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生平

托派
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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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录自《托洛茨基言论选编》,由VOM-OCR小组整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托洛茨基是个专搞分裂、擅玩阴谋的派别活动老手,又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经常打着“左”的旗号,喊着“革命”的词句来贩卖机会主义货色,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破坏革命和建设事业。

托洛茨基原名列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一个富农家庭。九十年代末在中学学习期间,因从事工人运动曾被捕流放。1902年自西伯利亚逃脱,侨居国外,开始为列宁创办的《火星报》撰稿。

1903年7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身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围绕党纲和党章问题展开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都站在机会主义一边。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他宣扬只有无产阶级成为“民族多数”、党同工人阶级“接近于等同”的前提下,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在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中,他和马尔托夫一起反对列宁提出的条文,不承认参加党的组织是党员的必要条件。代表大会后,托洛茨基参加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十七名少数派分子会议,攻击代表大会的决定,扬言要进行有组织的斗争来“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托洛茨基是这次会议决议的起草人之一,也是会议选出的“少数派委员会”的成员。会后,孟什维克先后篆夺了《火星报>、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因此,《火星报》从第52号起成了孟什维克的派报。

接着,托洛茨基出版了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反对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阐述的组织原则,否认组织上建党的必要性,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的纪律。列宁称这本小册子为新《火星报》即孟什维克派的“信条”。

1905年2月,托洛茨基回到俄国,曾在短期内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在1905年革命期间,他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所谓“不断革命”论,否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鼓吹“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同年12月初,托洛茨基被捕,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初从西伯利亚逃往国外。

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已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国,土地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要求抛弃“三条鲸鱼”,即争取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日的口号,而代之以“结社自由”的口号,也就是争取诸如结社、罢工、集会的自由。这是不触及沙皇制度而诱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的取消主义口号。

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里,托洛茨基打着“中派”的旗号,进行了紧张的派别活动。他靠取消派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的资助,在维也纳办了一个《真理报》,鼓吹各派无原则的联合。他利用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支持,在<新时代》杂志、《前进报》上发表署名和匿名文章,歪曲俄国党内斗争真相,混淆国际工人视听。他越过中央,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分裂活动。托洛茨基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的“非派别性”,实际上处处站在取消派一边,攻击布尔什维克。列宁曾对此痛斥说:“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断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列宁全集》第34卷第410-411页。]列宁把他叫做“厚颜无耻的小犹大”[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页。]。

1912年1月,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开除出党。

托洛茨基一方面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破口大骂,一方面纠合了孟什维克、取消派、召回派、崩得分子于同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代表会议,结成臭名昭彰的“八月联盟”,导演了一场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合唱。但是,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联盟“是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果然,不到两年时间,“八月联盟”就土崩瓦解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托洛茨基紧跟考茨基,打着中派主义的旗号,口头上高喊“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实际上搞的是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他用“不胜不败”、“为和平而斗争”的口号反对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口号斥之为“夸夸其谈的典型”,指出托洛茨基的口号是要现在的政府、现在的统治阶级不胜不败,这不过是“保卫祖国”这一口号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列宁全集》第18卷第8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6页。]

1917年5月,托洛茨基从美国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区联派,即“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区际组织”。鉴于区联派当时基本上采取了同护国派断绝关系的立场,列宁主张同他们联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并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狱中的托洛茨基也就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并当选为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获释出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从10月初开始,布尔什维克党加紧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把武装起义提上了日程。托洛茨基虽不直接反对起义,但是却主张把武装起义、夺取政权问题推迟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认为起义与否要取决于大会通过夺取政权的决定后临时政府是否采取对抗行动。列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一再指出应当立刻夺取政权,不能因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而耽误时间,错过时机,列宁认为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的背叛。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证明列宁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向各交战国提议举行和平谈判。由于英、法等国拒绝谈判,苏维埃政府只好单独同德、奥两国进行和谈。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起先是越飞,后为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胜利,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西方立即发生革命上,他把和谈仅仅看作是一种宣传手段,一种促进德国革命的手段,因而在德方提出最后通谍时,拒绝执行列宁的指示,宣布“不战不和”同时全面复员军队。托洛茨基的行径,使苏维埃俄国最后在签订和约时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全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新时期。这时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争论,转移了全党的注意力。他提出“拧紧螺丝”,实行“整刷”,主张对广大工人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对工会各级干部实行“更新”,企图把那些担负工会领导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停职和撤职。他主张立即实行“工会国家化”,把工会变成“工人国家的机关”。列宁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这套主张和做法,指出这会造成党同工会和工会内部的分裂,从而造成无产阶级群众的分裂,“葬送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页。]。列宁指出,工会不是国家机关,而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鉴于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危害,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宣布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集团。这一决议是对托洛茨基派别分裂活动的严重打击。

1923年列宁病情开始恶化,不能视事,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当时国内在经济上也出现某些困难,托洛茨基把这看作是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妄想当“列宁的代理人”,“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23年底至1924年初,托洛茨基抛出《新方针》等一系列反党文章,把矛头指向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制造青年同老干部的对立,攻击党的机关,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的自由。1924年夏秋,他又抛出《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小册子,肆意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抬高自己,安图以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托洛茨基的言行激起了全党的愤慨,斯大林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战斗号召。1925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然而,托洛茨基不思悔改,1926年夏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结成了臭名昭著的托季联盟。他们纠集了在历次党内斗争中遭到破产的反党集团残余分子,一起向联共党发起猖狂进攻。托季联盟成了“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的集中点和策源地”[《斯大林全集3第9卷第61页。]。

托洛茨基一伙发表大量反党纲领和宣言,利用各种会议的讲坛,攻击列宁主义,否定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他们大搞阴谋活动,召开秘密集会,举行政治示威,散发反党传单,私设地下印刷厂,建立秘密联络点,直至发展到成立第二党一—这个党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边区、省、市和区的各级组织,有办事机关和出版机构,自行征收党费,等等。
他们配合国际反动派的挑衅,公然扬言要搞“克列孟梭式的实验”,即在发生外国武装干涉、兵临莫斯科城下之时,起来推翻苏维埃政权。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国内外反动派“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82页。]。
托季联盟的反党派别活动受到全党的谴责和抵制,不断地遭到失败。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曾不断向党做出不再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的保证,但是保证的墨迹未干,他们又变本加厉地向党进攻。1927年11月7日,他们利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一场反苏游行。托洛茨基一伙的所作所为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联共(布)中央采取了断然措施,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盟的一批骨干分子开除出党。正如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的,在思想方面,反对派已经从策略性分歧转到纲领性分歧。在策略方面,他们的活动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法律的范围。在组织上则已由派别活动发展到建立托洛茨基党。因此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行为与留在联共(布)党内不能相容。”[《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418页。]

托洛茨基一伙利用列宁病重和逝世进行的篡党夺权活动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团结全党,为捍卫列宁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1月,苏联政府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32年2月又剥夺了他的苏联公民权。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后,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利拂威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在国外,他写了大量攻击和污蔑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著作,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和《新国际》等刊物。1938年9月,托洛茨基在巴黎拼凑了一个“第四国际”,来同共产(第三)国示相对抗。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住地遇刺,于21日死去。

托洛茨基一生用来同列宁主义对抗的主要理论是“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论歪曲马克思的不断革命思想,盗用“不断革命”的词句,是孟什维克的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加上极端革命的词藻拼凑而成的。它以“社会主义革命”为名反对俄国的民主革命,以“世界革命”为名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来的。他否认当时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认为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俄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手工业,因而没有形成一个象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充当激进民主派的手工业阶层,而农民这个人数最多的革命民主派,在托洛茨基看来,无非是“一股暴乱的自发势力”。托洛茨基断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政党来领导,而俄国却不存在能够领导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可能形成他们的独立政党,因此也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俄国能够充当革命领导者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一旦领导革命,夺取政权,革命就只能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把托洛茨基的这套理论叫做“空洞的革命词句”[《列宁全集》第8卷第262页。]。列宁严格区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同时辩证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论证了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列宁指出,当前俄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者是无产阶级,农民是人数众多的革命民主派,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革命的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只有走完了这一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把要求立即实现最高纲领、夺取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叫做“荒唐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指出“谁想不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而沿着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无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谬的和反动的结论”[《列宁选集》第2版第1卷第521、522页。]。

但是,主张“不断革命”的托洛茨基实际上并不认为俄国单独一国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俄国面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时候,他又打出“世界革命”的旗号来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9页。]这个结论推翻了革命只能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公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托洛茨基却墨守过时的公式,坚持先进国家一起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他否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认为发展不平衡只是个别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水平越来越趋于均衡化。他在《和平纲领》中写道:“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意见。可是,这个不平衡本身又是非常不平衡的。英国、奥地利、德国或法国的资本主义水平是不一样的。可是,跟非洲和亚洲比较起来,所有这些国家都是社会革命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欧洲’了。”因此,在他看来,西欧各国完全能够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认为,俄国不属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因而也不属于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俄国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只占人口的少数,俄国革命最多只能是欧洲革命的“序幕”,否则,即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如果西欧各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不给予落后的俄国以经济技术支援,那么胜利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必然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出现“前有欧洲的反动派,后有国内的反革命”的可怕局面,无产阶级专政必然垮台。“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的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他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声称“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就会意味着成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实质的那种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

列宁早在1915年8月就否定了“欧洲联邦”的口号,认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就是反动的。列宁警告说,把“世界联邦”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会把它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会产生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但是时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还咪喋不休地在鼓吹“.欧洲联邦”和“世界联邦”的口号,声称无产阶级只有以共和欧洲为出发点,才能使全世界革命化,才能把全世界组织起来,“欧洲联邦是我们已经进入的革命时代的口号”。托洛茨基的这个口号是直接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他断言,今后的“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它必然会遭到毁灭”。

1917年10月,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配合,俄国这个帝国主义矛盾的集中点,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了,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实践宣告了托洛茨基理论的破产。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又以生产力的世界性和国际分工为借口,否认苏俄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认为落后的俄国如果得不到西方的经济技术援助,就不能长期保持这个政权,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1922年,他在为《和平纲领》写的跋中叫嚷:“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基本倾向是集中化,是建立统一的不受民族框框和国家关税限制的世界经济,因此,他认为单独一个国家“不能作为完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盘”,“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排除了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把苏联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而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叫做“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到底能不能保持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

列宁在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时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首先取得胜利,也能够在本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但是它的命运又是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里,列宁反复指出,俄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列宁全集》第32卷第103页。]。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上,这本来是一条真理,但不应把它变成空谈,不能指望欧洲能立即或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即使世界革命延迟爆发,苏维埃政权也仍能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同农民之间的互相协议,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地把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去,实现全国电气化。1919年,列宁根据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指出,“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我国现已获得了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87页。]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说,苏维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同上,第682页。]同时,列宁又始终保持警惕,看到“国际关系”即帝国主义的存在,看到国内资本主义力量复辟的可能性。显然,托洛茨基的论调是同列宁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总结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他说:“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684-685页。]列宁的这一重要总结,也是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判决。一n派托洛茨基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托洛茨基主义是历史的产物,它在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列宁对小资产阶级作了透彻的剖析,他指出,小资产者“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9页。]。这种人在革命高潮中往往表现得极端革命、极端激进,似乎“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而一旦革命浪头过去,转入低潮,他们又会迅速转为灰心丧气,悲观失望,或表现为冒险主义,不惜孤注一掷,或表现为投降主义,向统治者卑躬屈膝。

托洛茨基是一个惯于用“左”的言词来掩盖机会主义实质的两面派,他“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他的一生总是“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9页。]。他正是依仗这种两面派手法,喊着极端革命的词句,在革命中招摇撞骗,曾迷惑了一部分人,而在世界各地也有某些影响,至今仍有一些信徒在活动。

列宁历来重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列宁在谈到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时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8页。]

在反对“左”倾的斗争中重要的是透过其“革命”的词句,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而不要被激进的假象所迷惑。列宁在批判“比一切人都更革命些”这类口号时指出,“我们根本不想追赶这种人的革命性;恰恰相反,我们对于这种革命性永远采取批判态度,揭露字句的真义,指出被美化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同时教导人们在革命最紧张的关头清醒地估计各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各种派别。[《列宁全集》第8卷第260页。]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主义时也一再揭露它的机会主义实质:“事实上的投降主义是内容,‘左的’词句和‘革命’冒险主义的姿态是掩蔽和吹嘘投降主义内容的形式,一—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斯大林全集3第12卷第310页。]

托洛茨基是国际共运史上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研究和学习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经验,在目前仍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编选了托洛茨基从1903年到1928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他被驱逐出境期间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托洛茨基在俄国三次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一贯反对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也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产生和不断破产的过程。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
197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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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死得不冤,果然是个机会主义小资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