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初探

共运史

#1

注:本文摘自《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八辑,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弄清斗争的对象、斗争的性质,斗争的策略、斗争的前途,以及奋斗的目标,如此等等。

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改革家所提出的医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方案,又都不同程度地给工人运动、首先是它的领导人以一定的影响。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工人运动的转折时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寻求本阶级彻底解放的真理的愿望,尤为迫切,尤为活跃。英国宪章运动的领导人中暴力派与道义派争论不休;法国布朗基派的密谋策略与卡贝的伊加利亚和平实验,各行其是;德国流亡者的组织、正义者同盟,起初是法国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的德国人的分支,同时,他们在各种空想主义的理论中,选择了魏特林的“财产共有共享”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他们把魏特林在1838年所写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当成正义者同盟的纲领。可是事隔不久,“同盟”领导人又与魏特林主义分道扬镳了。“同盟”由德国人的组织,发展成为国际工人阶级的组织,并走上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同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颇具典型性,对它加以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转变的重要契机

1836 年,从德国流亡者同盟中的无产者一翼分离出来而成立的正义者同盟,在制定自己的纲领时,威廉·魏特林受委托起草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提出了当时为“同盟”主要领导人所赞同的许多重要原则。比如,“产生这种持续的坏时代的原因仅仅是产品的分配和享用不平等,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分配不平等;而维持这种可恶的混乱状态的手段则是金钱”。(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页。]“对所有的人实行平等的劳动分配和平等的生活福利享受。”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压迫者”,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财富共有共享的制度,“把整个人类完全团结成一个巨大的家庭联盟”,[同上书,第18页。]并提出“人类大家庭联盟宪章”。魏特林的这些思想,当时被“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所接受。例如,卡尔·沙佩尔也在1838年发表一篇《财产公有》的文章,并且指出,“人民从来就是成熟的,只要有人把财产公有制的好处给他们明摆出来,他们就能认识”[《国际共运研究资料》第10辑,第191页。]。他当时也主张用暴力来实行财产公有制。

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正义者同盟参加了1839年5月12日法国布朗基和巴尔贝斯所领导的“四季社”的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后,“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沙佩尔等被捕,并被驱逐出法国。这个教训,对“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成为他们思想转变的重要契机,从此结束了正义者同盟活动的第一时期。1840年,当“同盟”领导人在伦敦重新聚首的时候,他们着手恢复“同盟”的组织和活动,从这时到1847年,是“同盟”活动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同盟”主要领导人思想变化进程,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到伦敦的初期,他们一方面是倾向于埃蒂耶纳·卡贝的学说;另一方面,拒绝暴力行为。1843年8月,由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签署的文件中,明确表示;“我们可以声明,我们完全同意伊加利亚学说…我们同样可以声明,毫无疑问,德国共产主义者,同他们的法国兄弟一样,只想进行和平宜传,他们从来不想为了他们的原则的胜利而使用暴力,因为他们非常清楚,真理和正义不能靠刺刀的力量,而只能靠理性的力量取胜”。这两个方面,对于卡贝主义来说,是完全一致的,这里可见巴黎起义失败的教训,对“同盟”的领导人说来,一方面有助于他们克服密谋性的冒险主义策略;另方面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否认暴力革命。但是,尽管“同盟”在巴黎的领导人艾书贝克表示“正义者同盟的社会主义原则从一开始就是卡贝公民的原则”,而“同盟’在伦敦的领导人对卡贝主义仍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主要是不同意他移民区试验计划,沙佩尔曾多次表示:“在美洲大陆建立移民区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必定感到缺乏精神粮食。这里需要我们,因为一场伟大的斗争将在这里,而不是在美国开始”[转引自恩斯特,什拉普勒尔:《正义者同盟1840–1847 年在伦敦的活动见《马列著作编译资料》15辑,第194–195页。]。“同盟领导人对卡贝主义持有保留的信仰的态度,是他们同魏特林主义分道扬镳的重要过渡阶段。

通过讨论,促进结合

在这些剧烈动荡的岁月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热切希望弄清楚工人阶级备受苦难的真实原因,奋斗的目标,以及实现彻底解放的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得出科学的回答。为此,他们纷纷提出一系列问题,在工人中进行热烈的讨论。1845年和1846年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讨论,一步一步地促进了工人运动同科学共产主义的结合。

第一次是从1845年2月到1846年1月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中展开的讨论,由魏特林拟定了20个题目;讨论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步发生严重分歧,对立双方的阵营也十分明显:一边是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卡尔·普芬德、格奥尔格·罗森塔尔、阿尔贝特·列曼;另一边是魏特林和“真正社会主义者”克利盖。开始在讨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上,大家意见比较一致,都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也都没有找到产生私有制的原因,而把它归结为出于人类的无知。在讨论到共产主义还没实现的原因时,分歧就明朗化了。沙佩尔等人认为由于“缺少知识,启蒙不够”。而魏特林则认为,“对共产主义来说,人人都已成熟,甚至罪犯也是如此。…哪些说没有成熟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克利盖激烈反对沙佩尔和鲍威尔的意见,同意魏特林的所有基本观点。普芬德支持沙佩尔和鲍威尔按照自然规律来阐述共产主义,而反对克利盖和魏特林强迫尚未认识到的人们去行动。沙佩尔说,克利盖的发言,和我1839年以前说过的话一模一样。“可是现在,一些痛苦的经验教训使我冷静下来了”。巴黎起义失败的痛苦教训,对于沙佩尔等人来说,是极其深刻的,他在1846年中还明确表示:“至于密谋计划,我们早就已经同这类蠢事决绝了;密谋迄今只给敌人带来好处…我们当然坚信,没有真正的革命那是不行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以为可以用魏特林式的密谋和愚蠢宣传引起这一革命,那是可笑的”[《国际共运研究资料》第1辑,第118页。]。在依靠什么人去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上,魏特林认为,富人、君主,只要他们同情穷人,都会成为共产主义者;鲍威尔等人则认为,“不!是工人将这样做;如果…他们得到启蒙,就会立即提出自己的要求”。普芬德说:鲍威尔说得对,“我们必须依靠启蒙把穷人和无产者吸引过来。学者已走在我们前面了。他们已走下讲台去教育人民。”关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的实质问题,魏特林认为,共产主义的实质是“一切都是共有共享的”。沙佩尔等人,较之巴黎时期前进了,他们批判了欧文、卡贝,以及魏特林的体系,认为这些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他说:“让我们设法使每个人都知道,共产主义的实质必须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这样的认识,已经接近后来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概括的观点,这就是《宣言》第二卷最后一段话,在回答消灭阶级统治的未来社会时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讨论中,沙佩尔明确表示,“在魏特林的体系中自由也是没有保障的。我认为,真正的体系将会由我们德国新的哲学家建立。当我们讨论完魏特林提出的这些问题之后,让我们好好讨论一下德国新的哲学,并进一步研究我们的主张”[以上这次讨论会中的发言可參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第211-237页。《1845年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讨论》一文。]。这是“同盟”领导机构内部一次重要的理论辩论会,紧接着在正义者同盟中展开了学习和讨论费尔巴哈著作的热潮。1845年的辩论会,标志着“同盟”主要领导人同魏特林体系分手,经过费尔巴哈,一步一步地走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1845年7至8月访问英国,同他们畅谈并促进他们与宪章派左翼的联系,也促进了“同盟”领导人前进的步伐,尽管这种进程仍然是曲折的,但前进的趋势是坚定的。这种趋势也与以下的两次讨论密切相关。

第二次讨论会是1846年3月和5月在布鲁塞尔进行的。 1846年初,魏特林应马克思的邀请来到比利时首都,3月30日在马克思、恩格斯、魏特林、魏德迈、巴·瓦·安年科夫等九人参加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当前德国革命的性质和策略问题,一是是否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工人阶级的问题。关于前一问题,魏特林主张,在德国应当立即实现“共产主义革命”,采取密谋手段,人为地制造革命的策略,他反对马克思的“在最近的将来谈不上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张[参见魏特林1846年3月31日给赫斯的信,转引自《国际共运研究资料》第1辑,第10-109页。]。关于后一问题,马克思认为,“特别是在德国,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人们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什么都做不成”。魏特林则认为“平凡的准备工作比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参见安年科夫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载《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第45-46页。]。与会者都支持马克思而反对魏特林。接着在5月11日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反克利盖的通告》,参加会议的八人中,有七人一致赞成批判这个损害共产主义政党声誉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只有魏特林反对,并极力为克利盖辩护。

这两次会议,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和魏特林的决裂,同时促进对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巴黎的领导人艾韦贝克5月15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你写的有关魏特林的事,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他在德国工人中没有那么大威望。特别是在细木工当中,他们近十个月在嘲笑这位独裁者…他们很努力,正在批判魏特林,正在摆脱那种‘仇恨学者’的阴暗心理,这里有书面、口头甚至实际的证据的”。至于沙佩尔等伦敦领导人,一方面表示支持马克思同魏特林的决裂,支持反对克利盖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所谓的“可憎的学者的高傲”持批判态度。由此可见,“同盟”领导人要彻底摆脱手工业者狭隘观念,多么不容易啊!但是,沙佩尔等人这个时期认识水平的迅速提高,是肯定无疑的。他们在写信给马克思等人的信中说:“你们通讯委员会的成立,就象实现整个计划一样,使我们极为高兴。但使我们最为高兴的,还是你们打算召开的共产主义代表大会”[《伦教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载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第1卷,第77页。]。尽管魏特林企图利用这次冲突,在正义者同盟的手工业工人中再次挑起“仇视学者”的心理,由于马克思及时把争论的真实情况通报他们,平息了这种恶意的煽动,推动了他们转向科学理论的进程。

第三次讨论会是1846年10月在巴黎进行的。 巴黎的盟员中深受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卡尔·格律恩的影响。恩格斯受命去巴黎帮助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些思想障碍。于是在盟员中开展“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讨论。恩格斯针对真正社会主义的和解、温情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和保留私人财产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给“共产主义”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即“财产公有”。关于这个提法,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改为“消灭私有制”的提法。马克思1851年底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使用了更科学的提法,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恩格斯说:“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页。]同时,在巴黎讨论会上,思格斯还进一步表明:“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页。]。开始,人们都反对恩格斯,经过两个晚上的讨论,最后连三个格律恩分子中也有一个完全转到思格斯方面来,表决是以十三票对二票赞成恩格斯的观点,后来甚至仅有的两个格律恩分子中的一个也表示“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71页。]。这时,“同盟”的重心虽然早已转移到伦敦,但人民议事会(中央总部)还留在巴黎,所以这次讨论会所取得的选展,对“同盟”领导人指导思想的变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和巴黎的主要领导成员,经过充分讨论和反复比较之后,深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于是才有集体签名,委托约瑟夫·莫尔为特使,专程去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改组同盟;才有用正义者同盟人民院的名义,正式发表1847年2月《文告》,确定召开组织政党的大会的日期和内容。1847年6月2至9日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工人运动自觉地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标志。从此,开始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结合的新的历史进程。

巩固和发展结合的成果

第一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几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改组工作:一是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二是通过了一个去掉密谋策略的章程;三是起草了一个初步具有科学理论的纲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四是确定伦敦作为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五是决定出版同盟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杂志》。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次代表大会的成果,统一所有盟员的思想,同盟中央向各基层组织发了介绍代表大会内容和各地贯彻情况的《通告信》。《通告信》表明,同盟的布鲁塞尔分部,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建立歌咏团和教育协会,作为“入盟者的预备学校”,并积极地从精神上和物质上支持同盟中央,对章程提出了两条重要的修改意见:一条是改变不允许参加任何其他组织的宗派主义的条文;另一条是代表大会的决议须经支部同意的束缚领导机关手脚的条文。对德国国内的汉堡支部反对更改名称和反对批判魏特林分子和格律恩分子的问题,同盟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名称恰恰表明,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要求什么…正义者同盟这个名称是模糊不清的,然而我们必须是明确的”。“我们决不是攻击魏特林分子和格律恩分子,而只是揭露了他们的真面目。”要我们为了同他们联合而倒退,那我们声明:永远办不到;[《马克思思格斯全集2第42卷(附录),第445、446.447页。]《通告信》指出,在巴黎盟员人数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在巴黎的各支部中还有许多人尚未摆脱格律恩的谬论和蒲鲁东的稀奇古怪的观念。奇怪的是,这些身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人,似乎在摒弃共产主义;他们只要平等,此外什么也不要。…我们要求蒲鲁东的信徒和格律恩的信徒读一读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他们将会明白,他们噜噜苏苏和拐弯抹角地要求的平等国家不是别的,就是现代的国家”。[同上书,第450页。]由于中央委员会坚持“在我们同盟中只能有共产主义者”,“分裂要比内部纠纷好”的原则。把坚持不改的格律恩分子和魏特林分子开除出盟。 同时,在那里的恩格斯,作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他通过对真正社会主义者赫斯抛出的所谓“教义问答修正稿”的逐条分析批判,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谈到一半,大家就表示满意了。在没有任何反对的情况下,委托我草拟一篇新的教义问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14页。]这就是由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原理》。此外,《通告信》还总结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三个月来的工作,概述了包括伦敦、瑞典、德国各地、荷兰、美国、法国和瑞士各地以及比利时等地同盟工作的顺利进展情况,有了这样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统一的基础,《通告信》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宣布于1847年11月29日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心是讨论并通过新的纲领,这就是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并正式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划时代的文件。正象思格斯在1891年10月回顾这个伟大事件时所作的评价,他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一面崭新的旗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