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纪念毛主席上山下乡重要指示发表50周年

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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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贵生。本文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容摘要: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重要指示50周年,如何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实质存在两种立场、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对立。党章和宪法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旗帜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也应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理论认识上山下乡。这些基本原理包括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实践观、群众史观、唯物辩证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以此具体分析和论证了与毛主席上山下乡思想和实践直接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发展战略、农民本质、与工农相结合、教育方针和途径等一系列问题的的合理性、真理性及深远意义,批判了在这些问题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错误立场和唯心史观、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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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今几乎所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人们的看法、认识都不同,甚至根本对立,包括对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之所以对同一事物同一问题产生不同和根本对立的认识,取决于多种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就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来说,也同样如此。就主观因素来说,既有心理因素、知识因素、个人经历因素,但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因素。今年12月22日是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50周年。笔者也是一名1968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学生,以往曾经写过多篇谈论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在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之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和视野再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即:

一、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如何认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如何认识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

四、如何认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五、如何认识上山下乡的本质和主流

六、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做人的标准和培养人的途径究竟是什么

一、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上山下乡认识的根本不同,实际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看待中国革命、建设、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同。有些根本否定上山下乡的研究者为了否定上山下乡,首先要否定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上山下乡属于“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文革属于中国革命一部分,而“革命”本身就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所以他们认为,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本质是搞阶级斗争,文革是搞阶级斗争,作为与文革密切联系的上山下乡也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狼性教育”,老三届是“喝狼血长大的”,“阶级斗争的狼血喝的最多”,“狼血已经渗透到每个细胞”。老三届上山下乡,也把这种阶级斗争的“狼性”教育、“仇恨”教育带到了农村。因此也就必须否定上山下乡。这种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否定上山下乡,显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唯物史观中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矛盾的运动过程,这种运动过程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种矛盾最初相适应,后发展到不适应,再发展到适应的过程,由此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推动社会的发展变化。私有制必然必然产生根本对立的阶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对立集团,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分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斗争就是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根源是经济利益,其表现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基本矛盾就直接外在地表现为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最终要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而一切围绕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实质是经济利益根本不同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时,变革和根本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革命就到来了。革命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用先进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社会制度的质变的斗争,以此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用这种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过程正如毛主席所说,也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抗斗争的革命的过程,而且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种革命就开始转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怎样评价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都不为过。任何否定这场革命极其伟大历史意义,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入到开历史倒车的行列和逆流之中。站在这种立场上,不可能对毛泽东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科学的评价,包括长达20多年的上山下乡。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意味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更伟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存在敌对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必然存在阶级之间的“仇恨”现象。任何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绝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必然十倍百倍千倍地“仇恨”社会主义和企图复辟旧的剥削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客观现象和客观规律。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可能不把巩固自己的政权和防止旧制度复辟摆到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和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爱”的教育,二就是对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企图复辟旧制度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恨”的教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把“爱”看做绝对的善,把“恨”看做绝对的恶。这是唯心史观的观点。唯物史观绝不抽象地否定一切“仇恨”现象。阶级社会中剥削和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引起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仇恨”和反抗斗争的始作俑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高度评价这种“仇恨”和反抗斗争。恩格斯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针对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爱”和“恨”绝对对立的观点说,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兄弟表现出的是他们的仁慈和爱,而对资产阶级则表现出“愤怒”、“炽烈的憎恨”,“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页)“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情感。”(同上,第399—400页)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典型表现。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中必然要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断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但阶级教育不能单纯归结为只是“仇恨”教育,它首先包括着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爱”的教育。正如周总理在学习雷锋题词中所讲:“憎爱分明的阶级情感”。毛泽东时代我们党确实把阶级教育作为整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其重要内容,包括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也包括对工人和农民的教育。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确实打上了阶级教育的深刻烙印,这是引导青年奋发向上的最重要的动因,同时也是上山下乡的重要动因之一。少数对上山下乡持否定者根本否定中国革命、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且把我们党的阶级教育歪曲为单纯的只是“仇恨”教育且恶毒地称之为“狼性”教育而根本否定,实质暴露了这些人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对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的“仇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仇恨”,对劳动人民的“仇恨”,且这种“仇恨”才是地地道道的“狼性仇恨”,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他们口口声声谴责“仇恨”、“狼性”,实质是他们念念不忘“仇恨”和“狼性”,时时践行“仇恨”和“狼性”。只不过他们“仇恨”的立场、对象与共产党人的阶级教育的立场、对象截然相反罢了。基于这种立场和世界观怎么能够对上山下乡做出客观的正确评价呢?

二、如何认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对上山下乡认识的不同还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否定上山下乡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都是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人口向经济发展先进的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而上山下乡则是动员大批城市人口到落后的农村去,这是“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反动”。这就涉及到如何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模式的根本区别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发展都有规律性,既有共同规律,也有特殊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确实有一个阶段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的过程。《共产党宣言》谈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时就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来,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况。当代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也是如此。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其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其发展的基本的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这种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必须不断地把具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转变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激发这种人口转移的内在动力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资本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在扩大生产资料的同时,必然要购买更多的劳动力,而农村人口恰恰是这种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的直接来源。

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之一当然也是发展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究竟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条件,根本无法照搬西方的发展之路。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发点是少数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的需要,是着眼于全国各个地区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必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其三,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起步又非常低,刚解放时整个国家一穷二白。其四,整个中国地大物博,不仅城乡差别之大,沿海和内地、内地和边疆之间的差别也更为巨大。同时内地和边疆还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其五,建国以后,中国人口发展迅猛,从1949年的4.7亿发展到1965年短短16年间增加到6.5亿,而粮食增产速度远远没有人口速度发展之口。解决粮食问题也成为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问题。其五,中国农村、内地、边疆发展需要大量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认识分子和劳动力。还有战争等其它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简单照搬西方道路,而是优先发展农村、发展内地、发展边疆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而是农村城镇化。毛主席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农业是基础,发展农业。在沿海、内地工业发展的关系上,强调“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地,是工业布局逐步平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页)毛主席还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27页)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农村人口过剩,正确的方针是农村办工业,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曾说过:“农村人口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有一个激励和振奋人心的口号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口号一是典型地体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思路。二是强调国家、社会、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是广大农村、内地和边疆地区。它绝不意味着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发展,但发展的重点确实是农村、内地和边疆地区。三是一切有理想、抱负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民做贡献的青年人应该到这些地区去,去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状况,去缩小三大差别,去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贡献。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正是上世纪六十年初青年大学生到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植树造林的故事,就具体体现了那个时代国家的发展战略思想。正是得益于这种伟大战略思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工业和边疆地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这是铁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客观事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放弃和背离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原则和发展模式,从为了祖国的富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转变成为了个人利益的“到城市去,到海外去,到最能赚钱发财的地方去”,其结果一是曾经被鄙视的私有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消极和危害作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二是大批农民离乡背井到城市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不仅为私有企业打工,同时也为国有企业打工,他们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同样是雇佣关系,而非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三就是导致大多数农村土地凋敝,农民基本或完全丧失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留守农村的基本都是妇女、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三大差别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四是导致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畸形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城市病愈发严重。

那种用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评价中国发展之路,而根本否定上山下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实际是一种用个别代替一般的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发展思想,是着眼于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自觉不自觉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路的指导思想。

三、如何认识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

在如何认识上山下乡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农民问题。某些否定上山下乡者认为农民没有文化,“头朝黄土背朝天”,天天同土坷垃打交道,怎么“摇身一变成为教师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教师,是城市学生的教师。这帽子够大,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毛泽东建国初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讲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不典型的是一个“悖论”,或者说“自相矛盾”吗?既然没有文化整天修理地球的农民不配做“知识青年”的教师,却竭力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不典型的是荒谬观点吗!这种观点正确吗?

“农民”属于“人民群众”范畴。如何看待和认识农民等人民群众,不同的历史观有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唯物史观产生之前的所有历史观都是英雄史观,即认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把普通劳动者、工人、农民、群众看做群氓、愚昧无知的下等人、工具、惰性物质。他们只能受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权力者等大人物任意支配、宰割,而没有任何历史的主动性。中国的孔孟之道把人们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上智与下愚。奴隶、农民和一切劳动者都属于“小人”、“下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唯上智与下愚不可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小人”、“下愚”、只能“使由之”的“民”怎么能够做“君子”、“上智”的教师呢?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根本颠覆了这种历史观。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源泉和动力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主要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是历史发展前进的真正推动者。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就是与英雄史观根本对立的群众史观。这种历史观并不否定杰出人物和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只有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不断从人民群众及其实践活动中汲取知识和营养,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其学说的过程中,多次阐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的群众史观。1842年11月恩格斯批判社会上那种竭力贬低、瞧不起普通工人、穷人的的错误观点时说:“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页)1844年马恩合写的《神圣家族》书中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恩格斯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指出,正是英国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发明和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工人在斗争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同上,第501页)。列宁1895年恩格斯去世时谈到恩格斯这一思想时指出,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只是看做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是一个溃疮,是需要同情和拯救的阶级,而马克思恩格斯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阶级人数越多,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是越大。“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92页)

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及其优秀品质,农民不是工人阶级,因为农民曾经是小私有者。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中国农民的认识。第一,中国农民首先是劳动者,他们主要从事人类生存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人。第二,农民在阶级社会里也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他们这种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对剥削压迫制度也具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不仅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主力军就是农民。没有千百万农民的参与,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陈毅同志谈到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就说,它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第三,毛泽东多篇著作中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和优秀品质。尤其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农民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就阶级感情来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农民队伍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的的先进楷模和英雄模范,如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等等。第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知识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经验和总结。有的人具有直接经验知识,有的人具有间接经验知识。书本知识是间接经验知识。农民具有的是实践的直接经验知识。一些人把知识完全等同于书本知识,而否定实践知识的重要性。或者他们头脑中的“文化”概念只是书本知识的多少,农民没有书本知识也就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由此怎么能做知识青年的“教师”呢?这种推理显然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

当然,农民毕竟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私有制者。因此不可避免带有小私有者的阶级烙印。所以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部分农民的这种错误倾向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所以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肯定农民的优秀品质和承认农民身上不可避免的倾向性问题,完全是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就如一个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学习的是他的优点,批评的是他的缺点。毛主席经常拜农民为师,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是他一贯的态度,而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教师。同时向农民学习自然是学习农民的优秀品质、革命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对农民的教育也是教育他的缺陷和不足,这怎么能够是“悖论”,自相矛盾呢?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得“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基本常识。

笔者上山下乡的几年岁月中,确实深化了对农民兄弟优秀品格的认识,感受到农民身上永远是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动力。2013年所写的谈上山下乡体会文章《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一文中运用大量事实谈到对农民的认识,其中写道:“一是真实感受到农民对共产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对集体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二是真实感受到农民的待人热情、朴实、真诚、正直。……总之,几年的农村生活,无论是老一代,还是中青年代都使我们真切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淳朴、厚道、实在。我离开插队村庄已40余年了,但他们的这种整体形象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也成为我辨别和判断社会生活中是非、善恶、美丑和支配自己行为的极其重要的参照和标准。”“如果说,我在农村直接感受到没有学历、没有权力的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农民和各种小人物的可贵、优秀的精神、品质还是一种感性认识的话,经过理论学习和对社会的更深层次的了解,我认为,其实这个极不起眼的普通小村庄的群体农民的情感、精神、品格正是我们中国绝大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品质和精神的缩影,它不仅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和精神,也是当代人民群众的本质和主流。因此我绝对不能够与这股(指瞧不起普通工人、农民,指责他们没有文化、素质低)错误的社会思潮同流合污。永远向群众和小人物学习,永远自觉改造世界观。这就是我应该选择的道路和方向。”

某些否定上山下乡者批判毛泽东的观点是“悖论”,指责农民因从事简单劳动没有文化因而不配做知识青年的“教师”。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就是其站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鼓吹英雄史观的立场上、站在工人、农民对立的立场上,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认识农民的本质,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枝节,不看实质。

四、如何认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某些人为了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认为必须否定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思想。笔者看到的几篇否定上山下乡的文章,都提到了毛泽东早在1939年《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讲的,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他们认为,革命时代已经过了,社会主义已经不需要革命了,谈何判断青年是否是革命的标准呢?因此也就根本谈不上与工农相结合道路问题,那么作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上山下乡也必然应该被否定。这种论调也是根本错误的。即使那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充分肯定了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且指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第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终结,而是新的开始。

“革命”的含义笔者在第一部分已经做了阐发。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是否与工农相结合是判断是否是革命者的根本标准思想是在1939年提出来的。它的提出和阐发对于激发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中起到了极其巨大的作用。这是任何人不能否定和歪曲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革命”还要不要继续?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做了肯定的回答。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继续革命的道路会更长、更艰巨、更伟大。毛泽东时代特别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论断的正确性、真理性。既然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那么也就必然存在判断知识分子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根本标准思想。从这个意义讲,毛主席的论调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知识分子如果要把自己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那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上山下乡正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精神的实质和基本内容。

某些否定上山下乡者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激烈的斗争,也就根本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逻辑地必然导致否定毛泽东与工农相结合论断的真理性。

第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要性。

知识分子之所以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必要性的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知识分子都是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他们都已经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再进行世界观的改造,更没有必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果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没有改造的必要性吗?

首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例外。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到,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多次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需要改造,农民需要改造,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改造。这种改造包括世界观、特别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人生价值观的改造,同时包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方法的改造。而世界观、人生价值观、思维方式方法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知识分子从来不属于一个独立的阶级。在阶级社会里他们大多数本身不属于直接从事剥削行为剥削阶级成员,但就世界观及其行为来说,他们依附于剥削阶级并为剥削阶级服务。在旧中国他们依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其世界观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只有极少数从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其中许多人就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说是摇摆不定的。在革命势力高潮时有倾向革命的一面,但在反革命势力猖獗之时,也极容易导向反革命势力一边。他们即使有愿意革命的要求和愿望,但在人民群众面前,往往趾高气扬,指手画脚,瞧不起工农群众。他们甚至把他们自身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因素自觉不自觉带到革命队伍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革命运动的深入把部分资产阶级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但他们常常运用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念影响和教育工人。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如果其它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恩格斯还说过,知识分子向工人、农民学习的地方比工农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多得多。毛泽东在多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参加革命队伍中的某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立之后仍然如此。毛主席在《正处》中指出,广大知识分子虽然有了进步,但不应当自满,“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现在多数的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384页)“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同上,第407页)”毛主席1966年“五七指示”中就称当时的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主要受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但也必须客观承认,由于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青年学生身上。因此青年学生也非常有必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努力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

再次,改革开放实践40年的历史再次证明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的必要性。4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内容,其导致的恶果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个人主义、私有观念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影响和渗透到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特别是对各级官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和危害极其严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指出当代多数知识分已经蜕变为极其严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了。如此世界观、人生观难道还不需要改造吗?

第三,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和发挥历史作用的根本途径和道路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生活都存在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对立的因素。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弱小的先进思想战胜貌似强大的落后思想、正义战胜邪恶、进步战胜反动的过程。人民群众永远是落后、邪恶、反动势力的受害者,因此也是先进、正义、进步势力的主力军和骨干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真正主人。但种种原因,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在各个历史结果需要启蒙、组织、发动,这就需要部分知识分子自觉走入到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努力发挥自身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走入到农民、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的立足点、立场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并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他们自身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列宁、毛泽东也都是如此。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讲到中国革命的主体和动力就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阶级中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根本和骨干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同时讲了中国以往革命失败的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敌人的力量太强,自己的力量太弱,占全国90%的工农群众还没有动用起来。只有“唤起民众”,把这部分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可以起先锋队作用,但必须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变为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大军,实现反帝反封的根本任务。接着这里讲了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话:“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工农相结合,就是革命,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同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反之就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的历史任务并没有终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更加艰巨伟大。同样其主力军、生力军也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现代科技发展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知识分子要真正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努力做贡献,必须自觉投身于工农群众的实践中去,自觉拜工农群众为师,改造发展自己,才能与人民群众共同凝聚为一支伟大的力量,也才能实现自身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毛泽东关于判断知识分子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根本标准的思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没有过时。

那些根本否定毛泽东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思想的观点其主要错误一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根本否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世界观、认识观改造的必要性。三就是否定工农基本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竭力夸大知识分子自身的作用,因而反对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根本原因还是否定唯物史观、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思想解读和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五、如何认识上山下乡的本质和主流

建国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并不是始于文革前,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文革爆发前夕,上山下乡始终没有停止过,特别是1964、65年,全国上山下乡的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文革期间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那些否定上山下乡者尤其是否定这个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一是他们认为,上山下乡剥夺了青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人生选择权、幸福权,是“违背人性”,“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二就是例举大量知识青年到农村后的所谓“悲残遭遇”的事实否定上山下乡的必要性。三就是指责肯定上山下乡者是“捂着伤口唱赞歌”、“为罪恶招魂”、“毫无人道精神”、“荒唐无比”、“‘青春无悔’是胡说八道”。对这些观点,笔者认为也必须站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和认识之。

第一,上山下乡是否“违背人性”?

首先搞清楚什么是人性?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认识是根本对立的。唯心史观的“人性”理论就是“人性自私论”,是抽象的“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从这个观点出发,人对自己任何行为的选择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至上性、绝对性、无条件性。任何不利于个人的选择行为都是“违背人性”。青年学生当时特定条件下不能继续选择上学的权利,显然违背了选择和自由的无条件性,所以就是“与人性背道而驰”。这种“人性”理论正确吗?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区别于动物首先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人性也就是人的社会性。人的生产劳动是变化的,社会关系也是变化的,所以人性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生活里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人的任何行为的选择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下进行,自觉不自觉受阶级利益的支配和制约。人确实有受教育和人生选择的自由,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选择上山下乡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把个人的理想、目标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统一起来,同时到农村去也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是从事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把知识青年培养成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如果认为城市青年到艰苦的农村去种地是“违背人性”,那么几千年来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耕种在黄土地上的世世代代的农民们难道就丧失了“人性”了吗?难道你永远高于农民之上,依靠农民养活你,你就具备“人性”了吗?而拒绝这种行为的选择,实质是从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和立足点出发。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的“人性”理论,是真正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人性”理论背道而驰。

第二,上山下乡的本质和主流究竟是什么?

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主流与支流的统一。同时现象有直接表现本质的现象,也有从反面表现本质的假象。人们认识事物必须透过现象认识本质,透过假象认识真相。不能停留在现象上,不能看假象、支流、枝节。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第一条中就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枝节,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如此。但是笔者遗憾地看到,文革后大量有关上山下乡的文章、著作、文学作品中却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假象,不看真相。以偏盖全,以个别否定一般的认识方法比比皆是。不排除一些知识青年由于种种原因,在农村生活相当艰苦、曲折,也受到当时农村某些恶势力的迫害。笔者也相信有些知青回忆录中谈到的下乡期间的某些生活惨景。个别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知青运动的消极面,把个别现象当作本质大肆宣扬。这种认识方法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个别人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竭力夸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的消极、负面现象。实际生活中,大多数知识青年都能够自觉与当地的农村社员结合在一起,积极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农村大小队担任大小队长、支部书记、赤脚医生、教师、技术员等等,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文明发展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包括习近平同志下乡期间的贡献。许多有关知青书籍、文章已经对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和贡献有过大量的记载和阐发。葛元仁同志一篇谈上山下乡的文章中高度概括了上山下乡给农村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即“一、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二、知识青年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三、知识青年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 四、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五、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六、上山下乡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 七、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 八、上山下乡使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九、上山下乡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 十、上山下乡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客观地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生事物,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其本身就是一种探索,探索过程中一定有许多不足、缺陷、曲折。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境遇等确实相当悲惨。笔者下乡期间,到过许多大队,接触过许多知青,亲自目睹和听说过一些知青的生活遭遇。这也是客观事实。唯物主义者也必须承认,但唯物辩证法认为,一果多因,其原因是多方面、复杂的,其中确实有当年上山下乡具体政策、措施、方法、当地领导不重视等等许多具体问题。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但它是个别的事例、枝节、现象,而不是整体、本质、主流。列宁说: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正因为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是导致对上山下乡不同认识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有些知青看不到主流、本质,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上山下乡本身,归结为毛主席与工农相结合的基本思想,甚至把知青招工之后又下岗、工资低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也归罪于上山下乡。固然这里有认识和思想方法问题。但必须承认个别知青对上山下乡持根本否定态度,给上山下乡定性为“伤口”、“罪恶”、“灾难的历史”,甚至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和咒骂上山下乡。谁肯定和赞扬上山下乡者谁就是“捂着伤口唱赞歌”,举办“知青博物馆”是“为罪恶招魂”,“罪恶变伟业”,“青春无悔”者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这就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是站在彻头彻尾的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和反人民的立场。

唯物史观认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受到社会生活中不同阶级意识的影响,也必然形成不同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价值观,而且自觉不自觉运用这种内化为素质的立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价值观作为观察、认识现实社会和历史问题的认识工具和方法,并指导自己的实践和行为。对上山下乡问题根本对立的认识也是如此。大家熟悉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即“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熟知小说的人都知道,作者本人的经历十分曲折,他年轻时参加了推翻沙皇政府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又投身到反对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围剿斗争,导致身体残疾、眼睛失明。但他没有向命运低头,又拿起笔来,撰写以他自己传记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实际是投身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所以才有他那本不仅影响前苏联,也影响数千万的中国青年的脍炙人口的名著和名言。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他绝对属于“捂着伤口唱赞歌”、“为罪恶招魂”,“青春有晦”的那种人。但奥斯特洛夫斯基却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的最真实的“青春无悔”的回答,也是他的名著和名言影响如此之大之深的根本原因。依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种思想及思维方式,我们知识青年在多年的上山下乡经历中,大多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实实在在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和民族的发展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把青春的汗水和脚印留在了广阔天地,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的知青经历也是“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也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也就是“青春无悔”。这是那些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唯心史观的小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六、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做人的标准和培养人的途径究竟是什么

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者强调的又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使上山下乡导致“处于读书年龄的年轻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 。这代人如果不上山下乡,“可以出很多博士”,“出很多科学、经济、实业人才,出很多中国制造的“XX之父。”“这场不得人心运动对于国家和民族摧残以及对于整整一代人的毁灭。”这里实际涉及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究竟做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人的途径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做人标准和认识也是导致对上山下乡运动不同和根本对立评价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这种人的发展历程是是对人的依赖发展阶段,对物的依赖发展阶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资本主社会是典型的对物依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做人的模式特点是崇拜物,崇拜金钱,崇拜资本,是个人利益、享受主义、物欲横流等私有观念达到登峰造极的典型时代。从表面看,人有最大的自由和选择权,但这只是对拥有资本、私有财产和权力的少数人的自由、人权,而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无产者来说,完全变成了资本的奴隶和工具。他们劳动所得根本得不到实现,他们的所谓“自由”就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和肉体当做商品出卖给资本家的自由,用马克思的语言就是“异化”的人,用现代西方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的语言就是“单向度的人”意即片面的没有自由选择权、没有批判精神。没有更高生活追求的缺乏主体性的人。不排除他们中的个别人通过各种途径、手段即“个人奋斗”摆脱了低贱和贫穷的地位,步入中上层社会和白领阶层,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但这种以“竞争”为典型特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还会把许多中上层人物抛入到底层社会。《共产党宣言》已经对此做了深刻揭露。但无论哪种人,也都没有摆脱“单向度的人”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扭曲的人格特征的深层次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其首先的经济典型特征就是对私有制根本否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时在观念上就是对私有观念根本否定的“两个绝大多数”,也是《宣言》中所讲的“两个决裂”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做人模式就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共产党宣言》中阐述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思想可以简要概括为三点即:一是摆脱了私有制、私有观念、阶级差别的人。二是真正具有自由主体性的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的人。三是全面发展的具有合作意识的完整的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也是培养和造就与资本主义“异化”、“单向度的人”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的人。毛泽东在《正处》上阐述我们党的教育方针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宣言》中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

必须客观承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剥削阶级观念及与之相适应的以自私自利为典型特征的“异化”人和“单向度人”的做人模式依然存在,尤其是现在私有经济的大量存在,使得其有了生存发展的土壤。那些攻击上山下乡剥夺人的教育权,出不了人才的荒谬观点实际包含了这种模式和标准。具体化就是单纯的书本知识和文化知识,是脱离劳动、脱离工农、脱离艰苦、“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专不红的“人上人”,看不到与工农相结合对于青年人形成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正确世界观所起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个口号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只字不提“尊重劳动”,不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做人标准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异化”人和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教育路线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背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就是把学生引导到“人对人是狼”的扭曲竞争方向上的典型思想。固然以单纯的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大学招生制度确实使大批的青年学生进入到正规高校学习,大学本科、硕、博士文凭以大跃进式的几何数方式发展。实际这种教育的文凭含金量极其低下,思想政治素质更谈不上。这已经是公认的客观事实。中国当今如此之多的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具有大学和党校的高层次文凭。这就是所谓现代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标准。

面对着中国当今大学培养什么人的极其混乱思想,笔者2017年10月曾经写过一篇《社会主义大学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提出和阐发了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学培育人才的主要标准即: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培养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具有是非善恶美丑辨别能力、爱憎分明、平等意识、有纪律和法治意识、有科学逻辑思维、有棱有角的敢于善于斗争的主人型人才,有远大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国家、民族发展奋斗终身的人才等。

这种培养人的标准与“异化”人、“单向度人”培养途径、道路、手段有质的区别。一是同样需要办正规大学。1970年,以北大、清华为代表,就开始正式招生工农兵大学生,至1976 年,以知青为主体培养了94万大学生。他们以后活跃在社会主义各个岗位上为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出许多官员,也出了许多科学家。二是办大学的方式多种多样。早在1967年,毛主席就推广上海机床厂办大学直接从工人中选拔大学的经验,发出了“七二一”重要指示。三是毛主席1966年“五七指示”中就提出,各级社会组织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包括农村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后,就始终没有间断学习,利用繁重的劳动之余,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为他们以后成才和进入正轨大学学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笔者下乡期间,就自学了马列毛主席著作,特别是五篇哲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否定和攻击上山下乡“剥夺受教育权”和“出不了人才”的荒谬观点在培养途径上,单纯归结为只是正规大学,否定学习成才的各种途径和道路,尤其是实践出人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一步表明其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反人民的立场和观点。

综上所述,在如何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问题上,确实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存在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我们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对上世纪20余年影响极其深远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做出科学的说明和总结,才能为中国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制定教育方针和途径提供正确的经验和教训。

201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