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研究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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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曹沛霖。文字由VOM-OCR小组整理录入



半个多世纪前,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说过,“未必找得到第二个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列宁选集》第4卷,第42页。]。直到今天,尽管关于国家起源的“神权说”、“君权说”等等与宗教相联系的理论,随着时代与科学的进步已经显得过时了,但是,“家长说”、“力量说”、“演变说”[(美)塞缪尔·A·约翰逊:《政治科学纲要》,拜伦教育出版社,1971年版。]这类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同样是混乱不堪的。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在西方政治科学领域内,由于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在国家问题上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等新的研究方法盛行一时。这些自称使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不管国家是那个阶级的国家,也不管是执行那个阶级意志的行为活动,只强调探究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和国家的行为活动,有意无意掩盖了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最本质的内容,使国家问题更加混乱不堪。此外,在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研究中,还有些学者认为,由于它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扩大,已经成为“既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同时又是独立于资本家阶级各阶层的国家”,因此“要重新考虑”,“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工具这一根本命题”。这样,就对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研究是不是还有意义。

如果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着重探讨的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即所谓“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那么,要重新考虑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命题,只不过是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因为他们都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越来越多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诸如人与环境的问题,保护大自然、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的问题等,国家对这些问题都是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在这里,他们的理论与从来不承认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理论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是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已经改变了属性,或者说部分失去了阶级压迫的内容。

其次,关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早有论述,并且是这个学说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代表国家的“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这就是说,国家的职能除了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之分,“内部的”还分为由一切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和由阶级对立而产生的阶级压迫的特殊职能。由此可见,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本来就是马克思所讲到的,并不存在由于这种职能的扩大而需要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根本命题的问题。恰恰相反,倒是需要人们认真、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和探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认清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研究的重大意义。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公事务的领域越来越大,干预的程度也越来越深了。《谁掌握美国》一书中写道:“如果说,政府的权力曾经一度受到限制的话,——政府除了保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私人自由、私人财产、监督合同、保护本国不受侵略以外,没有别的权力——那个时刻早已过去。今天认为政府机构干涉我们生活中‘从生到死’的各个方面的看法是很平常的……看来政府的职责是无限的,而我们每天都给政府增添任务”[(美)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这种说法未免过分夸大其词,但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由社会性质产生的公共事务的职能确确实实扩大了,并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向。当前,虽然有些美国学者主张回到“杰斐逊时代”,重新提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个政治格言,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利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情况却是不会逆转的。因此,在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时,问题是怎样探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扩大的新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时,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它是“理想的总资本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页。]。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扩大,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不是资本家一个阶级的国家,而是一个既是资本家又是独立于资本家的国家呢?在这里,且不谈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共有的国家这个非常糊涂的概念,首先讨论一下国家的阶级属性是由什么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因此,国家的阶级属性只能从这种谁对谁实行统治的阶级关系中来判断,不是由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大小来决定的。马克思在论述国家对内职能的两个方面时指出的那些“由政府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务”,正是体现阶级关系,决定国家阶级属性的本质方面。因此,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研究不能把马克思揭示的对内职能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不看由阶级对立产生的特殊职能,片面地根据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来探讨它的阶级属性,同时,还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国家对内职能的两个方面,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保卫、巩固和扩大剥削过程,不管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怎样扩大,管理怎样完善,它的“资本家的国家”这个阶级属性却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对于国家由社会性质产生的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在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时,是需要认真探讨、具体分析的。但是,不能抽象地看问题,不能把“公共事务”看成是各阶级的“普遍利益”。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推行福利政策,实行各种社会保险措施,似乎都是国家为管理公共事务而采取的行动,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但实质上是垄断资产阶级运用国家机器调节经济、解救危机,把阶级冲突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以维护其赖以生存的资本剥削制度,或者说,不过是运用国家的力量把十九世纪的野蛮的剥削方式变成具有现代特点的文明剥削罢了。很明显,这是现代国家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而不是国家超脱垄断资产阶级为全社会服务。在这一点上,列宁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刽子手和牧师两种职能的分析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本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由于高度现代化生产带来的所谓纯社会性的公共事务,如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这类公共事务尽管是社会上各阶级都希望政府管理的,但是,不能认为是资本家的政府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点,可以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行使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实际情况看出来。事实表明,议会和政府可以为治理影响整个社会的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包括短期的和长期的计划)成万成亿地拨款,而对下层劳动人民居住的贫民窟的恶劣环境却持冷漠态度,因而长期得不到改善,虽然其所需要的拨款与前者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材料,只要留心一下西方报刊,都是不难找到的。政府、议会所以厚此薄彼,原因在于影响整个社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常是关系到这个阶级自身生存的问题,尽管人民大众也从中分享到所谓“普遍利益”。如果人们要联想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鼓励把污染严重的工厂迁往第三世界国家的种种措施,那么就更加容易理解以上的道理。资本家的政府为治理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环境污染所采取的行动,从本质上说只是为了资本家阶级自身的生存,不影响它的自身生存的环境污染,那就会置之不顾的。

对以上问题的分析,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那将会进一步得到有益的启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中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不难理解,国家正如恩格斯所说,是为了使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而产生的,而现代国家作为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为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所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为了不致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中无谓地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是社会发展,、特别是作为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冲突尖锐了,以至这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这既不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阶级属性改变的结果,也不构成阶级属性改变的原因。

因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冲突,而自从国家出现以后,它就作为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或者直接参预开发自然资源,或为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而采取行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运用代表国家的皇权兴修水利就是中外所知的事例。中国封建国家兴修水利的措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使被剥削的农民也分享到这种所谓“普遍利益”。但是,皇帝是总地主,国家仍是地主阶级的国家。人们决不会认为中国皇帝的封建国家既是地主阶级的又是独立于地主、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

当然,历史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在这方面的职能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从本质上说,所不同的只不过在现代国家中人与自然的冲突比过去更尖锐了,更突出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和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另一方面人类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对大自然以及人同自然之间矛盾的认识更加深入了。正是这样,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因经济危机的加深比过去更需要运用国家机器,行使其对内的两个方面的职能,把经济利益相冲突的阶级保持在“秩序”范围以内,而且为了不致在同自然的冲突中无谓地把自己和社会消灭,所以不得不扩大国家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职能。这绝不是意味着国家阶级性质的改变,而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要求,也是资本继续剥削的必要条件,总之,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同时,必需进一步指明的是,国家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与自然的冲突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以上所论述的,只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特别是在现代国家中,它的由社会性质产生的公共事务的部分职能是同人与自然的冲突有密切的关系的。现代资产阶级学者、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某些学者,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与人同自然的关系混为一谈,以致把国家表示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压迫关系歪曲为人同自然的关系[参见尼古拉·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4页。],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管理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公共事务,特别是为解决人同自然的矛盾所采取的行动,看做阶级矛盾的缓和、国家阶级属性的消失,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根本命题发生怀疑,以致要修正这个命题。因此,认真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研究的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扩大,及其对国家机构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拿破仑时期庞大的政府机构时说,“这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并在“国家权力的图案”中所“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象工厂里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显然,这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特别是当代资产阶级国家说来,不仅是在军事官僚机构的规模上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在国家权力的图案中,集中的高度和分工的完善程度,都是无法相比的。并且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扩大,以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政府职务中出现了专门化、技术化的趋向,政府机构中出现了一些属于专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部门。

政府机构和国家职能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正是这样,资产阶级学者在政府职务专门化、技术化的问题上,也混淆和掩盖了国家的阶级实质。他们一方面承认这个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器使人们的生活“更受到政府压缩性的专横控制”,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美)阿里斯·N·德兰里奇、乔辛·拉斯扬森:《主要欧洲政府》,1978年第5版,第15页。]。还有的认为,这种变化已经使现代政府从专门“治人”的机关变成了“治事”的机关,从“分权”政府变成“分职”的政府,从而“凭权力管理的范围”缩小,“凭在技术管理的范围”扩大。在这里,人们当然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学者拿出科学的见解,因为他们总是以自己的“国家学说来为社会特权辩护,为剥削的存在辩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辩护”[《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只有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才能指导人们用科学的眼光观察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这种变化。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是军队、警察、法庭等政府机关中的暴力机关。观察和研究现代资产阶级政府机构的发展,不能只看到某些公共事务的管理机关,应该重视它更为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关及其对社会的统治作用。确实,随着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分工的发展,它既包括“治人”的机关,又包括“治事”的机关,但是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构成国家的主要是“治人”的机关,即资产阶级用以镇压无产阶级反抗的暴力机关。因此,绝不能以所谓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关来掩盖暴力机关,以“治事”掩盖“治人”,以“分职”掩盖“分权”。事实上,现代资产阶级政府比过去更加需要依靠暴力机关来实现它的统治。今天,拥有200万左右的军队和280万官吏的美国联邦政府,它的存在并不是仅仅为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主要是为了“保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私人自由和私人财产”。

同时,还应该看到,现代资产阶级政府职务的专门化和技术化,不仅其中包括暴力机关,而且发展最快最完善的、最现代化的主要还是暴力机关。根据英国文官队伍中科学技术类人员增长的资料看,1978年比1968年增加了一倍,但其中60%是受雇于国防部的[(美)F·F·里普斯:《西欧国家的政府与行政》,1979年版,第46页。]。列宁早就指出:一切剥削阶级的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它的强制机关总是把“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同时他还认为,国家作为强制机构,“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制时代较为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列宁选集》第4卷,第47-48页。]。因此,国家作为强制机关,它的镇压机关和管理机关,不管其专门化和技术化的程度如何,总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政府的统治是权力而不是技术。技术是为权力服务的。权力是为了强制别人的。

这样,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空前庞大自然不是经济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垄断资产阶级加强国家机器之所以首先加强军事官僚机构,其原因就是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需要强大的暴力机关来行使国家的镇压职能。所以,“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银行资本时代、大资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空前地加强起来,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也就骇人听闻地扩大了”[《列宁全集》第3卷,第198页。]。

还有,如果把“国家机器”的庞大说成是为了管理现代复杂的社会和现代化都市的需要,那就割裂了国家发展的“基本的历史联系”。资产阶级从封建阶级手中夺得“国家机器”以后,不仅“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而且为巩固其专政,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总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起来。虽然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官僚机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尽相同,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都空前庞大起来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机器”空前庞大和强化的两个转折点。后起的美国是军事官僚机关形成最晚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早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膨胀最大的国家机器。美国在建国初期,中央执行机构只有国务院、财政部和陆军部,常备军只有2到4万的民团,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9年,它的中央执行机构增加了六个部,常备军达到30万人,联邦政府的官吏也约有3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目前为止,中央执行机构增加的部不少于五个,常备军在平时保持在200万以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高达1200万,朝战、越战期间有360万),由二千多个机构组成的联邦政府有280多万官吏[参见(英)《经济学家》杂志编:《美国政治》,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页,(英)维尔:《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5页,等有关资料。]。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庞大的“国家机器”发展的基本历史。

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像现代化的工厂一样,分工也越来越细了,在暴力机关日益强化的同时,行使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务的机构确实也庞大起来了。但是,这不能说是现代资产阶级政府凭权力管理的范围缩小了,而凭技术管理的范围扩大了。事实上,资产阶级政府的任何一个职能部门,任何一个管理机构,都是执行资产阶级意志的,是根据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行事的。英国的一位学者也承认:“认为政府的行政机构同政治问题隔绝的观点不过是幻想而已”[(英)维尔:《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4页。]。换句话说,政府的管理机构总是要执行统治阶级制定的政策的,其中尽管有些是关于“公益”的政策,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阶级的政策。当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为适应垄断资本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的需要,设置的专门从事经济管理的机构确实为数不少,并且雇用了大批经济学家和各类技术专家,进行着科学计算和管理,但它绝不是为经济而管理经济,更不是为社会“普遍利益”而管理经济,只不过是为刺激或调节经济,预防经济危机或采取反经济危机的措施而已。这正是垄断资产阶级凭权力管理经济为资本继续和扩大剥削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这种管理制度的设置,不是政府权力的缩小,而是权力的扩大。这类机构不是驾于各阶级之上,而是国家与垄断资本更加紧密地结合。

总之,现代资产阶级政府权力集中和分工的发展,是国家机器进一步完善和更加巧妙的表现,是资产阶级专政强化的表现。尽管随着政府权力集中和分工的发展,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由社会性质产生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但是这部完整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仍然是强制性的暴力机关。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在国家问题上已经作出的结论,更重要的在于这个学说所提出的关于研究国家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物的观点”[恩格斯:《反杜林论》,34页]。

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研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和机构发展的现状,不能抱着现成的结论,无视发展中的现实,但是更不能轻率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中的发展,而要修正它的根本命题。这正是探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研究的意义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