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的政论作品和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1842年12月一1844年8月)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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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略》(1977年),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1842年年底,恩格斯来到英国,开始了他的世界观发展的新阶段。正是从1842年12月至1844年8月在这个国家侨居的二十个月里,恩格斯迈出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决定性一步。列宁曾简单明了地总结道:“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7页。]恩格斯当时所写的,在以前不甚为人所知的一些政论作品的发表,若干能补充阐明恩格斯世界观发展的新文献的搜集,在我们看来,都说明重新研究恩格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研究伴随这个过程的有关情况,研究反映这位青年革命家的思想探索并记录这些探索结果的文章和书信的尝试是多么必要。

有些研究家在恩格斯最初的一些英国通讯中发现恩格斯已明显地从革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感到有些困惑不解——这一步飞跃得太快了,要知道,在柏林的文章和通讯中实际上还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同莫赫斯的那次谈话——用赫斯本人的话来说,这次谈话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实际上不可能成为其转变如此之快的根据。当然,谈话是起了作用的。但它不过是使恩格斯加速转向共产主义的一种催化剂。不经过对席卷欧洲的社会风暴的细心而严肃的观察(在渡过英吉利海峡之前,他仅仅是借助报刊书籍进行观察的),恩格斯大概未必能够从英国内政的所有诡计之中,从社会力量的部署之中,从它们政治对抗的动因之中如此之快地看出端倪。在这方面,同《莱茵报》的合作,以及对该报发表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恩格斯世界观的发展。

社会问题在《莱茵报》上占了不少版面。许多材料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社会问题。B.鲍威尔、M.赫斯、G.梅维森等为该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和通讯都论述了英国时局。所有这些作者都承认英国存在着社会冲突,而在解决这一冲突的途径方面,明显地表现出两种观点。一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梅维森的观点,他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应在不冒犯资产阶级的情况下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另一种是哲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赫斯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能够改变财产关系的社会革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他认为只是对英国来说,前途才是这样的,而拥有丰富哲学遗产的德国,则应从这些遗产中引出共产主义原则,并在不造成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实现这些原则。

毫无疑义,恩格斯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互不相同的观点,他的最初几篇英国通讯在很多地方都是以这些文章的作者们的经验观察和他们的一些共同前提为依据的。这就足以说明他对这些文章是相当熟悉的。

1842年9月底或10月初,恩格斯退役后从柏林回家,顺路到了科伦,在《莱茵报》编辑部同赫斯进行了一次谈话。

看来,这次谈话首先涉及到社会问题,涉及到按马克思的说法构成“法国和英国目前极端严重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0-131页。]的共产主义和英国社会革命的前途等问题。那时赫斯很善于识别人、评价人的才能,他必定颇为赞赏青年恩格斯敏锐的批判眼光,赞赏他率直的性格和对信仰的坚贞,赞赏他跻身于争取政治和精神自由的战士前列的热切愿望。赫斯认为恩格斯是一位可望成为自已战友的人,是可以被吸引到由他赫斯所发展的新流派,即所谓哲学共产主义派那边去的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1843年6月19日写给贝.奥艾尔巴赫的一封信中,赫斯谈到了自己的理论活动,谈到他同一些与自己思想相近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他写道:《莱茵报》被禁止出版后,即在巴黎期间,我一心扑在共产主义的哲学发展上。我已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少东西。我高兴地看到我的努力是不无成果的。已经争取到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有一位《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的撰稿人,我的朋友卢格,现在发表了给我的公开信,其中讨论了共产主义问题。而且,他对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态度问题还将得到发挥。作者本人当然已被争取过来。另外一位青年黑格尔派(即恩格斯一本文作者注)现正在英国,他正在就这个问题写作一部大部头的作品。我同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去年正当我准备动身去巴黎的时候,他自柏林路经科伦,我们谈了很多当代问题。他早已是一位革命者,同我分手的时候俨然是一位最竭诚的共产主义者了。”[《莫.赫斯通讯集》,第1卷,第103页。]

恩格斯用黑格尔的术语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结论。他指出:“基督国家”不配存在,因为它名不副实。布.鲍威尔和其它一些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这个国家有可能通过批判而得到改造。恩格斯则不然,他走得更远。既然普鲁士国家并不仅仅是宗教精神的恶果,既然它的本性就是非理性的,因为神学构成了它的本质,那么,批判就不足以改造这个国家,必须有人民起来革命才行。

如果在普鲁士是神学阻碍了自由原则的发展和实行,恩格斯说,“在国家生活领域里,普鲁士的现行统治制度和这种神学正相适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36页。]那么在法国一1830年七月革命后人们都把“欧洲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一不管怎样不合常理,“人民主权,报刊自由、有陪审员参与的独立司法、议会政体的种种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1卷,第521页。]实际已不复存在。在基佐内阁执政时期,各种反动势力甚嚣尘上,法国自由主义软弱无力,“议员名单本身就是对七月革命的诋毁”[同上书,第322页。]的议会选举一所有这些现象恩格斯都解释为是由于:第一,法国宪章的不彻底性和模棱两可,自由原则在这部宪章里从未得到绝对形式的表达,也从未被实行过。第二,官僚政体的集中,它迫“使国家超出自己的范围,把特殊的东西确立为囊括一切的、最终的和至高无上的东西,去觊觎仅仅属于历史的那种权力和地位”。在上述文章的结尾,恩格斯再次作出了革命结论。他认为:“真正的主观的自由等于绝对的自由,为了实现这种自由,它要求采取与国家不同的形式”[同上书,第326页。]

自然,不应把这个结论理解成否定一般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恩格斯猛烈抨击七月君主制度,批判自由党人(其中包括德国的)暗中对“新七月”寄予的希望,同时也反对七月革命的局限性及与之相联系的自由主义幻想,主张消灭官僚制度的、伪自由主义的国家。

诚然,所有这些并没有表明恩格斯已经同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国家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道德的有机体的观点决裂了。当时的恩格斯不仅是黑格尔术语的俘虏,而且就是一个黑格尔派。但他是这样一个黑格尔派:他总也不忘原则的革命性和他老师的结论的保守性,在确定国家以后发展的道路上他勇于摒弃老师的结论而遵循辩证法。如果黑格尔背离辩证法而在国家制度的变化方面坚持进化论观点,如果他的理性的有机体国家的结构具有旧事物同新事物妥协,旧事物不经过社会和国家的革命改造就逐渐转变为新事物的特点,如果在这里反映出他仅仅把哲学看成认识现存制度的方法而不是改变现存制度的理论,那么,恩格斯则同马克思一样,他在哲学中寻求改造现实的手段,认为哲学思想的实现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他虽然信奉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乃是自由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但他在下面这一点上与自己的老师相对立:黑格尔宣称普鲁士国家是思想、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圆满结局,而恩格斯则指出这个国家及其神学本质是同自由原则格格不人的。他认为,不断发展的人类自我认识、人民精神已经超越了它的过时的、失去了生命内容和理性意义的存在形式,而且需要一些全新的、更加完美的形式。

还在抨击性文章《谢林和启示》里,恩格斯已经指出,黑格尔的政治观点及其国家学说是“在英国机构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还在那时,恩格斯就已强调指出黑格尔这些观点的保守性,认为这些观点带有“复辟时期的明显印证,这一点也表现在他(黑格尔——本文作者注)不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1卷,第176页。]现在他有机会亲眼看看“模范的”英国机构。原来,这些机构并不适应民族的精神发展。恩格斯对法国和英国国家机构的研究,对这两国共同特点的分析,促使他冲出黑格尔国家本质学说的框框,并使他在理解国家本质及其社会根源、改造国家的必要性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恩格斯刚刚来到英国的时候,只是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目击者的叙述了解八月罢工,因此他还认识不到工人阶级的真正力量和潜能。但对英国革命在最近的将来必然爆发,他却看得一清二楚。第一,英国的政治发展已同它的精神发展发生”了冲突;第二,“只有以暴力改变现存及自然的关系,只有彻底推翻贵族政体和工业贵族政体,才有可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在这里,深入研究一下恩格斯是如何暂时还是缓慢地、然而是不断地从唯心史观的迷途中摆脱出来的,是颇有意义的事。他从英国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待革命的态度中判断出他们各自的立场。他正确地看到,无产阶级将是正在迫近的社会改造中的基本动力。那时,在贫困和饥饿的威胁面前,他们暂时还陷于绝望和恐惧之中。因此,“正象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51页。]

在上面这几句话里,可以感觉到那种“哲学的清高”。恩格斯后来也承认这一点。把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东西、把利益而不是原则提到首位,这种英国的务实主义使沉缅于自由原则的黑格尔主义者颇为反感。但即使他是崇尚精神的,他也不能不考虑一下,为什么在英国利益成了决定性的东西。这个国家的发展显然取决于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冲突。但这是为什么呢?也许这仍然是中世纪落后性的特征?…或者,是无产阶级争取改善物质状况、争取改变自己所处的实际上的奴隶地位的斗争应该决定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原则的实现?”…

不论怎么说,恩格斯以明显的同情仔细地观察了劳动人民的运动。他已经看到了劳动阶级的威力。但他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自己意识到自身的威力时,它才能获得改造社会的实际能力。恩格斯关于哲学与政治、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一贯思想在英国又增添了新的色彩。

1880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决定了“历史观上的决定性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25页。]他这里指的也是他本人认识的转变。还在1842年9月,恩格斯曾在《集中和自由》一文中写道:英国工人无权抱怨“历史,历史使他们成为新的法律原则的体现者和代表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1卷,第323页。],可见他那时所持的是唯心主义观点。通过对英国工人运动的直接了解,恩格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中,劳动人民才是改造社会的积极而能动的力量。对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研究使恩格斯1843年春就在克服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对劳动群众、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恩格斯对英国社会主义者纲领的研究也促进了他的进步。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满怀同情地写道:他们“嘲笑十足的共和主义者,因为共和国和君主政体一样的虚伪,一样地浸透着神学,它们的法律也是一样的不公平;但是,为了社会改造,这些小伙子准备献出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71页。]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恩格斯又重新回到国家问题上来。在《集中和自由》一文中,他对以等级制和君主立宪制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在很多地方还是抽象的,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的(对恩格斯解决个人与国家相互关系问题具有明显影响的“自由派”的个人主义尚未被克服)。如今,他了解了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了解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宪章运动,于是转而对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具体批判,这种批判已接近于理解国家的社会本质和阶级本质。他在抨击以最纯粹的形式一资产阶级民主制一发现的资产阶级国家时,已经不是从革命激进主义和个人主义观点出发了。恩格斯提出不仅从政治压迫中,而且要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压迫中解放个人的问题,这就是站到了社会主义立场。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的特点还在于,恩格斯从法、德两国中看出并分析了两种共产主义——有教养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工人共产主义。他从激荡着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的英国也观察到了与此多少类似的情况。但如果说他已经认识到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在英国是同出一源的话,那么对于法国和德国的这一规律性,他还是不清楚的。恩格斯注意到,以魏特林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党纯粹是人民的党,它很快就要“把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但他并没有把他本人所属的哲学共产主义的党同工人共产主义的党和德国工人运动联系起来[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弟588页。(自然,恩格斯这里所使用的“党”这个词的涵义不同于现在的涵义——作者)]在研究工人共产主义党的各个发展阶段时,他实际上是脱离具体历史条件来分析这个党的,他得出结论说,这种共产主义仅仅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任何一种抵抗都阻止不住它的发展”[同上书,第591页。]可是,当时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在欧洲各国的出现,都是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社会对抗的发展和激化所决定的。恩格斯虽然看到了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宪章派的有力行动,但他未必能把弱小的、实际上刚刚降生的德国工人阶级看成是未来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领导力量。因此他认为他的故乡的运动将由有教养的阶级来发动,“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党,其绝大部分成员自身却是私有者”[同上书,第592页。]这种看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和合乎情理的。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德国人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即对英国人所如此眷爱的实际利益的轻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此时尚未丧失,因为它还面临着改造国内半封建关系的任务。恩格斯强调指出,德国不同于利益主宰一切、各阶级和各政党的立场决定于利益斗争的英国;因此,在德国,“当原则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差不多总是原则制服了利益的要求。”这说明,对一切意识形态现象的物质经济基础,恩格斯还不完全清楚;他那时还认为物质利益占首位只是英国一国的现象,但同时,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表明,虽然恩格斯还没有完全纠正一些唯心主义观点,不过他已经倾向于这样一种见解,即哲学原则应同实践,同当代社会制度的事实相联系。“至于我们党的学说的各个部分,那我们和英国社会主义者一致的地方比和其它任何一个政党一致的地方都要多得多。…法国共产主义者只是在我们的发展初期帮助了我们,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比我们这些老师知道的还要多些。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我们还要多多向他们学习。固然,我们的基本原则给我们打下了一个比较广泛的基础,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从概括人类一切知识领域的哲学体系中引伸出来的。但我们发现,在一切有关实践、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英国社会主义者大大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很少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2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应用黑格尔辩证法分析经济学范畴,并“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8页。]

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它“称为私有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00页。]换句话说,私有制决定着现存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资产阶级经济学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紧密相连。

恩格斯认为,因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同上书,第596页。]而商业则是“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同上书,第600页。]所以私有制乃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恩格斯用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他认为,这种发展并不象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决定于经济学的“独立的”规律,而是决定于商业、私有制的发展,即归根结底决定于生产关系的发展。比重商主义较为进步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出现,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十八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没有克服存在于政治经济学中互相矛盾的观点。相反,它使这些观点更加尖锐,更加暴露出来,而新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背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恩格斯在把私有制规律的研究归功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亚当.斯密时强调,新体系较之重商主义学说只有一半是进步的。他指出,新体系“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而且就连私有制的规律都“还没有成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同上书,第599页。]恩格斯已经发现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是不彻底的,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常常陷入保守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结论。对于恩格斯,辩证法已成为研究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唯一方法。他发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结论也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如果“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那么“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599页。]因为陷入矛盾与混乱的现代经济学家根本不去解决这些矛盾,而是卖弄诡辩术的小聪明来掩盖这些矛盾。

《大纲》表明,恩格斯已接近于弄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之所以退化,变成替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的原因。对英国社会经济关系、工人阶级运动、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文献的认真研究,已经使恩格斯得出这样的结论:“反对私有制的人从经济观点出发也能够更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同上书,第600页。]恩格斯说,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已在实践和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宪章运动并未在自己的纲领中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要求)。但鼓吹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欧文主义者还不能从理论上证明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恩格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它考察私有制时的反历史性(英国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自然的和理性的),他以实际。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了论证。

在《大纲》中,恩格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社会革命问题上来。因为他认为社会革命是消除私有制所产生的矛盾的手段。因此说这个天才的大纲是历史上第一次从经济方面论证共产主义革命必然性的尝试。

恩格斯的所有这些结论都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172页。]而自豪。《大纲》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首先在于,在这部大纲中第一次进行了以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研究现存经济关系的尝试。此外,大纲对经济学范畴的分析还为以唯物辩证法驳倒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诚然,这时恩格斯还没有认清价值范畴的本质,还不了解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科学成分,但在详细分析价值范畴的时候,第一,他毕竟已接近了对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矛盾统一关系的理解3第二,确认了效用及其暂时的历史形式一价值的统一~性,从而向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迈出了最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下一步该是对这些对立着的各方面进行分析的阶段。但恩格斯当时还没有作这样详尽而深入分析的打算。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使用伦理学评价和道德箴言的原因。而且,在《大纲》中,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遗迹还时有所见。如果说一年以前登上英国海岸的是一个满怀激进主义热望和社会主义倾向的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那么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基本上以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严肃地分析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辩证法学者了。《英国状况》这组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与《大纲》一起发表的)也证实了这一点。

《英国状况》这组文章引人注目的地方首先在于,从这几篇文章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唯物史观进一步形成的过程和自觉批判唯心主义的开端。

第一篇文章是对1843年出版的托.卡莱尔所著《过去和现在》一书的书评。这本书是这位英国著名政论家的第三部著作。其中谈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劳动和资本,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矛盾。这部抨击性作品的作者的愤怒心情和辛辣讽刺,人道主义立场和思维方法吸引了恩格斯。他很乐于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过去和现在》,特别是那些描写无产阶级贫困状况或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严重道德败坏的地方。

恩格斯在研究卡莱尔著作的时候,看到他“比所有的英国资产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3页。]但是,恩格斯对《过去和现在》这本书的分析使人能清梦地看出这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与那位英国慈善家在观点上的原则区别。上升到承认并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弊病这样高度的卡莱尔,把正在造反的革命无产阶级仅仅看作一种由饥饿和绝望所弓|起的叛逆的自发力量。这种力量使他感到恐怖,而恐怖之中又掺杂着对无产阶级苦难和贫穷的同情。这是他要求消灭贫困的原因。

恩格斯对工人阶级作用的评价则全然不同。他认为工人阶级恰恰是能够改造英国社会的创造性力量。他写到;“英国人,即有教养的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受鄙视的奴隶。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3页。]而英国有教养的阶级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如果他们加入运动,那也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28页。]加入的。

恩格斯同意卡莱尔对英国制度所做的揭露性的评论,也赞成他对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对贪污腐化的议会和冷酷无情的时代所做的批判,但他也坚决驳斥了卡莱尔的与当代世界相对立的关于未来的理想。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关于历史并非“神的启示”而是人类活动的认识,都是与关于历史进程的唯心主义观点以至神秘主义观点格格不入的。恩格斯说,卡莱尔在控诉时代的空虚和庸碌无为,控诉整个社会制度内部的腐败的时候,他并不理解,这些现象的起因并不是无神论,而恰恰是宗教;因为正是宗教迫使人们脱离自己的本性。如果英国社会学家认为对金钱和暴利的崇拜摈弃了中世纪时对上帝的信仰,认为应反其道而行之,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即对“真正的贵族”的崇拜)和劳动崇拜,那么恩格斯则要证明,宗教产生的可能性一点也没有,倒退到宗教和德国唯心主义去是毫无意义的。恩格斯在谈到自己和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时说,我们也跟卡莱尔一样反对当代的不稳定性、内在空虚、精神萎靡和不真诚,但“我们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比他要大得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推翻卡菜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我们要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49页。]很显然,恩格斯在这里向唯物史观又迈出了一步。他在这里写道:“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50页。]

卡莱尔认为,金钱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统治歪曲和损害了劳动——人的真正本质。恩格斯同意这一点。卡莱尔认为,劳动组织化可以改变许多事物。恩格斯认为,卡莱尔在提出这个对许多社会主义者来说都具有代表性的要求时,已经摸索到了正确道路,而且似乎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83页。]但这没有成为事实。而这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卡莱尔对“劳动组织化”的理解是不同于恩格斯的理解的。卡莱尔在不能动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私有制的情况下,向往着健康、满足、顺从和关心企业的工人,由“真正的贵族”、“工业长官”,而不是一群榨取利润的工业海盗领导着的工人。而恩格斯还在《大纲》中就已指出,不消灭私有制“没有一定的利益一致性,”就不可能消灭竞争、为发财而奔忙、金钱崇拜等现象,也就是说,不可能消灭卡莱尔所公正地反对的一切。

在第二篇文章——《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恩格斯详尽地探讨了“利益”问题。而这就使我们了解到,他所说的“利益的一致性”指的是什么。他在这里写道:“政治改革首先宣布,人类的联合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其次,只要异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63页。]

因此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私有制的统治必然使利益(恩格斯在这里当然是指物质的、经济的利益)变为私有的、利己的东西,并使人们四分五裂。要使人们联合起来,也就是说要达到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就非消灭私有制不可。而且恩格斯还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意味着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已被取消,人类面临着自由联合以前所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在金钱统治下的完全异化,必然要过渡到如今已经逼近的时刻,那时,人将重新掌握自己”[同上书,第664页。]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现有统治,其本身就会招致自己的死亡。新秩序将由自由的、自觉的、有创造能力的人、生活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的人建成。恩格斯期待着这样的人们的产生;他把这一期望同摆脱了宗教和阶级的偏见,摆脱了私有制利益统治的工人阶级,同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创造能力的阶级联系起来。

恩格斯指出,这个阶级的形成是十八世纪英国工业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果。另一方面,十八世纪中叶掀起的英国产业革命(恩格斯正确地称之为社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上升到了真正贵族的地位”[同上书,第677页。]现在,英国的民族的发展决定于穷人反对豪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而这样的斗争,恩格斯指出,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恩格斯揭示了工业技术革命与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对英国的发展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674页。]他把英国的发展同欧洲大陆的另外两个大国——法国和德国——的发展作了对比,得出结论:它们同样也要走完这条道路。他认为,如果到目前为止,只有英国曾有过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有所影响必须先转化为利益,那么现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逐渐走向社会史的道路”。[同上书,第662页。]

恩格斯认为,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789年到1793年法国革命的预演。通过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对比,我们看到,恩格斯在确立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探索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对英国各种关系所进行的大约为时两年的研究使恩格斯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结论: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的结构取决于本国的工业发展。英国分化为三派——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制——正是工业发展的后果。

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是关于英国宪法、“自由最少的”国家之一的英国的法律状况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指出:“英国的最近将来是民主制”,是“这种同资产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同上书,第705页。]他说,英国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还表明,当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受压迫和无权的时候,民主制反对贵族的斗争就成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而这一斗争不会止步于确立“不能治愈社会痼疾”的“单纯的民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05页。]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几行中,他虽然还没有使用“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术语,但已经表明,他实际上已经认清了这个政治制度的阶级本质。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个人的自私利益使人们四分五裂、人人都无情地反对别人的社会里,不可能有所有人的平等。“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因此这个阶段只是一个过渡,只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需要加以试验,但从其中马上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因素,一种超出现行政治范围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705页。]

这样,恩格斯就宣布自己是私有制、作为私有制统治的政治形式的国家,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对者。他已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成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直接表达者和维护者。他把人类的彻底解放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了。

就这样,恩格斯1842年到1844年侨居英国期间的政论作品标志着他开始建立在原则上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标志着他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等几篇文章已经包含了初步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恩格斯在这一阶段的特点,首先是他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认识到必须把先进的哲学理论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对于深入研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来,恩格斯对英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这种形势所引起的工人运动的分析是极其重要、极有价值的资料。他对当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先进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里。这一总结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恩格斯从1842年底到1844年中所写的政治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的独立思考达到了何等水平,说明了他在研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的那一门学科的基本原则时所具有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