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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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列宁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

一、托洛茨基是一个热心的孟什维克
二、托洛茨基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
三、托洛茨基是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
四、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反党活动
五、列宁在职工会问题上对托洛茨基的批判
六、列宁对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

第二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

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
二、斯大林在其他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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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托洛茨基是一个热心的孟什维克|返回目录

同地方自治派达成协议,要我们的演说家语调和缓,不要使自由派先生们胆战心惊,这却是“新的道路”。这就是新“火星报”通过编辑部的巴拉莱金[巴拉莱金是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作品“一首现代收歌”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饶舌者、冒险家和撒谎大王。列宁把托洛茨基叫作孟什维克“火星报”“编辑部的巴拉莱金”。]向全世界冠冕堂皇宣布过的新的策略任务、新的策略观点。

——《地方自治派的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1904年)《列宁全集》第七卷,第五〇二页


牛皮大王托洛茨基现在说(可惜是和帕尔乌斯在一起)“加邦牧师只能出现一次”,“第二个加邦没有立足之地”,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牛皮大王。如果俄国没有第二个加邦的立足之地,那末我们这里也就不会有真正“伟大的”、进行到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立足之地了。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3月)《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二六一页


简单地谈谈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代表“中派”说话,他反映了崩得的观点。他攻击我们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决议。他公然用分裂,用杜马党团要退出大会来威胁我们,仿佛我们的决议使杜马党团受到了侮辱。我特别强调这几句话。我号召你们重新仔细地读一读我们的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9年)《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四三七页


从1903年11月“火星报”编辑部改组后,新“火星报”就成了“孟什维克派”的主要机关报。当时热心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曾经直率地宣布:“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

——《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1914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四六页


托洛茨基在1903年是孟什维克;1904年脱离孟什维主义,1905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用最革命的词句自我炫耀了一番;1906年再次脱离;1906年年底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再次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1907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思想上的区别,不如说是个性表现上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两派之上的人物。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没有一点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在一切方面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

因此,如果托洛茨基向德国同志们说,他代表了“整个党的倾向”,那我就要声明,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充其量也只不过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0年底)《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九一——三九二页


党的公开的敌人欢欣鼓舞。拥护召回主义和替召回主义打掩护的“前进派”破口谩骂。取消派的领袖——阿克雪里罗得、马尔丁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等人,在他们“对普列汉诺夫‘日志’的必要的补充”中骂得更加恶毒。“调和派”则束手无策,怨天尤人,只是说些徒劳无益的空话(见1910年4月17日拥护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社会民主党人俱乐部”所通过的决议)。

……托洛茨基(——维也纳派)的决议只是在表面上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表露”有所不同。这个决议写得非常“谨慎”,力图让人相信它是公正的,是“超派别的”。但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归罪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历史哲学”是一模一样的。

……

托洛茨基在他的决议的一开头就充分地表现了最恶劣的调和主义精神;这种“调和主义”是带引号的,是小组式的庸俗的调和主义,它看到的只是“现有的个人”,而不是现有的路线,不是现有的精神,不是党的活动中的现有的思想政治内容。

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主张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真正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而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精巧、愈是动听地用所谓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词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

——《政论家的短评》(1910年3月)《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二〇四—二〇五页


只有那些根本丧失思考能力或者乐意于勾心斗角的人才会看不到,党的中央机关的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会使取消派和召回派得胜。现在他们正在幸灾乐祸,冷眼旁观中央委员会纠缠于调和主义的空谈,纠缠于同那些不愿与党调和的人讲调和的把戏,而且正在继续纠缠下去。

取消派和召回派很能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很能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作这种空谈的英雄托洛茨基,自然也就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义务代言人;他在理论上对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同意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给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分子的一封公开信》(1910年11月)《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三七页


……呼声派把波特列索夫之流当作“合法的流派”加以保护。前进派把召回主义当作“合法的流派”加以保护。托洛茨基则想“普遍地”对两者加以保护,想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大概是用前进派的钱)。三角联盟(波特列索夫+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反对双边联盟(布尔什维克加普列汉诺夫派)。战斗部署结束了。斗争开始了。

你们都明白,为什么我把托洛茨基采取的步骤叫着冒险行为,就各方面来讲,它都是冒险行为。

这是思想方面的冒险行为。托洛茨基联合波特列索夫和马克西莫夫这些仇视“列宁——普列汉诺夫”(用他们喜爱的说法)联盟的分子,纠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敌人。托洛茨基联合一切酷爱思想上的分崩离析的人,一切对捍卫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人,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不愿意学习、思考并探索分歧的思想根源的庸人。在涣散、瓦解和动摇的今天,托洛茨基很容易成为“一时的英雄”,把一切鄙陋的人物都纠集在自己周围。但是这种企图愈露骨,它所遭到的破产就愈厉害。

这是党的政治任务方面的冒险行为。现在一切迹象表明,只有真诚地、坚决地摒弃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才能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真正的联合。很清楚,波特列素夫(和呼声派)以及前进派既没有摒弃前者,也没有摒弃后者。托洛茨基则把这两者集合在一起,用欺诈的手段欺骗自己,欺骗党,欺骗无产阶级。事实上,托洛茨基除了加强波特列素夫和马克西莫夫的反党集团以外,任何结果都不会达到。这种冒险行为是必然破产的。

最后,这是组织方面的冒险行为。撤开中央而用托洛茨基的“基金”来召开代表会议,这就是分裂。……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委员会的信》(1910年12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一六页


托洛茨基这个恶棍勾结呼声报派和前进派反对我们。战争!

——《给阿·马·高尔基》(1911年)《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四五三页,列宁注释


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在全会上竭力反对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他对天发誓,说自己有党性,他得到了补助费。全会闭幕后,中央委员会削弱了,前进派加强了,他们弄到了许多钱。取消派也巩固了,他们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唾弃秘密党,以取悦于斯托雷平。

犹大什克把中央代表赶出了“真理报”,而且在“前进报”(《Vorwarts》)上写了一些取消主义的文章。全会任命的学校委员会作出明确的决定:任何党员讲师都不得到前进派的派别学校去。而犹大什克·托洛茨基违反这个决定,到那里去了,同前进派讨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计划。现在前进派已经把这个计划发表在单页上。

现在这个犹大什克又在捶胸大叫自己有党性,要人相信他决不会向前进派和取消派摇尾乞怜。犹大什克·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厚颜无耻。

——《厚颜无耻的犹大什克·托洛茨基》(1911年初)《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二八页


在党内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对纲领、策略、组织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实质看法,是特别重要的。象托洛茨基这样一些人,一面大言不惭地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对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点的取消派卑躬屈膝,现在已经成了“时疫”。他们为了飞黄腾达,廉价地宣扬“妥协”——同所有人,不管是谁,包括波特列素夫先生和召回派!——然而对于这个奇怪的所谓“妥协”的政治条件,又只好绝口不提。实际上,这是些宣扬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党的创立人投降的分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第二小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1911年6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一九九页


请把这个事实同叫喊“妥协”、叫喊仇视取消主义的托洛茨基之流所惯用的手法对照一下。这些手法已经被大家识透了:一方面大叫“我们‘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孟什维克,而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赌咒发誓“我们反对取消主义,竭力拥护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另一方面又大骂那些揭露取消派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的人,说反取消派把问题“夸大了”,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反对明显的取消派波特列素夫、马尔托夫、列维茨基、唐恩、拉林等先生们。

……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分子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工人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而托洛茨基先生之流却在欺骗工人,掩盖坏事,使坏事不能被揭露和根除,谁支持托洛茨基小集团,谁就是支持造谣和欺骗工人的政策,支持掩护取消派的政策。在国内使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国外用“革命的”空谈来掩饰他们的活动,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实质。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1911年9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二五——二二六页。


调和主义就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8-1911年反革命时代的历史任务的本质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情绪、意图、观点的总和。因此,在这个时期,许多社会民主党员从各种非常不同的前提出发,“陷入了”调和主义。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彻底,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企图给这个派别建立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组织派别和进行派别活动是知识分子“为了影响未成熟的无产阶级”而作的斗争。无产阶级成熟以后,派别活动就会自行消灭。作为派别合并的基础的,不是各个阶级关系的变更,也不是两个主要派别根本观念的进化,全部问题在于是否遵守一切“知识分子”派别间的协定。托洛茨基(一会动摇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一会又动摇到孟什维克方面去)老早就坚决鼓吹一切派别成立这种协定(或者妥协)了。

……

在反革命时代,调和派的作用可用这样的图画来描绘。

布尔什维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们党的车子沿着陡险的山路往上推。呼声派一取消派却拼命把车子往山下拉。一个调和派坐在车子上。他的态度是很和蔼很和蔼的,面容是很亲切很亲切的,简直同耶稣基督一样。全身好似慈善的化身。这位调和派一面谦逊地往下看,一面举手朝山上祷告:“上帝啊!蒙你恩佑,我不像这些——指着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妨碍任何前进步伐的险恶的派别主义者一样。”可是车子还是渐渐前进,调和派还是坐在车上。当派别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粉碎了取消派的中央国外局,因而清理出一块地基来建造新屋,来成立党内各派别联盟(或者至少是暂时的联合)的时候,调和派就走进这座新屋(一面骂派别主义者布尔什维克),拿非派别主义的甜言蜜语的圣水……洒上新居!

——《论调和分子或好心人的新派别》(1911年10月)《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四〇,二五七——二五八页


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满篇全是这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恶毒攻击,因此,不仅列宁,就连俄国代表团代表普列汉诺夫和瓦尔斯基,都不得不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抗议。

——《〈VORWARTS〉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1912年)《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一二页列宁注释。


我建议在信箱栏给托洛茨基这样的答复:“托洛茨基(维也纳)。对于无理取闹、造谣中伤的信件,我们不予回答。”托洛茨基揪起的反对“真理报”的卑鄙运动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和造谣中伤的勾当。

——《给“真理报”编辑部》《1912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一页


由于俄国大多数组织软弱无力,由于国外的一些集团脱离俄国的工作,这些集团的大多数就充分“自由地”破坏和瓦解党,它们根本不承认任何纪律,没有受俄国任何一个组织的委托而私自领导机关刊物、刊印小册子和宣言,这一切都无须赘述。除了这些原则问题上持有种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以外,照例还产生了一些毫无原则的小集团,它们作掮客,耍卑鄙的外交手腕,在“调解”党内纠纷和促进党内“团结”的幌子下施展阴谋诡计,力图从中取得政治资本。这方面的能手就是托洛茨基和他在维也纳出版的“真理报”梯什科和他的总执行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1912年7月)《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一四一页


但是,在上面援引的这段议论中,主要的是臭名远扬的所谓“欧化”,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维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这种“欧化”。这点是他们机会主义的主要宗旨之一。

……托洛茨基准备了一份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确实是完全,完全是欧洲式的草案),要建立“报刊委员会”,作为工人对工人报纸的“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18页)。看来,托洛茨基当时甚至征求过“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祝福,对于这份礼品他是特别珍视的。

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些论述“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的信件引起一片哗笑,并且使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不胜厌恶,于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最后不得不怜悯起托洛茨基,向他解释道:“报刊委员会”是无意义的,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须要用工人同取消派的“活的事业报”的“协议”来代替它(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第18页和第19页)!!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遗憾,我们只能举这么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的“欧洲”计划落了个令人耻笑的下场,现在所有取消派关于“公开的工人政党”或“合法的工人政治团体”以及关于“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等等的“欧洲”计划也都要落到这种下场的。

——《巴·波·阿克雷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1912年7月)《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七三页


……空洞的呼号,夸大的词句,对没有指出姓名的敌人的人傲慢无礼的攻击,郑重其事的保证,——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货色。

算了吧,不要再用“调和的”空话,即使是最甜蜜的空话来哄骗工人了。

托洛茨基写道:“我们有历史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按成分来说,都是纯粹知识分子的组织。”

这是在重复自由派的鬼话。事实上俄国的整个现实向工人提出了对待自由派和农民的态度问题。即使没有任何知识分子,工人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跟着自由派走,还是领导农民反对自由派。

说这个分歧的根源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这是对自由派有利的说法。但是托洛茨基重复自由派的鬼话,只会使自己出丑。

——《统一问题》(1913年2月)《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五一——五五二页


忠诚为取消派效劳的托洛茨基对自己和幼稚的“欧洲人”(他们当中喜欢亚洲的谣言的人)说,在合法运动中取消派“占有优势”,事实同样驳倒这个谎言。

——《政论家的短评》(1913年6月)《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二二一页


“工人报”是必需的,可是不能跟那个为了取消派和召回派——前进派的利益而搞阴谋活动的托洛茨基共事。我和普列汉诺夫在哥本哈根就已经对托洛茨基在《Vorwarts》[新时代]发表的非常卑鄙的文章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斗争的历史意义的问题,他还在《NeueZeit》[新时代]上发表了多么卑鄙的文章啊!

——《给阿·马·高尔基》(1930年)第一次发表,《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四四六页





二、托洛茨基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返回目录

……托洛茨基的行为证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同梁赞诺夫之流是一丘之貉!或者在编辑部内实行平等原则,服从中央委员会,除了托洛茨基以外谁也不迁居巴黎(托洛茨基这个坏蛋想用我们的钱来“维持”“真理报”的全班人马!);或者同这帮恶棍决裂,在中央机关报上揭穿他们。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1909年8月)《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四一〇页


托洛茨基不懂得发生在反革命时代的这种瓦解现象、这种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分子从社会民主工党分离出去的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的读者说什么两个派别的“瓦解”“党的瓦解”,“党的解体”。

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是一窍不通的。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绝对不懂的。大家切实地想一想,那些由于在无产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而受到党的谴责的流派分离出去,这种事情究竟是党的瓦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进一步纯洁?

第二,这种错误在实践上暴露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处心积虑地想要建立一个派别,现在,这一点由于他把中央代表从“真理报”排挤出来而被大家识破。托洛茨基为了替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不知羞耻地对德国人说,“党”正在瓦解,两个派别正在瓦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挽救一切。事实上,我们现在都看到,托洛茨基分子的最新决议(1910年11月26日维也纳俱乐部名义发表)也特别清楚地表明,信任托洛茨基的只有取消派和“前进派”。

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达到了何等厚颜无耻的地步,有下面的例子为证。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的“工人群众”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站在他们的圈子以外(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他还提出了“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党人”这种说法。

波特列索夫先生及其同伙们听了这些话又怎能不跑去同托洛茨基接吻呢?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0年底)《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八九——三九〇页


托洛茨基攻击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联盟的狂语并不新鲜,他的决议的最后一句话却是新鲜的:维也纳俱乐部(即托洛茨基)筹备了一笔“用来准备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的全党性的基金。”

真是新鲜,这是公开主张分裂,这是直接破坏党的合法性,这是托洛茨基自招灭亡的冒险行为的开始。……

很清楚,这是破坏党的合法性的阴谋,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央。而能够召开代表会议的只有中央。不仅如此,托洛茨基自从1910年8月把“真理报”中的中央代表赶走之后,就丧失了一切合法性,把“真理报”从中央代表支持的机关报变成了纯粹派别组织的机关报。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俄国委员会的信》(1912年12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四页


在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决议后面既隐藏着一定的实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的活动。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它掩盖着呼声派为了搞垮我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决议号召各地方组织不顾中央的意志,违反中央的意志来进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这个决议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的目的:搞垮取消派所仇视的中央机关,同时也把整个党组织搞垮。对呼声派和托洛茨基的这些反党活动揭发得还不够,还要同他们进行斗争。凡是珍视党、珍视恢复党的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最坚决地反对一切纯粹从派别组织、小集团的角度出发,纯粹为了派别组织、小集团的利益而竭力破坏党的人。
《论党内状况》(1910年12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七页

凡是关心俄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一个取消派,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高加索人的联盟(同盟)。

……

读者只要想一想:从1912年8月起,托洛茨基就是八月统一联盟的首脑之一,但是在整个的1913年,看来他已经脱离了“光线报”和“光线派”。在1914年,这位托洛茨基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同时仍旧在“北方工人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挂个虚名。……

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没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袭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

……

事实上,托洛茨基在特别响亮的空洞的和含糊的词句掩盖之下,愚弄不觉悟的工人,并且对地下组织的问题默不作声,硬说我国没有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等等,这样来保护取消派。

……

而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七人团”和托洛茨基是最最恶毒的分裂派,他们破坏了自己的八月联盟,背弃了党的所有决议,离开了地下组织和组织起来的工人。幸亏工人已经知道了这一点,而且所有觉悟工人正在反对破坏统一的取消派建立自己的真正的统一。

——《〈八月)联盟的瓦解》(1914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五一——一五四页


……托洛茨基为卢森堡的某些门徒效劳,真是狗熊帮忙,他以“斗争”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在第二期(1914年3月)上写道:

“……波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自决权’毫无政治内容,应该从党纲中删去。”

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比敌人还危险!除了他的“私房话”(就是播弄是非,这是托洛茨基的惯技)以外,他找不到什么证据来把一般“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算作是卢森堡每篇文章的拥护者。托洛茨基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描写成没有气节、没有良心、连自己的信念和自己的党纲都不尊重的。好一个喜欢为人效劳的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间。
《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四八——四四九页

……我们说托洛茨基是“最坏派别活动残余”的代表,是完全正确的。

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国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口头上标榜非派别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这就是派别活动,这里具备了派别活动的两个重要特征:(1)名义上承认统一,(2)事实上各自为政。这就是派别活动的残余,因为这里根本找不到同俄国群众性工人运动的真正关系。

最后,这是最坏的一种派别活动,因为它在思想上政治上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而真理派也好(甚至我们的死敌尔·马尔托夫也承认,我们就一切问题所通过的众所周知的正式决议,建立了“团结和纪律”),取消派也好(他们的面貌很清楚,至少这些著名人物的面貌很清楚,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面貌,而正是自由派的面貌),都具有这种明确的立场。

不能否认,从维也纳和巴黎的角度(决不是从俄国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的那些同托洛茨基派类似的派别组织,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有某些明确的立场的。例如,马赫主义的“前进”集团拥护马赫主义理论,是明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坚决反对这些理论,拥护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理论上谴责取消派,这也是很明确的。

而托洛茨基呢,在思想上政治上却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所谓“非派别性”的专利权,不过是他在各派之间任意飞来飞去的专利权而已(关于这点,我们下面就要详细谈到)。小结:

(1)托洛茨基不说明、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别之间思想分歧的历史意义,虽然在社会民主党20年来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分歧,而且牵涉到当代所有的基本问题(这一点,我们还要谈到);

(2)托洛茨基不了解,派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名义上承认统一,事实上各自为政;

(3)托洛茨基打着“非派别性”的旗帜,在庇护一个最没有原则、在俄国工人运动中最没有基础的国外派别组织。

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词句虽然灿烂夺目,娓娓动听,可是没有丝毫内容。

……

……托洛茨基非常欢喜“以博学的专家的姿态”,说些夸张漂亮的词句,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14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九——三三〇,三三二——三三三页


托洛茨基称自己的新杂志为“非派别性”杂志。他在广告中把这几个字放在首要地位,他用各种调子强调这一点,在“斗争”杂志编辑部的文章中强调过,在该杂志出版以前,他在取消派的“北方工人报”上发表的关于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

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的派别活动残余的最坏的代表者,想用“非派别性”的幌子来欺骗年轻一代的工人。这一点很值得加以说明。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14年5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二六页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年),给这些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20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别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谈论同他人联合的“强国”。

必须使年青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据不愿理睬党从1908年起就确定和规定了的对取消主义的态度的决议,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已经使大多数人在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

——《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14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四六——三四七页


读者可以看到,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庇护讹诈行为的还有托洛茨基,不过形式上更隐蔽、更胆小罢了。托洛茨基以撰稿人“恩·尔·格·”的笔名在“斗争”杂志第6期上发表文章,一句话都没有指责唐恩和马尔托夫的“活动”却斥责真理派带来了“仇恨和分裂的祸种”(第44页)!!这样说来,“祸种”根本不在于诽谤,而在于执行党关于资产阶级影响传导者和地下组织诽谤者的决议。我们要这样记下来。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八七页,列宁注释


……民粹派和取消派以及各种知识分子集团,如“前进派”、普列汉诺夫派、托洛茨基派,它们的一个主要缺点,甚至可说是最主要的缺点(或者说对工人阶级所犯的罪孽)就是主观主义。他们处处都把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意见”自己的估计、自己的“希望”当作工人的意志,当作工人运动的要求。比如,他们讲到“统一”时,便目空一切地忽视俄国大多数觉悟工人在1912年年初至1914年年中这两年半来建立真正统一的经验。

——《表明工人运动中各派力量的一些客观材料》(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三八五页





三、托洛茨基是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返回目录

我看,罗兰——霍斯特,同拉柯夫斯基(看过他的法文小册子吗?)、托洛茨基一样,都是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因为他们通过各种不同形式都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合作,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粉饰机会主义,利用(采取不同方式)折衷主义来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给亚·米·柯伦泰》(1915年夏)《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八四页


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这是一条公理。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的拥护者或可怜的奴才才会反驳它。属于前一类的,有组织委员会的谢姆柯夫斯基(组织委员会“通报”第2号)等人。属于后一类的,有托洛茨基和布克沃也德,而在德国则有考茨基。托洛茨基写道,希望俄国失败,这是“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作毫无必要的毫无道理的让步、社会爱国主义是用一种在目前情况下极随意作出的祸害最小的方针,偷换了反对战争和产生战争的条件的革命斗争”,(“我们的言论报”第105号)。

这是夸夸其谈的典型,托洛茨基经常就是这样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的。所谓“反对战争的革命斗争”,如果不是把它理解为在战时也采取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行动,那不过是毫无内容的空叫,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就是这方面的能手。……

托洛茨基夸夸其谈,遇到三棵松树就迷路了。他以为希望俄国失败,就是希望德国胜利(布克沃也德和谢姆柯夫斯基更加露骨地表明了这种与托洛茨基相同的“思想”,确切些说,胡思乱想)。托洛茨基认为这一点就是“社会爱国主义的方法论”!

——《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1915年7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五三——二五四页


托洛茨基(更不必说亚·波特列索夫)在策略上和组织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他害怕,或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承认机会主义流派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同我们今天的民族自由派(或社会民族主义)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事实。否认这种“成熟”和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践上至少会导致对于到处流行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或民族自由主义的)祸患感到束手无策。

一般说来,亚·波特列素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弗·科索夫斯基(他甚至替德国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军费开支这种民族自由主义的行为辩护起来了)和托洛茨基都是否认机会主义和社会民族主义的联系的。

——《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三一页


马尔托夫可以随便耍花样。托洛茨基可以大喊我们闹宗派,以此(屠格涅夫的……主人公的旧药方!)来掩饰自己的当然是非派别性的“指望”:……

因此,他们实际上勾结在一起,同非党工人和民粹主义者一起,反对我们党,拥护要工人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政策。

——《组织委员会和齐赫浑党团有没有自己的路线》(1916年2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三〇页


齐赫泽及其同伙很明显是在动摇。他们是“我们的事业”杂志的忠实朋友,阿列克辛斯基对他们很满意。(希望普列汉诺夫+阿列克辛斯基+他们的同伙已经看过“战争?真是无耻透顶!!)他们在托洛茨基的导演下“扮演着”左派的角色!!我认为他们骗不了有觉悟的真理派分子。

——《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24年第一次发表)《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八七页。


而托洛茨基呢?他竭力主张自决,但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不要求被某一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他对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默不作声!这种“反兼并的斗争”是欺骗工人,而不是解释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是嘴上敷衍,而不是具体地指出国际主义者的职责;是向民族主义的偏见、民族主义的私利让步(“我们”大家,资产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都会从“我们”祖国压迫别的民族得到“好处”!),而不是同民族主义斗争。

——《论“和平纲领”》(1916年3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一六一页


现在露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如连奇之流,竟公然出面既反对自决,又反对否认兼并。而考茨基分子是假装承认自决,在我们俄国走这条道路的有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人也和考茨基一样,口头上拥护自决。实际上呢?如果拿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的“民族和经济”一文来看,就可看到托洛茨基那套用惯了的折衷主义:一方面,经济使各民族融合,另一方面,民族压迫又使各民族分离。结论呢?结论是:占统治地位的伪善态度仍然没有被揭穿,宣传没有生气,没有触及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接近实际的问题,即对于受“我的”民族压迫的民族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关于自决权问题的争论总结》(1919年7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五三一——三五四页


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不知道只有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实行这种“抵抗”,不知道这只能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这正是他所以称为社会自由主义者的本色!不过,他早在1902年就出色地领会了“欧洲联邦”(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就是说,他知道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就是依靠剥削亚非两洲来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的欧洲;他知道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是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某些阶层的一部分,他们由于受帝国主义超额利润的收买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看门狗和工人运动的败坏者。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〇八页


非常遗憾,甚至Kautsky und Wurm都没有看出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那些文章的庸俗和卑劣。为了弄清问题,我试图给考茨基写封私人信。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以“学术性的”文章为幌子,为所欲为地大肆造谣和撰写诬蔑性的文章,这简直是胡闹!!

——《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1925年第一次发表)《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四三七页


……——而托洛茨基同右派勾结在一起反对尼·伊凡·的消息又是多么令人痛心。托洛茨基这个猪猡——满口是左的词句,实际上却同右派勾结在一起反对齐美瓦尔得左派!!(您)应当揭露他,即使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封短信也好!

——《给亚·米·柯伦泰》(1924年第一次发表)《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七六页


我看,在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同社会爱国主义者一道(如果同组织委员会、托洛茨基之流这些动摇分子一道,那更危险了)作愚蠢的“联合”尝试,而要用彻底的国际主义精神继续进行本党的工作。

——《给亚·米·柯伦泰》(1924年第一次发表)《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九一页


……托洛茨基来了,这个坏蛋马上同“新世界”的右翼勾结起来反对齐美瓦尔得左派!!就是这样!!好一个托洛茨基!!他总是他那一套=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7年2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七九页





四、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反党活动|返回目录

究竟该做什么呢?应当“auss Prechen was ist”,“有什么,说什么”,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

[指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一小撮追随者的立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顽固地坚持布尔什维克必须参加预备议会,企图以吸引党离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起义,而建议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在1917年9月20日(10月3日)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称,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决定政权的问题。他向敌人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规定的起义日期。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抵制预备会议。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即使短时期地参加预备会议也是严重的错误。按照列宁的建议,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发动了起义。苏维埃大会只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里接收了政权。]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

——《危机成熟了》(1917年10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六五——六八页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的言论考虑得愈多,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也就愈无可怀疑。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了。请听吧,他完全同意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比他说得更多,这难道不容易了解吗?党的责任,就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决定(必须进行武装起义,说明起义已经完全成熟,说明起义的全面准备工作等等的决定),……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0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〇三页


上述提纲是我在党的工作人员于1918年1月8日举行的一个规模不大的非正式的会议上宣读的。在讨论提纲的时候,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意见:参加会议的人约有半数拥护革命战争(这种观点有时也叫“莫斯科的”观点,因为我党莫斯科省委员会采取这种观点比其他组织为早);其次,约有四分之一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即“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不签订和约”,最后,约有四分之一同意我的意见。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二四页


同志们,我在自己的演说中已经说过,不管是我或是支持我的人,都不可能接受这个修正案。……[在讨论和表决列宁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时,托洛茨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修正”,反对苏维埃政府与乌克兰拉达以及芬兰资产阶级签订和约。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否决了他们的“修正”。]我们应当把随时可以废除和约的全权赋与中央委员会,但这决不是说,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立刻废除和约。现在,我们不应当使自己受到任何约束。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修正意见,会得到那些根本反对批准和约的人的拥护,会得到那些主张中间路线的人的拥护,而这种中间路线会重新造成这样的情况:任何一个工人和士兵都丝毫不了解我们的决议。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1918年)《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〇八——一〇九页


托洛茨基同志说:这将是名副其实的叛卖行为。我肯定地说,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为了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两个人在一起走路,突然遭到十个人的袭击,其中一个人在抵抗,另外一个人跑掉了——这是叛卖行为;但是,如果人数各为十万的两支军队,遇到五支敌军的袭击,其中一支军队被二十万敌军包围了,另一支军队应该去增援,但是它知道,其余三十万敌军已经严阵以待,等待它自投罗网。这时能不能去增援呢?不能,决不能去增援。这不是叛卖行为,也不是懦怯行为,因为数字的增大改变了整个概念,每个军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这并不是个人的见解;我采取这样的行动,就可以保存自己的军队,敌人只能俘虏到另一支军伍,我将整顿自己的军队,我有友军,我等待友军的到来。

——《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载于1919年1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〇二——一〇三页





五、列宁在职工会问题上对托洛茨基的批判|返回目录

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表现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时,自己又犯了错误。照他说来,保护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是工人国家里的工会的作用。这是一个错误。……

……从我们的党纲(这是“共产主义入门”的作者十分熟悉的文件)里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家。我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我应当怎么说呢?——帽子,加在它的头上。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这种实际上形成的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能够没有工会来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它把我们带到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理想里面去了。这种理想,我们要再过15-20年才能实现,而且是否在这个时间内就一定能实现,我还不能肯定。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只要我们不陶醉于、不迷恋于知识分子的空谈或者抽象的概念,或者那种外表上看起来有时像是“理论”,而实际上是错误的东西,是对过渡的特点的错误估计,那末,对于这种现实,我们是能够很好的认识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1920年12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页


……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公布了委员会的名单。托洛茨基退出了委员会,破坏了它,不愿意工作。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卢托维诺夫喜欢扮演反对派的角色。的确,奥新斯基也是这样。坦白说,这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角色。但是难道这就是理由吗?奥新斯基搞各种运动搞得很好。虽然奥新斯基也喜欢搞“反对派运动”,我们还是应当同他一起工作。而象破坏委员会这种手段,则是官僚主义的,非苏维埃的,非社会主义的,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有害的。……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1920年12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十九页

现在我试把我所理解的意见分歧的实质和斗争阶段的更替大致地叙述如下。

第一阶段。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11月2日至6日。斗争的开始。在中央委员中,“斗士”只有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两人。托洛茨基说出了后来成了“惯用语”的对工会的“整刷”。托姆斯基同他进行了热烈的争辩。……

第二阶段。11月9日的中央全会。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提纲草稿”:“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这个提纲在工会的“严重危机”以及新的任务和方法这些诗句的掩盖或粉饰下论述了“整刷”政策。……

托洛茨基的提纲被否决了。采纳了列宁的提纲。最后定案的决议以10票对4票(托洛茨基、安得列地夫、克列斯廷斯基、李可夫)通过。……

中央委员会推选了一个工会委员会,托洛茨基同志也被选入了委员会。但托洛茨基拒绝在委员会工作,正是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同志原有的错误,使它后来发展成为派别活动。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提出错误的提纲)不过是一个很小的错误,象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的。

第三阶段。12月间水运员工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12月7日的中央全会。主要的“斗士”已经不是托洛茨基和列宁,而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了。……

第四阶段。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2月25日托洛茨基发表“纲领性小册子”即“工会的作用和任务”。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无疑是有权发表纲领的,因为12月24日中央曾许可自由争论,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就更加扩大了错误,这就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

第五阶段。在12月30日全俄数千名党的领导工作者的会议。即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国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争论。争论全面地展开了。一方面是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布哈林想要“缓冲”,但是说的都是反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话,而没有一个字反对托洛茨基。……

我个人认为,12月30日鲁祖塔克宣读提纲是整个争论的关键。事实上,无论布哈林同志或者是托洛茨基同志,都找不出任何话来反对这个提纲,而只好捏造事实,说这个提纲的“最好的一半”是由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哥尔茨曼、安得列也夫、柳比莫夫草拟的。而且托洛茨基还因此很得意地和委婉地讥笑列宁的“外交手腕”没有成功,说列宁想“取消和破坏”争论,想找一个“避雷针”,而“结果出乎意外,抓到的不是避雷针,而是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云云。这个捏造的事实,当天(12月30日)就被鲁祖塔克推翻了。……

我们就暂且假定布哈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捏造的事实是真的。那末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这种假定一样把他们打击得这样彻底了。因为,如果“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曾把自己的“新”思想放进鲁祖塔克的决议,如果鲁祖塔克接受了它们,如果所有的工会(在11月2日至6日这几天时间内!!)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如果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对它提不出任何反对意见,那末从这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切意见分歧都是虚构的,不论托洛茨基也好,“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也好,都没有任何“新的任务和方法”,一切实际的和主要的东西,都已经由工会说明、采纳和决定了,而且在中央提出这个问题以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第六阶段。彼得堡组织发表宣言“告全党书”,反对托洛茨基的纲领,莫斯科委员会发表反宣言(1月13日“真理报”)。……

第七阶段。工会委员会结束了工作,并且发表了纲领(一本小册子,标题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纲领发表在1月18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时又有施米策彼罗维奇和米柳亭参加署名。

1月16日,“真理报”上出现了布哈林的纲领……

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团结的增长(因为9位中央委员的纲领是同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则是涣散和瓦解。而布哈林等人的提纲,乃是思想瓦解达到顶点的表现。

——《党内危机》(1921月1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六——三三页。


同志们,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和我争论时特别客气,他责备我,或者说称呼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应当感谢他的这种恭维,但是我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回敬他,这是很遗憾的。……托洛茨基同志在1921年1月2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他对工会争论问题的结论。他在“有分歧,但何必引起混乱?”这篇文章中责备我引起了混乱,怪我提出了谁开头炮的问题。但是,这种责备是应当完全送还给托洛茨基的,他是在嫁祸于人。作为他整篇短文的根据是,他提出了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问题,而谈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不,造成意见分歧并且使分歧不正常的不是这个问题。……争论的起点并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整刷”这句口号,它是在11月2日至6日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同志在大剧院的一次争论中,曾经当着许多负责干部的面责备我,说我破坏了争论。我把这也看做是对我的恭维,我是极力破坏过当时的那种争论的,因为在艰苦的春天,这种行为是有害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一点。

现在,托洛茨基同志笑我提出谁开头炮的问题,并且对我为什么责备他不参加委员会感到奇怪。我所以提出责备,是因为这一点有很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同志,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不参加工会委员会就是破坏中央委员会的纪律。当托洛茨基同志谈到这个的时候,已经不是争论,而是在动摇党,而是在怨恨了。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九八——一九九页。


……托洛茨基同志选了“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这样一个广泛的题目,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就应当问:究竟为什么我们不能真正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呢(我们是非常需要齐心协力地进行工作的)?是因为在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1921年)《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五页。


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任务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样说是不对的,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二页。





六、列宁对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返回目录

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是存在的,决不能把它一笔勾销。但它有两部分。它的贫苦部分是跟工人阶级一道走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1917年)《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二四页。


……帕尔乌斯下面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俄国临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府”。如果不是讲偶然的、很短促的事件,而是讲比较长期的、多少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革命的专政,那末他所说的那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只有依靠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稍微巩固的(自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专政。目前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还是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有产者群众,即和城乡贫民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对多数。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分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3月)《列宁全集》第八卷,二六〇——二六一页。


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托洛茨基的那些得到马尔托夫同志赞许的论断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个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显然,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来看,或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这都是错误的。

……

马尔托夫同志所援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二个说法,同样是错误的。说“全部问题就在于:谁决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在政府政策上团结清一色的大多数”等等,这是错误的。马尔托夫同志引证这一点作为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论据。这一点就更加错误了。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个论断中,认为民主居民的代表可以参加“工人政府”,就是说,认为政府可以由无产阶级的农民的代表组成。至于无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参加政府,这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很可能不但同托洛茨基有分歧,甚至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也有分歧。

……

最后,马尔托夫同志引的托洛茨基的第三点意见是最错误的,而他却认为是“正确的”,这个意见是:“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并不像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时那样自觉。”资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能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的状况会保存下来。

——《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1909年3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三四四——三四七页。


……马尔托夫也好,托洛茨基也好,他们都把不同的历史时期混淆起来,他们都拿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俄国同早已结束这种革命的欧洲相提并论。在欧洲,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实际政治内容是发动无产阶级为了争取政权去同在国内已经建立了完全统治的资产阶级作斗争。在俄国,目前还仅仅是建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它或者是建立得象容克君主国(如果沙皇制度战败了民主势力),或者是建立得象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如果民主势力战败了沙皇制度)。而在现代俄国民主势力的胜利只有在农民群众跟革命无产阶级走而不是跟背叛成性的自由派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1910年底)《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三七九页。


……自由资产阶级必然要这样议论,说最好是缓慢地、觉察不到的缓慢地改革陈旧的劳动条件,而不要彻底破坏旧制度;最好是保存旧制度,而不要彻底破坏。相反地,对农民和工人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发表这样的议论;经济状况使他们要进行真正坚决的冲突。就像民粹派对农民的看法一样,托洛茨基对工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认为,这种冲突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可是,毫无疑问的是,所有旧的、陈腐不堪的、资产阶级前的东西,这种冲突都可以而且只有这种冲突可以(冲突取得一定结果的时候)消除干净,彻底消灭。

俄国的地主,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多尔哥鲁科夫,一直都用历史上空前的奴颜婢膝、因循守旧和惧怕转变的心理教育我国的自由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在俄国当前的经验和政治情况下,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冲突”的时代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指这个词的历史方法论的意思)在工人发挥领导作用的参加下,正在把这个阶层教育成为没有上述讨人喜欢的品质的资产阶级;能不能教育成那样呢?这个问题只有到俄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代结束以后才能回答。在此以前,俄国政治思想界的一切进步派别必然分为两大基本类型:倾向于极力按普列什凯维奇所喜欢的办法来改造俄国的自由派掌握领导权,还是倾向于领导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前进的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1911年12月)《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三九四——三九五页。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他们已经变质了,他们可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现在正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的土地”(托洛茨基继1912年1月代表会议之后在1915年所重复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那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坚定精神也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带动起来(第217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竟糊涂到了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5-1915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沉睡未醒的分子,促进了农村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从1906年以来就主张农村无产阶级要单独组织起来,并把这个要求列入孟什维克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城市无产阶级的接近。但是“农民”同马尔柯夫——罗曼诺夫——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个真理是如此明显,甚至连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洋洋万言的几十篇文章也“推翻”不了。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915年11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九八——三九九页。


第二节: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 |返回目录

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的批判|返回目录

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旧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它十分自惭形秽和狼狈不堪,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温和得多,但是它在实质上无疑保存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这是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宁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关于“不断”革命问题。 新托洛茨基主义不认为有必要来公开捍卫“不断”革命论。它“只是”断定,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结论:列宁主义在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东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宁主义在战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产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一部分是战前的列宁主义,“不中用的”“旧”列宁主义。它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战后的、十月革命时期的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主义需要这个分割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第一个比较“可行的”必要步骤,以便于采取下几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步骤。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一九〇三年,经历了二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

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思潮和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一九〇三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内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制定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这种纪律。”(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八页)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因此,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理论的。

(二)关于党性问题。 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论已经丢丑到这种地步,现在竟没有人愿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们党的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们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十年革命以后的历史。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们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则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们党的“史前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们党的新老干部之间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三)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领袖问题。 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姿态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我认为有必要举几个例子。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托洛茨基在他的“论列宁”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的评述看来,列宁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于是使人得到一个印象:列宁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说出这种不必要的和没有根据的荒谬言论呢?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极重要问题的中国官吏。

你们想知道我们党是怎样决定解散立宪会议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的话吧:
“列宁说:‘当然应该解散立宪会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怎样呢?’
然而,纳坦松老人很使我们感到安慰。他来找我们‘商量’,开口就说:‘要知道,也许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喊道:‘好极了!说得真对!你们的人都赞成吗?”纳坦松回答说:‘我们有些人正在动摇,但是我想他们终究是会同意的。’”

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们想知道党是怎样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的话吧: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们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最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破坏列宁声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难道是为了颂扬党的领袖弗·伊·列宁吗?不大像。
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托洛茨基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评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宁,而是一个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议党“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渺小的布朗基主义者。但是我已经讲过,这种评述是一点也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做这种令人愤怒的……不确切的评述呢?这里没有“稍微”破坏列宁的威信的企图吗?

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在哪儿呢?它的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们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〇五——三O九页。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论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纯粹“俄国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说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终不倦地一再说,俄国无产阶级不和这些异民族群众结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再三说过,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间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吗?谁不知道,殖民地解放问题实质上就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摆脱财政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俄国的”理论,而是世界各国必须采用的理论。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现象。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〇页。)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一九O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现在,甚至拉狄克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现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们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在大战时期的立场,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场,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没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大家知道,列宁在评论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时,责备托洛茨基“否认”“农民的作用”,说“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

我们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他已经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查他的“不断革命”论并改正他的错误的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O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在这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落的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廷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论有什么区别呢?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的“不新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跃进式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含义说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始终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跃进式的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发生停顿,在另一些国家发展中却发生跃进。同时,落伍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阵地,而跃进的国家又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来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来看吧。

托洛茨基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很明显,这里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说,因为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O六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错误,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较晚时期的观点。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纲领”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现在(一九二四年)编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托洛茨基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注)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

可见在我们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

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象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说,我们是需要援助的。但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的附属国家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到现在为止,这种同情和这种帮助,再加上我们红军的实力和俄国工农挺身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这一切是不是足够击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取得必要的环境来进行真正的建设工作呢?是足够的。这种同情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无疑是在增强。这样,我们有没有有利条件来不仅推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并且援助西欧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七年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能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开始了雄伟的劳动高潮呢?不,不能否认。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托洛茨基因为热衷于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不知不觉地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论据。

也许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也陈旧了,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现在的观点了吧?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即在俄国胜利以后所写的最近的著作来看吧。例如,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许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的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托洛茨基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意见,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曾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论”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相容呢?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绝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们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O五页)

托洛茨基的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页)

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说,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的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克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一六——三二八页


我在报告中说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在我国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我说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远没有建立,还必须把它建立起来。其次,我说过,问题因此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后,我说过,如果用阶级语言来述说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呢?

托洛茨基在其演说中断言,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的在政治上战胜它。这当然是不对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从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说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指的在经济上战胜它,因为在政治上它已经被战胜了。

在经济上战胜苏联资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见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二十一页至二十二页。——编者])

这就是我在报告中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实质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确切地说明了列宁在其著名的“论粮食税”小册子纲要中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经济基础”所下的定义。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我们能否指望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这就是现时我们意见分歧的基本问题。

托洛茨基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干脆避开了这个问题,大概他认为默不作声是比较明智的。

至于我们正在建立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至少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
(甲) 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是联合的大生产,我国非国有化的生产则是分散的小生产,大家知道,大生产而且是联合的大生产对小生产占优势,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乙) 我们社会主义化的生产已在领导并开始控制小生产,无论城市的或乡村的小生产都是一样;
(丙) 在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前者对后者占有无疑的优势,并在步步前进,在生产或流通方面不断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至于促使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其他一些因素,我就不谈了。

有什么理由推断说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过程今后不会再延续下去呢?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谈到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硬说“我们正在日益脱离孤立的战时共产主义而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

这样说来,有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的我国国民经济,正在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我所以讲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因为现实世界上并没有另一种世界经济。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荒谬的。这是托洛茨基醉心于派别活动的表现。

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正象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为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比方说,我们是从“美孚石油公司”那里得到贷款。我们从德国资本家那里得到贷款。但是我们得到贷款,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石油,需要我们的粮食,需要我们的市场来销售装备。不可忘记我国占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是一个广大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不和我们的市场保持某种联系是不行的。这一切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的依赖。在这里依赖是双方面的。

这是不是说我国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使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能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任何输出输入,不会输入本国没有的产品,因而也不会输出自己的产品呢?不,不能这样断言。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互相依赖的表现。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这样。你们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输出和输入的国家。就拿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美国来说也是如此。能不能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英国或美国是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依赖输出和输入,他们依赖其他国家的原料(例如美国依赖橡胶和其他原料),它们依赖销售市场以销售自己的装备和其他成品。

这是不是说既然没有绝对不依赖他国的国家,也就不能有各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呢?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国依赖其他国家,正象其他国家依赖我国国民经济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

但是托洛茨基不仅说到我国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他还把这种依赖性曲解为我国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结合。把我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可是,难道我们国家是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吗?当然不是!同志们,这是愚蠢的。这是不严肃的。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们国有化的运输、我们国有化的信贷、我们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已走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假如这是对的,我们就不会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获得胜利。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实际上我们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

这样说来,我国国民经济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之下发展,因为目前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世界经济。

这对不对呢?不,不对。这是资本主义豺狼梦想,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呢?资本家嘴里的控制不是一句空话。资本家嘴里的控制是一种实在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控制首先就是财政上的控制。可是,难道我们的银行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们是在欧洲资本主义银行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吗?财政上的控制就是在我国设立各个资本主义大银行的分行,就是设立所谓“女儿”银行。可是,难道我国有这样的银行吗?当然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就永远不会有。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控制我们的工业,使我们社会主义工业非国有化,使我们运输业非国有化。可是,难道我们的工业不是国有化的吗?难道它不正是作为国有化的工业而在发展吗?难道有人打算把我们国有化的企业,即使是一个企业,变为非国有化的吗?当然,我不知道在托洛茨基那里,在租让委员会里有什么打算。(笑声)不过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破坏国有化的人就不能在我国立足,这一点可以不必怀疑。

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有权支配我们的城市,就是取消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知道,西方的资本家在竭力冲破对贸易垄断的铁壁时曾不止一次碰得头破血流。大家知道,对外贸易的垄断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工业的盾牌和屏障。可是,难道资本家在取消对外贸易垄断这件事情上已经获得胜利了吗?只要苏维埃政权存在,对外贸易垄断无论如何要长久存在下去,这难道不易理解吗?

最后,资本主义的控制就是政治上控制,就是使我国丧失政治上的独立性,使我国的法律适合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和口味。可是,难道我国不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吗?难道我们的法律不是根据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来制定的吗?为什么不举出事实,即使是一个事实,来说明我国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呢?让他们举举看吧。

资本家就是这样理解控制的,当然,这里是说实际的控制,而不是空谈什么有名无实的控制。

如果说的是这种实际的资本主义控制(也只能是这种控制,因为只有蹬脚的文人才能空谈有名无实的控制),那末我应该声明:在我国没有这种控制,只要我们的无产阶级存在,只要我们有苏维埃政权,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控制。(鼓掌)

托洛茨基在发言时说:

“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止巩固一年或十年,而会巩固半世纪甚至一世纪。”(见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演说速记记录)

这样说来,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实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混淆了一切概念和前途。

封建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奴隶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二百年,也许略少些。不这样也不可能,因为当时发展的速度极为缓慢,而生产的技术又非常原始。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为了证明自己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大约费去了一百年,或者不到一百年。还在封建社会内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就已显示出它比封建经济制度优越,并且优越得多。这里时间长短的不同是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有更快的发展速度,有更发达的技术。

从那时起,技术显示了空前的进步,发展速度简直快极了。试问,托洛茨基有什么根据来推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呢?

领导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并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因素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

既然如此,在这里还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喊声:“对”)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有两个。
第一、 托洛茨基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驳时,已经从旧的论战基地退到新的基地了。从前反对派是从内部矛盾、从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来进行反驳,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现在托洛茨基则强调外部矛盾,强调我国国民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间的矛盾,认为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从前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现在他改变战线,退到另一个基地来批评党的立场,硬说我国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于是他也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反对派的旧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 托洛茨基的退却是退却到绝路上去了,退却到泥坑里去了,托洛茨基实际上是直接公开地退却到苏汉诺夫那里去了。实质上托洛茨基的“新”论据归结起来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就是:由于经济的落后性,我们没有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地步,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条件,我国国民经济因而正在变成而且定要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属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经济单位。

但这是“苏汉诺夫思想”,是露骨的赤裸裸的“苏汉诺夫思想”。

反对派滚到孟什维克苏汉诺夫那里去了,滚到直接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可能胜利的苏汉诺夫立场上去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一 一三页至一二三页。





二、斯大林在其他问题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返回目录

我们的意见分歧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加强工人阶级的劳动纪律的方式问题;对待被吸引来参加恢复工业事业的工人群众的方法问题,把目前薄弱的工会变成能够恢复我国工业的强有力的真正的产业工会的途径问题。

有两种方法:强迫方法(军事方法)和说服方法(工会方法)。第一种方法决不排斥说服的因素,而说服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强迫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铺助手段。第二种方法也不排斥强迫的因素,而强迫的因素在这里服从于说服方法的要求并且是它的铺助手段。把这两种方法混淆起来是不能容许的,正象不容许把军队和工人阶级混淆起来一样。

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批党的工作人员醉心于军队中军事方法的成就,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这种方法搬到工人中间来,搬到工会中来,以便在巩固工会和恢复工业方面获得同样的成就。可是这批人忘记了军队和工人阶级是两个不同的集团,对军队适用的方法对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和有害的。

……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中央做了决定,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共产党党团根据中央的决定通过了下面的决议。“必须最坚决最有计划地反对由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式蜕化为官僚主义、刚愎自用、官场习气和对工会的琐碎监督……对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人中央委员会)来说,因特殊条件而实行特殊管理方法(为此成立了铁道总政治部)的时期也开始结束”,因此,代表会议的共产党党团“建议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大力推行和广泛使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责成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积极参加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般工作,并以与其他工会组织同等的资格加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见“真理报”第二五五号)。但是,托洛茨基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竟不顾这项决议,在整个十一月份内继续实行半官僚主义半军事的老路线,照旧依靠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企图“整刷”和破坏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捍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对其他工会组织的特权地位。此外,托洛茨基在十一月三十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又“突然”声明说:“水运总政治部……在最近两三个月内无论如何还不能解散。”结果怎样呢?在这封信发出六天以后(十二月七日)同一个托洛茨基又在中央委员会“突然”赞成“立即撤销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并且根据正常的民主原则将这两个机关的全部人员和资产移交给工会组织”。他是赞成这一点而反对七个中央委员的八个中央委员之一,当时有七个中央委员认为撤销这些机关还不够,他们要求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为了挽救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现有的成员,托洛茨基赞同撤销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总政治部。

这六天内有什么变化呢?也许铁路员工和水运员工在这六天内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铁道总政治部和水运总政治部了吧?或者在这短短的时期内国内或国外的政治局势发生重大的变化了吧?当然不是。问题在于水运员工坚决要求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撤销总政治部,更换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而托洛茨基集团怕自己垮台,希望至少能保住运输工会中央委员旧有的成员,于是不得不退却,做了一些谁也不能满足的局部的让步。

……

现在可以认为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已经被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实践推翻了。托洛茨基领导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去影响其他工会,本想活跃和振兴工会,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他得到了什么呢?他得到的是:同工会内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冲突,大多数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分裂,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下层”痛恨“专员”。换句话说,不但没有使工会振兴起来,而且连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开始瓦解了。毫无疑问,如果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会里去,那末那里也会出现同样一幅冲突、分裂和瓦解的图画。结果工人阶级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分裂。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现在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要管理这样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牢固的信任,因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领导这样的国家。但是要保持和巩固大多数工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

用强迫和从上面“整刷”工会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任务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些方法会分裂工人阶级(请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此外,不难理解,采用强迫的方法一般说来既不能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斯大林:《我们的意见分歧》(1921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五卷,第六——十三页


让我们看一看,在关于十二月五日以后的反对派的政纲问题上谁是对的?在托洛茨基的信中提到的四个新问题上谁是对的?

第一个问题,干部蜕化。 我们一向都要求指出干部蜕化的事实。但是,他们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事实,而且也提不出来,因为天地间没有这种事实。经过切实的考察,我们都看出蜕化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而某些反对派首领倾向于小资产阶级政策的倾向倒是有的。究竟谁是对的呢?似乎不是反对派。

第二个问题: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 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一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又错了。

第三个问题:惩罚机关,攻击党的机关。 谁是对的呢?仍然不是反对派。他们已经卷起攻击机关的旗帜而转为防御了。你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他们在反对党的机关的斗争中是怎样狼狈退却,挣扎脱身的。

第四个问题:关于派别组织,关于集团。 托洛茨基声明说,他坚决反对集团。这很好。但是,如果必须谈谈经过,那末请允许我再提一下某些事实。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十二月成立了起草十二月五日公布的那个决议的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是由托洛基茨、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个人组成的。你们是否注意到,在十二月五日的决议中没有关于集团的字句?在这个决议中提到禁止派别组织,但是一点也没有讲到禁止集团。我们只是援引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著名决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偶然的吗?这不是偶然的。我和加米涅夫曾经坚决提出禁止集团的问题。托洛茨基最后通牒式地抗议禁止集团,说他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赞同决议。于是我们就只限于引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托洛茨基当时大概没有读过这个决议,因为在这个决议中不仅讲到禁止派别组织,而且还讲到禁止集团。(笑声,鼓掌。)托洛茨基在当时是主张集团自由的。他在这里赞扬十二月五日的决议。而在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后过了四天,即十二月九日,托洛茨基在他给俄共(布)中央的一封信中写道:“政治局委员们在集团和派别组织问题上所采取的纯粹形式主义的立场使我感到特别忧虑”。你们怎么看呢?一个满口称赞这个决议的人,原来在内心中却因政治局对集团和派别组织问题的态度而感到特别忧虑。这就不像他当时是主张禁止集团的了。托洛茨基当时是主张成立集团的,是主张集团自由的。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九六—— 一九八页


现在来谈谈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谈。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吹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

……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央紧接着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二十九日)举行的会议的记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加上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铁路员工的代表。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克雷连柯、绍特曼、加里宁、沃洛达尔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拉齐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以二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三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人这个总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五个人:斯维尔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无论苏汉诺夫怎么说,无论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说,这一切都有些“奇怪”,这难道不对吗?但是,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的意志的执行者。谁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领导实质,谁就不难了解事情只能是这样:只要托洛茨基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他就会失掉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说法是喜欢效劳的“党的”长舌妇散布的奇谈。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这个列宁,他提出的决议案在中央委员会决定起义问题时被通过了,就是这个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武断相反,地下状态并没有阻碍他成为起义的真正鼓舞者。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事实就是这样。

有人对我们说:就算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吧。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总之,我应当说,在敌人陷于孤立而起义趋于高涨的胜利的起义时期,会打仗并不难。在这种时候连落后的人也会成为英雄。

但是,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支持布尔什维克,打得也不坏。但是谁不知道,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布列斯特时期就张皇失措了,当时德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他们悲观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困难关头表现出充分的坚定而不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后尘,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二八四——二八六页

同志们!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时期,争取群众并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新战斗的时期。但是群众在工会里。而西方的工会,其中多数现在多少是反动的。那末,我们对这些工会怎么办呢?我们共产党人应不应、能不能在这些反动的工会里工作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向我们提出的其实正是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早在托洛茨基之先,大约五年以前,德国的“极左派”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有必要把它重新提出来。他究竟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让我来引托洛茨基信中的一段话吧:

“不列颠工人阶级目前的全部‘上层建筑’,不分色彩和派别,毫无例外地都是阻碍革命的机构。这预示着:在长时期内,自发的和半自发的运动将压迫旧的组织形式,并在这种压迫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革命的组织。”(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真理报”第二二九号)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不愿意“阻碍” 革命,就不应当在“旧的”组织内工作。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已经处于直接革命形势的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立刻建立独自行动的无产阶级组织来代替“旧的”组织,代替工会。这当然是不对的,是愚蠢的。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应当在“长”时期内用“新的革命的组织”来代替旧的工会。

这就是要组织“革命的工人联合会”来代替现存工会的信号。关于这种“革命工人联合会”,大约五年以前,德国“极左派”共产党人曾经谈论过,而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坚决地反对过他们。这其实是要用“新的”、似乎是“革命的”组织来代替现在的工会的信号,因而也就是退出工会的信号。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它是根本不正确的。其所以根本不正确,是因为它和列宁式的领导群众的原则相抵触。其所以不正确,是为因西方的工会不管多么反动,却是最基本的、为最落后的工人所最了解的因而也是最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撇开这些工会,我们就不能接近群众,我们就不能争取群众。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共产党人接近千百万群众的道路堵死,就等于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去任意宰割,交给查辛巴赫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去任意宰割。

托洛茨基的故作声势的政策所根据的,不是具体的人,不是在英国生活并进行斗争的具体的活的工人,而是一种从头到脚都革命的、理想的没有血肉的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在政策上从理想的没有血肉的人出发,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故作声势的政策,从莫斯科——只用莫斯科的力量——去推翻总委员会的政策是可笑的冒险的政策。

故作声势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从他加入我们党的那天起的全部政策的特点。我们都记得,托洛茨基第一次运用这种政策是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当时他不签订德俄和约而故作声势地反对和约,以为故作声势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无产者发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故作声势的政策。这种故作声势使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得很清楚。这种故作声势帮助了谁呢?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所有那些力图扼杀当时还不巩固的苏维埃政权的人。

现在,他们还是建议我们对英俄委员会采用这种故作声势的政策。他们要求采用示威式的故作声势的决裂行动。但是,这种故作声势对谁有利呢?对丘吉尔和张伯伦有利,对查辛巴赫和乌捷格斯特有利。他们正希望这样。他们正期待这样。他们,查辛巴赫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希望我们对英国工人运动来一个示威式的破裂,从而促进阿姆斯特丹的事业。他们,丘吉尔之流和张伯伦之流希望决裂,这样好使他们易于进行武装干涉,使他们获得有利于武装干涉者的精神上的论据。

请看,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是在帮助谁。

不,同志们,我们不能走这条冒险的道路。

——《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一五七——— —七二页


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

既然很多省份里农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归地主豪绅所有,既然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地主不仅握有经济权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 既然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有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的压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呢?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封建残余,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

因为不同时进行革命斗争以反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不能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因为谁要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谁就一定要和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集团作斗争。

因为不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打倒并肃清中国的封建残余。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国际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共产国际(自然联共(布)中央也是这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立场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它是和刚才说过的共产国际的观点正相对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认中国封建残余的存在,就是认为这些封建残余没有决定的意义。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对中国封建官僚压迫的力量和意义估计过低,以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请让我引证托洛茨基几天以前送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众所周知的提纲吧。托洛茨基这个提纲的标题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托洛茨基在这个提纲中写道:

“布哈林借口‘封建残余’在中国经济中似乎起主要作用来为机会主义的妥协路线辩护,他这种企图是毫无根据的。即使布哈林对中国经济的估计是根据经济的分析,而不是根据一些烦琐哲学的定义,‘封建残余’仍旧不能替如此明显地促进了四月政变的政策作辩护。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其基本原因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阻于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不仔细看这一段引文就会以为托洛茨基不是反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路线,而是反对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这当然是不对的。事实上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说的是否认封建残余在中国的“主要作用”。事实上这里所说的是把中国现在日益展开的土地革命宣布为上层的革命,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这里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协政策”说一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自己背叛共产国际路线的行为。直截了当说,这是托洛茨基惯用的欺骗手法。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

这样,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国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因此,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论调的出发点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所持的观点就是如此。

请让我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观点。

如果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承认张作霖和蒋介石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们所要达到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现中国的关税自主。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观点了。

如果封建残余应该放在引号里面,如果共产国际宣称封建残余在革命现阶段上有主要的意义是不对的,如果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关税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残余及支持这些残余的帝国主义作斗争,那末,中国的土地革命还有什么内容呢?

中国的土地革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从哪里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难道土地革命能够从天上掉下来吗?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用平民手段”系马克思语。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以打垮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打垮专制制度、封建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手段而已。”——译者]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末,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不承认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封建主和军阀的基本同盟者,那本,千百万农民的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怎能同时具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呢?

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二百五十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这种会员在湖北和河南现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间在中国其他省份又将有多少呢?

还有“红枪会”、“硬肚”等等,—难道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现实吗?

难道可以真正地断言以没收地主的土地为口号的千百万农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对真正的不容怀疑的封建残余,而是反对想象出来的引号里的封建残余吗?

托洛茨基的观点已经是张作霖“陛下”的办事员的观点了,这难道不明显吗?

由此可见,我们有两条基本路线:
(甲) 共产国际的路线一一估计到中国存在着封建残余这一压迫的主要形式,估计到强大土地运动的决定意义,估计到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联系,估计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及其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线-—一否认封建军阀压迫的主要意义,看不见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决定意义,并且仅以要求中国关税自主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来说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

托洛茨基(自然反对派也是这样)的基本错误在于低估了中国的土地革命,不懂得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否认中国千百万人所参加的土地运动的前提,低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这种错误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是新的错误。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整个时期中整个路线的极显著的特点。

低估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错误,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

请让我举出几件托洛茨基反对列宁主义的事实,例如举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实,那时我们正走向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

当时托洛茨基硬说,既然农民中间的分化已经加剧,既然目前我们这里存在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且无产阶级把自己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末农民的作用就会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会有一九〇五年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了。

列宁对这一点是怎样回答的呢?请让我从一九一五年列宁关于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论文中引出一段话来: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论(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注)从布尔什维克这里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并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从孟什维克那里摄取了‘否认’农民作用的思想。农民呢,分为阶层了,分化了,他们可能有的革命作用渐渐消失了;在俄国‘民族’革命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滑稽例子!如果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面临社会主义革命了!那末‘没收地主的土地’的口号(托洛茨基继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一九一五年重复说的)就不对了,那末不应当说‘工人的革命的’政府,而应当说‘工人的社会主义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糊涂到什么程度,从他的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也以坚决性吸引‘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第二一七号)!!托洛茨基不曾想到:如果无产阶级吸引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推翻君主制,那末这将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这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一九O五年至一九一五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俄国革命有两条阶级路线,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农民的分化加强了农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唤醒了很多在政治上睡觉的分子,使农村无产阶级接近了城市无产阶级(从一九O六年起,布尔什维克就主张要特别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并把这个要求列入了孟什维克占多数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但是‘农民’和马尔柯夫之流——罗曼诺夫之流——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对抗却加强了,增长了,尖锐化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在巴黎写的几十篇文章的千言万语都‘推翻’不了它。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帮助俄国那些把‘否认’农民的作用理解为不愿意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自由主义的工人政治家!而现在关键就在这里。”(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点在于他看见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而看不见农民,不了解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这个特点构成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基本错误。

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半孟什维主义”也正是在这里。

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二五九——二六七页


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已不象以前的,比方说,七、八年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时期中有了重大的演变,这个演变根本改变了托洛茨基主义底面貌;因此,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方法,也应当根本改变。我们党的同志没有看出:托洛茨基主义不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现在它已由这样的政派变成了遵照外国侦探机关所给予的任务而活动的狂暴的无原则的暗害者、破坏者、间谍和杀人凶手的匪帮。

什么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呢?工人阶级中的政派,就是这样的一个集团或政党,它有自己一定的政治面貌、纲领和政纲,它并不在而且也不能在工人阶级面前隐藏自己的观点,相反地,它在工人阶级眼前公开地和诚实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它不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政治面目,不怕在工人阶级面前宣布自己真正的目的和任务,相反地,它开诚布公地到工人阶级中间去,说服他们相信自己观点底正确。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派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此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派,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派。

是否能说: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比方说,一九三六年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政派呢?不,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现时的托洛茨基分子害怕向工人阶级表明自己的真正面目,害怕向工人阶级公开自己的真正目的和任务,在工人阶级面前力图隐藏自己的政治面貌,担心工人阶级如果知道他们的真正意图,就会咒骂他们是异己分子,把他们从自己中间驱逐出去。的确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托洛茨基分子勾当底基本方法,现在不是公开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盖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底观点,用假仁假义和装腔作势的手法来糟蹋他们自己的观点。

你们回忆一下,在一九三六年的审判案中,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曾经坚决否认他们自己有什么政纲。当时他们有完全的可能在审判案中展开自己的政纲。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声言他们并没有任何政纲。毫无疑问,他们两人都是扯谎,否认他们有政纲。现在甚至瞎了眼睛的人也看得出:他们是有自己的政纲的。可是,为什么他们都否认自己有任何政纲呢?因为他们害怕公开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他们害怕宣布自己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真正政纲,担心这种政纲会引起工人阶级的唾弃。

在一九三七年的审判案中,皮达可夫、拉狄克和沙珂尔尼果夫劫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没有否认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政纲。他们承认他们有一定的政纲,他们在自己的供词中承认了并展开了这个政纲。可是他们展开这个政纲,不是为着号召工人阶级、号召人民去支持托洛茨基的政纲,而是为着诅咒和辱骂这个反人民和反无产阶级的政纲。使资本主义复辟,消灭集体农庄和苏维埃农庄,恢复剥削制度,为加速爆发反苏战争而与德日法西斯势力联盟,为战争和反对和平政策而斗争,分割苏联领土而把乌克兰割让给德国人并把沿海州割让给日本人,准备使苏联在被敌国侵犯时遭受军事失败,而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其手段便是实行暗害、破坏,用恐怖手段分别对付苏维埃政权领导者,进行有利于日德法西斯势力的间谍工作,——凡此种种就是皮达可夫、拉狄克和沙珂尔尼果夫所陈述的现时托洛茨基主义底政纲。显然地,这样的政纲,托洛茨基分子是不能不在人民面前、在工人阶级面前隐藏起来的。他们不仅在工人阶级面前隐藏了这个政纲,而且在下层托洛茨基分子面前也隐藏了这个政纲,他们不仅在下层托洛茨基分子面前隐藏了这个政纲,甚至在总共山三四十个人所组成的托洛茨基分子上层小集团面前也隐藏了这个政纲。当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要求托洛茨基允许他们召集三四十个人的托洛茨基分子小型代表会议来传达这个政纲底性质时,托洛茨基禁止了他们这样做,说把这个政纲底真实性质即令只告诉托洛茨基分子小集团,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作法”可能引起分裂。

这些“政治人物”,不仅在工人阶级面前,并且在下层托洛茨基分子面前,不仅在下层托洛茨基分子面前,并且在上层托洛茨基分子领导集团面前隐藏着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政纲,——这就是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底面貌。

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已不可能叫做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了。

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这就是最近七、八年来托洛茨基主义演变之无可争辩为结果。

这就是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区别。

——《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1937年3月)《斯大林文选》上册,第一 一八—— 一二〇页


#2

目录似乎有点问题?少了几章


#3

对不起,之前没注意到,影响到阅读体验了:我马上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