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

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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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修订版(1974),第一部分第三章第九节。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争论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后开始的,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正确理解这场斗争,就必须弄清,为什么恰好这部手稿成了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焦点的东西。因为在这部手稿出版之前,已经印行的既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一些更早的著作,也有一些比它较晚的著作(如《神圣家族》),而这些著作也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可见,要回答我们所提的问题,关键在于围绕1844年手稿展开的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性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单就它离开马克思主义还很远这一点说,就不可能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出发点。而《神圣家族》,正像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表明的,则完全处于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另一端。诚然,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加以放弃的原理。但这些原理并不属于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有原则区别,因为在手稿里面已经表述了一一虽然还不是对所有被考察的问题一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但这部手稿同《神圣家族》也有重大差别,因为手稿阐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方式不当,残缺不全,缺乏连贯,而所用术语还没有分清马克思的学说与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反而使这种区别模糊不清

我们认为,正如G.贝斯正确地强调指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一个阶段的完成和另一个新的、不同质的阶段的开始。“从此,道路已经打通,马克思的学说开始接近于成熟。因而手稿成了人们特别感兴趣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正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都想在这部手稿中为自己寻找食粮的缘故。”[G.贝斯:《论<神圣家族>的1844年手稿》,载《新评论》,1964年5月,第102页。]换句话说,正是这部手稿的过渡性质,也就是其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外,还有一些人本学唯物主义因素,特别引起资产阶级的一些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者”的注意。G·贝斯在说明他这一观点时指出:“生产力、生产关系概念,以及必然把生产的这两个规定方面结合起来的辩证联系概念,还没有用科学术语来表述。”[G.贝斯:《论<神圣家族>的1844年手稿》,载《新评论》,1964年5月,第107页。]

M·布尔在另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强调指出,1844年手稿不仅具有属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特点,而且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即它是一部未完成的,毋宁说是为马克思后来一些作品作准备的著作。这部著作同马克思后来一些作品的区别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是从道德上——且不说是劝导——谴责他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的。”[M·布尔:《异化——哲学人本学——马克思批判》,载《德国哲学杂志》,1966年第7期,第816页。]因此,在手稿中,异化概念往往不是主要用于经济意义,而是用于道德意义,即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沦丧的一种描述。

P·施泰格尔贝格完全赞同布尔的观点。[P.施泰格尔贝格:《H.马尔库塞的“第三条道路”》,莫斯科,1971年,第58-61页。]我们基本上同意这样评价1844年手稿,同时我们还试图弄清对资本主义进行这种“劝导式”批判——马克思后来看作是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批判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M·雅诺维契在谈到我的关于异化问题的一些著作时写道,在我看来,没有必要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解释为一种需要用“伦理社会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重新解释的“新发现”[M·雅诺维契:《异化与苏联思想中的青年马克思》,载《斯拉夫评论》,第26卷,1967年3月,第1期,第39-40页。]实际上,与M·雅诺维契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同,我绝不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需要“重新解释”,这种“解释”不客气地说,也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我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包含的一些对资本主义进行劝导式(“伦理”)批判的因素并非这些著作的长处,而是它们的不足,但马克思很快就对这种不足给予了最有力的批判。

——的根源何在,依我们看,问题的实质在于异化概念——像它在手稿中被运用的那样——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排除出这个概念的人本主义方面,一方面,异化概念确定了一个经济事实,即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异化概念的这一内容,也就是“劳动者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剥削”这一内容在成熟马克思的著作中获得了系统的发展。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一个真正的发现:异化劳动是社会经济进步中一种历史地必然的和暂时的对抗形式。另一方面,异化概念又被用于费尔巴哈观点,即用来描述人类个性的一种反自然状态,这种个性的自然要求被歪曲了的社会制度所压抑,这种制度迫使人类个性采取一种不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用一种非自然方式来满足自然要求。这种现象在1844年手稿中就叫做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自我异化。后一种现象并不归结为劳动异化,因为人的本质被看作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不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变化和发展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指的是关于人丧失其本质的问题,而异化的消除则被视为人向自身的复归,人的本质的失而复得。从这种观点看,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抗性矛盾就成了人的自然本性与不符合这一本性、使这种本性畸形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样,人的本质就不是看成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对抗性表现在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中——的总和。然而,无产阶级力图消灭资本主义关系,并不是由于这种关系违反自然本性,而是由于这种关系奴役着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客观必然性根源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

下面我们将要指出的是最新的、建立在极端片面地考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基础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它照例都是把对异化的人本主义解释作为出发点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批社会民主党评论家S·朗兹胡特和I·迈耶尔就断言手稿具有“奠基性意义”,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手稿形成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的一个关节点,在这个关节点上,他从‘人的真正现实性’思想出发,直接产生出,他的经济分析原则。”[S·朗兹胡特和I·迈耶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意义》,收入《卡尔·马克思论历史唯物主义》,莱比锡,1932年,第1卷,第XIII页。]不但如此,手稿还被说成是马克思天才的最高成就。“这是马克思的智慧在其中得到充分表现的唯一文件。”[同上书,第XXVIII页。]按照S·朗兹胡特和1·迈耶尔的论断,手稿的意义在于,它为用伦理社会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作“重新理解”开辟了道路,这种伦理社会主义否定“粗俗的”剥夺剥夺者的思想,宣扬一种主观的“实现人的真正使命”的必要性[同上书,第XLI页。]但是,对“人的真正使命”可以有极为不同的一一其中也包括相互排斥的——解释,这难道还需要加以证明吗?现代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任何变种都可以接受这一公式,不过,这种人道主义的漂亮的辞藻同对人类个性的各种压制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也许是提出把关于异化及其克服的学说当作唯物史观核心的第一批1844年手稿的解释家。他们把《共产党宣言》一个著名的基本原理,即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花样翻新地篡改为:“以往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历史”。[S.朗兹胡特和I·迈耶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对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意义》,收入《卡尔·马克思·论历史唯物主义》,莱比锡,1932年,第1卷,第XXXIII页。]

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实际上是把1844年手稿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对立起来了。因此,他们并不是单纯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精神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是歪曲巴黎手稿的真正内容,而这部手稿除了有其不成熟和未完成的一面外,是一部革命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的著作。对1844年手稿的含义和作用的这种歪曲完全符合于社会民主党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机会主义实践

马尔库塞是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的直接继承者,他也于1932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来源》的文章。这篇文章说,马克思的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争论建立在新的基础上”。[H.马尔库塞:《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来源》,载《社会杂志》,1932年第8期,第136页。]马尔库塞认为,手稿中不是把人看作这个或那个阶级的代表,而是纯粹看作人、人类个体、个性,这是手稿的主要优点。由于我们已经阐述了1844年手稿的内容,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说明马尔库塞对手稿内容的解释是片面的。要知道,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异化劳动现象,揭示了这种劳动对无产者个性的压制,因而才区别于费尔巴哈的。从手稿的观点看,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从根本上说明了人的本质的特点,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在人的人本主义统一性同把人分成相互敌对阶级的私有制之间的那种悲剧性矛盾。

实际上,马尔库塞也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个事实,但他自己就是用哲学人本学的精神来考察人的本质的,因而他把任何社会的经济关系都说成是同人的本质相矛盾的。既然手稿还没有放弃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马尔库塞也就会在手稿中找到一些适合于他的解释的个别表述。因此,继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之后,他也把手稿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对立起来了。

在马尔库塞看来,人的概念的真正定义只不过指出人是一种感到痛苦的,充满多种欲望的,具有意志和理性的,一定会死亡的存在物。但是,为什么马克思一一他自然也不否定对人这样的存在物的这种极为明显和重要的描述——认为劳动和资本间对立的研究,劳动异化、无产阶级地位的研究有这样大的意义呢?马尔库塞宣称,全部问题就在于,对于马克思来说,“任何经济事实一般都是人的本质的歪曲”[H.马尔库塞:《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来源》,载《社会杂志》,1932年第8期,第137页。]当然,就是在这里,马尔库塞也明显歪曲了马克思,后者恰恰在手稿中论证了在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异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歪曲、摧残人的本质(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生的情况,虽然这种思想并没有表明手稿中也已指出的现象,即私有制在一定历史界限内是发展、丰富人的本质的一种必然的和进步的方式。马尔库塞却把事情描述为仿佛马克思原则上排除了通过社会经济改造消灭异化的可能性。按照马尔库塞的意见,既然造成异化的根源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关系,而是任何的一般经济,所以,任务就在于要消灭社会生产、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客观制约性。马尔库塞把人本主义“革命”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对立起来,好像这种“革命”可以改变个人的本能、欲望和需求似的。他把这个观点的基础硬加在马克思头上,从而把马克思说成是他自己的——纵然很不一贯——思想先驱。

对1844年手稿进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解释在享德利克·德·曼的一篇题为“重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文章(也发表于1932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篇文章较之上述那些作品还为后来更加歪曲《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容开辟了道路,所以有必要更详细地谈谈这篇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作品。

德·曼同他的前辈一样,也断言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含义有决定性意义。这位修正主义者一口咬定,手稿“提供了一个有决定性的推动力,使得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了新的提法,即把马克思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作为问题提出来了”[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1932年第6期,第276页。]德·曼试图证明,马克思的真正观点只有在1844年手稿中才得到了恰当的表现。德·曼强调说,这些观点与人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和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东西有原则区别。说什么必须把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后来引起所谓颇大异议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

总之,德·曼的根本目的是要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同以后时期的马克思,即同《资本论》与《哥达纲领批判》的作者对立起来。但是,按照德·曼的意见,这种对立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人道主义”阶段和唯物主义阶段之间的共同特征。德·曼进而断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部论点无一例外地都应看作是成熟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说,但全部问题在于,这些论点可以说都被马克思遗忘了,因而没有包括到他后来的作品中去。于是就造成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放弃了这些论点,好像在《资本论》作者看来,这些论点是不可取的。如果打消这种印象,不再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以后的著作加以区分,那么他德·曼就准备放弃修正主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从“在一些根本点上与四十年代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1932年第5期,第276页。]的立场上来进行的。

这样,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纲领被德·曼堪称坦率地表述为这样:“打着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幌子,拒绝用唯物主义和革命手段解决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在本章前几节中已经表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阐述和论证的观点,就其实质而言已经是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了,尽管他还没有完全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划清界限,尤其是在阐述方式和术语方面。不言而喻,—这在前面已强调过一一表述方式如何也反映了对所阐述问题的内容本身尚有一定的漏洞和不清楚的地方。而这就说明,《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不能被认为是成熟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因为在手稿中还有一些原则上不能同马克思主义学说相容的论点,以及在以后的著作中被修改或被更正确,更科学地加以表述的论点。

亨·德·曼在把1844年手稿变为修正马克思主义出发点的同时,硬说这部著作是唯一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作。不但如此,德·曼还宣称,马克思在其以后的著作中,由于疾病、物质困难和其它一些原因,再也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程度。[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1932年第6期,第275-276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疑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但试图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评价为他最杰出的作品,显然只有一个十分确定的含义:贬低马克思的学说在其中得到系统发展和严格科学论证的《资本论》及马克思的其它一些著作的意义。把1844年手稿说成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仿佛在它之后才是经济学唯物主义,这是歪曲工人阶级科学意识形态中的真正人道主义内容。Φ·B·康斯坦丁诺夫正确地强调指出:“无论我们怎样高度评价青年马克思的早期手稿,但马克思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的基本人道主义思想、原则和真正本质并不只是、甚至也不主要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的”[Φ.B.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与人道主义》,收入《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时代》一书,莫斯科,1968年,第164页。]

1844年手稿的真正含义和作用,只有把它和马克思以前的著作,特别是以后的著作——它们不仅发展了,而且也修改了这部早期著作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德·曼却别出心裁地从1844年手稿的观点出发来评价马克思以后的著作,认为后者的一些基本原理与1844年手稿的某些要点互不相容是这些后期著作的缺点。

德·曼所采用的方法不符合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精神。他从上下文中抽出个别论点,把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些已成为经典性作品的论文中系统发展了的基本原理对立起来,把手稿中的费尔巴哈术语解释为手稿内容的真正的概念表述,终于把马克思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的敌人

我们已经在分析手稿的过程中指出,马克思当时虽然已经论述了实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因而自称为唯物主义者。德·曼利用这种情况,硬说什么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使精神和物质这两者都从属于“那个处于既被动又主动、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整体性中的更加无所不包的生命实在”的“实在论者”[H.德·曼:《新发现的马克思》,载《斗争杂志》,1932年第6期,第272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被德·曼变成了一位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拥护者了。生命哲学把生命概念宣布为基本的哲学概念,仿佛这一概念可以超越精神和物质的这种片面的对立。德·曼所以要这样解释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就是为了把唯物史观(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不是表述为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学说,而是表述为对社会生活的纯粹反思辨的解释。

德·曼在他的文章开头断言,“物质”、“物质的东西”这些词被马克思用来表示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同上书,第226页。]他在文章的结尾已武断地宣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经济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随着私有制和异化的消灭,人的需要、感觉、情绪又会重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就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仿佛有过的情形那样。“人的活动的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动机不是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只有在私有制作为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的形态存在时才占统治地位,——而是人只有通过其他人才能得到满足的生活需要。而这种需要的最完善的表现则是人对人的爱”。[同上书,第272页。]这种把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资本家所固有的对利润的追逐混为一谈的感伤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还居然冒充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实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明,劳动、生产(不仅指物质生产,而且还有精神生产)构成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内容。而这位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却硬说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持有这样一种唯心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个人的需要、感情、情绪才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这一观点明显地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人的各种需要不是脱离历史而存在的,它们的多样性,它们的质的规定性都要受世界历史过程及其物质基础的制约。

我们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谈论德·曼在四十年前提出的这种观点,是因为正是这一观点最露骨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对立起来的意图

一些自恃有科学彻底性的研究家们怎么竟敢把没有完成的、残缺不全的1844年手稿同诸如《资本论》 这样的奠基性著作对立起来,也许令人费解。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的逻辑,迫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不得不采取显然不合乎逻辑的立场。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资产阶级解释和修正主义解释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也像手稿的反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一度陷入矛盾一样,终于使资产阶级的读者也看出了把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荒谬性。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不得不承认,要是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要是没有千百万人所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不会引起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格格不人的研究家们(更不用说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家们)如此专心的注意。同一个马尔库塞,在1932年曾把手稿评价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到1962年则承认:“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从各个方面看都只不过是他的成熟理论的预备阶段,是其意义不应估计过高的阶段”[H.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收入《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起源》,莱河畔诺伊维德,1962年,第260页。]资产阶级对1844年手稿的解释是如何改变的呢?他们用抹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他以后的著作之间质的区别的作法,代替把二者对立起来的作法。如果说,以前他们断言青年马克思的天才思想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没有得到反映,那么,现在他们则开始证明,马克思在他整个一生中反复阐述的都是他早期著作的一些基本原理,只是采用不同的术语罢了。为了说明这一惊人的转变,我们可以援引H·B·阿克顿的一种武断说法:“我可以说,马克思把整个一生都耗费在书本抄录上,巴黎手稿就是第一部这样的草稿”[H.阿克顿:《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载《国防哲学评论》,1958年第45一46期,第12卷,第271页。]说的是那样地粗鲁,显然是从个人偏见出发以使读者相信:马克思在1844年以后持续工作的四十年中,再没有什么新思想补充自己的学说。

众所周知,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分析和理论概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像他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他发表在《新莱茵报》和其他一些期刊上的论文和全部四卷本《资本论》,都说明马克思的理论结论是以对大量事实的周密研究为基础的。但是,阿克顿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所有这一切都不感兴趣。现在他们硬说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从最早期到最晚期的著作,实质上谈的都是同一个内容,都始终固守着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并且显然没有考虑到新的历史经验。

R·塔克尔在发展阿克顿和其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时宣称:“马克思的最初的体系”,即1844年手稿,影响他以后的一切著作。按照塔克尔的意见,马克思现在“已不是一位他想成为的那种社会分析学家,而首先是一位道德学家或宗教思想家一类的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体系的一个旧观点,它越来越让位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伦理的和宗教的观念体系”。[R.塔克尔:《卡尔·马克思,他的思想从哲学到神话的发展》,慕尼黑,1963年,第2页。]

用不着多少洞察力便可看出,抹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之间质的界限,同过去把二者对立起来一样,都是为同样的思想职能效劳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是早期著作占居首要地位,而在这些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还没有完全同黑格尔、费尔巴哈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一情况使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得以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着的,而是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想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就是对一个思辨的命题的发展,这个命题是马克思还在青年时期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因袭来的。不难理解,这个命题不外乎就是异化。

J·伊波利特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界中颇为时髦地用黑格尔异化理论解释科学共产主义的发起人之一,他论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曾流传甚广。他写道:“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因袭来的异化概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也是它的一个源泉。我认为,从这一概念出发,把人的解放规定为人在历史过程中反对人的本质的任何异化——不管这种异化采取什么形式——的积极斗争,就可以最好地说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J.伊波利特:《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巴黎,1955年,第147页。]如果说,伊波利特想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本质上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构相吻合,那么,P·邦内尔则走得更远;他想借助于异化范畴来“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内容。这位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理论家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文中宣称,黑格尔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所内在固有的,正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构成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似乎从黑格尔那里因袭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关于人和历史的一定的基本概念”[P·邦内尔:《黑格尔与马克思》,载《社会主义评论》,1957年10月第110期,第318-319页。]不言而喻,这个“基本概念”就是异化概念。邦内尔无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观点的对立,硬说马克思也像黑格尔一样,认为“在历史还没有实际上克服这种异化和自我破坏状态以前,人的生活都将具有二重的、内在消沉的、异化的性质;在这一克服到来之前,实际上只是历史在继续而已”[同上书,第321页。]但是,马克思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的异化、关于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及劳动人民谋求社会解放——这种解放绝不意味着历史的完结一一的现实道路的观点,同邦内尔强加给他的这个思辨公式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已经考察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一般异化)概念对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关系。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资本主义进步的对抗性质的个别猜测,显然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经济学说相去很远。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学说,也像它的哲学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续。关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列宁写道:“一般说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1974年,第351页。]

事实正是如此。但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还是援引1844年手稿的内容,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是以异化理论为基础的。然而,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的,异化理论在从黑格尔哲学向另一个不同质的思想境界过渡当中只不过起一种中介环节的作用罢了。这就是为什么抹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作品之间的质的差别,就是过去把马克思的这两类著作对立起来的作者们所遵循的同一条思想路线的继续。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对立起来的观点,尽管有人表示放弃了,承认它站不住脚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消失。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那些主要思想,仍然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最重要的原理。

J·卡尔维兹用多数天主教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所特有的客观主义手法写了一本大部头专著《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他在这部著作中再三证明,只有异化概念才是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的钥匙。卡尔维兹在谈到《资本论》的时候说:“在马克思的整个这部著作中存在着真正的统一。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下来的异化哲学范畴,构成他的成熟时期的这一巨著的骨架”[J.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巴黎,1956年,第319页。]他接着说:“马克思把异化主题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资本论》不外是包括经济思想领域异化在内的基本异化理论”[同上书,第320页。]按照这一观点看来,马克思的学说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一是对宗教异化的分析,一是对世俗异化的分析。不消说,宗教异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初的现象,它的根源还在关于原罪的古老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来。至于说到世俗的异化,那么它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物质的形式和精神的形式(如经济、政治、哲学等等)——则被这位天主教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家说成是基本异化,也就是宗教异化所派生的世俗化表现,而宗教异化的本质就在于使人脱离神,虽然社会的异化在于使人脱离类。这样,就不难理解卡尔维兹下述这个不大清楚的论断了:“宗教和宗教异化的本质,就表现在资产者和公民之间存在着对立。”[同上书,第162页。]

卡尔维兹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篇《天主教会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在基本内容上似乎是宗教的、而只在形式上是非宗教的学说。他说:“总之,革命调停思想占居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位。这种思想的宗旨是使人摆脱异化状态和使人能同自然界和社会实现和解。”[同上书,第601页。]卡尔维兹教训说,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来源于基督教,因为由神人来实现的宗教调停思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个调停者。基督在实现着应由无产阶级来实现的革命”[J·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巴黎,1956年,第598页。]十分明显,对马克思主义作这样的解释,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果起初被归结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那么后来则完全被神学的长篇说教所偷换,而这种说教还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当然,并非所有资产阶级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释者都把宗教世界观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但是,他们几乎都从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出发,无视它的具体的经济学的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同社会历史过程的实际内容相去很远的、思辨的推理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令人欣慰地强调指出,马克思好像早就预料到他的这部著作会遇到怎样一些批评者。他在这部手稿的序言中写道:“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45页。]

众所周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考察了工资、资本利润、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私有财产和劳动、地租、货币等问题。与此相联系,也分析了重商主义者、重农主义者、斯密、李嘉图及其学派的观点。实际上,这才是《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马克思就是从这个基础出发研究异化劳动问题的[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一事实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看得清楚。J·奥尼尔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事实,而不是一个现象学的事实。”[参看“黑格尔和马克思论历史是人的历史”,收入《第十四届国际哲学大会汇编》,维也纳,1968年,第2卷,第102页]这一情况使马克思的观点区别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发挥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才使那些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中只占很小地位或者根本没有谈到的新问题,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资本对劳动的统治问题、无产者的利益与资产者的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问题、社会发展的自发力量对人的奴役问题,消灭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问题

然而,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无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和他据以得出新结论的那些事实材料,却把他们从黑格尔那里找到的思辨公式塞给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阐发的异化概念,第一,具有反思辨的性质,第二,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马克思在《手稿》中专有一章用来详细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这一事实,不知为什么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总是视而不见。然而正是这一事实直接说明,马克思是有意识地用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具体历史的异化观来同唯心主义的异化理论相对立的。费尔巴哈曾经谈得那么多的宗教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几乎没有加以考察,因为马克思研究的主要是所有异化形式——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且是政治方面的——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

乍一看来也许以为,异化劳动概念是马克思通过给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的异化概念加上具体经济内容创造出来的。但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想法。问题的实质在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才使马克思得以表露劳动异化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为自然的生产条件的事实。马克思写道:“我们已经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经济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第98页。]因此,马克思强调说,异化劳动概念是他改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后得出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只是使马克思想到这种改造的可能性罢了。

因此,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内容都归结为黑格尔的异化学说,归结为一般的异化理论,不外乎是想把马克思主义贬低到它早已超越了的那些学说水平上去的一种巧妙企图。但耐人寻味的是,所有那些把科学共产主义异化理论混为一谈的人,都不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本人早在四十年代中期就批判那种把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归结为异化及其克服问题的做法。正是在反对“真正社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马克思指出了关于异化及其克服的学说不是理解和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适当形式

那些用异化理论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人,谁也不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只起一种从属作用,并且主要用来说明表现为支配人的物的关系(因而也表现为物化了的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因此,H。拉姆的下述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无疑地属于‘成熟’马克思的著作的《资本论》中,哲学家们称之为‘异化’的那个东西,成为解剖‘市民’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参看《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载《国际哲学评论》,1958年第45-46期,第12卷,第241页]。众所周知,马克思是从商品,即从经济范畴开始的。说他从异化开始,就是用可以适合于不同现象的一般概念来偷换马克思研究的具体对象(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一面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成思辨的观念体系,另一方面又常常声称自己赞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那些右翼社会党的批评家们则用同样手法,一方面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宣称必须用以事实为基础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或者叫嚷根本放弃完整的理论,以免成为…教条主义者。就这样,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竭力“靠拢”马克思主义,另方面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家们又竭力摒弃它,这种反常的情况暴露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攻击唯物主义辩证法,他们断言,由于马克思的方法似乎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因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同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在这场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斗争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被当作似乎是对旧观点的新证明来利用。新托马斯主义者J.霍梅斯企图援引1844年手稿证明,马克思的辩证法至今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因为人们时而把它看作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内在发展的学说,时而又把它看作是科学思维的理论。然而霍梅斯断言,辩证法不是关于发展的理论,而是关于异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描写人的本质不断二重化以及人的本质力图克服这种自我异化的倾向。霍梅斯写道,辩证法是“人摆脱他的自我异化的道路”[J.霍梅斯:《技术爱神》,弗赖堡,1955年,第37页。],是“历史的人的心醉神迷的物化”[同上书,第50页。],而“人类古老的、神秘的、貌似宗教的梦想”[同上书,第19页。]则是这种物化的起源。

霍梅斯试图证明,主体与客体关系只是由于异化的结果而存在的,而辩证矛盾则不过是人的本质同它的异化了的存在之间的对立。劳动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被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异化。而且,这一切都被强加给马克思,并且都被宣布为从马克思的劳动是人借以改变外部世界和自己本性的一种活动的这样一个观点推演出来的。霍梅斯最后得出结论,似乎马克思接近于了解辩证法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人的存在朝着自己的神的创造主的运动,因为原罪不言而喻是异化的基本源泉。

正如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的,卡尔维兹也把马克思关于克服异化的途径的观点归结为人同神重归于统一。他硬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一样,也具有两种形式——现象学形式和本体论形式。而现象学的辩证法(主体对自身异化的关系)被宣布为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不仅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而且也在《资本论》里,卡尔维兹都试图发现“辩证法的两种极不相同的表述——逻辑学的和现象学的——在相互竞争”[J.卡尔维兹:《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巴黎,1956年,第319页。]实际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是研究生产力、社会关系、政治机构的,也就是研究由人们自己创造的一切生活条件和形式的,因而都被卡尔维兹归结为现象学的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之所以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则被“解释”为据说是由于马克思接受了、并且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阐述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至于辩证唯物主义中,因为它涉及的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现实的固有规律,按照卡尔维兹的说法,那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借用来的本体论的辩证法。卡尔维兹始终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两种辩证法形式中,究竟哪一种最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他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仿佛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辩证法的对立。卡尔维兹把历史唯物主义变为现象学辩证法,而把辩证唯物主义变为本体论辩证法,是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统一

我们不可能讨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对辩证法的解释有哪些不同,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而且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并不相干。卡尔维兹也像大多数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一样,明目张胆地歪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实际关系。与自然界的辩证法不同,社会生活的辩证法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说明可以用主体与客体的现象学关系来解释社会历史过程。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以不依人的思想和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为前提,而且以客观生产关系为前提,尽管后者是由人类本身的大规模活动历史地创造出来的。

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常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全部修正都是由《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引起的。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自从马克思主义摆脱了它以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而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来,机会主义的理论家们就不断地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手稿》不是原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利用的一个借口。朗兹胡特、迈耶尔、马尔库塞、德·曼以及1844年手稿的其他社会民主党的解释家们,早在这部著作发表以前就修正过马克思主义,并且宣扬一种似乎是非阶级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后来,他们就利用这部杰出的但还不属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个别表述,又把这种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揭露这个神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科学的一项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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