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问题

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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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摘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文字由VOM-OCR小组整理。

更新需要一段时间。一楼一篇

背景介绍: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乘列宁逝世、党的领导核心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作为他自编的文集《一九一七年》的序言发表的。文章在分析十月革命的历史和“教训”的借口下,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歪曲党的历史,污蔑列宁和列宁主义,并且替自己大肆吹鼓,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重新武装之后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派别的,而十月革命只是因为有了他托洛茨基,才得以取得胜利等等,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强迫党进行一次新的争论,以达到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

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的攻击,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达一思潮”,联共(布)中央决定在报刊上和在各种会议上展开国性的争论。这本文集就是这次争论的反映。书中收集了当时联共(布)的几个领导人发表的反托洛茨基的八篇演说和文章,同时作为附录收录了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和他在这以前所写的三封露骨地攻击列宁的信。




目录

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加米涅夫: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莫洛托夫: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训
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库西宁:德国十月的不成功的描写
斯大林:十月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
古谢夫: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


#2

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本文较长,待补


#3

加米涅夫 :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①

(①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真理报》第二八一号。)


党应该热烈地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发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参阅附录四)。特别是那些还怀疑党对托洛茨基同志最近一些言论之立场的正确性的党员,更应该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希望那些怀疑者和动摇者再反复地读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我们确信它将使他们彻庭摆脱怀疑和动摇。

我们根据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那些言论,实际上可以得出些什么样的论断来呢?

一、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在判断和预见革命的性质、发展和动力上,正确的是他托洛茨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列宁的学说,不是列宁。

二、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为了引导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并获得十月的胜利起见,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曾不得不“进行革新”,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巨大的改变,并否定了自己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所教导的一切。

三、托洛茨基同志或多或少地公开吹嘘,党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是接近于他托洛茨基的,是以他的革命理论为基础的,而且从一九一七年起,党的策略就与这一理论相“吻合”。

四、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今后应该根据他的关于革命动力的理论来确定党的实际政策,而这种低估农民作用的理论,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列宁作为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加以揭露。

五、托洛茨基同志自称为“列宁主义者”,其实并不如此,实际上他是在列宁主义的幌子下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像偷换列宁主义。

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这种论断正确不正确呢?我们是研究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和策略而得出这些论断来的,然而一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千百万劳动者,虽然希望知道,而且也有义务知道,托洛茨基的策略和列宁的策略是否一致,但是却不可能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进行这种研究。

奥里明斯基同志的功绩,在于他迫使托洛茨基同志说出了(虽然是借助于一九二一年的信)自己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观点,从而已经帮助了并且还将帮助所有的人弄清楚,我们所提出的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断是否正确。

托洛茨基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写的这封信,这就是说,当时他很可以平心静气十分冷静地斟酌词句,而不受党内各种分歧意见的丝毫影响。可是他写了些什么呢?“我——托洛茨基同志写道,——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岐全是我不对”。(见本书第296页)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于孟什维克派的判断是错的。可是他又继续写道:“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为了进一步强调指出,他坚定地确信在自己与列宁主义就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十年斗争中,正确的是他,而不是列宁,托洛茨基继续写道:“第一类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革命的前途的文章(也就是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六年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文章。——加米涅夫),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见本书第297页)这已经十分明显了,可是托洛茨基同志还不满足于此。

真的,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托洛茨基同志,怎么能够“一字不改”地再版自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呢?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很难说得更清楚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立场,竟然会“完完全全”符合于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既然由于这种“符合”,使得托洛茨基同志无须乎对自己的文章作任何修改,那么,显然,应该进行修改的是列宁了。托洛茨基同志很难更明白、更清楚、更明确地说明他那种想代替列宁做无产阶级和革命的领袖的可笑的野心了。为了冒充三次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袖,最低限度必须具有对于革命动力和革命前景的正确概念。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在他的立场“符合”于托洛茨基发挥了十二年的、那种和列宁相反的概念之前,始终没有这种正确的概念。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论断。怎么能不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呢,他使党听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的意见,即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是否正确,和究竟只有一种列宁至义呢,还是有错误的列宁主义(在列宁“符合”于托洛茨基之前)和正确的列宁主义(在列宁“符合”于托洛茨基之后)这样两种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创造者,这种野心使他损害了、割裂了和偷换了列宁主义。这种野心在这封信里表现得如此明显,令人极为齿冷。归根到底,这种野心具有如此露骨的个人性质,以致在发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之后,无须再为此争论了。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争论已经都被托洛茨基这封彻底证实了各种可能的假定中最坏的假定的信所结束了。

但是,对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里谈到自己有错误的地方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托洛茨基承认他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是错的:“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放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上”。(见本书第296-297页)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能力估计过高了,而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能力则估计过低了。托洛茨基同志对于孟什维克的这种过高估计,从一九〇四年一直继续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里说:“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托洛茨基同志大概以为他这是对“不断革命的观点”大大恭维了一番,却没有注意到他无意中简直毁灭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真是非常之妙,它使托洛茨基同志十五年来一直过高地估计了孟什维克,过低地估计了布尔什维克,并且使他的观点时而右倾,时而左倾!这种“观点”又有多大价值呢?难道应该向党推荐它吗?如果相信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不相信他的)的确是采用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如果回想一下,正是这种观点使他十年来一直帮助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你就不由得要说:正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托洛茨基同志的经验证实这种“观点”是根本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不但没有从自己十年来的可悲经验中得出这个结论,反而写道:“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这真是妙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对革命的估计全都是正确的,除了某些细节: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的原则分歧,他们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托洛茨基同志确信,他站在不断革命的观点上对革命中其他一切所作的估计都是“绝对正确”的。可是这种奇妙的、完全彻底得到证实的、绝对正确的“观点”,却……妨碍过他正确地估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看起来克雷洛夫笔下的一个人物也是站在类似的“观点”上的:他“统统都看过了,仔细看过了”,可是应当承认,对大象他“倒没有留心”。据所知道的,这种人物的“观点”,决不能被公认为明察秋毫的榜样。所以怎么能不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呢,他帮助党从“不断革命”的作者的自白中,了解了这种观点在认识和判断“革命动力”方面的巨大的优点。

如果忽视托洛茨基同志信里的另外一个“启示”,那是有罪的。既然孟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旧的”!)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区别并不如此深刻,那么列宁主义又是怎样领导革命的呢?托洛茨基同志答复说,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主义(不同于孟什维主义。—加米涅夫)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钱,才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见本书第297页)换句话说,尽管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比孟什维克的理论高明不了多少,而且从“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它就和孟什维主义理论一样,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列宁主义者却成功地“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组织”

我们迄今都认为,列宁主义者,而且也只有列宁主义者,之所以能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阶般分子集中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正确的理论,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和团结起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则正是由于他们是以被三次革命的各个阶段证实为完全正确的、明确的纲领和策略为核心,来建立和团结组织的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与“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却截然不同。要知道,从这种“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并没有“正确的理论”,至于他们的纲领和策略,虽然是“不调和”的,然而历史却没有证实它们是正确的,相反地却推翻了它们。而托洛茨基同志却竟然根据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断言,布尔什维克,而且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并且以…….错误的革命理论和被历史证实为错误的纲领和策略为核心,“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也许从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这一说法是讲得通的,可是这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使人不明确: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虽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十二年内就已经有一种“绝对正确的”理论和“被证实为完全正确的”革命纲领,可是他却不像列宁那样,既没能以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为核心,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集中起来,又没能以之为核心,建立起“紧密团结的组织”。不,托洛茨基同志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既不能说明革命,又不能阐明党的历史,也不能指导党的政策。
· · ·
我们在我们这篇短文的标题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全部目的,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个论断: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对于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答复是错误的,而在一九一七年以后,则是根据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来答复这些问题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分割的。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回事。而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论断,即党在一些基本政策问题上只有当党在这些问题上的路线符合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线时,而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这样的论断可能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骇人听闻(托洛茨基极其突出地关心着自“我”和自己的个人作用)。奥里明斯基同志所公布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证实直到一九二一年为止,他始终坚持自己原来的那种观点。不可能要求这封信写得更明确了,它否认列宁和列宁主义在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准备时期中的作用,断言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正确的,宣布不断革命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声明托洛茨基同志无需对自己在革命前十年间就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写的反对列宁的文章作任何修改。如果……如果这种可笑的野心只是一种历史的陈述,人民就只会对这些野心置之一笑,而径直进行今天的实际工作。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跑得远得多。他之所以要对过去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是为了要取得在现在和将来“教训”党的权利。他之所以要为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过去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辩解,论证过去这种理论的正确和列宁的理论的破产,是为了要使这种理论成为党和共产国际在现在和将来的政策的指导原则。托洛茨基同志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这场关于过去是列宁正确、还是托洛茨基正确的争论,也就是关于今后革命应走列宁的道路,还是走托洛茨基的道路的争论。托洛茨基断言,列宁之所以成为十月的领袖,只是因为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而我们则断言,列宁之所以成为十月的领袖,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因为他击退了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对农民的一贯轻视。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今天,争论是在辩明昨天的某个理论、组织以及人物的作用的形式下进行的,明天,他就会采取辩论具体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的形式。对抗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必将使自己的拥护者不断地由失望转向冒险;这种理论的实际表现就是破坏工农联盟,它的全部基础就是过低地估计农民,过低地估计同农民的联盟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以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轻视农民

列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道路就是:和农民结成联盟,最大地关怀农民,极其注意地研究工人和农民合作的形式,用巩固农民对工人的信仰来巩固无产阶般专政。

这就是列宁的道路。这也就是党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彻底胜利。

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证实,过去和现在他一直力求使自己的道路脱离列宁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


#4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①

(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二十九号。)


同志们!在加米涅夫同志做了详细的报告以后,我要讲的话就不多了。因此,我只来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伙所散布的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的作用、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等的某些奇谈。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和因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而产生的党的任务。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加紧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轻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同志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未必用得着证明,诸如此类的阿拉伯故事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荒谬的谣言置之不理。一般说来,在反对派分子或者离党很远的人的办公室里所编造的谣言还少吗?我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像的翰·里德那样的错误,也没有办法纠正这些错误。但是在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发表以后,对这些奇谈已经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因为现在有人正力图用这些奇谈来教育青年,并且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效果。因此,我必须拿真正的事实来驳斥这些荒谬的奇谈。

现在拿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来看。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表决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记录一下子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机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同志肯定,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是我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列宁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情在党内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党知道,列宁一分钟也不会同意把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同志留在党内,何况是把他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党没有发生分裂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尽管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还都是站在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上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在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农民的作用、党的倾导原则等等基本题上的观点的一致。没有这种共同的基础,分裂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来谈谈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谈。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同志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列宁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苏汉诺夫一类的庸人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事实,真正的事实却完全证实了我的说法。现在我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举行的会议的记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加上列宁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铁路员工的代表。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克雷连柯、绍特曼、加里宁、沃洛达尔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拉齐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以二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三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五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无论苏汉诺夫怎么说,无论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说,这一切都有些“奇怪”,这难道不对吗?但是,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的意志的执行者。谁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领导实质,谁就不难了解事情只能是这样:只要托洛茨基同志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他就会失掉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就法是喜欢效劳的“党的”长舌妇所散布的奇谈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颁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这个列宁,他提出的决议案在中央委员会决定起义问题时被通过了,就是这个列宁,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武断相反,地下状态并没有阻碍他成为起义的真正鼓舞者。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事实就是这样。

有人对我们说:就算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吧。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总之,我应当说,在敌人陷于孤立而起义趋于高涨的胜利的起义时期,会打仗并不难。在这种时候连落后的人也会成为英雄。但是,无产阶般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支持布尔什维克,打得也不坏。但是谁不知道,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布列斯特时期就张皇失措了,当时德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他们悲观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困难关头表现出充分的坚定而不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后尘,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无可争辩,这是个困难关头,需要表现出特别的勇敢和高度的冷静,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退却,及时接受合约,把无产阶级的军队从德帝国主义的打击下撤出来,保存农民的后备力量,从而取得喘息时机,然后再以新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但是,很遗憾,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困难关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这种革命的坚定性。

照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教训是:在十月革命时要“不畏缩后退”。这不对,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就法只包含革命教训的一小部分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全部真理是:不仅在革命进攻的日子里要“不畏缩后退”,而且在革命退却的日子里,当敌人占上风而革命失利的时候,也要“不畏缩后退”。革命不以十月革命为限。十月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如果在起义日趋高涨的时候畏缩后退,那是不好的。如果在取得政权以后,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畏缩后退,那就更坏了。在革命的第二天保住政权,和夺取政权同样重要。既然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期,情势发展到几乎要交出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表现畏缩后退,那末他自己就应当明白,这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十月错误是毫不相干的。

关于十月起义的奇谈问题就是这样。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现在来谈谈十月革命的准备问题。

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月到十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见本书第282页)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绕过党”看来又决不可能取得胜利,那末老天爷自己也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了。但是,托洛芙基同志以奇谈妙论款款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应当认为,关于我党的那些可笑言论是属于托洛茨基同志通常发表的奇谈妙论一类的。

现在我们按时期来简单地看一看十月革命准备的历史。

(一)党的新方针时期(三月至四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沙皇制度被推翻,(乙)临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专政),(丙)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丁)两个政权并存,(戊)四月游行示威,(己)政权的第一次危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时并存,而且后者对前者抱着信任态度,相信前者的和平意图,自顾地把政权交给产阶般,因而使自己变成资产阶般的附属品。两个专政之间还没有严重的冲突。相反地,却有“联系委员会”存在。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变化。直接推翻政府,这个革命以前的旧政纲是很明确的,但是它已经不适合新的斗争条件了。现在已经不能直接去推翻政府,因为它和处于护国派影响下的苏维埃联系着;现在如果直接去推翻政府,党就不得不进行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苏维埃的力不胜任的战争。但是也不能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须有新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合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合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其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①(①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准备使之变成“希法亭分子”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完完全全同意列宁的观点的。)。需要有新方针。列宁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纲中向党提出了这个新方针。我不来多谈这个提纲,因为这个提纲是尽人皆知的。当时党和列宁之同是不是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意见分歧延续了多久呢?不到两个星期。通过列宁提纲的列宁格勒组织的市代表会议(四月下半月)是我党的发展中的转折点。全俄四月代表会议(四月底)只是在全俄范围内完成了列宁格勒代表会议的事业,把十分之九的党员团结在党的统一的立场的周围。

在七年后的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把这些意见分歧描绘成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两个党的斗。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耻地把事情夸大了,因为这些意见分歧丝毫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的震动。第二、如果我们党不容许在自己成员中间有不同的意见,那末我们党就是帮会,而不是革命政党了,而且大家知道,在过去,例如在第三届杜马时期,我们也曾有过意见分歧,但是那并没有妨碍我党的团结。第三、不妨问一下,现在得意洋洋地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的托洛茨基同志自己当时采取了什么立场呢?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硬说,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国来信(三月)“完全先知”列宁的成为他的四月提纲基础的《远方来信》(三月)。居然这样:“完全先知”。这种比拟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反对,大概是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只要看一看这两类信,就会相信这一点。 第二、列宁在他从国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同志划清界限,这该怎样解释呢?列宁不止一次地声明,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这个口号就是“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 ①(①《列宁全集》第一版第十四卷第31-3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8、29页。——译者注),并见在列宁格勒市代表会议和俄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和四月底)。),这有谁不知道呢?在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提纲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方案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人们这样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连茨涅尔同志要这样冒险地给关于我国革命的一堆旧的奇淡再加上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国来糖信“先知”列宁有名的《远方来信》的奇谈②

(②有一种散布很广的说法法应当列入这一类奇谈,说托洛茨基似乎是国内战争各个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同志们,为了揭示真相,我应当声明,这种法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物,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的伟大集体——俄国共产党。举几个例子也许不是多余的。你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认为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敌人。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只有在战胜这些敌人以后才能自由呼吸。而历史证明,我们军队击溃这两个敌人,即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违反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的。请你自己判断吧。

(一)关于高尔察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夏天。我的军队向高尔察克进政,并在乌发附近作战。中央委员会开会。托洛茨基同志建议停止沿白河线(乌发附近)进攻,让乌拉尔留在高尔察克手里,把一部分军队从东方战线撤出来调到南方战线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认为不能让乌拉尔和它的工厂以及铁路网留在高尔察克手里,因为他在那里容易重整旗鼓,纠集兵力并重新出现在伏尔加河;必组先把高尔察克驱逐出乌拉尔山脉,赶到西伯利亚草原去,只有这样做以后能把力量调往南方。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托洛茨基提出辞职。中央委员会不接受辞职。拥护托洛茨基同志计划的总司令瓦采齐斯辞职了。他的职位由新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接替。从这个时候起,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东方战线的事务。

(二)关于邓尼金。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包围马蒙托夫(马蒙托夫的袭击)的“钢圈“显然被突破了。邓尼金拿下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线上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危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工作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领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

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③(③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描写熊为隐士效劳,用大石头驱除隐士头上的苍蝇,结果反把他打死。——译者注)。

(二)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时期(五月至八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列宁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政府成立,(乙)俄国各主要中心的以“民主的和平”为口号的五一游行示威,(丙)列宁格勒的以“打倒资本家部长”为基本口号的六月游行示威,(丁)前钱的六月进攻和俄国军队的失利,(戊)列宁格勒的七月武装游行示威,立宪民主党人部长退出政府,(己)反革命军队从前线调回,《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反革命同苏维埃进行斗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成立,(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辛)反革命的国务会议和莫斯科的总罢工,(壬)科尔尼洛夫进攻列宁格勒失败,苏维埃活跃,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执政内阁”成立。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尖锐化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同的那种不稳固的均势打破了。这种均势,不论是好是坏,在前一时期是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了。“联系委负会”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已面临末日。“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把戏”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话。前线的危机和后方的破坏加强了两端的侧翼,从两方面对护国派妥协分子施加压力。革命动员起来了,因而引起了反革命的动员。反革命又转过来激发革命,引起革命的新浪潮。政权转归新的阶般的问题成了当时的迫切问题。

当时在我们党内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但是同企图发现党内“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相反,这种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硬说列宁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它谴责了一些同志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和军队中还占少数的时候要逮捕临时政府的企图。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而是根据其实的文件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他就不难相信自己的就法是错的。

托洛茨基同志断言“根据列宁的倡议”准备在六月九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图被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责备为“冒险主义”,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来写,他就一定知道,六月九日游行示威是在列宁完全同意下延期的,而且列宁在大家知道的列宁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长篇演说(见列宁格勒委员会记录)中是主张延期的。

托洛茨基同志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悲剧性”意见分歧是由七月武装游行示威引起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想必把七月事件看做有害的冒险行为”,这简直是捏造。托洛茨基同志当时还没有参加我们中央委员会,他当时只是我的苏维埃委员,当然不一定知道中央委员会只是把七月游行示威看做试探敌人力量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不愿意也不打算在首都的苏维埃还拥护护国派分子的时候把游行示威变为起义。个别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灰心,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当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人竟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由此做出不利于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员的人的结论,这就是无耻地歪曲历史。

托洛茨基同志声言,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在党的一部分上层分子中暴露出同护国派联盟的趋向,支持临时政府的趋向,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指的当然是使托洛茨基同志睡不着觉的那些似乎是“右派”的人。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正确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像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文件可以驳倒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托洛茨基同志援引了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警告不要支持克伦斯基的信。但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使命。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党的领袖,特别是当他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他应当比自己的战友看得远一些,他必须对每一个可能犯的错误,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敲起警钟。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托洛茨基同志有时候犯了很大的错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中央委员会内部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七月失败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同在苏维埃的命运问题上确实发生过意见分歧。大家知道,列宁希望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苏维埃外面准备起义,警告不要迷恋苏维埃,他认为被护国派玷污了的苏维埃已经变成空架子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采取了更谨慎的路线,做出决定说,没有根据认为使苏维埃活跃起来是不可能的。科尔尼洛夫的发动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意见分歧对党没有重大影响。列宁后来承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抓住这个意见分歧,也没有把它夸大到“惊人的”程度。

团结一致的党成了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景。

(三)组织冲击的时期(九月至十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民主会议的召开,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思想的破产,(乙)莫斯科苏维埃和列宁格勒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丙)北方区城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反对军队撤出的决定,(丁)党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戊)列宁格勒卫戍部队关于武装支持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决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己)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发动和临时政府阁员的被捕,(庚)列宁格勒苏维埃重事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委员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迅速加剧,执政集团张皇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动摇分子大批投向布尔什维克。应该指出这个时期革命策略的一个奇异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步骤,或者几乎每一个步骤,都竭力在防御的形式下进行。毫无疑问,拒绝撤出军队是革命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这个进攻是在保卫列宁格勒以防外敌可能的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毫无疑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对临时政府进攻的一个更重要的步骤,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在建立苏维埃对军区司令部的行动的监督的口号下实现的。毫无疑问,卫戍部队公开转向军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治委员网的建立标志着起义的开始,但是这些步骤都是在保卫列宁格勒苏维埃以防反革命可能的发动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似乎用防御的外貌来掩盖自己的进攻行动,以便更容易地把不坚定的动摇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演说、文章和口号在外表上都带有防御性质,而在内容上却具有深刻的进攻性质。

这个时期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并且是相当重大的。起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已经谈过了。这些意见分歧在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会议记录中完全反映出来了。因此,我不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活。现在必须谈谈下面三个问题:关于参加预备国会,关于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关于起义的日期。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只想显露头角而“无意中”歪曲了列宁对后面两个问题的立场,所以就更需要谈谈这三个问题。

毫无疑问,预备国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具有严重性质的。所谓预备国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资产阶级把苏维埃排挤到后面去,奠定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预备国会在革命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变证明这个目的是实现不了的,而预备国会本身则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但是很明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预备国会正是追求这个目的。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参加预备国会会有什么意义呢?只会使无产阶级群众看不清预备国会的其面目。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信中激烈地抨击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参加预备国会无疑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像托洛茨基同志那样认为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是为了进行正常的工作,是为了“把工人运动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而参加预备国会的,那就错了。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黄花。如果这是事实,党就不能用退出预备国会这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来“一下子”消除这个错误。我党瞬息之间就利正了这个错误,这是我们党的生命力和革命威力的一种表现。其次,让我来纠正托洛茨基同志问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在关于解决预备国会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的叙述中夹杂的一个小小的不确切的地方。连茨涅尔同志说,这个会议上的报告人有两个——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预备国会(加米涅夫和诺根)。

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到列宁在起义形式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更槽。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列宁认为党在十月起义时应当“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见《论列宁》第71页)托洛茨基同志然后又来批评这个硬加在列宁身上的胡说,他“手舞足蹈”,最后还说了一句宽容的活,“这或许是一个错误吧。”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造列宁的谣,他在歪曲列宁对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的看法。可以引证一大堆文件来证明列宁曾经建议要通过苏维埃(列宁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雄埃)而不要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编造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列宁的奇谈呢?

当托洛茨基同志“分析”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在起义日期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并不好些。托洛茨基同志在叙述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的有名会议时,肯定说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起义不得迟于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决议”。(见《论列宁》第72页)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规定了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来自己又破坏了这个决定,把起义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不是事实。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内只通过了两个关于起义的决议——十月十日的决议和十月十六日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两个决议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窒息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及其同伙已程明确地决定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堡、哥萨克调入彼得堡、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

十月十六日有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

“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

你看,托洛茨基同志竟把起义的日期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议忘记了。

托洛茨基同志断言,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列宁不了解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正因为如此,列宁曾坚持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不是事实。列宁是根据两个原因建议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的。第一、因为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让出列宁格勒,这就会使高涨的起义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第二、因为列宁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错,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因为列宁把起义看做艺术,他不会不知道,敌人晓得了起义日期(由于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不谨慎),一定要竭力准备对付这一天,所以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就是说,一定要在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信中痛斥了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拜物教徒。事变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起义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政权实际上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夺取的,而且夺取政权的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是列宁格勒苏维埃,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是从列宁格勒苏维埃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合法性的意义的长篇大论完全是多余的。

生气勃勃而强有力的党领导着革命群众去冲击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状况。

关于十月革命准备的问题就是这样。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伙所散布的有关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的许多反党的和关于列宁的奇谈。我们揭穿了和驳斥了这些奇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编造所有这些关于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关于列宁和列宁的党的奇谈呢?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念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托洛茨基同志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研究”十月革命所必需的。但是,难道不再一次侮辱党和党的领袖列宁就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了?这部十月革命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破坏十月起义的主要活动家的威信,破坏组织和举行这次起义的党的威信,这算什么十月革命的“历史”呢?不,这里的不在于研究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来研究十月革命的。也不是这样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的。

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为了使偷运的程序“极为平安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呵,当然!)都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发表的著作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此,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著作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托洛茨基主义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和列宁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从这个斗争的角度来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如何评价列宁主义的呢?他把列宁主义看做含有“反革命特征”的理论。(见《一九〇五年》第285页)对列宁主义的这种起分的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列宁主义当时捍卫了并且捍卫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见同上书)但是,托洛茨基还不限于这种气愤的批评,他还更进一步断定说:

“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见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托洛茨基同志给齐赫泽的信——见本书附录二)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和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敌意。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方面是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你们想必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八月联盟”的历史。在这个联盟中,马尔托夫派、召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安然合作,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大家知道,这个七拼八凑的“党”追求的目的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列宁主义认为消灭“八月联盟”是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保证,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把这个联盟看做建立“真正的”党的基础。可见又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三、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它企图损害他们的声誉,破坏他们的威信。我不知道党内还有哪一个派别,在损害列宁主义的领袖或党的中央机关的声誉方面能够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例如:托洛茨基同志把列宁评定为“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见前引给齐赫泽的信)的这种“客气的”批评有什么价值呢?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客气的”批评中,这还远不是最“客气的”批评。

在十月运动期间,背着这种讨厌货色的托洛茨基同志怎么还能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呢?这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抛弃了(真正抛弃了)自己的货色,把它藏到柜子里去了。没有这个“行动”,同托洛茨基同志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八月联盟”的理论,即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已经被革命粉碎和抛掉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展开武装斗争的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保持统一呢?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这个理论没有用处。不断革命论也“碰到了”同样不幸的事情,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中问谁也没有打算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天立刻夺取政权,而且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容许他——用列宁的话来说——“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在苏维埃中扩大影响和努力争取农民的政策。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倾袖),由于头两个特点显然已程破产,它当然也退到后面去了。

托洛茨基同志已经没有像样一点的集团而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能够不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吗?当然不能!

由此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只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长期合作,只有在后者完全抛弃旧的货色,完全赞成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同志写十月革命的教训,但是他忘记了除其他一切教训以外,十月革命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并且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具有头等意义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不妨也考虑一下十月革命的这个教训。

但是这个教训看来对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什么益处。原来,在十月运动的日子里被藏进柜子里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旧货色现在又重新搬出来想找销路——恰好我们这里的市场正在扩大。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同志的新著作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旧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它十分自惭形秽和狼狈不堪,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温和得多,但是它在实质上无疑保存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这是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安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新托洛茨基主义不认为有必要来公开捍卫不断革命论。它“只是”断定,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结论:列宁主义在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东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宁主义在战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产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一部分是战前的列宁主义,“不中用的”“旧”列宁主义,它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战后的、十月革命时期的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主义需要这个分割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第一个比较“可行的”必要步骤,以便于采取下几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步骤。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一九〇三年,经理了三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列宁说:“从一九〇三年起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充分明为什么它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和贯彻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6页)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因此,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理论的。

(二)关于党性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论已经丢丑到这种地步,现在竟没有人愿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党的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我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们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则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党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党的新老干部之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三)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领袖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此台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我认为有必要举几个例子。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内。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论列宁》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的评述看来,列宁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见第104页)于是使人得到一个印象:列宁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说出这种不必要的和没有根据的荒谬言论呢?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突然地决定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威决定极重要问题的中国官吏。

你想知道我党是怎样决定解散立宪会议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同志的话吧:

“列宁说:‘当然应该解散立宪会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怎样呢?”

然而,纳坦松老人很使我们感到安慰。他来找我们‘商量’,开口就说:

‘要知道,也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喊道:‘好极了!说得真对!你的人都赞成吗?’

纳坦松回答说:‘我们有些人正在动摇,但是我想他们终究是会同意的。’”(见第92页)

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想知道党是怎样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同志的话吧: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见第106页)

托洛茨基同志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破坏列宁声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难道是为了颂扬党的领袖弗·伊·列宁吗?不大像。

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评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宁,而是一个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议党“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渺小的布朗基主义者。我已轻讲过,这种评述是一点也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做这种令人愤怒的……不确切的评述呢?这里没有“稍微”破坏列宁的威信的企图吗?

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没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不愿意也不力求进行这种论战。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用它的反列宁主义的发动来强迫我们进行这种论战。好吧,同志们,我们准备着!


#5

莫洛托夫: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训

待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