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历史之谜——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意义

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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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篇本文整理自同名书籍,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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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菜田血塞的废物们曾经在他们的熊文里信誓旦旦地宣布说:“宗教不过是人的异化”并自豪地将这种滥调当作马克思的词句来炫耀。然而,我们需要很遗憾地向这批中学生指出,“宗教异化论”不过是费尔巴哈主义的陈迹,马恩通过自己的思想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早就把它铲除了。

关于我们的导师如何在思想发展的历程上完成了对于早年的“异化论”(与这种论联系的总是人本主义论)的批判,看看本文就会清楚了。在此我们先指出“宗教异化论”的几个缺点(后续批判文会跟进):

第一,宗教异化论预设了一个“真正的人”,“没有被异化的人”“异化消灭后的人”,然而根本不存在这种真正的人,人乃是不断变化和生成的
第二,宗教异化论(与此类似,国家异化论,意识形态异化论,政党异化论云云)以“人”作为历史的尺度,但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历史的尺度,历史的全部基础只能是物质生产和经济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把a说成人的,b是非人的,以此解释历史,其实什么也不能说明
第三,不论“非人”还是“人”,都只是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矛盾中得到的抽象,因此,将这些抽象——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反映,视作历史的基础或者目的,用以说明历史问题本身,乃是荒谬的


一种思想体系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往往同它所蕴含的真理性颗粒成正比,而同历史的长度成反比。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名噪一时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恩格斯在评价圣西门时说过:“圣西门主义很像一颗闪烁的流星,在引起思想界的注意之后,就从社会的地平线上消失了。现在没有一个人想到它,没有一个人谈起它;它的时代过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页。]

可是,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与时俱进,历史日益显示出它的真理性和巨大力量。在马克思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以来的一百年中,马克思主义越出了欧美,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它经历了许多次革命风暴的考验,成为引导世界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战斗旗帜。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我们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卓越典范。

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学说的伟大创造者,这位雄踞理论高峰的思想巨人,在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揭开了历史之谜,在人类历史观上实现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驱逐出去了,这只是就它的理论意义说的,实际上这个驱逐是一个历史过程。唯心史观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相反它力图把唯物史观挤出去。当然面对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和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现代,重新宣扬“神创”说和“宇宙精神”之类的东西号召力不大,唯一能同历史唯物主义相抗衡的是人本主义学说

毫无疑问,人的问题应该研究,但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一切社会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把人的问题归结为探求人的本性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幸福论”,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逐步兴起的各种关于人的学说,确实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且不乏可供思考之处。但无庸讳言的是,其中存在着一种企图以人本主义来代替、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本主义,这个早已为马克思所解决了的问题,又重新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总结一下人类认识史,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发现史,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是有益的。


【一】


正如自然界有自己的秘密一样,社会领域也有自己的谜。这个历史之谜是人类社会实际问题的理论反映。各种社会历史观,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社会问题提供答案。尽管思想领域纷纭复杂,但把它作为认识史来看,提出问题,解答问题,这是整个理论思维的共同规律。马克思说:“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观点起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来区别什么应当归于个人,什么应当归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正在于,他揭开了覆盖在人类社会机体上的帷幕,对历史之谜提供了一个同以往历史观根本不同的科学答案。

但从人类的认识史来看,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从神到人的过程。

认识总是从感性的客体开始的;而自我认识是比较困难的。个人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人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当人类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开始揭示某些自然现象的规律时,而对自身活动的认识还处在浓重的神学迷雾之中。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说明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处于支配地位,“神”是人们回答历史之迷的总答案。例如奥古斯丁宣扬上帝不仅是自然秩序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秩序的创造者,认为奴隶制的出现,“不是越过最高上帝的指导,而是依照最高上帝的指导”。他还以神的名义劝告奴隶们安分守己,俯首帖耳,说“使徒警告奴仆们要顺从他们的主人,并且愉快地、善意地服侍主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页。]托玛斯·阿奎那也公开宣称:“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并证明使徒言论不谬:‘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布排的。’”他还说:“除非得到较高神灵的帮助和启发,人就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的一切事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9、97页。]神,横在人与自己的活动之间,堵塞了认识社会历史的一切通道。

“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

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学说,但不是历史上任何有关人的论述都是人道主义。无论是西方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还是东方孔丘的“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都不能称之为人道主义学说。前者是认识论的命题,后者是道德原则。事实上他们都是不平等的公开拥护者。普罗塔哥拉维护奴隶制,而孔丘的政治理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并宣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明显地把妇女与劳动者排斥在“人”之外。

人道主义思潮的特点,是赋予“人”以普遍的抽象形态,并把他从作为认识的主体、伦理的主体变为政治的主体。人道主义思潮虽然很广泛,包括哲学、道德、文艺、美学各个领域,但贯穿其中最核心的是一种政治理想。人道主义者关于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关于人的本性的理论,从实质上说,是要求建立一个与他们设想的人性相适应的社会。美好的社会、美好的国家、美好的制度,应该是同人性相一致的。从早期人道主义者皮科、斐微斯、爱拉斯谟、蒙台涅倡导人的自由与尊严,到法国启蒙学派以自然权利为根据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本性的理论,都是为在封建制度母胎中逐步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舆论准备的。尽管许多人怀着真诚的动机、善良的愿望、饱含着对人类的同情,以为是在为“人”服务;尽管他们以为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迷信、没有偏私、没有特权、没有压迫、阳光普照的天国,实际上是被他们“人性化”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自以为是按照人性来建立制度,实际上是按照他们追求的制度来构思人性。而这两者——他们追求的制度和对人性的理解——都是历史的产物。

当然,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曾经是进步的思潮。在几百年中,在许多领域产生过不少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名篇佳作。而且严格说来,人类从认识自然返回到人类自身,以社会为对象,是伴随着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文艺复兴开始的。他们把人与神对立起来,以人为中心,倡导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力图摆脱神学的羁绊,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卢梭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他自己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中,就致力于这种研究。突出人而不是突出神,从人本身探究人类历史和社会制度的根据,这是一个重大变化,预兆着揭开历史之谜的新方向。

但是,人道主义者只是迈出了一步。他们的巨大功绩是从天国降临到人世,但并没有对历史提供真正科学的答案。正如古代的炼金术士寻找“哲人之石”一样,他们也企图找到一种能解释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终依据,这就是人性。尽管各种人道主义派别赋予人性以不同的的内涵,从而使人道主义具有多种色彩,但它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把人性作为历史的尺度。人性的尺度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它是合理事物之所以合理的标准,又是一切不合理事物之所以不合理的标准。人性是最高审判官,一切聚讼纷纭的有关人类行为合理性和社会制度是否公正的争论,都诉诸于人性的法庭。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开创的由神到人的转折,从根本上说只是由神性进到人性,而没有达到现实的人。

但是,这种转折对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是足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从中世纪的农奴变成城关居民,并逐步壮大为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它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解放的问题。封建特权和人身依附关系束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妨碍了商品的平等交换;资产者虽然拥有资财,但被作为暴发户而被排斥在上流社会之外,为那些夸耀自己的“族徽”、“纹章”、“谱系”的封建贵族所卑视。资产者有“财权”(私有财产),但缺少“人权”(资产阶级的公民权),痛感缺少作为“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即与他们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各种权利,因此在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他们的口号必然是:人,把人的价值、尊严、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提到首位,而且为论证它的合理性,把它移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确立自己的统治起,这种所谓符合人性的制度的确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学说都在寻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答案,其中特别是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详细的回答。但是他们对为什么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究竟什么社会力量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两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仍然是求助于人性。他们从资本主义的弊病中不是得出反对抽象人性论的结论,相反是认为人类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天性。他们在政治上超过了法国启蒙学派,而在理论原则上是他们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因此从历史观来看,他们没有摆脱旧传统的束缚,还是处在从神性到人性的阶段。

历史经验证明,只是从人与神的对立角度来看待人,就不能跳出抽象人性论的圈子,费尔巴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德国的具体条件下,再现了从神到人的过程。他以人来对抗神,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显示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战斗性;但正因为他停留在人与神的对立,而没有进入人与人的对立,因而没有突破抽象人性论的壁障。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13页。]费尔巴哈正是以这种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他明确地说:“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他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34页。]

以人性作为历史的尺度,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么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始终在这个困难的迷宫里徘徊。强调人、强调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道主义者,反而变得不能理解人。卢梭就有这样的感叹,他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我们努力研究人类、反而变得更不能认识人类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63页。]

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他把历史看成是个有规律的过程,不是在人性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即在他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去寻找这个规律。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是卓越的,至少是把从十七世纪意大利人维科开始阐发的,经过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逐步发展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是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而是转移了矛盾。正如人道主义者把人性抽象化一样,黑格尔把人的思维抽象化为绝对观念,从而把人性与历史的矛盾变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但是,他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却为走出这个迷宫指明了一条出路。

真正解开这个连环锁,揭开历史之谜的是马克思。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历史之谜的答案存在于历史本身。正如恩格斯说的:“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而且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理论形态,也是人类认识史的结晶,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综合性的批判、吸收、改造的结果。

马克思跳出了延续几个世纪之久在人性中寻找答案的老套子,终于找到了一条不同的途径。正如恩格斯说的:“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页。]所谓相反的道路,就是不局限于人与神的对立,以人性为对象,思辨地探索人的本性,而是“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4页。]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任何科学都是研究规律的,不研究规律就没有科学。马克思不是重复从神到人的过程,而是由人进入社会,探讨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揭开了历史之谜。


【二】


人类用了几百年时间,经历了从神到人的过程,而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中达到了高峰。马克思是在德国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因此,在他思想形成的一定阶段上有一个很重要特点,这就是唯物史观的萌芽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观点相交错:一方面,他强调研究人的“社会特质”,主张“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452页。],表现了对费尔巴哈的某种“超越”;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观点表示某种赞同。

但重要的是,马克思通过自己的理论探索,终于找到了摆脱这种理论困境的出路。这就是,他把研究的基点放在探讨“人的世界”,揭露“市民社会”的秘密。正像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那样,费尔巴哈提出而没有回答的问题,“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因此,要对人的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必须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马克思走的正是这条道路。但通过对人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的探讨,逐步摆脱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转向以社会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过渡到历史唯物主义,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是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关于生产关系的思想。甚至可以说,社会生产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同以往一切哲学家对人和社会认识的根本分水岭。

但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理论基石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和理论上的深化相伴随的。为了真实地揭示这一过程,说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如何实现的,不妨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分为萌芽、接近和全面制定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阶段来研究。这些阶段的划分,是以生产关系思想的成熟程度为标准的。

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时也是他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端。“从纯粹的政治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无疑为马克思以后的理论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并确立了他能以实现历史观伟大变革的正确方向。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还是把理性自由视为人的本性,把国家看作人类理性的体现和普遍利益的代表,但是,社会生活的推动和对物质利益的初步探讨,使他已经开始触摸到考察国家生活时,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必须重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几个月后,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为解决《莱茵报》所遇到的“苦恼的疑问”而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他将上述朦胧的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相反地,市民社会才是决定国家的产生及其本质的真实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253页。]。因而同自己以前所信仰过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划清了界限,并使之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始初原理。

这里所谓“市民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将物质关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法的现实基础,无疑具有开创新世界观的奠基意义。然而,马克思这时还没有从物质关系的总和中析分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所以,市民社会仍然是一个抽象概念,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没有突破旧哲学所使用的范围。

1844年,马克思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而在理论上的深化,使他进一步“接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444页。],从而使他开始触摸到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关于生产关系的重要范畴。

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已经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和占有关系的研究,一定程度地认识到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经济根源。但是,他们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相反,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他们把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大收入的来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三大阶级的存在看作是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现象,把工资看作是工人劳动的全部所得,把资本抽象为一般劳动的积累。这样,不仅掩盖了资本剥削的实质,而且不可能从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揭示这种不平等分配的原因。

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达到的成果出发,进而认识到工人贫困的原因在于资本、地产和工资三者的分离;资本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积累的劳动”,而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2页。],换言之,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这样,马克思就从产品分配关系上揭示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竭力掩饰的人与人之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单纯用产品的分配去说明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是进一步认识到,造成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分野的原因,并不在于分配,因为这种导致人们贫困的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本身,是“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6页。]的。于是,他进而对产品的生产过程,即对人们的劳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活动的唯一形式)的分析,深刻地认识到劳动者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就在于人们生产活动本身。“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而劳动的“自我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又导致人与人相异化。如果劳动产品和活动,不再属于他自己,那么,一定属于有别于他的“另一个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既不是自然界,也不是上帝,只能是占有这些劳动、并享有这些产品的人。因为“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9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就是资产者。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以萌芽的形式表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定方式的生产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就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最集中、最本质的表现。

接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上述认识作了初步的理论概括。财产关系和占有关系,是基于物质利益之上的人们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这种社会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不依他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针对这一重要思想,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接近”自己整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即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思想㊟[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页。]。尽管这个观点的表达比较晦涩,但它是马克思在1844年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

在这里,列宁不仅指明了生产关系的思想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用“接近”二字准确地规定了马克思的思想在该阶段的成熟程度。“接近”即尚未形成,也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处于初创阶段。这时,不仅他的“体系”,就是这一“体系”的基本思想也是不成熟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还刚刚开始,在这方面的知识还妨碍他通过对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深入探讨,从而更科学地揭示生产关系的实质和各要素间的内在联系。同时由于马克思对生产力的认识也有待于完善,因而尚不能结合生产力的发展来揭明生产关系的性质,还不能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衡量生产关系的尺度。尽管如此,马克思的认识较之前一阶段,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一方面,他把物质生产看作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因素,看作“历史的发源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这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使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具体,因而也更加接近于科学。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现象深入本质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上的深化,成为马克思进入唯物主义历史观大厦的通道。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全面制定,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1844年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关键性时期,那么,1845和1846年,就是这一科学历史观创立的决定性阶段。他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原理为核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学说

这里的实质性进展,首先是在先前所达到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生产关系的科学概念他不再是借助于人的本质作为中介,而是直接考察物质生产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各种社会关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阐明了生产关系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交往、交往关系、交往形式和所有制形式的分析,揭示了这些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清楚地认识到人们的精神交往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马克息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而在各种物质关系中生产关系又是最基本的,它不仅是政治制度和“国家的现实基础”㊟[《马克息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7页。],而且也是“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1页。]。这样,马克思就从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了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不仅如此,他还揭示出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以及它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这就清楚表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同劳动材料和工具等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产品分配关系,共同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尽管马克思这时所使用的术语还不确定,有时用交往形式,有时用所有制形式,间或也使用生产关系,但他已经把握住了生产关系概念的实质和基本内容。我们知道,几个月后,他在批判蒲鲁东时,把上述思想完全凝结于生产关系的概念之中,达到了术语同其所表达内容的完全一致。

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不仅对生产力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而且有可能揭明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我们知道,生产力的概念,在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已经开始提出和研究了。他们之所以注重生产力的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需要。但生产关系问题依然是他们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只是孤立地考察生产力,直观地把生产力分为“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土地生产力”等等,不理解生产力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关系对它的制约作用。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不能真正理解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的生产过程,不懂得物质生产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而仅仅限于用生产力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

马克思突破了这种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看到生产本身的两重性。只要进行生产,它便立即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是人们在生产中所必然发生的交往。没有人们的合作和交往,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进行,所以交往是生产的前提,但这种交往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它们是同一生产过程的两个有机联系着的方面,两者同时并存,互为前提。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交往具有确定的类型,即一定的交往形式,它成为生产赖以进行的现实条件。马克思以社会分工为“中介”,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力制约着交往形式,同时交往形式也制约着生产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能离开生产力去考察生产关系,反之亦然。就是说,必须将两者视为矛盾的统一体。当然,在两者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生产力归根结底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依据他和恩格斯发现的这一历史辩证法,深刻地表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社会历史的最一般规律。他指出:交往形式起初本是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这样,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就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由此可见,历史过程,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进程。这是马克思在1845-1846年所获得的最宝贵的思想成果。它为制定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完成。

据此,马克思达到了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即认识到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从而也更深化了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认为这个概念,包括“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它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把市民社会同作为特定含义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区别开来,指出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页。]。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义为受生产力制约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并把它作为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表明他这时对社会结构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表明经济基础的概念已经从“市民社会”这个表示一般物质生活关系的术语中分离出来。不难看出,这种认识比1844年直接用生产来说明一切社会现象的观点,更加精确、更加深化。

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的结果,是初步形成了社会形态的学说。这时,马克思用社会状况或社会形式的术语来表示这个科学概念,认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是“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页。],而“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所谓“社会状况”,显然是指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而社会意识作为观念形态是他们的理论表现,因此,社会机体就是基于生产力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现象的有机统一体,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进而以所有制形式表述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并根据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不同程度,第一次科学地将以往社会历史划分依次更替的四种社会形态: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乃是全部历史发展的结果和必然趋势。

虽然马克思这时的经济学知识还很不够,论证也不够充分,有些用语也欠精确,但是,他一经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对社会作经济的考察,便立即清晰地描绘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每一种社会形态,由于该历史阶段生产力和分工发展的状况,决定它有着不同于其它社会形态的独特的所有制形式和社会阶级结构;同时,由于其内部固有的矛盾性,又决定它必然遵循一定的规律向另一更高的社会形态发展。社会历史就是一个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支配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尽管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也曾猜测过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但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赋予它以真正科学的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与以往一切历史哲学的对立中最终诞生了

思辨终止的地方”,“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31页。]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摈弃“抽象的人”转而研究现实的人,即研究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它的产生同人的问题的真正解决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包括人,不关心人,恰恰相反,只是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才把人的研究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人是什么,不能从“人自身”、人的特性中寻求答案,只能研究他们的生产和交往。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概括“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如果离开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观念的别名而已。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排斥人,只是消除哲学家们加给他的“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马克思也并没有放弃对人的研究,他只是反对离开人的社会历史去抽象地考察人,以及用这种抽象化了的人去附会现实的历史。社会是人的世界,“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研究人,而在于如何研究人:是像黑格尔那样把人限于理性范围之内,或者像费尔巴哈那样囿于“人自身”,还是像马克思那样将人放置在自己活动的舞台之上,通过研究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去说明人的本质和人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雄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才破天荒的第一次将对人和人的社会的研究置于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才真正揭破了历史的谜底。这种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从“针对副本”转向“针对原本”的研究方向的转变,正是马克思在历史观方面所完成的伟大变革的关键所在


【三】


作为人道主义特殊形态的人本主义没有超出唯心史观的范围,因为它把人抽象化,用人的本质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历史证明,当马克思保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时,他的政治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都打上了思辨的烙印。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在这两个领域中引起了根本性的变革

马克思在1844年初《德法年鉴》停刊以后,致力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钻研了英、法两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由于他已经历了两个转变,因此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无论就立场和方法说,都不同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非常敏锐地觉察到他们的缺陷,批判他们“用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批判他们把私有制当成既定事实而不研究它的起源,并把竞争和垄断、营业自由和同业公会、地产析分和大地产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批判他们把规律抽象化,忽视了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不理解“抽象规律正是通过变化和不断扬弃才得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

但是,马克思在刚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还推崇费尔巴哈,认为“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的确“人”是马克思当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他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视人,不把工人当人,“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因此,它才会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和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他批判李嘉图,说“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6、72页。]。

马克思赞同并引用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仁·毕莱的话,说资本主义工业制度,“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控诉工厂制度中产业大军的首领即资本家,“对自己的部下没有任何好意。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60,61页。]。

马克思在总结经济史上罗德戴尔、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萨伊关于奢侈与节约的争论中,再次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可怜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批判他们把工人的这种贫困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4页。]。

直到1845年3月,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文章中,多处指责资产阶级政治学贬低了人:“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他还说,“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61、262页。]

“人性在政治经济学之外,非人性在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32年德文版,第1部分,第515页。]。这个批判,可以看作是当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学总结性的评语。

毫无疑问,马克思以“人”的名义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表达了对无产阶级处境的无限同情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抗议,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其理论形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本质。而且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诸如私有制、资本、工资、利润、生产、分工、需要和货币等问题,发表了很多深刻的见解。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从人出发还是从生产方式出发,是两种理论、两种方法。从生产方式出发,可以对各种经济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和历史性给予科学的解释,而从人出发,必然把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各种剥削制度)下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看作是“非人”的,看作是与人的本质相对立的,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例如,马克思当时否定劳动价值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把劳动作为价值的量度,是把人从主体的地位降低到创造财富工具的地位,是在承认人的假象下,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这样,就把经济规律的问题和道德评价的问题混在一起,以后者否定了前者。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对货币和信贷的分析,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特别是马克思由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把真正的人和异化的人、真正的社会与异化的社会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和社会联系,看成是一幅描绘他们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们真正类生活的讽刺画,这样不利于真正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科学方法。

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道德学说,不能以“人”的名义或者根据所谓人的本性,来判断各种经济形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彻底肃清人本主义的影响,全面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创立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把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正如马克思自己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群众具有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直接相反的政治经济学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俄文版,第18页。]

马克思彻底摒弃了把各种经济关系看成人的本质的体现,根据人的本质实现的程度来判断经济形式的观点,而着眼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分析,在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互联结中来考察各种生产关系。例如,他批判了格律恩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人一样地消费”的观点,指出,

“在竞争的范围内,每个人的消费Plus ou moins(或多或少地)是以一切人的不断的消费为前提的,正如每个人的生产以一切人的生产为前提一样。问题只在于,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怎样发生的。格律恩先生仅仅用关于人的消费、关于对‘消费的真正本质”的认识的道德公设来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他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所以他只好躲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后避难所——人的本质——中去。因此他必然不以生产为出发点,而以消费为出发点。如果从生产出发,那么就应当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如果从消费出发,那么可以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像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丝毫不去考虑人们的现实的生活关系和他们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4页。]

这不仅是对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根据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批判,也是对自己以往哲学信仰的清算。马克思把自己获得的唯物史观的结论,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

马克思在形成了生产关系这个范畴以后,也摒弃了把寻求真正的类生活当作目的,而把现实的生产、分配、交往和消费的辩证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是这样论述的,而且在1857-1858的《经济学手稿》中,不再是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看成是真正类生活的讽刺画,而是根据他创立的唯物史观进行认真的分析。马克思在《货币章》中,批判了蒲鲁东及其信徒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不了解生产、分配、流通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生产关系的首要作用,对货币的本质及其职能进行了深刻的经济学的分析;在《资本章》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并追溯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和资本的探讨,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对抗性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至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这样。他完全抛弃了把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看成人性异化的观点,而把它看作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必然过程。马克思不是诉诸人性,而是像一个生理学家进行解剖一样,从资产阶级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最平凡的商品交换入手,逐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展开和激化,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的必然灭亡。当然,马克思充满了对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怀着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仇恨,但是他并不用感情代替科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都是以经济分析为依据的,而不是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在《资本论》中也讲到人,但不是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外的一般的“人”,不是设定为判断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同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转折的理论前提。正如列宁说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列宁全集》第1卷,第165页。]事实证明,马克思正是在清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影响的过程中,使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日臻成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进一步发展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力图从探求人的本质着手来解决德国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马克思反对这种作法,而是投身于实际运动,着眼于迫切的实际问题的分析。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马克思以“自由是人的本质”为依据,抨击了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指责莱茵省议会把拣拾枯枝列为盗窃的法律是“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胜利的是木头偶像,牺牲的却是人”。即使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对无产阶级伟大使命的论述,并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关于个体和类的矛盾学说的影响。

毫无疑问,马克思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对旧制度的批判,虽然如匕首、投枪,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但还不是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有着明显的局限

社会主义学说究竟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实现人的本质,那重点当然应该是研究“人自身”,研究人的本质,从人的本质中引出社会主义;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性,那就应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历史规律。普列汉诺夫说:“我们应该从环境的历史,从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开始。这样,研究的重心,至少在其开始时将转移到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73页。]这个看法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为了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即置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基础上。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开端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表现了这种倾向。他认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页。]马克思分析了农业中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农业工人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革命”;分析了工业中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趋向必不可免的灭亡”。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个体和类的矛盾的解决,看成是人“占有自己的本质”,还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

社会主义学说成熟的程度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水平是密切联系的。正是由于马克思全面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揭开了历史之谜,因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他说:“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页。]而且马克思明确反对按照人的本质推断未来,把共产主义看成与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理想,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实践运动,他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运动区分开来,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改变资本主义现实的革命实践,而把共产主义制度看成是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这就完全排除了从人的本性中引出共产主义的人本主义结论

事实证明,不突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费尔巴哈也自称共产主义者,但他从人的本质中推论出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人”的宾词。青年黑格尔派的莫泽斯·赫斯,完全继承了费尔巴哈这一套。他也运用“人”这个范畴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武器:“经济学同神学一样,关心的根本不是人。国民经济学是尘世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正如神学是天国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一样”㊟[《论金钱的本质》,载《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德文版(引自刘晫星译稿)。]。他还重复费尔巴哈的观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看成是个体和类的矛盾,是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在我们的小贩世界,个体在实践上是生活的目的,类只是生活的手段”㊟[《论金钱的本质》,载《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德文版(引自刘晫星译稿)。],而消除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解决个体同类的矛盾,达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是“爱”。他说:“在我们所达到的这个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彼此在爱情中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更厉害地互相剥削、互相吞噬。用不了像那些没有头脑的自由派所说的几百年,用不了几十年,成百倍地增长了的劳动力将把必须依靠这些劳动力的劳动为生的人的绝大多数推入贫困的深渊,因为这些人手将变得没有价值;而极少数从事资本积累的人如果事先不倾听爱的和理性的声音或者向暴力让步,就将沉湎于奢侈丰裕的生活,并且在可鄙的贪图享乐的生活中灭亡。”㊟[《论金钱的本质》,载《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1845年德文版(引自刘晫星译稿)。]赫斯的话虽然充满了“感情”,但仍然是真正社会主义者。所以马克思后来非常重视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到了晚年,他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气愤地批判了当时一些人企图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现代神话代替唯物主义基础的倾向,坚持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是社会的人,离开了社会,人只是一种空洞的抽象。离开了奴隶社会,就不能理解奴隶主和奴隶;离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能理解资本家和工人。一个时代的所谓“人”的问题,都是该时代社会问题的反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劳动者的命运,取决于他们阶级的命运,而他们阶级的命运,取决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为研究人的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任何用人本主义观点来解决人的问题都是错误的

【四】


马克思逝世,尤其是恩格斯逝世以后,唯物史观不断地遭受到攻击和歪曲,或者把它变成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即一种刻板的形而上学;或者干脆把它从马克思学说中抽掉,妄图用新康德主义(如伯恩斯坦)或马赫主义(如考茨基)取而代之。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没有像近半个世纪来引起人们这样的“关注”,招致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如此精心的伪造和反对。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倾向,是利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制造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企图用人本主义历史观代替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就着手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即把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和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硬说成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相反,马克思晚期的成熟著作(如《资本论》等)则被贬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关心人的问题,“作了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极大尝试”,说什么马克思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人本学基础’随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而中断了”㊟[比·巴特尔:《真理和意识形态》,苏黎士1954年版,第320页。]。他们将马克思从探讨人的本质转向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斥之为是对自己最初理想的“背叛”,是对人的“废黜”,甚至责备马克思“没有走克尔凯郭尔的道路或者是他激烈抨击的施蒂纳的道路”,而向另外的方向“蜕变”㊟[见埃·伊格拉托夫;《人道主义的自我解体》,载《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译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不难看出,他们力图把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看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并宜称,要用青年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的本质”的观点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概念”。

但是,通过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正好是成熟的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特别是从五十年代以后,西方有的学者,如伊波利特、萨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都转而倡导两个马克思的“统一论”。他们主张“只有一个马克思”,认为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述的关于人的主题,贯穿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之中,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纲领”㊟[让·伊波利特:《异化和对象化》,载《哲学评论》,1964年第1期。],说什么“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观点在今天也完全没有过时”㊟[麦·格·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斯图加特1955年版,第33页。]。马尔库塞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手稿》将使“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的由来及其本来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载《批判哲学研究》,波土顿1972年版,第3页。]。他所谓“新的基础”,就是人本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用以进行批判的武器始终是人的本质和异化的学说,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和人性的丧失。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似乎只是用来论证消灭人性异化,使人的本质得到实现的“彻底的人本主义学说”。

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仅仅归结为哲学问题,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被他们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殊解释”。马尔库塞明确宣布:马克思的学说“按其实质”是一种哲学理论,“劳动”、“价值”、“资本”等概念,首先不是经济学范畴,而是“哲学概念”。不仅如此,他进而又把这种哲学归结为“人学”,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只是一种阐述“人这一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载《批判哲学研究》,波土顿1972年版,第8-9页。]。按照这种逻辑,辩证法只能以人为转移,在社会领域中,客观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否定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性,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

如果说,马尔库塞的观点还不够明确,那么,弗洛姆则用明白无误的语言,毫不隐晦地表述了资产阶级用“人本学历史观”代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企图。他同马尔库塞一样,认为人的异化和扬弃的学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马克思的目标,是一种建立在他的关于人的学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用十九世纪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目标基本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如果人们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和‘经济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那么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本学历史观。”㊟[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法兰克福1962年版,第6、23页。]

由此可见,用“人的辩证法”取代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用“人本学历史观”代替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正是近半个世纪来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并居支配地位的一种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无论是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还是将两者
“统一”起来,其目的都在于把“人”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中心”和“基础”,以便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其实,这种理论也并非什么新东西,它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形式下,使那种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摈弃了的关于“人”的思辨理论死灰复燃

西方某些学者之所以能够伪造青年马克思,是因为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确实存有可被他们利用的东西。马克思那时就洞见到,“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时隔一百几十年,事实表明,马克思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无庸讳言,马克思的思想在其形成时期,不仅在术语上,而且在观点上,都明显地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问题不在于回避这个事实,而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研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列宁全集》第38卷,第7页。]。就是说,这一研究,不能仅仅停于对术语的考察,而要抓住牵动马克思思想体系发生根本变化的那些实质性问题。如果不顾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真实过程,而是把它的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彼此割裂开来,把这时出现的理论现象从产生它的特定阶段游离出来,妄加褒贬,肆意曲解,那势必会在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由此出发,他用人的本质异化观点去说明社会生活现象和历史的发展,去谴责资本主义的“非人性”和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这种以人的本质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理论,不能使马克思科学地说明社会生活的本质,更不可能用它去指导工人运动的实践。因此,随着马克思思想的深化,尤其是基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原理的确立而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使他不仅发现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从“寻找”人的本质开始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学说,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经济结构分析之上的用实际手段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可见,马克思从探讨人的本质而进入到社会,转向研究社会经济关系,这决非像西方“马克思学者”所说的是马克思思想的“蜕变”,而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伟大进步

西方某些学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的进程,即不是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看成是从1844年上升到1846年,而是看成从1846年退回到1844年,因此,他们片面抬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忽视《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他们只看到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而闭口不谈马克思对哲学人本主义的批判和对自己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他们据此而建立的“人本学历史观”是缺乏事实和科学根据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主义者,他们把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曲解为存在主义的学说,甚至把马克思诬为存在主义的奠基者。一方面,他们攻击马克思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是危险的倾向,说什么马克思关于“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的观点,是“蜕变”的开端,“开辟的是一条简单化的道路”㊟[见《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问题的论争》(译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68页。],并且企图把人的社会性歪曲为一种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相对性的欲望”,从而把社会性从马克思的人性概念中排除出去,把人完全变成生物学、生理学以及心理学上的“规定”㊟[见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法兰克福1963年版,第24页。]。另一方面,又把马克思观点中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因素,作了存在主义的“解释”,好象青年马克思早就主张“存在先于本质”的唯心主义命题似的。不仅如此,他们进而把青年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歪曲成是本体论的规定,硬说“马克思不是把感觉、人的感情单纯作为人本学上的定义,而是同时也作为真正本体论的本质特征来理解”㊟[H·莱希:《卡尔·马克思、威纳尔、桑巴特和麦克斯、维贝尔的人本主义社会学的方法》,科伦1957年版,第53页。]。这就是说,马克思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如同存在主义者一样,不仅对人作了非理性主义的解释,而且也把个人的“自我”作为决定其它一切存在的最高的“本体”,据此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旧的意义上的人本学,而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人本学,或曰存在主义类型的人本学。其真正目的,无非是要用存在主义改造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概念,用他们所谓的“新的”人本学偷换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关于人的科学概念同存在主义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按照存在主义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人的本质和人的各种社会特征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地位,都是由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的。正象萨特所说的,“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这个原理,也即是所谓的主观性”㊟[《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见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第555页。]。否定客观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于人的主观性,这是存在主义观点的本质特征,也是他们不敢正视现实和掩盖社会矛盾的理论表现。这种观点,不仅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和反科学的,而且也是虚无主义的,因为,离开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把人的本质归结于“主观性”,归结于个人的“自我”,使它飘忽不定,无从把握,无异于取消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正如马克思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指出的,把一切都归于“人的特性”,“就取消了任何继续讨论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页。]。

马克思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正在于摈弃那种从“人自身”说明人的思辨观点,而诉诸于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人的本质犹如人的意识一样,只能用人的社会存在来说明,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他们的生活过程和社会关系。因此,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不外是人的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表达。人们在其中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当它们以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即在意识中表现为从一般人的概念中、从人的本质中、从人的本性中、从人自身中产生的规定”。人是什么,反映在意识中,就是“关于人的生存方式或关于人的最切近的逻辑规定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9-200页。]。这就清楚地表明,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本性的概念,只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制约的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哲学家们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概出于这个现实基础。不过有的是科学的抽象,有的是思辨的歪曲,就连存在主义者关于人的命题,也不过是他们所处的世界以颠倒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的折光而已。

马克思把人置于社会经济关系之上进行考察,不仅是他自己思想发展的根本转折,而且是整个人类认识史的重大进步。它突破了用“人”解释历史的藩篱,把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存在主义企图把个人的实践的自律性安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作为“历史的动力”㊟[见《现代西方哲学述评》,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65页。],这是复活那种早已为马克思所批判过的把“人”作为历史基础的人本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在揭露这种历史观的实质时深刻指出,“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于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事实证明,不论对人作何种解释,只要“舍弃实际条件”,忽视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单纯把“人”作为历史的基础和动力,都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非常重视科学的历史观,反对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寻找什么“哲人之石”。他在批判人本主义历史观时尖锐地指出:“正如医学上的妙手回春的神医和起死回生的仙丹是以对自然界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样,社会领域中的庸医和万应灵药也是以对社会规律的无知作为自己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2页。]。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能回到人本主义。


本文作者:陈先达 靳辉明


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
#2

实际上,人的本质的自我运动,异化以及这种异化的最后的扬弃,实际上与人类社会历史的自我运动是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的发展导致了自己的反面即私有制,并发展为异化劳动,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异化劳动又造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反面——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最后指出,劳动的发展不但将要造成自身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又将要造成这种异化本身的扬弃。并且指出,阶级斗争是扬弃(消灭)异化根源的办法,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有组织,有目的,有原则的阶级斗争,以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消灭一切异化的现实的经济根源,并最终将社会的所有人从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
人的本质最终将向人本身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将这个向自身本质回归的过程,称为共产主义运动。


#3

同志,这篇文章好像是我整理的,很抱歉,在刚刚阅读时,发现了几点严重的错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在“这里的实质性进展”这一段,还有后面几段,很多备注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都写的是《马克息恩格斯选集》和《马克恩恩格斯选集》,实在惭愧,给同志们的阅读带来了不好的体验,今后工作一定会更加仔细


#4

你怕是忘记了,这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之前的不成熟的结论。稍微多接触点材料,也就不会犯这种断章取义的错误了。看看 #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论早就被马克思主义批烂了。而在后期,异化论也具有了根本不同于早期的地位
第一是被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整合和理解,“异化”被当作是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引申出来的“劳动特点”而非由莫名其妙的“人的本质”“人的异化”这类空话决定的东西了。
第二,“异化”不再充当任何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的作用,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马克思完全用生产关系、资本、商品、雇佣劳动、剩余价值、阶级斗争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完全替代了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分析。


可见你仍旧没看这篇文章,不看文章就发表意见是大错。总结起来很简单:

  • “异化”不是原因,仅仅是结果和表象;
  • 所谓“人的类本质”“人的本质”“真正的人”——怎么说都行,根本不存在,人仅仅是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的产物;
  • 所以,“人”不可能充当论证的出发点和核心,“人”本身就需要颠倒,需要被理解。
  • 而理解现实的“人”的唯一道路,只能是根据历史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矛盾剖析社会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现实的人所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社会关系和物质条件。这里不存在任何“人”“人的本质”的空话的立足之地。

西马打算把人本主义异化论的空话塞给马克思主义,对此我们只能像自然科学家拒绝上帝那样,回答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这类货色”。


#5

异化论确实是哲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形式的东西。真正的内容是现实的生产的运动。这是没错的。前者是一般的思维的抽象,后者是个别的现实的具体。不过,我没有看过西马的异化论。我是看了《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才受的启发。我觉得,单就描述一般的整个运动和这种运动的最终结果来说,异化论仍然有意义。有利于描述一般进程,从劳动及其内在矛盾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体两面,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6

不仅是哲学,而是何种哲学。看看我给你的文章,已经很明显地揭示了这种基于“人”“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自我异化运动”去解释历史的,只是人本主义哲学。而这种哲学,就其性质和主张而言,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

单就描述一般的整个运动和这种运动的最终结果来说,异化论仍然有意义

意义也就是仅仅有”对于描述一般……意义了“。

不能否认,早年马恩的文章富有激情,”异化论“读起来颇为爽快,或许以后也能偶尔拿来忽悠下听众(本来半吊子马克思主义者最喜欢这么干,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但是,还是让事情到此为止吧。要企图从中认真说明什么问题,是不可能的。


#7

我没有否认应该反对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但我也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与现实的经济运动结合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后者决定前者,而非人本主义的前者决定后者。至于为什么后来不用这个概念了,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个概念是哲学的,是多余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对研究现实的经济矛盾的一种干扰。不过要注意的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这种形式的辩证法,仍然是有必要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我认为所表达的就是劳动的内在矛盾的意思,到今天我们也有必要研究这个基本的范畴——劳动。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有价值的。应该予以研究。虽然他采取的是思维的抽象的形式。而不像政治经济学一样是现实的生产和经济关系。不知道你怎么看。


#8

已经说了,你在上面的楼层抬出的1844手稿就是属于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摆脱人本主义异化论、没有认识到”后者决定前者,而非人本主义的前者决定后者“时期的作品。所以抬高那段话的意义是不适宜的。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什么“人的本质最终将向人本身回归”的公式之后就完全从马恩的成熟著作中销声匿迹的事实。

如果你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这个起码事实,就请你不要和我们争论了。和这篇文章末尾讲到的西马去呆在一起吧。

至于你说的什么“异化劳动论”的发展,“与经济运动结合起来研究”,我不反对;《资本论》里也从现象学的层次运用到这个提法。但是,先请你划清与1844手稿从人的本质出发来解释历史的人本主义的界限再说吧。

再说一次,这和哲学不哲学无本质联系,和哪种哲学倒是有联系。


我观察到你有根本不看文章的毛病,那我在这里就来复制一遍吧:

从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一些资产阶级“马克思学者”就着手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即把早期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和晚期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硬说成是马克思“成就的顶点”。相反,马克思晚期的成熟著作(如《资本论》等)则被贬为马克思创作能力的“衰退和减弱”。他们认为,青年马克思关心人的问题,“作了解决人的存在问题的极大尝试”,说什么马克思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人本学基础’随着《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而中断了”㊟[比·巴特尔:《真理和意识形态》,苏黎士1954年版,第320页。]。他们将马克思从探讨人的本质转向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斥之为是对自己最初理想的“背叛”,是对人的“废黜”,甚至责备马克思“没有走克尔凯郭尔的道路或者是他激烈抨击的施蒂纳的道路”,而向另外的方向“蜕变”㊟[见埃·伊格拉托夫;《人道主义的自我解体》,载《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译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不难看出,他们力图把马克思青年时代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看成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并宜称,要用青年马克思关于“人”和“人的本质”的观点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概念”。

但是,通过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因为正好是成熟的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特别是从五十年代以后,西方有的学者,如伊波利特、萨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都转而倡导两个马克思的“统一论”。他们主张“只有一个马克思”,认为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述的关于人的主题,贯穿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之中,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纲领”㊟[让·伊波利特:《异化和对象化》,载《哲学评论》,1964年第1期。],说什么“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观点在今天也完全没有过时”㊟[麦·格·朗格:《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斯图加特1955年版,第33页。]。马尔库塞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明确指出,《手稿》将使“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的由来及其本来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载《批判哲学研究》,波土顿1972年版,第3页。]。他所谓“新的基础”,就是人本主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用以进行批判的武器始终是人的本质和异化的学说,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遭遇和人性的丧失。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似乎只是用来论证消灭人性异化,使人的本质得到实现的“彻底的人本主义学说”。

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被仅仅归结为哲学问题,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被他们说成是黑格尔哲学的“特殊解释” 。马尔库塞明确宣布:马克思的学说“按其实质”是一种哲学理论,“劳动”、“价值”、“资本”等概念,首先不是经济学范畴,而是“哲学概念”。不仅如此,他进而又把这种哲学归结为“人学”,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只是一种阐述“人这一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载《批判哲学研究》,波土顿1972年版,第8-9页。]。按照这种逻辑,辩证法只能以人为转移,在社会领域中,客观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否定了历史辩证法的客观性,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

如果说,马尔库塞的观点还不够明确,那么,弗洛姆则用明白无误的语言,毫不隐晦地表述了资产阶级用“人本学历史观”代替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企图。他同马尔库塞一样,认为人的异化和扬弃的学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基本概念,因此,“马克思的目标,是一种建立在他的关于人的学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用十九世纪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目标基本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如果人们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和‘经济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那么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本学历史观。”㊟[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法兰克福1962年版,第6、23页。]

由此可见,用“人的辩证法”取代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历史辩证法,用“人本学历史观”代替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使之成为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这正是近半个世纪来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并居支配地位的一种旨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无论是把青年马克思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还是将两者“统一”起来,其目的都在于把“人”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中心”和“基础”,以便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本主义。其实,这种理论也并非什么新东西,它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形式下,使那种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摈弃了的关于“人”的思辨理论死灰复燃


#9

没事,辛苦了。作为做事的人,你已经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10

第一,我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与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异化论根本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的运动是由现实的物质生产决定的,是内容决定形式。但人本主义的异化理论认为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物质生产,是形式决定内容。二者本身就不是一回事。
第二,我没有支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因为他们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并且是为着改良主义做注脚,是转移方向和反对现实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
第三,我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历史的环节是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的。因真理是过程的全体,马克思主义也有着他自己的发展的历史,也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自我分析。
第四,马克思在《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批判》中已经认识到人本主义的问题。并且认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这说明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人的本质是在现实的历史中,在生产中。而不是在抽象的思维之中。
并且又下结论说:人的本质的异化与这种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要注意的是,他不是认为可以用做论证就可以达到这个扬弃,而是认为要用现实的历史的运动才能达到这种扬弃。

所以我很不能理解,你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等同了起来。

第五,我认为你所说的,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没有认识到后者决定前者是不对的。我认为马克思是意识到了。所以他才说:历史才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而把之前运用异化理论和后期抛弃异化理论的过程对立起来,我想这种看法也是一种割裂。我认为马克思是利用了异化理论并将其发展,用辩证唯物论加以改造,这个时候异化理论就不再是人本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西马所做的事,就是把马克思所改造过的异化概念再次与人本主义的异化概念偷换起来,混淆起来,从而达到阉割和篡改的目的。
如果我们不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与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区别,而是再次将马克思运用异化理论和抛弃异化理论两个时期对立起来,实际上也是割裂,因为马克思的理论究其根源也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只是不能等同而已。你总不能说阶级斗争理论起源于资产阶级学者,就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等同起来吧?
所以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的那种说法。不是应该否定马克思曾运用异化理论或者后来不用异化理论来予以否定,反击西马。而是应该抓住关键。揭露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西马异化理论的根本区别。


#11

你又在这里胡说八道了。前面说你不看文章,现在你又开始自言自语了。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本主义异化论不同”,你的全部认识也就满足于此了。我们要求说明,马克思的异化论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各个阶段的特征和性质是什么?这些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异化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不同时期之间这种观点存在哪些差异?你要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不会吐出抽象的“马克思的异化论”这种可笑的词句了。因为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1845年前包括你吹嘘的1844手稿时期,这种异化论表现为预设人都本质并进行思辨论证的形式,1845年之后,异化论被驱逐出了历史领域,反而成了嘲笑对象;后来,异化被当作一个纯粹的现象学用语被历史唯物主义所统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用以描述商品拜物教和工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此时的异化论已经根本不同于早年异化论了。其中的差异,我已经说过了。

你的能耐是什么呢?一无所知,不学无术,选择性眼瞎,只看到后期经过改造的相对无害的异化论,忽略早期著作占有重要地位的深受人本主义影响的“异化论”。看到我们批判费尔巴哈,检讨青年马克思著作的不成熟,限定你心爱的1844手稿的地位,你就心慌起来,心虚了,于是只承认后期马克思著作中的异化论的意义,并试图把这一异化论形态无限往前延伸,说成是马克思固有的、一生的观点。这样一来,你也就可以把1844手稿的异化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拒绝反省早期异化论的错误。你上面的模棱两可的抽象叙述,无非试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1844年写作手稿的那个马克思和他的异化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异化论。

第二,没人说你支持,但是其实你比西马好不到哪里去。西马至少还看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而你则干脆否认这些阶段的存在。你全部发言暴露的就是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无知。所以你才会错误地把早期和后期的异化论的不同性质混为一谈,臆造一个存在于不同时期的却又是同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拒绝根据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分析。所以你虽然主观不支持,实际不过是将西马的那套颠倒了一遍。西马用青年马克思不成熟的异化论顶替马克思一生的“异化”思想,而你出于自己对于文献掌握和理解的无能,却反其道行之,用一个自我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来企图将1844手稿时期的异化论也说成是“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然而这是根本违反理论事实的。我发给你的文章你也不看,自说自话,你以为就能解决问题?

第三,你说异化对马克思理论起到了发展作用,这是在偷偷地混淆了问题。本贴本题,没人否认1844手稿的异化论构成了马克思发展的一个标志,我们争论的是这一标志的意义:青年马克思在他的早年几部著作中所运用的这种“异化”论的理论实质以及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是什么。从这里我们的分歧旧出来了。我告诉你,1844时期的异化论是不成熟都和带有很强人本主义痕迹的,因而它不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不便于抬高它的地位;而你却说什么,不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论1844手稿,也不论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硬要说马克思整个一生的“异化”理解处于一种抽象的“同一”之中,硬要说1844手稿那堆仿照费尔巴哈主义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公式”也算做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杰出运用”,进而你就要求我们接受这套东西,把它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很显然,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后来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的道路,根据你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你的这种荒谬见解早就毫无立足之地了。马克思后来说如何无情清算1844手稿总的那些异化思辨的,我就不扔语录了。我在这里只能求你多回去看几本书,看几篇文章,而不是只会坐着冥思苦想。

第四,1843年马克思还是对费尔巴哈主义持高度评价并受到它的影响,这从当时大量的通信中可见,1844年的神圣家族就是一例。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中酝酿的因素本来就在发展着,所以你随便摘取一句出来也证明不了任何问题。不要忘了,神圣家族里面马克思还在采用要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所谓共产主义是“真正人道主义”“真正人的实现”这类存在明显问题的叙述,更别提1844手稿中过分依赖人本主义异化论展现出来的对于资本主义批判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乏力的局限了。酝酿因素存在着,我们没有否认这点,我必须再次提醒你看文章了。这篇文章自己就说早期著作也包含着后来萌芽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你实用主义地歪曲了这个事实。在1845年马克思着手研究英法历史和政治经济学之前,马克思其实是谈不上把对于人本主义异化论的反思和批判上升到系统和世界观的高度的。1844手稿开篇赞颂费尔巴哈为“真正的唯物主义”“科学”打下基础就是明证(不要忘了后来马克思在1845年的提纲里如何第一次尖锐地清算了费尔巴哈)。所以,你举出几个零散的句子,也改变不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不成熟,异化论不成熟和明显的人本主义局限的事实。我们要求正视这一事实,拒绝赋予这些不成熟著作以过高地位,你却玩弄抽象诡辩,说什么凡是马克思写的,从他18岁时期的毕业论文,到后来信奉黑格尔主义后的“法哲学体系”再到身处费尔巴哈影响下的不成熟的草稿都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分割”。这种判断是根本违背事实的。

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论”,因为这一异化论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根本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而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以及1845年马恩哲学变革完成前,这种异化论又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存在的仅仅是不同阶段马克思对“异化”的阶段的探讨、理解和运用。而且显然我们主要赞同的是马恩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对“异化”的改造和运用,对早期不成熟著作的异化论,我们主张检讨和妥善运用,使之不能为害。既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他们数十年的工作中就从未试图制造出一个专门的“异化理论”(事实上马克思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异化论解释历史的不足),那么我们今天也没有理由那么做。

后面你又自己臆造了一堆自言自语来百般遮掩1844手稿的局限性,拒绝承认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彼此不同的阶段,拒绝承认青年马克思著作的不完善。这些套路不新鲜了,西马也正是这么说的。他们恨不得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下来就说成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好无上限地把一批又一批在马恩创立共同学说前的那些准备、自我探索、不成熟的结论和明显局限的观点偷偷塞进马克思主义的名下,以达到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目的。

你几乎是从一种无知的天真出发,本能地想要无差别地承认一切阶段的马克思一切著作的同等的意义,那么其实在思路上,与西马并无二致:你们都不懂得如何科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