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苏联
托派
共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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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者为郑言实。

“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目录

第一节: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第二节: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第三节: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第四节:为粉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而斗争
第五节:反对维护富农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
第六节: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第七节:批判布哈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第八节: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第九节: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第十节:结束语


第一节: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返回目录

伟大列宁的形象不容歪曲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与世长辞了。

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沉浸在悲痛中,决心以更加顽强的战斗和劳动来弥补因列宁逝世而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成千累万的群众,为了把列宁的事业推向前进,纷纷要求加入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很短的时间里,有二十四万多先进工人被接受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

一月二十六日,列宁的学生,列宁事业的忠实继承者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宣誓遵守和执行列宁的遗训,不遗余力地保卫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和统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加强红军;宣誓遵守和执行列宁的遗训,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积极支持西方和东方各国的革命运动,加强苏联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斯大林这个著名演说,表达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全体劳动人民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

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相反,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却起来攻击列宁,诋毁列宁。他迫不及待地写了《论列宁》、《十月革命的教训》等著作,肆意伪造历史,歪曲列宁形象,一面无耻地自我吹嘘,把功劳归于自己,一面恶毒地破坏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威信,把错误推给别人。

揭穿托洛茨基对历史的捏造,保卫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这个光荣任务落到了斯大林和他的战友的肩上。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斯大林作了《论列宁》的演说,十一月,斯大林作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一 一揭穿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吹嘘和捏造。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就独自想出了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制订的路线,即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

斯大林说,胡诌托洛茨基比列宁“先知”,是极其荒唐的,是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290页。]事实上,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就认为必须和托洛茨基划清界线,曾经几度声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毫无共同之处。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说,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曾经犯过错误,不是起义的领导者,十月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托洛茨基。

斯大林驳斥了这种奇谈怪论,指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只是执行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决不是什么十月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 斯大林说:“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下同),第285页。]

托洛茨基的追随者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而在国内战争时期则是使战争获得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

斯大林说,真正的革命者,不仅在革命胜利起义时期应当表现勇敢,而且在革命退却时期也应当表现勇敢。但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张皇失措、畏缩退却了。在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正是抵制了托洛茨基的作战计划,才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反革命叛乱。

托洛茨基在他所著的《论列宁》一书中,阴险地把列宁描述成为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官吏,描述成为一个残暴的人,一个布朗基主义者。[法国的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一1881年),是一个勇敢的革命家,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但是,他错误地认为,不必依靠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只要通过少数人的密谋和恐怖活动,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种思想被称为布朗基主义。]

斯大林根据列宁伟大的一生,驳斥了这种卑鄙的捏造。他说:“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体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而突然地决定问题。”“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7.308页。]

斯大林彻底驳斥了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诬蔑,并且在自己的演说《论列宁》中,把天才革命家列宁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刻划了出来。

斯大林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指出:
“列宁”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8页。]列宁在斗争中遭到暂时失利的时候,决不灰心,而是精神百倍地鼓舞自己的同志去作新的战斗,争取胜利。列宁处于胜利者的地位的时候,决不骄傲,而是更加冷静地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为巩固胜利和彻底消灭敌人而斗争。

列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决不随波逐流。当俄国党内的孟什维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猖獗的时候,虽然跟随列宁的只是少数,但是他仍然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逆流而进。“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2-53页。]正因为列宁坚持了革命原则,他就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把多数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了胜利者。

列宁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能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因此,列宁的策略口号是‘惊人的’明确,列宁的革命计划是‘出奇的’大胆。”[《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托洛茨基之所以诬蔑列宁,自我吹嘘,是为了反对列宁主义,偷运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1页。]由于列宁主义享有崇高的威信,托洛茨基不敢公开反对列宁主义,“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4页。]

托洛茨基为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定义:“作为革命行动体系的列宁主义,就是由思维和经验养成的革命嗅觉,这种社会领域里的嗅觉,如同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一样。”[转引自《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页。]斯大林在嘲笑这个所谓“定义”时说:“把列宁主义看做体力劳动中肌肉的感觉’。这岂不是又新鲜,又奇特;又深奥。你们懂得一点什么了吧?(笑声)这些话都很漂亮,很象音乐,还可以说,甚至很雄壮。只是缺少一点‘小东西’:简单而又人人懂得的列宁主义定义。”[《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4一245页。]

托洛茨基还散布一种谎言:列宁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才产生的,在这以前,如果说有什么列宁主义的话,那它也是不正确的;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实现了“思想上的改造”,列宁主义才变得正确了。

托洛茨基诬蔑列宁主义的谬论,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附和。一九二五年,他们公开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列宁主义。季诺维也夫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引自《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4页。]。这个定义,也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才产生的,并且把列宁主义说成是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只适用于落后的农民占多数的国家,从而否认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意义。
这样,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就摆着一个任务:保卫列宁主义,阐明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新党员,从思想上埋葬托洛茨基主义。

同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虽然已被列宁粉碎,但是它的阴魂不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队伍中,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必须继续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各国共产党,以便把各国的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适应这些需要,斯大林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实际工作的同时,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工作。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作了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以后,斯大林陆续写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有力地捍卫了列宁主义,论证了列宁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国际意义,总结了列宁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许多新贡献。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斯大林为列宁主义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他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页。]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斯大林又说:“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3-14页。]

斯大林在阐述列宁主义的定义时指出: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不同,列宁战斗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建立起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革命爆发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它们之间的斗争使它们互相削弱。帝国主义不仅使革命成了必不可免的实践问题,而且造成了直接冲击帝国主义堡垒的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里,列宁总结了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根据阶级斗争的新的条件,揭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颠扑不破的真理,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列宁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在这里所说的国际意义……理解为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国际意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页。]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这个论断说:“列宁主义就是世界各国无产者的国际学说,对于世界各国——其中也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是适用而且是必要的学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8页。]

列宁主义以俄国为策源地,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并且,当时只有俄国才有解决这些矛盾的现实力量,那里掀起了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它拥有革命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军。因此,当时的俄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革命中心的发展变化,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只能产生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当中。斯大林指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德国,因此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二十世纪初,革命运动的中心转向俄国,因此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列宁成了列宁主义的创造者。

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说:“必须检查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抛弃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不做这种预备工作,就根本不能去和资本主义作战。不做这种预备工作,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战面前就会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对第二国际的肮脏的马厩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3页。]。正是在这个斗争中,列宁复活了被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斯大林透彻地阐明了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作的新贡献。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那些葬送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根本对立的。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不顾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说什么在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不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国家,就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驳斥说: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证明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已经成熟到了爆发革命的程度,因此,这个体系中个别国家工业不够发达,无产阶级不占人口多数,就不能成为进行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具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无产阶级,把极大多数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能够而且应当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6页。]”斯大林着重指出:“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几、农民占百分之几等等的地方被突破。”[《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7页。]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仍然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接连不断地爆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那末,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是托洛茨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内容。

斯大林指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证明,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由于帝国主义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由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胜利,证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新原理的正确性,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的破产,宣告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破产。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座万里长城,隔着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间歇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资本主义将繁荣发展,而无产阶级则应当忍受剥削。托洛茨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抛开农民,由无产阶级匹马单枪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造谣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观点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是一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又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指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8页。]。斯大林又指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诬蔑相反,正是列宁发展了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一九〇五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就明确地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把民主革命看做革命的第一阶段,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革命的第二阶段,主张尽快地走完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否认农民的革命性,主张越过革命的第一阶段,主张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实际上就是取消革命。这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共同之处。托洛茨基只是窃取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词句,而“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3页。]斯大林说:“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1页。]。“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2页。]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既然根本不想引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也就不关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的问题。他们轻蔑地否认农民的革命作用,抹杀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观点,实质上是一样的。

斯大林曾经多次指出:各国劳动农民反对奴役和剥削的斗争,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支伟大的直接同盟军。伟大十月革命开始的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在国内必须同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在国外必须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 斯大林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漠视农民问题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无疑是表明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10页。]他又说:“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如果不建立并巩固共同的革命战线,那末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不能胜利,被压迫民族就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7页。]

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分水岭。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革命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制范围内,依靠和平的议会斗争,来更换内阁。他们宣称,不必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谬论,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使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即无产阶级去执掌政权,所以它不能不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他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4页。]“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页。]“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1页。]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统治,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2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3页。]斯大林强调指出,列宁一向反对模糊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全民的”“超阶级”的政权。他引证了列宁的这段名言:“那个夺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是在意识到它是独自夺取政治统治时夺得了这个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夺取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全民视为神圣的’政权的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第488页。]

季诺维也夫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性质,胡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领导的政权。斯大林批驳说,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它的阶级性质、纲领、任务来看,都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权。“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的条件下,这个无产阶级独裁表现于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这个政党不与也不能与其他力量或其他政党分掌国家生活的领导权。”[《<我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结论》。《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4页。]

同时,斯大林又批驳了托洛茨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的谬论。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和农民劳动群众结成的特种形式的联盟,才能确立并贯彻到底。”[《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页。]

斯大林还深刻地述论了列宁主义的这个原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必须坚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会进行拼命的反抗,以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国内资产阶级和国际资本具有牢固的联系,而国际资本总是力图破坏和扼杀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列宁的这些科学分析,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取得政权——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由于许多原因,在长时间内还比推翻了它的无产阶级有力量。因此,全部问题在于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它成为不可战胜的。”[《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7页。]

斯大林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6页。]。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任务主要有:“打破已被革命推翻和剥夺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反抗,消灭他们的一切恢复资本政权的行动”[《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7页。],“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页。]

要完成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时间。斯大林说:“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在这整个历史时代中,无产阶级专政会经历各个不同的时期。但是,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一任务或某一方面抽出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的唯一的特征,如果这样,就是歪曲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根据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写道:“在国内战争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暴力方面。可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进行任何建设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明显的是专政的和平工作、组织工作、文化工作、革命法制等等。可是同样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建设时期专政的暴力方面已经消失或可能消失。现在,在建设时期中,也象在国内战争时期一样,镇压机关、军队和其他组织都是必要的。没有这些机关,专政就不可能稍微有保证地进行建设工作。”[《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1页。]

斯大林就是这样明确地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

应当有一个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建立一个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

被机会主义所统治的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拒绝率领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事实上是迁就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无产阶级容忍这样的党作领导,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就会使自己的斗争遭到必不可免的失败。

俄国的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轻视革命理论的作用,根本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经济派的继承者孟什维克,力图缩小和降低党的领导作用,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定型的、成分复杂的、涣散的党。孟什维克中的许多人后来堕落成为取消派,公开抛弃党的革命纲领,主张取消党。而托洛茨基则是取消派的热烈拥护者,同取消派勾结在一起成立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八月联盟。托洛茨基一贯力图按照托洛茨基主义来建党,力图把党变成为脱离群众的宗派组织。他反对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要求党允许机会主义派别有活动的自由。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同俄国经济派、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建立和巩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赢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住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斗争的丰富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说:“必须有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这个党要有充分的勇气,能够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这个党要有充分的经验,能够认清革命环境的复杂条件;这个党要有充分的机智,能够绕过横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礁。没有这样的党,就休想推翻帝国主义,就休想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49页。]

斯大林概括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党的特点,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应当把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无产阶级政党唯一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前面,同时又和广大群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和其余群众之间的区别,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区别是不会消灭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把各个组织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和统一的纪律,绝不允许存在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和派别组织,要同一切机会主义派别进行坚决的斗争。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到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领导。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而且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其他一切组织,使这些组织按照一个方向,彼此协调地进行工作。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最根本的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既要镇压剥削者,又要教育、改造小商品生产者和巩固无产阶级内部的劳动纪律,既要战胜资产阶级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又要战胜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反抗。要完成这样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5页。]只有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亡,无产阶级政党才会消亡。

无产阶级政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它如果不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把他们驱逐出党,就不能保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就会使自己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就会使自己受到机会主义的宰割而不再成为革命政党。 如果容忍机会主义分子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进行破坏活动,“那末我们党就不能走上大道,就不能取得政权和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在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如果说我们党已经建立了自己内部的统一和自己队伍的空前的团结,那末这首先是因为它及时清洗了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从党内驱逐了取消派和孟什维克。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61页。]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在粉碎托洛茨基主义和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遗毒的斗争中,在引导布尔什维克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在帮助各国共产党人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进本国革命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节: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返回目录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途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

在一九二〇年,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之后,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一九二五年,苏联人民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基本上接近和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这一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镇压了德国、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暂时局部稳定的时期。

斯大林在分析当时苏联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情况说:“目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世界资产阶级企图在经济上包围我国,在政治上孤立我国,暗中封锁我国,并因苏联工人援助西方战斗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而企图对我国进行直接的报复,——这造成了外部的困难;我国由恢复时期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工业的时期,以及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因这一过渡而日益复杂化,——这又造成了内部的困难。”[《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1页。]

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是满怀信心的,他们看到党在千百万群众的支持下,正在克服这些困难,正在引导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托洛茨基等少数人却在困难面前表示畏惧,陷于绝望,因而产生投降主义的思想。

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问题,就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条件下,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而技术上经济上又很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经济建设时期的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解决,诚实的和细心钻研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细心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 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5页。]

托洛茨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贯认为苏联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前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也说,落后的技术和经济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同托洛茨基等人的立场完全相反,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确认必须而且能够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二五年四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方针确定下来。

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把党的决议置之不顾,继续坚持和散布自己的错误观点。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他们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列宁主义理论,反对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引向胜利的正确方针。他们当时所宣扬的主要观点是:
一、 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期更为剧烈。“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大大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剧烈,那时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当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二、 农民从来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它不但会和资产阶级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三、 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决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四、 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五、 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
六、 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学说。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这一整套怀疑主义、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理论”。 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力图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分子的这套“理论”,就是这些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反映。

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六年间,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这些著作主要是:《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可能的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为直接依据的。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分子的谬论时,深刻地论证和阐发了列宁所发现的这个规律的意义。

斯大林指出,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具有不同的形式,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还在向上发展,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那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经过跳跃和战争,通过“进化的”方式,通过向“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地区的“和平”扩展,来赶上和超过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特点是:“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跳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96页。]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烈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深,使帝国主义互相削弱,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在个别国家内被突破的可能性。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具体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取得胜利。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不了解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之间的全部区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托洛茨基分子既然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就会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剧,这样,托洛茨基分子就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滚到同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立场上去了。

由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能够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斯大林说: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因此劳动农民乐意和无产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基础以及这个联盟内部的矛盾。他说:“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掩盖着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7页。]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他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托洛茨基的观点根本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18页。]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既然有强大的工农联盟作依靠,就必定能够战胜资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技术经济落后,没有经济发达国家的援助,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斯大林说:“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168页。]他又说:“没有外援,我们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也不会惧怕困难。”“我们不是怕困难的人。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既然受过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就不会逃避困难,而会面向困难并去克服困难。”[《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9页。]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苏联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充分地估价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于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他指出:各国人民援助苏联的形式,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联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托洛茨基分子的错误是:他们只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看作是援助,“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5页。],他们只承认联盟的一种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者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轻蔑地否定联盟的其他形式的意义。斯大林说:“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24页。]

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公式是完全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8页。]

否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能够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尽管披着“世界革命”的“左”的外衣,打着“反对民族狭隘性”的旗帜,其实却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理论。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如鲍威尔)和俄国孟什维克(如苏汉诺夫),一向宣称落后的俄国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点上和他们一样,完全否定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是没有前途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途问题的争论一开始,斯大林就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在“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实质。一九二五年六月,斯大林在《问题与答复》一文中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象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39页。]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危害性,他说:
第一, “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不能按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方式来生活。相反地,我们既然是革命者,我们就必须前进,我们的实际工作就要服从无产阶级建设的基本阶级目标。不这样,我们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第二, “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
第三, “削弱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强”,“就不能不鼓起资本主义成分对旧制度复辟的希望”。
第四, “削弱无产阶级战胜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48-249页。]

因此,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原来是一丘之貉。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荒谬绝伦地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一个国家里也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反对列宁主义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又诡辩说,如果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无比,这个榜样将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并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化为零。”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一国根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等于在这个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世界革命就不再需要了。

列宁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同时,列宁又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一国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列宁说,“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在全俄缝纫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6卷,第442页。]。“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7卷,第107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问题,列宁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35页。]列宁在许多演说和论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仅在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还在于它们企图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这种外部条件,还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在于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而且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还会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0页。]

根据列宁的原理,斯大林着重指出,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淆起来,是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论调。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内矛盾,一种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下,能够依靠白己的力量,克服本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仅不会消除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反而会加深这种仇恨。 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9页。]这种矛盾,依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因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 斯大林说:“这就是有免除外国资本家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有免除旧制度借这些资本家的武装进攻我国而在我国复辟的完全保障。 我们用本身的力量能不能取得这种保障即能不能使国际资本无法进行武装干涉呢?不,不能。这是我们和全西方的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只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或者至少是欧洲主要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最后制服国际资本。”[《关于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93-94页。]

斯大林指出: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终胜利,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页。]

斯大林认为,既然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就应当积极促进世界革命,成为“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3页。]。为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方面应当努力保卫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斯大林写道,苏联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论国际形势和共产党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9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执行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积极援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说:“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7页。]他又说:“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1页。]

以反对斯大林为名反对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说,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列宁主义,而是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所谓斯大林主义。这是卑鄙的捏造。

斯大林指出:“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列宁是第一个人。”[《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22页]

早在一九一五年,列宁就已经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从列宁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起,托洛茨基就一再地反对列宁的这个理论。也是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就发表文章攻击列宁是“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爱国主义”,表现了“民族狭隘性”。

在此以后,直到列宁逝世,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和因此而产生的论战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九二二年,列宁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0、401页。]。一九二三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苏维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3页。]在这期间,托洛茨基又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列宁的上述观点,说什么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根据上述确凿不移的事实指出,托洛茨基所攻击的正是列宁。在苏联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上,早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获得胜利。”[《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31一232页。]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更加疯狂、更加猖獗、更加放肆地反对列宁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为了掩饰这种可耻的勾当,托洛茨基把事情说成是他所反对的不是列宁的理论,只是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彻底揭露了托洛茨基这种极其卑劣的手法,指出这是“一种手腕,一种诡计,一种怯懦的笨拙的诡计”。斯大林说:“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借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从未抱过在理论上创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挣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04页。]

正是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坚决斗争,在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被彻底粉碎了。

正象后来斯大林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要发动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开展竞赛并组织大规模进攻,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要组织农民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并消灭富农阶级,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可能引导劳动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理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08、309页。]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对于苏联的巩固和发展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个胜利提高了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的信心,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


第三节: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返回目录

从理论上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保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苏联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奏。在这场斗争中,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除了从建设前途方面宣扬失败主义以外,还在工业化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

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作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苏联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九二五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品只占三分之一。工业本身也还存在着重大的缺点:技术陈旧,重工业很薄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必须用新技术改造旧的工业,特别要创建过去未曾有过的机器制造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创建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工业,创建新的国防工业,以保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加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国防能力。这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更迫切的任务是恢复农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原料和粮食,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工业的基本市场,工业化就没有可能。所以斯大林说:“要扩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0页。]

到一九二五年,农业已经大体恢复,于是党也就能够把工业化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九二五年底,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

斯大林说:党的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页。]

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和平地”进行,而是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当中进行的,因此,经济建设的路线必须是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路线。斯大林说:“我国的经济和我国的建设将在我国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种矛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范围,在这种范围内,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定进行着斗争。此外,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各种不同的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6页。]必须把苏联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就是从这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

这条工业化的路线,将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下面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因此它引起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惊慌和反对。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条叛卖性的路线,同党的路线相对抗。

索柯里尼柯夫说,“发展”苏联工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但是,苏联太落后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搞不成工业化。要发展工业,最好的道路莫过于向外国借钱,借不到钱,剩下的就是“发展农业品输出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国外输入装备和原料,才能使苏联工业发展起来。

斯大林在批评这条路线的时候说:“我们现在不得不输入装备。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却把这种需要变成原则,变成理论,变成发展前途。索柯里尼柯夫的错误就在这里。”[《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3页。]斯大林指出,索柯里尼柯夫的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道威斯计划”[“道威斯计划”是美国人道威斯所领导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制订的1924-1929年德国向协约国支付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加强美国对欧洲的控制,恢复德国垄断组织的势力,以便消灭苏联。按照这个计划,德国可以从国外榨取金钱向协约国偿付赔款,这些国家又利用德国的赔款向美国偿还债款。为了使德国既可以缴付赔款而又不至于和各战胜国竞争,道威斯计划规定,把苏联这一块没有被资本主义占据的市场给予德国,让德国工业品充斥苏联,以便破坏苏联工业化,将苏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的需要,并不是什么“工业化”路线,而是收缩苏联工业的路线。“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7页。]

斯大林说,要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强国,就必须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发展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便不能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便不能从经济上保障苏联的独立。帝国主义者想使苏联只生产花布和皮鞋等等,苏联决不能这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仅要生产花布、皮鞋、汽车等等,而且要生产制造花布、皮鞋和汽车所必需的机器。斯大林坚定地宣布:“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报告中,解释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制订的工业化方针。他明确地指出:“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上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3页。]

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实行工业化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性,他说:“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最高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4页。]“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页。]

发展工业,也是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需的。斯大林说,要巩固工农联盟,不仅要满足农民群众对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日益增长的需要。他指出,工农结合决不能长期停留在旧形式上,只满足农民的个人生活需要,供给农民花布、鞋子、各种日用品等等。应当以工农结合的新形式补充旧形式,即工业不仅供给农民以花布、鞋子、各种日用品,而且要满足农民的生产需要,供给农民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只有这样,工农结合才能是巩固和持久的。斯大林解释说:“纺织品方面的结合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所以一般说来,它不可能以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和消灭阶级;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则恰恰相反,它首先关系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关系到农民经济的机械化和集体化,正因为如此,它一定能逐渐改造农民,逐渐消灭阶级,其中包括农民阶级。”[《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2页。]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时候,斯大林还指出:“不能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上落后于工业发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远,脱离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我国资源的规模——这就是我国工业扩展的基础。我国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比起美国工业来,我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0、115页。]

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内部积累

实现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

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资金,通常是靠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或者靠借外债来筹措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走这种道路。斯大林特别强调,苏联不能接受奴役性的外债,苏联“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并不是为了以后,在战胜干涉者以后,自愿地去受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0、115页。]

斯大林说,苏维埃国家唯一可走的,是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0、115页。]。斯大林坚持的道路,正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示的道路。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斯大林说,依靠内部积累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性。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使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都变成了全民的财产;废除了沙皇政府所负的大量债务和利息;国有化的工业,商业,银行和对外贸易向国家提供利润,等等。因此,斯大林指出,依靠内部积累,能够提供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其实所有这些积累来源,归根结底是苏联工人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正如后来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文中所说,国家积累的主要泉源有两个:“第一个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9页。]

斯大林在内部积累的问题上,一方面批判了那种加重农民负担、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荒谬主张,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不顾条件要求立即取消剪刀差的主张。他说,党的政策既不是扩大剪刀差也不是永远保持剪刀差,而是采取正确的政策,逐步缩小剪刀差。斯大林说,为了积累资金,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家除了向农民征收普通税(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实际上的“超额税”,剪刀差就是这种“超额税”。这种“超额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税额”也是逐年减少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他又说:“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5页。]

斯大林特别重视后备资金的合理运用和节约制度。他说,“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的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使积累主要用在满足我国工业化最迫切需要的方面。”“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资金,——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9页。]

为了使资金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斯大林认为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他指出:必须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制订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和一切办法精简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必须和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坚决斗争;必须和贪污盗窃行为作坚决斗争;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劳动纪律。

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对贪污和浪费的容忍态度。他说,有些人“象猪一样地……跨进国家菜园,在那里饱吃一顿,或者是拿国家资财来表示自己的慷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3页。]斯大林指出,苏联的国家机关、合作社和工会等机关中,“有羞怯的隐蔽的盗窃行为,也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这些盗窃人民财产的分子,“单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必须采取另外的办法,采取更有效更认真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小偷周围造成公众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道德气氛,使盗窃行为绝无发生的可能,使盗窃和贪污人民财产的分子,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并存在下去。”[《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4页。]

批驳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论

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击败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季诺维也夫分子,通过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勾结在一起,共同攻击党的路线。

托洛茨基叫喊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不过他这一次拿出来的新货色,是“世界分工”论。他认为,苏联不可能在世界分工当中保持住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决不能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他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恶毒地攻击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给这个方针扣上什么“民族狭隘性”之类的帽子。他说,“如果我们想离开实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隐居’,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现有工业这种状况的先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而一切自己制造的话,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他认为,由于世界分工,苏联经济正在“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中,彻底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需要互通有无。但是这种依赖是相互的,而且这种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是两回事情。苏联虽然和外国有贸易往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所谓的“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就是把苏联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 如果苏联经济竟然落入托洛茨基所说的这种“结合”当中,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们国有化的运输、我们国有化的信贷、我们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我们就已走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我们就不会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获得胜利。”[《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9页。]

斯大林说,这正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由于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

托洛茨基像“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他甚至断言,苏联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这种消极论调,他指出:“领导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并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润”,但是,“取得利润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究竟什么是我国工业的推动力呢?”

第一,“我们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仆从而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第二,“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

第三,“工业国有化这个事实使整个工业经济易于有计划地经营。”

斯大林说:这些就是苏联工业的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06、107、108页。]

利润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讲赢利。斯大林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赢利问题的观点,他说:“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当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个问题。只有这种观点才能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75-76页。]

批驳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政策

寡廉鲜耻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们骨子里是破坏和阻挠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是表面上却主张“超工业化”。他们装出一种激进的姿态,说什么工业发展速度太慢了,他们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曾露骨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仰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转引自《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6页。]托洛茨基的另一个信徒斯米尔诺夫,甚至公开主张用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来代替列宁关于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

“超工业化”的根子,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实质上是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放弃工业化的政策,使苏联在“世界分工”当中沦为外国附庸;在形式上有的时候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主张采取极端手段,用使农民破产、农业崩溃的办法“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

斯大林尖锐地指出,“超工业化”计划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

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派认为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就会“加速”工业化,“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扰乱国内市场,破坏工业跟农业的结合,降低切尔文[切尔文是当时苏联币制改革后的货币单位]汇率,降低实际工资,因而就会破坏任何工业化”。同时,“高额出厂价格是使工业凋敝、使工业变成温室植物、使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化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托洛茨基派“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2页。]

斯大林又说,托洛茨基派“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可借以发展的基地。”[《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5页。]“由此就产生了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国家‘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托洛茨基派的这种政策,“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6页。]这种方法,既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确关系,又破坏了工人和农民的正确关系。

在同托洛茨基派斗争中,斯大林坚持列宁的遗训,反复强调: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农民密切结合,因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67页。]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绝对不能脱离政治,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必须依靠工农联盟。他说:“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28页。]

同年十二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22页。]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定地击退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进攻,到一九二七年末,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在变成工业国。”[《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4页。]“我们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使它的发展达到了打破纪录的速度,并且确立了它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虽然存在着敌对的国际包围,我们还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向世界各国的工人表明了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善于建设社会主义”[《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3页。]


第四节:为粉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联盟而斗争 |返回目录

不择手段、毫无原则的托季联盟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为了推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路线,进行了一系列卑劣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他们相互勾结,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图谋篡夺党的领导权,以便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早在列宁逝世前,托洛茨基就开始了这种肮脏的活动。一九二三年冬,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国家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困难。托洛茨基利用这种情况,纠集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的残余分子,发起了对党的猖狂进攻。他们的借口是:扩大和恢复“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他们的要求是:更换领导干部,让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有活动的自由。为了打断党的脊椎骨,托洛茨基竭力诬蔑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已经“蜕化”了,已经“官僚”化了,“僵化”了,说什么应当反对对他们的“偶像崇拜”。同时,托洛茨基又百般笼络青年,煽动他们起来反对党,说什么“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敏锐”,说什么青年应当起来“战斗”等等。托洛茨基还别有用心地划分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说什么十月革命以前的党史是“史前史”,老干部都是属于“史前史”的,只有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才是新的、真正的历史。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发动这次进攻所追求的目的,是要打倒跟随列宁革命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篡夺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

斯大林揭露了托洛茨基进攻的实质,指出托洛茨基所要求的“民主”,就是让他们来代替老布尔什维克。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侮辱老近卫军,蛊惑性地阿谀青年,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是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路线,动摇党的统一。斯大林特别对托洛茨基把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叫作“史前史”,表示不能容忍。

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击退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这次进攻。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一九二四年五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申斥了托洛茨基。

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分子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发表《十月革命的教训》,其目的之一就是为彻底更换党的领导制造舆论,办法是散布谣言,说什么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多数委员原来是反对武装起义的。斯大林批驳了托洛茨基对历史的歪曲和捏造,揭穿了托洛茨基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二五年,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一伙人又组成了所谓“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反对过托洛茨基主义,但是他们不久就成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这一伙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列宁格勒党组织中,进行了特别猖獗的活动。他们一只手向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要求“民主”,要求反列宁主义的派别活动自由,一只手取消他们所控制的党组织内的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禁止党员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打击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同伙中间挑选代表,出席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反对党的政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季诺维也夫等人发动的这次进攻,由于遭到党的坚决回击也失败了。

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在他们分别发动的进攻遭到失败后,力图联合起来。为此,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毫无原则的交易,由互相反对转到互相“赦免”,互相恭维。

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的教训》一文中,曾经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反对武装起义的投降主义错误,把他们两人称为党内的右派,即半孟什维克。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托洛茨基却忏悔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竟然吹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党内的左派即革命派。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写过一大堆小册子,申斥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发动的对党的进攻。季诺维也夫曾说:“谁想现在和托洛茨基联合、和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合作来建党,谁就是背弃列宁主义基础。”可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季诺维也夫声明说,托洛茨基派在一九二三年的反党活动“是正确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吹捧托洛茨基派是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派。

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结成了一个反党联盟。斯大林在论及这个联盟的时候说:“谁也没有象我们的反对派首领们那样轻易地从一种原则跳到另一种原则,那样轻易地随便地改变自己的观点。”[《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0页。]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昨天还大骂托洛茨基,而今天就和他接起吻来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314页。]“反对派联盟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6页。]

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本来指望通过结成联盟来扩大自己的队伍,增强自己的力量。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们既然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因而也就把自己弄得虚弱不堪。斯大林写道:“他们把力量加在一起,不仅没有扩大自己的队伍,反而把自己的队伍弄得小到极点,弄到瓦解的地步。过去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力量何在呢?在于它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既然季诺维也夫集团放弃了自己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可以说,它就阉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过去托洛茨基集团的力量何在呢?在于它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错误和现在所重犯的这些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既然这个集团放弃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倾向的斗争,它就阉割了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力量。结果加在一起的是一些被阉割者的力量。”[《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5页。]

决不容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活动

如前所述,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一向打着“反对官僚主义”、“恢复党内民主”的旗帜,来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托季联盟继续沿用了这一卑劣的手法。斯大林在同他们的多次斗争中,揭穿了他们的画皮。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说:党的机关官僚主义化了,领导干部对党员群众实行官僚主义统治,必须彻底“整刷”党的机关。斯大林指出,他们所谓的反对官僚主义,其目的是嗾使党员群众反对党的机关,破坏党的机关的威信。而党的机关体现着党的领导部分,党离开它就无法进行工作。“党的机关是由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我们对于这些人的错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批评,对于这些人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刷新’,但是不能冒着瓦解党并使党解除武装的危险去诬蔑这些人。”[《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99页。]斯大林说:托季联盟“在这方面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企图破坏党的领导,解除党的武装,使党无从改善国家机关,无从铲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并领导国家机关。”[《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59页。]

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伴叫嚷说,要反对“一切事情都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有时是书记一人手中”。他们提出了所谓“建立集体领导”的蛊惑性主张。斯大林斥责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攻击,指出,“离开集体来领导党是办不到的。在伊里奇逝世以后,谁要幻想这点,那是愚蠢的,谁要讲到这点,那也是愚蠢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托季联盟要求“党内民主”,容许派别活动自由,反对党的纪律和统一。斯大林驳斥说,决不应当把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对立起来,把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自由同党内民主混为一谈。 斯大林指出,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是超出时间和空间的东西,是极其错误的。广泛的、完全的民主是不会有的,民主随时间条件而转移。应当发扬党内民主,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容许党员对党内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批评,吸引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但是,“党内民主所以需要,不是为了削弱并破坏党内的无产阶级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并加强这个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如果党内没有靠着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来增强的坚固制度,那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0页。]发扬党内民主,决不意味着容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派别有存在和活动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削弱和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和统一,必定会断送无产阶级政党,必定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把事情说成这样:他所厌恶的只是当时的党内制度,他是要恢复列宁建立的党内制度。斯大林说:“现在的党内制度就是在我们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即在列宁生前建立的那个党内制度的正确表现”。“托洛茨基正在反对在列宁生前建立的而且是在列宁领导下建立的列宁的党内制度。”[《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38页。]

为什么这样恶毒地攻击斯大林?

托季联盟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中央的时候,对斯大林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

托洛茨基等人把斯大林说成“庸人”、“无声无息的小人物”、“小城市的政客”、“无赖”、“苏联的独裁者”、“亚细亚的暴君”、“专制君王”、“成吉思汗”。他们说,“虐待狂”是斯大林的特点。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公开诬蔑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的独裁,把我们党置于恐怖之下”,“斯大林分子”布满了“各个官方职位”,“斯大林主义……已经发展到公开耍流氓的地步”。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就是用这样污秽的下流的恶言毒语来诬蔑斯大林的。

他们还死死抓住斯大林早就改正了的缺点和错误不放,并且肆意夸大,甚至凭空捏造出所谓斯大林的“错误”,作为漫骂斯大林的口实。例如,托洛茨基说:“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后宣传过列宁称之为考茨基倾向的错误策略。”[转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9页。]

斯大林列举确凿不移的事实回答说:“这是不真实的。这是诽谤。斯大林没有“宣传过’任何考茨基倾向。我流放回来后有过一些动摇,[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堡。当时,斯大林没有立即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而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政策。四月三日,列宁从国外回到彼得堡,第二天提出《四月提纲》,指出要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斯大林同意了这个提纲。斯大林所说的瞬间的动摇,就是指这件事。]这一点我并没有隐瞒,而且亲自写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册子里了。但是,我们中间谁没有过一瞬间的动摇呢?至于说到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场和他的《四月提纲》(这里所说的正是这一点),那末党知道得很清楚,我当时是同列宁同志站在一道并和当时反对列宁提纲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团作斗争的。”“这里的魔术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9页。]

为了驳斥托洛茨基之流的诬蔑,斯大林叙述了自己对待错误的光明磊落的态度。他说:“我从来没有认为而且现在也不认为自己是没有过错的。我不但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错误,而且也没有掩饰过自己瞬间的动摇。但是也不能否认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自己的错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57页。]。斯大林严肃地指出,“我们没有绝对‘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但错误是有各种各样的。有一种错误,犯者并不坚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纲和派别。这种错误很快就被忘却。另外还有一种错误,犯者一直坚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别、政纲和党内斗争。这种错误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8页。]

斯大林在一些问题上曾经犯过错误,但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并且很快地得到了纠正。而托洛茨基所犯的错误则是非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错误,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这些错误。“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揭发这类错误并克服它们。因为克服这类错误是在党内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保持党内统一、消灭派别活动并保证不再重犯这类错误的唯一手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0-71页。]

托洛茨基之流所以刻骨地仇恨斯大林,疯狂地攻击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保卫了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们反对斯大林,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把党和国家引上反列宁主义的道路,是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在苏联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斯大林说:“他们的主要攻击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那又有什么呢,任凭他们去骂吧!”“不仅如此,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如果蓄意破坏党的反对派竟恭维起保卫列宁党性原则的斯大林来,那才奇怪,那简直是一种侮辱。”[《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8、149页。]

一再挑起争论,一再扬言停战,直到最后被粉碎

托洛茨基之流一次又一次地挑起公开争论,发动进攻,而当他们处于不利的境地时,就一面伪善地要求停止争论,一面准备和实行新的进攻。斯大林总是及时地揭穿这种两面派手法,教育人民坚定地把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托季联盟正在形成的时候,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就一再劝告托季联盟的首领,不要挑起全国规模的公开争论,制造分裂。托季联盟的首领置之不理,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和十月初,发动了进攻。他们从一个支部到一个支部,宣扬其机会主义路线,结果遭到了党员群众的坚决回击,失败了。于是,他们被迫退却,提议实现“党内和平”,说应当停止“党内纠纷”,不要“责备”他们,而要搞好“共同工作”。斯大林指出,要中央停止揭露和批评托季联盟的原则错误是办不到的,因为托季联盟并没有放弃其原则错误;托季联盟如果真的愿意停止公开争论,消除意见分歧,就应当公开承认错误,放弃机会生义路线,解散机会主义的派别组织。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托季联盟的首领不得不发表声明,谴责自己所进行的派别活动,但表示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在十一月一日说道:“现在他们正在收缩自己的派别活动,因为如今时机对他们‘不利’。但是,既然他们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观点,既然他们决心保留自己原先的立场,那末,由此可见,他们是意存观望,等待‘良机’,以便积蓄力量之后一有可能就重新反对党。”“因此,党的任务是:对反对派仍然保留的错误观点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揭露这些思想的机会主义本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15-217页。]斯大林认为,同托季联盟的原则错误进行坚决斗争是纠正这些错误的唯一手段,而纠正这些错误又是达到真正的统一的唯一道路。

为了阐明必须同托季联盟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斯大林总结了联共党进行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指出,揭露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通过斗争来克服党内矛盾和意见分歧,是党的发展规律,是党成长和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他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党内各种矛盾斗争的历史,就是克服这些矛盾并在克服这些矛盾的基础上逐渐巩固我们党的历史。”[《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页。]他又说,“问题不在于形式上的统一,而在于统一要有原则基础。”[《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7页。]不应当在原则问题上妥协,采取所谓“中间”路线。“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页。]

托季联盟的首领在发表十月十六日声明的同时,仍然秘密地进行反党活动,并且,不久又发动了公开攻击。他们继续诬蔑布尔什维克党蜕化了,有灭亡的危险。托洛茨基还说,应当把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象垃圾一样地扫除掉”。[转引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8页。]

斯大林彻底批驳了托季联盟发出的这种更为恶毒的诬蔑。他指出:既然还有敌对阶级,既然阶级还没有消灭,恢复旧制度的企图当然总是有的。因此,在苏联的确存在着一些人具有蜕化和复辟的倾向,托季联盟就是蜕化分子的集合点、巢穴和温床。而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坚决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烈火中受过严峻的考验,攻击它蜕化是可笑的,要想扫除它也是办不到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只有放弃这类无稽之谈,放弃一切分裂党的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才能够继续留在党中央委员会内。
于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八月八日又发表声明,表示要“尽量消除一切派别活动因素”,但同时说“派别活动的因素是在党内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等人的声明表明,他们作了一定程度的退却,但附有条件,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利用它来进行新的进攻。斯大林说:“不要把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看做党内和平。不要为错觉所迷惑。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只是暂时的休战。”[《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9页。]“决不能凭几句话就相信反对派”,“而应根据反对派的行动来考查反对派”[《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22页。]

在行动上又怎样呢?托季联盟继续召开秘密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党会议,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并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而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和露骨的白卫反革命分子相勾结。托季联盟的成员还继续在党组织内掀起争论。

联共(布)中央在同托洛茨基等人争论的时候,把他们的一些文章、演说,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甚至把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几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给几万几十万党员阅读,以便使党员能够把中央的立场和托洛茨基派的观点比较一下,做出自己的判断。

托季联盟的首领总是喜欢用数字、用百分比来炫耀自己,说什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拥护他们。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到十一月,经过全党认真的、民主的公开争论,七十二万多党员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党员,投票反对托季联盟的路线,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赞成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多人。 托季联盟眼看自己即将遭到可耻的失败,就决定孤注一掷。十一月七日,他们集合了一小群人,组织了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示威游行。他们被广大劳动群众为纪念十月革命而举行的游行撵走了。

斯大林指出:“反对派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另一副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当党逼迫他们要他们放弃派别活动和分裂政策时,他们就对党摆出自己那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而当他们向非无产阶级势力、向‘街头’控诉党和苏维埃政权时,他们就摆出自己那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8页。]

托季联盟既然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都滚进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营垒,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就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年十二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并决定把托季联盟的其他首领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一并开除出党。托季联盟被彻底粉碎了。

托季联盟的首领在解释自己失败的原因时说:这是由于斯大林粗暴,由于党员群众盲目地跟着党中央跑。

斯大林嘲笑说:“多么廉价的解释呵!这是巫师说鬼话,不是解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7页。]他指出,托洛茨基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从一九O四年到一九二一年曾经屡次反对列宁主义和列宁的党,当时斯大林还没有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可是托洛茨基发动的那些进攻还是失败了,这总不能归咎于斯大林吧!只有没落贵族才会把党员群众看作是贱民,看作是跟着党中央跑的乌合之众。托洛茨基尽管有演说的才能,很会迷惑群众,有窃取领导权的欲望,但还是被群众唾弃了,失败了,这是有极其深刻的原因的。

斯大林概括地指出,托季联盟的首领之所以成为变节者,是因为他们犯了三个基本错误,即:反对列宁主义,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取消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获得胜利的学说;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企图破坏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托季联盟尽管竭力披上“左”的外衣来欺骗群众,“事实上是我们党内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表现,事实上在维护机会主义政策”[《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01页。]“反对派是我们党内的孟什维克派,反对派已经滚到孟什维主义方面去”[《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6页。]

托季联盟的社会基础,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自发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这些社会力量,不满意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改变这个制度,力图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精神来“改善”这个制度。 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他们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公开活动,于是就在俄国共产党(布)的领导者中间寻找自己的英雄,竭力从内部来突破共产主义战线。而这种情况就使俄国共产党(布)内部产生了反对派的情绪,给机会主义倾向建立了基础。”[《关于波兰共产党》。《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3页。]“由此可见,反对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而是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急切期待无产阶级专政瓦解和崩溃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51页。]因此,“各种反苏维埃分子都麕集在反对派的周围。”[《党和反对派》。《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23页。]托季联盟成了“资产阶级分子的工具”[《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06页。]

正因为如此,托季联盟受到了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的同声赞扬。也正因为如此,托季联盟在党员和广大群众中陷于孤立,最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经过这次斗争,在联共(布)党内彻底粉碎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了列宁主义,实现了全党空前未有的统一。


第五节:反对维护富农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 |返回目录

粉碎了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以后,布哈林主义成了联共(布)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这是新的形势下面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一九二七年,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就,而农业的发展却和工业很不适应,特别是谷物业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

农业落后的根源,在于农业的基础是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在于富农在农村经济中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同时决定继续对富农展开进攻,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了城乡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抗。反抗的主要形式是:在农村中,富农进行凶暴的斗争,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经济;在工业部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上层进行恶毒的暗害和破坏活动;在机关中,暗藏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措施实行怠工以至破坏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出现了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他们集中攻击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路线,反对进攻富农,反对农业集体化,反对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企图使社会主义建设迁就“资产阶级的口味和需要”。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党的分歧是根本路线的分歧。显然,不粉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不击败它们的投降主义路线,就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击败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不得不立即转入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布哈林分子是富农的代理人

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的进攻,首先是在富农问题上展开的。在党加强对富农进攻的时候,他们公开站出来为富农打掩护。

他们掩护的富农,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呢?这个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呢?

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十月革命以前,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它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富农每年生产的粮食约占俄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八,每年提供的商品粮约占商品粮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阶级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它极端仇恨无产阶级革命,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富农把粮食囤积起来,制造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企图困死苏维埃政权。富农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把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强加在工人和贫苦农民头上,妄想一举用暴力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当时写道:“富农暴动遍及全国。富农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列宁指出了富农阶级的反动本质,他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38页。]

针对俄国富农的特点和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凶恶的反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镇压了他们的武装暴乱和其他形式的反抗,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力量。

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富农的力量又有所恢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富农生产的粮食有六亿多普特,提供的商品粮有一亿多普特,虽然比起十月革命以前是减少了,但是这时它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力量。拿商品粮来说,富农提供的就占百分之二十,而且他们手里还掌握着相当多的存粮。

富农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到一九二七年,由于经过连续三年的丰收,他们的经济力量明显地增长起来,于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又达到一个高潮。这一年年底,富农又制造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公然拒绝出卖粮食,使红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再次企图用饥饿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至少也迫使工人阶级作一次大规模的退却,让富农扩大自己的阵地。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使国内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

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竭力保护的富农,就是这样一个剥削阶级。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联共(布)党之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因为它反映着富农危险,而在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向资本主义实行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富农危险是国内的主要危险。

在粮食战线上反对富农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为了打退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一九二八年春,党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打击富农。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交法庭审判,同时没收其余粮(在没收的粮食中抽出四分之一长期贷给贫农)。除此以外,还对富农加征了赋税。这些措施很快地收到效果,贫农和中农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富农的斗争,短时间内粮食收购情况就改观了。

党对富农的非常措施,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切肤之痛。他们大嚷大叫地吓唬党说,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恢复和扩大富农经济,因此,他们要求宽容富农,不要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向什么人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只要向富农让步,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

斯大林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要求。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决不能依靠富农经济,决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富农手里确实有余粮,但是富农决不会自愿放弃阶级利益。“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79-80页。]在规定收购价格和由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下,也就是在富农不能大发横财的条件下,富农决不会自愿交出粮食。

斯大林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妨碍富农经济”的主张。他说:“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页。]“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我们失去乡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页。]。斯大林斥责说,主张恢复和发展富农经济的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6页。]

布哈林作为富农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还竭力从右边曲解新经济政策,鼓吹“贸易自由”。他提议使市场“常态化”,也就是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他提议提高粮价,也就是要国家放弃价格政策,跟在投机商贩后面,亦步亦趋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利于富农。

斯大林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斯大林说,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斯大林强调说:“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而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0页。]

如果采纳了布哈林的建议,在所谓市场“常态化”的条件下,跟在市场价格后面提高粮价,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斯大林说,不管国家怎样提高粮价,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钱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页。]而且国家和投机商在提高价格上越是实行竞赛,粮食持有者就越要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结果国家恰恰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

斯大林还说,提高了粮价,就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就必须提高销售价格,因而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这样一来,就必须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不难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页。]

布哈林的提议实际上是把苏维埃政权推上死路。斯大林指出,“我们如果不愿意破坏苏维埃制度,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放弃国家调节贸易的政策。”[《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页。]放弃这种政策,只会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耐普曼即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3页。]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断然拒绝了布哈林的提议,坚持了苏维埃的市场和价格政策。

布哈林等人除了要党向富农让步以外,还曾经屡次要党向西方资本家求告,依靠输入粮食来解决粮食困难。

联共(布)中央否决了这种要求,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输入粮食和接受信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是一个通常的粮食贸易或者信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苏联国际地位的重大问题。外国资产阶级在当时作出姿态,表示要贷给苏联粮食,并不是想作生意,而是一种恶意挑战。斯大林分析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试探我们的财政力量、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如果苏联在西方资本家的小恩小惠的试探面前弯下腰去,在政治上将是极大的失算。所以斯大林说:“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84页。]事实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是正确的。西方资本家的打算可耻地失败了,苏联在敌人面前稳固地屹立着,国际地位更加提高了。

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工农联盟不包括富农,必须消灭富农阶级

布哈林之流为了维护富农,竭力给富农涂脂抹粉。他们否认农村的阶级对立,说什么富农“不过是穷人罢了”,因此,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主张的这种“阶级合作”的谬论,他指出:农民决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贫农、中农、还有富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斯大林说: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 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1-42页。]

右倾分子说:反对富农,依靠贫农,会吓跑中农,使工农联盟破裂。斯大林批驳了这种说法,他指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保证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是我们党的极重要的任务。但是,要保证这样的联盟,就必须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使贫农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员》。《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0页。]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如果不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贫农还没有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组织的支柱,那么富农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中农就会倒向富农一边。相反地,如果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如果贫农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组织的支柱,那末富农就会感到自己被包围了,中农就会倒向工人阶级一边。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始终执行列宁规定的“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对富农的斗争”的政策。斯大林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7页。]

一九二九年以前,反对富农的斗争表现为限制富农的剥削。 当时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土地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它一方面允许富农存在,同时又限制了富农对土地的使用和对雇工的剥削。苏维埃政权还向富农征收高额税并且责令富农按照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

一九二九年,情况起了变化。这个时候,“再容忍这些焚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家并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违反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8页。]一九二九年年底,在集体农庄运动进入高潮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由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即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苏维埃国家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法令,允许农民把富农的耕畜、机器及其他农具没收转交集体农庄。

第六节: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 |返回目录

不改造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

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富农的保护者和代理人,当然要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在农业发展中不能起重大作用,应当全力发展个体经济。他们说: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国家没有粮食,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结合的破裂。他们还曲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硬说列宁认为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供销合作社。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际,尖锐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些谬论,从各方面论证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农业集体化是解决粮食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是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道路,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根本道路。不实现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复辟就必不可免。

斯大林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解决农业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不解决粮食问题,就不能保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依靠小农经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斯大林说:“小农经济是什么呢?是出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然而,我们的城市和工业正在全力成长,建设正在日益发展,对商品粮食的需求正在飞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9页。]小农经济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是因为它不能采用新技术,不能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从技术上改造农业,就必须改造农村中的生产关系。斯大林指出:“建立大规模农业经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批农民破产而建立对劳动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大田庄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农民不会遭到破产、劳动也不会受到剥削的道路。”[《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页。]斯大林说:“不同时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把个体小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不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连根铲除,就不可能改建农业的技术基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页。]因此,解决粮食困难的根本办法,发展农业的根本办法,就是“帮助贫农和中农把他们分散的小经济逐步联合为建立在新的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的利益更大、出产商品更多的大规模集体经济。”[《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7-158页。]

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剥削、改善生活的光明大道。斯大林说,“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3页。]他深刻地批判了赞美小农经济“稳固”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说:小农吃得苦,耐得劳,“稳固”得很,大经济优于小经济的原理,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斯大林说,把小农束缚在小商品经济上的东西,是土地私有制。小农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事实上小农经济是不能稳固的,赞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3页。]

斯大林论证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要比小农经济优越得多,不仅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这样,就是依靠农民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也是这样。他说:“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7页。]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分子所说的农业集体化会使工农联盟破裂的胡说。他指出,布哈林分子既看不见农村的阶级对立,也看不见中农本身的两重性。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倾向于资本主义。如果不去改造农民,任他们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工农联盟恰恰不能巩固;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改造个体农民,使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阶级联盟,其目的必须是:“(甲)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乙)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丙)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无论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不能叫做列宁主义。”[《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1页。]

斯大林指出,布哈林分子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农业集体化对立起来,是荒唐的。“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级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他指斥布哈林分子冒充“列宁主义者”的市侩行径,“是侮辱列宁主义并证明自己愚昧无知。”[《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7页。]

在同布哈林主义进行斗争中,斯大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指出,是否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使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的广大阵地,如果不把小农经济联合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就会没有立足之点,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陷于失败。斯大林说:“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培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82页。]“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经济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

斯大林强调指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59、171-172页。]“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18、219页。]

农业集体化要有准备,要遵循自愿原则

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否认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借口条件不成熟,否认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他们断言: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他们还说,机器和拖拉机不够,因此不能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应当收缩集体农庄的阵地。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这种准备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农民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农村广泛地发展了各种合作社,包括把个体农民耕种的土地联合起来共同劳动的共耕社;通过已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使农民根据切身体验相信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割断富农对劳动农民的影响;从财政上大力支持集体农庄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到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初步建立了一些工业基础,为给农业供应机器准备了条件;等等。由于准备了这些条件,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农业集体化成为席卷全国的高潮。农民已经不是个别地,而是成批地,甚至整乡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起初加入集体农庄的基本上是贫农,在高潮当中,中农也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鉴于一九二九年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迅速扩展,同时社会主义在工业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以斯大林把这一年称作“大转变的一年”。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在集体农庄运动迅速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下,一九三〇年初,有些人的头脑发热起来,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离开了党的路线,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用强迫命令手段来对待某些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强制他们参加集体农庄。另外,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公有化的现象。

党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纠正这种违反党的路线的“左”倾错误。斯大林指出:“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胜利冲昏头脑》。《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9页。]“任何想用暴力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农庄经济的企图,任何想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79页。]

斯大林说,在当时,苏联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这种集体经济,公有化的范围只限于基本生产资料,它是广大农民群众比较容易了解的,它能够“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1页。]

在反对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斯大林始终没有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驳斥了那些看不到集体化运动的主流而专门对某些缺点错误指手划脚的右倾分子。他强调指出,“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他说,反对“左”倾错误,乃是“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条件和特殊形式”。“左”倾错误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很快就被富农利用,便利了右倾分子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便利了他们进行反党活动。因此,“为了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90、191页。]

坚持阶级斗争,巩固集体经济

到一九三二年底,苏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拥有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一九三四年,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以上。在集体化过程中,联共(布)中央注意了农业机械化问题。随着集体化的基本完成,到一九三四年,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集体农庄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九。

大批新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在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则是:被打倒的富农阶级,在新的形势下改变了策略,钻到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它严重地威胁着集体农庄。因此,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使新生的集体农庄巩固起来,成了当时的迫切任务。

从一九三一年起,联共(布)中央为巩固集体农庄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一九三三年在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设立政治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在同年二月召开的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论述了巩固集体农庄这个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说:“过渡到集体经济这一占优势的经济形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农业的关怀,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共产党员在提高农业方面的领导作用。现在放任自流对农业发展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现在放任自流会葬送一切。”[《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9页。]

斯大林批驳了这样一种错误观点:集体农庄既然建立起来,富农既然被打倒,农村中就没有阶级敌人了。斯大林说:富农被击溃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在集体化取得胜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敌人,改变了斗争策略,即由正面进攻转为暗中破坏。 因此,决不能泰然自若,决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斯大林生动地刻画说:“人们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人们寻找我们在宣传画上所看见的那种富农。可是地面上早已没有这种富农了。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蔼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在那里担任仓库管理员、事务主任、会计员、秘书等职务。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虫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4-205页。]

在同敌对阶级作斗争中,斯大林把保护公有财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敌人“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意识到公有制是苏维埃经济的基础,要危害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动摇这个基础。于是他们就真的用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的办法来动摇公有制。”“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国家财产、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的勾当。”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产,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因此,为保护公有制而斗争,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斯大林号召全党,为粉碎垂死阶级对公有制的破坏,要运用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88、189页。]

斯大林提出了防止敌人利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问题。他说:“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估计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苏维埃也罢,集体农庄也罢,虽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但它终究是一种组织形式。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内容为转移。”“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和苏维埃一样,是一种武器,而且仅仅是一种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革命。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反革命。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服务。全部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它被用来反对谁。”[《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1-202、202、204页。]

斯大林提醒全党警惕这种复辟危险,他要大家回忆一下一九二一年白卫分子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反革命暴乱时的阴险口号:“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斯大林说:“反革命分子懂得:问题不仅在于苏维埃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苏维埃由谁领导。”[《关于农村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02页。]

关于集体农庄内部的另一种阶级斗争,即由于农民的两重性而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曾经说过:“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错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做很多工作。”[《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45页。]他告诉全党,不要忘记列宁这个指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

为了巩固集体农庄,斯大林还提出了“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他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集体农庄建立起来,改善了贫农的生活,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必须更前进一步,帮助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22页。]

使全体庄员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它和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提出过的“发财吧”的口号,是根本不同的。斯大林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第一, 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和生活富裕的口号有关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
第二,“发财”必然和剥削联在一起,而使全体庄员生活富裕的口号是排除剥削的。
第三,“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它是在集体农庄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联在一起提出来的。

因此,斯大林指出:“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要用加强集体农庄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击败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业集体化的种种阻挠,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牵涉到人数最多的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这次革命,把苏联一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富农的生产资料剥夺了;使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即劳动农民,离开了滋长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道路,转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即农业当中,给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第七节:批判布哈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返回目录

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拼命鼓吹阶级合作,抹杀阶级斗争。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也是这样。为了维护富农阶级、反对党的路线,他们搬出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对抗。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着重批判了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

富农和资本家决不能自流地“长入”社会主义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必经过阶级斗争,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就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应当使阶级斗争熄灭下去。为了宣扬这种修正主义理论,他居然歪曲列宁的思想,硬说列宁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好象是“一样的”,都认为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斯大林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批判了布哈林的这些谬论。他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页。]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可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然同时鼓吹阶级利益调和的理论,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斯大林说:“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为我们的前进让开道路,然后我们再向前迈进,而敌人再向后退却,最后,‘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页。]他又说:“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是我们打垮、压倒他们剥削者,还是他们打垮、压倒我们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7页。]

斯大林揭穿了布哈林对列宁思想的无耻歪曲。他指出;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容许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的条件,恰恰就是要限制和排挤资产阶级,就是要同资产阶级进行绝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并在斗争中把它消灭。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所谓“平衡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资本主义成分],好象两个箱子,它们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等到它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

斯大林批判说,在两种经济成分后面站着阶级,“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页。]“平衡论”在表面上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的阵地,把富农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化运动。

“平衡论”的鼓吹者,企图在发展大农经济的两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走什么第三条道路。斯大林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是“想要我们回到旧制度去,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资本家。同时,他们想要我们‘只’容许富农和其他小资本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所以“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页。]

和“平衡论”一起出现的,还有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这同样是布哈林那种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会自发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那末在苏维埃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农村也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为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操心。

斯大林驳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之所以能够自流地跟着城市走,是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农民小商品经济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却不是同一类型的,因此,它决不会自流地跟着城市走。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城市对小农经济的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单靠这个因素并不能使农村自流地跟着城市走,要使“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页。]

“自流论”是一种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腐朽理论。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它变成现实,必须摒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0页。]

斯大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页。]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

斯大林在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时,引证了列宁一九一九年说过的一段话:“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选集》第3卷,第858页。]

斯大林概括地说:“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斯大林指出:“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5、34-35页。]他说:“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50页。]

国内垂死阶级的反抗,是和国外资产阶级相呼应的,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斯大林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做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必要时甚至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65页。]“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

斯大林不断地告诫全党,决不能对国际资本做原则性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因此,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苏联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他严厉地批驳了想讨好帝国主义的人,说:“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执行解放的对外政策,同时又能博得欧美资本家对我们的这种行为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若干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6、47页。]

针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和破坏,斯大林强调指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斗准备。他说:“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遭到了灭亡。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并不是临时的、瞬息即逝的任务,“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准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串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57-58、59-60页。]

曾经有人想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理论,来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辩护。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企图。他说:

“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我们主张国家的消灭。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灭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必须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布哈林分子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高喊阶级斗争应当熄灭下去,实际上他们这种言行本身价恰恰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因此,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对敌对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同敌对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斯大林说:“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如果不同时和我们党内各种倾向作斗争,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后方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且千方百计阻碍我们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0-321、307页。]

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的发展,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布哈林分子的观点虽然在形式上同托洛茨基分子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却是一样的。斯大林说:布哈林分子虽然“表面上承认在一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却不愿意承认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大力发展工业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钥匙。他们不愿意承认,必须同资本主义分子作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了解,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分子要就是无声无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奇迹历史上不曾有过,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斯大林又说,布哈林分子表面上不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否认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们认为目前主要的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也不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放纵’市场的自发势力,“解放’市场,给个体经济以至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解除羁绊’。但是,富农是不能长入社会主义的,而‘解放’市场就等于武装富农阶级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1-312页。]

斯大林指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页。]。“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3页。]

斯大林指出,如果容许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自由活动,就会使工人阶级解除武装,就会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分子武装起来,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机会增多。因此,他说:“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做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末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斯大林着重指出:“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4页。]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正是坚决地、不调和地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斗争,及时地反复地揭穿了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党的阴谋活动。

布哈林集团同党的分歧,早在一九二八年的七月中央全会以前就明朗化了。可是他们对党耍两面派手法。从一九二八年七月到十一月,布哈林等人同斯大林以及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曾经两次声明:政治局内部没有分歧。事实证明,布哈林等人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反党活动。就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布哈林等人在背地里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阴谋同托洛茨基分子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改变中央的政策。七月以后,他们的反党活动变本加厉起来。布哈林公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攻击党的政策,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拿辞职来要挟中央。一九二九年初,布哈林等人向中央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他们重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滥调,诬蔑联共(布)中央“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党内制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等等,并且,装着“受屈”的样子,大肆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恶意攻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上,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卑劣的反党伎俩,并彻底揭露了布哈林分子关于他们和党之间不存在路线分歧的伪善声明。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对党耍两面派手法,进行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机会主义分子,责令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路线和决议的活动。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们,继续在暗中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在一九三〇年六月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被击败了。

第八节: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 |返回目录

从列宁逝世到三十年代初,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托洛茨基集团和布哈林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前进。在这期间,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也为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贡献。

当时,要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一方面继续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不进行这种斗争,各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就不可能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斯大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揭穿了机会主义者散布的种种取消革命的谎言;他忠告各国共产党人要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能姑息迁就;他提出很多正确意见,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决不意味着革命的死亡

从一九二四年起,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暂时局部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八年。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改进技术和实现生产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暂时处于退潮时期。资产阶级为此弹冠相庆,欢呼资本主义统治巩固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将长期“搁置下来”。

资产阶级的走卒,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立即随声附和,唱起了歌颂资本主义的赞美诗,纷纷断言革命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德国的希法亭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改造,“克服了自由竞争”,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英国工党的头目麦克唐纳之流叫喊说,阶级之间没有战争了,革命结束了,现在的事情可以用阶级合作来代替了。

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这样那样地重复着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滥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认为,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就意味着革命事业的垮台,为了冒充“革命”,他们否认资本主义暂时稳定这个明显的事实。布哈林之流宣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内部矛盾缓和了,资本主义稳定是持久的、巩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仅仅存在于国际市场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同样地拼命宣传这种论调。

当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国际形势,阐明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正确地制定斗争策略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性质作了全面的分析。他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事实,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这种稳定是暂时的局部的,它在使资本的力量增强的同时,必然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尖锐化。他说:“不加紧剥削工人阶级,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资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集团间不发生冲突和纠纷,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80页。]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最后破坏资本主义的稳定。

以后,斯大林一再分析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和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证关系。他说,“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固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34页。]

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斯大林指出,同机会主义者的断言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暂时退潮,决不是世界革命的末日,决不是世界革命的消灭。革命退潮一定会被新的革命高潮所代替。斯大林写道:“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 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俄共(布)第十四次武装会议的工作总结》。《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78页。]

事实充分证明了斯大林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波兰等国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奥地利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发展了起来。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它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三年。这次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爆发的,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破坏程度之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局面结束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胡说,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

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发展生产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他们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因此,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斯大林说,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预防或消灭危机是不可能的。“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5页。]

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时期,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协约国在伦教举行会议,通过了所谓“道威斯计划”。一九二五年十月,在瑞士罗迦诺举行了有英、法、意、德等国参加的会议,缔结了以反对苏联为目的的“罗迦诺公约”。这两次会议以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泛滥了起来。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宣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罗迦诺公约”是“和平条约”,并且大肆宣传所谓“罗迦诺精神”。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也扮演了这种角色,说什么帝国主义之间没有斗争了,不再会有战争了,现在的事情可以用美国领导下的“普遍和平”来了结了。他们还说,罗迦诺公约是“和平工具”,国际联盟是“和平救星”。

斯大林彻底揭穿了这类欺骗宣传,指出:无论是伦敦会议,还是罗迦诺会议,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正在加剧,“它们之间的冲突日益成为不可避免,而它们既预察到新的战争,于是就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来扩充军备。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各战胜国间现在并没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装的和平,只有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那并没有夸大。”[《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2页。]罗迦诺公约正是准备新战争的条约,“‘罗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0页。]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准备新的战争,它们才需要“伪善的和平歌手”来欺骗群众。斯大林说:“目前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及其国际联盟、‘和平’的宣传、‘制止’战争的叫嚷、‘废除军备’的空谈等等,就是麻醉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脱离反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最流行的形式。”“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 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际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卖力地宣传和平主义,表明第二国际不仅是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是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直接附属品。斯大林说,“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4页。]

斯大林在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总是指出革命的必然性。他说:“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61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决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斯大林指出,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借口战争恐怖而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是一样的货色。斯大林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满了这种恐怖。”[《给阿·马·高尔基的信》。《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4页。]

争取广大工人群众,使工人阶级革命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暂时稳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低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革命立场,高举革命旗帜,决不能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放弃革命工作,决不能坐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退潮时期,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进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斯大林认为,在革命退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来瓦解和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加强和工人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建立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争取农民群众,尽力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和平主义,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工人阶级革命化”,否则,其他任务都会落空。

要使工人阶级革命化,除了通过各国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工会进行工作外,还必须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进行艰苦的工作。当时的改良主义工会及其国际组织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控制着大批的工人群众。因此,必须系统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叛卖行径,争取工人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斯大林说,要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单靠外面的工作是不行的,必须进行里外配合的工作。

但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却认为共产党人应当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反对同它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八月的一个演说中指出,托洛茨基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批判过“退出工会”的口号,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最大效劳”。斯大林说,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去任意宰割”[《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58页。]

斯大林指出,共产党人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反动首领在一定条件下达成政治协定和结成政治联盟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样的联盟只有具备下述两个基本条件才可以缔结:保证我们有批评改良主义首领的自由,保证有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必要条件。”[《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68页。]

斯大林既批驳了“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否认统一战线策略的“左”倾冒险主义,又批驳了把工人阶级斗争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范围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德国鲁尔区,没有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洪别尔—德罗和谢拉等机会主义分子却对这件事情感到奇怪,他们反对共产党人越出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同这些机会主义者相反,斯大林热情地赞扬了鲁尔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热情地赞扬了德国共产党人越出改良主义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革命行动,称赞他们勇于反对工会官僚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指出,鲁尔工人的斗争表明,没有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比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更加革命,因为领导改良主义工会的是那些和资本家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主义分子。斯大林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当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但是决不应当把群众工作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决不应当做改良主义工会的规范和要求的奴隶。 否则,就是要共产党去扮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消极观望者的角色,就是放弃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斯大林说,既然改良派的领导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那末,“完全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须违反那些卖身于资本家的工会头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5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要完成摆在自己面前的繁重任务,团结群众,积聚力量,反对垄断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革命政党。

一九二五年二月,斯大林总结了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丰富的斗争经验,指出了各国党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应当具备的十二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就是:
(一) 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象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象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 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 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 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 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 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 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 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 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 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 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 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 必须使党制定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 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斯大林说,“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全案》第7卷,第35-37、35页。]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斯大林的帮助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

对机会主义决不能姑息迁就

斯大林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状况。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共产党的成员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是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一部分人虽然原来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也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党的领导干部中间,有不少人还没有完全和社会民主主义断绝关系。而共产党又面对着强大老练的敌人。一个是资产阶级,它拥有国家机关和各种宣传工具。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它在工人群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它们都竭力在共产党内部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成为能够引导群众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领袖,就必须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党内的影响。

斯大林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右倾错误的危害性。他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和倾向,就是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4-195页。]

当时在德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在法国党内出现了苏瓦林集团,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党内的反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国内执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的活动也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同这些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路特·费舍、马斯洛夫、苏瓦林等人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而托洛茨基却说,共产国际开除他们是不正确的,要力争把他们重新接受入党。斯大林愤怒地斥责了蔑视共产国际决议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说:共产国际已经决定开除马斯洛夫等机会主义分子,而托洛茨基却企图撕毁共产国际的决议,把他们重新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来,以便保留一个“后备武器”,随时攻击共产国际。“可见在托洛茨基看来,无论党或共产国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托洛茨基个人的意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83页。]

托洛茨基和他在别国的同伴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被清除后,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破坏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坚决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三〇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里指出:“托洛茨基叛徒和右派叛徒在一切基本政策和策略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无论其中任何一派都以社会民主党直接代理人的身分为极力瓦解共产党而从事完全一样的活动,这种活动竟发展到成立公开集团的地步(汉堡和中国)。”一九三一年,斯大林说:“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88页。]

斯大林反复向国际共产党人说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长期的严肃的斗争,把他们清除出去,决不能姑息迁就。战胜机会主义是一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在原则性的斗争过程中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粉碎右派集团,并把广大的党员群众吸引到这个斗争中来。”[《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57页。]

当斯大林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布哈林叫嚷说,清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出,“当右倾分子正在散播社会民主党腐朽的思想毒素并且不断破坏党的纪律的基本原则,而调和分子还给右倾分子帮忙的时候,继续容忍这种秩序’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60页。]他说,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进行坚决斗争,“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论联共(布)党内右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5页。]

为了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强调各国共产党在发生路线分歧的时候,要进行原则性的相互批评,决不能附和任何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他说,“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则时刻准备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给麦—尔特同志的信》。《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0页。]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即如果苏联的利益要求的话,西方各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右倾的政策。斯大林斥责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他说,“实行右倾政策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这就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我不能设想苏联的利益会要求我们兄弟党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哪怕是一秒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德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03页。]


第九节: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返回目录

从一九二四年以后,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转入低潮,但是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革命的高潮震动了整个世界。斯大林一贯重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号召“不要忘记东方”。

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以后,斯大林对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关注。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斯大林为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新贡献,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列宁的新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的基本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看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并且猛烈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观点。

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
(一)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狭隘范围内,他们根本没有把东方被压迫民族看在眼里。这些“文明”的老爷们只关心欧洲民族的命运。斯大林写道:“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人民和非洲人民,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
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第》第6卷,第122页。]
(二)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曲解民族自决原则,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甚至把民族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统治民族的手中。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三)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他们只满足于冠冕堂皇地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而不用实际行动去直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播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四)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一个改良的问题,看成一个孤立的问题,认为它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关系。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驳斥机会主义者缩小民族问题社会意义的企图时,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4-185页。]

斯大林批判了那种自称懂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人,这种人口头上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好象很革命,实际上抹杀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这种人借口有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就否认这种运动的革命性。针对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领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分,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这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5-126页。]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的汇合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当时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反动派的注意,他们联合起来,力图用最残暴的手段扑灭它。同样,这个革命引起了全世界革命派的注意,他们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尽一切可能支持它,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期间,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论述,有很多都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而展开的。

当中国革命初露锋芒的时候,斯大林就预见到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2、243页。]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又说:“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32页。]

中国革命既然具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它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注意。所以在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同时,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也按照帝国主义的节拍活动起来。他们利用自己假革命的伪装,作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样子,力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托洛茨基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一个阴险手法是: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以便使中国人民找不到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越过必要的革命步骤,结果必然陷于失败。托洛茨基说:中国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只有富农和高利贷者,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没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 另外,托洛茨基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革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却把这种任务归结为实现“关税自主”。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受阻于关税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这些胡说八道,托洛茨基企图使中国革命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斯大林揭穿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斯大林指出:“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斯大林还指出,中国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任务,同时还有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60、260,260-261页。]

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不仅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般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革命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解放的道路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革命的动力是哪些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抹杀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想通过改良主义的“立宪”道路来“解决”民族问题。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民族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再论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84页。]斯大林指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主要不在于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于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基本群众即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斯大林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61页。]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从另一个极端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群众性。他们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把无产阶级置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他们硬说,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甚至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反动与卑劣”。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是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敌人很强大,“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5页。)斯大林说,必须按照列宁的指示,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不触犯到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1-12、23页。]

斯大林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性。当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给以热情的支持。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强军事工作,“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6页。]

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曾经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可以经过国民党这种几个阶级的联合组织,用和平的方法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在中国,既然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既然有国民党右派,“那就非打架不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他明确地断定:这些人所主张的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8、229页。]

斯大林特别注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要使革命达到胜利,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10页。]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支持革命,但总是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使共产主义的歌声“融合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合唱”当中。“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6页。]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掌握住领导权,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援殖民地革命,不能害怕得罪帝国主义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始终把支援世界革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我们苏维埃联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进部队”,“我们首先突破了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命运的支配,我们走在别人的前面。”这种地位给苏联党和人民加重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责任。他说:“或者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东方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动起来,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破坏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共和国联盟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国主义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失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92、193页。]

斯大林在谈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时,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民族运动,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两种民族运动应当有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4页。]

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当中,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就要“得罪”帝国主义。有人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因而不敢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可耻的想法,指出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他分析了这种民族利已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他说:“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问题和答复》。《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0、141页。]

斯大林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伟大意义,给以极高的估价,他预见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宣告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他在一九二五年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2页。]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的革命运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1、242页。]


第十节:结束语 |返回目录

“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8卷,第94页。]斯大林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信守了这一誓言。

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斯大林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曾经为准备和实现十月革命进行了斗争,曾经为保卫革命果实进行了斗争;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和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斯大林领导苏联三十年,经历了很多复杂和尖锐的斗争。最初的十年,他领导苏联人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斗争的同时,是在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度过的。

斯大林所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同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路线的分歧,实际上,是要在苏联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还是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对联共(布)中央和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集团所主张的路线,作了最好的检验。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坚持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坚持了正确的建设方针,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九二八年十月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一九三二年底就提前完成了。

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说:从前,苏联没有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工业,没有汽车工业,没有机床制造业,没有巨大的现代化学工业,没有真正巨大的现代农业机器制造业,没有航空工业。现在,这些工业都已经有了。原来苏联在电力、石油和煤炭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已经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的巨大发展,“苏联由国防准备不足的弱国变成了国防力量雄厚的强国,变成了能够随时应付一切意外事件的国家,变成了能够大量制造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并将这些武器供给自己的军队去抵御外侮的国家。”[《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5页。]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候,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的第二位,世界的第二位。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不仅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而且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经济的国家变成拥有建立在社会主义集体劳动基础上的大规模农业的国家,富农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农民成为集体经济的主人。

实践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所坚持的列宁主义路线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伟大胜利,实际上是联共(布)党内自列宁逝世后所开始的这场大论战的总结。论战以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彻底失败告终了。

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联共(布)经过十年的党内斗争之后,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因此,这一次代表大会以胜利者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

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一九三八年,斯大林认为,就国内关系来说,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和建立起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就外部关系来说,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危险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解决。斯大林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 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错误中,有些是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别国的经验可以借鉴分不开的。但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功绩比较起来,是第二位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终结,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 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始终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在这场斗争当中,无产阶级领导全体劳动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总是力图使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苏联又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苏联国内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力量,企图通过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武装侵略来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影响,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产生的根源。

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同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集团的斗争以及后来苏联国内党内的多次斗争中,可以看出,不仅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会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只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只要国内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还没有进入无阶级社会,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会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采取实际措施来防止和克服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如果那里的党没有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如果党员和人民群众失去警惕,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就会乘机嚣张起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背叛本国人民和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相反,如果那里的党,领导坚强正确,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经常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那末,就有可能不断地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想情绪,使它不致形成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逆流,即便出现这种逆流,也能够及时地把它击退。出现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是一件坏事,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锻炼了自己,发展了自己,因而坏事就能变成好事。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1页。]

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大论战,使布尔什维克党锻炼成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阶段。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这次大论战最伟大的政治成果。同时,这场论战还直接培育了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革命派,使他们摆脱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统治,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一一共产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大论战,使联共(布)党更加巩固,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这就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这两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终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又会改头换面地钻出来。毒草既然要一茬一茬地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必须一次一次地锄。不锄是不行的。斯大林说:“不同反列宁主义的流派进行原则性的斗争,不战胜它们,我们党就一定会蜕化变质,就象第二国际那些社会民主党没有进行这样的斗争而蜕化变质一样。”[《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切违背历史规律、倒行逆施的人都在干着这种蠢事,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也不例外。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早就葬身于历史的垃圾堆里,继承他们的衣钵,步他们后尘的人,例如赫鲁晓夫之流,只会同他们得到一样的归宿。

千锤百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击败了很多敌人,今后也必将击败一切敌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敌人,不论来自什么地方,采取什么形式,耍什么花招,都逃不脱历史的惩罚。胜利终究属于真理,也只能属于真理。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多年前就说过:“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67年版,第647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难道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

不能,不能,永远不能。


#2

历史课上老师“批判”文革,振振有辞地说“都已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就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里继续革命”。当时就觉得很不对劲,现在一看还是布某人“和平长入,斗争熄灭”的翻版。


#3

有个“帝同主义”错别字


#4

好了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