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问题

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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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摘自《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文字由VOM-OCR小组整理。

更新需要一段时间。一楼一篇

背景介绍: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乘列宁逝世、党的领导核心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作为他自编的文集《一九一七年》的序言发表的。文章在分析十月革命的历史和“教训”的借口下,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歪曲党的历史,污蔑列宁和列宁主义,并且替自己大肆吹鼓,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只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思想重新武装之后才成为一个彻底的派别的,而十月革命只是因为有了他托洛茨基,才得以取得胜利等等,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强迫党进行一次新的争论,以达到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

为了回击托洛茨基的攻击,彻底“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达一思潮”,联共(布)中央决定在报刊上和在各种会议上展开国性的争论。这本文集就是这次争论的反映。书中收集了当时联共(布)的几个领导人发表的反托洛茨基的八篇演说和文章,同时作为附录收录了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和他在这以前所写的三封露骨地攻击列宁的信。




目录

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加米涅夫: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莫洛托夫: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训
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库西宁:德国十月的不成功的描写
斯大林:十月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
古谢夫: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


#2

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①

(①这是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作者在有积极分子参加的莫斯科市委会会议上做的报告,十一月十九日对全苏工会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十一月二十一日对军事于部会议重复了这一报告。报告的速记记录经加米涅夫同志本人做了文字上的修改,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大日出版的第269号《真理报》上。)

同志们!我的报告的题目是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言论即他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发表的、被作者称为《十月的教训》的论文。托洛茨基轻常给党写些小册子,尽管在众多小册子里不难发觉有脱离布尔什维主义、脱离我们党的正统思想的观点,但是迄今为止,我不认为有必要来专门讨论这些小册子。现在之所以必须来谈这本小册子并对它作一番彻底的分析,首先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拿十月的教训作为自己最近的言论的题目的缘故。

既然我们全党、整个共产国际、整个世界工人运动、全体青年工人正在学习和将要学习的正是十月革命的教训,因此,不能认为解释这些教训是这个或那个作者的私事。‘既然《十月的教训》是打着党的旗号出版的,既然它是由领导着共产国际的我们党的一个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写的,而这一点对任何人来都不是秘密,那就很明显:我们面临着危险的威胁,类似的言论,类似的“教训”不仅可能被我们党党员和我国青年、而且可能被整个共产国际当作教科书加以接受。而且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论就形式,正是预定要使它成为共产国际的教科书的。凡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看得出,它不仅是为我们的党,而且是为国际无产阶级,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而写的。因此,我已就过,这绝不是私事,对于十月的教训是否叙述得正确的争论,也不是文学上的争论,不是著作家的事情;这是政治上的争论,是全党的事情。如果有人说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所引起的争论仅仅是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之同的争论,这是个别著作家的争论,那么这些同志就是承认自己不懂得党的真正利益。这种论调只能来自那些企图利用党内争论来建立某个第三集团的同志,而这个集团的原则是:“作家在争论,这与我们无关”。

不,关于十月的教训的争论,关于国际无产阶级应当从十月革命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的争论,这并不是著作家的事情,这是全党的事情。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置身于这个争论之外。这是我国内生活和共产国际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党能不能建议无产阶级按照托洛茨基的方式学习呢?或者还是应当以自己的全部威望来警告无产阶级不要接受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十月的教训》中所作的结论呢?问题就在于此。

我不准备在这里详细分析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老练的著作家,而且他的妙笔曾不止一次地为党服务过。可是在这里,它却是为反党分子服务,在这里,它不是为布尔什维主义服务,而是为腐蚀和破坏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以及作为无产阶级战斗成员的组织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事业服务。为此,他用非常巧妙的,然而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和事实相反的方式叙述了从二月开始到整个十月的全部事件。我不怀疑党会利用众多作者、许多参加过这些事的人、许多在这些日子里直接斗争过的人来指出和分析托洛茨基同志对当时党的历史的一切关键问题所作的歪曲:例如歪曲了四月示威游行;歪曲了四月党代表会议;歪曲了六月和七月的事件;歪曲了与预备国会的活动有关的事件;歪曲了十月事件本身的进程。对于这一切,对于恢复历史真相的种种细节,以及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论和文件作一比较——对于这一切,我不能在这里都加以讨论。我只想提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言论的社会政治意义,关于这种言论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言论以及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党内的作用而具有的意义这样一个总的问题。

由于一些合理的原因,我们曾经避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不能避免它,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提到了关于十月的问题,关于我们党的作用和关于列宁在创立十月变革的思想体系以及在实现十月的事业中的作用,这样他自己就迫使我们提出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言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历史中的总的意义的问题。

因此,我必须要谈到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而只把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言论当作托洛茨基同志的总路钱的一个最鲜明最有代表意义的因素。

首先必须问问自己,那里是否其有某种总路线?在谈到托洛茨基主义时,是指什么而说的呢?是指托洛茨基同志个人呢,还是指最近二十年来俄国工人运动史中某些远非个人的普遍现象呢?我究竟是在和什么打交道?是和个人、个性打交道,还是和小资产阶级国家中工人运动发展的一般条件所产生的某些普遍现象、某种潮流打交道?是和一些偶然现象打交道,还是和一种有着不能忘记的历史的现象打交道?如果你们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求教于列宁同志的著作,那么你就会确认在二月革命以前和经过一段间歇以后,又重新从一九一八年开始的列宁的著作,几乎没有一卷中不是轻常地谈到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并且作了系统的探讨。为什么呢?

一、托洛茨基主义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前的党

我的党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在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里成长的。一个处在欧洲各国中最落后的国家的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一个被农民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所包围(而其程度又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更大)的无产阶级,像这样的无产阶级怎样能够还在沙皇专制制度之下就产生了并建立了和锻炼了其历史命运注定要成为整个国际运动领导者的党呢?这个问题是党的自我认识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党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而党也不止一次地阐明过,俄国(用旧的说法)无产阶级为什么和怎样能够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注定要创造和锻炼现在已成为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指路明星,成为各个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经济准备上强得多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指路明星的列宁主义?我现在不打算对这些问题详加说明,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条件下,革命无产阶级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只有在经常的、系统的、不断地同企图使工人阶级服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中,才能形成起来。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彻底战斗的学说。这就是,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作经常不断的斗争中诞生、成长,锻炼和巩固起来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孟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三十年历史,就是它和孟什维主义斗争的三十年的历史。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战的学说。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同时也是对孟什维主义作战的学说。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形式随着历史时代的交替而不断改变。孟什维主义的形式、种类、形态、手法也在相应地变化。列宁主义始终不渝地进行着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激烈”斗争,列宁主义善于透过孟什维主义各种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手法揭露它的真正本质:即仇视建立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体系的事业,仇视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或者想来至少是大家都应当知道的。大家都明白,凡是没有掌握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对孟什维主义进行轻常不断的斗争的思想的人就根本不懂得布尔什维主义,根本不懂得它的历史、它的历史面貌,以及它是怎样取得胜利和为什么会取得胜利。正像列宁主义是在对孟什维主义作经常不断的斗争中形成、成长和取得胜利一样,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对托洛茨基主义作经常不断的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取得胜利的。这一点远非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在不久之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应当知道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我们党准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决定性的阶级斗争,建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列宁主义,并建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的党以来,托洛茨基主义无非是孟什维主义的代办、孟什维主义的掩护、孟什维主义的伪装而已。

从一九〇三年起,也就是从孟什维主义产生的时候起到它在一九一七年彻底崩溃为止,托洛茨基一直充当着孟什维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的角色。这是事实,不了解这些事实,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列宁在最近二十年来的全部著作中指出的托洛茨基所扮演的角色。

所有根据列宁的著作(我现在没有、将来不会有比这更好更深刻和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与结论的党和革命的历史的教科书了)来研究党史的人,必然会了解到,在保卫党和革命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整个斗争期同,列宁一直把托洛茨基(他几十年来的整个路钱和他的历次言论)看作仅仅是孟什维主义的代理人,是孟什维主义为了影响工人阶级的这个或那个阶层而利用的工具,是孟什维主义的奴仆。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在所有敌视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现象中一种由于资产阶级压力而产生的并非偶然的典型现象,工人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像打倒其他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集团、派别和思潮一样地打倒它。

从一九〇三年起,托洛茨基已不是作为个人而引起列宁的注意了:使列宁同时也使党注意的是,托洛茨基是一股历史潮流的典型表现,这股潮流仇视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仇视布尔什维克思想体系即无产阶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在列宁看来,这是敌视无产阶级事业的自发势力的一种活生生的,有时是天才的,有时是庸俗的和过分讲究词藻的表现,正像列宁把马尔托夫、切尔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当作一定的社会现象的化身而决不是当作个人来加以分析一样,列宁也是这样来分析托洛茨基的。列宁在自己的每一卷著作中,始终对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潮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直到托洛茨基归附我们党为止。这时候曾经有过一段间歇的时间,后来又以另一种方式恢复了这一斗争。

在第一次革命时期

一九〇三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裂以前,托洛茨基同志就像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其他的孟什维克分子一样,是为列宁的《火星报》工作的。他由于热心执行列宁的计划,在代表大会的最初几次会议上甚至博得了“列宁的棍子”的绰号。多么光荣的角色!但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历史的特征与其说是这个角色,不如他很快地就背叛了这个角色,在孟什维克分子刚一登上政治舞台之后,托洛茨基就在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上背叛了这一角色。

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由于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问题,而发生了组织上的分裂。

需要选举三个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这三个人之中的两个人已取得一致意见。孟什维克想选……昨天的“列宁的棍子”——托洛茨基为第三人。列宁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孟什维克则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看来,无论列宁或马尔托夫都很好地估计到,这根“棍子”真正“列宁的”成分究竟有多少。列宁的意见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的支持。托洛茨基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就和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一起建立了孟什维克派,破坏代表大会的决议,带头抵制列宁领导的党的中央机构,写了反对列宁的政治性抨击文章——这是孟什维克的文献中最妄自尊大和最令人厌恶的著作之一,它把列宁的全部政策说成是出于“专政者候选人”(即列宁)在党内的争权夺利。以马尔托夫、唐恩等人为首的那一伙孟什维克,为了广泛传布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而在报刊上加以推荐[更详细的情况参考卡纳特契科夫的小册子《一种倾向的历史》,它详细认真地阐明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一系列言论。]。孟什维主义的历史和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

托洛茨基同志在充当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扈从之后,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已不再使列宁感到任何兴趣。列宁长期不断地和孟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和马尔丁诺夫进行争论,向工人说明并在工人面前揭露他的观点,但列宁认为花时间与他的同伙托洛茨基进行争论则是多余的。“应当和普列汉诺夫进行论战,应当和马尔托夫进行辩论,也可以和极端机会主义者马尔丁诺夫争论,但把时间花在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上是不值得的。”当时列宁是这样教导自己的同志的。

早在一九〇五年夏天,托洛茨基同志就已经试图用自己的话来阐明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思想的方法,来摆脱孟什维克的空想。当时列宁在详细地分析和驳斥了帕尔乌斯的思想与口号之后,对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只是表示遗憾,“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帕尔乌斯竟然容忍“和托洛茨基”,和他的“革命空话”搞在一起。此外不论是对于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不论是对于他的“独特的”理论,列宁都认为无须乎多谈。顺便说,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企图强迫党接受的正是这本小册子,好像这是一张证明他的革命性的证书,同时他力求证明列宁只是由于坚持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所以才是正确的。关于这点下面将详细谈到。

当列宁在整个第一次革命时期,在工人群众第一次有可能在行动上检验俄国革命的各种理论以及由于这些理论而产生的策略手段的年代里,激烈地保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方案时,他从不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给托洛茨基的原则立场及其“革命空谈”所作的评定作任何补充。列宁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的这种“左的空谈”:第一,在革命和工人运动的实际进程中它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第二,这种空谈毫也不妨碍托洛茨基同志留在孟什维克的组织里,在孟什维克的中央机构里工作,在政治上与孟什维克合作。列宁具有根据行动、而不是根据言论来判断个人、政党和派别的马克思式的习惯。

在整个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的年代里,当无产阶级第一次有可能以一支群众的力量出现在舞台上,并在行动中表明了自己的阶级政策和对其他阶级的态度时,就出现了俄国革命的两种策略、两种政策、两种方案的激烈斗争,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斗争。孟什维主义低估或轻视农民阶级,驱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而布尔什维主义则号召农民支持工人反对沙皇制度、反对资产阶级,为建立工农专政而斗争。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次革命中为革命方针而进行的这一斗争,正如整个第一次革命一样,大体上预示了在第二次革命中,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所彻底展开的斗争。正如在后来的这场斗争中一样,帕尔乌斯一托洛茨基的理论在第一次革命进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正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它是脱离阶级斗争的真正进程的空谈,没能在真正斗争的活生生的事件中保全下来,而只是保存在蒙上灰尘的一堆孟什维克的旧报上。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革命过程中对它不加批驳的原因。

在反革命时期

革命的风浪平息了。在反革命的气氛里,党为了长期和艰巨的工作进行了改组。“左的空谈”失去了一切效力。在工人阶级疲惫不堪、无产阶级组织遭受破坏、暴行、背叛、变节和对革命遭受镇压幸灾乐祸的情况下,必须奠定新的策略基础,必须避免反革命的残杀,必须挽救一切还能够挽救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旗帜,它的非法组织的基础,必须保卫那已被所有的孟什维克所践踏和玷污的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旗帜。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困难的时刻,因为整个破坏革命的气氛都是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整个气氛都支持孟什维克取消党和革命的倾向,当革命上升时和帕尔乌斯一起,必然想“比大家更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种时刻似乎应当来帮助布尔什维克。至少,在一九O五年到一九〇七年原则上反对我们的普列汉诺夫,是这样做的:这位老革命家没有固执已见:在背叛变节的普遍浪潮面前,他在“主要界线”即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孟什维克取消派的主要界线的旗帜下,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并肩作战(不过,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热情并没有保持很久。)。而托洛茨基的行为则与此相反。

托洛茨基同志在反革命业已开始的这个时期的第一篇言论发表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和孟什维克取消派,包括和第二届杜马党团进行了斗争,这个党团的首脑就是我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政治家策烈铁里和唐恩。布尔什维克批评了这个杜马党团,它实际上是执行孟什维克观点,企图走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主义道路。我知道,这正是培育最有害的背叛工人阶级行为的温床。布尔什维克坚决地批判了走向这条道路的最初步骤。

托洛茨基同志当然保护孟什维克党团,使之不受布尔什维克的攻击。列宁指出他的立场的特点是:“托洛茨基代表‘中派’说话,他反映了崩得的观点(崩得一—这是一个极端机会主义的组织,当它一度在党内的时候,就是一个最没有原则的和极端机会主义的组织;它的无原则性也许要比它的机会主义更为突出;它是手工业者的组织,并且反映了手工业者那种非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一—加米涅夫)。他攻击我提出了‘难以接受的’决议。他公然用分裂……来威胁……,这岂不是怪事?……居然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单是这一点就说明我们党内有某种非党的东西存在……,这不是有原则的立场,而是中派的无原则的表现”。当然这也就是中派的保护人托洛茨基的无原则的表现。(《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第487-438页)

接着列宁同志用一些意味更加深长的话说明了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党总结一九〇五年的经验,并根据这个经验为党的整个未来奠定基础的时刻所采取的立场。而列宁的这些话已预示了托洛茨基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十年中所注定要扮演的那整个角色。

一九O五年革命后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一次论就是这样的。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一七年为止托洛茨基同志总是充当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保护人,和在斗争中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者,而党也正好总是把他看成这样一个角色。

现在让我来看看列宁是怎样说明托洛茨基同志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困难过程中,也就是在建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组织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

一九一O年五月。这是布尔什维克正式分裂出来的时刻,是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组织上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传播者彻底划清界限的时刻;这些传播者就是以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以及以后来出了名的叛徒阿列克辛斯基为首的召回派。列宁写道:

“两个各走极端的、但是同样表现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屈服、同样反党的派别的代表,在自己的党内政策上,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方面,完全合流了。……托洛茨基的决议只是在表面上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表露’有所不同。这个决议写得非常‘谨慎’,力图让人相信它是公正的,是‘超派别’的。但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归罪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同阿克雪里罗得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历史哲学’是一模一样的”。(《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204一205页)

列宁继续写道:“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足以看出托洛茨基的决议中的那些响亮的词句是多么空洞,它们是怎样在事实上坚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以及阿列克辛斯基之流所坚持的一样的观点。……要知道,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同主张清除党内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真正党性截然不同的地方;而托洛茨基之流的‘调和主义’实际上是忠心耿耿地替取消派和召回派效劳,因此它愈是狡猾、愈是精巧、愈是动听地用所谓党的和所谓反派别主义的辞藻作掩护,它对党的危害也就愈大”。(《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206页)

为保卫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在继续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敌人都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向布尔什维克、向党、向党的中央机关进攻。列宁研究了这个斗争的意义,并且在论及托洛茨基的作用时(一九一〇年末)写道:

“在马尔托夫的文章和托洛茨基的决议后面,既隐藏着一定的实际活动,也隐藏着反党活动。马尔托夫的文章只是一种文字形式,它掩盖着呼声派(孟什维克)为了搞垮我们党中央而从事的活动。托洛茨基的决议……所表明的也正是呼声派(孟什维克)的目的:搞垮取消派所仇视的中央机关(布尔什维克的),同时也把整个党组织搞垮。对呼声派(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这些反党活动揭发得还不够,还要同他们进行斗争”。(《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7页)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出,在我们党内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有许多在年青的党员看来是新奇的事,对于我这些老一辈的人和那些认真阅读列宁著作的青年来说,却完全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各种各样的事都发生过!

列宁继续写道:

“因此,我代表全党声明:托洛茨基在执行反党的政策,他在破坏党的合法性,走上冒险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对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反党集团)所以默不作声,是因为这个事实是同他的政策的实际目的不相容的。……这些实际目的就是托洛茨基所支持和组织的……反党联盟。……这个联盟当然要支持托洛茨基……,因为……从这里得到他们(反党分子)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的派别组织得到自由,使派别组织神圣化,掩盖派别组织的活动,在工人面前为这种活动辩护。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我不能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千真万确的冒险主义。托洛茨基不敢说他认为……召回派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原则性的真正维护者。冒险主义者的立场实质也就在于他不得不经常躲躲闪闪……正是从‘原则基础’上来看,托洛茨基和波特列索夫及前进派的联盟是一种冒险行为。从党的政治任务上来看,这样说也是对的…一年来的经验在事实上说明:体现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影响的正是波特列索夫集团,正是前进派的派别组织……最后,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组织上的冒险行为”。(《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14一15、17、18、19、20页)

一九一—年保卫党及其思想体系的斗争在继续着,托洛茨基继续执行着自己的反党政策,列宁也继续说明托洛茨基的特点。列宁在一九一一年六月写道:

“现在,全体布尔什维克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自己的派别,更明确地规定这个派别的党的路线,把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为清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向无产阶级传播资产阶级影响的分子而战斗”。(《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199页)接着又补充说:
“像托洛茨基这样一些人,一面大言不惭地谈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面向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点的取消派卑躬屈膝,现在已经成了‘时疫’。.……实际上,这是些宣扬向取消派,向斯托雷平工党的创立人投降的分子”。(同上)

过了两个月之后,列宁在专门《告所有的党组织、集团和小组书》中写道:

“我们只要再指出托洛茨基集团的言论的一个最普遍的特点:在策略问题和党内的原则分歧方面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武库中所找到的武器,只是用来与党的左翼作斗争的。不言而喻,这样的政策只是对呼声派(孟什维克)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有利的”。

托洛茨基继续实行自己的政策,列宁也继续明他的特点:

“用空话来掩护真正的取消派,千方百计地阻挠反取消派[即布尔什维克加来涅夫]的工作。……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托洛茨基分子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工人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而托洛茨基先生之流却在欺瞒工人,掩盖坏事,使坏事不能被揭露和根除。谁支持托洛茨基小集团,谁就是支持造谣和欺骗工人的政策,支持掩护取消派的政策。在国内使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国外用‘革命的’空谈来掩饰他们的活动。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政策的实质”。(《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206页)

在列宁看来,用左的似乎是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行动中的右倾的实际政策这个特点,是托洛茨基主义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的,在任何问题上,在每一个转折关头都非常突出的、普遍的、典型的特征。而列宁不断地向党强调和说明,这个特征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的、典型的、而且对党和工人运动最危险的特征。列宁在作了以上所引的这个说明的几个月后,又揭露托洛茨基说:

“可怜的空谈英雄,却没有看出一件小事:只有那些了解某国某时期反革命的假社会民主主义的害处,也就是了解俄国一九O八——一九一一年的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害处的社会民主党人(按现在的说法是共产党人),只有那些善于同这类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作斗争的社会民主党人,才是革命者”。(《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252页)

再过了两个月(一九一一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自称护党分子,理由是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俄国的党的中心对他来等于零!……宣扬一些革命词句,是为了掩盖和辩护取消派的虚伪,使工人的意识模糊起来。……托洛茨基的任务也就在于蒙蔽工人,掩护取消派。……同托洛茨基不能认真进行争论,因为他没有任何见解。同有一定信念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争论,而同玩弄掩饰这两种人的错误的把戏的人,是不能进行争论的:只要把他最鳖脚的……外交家的真面目揭露出来就行了”。(《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中文版第340、341、342页)

不难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企图非常轻率和极其庸俗地把我所引证的党史文件解释为:发脾气、激烈的争吵和偶然的冲突。既然托洛茨基同志迫使党去回顾布尔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的历史,因此,我认为,追溯一下不是在某一年内,也不是在某个问题上,而是在党对托洛茨基主义领教了十五年的这段时间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抨击,以及列宁对党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评述,虽然这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然而却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既然我们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明确态度不是在某种个别的非常时刻内,或个别特定的问题上才表现出来的,而是在好多年的漫长时期内,在党史的一切转折关头一贯表现出来的,那么甚至思想最懒惰的人,见解最庸俗的人,都不可能把这种态度说成是发脾气、偶然、抱成见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甚至最懒惰的人也会想到:既然十五年来列宁天天都在教导党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既然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评述在历史的一切转折关头,即当革命处在高潮或极度的低潮时,以及革命又重新高涨时都是正确的,那么,问题显然不在于发脾气,不在于个人的口味,而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显然是一种经常出现的思潮,只有与它不断的斗争才能奠定作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础。

托洛茨基同志并不限于只对俄国工人鼓吹上面我用列宁的括所表述的那些观点。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中的处境是众所周知的。早在那个时候,一般的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就已经是被第二国际首领所厌恶的人物。早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感到布尔什维主义,特别是列宁,是一种要把他们消灭掉的新生力量,所以他们乐于让第二国际的机关刊物去作各种目的在于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诽谤。可是与此同时,列宁在整个侨居国外期间,在整个革命和反革命时期,却从来没有机会在第二国际机关刊物的论坛上向德国、法国或奥地利的工人讲述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第二国际实际上在抵制我们,所以他情愿让列宁的一切反对者——马尔托夫、唐恩和托洛茨基来说话,而这些人就可以在对自己决无危险的情况下,向国际无产阶级散布对布尔什维克的各种造谣污蔑,因为他早已知道是不会让列宁回答的。于是托洛茨基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国际工人运动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哲学”。托洛茨基的说法大致如此:“列宁主义者一—这是一小撮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个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人——列宁的领导下,用卑鄙的手法把俄国无产阶级运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俄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愚昧和落后相信了布尔什维克,因此任务应当是把俄国无产阶级从这一撮知识分子及其首领列宁的横暴势力下解放出来”。这就是当时托洛茨基同志向国际散布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说法。

他就是这样向欧洲的工人社会主义者解释俄国的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解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对于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就这个题目为国际所写的文章,列宁曾在一九一一年写道:

“马尔托夫叙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则跟在孟什维克后面当尾巴,以特别响亮的词句掩饰自己。对马尔托夫就来,‘俄国的轻验’无非是‘布朗基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粗野性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应读作:布尔什维主义战胜了孟什维主义)。‘俄国社会民主党过分热心地宣扬了俄国式的’(即是革命的。——加米涅夫)、不同于‘整个欧洲的’(即是国会的。——加米涅夫)策略手段。托洛茨基也有同样的‘历史哲学’。‘宗派主义情绪、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思想拜物教’被提到了第一位。而事情的实质则是一场‘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74页)列宁在阐述了托洛茨基同志送给德国工人的这些观点之后写道:

“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斗争是影响政治上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种理论并不新奇。从一九O五年起(甚至是从一九〇三年起),我们就在自由派出版的大量书籍、小册子、文章中遇到过这种理论。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把自由派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装饰起来送给德国同志……”

“托洛茨基宣称:如果以为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无产阶级当中是根深蒂固的’,那是一种幻想。这就是我这位托洛茨基能会道的那种典型的响亮的空话。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的根源并不在‘无产阶级当中’,而在于俄国革命的经济内容。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忽视了这个内容,也就不可能了解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在谈论俄国革命中的派别斗争的时候,一味给别人扣‘宗派主义’、‘粗野性’(托洛茨基用这些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字眼来吓唬德国庸人。—一加米涅夫)等等的帽子,而对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降低到庸俗记者的水平了”。(同上,第374-375页)

列宁同志向托洛茨基同志解释道:

“马尔托夫……替自由派(把农民出卖给贵族的人)“训练’农民(同贵族作革命斗争的人)这件事辩护。这就是以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词句装饰起来的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斗争作为一场支持自由派(来自孟什维克方面)或推翻自由派(来自布尔什维克方面)对农民的领导的斗争,是同这段历史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因此一—列宁同志教导托洛茨基同志说一—用知识分子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等等来解释我们的分裂,这就是像孩子一样天真地重复自由派的童话”。(《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76-378页)

正如我们所看见的,托洛茨基在“倾向列宁”的同时,却向国际无产阶级讲述自由派关于列宁主义的童话!……
“在我们的观点与马尔托夫的观点之间横着一条鸿沟,而这种‘知识分子’观点之同的鸿沟,正好与托洛茨基所说的相反,只是反映了一九O五年年底实际上存在于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也就是存在于进行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和进行叛变活动的资产阶级之同的鸿沟”。(《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85页)

在列宁看来,这就是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所不了解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布尔什维主义又能了解多少呢?

“托洛茨基歪曲了布尔什维主义,因为他对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能够持有比较固定的观点”。(同上,第380页)

列宁同志在指出托洛茨基同志向不明底细的德国工人所作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阐述,都是一种“用心恶毒的背信弃义”之后;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评语:

“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是孟什维克,一九O四年脱离孟什维主义,一九O五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用最最革命的词句自我炫耀了一番;一九O六年再次脱离;一九O六年年底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再次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一九〇七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就是政治思想上的区别,不如就是个性表现上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两派之上的人物。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没有一点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在一切方面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也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加米涅夫)。……我就要声明,托洛茨基只代表自己那一派,充其量也只不过享有召回派和取消派的某些信任”。(同上,第391-392页)

一九一二年一—这是转变的一年。一月份布尔什克彻底断绝了和孟什维克的组织联系的残余,并且在自己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在布拉格)上建立了自己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宣布了革命的行动纲领。四月份,在连纳枪杀之后,掀起了一九〇五年之后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次新的汹涌浪潮。无产阶级运动完全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布尔什维克的时疫”(按照当时孟什维克的恶毒说法)在工人群众中开始生长并很快地取得了彻底胜利。振作起来的工人运动,逐渐把那些在前几年反动的黑暗年代中篡夺了职位的取消派分子“撤了职”。这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下、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革命进攻的开始,它导致了一九一四年年中列宁格勒的街垒战。

在这种决定性事件面前托洛茨基同志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也许革命高涨的这一浪潮、工人运动的这一新发展,能把托洛茨基同志从他在过去革命低潮和瓦解的那几年里充当孟什维克代理人的立场上吸引过来吧?也群他那多年不用的最左的“不断革命”的理论,现在可以帮助他把自己与反动的孟什维主义联结在一起的脐带扯断吧?

不!托洛茨基同志始终忠实于自己和……孟什克取消派。

他以加强自己和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联盟来回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上的形成和巩固(布尔什维克一月代表会议)。他致力于建立所谓八月联盟,这是一切非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集团和小集团的联盟、同盟和组织上的联合。列宁写道:“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中文版第8页)“这个联盟的基础很清楚:取消派有充分的自由依旧……推行自己的路线,托洛茨基同志则……用革命的词句来掩护他们,而这些词句他讲起来既不费什么气力,对取消派又无任何的束力”。(同上,第.7-8页)托洛茨基同志受这个联盟的委托,竭力在国际面前污蔑刚开始的无产阶级高潮的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列宁同志说他的这种行动是“欺骗和把德国工人引入迷途”。关于他给德国工人写的那些文章列宁同志写道:它都有“一股厚着脆皮吹嘘和用空话骗人的气味,毫无疑问,这些文章是取消派向一位老手预约的”。(同上,第6页)

但是,也许托洛茨基同志只是在某一点上才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一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吧?也许在关于高潮的无产阶级运动的估计、任务、目的和策略问题上,在对新的革命任务、目的和策略的估计上,他脱离了为自由派服务的反革命孟什维克吧?让我们再听听列宁说的话:
“托洛茨基百般咒骂代表会议,要好心人相信,‘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连纳事件及其反应的‘基础’,‘实现这种要求,不论现在或将来,都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可是只经过那么一个星期,取消派应声虫的这些可耻言论就像灰尘一样,被……一扫而光了”。(同上,第100页)

列宁继续道:“只有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结社自由当作‘革命动具的中心任务’”。(同上:第101页)列宁同志在这里拿彼得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和取消派及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策相比较,他写道:“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不应当是为争取一种权利(指结社自由。一—加米涅夫)……而应当是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懂得……必须击中要害,扑灭根,摧毁沙皇黑帮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懂得……提出结社自由的要求,是可笑而愚蠢的”。(同上,第100页)“托洛茨基跟在取消派之后重复着自由派的捏造,好像‘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既是连纳惨案的基础,也是它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反应的基础’,这种捏造是再虚伪不过的了”。

以布尔什维克为一方和孟什维克以及托洛茨基同志为另一方之间对于第二次(一九〇五年以后)革命的基本任务的态度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列宁一再地说明托洛茨基对这些基本任务所采取的态度是反革命的态度。当时托洛茨基跟在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之后,醉心于把俄国工人斗争“欧化”的思想,也就是,像那位阿克雪里罗得所解释的那样:“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党的性质……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使它组织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基础之上”。(同上,第171页)托洛茨基当了阿克雪里罗得的尾巴。他自以为比“不文明的”、“野蛮的”、“宗派狂”的亚细亚式的布尔什维克来得优越:他托洛茨基是个“欧洲人”,并且是“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讲究策略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可是“欧洲主义”、“欧洲策略”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对立意味着什么呢?只意味着一点:为了欧洲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议会策略而在沙皇地主俄国拒绝工人运动的直接革命任务。列宁写道:“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维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都在七嘴八舌地谈确臭名远扬的欧化。这点是他们机会主义的主要宗旨之一”。(同上,第172页)列宁解释说——他们的机会主义就在于,正当党面临着不同于欧洲的直接革命的战斗任务时,他想使党具有“欧洲的”议会的宣传性质,他们想以此来回避革命的任务,用议会策略来偷换革命策略。在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时期,从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嘴里说出来的,用关于布尔什维克的“野蛮性”的字眼所补充的“欧洲主义”一词,给拒绝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和革命策略打了掩护。以下就是列宁关于托洛茨基的这种“欧洲式”的言论所的一段:“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幻想,他为了回避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困难的、与欧洲不同的情况(伊里奇的这篇文章是给合法的《星》杂志写的,所以使用的是合法的字眼;应该读作:为了回避俄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任务。——加米涅夫),编制了一份绝妙的欧洲计划,并拿编制这样的计划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欧洲主义’”。(《列宁全集》第十八卷,中文版第174页)

托洛茨基恰恰是在连纳枪杀之后新的革命高潮要求有革命的领导的时候,宣传这种实际上是鼓吹党从革命的道路走向当时欧洲社会党人和道路的策略的。也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断革命”的理论怎么没能阻止托洛茨基同志采取这种不革命的策略,他怎么能一面遵循这个最左的理论一面在一九-二—一九一四年那样明显的革命环境中,和孟什维克一起鼓吹这种反革命策略。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只能证明他直到现在还没有领会列宁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特征的评定:“用左的(左得不像话的、最响亮的。——列宁写道)词句掩盖右的政策”。

早在一九一三年列宁同志就向那些天真的人解释说:“看看取消派的政纲,它的取消派的实质是被托洛茨基的革命词句巧妙地掩盖着的。这种掩盖有时可能迷惑住天真的和完全没有经验的人……,但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消除这种自我欺骗”。

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九一四年。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不断前进,革命的浪潮冲击得越来越高。可是托洛茨基对革命和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的基本问题的立场却依然如旧。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年说的话: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都从来也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分歧意见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间”。(《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49页)

“取消派是有自己的面目的,不过这是自由派的面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凡是读过费?唐恩、尔?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的著作的人,都认识这种面目。至于托洛茨基,他是从来没有任何‘面目’的,他只是朝三暮四地动摇于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时而从这里时而从那里抄袭个别的字眼和响亮的句。……事实上,托洛茨基在特别响亮的空洞的和含糊的词句掩盖之下,愚弄不觉悟的工人,并且对地下组织的问题(即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和政策的问题。——加米涅夫)默不作声,硬说我国没有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即孟什维克的使工人运动服从立宪民主党人的企图。——加米涅夫)等等,这样来保护取消派。……托洛茨基对以齐赫泽为首的七个代表专门讲了一大套道理,告诉他应当怎样更巧妙地否定地下组织和党”。(《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153页).

一九一四年转变的几个月来到了。工人运动由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再向武装示威,这些示威只是由于战争动员而被中断。彼得堡的工人阶级在七月里已经筑起了街垒。应当总结一下,应当预先告诉工人阶级:会有哪些政治派别和人物从地下状态、从侨居国外中走出来镇压工人阶级今后的运动。列宁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刊登在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上。他总结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十年斗争(我们已经就这个斗争的各个阶段对它重新进行过考察):

“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是一个典型人物。在旧‘火星报’时期(一九〇———一九〇三年),给这些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别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一九O——一九O三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一九〇三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一九〇三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一九O四——一九〇五年間,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一九〇七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轻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在过去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眠状态……

“必须使年轻的一代工人清楚地知道他是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这种人抱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原理睬党……的决议,根本不顾考虑…….俄国现代工人运动的经验”。(《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346-347页)

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不仅和孟什维主义,而且和托洛茨基主义十年斗争的总结,列宁认为必须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的前夕把它告诉年轻一代的工人。

不要以为这里专用收集了列宁著作中严厉评述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论,这样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我引用的是列宁著作中所有有关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论,不过所有二字并不是指收集了一切引文而言(引文的数量可以增加十倍),而是指这些充分地说明了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年以前,认为必须向俄国工人明托洛茨基同志的情况。每个人都明白,如果这些年复一年地作出来的评论,不是由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某一个错误,而是由于他的总路钱,那么这些评论就不是出于某种不相干的理由,而只是因为列宁同志认为这个人物体现了危害布尔什维主义事业的那股潮流、那种政治倾向。为了这个缘故,也仅仅是为了这个缘故列宁才认为必须警告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战争时期

战争到来了,伊里奇正确地把这次战争称为人类生活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对国际社会主义的最大考验。这个考验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革命的共产党人之同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时刻到来了。必须彻底结束任何动摇,必须结束那种被列宁称为渺小的外交手腕、奔跑于两个阵营之间的行为的时刻到来了。

这是不是事实呢?战争是不是使得托洛茨基同志同机会主义,同右派的支持彻底决裂,拒绝充当被列宁同志揭露了十年的、孟什维克的保护者和掩护者的角色呢?

从托洛茨基同志参加我们党,开始忠诚地为党服务,并因此而在他的一生和党史中写下光荣的一页时起,我就认为不必再来谈这些问题了。这样做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走上了伪造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和思想的道路时,当他企图取消党的思想内容时,当他力求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来顶替列宁主义时,他自己就迫使我不得不提出这些问题来。

试问,战争是否把托洛茨基同志和机会主义分子分开了?在规模宏大的政治事件面前是否停止了玩弄渺小的外交手腕?可惜没有!正像他在一九〇五年善于把最革命的、“左得不像活的”空谈同和孟什维克合作结合起来那样,在战争时期托洛茨基同志也善于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同支持机会主义结合起来。

早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列宁同志就写道:“革命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这是一条公理。只有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自觉的拥护者或可怜的奴才才会反驳它。…….属于后一类的有托洛茨基……”。(《列宁至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253页)在引用了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布尔什维克观点的意见 [然而,读者在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战争与革命》里,并不能找到那些“反对意见”,因为在那里它们已轻被托洛茨基删掉了。]之后,列宁同志继续道:“这是夸夸其谈的典型,托洛茨基经常就是这样来替机会主义辩护的……只要……托洛茨基动一动脑筋,他就会看到,他对战争抱有同政府和资产阶级相同的观点,用托洛茨基的深奥的话来,就是他崇拜‘社会爱国主义的政治方法论’”。(同上,第253、254页)列宁在当时还说:“托洛茨基……原则上对社会沙文主义者一点也不赞同,但是实际上对他的一切都赞同”。(同上,第262页)还有,“托洛茨基虽然也否认这种思想,但是同样坚持同机会主义和沙交主义的《我们的曙光》派统一,即与孟什维克统一。……所有这一切,都是荷兰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消极的激进主义’这一祸害的表现,它在理论上用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在机会主义面前卑躬屈膝,或表现出软弱无力”。(同上,第292页)还有:“我认为,说这帮人和托洛茨基是最有害的‘考茨基分子’的意思,是指他们都以各种形式赞成和机会主义者统一,都(以各种形式)粉饰机会主义,都(以各种方法)用折衷主义代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有:“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他既想空谈捍卫国际主义,又想和《我们的曙光》、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加米涅夫)或齐赫党团无条件地统一”。(同上,第316页)

一九一五年底:“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班政治家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同上,第399页)
还有:“齐赫浑之流对于他是《我们的事业》(护国派的机关报)的忠实朋友这一点显然是在支吾搪塞,阿列克辛斯基对他们很满意,而他就在托洛茨基的帮助下‘戏弄’左派……我认为,他是不拥护有觉悟的真理派(布尔什维克)的”。

还有:“机会主义的国外奴仆托洛茨基之流竭力‘抹煞’分歧并借助于齐赫泽党团的辩白和吹捧来挽救《我们的曙光》派的机会主义”。

一九一六年初:“像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龙格、俄国的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这些款弱无能的外交家或‘泥潭派’都使工人运动受到极大的损害,因为他主张虚假的团结,从而妨碍了已经成熟的、迫切需要的各国反对派的联合,妨碍了第三国际的建立”。(《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121页)

一九一六年三月:“而托洛茨基呢?他拼命主张自决,但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不要求被某一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他对考茨基和考茨基分子的伪善默不作声!”(同上,第161页)

一九一六年十月—一即我的十月以前的十二个月:“不管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在列宁看来他都是一丘之貉!)的主观的‘善良的’意图如何,在客观上他们都由于自己的含糊言论支持着俄国的社会帝国主义”。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霍布森……早在一九〇二年就出色地领会了‘欧洲联邦’(请考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注意!)以及各国伪善的考茨基主义者所极力掩饰的种种事实的意义,就是说,他知道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恰就是依靠剥削亚非两洲来建立一个帝国主义的欧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现在战胜了(能长久吗?)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之间的这种极深刻的经济联系,不仅在我们的一些论文中,而且在我们党的一些决议中都一再指出过。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说,同社会沙文主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考茨基主义者却宁愿回避这个问题!”(《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中文版第108页)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一九一七年二月!):“托洛茨基空谈左的词句并和右派结成联盟来反对左派的目标!!”过了一个月,即二月革命后过了四个星期,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七日又说:“我认为,现在主要的是,不要让自己被与社会爱国主义者或者更危险的是与组织委员会(孟什维克的)、托洛茨基之流的动摇分子‘联合’的愚蠢企图所迷惑,而是按照彻底的国际主义精神继续进行自己的党的工作。”

看来,对此只应当补充一点:在整个这一期间,托洛茨基同志曾坚决反对以列宁同志为首的“齐美尔瓦尔得左派”,而这个左派正是后来发展成为第三国际的种子。第三国际不仅是在与谢德曼派和王德威尔得派的斗争中诞生的,而且是在同齐美尔瓦尔得“中派”,同考茨基,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诞生和巩固起来的。这个“中派”的实际政策是不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不建立领导着“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列宁所力求建立的第三国际。

这就是在几乎二十年的时期内列宁同志的言论所明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路钱。不论是在革命最大高潮时期,还是在革命极度低潮时期,列宁同志都没有改变过自己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线的评论和态度。“土申诺的倒戈分子”,“空谈左的词句并和右派结成联盟来反对左派的目标”,在特别响亮的左倾言词的掩盖下,实际上为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考茨基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服务,一—这些评论不是对托洛茨基同志个人,而是对作为一种思潮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一般总结。

任何一个认真接受列宁主义者称号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列宁同志在几十年内对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系统揭发可能是由于某种个人的原因而引起的。列宁同志之所以对托洛茨基主义作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是由于列宁同志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是敌视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特定思潮,是一种在实践上为孟什维主义服务的思潮。这种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是某一历史转变关头或某一事件中的偶然因素,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正如列宁同志所,对孟什维主义斗争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的反无产阶级的面貌是昭然若揭的、十分明显的,它并不掩饰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本质,每个稍微有点经验的工人都能戳破它,摒弃它。必须对各种最隐蔽的孟什维主义作斗争,即对那些用左的革命词句来掩盖机会主义政策的各种孟什维主义作斗争,对那种使自己适应于群众革命情绪的孟什维主义作斗争。不仅那些公开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人是敌人,同样的,那些以革命的词句来掩护公开敌人的斗争,并利用人对这些词句的信任而帮助党的敌人的活动的集团,也是敌人。

列宁只是表达了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虽然在党的生命中特别困难的时刻,托洛茨基同志有时也能以自己的词句和“渺小的外交手腕”迷惑(不过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个别一些布尔什维克。

正是最后这个事实特别突出地着重说明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使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托洛茨基主义”对于建设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领导者和组织者即布尔什维克党就来变成了一种障碍。托洛茨基主义一直都是一种最漂亮、最隐蔽、最适合于欺骗一部分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的孟什维主义。凡是在赤裸裸的、李伯尔一唐恩派形式的孟什维主义已经成为显然不能接受的东西的时候和地方,托洛茨基主义还可以享有某些政治信用。一九〇五年是这样,一九一二——一四年是这样,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在所有这些时期,托洛茨基同志的圆滑的词句掩盖了和挽救了已经破产的孟什维主义。在这个不久以前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在这个工人阶级经受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最大影响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共产党的纲领和策略只有在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作不断的、残酷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才能制定。在这些影响中最危险的,当然是那种最“精巧”,最“讲究外交手腕”,最没有原则地伪装、掩盖自己的反共本质,在任何时候都不惜用特别“左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右的行动”的影响。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这种反布尔什维克影响的体现。当阶级斗争的进程从无产者的意识中清除了对唐恩的一切信任时,唐恩就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是托洛茨基。所以,在党的全部历史里托洛茨基主义和他那用来掩盖“右的行动”的“左的词句”,他那调和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无原则的宣传,他那对列宁的“粗暴”、“野蛮”、“直线性”、“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新,总是迷惑了一些靠近党的和党内的知识分子。

所以,列宁同志几十年来一直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危险的障碍,所以,他不倦地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并警告全党提防它。所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就像反对孟什维主义的斗争一样,是包括在布尔什维主义概念的本身之中的。不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性,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二、托洛茨基入了党

对于上面所说的布尔什维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宁愿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种说法不但是卖弄风骚,而且华而不实。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说漂亮的能手。党、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一直都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个专长,而且在有利于党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委派他去用口头和书面发表一些需要特别优美的词藻的言论。遗憾的是,在上面引用的托洛茨基同志那句里所涉及的问题,太严肃了,说漂亮话是满足不了的。

首先,这句话是错的,其次,它打算(用漂亮话来迷惑读者)掩盖托洛茨基的真实思想。要求明它的真相,就必须这样说:这句漂亮是口是心非的。

事实就是这样。难道我们审查过的从一九〇三年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的那些日子的整个那段历史,真能用托洛茨基那句:“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来说明吗?看起来托洛茨基对自己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关系的历史是很满意的;至少,他在最近几个月以前自己的小册子《新方针》里就写过:“我完全不认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那条道路要比其他的道路来得不可靠、不稳固”。这种说法对于托洛茨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可是党是否能够,既不背叛自己,而同时又认为托洛茨基走向我们党的那条道路(也就是我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审查过的那条道路)是可靠而稳固的道路呢?如果这条道路真的是“走向列宁的道路”,那末,每一个过去的孟什维克,每一个过去的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党内有不少这样的人),都可以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我根本不是孟什维克或者根本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我只不过是‘通过战斗’走向布尔什维克的”。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党不会把托洛茨基所走过的那条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推荐给任何人;此外,党既不可能认为那条道路是“可靠的”,也不可能认为它是“稳固的”。

难道除去托洛茨基同志之外,党内还有谁会把十五年来损害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的企图,把十五年来和党的最凶恶的敌人的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联盟,当作是走向列宁的“可靠而稳固的”道路呢?许多从其他一些党派加入我们党的同志,常常声明:他过去错了,过去他自认为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自认为替工人阶级服务,现在他确信,他的道路是不正确的,他承认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体系,并且否定以前的谬误。党没有要求托洛茨基作类似的承认,而且毫无疑问,党是做得正确的:托洛茨基通过了考验,而且他考得很好。可是这绝不意味着,党可以允许托洛茨基把他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十五年斗争说成是走向列宁主义的稳固而可靠的道路,党也不能容忍,用五光十色的和动人的空话来掩饰对党史的歪曲。

不过这句不仅错误地说明了托洛茨基入党前的情况。它也错误地说明了托洛茨基入党时的那种思想情况。它是不老实的,因为它掩盖着托洛茨基的真正的想法。难道走向列宁(即使是通过战斗)不是意味着他放弃自己的谬误,放弃曾经被列宁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和承认列宁在革命的一切根本问题上的看法是正确的么?我肯定地认为,托洛茨基对于自己走向列宁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他并不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本来就比托洛茨基主义正确。托洛茨基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入党的,即:不是他应该向党学习布尔什维主义,而是他应该教给党托洛茨基主义,用托洛茨基主义稍稍修正列宁主义。在托洛茨基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第一卷,第27页。这本书是托洛茨基在战争时期的论文集,对于这些文章我在上面已经引证了列宁的批评。非常遗憾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的编辑虽然在《一九一七年》的注释里收集了苏汉诺夫、《新生活报》以及其他等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言论所说的一切,却没有把托洛茨基同志希望教导党的那些文章,以及列宁同志的批评附到这本文集中去。也许这是用来教育这些书籍向之呼吁的那种青年的最好办法。要知道,除非用共产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说明,否则我的党,特别是一些青年党员,包括在学习的那一部分党员,就不会接受托洛茨基论战争与革命的书。既然我们党不说情况并非如此,这不是列宁主义,不能根据这本小册子来学习共产主义,既然托洛茨基本人不担心会把列宁同志的批评附在它的后面,那么它就可能被当作教科书而接受。然而我们大家应该多少关心一下我们未来的接班人。

“当《我们的言论报》(托洛茨基的报。一—加米涅夫)最后转到编辑部的左翼的手中以后,它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与季诺维也夫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加米涅夫)之间有过三点分歧。这就是在失败主义、争取和平的斗争以及未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三个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的言论报》反对失败主义(而列宁则从大战一开始就认为它是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基本标帜。——加米涅夫)。《耻会民主党人报》反对为取和不而斗争的口号……而以国内战争的口号(托洛茨基反对这一口号。一—加米涅夫)与之相对抗。最后,《我们的言论报》所抱的观点是,我们党的任务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变革的名义下夺取政权。《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站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立场上”。托洛茨基在这个相当重要的自供的前面几行报道说:“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与《我们的言论报》之间,最初觉得那些非常之大的意见分歧,缩小了……”。本来马尔托夫是和托洛茨基一起参加《我们的言论报》编辑部的,后来,在列宁的无情批判和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因素的发展影响下,马尔托夫退出了编辑部。托洛茨基仍然留在《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部里。然而正是在报纸最后转到了编辑部的左翼手上,即转到了托洛茨基手上,意见分歧“缩小了”之后,仍然保留了关于失败主义问题、关于国内战与和平问题、以及关于未来的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的那些意见分歧。

这就是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夕区分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那些意见分歧的说明;每个人都能看出,这不是什么次要的意见分歧,也不是钝理论的或狭窄的组织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托洛茨基本人应该承认,他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夕的意见分歧,包括了一些主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如果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缩小了以后的意见分歧还涉及关于失败主义、国内战争与俄国革命的性质这些问题,那就会使人很想知道托洛茨基究竟在哪些问题上是和列宁一致的?

列宁拥护使“本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失败——托洛茨基反对!

列宁拥护国内战争——托洛茨基反对!

列宁拥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托洛茨基反对!(照列宁的说法,托洛茨基用关于不断革命的左的空谈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在这里,在最后这一点上,托洛茨基似乎比列宁更左。这是怎样发生的呢?在当时被提到日程上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在拥护或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在战中失败的问题上,在拥护或反对号召进行国内战的问题上,他实际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观点上的,或者顶多是站在中派的观点上,在关于未来的革命进程的问题上,他却似乎要比列宁左得多,他不满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要求必须不断革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在于,十年来列宁同志每当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各个问题时,总是教导我:它是以荒谬的左的空谈来掩饰当前的右的政策的。总之,这就是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所说明的他在革命前夕的立场。但是,对于这三个意见分歧,还应补充一个被托洛茨基所忽略的、关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领导着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列宁主张立即同第二国际和考茨基决裂,并以此建立第三国际。托洛茨基站在考茨基主义者的中派一起反对这样做。

可是在这些意见分歧被清楚明白地证实之后,一共只过了几个月,托洛茨基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意见分歧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里只是装腔作势地保持沉默,他写道:“三月革命消除了一切意见分歧”。一切吗?一切!可是是怎样消除的呢?托洛茨基装腔作势地不作声!但是这些相当重要的意见分歧究竟是怎样消除的呢?既然托洛茨基同志本人迫使党来研究自己的历史,党就有权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把他关于革命消除了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意见分歧的声明理解为这种意思:托洛茨基确信,他在所有这些相当重要的意见分歧上的立场都是错的,从而转到了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上来呢?孟什维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马尔丁诺夫同志就这样做过,他:“我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工人阶级服务了三十年,现在我看到我的道路是错的。历史证实了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观点的正确,所以我向他靠拢”。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向党作这样的答复。

托洛茨基论自己和论列宁主义

不过,他也是有答复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第4-5页)里写道:“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的那段期间,作者”(也就是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得到了‘不断革命论’的名称……虽然在十二年中有着间歇,可是这一估计还是被完全证实了”(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写的。一—加米涅夫)。在托洛茨基看来,这就是他托洛茨基的理论的幸福命运。

而且这种理论在整整十二年的期间一直对抗着另一种理论,对抗着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公式中的列宁的理论。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O八年写道,而且在一九二二年又无保留地重复:列宁从一九O四年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变得更正确。

托洛茨基证明,他的理论产生之后,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被完全证实了”。那末列宁的理论又怎么样了呢?是不是没有被证实呢?这两种十年来互相对立的理论,不可能同时被证实,对于其中的一种理论列宁曾经肯定地:这不是俄国革命的理论,而是掩饰着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杂烩的革命空谈。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被证实了,那就意味着列宁的理论(十二年来列宁曾经把党集合在这种理论的旗帜下)遭到了某种不幸。事实上果然如此,它真的遭到了不幸。我可以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同一本书(《一九O五年》)里,把列宁的基本思想说成是空洞的抽象概念,他写道:布尔什维克“得出一种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自我克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托洛茨基继续道:“的确,他们(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非常之大: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鉴于这种说法的重要性我加了着重号。一—加米涅夫),只有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才产生巨大的危险”。其次,原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一样)害怕阶级斗争的后果”。

于是我们在这里一下子知道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首先,原来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后果面前受到了惊吓。这已经不坏地和绝妙地证明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究竟理解了多少。其次(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知道,布尔什维主义就和孟什维主义一样,有着反革命的特征,而且布尔什维主义的这些反革命特征,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特别危险。显然,抱着本身具有特别危险的反革命特征(其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它们在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暴露出来)的理论,是不能引导无产阶级去进行战斗的,尽管有着某种胜利的希望。

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二年再版了和确认了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评述,他在附注里就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的危险性补充了一句:“众所周知,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布尔什维主义……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也就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第285页)

现在托洛茨基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革命性质的观点(他从一九O四年起到一九一七年春天一直发挥了这些观点),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就不仅是错的,而且是反革命的。

托洛茨基对同一个问题的观点却“被完全证实了”。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夺取政权之前,为了夺取政权也就必须“重新武装”,也就是必须以托洛茨基在以前的十二年内就已经准备好了的那种真正革命的武器,来代替布尔什维主义这种反革命的武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革命消除了意见分歧”。

于是托洛茨基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我走向列宁,是因为列宁引导党走向了我”,——托洛茨基的整个体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他所暗示的也就是这个,他想把信任他的读者引导去的也就是这个地方。“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句漂亮的空话之所以是口是心非的,因为托洛茨基确信,事实上在一九一七年,也就是在列宁根据“反革命的”观念建立了党的十五年之后,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方面,是列宁走向了托洛茨基。

一九一七年以前,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全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的思想斗争中原来是正确的一—这就是托洛茨基所有最近的著作(《一九O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内容。列宁只是从一九一七年春天起才是正确的,而且列宁之所以正确,只是限于和因为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武器,而以托洛茨基的理论武装了起来。

难道现在情况不是十分明显的么?托洛茨基在十二年以前就提出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根据他的见证,这个理论在一九一七年被完全证实了。而几十年来党据以建立和组织起来的列宁的理论,却有着反革命的特征,因此,在战斗之前,和为了获得胜利起见,需要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怎样来重新武装呢?这是一件很清楚的事一—抛弃掉有着反革命特征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个武器,拿起能够完成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任务的新武器。旧的武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武器,原来不可能解决十月的任务。必须重新武装,而且自然应当到武器里去找寻新的武器,找寻十二年来早就在武器里准备好了的这种武器,这种武器没有丝毫反革命的缺陷:应当求助于托洛茨基同志的武器。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实思想,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讲的党史。从一开始就有着反革命特征的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刚一投入真正战斗的时候就立刻瓦解了。它是应该被抛弃的,是应该被代替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能够组织无产阶级,引导它走向十月,并获得十月的胜利,只是因为它及时地抛弃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武器,借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武器。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就应该公开地说出这一点来。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有着反革命的特征,如果在决战之前应替换这种武器,那我们还有什么权利不加修改地把布尔什维主义教给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呢?为什么在我们的任何一本教科书里,我们都没有对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志们,我要教给你们布尔什维主义,可是你们要记住,在布尔什维主义里有着反革命的特征;当战斗来临时,你们要是使用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武器,应该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它。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即使是出于对列宁的尊敬,也没有权利用这种在战斗之前必须抛弃掉的武器从思想上来武装无产阶级。个别著作家可以牺牲历史的填理、列宁的真正作用、以及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斗争所积累起来的我们党的思想财富;他可以蔑视这所有的一切,为的是说:在战斗之前,党必须扔掉自己的武器,而拿起我的武器。可是党不能这样的不顾差耻,它或者应当教导无产阶级列宁主义,或者应当教导无产阶级托洛茨基主义,或者应当说:“应该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然而党不能够一方面把列宁主义当作世界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整个地、完全地、不加修正地教给无产阶级,同时却又暗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根源,实际上并非来自列宁主义,而是来自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到十月罢工期间”(对自己思想产生的日期多么注意呀!对自己的个人传记多么关心呀)所产生的思想。

或者是我把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当做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理论整个地、完全地、不加修正地教给无产阶级,或者是,如果有谁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理论,而为了要使它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理论,就必须用托洛茨基主义来稍微修正它一番,那他就应该公开地、明确地说,他要对这种理论作什么样的修正。如果在布尔什维主义关于革命的学说里有反革命的东西,那就不能把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以前的著作,当作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略科学的对象。最低限度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的陈迹;可以研究它,然而不能根据它来学习应该怎样进行革命。不应该根据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著作来学习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应该根据托洛茨基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的著作来学习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或者十月革命是在不加修正的列宁主义旗帜下完成的,或者它是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它对列宁的修正的旗帜下完成的。因为对于解决从二月到十月在我面前提出的那些任务来,布尔什维主义原来是一件不中用的武器。这里应当作一选择。思想争论的中心就在于此。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使党不得不说明;我过去是以什么来教导我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今后还将教给他们什么,因为无产阶级希望知道,而且也有权知道,究竟谁是正确的一一是认为为了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战斗的理论,列宁主义不需要托洛茨基主义的修正的党呢,还是认为为了不是盲目地进攻资本主义,应当重新审查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巧妙地把他的读者引导到自己的这一基本思想:十月的思想体系原来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托洛茨基主义,后者的理论已经被完全证实了。十月过去了,我们现在要说明十月,然而只有他托洛茨基的理论,而不是列宁的理论,才能使十月获得胜利;应该恢复不断革命论的名誉,并且承认它是给我们带来十月胜利的思想武器。

在这以后我要问问自己,“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我托洛茨基过去之所以走向列宁,是因为在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列宁领导党走向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确,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在十月革命里“被完全证实了”,而列宁就应该重新审查布尔什维主义,抛弃它所固有的“反革命特征”,那就应该,在思想领域里,是列宁走向了托洛茨基,而不是相反。这里应当作一选择,这里发生了微妙的、真正口是心非的暗中顶替。

可以事先预言,托洛茨基为了给得到他的恩惠的党某种满足,情愿承认他过去犯过一些组织上的错误。如果用承认过去的一些组织上的错误为代价就可以使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合法化,如果这种承认会把承认正是托洛茨基使布尔什维克党得到了站在俄国无产阶级的世界任务的水平上的真正的革命理论这一精锐的武器掩盖起来,如果在这种承认的掩饰下可以不受惩罚地以党的名义证明反革命的特征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历来所固有的,那么这种承认又有什么价值呢?巴黎抵得上博览会!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的思想鼓舞者与理论家的角色,抵得上承认自己过去有一些甚至巨大的、甚至很巨大的组织上的过失。

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十月的教训》中,就对党作了这种“让步”:“我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参看本书第287页。以下凡引自《十月的教训》的文字均注本书页码。一译者注]。他这样写是为了以后在这句话的掩饰下,把整篇文章都用来证明在非组织方面的、而是政策原则方面的革命基本问题上,他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列宁原来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难道在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为一方同以托洛茨基主义为另一方之间关于一些组织上的问题争论了十五年之久吗?这是细微末节的事,是转移视线。争论的恰恰是关于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关于各阶级在革命中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因为是“不断革命”还是列宁同志的理论的问题——这是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是关于在农业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是关于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与条件的问题。这不是关于抽象公式的争论。这是关于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要怎样和用什么办法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争论。这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争论,而且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争论。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完全根据过低地估计农民的作用建立起来的托洛茨基的理论——“不断革命论”,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些条件下,绝不能夺取政权,也绝不能保持政权。这就是争论的根源,这也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那种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的企图必然引起坚决抗议的缘故。

因为在《十月的教训》里充满了许多多的歪曲、自我吹嘘和对研究十月的工作毫不相干的想法,所以可以由此而得出托洛茨基的某种基本要点,某种基本思想,这种基本思想完全表现在他的下一段话里:“早在一九〇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见本书第241页)下面紧接着是一段文学描写,它的意思是:“只有作为”转向托洛茨基的“一个阶段”才有意义。这就是托洛茨基的全部自供。“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列宁的这一公式本身,只有作为转向托洛茨基的一个阶段才有意义。托洛茨基同志清楚地知道,他所想要说的和他所已经过的正是这个!这就是,如果党同意这一点,那它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来,就应该在国际舞台上说明这一点,并且把这一点告诉共产国际。要学习列宁的头十五年活动,不过要记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这只是转向托洛茨基的一个阶段。

这就是托洛茨基所有最近的著作的思想实质。这就是托洛茨基以他的全部才能和他拥有的全部文学技巧所干的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行为。他很有技巧。这本书不是为广大群众,也不是为全党写的,它是为正在成长的一代写的,是为那些在今后、在明天、在一两年之后就要决定我们党的命运的人写的。对十二年来列宁论证了托洛茨基政策的极度贫乏所实行的报复,是为了表明革命已经证实了他(托洛茨基)的理论,而且通过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布尔什维主义的办法去毒害现在正在各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党校、工农专科学校和高等学校等学习的党的未来领导人的思想,一—这就是托洛茨基最近的言论的目的,这就是他的《一九一七年》一书的目的。我们绝不容许这样。我必须把问题明确地提出来:或者是我要学习列宁和列宁主义,或者是我们应该换一面旗帜,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推举托洛茨基作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家。这里应当作一选择。在这里,卖弄风骚,保持沉默,空谈“三月革命消除了意见分歧”和“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都毫无用处。

这本书(《一九一七年》)责骂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其他一些人。我将要谈到这一点,而且还要谈到自己的错误,可是不要认为这里只责骂了他们。这里是要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打击列宁。要知道可能这样地提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命运的问题:列宁有一种正确的理论,可是列宁的学生不善于运用这种理论,他们没有及时地分析和了解时间与地方的情况:公式是正确的,口号是正确的,可是那些布尔什维克没有好好地实现它。可以这样提出问题,但也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从列宁的公式中合乎逻辑地得出一切结论来,那就必然会陷入沼泽和泥潭;公式虽然不正确,人却能在逻辑上正确地运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在第一种情况下,这是承认布尔什维主义理论的正确,可是指出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错。在第二种情况下,当人们说:列宁的最亲密的学生掌握了他的公式,而且正确地运用了他的公式,可是却陷入了泥潭时(在我们已经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了列宁主义的反革命特征之后,在我知道了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托洛茨基的理论“被完全证实了”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与其说这种说法是要打击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毋宁说这是要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打击列宁的基本公式。那些“十月的教训”就是根据这种说法建立起来的。它只是上面所引证的,托洛茨基在一九O八年的声明的延续、论证和发展,只是在稍稍伪装起来的形式下继续当年托洛茨基同列宁的论战。“十月的教训”有着比表面上看来更加深刻的目的。表面上看来,这是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那篇文章里是有这种揭露的,可是在那里面还有着更多的东西: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来破坏列宁的一些基本公式的威信,从而宣扬托洛茨基主义。

党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开这种在列宁的旗帜下实现的、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的行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列宁主义有着“反革命的特征”,而布尔什维主义应该抛弃自己的过去,以便完成十月革命,——那时就应该说明这一点,就应该把这一点写进党用以教育自己的几百万党员的列宁主义教科书里,就应该把这一点明白而且确切地告诉欧洲的共产党员。或者是这种说法是谎话,是思想上的混乱。那时它有什么权利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存在和散布呢?这种谎话是在赞扬列宁的掩饰下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赞扬有着非常“奇特的”(即便不说是口是心非的)性质。党必须捍卫列宁的那些基本公式,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它们的行为。这些基本公式究竟是怎么样的,列宁又是怎样执行它们的呢?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

我们看到了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描写我们用以武装起来进入十月革命时期的那种理论的。我看到了他的描写主要是:老的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它的基本特征是列宁根据一九〇五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群众运动的经验、根据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一九一七年春天这个理论遭到了破产;布尔什维主义为了能够解决新的任务必须重新武装;按照事情的实质它必须抛弃老的布尔什维主义理论,而求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同志对问题的看法就是如此,而且带着达种思想参加了党,并且带着这种思想留在党内。

为了解决革命的各种问题,布尔什维主义难道真的需要抛弃自己的过去?难道真的需要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理论像生活中显然过时的东西一样加以放弃吗?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列宁又是怎样理解它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而列宁也只是这样来理解它的):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观念,在俄国革命中完全实现了,同时,在实现之后就开始发展转变,它不断地发展并转变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这种发展完全符合于俄国革命进程中阶级关系的变化,并且和它是同时并进的。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对列宁主义、党史和革命史毫无所知。

为了回答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必须回到托洛茨基认为列宁完成了重新武装的那个时期,也就是回到一九一七年春天,回到当时列宁提出过的革命的纲领和策略上去。我且拿列宁在那些日子的最主要的著作——《论策略书》来。列宁在这篇著作中对党解释、说明和反复分析了自己的著名的四月四日提纲。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说了些什么呢?他真的必须承认这一理论原来是不正确的吗?

列宁写道:“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由实际生活实现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5页)“工兵代表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士兵实行专政,而士兵大多是农民。这也就是工农专政”。(同上,第116页)“我们暂时还占少数,但是我了解到必须争取多数”(在那些专政机关中)。(同上,第119页)

这就是说,事情不在于列宁认为这个公式原来是对革命没有用处和不符合于阶级斗争的进程的。不,他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理论在革命进程中,在真正的工农群众运动所建立的新制度中,已轻实现了。列宁从布尔什维克关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理论已经实现的事实中,得出了唯一的(当然也是正确的)结论:既然我们的理论已经实现,那就应该继续前进。用什么方法前进呢?应该在工农专政已经实现的基础上,联合和团结城乡无产阶级分子来反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列宁对那些停留在已经实现的革命阶段上的布尔什维克说,不要停留在革命中已经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公式上,应该继续前进。他不是说,工农专政这一布尔什维克的公式原来是没有用处的和不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他是说:你们没有注意,这个公式已经实现了,它“就像一切的理论一样,独特地”实现了(列宁补充说),可是毕竟是实现了;既然它已经实现了,那就应该继续前进。由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再往前进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这种专政的基础上聚集和组织无产阶级分子,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前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前进到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于老布尔什维克的这一公式是否符合于俄国革命进程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可是列宁是一个真正的实际政治家,是一个真正的群众领袖,他懂得,由工农专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变——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应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在前进的时候,要常常考虑到农民,应这样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使得农民在这一转变的一切阶段上都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列宁总是尝试着如何用自己的策略来展开群众性的农民运动,他专门研究了实现了的工农专政的“特点”:即在当时的革命阶段上,在“护国主义”的形式中,保持了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信任。列宁在阐述同他进行争论的一些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包括我的观点在内)时,激烈地抨击我们,他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者吗?为什么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我的回答是:这完全可能……农民夺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同上,第26-27页)列宁继续写道:只有当农民不再通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来支持政府的时候,“只有农民脱离了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这一点以后会专门谈到”。(同上,第28页)

这要比托洛茨基那种岛鸦飞行似的直线理论复杂得多。托洛茨基的口号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在他那里一切都很筒单,因为他轻视农民,而且不了解在一个不是英国、美国或德国,而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农业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

列宁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不仅在于他高举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而且在于他不仅希望谈论工人政府,而且希望建立它。列宁的伟大在于他在这个农业国家的这些条件下,开始并且贯彻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不断地考虑到那些不仅可以据以宣布达种专政,而且可以据以建立这种专政的现实条件。正是因为他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估计到由于农民同临时政府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裂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的可能性。

他写道:“我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特别的、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同上,第81页)的确,在四月里还不知道,在俄国革命进程中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农民抛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苏维埃,虽然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已经出来反对临时政府了。伊里奇作为一位现实的政治家和群众领袖,他知道,我们将在农业国家的独特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的政策,并且根据两种情况建立策略,“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特别的、独立的、不依赖资产阶级的‘工农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直至社会主义到来)摇摆于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同上,第32页)

你们看,列宁是怎样对待革命中的阶级关系,对待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他是怎样设想从工农专政所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的。对于列宁来,革命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完全不像不断革命论的作者过去和至今为止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和走直线。如果列宁真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重新武装过的话,那么列宁就不是列宁了,就不是阶级斗争进程中千百万群众的实际领导者了,因为托洛茨基的理论必然会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领导人毁灭。托洛茨基的路线的本来面目就是对农民的轻视,对农民转变的轻视,农民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一开始是信任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后来说感到失望而反对它,不过还没有完全赞同无产阶级,最后就出现了最末一个阶段,那时无产阶级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领导农民跟随着自己来实现专政,并且不断地试验和改变着工农联盟的各种形式。

工人阶级这种唯一能够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政策,对于托洛茨基来,是一种百思不解的东西,从他的理论(现在他企图用篡改历史的办法硬要党和革命接受这种理论)的观点来看,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东西。

列宁非常清楚地了解,落后于革命进程就意味着给革命和党造成巨大的损害。而且他同样非常清楚地了解,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基础的“过低估计农民”,对于革命和党是一种最大的危险。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坚决主张必须从革命民主专政前进,同时他竭力警告党,不要在这一点上陷入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

必须继续前进(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这样说过,当时他似乎“重新武装了布尔什维主义”)。但是在继续前进的同时,在从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不要陷入托洛茨基的轨道,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完全没有生命的,是由过低地估计农民、不理解怎样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产生出来的。

列宁在他同一些老布尔什维克进行争论的那本小册子里写道:“但是我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还没有结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回事,一一列宁写道并且强调指出一—,我就的是另一回事……

我绝对保证,在我的提纲中,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结束的农民运动或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同上,第28-29页)在那些日子里,列宁在彼得堡代表会议上似乎为了继续“重新武装起来”,没有忘掉提出警告:托洛茨基主义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是不对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农民)是存在的,不能把它一笔勾销。

难道这不是在紧张的革命中(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是在紧张的“重新武装”中)逐字重复列宁在很久以前向党提出来的警告的意思吗?列宁在一九一O年写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基本错误是……对于从这个(资产阶级。——加米涅夫)革命到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缺乏明确的观念”。

弄清楚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主要任务。托洛茨基对这个任务的解决是错误的,他老是重复自己在一九〇五年的那种“独特的”理论,而不愿意想一想,为什么整整十年来生活一直没有接受这种美妙的理论。

托洛茨基那种独特的理论,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拿过去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又从孟什维克那里拿过去对农民作用的“否定”。农民已经消失了、分化了,他们的可能的革命作用正在日益减少……托洛茨基没有想过,如果无产阶级引导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政体,那么这就是在俄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这是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即革命前夕写的)。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居然大胆地,他的理论在一九一七年“被完全证实了”,而同时他又自称为列宁主义者……不,在这里应当作一选择。

列宁所担心的正是:不要落后于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他激烈地和那些没有看到革命已经由一个阶段转入了另一个阶段的人(也包括我在内)进行争论。但是在继续前进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是千万别陷入托洛茨基的抽象理论的轨道,他在这里再一次责备托洛茨基跳过未结束的农民运动。

因此,列宁毫无重新武装的必要。列宁的旧的理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旧的概念,都整个地(用列宁的话说)被证明是正确的。根据这个理由必须继续前进。然而继续前进时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陷入托洛茨基的错误的轨道,托洛茨基只会引导专政和无产阶级走上灭亡,因为他过去没有、将来也绝对不会考虑到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现实的力量对比关系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当时他似乎“重新武装”过了),在同一本小册子里到,早在十二年以前,即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他就提出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他写过如下的一段(列宁引证了自己的文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32页,和《十二年来》俄文版第485页,载《列宁全集》第九卷,中文版第66-67页)

既然列宁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十二年内就预言过,当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时,就应该继续前进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继续前进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农民,要建立一些会使农民跟着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条件,而不是像托洛茨基所建议的那样跳过农民,那么为什么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要重新武装,要向托洛茨基、向“不断革命论”学习呢?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必要从托洛茨基的兵器库里借用武器。

布尔什维主义怎样解决在一九一七年提出来的那些任务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不是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不是用托洛茨基主义来消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也不是用托洛茨基主义来缝补破裂了的布尔什维主义,而是布尔什维克的预言,是根据布尔什维主义来发展布尔什维克的口号,这种发展是在时间和速度上符合革命进程的,首先是符合农民运动的进程的,也是符合这一进程在战争影响下的特点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没能像被战争的巨大压力急剧加速的革命进程所要求的那样,迅速地由一个小阶段转入另一个小阶段。那些把布尔什主义的历史看做是与他格格不人的事物的人,会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根据一些布尔什维克没有那样迅速地按照布尔什维主义所预言的革命路线前进的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是错的,它没有导至胜利,而是陷入了泥潭,必须在革命进程中修改它。其实托洛茨基正是企图用自己的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关于它的重新武装,关于列宁的“革命民主专政”原来是错的,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原来是正确的空谈来证明这一点。

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列宁所规定的策略,一方面是用来指导正在摆脱把它拉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控制的、独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又照顾到农民还没有能力摆股资产阶级政权的压迫的情况。谁要是不了解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从二月到十月的整个策略随时都估计到了这两种可能性,谁要是不了解列宁为了把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为了论证工人阶级的、和农民结成联盟的政权,始终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他就绝不会了解布尔什维主义在这几个月里的历史。

在这里,托洛茨基也是一窍不通的,因为他不了解列宁关于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的基本核心。他就是在十月之后也还是不了解这一点,他不了解我们党在每一次变革时,都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以便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又不脱离农民。妨碍他了解这一点的,是他所“被完全证实了”的那个理论。如果托洛茨基的理论本来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俄国的任何苏维埃政权早就会不存在了。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轻视农民,不提出任何解决工农联盟问题的办法,它使得工人政府处于对和完全依赖于西方无产阶级立即革命的地步。根据这种理论,“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就将面临着一些最深刻的矛盾”;在无产阶级的政权面前摆着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而“它们的解决是和国家的轻济落后相冲突的;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这些矛盾是没有出路的”[托洛茨基:《一九O五年》第286页。]。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耽搁或拖延,就意味着俄国工人专政政府的立即崩溃。所以“不断革命论者”一定会从悲观绝望和严重的悲观主义慌慌张张地而企图用权势手段(通过军事命令的方法)来对付落后的国家经济。

列宁在二月到十月所实施的布尔什维克的实际政策,同这种政策和这种心理毫无共同之处。谁要是不了解这一点,那他就不可能了解从二月到十月这段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史里各种口号的变化。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各个苏维埃里占多数,而我们是少数时,我们的口号是“苏维埃政权”,到了七月的那些日子之后,以及在九月里向孟什维克建议在苏维埃里实行妥协与和不竞赛时,列宁就提议取消“苏维埃政权”这一口号……的确,如果我们不了解列宁主义的政策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之同的最深刻的区别,那我们就绝对无法了解这种情况。

而在十月和紧跟着十月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根据分析各阶级的革命力量的观点,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按照列宁的建议)通过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法令,苏维埃政府(按照列宁的建议)在自己的成员中包括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政府(按照列宁的建议)命名为“工农政府”,难道所有这一切,用生物学中说明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术语说,不都是在“工农专政”的形式中,“体现出了”业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了吗?人可以跳过十月革命的这些事实,然而这不是对列宁的政策的科学的分析。然则从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从贫农委员会过渡到列宁关于“中农”的演说呢?怎样把这一点和完全“被证实了的”不断革命论协调起来呢?绝对不能协调。只有掌握了列宁主义学说,才能了解在俄国掌握了政权的工人阶级的政策。列宁主义学说解释了从二月开始到十月和更晚一些时候为止所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态度以及由一种斗争方式到另一种斗争方式的转变。

列宁在一九一六年写道,十年来生活一直没有理睬托洛茨基的美妙的理论,现在我可以在这个十年之上再增加整整八年……生活在十八年中一直没有理踩托洛茨基的理论,这一情况是不是会使他得到妄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的权利呢?

正因为生活没有理踩托洛茨基的理论,所以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一些小册子中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企图修正生活,以便竭力证明,生活毕竟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行进的。可是生活只是在革命遭到最大的挫折时,才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行进的,而当生活摆脱了这种令人沮丧的状况时,当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真正运动得到发展时,生活就不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而是按照列宁的意见行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要歪曲事实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注定要使自己在党的整个漫长的历史中,在党的每一次或多或少的急剧转变中,每当他想说出“自己的”话的时候,都必然陷入窘境的缘故。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容篡故的完整而全面的理论。至于“我是通过战斗走向列宁的”那句话只是一句空话,是为了掩饰托洛茨基的真实思想对列宁主义作的口是心非的谄媚。这个十五年来一直在孟什维克的文学事业中徘徊踌躇、终于被人民的革命巨浪打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岸边的政治家,是怀着这样一种隐蔽的思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他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正确的,他加入党不是为了向党学习,而是为了教导党,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几年和几十年内所建立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的、集体的群众性的工作中去,而是为了在工人组织面前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使布尔什维主义托洛茨基化”的思想折磨着他。党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就像对自己每一个新党员的态度一样,所以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一个直接相反的任务——“使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化”。党作到了这一点吗?

三、托洛茨基在党内。我们的错误。托洛茨基所描写的十月

在观察了托洛茨基同志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可靠的”和“巩固的”道路之后,我要托洛茨基同志入党之后的情况。我应该把他在党内的活动分成两类。第一类活动是,托洛茨基同志正确而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令,他和其他人一起依靠着党的全部集体政治经验和大量的一切党组织,执行了党的这些或另一些任务和委托。这时托洛茨基同志完成了光荣的事业,这时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自己的个人历史和党的历史里,写下了光辉的几页。可是正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加入我们党之后还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一直认为: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正确的不是党,而是他托洛茨基同志,党应该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所以托洛茨基同志除去这个第一类活动之外,还有另一类活动,这一类活动表明,托洛茨基同志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托洛茨基同志修正党的四次企图

党记得曾经有四次托洛茨基同志想教导党,把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加在党的政策身上。第一次企图出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入党之后几个月。这是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党非常确切地和清楚地知道,当时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实际上意味着什么。这就是用革命的空话来掩盖对农民作用的估计不足。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想修正党和指引党就导源于对农民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使无产阶级和革命走向失败的道路。如果记得列宁同志当时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时提出的那些论据,那就很容易相信,列宁同志除去他用以反驳托洛茨基同志在过去十年中的总的立场的那些论据之外,无须乎再找新的论据。列宁同志谴责了他的两个政治过失:不理解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以及醉心于似乎是左的、似乎是革命的空谈。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两个论据并不是新的论据,而它们之所以不是新的,只是因为对农民的估计不足和醉心于革命的空谈在布列斯特时期并不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新的过失。认为有两个托洛茨基:一个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另一个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这个想法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托洛茨基同志为孟什维克服务,现在他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不过在他入党之后,他并不认为在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应该为了党的总的思想体系而放弃自己原有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这样,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会常重复自己在党外的那个时候所犯过的一类错误。

列宁同志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断言,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娓娓动听的空括掩盖下,把革命导至失败。托洛茨基同志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申请。可是列宁同志没有容许辞托洛茨基同志“修正”党。国内战争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来临了。托洛茨基同志完成了委托给他的事业。在指导党的总政策方面他的参与比任何时候都少。可是革命在这时候正处于新的转变关头。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通过关于职工会的辩论,党就预料到几个星期之后由咯琅施塔得提出来的问题,预料到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问题。当时列宁同志所探求的是什么呢?他所探求的是工农联盟的新形式,是用说服的方法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来代替强制的方法以实现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领导的新形式。党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来探求,并且获得了在新的时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的。当时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得救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建议把军事共产主义的螺丝钉扭紧一下。这仍旧是对农民的估不足,醉心于表面形式,以及“捆紧裤带”和“来自上面的命令主义”的方法。托洛茨基同志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和农民之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意义,他重新向党推荐这样的道路和这样的方法,如果接受它,无产阶级专政一律到农村上就必不可免地会破产。党和列宁同志还是没有容许托洛茨基同志“修正”自己。然而后来(还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同志又企图按照托洛茨基同志固有的特殊观点提出关于“计划”的问题,提出他的关于“工业专政”的“公式”,难道这不又是企图用来自上面的强制手段来约束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吗?难道这不又是显示了他对于当国际革命被拖延时在一个工业遭到破坏的农业国家里实现专政所必需的那些具体条件的无知吗?难道这里不是企图利用美妙的公式来回避在这些条件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困难吗?事实上这些美妙的公式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中的实际困难。在这里人们不难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妙公式下面发现同他的独特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悲观绝望、悲观主义和没有信心;另一方面是不切实际地指望过分热心的命令主义方法(列宁的说法!),以及用权威手段从上面来克服实际的经济困难。

最后的一场辩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它清楚地向党暴露了我们在上面探讨过的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错误。然而除了以前已超暴露的错误以外,它特别清楚地表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另一特征,不过这个特征也远不是新的特征。这就是企图破坏和削弱专政的基本骨干即党。其结果就破坏了“干部”的威信,复活了孟什维主义关于党是“各个集团和派别”的总和的概念,复活了破坏领导机关的威信的实质上是取消主义的作法(“导致国家灭亡”!)。难道当时不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旗帜下,流行着一种使党外组织大大摆脱党的影响而自由的想法吗?难道这一切实际上没有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削弱吗?难道这一切不是根源于对我在农民国家里实现专政所必需的那些条件估计不足吗?难道这一切没有暴露过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吗?

托洛茨基同志在入党的时候仍然深信: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正确的是他,而不是列宁。党不这样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党内的立场的实质就在这里。在党健全的时候,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安安静静地执行着委托给他的任务,可是只要党一遇到某困难,只要党需要转变舵轮时,只要托洛茨基同志企图在党面前扮演救星和导师的角色,他总是指出一条错误的道路,因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他没有掌握布尔什维主义,他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仍旧停留在把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上。正是因为如此,列宁和党每一次都不得不对托洛茨基同志修正党的企图给予坚决的反击。党知道,而且根据经验越来越确信:如果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行事,那就意味着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布尔什维主义;他的每一个具有多少广泛的性质的、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基本问题的建议,都是根本错误的;他虽然参加了党,但是深信实际上他是正确的,深信“被完全证实了”的是他对革命的基本力量的估计,而不是列宁的估计,深信他应该“修正”列宁的党。

我们的错误

托洛茨基同志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还有一个法宝。这个法宝就是某些布尔什维克(首先是我和季诺维也夫,其次是李可夫和诺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犯的一些错误。的确,我们党的敌人总是要利用布尔什维克的一些错误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托洛茨基同志过去没有利用这个法宝,在十月革命之后我们所度过的几个年头里,党和托洛茨基本人都是知道这一法宝的但是他没有利用它,那时他指望通过这些或那些实际问题就会迫使党按照他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行进。可是当四次企图——即布列斯特、职工会、关于计划的辩论和最近一次的辩论一—向他表明,要通过公开讨论当前的实际问题来使布尔什维克党脱离它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时候,当他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看到党告诉他说,我们列宁主义者不需要把我的理论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候,他就放出了最后这个法宝。当然他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法宝的人。这个错误早已被我们的敌人不止一次地利用过了,布尔什维克所犯的错误越大(当然这个错是很大的,尽管尖锐的意见分歧只继续了几天),犯错的越是一些负责的布尔什维克(这个错误确实是一些非常负责的布尔什维克犯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每一个敌人自然就越发乐于利用这些错误来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这一错误在刚一犯下的时候,就被我当时的敌人利用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了。

然而这种利用,就像错误本身一样,当时就已完全淹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了。无翻是错误本身,还是敌人对这个错误的利用,都没有任何实际后果: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在几天之内就直接地“纠正了”那些动摇的布尔什维克,消除了意见分歧,从舞台上扫除了我们的敌人。这个错误后来曾经被所有脱离了共产主义的人如列维、弗罗萨尔、巴拉班诺夫等恶毒地“利用”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在和共产主义决裂以后,都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都希望利用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来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现在,继列维和弗罗萨尔以后又有托洛茨基同志。

动摇是不能容忍的。列宁曾经用领袖的全部力量和热情反对过它,他看出: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的同事们的动摇会在队伍中造成惊惶失措的情绪。他无情地揭露了动摇,而且在紧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决不怕说出最“凶猛的”话,也决不怕提出最“凶猛的”建议。而且他是正确的,彻底正确的,绝对正确的。如果列宁同志在这样的时刻半途而废,如果他允许有任何控制住自己不提出采取彻底的措施的最极端的建议的想法,那他就不成其为列宁了。如果我们有任何一分钟怀疑过那些措施在当时实际上是出于时局的要求,那我们也就不成其为“列宁主义者”和列宁同志的学生了。

可是当平心静气地进行时论的时刻来到的时候,而且这种讨论正是为了防止在另一些共产党党内重演类似的错误,列宁就对这一错误作出了确切的说明。正是在谢拉吉企图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这一错误来掩饰自己脱离共产主义的行为时,列宁同志写道:“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错,我现在不愿意再回忆这些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错误已经完全改正了,没有特别的需要去回忆是不对的”。我请大家听听列宁对我们的错误是怎样说的:“他们在我上面所说的时期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太孤立,认为举行起义太冒险,对一部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让步。于是冲突发生了,甚至发展到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擅自离开了党和苏维埃的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使苏维埃革命的敌人非常高兴。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报刊上同那些擅离职守的人展开了最激烈的论战。过了几个星期,最久的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岗位上来了”[《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346-347。在这里,我不可能复述十月和十月之前那些日子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复述托洛茨基对于我在那些日子里的作用所作的歪曲。在准备出版的、我的一九一七年的论文和演说集中,我将谈到这个问题。暂时我只谈一些事实:在四月,我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真理报》上公开地和列宁进行了辩论,在彼得格勒和全俄四月代表会论的各次会议上还继续进行了辩论。列宁在四月(在辩论之后)提议、支持和通过我为中央委员。在七月的那些日子之后,列宁书面委托我,在他遇到某种不幸的时候,校订和出版他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国家与革命》(这一工作未必适合于让一个“右翼”的代表来作)。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解决关于起义的问题。尽管有意见分歧,可是我和季诺维也夫(与列宁、斯大林等人一起)在这次会议上被选入政治局以领导起义。十一日我和季诺维也夫写了自己的信。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又共同商讨了起义问题。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起义准备的某些技术方面。十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我(自然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了苏维埃政权。十月二十七日(还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被选举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十一月二日和三日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党的代表进行了谈判。十一月四日(由于中央委员会对这些谈判存在意见分歧)我和季诺维也夫、李可夫、诺根等人一起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十一月七日我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交给了雅?米?斯维尔德洛夫,而十一月十八日我又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参加了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布列斯特代表团。事实就是如此。

这就是列宁对于我们的动摇和我们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分歧的范围所下的确切的、明白的、清晰的定义。

列宁的这种说法和托洛茨基那种用心恶毒的(就其恶毒用心来说又是可笑的)、想由此在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建立“右翼”、几乎是孟什维克的“翼”的企图,有什么类似之处呢?托洛茨基为了自己那关于列宁主义的“反革命特征”的整套理论,为了破坏列宁主义思想的威信,必须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建立几乎具有孟什维克倾向的“右翼”!似乎这很符合布尔什维主义的“重新武装”的说法!似乎这很好地证明了用托洛茨基主义来治疗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必要性!似乎这便利了托洛茨基所珍视的关于“干部蜕化变质”的思想的传布!为了这些“值得的”目标,怎么能不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诺雄也夫的错误呢?不过在这里列宁和他的著作是有些妨碍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命运就是这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每一次都必须“征服”列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

托洛茨基再论自己和列宁

在托洛茨基看来,在十月革命时期犯了错的只有我们吗?不,不止我们。还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时期犯了深刻的错误。托洛茨基同志这本书的任务真的只是要警告人们避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吗?嗳,托洛茨基同志的目标要远些,或者用一句对托洛茨基同志最有利的说法:他命中得远些。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十月的呢?

在这本小册子里有多骇人听闻的言论。可是最骇人听闻的,也正是这本小册子里涉及十月革命的空谈。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教训》的第50页(本书第272页)里写道:“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这里大概有许多人参加过十月事件,我想,他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后过了八年,听到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时,全都会非常惊讶。对什么的补充呢?原来它具有“补充的”性质是对十月九日所爆发的事件说的。我们都知道革命的一些重要日期。可是如果我谈到“十月九日的事件”,那么有众多人都会问问自己,十月九日的事件(十月起义只是它的补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十月九日(在托洛茨基的书里谈到了这一天)在托洛茨基同志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里,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是以这样几句话结束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不可能为临时政府的这种战略,尤其不可能为由彼得格勒撤出部队一事,向军队负任何责任”。

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决议;它使不愿意上前线的卫戍部队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联合起来了。在列宁继思克思之后称之为“起义的艺术”的工作上,苏维埃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联系的建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是你们听一听,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和评价十月九日这个时刻的:“自从……这时(十月九日)起,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四分之三的结果。实质上,我们当时进行的就是武装起义………‘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武装起义已经即使不是十分之九地、也是四分之三地既成事实了……从这时起,我已经在首都举行了必定胜利的起义”。(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一九一七年,见本书第271一272页)原来,十月二十五日实际上只是十月九日所发生的事件的小小的补充,在十月九日那一天“我们”不但预先决定了四分之三的结果,而且实际上进入了武装起义状态,不过起义是“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然而却是必定胜利的。然而那时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十月九日“必定胜利的”起义十分之九已经是既成事实了,那又怎样来价布尔什维克的那些中央委员的智能呢?他们到了十月十日,还在激烈的争论中研究是否需要进行起义,以及如果进行起义该在什么时候发动的问题。对于那些在十月十大日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召集了一些地方工作人员,和一些军事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再一次地判断了起义的机会、起义的力量、以及起义的日期的人,又该怎么说呢?可是起义原来早在十月九日就已经“平静地”、“合法地”举行了。而且它是这样的平静,以致无论是党,还是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不知道这一点。不过这还凑合:当托洛茨基居然写出了十月革命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彼得格勒委员会一般都不是生气蓬勃的实际力量,也不是群众运动的集体组织者的时候,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成了什么了呢?至于在莫斯科发生过的事情,至于不仅彼得格勒,而且莫斯科和伊凡诺沃一沃兹涅先斯克也都有无产阶级,至于那里的无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关于这一点谁也没法从《十月的教训》里知道任何情况。当然,应该善于这样地描写十月的历史,而托洛茨基是非常乖巧、非常出色的政论家,他能够这样地描写。因此,我们可以把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放在一旁。可是列宁呢??托洛茨基同志在他那本书的同一页里是这样谈到列宁的:“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没能估计到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他当时处于地下,没有可能估计到……根本的转变……”以及其他等等。(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见本书第271-272页)请看,我们大家对于十月革命是多么无知。直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认为正是列宁进行了十月革命,而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队党组织则组织了这次革命……原来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彼得格勒委员会,在这次革命中都没有起任何作用。它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也许托洛茨基贯彻十月九日决议时是根据准备了起义的领导中心的指示进行活动的吧?这样的中心是曾经有过的,可是从托洛茨基的《教训》里却无从了解这一点。出现在舞台上的是托洛茨基,他“合法地”、“平静地”解决了九号的必定胜利的起义,而与此同时,看来是由一些不很机灵的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却还在讨论是否需要这次起义的问题。同时,原来列宁处于地下状态,没有估计过局势,不了解力量的对比关系……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告诉我,列宁不但没有估计过和不了解局势,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即在莫斯科开始革命的建议。

为了充分说明列宁的作用,托洛茨基告诉我们:“假定在彼得格勒革命以前,就先在莫斯科开始起义(按照列宁的建议),那么,这个起义不可避免地将具有更为持久的性质,而且它的结局也是极其没有把握的,可是,要知道,莫斯科的失败势将严重地影响彼得格勒”。(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见本书第272页)

正当列宁提出这一类的“建议”的时候,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口袋里,已经有着“平静的”可是“必定胜利的起义”了,他使用了“范围广阔的巧计”:“我们成功地——他洋洋得意地写道——把我的敌人引人了苏维埃合法地位的圈套……”,“我们那次的‘诡计’,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了……”,“妥协派十十足足地上了……当”,上了托洛茨基的当。

的确,列宁所指的正是托洛茨基同志对“范围广阔的巧计”的这种迷恋,不过他对工人、水兵和士兵的指望,却远比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诡计”的指望要大得多,当时他写道:“拖延是一种罪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种玩弄形式的儿戏,是背叛革命”。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结束对自己和列宁在十月的那些日子里的作用的描写时,胜利地反驳了列宁的这些话,托洛茨基教训列宁说:“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这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这个口号下先作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一—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人物的位置就是这样排列:列宁处于地下状态,由于没有估计到局势,他没有考虑到起义十分之九已轻实现了,从而提出了显然注定要使革命遭到失败的、在莫斯科开始起义的建议,他急躁不安,在显然荒谬的、粗率的“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下进行起义(不过所有的孟什维克以及托洛茨基历来都因为这一点而直接地责难过列宁),一—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在十月九日就已经安排了“必定胜利的起义”,坚决而沉着地进行了“范围广阔的巧计”,“把敌人引入了圈套”,在广大群众所能接受的“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的口号下,“先准备了然后实现了”胜利。是谁进行了起义,是谁领导了起义,是谁规定了起义的进程,是谁拯救了十月革命呢?一一托洛茨基是一位很好的著作家,可是不论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笔多么巧妙,还是不能看出他关于十月的叙述的意义。中央委员会陷入了泥潭,彼得格勒委员会在世界上没有存在过,作为苏维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同志用自己的策略把卫戍部队和苏维埃联系在一起,聪明地采用了各种巧计,而留待十月二十五日所作的只是某些补充步骤,以便把聪明而巧妙地准备好了的胜利交给无产阶级。至于列宁,他当时正处于地下,不了解局势,所以提出了在莫斯科举行起义的建议,为了本来已经完成了的起义的拖延而急噪不安,在“由党夺取政权”这个赤裸裸的口号上陷入了歧途。

这些《十月的教训》谈了些什么呢?它谈的是,列宁在春天应当在思想上重新武装起来,抛弃掉旧的理静,从托洛茨基的兵器库里拿起武器来,而在十月领导起义的企图则遭到了失败,引导起义走向胜利的注定是托洛茨基同志。

应该教导和学习些什么:是这种十月的历史,还是另一种十月的历史,是托洛茨基所写的这种历史,还是在列宁同志的著作中所写的另一种历史——这是必须加以选择的。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已过,我不可能详细地分析托洛茨基的一些个别错误。上面所说的已经足够了。我将不再谈他对与四月代表会议有关的一些事件的歪曲,不再谈他对与民主会议有关的一些事件的歪曲,可是我还要指出两点,以便证实有经验的政治家和著作家托洛茨基同志,的确把自己的箭命中得……比看得见的目标还要远。

这就是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引用了我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十一日写的一封信。我是这样写的:“苏维埃已经根深蒂固,不会被取消……立宪会议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也只能依靠苏维埃。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所要走向的一种配合型的国家机关”。

我们在十月十一日所写的就是这个。托洛茨基对这段话是这样解释的:“为了说明右派的整个路钱,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配合的’国家机关的理论,在一年半或两年之后,又被德国的鲁道尔夫?希法亭重加运用了,因为他也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见本书第260页)

还有什么可以使人更加信服的呢?我们曾经写过“立宪会议加苏维埃的配合形式”(而过了一年半之后希法亭重复了这一点),于是托洛茨基同志利用这个机会说,这些人据说和希法亭相像,也“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然而,这位作者在这里所采取的这种手段篇直是可耻的。

我和季诺维也夫的信是十月十一日写的;我要引用列宁在十月六日、也就是在我那封信以前五天写的一篇文章。列宁是这样写的:“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以暂时采用‘配合形式’(如最近《工人之路报》所公正指出的),也就是既有苏维埃共和国,也有立宪会议。”[列宁引用的文章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写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152页)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在这种场合下,就连列宁也和这个希法亭相像了。不是应该把我们同希法亭分开,就是应使列宁和希法亭结合起来,可是要叫列宁去赏识希法亭,这是拿不出去的,于是就叫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去赏识希法亭,也许会找到一些傻瓜来相信这等事。不过我且放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可是对于列宁该怎么说呢?要知道希法亭总归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但是要叫列宁去赏识希法亭,这不是办法,但是他却不善于打击,只好在列宁周围打主意了。对托洛茨基说来历史真理是不重要的。对于当形势每天都在变化时的策略变化他是不感兴趣的,他的兴趣是用一切手段来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

最后一个例子,也可用两句话说明。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写的同一封信里说过:“士兵群众支持我,不是为了战争的口号,而是为了和平的口号……假定我现在独自夺到政权以后,由于整个世界局势而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要离开我们。诚然,一部分优秀的青年士兵会和我们留在一起。但是,士兵群众是要离开我们的”。(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见本书第261页)让历史学家来分析这里有多少不正确的评价吧。可是托洛茨基同志作了些什么事呢?他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主张签订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基本理由”。这就是说,在党根据列宁的坚持,并在列宁的强硬压力下签言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时,反对托洛茨基的“基本理由”,原来是我这些“右翼的”“希法亭分子”提出来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和约时期的历史就是这样叙述的。然而这种手法所打击的不仅是我们,而且还有列宁。在这以后,如果我们的敌人(他对于腐败物有着特别敏锐的嗅觉)就某些有关列宁的小册子写道:很难说它究竟是列宁的同事写的,还是列宁的对手写的,这难道会使人惊奇吗?

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

现在可以作一个总结了。托洛茨基同志这种言论的总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当然是他以前的全部言论的继续。党对他那种使党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路线转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的企图,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于是托洛茨基就使用了自己最后的、恶毒的武器。

我们是国内唯一的政党。我在自己的队伍里团结着国内一切有组织的人,可是我时时刻刻都不应忘记,我们是被一种对我们来说是阶级异己的自发势力所包围的,这种自发势力不仅不会衰退,它将要增长,将要在政治上变得更自觉。它没有合法的组织形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由于工业、大小工厂和商业的发展而增长。所有这些在任何社会组织中都不能公开表现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必然要力求冒出来,力求通过我们的党来表现自己的意图。当然,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对我们党的这种压力下,它会在党内找寻最薄弱的环节,而这种最薄弱的环节当然就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入了党,可是却没有和党融为一体,并且像保守秘密一样地隐藏了不使他们安静的思想,认为它们比党更正确,党只是由于自己的狭隘观念,由于自己的保守主义,由于传统,因为党是由这个或那个小组领导的,才不顾意向像托洛茨基之类的党的真正的救星学习。

我谈到这一点是痛心的,就是整个党谈到这一点也是痛心的,可是必须谈到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已变成了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我们党内表现自己的一种工具了。他的言论的整个性质,他过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这种说法是对的。在自己同党的斗争中,他已经成为国内所有反对我们党的人的表率了。托洛茨基同志首先应该理解这一点。如果他理解了这一点,而且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改正。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他多半是不希望如此的),可是对于所有那些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自己主要的敌人的人来,他乃是从共产党的严厉监督下解放出来的象征。对于每一个习惯于不是从诽谤的观点,而是从真正地分析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的观点看待政治现象的人来说,这是可悲的、然而完全不可避免的结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着二十年历史,不很久以前入了党的同志,他入了党,可是没有抛弃自己的错误,在每一个转折关头他都企图在党内贯彻自己的观点,他在党内为自己造成了这样一种对待自己的态度,以致迫使党不得不屡次命令他守规矩,而且必不可免的,对于希望为自己找到某种旗帜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来,像这个经常处于反对党的地位,一贯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破坏它的领导中心的威信,破坏列宁的威信的政治人物,将逐渐成为一种象征和希望。

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放在我面前的那种思想危险,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危险。我知道,在莫斯科,在这个特别爱好一切流言的特殊的城市里,已经散布了种种“完全可靠的”消息,首先是这样一些消息: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已经被禁止了,托洛茨基同志已经被开除出党了,人们准备开除托洛茨基出党,以及托洛茨基甚至已经不在莫斯科了。这一切当然都是谣言。谁都没有想过要禁止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没有一个中央委员曾经提出、也不会提出对托洛茨基同志施行党纪制裁的问题。制裁、开除以及其他等等都无助于说明问题,相反地却会妨碍说明问题,同时会给那些希望造成党内分裂的煽动者以可乘之机,并阻碍说明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的基本原理;而这一点正是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我们应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学说传染成为它指望的对象的那些阶层的党员,即我们的青年、将来应该掌握党的命运的那些成员。因此,努力地用各种方式来说明托洛茨基同志立场的错误,说明必须在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进行抉择,说明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一—这应该是我们党目前首要的任务。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应该明白,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说来以及对于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来说,列宁主义是足足够用的,我们既不需要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也不需要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修正列宁主义。


#3

加米涅夫 :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①

(①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真理报》第二八一号。)


党应该热烈地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发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参阅附录四)。特别是那些还怀疑党对托洛茨基同志最近一些言论之立场的正确性的党员,更应该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希望那些怀疑者和动摇者再反复地读一下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我们确信它将使他们彻庭摆脱怀疑和动摇。

我们根据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那些言论,实际上可以得出些什么样的论断来呢?

一、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在判断和预见革命的性质、发展和动力上,正确的是他托洛茨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列宁的学说,不是列宁。

二、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为了引导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并获得十月的胜利起见,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曾不得不“进行革新”,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巨大的改变,并否定了自己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所教导的一切。

三、托洛茨基同志或多或少地公开吹嘘,党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是接近于他托洛茨基的,是以他的革命理论为基础的,而且从一九一七年起,党的策略就与这一理论相“吻合”。

四、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今后应该根据他的关于革命动力的理论来确定党的实际政策,而这种低估农民作用的理论,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列宁作为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加以揭露。

五、托洛茨基同志自称为“列宁主义者”,其实并不如此,实际上他是在列宁主义的幌子下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像偷换列宁主义。

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这种论断正确不正确呢?我们是研究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和策略而得出这些论断来的,然而一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千百万劳动者,虽然希望知道,而且也有义务知道,托洛茨基的策略和列宁的策略是否一致,但是却不可能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进行这种研究。

奥里明斯基同志的功绩,在于他迫使托洛茨基同志说出了(虽然是借助于一九二一年的信)自己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观点,从而已经帮助了并且还将帮助所有的人弄清楚,我们所提出的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论断是否正确。

托洛茨基同志是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写的这封信,这就是说,当时他很可以平心静气十分冷静地斟酌词句,而不受党内各种分歧意见的丝毫影响。可是他写了些什么呢?“我——托洛茨基同志写道,——绝不认为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岐全是我不对”。(见本书第296页)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于孟什维克派的判断是错的。可是他又继续写道:“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为了进一步强调指出,他坚定地确信在自己与列宁主义就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十年斗争中,正确的是他,而不是列宁,托洛茨基继续写道:“第一类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革命的前途的文章(也就是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六年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文章。——加米涅夫),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见本书第297页)这已经十分明显了,可是托洛茨基同志还不满足于此。

真的,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托洛茨基同志,怎么能够“一字不改”地再版自己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呢?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说:“因为这些文章从一九一七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很难说得更清楚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立场,竟然会“完完全全”符合于托洛茨基在革命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文章。既然由于这种“符合”,使得托洛茨基同志无须乎对自己的文章作任何修改,那么,显然,应该进行修改的是列宁了。托洛茨基同志很难更明白、更清楚、更明确地说明他那种想代替列宁做无产阶级和革命的领袖的可笑的野心了。为了冒充三次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袖,最低限度必须具有对于革命动力和革命前景的正确概念。而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在他的立场“符合”于托洛茨基发挥了十二年的、那种和列宁相反的概念之前,始终没有这种正确的概念。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论断。怎么能不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呢,他使党听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某些相当重要的问题的意见,即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是否正确,和究竟只有一种列宁至义呢,还是有错误的列宁主义(在列宁“符合”于托洛茨基之前)和正确的列宁主义(在列宁“符合”于托洛茨基之后)这样两种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创造者,这种野心使他损害了、割裂了和偷换了列宁主义。这种野心在这封信里表现得如此明显,令人极为齿冷。归根到底,这种野心具有如此露骨的个人性质,以致在发表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之后,无须再为此争论了。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争论已经都被托洛茨基这封彻底证实了各种可能的假定中最坏的假定的信所结束了。

但是,对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封信里谈到自己有错误的地方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托洛茨基承认他对孟什维克派的估计是错的:“把它的革命可能性估计高了,希望能够孤立并完全消灭它的右翼”。“我认为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放在原则上并不怎么厉害,我并且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上”。(见本书第296-297页)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对孟什维克的革命能力估计过高了,而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能力则估计过低了。托洛茨基同志对于孟什维克的这种过高估计,从一九〇四年一直继续到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里说:“但是,这个根本错误之发生,是因为我用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派别”。托洛茨基同志大概以为他这是对“不断革命的观点”大大恭维了一番,却没有注意到他无意中简直毁灭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真是非常之妙,它使托洛茨基同志十五年来一直过高地估计了孟什维克,过低地估计了布尔什维克,并且使他的观点时而右倾,时而左倾!这种“观点”又有多大价值呢?难道应该向党推荐它吗?如果相信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不相信他的)的确是采用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的,如果回想一下,正是这种观点使他十年来一直帮助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你就不由得要说:正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托洛茨基同志的经验证实这种“观点”是根本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不但没有从自己十年来的可悲经验中得出这个结论,反而写道:“我对革命动力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这真是妙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对革命的估计全都是正确的,除了某些细节: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作用,他们的原则分歧,他们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托洛茨基同志确信,他站在不断革命的观点上对革命中其他一切所作的估计都是“绝对正确”的。可是这种奇妙的、完全彻底得到证实的、绝对正确的“观点”,却……妨碍过他正确地估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看起来克雷洛夫笔下的一个人物也是站在类似的“观点”上的:他“统统都看过了,仔细看过了”,可是应当承认,对大象他“倒没有留心”。据所知道的,这种人物的“观点”,决不能被公认为明察秋毫的榜样。所以怎么能不感谢奥里明斯基同志呢,他帮助党从“不断革命”的作者的自白中,了解了这种观点在认识和判断“革命动力”方面的巨大的优点。

如果忽视托洛茨基同志信里的另外一个“启示”,那是有罪的。既然孟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旧的”!)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区别并不如此深刻,那么列宁主义又是怎样领导革命的呢?托洛茨基同志答复说,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主义(不同于孟什维主义。—加米涅夫)由于自己的不调和的路钱,才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见本书第297页)换句话说,尽管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比孟什维克的理论高明不了多少,而且从“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它就和孟什维主义理论一样,对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列宁主义者却成功地“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建立了组织”

我们迄今都认为,列宁主义者,而且也只有列宁主义者,之所以能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阶般分子集中到自己的队伍里来,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正确的理论,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和团结起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则正是由于他们是以被三次革命的各个阶段证实为完全正确的、明确的纲领和策略为核心,来建立和团结组织的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与“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却截然不同。要知道,从这种“思想的观点”来看,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并没有“正确的理论”,至于他们的纲领和策略,虽然是“不调和”的,然而历史却没有证实它们是正确的,相反地却推翻了它们。而托洛茨基同志却竟然根据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断言,布尔什维克,而且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把真正的革命分子集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并且以…….错误的革命理论和被历史证实为错误的纲领和策略为核心,“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也许从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来看,这一说法是讲得通的,可是这绝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使人不明确:为什么托洛茨基同志虽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十二年内就已经有一种“绝对正确的”理论和“被证实为完全正确的”革命纲领,可是他却不像列宁那样,既没能以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为核心,把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分子集中起来,又没能以之为核心,建立起“紧密团结的组织”。不,托洛茨基同志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的观点”,既不能说明革命,又不能阐明党的历史,也不能指导党的政策。
· · ·
我们在我们这篇短文的标题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列宁是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的真正领袖?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全部目的,可以归结为以下一个论断: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对于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答复是错误的,而在一九一七年以后,则是根据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来答复这些问题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不可分割的。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回事。而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论断,即党在一些基本政策问题上只有当党在这些问题上的路线符合托洛茨基同志的路线时,而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这样的论断可能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骇人听闻(托洛茨基极其突出地关心着自“我”和自己的个人作用)。奥里明斯基同志所公布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证实直到一九二一年为止,他始终坚持自己原来的那种观点。不可能要求这封信写得更明确了,它否认列宁和列宁主义在一九一七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准备时期中的作用,断言反对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是正确的,宣布不断革命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声明托洛茨基同志无需对自己在革命前十年间就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写的反对列宁的文章作任何修改。如果……如果这种可笑的野心只是一种历史的陈述,人民就只会对这些野心置之一笑,而径直进行今天的实际工作。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跑得远得多。他之所以要对过去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是为了要取得在现在和将来“教训”党的权利。他之所以要为这种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过去是正确的这一点进行辩解,论证过去这种理论的正确和列宁的理论的破产,是为了要使这种理论成为党和共产国际在现在和将来的政策的指导原则。托洛茨基同志不是历史学家,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这场关于过去是列宁正确、还是托洛茨基正确的争论,也就是关于今后革命应走列宁的道路,还是走托洛茨基的道路的争论。托洛茨基断言,列宁之所以成为十月的领袖,只是因为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而我们则断言,列宁之所以成为十月的领袖,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因为他击退了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对农民的一贯轻视。这就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今天,争论是在辩明昨天的某个理论、组织以及人物的作用的形式下进行的,明天,他就会采取辩论具体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的形式。对抗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必将使自己的拥护者不断地由失望转向冒险;这种理论的实际表现就是破坏工农联盟,它的全部基础就是过低地估计农民,过低地估计同农民的联盟对于无产阶级的意义,以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轻视农民

列宁、列宁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道路就是:和农民结成联盟,最大地关怀农民,极其注意地研究工人和农民合作的形式,用巩固农民对工人的信仰来巩固无产阶般专政。

这就是列宁的道路。这也就是党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彻底胜利。

托洛茨基同志的这封信证实,过去和现在他一直力求使自己的道路脱离列宁的道路。这是为什么呢?


#4

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①

(①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二十九号。)


同志们!在加米涅夫同志做了详细的报告以后,我要讲的话就不多了。因此,我只来揭露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伙所散布的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的作用、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等的某些奇谈。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和因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而产生的党的任务。

关于十月起义的一些事实

首先来谈谈十月起义。有人在党员中间加紧散布谣言,说整个中央委员会曾经反对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举行起义。他们老是说,十月十日,当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的时候,大多数中央委员最初反对起义,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工人闯进中央委员会的会场说:“你们决定反对起义,但是我告诉你们,不管怎么样,起义轻究是要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受到这样的威胁以后似乎害怕了,于是重新提出了起义问题,通过了关于组织起义的决议。同志们,这不单是谣言。有名的约翰·里德在他的《十日》一书中就写到这件事。约翰·里德离我党很远,当然不会知道我们十月十日秘密会议的经过,因而就上了苏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编造的谣言的当。这个故事后来在托洛茨基分子所写的多小册子中传述和重复着,最近出版的塞尔金同志所写的论述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便是其中的一本。这些谣言在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未必用得着证明,诸如此类的阿拉伯故事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对这些荒谬的谣言置之不理。一般说来,在反对派分子或者离党很远的人的办公室里所编造的谣言还少吗?我以前确实没有注意到像的翰·里德那样的错误,也没有办法纠正这些错误。但是在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著作发表以后,对这些奇谈已经不能再置之不理了,因为现在有人正力图用这些奇谈来教育青年,并且不幸的是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效果。因此,我必须拿真正的事实来驳斥这些荒谬的奇谈。

现在拿我们党中央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二十三日)的会议记录来看。出席会议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科隆泰、布勃诺夫、索柯里尼柯夫和洛莫夫。讨论关于目前形势和起义的问题。讨论以后,表决列宁同志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决议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看来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是以十票对两票的多数决定立即转入组织起义的实际工作的。就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

事实就是这样。

这些记录一下子就揭破了某些奇谈。这些记录揭破了说大多数中央委员似乎反对起义的那种奇谈。这些记录也揭破了说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上似乎面临分裂的那种奇谈。从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对立即举行起义的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同赞成起义的同志一样参加了起义的政治领导机关。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分裂。

托洛茨基同志肯定,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是我党内的右翼,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令人不能理解:党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发生分裂;我们同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分歧怎么只继续了几天;既然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怎么还是被党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还是被选进了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等等?列宁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无情在党内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的;党知道,列宁一分钟也不会同意把有社会民主主义情绪的同志留在党内,何况是把他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党没有发生分裂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尽管有意见分歧,这些同志还都是站在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上的老布尔什维克。这个共同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在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农民的作用、党的倾导原则等等基本题上的观点的一致。没有这种共同的基础,分裂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分裂所以没有发生,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

现在来谈谈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奇谈。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的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同志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列宁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的作用,他当时担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了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苏汉诺夫一类的庸人会觉得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事实,真正的事实却完全证实了我的说法。现在我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举行的会议的记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加上列宁格勒委员会的代表,军事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和铁路员工的代表。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外,还有克雷连柯、绍特曼、加里宁、沃洛达尔斯基、施略普尼柯夫、拉齐斯等等,共二十五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的决议以二十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三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哪些人呢?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五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无论苏汉诺夫怎么说,无论托洛茨基分子怎么说,这一切都有些“奇怪”,这难道不对吗?但是,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在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的意志的执行者。谁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党的领导实质,谁就不难了解事情只能是这样:只要托洛茨基同志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他就会失掉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就法是喜欢效劳的“党的”长舌妇所散布的奇谈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颁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就是这个列宁,他提出的决议案在中央委员会决定起义问题时被通过了,就是这个列宁,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武断相反,地下状态并没有阻碍他成为起义的真正鼓舞者。现在企图以地下状态为辞来抹杀党的领袖弗·伊·列宁是起义的鼓舞者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愚蠢可笑的。

事实就是这样。

有人对我们说:就算是这样,但是总不能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吧。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总之,我应当说,在敌人陷于孤立而起义趋于高涨的胜利的起义时期,会打仗并不难。在这种时候连落后的人也会成为英雄。但是,无产阶般的斗争不是不间断的进攻,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无产阶级斗争也有困难和失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些在胜利起义时期表现勇敢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胜利进攻时很会打仗,在革命退却时期,在无产阶级失败时期也能够表现勇敢的人,是那些在革命失利时,在敌人胜利时不失去理智、不畏缩后退的人,是那些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张皇失措、不悲观失望的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支持布尔什维克,打得也不坏。但是谁不知道,这些“英勇的”战士在布列斯特时期就张皇失措了,当时德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他们悲观失望,歇斯底里了。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革命暂时失利时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在这个困难关头表现出充分的坚定而不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后尘,这是非常可悲的,但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无可争辩,这是个困难关头,需要表现出特别的勇敢和高度的冷静,才不致张皇失措,才能及时退却,及时接受合约,把无产阶级的军队从德帝国主义的打击下撤出来,保存农民的后备力量,从而取得喘息时机,然后再以新的力量去打击敌人。但是,很遗憾,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困难关头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敢和这种革命的坚定性。

照托洛茨基同志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教训是:在十月革命时要“不畏缩后退”。这不对,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就法只包含革命教训的一小部分真理。无产阶级革命教训的全部真理是:不仅在革命进攻的日子里要“不畏缩后退”,而且在革命退却的日子里,当敌人占上风而革命失利的时候,也要“不畏缩后退”。革命不以十月革命为限。十月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如果在起义日趋高涨的时候畏缩后退,那是不好的。如果在取得政权以后,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候畏缩后退,那就更坏了。在革命的第二天保住政权,和夺取政权同样重要。既然在布列斯特时期,即在我国革命遭到严重困难的时期,情势发展到几乎要交出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表现畏缩后退,那末他自己就应当明白,这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十月错误是毫不相干的。

关于十月起义的奇谈问题就是这样。

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

现在来谈谈十月革命的准备问题。

听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会使人以为布尔什维克党在三月到十月的整个准备时期只是踌躇不决,被内部的矛盾所腐蚀,百般阻挠列宁,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同志,那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会有怎样的结局。听了托洛茨基关于党的这些奇怪论,使人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在文集第三卷的同一《序言》中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是党”,“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见本书第282页)既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工具”不中用,而“绕过党”看来又决不可能取得胜利,那末老天爷自己也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如何能够取得胜利了。但是,托洛芙基同志以奇谈妙论款款待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应当认为,关于我党的那些可笑言论是属于托洛茨基同志通常发表的奇谈妙论一类的。

现在我们按时期来简单地看一看十月革命准备的历史。

(一)党的新方针时期(三月至四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沙皇制度被推翻,(乙)临时政府成立(资产阶级专政),(丙)工兵代表苏维埃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丁)两个政权并存,(戊)四月游行示威,(己)政权的第一次危机。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时并存,而且后者对前者抱着信任态度,相信前者的和平意图,自顾地把政权交给产阶般,因而使自己变成资产阶般的附属品。两个专政之间还没有严重的冲突。相反地,却有“联系委员会”存在。

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变,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变化。直接推翻政府,这个革命以前的旧政纲是很明确的,但是它已经不适合新的斗争条件了。现在已经不能直接去推翻政府,因为它和处于护国派影响下的苏维埃联系着;现在如果直接去推翻政府,党就不得不进行既反对政府又反对苏维埃的力不胜任的战争。但是也不能实行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因为它是帝国主义的政府。在新的斗争条件下,党必须有新方针。党(党的多数)就探寻这个新方针。党在合约问题上采取了苏维埃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而没有决定立刻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旧口号迈到苏维埃政权的新口号。这个不彻底的政策是指望使苏维埃在合约的具体问题上认清临时政府的其正帝国主义本质,从而使苏维埃离开临时政府。然而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只是在四月中旬,同意了列宁的提纲后,才完全抛弃了这个立场①(①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同志准备使之变成“希法亭分子”的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完完全全同意列宁的观点的。)。需要有新方针。列宁在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纲中向党提出了这个新方针。我不来多谈这个提纲,因为这个提纲是尽人皆知的。当时党和列宁之同是不是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这些意见分歧延续了多久呢?不到两个星期。通过列宁提纲的列宁格勒组织的市代表会议(四月下半月)是我党的发展中的转折点。全俄四月代表会议(四月底)只是在全俄范围内完成了列宁格勒代表会议的事业,把十分之九的党员团结在党的统一的立场的周围。

在七年后的今天,托洛茨基同志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把这些意见分歧描绘成几乎是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两个党的斗。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无耻地把事情夸大了,因为这些意见分歧丝毫没有引起布尔什维克党的震动。第二、如果我们党不容许在自己成员中间有不同的意见,那末我们党就是帮会,而不是革命政党了,而且大家知道,在过去,例如在第三届杜马时期,我们也曾有过意见分歧,但是那并没有妨碍我党的团结。第三、不妨问一下,现在得意洋洋地对布尔什维克过去的意见分歧幸灾乐祸的托洛茨基同志自己当时采取了什么立场呢?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硬说,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国来信(三月)“完全先知”列宁的成为他的四月提纲基础的《远方来信》(三月)。居然这样:“完全先知”。这种比拟托洛茨基同志并没有反对,大概是很感激地接受了。但是,第一、托洛茨基同志的信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结论上“完全不像”列宁的信,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完全反映着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鼓吹不要农民参加革命。只要看一看这两类信,就会相信这一点。 第二、列宁在他从国外回来后的第二天就认为必须同托洛茨基同志划清界限,这该怎样解释呢?列宁不止一次地声明,托洛茨基的“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是企图“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这个口号就是“以工人政府夺取政权为儿戏” ①(①《列宁全集》第一版第十四卷第31-3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中文版第28、29页。——译者注),并见在列宁格勒市代表会议和俄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一七年四月中旬和四月底)。),这有谁不知道呢?在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提纲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方案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人们这样把小茅舍同勃朗峰相比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连茨涅尔同志要这样冒险地给关于我国革命的一堆旧的奇淡再加上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美国来糖信“先知”列宁有名的《远方来信》的奇谈②

(②有一种散布很广的说法法应当列入这一类奇谈,说托洛茨基似乎是国内战争各个战线上胜利的“唯一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同志们,为了揭示真相,我应当声明,这种法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十分坚决地声明,我们胜利的组织者的崇高荣誉不属于个别人物,而属于我国先进工人的伟大集体——俄国共产党。举几个例子也许不是多余的。你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被认为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敌人。你们知道,我们国家只有在战胜这些敌人以后才能自由呼吸。而历史证明,我们军队击溃这两个敌人,即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违反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的。请你自己判断吧。

(一)关于高尔察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夏天。我的军队向高尔察克进政,并在乌发附近作战。中央委员会开会。托洛茨基同志建议停止沿白河线(乌发附近)进攻,让乌拉尔留在高尔察克手里,把一部分军队从东方战线撤出来调到南方战线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央委员会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认为不能让乌拉尔和它的工厂以及铁路网留在高尔察克手里,因为他在那里容易重整旗鼓,纠集兵力并重新出现在伏尔加河;必组先把高尔察克驱逐出乌拉尔山脉,赶到西伯利亚草原去,只有这样做以后能把力量调往南方。中央委员会否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托洛茨基提出辞职。中央委员会不接受辞职。拥护托洛茨基同志计划的总司令瓦采齐斯辞职了。他的职位由新的总司令加米涅夫同志接替。从这个时候起,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东方战线的事务。

(二)关于邓尼金。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秋天。向邓尼金的进攻没有成功。包围马蒙托夫(马蒙托夫的袭击)的“钢圈“显然被突破了。邓尼金拿下库尔斯克。邓尼金逼近奥勒尔。托洛茨基同志从南方战线上被召回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委员会认为情况危急,决定召回托洛茨基同志,派新的军事工作人员到南方战线去。新的军事工作人员要求托洛茨基同志“不干预”南方战线的事务,于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再直接参预南方战的事务。南方战线的各个战役,直到我们拿下领河岸罗斯托夫和敖德萨,都是在没有托洛茨基同志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让他们来试试推翻这些事实吧。

难怪人们说,喜欢效劳的熊比敌人更危险③(③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描写熊为隐士效劳,用大石头驱除隐士头上的苍蝇,结果反把他打死。——译者注)。

(二)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时期(五月至八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列宁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政府成立,(乙)俄国各主要中心的以“民主的和平”为口号的五一游行示威,(丙)列宁格勒的以“打倒资本家部长”为基本口号的六月游行示威,(丁)前钱的六月进攻和俄国军队的失利,(戊)列宁格勒的七月武装游行示威,立宪民主党人部长退出政府,(己)反革命军队从前线调回,《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反革命同苏维埃进行斗争,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成立,(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口号,(辛)反革命的国务会议和莫斯科的总罢工,(壬)科尔尼洛夫进攻列宁格勒失败,苏维埃活跃,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执政内阁”成立。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尖锐化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同的那种不稳固的均势打破了。这种均势,不论是好是坏,在前一时期是存在的。两个政权并存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了。“联系委负会”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已面临末日。“政权危机”和“更换阁员的把戏”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话。前线的危机和后方的破坏加强了两端的侧翼,从两方面对护国派妥协分子施加压力。革命动员起来了,因而引起了反革命的动员。反革命又转过来激发革命,引起革命的新浪潮。政权转归新的阶般的问题成了当时的迫切问题。

当时在我们党内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但是同企图发现党内“右”翼和“左”翼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相反,这种意见分歧仅仅是实际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这是这样一种意见分歧,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活跃的党的生活和真正的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同志硬说列宁格勒的四月游行示威引起了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它谴责了一些同志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和军队中还占少数的时候要逮捕临时政府的企图。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而是根据其实的文件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他就不难相信自己的就法是错的。

托洛茨基同志断言“根据列宁的倡议”准备在六月九日举行游行示威的意图被中央委员会的“右派”委员责备为“冒险主义”,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如果托洛茨基同志不是根据苏汉诺夫的看法来写,他就一定知道,六月九日游行示威是在列宁完全同意下延期的,而且列宁在大家知道的列宁格勒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长篇演说(见列宁格勒委员会记录)中是主张延期的。

托洛茨基同志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悲剧性”意见分歧是由七月武装游行示威引起的,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托洛茨基同志认为中央委员会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想必把七月事件看做有害的冒险行为”,这简直是捏造。托洛茨基同志当时还没有参加我们中央委员会,他当时只是我的苏维埃委员,当然不一定知道中央委员会只是把七月游行示威看做试探敌人力量的方法,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不愿意也不打算在首都的苏维埃还拥护护国派分子的时候把游行示威变为起义。个别布尔什维克确实由于七月的失败而灰心,这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就知道当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之中有人竟准备离开我们的队伍。但是由此做出不利于某些似乎是“右派”,似乎是中央委员的人的结论,这就是无耻地歪曲历史。

托洛茨基同志声言,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在党的一部分上层分子中暴露出同护国派联盟的趋向,支持临时政府的趋向,这是不正确的。这里指的当然是使托洛茨基同志睡不着觉的那些似乎是“右派”的人。托洛茨基同志是不正确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像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文件可以驳倒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托洛茨基同志援引了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警告不要支持克伦斯基的信。但是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列宁的信,不了解这些信的意义和使命。列宁在他的信中有时候故意跑在前面,把那些可能犯的错误提到首位,预先批评这些错误,目的是警告党,防止党犯错误;他有时候夸大“小事情”,“把苍蝇说成大象”,这也是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党的领袖,特别是当他处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只能这样做,因为他应当比自己的战友看得远一些,他必须对每一个可能犯的错误,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敲起警钟。但是从列宁的这样一些信(他有不少这样的信)中做出关于“悲剧性”意见分歧的结论,并且对这一点大加宣扬,这就是不了解列宁的信,不懂得列宁。托洛茨基同志有时候犯了很大的错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在科尔尼洛夫暴动的日子里,中央委员会内部根本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七月失败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列宁之同在苏维埃的命运问题上确实发生过意见分歧。大家知道,列宁希望把党的注意力集中到在苏维埃外面准备起义,警告不要迷恋苏维埃,他认为被护国派玷污了的苏维埃已经变成空架子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采取了更谨慎的路线,做出决定说,没有根据认为使苏维埃活跃起来是不可能的。科尔尼洛夫的发动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意见分歧对党没有重大影响。列宁后来承认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抓住这个意见分歧,也没有把它夸大到“惊人的”程度。

团结一致的党成了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情景。

(三)组织冲击的时期(九月至十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事实是:(甲)民主会议的召开,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思想的破产,(乙)莫斯科苏维埃和列宁格勒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丙)北方区城苏维埃代表大会,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反对军队撤出的决定,(丁)党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和列宁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戊)列宁格勒卫戍部队关于武装支持列宁格勒苏维埃的决定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己)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发动和临时政府阁员的被捕,(庚)列宁格勒苏维埃重事革命委员会夺取政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人民委员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危机迅速加剧,执政集团张皇失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陷于孤立,动摇分子大批投向布尔什维克。应该指出这个时期革命策略的一个奇异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革命进攻的每一个步骤,或者几乎每一个步骤,都竭力在防御的形式下进行。毫无疑问,拒绝撤出军队是革命进攻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这个进攻是在保卫列宁格勒以防外敌可能的进攻的口号下进行的。毫无疑问,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对临时政府进攻的一个更重要的步骤,但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在建立苏维埃对军区司令部的行动的监督的口号下实现的。毫无疑问,卫戍部队公开转向军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治委员网的建立标志着起义的开始,但是这些步骤都是在保卫列宁格勒苏维埃以防反革命可能的发动的口号下进行的。革命似乎用防御的外貌来掩盖自己的进攻行动,以便更容易地把不坚定的动摇的分子拉到自己方面来。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时期的演说、文章和口号在外表上都带有防御性质,而在内容上却具有深刻的进攻性质。

这个时期在中央委员会内部是否有过意见分歧呢?是的,是有过的,并且是相当重大的。起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已经谈过了。这些意见分歧在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和十六日的会议记录中完全反映出来了。因此,我不再重复过去已经讲过的活。现在必须谈谈下面三个问题:关于参加预备国会,关于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和关于起义的日期。因为托洛茨基同志只想显露头角而“无意中”歪曲了列宁对后面两个问题的立场,所以就更需要谈谈这三个问题。

毫无疑问,预备国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是具有严重性质的。所谓预备国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帮助资产阶级把苏维埃排挤到后面去,奠定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基础。预备国会在革命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变证明这个目的是实现不了的,而预备国会本身则是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但是很明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预备国会正是追求这个目的。在这种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参加预备国会会有什么意义呢?只会使无产阶级群众看不清预备国会的其面目。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信中激烈地抨击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参加预备国会无疑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像托洛茨基同志那样认为主张参加预备国会的人是为了进行正常的工作,是为了“把工人运动引导”“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上来”而参加预备国会的,那就错了。这完全不是事实。这是黄花。如果这是事实,党就不能用退出预备国会这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来“一下子”消除这个错误。我党瞬息之间就利正了这个错误,这是我们党的生命力和革命威力的一种表现。其次,让我来纠正托洛茨基同志问集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在关于解决预备国会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的叙述中夹杂的一个小小的不确切的地方。连茨涅尔同志说,这个会议上的报告人有两个——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报告人有四个:两个主张抵制预备国会(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个主张参加预备国会(加米涅夫和诺根)。

当托洛茨基同志提到列宁在起义形式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更槽。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说法,列宁认为党在十月起义时应当“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见《论列宁》第71页)托洛茨基同志然后又来批评这个硬加在列宁身上的胡说,他“手舞足蹈”,最后还说了一句宽容的活,“这或许是一个错误吧。”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造列宁的谣,他在歪曲列宁对苏维埃在起义中的作用的看法。可以引证一大堆文件来证明列宁曾经建议要通过苏维埃(列宁格勒苏维埃或莫斯科苏雄埃)而不要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编造这种非常奇怪的关于列宁的奇谈呢?

当托洛茨基同志“分析”中央委员会和列宁在起义日期问题上的态度时,他的说法并不好些。托洛茨基同志在叙述中央委员会十月十日的有名会议时,肯定说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起义不得迟于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决议”。(见《论列宁》第72页)这样说来,中央委员会规定了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十五日,后来自己又破坏了这个决定,把起义日期拖延到十月二十五日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不,不是事实。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时期内只通过了两个关于起义的决议——十月十日的决议和十月十六日的决议。现在我们来读一下这两个决议

十月十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为窒息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状况(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及其同伙已程明确地决定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堡、哥萨克调入彼得堡、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都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指示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个观点出发去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发动等等)。”

十月十六日有负责工作人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议:

“会议十分拥护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号召全体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

你看,托洛茨基同志竟把起义的日期和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的决议忘记了。

托洛茨基同志断言,列宁对苏维埃的合法性估计不足,列宁不了解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二十五日夺取政权的重大意义,似乎正因为如此,列宁曾坚持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不是事实。列宁是根据两个原因建议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夺取政权的。第一、因为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让出列宁格勒,这就会使高涨的起义受到挫折,因此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第二、因为列宁格勒苏维埃公开规定并公布起义日期(十月二十五日)的错,只能用在这个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来纠正。因为列宁把起义看做艺术,他不会不知道,敌人晓得了起义日期(由于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不谨慎),一定要竭力准备对付这一天,所以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就是说,一定要在公开的起义日期以前举行起义。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列宁在他的信中痛斥了日期(十月二十五日)拜物教徒。事变证明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起义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开始的。大家知道,政权实际上是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夺取的,而且夺取政权的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会,而是列宁格勒苏维埃,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是从列宁格勒苏维埃手中把政权接受过来。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合法性的意义的长篇大论完全是多余的。

生气勃勃而强有力的党领导着革命群众去冲击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这就是我们党在这个时期的状况。

关于十月革命准备的问题就是这样。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托洛茨基同志及其同伙所散布的有关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的许多反党的和关于列宁的奇谈。我们揭穿了和驳斥了这些奇谈。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编造所有这些关于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准备、关于列宁和列宁的党的奇谈呢?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反党的新著作呢?现在,当党不愿意进行争论的时候,当党正为一大堆紧念任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党需要团结一致地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而不需要对老问题进行新斗争的时候,这些著作的用意、任务和目的何在呢?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把党拉回去进行新的争论呢

托洛茨基同志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研究”十月革命所必需的。但是,难道不再一次侮辱党和党的领袖列宁就不能研究十月革命了?这部十月革命的“历史”从头至尾都在破坏十月起义的主要活动家的威信,破坏组织和举行这次起义的党的威信,这算什么十月革命的“历史”呢?不,这里的不在于研究十月革命。不是这样来研究十月革命的。也不是这样来写十月革命的历史的。

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根据一切材料来看,这个“用心”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企图,想准备条件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以“急切”需要破坏党的威信,破坏举行起义的党的干部的威信,是为了从破坏党的威信转到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而所以必须破坏列宁主义的威信,又是为了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唯一的”“无产阶级的”(不要笑!)思想体系。为了使偷运的程序“极为平安地”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呵,当然!)都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帜。

托洛茨基同志最近发表的著作的实质就在这里

因此,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著作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呢?

托洛茨基主义有三个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和列宁主义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是不断(不间断)革命论。按照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不断革命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不把力量单薄的农民估计为革命力量的革命。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就是“跳过”农民运动,“以夺取政权为儿戏”。它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如果企图实行这种革命,那末结果必然是破产,因为它会使俄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即力量单薄的农民离开俄国无产阶级。这也就说明列宁主义为什么从一九〇五年起就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斗争了。从这个斗争的角度来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如何评价列宁主义的呢?他把列宁主义看做含有“反革命特征”的理论。(见《一九〇五年》第285页)对列宁主义的这种起分的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列宁主义当时捍卫了并且捍卫住了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见同上书)但是,托洛茨基还不限于这种气愤的批评,他还更进一步断定说:

“现在列宁主义的整个大厦都建筑在谎言和捏造上面,它本身带有腐蚀自己的毒素。”(见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托洛茨基同志给齐赫泽的信——见本书附录二)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二、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布尔什维克的团结一致和布尔什维克对机会主义分子的敌意。托洛茨基主义在组织方面是主张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在一个党内共处并组织各种大小集团的理论。你们想必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的“八月联盟”的历史。在这个联盟中,马尔托夫派、召回派、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安然合作,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真正的”党。大家知道,这个七拼八凑的“党”追求的目的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我们的意见分歧”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见分歧”是:列宁主义认为消灭“八月联盟”是发展无产阶级政党的保证,而托洛茨基主义则把这个联盟看做建立“真正的”党的基础。可见又是两条对立的路线。

第三、托洛茨基主义不信任布尔什维主义的领袖,它企图损害他们的声誉,破坏他们的威信。我不知道党内还有哪一个派别,在损害列宁主义的领袖或党的中央机关的声誉方面能够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例如:托洛茨基同志把列宁评定为“惯于利用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性的老行家”(见前引给齐赫泽的信)的这种“客气的”批评有什么价值呢?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客气的”批评中,这还远不是最“客气的”批评。

在十月运动期间,背着这种讨厌货色的托洛茨基同志怎么还能留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呢?这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抛弃了(真正抛弃了)自己的货色,把它藏到柜子里去了。没有这个“行动”,同托洛茨基同志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八月联盟”的理论,即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已经被革命粉碎和抛掉了,因为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展开武装斗争的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保持统一呢?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这个理论没有用处。不断革命论也“碰到了”同样不幸的事情,因为在布尔什维克中问谁也没有打算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天立刻夺取政权,而且托洛茨基同志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不容许他——用列宁的话来说——“以夺取政权为儿戏”的。托洛茨基同志只好承认布尔什维克的争取在苏维埃中扩大影响和努力争取农民的政策。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三个特点(不信任布尔什维克的倾袖),由于头两个特点显然已程破产,它当然也退到后面去了。

托洛茨基同志已经没有像样一点的集团而作为一个失去军队的政治上的孤立者走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不把自己的货色藏到柜子里去,能够不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吗?当然不能!

由此得到什么教训呢?教训只有一个: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同志的长期合作,只有在后者完全抛弃旧的货色,完全赞成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托洛茨基同志写十月革命的教训,但是他忘记了除其他一切教训以外,十月革命还有一个教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并且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具有头等意义的教训。托洛茨基主义不妨也考虑一下十月革命的这个教训。

但是这个教训看来对托洛茨基主义并没有什么益处。原来,在十月运动的日子里被藏进柜子里去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旧货色现在又重新搬出来想找销路——恰好我们这里的市场正在扩大。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同志的新著作企图恢复托洛茨基主义,“战胜”列宁主义,偷运和培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旧托洛茨基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它十分自惭形秽和狼狈不堪,它比旧托洛茨基主义在精神上柔和得多,在形式上温和得多,但是它在实质上无疑保存着旧托洛茨基主义的一切特点。新托洛茨基主义不敢作为好战力量来反对列宁主义,它宁愿在列宁主义这个共同的旗帜下行事,在解释和改进列宁主义的口号下活动。这是因为新托洛茨基主义是软弱无力的。新托洛茨基主义恰好在列宁逝世的时候出现,这个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列安在世时,它是不敢采取这个冒险步骤的。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新托洛茨基主义不认为有必要来公开捍卫不断革命论。它“只是”断定,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它由此做出下面的结论:列宁主义在战后,在十月革命时期的东西是重要的和可以接受的;相反地,列宁主义在战前,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是不正确的,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就产生了托洛茨基派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一部分是战前的列宁主义,“不中用的”“旧”列宁主义,它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另一部分是战后的、十月革命时期的新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想使它适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要求。托洛茨基主义需要这个分割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第一个比较“可行的”必要步骤,以便于采取下几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步骤。但是,列宁主义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来的可以分割的折衷主义理论。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它产生于一九〇三年,经理了三次革命的考验,现在正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而向前行进。列宁说:“从一九〇三年起布尔什维主义就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党而存在。只有布尔什维主义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才能充分明为什么它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建立和贯彻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6页)布尔什维主义和列宁主义实质上是一样的。这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名称。因此,把列宁主义分割为两个部分的理论是破坏列宁主义的理论,是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的理论。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理论的。

(二)关于党性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论已经丢丑到这种地步,现在竟没有人愿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党的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我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们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则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党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党的新老干部之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三)关于布尔什维主义领袖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竭力用某种公开的方式破坏列宁的威信,不怕后果如何。新托洛茨基主义做得比较谨慎。它竭力以赞扬列宁、称颂列宁的此台来干旧托洛茨基主义的勾当。我认为有必要举几个例子。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无情的革命者。但是党也知道列宁是谨慎的,他不喜欢轻举妄动的人,他经常坚决地制止迷恋恐怖手段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内。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论列宁》一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从他的评述看来,列宁的全部活动只是“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见第104页)于是使人得到一个印象:列宁是所有残暴的布尔什维克中最残暴的一个。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说出这种不必要的和没有根据的荒谬言论呢?

党知道列宁是一个模范党员,他不喜欢不通过领导集团而单独地、不经过仔细研究和检查突然地决定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书中看到的不是列宁,而是一个在幽静的办公室里凭灵威决定极重要问题的中国官吏。

你想知道我党是怎样决定解散立宪会议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同志的话吧:

“列宁说:‘当然应该解散立宪会议,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怎样呢?”

然而,纳坦松老人很使我们感到安慰。他来找我们‘商量’,开口就说:

‘要知道,也不得不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

列宁喊道:‘好极了!说得真对!你的人都赞成吗?’

纳坦松回答说:‘我们有些人正在动摇,但是我想他们终究是会同意的。’”(见第92页)

历史就是这样写的。

你想知道党是怎样决定最高军事委员会问题的吗?请听托洛茨基同志的话吧:

“每一次到参谋部去以后,我就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没有真正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我们就不能脱出这种混乱状态。‘
‘这想必是对的。他们千万可别叛变…….’
‘给他每个人派一个政治委员。’
列宁喊道;‘派两个更好一些,并且要精明强干的。我们决不会没有精明强干的共产党员。’
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机构就是这样产生的。”(见第106页)

托洛茨基同志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破坏列宁声名的阿拉伯故事呢?难道是为了颂扬党的领袖弗·伊·列宁吗?不大像。

党知道列宁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深湛的理论家和最有经验的革命家,是一个丝毫没有布朗基主义阴影的人。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一方面。但是从他的评述中看到的不是巨人列宁,而是一个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建议党“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用自己的手夺取政权”的渺小的布朗基主义者。我已轻讲过,这种评述是一点也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托洛茨基同志为什么要做这种令人愤怒的……不确切的评述呢?这里没有“稍微”破坏列宁的威信的企图吗?

这就是新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

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在哪里呢?它的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按其全部内容来说,有一切可能成为力图削弱和瓦解无产阶没专政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中心和集合点

你要问:今后怎么办呢?由于托洛茨基同志发表了新著作,党的当前任务是什么呢?

现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动是为了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威信,摧毁它的基础。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

有人谈到惩罚反对派和分裂的可能性。同志,这是胡说。我们党是坚强有力的。它不容任何分裂。至于惩罚,我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展开思想斗争来反对正在复活的托洛茨基主义。

我不愿意也不力求进行这种论战。托洛茨基主义现在用它的反列宁主义的发动来强迫我们进行这种论战。好吧,同志们,我们准备着!


#5

莫洛托夫:论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训

(论托洛茨基著《论列宁一书》

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被称为“供作传记参考的材料”。但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不是提供传记材料。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在该书中淡到了关于党的发展中各种最重要的因秦,特别是关于党的领袖,这绝不仅仅是供“传记作者”参考的;他论述了十月准备时期的各个因素、起义时期的各种情节以及苏维埃政府最初的一些步骤,这也绝不仅仅是为了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最后,托洛茨基同志似乎只是顺便地谈到像一九二〇年我们向华沙进军这样一些最重大的问题,或者把十月起义的条件同一九二三年秋天在德国所发生的、前不久的然而值得永志不忘的一切事件加以比较,这都绝不只是为“传记作者”而写的。不,这一切与其说是为“传记作者”而写,倒不如说是为我们的党,为共产国际其他各党而写的。

《论列宁)一书的作者事先声明,“这本书尚未结束”,他还希望“继续写下去,用新的情节和章节来加以修改、订正、就说明和补充”。可是当你读完它之后,你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问题,这不是对它的个别地方的修改或补充,而是就这整本书的政治意义的实质提出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首先是列宁,其次是党和十月变革,都被写成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极其错误与歪曲的、具有托洛茨基特点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很明显,《论列宁》一书完全不是为了未来的列宁的传记作者而写的,而是……为了替托洛茨基的一些特殊的政治观点作辩护,为了证明绝非列宁、而是《论列宁》一书作者本人在革命中的特殊作用而写的

托洛茨基为了这本书,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二和十三期)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写道:“这本书是论列宁的,我所以要谈到另外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因为对于我来就这是必要的,以便分析和描写列宁各种活动的各个方面,以及他的个人特征”。可是这一个声明,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却显得过分的谦逊。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关于自己得不少,并且往往把托洛茨基和列宁相提并论,似乎要在这位作者所希望的地方,以此强调自己的突出。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引来个别一些特别同情这本书的评论。格•达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所发表的评论,就获得了这种可耻的声名,他明确地强调了这一因素。这篇评论以下列一段话来结束的:“除去自己的直接任务以外,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还使我们了解了他本人的伟大形象。矗立在我面前的不仅是长眠了的领袖的形象,还有在革命的那些年代里和我们的领袖交错在一起的,他的英雄的战友的形象”①(《红色处女地杂志》,一九二四年第4期,第341页。)。揣摩迎合这一点的还不止一个乖巧的格•达杨。伊•涅斯基也在《刊物与革命)②(《刊物与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第4册,第162页。)杂志里,发表了一篇关于托洛茨基《论列宁》一书的狂热的评论,他写道:“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不仅是一本论列宁的著作,而且也是一本论托洛茨基的著作”。涅夫斯基同志在这篇评论里十分过分地歌领了托洛茨基,但是却极其超然地声明:“我不准备歌颂托洛茨基同志,因为我反对一切歌颂,尤其是对党的祈祷和赞美歌,我只想说这是被一个人的艺术之笔所描绘出来的我们的领袖的形象,关于这个形象,还可以说,它特别的primus inter pares③,(出色。—编者注)它是如此的成功、如此的亲切和如此的珍贵”。

还有一些评论,也同样地不仅把《论列宁》一书看作是论列宁的著作,而且也看作是论托洛茨基的著作。即使这完全是作者过分的主观主义所造成的结果,然而,它却只代表了作者的极其次要的兴趣。实际上,《论列宁》一书有着它一定的政治目的。这本书实质上是轰动社会的《十月的教训》一文的准备。虽然《论列宁》一书比《十月的教训》写得早,可是它对于十月革命和我党在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说法,却和居心不良的《十月的教训》一文的说法相同。的确,在这篇比较晚的文章里,在《十月的教训》一文里,托洛茨基同志走得更远,对于一系列问题都谈得更为露骨,可是这只是意味着,在这些“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中的个别一些似乎是偶然的情节和特征,都有着和《十月的教训》一文同样的政治目的。在“回忆录”这种形式里所提出来的东西,和在《十月的教训》这种“历史”的形式里所提出来的东西,大体上是完至一样的。然而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托洛茨基的《论列宁》要比他的《十月的教训》来得更为露骨,无论如何要来得更为明显。例如,在《政府工作》一章中,有一段“出人意外的”关于一九一八年初德国人转入攻势时期的回忆:

“‘如果’,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出人意外地我,‘白匪把咱们俩打死的话,布哈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担当得起来吗?”
“也许咱们不会被打死的’,我开玩笑地回答。
‘鬼知道他们’,列宁这样说,而且自己也大笑起来。这次谈活就这样地结束了”①
(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05-106页。)。

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偶然地在一九二四年回忆起这次“出人意外的”谈话,当然是很突出的……对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一九二四年的托洛茨基是很突出的。由此看来,格·达杨和符·涅夫斯基那种认为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不仅是论列宁的著作,而且是论托洛茨基的著作的看法,难道不是对的吗?为了不至于产生疑问,乖巧的格·达杨在自己的评论里解释了应该如何来理解托洛茨基书中的这一段,他说这是要“婉转地指出,列宁曾轻想过在“学生们”当中,谁是更好的‘接替’自己和托洛茨基的继承人”。正是这种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出人意外的”回忆,和《论列宁》一书作者对它的论断,使他们就这本书不仅是论列宁的著作,而且是论该书作者一—托洛茨基的著作。甚至可以说得更正确一些:尽管作者在《论列宁》一书中,关于列宁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意义,很少谈出什么新东西来,可是却谈了很多关于列宁的不正确、模棱两可、或者根本错误的东西,然而这本书对于评定托洛茨基本人的某些政治特征,评定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各种观点,的确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

《论列宁》一书是托洛茨基的“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

我认为政治上的两面性,和它的内在思想的矛盾性,可以说是《论列宁》一书最最突出的特点。这一点在书所涉及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上都表现出来了。首先是强烈地表现在对列宁本人的评价上,和对他个人的描述上。在《论列宁》一书中可以找到许多狂热地描写列宁的地方。这些地方写得极为华丽而富于技巧。托洛茨基分析了威尔斯的《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和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列宁》两篇文章里对列宁的描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成功而正确地描写了威尔斯的那种空虚的市侩作风,和高尔基的“庸俗的心理描写”与“极其小市民气的道德观念”。列宁把威尔斯叫做“小市民”和“庸夫俗子”,托洛茨基也根据威尔斯的行为这样地称呼他。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托洛茨基也像列宁那样根据高尔基的行为正确地把高尔基叫做“文明的诵经士”。可是托洛类基自己对列宁的描写则远远不是一切都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什么缘故,托洛茨基在解释为什么“列宁往往逃避和各式各样的代理人、代表以及类似的人进行谈活”的时候,断言:“他(列宁)宁愿瞄准看不见的敌人,以免自己的视线注意那些偶然情况,而且也不至于过于软弱”。人们未必能够承认这种说列宁宁愿“瞄准看不见的敌人”的说法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例如,说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宁愿“瞄准看不见的敌人”,是绝对不恰当的。不喜欢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代理人,并且不喜欢和他们谈话,这是一回事,而和那些手执武器的人一起,并领导着他们对阶级敌人和政治敌人直接进行斗争,在国内和国外的各条战线上,打击那些最真实的“看得很清楚的”敌人,则又是另一回事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争取革命的那些年代里,列宁在后一方面作了不少活动。

已轻有人在报刊里指出了托洛茨基这本书里描写列宁的另一些惊人的例子。托洛茨基把列宁这样坚决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描写成“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灌输恐怖手段不可避免的思想”的人,而对于其他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的描写则完全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的形象变得极其不实,筒直是被毁坏了。对于《论列宁》一书作者为什么需要这种显著的夸张和歪曲,难道能够只表示惊讶吗?

或者让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在《政府工作》这一章里,托洛茨基特别强调指出,列宁在斯莫尔尼时期“一再重复地说过,过半年之后我们这里就会有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同时还引证了一九一八年一月所写就的和平提纲。随后说道:“他(列宁)在那种急骤转变的关头,采取了他所固有的极端作法:昨天他还说社会主义是最终目的,而今天却说在今后几个月必须为确保社会主义的主权而思考、谈论和行动”。托洛茨基为了强调“列宁那种强烈的唯心主义”,突然加了着重号写道:“他(列宁)所相信的是自己说的话”。似乎用列宁那种强烈的唯心主义作借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证明一切,而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在前几行里认为必要时所谈到的“伊里奇所固有的极端作法”那段话,就似乎没有任何内在的矛盾了。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同志那种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加以庸俗化的论断的说服力,是被他自己以前的一些解释所大大削弱了。可以把许许多多东西都归之为“唯心主义”,但是为什么要把列宁描写成这样呢,难道除了托洛茨基以外,别人都不了解列宁吗?毫无疑问,不仅是其他一些人,就连列宁本人,在斯莫尔尼的最初时期,都把自己对于革命和无产阶级建设事业未来的发展的概念,“压缩了阶段,缩短了期限”,可是,不应该把这种被过分夸大了的错误加到列宁身上去。也许许多人都犯了这种错误,然而正是列宁比所有的人都错得少些。但顺托洛茨基同志这一次所谈的,只是他自己在当时对“阶段”和“期限”的想法。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更加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直到革命的第七、第八年,还时常急躁不安,并时常暴露出对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是极为幼稚的不坚定性,为什么他不在客观条件里,而在臆造出来的现代各共产党领导人的“错误”里,找寻国际工人革命迟延的原因

托洛茨基极为“平淡”地写道:“天才就在于,年青的俄罗斯无产阶级由于列宁而摆脱了自己发展的局限条件,并获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普遍性。所以列宁之深受原来的社会环境影响,本性上是由于真正的、创造性的、不可战胜的国际性而繁荣起来的”①(托洛茨基:《论列宁》第93页。)可是就是这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描写,也还带着某种两面性,因为托洛茨基说道:“农民精神就存在在列宁主义中,因为(看来这个“因为”之所以需要,是想要以这句活的结尾来抹煞这句活的开头。一—莫洛托夫)它存在在俄国的无产阶般和我国的全部历史中……农民的精神在那里是通过无产阶级而折射出来的,是通过我国的(面且不仅是我国的)历史的最主要的动力而折射出来的,而列宁则使这种折射完美地表现了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是民族自发势力的要表现者”②(托洛茨基;《关于列宁之正确的和的伪造的论述》。引文中的着重号全是我加的。一—莫洛托夫)。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谈到关于列宁主义的“农民精神”问题和关于列宁的“农民的敏悟”问题,不止一次地说列宁是“民族自发势力的主要(!)表现者”(?!),在谈到列宁天才地克服了一切局限性的同时,力图强调指出列宁的“民族”意识和他的“农民精神”。

然而在我看来,对于作为第三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的列宁来就,特别突出的不是什么“农民精神”,也不是“民族自发势力的主要表现者”,而是他(列宁)善于从国际(其中也包括俄国)工人运动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和运动中吸取最重要的和真正革命的东西。在以上所指出的那些描写里,托洛茨基表现出了鲜明的两面性、矛盾性和对列宁的真正国际意义的歪曲。他只差没有补充说:具有“农民精种”和“民族自发势力”气味的列宁和列宁主义,应该到其他地方去找寻…例如,到“不断”革命的拥护者当中去找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就以拿列宁和马克思所作的比较来说,在这里托洛茨基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和列宁是世界历史中所仅能找到的两个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可是同时托洛茨基又说:‘马克思是留下了许多遗训的先知,而列宁则是这些遗训的最伟大的执行者(着重号是我加的。一莫洛托夫),列宁不是像马克思那样教导工人贵族,而是根据经验教导阶级和人民,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行动、演习并获得胜利”。就是在这些对列宁的描写里,也流露出某种两面性。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著作里几乎根本不谈列宁理论著作的意义问题。如果不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①(在《列宁与旧《火星报》》一文中,第8页),那么托洛茨基在《论列宁》一书中遇避了关于弗·伊·理论著作的意义问题,而关于“列宁是遗训的执行者”的空谈,则似乎证实托洛茨基回避列宁的理论著作的意义问题不是偶然的。无论如何,在这个问题里还有不明确之处,就是对列宁的这一评价也还给人以两面性的印象。

下面我们要专门谈谈托洛茨基是怎样评价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怎样评价列宁在十月起义中的作用的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转到托洛茨基在许多地方常强调的那种对于列宁的主要描写上。

托洛茨基在回答高尔基时写道:“要用一句话来说明一个人是很困难的。说一个人是伟大的、天才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如果要求用一个定义来表明列宁的话,那么我要说;”他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托洛茨基在多地方都谈到了列宁的那种“目标明确性”①(托洛茨基:《论列宁》第19、42、48、110页等。),而且到处都强调指出这是列宁的基本特征。可是这种“目标明确性”是怎样的呢?我且就完全使托洛茨基同志满意的这个概念的定义来谈一谈。他写道:“高尔基说得对:“列宁是力求达到目的之意志的惊人完美的化身’”。托洛茨基同志最后写道,“列宁的目标明确性是他的基本特征”。这样一来,就以这一定义强调指出,“目标明确的列宁”首先是意志一一专心致力于目的的意志。看来,托洛茨基是想以此指出,意志的因素在列宁身上占有首要地位,而在这种力求达到目的的意志里,则似乎包括了“列宁的全部实质及其最重要的核心”。要知道,早在一九〇二年,托洛茨基就已经说列宁是“目标彻底明确”的人了。然而,这种似乎是关于列宁的“全部实质”的定义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呢?也许在这个以列宁为领袖的党的队伍里,可以找到不止一个这种力求达到目标的意志占有首要地位、并且是主要的特征与“核心”的同志。同一个乖巧的格·达杨,在《红色处女地》里指出了托洛基同志所热情谈论的“目标明确性”正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的“精神天性”②(《红色处女地》一九二四年,第4期。)…。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这本书怎么不叫做《论托洛茨基》,而叫做《论列宁》呢?……而且,无论如何,格·达杨那个“精神天性”的定义,要比托洛茨基同志的定义更中肯得多。也我可以赞同格·达杨……对于《论列宁》一书作者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可是我国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所一致公认的真正领袖袖列宁本人,却决不可能削足就履地容纳在托洛茨基所提出的所谓他的“核心”的定义里。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绝无仅有的领袖——列宁身上,意志不可能占有主要地位,也不可能是基本特征。无论如何,决不可能认为在力求达到目标的意志里包括了列宁的“全部实质”和“核心”。如果列宁只具有最宏伟的“明确目标”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一一但这种意志和它的明确目标是不可能归人列宁那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意识之中的——,那么列宁就不是列宁了,这一点正是列宁的特征,最低限度就像我们说意志和片面性的明确目标是托洛茨基的特征一样。对于列宁来院,不是意志占了理智的上风,而是相反,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天赋的,吸牧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果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种经验的实质的其正领袖,列宁把理智同革命意志,或者也可以同目标的明确性合而为一,这一点正是列宁的基本的和独特的“特征”。因此我们觉得,托洛茨基在自己对列宁的描写里强调列宁的目标明确性,是完全不恰当的和绝对错误的。无论如何,托洛茨基所说的那种特征,连列宁的真正的“本质与核心”的一半都及不到。过分地强调列宁的目标明确性,只有在把列宁看做是“遗训的执行者”之一的情况下才能理解。然而托洛茨基却不敢把这一点(也就是他在把列宁和马克思相比较时所的活)同列宁的“目标明确性”的定义一起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不能不同意托洛茨基那种认为用一句括来就明列宁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的说法。我们不敢下这样简单的定义,特别是为了要对抗那种“目标明确性”的片面定义时更是如此。但是我认们为强调指出列宁的下一特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重要的,因为对于那些已经直接或间接(根据列宁的遗著)了解了列宁和所有将会了解列宁的人来说,列宁的这种特征是明确无疑的。这个特征就是列宁的完整性和他的内心的完全统一。在我们看来,列宁的形象似乎是一个用一块特殊材料做成的铸像或雕像。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的一个我们觉得是比较成功的定义:“在一个形象里体现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思想和不屈不挠的活动。这个形象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①(《论列宁》第152页。摘自一九一八年九月二日在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在关于一九O二年自己和列宁初次相识的回忆里指出,早在当时“列宁就开始成为列宁”。可是在此以后又说什么列宁的基本特征与核心是“目标明确性”,那意味着对列宁下了一个片面的、不正确的、虚假的定义。也许这种对于目标明确性的错误的强调,可以使我们理解他那似乎是对“列宁精神的主要动力”所下的定义:“对于人类发展之极大可能性的深刻而不可抑止的信念,永远是列宁精神的主要动力,为了这种信念可以而且应该付出任何(??!)牺牲与痛苦代价”②(同上书第113页,)。

我们对于这一点总是有些怀疑!我们怀疑为了“人类发展的可能性(1)”的信念,就可以不惜任何(!)“牺牲与痛苦”。难道整个这个“列宁精神”的定义不是一句纯粹的空话,而且是一句夸张得笨拙的、片面而且虚假的空话吗?

托洛茨基同志把目标明确性这一问题弄得绝对化了,目标明确性这本来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东西。不仅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就连普通一般革命的共产党人,都不能没有其正的革命的目标明确性。然而当这种目标明确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力求达到目标的意志,占了理智地选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和方法的上风时,这种“目标明确性”就可能招致极大的不幸。这就可以说是“目标明确性”的反面,因为它不能正确地、“用列宁的精神”估计形势。值得记忆的布列斯特时期,可以算是那些过于“目标明确的”人所犯的最危险的错误的典型例证之一。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论列宁》一书里,用专门的一章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分析那个时期。他在这一章里千方百计地力求证实(好像这样说比较客气些!)根本不可能证实的东西。他在这里企图使人相信,实际上在布列斯特时期,他和列宁之问“没有一点意见分歧的影子”!在该书的这一部分里,托洛茨基同志的“回忆”特别丰富。现在托洛茨基很生动地回忆出来的整整几页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对话,无论如何应该证明,如果要说在这一时期托洛茨基和列宁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只有这样一点,即托洛茨基有着巨大的远见和摆脱最困难情况的巨大才能,而列宁则没有。这些谈话还表明,除去其他一切功绩之外,在这一时刻使党避免分裂不多不少正是托洛茨基的功劳。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和八十六页,连续不断地写满了托洛茨基同列宁的这样的对话,托洛茨基希望用这些来证实他那“停止作战,可是不签订合约”的可悲的著名公式的优越性。为了以防万一,托洛茨基作了一个声明:“在这一章里所引用的对话当然仅仅只是谈话的大意”,可是这一声明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对于富有洞察力的读者”来说,也许是过分谦虚了。

整个这一章是如此的混乱,有这样多的内在矛盾,充满了如此多的企图证实无法证实的东西的愿望,因此要想在这里详细地进行分析是很困难的。这需要单独加以研究。在这里只能建议那些对布列斯特时期的真实史实感兴趣的同志去直接阅读当时的各种文件。要知道已经公布了许多这方面的文件。读一下托洛茨基本人在第七大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特别有益的。代表大会的记录,首先是托洛茨基这篇演说和列宁对他的回答的记录,可以使人了解托洛茨基对于当时“左派共产主义者”所竭力为之辩护的革命战争问题的真正态度。这些记录,特别是托洛茨基本人讲话中谈到对于和乌克兰的拉达签订和约的态度的那一部分,使人很容易相信,当时托洛茨基所非常接近的是“左派共产主义者”那种极其有害而且直接导致毁灭的政策,而不是列宁那种谨慎而坚定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①(①再说一遍,读一下第七次党代大会的记录是特别有益的。)。只是由于列宁以自己退出中央委员会来威胁,托洛茨基和中央委员会当中的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才抑制住了自己,从而使列宁有可能获得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并且通过了正确的决议。

最近几年来,人们已经不大回忆起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布列斯特问题上的那些错误了,但是在现在,当人们著书替那种极其危险的政治错误辩护时,就必须提醒他们:任何“对话”,任何“’回忆”,哪怕是“供传记作者参考”的,都不能消灭事实和关于那些事实的无可争辩的文件。

布列斯特时期证明,最强烈的“目标明确性”不仅可能给革命带来利盐,而且也可能把革命导致毁灭。对于托洛茨基和那些“左派共产主义者”当时的革命目标明确性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然而,但显未来的历史把我们从这种“目标明确性”中拯救出来!情愿“目标明确性”来得少一些,而列宁对我们的教导来得多一些。列宁的整个形象所显示出来的是:在达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时,要善于把目标和手段联系起来,善于把革命的意志和无产阶极的理智结合起来

总之,目标明确性不是列宁的“核心”,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是他的整个本质”。也许某人身上就有达种“目标明确性”,可是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正是因为他是铸成的完整的。至于托洛茨基我们与其说他是“目标明确的”,不如说他在自己的个人品质方面是有片面意志的,在自己的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历史转变时刻,则是两面性的和内部充满矛盾的。可是,难道我们的已经到了必须证明列宁不是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则不是列宁的时候吗?

正像托洛基所承认的那样,从十九世和九十年代初起“列宁就开始成为列宁”。从列宁成为党的领袖的时候起,他就善于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甚至是在同一时期,成为“各种不同的”人物:极为坚决而又高度灵活的政治家、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俄国革命来说是有条件的民族主义者,而作为第三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又是无条件的国际主义者,以及其他等等。

归根到底,列宁所体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和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他所体现的也许首先就是他的思想体系和党——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归根到底,列宁是铸成的和完整的就像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党是铸成的和完整的一样。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内脏和核心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党则在自己整个的历史中始终是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仅是以“决定性的一年”(托洛茨基同志喜欢这样来称呼一九一七年—顺便说说托洛茨基正好是在这一年加入我们党的),而且以自己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过去十五年它同革命的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动摇分子和和调和主义分子(其中也包括托洛茨基主义分子)所作的斗争,决不是徒劳无益的

托洛茨基在那些准备十月革命的慢长年代里不是和我们党在一起的,相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和党内的孟什维克反对派待在一个队伍里,并且猛烈地对我们党作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时托洛茨基同志的革命的目标明确性是足够的,对于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真正革命的道路的理解,对于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和建设事业的理解这却是他所没有的,直到革命时为止,他都不善于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来理解这点。因此,他在十月起义前的两三个月内参加我们党的时候,在起义时代,卓有成效地利用了自己的目标明确性,可是现在巳经看得很清楚,他远未消除自己过去那种孟什维克主义的思想意识上的动摇与矛盾。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革命的目标明确性给党和工人阶级带来无可怀疑的巨大而真实的利益(正像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一样,在需要指出正确的方向时,革命的目标明确性是极其必要的)的同时,使人在托洛茨基同志的思想里,首先是在他的政治路线里,显着地感觉到内在的矛盾、两面性以及那种在准备十月革命的漫长年代里始终和孟什维克义同一步调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遗迹和残余。正是列宁的整个形象,以其特殊的完整性和不可征服的内在的一性特别强调指出了托洛茨基政治上的两面性和内在的矛盾。列宁的这两个特征也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核心。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如此。

关于对待党的态度:列宁的榜样和托洛茨基的榜样

在《论列宁》一书里,自然对列宁的党铪予了很大的注意。不管把这本书叫做什么,哪怕是把它叫做“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它所谈的是举行了十月变革的党的领袖、创造者、坚定的倾导者和它的活的化身。显然,在该书中被称为“十月前后”的那一个重要部分里,党应该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托洛茨基却没有这样作,甚至根本没有这样做。他到处都谈到了党,然而却是在一些个别枝节之处,而且通常是用不引人注意、不显眼的方式谈的,所以很难从托洛茨基的描写来了解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核心”。当然,托洛茨基不是一般地来谈论党的,而是把党和列宁联系在起来谈的。但是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被他写成了这种样子,以致无论列宁和党都失去了自己本来的面目。那些乖巧的人企图把这点解释成这样,让我们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引证那位热情的评论家格·达扬的话:“托洛茨基同志又消除了一种对于列宁的错误的观念,照例,人们通常(?!)都认为,党是始终恭顺地(!)追随着列宁,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他的指挥棒(!!)的每一下挥舞。托洛茨基消灭了这种奇谈。他向我们表明,列宁是一个向觉所建立起来的观念作斗争的人,时而又是作出让步的和孤独的人”。

只有像格·达扬达种笨拙而狂热的评论家才能在寥寥数语之中说出这些庸俗和荒唐的话来。这位批评家充分表明,我们党的真正的精神对他是多么的格格不入,而他本人对我们党,又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但是不幸的是,有人企图根据托洛茨基《论列宁》一书来论证这种直接违反真理的关于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的说法。不幸的是《论列宁》一书充满着这类关于党和列宁的观念。 如果注意到书本身,那么在这里的确有不少对我们党的模棱两可的说明,并且简直歪曲了列宁对党的态度。在这里特别极力夸大一九一七年的党内分歧。有时候简直把当时个别同志和列宁的意见分歧描写成几乎是整个党在反对自己的领袖。托洛茨基显然是要为自己当时在党内的立场找寻类似的例子,所以他“勉强装上”一些事实。他兴高采烈地强调,列宁曾经怎样对那些“屡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起了可悲作用……,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的“老布尔什维克”进行过斗争。托洛茨基同志井常喜欢这句关于“老布尔什维克”的话,所以后来在《十月的教训》中又重复了这句话,而在那里,这些话已经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干部进行斗争的最恶毒的武器了。托洛茨基只是在描写情况时,顾便地谈到了自己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近我们党的不过这一点又被作者所惯用的话冲淡了。可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个别同志的错误和动摇,却在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中的那段时期里被表现得弄常突出,并对此作了完全错误的说明。

在《十月的教训》一书里成为主题而提出来的,个别同志(加米涅夫、季诺李耶夫等)巳轻承认了的那些错误,被彻底至曲了。《论列宁)一书在关于对待党的态度以及十月起义前后一些事件的间题上是和《一九一七年》一书有着特别联系的。这两本书里所谈的大部分是一些同样的间题,不过托洛茨基在《论列宁》一书里是小声地、暗示地、含混地谈到这些问题的,而在《十月的教训》一书里,则把这些问题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进攻……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政治讲坛了。

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一文的结尾处,以他习惯的作风,在党的面前卑躬屈膝,他写道:“没有党,离开党,绕过党,只通过党的代替物,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十年的主要教训”托洛茨基在联系到英国……即将举行的革命问题时,就是这样说的①(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60页(见本书第282页—译者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他在同一篇文章里是怎样说的,他说: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才决定(着重号是我加的。一莫洛托夫)改换自己的名称,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上去,而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整个俄罗斯都脱掉了资产阶级统治这件肮脏的衬衫”。在这里,他只差没有说: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九一七年是毫无作为的!然而不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党员,就是对于广大工人群众,也无需证明,布尔什维克党早在一九一七年,当托洛茨基同志还没有参加它的队伍以前,就无愧为走向胜利的国际无产阶级俄罗斯先锋队的领导了。

我们在这里,甚至在对于党的态度里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所特有的那种两面性。正是这种两面性,使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说了这样一句话:“党内有两个阶层,上层作决定,而下层只知道决议”①(托洛茨基:《新方针》第9页)。可是仅仅只过了四个月,托洛茨基同志却在第十三党代表大会上说了一句并非出自本心的夸大之辞:“归根到底,党永远是正确的”。

托洛茨基同志对党的态度也源自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咋天他还是党内的极端“民主主义者”(现在我们不准备回忆前天托洛茨基的行为);今天,在《论列宁》一书里,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完全歪曲地描写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在这里(请你们不仅彻底研究一下《论列宁》一书,而且也彻底研宪一下《十月的教训》)好好的列宁被托洛茨基描写成居然激烈地逼迫党,或是不但不和党商量、而且不问中央委员会就独自决定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不知是顺便决定的,还是在同个别一些同志的谈话过程中决定的。例如在《解散立宪会议》这一章里列宁就被描写成这个样子。大概托洛茨基至少是在紧张时期获得关于列宁和党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看法的。一九一七年列宁“在自己党内组织了一次反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等等,或是“列宁要求(是要求党吗?——莫洛托夫)彻底摆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护国主义,或是“党本身还没有意识到……列宁信心十足地领导了它……”①(托洛茨基:《论列宁》第53页)

托洛茨基就是这样来描写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的。这样一些对待党的手段,在托洛茨基看来,不仅和真实情况相符,而且似乎更符合事情的本质。这是党内某些“民主主义者”所臆想出来的领袖和党的关系的例子之一。这种关于党的概念,十分强烈地使人想到这不是党组织的生动的生活,而是按照根本不同于党的另一种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不同的组织的真实情况。

弗·伊·当年会就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职工会的提纲说过:“我们在军事方面有过好的东西:英雄主义、热情奋发等等。但是在这方面也有过不好的东西: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相反,不是支持军事方面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支持最坏的东西”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中文版第20-21页。—译者注)。也许现在正该记住;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在提纲里,而且在小册子里回避了自己政治品质中那种早就被列宁特别指出过的不好的特点。

托洛茨基十分错误地描述了列宁和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一九一七年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都从来不像《论列宁》一书和《十月的教训》中所描写的那样。列宁之所以会成为和能够成为党的领袖,主要是由于他的天才的领导党的才能是公认的,而且对党没有丝毫强迫,这种领导地位,不是列宁向党“要”来的,相反的,这是由于列宁最有力地、最有远见地和最明确地表达了党的思想与意志。因此,没有任何人能使列宁和党对立起来在个别情况下,列宁可能会和党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相抗衡,可是一个生气蓬勃不断发展的党难道能够没有意见冲突,没有个别的一些分歧意见吗?如果托洛茨基同志像列宁所做的那样在我们党内进行保卫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与政治基础的不倦的斗争,而不是像他自己现在所常常做的那样,把已轻恢复了的、然而在革命进程中亳无希望必然要瓦解的、特殊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支部塞到党内来这种恶劣的作法作为自己的任务,那末我们大家都会欢迎他。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被迫进行斗争,以便使某一意见在党内占优势,然面列宁从来也没有使自己同党对立过,他永远和党在一起,永远都是党所公认的最重要的领袖。人们根据列宁的经验就可以了解,列宁对党的那种态度是不可能产生对于党内领导权的野心的。在这方面,党史还应揭示一些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极有教益的情况,说有教益不仅是对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共产党员一事而言,而是因为托洛茨基走上了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的危险的道路。但是如果他现在在替自己辩护时想别有用心地把列宁说成是和党对立的,那么他这样做是不会得逞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

托洛茨基同志本人虽然直到革命时期才开始在党内工作,然而他早就能够从侧面来观察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了。可是他所描写的却不是事情的真实情况,看来,他所描写的那种列宁和党的相互关系,对于他自己对党的概念来说却是自然的和合乎规律的。不过,对于这点可以说,应该抱着很大的谨慎态度才可以信赖自己的经验和自己关于党的概念。托洛茨基最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已不止二十年。他曾经极其接近地直接观察过我们党和盂什维克党党内生活的各种事变。他在这方面的经验似乎比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都广泛而渊博。可是要知道正是因为这样,这种经验对于我们党来说,并不总是合适的。

多年以来,托洛茨基一直企图站在派别之外,并且企图起一种超派别的调停者的作用,因此他有时甚至置身于孟什维克的组织之外。事实上,他却从来没过起过真正调停者的作用。在几乎是革命前的全部时期中,托洛茨基的超派别态度归根到底实际上是对孟什维克的支持。事实上,托洛茨基同志所做的“调停”愈多,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间的分歧就愈大,它们也就更加形成为两个单独的政党。但是事实总归是事实。托洛茨基往往企图置身于这两个互相斗争的派别之间,或是驾凌于这两个党组织之上。无论如何他通常都觉得在孟什维克那种不固定的组织里自己是无拘无束的,因为这个组织多年以来一直使他十分满意。所以在革命前他一直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就托洛茨基今天对党的态度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如果说在革命前时期,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孟什维克的俘虏,他企图(虽然是不成功地)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起调停者的作用”,那么在今天,托洛茨基耠自己所提出的则是相反的任务。《论列宁》一书,以及有过之无不及的《十月的教训》都致力于加强扩大过去党内的一些个别的意见分歧。过去的“调停者”,现在成了党内意见分歧的狂热的煽动分子。为此他在一九二四年又从一九一七年的党史中翻出了一些事件来唠叨。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企图继承在十月革命时代无情地斥责了这些错误的列宁的作用,不过他失败了。这对于托洛芙基不仅是完全不合适的,而且从这里他也会像他从过去的“调停活动”中一无所获一样也得不到任何东西。托洛茨基的瓦解党的文章,今天决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党在十月革命时代跨过了个别同志的错误,现在也将跨过托洛茨基的错误而继续前进。

不过在十月革命时代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之问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在于,他们自己早已亳无保留地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而托洛茨基不仅甚至没有鼓起勇气承认自己的主要错误,而且现在还在给过去的错误增加新的越来越大的政治错误。

第二个结论。在革命前的许多年里,在大多数情况下,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处境,是一个孤独的革命者的处境。托洛茨基在个别的场合下是和孟什维克的组织整个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其他亠些情况下则并非整个地和孟什维克的组织联系在一起,他在那个时候,在当时孟维什克的党内,是尽可以把自己算作一个知识分子革命家,这种革命家和任何党组织都没有组织联系,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在组织上牢固地在党组织中生根。在这些年代里,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一个孤独的革命者。因此,托洛茨基还不可能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型的、其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可是最低限度,托洛茨基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时代末期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的时候起,应该了解,今后自己不应该再保持过去那种对待党组织的态度。托洛茨基在过去可能用以对待孟什维克党的那种态度,就是在当时也不可能用以对待我们的党;今后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直是真正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更不可能了。不可能用任何赞词、任何承认党的伟大意义的空话来代替事实上对待党的正确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态度。因此,托洛茨基同志应该了解自己现在的政治立场的内在矛盾和对待党的态度的两面性是和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调和的

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新的侦察和探测的理论和关于十月的口号

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列宁和十月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列宁在十月起义中的作用,是英正的领袖的作用,是党和群众的真正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可是托洛茨基在《变革》一章里却对列宁在十月事变时期的作用,提出了完全“新的”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列宁首先是一个阴谋家,而且是一个很不成功的阴谋家。原来,列宁在十月前夕还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他就要求毫不迟延地进行那种正确的阴谋”(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原来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敌入的洞察力和果断精神,并要求党在起义前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几天里,去作它所不可能作到而且也不应该去作的事。托洛茨基在《论列宁》一书中,以下列这种教训的方式跟他自己虚构出来的列宁进行筝论,他说:“党不能够不依靠苏维埃并且背着苏维埃来夺取政权。这也许是个错误”。下面他又说:“如果背着苏维埃,不和它一起来举行起义,……这只会在卫戍部队中造成危险的混乱”。

托洛茨基在进一步描写十月前夕中央委员会的情况时又强调了列宁的这一立场:似乎列宁要求“立即组织不依靠苏维埃的起义”。最后,在过了两页之后,托洛茨基描写了十月起义的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十月二十五日晚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他(列宁)直到这一时刻,才终于同意我们放弃用秘密阴谋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直到现在(十月二十五日晚上)他才彻底批准并安心于事件发展所采取的那种方式”(第75页)①(所有这些引文中的音重号都是我加的。一莫洛托夫)

为了证实这些话根本不是在今后还可以“修改、说明和补充”(序首中的话)的回忆录中偶然不加思考而写出的片断,可以从《十月的教训》中引证符合于《论列宁》一书中这几页的地方来加以补充。除去上面已谈到的之外,托洛芙茨还在这些“教训”里补充说,列宁建议在莫斯科开始起义(相应的一些指示是用完全错误的精神说明的。—一莫洛托夫),同时,他用下列一段话来教训列宁:“在由党夺取政权(着重号是我加的。一莫洛托夫)的空洞的口号下安排武装起义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利的口号下作好准备然后再实现起义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见本书第274页)

在这一切之后,还值得谈一谈托洛茨基对于十月革命的领袖的看法。在他看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列宁,不是我们的伊里奇,而是一个被各种事件搞糊涂了的人的非常可怜的形象。自然,托洛茨基宽容大度地为列宁找寻辩护的理由:据说列宁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机敏性,列宁由于自己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估计到在这一时期革命事变和情绪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根本转变。井且要知道,列宁直到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托洛茨基补充说:“直到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才理解(理解!)“事件发展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尽管替妄加在列宁身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错误(秘密阴谋,要求党背着苏维埃夺取政权等等)进行了辩护,列宁已经不可能上升为十月变革的真正领袖了。如果按照托洛基的说法来判断:列宁是没法上升为领袖了。

托洛茨基为列宁准备了完全不同的位置。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是怎样描写自己在十月事变中的作用的并且把这种描写和托洛茨基对列宁的描写来比较一下。对于这一点在《论列宁》一书中不像著名的《十月的数训》中说得那么明显。托洛茨基在后一著作中把自己描写成“平静的”、几乎是“合法”的(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冷静的”)十月九日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对于这大起义说来,“十月二十五日的起义只具有补充的性质”。原来“自从我们彼得格勒苏维埃拒绝执行克伦斯基关于把三分之二的卫戍部队调往前线的命令起,实际上我们已进入武装起义状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没能估计到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四分之三(即使不是更多的话)的结果”。接着,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原来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前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已经完成了即使不是十月变革的十分之九,也是它的四分之三。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充分描绘了在十月那些日子里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景象:一个是列宁,这是一个可怜的阴谋家,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他倾导了这一起义的“十分之九”。在我们面前,列宁是一个“秘密阴谋”的失败者,而与之并列的托洛茨基,则是“平静的”起义的英雄

不仅是党,就连广大的非党群众都很容易对此加以比较井作出选择!使人难于理解的是,托洛茨基同志怎么会故意进行这种比较。实际上,托洛茨基是直接把自己和列宁对立起来,井且完全错误地说明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十月事变的干预和影响。托洛芙基对于十月变革的一切基本事实的描写显然是根本错误的。即使这本书是托洛茨基本人所写的,可是那种认为十月变革的各种事件在两三年以前就可能在列宁领导下发生的意见,也是使人根本无法容忍的。现在不仅是十月事变的参加者,就连所有对这个时代感到兴趣和进行研究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中对于十月事变和一些领导同志在这一事变中的作用所作的描写,是不真实的和伪造的。现在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恢复了十月事变真实景象的基本事实。无庸置疑,这些对事实的真实描远,必将彻底粉碎托洛茨基的伪造。

对于托洛茨基本人不单是透露出来、而且在他对十月时代各种事件的描写里简直是完全暴露在外面的那种内心矛盾还值得谈论吗?根据他的描写来看,列宁在十月中旬的时候,还在保卫他那“背着苏维埃”的秘密阴谋,可是另一方面,事变却“合法”而“平静”地妙不可言地展开了,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所需要的只是不大的补充性质的起义,以割断二月政权的脐带而已”。(见本书第277页)这样一来,不论是列宁或党、工人或士兵,都没有发觉他们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完成“主要的”起义的。你们倒想想看,在托洛茨基的描写里,竟然一方面说列宁直到十月二十五日晚上还是一个要求不等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尽快地夺取政权的秘密的阴谋家;而另一方面却说,最低限度,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以前两个星期,起义实际上就巳完成了“十分之九”,苏维埃代表大会只不过是批准这个起义而已。列宁原来最终地处在什么也不理解、而且什么也看不见的头脑简单的人的地位。

在这样地描写了十月变革之后,同一位托洛茨基所说的那一大套对列宁的恭维话,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吗?难道还有任何意义吗?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列宁实际上只是一个像托洛茨基所描写的那种可怜的,没能“达到目标”的平庸的领袖,或者托洛茨基的“回忆”和“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歪曲和伪造的。或者列宁不是像党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所了解的那个真正的列宁——十月革命的灵魂和领袖,或者托洛茨基的“回忆”和“历史”浸透了妄自拿大到不知分寸的恶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种种最恶劣的手法,井且中了它们的毒。对于我们和读者来说,大家都明白真相是什么,真理在哪里。关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不上一次,而且今后还有不少话要讲。十月事变时代的事实材料是这样的丰富,类似托洛茨基的《论列宁》那种恶劣的书籍以及类似《十月的教训》那种恶劣的十月历史论述是不能歪曲或丑化作为十月变革时期党的领袖的列宁的作用的。

现在让我们转到下一问题上去。

在《论列宁》一书中,也谈到了十月的准备时期。托洛茨基在这本书和《十月的教训》中对于当时党内的意见分歧特别注意。上面我们已经谈过,托洛茨基同志所叙述的当时我们党内的意见分歧是极其错误和歪曲的。现在,由于十月前的革命时代的间题,必须再谈谈托洛芙基同志在对于这些事件和我们党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评价中所犯的一个巨大错误。对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来说,这个错误后来变得更为普遍更为典型。托洛茨基同志创造了一种所谓革命侦察和探测的特殊理论。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第三大代表大会时期,有一次曾经说过:我们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做了不少蠢事。他所指的是过早的军事行动,和不符合于我们在国家范围内的力量的,过分含有敌意的示威形式”。(第五十九页)托洛茨基同志在第六十七页又谈到了这点,他说:“这些‘蠢事是什么呢?是以强力或过分以强力来,是攻势的成过分攻势的侦察。不时时进行这种侦查,就会落后群众(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可是另一方面,大家知道,攻势侦察有时会被迫变成决战。在七月里就几乎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终于及时发出了退却信号”。

托洛茨基同志之所以需要在有关十月变革的最初的两章里,预先提出这种“侦察和探测的理论”,是为了在下面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一章里可以由此替自己在布列斯特的错误作辩护他在这里说:“我们的党刚刚走出灼热的十月洪炉,还需要以行动来捡验国际局势”,并把自己和自己的支持者叫做“‘既不战,又不和的探测公式(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的支持者”。为了彻底证实自己的不容许辩护的布列斯特立场,托洛茨基说道“三年之后我们又作了一次冒险—一这一次是根据列宁的倡导—一用军队去探测(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资产阶级贵族的波兰。结果我们被击退了。这和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也就是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时期的立场。莫洛托夫)有什么区别呢?原则的区别是没有的。只是冒险的程度不同而已。”可是《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已十分坚决地击退了拿列宁在一九二〇年用军队去探测资产阶级一贵族的波兰来为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立场作辩护的这种企图。并且解释了布列斯特和华沙之间的原则区别(“拿头去冒险”和“拿手去冒险”),可是托洛茨基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区别)。

应该谈谈托洛茨基为了给自己在布列斯特的错误作辩护,同时也为了揭露布尔什维克的“右翼”而杜撰出来的整套“侦察和探测的理论"”。在托洛茨基的描写里,党在十月之前,至少每个月进行一次“侦察”和“探测”。四月二十一日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示威是侦察。六月十日由布尔什维克决定的和示威是侦察。七月事变是探测。托洛茨基同志由此而推论出布列斯特时期检验国际局势和一九二〇年探测波兰的合法性。然而,应该比托洛茨基同志更加严肃地来对待我们的革命史。托洛茨基同志只有一点是对的,即一九二O年实际上决定过用军队去探测,不过这本来是一个错误,而党早已承认了这一点。托洛茨基同志还有一点是对的,即布尔什维克所建议的六月十日和示威也是探测群众情绪和整个政治形势的方式之一。然而正是这个例子,应该正确地说明党对待“检验”和“探测”的立场。党对它们的态度是如此的慎重,在考虑了当时非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要求以后,甚至同意取消和平示威。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却把自发的革命群众在四月里的最初发动之一说成是党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同时还似乎是违反了“右翼”布尔什维克的意志而进行的侦察!他对七月事变的态度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七月事变根本不是党预先准备和组织的。相反地,不顾党的提议,首先是机枪手们,后来是彼得格勒的一般的士兵和工人,在七月三日举行了武装示威。在这种情况下,党理解了自己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作用,作为在当时力图使那业已开始了的但仍然是自发的发动具有比较有粗糙的性质的领导者的作用。

党在自发开始的运动具有广泛规模之后才决定领导它,但是(在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讨论了整个玫治形势之后)决定把它限制在大规模示威的范围内。只是在最后这种意义上,而不是把它当作党预先准备的事业,才能把七月示威算作对政治形势的探测。由此可知,党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慎重地对待革命的检验和探测。由此可知,托洛茨基企图用对国际形势的“侦察和探测的理论”来解释自己在布列斯特的错误是多么勉强与难以服人。保卫在过了六年多之后本来应该比较客观地对待的这一明显的错误的企图,现在巳经不能不承认这是过分的妄尊自大和十足的荒谬可笑。把新的错误的“侦察和探测的理论”加到旧的错误里去——这意味着不是前进,而是倒退,意味着在华丽的外表下日益陷人自己的政治矛盾之中。

革命策略的这种最新“理论”,实质上是与我们党格格不入的。其所以格格不入,是因为它非常像革命的冒险主义。企图以布列斯特为例证来捍卫这种“侦察和探测的理论”,却正好突出了它的恶劣的特征,和它对最危险的一号冒险主义的接近。在这种场合下,这种企图主要是为了掩饰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列斯特时期缺乏鲜明的革命立场。如果党在过去的确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这就会是最危验的革命冒睑道路。那时,这种“理论”和跟它前进的人就必已落于崩溃了的革命的废墟之中了。因此,无论是托洛茨基的布列斯持立场表面上的一切“革命性”,还是表面上“左倾”的整套侦察和探测的理论,都是和列宁的革命策略格格不入的。

在这里还应该再谈谈托洛茨基同志对于十月时期个别一些口号所作的虚伪的、正确些说是混乱的解释。《论列宁》一书中有一处在这方面特别突出。托洛茨基描写了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和孟什克的报抵,怎样从变革的最初几天起就变成为“一种相当和谐的豺狼和疯狗的大合唱”,与此同时,他转逑了自己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段谈话:

“许多报只纸特别抓住了‘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并且用一切方法,在社论、诗篇和小品文里唠叨这句话。
一他们可算是抓住‘掠夺掠夺物’这句话了,列宁有一次带着开玩笑的绝望神情说。
一这句话是谁说的?一我问道,—还是捏造出来的?
—不,我有一次的确说过这句话,—一列宁回答道,一一我说过就忘了,可是他们却把这句话变成了整个纲倾。于是他幽默地挥了挥手。”

这个“谈话”已经在我们的报刊中引起了一些评论,这些评论发了合理的抗议,反对这样来描写列宁对“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的态度。在此之后,托洛茨基同志又企图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2-13期)中对这次谈话加以解释。他在自己的解释中,似乎采用了一切可能的观点:政治的,心理的,语言学的,最后还有事实的观点,来探讨这个短短的谈话。对于一个短短的谈话就已需要这些过于冗长和过于详尽的“解释”,这就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同志对自己所写的整本《论列宁》一书得作出多少解释来了。托洛茨基很恼火那些怀疑他的记忆力的人,为了解释关于他和列宁的这个使人感到非常奇怪的谈话,他亳不吝惜自己的文章与辩才。如果把现在在《布尔什维克》杂志里所作的这些解释和他在《论列宁》这本小册子中所写的东西比较一下,那么托洛茨基所固有的混乱和矛盾就变得特别明显了。实际上,托洛茨基找到了一个有利于他所引用的“谈话”的严肃论据。他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解释说,他和列宁的这次谈话是在苏维埃革命最初那个“骚动和猛烈攻击的时期已经结束之后进行的。并且引用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演讲作为证据。然而从《论列宁》一书中这段谈话的原文中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这次谈话是在十月变革过了半年之后进行的。相反,《政府工作》一章的这一部分的全部原文,谈的完全是另一个时期——谈的是十月起义之后最初几个星期的事。因此,为了要前后一致,托洛茨基同志不得不对《论列宁》一书中的这一部分进行修改,否则它不可能不给苏维埃人造成一种模棱两可的印象。

究竟托洛茨基同志在哪里是对的:是在《政府工作》那一章里(在那一章里,据托洛茨基的转述,关于“掠夺掠夺物”这句话,列宁说他“说过就忘了”),还是在发表于《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解释文章里(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文章里说,列宁“当然没有抛弃二月〔一九一八年〕以前那个时期的各种口号—一其中也包括“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在内”)呢?

如果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里说,“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对于十月革命最初时期是正确的,并且又十分正确地补充说,这一口号对于革命的次一时期是不正确的,那末在《论列宁》一书里则根本没有暗示“掠夺掠夺物”这一口号具有两种作用(对于不同的时代),其实,这一口号就和其他所有的口号一样,都具有两种作用。另一方面,难道列宁会经这样地对待过口号:“说过就忘了”吗?不,列宁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在《论列宁》一书里,托洛茨基同志把“掠夺掠夺物”这个口号说得根本不像个口号,列宁之所以在最激烈的十月时代提出这一口号,是为了把拉丁语的“剥夺剥夺者”给群众翻译成俄语。而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在回忆录里丝毫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连列宁……托洛茨基都要回避这个口号。因此整个这段谈话留下了模棱两可的印象。也许托洛茨基同志至少会承认和改正这个错误吧?

现代托洛茨基主义是在列宁的旗帜下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论列宁》一书的特征之一是,作者对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的掩饰。这一卢从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列宁和旧(火星报)》就开始了。在这篇文章里所谈的是“列宁开始成为列宁”的那个时期。可是在这个时期托洛茨基是怎样开始成为托洛茨基的,这一点却没有谈到;其实,托洛茨基政治面貌的一些基本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而这一点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作者在关于《火星报》时期的第一章里讲述了与党的第二大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如所周知,党是在这次大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或者像托洛茨基所写的那样“火星报分子在第二大代表大会上分裂为强硬派和温和派”。

在此以前,托洛茨基指出:“可以说,在分裂之前和代表大会之前,列宁就是强硬派,而马尔托夫则是温和派。他们两个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不过在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里很难找到有关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时期是怎样的,是“强硬派”还是“温和派”这一间题的任何明确说明。不错,托洛茨基有一个地方引用了列宁把马尔托失和托洛茨基加以比较的话。照托洛基的说法,列宁说过:“关于通俗的机关刊物问题还是让马尔托夫去反驳普列汉诺夫比较好马尔托夫将模糊这个问题,可是您却会非常生硬地对待这个问题还是模糊比较好些”。而托洛茨基补充说:“模糊和生硬地对待这些字眼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这样看来,似乎当时托洛茨基并不像那个“温和的”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地方回忆说,列宁曾经想让他参加《火星报》编辑部作为第七位编辑,以便加强对普列汉诺夫的反抗。这一段回忆又一次地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当时托洛茨基是和列宁在一起的。可是在此之后却使人完至不能理解了,至少在托洛茨基的文章《列宁和旧《火星报〉》里根本没有解释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某些事件。托洛茨基写道:在第二大党代表大会之前“我(托洛茨基)是把《火星报》当作一个整体来接受的,而且在那几个月里,那种想在《火星报》或它的编辑部里找寻不同的倾向、判断和影响等等念头对我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似乎是和我的内心敌对的”。当然,我们只能接受托洛茨基的这一说法,即在第二大代表大会之前,他甚至没有想到《火星报》里有意见分歧,而“火星报分子”之间在这次大代表大会上的意见分歧,完全出于他的意料之外。可是《列宁和旧《火星报》》一文毕竟是在九二四年写成的;而且在其中把一切都写成这个样子,似乎在这次大代表大会之前的那段时同里,托洛茨基是和列宁在一起的在文章里根本没有谈到,在第二大代表大会上他(托洛茨基)是和谁在一起的,最后,它也根本没有谈到,托洛茨基在这次大代表大会上怎样加人了列宁的反对者的那一边去,以及为什么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参加了孟什维克反对布尔什维克,首先是反对列宁的斗争。整个这篇文章抹煞了对第二大代表大会的准备,因此从这里根本不可能了解为什么从第二大代表大会起我们实际上开始形成为两个党以及为什么托洛茨基从这个时候起在几乎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接近了这两个党当中的一个即接近了盂什维克的问题。在一九二四年本来应该十分明显、毫不暗示、毫不模糊地说明这一点,像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那样,也就是说本来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说明这一点。尽管书名叫做《论列宁》,可是托洛茨基同志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却不厌其详地谈论自己。

现在我们要跳过十五年的时间间隔,来谈谈在《十月前后》这个总标题下的好几篇文章托洛茨基从其中的第一篇起就在说明自己同我们党的接近。这里谈到了二月革命之后同列宁的初次会面。这里也谈到当时还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统一派分子的托洛茨基在这一时期,因为“政策是共同的”而以“我们,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名义发表过演说。随后托洛茨基在说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的那些日子时提到:“统一派分子在这个时期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几乎就是托洛茨基所谈到的关于自己向布尔什维克党转变的全部情形。这里又有一个使人奇怪的事情是没有明白地说明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不能不指出,在同布尔什维克了十五年之久的意见分歧之后,托洛茨基的这一步骤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然而托洛茨基却用几句简单的话代替了必要的说明。

托洛茨基在另一个地方,即在自己的小册子《新方针》里写道我根本不认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那条道路不如别的道路来得坚实可靠”。假使托洛茨基同志不但解释了一九〇三年他是怎样加入孟什维克的,而且也解释了一九一七年他是怎样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那该有多么适时啊。但是,遗城的是他既没有解释前一问题,也没有解释后一问题。

正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托洛茨基特别是在《论列宁》一书里不仅关于列宁谈了很多,而且,关于自己也许谈得还要多!可是他却没有认真地谈到自己政治发展中那些使人注意的因素,甚至掩饰了它们。刊登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的那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在回答瓦尔津同志的短评时说明,他为什么正是在《论列宁》一书中谈到“他极其亲密地和列宁在一起工作”的那个时期。而文章在谈到列宁以及他同列宁分道扬镳的那些时期时,托洛茨基声明说:“在多年来关于党的发展道路的意见分歧基本问题上,真理完整地和整个地在列宁的一边”①(《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2-13期第103页)。在这句不长的和表面上明确的话里,又包含着两个很大的含混之处。在“关于党的发展道路”这句话里,嗳昧地谈到了这样一些意见分歧,它们实质上甚至不是一个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而是分裂为两个对立方面的两个党之间的意见分歧:一个党同无产阶级一起走向会主义,另一个党则同资产阶级一起保卫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在这里所暧昧地谈到的过去“关于党的发展道路”的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斗争的问题,是一个关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向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政治走狗作斗争的问题。可是为什么托洛茨基不肯肯定地来解释这一点不肯背定地说出这一点来呢?最近人们对于和托洛茨基原来的政治立场有关的这一问题都很关心。所以希望托洛茨基同志自己来“十分”明确地和毫不掩饰地谈睒这个时期,即使在另外的地方来谈也好。而我们在上面引证“关于党的发展道路”这句短短的话时,已经指出托洛茨基同志在这句话里隐藏着两个很大的含混之处。第二个含混之处是,托洛茨基在这里用党的“发展道路”这句话来掩饰他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上,而且在革命策略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在对我们的革命的评价上的意见分歧。同时,他还不得不把后面的这些意见分歧也归结为一些基本的“多年来的意见分歧”。很遗憾《十月的教训》再一次证实了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托洛茨基直到现在在这里还站在彻底错误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列宁不止一次地证明过那些所谓“不断革命”的支持者的立场的错误。这种半孟什维克的政治路线的错误,根据列宁对“不断革命”的批判,最近又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实。

正像现在报刊中所提醒的那样,列宁曾经以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事件为例,又一次强调指出了那些“不断革命论者”立场的错误。托洛茨基是知道而且记得这一点的。他在《十月的教训》中回忆说:“列宁有时也说过,在二月革命初期,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曾把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实现到一定程度。这种说法(托洛茨基是赞成这种说法的)只有在这些苏维埃掌握了全部政权的情况下才是对的。但是正如列宁不止一次阐述过的那样,二月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仅仅实现了一半政权……妥协派苏维埃的不稳定性也正在于这种工农兵半政权联合中的民主形式的不明确。这些苏维埃要想不趋于消灭,就得真正把政权夺到自己的手里。然而他们要夺到政权,不能以各党所代表的工农民主联合的形式去进行,而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去进行。这个无产阶级处于统一的党的领导之下,并领导着从农民中的半无产者起的农民群众。换句话说,工农民主联合只能看成是一种未成熟的、没有取得真正政权的形式,也就是一种倾向,但不是事实”(《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训》第20—21页(见本书第224页。——译者注))

托洛茨基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列宁的名宇,而且事实上还用他自已的名字来加以掩饰,然而显然他是在和列宁就评价革命和革命的策略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托洛茨基在这里重复了他那些主要的老错误之一;错误地低估并且不正确地否定农民在我们革命中的革命作用。而这个错误在最近一个时期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分析过。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在《十月的教训》中,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怎样从实际上来推翻他那在前面引文里所重复的、不断革命的错误。请看,这就是他本人在《十月的教训》一书的倒数第二页上所说的话:“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到底,在贝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问没有任何原则区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一打贝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接着托洛茨基是这样结束这一段话的;“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线”(①《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第一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训》第68页(见本书第288页,一译者注))(着重号是我加的。—莫洛托夫)。从托洛茨基同志这些话里能得到些什么呢?也许,从他自己最后的话里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想要强指出,那里面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托洛茨基同志不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写的那些文章吗?列宁在那些文章里继续坚决地谴责了“不断革命”的观点并且列宁和我们的党正是根据我们党要求把当时的孟什维克一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夺到自已手上来和把“十二个贝舍霍诺夫之流”安置到内阁中去的建议的例子,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上彻底地执行了自己的、也可以说正是特殊的观点。怎么能赞成党的这种政策,怎么能同从来没有同意过“不断革命论者”的立场的列宁相一致,而同时又说“不断革命论者”的立场是正确的呢?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又一次地看到,托洛茨基同志是怎样在力图掩饰自己的政策,怎样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改策搞得错综迷离。托洛茨基始终被他过去的政策,被自己那种妨碍他在今天彻底立足于正确的布尔什维克政策之上的托洛茨基主义所控制直到一九二四年,他还没能放能自己过去那种半孟什维克的基本错误:过低地估计农民的革命作用。实际上虽然现在他根本不可能反对我们党在一九一七年的政策,甚至在为我们当时的政策辩护,然而他却保留了自己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不过,不管是在革命前,还是在一九一七年,党,首先是列宁都坚决谴责了这种观点

托洛茨基——这不是一个新的政治人物。他在所经过的一系列阶段上,不是和孟什维克组成全面的联盟,就是和他们结成半联盟。列宁同志在自己的文章里,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些阶段。例如,一九一四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杂志《启蒙》里,就扼要地说明了托洛茨基在从十九世和九十年代到一九一四年这段时同中的政治发展。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托洛茨基的“特殊”路线作了一种无法反驳的评价,他说:“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间”①(《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49页一译者注)。托洛茨基在和孟什维克决裂之后加又了布尔什维克党,这似乎是他最后经历的阶段。然而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一些言论,却使人想起了过去列宁对他的某些评论。

在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指出,托洛茨基在待在我们党内这段时间里,在革命后的七年时间里,也有着可以说是自己的独特的”党员史。如果说以前在一九一四年,列宁认为有必要对年青一代的工人复述托洛茨基政治发展的历史,那末就更有必要对现在这一代的工人、新的工人阶层更清楚地叙述托洛茨基在革命后这几年里的政治发展的历史。这段政治发展史,正像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所表明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他过去的政治发展相联系的。在革命后的这几年里,托洛茨基在我们党的队伍里度过了党所度过的一切阶段,可是在一系列其正重要的革命时刻,托洛茨基却企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这种立场不同于大多数党员的立场,特别是不同于列宁的立扬。然而不管在哪个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那种和列宁的立场不同的“特殊”立场,都是错误的。

布列斯特时期,是在一九一八年一、二月间开始的。那时他的错误的实质何在,我们已经谈过了。在一九二一年,在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时期,托洛茨基同志主张在这一时期加速职工会的事实上的国家化。而当时革命向我们提出的完全是另一类的任务,即转向粮食税,转向更自由的商业贸易,建立一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职工会也必须转向一些新的任务,提出这些任务所依据的路,完全不同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路线。在这以后,托洛茨基变成了经济领域内那种所谓“计划性”的特殊保卫者。他激烈无情地批评党中央委员会低估了经济计划的重要性,把“经济计划”这一口号变成了似乎是他个人专有的口号,既没有预见到,也没有发觉,在中央委员会的导下党在当时所准备的和在后来所实行的币制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中实行计划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因素。这位经济计划的英雄,为了这个时髦的观念,不惜在些文章里、各大讲话里和给中央委员会的专门声明里夸夸其谈,可是恰好对于有关币制改革有关经济计划的这一主要基础,却老是“忘了”谈,“忘了”写。党和中央委员会没有理睬托洛茨基同志那种令人难忘的“健忘”,探索并走上了保证实现经济生活国家计划化原则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过去的一年中,托洛茨基同志是党内争论的发起者和首脑。在这个时期,他不惜笔墨用否定的态度来形容党。同反对派的预言相反,我们大家都记得的这场争论,以“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结束了,当时有二十万工人加入了我们的党,也就是加入了他们自己的党,列宁的党。这一切是在正广大的工人群众政治上十分明显地同情党的气氛中发生的,同时也是在党内的小资产阶极的反对派在精神上彻底失败,即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政治上破产的气氛中发生的。

在最近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所发表的具有他自己那种“特殊观点的言论越来越多了,而且不限于党内的一些问题。同时他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的数量和他所造成的“混乱的范围”(这是按照托洛茨基自已的说法)也增加了和扩大了。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企图,使他自己在党内孤立起来,并脱高了党的主要千部,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最严重的警告。

党器重托洛茨基,知道他的巨大作用,和他在最近几年的革命功绩,然而党不能不注意最近他所犯的那些日益增长的政治错误。那种复活托洛茨基主义的企图,使党不能不特别警惕。党很清楚,旧的托洛茨基主义曾经企图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方面分别吸取一些东西。可是党深知在托洛茨基主义里丝亳没有布尔什维克的东西,它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地和整个地”和党格格不入的。现代托洛茨基主义和旧的托洛茨基主义一样,都是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托洛茨基主义里的“新东西”,并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孟什维克主义的残余和遗毒而已。无产阶级所重视和需要的列宁主义,正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是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种任务的完整而内部统一的学说,是工人政党在无产阶专政时代的彻底革命的政策。托洛茨基主义对列宁主义的革新,是和列宁主义的彻底的革命精神相对立的,这就像当年修正主义者企图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进行革新和修改,是和马克思学说的实质相对立的一样。如果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企图在某些地方掩饰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问的区别,如果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企图在列宁主义面前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某些东西辩护,不管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样的个人打算,都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使用了恶劣手段而图谋未遂的行为。这种对列宁主义的修正,这种对于列宁的利用即使是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也是行不通的。政治上的两面性和对思想立场的任何掩饰,也是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现在党有许多实际工作,许多刻不容缓的实际任务,在这方面党是完全一致的,正像在一切基本问题上、在对于自己的革命道路和政治前景的判断上党是完全一致的一样。在这方面,党不需要争论,因此也不希望争论可是就托洛茨基主义的各种新的和旧的错误而言,阐明列宁主义的原则,对于党来说,现在却是绝对必要的。必须坚决地反击把托洛茨基主义当作一种思潮而使之复活的企图。不能不把这种企图看作是对于列宁主义之机会主义的修正。在最近几年里扩大了的革命组织,现在学习列宁主义的方针所获得的成效,特别是研究托洛茨基分子在过去和现在的错误所获得的成效,必然有助于对我们党内真正的列宁主义者的教育,井使之在玫治上成长起来。托洛茨基把自己算作一个列宁主义者。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所谈论的《论列宁》一书,本来是可以很好地证实这一点的。然而,在这本书对于我们党的领袖和党本身所作的描写里,各种错误、谬误和歪曲是这样的显著与惊人,以致不如说托洛茨基同志是用它来证实相反的东西。正像在《十月的教训》和《新方针》里一样,在这本书里,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显然超过了积极的方面:在托洛茨基身上托洛茨基主义者占了列宁主义者的上风。根据托洛茨基的声明,论列宁》一书是供列宁的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可是列宁的政治傅传的作者,不应该根据像托洛茨基同志的(论列宁》一书这样的政治倾向性极为恶劣的小册子来为列宁作传,而是应该根据革命前和革命年代的精彩史实为我们所保留下来的,那些最有价值而且没有被任何人歪曲过的材料和文件来为列宁作传

就像《十月的教训》和《新方针》一样,《论列宁》这本小册子将成为说明托洛茨基今天的政治立场的两面性的材料,从而也将成为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训的材料。


#6

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路将往何处去
(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第二七三号。)

一、十月的意见分歧和我当时的错误。关于布列斯特与十月以后头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二三事

托洛茨基同志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用托洛茨基主义来顶替列宁主义。早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在为一九〇五年的著作写的序里,就已经开始“暗地从事”这一勾当了(在加米涅夫同志报告中,关于这一点就得比较详细,可以参阅)。当列宁在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敢直接进行攻击。现在托洛茨基看来是断定“时机成熟了”。根据一切战略规则,在开始“决定性的打击”之前,必须先进行炮火准备。对于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右翼”的攻击,特别是对于本文作者的十月错误的攻击,必然起着烟幕作用。

我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初的确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虽然我在几天之内就承认并制正了这一错误。但能然这几天不是平常的,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既然这个时期是特别紧张的,所以错误也就极其危险了。

无论如何,我没有低估这个错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对我们的错误的严厉反击,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异常紧张。当时他建议给我们一切最酷苛的惩罚,他对我们的一切最激烈的斥责,当然都是极其公正的。正像整个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全体领导成员所知道的那样,在这些事件以后,过了很短的时期(过了几个星期,更不用说到开始争论布列斯特和约了),弗·伊·本人就会认为这些意见分歧完全消除了。

斯大林同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中,很好地指出过,在九月到十月这一段时期中,由于一系列的情况,革命进攻的每一步骤都是竭力在防御的形式下进行的。在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有关的一切事变结束之后,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时我处在地下状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的错误正是由于当时那个阶段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我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究竟何在以及这个错误的范围如何,这一点我们将在别的地方作比较详细的讨论(我希望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出版我当时的一些文章,冠以群细的说明和附入我们已经收集到的全部文件)。在这里只需说明以下的一些问题就够了。

列宁同志在我们犯了错三年之后回顾这个错误时写过如下的一段话:“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错误,我现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些错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错误已经完全改正了,没有特别的需要而去回忆是不对的。他们在我上面所说的时期内曾经表现过动摇,担心布尔什维克太孤立,认为举行起义太冒险,对一部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太不让步。于是冲突发生了,甚至发展到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擅自离开了党和苏维埃各个重要工作岗位,使苏维埃革命的敌人十分高兴。我的党中央委员会就在报刊上同那些擅离职守的人展开了最激烈的论战。过了几星期,最久的过了几个月,这些同志都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回到党和苏维埃的最重要的岗位上来了”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中文版第346-347页。一编者注]。

列宁同志在这里根本没有谈到什么“右翼”。

我自己(无需托洛茨基同志的提醒,要谈论我们的错误,他的权利比谁都小)不止一次地试图向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说明自己的错误。例如,我在十月革命五周年那一天开幕的第四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关于自己的错误就谈了下面一段话:

“现在请允许我个人谈两句离开本题的话。我认为在革命五周年的时候,我特别有责任来谈到这一点。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五年以前,我和另一些同志一起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当时我没能充分估计到孟什维克的全部反革命性。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所犯的许多错误的实质就在于此。虽然和孟什维克进行了十余年的斗争,可是在当时那个决定性的时刻里,我却像许多同志一样,没能摆脱这种想法,即认为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右派、右翼,可是毕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实际上,他们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非常狡猾而乖巧的、因此也是特别危险的‘左翼’。因此,同志们,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在工作,共产国际的策略问题和它的支部工作》,第二版,国家出版一九二三年莫斯科一彼得格勒,第14-15页。]

我在自己最流行的一本小册子《俄共党史》里,在自己比较早的许多发言里都谈到了我们的错误。

说本文作者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右翼”,这简直是可笑极了。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知道,我和列宁同志一起并同携手共同工作了将近二十年之久,除去所指出的那一次之外,我和他没有多少尖锐的分歧。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时期,即从帝国主义战争开始到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期,是党重要的一段时期。正是在这些年代里,在国际工人运动阵营中,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力量对比变化。《社会主义和战争》(一九一五年)和《逆流》(这本书是在十月革命的几个星期之后出版的,并且附有作者的两篇序言,其中有一篇注明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初写的)这两本书足以说明,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右翼的代表。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代表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记录很快即将问世。](托洛茨基同志如此歪曲了它的意义)上,我和列宁同志没有丝毫意见分歧。在以列宁同志为一方,以加米涅夫、诺根和李可夫等同志为另一方的,我完全是站在列宁同志一方的,这一点从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会议上的许多报告和发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毫无疑问,这一争论仍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争论(列宁同志和党正是这样来看待这次争论的),可是在托洛茨基同志的笔下,这次争论却获得了“右翼”反党斗争的形式。在七月中和七月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列宁同志之间没有出现丝毫的分歧。我们有好几个星期的空闲时间来审查这一点,当时我和弗·伊·都潜伏于地下。一九一七年十月初,在消灭了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在列宁的《论妥协》(弗·伊·在这篇文章里建议,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一文发表之后,我露出了第一个分歧。我的错误是在几天之后,我还企图继续《论妥协》一文的路线。虽然只过了几天,可是在当时几天就等于几个月。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那次著名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决定了起义,并且第一次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来领导起义。可是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关于起义的日期和立宪会议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我和加米涅夫与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第一次出现了分歧。从不久以前所找到的会议记录里可以知道,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个成员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在十月十六日有彼得格勒工作人员参加的那次也很重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列宁同志和我们讨论之后,最后进行了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十九票赞成,两票反对,四票弃权;我的决议案是六票赞成,十五票反对,三票弃权(这一点在不久以前所发现的会议记录中也同样可以看到)。我的提案是由沃洛达尔斯基同志提出作为列宁同志的决策案的修正案的。我的提案是这样的;“在最近五天之内,我们不举行起义!在我们的同志还没有聚集之前,在我们进行商讨之前,我们不应该开始起义”。而在那次会议上进行表决的我的书面提案是这样的:“不停止侦察和准备行动,同时认为,今后在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商之前,决不容许任何发动”。

在这一段时期里,列宁同志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反对我们。我也继续努力地为《真理报》写稿。在最后决定发动的时候,我为了消除报刊中透露出来的关于意见分歧的夸大了的流言,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短信(题为:《我要把队伍紧密地联合起来》),这封信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附言一起刊登了出来,信里说明争论已经结束,基本上我们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参阅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十月二十五日起义那一天出版的,我们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它代替了《真理报》)的那一期的社论(没有署名)是我写的。在那一期里和社论并列的第二篇文章(署了名的),也是我写的(在那些日子里我处于地下状态,在一天之内往往要写两篇或者更多的文章)。在第二篇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几段话:

“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面前摆着一项伟大的任务。历史的时钟在奔跑。十二点打响了。再延迟一小会儿,就有直接毁灭的危险……”。
“和平消除危机的最后希望已轻消失了。遗憾的是,本文作者直到最后几天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却被生活破坏了”。
“政权归于苏维埃!——在目前这一历史时刻,一切都归结于此”。

在十月二十六日那一期我的中央机关报(参阅《工人之路》第四十六期)上,刊登了关于我在结束了地下状态之后,在十月二十五日起义的那一天第一次出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的简短报道。下面就是这段报道:

“现在由季诺维也夫讲话,苏维埃给了他热烈的欢迎。
季诺维也夫的讲话:
‘同志们,目前我们正处在起义时期。我认为,对起义的结果不能有任何怀疑——我们必将胜利。’
‘我确信,当农民了解了我们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之后,绝大部分农民都将站到我们这一边来。’
‘从今天开始的社会革命万岁!一定把胜利坚持到底的彼得堡工人阶级万岁!’
‘今天我们还清了对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债务,对战争给了一个极大的打击,打击了一切帝国主义者,特别是侩子手威廉。’
‘打倒战争,世界和平万岁!’”。

在旧历十一月的头几天,当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已经被击溃的时候,在关于是否能把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比较好的一部分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问题上,我们之间重新爆发了激烈的意见分歧。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另外一些同志参加了和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值得记忆的谈判(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是当时铁路员工的组织,这个粗糙的上层是护国主义分子,当时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它的力量,认为它掌握着铁路的命运,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掌握着国内战争的命运)。进行这些谈话得到了我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就是得到了列宁同志)和当时的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分歧只爆发了两三天,可是在这两三天里,它却异乎寻常的激烈。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在列宁同志的参加下我党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说:

“中央委员会确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苏维埃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布尔什维克似乎 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着重点是我们加的)

“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的几小时前,中央委员会还邀请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建议他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责任”。[《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259页。——译者注](《真理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第一八O号)

决策当中的这些地方毫无疑问是由列宁同志写的,为了更好地了解下述的一切,读者必须很好的记住这些地方。

我在十一月四日的第一八O号《真理报》(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报从十月三十日起又开始称为《真理报》)上,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关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我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道:

“兹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要记得,当时我们的党还没有改名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声明,当莫斯科的大街上还在进行着我们的莫斯科代表们今天所谈到的情况(当时莫斯科城内还在进行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时,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所指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试图吸收他们参加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不应该带头批捕我们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我要提醒社会革命党的同志们,我们在宣布我们的政府成员之前,曾经建议他们参加政府,可是他们却声明,他们将参加政府的工作,可是暂时还不参加政府”。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日,笔者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说过(参阅同一号《真理报》):

“同志们,在我们当中有群多赤卫队战士、士兵和水兵同志,他们再过几小时即将向莫斯科出发,去帮助我的同志和弟兄(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掌声)。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在两天之前,就希望能帮助莫斯科的同志,可是它却遇到了障碍,这些障碍来自本来似乎可以得到支持的方面。我说的是某些领导集团,是铁路员工的上层分子,这些人在这个威胁着革命的时刻,采取了‘中立的’立场。可是在这种非常时刻,是绝不能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的,——我不希望使用尖刻的字眼,不过同志,你们自己知道,未来是会怎样说明这件事的。

“前几天,派往莫斯科去的军用列车被耽搁了,在我们询问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他们怎么能作出这种事来的时候,我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也同样地阻碍了大本营的军事列车。一个人,如果他还有一颗民主的良心,那他就不可能夺去工人和士兵帮助自己同志的机会,而所根据的理由只不过是:他也阻碍了(即使的确是真的阻碍了)反革命分子。

我们必须去找下级的铁路员工,并且向他们解释,在目前的条件下‘中立’意味着什么。我不怀疑,百分之九十九的下级铁路员工都会站在斗争着的士兵和工人一边。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中央委员会都是悬在空中的。遗憾的是全俄铁路总执行委员会也在此列。谁也没能预见到,当工人和士兵进行巷战的时候,铁路员工的领导机关竟然会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必须立刻消除。铁路上的无产阶级应该像一个人那样,站在斗争的工人和士兵一边,帮助他们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抗。不能继续延迟了。应该全力以赴地使最后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

“向去帮助革命的莫斯科的同志们致敬(暴风雨般的长时间的掌声)。现在我们要把莫斯科在一九O五年献给革命的东西还给它。当时它是第一个起义的,第一个给了专制制度巨大的打击。现在我们以能够帮助它,能够把我们的无敌的军队调往莫斯科前线而感到幸福。
“去莫斯科的同志万岁!整个俄国都在注视着他们!
“(整个苏维埃向出发到莫斯科去的同志报以热烈的欢呼。)”

十一月三日晚上和四日清晨,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全俄铁路总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会议进行谈判的最紧的时刻。当时我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同志(以我的中央委员会不让步为借口)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里所作的著名的声明(关于我们辞去负责职务的声明)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签署了,而十一月七日,我在《真理报》刊载了《给同志的信》(参见第一八三号《真理报》)。在这封信里我说过(我引用最重要的部分):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协商方案(十一月三日决策),我完全赞同这个方案,因为它要求必须承认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工人监督法令,还要求承认苏维埃政权。

“作为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决策的回答,孟什维克提出了许多先决条件。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愿意妨碍谈判,根据我们的建议,作出一个(尽管是不可调和的)决定,消除了这些谈判的障碍。

“但是对方并不想迎合中央执行委员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来的条件。这一协商的尝试不顾一切阻挠始终进行到底,但它没能获得成功并不是我们的过失。现在已经可以证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不希望协商,而是在找寻借口以便破坏它。现在所有的工人和士兵都将知道破坏协商的责任应由谁来负。现在(我确信这一点)就连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会把破坏协商的责任归之于孟什维克,而参加我们的政府……

”……在孟什维克拒绝了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以后的既成局面下,我同意了同志们的建议,撤回了自己关于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
“我现在要向我最亲近的同志谈几句。同志!当我对我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公开表示抗议,并且要求协商的时候,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然而这个协商被另一方拒绝了……这是困难的时刻,是极为严重的时刻。我们的权利,我的义务是警告党防止错误。可是我们仍然要和党在一起,我们宁愿和几百万工人与士兵一起犯错误,和他们一起死亡,而不愿意在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关头置身一旁……
“我党内不会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分裂”。

我从十一月八日起又照旧参加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十一月九日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十一月十日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提到,“只要立宪会议能表达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真正意志”,我们就承认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在过了七年之后,我党的每一个普通党员都会觉得奇怪,怎么能够还对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它的周围聚集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所谓国际主义者)的真实力量表示怀疑。然而为了了解这种形势,就必须回想到当时的情况。其实,大约在十月起义的半年之后,就已经很清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变成反革命势力。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同志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还竭力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因为在当时他们和农民的许多阶层以及一部分工人保持着联系。所以,正像读者所看到的那样,和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的这次谈判,是在中央委员会的赞同下进行的。

在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会议上揭露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结果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以前在列宁同志邀请他们参加苏维埃政府时没有参加,可是现在却参加了政府;而在此两天之前,他们甚至还准备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种作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一个打击,并且会妨碍争取农民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我们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四日的《真理报》上读到: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必须拟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商纲领。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都同意了这个要求,而且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拟定了一个纲领”。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会议上拒绝了这个纲领,这一点导致了左派就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向有利于苏维埃政权方面的转变。

在这些日子里,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工厂的决策(例如,参阅十一月四日的《真理报》——《普梯洛夫人论时机》),它们写道:

“我们工人认为各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协商是合乎愿望的,不过我……声明,协议只有根据下列条件才能达成”……(往下大致地说明了我们的代表在全俄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会议上提出的同一些条件)。在这些日子我们反映了这些工人的动摇,在这个意义上来,我们的错误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偶然的。

在事变过了七年之后,从目前形势的观点来看,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里就出“说布尔什维克似乎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话。”这样一句话来是令人奇怪的。可是要知道这句话是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写的,而且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句话。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认真地想想这些事实,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记得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农民,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好好想想总的形势,他就会理解我们在当时所犯的错误的规模和性质,自然错误是大的,但毕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

我们谈到这一切自然不是为了要证明我们的错误是个小错误。我在党中央委员会外面只待了三天,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一月七日。可是正像我们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所就的那样,这个错误毕竟是我们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我在这里所想证明的又有一点,那就是要从这个错误里得出一个结论:说布尔什维主义里有“右翼”是错误的。

所有经历过当时那些值得回忆的日子的人都知道,不管在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之间的尖锐意见分歧多么令人痛心,这些意见分技并没有造成悲痛的结果。当时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正直地对待别人的错误的,没有想要为了“外交手腕”、为了派别的目的来“利用”别人的错误。所有的人都理解,只是由于时机的不同寻常,所以要用不同寻常的措施来解决那种像一阵旋风一样地突然出现,也像旋风一样地很快消失了,而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尖锐的意见分歧。

这些意见分歧被革命的许多新事件和新困难消除掉了,它们只是在党的上层人士当中滑了过去。仅仅过了几天,犯错的人本身就承认了错误,党的参谋总部和全党就转入了通常的工作。这次意见分歧在党内简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以致在这次意见分歧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举行的、十月起义之后的头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所说的是第七大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所解决的都是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了),——即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本没有谁(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句话)提到这次意见分歧。却也没有为这个错误而责难我们,相反地,我甚至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托洛茨基同志和“左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指出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是很有趣的。本文的作者所得的票数只比列宁同志少一票。]

正是在十月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的头一次代表大会上来检查党的情绪,是极其有趣的。当时原来的意见分歧的印象还是记忆犹新的。在这方面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一九二三年国家出版社出版)是最有价值的文件。在事件过了七年之后,现在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的教训》中说,我们在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的立场是“投降主义”。这是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别有用心说的话。可是托洛茨基本人在十月的意见分歧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却是这样说的:

“在最后一次到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去之前,我总在商讨今后我们的策略问题。中央委员会里只有一票赞成(我们认为不是一票,列宁同志、斯大林同志和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也都赞成;加米涅夫同志当时被芬兰人所逮捕——季诺维也夫)立即签订和约,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他说得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他说,拖延下去我们将使和约的条件恶化,我们必须现在签订它”。(第七大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79页)

如果说就建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就是“投降主义”,那末列宁就是“投降主义者”了(实际上托洛茨基当时的政策在把革命导致灭亡,也就是导致真正的投降)。如果托洛茨基本人在一九一八年初就提出了上述的说法,那末又有谁会相信现在他在一九二四年的这种超辩论的说法呢?这一切都是事后想出来的,难道这还不明白么?

这是错误,那它一定会根据当时的表现而抨击犯错的人的。我重复一遍,在十月以后过了几个星期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斗争已经是沿着另一条道路进行的。托洛茨基同志对于自己脱离一切重要工作岗位的问题也作了一个声明(参考会议记录第147-148页[“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它间接地否决了我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代表团里提出来的政策,这个政策无论是在工人阶级当中,还是在统治阶级当中,都有一定的国际反应,这个政策使代表团的参加者的名字变成了德国与奥匈帝国的资产阶级最痛恨的名字;现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一切报刊都充满了对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代表团的责难,特别是对我的责难,说我们倒对于和平的破裂和未来的一切不幸是有责任的。党的代表大会要以最后的表决来证实它希望这样,还是不希望这样,而我则要辞掉至今为止我们党所责成给我的重要工作”(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我们党六个月之后,以这种根本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方式提出了辞职。])。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决策”(参考会议记录第139页),而关于一般地脱离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列宁同志就过下面一段话:“当时我在中央委员会里也采取了这种态度,在决定接受不签订合约的提案时,我保持了沉默,而且很清楚地认为我对此毫无责任。每个中央委员都可以脱卸自己的责任,而不脱离他的组织,不搞出丑事来。同志,当然这种作法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允许,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现在,在苏维埃政权的组成下则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使我检查自己是否失去了和群众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时加入我们党一共大约只有半年的托洛茨基同志,第一次造成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危机。可惜的是从那时起这些危机正在周期性地重复着。

二、论在……列宁旗帜下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托洛茨基同志最近的言论(《十月的教训》)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十分公开地企图修正(或者甚至是直接的消灭)列宁主义基础。再过很短一个时期,这一点对于我们全党和整个共产国际来说,就会是非常明显的了。这种企图里的“新东西”就是:企图利用列宁的名义,根据“战略的”理由来进行修正。在伯恩施坦和伯恩施坦分子运动初期当他们着手“修正”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某种类似的情况。马克思的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经得到普适的公认,以致不得不(至少是在初期)利用马克思的名义来对它们进行修正。修正主义者老爷们需要四分之一个世纪,然后才能彻底毁掉假面具,并且公开承认他在实验领域内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只是在一九二四年的文献里,在不久以前为了献给考茨基七十岁生日面出版的文集里,才常公开地作到了这一点。

列宁主义思想现在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我国)占了优势,以致列宁主义的“批评家们”认为必须采取这样的手段:他用“列宁的名义”——引证列宁的话,发誓要要忠实于列宁主义基础(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种情况下喜欢重复;“他发起誓来怎么那么勤快呀?”)——来修正列宁主义。然而这种“战略”是无济于事的。它已经被列宁的党所识破。过不了几个星期,房顶上所有的小麻雀会谈论这种著名的战略的破产了。托洛茨基同志有桩小事没有考虑到:我们有一个列宁的党,而且它已经成长到善于(你瞧)分别出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了。托洛茨基同志的企图是一种手段不中用的企图。无论是谁都不能消灭列宁主义基础,甚至也不可能对列宁主义的原则作部分修正,就是想把托洛茨基主义说成是列宁主义内部的“合法的派别”都不可能。谁都不可能使党相信,现在我们必须把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作某种“综合”。说托洛茨基主义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说耗子屎是一锅饭的“组成部分”一样。

列宁主义是什么呢?列宁主义是在农民占优势的国家中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中帝国主义大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同时他知道,他必须直接在一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行动,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工人阶级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夕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一体大口号之后,不仅没有一刻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仅没有向资产阶级民主派作让步(如所周知,当时孟什维克,也包括托洛茨基同志在内,责难列宁同志,说列宁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好像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家),而且尽管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一支能够动摇沙皇专制制度的力量,他却是那个时候唯一的一个不是用空话,而是用实际行动来开辟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当时列宁已经觉得自己被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了,而且也的确是它的领袖。他知道而且相信,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能够帮助工人阶级沿着实现自己阶级目标的道路前进,也就是沿着通向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前进。他知道无论在任何形势下,他和他的党都将尽可能地做到一切,以便从这种形势中给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取得尽可能多的东西。他很了解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将转变为后者,而后者同时将解决前者的问题,后者将巩固前者的事业。斗争,也只有斗争,将决定后者能够胜过前者多少”。
列宁了解了这一点,所以他在三次革命中以天才的手段巧妙地应付了一切——永远领导着工人阶级,永远坚持贯彻自己的政策,以便为本阶级的利益彻底利用任何一种历史形势。

一九O五年一月十日的列宁“不同于”一月八日的列宁,因为一月九日爆发了圣彼得堡工人的著名运动,因为工人的革命运动在一月九日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人数增多了”,工人阶级变得强大了,因此党的活动也应该相应地扩大。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的列宁“不同于”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列宁。列宁在十月起义前几天(在《论修改党纲》一文中)这样写道:“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我们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几天(我写这篇东西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六日,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明天,也可能再晚一些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不,亲爱的同志,我还没有胜利”[《列字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150-151页。——译者注]。顺便说说,正是由于这样,列宁同志当时坚持必须保卫最低纲领。

这位工人阶级的天才统帅在十月起义胜利以后的第一天,“不同于”(或者不完全同于)他在胜利以前的一天。工人阶级变得更强大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变得软弱了,工人革命的机会增加了,所以应该更加勇敢地前进!其实的列宁就是这样的。严格地就来,正像一条波涛滚滚的大河一样,每过一分钟它都和前一分钟不完全一样,可是它仍旧是一条大河,——列宁就是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他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能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道路。他知道这不是一条铺满沙砾的平坦的容易通行的花园小道。他知道,这是一条非常艰难而又极不平坦的道路,不是要领导那些会和马尔托夫一起建立“没有派别”的派别的一小撮知识分子,而是要领导几百万工人,如果我们希望获胜的活,还必须领导我国的千百万农民跟随工人一起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列宁的公式和他的口号还活着,它浸透了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气息”。它的规模随着千百万人运动的增长而一起增长。
这不是托洛茨基那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路钱,他那条假左派的“不断”革命的抽象路线,实际上却和孟什维克结成了非常不抽象的联盟。

从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七年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伟大口号,经过一九一七年的“无产阶级和最贫苦的农民的专政”这个口号,直到在“和农民联合”的基础上实现的实际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

从一九〇三到一九O五年的阿克雪里罗得型的孟什维克主义,经过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的“不断”革命的孟什维克主义的变种,一九O九到一九一四年的完全拒绝革命并以孟什维克的“自由联合”来代替革命,直至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大战时期的半途而度的(和齐赫泽联盟并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政策——这就是旧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

如果要拟定一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献史,那么可以说,它基本上取材于列宁同志的下列著作(或者至少可以是根据它们来描逃的),从《人民之友》加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经过《怎么办?》加上《两种策略》,到《国家与革命)加上《叛徒考茨基》。这些著作就是列宁主义的主要文献标志。让我好好地想想这些标志意味着什么。《人民之友》加上《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部著作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才传播,加上对于布尔什维主义准备开始起作用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最具体最深刻的研究。《怎么办?》加上《两种策略》这两部著作是,对于就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无与伦比的批评,对于工人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绝妙论证,加上对于无产阶级在农民国家中的政策的论证,这个国家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夕,这一革命应该力求尽可能快地“转变为”第二个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国家与革命》加上《叛徒考茨基》这两部著作是,列宁主义向世界舞台的转移,这两部著作(还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也是对于最新的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分析和对于已经开始了的由第一个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的论证。

请你把这一切和托洛茨基主义比较一下。

如果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那么托洛茨基就是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典型”(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以他们两个人,而是以两种政治倾向的代表来作比较的)。自然,这种知识分子革命家也有一种长处,有时候(当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他善于和无产阶级群众打成一片,可是他的政治活动中心也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这是苏汉诺夫笔下的革命英雄,而像苏汉诺夫这位孟什维克“左派”的“富于温情的”知识分子,不是白白地在自己的多卷集的《历史》里对托洛茨基主义大捧而特捧的。[弗·伊·对苏汉诺夫的《历史》的评论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估计托洛茨基同志今天和我的争论有着相当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完完全全是重复苏汉诺夫的话,而且是“按照苏汉诺夫的方式“来描写历史的。]

这就是列宁同志有权威意义地阐明过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简历。

“他(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是孟什维克;一九O四年脱离孟什维克主义,一九〇五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用最最革命的语句自我炫耀了一番;一九O六年再脱离;一九O六年底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再次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一九〇七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思想上的区别,不如是个性表现上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货色里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两派之上的人物”。列宁同志在《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391页)
关于这一点我们再补充两段列宁同志本人所作的说明:

“那些回避或歪曲工人运动中这二十年的思想斗争历史的人(如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之流),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害处”[ 《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276页。——编者注]。列宁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参考一九一四年五月四日的《道路报》、《真理报》)。

“托洛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上,都从来没有过坚定的意见,只要看见有什么意见分歧发生,就马上‘钻空子’,奔走双方之惯。现在他是同崩得派和取消派合为一伙。而这些老爷对党是不讲客气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中文版第449页。—译者注]。列宁同志在连载于一九一四年《启蒙》杂志第四、五、六期上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

“不管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主观的‘善良’愿望如何,他们在客观上都是以他模棱两可的态度支持了俄国社会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文版第354页。—译者注]。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一期中就是这样写的。

如果把这一切再加上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七年的整个帝国主义大战时期经常把托洛茨基同志归于考茨基分子这一类(例如,参阅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如果记得列宁同志早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写的一些关于策略的书信里,以及在二月革命之后已经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的话,那末我对于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估计,就可以获得一个简要的概念了。

上面我们谈过了决定布尔维克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献标志。请把它们和决定托洛茨基主义发展道路的文献标志比较一番。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下列各书:一九〇三年的《我们的政治任务》,一九〇五到一九O六年的《我们的革命》(顺便说说,在当时已经完全腐朽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是为取消派的杂志《我们的曙光》撰写的稿子,随后有过一度清醒的时期——一九一九年写了一本论考茨基的书,后来却又写了《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同志的退化,在最后这两部著作里是十分明显的。

《我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是本什么东西呢?这本献给孟什维克的家长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册子,是一本极其庸俗的孟什维克的著作,只有孟什维克的交献史才知道这本东西,托洛茨基同志似乎是回到了“阶级合作”的老路上去(我们知道,孟什维克有套手段:一方面实际上准备和自由阶级组成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却又喜欢责难布尔什维克缺乏坚决的阶级观点),他这本小册子里得出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的结论。

《我们的革命》这本托洛芙基主义早期著作中最“左”的书,是本什么东西呢?在这本书(同时参考《一九〇五年》一书)里可以找到臭名远扬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正希望把这种理论硬塞给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同志和全体布尔什维克一直把这种“理论”看作是孟什维克主义的变种。根本无法了解的是,为什么在过了十五年之后,要宣称这种孟什维克主义的变种是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甚至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或者是改正了列宁主义“错”的理论。可是大家都记得,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本“左的”书里似乎是捍卫了“工人”革命,而反对了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托洛茨基写道:

“但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能够有多大的发展呢?有一点可以断言:即早在这种政策受到本国技术落后的障碍之前,就会撞上政治的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权力,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就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着重点是托洛茨基加的)。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格拉戈列夫出板社一九O六年版第277-278页]

“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有可能给俄国革命以“国家援助”,欧洲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在欧洲夺取政权。然而实际上在一九〇五年以及一般地说来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以前,当然是不可能谈到这一点的。可是托洛茨基却正是在一九〇五年鼓吹这种“不断的”革命的。从这里究竟会得出什么理论来呢?那就是:或者是托洛茨基本人也不相信在一九〇五年会有任何不断的革命,而他就这一切是为了就好听;或者是他在一九〇五年鼓吹的这种“不断的”革命,必须要以欧洲无产阶级给我们“国家援助”为条件,那也就是说托洛茨基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推迟”俄国工人革命。在后一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变成了那种最死板陈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代表,那种观点就是:让“他们”先开始革命,然后“我们”“立刻”从事工人革命。

托洛茨基和孟什维克在这个时期的实际联盟(让我回想一下列宁的:“他在一九O五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证实了第二个推论。

当时托洛茨基曾多次写道,俄国革命只有作为胜利的国际革命的一部分才有可能获胜,因为西欧的资本家以贷款等等来支持沙皇制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此,托洛茨基只是重复布尔什维克说过的话。不过托洛茨基照例过分机械地来理解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联系,并且把这种联系过分地公式化,过分抽象地提出问题来。正是这一点把他导致口头上的“左派”,而实际上却是支持孟什维克的脱离实际的非常抽象的路钱。

在一九O五年的时候,根本谈不到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且遗憾的是,直到一九二四年我们还没有得到这种国家援助。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八年,我们所得到的,例如从英国所得到的,还不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是包尔温和张伯爵的最后通牒。托洛茨基这种口头上的“左的”理论之所以能在十五年内一直在实际上受到最恶劣的孟什维主义的支持,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只是在口头上是“左”的。这一点是非常简单明了的。托洛茨基不了解我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直到现在他还不了解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真正作用。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举出一些证据来,那就是托洛茨基自己在最近所写的《十月的教训》一文里的话。我们请读者好好地想想从《十月的教训》里摘出来的下面一段引文:

“正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以战争所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着重点是我加的)。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所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己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这支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途径。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十月的教训》,见本书第249页)

正像弗·伊·所喜欢说的那样,这难道不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么?在列宁主义的文选里,列宁同志在说到革命的根本问题,谈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地方,总要占据整整好几页的篇幅。托洛茨基则完全“相反”。你好好地想想托洛茨基这几句话吧。像托洛茨基分子那种平淡无味的文选里的这一小页东西,难道不是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说:这就是非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东西的典型吗?

你们看,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的道路,“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产生的。这种梦究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战争不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产生的!你们看,原来,一般地说来,战争是某种偶然发生的东西!多么“偶然发生的事件”呀。那么,产生了一九O五年革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总演习)的日俄战争,是不是偶然发生的呢,它造成了一些“临时条件”吗?多么深刻的思想呀!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战争(可是要知道列宁主义教导我,帝国主义战争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语]——的帝国主义的整个形势中,因此也就是从阶级斗争的进程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如果俄国不是一个农民国家,而因此如果它的千多万军队不是农民的军队;如果这支农民军队没有被资产阶级不能不进行的帝国主义大战所激怒;如果上亿的农民的比重没有影响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个进程,——那么当时革命的发展就会按照托洛茨基的办法进行了,而受惊的人类也就会崇拜颂扬托洛茨基主义了!

整个这套哲学可以用一句著名的俄罗斯俗话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左一个如果,右一个如果”……

如果俄国不是一个农民国家,又如果俄国的沙皇制度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如果战争不需要军队,又如果这些军队没有被帝国主义战争所激怒;如果俄国工人阶级不是在农民占优势地位的某个国家里行动,而是在另一个俄国行动的话,——那时……那时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就会是正确的了。

看来,我们的作者没有想到,“如果又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大战及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切后果,“那末”也就没有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而且也没有革命初期那样比较容易的胜利。看来,我们的作者没有想到,正是革命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的发展,“顺便地”证实了这样一个本来就是起码的真理:整个托洛茨基主义和它的“不断革命”无非是臆想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公式,它实际上是符合孟维克主义的需要的。

我们且再一次听听列宁同志的吧。

“由此便产生出他(孟什维克)那种极为荒谬、愚蠢和叛变的思想(《社会运动》一书也充满了这种思想),……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标准提法)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列宁全集》第十六卷,中文版第116页。——译者注]……“在俄国我们这个时代(一九〇五——一九〇九年??)的危机一出现,就要发生而且一定要发生‘农夫的’“一般民主’运动,忽观这一点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就会在实际上导致孟什维克主义”[同上,第118页。——译者注]。列宁同志在一九O九年十二月就是这样写的(《无产阶级革命》第5/281期,第178-179页)。

托洛茨基同志甚至直到一九二四年都不理解,“农夫”在像一九一七年这样的“危机”中的作用不是偶然的,不是与阶级斗争的进程无关的。

看来,我的作者没有想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之同的伟大革命进程所辉煌证实的正是列宁主义,顺便说说,列宁在这方面以其所固有的理论的严格性,痛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变相的孟什维克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的同事和他的《一九一七年》一书的“编辑”连茨涅尔同志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断言,托洛茨基同志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初在美国(托洛茨基同志在那里一直待到二月革命),和在《新世界》报上所写的文章里,“已经预见到”列宁同志在他那著名的《远方来信》里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这些文章(顺便说说,这些文章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的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文章的墨迹未干的时候写的)只是些庸俗平凡的宣传鼓动文章罢了。

“哎,你们安静些!把你那副雇佣嘴脸在黑帮分子门缝里躲藏得好点儿,那里革命的光芒从来没有照到过,将来也永远照不到!”[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文集》第21页]。这句从已经提到过的那些文章中摘出来的话,使我能很好地了解所有那些似乎“已超预见到了”列宁的文章。当列宁同志在自己那极为著名的《远方来信》里已经向全国工人阶级提出了十月的真正方案,而且将一些细节都考虑到了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甚至还不知道问题将从何着手。可是这还只是个不幸。谁也有指望托洛茨基同志能推翻众所周知的那句法国谚语,照那句谚语的说法,最美的姑娘也拿不出她所没有的东西来。真正的不幸是,托洛茨基同志直到一九二四年还在反对列宁主义,而且除掉说“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大战以及农民在我国所占有的优势,那末托洛茨基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就是正确的之外,再也就不出更聪明的话来。

对于托洛茨基同志过去不理解、现在还是不理解布尔什维克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法,难道还需要其他论据吗?

坏了的胡桃就是镀上一层金也不会变成好的。在大战前就是孟什维克主义变种的托洛茨基主义,即使人们企图以“列宁主义”来为它镀金也不会变得好些。

可惜的是《十月的教训》所明显证实了的只有一点,即现在,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第八年,托洛茨基同志还不懂得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他老是“在这一个地方”徘徊彷徨,老是在农民问题上搞得昏迷错乱,这个问题是托洛茨基同志不幸的最主要的根源,它从托洛茨基的布列斯特的错误开始,经过了一九二一年职工会问题上的错误,直到最近的错误为止。

在《十月的教训》里,一般就来,有多少论断几乎就有多少错误的论断。计算托洛茨基同志或多或少正确地叙述二月到十月的事件的这种特殊情况比计算他……脱离实际事实的情况要容易得多。我们不知道最近几年来托洛茨基同志写过什么比较温和而不太“伤人的”作品。他根本就想到要自圆其说。他是这样地急于把自己的礼物献给党,他是如此热烈地希望更多地……恭维党的中央委员会,所以草率了事地完成了自己的“著作”,这篇文章在托洛茨基同志如此热爱“计划性”方法的情况下,简直是十分惊人的。共青团员们从这篇文章里不难了解到,托洛茨基同志把列宁和希法亭混为一谈了(关于立宪会议问题和关于所谓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的配合形式问题)[顺便说说,我们从《一九一七年》文集的第二部里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就受人民委员会委托在一份宣言里写道:“只有由劳动人民和被剥削阶级人民的代表组成的立宪会议才能拯救国家”,请允许我们说一下,这比“配合形式“好在哪儿呢?(《一九一七年)文集,第二部,第133页)]。于是索科里尼可夫揭露托洛茨基同志:我们的尊敬的《十月的教训》的作者把波格达捷夫同志的“左”的错误硬加在……列宁同志身上(从一九一七年四月示威游行起的历史)。于是康西宁同志根据所掌握的文件,很容易证明,托洛茨基同志早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关于德国革命所说的话,是和他现在在《十月的教训》中所的话直接对立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一九二四年九月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的教训》里这样写过:“去年下半年,我在那里(德国)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现象,说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形势是怎样被放过的!”(参看本书第286页。—译者注)一九二四年一月,我在拉狄克同志与托洛茨基同志的提纲草案里读到这样几句话:“如果党(德国共产党)像柏林的同志所建议的那样在十月(去年)宣布起义,它现在早就被打垮了”。]

[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有两种意见的:一九二四年一月是一种意见,一九二四年九月又是一种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就不可以像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攻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于是托洛茨基同志根据苏汉诺夫的说法,甚至是根据《日报》的说法,而不是根据事件爆发的真实情况,来说明像六月示威、喀琅施塔得附近的斗争和七月的那些日子等这样一些重要的革命情节的。于是关于布尔什维克对预备国会和民主会议的策略问题就被解释得如此错误和如此别有用心。这些“小小的”错误,已经被那些事件的极其权威的证人所证明。也许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得对革命的某些最重要的情节作类似的阐明,并且根据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多次谈话,有时候甚至是整日整夜的(例如在草栅里的三个星期等等)谈话,来说明它们。可是暂时让我们到另一些需要立即说明的问题上去。

三 布尔什维克党内是否存在过右翼?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

所有了解布尔维克主义的真实历史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问题: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右翼

为什么不可能存在呢?

每一个不是根据传闻来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的人,每一个不是空空洞洞毫无意义地重复列宁主义的人,都不难答复这个问题。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按照列宁的意见建立布尔维克党的最基本的原则,消除了产生右翼或左翼的可能。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列宁主义是磐石一般团结一致的觉,是由一块磐石造成的党。

之所以不可能存在,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早在一九O三年,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初期已经分裂了。

关于意大利社会党,列宁同志曾经写过,就连它在世界大战前几年和最激烈的沙文主义者第一次分裂(一次远不全面的、根本的、表面上的分裂),就连这次分裂,也有助于使意大利社会党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大战的第一阶段采取了比那些直到一九一七年、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始终保持“团结”的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比较恰当的立场。每一个读过列宁同志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写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章(参见《逆流》文集)的人都会记得,列宁同志是怎样热烈地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他对这种分裂寄托了多大的希望,以及列宁同志是怎样以拖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翼和右翼之同的分裂来解释这个党的彻底破产的,等等。

“机会主义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培植起来的,它采取秘密的方式,迎合革命工人,盗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术语,避开一切鲜明的原则性的界限。容许这种机会主义在自己队伍内存在的政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类型的社会党。这一类型的党已经过时了。

意大利的党是第二国际时代的一种例外,因为以比索拉蒂为首的机会主义者被开除出党了。危机时期产生的效果很好。我们决不能把意大利社会党理想化,决不能担保它在意大利参战的情况下是永远坚定的。我们所谈的不是这个政党的未来,而只是它目前的情况。我倒可以肯定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为机会主义者和革命家虚构的统一所欺骗,意大利是一种侥幸的例外,是一个现实没有这种欺骗的国家。第二国际侥幸例外的事情应当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第三国际的常例。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无产阶级总是要同小产阶级做邻居的。有时候拒绝同小资产阶级结成暂时的联盟是不明智的,但是,现在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敌人或者被愚弄的旧时代的顽固分子才会维护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同机会主义者的统一”。(《逆流》,引自《以后怎么办》,第二版第87-88页[《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91-92页])

凡是认其考虑这些话的人,他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列宁同志反对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内,不可能有右翼。

“我们党早就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集团和机会主义分子分裂了。我党为未曾为机会主义……所羁绊。这种情况帮助了我们党履行革命义务,正像帮助意大利的同志分裂一样”[《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91-92页。]),——弗·伊·在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第二章)里这样写道。

“英国“独立工党”的党员,当然大力赞成这种由向左鞠躬的举动掩盖起来的对社会沙文主义的赦免。十分清楚,上帝亲自嘱咐了‘组织会分子’(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和托洛茨基在现在抓住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衣服后襟”[《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91-92页。],——列宁在《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一文中这样写道(《逆流》,第二版,第116页)。

托洛茨基同志应该懂得这一切,那时他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由列宁同志在反对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派别、集团、组织和色彩的“激烈”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可能到什么右翼。

布尔什维主义不是照德国,甚至也不是照意大利的式样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列宁同志领导下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斗争,并且已经彻底进行了这一斗争。

哪怕只是多少了解一些列宁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粗略原则的人,都不可能说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右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右翼——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完全等于就“木质的钢”、“沸腾的雪”等等一样。布尔什维主义不同于孟什维主义的主要之处就在于,它不可能容许,也没有容许过党组织是各种各样流派一一右派、左派、中派等等的联盟。

请回想一下列宁同志例如关于党在侨居时期的生活写过些什么。他就过:侨民中的政治色彩多得翼乎寻常(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最高纲领主义者,以及这些派别中每一个派别内部的群多分支),正是这种情况使布尔什维克党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所有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派别。党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时期,特别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十月的一段时期的生活也是同样的。当时在合法的舞台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政党、派别、小组、流派等等。所有那些不彻底的布尔什维克,都不可避免地加人了这些党派、派别和小组(像伊·伊·果尔登别尔格、阿维洛夫、沃伊青斯基这样一些一九O五年著名的布尔什维主义工作人员就是生动的例子);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党就变成了只是布尔什维克的纯洁的中心了。因此我们的党是用一块材料组成的。

只有根本不了解列宁和列宁主义的人,才可能想列宁会在相当长一段时周内容忍布尔什维克党内右翼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列宁主义本身和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内右翼的想法,绝不相容。

人们可能反驳说:可是要知道曾经有过布尔什维克调和派,这些人很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右翼。

的确有过。布尔什维克调和派早在一九〇三到一九O四年布尔什克和孟什维克刚开始分裂的时候,后来又在一九一O到一九一一年的反动年代,起过偶然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在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这些动摇的时刻,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弄到同他直接分裂的地步。正是为了仍然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仍然成为清一色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准备切除掉党的这一部分,而且已部分地把它切除掉了。

要想了解即使是布尔什维克调和派这个不大的集团的历史,也应当好好想想下列事实。布尔什维克调和派的绝大多数(几乎是全部)现在都待在我们的队伍里,而且没有人想过要说他是党内的某种右派。已故的伊·弗·杜勃罗文斯基(英诺肯季)当时是调和派的最杰出的领袖。可是所有了解他的同志都认为,如果英诺肯季活到今天的舌(他在一九一二年死于流放中),毫无疑问,他也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某种右翼的代表。当时党的生活的那些艰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问题。像杜勃罗文斯基和诺根(他一度也是个调和分子)这样一些人老是从一所监狱到另一所监狱,从一次流放到另一次流放,而在这所监狱和另一所监狱之间,有时在组织问题上犯了一些偶然的错误。当然,根据这些错误的发展,这些同志可能成为机会主义的牺牲者。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那些同志只是偶然犯了错误,而且列宁同志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不是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就是真正地服从了布尔什维克中央,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这决不意味着在充满深刻内容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多年历史里,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人员之间,从来没有意见分歧和细微差别。有这种想法简直荒谬可笑。这样的意见分歧是有过的。例如在一九O六年,加米涅夫同志拥护抵制国家杜马(“左的”立场),而列宁同志则主张参加国家杜马。又如在一九一〇年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是和孟什维克联合举行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决定尝试和托洛茨基统一起来,而列宁同志和另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其中也包括本文作者)都坚决地反对这种尝试。可是这些恰恰是偶然的意见分歧。

一九〇八年发生的、而且延续了好几年的和前进派分子的意见分歧,则不能称为偶然的。这些假“左派”实际上是在捍卫机会主义的政策,也就是放弃布尔什维主义基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不可能不产生分裂。结果前进派集团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前进派分子中只有一些彻底摆脱了前进派的主张的人才回到了我党里。

由于战争而发生的那些意见分歧也不能称为偶然的,不过在帝国主义大战初期,它只涉及个别一些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如所周知,布尔什维主义整个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完全正确的立场上,而且掌握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可是有个别一些布尔什维克的重要工作人员(例如已故的伊·普·果尔登别尔格)却在战争的性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动摇,以致必须立即和这些同志在组织上决裂。伊·普·果尔登别尔格只是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时,才回到党内来。

如何来解释二月革命最初几天里的那些错误呢?经过几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和白色恐饰之后,布尔什维克的总参谋部把散居各地、甚至在最亲密的朋友中都断绝了联系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工作人员聚集到了一起。回到彼得格勒的那些人当中,一部分是从遥远的侨居地回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服苦役的监狱里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西伯利亚最偏僻的流放地回来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重要的事件落到了所有的人身上。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像预料的那样。在革命的最初几天里,甚至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中,布尔什维克也是不大的少数。几百万士兵群众那种后来被弗·伊·称之为“忠诚的护国主义”的情况,造成了巨大的策略困难:怎样去接近这些群众呢,怎样促使他们即便只是去听取布尔什维克最初的一些演说?这一切总起来就造成了一些困难的条件,使《真理报》在列宁同志到达之前,在二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天犯了一些错误。

可是难道能够由此而得出布尔什维克党内有右翼的结论吗?而且托洛茨基同志(恰恰不是任何别的人,正是托洛茨基)企图把它就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半孟什维克的”一翼吗?只有那种过去没有了解,现在也还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只有从那种同布尔什维克党“战斗”了十五年,而且直到一九二四年还不断同它“战斗”的人的“角度”来判断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人,才能这样做。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九月之同,布尔什维克当中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意见分歧。如果犯错的那些同志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是事件本身很快地解决了这些错误,如果不是党一致地否定了这些错误,如果党没有列宁等等,那么很可能由于这些意见分歧而产生派别组织。当时也接近于分裂或分离,但是无论如何也没使右翼合法化。而且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如果”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和十一月之间,布尔什维克当中发生过一些激烈的意见分歧。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也只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犯错误的人当中也有本文作者在内。如果不是立刻承认了错误,如果党没有一致地认证错误,如果党没有列宁同志,自然,这些虽然为时很短然而却十分激烈的意见分歧,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可是问题也在于一切都恰恰相反。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第一次分裂开始于一九〇三年。大约从一九一〇年起,布尔什维主义才作为完全独立的组织而存在。在一九〇三到一九一〇年之同,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来说,布尔什维主义在组织上还处于未能完全定型的阶段。在这段时间,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体系还不够明确。从一九一〇到一九一七年这一段时间是毋庸置疑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右翼,也不可能有右翼。相反的论断只是意味着用这种论断证实对列宁主义基础的极其无知。

四、现在俄国共产党内可能形成右翼吗?

真正现实的(不仅对我们党是现实的,而且对整个共产国际都是现实的)问题,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是否有过右翼,而是现在在俄国共产党内是否有这种右翼,是否有形成这种右翼的倾向,是否可能(是否允许)形成这种右翼?

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我回答:的确,目前有人企图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里建立这种右翼。在这件事上,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主要人物。现在党所要操心的实际问题是:我们能否允许这种右翼形成,如其不能允许,那末怎样避免这种情况?托洛茨基同志希望建立的右翼(或者“小小的右翼”)、右派或右倾现在可能从哪里出现呢?把这一点仅仅成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同志的个人错误,是愚蠢可笑的。不,毫无疑问,对于这一点来说,也有着客观的先决条件。

现在我们党内的情况和十月革命以前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等集团,已经从我国政治生活的公开舞台上消失了。关于以前那些各种各样的政治党派、派别和流派,已经无须再谈了,——最低限度已无须再谈它们在广大工农面前的公开竞争了。为了使我们党所领导的获得胜利的工人阶级顺利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不剥夺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怀有敌意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反苏维埃的派别的)和其他各种集团的合法地位。在合法的舞台上活动的只有俄国共产党。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必不可免的是:那些当存在着另外一些合法政党的时候就不会和我们在一起的分子,现在都在向我们党靠拢(有时甚至直接加人我们党的队伍)。这一最重要的情况本身无论如何决不会促进我党的纯洁。

第二。我们在思想上粉碎了和我们竞争了二十年的两个主要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这两个党以前的党员之中,有好几万人投入了我们的队伍,其中有好几千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原来都是这两个党里的积极分子。只要指出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就足够了。

无庸赘言,这些从同我们格格不人的政党的队伍里来的同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现在已经被我党完全同化了,他正在成为和将会成为很好的布尔什维克。可是决不应该向自己掩饰这一点,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作为一个合法政党之消失,和几万个它以前最积极的成员之转变到我们方面来,绝对不会有助于我们党的纯洁。

第三。一般就来,我的国家正经历着一个过渡时期。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的形势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困难的,然而也是比较明显的。当时在党的面前摆着一个直接的战斗任务——推翻资产阶级。现在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比较复杂。它是五光十色的。新经济政策的环境,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的包围,这一切都是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的因素。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史里,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工人政党必须考虑这样复杂的转变时期。

第四。党的社会成分变得多种多样了。如果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为止,我党的社会成分几乎完全是工人,那末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情况就在改变。我党在经历了七年的各种事变之后,现在在自己的队伍里已经有十几万党员是农民,几万党员在大学里(远不完全是工人),几万党员是苏维埃职员了。

我们为调整党的社会成分而作的一切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清党,新的甄选,特别是因列宁逝世而征收党员等等归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都是为了努力捍卫党的最大限度的纯洁性,防止它的社会成分复杂化,不允群党的社会成分过于混乱。

这一切总合起来就造成一种环境,使得列宁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真正有可能形成右翼。

如果再加上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即列宁同志本人已经不再同我们在一起了,那么情况正在变得多么严重就更加明显了。

如果从托洛茨基同志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全部攻击中,除去所有偶然的、个人的、诽谤的攻击,如果非常客观地对待这些攻击,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意义就在于以下一点。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我们党的这几年里一直是所有那些非严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对于作为那些非布尔什维克精致的代表者的托洛茨基同志看来,在老的列宁主义策略的范围内是不自由的。他相当地确信,当已经在如此广泛的舞台上活动时,老的列宁主义方法现在已经不适用了。照他看来,党应该成为各种倾向、派别和色彩的联盟,即使是不定型的联盟也罢。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掌握政权并且消灭了其他一切非苏维埃的党派的政党里,不可避免地会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或刚刚出现的各种社会进程。我们列宁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更有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党的纯洁,最大限度地保持领导的坚定,最大限度地用列宁主义来教育党。问题不在于党用棉花堵塞了耳朵,和不去倾听国内正在成熟的声音。相反,必须随机应变,有时必须让步。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党必须是始终如一的,即必须始终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列宁主义知道它所知道的东西:无论是随机应变,退却和进攻,适应最复杂的情况,它始终仍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即它始终追求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利益。

然而,托洛茨基同志从目前的复杂形势中却得出(或者说他必然要作出)另一些理论。在他看来,过去的“宗派主义的”(所谓宗派主义的)、强硬的、似乎只适合于“小组”的布尔什维主义,现在正在导致“国家的灭亡”。在他看来,现在党应成为各种流派和派别的联盟,它不应该直接领导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它应该给资产阶级专家等等提供更大的活动范围。

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思想,如果从逻辑上发挥到底,在当前国内外的形势中,最好也不过是根据“苏维埃”版的英国麦克唐纳的自由党的式样用某种“广泛的”、“劳动的”政党来代替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在这种“广泛的”改党里就会把一切“劳动人民的”组织联合起来,包括在字面的直接意义上不能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那些组织在内。很可能托洛茨基同志还没有把自己的思想考虑彻底,可是如果他不就此打住、不回到布尔什维主义那里去,那么他必不可免地要达到这样的结局。

一个在类似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中活动的党,自然需要多能够发动一切工人群众、其中包括一些落后的工人阶层的传动机。它需要多可以保证它在农民、职员和知识分子等等中的影响的传动带。

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杠杆系统(苏维埃、职工会等等)是复杂的。可是绝不可能由此得出结论,就党本身可以成为各种流派、各种派别、包括左中右三翼的特殊的“咨询国会”和代议制的其他种种绝妙的组织的联盟。

不应把问题简单化。自然,一九二四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简单地模仿例如一九一四年或者甚至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现在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装局限于只接受工人参加我的党。通过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地扩大了工业工人在我们党内的此重。我们已都有两年不让农民流入我们党内了。可是现在我们大家又得出结论;必须再吸收很多农民入党。一个在农民的国家内管理国家的工人政党,必须在自己的党员中具有一定百分比的农民。整个问题在于,在苏联的条件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的”工人政党的任务,而是在一个农民国家内的工人政党的任务。因此,一个管理国家的政党的社会成分问题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因此,形势就完全不那样简单,困难是很大的。调整我们党的成分——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和最困难的、有时又极其微妙的政治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这方面,也就是在自己的社会成分方面党不得不随机应变。在现代,党不可能像它在夺取政权以前那样的清一色。

可是党的政策和党的领导仍旧应该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领导,就像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我党则是这个享有领导权的阶级的起领导作用的先锋队。

自然,正确理解的、享有领导权的阶级的利益,要求对农民作出一定的让步,要求一切政策都适应于农民的某些根本利益。可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决定作这种让步的限度和作这种适应的限度所依据的则是革命的根本利益和领导这一革命的享有倾导权的阶级即工人阶极的根本利益。

由此而产生出党的国内方面的问题,和所谓“党内政策”的问题。在一九二四年的环境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党,必须依靠自己成员的基本集团——工人来确定方针。作为我们党的政策的“晴雨表”的只是工人,而决不能是青年学生或我们党内的其他什么阶层。

因此,我现在能容许在我们党内存在或形成右翼吗?

不能!

无论如何绝不能根据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党的社会成分不那么清一色,必须吸收一定数量的非工人为党员的这种情况,就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冲淡党的政策,党的领导参谋部也应该不那么清一色,党的参谋部也应该是各种派别的联盟等等。相反地,正是由于在目前的环境中党的成分不可能像它在夺取政权之前那样清一色,所以党的政策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严格,并且首先要依靠党的工人集团来确定方向。正是因为如此,党的领导参谋部必须特别地坚决果断,必须特别地列宁化。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根本淡不到我们的参谋部已程变成了各种派别与流派的联盟这种事。

我们党现在所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这些客观条件,使我党内有了建立右翼(右派或右倾)的危险。凡是愿意始终忠实于列宁主义精神的人,都应该出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党反对这种倾向。在当前的具体情况里,灵活而正确地运用列宁主义原理,我可以使右翼无法在我党内形成。

谁要是和托洛茨基同志一样,不但不反对这种倾向,反而成为它的表达者,谁要是走上同明显地看到这种危险并且在复杂的环境中随机应变(像列宁同志教导我的那样)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斗争的道路,他就会成为列宁主义的敌人。

不论他们是否希望如此——这都完全一样。不论他们是否明确地意识一点——这也都完全一样。事实毕竟是事实。

也最好是把我的思想解释得更具体一些。譬如说,我们就以两个出色的同志(例如甲同志和乙同志)为例吧。这两个同志都是最守纪律的和最优秀的同志。可是甲同志和乙同志达到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其是完全不同的。甲同志是在十月变革之后国内战争那几年里的波澜壮阔成长起来的。而乙同志则是在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早在二十年前他就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我党对于这两个同志都同样的需要、同样的重观。实际上,只有把这两个同志所代表的那些成员作一定的结合,才能保证革命的完全胜利。可是如果例如甲同志开始在党内组成一种往往把农民共产党员(和非党的、接近共产党员的人)同工人共产党员区别开来的环境,如果要求党的政策不要依靠工人,而要依靠农民来确定,或者如果他开始要求党的总参谋部种集团的联盟,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会对甲同志说什么呢?

托洛茨基现在正在做着同上面所假想的例子相类似的某种事情,不过情况还要坏得多。他正在成为党内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代言人。

他正是要求党向党内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东西(就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言)看齐。

党能不能同这种情况调和呢?党给托洛茨基这样强烈的反击是不是英明呢?

五、托洛茨基现在向哪里演变?

这个问题是我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为了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我要求读者认真考虑下一情况。

正像一个有鲜明的个性的人一样,托洛茨基身上自然也有不少专属人的特点。例如,就像前几天一个读过《十月的教训》的工人他老是提到自己(从“自己”出发),这种特点充满了托洛茨基同志最近一个时期的作品。又例如,托洛茨基有时候会建立这样一种政策,持这种政策有一个人,那就是托洛茨基,因为这种政策没有为托洛茨基的同伴留下余地。所以不得不指出这是托洛茨基同志立场的个人的特点。不过要是在托洛茨基的立场只看到个人的特点,那是完全错的。毫无疑他反映了我国环境中更为广泛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读者,您注意过这一情况吗,从一九二二年起,特别从一九二三年起,国家显然繁荣起来了,工人的物质情况改善了,工人的情况也改善了,正是由托洛茨基同志的全部言论看到,恰恰是在这几年里,他的政治情绪变得越来越坏。当我国广大工人群众的政治情况的曲线上升时,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情况的曲线却在下降。在这种背景上,托洛茨基同志和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加深了,可是要知道党不是别的,而是工人群众的先头部队。

托洛茨基同志越来越倾向于印象主义,开始越来越都经常地找寻找事物的阴暗面,在国家经济状况显然好转的前夕(在去年的辩论之前)预言“国家的灭亡”,越来越经常地陷入更大的错误,他提出他那些错误的论断并建议使用更错误的医疗手段,因而失去了自己的伙伴等等。我记得当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以及列宁的中央委员会争论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发生第一大冲突的时候,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是站在托洛茨基同志那边的。当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和列宁同志以及列宁的中央委员会辩论职工会问题而发生第二次冲突时,代表大会中也还有近五分之一的人站在托洛茨基一边。而这还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召全党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去年辩论时,托洛茨基同志的伙伴已经少得多了,不过毕竟还有几百个人准备始终坚持他的政纲。而这一次托洛茨基同志攻击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时候,愿意保卫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纲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要知道这也不是偶然的。怎样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情况呢?经济在好转,工人的情绪在上升,党的团结在加强,可是那些自命为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当中,有一个人(托洛茨基同志)的情绪却正在不断下降。不言而喻,这一情况已经证明最近几年来托洛茨基同志(这自然不是他本人所希望的)并不总是无产者群众情绪的表达者;相反的,有时他不由自主地反映着其他某些居民阶层的情绪。

究竟是哪些阶层呢?当然,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当我们探求形成托洛茨基同志的纲领的曲折路线时,当我们最确切地观察最近二三年来他在政治上的最新的演变时,我们会毫无困难地再一次遇到一种表面的矛盾,而一些诱惑受得较少的同志,有时甚至会觉得托洛茨基同志似乎不是从右面,而是从左面来批评我们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

实际上,例如,责备中央委员会及其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他们“耽误了”德国革命的难道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吗?这难道不是“从左面”来的批评?可是如果好好地想想托洛茨基同志在那些与共产国际的策略有关的问题上的立场,如果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这方面所写的那些“左的”语句,而事实上他在整个一九二三年所支持的是德国党的右翼,另一方面,在去年论辩的时候,实际上支持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的是共产国际所有支部的右派分子,那末我面前呈现出的问题就会完全不同了。如果回忆一下托洛茨基同志、拉狄克同志和皮达可夫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提出的决议草案里已经说过,假使德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发动了起义,那末它现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已经一败涂地了,——那就会很清楚,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就像他在《十月的教训》中所讲述的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完全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可是那些肤浅地观察我们的争论的人,并不是永远都明白这一点的。因此,有些人就会由于误会而把托洛茨基同志对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当做是从左面来的批评。

我们再重复一遍,托洛茨基同志的活动有许多个人的色彩,有许多反复无常的作风,有许多外表迷人的东西。他的纲领还没有彻底形成。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立场还闪射着虹的七彩。 可以这样地比较一番。你们用各种颜色的小电灯泡做成一条巨大的弧。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在你面前的那些红、绿、蓝、白的小电灯泡将形成一条彩虹。可是要知道,归根到底,灯泡的彩色是次要的。所有的灯泡都是一种特定的物质——电。托洛茨基同志现在的立场也就是这样。表面上它也闪耀着彩虹的七彩。问题在于要了解它的实质如何,它的基础是什么。而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基础是某种“负物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东西,因此暂时只能把它称之为非列宁主义。

这种表面上的五光十色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那已经开始了的政治变节还没结束。首先是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倒退是在转变时期的情况中产生的。在这个转变时期里有各种许多不清楚的东西,在新经济政策的复杂情况中有许许多多不清楚的东西。其实托洛茨基同志现在不是脱离“一般的”布尔什维主义,而是脱离新济政策转变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

然而,有一条确定的倾向贯穿在所有的华丽辞藻中,贯穿在托洛茨基同志所有的即兴言论中,贯串在最近几年来他那反复无常的政治发展的曲折路线中。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党不是强烈地拒艳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处方,而是接受了他从一九二一年开始提出来的最主要的建议的话,那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举例从托洛茨基同志由一九二一年开始提出来的建议里剔除掉一切次要的东西,只拿最主要的东西来看看。

如果我接近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那就意味着:

一、 职工会就会国家化,职工会同正式的国家组织与经济组成的臭名昭著的“结合”就会发生。换句话说,就是把职工会(它现在团结了六百万工人和职员,是我们最广泛的基础)变成官方机构的官僚化附属物。再换句话说,那就是意味着我用自己的双手为孟什维克主义建立难以消灭的基础,因此也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埋了个地雷。

二、党会被排除在对经济机构和国家机构的直接领导之外。苏维埃机关(你们想想看,列宁同志关于苏维埃机关写过些什么)会获得更大的独立性。“把苏维埃从党那里解放出来”这句将不仅是只是转换路标派分子的著作里写写而已,而是要开始变成实际生活——哪怕是部分地变成实际生活。这种倾向会带来无数致命的后果,未必在今天还需要向布尔什维克证明这一点。

三、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部门中(不只是军事部门,而且还有其他一切部门)专家会获得大许多倍的影响。未必需要证明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的政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和他同我们党的分歧的最重要的一点。

但愿人们不要误解我们的话。当然,吸收一些正直的专家,并且建立一种使他们能够进行真正事业的工作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列宁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所说过的一切,和我们的党关于这个问题做出的一切决议仍然是有效的。当然,根本说不到什么鼓励特殊的“反专家的”情况。可是如果不是根据列宁的意见来解决有关专家的问题,而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意味着实际上对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作出最大的让步。

四、在党内生活的许多问题上,我们就会要承认,与其说工厂工人是党的“睛雨表”,毋宁说大学里的青年学生是党的“晴雨表”,在这些学生当中自然有不少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而且通过小资产阶级同耐普曼和新兴资产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

五、我们不会有币制改革,因为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应该“先开始”振兴工业,然后才进行币制改革,不用说,如果我们采纳了这种“天才”的建议,那就会降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从而巩固新兴资产阶级。

六、在农民问题(托洛茨基同志老是“跳过”这个问题)上,我们会犯下最大的错误。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联合的情形,而会处在分离的整个过程。由于我们的政治错误而被抛弃的农民,就会给自己找寻另一个政治领导者;并且自然只能在新兴的资产阶级那里找到它。
任何一个深思熟虑的同志都不会说,上述六点(数目可以增加)是我虚构出来的。每一个严肃的布尔什维克都必然会说,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而不是由于转瞬即逝的因素,不是由于过去七年所犯的错误,也不是由于庸夫俗子所以为的“涉及个人”的原因产生的。

我们要问一下,如果我在这六个问题上沿着托洛茨基同志让我们走上的那条道路前进,如果我们没有用布尔什维克的固执性反击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些错误,那末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时候俄国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它会成为一个耐普曼的俄国,而在它的涵义上、在它的范围上,则正是新兴资产阶级所指望的。而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正像列宁同志给我们的遗训所说的那样)的机会,则是很少的,甚至筒直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在这一切之外,再加上托洛茨基同志在许多国际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过高估计民主主义和平主义时代,过高估计美国的超帝国主义的有特效的绥靖性质,过低估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性,过低估计法西斯主义的长期性),以及他对共产国际各个支部中一切半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分子的支持,那末托洛茨基同志正在把我党拖到哪儿去就很明显了。

在所有这些堆积在一起的错误当中,托洛茨基同志有着自己的“体系”。总起来这就叫做:右倾。

我国的新兴资产阶级正是这种新的资产阶级,而不是旧的资产阶级。它见多识广,甚至在《十月的教训》中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看见过行动中的群众。它看见过不可抑制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初期对资产阶级的镇压,也看见过一九二一年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当时同样不可抑制的布尔什维克被迫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它现在知道怎样估计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处在国际资产阶级包围中所表现的实际力量对比关系。它有着自己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在我们的学校里受教育的。它学会了观察我党内各种倾向的斗争。它学会了利用苏维埃的合法性。这已经不简单是那些柯鲁巴耶夫和拉祖瓦耶夫了。这是经历过最伟大的革命炮火的资产阶级。这是很会关心自己和上层农民以及国际资产阶级领袖的联合的资产阶级。总而言之,这个资产阶级具有更为敏锐的阶级嗅觉,更为圆滑更为聪明的革命经验,对于工人政党的作用以及这个工人政党内部各种细微差别也了解得更多。这个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不幸而学会了重视人民大众的智慧。我们用不着向自己掩饰我们国家机关的社会成分,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里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算作新兴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一定数量的新的大学生和一般的新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这样看。

在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的转变时期,向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一、职工会国家化,二、使国家机关取得脱离党的监督的更大的“自由”,三、让专家发挥更大的影响,四、根据大学生这只晴雨表来确定党的政策,五、建议币制改革延期,并且大喊国家的灭亡,六、掀起一个反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和争取托洛茨基同志去年所解释的“民主”的半孟什维克运动,——这就意味着(即使他本人不希望这样)客观上他在帮助新兴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同志想走进这一扇门,阶级却走进了另一扇门。他想反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过分的“宗派主义”,反对他所认为的“小组狭隘性”,可是事实上他在进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基础的斗争。实际上他在给阶级敌人一种无法代替的效劳,这自然是他本人所不希望的。

我们肯诚地问问托洛茨基的以前的支持者和现在的支持者,难道他不知道,从一九二一年开始,托洛茨基同志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每一次言论,都使整个非布尔什维克阵营感到极其高兴而且越来越高兴吗?这是偶然的吗?

但愿他不向我作歪曲的解释。马克思早就说过:“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实际表达者,本人并不一定是小业主”。自然,托洛茨基同志也有着最好的愿望。但是地狱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托洛茨基同志应该一劳永逸地放弃那种从臆想的错误中“拯救”我们的党的想法,认识并承认自己固有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的政治思想的残余产生的,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公开的反对者。必须停止他那种按照“历书”每年(在最近一段时期甚至是每年)一度定期地搞出来的党内“危机”。必须懂得,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把列宁主义压在托洛茨基主义下面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总而言之,必须懂得,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

六、应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的出路何在?应该怎么办?

分裂吗?废话!根本谈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团结一致。

砍掉吗?废话!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分开的,党也不希望事情搞到和某个人分开的地步。

党处分吗?这也是废话!任何人都不需要惩罚,需要的是别的。

需要什么呢?

党需要保证避免重演对列宁主义的“袭击”。需要严格地向党保证托洛茨基同志必须执行党的决策。党不是经验的俱乐部,而是党,而是像我们这样在复杂的环境中活动的党。今天的口号是:

党的一切阶层布尔什维克化!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的斗争!

首先需要解释,解释,再解释。

我们的党有一大批党员是年轻人。他们的当中有许多人只是凭阶级敏感感觉到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对列宁主义的错误的。因此全党都需要研究关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全党都需要清楚地认识,这是关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策略和政策体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党的历史,不仅涉及过去。问题涉及到对待与一些根本问题(例如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密切相关的今天的政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使我们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大部分青年党员还没有机会来充分地研究列宁主义),这是当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同时不能不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因为无论如何他给了党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直接分析对列宁主义的脱离,和深刻地思考布尔什维克主义基础。

不言而喻,党应该做到使党纲对托洛茨基同志也有约束力。

而且我确信,党能够做到这一点。党内对于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各种问题在原则上越明确,则托洛茨基同志那种企图的基础就越小。而这种企图在党内得到的共鸣越少,重复这种企图的兴致也就越小。的确,这一次的共鸣就不大。托洛茨基同志现在改变了自己的“纲领”,可是实际来说,支持这个政策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因为他没有为别人留下余地,甚至没有为那些迄今为止常常支持托洛茨基同志和他的错误的人留下余地。

在上一次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宣称青年学生是最可靠的“睛雨表”。过去我们没有同意说青年学生是最好的“睛雨表”的说法。现在我也不同意这种法。而且我们必须说明,就连这种不完全是尽善尽美的睛雨表,在这一次也表明它完全不同于去年,表明青年学生并不愿意用列宁主义去交换托洛茨基主义。

制止托洛茨基同志进一步犯错,不使他更大地脱离布尔什维主义的有效方法就是团结一致地对他现在的错误实行反击。如果全党像一个人那样起来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现在的倾向,我们相信,他就会很快地改正错误。

不言而晚,我们在前一节所谈的一切,还不是已彻底完成了的过程。这只是一种倾向。我希望,托洛茨基同志在看到这种倾向的有害性之后,在看到团结一致的整个的党在反对他的巨大错误之后,会脱离不正确的道路。

列宁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说明过托洛茨基同志政治演变的“规律”:每当事件走向高潮时,托洛茨基同志多半接近于布尔什维克的路钱;每当事件拖延下来,或者是走向暂时的低潮时,托洛茨基同志就向右动摇,为了制止他现在已经极其过分了的向右动摇,全党必须给他以思想上的反击。

党最后断言:一再过早地抱着幸灾乐祸的希望的敌人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党将受到新的、更加坚强的锻炼,而真正的列宁主义将成为全体党员一致的思想习惯。


#7

库西宁:德国十月的不成功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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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斯大林:十月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①

(①摘自斯大林同志著《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斯大林同志的讲演文集,排印中)一书的序言。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真理报》第二九〇号。)

十月革命有两个特点。要了解十月革命的内容和历史意义,首先必须认清这两个特点。这是些什么特点呢?第一、在我国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以无产阶般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政权。第二、在我国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的结果,而在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仍然保存着资本主义。这当然不是说十月革命没有其他特点。可是,现在对于我们重要的正是这两个特点,这不仅因为它们清楚地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实质,而且因为它十分明显地揭露了“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本性。

我们来简略地研究一下这两个特点。

关于城乡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问题,关于把达些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极重要的问题。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城乡劳动人民支持谁,支持资产阶级还是支持无产阶级,城乡劳动人民成为谁的后备军,成为资产阶般的后备军还是成为无产阶般的后备军,——革命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固性要由这一点来决定。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一八七一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所以胜利,是因为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下了农民后备军,它把这个后备军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成了城乡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唯一领导力量。

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永远不了解十月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对内政策的特点。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老练的战略家”用心地“巧妙地”“挑选出来”并“合理地依靠”某些居民阶层的普通政府的上层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在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条件下,为推翻资本和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结成的阶级联盟。

所以,这里所说的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稍微”估计不足或“稍微”估计过高,像某些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现在爱说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这里所说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基础。

列宁说: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成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中文版第842-848页)

其次:

“如果我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括,那就是就: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同上,第384页)

列宁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这个革命是实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典范。

有些同志以为这个理论只是和俄罗斯实际情形有关的纯粹“俄国的”理论。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列宁说到无产阶级所倾导的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时,指的不仅是俄罗斯农民,而且是苏联境内那些不久以前还是俄国殖民地的边疆地区的劳动分子。列宁始终不倦地一再说,俄国无产阶级不和这些异民族群众结成联盟就不能获得胜利。列宁在他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以及在共产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再三说过,没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奴役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间的革命联盟,革命同盟,世界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殖民地岂不就是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首先就是劳动农民群众吗?谁不知道,殖民地解放问题实质上就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摆股财政资本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呢?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列宁的无产阶般专政理论并不是纯粹“俄国的”理论,而是世界各国必须采用的理论。布尔什维主义不只是俄国的现象。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见《无产阶级革命》第89页)①(①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中文版第274页。——译者注)

十月革命第一个特点的特征就是这样。

从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来看,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立场,当时他“简直”忘掉了农民是革命力量,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即不要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现在,甚至拉狄克同志这位爱耍外交手腕的“不断革命”论者也不得不承认,“不断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是离开现实而“向空一跃”。(见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现在,看来大家都认为不值得再理会这个“向空一跃”了。

我们也不来多讲托洛茨基同志在大战时期的立场,例如在一九一五年的立场,当时他在他的《为政权而斗争》一文中,根据“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点,做出结论说农民的革命作用一定会减少,没收土地的口号已经没有它从前所有的那种意义。(见《一九〇五年》第289-292页)大家知道,列宁在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篇文章时,责备托洛茨基同志“否认”“农民的作用”,就“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见《逆流而进》第307-308页)①(①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文版第399页。——译者注)

我最好来看看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这个周题的较晚的著作,看看他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他已经有可能根据事实来检查他的“不断革命”论并改正他的错误的时期内所发表的著作。就拿他在一九二二年为《一九〇五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来看吧。托洛茨基同志在这篇《序言》中关于“不断革命”是这样说的: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奇妙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见前举托洛茨基同志《一九〇五年》一书《序言》)①(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

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他的“不断革命”就是这样说的。

只要把这段引文和上面从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著作中引出的几段话对照一下,就会看出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之间的鸿沟了。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就“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有矛盾”。

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如果国际革命竟来迟了,那又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因为“……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按照这个计划看来,我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在本身所有各种矛盾中苟延残喘,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般专政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的联盟来“彻底推翻资本”和“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政权。

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而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设法解决“矛盾”的政权。

这个“不断革命”论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著名的孟什维主义理确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不断革命”论并不是对农民运动的革命能力的一种简单的估计不足。“不断革命”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一种会导向否定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估计不足。

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的特征怎样呢?

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特别是战争时期的帝国主义时,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不衡发展、跃进式发展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的含义说来,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衡的,不是按照既定的次序,不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国家始终走在前面,其他托拉斯或其他国家依次跟在后面,而是跃进式的,在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发生停颠,在另一些国家的发展中却发生跃进。同时,落伍的国家“完全合乎情理地”力图保持旧阵地,而跃进的国家也同样“合乎情理地”力图夺取新阵地,结果就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例如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半世纪以前,德国同英法比较起来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日本当时同俄国比较起来也是这样。可是大家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和日本已经跃进很远,德国超过了法国,并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排挤英国,日本超过了俄国。大家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这个规律的出发点是:

(一)“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施行殖民压迫和财政扼制的世界体系。”(见列宁《帝国主义》法文版序首)

(二)“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世界上两三个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它把全世界卷入它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同上)

(三)财政压迫的世界体系内部的矛盾的增长和军事冲突的必然性使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容易被革命攻破,使这条战线很可能被个别国家突破。

(四)这种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帝国主义战钱的链条最薄弱的地方和国家,即在帝国主义防卫最差而革命最容易展开的地方和国家。

(五)因此,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

简单说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何在呢?

十月革命的第二个特点在于这个革命是实际运用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模范。

谁不了解十月革命的这个特点,谁就永远不了解这个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革命的独特的国际力量,这个革命的独特的对外政策。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都长,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见《逆流而进》第180页)①(①参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中问版第321页。——译者注)
各国机会主义者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始(如果按照他的理论说来,无产阶级革命一般会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话);这些国家的工业愈发达,社会主义胜利的机会就愈多。在他看来,在一个国家内,何况是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还在战争期间,列宁就依据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驳斥机会主义者。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来看,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拿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我们的革命》(一九〇六年)来看吧。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见《我们的革命》第278页)

这一段话说明什么呢?说明“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就是说,在欧洲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这里说的是在俄国)内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个“理论”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论点有什么共同之点呢?

很明显,这里没有任何共同之点。

假定说,因为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〇六年出版的,当时还难于确定我们的革命的性质,所以其中含有一些无意的错误,而不完全符合托洛茨基同志较晚时期的观点。那末我们就拿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本小册子,他的《和平纲领》来看吧。这本小册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出版的,现在(一九二四年)编入《一九一七年》一书再版了。托洛茨基同志在这本小册子里批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拿欧洲联邦口号来和它对立。他断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胜利只能是欧洲几个联合为欧洲联邦的主要国家(英、俄、德)的胜利,否则社会主义胜利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德国不发生革命,俄国或英国就不能有胜利的革命,反过来也是一样。”(见《一九一七年》,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89页)

托洛茨基同志说:“为反对联邦口号而提出的唯一的多少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理由,曾由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归结为下面的一句话:‘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民主党人报》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因而每一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无须以建立欧洲联邦为其先决条件。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国、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已经成熟到实现社会革命的资本主义‘欧洲’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当在自己的斗争中‘等待’其他国家,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为使国际间同时行动的思想不致为国际间消极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这个道理反复加以说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检验和理论上的推论都证明了的。”(见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89-90页)可见在我面前的还是那个社会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内同时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通常是排斥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论的。

不用说,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为了有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不用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就抵挡不住总进攻;同样,没有俄国革命对西方革命运动的援助,西方革命运动就不能像它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那样迅速地发展。不用就,我们是需要援助的。但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家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到现在为止,这种同情和这种帮助,再加上我们红军的实力和俄国工农挺身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这一切是不是足够击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取得必要的环境来进行填正的建戳工作呢?是足够的。这种同情是在增强还是在减弱呢?无疑是在增强。这样,我们有没有有利条件来不仅推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并且援助西欧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呢?是有的。俄国无产阶阶级专政七年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能不能否认我国已经开始了雄伟的劳动高潮呢?不,不能否认。

既然如此,托洛茨基同志的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能有什么意义呢?

只能有一个意义:第一、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感觉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第二、托洛茨基同志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第三、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觉察到现在腐蚀着帝国主义的那种内部虚弱症。

托洛茨基同志因为热衷于批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便在他的一九一七年出版、一九二四年再版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不知不觉地彻底粉碎了自己的论据。

也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小册子也陈旧了,也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再符合他现在的观点了吧?那末我就拿托洛茨基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即在俄国胜利以后所写的最近的著作来看吧。例如,我就拿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二年给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新版所写的《跋》来看吧。他在这篇《跋》中写道:

“在《和平纲领》中一再重复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胜利完成的论断,在某些读者看来也已被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将近五年的经验推翻了。但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工人的国家在一国而且是在落后的一国抗住了全世界,这个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有雄伟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他比较先进比较文明的国家里是真能做出奇迹来的。可是,我虽然在政治上和算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当其余的欧洲国家还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的时候,我们为了打破经济孤立的局面,不得不设法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同时可以确信地说:这种协议至多只能帮助我们治愈某些经济创伤,获得某些进展,可是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①(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斯大林注),才会是可能的。”(见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第三卷第一部第92-98页)

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显然是违背实际情况,顽固地想把“不断革命”论从完全破产中挽救出来。

原来,不管怎样辩解,也是不仅“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原来有人会希望“和资本主义世界达成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原来也不会有丝毫结果,因为不管怎样辩解,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社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是不会有的。

那末,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无怪乎托洛茨基同志说我们党“蜕化”已经说了两年。

无怪乎托洛茨基同志在去年预言我们国家定会“灭亡”。

这个奇怪的“理论”怎能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相容呢?

这个奇怪的“前途”怎能和列宁所说的新经济政策使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前途相容呢?

这种“不断”绝望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是什么抽象幻景,或是什么神像的问题了。我对神像依然保持着非常不好的旧有的看法。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这时代的任务。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表示一个信念:不管这个任务是多么困难,不管它和我们从前的任务比起来是多么生疏,不管它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困难,只要我大家同心协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以内,我们大家同心协力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问版第400-401页)

这种前途“不断”黯淡的思想怎能和列宁的下面一段话相容呢?

列宁:“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中问版第428页)

很明显,这里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相容的地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否定;反过来就,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断革命”论否定。

不相信我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倾,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倾,——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根源。

直到现在,通常都只指出“不断革命”论的一方面——不相信农民运动具有革命能力。现在为了公允起见,除这一方面以外还须补充以另一方面——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力量和有本领。

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

近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出现了一些腐败的外交家,他们力图偷运“不断革命”论,就它是和列宁主义相容的东西。他们说,“这个理论在一九〇五年当然是不适用的。可是,托洛茨基同志的错在于他当时跑得太远,企图在一九〇五年的环境里运用当时不能运用的理论。”他们就,“可是后来,例如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当革命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就完全适用了。”不难猜到,这些外交家中最主要的是拉狄克同志。不妨听听他的活:

“战争在渴望争得土地与和平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掘了一道深沟;战争把农民交给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倾导了。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提出来反对列宁的那个主张(即“不断革命”。——斯大林),事实上成了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见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第四十二号)

这里每字每句都是颠倒是非。

在战争时期“可能实现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依靠农民的工人阶级的专政”,这话不对。实际上,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所实现的是按特殊方式同资产阶级专政交织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拉狄克同志不好意思提到的“不断革命”论是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这话不对。实际上,这个理论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过了十个月,拉狄克同志来自行更正,认为应当骂帕尔乌斯不该提出“不断革命”论。(见他在《真理报》上关于帕尔乌斯的文章)可是要做到公道,拉狄克同志应当也把帕尔乌斯的同伴托洛茨基同志骂一顿。

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摒弃了的“不断革命”论在“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正确的,这话不对。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十月革命的整个发展,表明并证明“不断革命”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主义基础完全不相容的。

用甜蜜的话和腐败的外交手腕是掩盖不了“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主义之间的鸿沟的。

从十月革命的特点的观点来考察,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便是这样的。


#9

古谢夫: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

(俄国共产党和红军①(①古谢夫同志的小册子《我在军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的最后一章。))

军区政治部在一九二二年把红军和红海军政治条例草案分发给党的、苏维埃的、职工会的和军事的各个机关,征求它们的意见。这个条例(尚未批准)的第四十一节里有下列一段文字:

“红军的领袖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同志从一九一八年起,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军与海军部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八七四年生于赫尔松省叶列查维塔格勒县杨诺夫卡村。他年青的时候在尼古拉耶夫城参加了‘南俄秘密协会’。托洛茨基同志在那里曾经被捕,坐了两年半监牢,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志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当苏维埃被查封时,托洛茨基同志再度被流放西伯利亚,可是他逃到了国外。托洛茨基同志在国外仍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从帝国主义大战的头几天起,托洛茨基同志就反对这一战,并因此而受到外国政府的迫害。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到俄国之后,对临时政府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不久,托洛茨基同志又被临时政府所逮捕。托洛茨基同志一被释放,就参加了领导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开始组织红军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同志就被任命为陆军和海军部人民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作为红军的首领,托洛茨基同志正在领导红军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敌人”。

在这一节里所包含的那种认为军队是由一个领袖和组织者建立起来的理论,是错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军队是现存社会制度在军事方面的模型,或者说是这种制度在军事方面的表现。这就意味着,组织和建立军队,领导它,指挥它,给它委派干部,并且用一定的思想体系的精神来教育它的是统治阶级。

我国是工人国家,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聚集在俄国共产党队伍中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俄国共产党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通过苏维埃和工会来建立、组织和领导红军。这也就意味着是由党的各次代表大会来拟定军事政策的基本路钱,而在两次代表大会之期委托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执行这些路钱。后者成立了政治局,该局根据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同时并根据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的决定,作出自己的决议,然后通过省委会、县委会和支部,同时也通过苏维埃、职工会和其他各种机关的共产党组织来执行这些决议,至于涉及军队问题的决议,则须通过党派去从事军事工作,根据军事组织系统;在军队里担任各种职务的俄国共产党党员(其中包括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俄国共产党党员托洛茨基同志),以及军队的政治机关(政治部,政治委员机构和军队的共产党支部)来执行这些决议。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份政治条例第四十一节里所包含的那种建立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理论,无论是和早已被恩格斯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军队是现存制度在军事方面的模型),还是和苏联无产阶级建立阶级军队的实践对这种理论的检验,都毫无任何共同之处。

第四十一节所叙述的理论同托洛茨基一年以前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小品文《论军事方面和其他一切方面的官僚主义》中无情地嘲笑过的那种“军事文牍主义的浪漫作风”有着最密切的血缘关系。当时他是这样写的:“当人们习惯于形式而不再考虑其内容,洋洋得意地使用一些有条件的话而不思索其意义……相反的还害怕每一句新的批评,害怕主动性和独立自主精神时——这就意味着在这方面已经被最危险的官僚主义腐蚀了”。

这是完全正确的意见,而且应该说,它正好打中了政治条例第四十一节的作者的要害。
托洛茨基同志继续说道:“在军事工作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我把我们军事部门某些历史随笔引来作为官僚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子,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没有错误的例子……老实说,这些历史随笔,大部分是根据‘胜利的雷声,你轰鸣吧’的调子写成的。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有一些献给我们的红军部队的小册子,简直使人想起献给仙逝了的近卫团和骑土团的历史随笔……我们的每一个‘老’团队(在革命里有四五年历史的团队,这就是‘老’团队了)的历史,只要讲得真实生动,也就是尽可能地讲述它们在野外和兵营里的历史,就都是很有趣味和大有教益的。我往往不这样做,而去找寻英雄传奇而且是千篇一律的传奇。你们认为:在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英雄,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而敌人总是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我们的一切命令都是聪明合理,而且被高度执行了的,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军事上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就像在革命中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一样,是老老实实认真负责的英雄主义”。

整个这段精彩的说法,不仅适用于个别团队的历史,而且也适用于整个红军的历史。整个这段话正好打击了第四十一节里所阐述的那种奇特的理论。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同志会和我一起,拒绝那种不适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有利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因此在政治上有害的理论。从托洛茨基同志方面来说更有必要这样作,因为他那已经出版了四卷(一共将出版五卷,全文近二千页)的论述我国军事建设的文章、演说和命令的题为《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选集,可能会违反托洛茨基同志的意愿,变成对第四十一节所阐述的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支持。在这部已经出版了四卷共一千五百页的选集里,你们未必能找出几百行谈到党、政治部、政治委员、党支部和职工会的作用的地方。而且它三行两行地散见于各处,要找出它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这几本有着《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这样一个重要标题的书的重大缺陷。革命是由整个工人阶级通过俄国共产党,通过职工会,通过苏维埃而武装起来的,可是人们,特别是那些没有亲身解历过苏联无产阶级武装力量建时期的外国读者,都会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这本书里获得完全错误的印象,似乎这一事业十分之九是由托洛茨基同志的文章、演说、命令、镇压手段和组织措施完成的。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并不希望自己的选集会造成这种印象。他是“军事文牍主义的浪漫作风”的死敌。正是因为这种缘故,所以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利用各种机会,最低限度是没有在序言里消除这部选集的这个重大缺陷。假使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各个民族的党中央委员会,省委会,省执委会,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省工会,前钱和集团军革命委员会、前线、集团军和师的政治部,各级和各部政治委员以及其他等等等等,都出版自己的决议、命令、演说、文章等等①(①但劳动与国防委员会能公布那些有关列宁同志在组织防御和参加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方面的工作的最重要的资料。),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得出红军的正确历史,而不是这种历史在第四十一节那面凸镜能里歪曲的、军事文牍主义的反映。可是红军的正确历史就像原始资料的海洋一样,所以托洛茨基同志的两千页书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像托洛茨基同志以零零散散的两百行地位所提出来的俄国共产党、苏维埃以及其他等等的作用,在他那部选集的两千页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样。这一大堆原始材料,如果不用批判的眼光来检验它们,不指出犯过的错误,不说明产生这一或那一决议、命令的具体情况,对我们的外国朋友说来(而托洛茨基同志的文集部分说来是预定要以他们为对象的),就会是根本不能消化的食物。如果要想总结国内战争的轻验,如果要想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如果要想编制“内战条例”,那就必须作得使我们的外国朋友获得真正的经验,而不是获得被“军事文牍主义的浪漫作风”弄得乱七八糟的,被“千篇一律的传奇”弄得暧昧不明的和被“官僚主义的锈斑”所腐蚀的经验①。(①第四十一节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国外仍继续为工人阶级服务”,这种论断也是同一种“革命军事的浪漫作风”的产物。本来应该说:托洛茨基在国外也继续为“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服务”。)

但是,要简单地抛开政治条例第四十一节的理论,简单地回避它,简单地嘲笑遇事奉承的肮脏的小官僚,那是不行的。这些肮脏的小官僚不是生活在每有阶级的真空里。他们就像所有的苏联公民一样,呼吸的也是苏联的空气,不过,如所周知,这种空气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气息。

第四十一节的理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它的阶级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列宁主义者,是在必须把全部精力和全部时间都献给政治活动,没有时间来研究学究式问题的时代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没有研究学究式周题的习惯。可是任何一个学究式的问题,在一定时刻都可能变成或将会变成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各党的政治斗争,以及党内各种派别的政治斗争。到那时候,这些学究式的争论就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学究式的争论变成政治争论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列宁同那些经验一元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等等的哲学斗争(参考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些人在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俄国共产党特别衰弱的年代,曾经力图暗中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一个基础——马克思主义。

第四十一节里的理论,现在已经变成政治问题了。过去人们千百次地重复一句习惯话:“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组织者和领袖”,这句话在政治方面并不会有过什么坏作用。可是第四十一节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现在正在变成政治上有害的东西。

独自经营个体经济的小资产者或小私有者,就其生产条件来说,跟同他们相同和类似的其他小业主没有联系,所以和聚集在工厂里与城市里的无产阶级相反,他没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因而也没有组织的能力。由于自己两重的阶级本性,他们不是根本不可能按照小资产阶级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在政治方面毫无组织起来的因素,就是在经济方面也毫无组织起来的因素)的学说组织起来,就是感觉到缺乏组织能力,而开始去找寻一个能为他料理一切,安排一切,在一切方面都带来巩固的秩序的组织者。米海洛夫斯基关于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俄国民粹派分子在个人与历史的作用问题上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无聊已极的争论,最后,还有政治条例的第四十一节,——这一切都是从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鸟巢里孵出来的小鸟。

在苏联,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着新经济政策的便利的小资产阶级,正在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就是正在分化出富农来。而富农则希望从我们手里夺回军队。还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在一部分红军驻地固定的情况下(例如,骑兵第一军驻扎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富农门就曾经企图从我手里夺回军队。从那时起,富农在意识形态上就变得突出地强大了,而他现在也更容易从我手上“夺回”军队。当然,他们必然要利用,而且不可能不利用那种把俄国共产党在组织红军中的作用化为乌有的、第四十一节的理论。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利用一切机会来和俄国共产党捣蛋。第四十一节的作者看不到这种危险,就只能以自己的小资产阶般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的阶级敌人。现在应该教导红军战士:红军的组织者和领袖是俄国共产党。必须天天对他们重复这一点,应让他“牢牢地记住”这一点。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上也是正确的,在历史上还是正确的。根据俄国共产党的委托和指令,作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红军里执行着艰巨工作的托洛茨基同志,只是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罢了。

不过,对于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大修正。本来应该说:托洛茨基并不总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并不总是根据党的指令来工作的,而是有时和党闹分歧。我们之所以在现在谈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只是因为它现在恰恰失去了历史(学究式)的兴趣,而获得了政治意义。只要我们打算把建设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艺术教给我们的外国朋友,那就不能允许“由于极其次要的个人性质的理由”(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序言中的说法),就避而不提我们中央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同志和我们就军事政策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的那些场合下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政治困难,假使这样做的活,那将是个政治上的错误。

正是由于这样,我们的叙述也真有历史叙述的性质。

我们来谈谈两个最重要的场合: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被高尔察克打败而退到伏尔加河和维亚特卡河畔的我们的军队,利用了道路泥泞的时机进行了整顿,开始了反攻。整个战役的成功决定于对高尔察克左(南方)翼的不断迂回,高尔察克因为害怕我们深入地迂回到他的背后,被迫从奥连堡全线撤退到彼尔姆。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就。高尔察克无论如何也无法挽救自己的左翼,我不断地对它迂回,他的军队只得一面作战,一面以平均每天十俄里的速度向后撤退。他的军队不仅不断后退,而且很快就土崩瓦解、屈服投降了。

在战役开始之后过了七天,没有征求当时由拉谢维奇同志、尤列涅夫同志和我组成的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就突然撤消了前线指挥员谢·谢·加米涅夫(未来的总司令)的职务。

下面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对这一件事的命令:

“谢·谢·加米涅夫领导了东方战线的军队八个月之久。军队在他的指挥下,层级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杜托夫匪帮和高尔察克匪帮不止一次的打击。在加米涅夫同志的倾导下,东方战战的部队为苏维埃共和国收复了乌发、奥连堡和乌拉尔斯克。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们的东方战钱暂时削弱了,而高尔察克又占领了乌发,迫使我们的军队退出了很大一段距离。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东方战钱在指挥员加米涅夫同志的领导下,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扭转局势。这些措施已经带来了初步的重大胜利。我们的军队在东方战线的大部分地区转入了卓有成效的攻势。东方战线指挥员的不断而紧张的工作,要求他作暂时的休息。兹决定给予加米涅夫同志六个星期的休假,并以红军的名义向他致谢。同时坚决相信,东方战线的部队将在新的指挥员萨莫依洛的领导下,扩大已经获得的战果,并使苏维埃共和国获得对高尔察克的完全胜利。”(《革命是怎样武装起来的》第二卷,第一册,第871页)

接替谢·谢·加米涅夫的东方战线指挥员萨莫依洛是一位出色的参群人员,是侦察专家,而接替原来东方战线参媒长的列贝捷夫(未来的工农红军参谋长)也是一位优秀的(即使不是最优秀的)、极有学识的参媒人员,但他们两个人从最初几天起就显得缺乏对于实际问题的了解,缺乏实际指挥前线部队的艺术。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在旧军队里几乎一直是担任参谋工作的,也许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前线给人一种毫无经验的新手的印象。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造成了一种极其困难甚至难于忍受的情况。我们看到,他们发出一些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命令,东方战线指挥部企图越过集团军的指挥员来指挥各师,这个战线指挥部由于神经过敏急躁不安而时常朝令夕改,不断地烦扰各集团军各师以及其他等等。关于这一点我公开地同萨莫依洛和列贝捷夫践过,我们和他们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瀚。各个集团军的指挥员也开始神经过敏急躁不安起来,他们(这是以前几乎没有过的事情)公开发表反对战线指挥部的言榆,并且公开批评指挥部发出的各种命令。战线指挥部和集团军指挥部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正常。战线开始瓦解了。当时我们采取了我党员之间所能采取的唯一的一个办法。我们向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些很长很长的电报,要求把谢·谢·加米涅夫派回前线来。暂时在我们的档案里还没有找到这些电报,可是看来它们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过了一个月之后,谢·谢·加米涅夫就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又担任了东方战线的指挥。

成为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之这种意见分歧(不久以前从东方战线调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斯米尔加同志,完全支持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观点)的遗产的是瓦采齐斯总司合的这一错误命令:为了把几个师派到南方战线去(当时在那里,不仅未能清灭白卫匪帮,相反地邓尼金却展开了进攻),使东方战线胶着在卡马河岸和白湖湖岸。关于这道命合后来和另一些事问题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上进行了争论。因此必须对它稍作分析。

正像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高尔察克自己是绝不可能停下来休息一番,巩固住镇定,再进行反击的。我们不断地追赶他,连一小时都不让他休息。这种作法要比战斗冲突给他的部队造成的瓦解来得大得多。可是“胶着”在卡马河岸和白湖湖岸,而且派走好几个师,这就意味着停留在卡属河岸和白湖湖岸和准备防守,也就使高尔察克有了喘息并转入反攻的可能。在国内战争的部队不稳固,特别是它们不是处于进攻状态,而是处于防守状态的情况下,高尔察克在休息之后,就可以轻易地突破我们的战钱,而且迫使我们的部队又退向伏尔加河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当时我们的进攻部队在头几个星期的辉煌成就鼓舞下,正以不可抑制之势向前冲去。在他们充满旺盛的革命热情的情况下,让他们停止下来,这简直意味着是在他们当中造成一种可怕的怀疑,怀疑指挥人员叛变。

第三点。正是在卡马河和白湖的对岸,有好几万对高尔察克恨入骨髓的乌拉尔工人组成的新的、坚强的后备队在等待着红军。

第四点。只有不在卡马河和白湖停顿下来,而是尽快地向前推进,那才能最快地抽出一些师来调到南方战去。这是因为,首先,这样做,我门可以不让高尔察克的军队休息,而使他们很快瓦解,减少他们的数量,结果我们就可以有相对的过剩力量。其次,我门在前面可以得到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农民的补充,因此也就可以增加我们的绝对数量。最后,越往东战线越短,我们所需要的部队也越少。在开始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战线达一千五百俄里;在乌拉尔山前,我门的战钱已不到一千俄里;到了秋明,已经缩短到四、五百俄里;而再往东进,就不超过三、四十或四、五十俄里了。

从这一切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进攻,进攻,再进攻。应该不耽掘、不停留地进攻,义无返顾地不断进击高尔察克。只有这样做,才是最迅速、最正确的方法,才能帮助南方战线,并粉碎高尔察克。后来的战役过程充分证实当时呈报给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切理由是完全正确的。东方战线的几个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五个师),在预定期间由东方调往南方去了。预定在奥尔拉以南七十俄里的地方(从布良斯克方面)对邓尼金的反击,拖延了八到十天,而且不是在奥尔拉以南,而是在奥尔拉以北(十五俄里)的地方开始的。这一点是由于当时已经开始了的铁路的瘫痪造成的。

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不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方法而加强了。这些工作方法在红军建的初期(我在发表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第二期的《斯维亚加河的那些日子》那篇文章里谈过这个时期)是好的,当时曾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克服游击习气和没有纪律,至于供应补给则还不得不采用游击方式(就地自行补给,以及托洛茨基同志派来的偶然的、没有计划的直达列车)。可是在一九一九年春天,特别是在已经克服了游击习气,并整顿好了巩固的补给组织的东方战钱,这些方法就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同志发生了法国谚语所说的情况:“我们的缺点是我们的优点的继续”。一九一八年的方法对于一九一八年来说是好的,可是却不适用于一九一九年。

我在上面提到过的《斯维亚加河的那些日子》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在伏尔加河岸上所执行的枪决那件事(在被枪决的人里有三个共产党具,其中有一个老党员),我写道:“在当时执行那次枪决时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执行枪决是一种正确而必要的手段。那次的枪决是结束了红军以前所存在的游击习气的混乱时期的一条流血的红线,并且是彻底转入正规纪律的最后阶段”。

托洛芙基同志没有注意到这条红线。从而在此基础上和第三集团军(别尔津、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的那一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可以归结如下:

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给第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了以下两个电报:

一、“我建议立即报告,根据你们的判断,第三集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他各集团的经验证明,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无能时就不会获得胜利。我建议;对于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内部状况的一般概况,在周内用电报报告一次。很明显,第三集团军必须进行一次彻底改革。十月八日,第三百九十九号电。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二、“在大约两个星期之前,彼尔姆斯基师里有几名军官投敌了。我曾要求呈报他们的履历表,并注明他们家属的居住地点以便立即逮捕,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同样地我曾要求答复,那些容忍了指挥人员中的叛徒的师、团政治委员是否已经枪毙。可是也没有得到答复。我要求立即对以上各点作出解释。十八日,第五百九十八号电。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斯米尔加同志和拉谢维奇同志用下一报告答复了托洛茨基同志:
“您的第三百九十九号和第五百九十八号来电业已收到,特谨奉复如下:
您询问我们关于第三集团军‘完全失利’的原因。可是您所说的是什么样的失利呢?
在卡赞和西姆比尔斯克城下作战的时候,曾经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战斗任务:困住敌人。这个任务,我们似乎是很好地完成了。指挥员别尔津接到了总司令的一份电报,从这份电报里可以看到,别尔津的光辉名字应鼓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光辉名字’并列,以及其他类似的话。

现在第三集团算正准备完成最后的任务——进攻叶卡捷林堡和契利亚宾斯克。这一任务是交给我们和第二集团军的,在总司令答应给我们的一个师一到达之后,就可以马上完成。如果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我们攻击战役的行军速度过于迟鞭,那要请您注意下列几点情况:

一、在战役开始的时候,第三集团军的战线从伊希姆一直延长到克拉斯诺岛菲姆斯克,也就是说有九百二十俄里长。而我们的力量则不超过六、七千人。显然,当时我军支持不住敌人的打击,因为这个打击完全是突然的。

现在我们的战线是从纳杰日金斯克到比克—巴尔金斯基。它已经大大地缩短了,然而现在也还是要比第二、第四、第五集团军所共有的战线长。

二、除此之外,不应忘记,我们不得不在富农地区作战,那些富农最好的不过是不反对我们而已,可是也并不支持我们。战士的唯一来源是北乌拉尔的工人。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来建立一支两万人的军队,而无法指望得到中央的补充。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从彼得格勒得到了大约四千到五千名步兵。可是根据总司合的命令,我们给第二集团军送去了几乎同样数目的战士,用以反击伊热夫斯克。

我们认为还必须补充一点,那就是在我们的报告所谈到的这段时间内,前线没有一天是平静度过的。由于阵亡、受伤和生病…….我们每天平均都要损失三、五百人。另外也曾进行过一些损失达二千人的战斗。同时还永远都得对正规的捷克军团作斗争。

现在要谈谈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问题。我们最好还是举出他们的名字来。应该让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知道他们。

第四师——布留赫尔,他是南乌拉尔集团军的前任指挥员,得过一枚红旗勋章。

第五师——达姆别尔格,布留赫尔的战友。

第三师——艾伊杰曼,西伯利亚的出色的工作人员,西伯利亚集团军的前任指挥员。

混成师——奥夫青尼科夫,他是各级乔治十字勋章的获得者,由于和德国人作战的功绩而受到过您的嘉奖。

在他们几个人当中,布留赫尔是士兵,其他三个人都是旧军官。各师和旅的政治委员是:巴卡耶夫、扎鲁茨基、佐夫、别拉-库恩、姆提奇科夫斯基、拉齐斯。

我们没有渲染我们战士的功绩的习惯。可是如果必须如此,那我们确信,我们无须乎为第三集团军的领导感到惭愧。

结论是:为了要使攻势战役获得成就,就必须给予支援。一师可靠的部队就足以强行通过委托给我们的两个据点。必须立即用其他部队来代替被动入伍的贝尔米亚人。被强迫动员入伍的民兵部队,已经证明是无用的。

根据第二个电报,除去其他人之外,我们应该枪决巴卡耶夫和扎鲁茨基。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有罪的。由于不执行战斗命令请把我们提交法庭审判。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第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和拉谢维奇。”

斯米尔加同志和拉谢维奇同志同时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下一声明:

“尊敬的同志们!我们请求我党中央委员会看看我们所收到的托洛茨基同志的电报和我们的报告。

我们把一切个人的理由都抛在一旁,而且并不掩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电报对我们来说是一份极不愉快的意外消息。为了事业的利益,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作以下声明:

我们觉得十分明显的是,中央没有正确地了解乌拉尔的斗争。从我们的报告里可以看出,把乌拉尔说成是一个毫无目的地吞噬了大量部队的无底洞,这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无知之徒的废话。所有预先给我们准备的后备军,全部改投到了伏尔加河流城的战线上去了。

在生力军到达之前,绝不可能要求我门的攻势战役获得成就。我们任何一个团都还没有休整过。有的部队已经五个月没有离开阵地。显然他们已经极其疲劳无法再进攻了。

现在谈谈关于政治委员的问题。我们坚决抗议托洛茨基同志对于枪决的那种极其轻率的态度。他在知道某一个团里有几个军官投敌之后,就要求枪决团和师的政治委员。根据他的电报的确切意图,除去其他一些人之外,我门还应该枪毙巴卡耶夫和扎鲁茨基。我门当然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只有这些政治委员应该枪毙呢?要知道,我们就没有一个没有叛徒的师。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委派波果斯洛夫斯基指挥第三集团军,他没有接受指挥任务就逃跑了,这岂不是要枪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半数了喝?这种电报结果只能损害托洛茨基同志本人和政治委员的威信。

我们曾屡次指出,我们应该放弃在强迫动员入伍的情况下建立民兵部队。被动员入伍的农民是不会在自己的省里和自己的县里作战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任何恐怖手段都无法弥补军事政策的这一错误。

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中央委员会说明,我们认为,对我们的工作的评价,只能由中央委员会来作,而不能由个别的中央委员来作,虽然他们形式上也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中央委员斯米尔加,拉谢维奇。”

这一冲突的政治方面就在于,把军事方面的纪律和服从的关系,加入了党内关系的争论,而且用军事方面的纪律和服从的关系来压制党内关系。在拉谢维奇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的声明的最后几句里,尖锐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反对单纯的军事纪律和对“顶头上司”与党的纪律的形式上的服从。他们正确地把党的纪律放在军事纪律之上,因为,尽管在形式上军队是由军事主管机关建立的,可是实际上军队的组织者和整个军事政策的领导者是党。托洛茨基同志对问题的这个方面总是考虑得不够。军队的骨架是由工人组成的,而共产党员在军队的骨架中起着脊椎作用。绝不容许伤害这个脊椎。而托洛茨基同志在过度兴奋的军事纪律冲动中,正企图这样来对待第三集团军。这显然是“过分的命令主义”。

军队是社会在军事方面的模型,根据这一点,军队中的党组织就是党“在军事方面的模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军队党组织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被大大地缩小了。特别是在军队中领导整个政治工作,其中也包括党务工作的集团军和师的政治部,就不是选举出来的机关,而是委任的机关,由于军队中职务上的从属关系要比其他部门中的从属关系更加严格得多,在这种民主狭窄的情况下,军队的党组织有以军事方面的从属关系和纪律来暗中完全代替党的配律和党内的同志关系的危险。这种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我们可以拿北高加索重区的一个党支部作为最明显的例子,在那个党支部里党内关系的“军事化”达到了这种程度:当政治委员参加支部会议的时候,支部书记要下口合:“立正!起立!”。显然,这样使党的工作变成官样文章,就会给各种各样的军事官僚主义的丰收造成十分适宜的土壤。

把军事关系和党的关系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很大的机智和敏感,只有入党多年而且在党内工作多年才能获得这种机智和敏感。

和托洛茨基同志在与第三集团军革命重事委员会的争论中所明显暴露出来的那种工作方法密切关联的是,他在中央所造成的那种严重情况。虽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大的十五个委具,可是它等于不存在。因为根本不召集会议。军事人民委员部根本没有委员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和全俄总参谋部与陆军和海军完全脱节。野战司令部设在谢尔普霍夫,可是它既不从事组织工作,又不从事补给工作,也就是说总指挥部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被撤出了总司令所能管辖的范围之外,它本来应该作战,可是却没有足够的能力用他所能够从事的方法:组织新的部队和组织补给来影响战斗。

筒而言之,我们没有一个拟定计划、集中指挥的军事中心。

托洛茨基同志企图把他个人变成这样的军事中心,独断地在各个战线上调来调去,并且继续使用一九一八年的游击作风的工作方法:直达列车(代替有计划的供应补给),各种各样多得过分的压力和压制,组织得少,而宣传鼓动得多。有一位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斯米尔加同志)非常中肯地把托洛茨基同志的这种工作制度叫做“在组织方面惊惶失措的制度”(这只是“过分命令主义”和“机关工作人员的观点”的另一种形式)。

到一九一九年七月中旬的时候,情况迫使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不得不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关于一、在东方战线继续进攻,二、组织共和国的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以谢·谢·加米涅夫来代替瓦采齐斯这样三个问题来。中央委员会在这三个周题上都同意了东方战线的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很不满意这些决议,他变得神经过敏,而且提请辞职。可是过了一个时间之后,他终于服从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整个这段历史的政治方面就是,把军事工作从党解放出来的倾向(后来,党在萨普罗诺夫同志身上,又看到了把苏维埃的工作从党解放出来的同样倾向)。

这种倾向在托洛茨基同志一九二三年的发言里更为强烈。

当时的经过是这样的:

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大会(一九二三年)决定让军事部用中几位最著名的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加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决议的理由是:一、由于依靠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而建成了苏联,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大大地扩大了。必须在这个扩大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建立起巩固的党的核心,来保证党的方针;二、必须扩大军事工作人员的数量,因为托洛茨基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工作,不可能对军事工作给予足够的注意;三、必须活跃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活动,它过去很少召开会议,工作得不正常;四、红军的严重情况(由于延期一年征召一九〇二年出生的员额,结果造成军队成员的巨大的流动性,这种情况破坏了红军战士的训练和补充工作,并引起了红军补充的严重危机)。

托洛茨基同志激烈地反对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关于给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增加新的委员的决定。在这次全体大会之后开始的辩论,把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争论转移到了另一个方面去。可是中央委员会不能把红军弃之不顾,一月(一九二四年)全体大会认为必须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红军的流动和补充问题。

中央委员会全体大会的委员会,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些建议成了一九二四年春天开始的广泛改组红军的基础。

事实就是这样的。这些事实以它们的政治“寓意”和政治教训告诉我们,使行政手段脱离政策,使苏维埃机关脱离党的机关,特别是使军队脱离党,是十分危险的。党在最近几年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类似的脱离倾向,而且也不止一次地谴责过这种倾向。现在党(不仅是我们的党,而且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有可能在这种倾向的最大最激烈的表现中,在它的最危险的关头,来研究这种倾向。由于客观条件,这种倾向在军事工作中,比在任何其他管理部门中都成长得更快更激烈。这些客观条件就是:因为充满了严重的惰力,故而变成了官僚主义化了的、庞大的军事主管机关;高度的集中;极其严格的纪律;最后,由于必要而大大缩小了的、军队党组织的权利。

因此我们建议外国同志们,当他们有了自己的军队时,必须对军事工作特别留神,绝不能容忍军队脱离党。

我们也不能忘掉这条规则。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军事科学脱离马克思主义,军事工作脱离政策,不仅会造成政治工作脱离共产主义,而且会造成军队脱离党。这三种倾向不是偶然地交织为共同的一种偏差的。这三种倾向的政治意义的吻合一致也不是偶然的。

列宁同志写道:“当人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①《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中文版第8页——译者注)

从这一段话里能够给我们的问题推导出两个结论来:

一、我所谈的不是那些人,而是那些人的声明、诺言和政治与社会的阶段的阶级内容。

二、应该把政治条例第四十一节和托洛茨基同志那些关于军事宣传的提纲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起保存在十月革命史和共产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档案室里,而且给它们写上“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的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