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

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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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共两节,整理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十章。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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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1968 年的“五月运动”与“左”倾思潮

一、“五月运动”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二、“五月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极左派和“左”倾思潮的破产

第二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

一、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是“五月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二、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五月运动”实践中的检验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并走向低潮的历史背景中孕育与产生以后,由于它既受到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敌视和法西斯主义的压制,又受到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仅仅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学术思潮(主要是哲学思潮)。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方向从哲学转向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他们没有也不想把自己的理论通过某个政党或其组织付诸政治实践,因而他们的著述虽然为数不少,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只是1968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五月运动”才把这股思潮从历史的后台推到前台,使这股思潮成为学生和“新左派”们造资本主义反的思想武器。那么,这次运动又是如何检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尤其是它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呢?这要从“五月运动”产生的背景和这一运动同左倾思潮的关系谈起。


第一节:1968 年的“五月运动”与“左”倾思潮 |返回目录

一、“五月运动”的根源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60年代末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战后20多年的长期稳定的局面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发生了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高潮就是在1968年五月爆发的法国学生造反事件,又称“五月运动”或“五月风暴”。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西欧、北美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运动不是在共产党或社会党这样的老左派领导下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和工人运动,而是由那些既不满资本主义、又不满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模式的被称为“新左派”的政治力量发动的一场造资本主义反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整个运动中,青年学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

1968年在法国所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五月运动”看起来很突然,但这场运动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中,植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矛盾之中。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尽管出现了一个较长期的稳定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在“五月运动”之前,就法国社会而论,有下列几种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1.青年和社会的矛盾。

60年代以后,法国经济上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属于新贫的家庭越来越多,达到了150万个。这种“新贫者阶级”大部分是青年人。在冷酷无情地进行现今交易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人一踏上社会就自组家庭,很快涌入赤贫者的行列。

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先进,资产阶级对劳动力文化素质的要求就越高;资本主义社会对消费的盲目鼓励又致使许多青年人染上恶习,他们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各种高档消费品,甚至借债到处旅游,尽情享乐。可是由于工作没有保障,失业现象严重,一失业,债权人纷至沓来,所有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东西甚至包括住房,都会被债主没收,不少人因此而流浪街头。

另外,不少青年服满兵役后到社会上求职未果,希望回兵营去,但兵营又无法收留他们。于是,他们只好混迹江湖,莫不有被社会抛弃之恨。这些青年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在法国,产生了许多“被社会抛弃者阶级”,“在社会边缘的人”,其绝大多数就是这些青年人。他们深受消费社会之苦,主张彻底改变这种高消费的制度。到了“五月运动”之前,青年与社会的矛盾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2.学生与政府的矛盾。

“五月运动”前,法国一共只有20多所大学,适应不了急剧增加的大学生人数;加之教学设备严重缺乏,没有必要的文化娱乐设施,学生生活枯燥无味;大学里还设有严格的男、女学生“隔离”制度,男、女学生不能互相串门,学生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人生自由和与异性交往权力的干涉,认为自己被囚禁在“荒唐的境遇之中”。

为了使学生适应刚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需要,教育部长打算进行教育改革,并进一步严格了考试制度,结果学校淘汰率越来越高,文、理科都达到70 %以上。

大学教育严重脱离生产实践,偏重理论,致使很多专业毕业的学生用非所学。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懂得管理科学、应用技术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大学里却人满为患,许多学生毕业后不得不改行或找不到工作,大学毕业文凭并不能保证学生享有固定的工作和富裕的生活,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望进入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因此,许多学生感到自己是现代化社会的牺牲品,对教育制度、对政府严重不满。在“五月运动”爆发之前,巴黎之外的一些大学生中已经发生了一连串的学生抗议事件。

3.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往往意味着带来新的贫困和失业。60 年代之后,法国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20多家金融、工业集团以及跨国公司统治并支配着整个法国,一批又一批的中、小企业破产,雇佣劳动的比重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都不断扩大。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而工人的收入增长却很少,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各种税收加重,工人们往往靠借债来维持生活。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工人的文化素养和专业训练越来越不能适应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技术越进步,自动化、信息化程度越高,工人遭受失业的危险性就越大,被抛到街头的人数也就越多。

对发展抱有恐惧感的工人对消费社会越来越普遍地感到不满,对科技进步越来越憎恨。于是,他们就把愤怒发泄到发展上,以为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资本家搞的高度信息化、高度自动化、高度消费化就是他们失业和贫困的根源。这样,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正是以上三种矛盾的不断激化为1968年法国“五月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条件,成了新的阶级冲突的土壤。

“五月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纯粹的学生运动阶段(3月22日~5月13日)。 这一阶段运动主要表现为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参加者主要是学生。

3月22日这天,法国政府宣布逮捕6名因反对美帝侵越而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扔炸弹的学生,其中一名是法国全国越南问题委员会成员、原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消息传来,群情激奋,近200名学生在一名叫邦迪的学生煽动下,占领了农泰尔文学院的行政大楼,并很快地集合在阶梯教室召开大会。巴黎大学的左翼学生闻讯赶来后,学生们便占领了学院理事会大厅。凌晨一时,他们围坐在庄重的椭圆形会议桌前,吃着三明治,喝着啤酒,议论时政,并酝酿对资本主义的学校和社会进行批判。这样,也就自然地形成了“3.22运动”组织。运动自此就一发不可收。右翼学生组织的捣乱、左翼学生的自卫、反帝宣讲会、教改讨论会、大字报、传单等几乎每天都有。校方随之关闭了大学。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中,巴黎一些大学又相继发生了一些风潮:如3月29日,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抵制考试,索邦学院的学生未经许可而在黎塞留剧场举行集会; 4月5日,士卢兹大学的左、右两翼学生发生争吵,导致警察干预,等等。

接着,事态进一步扩大,整个巴黎成了战场。警察动用警棍、水炮和催泪瓦斯,而学生则以掷石头、烧汽车来回击。巴黎数万名学生和教员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许多外省、市的大学生也起来支持他们的巴黎同学。

第二阶段是有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的新阶段( 5月13日~5月29日)。 第二阶段是运动的高潮。运动由学校危机发展成为社会和政治危机,运动的参加者由以学生为主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

首先是巴黎80万工人罢工支持学生,南特飞机工厂的工人还占领了工厂。接着,罢工和工人占领工厂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法国。到了5月22日,罢工的工人多达1000万,他们占领工厂,连技术人员、教师新闻记者都卷了进去。飞机停飞、火车停开,邮路不通、马路上的垃圾堆积如山……简直把堂堂的戴高乐的法国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这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运动在这个阶段上政治色彩表现得最明显。罢工工人违抗了总工会的命令,不仅走上街头示威,而且还关押经理,占领工厂建立行动委员会接管工厂。工人们提出的要求除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外,还向资本家的权威挑战,要求扩大民主权力,参加企业管理,实行“工人自治”。在16所被学生占领的大学里,成立了由师生组成的占领委员会,具有各种倾向的政治组织纷纷出售自己的小册子、报纸和传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热情支持这场运动,萨特甚至亲自出马,站在拉丁区圣·米歇尔大街的汽油桶上发表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的演说。学生们举着写有三个“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标语牌游行,各种标语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直指戴高乐政权。

但是,由于以学生、工人为主力的“新左派”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成熟的革命组织,也没有关于未来的战略,因而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之时,没有能利用这个有利的形势。戴高乐取得军方的支持后,利用共产党人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新政府为借口,大造“共产主义极权威胁”的口实,把造成法国无政府主义状况的责任全推给共产党人,无形之中给法国人造成了一种“恐共病”,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他的反攻。

第三阶段是戴高乐政府反攻阶段( 5月30日~6月30日)。 在这一阶段,“五月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5月30日,戴高乐作好了调动军队以“拯救”国家的准备后,再一次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宣布的三点抓住了法国人的心理:解散国民议会,马上开始进行比公民投票更易于操纵的立法选举;把肇事的责任全推到共产党人身上,说法国“受到了集权主义共产主义的独裁的威胁”;表明他要继续留在自己的职位上,号召“戴派”人员到街上去显示力量。

戴高乐的这一次演说,加深了法国人对所谓“集权的共产主义”的憎恨,满足了他们对扩大民主、参与政权的要求,并且以进攻的姿态剥夺了左翼政党利用危机夺取政权的希望。演说发表的当晚,戴高乐派发动了100万人的集会游行。游行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人士和他们在大学里的子女,他们同新调来的在巴黎郊外待命进发的坦克部队以及荷枪实弹巡逻在街头的宪兵一起,摆出背水一战的姿态。戴高乐趁着这势头,于5月31日改组了内阁,并着手进行立法选举。这样,那些超越宪法规定而卷入运动的人们的视线一下子从罢工斗争转向议会选举,从而使左翼政党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能拒绝选举,因为危机开始时,他们就号召选举;他们又感到此时选举对自已不利,因为他们不得不为此放弃利用危机夺取政权的机会,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战胜机构完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政党在立法选举中自然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6月30日,立法选举结束,戴高乐派在议会独占358席,占总数的3/4;法国共产党占34席,比上届减少了39席;左翼联盟57席,比上届减少61席。

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风暴”就此以失败而告终。

“五月运动”取得了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重大成绩:在1个多月的斗争与动乱中,工人和学生使资本家损失了300亿法郎,使法国出口额减少了1/3;在不久之后的1969年3月,法国各行业的900万工人又发扬“五月运动”的斗争精神,举行了总罢工,工人、学生的示威浪潮再次席卷法国各大城市;戴高乐在1969年4月27日举行的裁决各种行政改革建议的公民投票中,遭到53%的反对而被击败,被迫辞职下台。但总的来说,“五月运动”毕竟没有取得应有的革命成果,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失败而告结束的。

二、“五月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极左派和“左”倾思潮的破产

法国1968年“五月运动”的失败,并不是参加这场运动的学生、工人及广大群众的失败,而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新左派”和“左”倾思潮的失败,它标志着“新左派”和“左”倾思潮的破产。

对于参加这场运动的广大学生、工人及人民群众来说,实际上并非没有胜利而言。

首先,这场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都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青年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运动高潮时,参加示威者的人数竟占法国总人口的1/5,达到1000万人,占60%的在职工人都卷入了斗争的浪潮。他们是在既无武器、又无宣传工具的情况下显示自己的力量的。他们的这种行动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抗议以及对改革的渴望。他们的行动说明:时代跨入信息社会时,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强迫当权的资产阶级听取自己的声音;无产阶级决不允许加重对自己的剥削,决不允许剥夺自已的劳动权利以满足特权阶级的私利。

其次,这次运动使资产阶级民主在法国有所扩大,中产阶级有了更多机会参政,工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参加企业管理,学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大学改革。政府在运动后期发布了增加最低工资和取消工资级差的法令,而总统戴高乐本人也于翌年6月下台。这些结果表明,在群众的力量面前,资产阶级不得不满足群众的要求,撤换自己的代理人。

由此可见,“五月运动”中失败的不是参加运动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而是法国的极“左”派和“左”倾思潮。60年代,“左”倾思潮流行并影响着国际工人运动。在拉丁美洲有格瓦拉主义,在中国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红卫兵造反”运动,在欧美有“新左派”运动。

就法国而论,当时的“新左派”运动主要受到三股“左”倾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五月运动”中。

1.无政府主义思潮。 它是“五月运动”中“新左派”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

法国是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故乡,这一思潮长期以来在法国时隐时现,一直未根绝。60年代,无政府主义在法国复活。在“五月运动”中,以邦迪为中心的“3.22运动”就聚集了一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邦迪本人就宣称巴枯宁对他的影响最大,并主张运用用诽谤、嘲弄向政府挑衅的策略。这个运动诅咒资产阶级国家,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们又从无政府主义立场出发,反对一切权威,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后直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他们反对运动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盲目崇拜运动的自发性,主张以行动代替各种思想争论的”唯行动主义”。“五月运动”的失败就是这种极“左”理论的破产。因为这种极“左”理论除了给统治阶级抓住镇压的把柄,把责任全推给左派政党外,对运动的进展毫无积极因素而言。

2.托洛茨基主义思潮。“五月运动”的失败也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破产。

法国是托派第四国际的诞生地;巴黎是“第四国际统一秘书处”所在地,也是世界托派的活动中心。在“五月运动”中,革命学生联合会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这两个托派组织起了重要作用。

托派组织认为法共政策是改良主义。他们要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通过在工厂和大街上的冲突实现无产阶级最终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心理上的准备;通过罢工委员会建立与资产阶级政权并存的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在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一个新型的“苏维埃民主国家”。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法国当时的形势,错误地认为革命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都已成熟了,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城市游击队”的力量能够引进一个工业国家的人民战争,从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5月13日总罢工后,他们认为这是实践他们“夺取政权的理论”的好机会,于是积极卷入运动,企图支配运动,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但是,“五月运动”全过程和它的失败,证明了托派关于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关于革命道路的主张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60年代的法国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下降,不满情绪有所上涨,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家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剥削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并竭力宣扬“劳资一家”来缓和阶级矛盾,劳动人民并未达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地步。因此,法国青年和学生虽然可以在极“左”派理论的煽动下爆发“本能革命”,但法国发生革命的主观条件并不具备,托派的理论事实上是主观主义的产物,在实践中无疑要碰壁。

3.“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它是对“五月运动”影响最大的一股思潮并成为这次政治风暴主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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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是“五月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之所会成为“五月运动”这场政治风暴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因为这一理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适应了造反者的需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多少触及了资本主义的某些病态。例如他们大量论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就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富裕、人性丧失”的矛盾,很容易引起生活空虚、精神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们的共鸣;他们所提出的“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表达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要求自治与权力变革的愿望。列菲弗尔就认为“五月运动”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型抗议。

“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又是一种极端夸大人的主观性的左倾思潮,马尔库塞、萨特等人提出的“大拒绝”、“自由选择”、“性欲解放”、“快乐原则”等论题,特别适合那些带有浓厚小资产阶级狂热和个人主义情绪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在这次运动中,造反者们也正是把“自由”、“快乐”、“永不工作”等作为自己行动口号的。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五月运动”影响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从“五月运动”期间学生、工人打着的标语和涂在墙上的口号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新的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
“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
“革命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是对工业文明的开端的挑战。”
“有一个巡官生活在我们每个人中间,我们必须处死他。”
“解放被压抑的本能。”
“权力归于想象。”
“我越谈恋爱,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谈恋爱。”

从上面这些标语口号中可以看出,60年代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出现,其主要原因是学生感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学校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它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分子的工具和武器,学生变成服从学校中物化关系的劳动商品,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和生产过程一样,具有同一的非人化的属性,而不考虑学生身体的需要和具体欲望,大学具有的批判的和文化的功能因之而消失了。

成千上万的工人之所以毅然支持学生的抗议运动,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已看作像学生一样是资本主义等级制异化制度的牺牲者。他们在学生抗议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类似的处境和要求:许多工人对于在劳动过程中自己的创造性遭到窒息表示深刻不满,他们具有控制生产过程的欲望、在工作中负责的欲望。所以,他们赞成并参加罢工并不是为了获得传统好处,而是为了获得管理企业的权利,他们感到学生在抗议中所提出的问题在工厂企业中就意味着要求自治。

在“五月运动”中,学生和工人组织的“行动委员会”是极端民主的,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行动委员会”不限于管理劳动场所,还管理日常生活需要,写作和大量印刷传单张贴,公开讨论参加行动委员会的人的思想。当学生到郊外去时,他们就在居住地组织“行动委员会”;当工人到大学来时,又形成了工人-学生“行动委员会”。在少数情况下,“行动委员会”曾在工人控制下恢复生产,控制过市政府。但总的来说,它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学生、工人只是把它当作消除等级制和物化的异化后果的有效组织和他们憧憬的未来社会的胚胎。

所有这些,都说明“五月运动”所触及、所暴露、所反映、所试图解决的,乃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矛盾。而自20年代以来,在近半个世纪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其著作中所力图考察、分析,或在朦胧中预示的,正是这些状况和矛盾;他们所提出的,也正是适应于这种状况、解决这种矛盾的种种方案。

例如,被称为这场新左派运动的思想领袖的马尔库塞的有些著作被这些新左派”一连出了10多版,成为当代除马克思著作外最畅销的理论书籍,成为“新左派”造资本主义反的思想武器。马尔库塞的著作之所以如此“走运”,正是因为他的著作中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都迎合了这些造反者们的需要。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又译《单面人》)一书中,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认为人是既有精神需要又有物质需要的“双面人”。但由于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使这种“双面人”蜕变成了受物质欲望奴役的人、即工具化了的“单面人”或“单向度”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高消费就是为了高生产,人的存在无非是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于是,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没有灵魂、思想和情感的机器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方式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抗议),同时又是为了促进人们与现存制度的同一性。

从这种理论出发,马尔库塞主张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绝对否定”,搞“崩溃式的破坏”,“炸毁历史的连续性”。他否认革命需要有客观的革命形势作基础,认为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是“革命的形势”,因此,革命只要有革命的主观力量和革命的意识就行了。

马尔库塞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他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主体只能是激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为他们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很少,有革命的意识,还没被资本主义同化。在现存制度范围内,可以从改变人的本身、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入手,发动“本能革命”,求得革命者的内心解放,并以学生、激进的青年作为催化剂,引起工人革命。

马尔库塞根据弗洛伊德的“泛性说”著写的《爱欲与文明》、《自由和弗洛伊德的本能的理论》两书对欧美青年和学生有很大影响。

法国“五月运动”中之所以有那么多学生一哄而起,搞罢课、占领,就是同信仰他的“本能革命论”有关。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我越要革命就越谈恋爱,越谈恋爱,就越要革命!” 等,这正是从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论”派生出来的。青年学生相信了他的理论,以为欲望的冲动、性爱与快感的寻求就是人的本性,主张无约束地寻求性爱和快感。在这种理论指下,“五月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状况。“五月运动”的失败则标志着马尔库塞“本能革命论”的破产。

马尔库塞的“本能革命论”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结合起来、用弗洛伊德主义“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性爱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神秘的生命的冲动,即生物的遗传本能冲动,其核心是性爱的冲动。他称这种性爱冲动为“力比多”。认为“力比多”是人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内驱力”。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行为和心理并不受客观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而是由某种神秘主观心理因素——本能的欲望冲动所决定的,精神病则是“力比多”遭受过分压制的结果。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主义从哲学角度来说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他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笼统地把社会病害的根源归诸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把诸如科技的发展、婚姻制度、道德规范等这些人类文明的标志说成是压抑人的本能、特别是性爱的根源。这是荒谬的。

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站在阶级分析的立场上,而正是站在弗洛伊德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的。他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人的本能要求,资本主义文明压抑人的自由,认为个人的幸福与个人自然欲望的自由的满足分不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产却加强了对人的控制,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在马尔库塞看来,在理想的社会中,人的本能要求和性爱欲望同文明并不对立。理想的社会使人的本能和性爱得到解放;而人的本能与性爱的解放会使人发出更加旺盛的精力更能解放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他甚至断言,人的解放与人的本能与性爱的解放是一回事,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能与性爱受到压抑,发生了异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在于反对对人的本能与性爱的异化。

马尔库塞把他的这种理论叫做“革命理论”或“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同马克思主义扯在一起,说什么他们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批判资本主义,只不过方法不一样而已:马克思注意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批判,而他们注意人的问题。因此,只有互为补充,马克思主义才更加全面、合理。

马尔库塞的这种“本能革命论”确实对于法国一批激进的、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的青年发动“五月运动”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

再如,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新左派”、尤其是激进的青年学生发起和参加“五月运动”也有着重要影响。

萨特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由,人的真正的价值就在于自由;而自由就等于人的存在,自由就在于选择,就是人对自己的不断选择——这种选择行动的自由是绝对的,它不受任何东西的制约和决定,也不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它是主观任意的。

恩格斯曾指出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由此可见,人的自由决不是否定客观必然性的自由,而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基础上的自由。

萨特否定客观规律和客观必然性的作用,他所说的自由显然是抽象的自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他的这套理论对于60年代的法国及西方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正处于彷徨中的青年尤如一帖兴奋剂,他们感到萨特关于自由的论述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不自由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旧的秩序、传统的道德都是限制他们自由的桎梏;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获得绝对的个人的自由。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青年们纷纷聚集在存在主义的旗帜下,对传统的文化、道德进行激进的反抗,希望在反抗的行动中得到自我表现、自我满足与自我实现。

正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背景下有它激进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一面,同时又有夸大人的主观性、否定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的一面,因而它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特别是马尔库塞的理论一起成了1968年法国“五月运动”中青年学生造资本主义反的一种思想武器。但萨特的这套理论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它脱离现实,脱离经济和政治问题,孤立地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必然会在实践中碰壁。“五月运动”失败后,这股思潮很快走下坡路,失去了对青年的影响力。

再如,列菲弗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异化、政治异化,特别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异化的批评以及他对“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的憧憬,对青年学生发起“五月运动”和广大工人积极支持学生的这场造反运动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月运动”中,学生们喊出的像“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一类的口号,正是来自列菲弗尔对“消费支配的官僚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的理论;工人们占领工厂甚至成立”行动委员会”来恢复和管理生产的行动,正是来自列费菲尔工人“自治”的思想和理论。

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异化现象的批判以及他们强调主观革命的理论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这场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运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为什么又会成为这场运动中“新左派”们的一种思想武器呢?

这主要因为当时法国“新左派”理论的阶级基础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同资产阶级的统治有深刻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满,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同时,又往往以小生产者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好走极端,反对权威,厌恶组织和纪律。因此,他们拒绝接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他们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只有和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另外,某些社会阶层还由于革命斗争发展缓慢而产生不满情绪,当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延缓下去时,他们很容易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许多青年人刚踏上社会,属于卷入政治斗争的“新兵”,他们的固有特点是希望一举解决全部问题。因此,很容易信奉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左”倾思潮,很容易把种种冒险主义当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接受,无产阶级政党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的劝告往往被他们当作“改良主义”而加以拒绝。

在这次运动中,法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原则。法共根据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同法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认为当时法国并不具备革命形势,因此运动开始时没有支持受“新左派”理论煽动的学生运动。5月3日,当时的法共政治局委员马歇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认为这场运动是“假革命者”在大学生中进行的“骚乱”。法共反对那些极“左”派任意进行寻衅破坏,不主张学生随便烧毁汽车,因为法国工人也有汽车,但需为此花费3~4年的储蓄,随意毁坏汽车只能使工人阶级遭殃。后来,由于戴高乐的镇压措施激起了更多的法国人的同情,运动在极“左”派的蛊惑性煽动下很容易中戴高乐政府的欲擒故纵的计划。为了实行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使工人阶级尽可能多地在运动中获得成果,法共才决定介入运动。可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已加强了极“左”派的地位,使无产阶级政党很难驾驭整个运动;资产阶级右派又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所谓“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致使法共在“五月运动”中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五月运动”实践中的检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称1968年的“五月运动”是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载体,是他们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战略和政治经济战略经受检验的实践。他们把学生运动看作是实现自已理论的物质力量,热情支持和呼吁“五月运动”,并试图对事件的根源、意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说明。

当时,萨特、马尔库塞及列菲弗尔等人都表现得异常活跃,有的亲临斗争前线,有的发表演说,有的接见造反者的代表,都对这场运动表示支持。如: 5月8日,萨特及其终身伴侣西蒙娜·德·博瓦尔以及其他人发表宣言号召工人联合学生;;5月10日,萨特、列菲弗尔、高兹等人又发表宣言,认为学生抗议运动的特征不单是设计大学改革,而且是努力避免社会的“异化制度”;5月12日,卢森堡电台记者访问萨特,萨特表示他喜欢学生论战和巷战的策略;5月20日,法国《新观察》发表了萨特同左翼学生领袖邦迪的会见。同时,萨特去索邦学院发表讲话,嘉许学生“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的新的社会观,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姻”。

“五月运动”后,萨特在回顾“五月运动”的经验教训时说,现在,可以认为革命在发达社会内是可能的了。他认为,“五月运动”缺乏党的领导,但并不因之而窒息它的成员的创造性自由;“五月事件”是一场没有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尽管它必然失败,但它第一次以其对发达社会的否定去表达发达社会反对异化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使发达社会面对它的限度和矛盾。人们认为,萨特在1960年发表的《辩证理论批判》中关于社会集团的形成和分解的论述,有许多在“五月运动”中得到证实。

列菲弗尔是“五月运动”的发源地农泰尔文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左翼学生领袖邦迪就是他的学生。对这场运动他也采取了热情支持的态度。他在讲话中认为,“五月事件”代表了只是同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关联起来才有意义的新型抗议。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决策权日益集中在一个很小的“技治论”社会中坚的手中,所有部门中的群众都经历着一种社会反常和异化、索然无味的活动和空虚理论的感觉,随着对匮乏的征服,全体人民都受到消费主义的死气沉沉的压力。学生运动象征性地表现了其他人所感觉到的东西,所以罢工迅速扩展并得到普遍支持。自治是瞄准着日常生活本身的,抗议是针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的,而不仅是反对劳动场所或议会。对抗的方法是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论战是“针对经验上的或被预期到的异化形式的、包括一切的总体的拒绝”,以此避免官僚们无处不在的操纵。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鼓吹“新工人阶级论”的一个理论家马勒说:“五月运动”是“适应于现代资本主义状况的第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新工人阶级论”的另一个理论家图雷尔则说:“‘五月运动’是宣布未来的社会斗争的霹雷。它驱散了这样的幻想:认为生产和消费中的改善会造成一个以紧张代替冲突,以争论代替分裂瓦解、以谈判代替革命的社会”;由于官僚资本主义把它的控制非常完全地扩张到传统的非融合的私人闲暇、家庭生活和消费世界,这样地协调、组织和操纵着日常生活世界,以致在社会的某一点上的火花,能够迅速在造反的火焰中包围整体。”

还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过去的每一场革命都是和那个历史时刻的社会的真正潜力不一致,如1640年、1789年以及19世纪的革命,当然还有20世纪中落后国家的革命。“1968年5月是历史上集体的人类之声最终能表达出人类文化聚集起来的巨大潜力…(是)第一场革命的先驱”,“新革命将越过一切见解,打
破一切障碍,并实现我们至今还很少意识到的成熟的梦想。”

关于“五月运动”的成败问题。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五月运动”中没有哪一方获胜,也没有哪一方失败,因为“五月运动”是为最后战胜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缓慢的成熟过程中的一部分,五月的历程不能被重新产生那些构成为胜利的障碍的组织形式所倒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五月运动”从一个方面来说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它拒绝把手段和目的分离开来,它反对国家的工具性活动,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没有获得全面胜利的机会,许多造反的“新左派”都知道这一点;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成功的,因为它证明了非原子化社会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直接结果,而是一种新的“主观际”实践的直接结果。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五月运动”的经验教训在于:“五月运动”证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改造必须集中在直接创造新的相互作用方面,而不是集中在推翻敌人方面。同时,造反者体现新原则的活动又必须同否定性地揭露现存的压迫结合起来。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在人们中间哺育了自治的要求,哺育了终结异化的要求和社会要发生质变而不是量变的要求,因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矛盾的继续发展、它的融合和控制日常生活的越来越多方面的需要,都将为今后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爆发“五月运动”准备好基础。

正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预先考察了“五月运动”所由以产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力图解决的社会矛盾,热情支持或直接参加了这场运动,竭力分析和澄清“五月运动”的意义,阐明它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授予“新左派”以思想政治理论武器,因而,它就很自然地被“五月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新左派”所信奉。

但是,“五月运动”的过程及其结果表明:

1. 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倾思潮影响的这次“造反运动”至多只是发泄了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是一种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的自发行为,而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是确切意义上的“革命高潮”,是“实现社会主义前景”的斗争。 这样的“造反”被统治当局很快地平息下去乃是势所必然的。

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尽管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大量、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要求变革这个社会,用更合理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愿望,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分析和批判,而是主要是以人本主义为武器,站在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分析、批判,这就使他们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战略和政治经济战略尽管重视了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一些方面,强调总体革命、强调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能给人以启迪,但他们实际上轻视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这些革命的首要方面,忽视了经济动因的决定作用,排斥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排斥传统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主力军作用,企图以青年学生、小资产阶级甚至是一些流氓无产阶级充当革命的主力,用受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影响的“本能革命”、“ 性革命”、“意识革命”等来充当革命的战略。所有这些表明,他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基本立场和原理,是一种脱离实践的、极端夸大人的主观作用的“左”倾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3.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没有变。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无产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融合”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五月运动”中,法国竟有1000 万工人参加罢工并成为这次运动的主力军就是一个例子。

4.脱离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五月运动”尽管声势浩大,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政党领导,没有统一的革命战略,其结果只能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以失败而告终。

5.只有马列主义能够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其他任何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影响比较大的思潮都不可能成为任何革命的指导思想。 因为马列主义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潮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产物,是一种包含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杂质的思想体系。

就连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五月运动”后所进行的反思中在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些问题。例如,曾经把政党说成是一种“必要的祸害”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五月运动”后认为:“没有一个革命政党,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的革命运动”;曾经提出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融合”论的马尔库塞“五月运动”后也修改了自己的理论与战略,认为工人阶级的“融合”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由此可见,“五月运动”虽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历史的后台走到了前台,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但这次“风暴”的迅速消逝又意味着它在实践检验中的碰壁。“新左派”中的许多人一下子从狂热到消极;从极“左”转到极右;从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去造资本主义的反走向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成为极右派。“五月运动”后在法国出现的被称作“新哲学”的思潮中的那些“新哲学家”正是由这些从极“左”派走向极右派的人所组成的。在“五月运动”前后变得很活跃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随着“五月运动”的失败和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中的碰壁,或退回书斋去反思“造反”失败的教训;或陷于苦闷、悲观;或在寂寞中谢世;或认为过去的理论确有问题,需要作新的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将如何发展变化,不妨继续加以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大多数代表人物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并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理论中也不乏闪光的智慧和卓见,但由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仍然没有也很难为改造现实社会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无法引导群众正确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尽管他们的理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会很时髦,但不可能在群众中生根,很快会变成历史的陈迹。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悲剧。

在法国1968年“五月运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竟然变得如此时髦,甚至成为这次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这也是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思考的。这种情况给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新的课题,特别是西方国家共产党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整个战略,正确分析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找出不同于过去的、能适合于自已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或许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五月运动”的实践中所留给后人的一种启迪。事实上,西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在“五月运动”后也在总结经验教训,变被动为主动。在某些理论观点方面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通的“欧洲共产主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并成为西欧一些共产党考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新战略的一种理论。

1968年的“五月运动”虽然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碰壁,但这一思潮并没有随着学生运动的衰退而完全消失,它的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企图在消化、吸收学生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这股思潮的影响,提出了要与70年代以后的社会运动相结合。所谓“70年代以后的社会运动”是指以生态、女权和争取参与民主为核心的社会运动。这三个运动在70年代以后处于社会运动的前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以后企图同这三个运动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其理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政权、革命问题,而且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哲学的政治化外,还出现了社会科学一体化、跨学科地进行研究等现象。所有这些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注意和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持续时间很长、内容庞杂的思潮。之所以说它是一股思潮,是因为它内部的各个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点: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结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但就其实质而言,这一思潮不仅内部各流派的观点有很大差异,而且各个代表人物的立场、观点也有很大区别。像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同马尔库塞、萨特等虽然在某些理论观点方面有相通之处,但他们无论在阶级立场和个人生涯方面都相距甚远,前者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后者则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股思潮时值得注意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尽管在总体上都对资本主义持激进的、批判的态度,都主张对这个社会进行革命变革,但其代表人物各自的经历、态度、立场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理论立场上的差异,这也是我们在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方面值得注意的问题。


#2

全文已阅,从这篇文章中反应出的事实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反而会对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妨碍。
而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深重的学生,因为其思想特点,往往容易急躁冒进。
固然,勇气可以带来一时的凝聚,但胜利却要在时机到了才有可能实现。这个时机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与其先锋队的成熟,与资产阶级的衰落,以及一个契机。
再看看当今的黄背心运动,虽然当年反动的“三驾马车”——西马、托派、安那其,少了一个,但多出来的思潮却又使得此次事件的斗争路线变得不甚明朗,极有可能仅仅换去资产阶级的有限妥协。
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并关注社会的热点事件,并渐渐融入工人群体,为我们的成熟而努力。


#3

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开篇名义写着这样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休矣。这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阉割篡改,这样的划分都是为了夹藏私货。


#4

这只是从形形色色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思想中辨别出一个派别的方式而已。


#5

“六十年代有三种反动思潮,今天少了一个,还有九百九十九个。”
现在迷惑无产阶级的何止一个安那齐主义呢?


#6

同意。资产阶级总是搞出各种理由和借口。但目的却是一样的,就是夹藏私货,篡改阉割。


#7

那么这些思潮之间有什么共性吗?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吧。


#8

这些思想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非资产阶级思想,而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

它们的共性就是都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胜利。


#9

抱歉,表述错误。
另外这些思想不外乎改良主义、激进主义和消极主义三种倾向吧。


#10

“消极主义”的说法以及你这种划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以我目前的水平和知识面,暂时还不能在左翼/左派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左翼/左派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的思想状况中,找到超乎你介绍给我的这种划分的思想。


#11

好的,感谢同志的回答,这一方面我们都要再下点功夫,努力学习啊


#12

给某些人提个醒:

某些人如果对“西马”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对应的那股思潮、那些派别的起源、演化过程和主要主张一无所知,那还请保持理论学习所需的必要的沉默,把我们发到论坛的、与西马有关的帖子认真、仔细地读完之后(当然也就不包括读后忘前、囫囵吞枣、眼神迷离恍惚、能力不允许时的一目十行等不良习惯和不当做法了)再做评价,而不是在这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对着我们发出来的资料随随便便地指点江山胡乱揣测。

不然,闹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成“流传在西方的、被西方的某些人学习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接下来就想到“东方马克思主义”然后开始在“不要划分东马西马,坚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上自娱自乐、高潮迭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者或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亲马克思主义左翼为了其民族主义的主张(比如强调“本民族/本国特色”、分裂各国无产阶级)生造出的概念(进而认为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存在某些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流派)之类的闹剧,也就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比如下面这个帖子2楼开始的讨论:


#13

我更倾向于按照历史划分,也就是左倾冒进/盲动主义、右倾投降/改良主义这样的。


#14

这样更准确一些,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