前以及在生命的起源和人的起源之间,都有很长的时间),也是在自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要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的制约人的意义上说的。所以,在认识论上说,不能把经验归结为主体对于现实的生产(不论这种生产是多么地可以设想),也不能把经验归结为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包含。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否认或者规避经验中的消极性要素,即我们所不创造,而是把它本身加诸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通过使这个外部资料成为主体活动中的一个单纯的否定要素,或通过使主体或客体都成为一个由经验所构成的单个的有效现实的、只是在抽象中才可以区分开来的单纯要素,来重新并吞这个外部资料。”

虽然丁伯纳罗同时猛烈抨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但是,他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又和其中的科学主义解释有某些类似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法的态度上。他认为辩证法所固有的唯心主义特征没有被马克思、恩格斯中任何一个人所清楚地认识到,他劝告人们要筛选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黑格尔残余。他认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某些黑格尔命题的热诚是过分的,并不认为通过黑格尔辩证法的框架能非常轻易地接纳对于传统物质观的深刻改造。他说,同马克思主义者今天面临的任务相比,企图拯救出一种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只有一种颇为可疑的用处。在人道主义的问题上,他也接近于阿尔杜塞的态度,把人道主义的一切表现统统等同于非科学的、小资产阶级版本的人道主义。除此之外,他还主张使唯物主义带上享乐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特征。

更重要的,则是丁伯纳罗还展开了他的排斥实践的唯物主义观,并用它去抨击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

在丁伯纳罗看来部分地由于实践的意义的含糊性和多样性,“实践”此字在今天具有着一种强大的暗示力量,可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美国的实用主义、葛兰西主义、甚至可以在某些人认为能够从海森堡原则中引出的哲学结果中找到回声。更加特殊的是,求助于实践,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往往代表了一种不谈及或很少谈及唯物主义的方式。

正因为这样,丁伯纳罗强调说:“如果把批判人类中心论和强调自然对人的制约,看作是为唯物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必须说,马克思主义、尤其在其第一阶段上(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包括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肯定不否认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自然,但它所构成的,与其说是仍然限制和制约着人的现实,不如说是人类历史的史前前提。从人开始劳动和生产的时候起,看起来他就只通过劳动而进入同自然的关系之中(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著名的段落)这是滑到实用主义关于人同自然的关系的概念中去了”,“马克思在其成年时——他仰慕达尔文并要把《资本论第二卷献给他,在《资本论》序言中他宣布他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肯定比《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的马克思要来得唯物主义得多”。

丁伯纳罗的这些论述,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原著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因为,尽管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强调也要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可是,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强调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强调“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一方面“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①[马克思 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7页]。这就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在强调实践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同时,始终坚持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它也清楚地说明,马克思所创立的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同只讲活动创造对象、而不讲活动要受对象制约的实用主义,是有原则不同的。

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似乎只讲唯物主义而不讲实践的作用也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再次强调了劳动实践创造财富、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作用和本体论意义:“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珠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显然,丁伯纳罗的这种唯物主义观,也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各派的唯物主义观相吻合的。

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崛起

1978年,英国伦敦的大学学院的哲学系教授柯亨(G,A.Cohen)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用分析哲学去重新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就是用当代逻辑、数学和模式工具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剥削等问题。在此前后,美国柏克利大学经济系教授巴德汉( PranabBardhan),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师布莱纳( RobertBrenner),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艾尔斯特( John Elster)和该系另一教授普尔茨胡尔斯基( Adam Przeworski),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教授罗默尔( ohn roemer),康耐尔大学哲学教授胡特(AlnW.Wood),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教授赖特( Erik olinWright)以及加拿大的一位教授威廉·肖( William shaw)等人发表了具有同样思想倾向的一系列著作,柯亨、艾尔斯特和罗默尔还合编出版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理论研究》丛书在英国和法国同时出版,一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由此宣告崛起。美国学者卡伦·温克勒在1986年7月9日的《高教纪事》周刊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仍受重视》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分析派,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主张采取共同立场,而是因为他们都致力于把杜会科学研究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但在他们的这种应用中,又确实表明他们在一些基本观点上也存在着某种共同性。

以柯亨为主要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坚决捍卫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首要性,为此,柯享的书特地提出要用“功能联系”而不是“因果联系”去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功能联系”的特点,被解释现象的性质是由它对解释它的现象的作用所决定的,例如,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就要由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解释,而不能倒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就维护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首要性。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柯亨认为,生产力有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植根在人性的永恒事实中,因为人,就其特点来说,是有理性的,而人的境遇又是一种乏的境遇,因而,理性的人就要竭力去攫取和使用满足其需要的手段,因为他们具有用发展生产力来改变其境遇的智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崛起以后,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

有的苏联学者认为,“柯享力图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首要性献理论进行说明”,是“颇有意义的探讨”西方有些学者更认为柯亨的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严格性和清晰性成为重要的学术标准”,“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和确实可以为之辩护的经验主义历史观”,“给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认识角度”。有的还说柯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继阿尔杜塞的《保卫马克思》之后,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第二个里程碑。

但是,另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以柯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支持的,是一种老式的经济主义,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广泛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版本,即把最终的首要性赋予技术生产力的经济主义技术决定论。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技术决定论的核心是假定存在一种植根在人的理性中的、独立于社会环境的、超历史的自然趋向,而这是同柯亨主张的“唯物主义”相冲突的,因为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理性的内容是要由非理性的物质力量的匮乏来决定的,而且虽然可以在分析上把技术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分开来,但如认为这种分析上的区分就是现实世界中两个可以彼此分开的实体、活动领域,那就沦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特征的拜物教的牺牲品。也有的学者认为,柯亨把生产力发展的基石系于超历史的合理性原则上,然而,这种原则并不能发挥柯亨所希望赋予它的解释作用,因为在历史上人们并不是用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去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的,例如,封建主为了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需要,就致力于给农民增加地租,而并不是鼓励农民增产;再如欧洲经济在中世纪范围广泛的增长,也不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是通过增加所耕种的土地的数量。总之,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和速率,只能从生产关系来加以解释反之,把生产力当作一个独立的变量,则是不符合马克思《资本论》基本精神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明显的庸俗化。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另一代表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罗默尔则认为,经验已经否认了马克思的两个概念,即关于利润率随着资本对技术投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的概念,以及产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投入的劳动量的多少的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关于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等著作中,他又用“阶级一财富对应原理”把每个经济个体在社会中的阶级归属解释成在最初财富占有不均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不是劳动价值论去说明剥削现象因而它并不以劳动力买卖为必要条件:同时主张对剥削进行分析,由于剥削往往与激励联系在一起,因而如某种剥前的消灭损害整个社会经济和各阶级的收入和福利状况时,它就是一种“社会必要剥削”,是社会发展过程必须为进步付出的一种代价。

所谓“阶级-财富对应原理”,说的是:剥削、积累和阶级产生于财富占有的不均等。罗默尔认为,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由于财富的占有在最初就是不均等的,于是,每个经济个体就按照自己拥有财富多少的情况来选择自己到底是进行独立经营,还是去雇工或者被雇。他说,社会之划分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独立经营者、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农村则是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中农阶级、贫农阶级和雇农阶级)就源出于这种种不同的“选择”,而且把每一经济个体的阶级归属说成是在最初的财富占有不均等情况下的“最优选择”。

所谓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去说明剥削现象,说的是,剥削的根源不在劳动力的买卖,而在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据此而主张用财产关系论去说明剥削。而所谓“财产”,则指广义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能(人力资本)和其它可用于生产和决定分配的财产,于是,只要对某种广义的“财产”占有不均等,就会产生广义的“剥削”。罗默尔根据这种理论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得出结论说,从广义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首先是个人的劳动技能的不平等,其次是由于个人或家庭的社会地位不同而造成的机会和收入的差别。他认为,这些也是一种剥削形式,所以从广义上说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剥削”。罗默尔认为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剥削现象,虽然不同的社会对剥削的认识是不同的,但广义剥削的定义却概括了不同剥削的根本特征,也指出了消除各种剥削所必需的“财产”——广义的生产要素的所有制条件。

所谓对剥削要作分析,说的是,对剥削的评价应分为实证的和规范的:从实证的即技术的角度来看,剥削有时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它同激励往往是同一事情的两面,人为地消灭这种“社会必要剥削”只能使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受损害,而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判断一种剥削是否公平,要看最初财产的获得是不是不公平的,如财产的获得是由于勤俭,那么,由此产生的“剥削”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要加以谴责的。

四、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

几十年来一直公开标榜“利用资产阶级思想在20世纪理论发展中的伟大成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曾先后用现象学一存在主义对个人问题的研究、用精神分析学等等去“补充”马克思主义,随着现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在“五月风暴”以后更致力于用语言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除了法国的符号学研究者鲍特伊耶( ean Baudrillard)之外,就得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哈贝马斯( Jurgen Habermas)了。正是哈贝马斯用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的新阶段,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

哈贝马斯在抛弃了所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还原主义之后,就致力于用语言学去研究批判理论的基础。在197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他说,“今天,语言的问题已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对语言的先验批判代替了对意识的批判”。尔后,他又发表了《交往和社会的进化》、《交往理论》等一系列著作致力于这个方面的研究。

为什么哈贝马斯说语言问题已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他认为在日常语言中天生就有一种真理标准,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发挥作用,因此,他就把一个理想的言语情境假设成为一个新的民主的公共领域的根据,在这个公共领域里,个人能够行使理性和达到真理,因为理想的言语情境总是存在于个人的交往中,作为对理性的形而上学支撑而发挥作用。

哈贝马斯把语言分析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关系的句法学,二是研究符号与其对象之间关系的语义学;三是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关系的语用学。他认为,在日常语言中天生具有的那种真理标准,不在语言分析的句法学层次上,而在其语用学的层次上,而语言在语用学的这个层次上表现为交往的行为。

但是,哈贝马斯又不满意美国哲学家查理·莫里斯的语用学,他认为,这种语用学虽已通过符号学把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统起来,注重语言跟人的关系,但仍然是一种“独白式”的,而不是“对话式的交往”,缺乏“相互性”。为此,他提出了“普遍语用学”来同它相区别。所谓“普遍语用学”,是一种分析说话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探讨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两者如何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学说。它和纯语言学不同,侧重点在于分析语言的交往职能,不是表现说话者完成语法句子的能力,而是表现说话者所具有的交往能力。

这种“普遍语用学”要求说话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理解的表达包括话言相通,正确的翻译,使用正确的语法句子),以便说话者和听话者能够相互理解;必须说出真的命题内容,即选择陈述的内容,或重复或解释其经验或一事实,使听话者分享说话者的知识;必须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向,不要说假话和违心话,不要自欺欺人,取得听话者的信任;必须根据现有的规范和价值,选择确切的表达,即语言行为要符合公认规范,使听话者和说话者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到一致,接受说话者的话。这样,说话者借助于交往符号表达某种期望,听话者则用竭力满足说话者期望的行为作出反应;而且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地位,是可以直接相互交换的,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交互的”。

哈贝马斯把这种口语交往的形式,当作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进而建立起他的交互合理化理论体系。他说:“只要我们凭借对话,即完全依靠交往行为,那么我们便具有确定无疑的前提,这样,便可能产生从来未有的一致,至少可以产生内在的一致;能够摒弃错误的主张,获得正确的主张,获得正确的规范。那么,对话的合理基础对一个存在于口语交往结构中的生物来说,便有了普遍必然的,即‘先验的’约束力”(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哈贝马斯和鲍特伊耶那样的符号学研究者不同,他并不对作为一部有内在逻辑的法典的语言感兴趣,而是对作为自主的、有理性的个人的基础而发挥作用的“理想的一言语情境”感兴趣,他致力于研究“交往的相互作用”,竭力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接近于语言和行动相交之点。这样,哈员马斯就把自己对发达资本主义(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趋向分析,同他对语言学的反思聚合在一起,一方面把语言学的合理性植根在以社会学为基础的交往活动理论中,另方面,又用他所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去支撑他关于批判理论的建议。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使阶级冲突熄灭了,因而最近一二十年来加剧发生的冲突就不带阶级斗争的性质所涉及的已不是经济、政治问题,而是生活质量问题、平等问题、干预问题和人权问题。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体系压抑了人的本能欲望,禁锢了人的思想,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为此必须改革文化,消除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一致。

在这种社会里,由于国家干预主义倾向的不断加剧,由于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发布的命令已侵入了交往者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这就使主体之间本来进行的“对话”变成了争辩交往双方各自为自己的主张或行为进行辮解随意对待作为行为规范的规范,使规范仿佛是产生于进行辩解的需要,为使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端、矛盾和冲突平息下去,为使这种不合理的、被歪曲的交往合理化,这就要求使交往不受国家、不受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干预,使交往者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强制的生活世界上。他的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论,也是为此而设计出来的。

哈贝马斯强调说,只有“以语言为媒介协调交往,通过不受限制的交往才能实现”社会文化体系的合理化。他在这里所说的“交往”行为,就是指的是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这样,哈贝马斯就在交往合理化的理论中,把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结合起来,用释义学和语言分析的概念作为消除批判理论不足之处的方法。

现在,哈贝马斯的这种理论,不仅在联邦德国,而且在欧洲大陆学术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说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占据欧洲大陆哲学思潮中心的,还是以法国的结构主义为一方,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另一方之间的对峙的话,那么,在现在,占据这个位置的,却已经是以德立达、福科为代表的法国的后结构主义为一方,同德国的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学转折”为另一方之间的对峙了。

五、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一词最初是由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在1866年发表的《有机体普遍形态学》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用以表示生物同有机和无机环境的关系,但只是本世纪60年代末期才取得举世公认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加速发展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强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使它成为一种堪与自然相匹敌的强大力量,但这种强大力量在运用不当和失却控制的情况下造成了不良后果,引起一系列影响人和人的未来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触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所以生态运动被推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最前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竭力把生态学运动纳入自已的视野,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高兹的《生态学即政治》(1975),马尔库塞的弟子里斯( William Leiss)的《满足的极限》(1978),阿格尔( Ben 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入门》(1979),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分析背景上,“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是估计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所产生的连续不断的空气污染和资源耗竭的环境后果,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同被威胁的生态体系之间的矛盾,二是估计使人变得在情感上依赖于商品的异化消费的现代统治方式。

在目的上,“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既主张用分散、降低工业生产来克服过度生产,设计一个打破由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所控制的社会主义未来,又主张给人类提供有意义、非异化的工作来超越过度消费,它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由小规模的、民主地控制的生产者协会所组成的,应该是一个由工人进行自我管理的、非独裁的地方分权的、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它降低商品生产而使劳动、闲暇非异化。

里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提出的基本观点是说:

第一,自然不是一个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相反地,它具有不服人的支配的需要,这就是非人的自然的需要,为此,就必须把社会地构成的自然和不是社会地构成的外部世界、服从人支配和不服从人支配的两个世界区分开来;

第二,人类要生活就必须尊重自然的界限,人类历史是通过人类在技术上操纵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适应其外部条件而构成的;

第三,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在技术上对自然的统治去打乱自动平衡( Homes tasis)的机械装置对人类生存来说是危险的,为此,人类必需发展一种同自己的需要观、同自然的关系的新观点;

第四,由于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增殖对人和对自然的统治,无产阶级未能阻止资本把科学变成技术统治、产生新的生产力和破坏力的源泉,因此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怎样保证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问题,而是如何管理生产力,以防止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统治;

第五,资本的成功和工人的社会实践创造出了新的需要,例如:生存空间自我管理的需要,人民大众对于像空气、水、矿物这样些社会和经济资源进行控制的需要,不是作为消费的工具、而是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的劳动的需要,等等,这些需要不是资本所能够满足的,它们是潜在的革命要求;

第六,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历史变革的代理人是反对资本不断地努力把自然包摄在积累之下的人,所以,生态运动、环保运动、反对核扩散的人,是我们时代真正的革命派,而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已经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第七,在生态危机之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面临两种发展前景:一是如海尔布隆纳所主张的,可能引起加剧的冲突和独裁主义的政治解决,为了重新安排全球秩序,就需要有一种新的独裁主义和全球专政,因只有把政治、经济权威进一步集中到一个会发挥几乎是全面权力的超级政府手中才能防止生态危机;二是如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个质的改善的机会属于这个传统的,前有穆勤、傅立叶、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等,现有马尔库塞、弗洛姆、薄克钦( Bookchin)、伊里奇(lich)、戈德曼(goodman)、麦克弗尔逊( Macpherson)。

第八,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就已主张经济和人口的稳定化,因为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迫切的需要是由量的标准转到质的标准,通过更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去解决在分配生活的舒适和自我实现机会方面的不均等。

里斯说,这个传统的积极理想和价值,总是以人的个性中正在出现的方面为中心,其焦点是断言社会改造使得一切个人的劳动和自由时间两个方面的真正满足成为可能;断言人类满足的可能性,必须植根在创造一个共同参与的活动和决策的功能良好的领域,个人能够在这个领域里锻造满足他们需要的手段。因此,最重要的,并不是去定义和预先规定一套替代现行需要的新需要,而是表达和满足需要的方式中的变化。

第九,满足的可能性,是生产活动组织的功能,而不是消费的功能。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增长的消费率,是被用来补偿其它社会活动领域中遭遇到的挫折的,虽然这种努力是无效的,但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却取决于认识到满足和福利的意义也可以植根在消费过程之外的其它活动领域之中。

第十,在个人活动的层次上,要在货物和服务的供应中克服劳动的极端专门化,尤其是脑力和体力的有系统的分工,创造一个爱交际的社会结构—一人同人、人同环境之间自主性的和创造性的社会结构,逐渐肢解工业化经济的大量设施结构,尽可能降低个人对于它们的依赖。结果将是以少得多的能源、少得多的物资去满足人类的需要。据此,里斯为这种“能量保持社会”规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减少商品在满足人类需要中的重要性;二是把按人口计算的能量和物资要求减到最低限度。当然,这只是在衡量福利上由量的标准转到质的标准的社会政策的参考框架,在这方面,主要问题是重新分配资源,重新确定政策方向,把人的需要看作是生态学相互作用的较大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阿格尔和里斯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从酝酿社会主义变革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由于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压低工人工资,导致工人失业、贫困化、进而奋起造反,使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危机理论,没有能够如预期那样发生。现在,由于发达资本主义操纵和协调着消费,危机趋向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这样,固然有利于延长资本主义寿命,但又出现了新的危机趋向。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缓和异化劳动,就要用无穷无尽的商品流去供应人们,为此就需要保持高度的工业增长率,进行浪费资源加强污染的过度生产,于是,在过度消费同被威胁的环境之间就爆发出了新形式的危机,即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用生态危机来代替经济危机 为此,“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主张从这种新的危机趋向中去寻找社会主义变革的动力,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通过使人们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异化劳动上面的,然而生态危机却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繁荣和物资相对丰裕时期都发生供应危机,这就使人们对发达资本社会失望,重新考虑通过新的渠道去满足需要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阿格尔提出了两个分析性的概念范畴:“异化消费”和“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

所谓“异化消费”,指的是人类用获得商品的办法去补偿其令人厌烦的、非创造性的、而且往往是报酬不足的劳动生活。之所以叫“异化消费”,一是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协调和集中化的生产过程使人感到缺乏自我表现和自由的劳动的意义,于是,就逃避到以广告为中介的商品的消费中去寻找人生意义,到消费中去实现其创造性,人为闲暇而活着;二是因为它使人把满足、快乐同消费等同起来,这是对异化劳动的一种不恰当的补偿;三是因为它把异化劳动当作物质丰饶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而又支撑了异化劳动,给它添柴加油。

打破异化消费的关键,在于把生产改造得较不异化,这个过程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步骤:第一,生态体系没有能力支持商品生的无穷尽的增长,要求降低放慢工业生产速度;第二,增长速度的放慢,要求人类降低自已的需要,重新思考需要的范型,不再把快乐和消费等同起来;第三,对需要范型的重新思考,使人们重新进入劳动领域,人们不再把劳动看成被用于未来消费的财富源泉,而是在社会地有用的生产活动中认识自己的主要需要和价值。

所谓“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说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待得到无穷无尽的商品的消费中取得其合法性,但是生态危机却使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繁荣和物资相对丰裕时期发生供应危机,从而使人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期望破碎,重新考虑满足需要的可能性,重新组合其价值和欲望,重新估价满足的手段,重新构造人类对好的生活的本质和素质的期望。在这个过程中,先是强制实施禁欲,最后则是人们乐意于新发现的简单性,不再从以广告为中介的消费中,而从工艺型的小规模生产和消费中得到喜悦。

阿格尔主张用这种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的变革模式,去取代植根在无政府主义危机论中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模式。阿格尔所主张的变革模式是:

第一:要求实行一种把生产的某些方面的自动化,同某些方面的小规模的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

第二:要求重新考查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即认为社会必要劳动要求抛弃个人的创造性,自发的思想和活动,工人同其伙伴之间的非独裁主义关系,由此产生劳动闲暇二元论。现在应当用马克思在其早期手稿中所说的劳动闲暇的同一性去反对这种二元论。

第三:生态危机的解决反馈到生产过程,将使生产过程沿着小规模技术和工人管理的道路实行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粉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官僚主义集中,摧毁某些类型工作的强制协调特性同时把生产中那些抵制非官僚化和民主化的部分实行自动化。

第四:把非集中化、非官僚化同工人管理结合起来。

归结起来,“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变革的因素有四:工业生产的非集中化;废除劳动的等级制组织;废除劳动过程的断片化;把强加的资本主义管理改变为工人管理。它认为,沿着这条非集中化、非官僚化的道路去重新组织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在性质上改造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阿格尔要求沿着使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和对当代生态危机的批判一致起来的方向,去重新构造社会主义理论,但在怎样才能使阶级斗争把焦点放在生态学激进主义的问题上,持悲观态度。

六、把社会主义同后工业形态结合起来的“后工业社会主义”

“后工业”此词是由英国行会社会主义者亚瑟·彭蒂在1917年出版的《对后工业形态的研究》一书中首先使用的。他用这个名词去揭示一种在各个方面都与当时的主导趋势背道而驰的社会:这就是一个使集中的机构再分散化,使专门化的工作重新结合起来,充满着闲暇、大家过着工匠式家庭生活的社会。

197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宣告美国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服务性行业占有全国劳动力的65%,白领工人、管理人员在数量上超过蓝领工人。

1980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告别无产阶级》一书中,则企图把社会主义理论同这种后工业形态结合起来,用它去展望社会主义的前景。

高兹提出“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的背景,一是工人运动的危机,另一则是后工业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就前一个背景来说,高兹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对立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已被打破,生产力只是按照资本的逻辑和需要发展着,它反而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障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造成了一支就整个来说既不能控制生产资料,而且其直接利益还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一致的工人阶级队伍。

而就后一个背景来说,高兹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把大部分劳动时间花费在生产和出售人们并不绝对需要的商品如化妆品、梳妆品、电子玩意儿、私人小汽车上,就是说,用异化劳动去迎合这种社会所生产的独特需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动的后工业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以扩展个人自主领域,限制政治经济必然领域为主要目标,它的中心命题应该是时间的解放,劳动的废除,并在未来建立一个把社会空间分为自主领域和受外界支配领域的双元社会。

高兹认为,后工业革命的主体和动力,是“后工业的新阶级或非工人的非阶级”,即那些把劳动当作由外部强加的义务来体验,因而以废除劳动、废除工人,而不是以占有劳动为目标的阶层。从构成成分来说,这种“后工业的新阶级包含今天没有职位的安全和确定的阶级同一性的杂工,对于他们来说,职业只是生活边缘上的空白间隙,必须加以忍受以便挣钱维持生活,他们的目标不是夺取政权,建设新世界,而是通过解脱生产主义的市场合理性,重新获得支配他们自已活动的权力;而从产生过程来说,这种“后工业的新阶级”产生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个是劳动分工中专门化的加剧,使得生产技术不成其为生产技能,从而把部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另一个则是计算机、自动化等后工业技术革命产生的职业的非智力化过程,使一部分人就业不充分。由于生产过程的断片化,商品又非常模糊,致使他们在劳动中不能获得自己的力量感,不能体验到劳动的生产性和由此孕育出来的阶级意识,相反地,他们是从非劳动的体验中获得自己的自我同一性的。

所以,这种“后工业的新阶级”没有什么社会历史使命的先验统一,它不是阶级,而是非阶级;它不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分解的产物,但却由此获得了直接否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它还认为,劳动不再是对社会总的生产的个人贡献,而是社会生产机器在产生着“劳动”,并以胡乱随意的方式加诸于相互替换的个人。所以,它在劳动中只能发现机器的力量和自已的无力:最后,它是一种自由的主观性,一种没有客观的社会重要性,而被从社会中排除出来的非力量。

为什么这样一种“非工人的非阶级”竟能充当后工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呢?

高兹说,那是因为资本的逻辑在两个世纪的进步之后,通过积累越来越有效的生产资料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到使劳动在实质上成为多余的结果。生产主义的工业社会只能通过提供越来越坏的东西才能继续下去,进步达到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加就变成了减。生产主义的向前进军,现在带来了野蛮主义和压追。高兹说;“资本的逻辑把我们带到解放的门槛边,但只能以彻底破裂为代价,才能超越它,这种破裂只能来自各个个人本身,自由的领域从来未能从物质生产过程中崛起,而只能通过种奠基性行为来加以确立,这种行为注意到自己的主观性,在每个个人那里表现为一种绝对的自在目的,只有非生产者的非阶级才能作这种行为,因为只有它体现了超越生产主义的东西:拒绝积累的伦理学和一切阶级的分解。”

七、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国家理论,因而在“五月风暴”以后,他们就来着手填补。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从“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观察问题的列斐伏尔,在1976年发表的《论国家》,和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观察问题的普兰查斯。

列斐伏尔把国家理论看作是他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的两条主导线索之一(另一条是异化理论)。

列斐伏尔之所以把国家问题当作其理论研究的中心,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对国家基本上持批判态度,但却没有完善的国家理论,而在当代世界上却出现了国家控制日益加强的趋势,甚至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国家控制,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在解决取消政治异化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反倒导致国家干涉主义等政治异化的极端形式。

列斐伏尔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连贯的国家学说体系,虽然在其著作中包含把国家说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表面上独立于各阶级、实际却表现出寄生性和掠夺性,国家负担着整个社会等三种理论,但是,居于中心的却是国家的消亡。在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中,无产阶级专政占据应有的位置,但对其本质却没有说清楚,致使斯大林后来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给国家消亡罩上了阴影。列宁的国家理论中存在一个矛盾,这就是:一方面,列宁设想了个正在消亡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在同时设想了注定要变成国家机构和工具的政党,由于政党也充当了国家机器,因而也就大大加强了国家,国家又怎么能消亡呢?列斐伏尔认为,在当代西方国家中,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因此,掌握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概念,分析20世纪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就十分重要。

列斐伏尔说斯大林在国家问题上,主要抹煞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两个重要区别,用国家主义代替国家的消亡,又用国家社会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把国家建成一个政治专制体,把国家和政党视为统一,以国家利益为理由实施统治,创造了一个不能同马列主义思想并立的国家方式。所以,列斐伏尔坚持反对把斯大林的问题说成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苏共20大以后,有人在演个人崇拜的喜剧,也有人在演废除个人崇拜的喜剧,这是十足的骗局,因为中心的问题不是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国家本身的问题,个人崇拜的论点掩盖了而且仍然掩盖着中心问题。

普兰查斯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把国家理论给遗忘了在马克思那里,是因为其主要理论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还认为经济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所以,就集中考察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方面;列宁则深入到政治实践中去,只在论战性著作中才涉及国家,而且在对国家的分析中,陷入了把国家看作是浑然一体没有内部矛盾的统治阶级工具的工具主义概念。第二国际信奉经济主义,把研究国家视为多余,第二国际也沾染上经济主义,在分析法西斯主义时的摇摆不定,最明显地表现出缺乏国家理论。

普兰查斯决定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入手来填补国家理论中的这个空缺。为此,他一方面认为国家不是完全独立的权力,应该在经济方面寻找其基础,另一方面,又借助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决定”的概念,考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并把它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论述。

根据这种相对自主性的理论,普兰查斯先是把国家定义成为种社会形态各个方面的粘合的因素,在这种观点被批评为没有充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首要性以后,他又在1978年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展开了国家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凝聚的定义。据此,他认为不应把国家看成像资本那样一个固定的实体,而应看作是阶级和阶级派别之间以必然是特别的形式表现在国家中的关系的物质凝聚。

普兰查斯强调国家是彻头彻尾由阶级矛盾的构成/划分的,不能把国家看成是没有裂缝的铁板一块的集团,似乎可以不顾自身的矛盾去制定政策。他认为,他提出的这个定义既避开了把国家理解为工具的观点,又避开了把国家理解为主体的观点,而坚定地把握住了国家由于其结构自身就是有矛盾的,国家进行干预以保证再生产过程就是这些矛盾的合成过程的客观事实。

普兰查斯根据他的这种国家理论,还提出“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去代替列宁主义的双重政权战略。

所谓双重政权战略,是指列宁从把国家看作只能从外部进攻的闭合场所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出发,主张通过正面进攻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连根铲除代议制民主和政治自由,然后代之以第二种政权苏维埃和直接的基层民主的战略。

普兰查斯认为,坚决支持直接民主是列宁战略的积极一面,但主张彻底铲除代议制民主,却是其消极一面。他援引卢森堡的批评说:“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中的生活也必定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意见的自由交锋,无论哪一种公共制度中的生命都会熄灭,变成种仅仅貌似生命的东西;其中只有官僚才依然是活跃的因素。到了斯大林那里,再加上国家主义和对直接基层民主的藐视,这种双重政权战略就导致到“国家从上面给人民群众带来社会主义,这就是专家们的技术官僚统治的国家主义”。

与此相对照,“斯兰查斯”的“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则反对彻底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主张承认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多元论、普选制的作用,扩大和增加包括反对者的自由在内的政治自由,主张把政治上的自由、代议制民主的结构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自治团体结合起来,因为“从历史上看,基层直接民主制,如果不在一定时期内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是没有不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