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季联盟街头闹事的前前后后

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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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摘自同名书籍,文字由VOM-OCR小组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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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目录

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奇谈与怪论……1
挑起职工会问题争论的险恶用心…10
一场篡党夺权的阴谋…21
一条投降卖国的工业化路线.…31
托季联盟及其街头闹事……43
农业集体化高潮中的富农代言人.……59
结束语.…70


写在前面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盛大节日。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从涅瓦河畔到黑海之滨,人们喜气洋洋,欢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巨大成就。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毛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就在这一天,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发动街头闹事,策动一小批应声虫进行反党反苏维埃的游行示威,制造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是苏联国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尖锐表现。十月革命后,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老牌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一伙,多次跳出来兴妖作怪,反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反对列宁,反对斯大林,分裂党中央。从十月革命胜利到国内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列宁、斯大林同这伙机会主义头子曾有多次重大的斗争,如: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在职工会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列宁逝世前后反对托洛茨基篡党夺权阴谋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粉碎托季反党联盟的斗争;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等等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苏联各族人民正是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使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不断巩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巍然屹立,不断壮大,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回顾这一时期苏共党内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认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危险性及其活动规律,反修防修,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将向读者介绍这一时期苏联共产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历史情况——



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奇谈与怪论 | 返回目录

签订和约问题上的分歧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仍在蔓延,苏俄同德国还处在交战状态中。战争直接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在这种局势下,列宁主张立即退出战争,签订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苏维埃政府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立即结束战争,签订公正的和约。但是这些打红了眼的帝国主义强盗怎肯罢休?

英、法等协约国首先拒绝签订停战和约,他们要拉着俄国继续参战,妄想以此一箭双雕:既可以让俄国牵制一部分德国兵力,又可以使苏维埃政权在与德国交战中遭到毁灭。德帝国主义则另怀鬼胎,它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英法,摆脱两线作战的局面,同意与俄国和谈,并企图根据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原则,在和谈中迫使苏俄接受苛刻的条件,现捞一把油水。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群众渴望结束战争,尤其是旧军队已经瓦解,红军还没有正式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战争,无异是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作孤注一掷。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高瞻远瞩,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德国单独和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有秩序的退却,准备作出必要的妥协,签订和约,赢得时间,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德、俄双方谈判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十二月五日,双方签署了休战协定,暂时停止战争行动。

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不甘心的,他们希望苏维埃政权在与德国战争中遭到灭亡。因此,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最顽固的白卫分子,都疯狂地反对同德国签订和约。他们蛊(gu古)惑人心地说什么签订和约是可耻的,可是,这些坏蛋在叫喊反对签订“可耻的和约”的同时,“却在欢欣若狂地迎接德国侵略者,他们说:‘德国人终于来了,他们会替我们建立秩序。’这就是他们叫喊‘可耻的和约,耻辱的和约’所希望的和攻击的东西。”[《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二页。]

在这决定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隐藏在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托洛茨基,还有他的伙伴布哈林,代表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公开跳了出来,反对列宁路线,反对同德国签订和约,挑起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内第一次严重的斗争。

托洛茨基、布哈林是什么人

托洛茨基出身于俄国一个反动富农家庭。曾因进行反对沙皇的活动而被捕流放。一九〇二年他从流放地逃到伦敦,同列宁相识,表示拥护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捞到一点政治资本。但他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九〇三年,他就同孟什维克勾搭在一起,发表文章攻击列宁,把列宁同孟什维克的斗争诬蔑为“在党内的争权夺利”。一九O五年,他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不断革命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又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被反革命暴力所吓倒,要求取消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取消革命,以换取党的合法地位,称为取消派。而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集团,要求从国会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召回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工作的党员,企图割断党和群众的联系,称为召回派。]的代言人。一九一二年他自拉山头,组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小宗派一一八月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托洛茨基是一个“为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给亚·米·柯伦泰》,《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一八四页。]。一九一七年八月,看到革命高潮已经来到,托洛茨基诡称放弃自己的原有立场,接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和政策,并要求接纳他和他所操纵的“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入党后不久,十月革命胜利了,托洛茨基便先后窃踞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布哈林于一九O六年钻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一二年他同列宁相识。一九一五年二月,布哈林提出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纲,攻击列宁制定的在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列宁把它斥之为“荒谬绝伦;无耻之极;半无政府主义”[《给亚·拖略普尼柯夫》,《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第二OO页。]的提纲。一九一六年,布哈林发表了一篇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文章。胡说工人阶级应当“在原则上敌视”一切国家,“取消”和“炸毁”一切国家,宣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当即遭到列宁的严厉驳斥。一九一七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又反对列宁制定的通过武装起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在签订和约问题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相互勾结,与社会上的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反对列宁提出的必须立即同德国签订和约的主张。托洛茨基荒谬地提出“不战不和”的“中间路线”,主张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让士兵复员回家,但不签订和约。布哈林则在一九一八年初,纠集了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一会儿散布“德国人不会进攻”的谣言,一会儿又鼓吹“没有军队也要进行战争”,甚至气势汹汹地给坚持列宁主义路线的革命者扣上“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帽子,把是非搅混。

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光辉典范 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为了挽救苏维埃政权危亡的命运,列宁在党中央会议上严厉驳斥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谬论。列宁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鼓吹继续战争,必然招致更大的灾难,“不战不和”定会引起敌人向前推进。列宁警告说,这一切的结果,必将是被迫签订条件更加苛刻的条约。由于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伙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扰,列宁的正确建议一时没有被大多数中央委员所理解。

窃取苏维埃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的托洛茨基,利用职权,破坏谈判。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他擅自发表声明:拒绝签订和约。同时又通知德方:苏维埃政府决定不进行战争,并继续复员军队。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谈判中断了!二月十六日,德方撕毁了停战协定,德军统帅部正式宣布同苏维埃俄国结束休战状态。二月十八日,德军发动了全线进攻,很快侵入了乌克兰、白俄罗斯,直接威胁着十月革命的心脏一—彼得格勒。

二月二十一日,列宁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五页。]号召全国人民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来保卫每一个阵地,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库斯特洛伦茨克的工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彼得格勒步兵卫成部队等,立即响应列宁的召唤,高举红旗,唱着战歌,开赴前线。为了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工农兵踊跃参战,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抗击德国侵略者,终于收复了普斯科夫和纳尔瓦,保卫了彼得格勒。二月二十三日,即胜利回击德国强盗的那天,后来被定为红军节。

德军的重新进攻,使关于签订和约问题再次在中央委员会进行讨论。由于列宁坚持斗争,坚持耐心说服教育,以及严酷的事实摆在面前,终于使党中央的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了列宁关于签订和约的主张,中央委员会通过了立即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决定,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三月三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但由于托洛茨基的破坏,使苏维埃共和国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德国提出的条件更加苛刻了,乌克兰脱离了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德国的附属国。

党中央决议通过后,布哈林一伙仍不甘心失败。在他们控制下的莫斯科省委,竟通过决议,表示不信任中央委员会,拒不执行中央的决定,并妄图以分裂来威胁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公然宣称:“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目前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列宁一看到莫斯科省委的这个决议,十分气愤,立即写了一篇题为《奇谈与怪论》的文章,申斥这伙机会主义分子在签订和约问题上的奇谈怪论。列宁一针见血地揭露说:“这种‘理论’的内容就是感到没有出路的极端悲观的情绪,是完全绝望的心理。反正没有出路,就让苏维埃政权灭亡吧,——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才会写出这种怪诞的决议。”[《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三卷,一九七二年版第四四二页。]

布列斯特和约的条件的确是苛刻的,但是列宁明确指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谁要反对立刻签订即使极端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和平还是战争?》,《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五页。]“不管有怎样的考验,未来一定是我们的。”[①《不幸的和约》,《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八页。]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方针,坚持了革命斗争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又坚持了革命斗争所必需的灵活性,坚决揭露和摒弃了机会主义者的叛卖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策略的光辉典范。和约签订后,苏维埃俄国利用了暂息时机,在全国各地建立红军,组织苏维埃经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十三日,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废止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列宁的革命路线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挑起职工会问题争论的险恶用心 | 返回目录

托洛茨基、布哈林首先发难 二十年代初,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大辩论。

在伟大领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维埃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忍受了最大的牺牲,经过了三年艰苦卓绝的国内战争,终于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军的反革命叛乱,保卫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江山。

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用反革命武装力量同苏维埃政权进行较量失败以后,他们就寄希望于钻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妄想从内部搞垮苏维埃政权。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逐渐成为苏联社会阶级斗争的突出方面。关于职工会问题的大辩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由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布哈林挑起的。

战争结束后,俄国国内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但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四年帝国主义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把苏维埃俄国的国民经济弄得穷竭不堪。一九二〇年农业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左右,大工业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七分之一。大多数工厂关闭了,矿山和矿井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淹没了。燃料缺乏,运输破坏。国内所有储存的金属和布匹差不多都已用完。甚至连最必需的物品,如面包、油脂、肉类、靴鞋、衣服、火柴、食盐、煤油和肥皂等,也都极感缺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瘫痪状态。

同时,这种经济上的困难还引起了阶级关系上的新变动。

国内战争时期,党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维埃国家实行余粮征集制,把农民的剩余粮食全部征集起来供给前线需要,这是为战争和武装干涉所逼迫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策。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农民为了保护从苏维埃政权得到的土地,为了避免地主富农的重新压迫,他们是甘愿接受余粮征集制的。但当战争结束以后,农民,特别是中农,对余粮征集制开始表示不满了。他们要求能够自由支配剩余的产品,要求国家供给他们充足的商品。在工人方面,由于工厂停工,很多工人群众流离失所,有的去从事小手工业劳动,在一部分工人中也产生了不安情绪。

在这种新形势下,列宁作出了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英明决策。党中央认为,只有实行这一政策,才能恢复农业,振兴工业,促进商品流转,改善人民生活,为加强工农联盟奠定新的经济基础。

正是在党的政策处于历史性的转折时期,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利用党和国家面临的暂时困难,利用广大群众要求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心情,首先发难,在工会问题上挑起争论,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列宁,对准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一场全党的大争论开始了。

一九二〇年三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对工会问题明确地作过决议,要求工会组织积极发动工人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指出工会是先锋队和本阶级群众联系的纽带,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要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首先兴风作浪,他抛弃“九大”的决议,提出了“把螺丝钉拧紧一下”和“把职工会整刷一下”这样形迹可疑的口号

事过三天,即十一月九日,召开了俄共(布)中央全会,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名为《工会及其今后的作用》的“提纲草稿”。这个提纲危言耸听地提出工会出现“严重危机”,继续贩卖了他的所谓“整刷”政策。中央全会否决了托洛茨基的提纲,采取了列宁提出的提纲。同时,全会决定成立一个工会委员会,专门研究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地位和作用,托洛茨基也被选入该委员会。但托洛茨基公然拒绝在该委员会工作,坚持自己的反动观点,同党分庭抗礼,走上派别活动的道路

争论在继续着。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又以“一群负责工作人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个纲领性小册子,题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在这个小册子里,托洛茨基兜售“唯生产力论”的黑货,鼓吹苏维埃俄国进入了“经济时代”、“生产时代”,提出工会必须变成“国家机关”、

“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全部力量用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并且再次提出“拧紧螺丝钉”和“整刷工会”的口号。

托洛茨基挑起争论以后,布哈林纠集了十个中央委员,在所谓“火车有某种倾覆的趋势”的借口下,组织了“缓冲”集团。实际上“缓冲”是假,纵容和庇护托洛茨基是真。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抱病作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报告。列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说明工会的性质、作用和任务,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论断和派别活动

但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怎肯罢休,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莫斯科、乌克兰、巴库等工会领导机构,因而有恃无恐地继续把争论扩展到基层去。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分裂党,孤立列宁,强制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使全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了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活动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列宁又写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这篇重要文献。脱稿后,当天就付排。一月二十六日夜,一部分印好的小册子发到参加工会问题争论的党中央委员手里,使大家充分认识到这场争论挑起者的目的、企图和卑劣手法。

争论的实质 由于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同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作了坚决的斗争,这场争论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修正主义者的失败而告终。

本来,关于工会的性质和作用,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党的“九大”已作出明确的规定。列宁指出:“从各方面来看,针对当前的争论来说,针对当前托洛茨基对问题的提法来说,工会都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学习联合的学校,学习团结的学校,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学校,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学习管理的学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五五页。]

托洛茨基、布哈林蓄意违反党的“九大”的决议,妄想从工会问题上打开缺口,使党离开列宁的正确路线,从而搞垮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提出“把螺丝钉拧紧一下”的口号,就是要继续推行过了时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甚至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反对那些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满的农民;对待那些由于战争和经济困难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其目的是妄图扩大矛盾,激化矛盾,煽动和挑拨工农群众同党的关系,破坏工农联盟

托洛茨基提出“把职工会整刷一下”的口号,就是要按照托洛茨基的修正主义路线来“整顿”工会,特别是整顿工会的领导班子,撤掉坚持列宁主义路线、反对托洛茨基路线的干部。对工人群众,他反对采取说服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托洛茨基甚至公开提出,工人不好好劳动,就应关进管教营和集中营,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还提出“工会国家化”的口号,就是要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关,把管理生产的职权交给工会。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叫嚷工会不必过问阶级斗争,工会的任务是“组织生产”,他到处鼓吹“应当在工人群众中间……造成生产气氛”,“对生产全力以赴”。工会要不要抓阶级斗争,还是单纯“组织生产”,这是关系到工会的性质、任务、作用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在工会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托洛茨基鼓吹这些谬论,就是妄图取消党和国家对生产的领导作用,用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破坏工人运动,使工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纳入修正主义路线的轨道,为其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可见,托洛茨基的这些奇谈怪论,就是要引起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工会运动的分裂,造成党和群众关系的对立和工农联盟的破裂,使党的正确路线无法贯彻下去,最后,“使苏维埃政权灭亡,使无产阶级专政灭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一页。],这就是托洛茨基、布哈林一伙挑起争论的险恶用心。因此,这场争论远远超过了工会问题的范围,实质上是一场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党的领导,怎样对待工人群众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布哈林的折中主义手法 在争论中,布哈林为了配合托洛茨基向党进攻,采用了一切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即用折中主义和诡辩术代替辩证法,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

当时在工会问题上,列宁认为工会应该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认为工会是“管理生产的机关”。布哈林就用二元论来冒充辩证法,说工会“一方面是学校,另一方面是机关”,为托洛茨基否定工会的无产阶级性质辩护。

布哈林的折中主义手法,还突出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他声称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二者”都可以采用,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一面,还无耻地标榜自己“正在把双方统一起来”。

列宁对这种折中主义观点给予迎头痛击,列宁反复强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一页。]在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上,列宁阐明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是阶级斗争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革命真理,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阶级都是凭借自己的政治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的。

正是在列宁领导下,首先从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解决当时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党根据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特点,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把广大农民群众,包括中农,团结到工人阶级周围,巩固了工农联盟,并在经济领域内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把一切经济命脉掌握在苏维埃国家手中,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只有在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才能解决经济任务。列宁说得好:“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四四二页。]。

其实,在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上耍折中主义的人,所贩卖的不过是“唯生产力论”的破烂。布哈林把事情说成这样,托洛茨基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列宁关心的是“形式上的民主”,他还振振有词地要别人权衡一下“是否丰衣足食要比饥寒交迫好些”。

机会主义头子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似乎只有他们最关心提高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这当然是极大的欺骗。一九一八年,列宁在揭露叛徒考茨基侈谈苏维埃国家应该拿出“普遍福利”来的谬论时指出:“要在四年破坏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的意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没有丝毫差别,连一点差别的影子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O一页。]托洛茨基、布哈林和考茨基唱一个调子,也和反革命资产者没有丝毫差别。他们哪里是关心“提高生产”,他们的目的是改变列宁主义的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要的根本不是劳动人民的“丰衣足食”,而是地主资本家的“丰衣足食”。

布哈林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搞“缓冲”、“调和”,事实是,折中并不“中”,调和并不“和”,他只是以折中的手法,对机会主义推波助澜,火上加油。所以列宁把“缓冲集团”讽刺为“缓冲煤油”。列宁说,“布哈林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错误的总和还要大一百倍。”[《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四页。]

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包括莫斯科、乌克兰、巴库、中亚西亚等各地党组织,都团结到了列宁正确路线的周围,托洛茨基、布哈林反党集团到处遭到惨败。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工会问题的争论作了总结。列宁指出,敌人是满心指望共产党内部分裂的,但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经过全党争论,党不但没有分裂,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更加团结了。鉴于派别组织的存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有莫大的危害,党的“十大”作出了“论党内统一”的特别决议。决议提出立即解散一切派别组织,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不执行党代表大会决议的人,都应毫无条件地开除出党。

伟大导师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洞察秋毫,团结了全党大多数同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动纲领,粉碎他们的宗派分裂活动,揭露了这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下团结起来,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一场篡党夺权的阴谋 | 返回目录

托洛茨基的纂党阴谋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一九一八年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枪伤,加上长年累月废寝忘食的工作和过度的疲劳,身体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九二二年五月起,列宁的动脉硬化症多次严重发作,直到半身完全麻痹和失去说话能力。伟大导师的患病,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焦虑和不安,千百万普通的工人、农民经常关切着伟大列宁的病情……

正当列宁卧病不起和国家遭遇困难的时候,托洛茨基一伙却乘机对党发动一个又一个罪恶的篡党阴谋:

布哈林首先获悉列宁突然患病的消息,他急忙奔到托洛茨基住处报信。这几天,正巧托洛茨基脚趾生疮卧病在家。布哈林告诉他:“列宁病得很厉害,他得了中风,已不能走路和说话了,医生们已完全不知所措。”听到这里,托洛茨基裹着羊毛毯,从床上跳了起来,幸灾乐祸地紧紧和布哈林拥抱在一块,这时,布哈林便肉麻地轻声说:“你可不要病倒,我恳求你,你可不能病倒呵!……”此情此景,两个机会主义头子的狂妄野心暴露无遗。

列宁卧病期间,重大问题均由党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一次,在政治局已经同意的一份外交照会中,斯大林同志的秘书在该文件上作了个别词句的删改,本来这是常有的事。可是托洛茨基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借题发挥,攻击斯大林同志。

一九二三年夏季,天气十分闷热,北高加索基斯洛沃得斯克休养地附近一个阴暗的山洞里,聚集着一伙人,他们正在策划着一个篡党夺权的详尽计划。这就是从莫斯科来这里休假的一小批中央委员,在托洛茨基分子的指使下,背着正患重病的伟大领袖列宁,背着党中央,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经过密谋,他们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政治局,由书记处进行集中领导。并自封了职务,私拟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组成书记处,而把坚决执行列宁主义路线的莫洛托夫、加里宁排斥于书记处之外。这实际上是为了架空斯大林,控制斯大林,以便由这伙反党分子掌握大权。这个阴险的计划立即遭到了斯大林的坚决抵制和揭露,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可是,对于托洛茨基这一伙人来说,一次阴谋的破产并不意味着阴谋的结束。他们加紧磨自己的剑,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图向党发动新的进攻。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托洛茨基纠集党内其他反对派分子,炮制了一份反党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所谓“四十六人的声明书”。接着,十二月八日,托洛茨基又亲自出马,抛出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给各地党组织的信。这份纲领和这封信,是托洛茨基向党发动新进攻的信号。

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是一份反攻倒算的翻案书。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公然提出,要“重新审查近两年来即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在国内建设和国内政策方面的基本路线”,他们不但要翻新经济政策的案,而且要翻党的“十大”已经作出的关于党内禁止派别活动决议的案,他们叫嚷“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无理要求给他们反党派别活动的自由

“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是一份向党进攻的挑战书。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正在蜕化,说什么党的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扼杀了党的主动性”,“是产生派别活动的重要根源”,“必然会把党引向绝路”。他们恶意挑拨党员群众和党的领导机关、年轻党员和老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关系,胡说什么“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煽动青年反对党

“四十六人纲领”和托洛茨基的信,恶毒声言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无法克服的党内危机和经济危机,把矛头直指列宁和列宁主义路线。托洛茨基鼓吹什么“新方针”,他的追随者就把他抬出来,并打扮成拯救危机的救世主。

托洛茨基完全无视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他越过中央,擅自把“四十六人纲领”和他的信散发到各级党组织去,托洛茨基分子还到许多大学和工厂基层支部去发表演说,公然指责党中央,尤其在莫斯科的党组织中,他们的活动更为猖狂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虽然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克服经济困难的迫切任务,但不得不接受托洛茨基的挑战,宣布展开全党争论。然而,翻案不得人心,和托洛茨基一伙的愿望相反,他们抛出的机会主义纲领遭到绝大多数党组织的抵制和反对。争论的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托洛茨基的机会主义面目,又一次以托洛茨基的惨败而告终。

列宁的逝世和保卫列宁主义、粉碎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悲痛的不幸消息传来了。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与世长辞了。当天晚上,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并向全国全世界发出讣告。

噩耗传到苏维埃大地的每个角落,传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人民无不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是,正当全党全国人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自己伟大导师逝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进行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认为时机已到,长期以来他所梦寐以求的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他一会儿写文章,发表演说,连续抛出《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黑文,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会儿四处串连,召开秘密会议,纠集各种反对派分子,拼凑黑班子,要把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打下去,急不可待地为自己粉墨登场作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炮制政治谣言,散布奇谈怪论,是托洛茨基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重要手法之一。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无耻地伪造历史,把一顶顶桂冠戴到托洛茨基头上,说什么十月革命的鼓舞者和领导者不是列宁,而是托洛茨基。谎言当然无法掩盖事实。十月革命前几个月,长期流亡国外,并动摇于各种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托洛茨基正处于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他是“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O四页。]的,托洛茨基不仅在当时没有参加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而且他对参加十月武装起义是消极的,被迫的,因此,说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完全是无耻的谎言

他们肆意丑化和歪曲伟大列宁的光辉形象。托洛茨基阴险地把列宁描绘成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感决定重要问题”的人,恶毒污蔑列宁是一个“布朗基主义者”[布朗基是十九世纪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著名领袖。布朗基主义者主张进行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否认阶级斗争理论,主张依靠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党内机会主义头子所以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污蔑党的领袖,是因为伟大列宁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俄国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他为革命指航程,他为前进指方向,他带领千百万革命人民战胜惊涛骇浪,绕过暗礁险滩,使原来野蛮、落后、黑暗、反动的沙俄帝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给广大劳动人民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春天。党内机会主义头子所以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污蔑列宁,还因为列宁对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的斗争最严厉最坚决,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也从来没有妥协过,他无情地揭穿机会主义分子的画皮。所以,一切阶级敌人和机会主义者总是对列宁极端憎恨又十分害怕,一些白卫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听到列宁的名字就发抖。托洛茨基把恶言秽语泼向伟大革命导师,丝毫无损于伟大革命导师的光辉形象,反而暴露了他是国内外阶级敌人在党内代理人的丑恶嘴脸。

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篡改党的指导思想,篡改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是托洛茨基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主要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反动的“不断革命论”。列宁逝世后不久,托洛茨基分子又大吹大擂兜售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用心是十分险恶的。

托洛茨基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即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所谓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主张超越革命阶段,把建立“工人政府”当作民主革命的目标,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鼓吹一次革命论。““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横排袖珍本,第六四六页。]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因为要不断地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关系,所以,无产阶级一定会和广大农民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产生敌对的冲突。托洛茨基完全抹杀广大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农民一概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别有用心地离间工农关系,搅乱革命阵线,破坏工农联盟。

所谓国际革命的“不断性”,他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著名论断,认为一个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纯属偶然的暂时的现象,如果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胜利,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实质上是一种用“非常革命”的词句装饰起来的取消主义。所以,斯大林称这种理论是一种“'不断’绝望的思想”,“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二七页。]。

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用各种卑劣的手法为其反动的“不断革命论”叫卖,甚至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直接导致了列宁主义,特别是导致一九一七年列宁的《四月提纲》,还胡说什么列宁主义在十月起义前是不正确的,只是由于到了十月革命期间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实现了“思想上的改造”,才变成“正确的”。

托洛茨基及其喽啰公然打出用托洛茨基主义代替列宁主义的旗号,猖狂阉割列宁主义。面临着这样二场严峻的斗争,是坚持以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还是任凭托洛茨基主义自由泛滥,篡改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性质、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连续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给列宁主义作了科学的定义,深刻地阐明了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理,驳斥了托洛茨基的无耻谎言,并向全党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O九]的战斗号召,捍卫了列宁主义,粉碎了托洛茨基妄图算党夺权的罪恶阴谋



一条投降卖国的工业化路线 | 返回目录

党确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 一九二五年,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工农业生产大体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但这个时候,苏联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品只占三分之一。工业本身还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设备陈旧,技术落后,重工业薄弱,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来说,单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是不够的。苏联要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巍然屹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党面临的迫切任务。

然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国内外条件都是十分艰难的,苏维埃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面临着种种复杂的斗争。

在国内,一切敌视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极端害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物质力量的充实和加强,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在工厂和农村,富农、孟什维克和其他阶级敌人,阴谋篡夺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他们任意歪曲党的政策,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有些地方继续发生反苏维埃的公开叛乱。

国际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日益强大,总感到是心腹之患。当他们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武装干涉,妄图用武力扼杀苏维埃政权的阴谋遭到可耻失败以后,又合伙起来,对苏联实行经济封锁。英、美等国政府开列一大串禁止进出口的货单,粮食、肉类、木材等均被禁止向苏联购买,重要的机器设备则禁止向苏联出售,法国政府更是直接颁布了对苏联的禁运条例。帝国主义企图通过经济封锁,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而达到扼杀社会主义苏联的罪恶目的。

外国帝国主义和党外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苏联的猖狂进攻,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充当他们的靠山。这样,在联共(布)党内,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一国取得胜利,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内出现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获得胜利。”[《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坚持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机会主义头子则否认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散布一整套怀疑主义、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观点,推行一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阻挠和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方针确定下来。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党的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独立自主地把苏联由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新技术改造旧的工业,特别要创建过去没有的机器制造工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创建现代化农业机器工业和国防工业,以保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加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的国防能力。

托洛获基的“世界分工”论和“超工业化”计划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适应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

首先跳出来攻击和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的,仍然是托洛茨基。

一九二五年初,托洛茨基被撤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后,名义上去高加索休养,实际上在暗中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伙继续贩卖反动的“不断革命论”,并先后抛出所谓“世界分工”论和“超工业化”计划,来攻击和否定党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

所谓“世界分工”论,是托洛茨基推行洋奴哲学、反对独立自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反动谬论。他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国的经济已联成一气,因此,不分大国小国,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在经济上都是分工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离开世界经济而“隐居”。托洛茨基说,由于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必须依赖外国的技术,依赖欧洲国家先进的生产力,依赖亚洲国家的原料,这样,苏联要想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是一种空想,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恶意诽谤依靠本国力量,独立自主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是“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美国总统门罗于一八二三年提出的一个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它的实质是反对欧洲各国插足中南美各国事务,以保证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权。托洛茨基污蔑苏联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闭关自守的“门罗主义”。],是“民族狭隘性”的表现。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种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种“闭关自守”的经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发展贸易往来。如果说这是一种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那么这料依赖是相互的,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是两回事情。斯大林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而纳入托洛茨基所谓“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的轨道,其结果,只能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变成国际资本的一枚“小螺丝钉”。显然,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论,是十足的投降主义的谬论。

托洛茨基在贩卖“世界分工”论的同时,又提出一个所谓“超工业化”计划。似乎他比任何人都革命,不仅要工业化,而且还要“超”。实际上,他的所谓“超工业化”计划,是要采用极端手段,用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对农民征收最高限度的赋税,用剥削农民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

斯大林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托洛茨基派提出的“超工业化”的政策,指出这个政策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这套办法,必将破坏工业和农业、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农民的正常关系,使农民破产,农业崩溃,使工农联盟破坏,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断送苏联的社会主义前途。所以,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洛茨基派“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O二页。]

托洛茨基的“世界分工”论和“超工业化”计划,根子都是他长期鼓吹的“不断革命论”和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托洛茨基宣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必然要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落后的俄国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化,叫嚷如果不依赖经济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革命的俄罗斯休想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因此,在农民面前,托洛茨基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要用迫使农民破产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而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前,托洛茨基又摆出一副摇尾乞怜的面孔,散布失败主义、投降主义论调。

季诺维也夫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尽管托洛茨基搬出这种“理论”、提出那种“计划”来欺骗人民,对抗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但在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击下,很快地暴露了他的真面目。这时,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头子季诺维也夫眼看形势不妙,就披挂上阵,加入了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合唱队。

季诺维也夫一九〇三年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自称是列宁的学生,但他不过是钻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是党的同路人。十月革命发动起义前夕,他伙同加米涅夫,反对党的武装起义的方针,他们竟无耻地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向敌人告密,泄漏了起义的决定。列宁当时就愤怒地斥责了他们的叛卖行为,称他们是“工贼”、“革命的叛徒”。十月革命胜利后,季诺维也夫假惺惺地认了错,骗取党的信任,但实际上不肯改悔,他窃踞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等要职。列宁病重期间,他又伙同托洛茨基参予并策划基斯洛沃得斯克的“山洞阴谋”。后来,托洛茨基篡党夺权的反动面目大暴露,全党掀起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高潮,季诺维也夫为了保住自己,马上见风使舵,装出一副批判托洛茨基的面孔,捞取政治资本。可是,假的总是假的,伪装是不能持久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摆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他顽固地要在俄国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嘴脸,终于暴露出来了。

一九二五年,季诺维也夫伙同另一个机会主义头目加米涅夫,组成一个所谓“新反对派”,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紧张的斗争气氛中召开了。斯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新反对派”分子竟然猖狂地推出季诺维也夫作副报告。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季诺维也夫都以“新反对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对抗党中央的路线。

新反对派”集中攻击党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并提出自己的所谓“工业化”的方针。他们特别反对发展重工业,要求关闭“不生利”的重工业工厂和国防工厂,他们主张苏联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只能靠输出农产品去换回各种机器,只能拜倒在外国资本主义脚下,或者向外国借款,或者把成批成批的工厂租让给外国资本家,才能实现工业化。十分清楚,“新反对派”的这种方针,是一条道道地地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气焰非常嚣张,他们妄图迫使党代表大会放弃正确路线,接受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然而,广大党员的眼睛是雪亮的,党代表大会一致否决了季诺维也夫分子提出的投降主义计划,申斥了“新反对派”的狂言暴语。斯大林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指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依靠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积累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

“新反对派”遭到了惨败,但他们并没有偃旗息鼓。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就发表了由加米涅夫等人署名的“列宁格勒组织的声明”,公然对中央委员会投了不信任票,声称他们不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大会结束以后,季诺维也夫星夜赶回列宁格勒,部署新的反党阴谋。当他的反党活动受到基层广大党员揭露和批判以后,他又利用他窃踞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权,通过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树林里,一帮来历不明的人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树杯周围设有岗哨,参加会议的人从不同的线路聚集到这里来,进入这片树林还要对暗号,通姓名,出席的人都是按照季诺维也夫的旨意,经过严格挑选的各种反对派的残余骨干分子,会议的一切程序都是按秘密活动的规矩进行的。这个名义上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讨论会,实际上是季诺维也夫策划的一个反革命黑会。会上,由季诺维也夫的心腹、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别连基主持,“新反对派”的重要头目之一、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拉舍维奇竟背着中央,在会上作报告,他捶胸顿足,唾沫横飞,声嘶力竭地号召到会的人联合起来,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伙机会主义分子色厉内荏的丑态

乌云遮不住太阳。不久,季诺维也夫指使他的喽啰召开反党黑会事件就被揭露了。拉舍维奇被撤销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并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季诺维也夫也被解除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贩卖投降卖国的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改变党的独立自主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也连续被揭露出来,这两个机会主义头子在广大党员和革命人民中声名狼藉,空前孤立。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了。



托季联盟及其街头闹事 | 返回目录

托季联盟的形成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在他们分别向党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力图联合起来。这两个反党派别之间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由互相攻击转为互相“赦免”,互相恭维。遂于一九二六年夏天结成一个新的反党集团——托季联盟。

恩格斯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恩格斯致泰·库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一九七二年版第四O六页。]。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原先都是反党的小宗派,为了各自宗派的利益,彼此之间有过许多倾轧和争斗。例如,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一文中,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揭了他们的疮疤,并把他们两人斥之为右派和半孟什维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经写过一堆文章和小册子,斥责托洛茨基的反党罪行,并声言谁要是和托洛茨基联合,谁就背弃了列宁主义。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七月,出于反对列宁主义路线的共同卑鄙目的,他们彼此都作了“忏悔”,托洛茨基给季、加两人戴上了党内左派的桂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吹捧托洛茨基是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革命派”。他们象变色虫一样,毫无原则,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昨天他们之间还怒目相对,互相对骂,今天他们却称兄道弟,握手言欢。正如斯大林所说:“在手段上的不加选择和在政治上的毫无原则,这是托洛茨基派和‘新反对派’联盟存在的基础”[《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斯大林全集3第八卷,第一九六页。]。

托季联盟的出现,预示着党内将有一场新的严重的较量。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本来都是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老手,当他们合伙起来进行反党活动的时候,他们却打出了“回到列宁去”的幌子。这种现象,只能从钻进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的活动规律来说明,列宁指出:“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九六页。]谁都知道,当伟大列宁在世和刚去世的时候,为了篡党夺权,这伙机会主义头子曾咬牙切齿地咒骂列宁,把污水泼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而当他们的反党阴谋接连败露以后,却企图窃取伟大革命导师的名字来欺骗广大群众,掩饰他们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

在政治上,托季联盟炮制修正主义纲领,一再挑起争论,企图把水搅浑,以便用修正主义路线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托季联盟把党内各个反党集团的余渣,统统集结在自己的周围,阴谋建立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领的第二党。可见,托季联盟是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

机会主义头子的假检讨、真反扑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伙的反党阴谋早有觉察。当托季联盟正在形成的时候,党中央就一再警告他们,不要挑起全国规模的公开争论和制造分裂。但这伙机会主义头子对党中央的警告置若罔闻一九二六年九、十月间,反党联盟的成员四出活动,奔走于莫斯科、列宁格勒及一些大城市的工厂基层党组织之间,从一个支部到一个支部,散发反党传单,宣传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企图强迫党展开新的争论。这些反党分子妄想点火于基层,结果却在基层碰了壁。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党演说受到广大工人党员的抵制和谴责,有的地方干脆把他们赶出会场。党中央也再次警告反党联盟的参加者,向他们指出,党再也不能容忍他们的反党活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十月十六日,托季联盟迫不得已抛出了一份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六人签名的向党中央的《声明》。

《声明》中说:

“我们认为有义务公开向党承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和我们的同道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所作的斗争中,采取了违反党纪和越出党所规定的党内思想斗争范围的行动,而走上派别活动的道路。我们认为这些行动是极端错误的。因此,我们声明:坚决摒弃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采用派别活动的方式,因为这些方式对党的统一具有危害性。此外,我们号召所有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同志也摒弃这种方法,立即解散所有围绕‘反对派’观点而结成的派别集团。
“同时,我们也承认,十月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演说是违反了党中央关于不准在全国范围进行争论的决议的,而我们不顾中央的决议挑起了争论。
……
“最近几个月来,很多同志由于这样或那样地违反了党的纪律,在捍卫‘反对派’观点的斗争中采取了派别方式,因而被开除了党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这些签字的人对这些行动负有明显的政治责任。”[载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真理报》。]

托季联盟头目虽然公开登报发表声明,认了输,作了检讨。但机会主义头子的检讨往往是靠不住的。他们口头上扬言停战,暗地里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准备挑起新的争论。

一九二七年四五六月间,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共反苏的逆流。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实行血腥的屠杀;五月,英国政府袭击苏联驻伦敦商务代办处,接着,无理宣布英苏断交;六月,一个波兰籍的白卫分子在华沙刺死了苏联大使;同年夏天,在柏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连续发生袭击苏联使馆和商务代办处的事件。托洛茨基一伙利用国际上这股反共反苏逆流,作为他们向党进攻的新借口。斯大林当时就尖锐指出,他们为了反对苏维埃政权,“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二页。]

托季联盟继续散布布尔什维克党蜕化了的谰言,胡说什么党有灭亡的危险。托洛茨基还猖狂叫嚣,要把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所执行的“无知的和无耻的抄袭家的政治路线象垃圾一样地扫除掉”,矛头直指列宁和列宁主义路线。托季联盟在反对党、反对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时候,对斯大林进行了特别恶毒的攻击。他们用十分污秽的语言咒骂斯大林是“庸人”、“独裁者”、“亚细亚暴君”,还公开诬蔑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集团的独裁,把我们党置于恐怖之下”。

托洛茨基一伙所以如此刻骨仇恨斯大林,疯狂攻击党的领袖,是因为斯大林坚持和捍卫了列宁主义路线,同这伙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们反对党和党的领袖,正是为了改变党的路线,妄图在苏联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一九二七年八月五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只有放弃一切攻击列宁主义路线的无稽之谈,只有放弃一切分裂党的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才能够继续留在党内。明确指出他们问题的严重性,又给他们再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托季联盟眼看时机不利,被迫退却,再来一个韬晦之计。八月八日,他们又一次抛出检讨声明,假惺惺地表示:“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及其中央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消除一切派别活动因素。”[载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真理报》。]对此,联席会议决定暂时不讨论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给他们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斯大林指出:“党为了使反对派走上列宁的道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党为了使反对派悔悟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已经做得仁至义尽。”[《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三一七页。]然而,党中央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和挽救,并没有使这两个机会主义头子有所悔悟。后来的事实表明,托季联盟的悔过声明,只不过是掩饰他们向党发动新进攻的假检讨,是这伙阴谋家玩弄的“以屈求伸”的一种策略手段。

他们写下的悔过声明墨迹未干,又继续召开秘密反党会议,加紧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勾结,密谋策划建立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新党。他们在反党集团内部实行自己的纪律,建立秘密的地下印刷所,在同伙中间征收党费,向同情反对派观点的非党人士募集捐款,并建立自己的秘密金库。他们还同那些已被开除出党或开除出共产国际的个人和集团进行秘密联系,着手建立自己的地方委员会、省委员会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由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毫不接受党的警告,蓄意制造分裂,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在十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托季联盟在组织上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同时,又抛出了一个反列宁主义的纲领,即所谓“八十三人纲领”。这份纲领通过他们自己的秘密印刷所大量印刷,私自散发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去,并要求中央举行新的全党争论。

“八十三人纲领”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长期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只是在手法上更为虚假和伪善。他们在口头上声明对党忠诚,但在事实上却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统一,推行分裂路线;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成党的工业化政策,但在事实上却讥笑和歪曲党的工业化政策,要求把成批成批的工厂租让给外国资本家,断送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他们在口头上表示赞成农业集体化运动,但在事实上却散布种种破坏工农联盟和依靠富农的谬论

恩格斯说过,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一页。]。《八十三人纲领》就是托季联盟树起的一面黑旗。形形色色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都麕(qun群)集在这面黑旗下。他们用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对抗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并企图迫使全党进行无休止的争论,使党的机构陷于瘫痪,以便最后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这便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两个党内外资产阶级挂帅人物的如意算盘。

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新的全党大辩论已经不可避免了。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粉碎托季联盟及其反动纲领,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宣布进行全党大辩论

在《真理报》上刊登托季联盟的反党文章,开辟争论专页,并将中央委员会几次全会的速记记录发给几十万党员阅读,以便使广大党员对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作出比较和鉴别。全党上下,到处都展开热烈的争辩。经过这场大辩论,七十二万四千名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投票反对托季联盟的机会主义路线,拥护党中央的列宁主义路线;赞成托季联盟路线的只有四千人,即不满百分之一。托季联盟头目以及一小撮顽固追随者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遭到空前的孤立

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反党反苏维埃街头示威 托季联盟濒临灭顶之灾

但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对党对苏维埃国家作垂死的疯狂反扑。他们密谋策划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城市发动反党反苏维埃的游行示威,以图挽回他们的败局。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为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三十多个国家一千多名代表来到莫斯科,他们中间有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的老战士,也有年青一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伟大的列宁主义的故乡,来到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托季联盟选择这个日子制造事端,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破坏革命节日,扰乱人心,败坏社会主义声誉,把正在受批判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抬出来,把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打下去,实现反革命复辟的阴谋。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一伙费尽心机地进行准备。他们拟订反党反苏维埃的口号,赶制大批标语牌和宣传画,印刷大量反动传单,拉拢和动员对党不满的人参加他们的示威游行。节日前夕,托季联盟的活动更加猖獗,一批头目分赴各地各单位串连,进行各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把成包成包的传单分发给基层工厂,煽动工人们不去参加节日的庆祝游行,而去加入他们的示威队伍。然而,他们的阴谋遭到广大工人的抵制和反对。莫斯科两家最大的工厂——“镰刀和锤子冶金厂”和“俄罗斯电缆厂”的工人们高呼着“叛徒们,滚回去!”的口号,把这些反党分子撵了出去。在列宁格勒,托季联盟东拼西凑,可他们的示威队伍还凑不满一千人,一个骨干分子声嘶力竭地鼓动说:“我们参加游行的人数太少,你们可以带着妻子、孩子一起去,还带上母亲和父亲,要是没有妻子,就带着情人。”

炮制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托季联盟反革命闹事的前奏。节日前几天,社会上谣言四起,街头巷尾流传着托洛茨基派某日暴动、某处起事的消息,弄得一部分群众人心惶惶,给庆祝盛大节日带来了不安的因素。这些情况告诉人们,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十一月七日,天气晴朗。前两天的一场大雪,给莫斯科、列宁格勒披土了银装。红场上迎风招展的红旗,显得分外鲜艳,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光彩更加夺目。几万名手持武器的男女共青团员和老赤卫队员,同上百万革命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雄赳赳地涌向红场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街头,庆祝盛大的革命节日。

可是,与这支宏大的庆祝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夹杂在一起,一小批一小批托季联盟组织的反党反苏维埃的示威队伍也出现在街头。他们手里拿着写有反动标语的旗子,翻来复去地呼喊着“世界领袖托洛茨基万岁”、“世界领袖季诺维也夫万岁”的反动口号。他们张贴反动漫画,把联共(布)党描绘成关在牢笼里的囚徒。他们散发反动传单,发表反动演说,煽动性地说什么“党正在欺骗工人阶级”,甚至公然打出“回到列宁去”的旗号,攻击党离开了列宁主义路线,把自己打扮成列宁主义路线的捍卫者。他们强占了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教室,在那里举行非法的反党集会,殴打那些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同志。托季联盟拼凑起来的七零八落的示威队伍,人数虽然不多,气焰甚为嚣张,当在街头遇到革命群众庆祝节日的游行队伍时,他们就起哄、吵闹、打人,借以扩大事态,聚众闹事。

这一天,在托季联盟的精心策划下,莫斯科、列宁格勒的街头和一些大楼上,稀稀落落地挂出了一些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画像下面恬不知耻地写上“世界革命领袖”几个大字。在莫斯科“巴黎饭店”的阳台上,六名托季联盟分子企图向群众发表演说,参加庆祝游行的群众把他们围住,高呼“打倒他们!把他们拉下来!”愤怒的群众向这些家伙掷去了烂水果和破套鞋,一个老工人激动地说:“你们看,那个隐藏在列宁画像背后的人,以前就是一个孟什维克分子,现在又在‘修正’我们的党。”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是这次反党反苏维埃示威游行的直接策划者和参与者。他们拒不出席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群众游行观礼,却窜到大街小巷,进行煽动和捣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在莫斯科占领了苏维埃大厦第四幢楼,他们蹲在这幢楼的第四层一间房间内,在窗口墙上挂出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画像,当愤怒的革命群众爬上屋顶要扯下这些画像时,在屋内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竞赤膊上阵,去“保卫”自己的画像,引起大楼下面一大群人的围观,造成交通阻塞,混在人群中的托季联盟分子乘机闹事,进行骚动和反党宣传。后来,托洛茨基还亲自走上街头,准备向群众发表演说,可是,群众回答他的是一片“叛徒!犹大[犹大是宗教传说中出卖耶稣的人。后人用来作为叛徒的代称。]!打倒托洛茨基!”的怒吼声。在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也不上观礼台,却混在他们组织的示威队伍中,当革命群众发现这两个家伙时,立即将他们团团围起来,他们只得灰溜溜地逃走了

一切反对苏维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都对托季联盟的这次反党反苏维埃示威游行拍手叫好。一些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庆祝游行的白卫分子和耐普曼分子[耐普曼分子是指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也混在人群中指手划脚,蠢蠢欲动。一些西方记者更是迫不及待地向国外播发反共反苏维埃的歪曲报道,幸灾乐祸地宣称苏联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的迹象。然而,阶级敌人高兴得太早了。强大的革命群众的游行队伍很快地把托季联盟的示威队伍冲散了,冲垮了。

斯大林在揭露托季联盟发动的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时指出:“反对派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另一副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当党逼迫他们要他们放弃派别活动和分裂政策时,他们就对党摆出自己那副假仁假义的和善面孔,而当他们向非无产阶级势力、向‘街头’控诉党和苏维埃政权时,他们就摆出自己那副孟什维克的反革命面孔。”[《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三O八页]

托季联盟组织反党反苏维埃游行示威,使这些机会主义头子的反动面目更加充分暴露,表明他们是制造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魁祸首。从此,他们与党的矛盾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他们在街头公开组织反党反苏维埃示威游行时,他们就已走上了在国内外阶级敌人面前公开攻击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反革命道路。至此,托季联盟与党的矛盾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接着,于十二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又决定将加米涅夫、拉狄克等反党联盟的骨干分子开除出党。

托季联盟最后崩溃了。



农业集体化高潮中的富农代言人 | 返回目录

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来临 托季反党联盟垮台了,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一九二八年,苏联共产党内又出现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三人团”。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围绕着农业集体化运动,党内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到一九二七年底,由于贯彻了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工业生产已经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可是,当时仍然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无法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与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矛盾。

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农村中还存在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十月革命胜利后,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地位有了相当大的改变,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被束缚在小私有制锁链上的单干农民无力抵御天灾人祸的袭击,无法避免两极分化,不断滋生资本主义,加之耕种技术落后,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每户农民的耕地往往被分割为十多块,小的田块连钉耙转向也不便,畜力缺乏,肥料不足,木犁翻耕过的土地,十分浅薄,撒下的种子常常被大风刮掉或者被鸟吃掉,成活率很低,严重影响产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农村中的富农在经济上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富农是俄国国内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十月革命后,富农就“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七页。],他们囤积粮食,勾结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叛乱。苏维埃政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镇压富农的武装暴乱,限制富农经济的发展。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仍占全国商品粮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他们手里还掌握着相当多的存粮。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国家的缺粮困难,公然拒绝出卖粮食,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粮食危机,企图再次用饥饿来搞垮无产阶级专政

新的形势向党提出了新的任务。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粮食和工业原料等方面适应工业化的要求,必须击退富农的猖狂进攻,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大道。一九二七年底,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开展农业集体化和继续向富农进攻的决议。在苏维埃大地上,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党内资产阶级必然要跳出来作拼死的反抗。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代表富农及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利益,公然同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相对抗,反对向富农进攻,反对农业集体化,提出了一条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思想基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源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鼓吹的“阶级合作”论。他极力否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的矛盾,抹杀阶级斗争,胡说资本家和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别有用心地混淆阶级界限,信口雌黄地说什么“难道我国的富农可以叫做富农吗?不过是穷人罢了;难道我国的中农象中农吗?不过是挨饿的穷人罢了。”在布哈林看来,富农不是富农,中农不是中农,农村是一片贫穷,彼此不分阶级,完全是清一色的穷人。由此布哈林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即工农联盟,就应是工人阶级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阶级阵线全被布哈林搅混了。他还硬说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越多,阶级斗争就越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熄灭下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苏维埃政权只要做“和平的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富农是不会反抗的,向富农进攻是完全不必要的;而小农经济也不必经过改造,就会自动进入“社会主义”。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对布哈林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种种奇谈怪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斯大林说:“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为我们的前进让开道路,然后我们再向前迈进,而敌人再向后退却,最后,‘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一般说来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联共(布)中央全会》,《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页。]事实也是这样,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地主、资本家、富农等反动势力从没有停止过他们的破坏和复辟活动。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时,富农分子眼看自己的末日来临,就狗急跳墙,作疯狂的垂死挣扎。他们磨刀霍霍,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们纵火烧毁集体农庄的粮库,毒死集体农庄的耕畜,甚至丧心病狂地暗害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的干部。因此,无产阶级只有狠抓阶级斗争,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才能打退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才能最终消灭阶级。“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欺人之谈。

面对富农的破坏和捣乱,党和苏维埃政府于一九二八年春天。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进行反击:富农必须按照规定价格将余粮卖给国家,违抗者没收其全部余粮,并将其中的四分之一长期贷给贫农,对富农加征赋税,以削弱富农的经济力量。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农的嚣张气焰。

可是,党和革命人民打击富农的革命行动,却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切肤之痛。他们气急败坏地跳出来,为富农鸣不平。他们吓唬党说,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叫嚷,要解决粮食问题,必须向富农让步,布哈林气势汹汹地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根据当前形势,党必须立即和坚决取消种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这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叫嚷“不应当妨碍富农经济”,说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允许粮食买卖完全自由,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针对粮食问题上严重的阶级斗争,斯大林指出:“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七九至八O页。]又指出:“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二三六页。]可见,布哈林鼓吹“阶级斗争已经熄灭”,把富农说成“穷人”,其目的是反对无产阶级向富农进攻,好让富农放手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正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布哈林一伙右倾机会主义者充当了富农代言人的可耻角色。

布哈林一伙在竭力保护富农的同时,拼命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早在一九二五年,布哈林就提出“发财吧!”的口号,鼓动人们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鼓励发展富农经济,使千百万小农陷于破产和贫困的绝境。当农业集体化运动正在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们又胡说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国家没有粮食,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联盟的破裂。这种主张,完全否定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完全否定了对个体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完全否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他们要使小农经济永恒化,实际上就是要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使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永恒化。为了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他们还抛出一种赞美小农经济“稳固性”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说,个体农民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贫困和愚昧的境地。他们说,小私有者的农民决不会欢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小农经济比集体经济要“稳固”得多,“美妙”得多。这种赞美小农经济“稳固性”的论调,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三三页。],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代表了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

布哈林及其“三人团”的破产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同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不懈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底,在农业集体化运动进入高潮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决定由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禁止富农出租土地和雇工,并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及其他农具转交给集体农庄。亿万劳动农民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加入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运动胜利前进的步伐,踏碎了富农及布哈林一伙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迷梦

其实,“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就是掩饰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烟幕弹。布哈林一伙高喊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他自己就不熄灭。他们不但和社会上的富农遥相呼应,而且进行了一连串反党的宗派分裂活动。

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人,都是窃踞党政要职的修正主义“大人物”,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布哈林等人两次发表声明,说他们同政治局没有意见分歧。暗地里却瞒着中央,同已被开除出党的机会主义头子加米涅夫进行幕后派别谈判。在谈判中,布哈林竟向加米涅夫泄露了党中央政治局内部斗争的情况,攻击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密谋更换政治局委员,拼凑新的反党联盟,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七月全会以后,布哈林到处造谣,说什么党“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他是坚决反对的。事实上,中央全会讨论过由于工业品价格较高,农产品价格较低所形成的那种“超额税”问题,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为了加速实现工业化,只能逐步缩减,以至经过若干年后完全取消这种“超额税”。布哈林一面侈谈赞成党中央的政策,同党中央“没有意见分歧”,一面却居心叵测地造谣说,这种“超额税”就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恶意中伤党和群众的关系,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卑鄙伎俩。

一九二八年八月,布哈林利用职权,擅自在报刊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这篇文章贩卖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采取折中主义手法,攻击党的政策,主张放慢工业化速度。布哈林一伙重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滥调,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诽谤党中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恶意攻击”,叫嚷什么“党内制度令人不能容忍”等等。他们别有用心地反对党中央检查和监督他们所分管的部门的工作,就是要使布哈林把持下的《真理报》编辑部、共产国际执委会,李可夫把持下的人民委员会,托姆斯基把持下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等机构,变成他们独立经营的,同党中央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当他们的分裂阴谋活动不断遭到失败以后,在一九二八年中央十一月全会前夕,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人一起向党中央提出辞职声明书,妄图用公开的分裂来要挟党,迫使党接受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他们胡说党内有人“挑剔他们”,对他们实行“组织上的包围”,使他们受到了“公民死刑”[苏联一种侮辱性的假死刑。],因此,他们声明要辞职。显然,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中央全会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拒绝了他们的辞职。当他们的阴谋诡计被揭穿以后,他们才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辞职声明。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错误路线和观点,布哈林、托姆斯基依然制造种种借口,用辞职来要挟党。由于布哈林一伙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九二九年四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布哈林、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职务,同年十一月的中央全会上,又决定将布哈林开除出党中央政治局,并对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提出严重警告。他们见势不妙,赶忙发表声明,表示承认错误,发誓拥护党的路线,但在暗中仍继续进行罪恶的反党活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党中央全会决定撤销李可夫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布哈林及其“三人团”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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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驱散了笼罩在俄国天空中密布的阴云,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中继续着。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每深入一步,不但社会上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要作拼死的反抗,而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党内机会主义头子也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因此,围绕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出现了党内外资产阶级互相呼应,互相勾结的错综复杂的情况。苏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向我们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就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都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拉山头,搞宗派,拼凑五花八门的反党联盟,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妄想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党外资产阶级公开聚集起来,同无产阶级作全面的较量,越来越困难了,这时,走资派就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只有从理论上实践上懂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从托季联盟制造街头闹事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可以看到,党内外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往往交替使用和平的和暴力的反革命两手。党内机会主义头子都十分注意抓舆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抛出一个又一个反党纲领,一再挑起争论,妄图改变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当他们的反党阴谋败露,遭到党和群众批判的时候,他们还会不择手段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乃至策划反革命暴乱。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节出现的反党反苏维埃街头闹事这样激烈的斗争形式,就是托季联盟为了挽回他们的败局而作的垂死挣扎。毛主席指出:“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一一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些党内机会主义头子,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每逢斗争失败,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他们就采取欺骗党和人民的办法,蒙混过关。等风头过去后,他们又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再干。作假检讨是他们欺骗党所惯用的手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党。接着,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他就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季诺维也夫当时就声泪俱下地向党作检讨,公开登报表示同托洛茨基决裂,重新钻进了党内。为了掩饰自己的狰狞面目,布哈林直到一九三四年还在作检讨,承认自己犯了大量的理论错误,给自己戴了一大串的帽子。可是,实际上,这伙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一刻也没有停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们继续进行秘密勾结,变本加厉地进行暗杀、投毒等种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最后堕落成为帝国主义雇佣的杀人凶手,成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三四页。]。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二十年代末,苏共党内不断出现的两条路线斗争,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原理。恩格斯还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指出,只有懂得了这一点,“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三四页。]。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研究历史经验,学会识别党内资产阶级,学会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本领,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长期的不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