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毛泽东的择友之道: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对章士钊50年知恩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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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红。来源:党史博采

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待朋友,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他认为,与人相处之道,第一要谦下诚实,对朋友要真诚、坦诚。他一生中同党内外、军内外、国内外各个阶层的各种人士有着十分广泛的交往,或是在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或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或是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时期,或是在变幻莫测的外交场合,或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从其交友往事和轨迹中,不难感受到伟人讲义重情、海纳百川的高尚情操和宽宏大量、坦诚相见的交往原则,给人们留下流芳千古、传颂万世的崇高形象。

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同乡同源,同心结盟

毛泽东的交友思想之萌芽源自少年时代。他最初接触《荀子》是1910年秋天,年仅17岁的毛泽东告别父母,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东山学堂——湖南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在那里,毛泽东和班主任谭咏春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为让毛泽东这个涉世未深的农家少年真正懂得怎样去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谭咏春经常正确引导介绍历代名家有关识友、择友和交友的论述。毛泽东问:“怎样识别、选择朋友和与朋友交往?”谭咏春为此引经据典:“《荀子》说得形象,‘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多与同学们交往吧,用他人长处比照自己短处,发现别人毛病以警戒自己言行,学习和做人方能不断有长进。”遵循恩师教导,少年毛泽东从《荀子》中探寻出不少择友之道。

1915年9月,22岁的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渐渐感到,要彻底改造一个社会,一定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才行。他在致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他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于是,他化名“二十八画生”,在报上刊登一则向长沙各校征友的启事。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忆及此事:“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后来,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地我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几个朋友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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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合影,后排左四毛泽东,二排左四周世钊、左八何叔衡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一道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要求会友在“学术上互助,行为上互勉”。学会成立后,随即加入的会员有何叔衡、李维汉、熊瑾玎、陈昌、周世钊、熊光楚等9人。

毛泽东成为该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学习新思想,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采取了国内外并重,共同寻求革命道路的办法,一部分人到国外,以蔡和森为首的会员赴法国等地勤工俭学;一部分人在国内,以毛泽东为首在长沙开展各种活动。1919年,蔡和森、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向警予、蔡畅及萧子升等一批会员相继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则留在国内以长沙为斗争中心,领导新民学会开展驱张运动,组织湖南学联。他还自己担任总编,创办《湘江评论》。毛泽东成为五四时期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以及到上海接触陈独秀,促使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曾回忆说:“1920年夏,在理论上——某种程度的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确立了建党主张后,毛泽东与会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创办工人夜校,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新民学会内部秘密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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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4月18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 这是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左七)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

蔡和森是新民学会海外会员的主要领袖和学会的核心理论家。蔡和森和毛泽东为湖南一师同学,两人志趣一致,感情甚笃。杨昌济曾这样评价蔡和森和毛泽东:“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言救国,必重用二子”。新民学会成立后,蔡和森率领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蒙达尼,他以湖南人“霸蛮”精神,“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总结了大量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经验,最早提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党的全称即他第一个完整提出来。他于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和1921年2月11日先后给毛泽东、陈独秀写了3封信,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创立中共的主张,并系统论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毛泽东回信“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在法国还和周恩来等一起筹组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因1921年底参加进驻里昂大学斗争,未能等到中共旅欧支部成立的日子就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回国后曾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主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在香港被捕引渡到广州,遭反动派残酷杀害。

何叔衡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结识了比他年轻17岁的毛泽东,他们志气相投,感情甚深。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一堆感情。”何叔衡作为第一批会员加入了新民学会,是年龄最大者。他遇事善断,备受大家尊重信任。1919年12月,新民学会在长沙发起驱张运动,他负责衡阳代表团的工作。他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紧密配合,在雁塔寺召开万人驱张大会,揭露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他既勇敢又讲究策略,成功地领导了衡阳的驱张运动。毛泽东称赞他说:“叔翁做事可当大局。”经过驱张斗争等洗礼,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开始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新民学会中的骨干力量。1920年6月以后,他协助毛泽东在湖南开展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11月,他与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1921年6月29日傍晚,接上海共产党组织发出的召开中共一大的通知,二人一道代表长沙早期党组织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同为党的创始人。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长汀县境内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和章士钊、许志行等:故交挚友,宽严有度

患难见真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毛泽东对这些交友信条笃实践行。基于此,对于真心助己于危难中人,他会感念一辈子。

1919年初,为了要送赴法的留学生,毛泽东在身上没足够钱的情况下出发,刚走到天津就没钱了。这时,一位同学借给他十块,可以买票到了浦口。但在浦口人生地不熟,一不小心鞋子还被贼偷了。一筹莫展之时就站在车站外面等啊等,居然见到了一位湖南老朋友、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李中听到其遭遇后二话不说给了其足够到上海的车票以及鞋子钱。依靠这钱毛泽东完成了自己的旅程。

深懂感恩的毛泽东自然对这位老友印象深刻并后来亲切地称他“救命菩萨”,且在1951年邀请他上北京叙旧。可惜他的身体不好,病死在途中。

1920年前后,毛泽东、蔡和森等积极开办长沙文化书社、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开展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筹组共产党长沙早期组织,以及鼓励有理想的青年赴欧洲勤工俭学。但非常现实的问题是,这么些事情要办都需要钱,尤其是勤工俭学以后上学还需要钱,即使半工半读还需不少的生活费。

得知这一情况后,老师杨昌济抱病给好友章士钊写信求助。毛泽东持老师之信只身赴章士钊处,简短寒暄后直接说明来意。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并利用自己社会地位及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不久便募集了2万元大洋送给毛泽东而解其燃眉之急。毛泽东将此钱部分给了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湖南学生,余下的带在身上用于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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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章士钊

此事,毛泽东牢记了一生。直到40余年后的1963年向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忆及此事并让她转告章士钊:“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1年还2千,10年还完2万。”她将此话通报给父亲,章士钊回话说,当时的银元是募捐而来,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而且,当年把钱交给毛泽东,完全是按照杨昌济的意思处理的,因此,自己不能收此馈赠。毛泽东再次向章含之挑明:“我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帮助许多人。他这几年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依据他老先生的脾气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是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出。”几天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徐业夫送上第一个2千元。以后,按分期付款的方式每年正月初二,送上2千元。十年后,毛泽东又说:“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还下去。”这件事让后人非常感慨。

但对于某些故交挚友的过分之想,毛泽东则会大公无私地讲原则、照章办事,分寸有度。

许志行曾于1919年冬在武汉与毛泽东相识,1926年又应其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解放初期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他去信北京,毛泽东回信:

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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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许志行的多封书信

毛煦生不是毛家人,但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与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还当过新军辎重营文书,仗着早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国大典后的一个半月里连发3信抵京,毛泽东于1949年11月15日回信道:

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国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

然而,毛煦生仍不死心,缠着毛泽东要进京工作,毛泽东于1950年再次复信:

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下工作为适宜。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罕见地闯过友情关和乡情关(特别是亲情关)的伟大成功者。尽管当时还没任何国家法律条文,但他依赖的武器是严格的党内纪律和严厉的自律精神。他并未一般地拒绝和反对亲情、友情、乡情,他只是强烈反对亲情、友情、乡情染指和介入权力,防止公权私化。

和鲁迅、张恨水等:旷世神交,得遇知音

毛泽东和鲁迅的交往,是那种虽不曾有机会谋面却通过彼此的了解和书作互为认同仰慕而神交已久。毛泽东长期最爱读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对鲁迅相当熟稔。鲁迅是知识界的思想杰出人物,他用笔参与了作战,唤醒了很多颗爱国之心来保家卫国;而毛泽东带领人民军队历经艰辛取得革命胜利。二人共鸣深深,息息相通。

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其时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已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只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无决定权的空衔。这时,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笑言:“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冯还告诉毛泽东,他回到上海时给鲁迅带去了一阙毛泽东诗词,鲁迅看完后笑言:“毛泽东这首诗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一听也开怀大笑说:“我就是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办法有策略的革命的山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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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毛泽东书写的鲁迅诗词一首送给访华的日本友人

1936年,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毛泽东对鲁迅的正式评价则是1937年底的延安。那时适逢鲁迅逝世一周年,他在题为《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他还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及至1940年1月,毛泽东对鲁迅的怀念和评价进一步升华。他在其系统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又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旗手”“主将”“代表”“方向”这样的用词,反映了鲁迅在文化革命领域的地位和价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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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故居的三味书屋

1954年,毛泽东到绍兴参观了鲁迅的故居,在鲁迅笔下经常提到的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徘徊寻望。他对陪同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家乡。他有两句名言你知道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应该有这种精神。

晚年毛泽东多次提议要人们读点鲁迅著作,支持开展鲁迅思想遗产的研究。1975年11月初他对鲁迅之子周海婴关于出版带注释的《鲁迅全集》的信作了批示:请政治局“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执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又强调:我建议在一两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张恨水,著名通俗小说家,1938年7月抵渝住8年,在《新民报》两副刊之一的《最后关头》主编专登与抗战有关的诗文。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谈判期间抓紧一切时间同知名人士会面,9月13日会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当和张恨水握手时说:“张先生,久仰了!”张恨水也不奇怪,因同事赵超构早在访问延安归来后就对他说过,毛泽东专门谈起过他的小说,还特别提到他的《水浒新传》写得很好,具有鼓舞大家抗日的意义。这让他备感荣幸和欣悦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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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

更令其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会见的大量党内外各界人士大多是一起会见,张恨水则是两位享受单独会见殊荣者之一,同他单独晤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实属罕见。张恨水比毛泽东小两岁,属于同辈人。经历、事业都不一样,但二人当时家喻户晓,因此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自然很多。毛泽东笑着说:“你的名气并不比我小呐,我不仅看过你的书,也常在报纸上看你的连载小说。”毛泽东特别问起《啼笑因缘》。张恨水就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素材。毛泽东听后说:“原来不是写自己的?看来‘恨水不成冰’是谣言吆!”张恨水说,自己现在这个名字本是笔名,是由李后主“人生长恨水长东”那句词而来的,本为珍惜光阴之意,并非如人们流传所言。二人谈话气氛很好,两个多小时就在无拘无束的谈话中过去了。临别时,毛泽东亲送张恨水延安生产的呢料和陕北特产红枣、小米。张恨水很兴奋,回家后颇有几分神秘地对夫人说:“这是延安的小米、红枣!”并立即让夫人熬成粥让全家人分享。他还激动地对夫人说:“毛先生有渊博的知识,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呀!”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后来回忆:“那时我们兄妹是第一次喝小米粥,不但觉得好吃,还带着几分神秘感,父母当时所想的,就要比我们深远得多了。”

毛泽东送给张恨水的呢料,他做了一件中山装。几年后,参加在北平召开的文代会和新政协会议,都是穿着这件中山装去的,以示对延安精神的尊敬,不忘毛泽东的礼遇。后来他在《我的创作与生活》中一笔带过的简短话语:“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

和瞿秋白、方志敏等:追求真理,初心相通

在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毛泽东经常对其表现出深情的一位。尽管毛泽东也说过他早年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但那更多地具有理性方面的含义,而不是个人关系、感情方面的含义。而对瞿秋白,毛泽东则不止一次流露出一种感情。这种情感的来由有其历史渊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作为一起列名于孙中山亲笔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名单上的瞿秋白和毛泽东,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过程中接触和共事的时间不少。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则是从不视事的汪精卫),瞿秋白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在国民革命高潮中,二人都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奔波进行革命活动。

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中,瞿秋白对毛泽东指导的农民运动大力支持。当时,随着北伐的进展,广东、两湖的农民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路线的攻击指责,为驳斥反对农运的论调,毛泽东在深入农村调查之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在国共两党内都有微词、受到指责的农运作出了自己的肯定评价。但这篇文章在党的机关刊《向导》上只发表了一半就被党内持“正统”观点的人所阻止。当时瞿秋白正在武汉忙于党的五大的筹备工作,他看到毛泽东这篇文章后,立即肯定了它对现实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党领导下的长江书局将毛的著作作为单行本全文出版,并亲自将它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作为计划出版的湖南农民运动系列丛书的第一本,并为之写了长篇序言,作了高度评价。序文中的一些话,连用语都与毛泽东相似。

毛泽东对瞿秋白同样赞许与怀念不已。瞿秋白28岁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学识渊博,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而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萧三谈到党的文化工作时,想到了瞿秋白,感慨地说:“如果秋白同志还活着,就好了。他懂文艺,文化素养高,让他来管文艺,再好不过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时,12月31日,毛泽东为该书欣然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毛泽东在这段深情的话里言简意赅地点出了瞿秋白的三个特点:文化素养、不屈意志、善于思考,并号召广大人民尤其是青年们要向瞿秋白学习。

毛泽东同方志敏也不仅仅是一般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而且每当革命的转折关头都有相似的远见卓识。在大革命浪潮、土地革命烽烟中,志相同、心相通,并肩战斗锻铸了挚情厚谊。

首先,这两位职业革命家在农民问题上产生了共识。1927年3月下旬由毛泽东、邓演达主持的中央农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方志敏参会。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国民日报》摘发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志敏发言中对湖南的农民革命充分肯定并表示支持,完全赞同关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主张,并联系江西的反革命大屠杀大声疾呼:“一切革命的人们必须以铁拳加诸右派狼子身上,任何对右派的姑息,都是对革命的自戕。”这个精彩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方志敏到中央农运讲习所向全体学员作演讲,反击右派,以正视听。该会议决定建立农民武装、土地重新分配等30多个提案。毛、方及彭湃等13人被推选为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

其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方志敏回到家乡“重起炉灶再干”。方志敏等在赣东北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实践,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及在中央苏区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实践,虽各具特色,但他们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脉络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实践和理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惨遭蒋介石杀害,年仅36岁。毛泽东得知噩耗十分悲痛。全国解放后,他仍常常叨念着这位杰出的闽浙皖赣根据地创始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纯生前撰文回忆道:“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牺牲了,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汪东兴也撰文说,毛主席常常怀念方志敏,称赞他是“有勇气、有志气而且是很有才华的共产党人,他死的伟大,我很怀念他。”

同仇鳌、周世钊等:喜处诤友,逆耳砥砺

先贤有句老话:能媚我者必能害我,宜加意防之;肯规予者必肯助予,宜倾心听之。毛泽东深谙其中的道理。

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仇鳌,比毛泽东大十多岁,但二人交往很深。1921年至1922年仇鳌曾鼎力帮助毛泽东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1949年,又按毛泽东之意大力协助程潜谋求湖南和平解放。

1949年8月,毛泽东电邀仇鳌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商建国大计。时值仇鳌因肺癌切除半肺后隐居故乡汨罗乡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10月,毛泽东又亲笔去函邀请,并请湖南省军区派人去汨罗乡下寻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于当月赴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他洗尘。毛泽东说:“对我们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忘记的。”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他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们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共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历叙旧谊后直言相谏: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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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鳌

建国伊始仇鳌就能提出如此诚挚中肯意见,足见其胸中有真知灼见,韬略不凡。而且针砭时弊,箴言相规,真正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可称其为诤友。无怪毛泽东看信后回复说:“共产党就是需要你老这样的诤友。”

从此二人来往更加密切,谈话契合,竟日不厌。1956年仇鳌夫妇结婚60年纪念,毛泽东叫人送君山毛尖茶两盒、茅台老窖两瓶、高丽参两枝以示庆贺。1957年,仇鳌胸部剧痛,毛泽东亲自过问治疗,手术后又亲往医院看望,赠送燕窝、银耳等并特批每月给300元生活补助费,待仇鳌康复出院后又到他家中与他合影留念。毛泽东亲自从客厅搬出一张藤椅,扶老人端坐于上,自己立在老人身后。毛泽东还在照片上亲笔题词。仇鳌将它挂在客厅正中,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

1959年,周世钊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到北京开会期间,毛泽东不论工作多么繁忙,总要设法抽时间约他见面叙谈一次。

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周世钊并交流了民主党派问题。他谈及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周世钊问:“您这个长期共存要长到何时呀?”毛泽东解释说:“所谓长期共存就是说,中共和各个民主党派不是在同一个时候产生的,但要在同一时候消亡。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阶级的论述吗?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将来全世界都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世界大同以后,国家就会自然而然消亡了。到了那时,共产党消亡了,各个民主党派自然也就消亡了——长就长到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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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和几位老朋友合影,前右一为周世钊

周世钊认真听后又质疑:“我们这些党外人士安排为副省长是配像的,是做样子给人家看的。我是有职无权,名义上我是个副省长,实际上我的权就是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除此以外别无他权。名义上分给我管教育工作,实际上教育工作的情况我无权过问,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什么文件也看不到。”毛泽东一听十分吃惊:“有这样的事啊!我设法告诉张平化,要他们以后就教育方面的问题和你多商量,有关文件也要送给你看。”周世钊从北京返回的第3天,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负责同志就送来一些党内外的文件给他看。数天后,省委书记张平化也专程看望他,鼓励他大胆积极工作。

“文革”期间,周世钊曾向毛泽东汇报了长沙“六六惨案”的有关实情。毛泽东叹了口气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的大革命,是一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革命。用不着争争吵吵,更用不着武斗,那样只能让阶级敌人有机可乘,对广大革命群众是不利的。”周世钊又谈了前不久在北大清华所见:“我看见在这两个大学里,主席的语录很多,在清华大学有好几个地方都有主席的塑像,有的还塑得很好,很像主席的相貌。”毛泽东听后显得有些无奈:“我很讨厌那些东西。到处搞些语录干什么呀!我早就跟他们讲过,不要到处搞语录,不要到处搞红色海洋,不要搞那么多的红本本,那是极大的浪费。他们就是不听我的。现在他们又到处搞什么毛主席塑像,说这是对主席的什么忠忠忠。我看他们那样搞并不是对我的什么忠,他们是要我站岗。”听到这里,周世钊不免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