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如何理解毛时代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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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平 激流1921 今天

本文由阳和平老师于2018年10月19日在“好家伙”读书会上的讲座整理而成。讲座正文已被404,此部分为问答环节。此文估计也活不长,请在微信后台回复20181118获取全文

——激流1921的前言如上

以下文段均来自微信后台回复“20181118”所得的PDF文件,而不是来自原推送尚未被微信官方处理时、推送正文中的全部12张图片(图片中只有提问环节的内容)——气临九渊怒注

最近的话题就是重庆公交事件。我看到了网上有很多不同的评论,我没看所有的,就看几个典型的评论。我猜车上的乘客大部分都没开过车,他们不懂得驾驶盘的重要性。这件事反映了一些老百姓中的一种强烈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表现在什么事情都非得按自己的意愿来,达不到自己的意愿不罢休。这件事关系到一个怎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司机和乘客之间有矛盾,这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灾难。回顾文革,我们也发现当时派仗很多,打派仗的双方往往是谁劝都不行,非要把对方打倒,非要把对方压垮,这里边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清华大学两派。比如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和对立面 414,双方激烈到了互相占领不同的楼,然后互相射火箭,他们是理工大学都会制造武器。当然重庆在文革中的两派打得也是非常惨烈的,都是军工厂都是真枪实弹的,还有坦克军舰都上!所以说人民群众内部有这么多矛盾,如果他不懂得如何克服这些矛盾,其结果就是无产政权被颠覆了。这里边,小到公交车上互相纠缠的问题,都会看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那么这些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有人非要当成敌我矛盾来看待?为什么非要把对方至于死地?这根子在什么地方?我们追溯这段建国以后的历史,它很容易就发现根源,就是在 57 年整风到反右的转变。因为从 49 年到 56 年,当时中国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先是在农村搞土改,土改完以后搞互助组,搞合作社,再到城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56 年基本上城乡都是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不再是小农经济,也不再是小作坊,变成了计划经济的全国一盘棋。

这样的条件下新的矛盾出现了。从 56 年以后,就存在着一个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时党内的矛盾斗争就爆发出来了。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很多工人闹事,学生罢课,农民闹事,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出现。同期在国际上有波兰事件,有匈牙利事件。这里边表现了一个革命政权怎么对待人民的问题。毛主席很敏感的就看出这个问题了,早在 56 年底他就提出一个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毛主席的担心,毛主席的劝说,在党里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干部,尤其是高层,他们对待这些闹事处理的办法是调整政策。毛主席看到的却是一个新政权的性质问题,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不能把群众闹事,总看成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诱惑蒙蔽了等等。它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在新中国当家做主了,他就有权利去批评指责当政者!所以当权派们如果不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联系群众,老百姓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老百姓肯定理所当然的就要去抗议,就要反对。

对待这些群众的抗议、反对,采取什么态度?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所以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里边,就劝大家,劝各级领导,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对此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另一种态度就是官僚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打江山就要坐江山,把群众中的闹事的都当成敌人来对待。毛主席就劝大家不要这么看,所以要开展一个整风运动,要整顿党内的各种官僚主义作风,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毛主席希望通过学习,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对话提意见,发动党外,发动民主人士,把整风运动搞下去。

毛主席推动的整风,党内就特别不积极。毛主席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讲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就是不登。一线领导对毛主席这样做,其实特别不满,好多俏皮话好多牢骚都是比较明显的发出来了,整风运动很难开展起来。所以毛主席也通过好多其他方法,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然后党外人士特别积极,老百姓特别积极,都觉得毛主席确实了不得。

但是整风运动到 5 月中旬却遇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事毛泽东传里边有一些描述,这个描述特别有意思。毛泽东传不好直接把东西写清楚了,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把各种东西搅碎了,然后乱拼,让你自己找不到头绪,但是它也露出了一些关键的地方,你会发现57 年 5 月 14 号是一个转折点。上午毛主席还给党内高层批,说,“不整风党就毁了。”他把好多这些材料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好多一线领导,但是 14 号晚上和 16 号晚上,政治局一连开了两晚的会议。传说这个会议没有记录,比较让人难以相信,因为这个其实是中国国史里边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肯定有好多人做了记录了。他们说没有记录,这很难相信。但是可以从前后对比来看,党内高层对整风是极其不满。他们把右派的进攻无限扩大,他们说政权就要垮了,把右派势力说得真是玄乎,他们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判断。毛主席判断就说不整风党要毁了!但是他们的判断就是再整风党就毁了!局势来了个 180 度的急转弯,整风来个急刹车,运动变成反右!毛泽东这段时间非常被动,他自己也非常紧张,你可以想象当时的高层,对他的指责是多么的激烈,多么的强烈!

他是一个礼拜不下床,他也以为自己是误判了,他天天看材料,派人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共产党的天下还能不能坐的稳。从 14 号早上充满信心地告诉大家到紧张的以为自己误判了,可以想象当时高层对他的指责,就说你再继续整风,要负责任,所以毛泽东当时非常紧张。因为你想想这些党内高层都是跟他同患难,共事多年的,大家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大家都说他错了,很少有人支持他,那么他肯定需要想一想到底是不是判断错了。毛泽东这个人从来不武断,他当时有些想法,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就看了好多材料。

一个礼拜以后的毛泽东就发现右派其实并不可怕,翻不了天,因为有个根本的原因,右派不掌权,没有军队,没有宣传工具,也没有民心,不得民心!其实右派没有那么厉害,毛泽东当时估计全国顶多不过几千个知识分子,在毛泽东传里边说的是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 34 个高等学校,以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 400 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这是毛泽东传 709 页记载毛在 57 年 5 月十几号说的。所以毛主席后来觉得其实右派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的整风运动被反右运动绑架了,党内的高层像邓小平、刘少奇,他们就把右派的威胁无限扩大,结果把毛泽东判断的全国4000 人左右扩大到 55 万,从此以后人民普遍的不敢讲真话,毛泽东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当时是不清楚的,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里边去看出来,他当时也很困惑,他其实很不满意,但是民主集中制约着他对中央高层决策的不满,这从戚本禹回忆录里边可以知道,他 57 年夏天心情是很不好的。我这里不是说右派不该反击,我是说右派翻不了天,右派稍微打击就行了,他们不是主要威胁,所以毛泽东对走资派认识是在和走资派的斗争中形成和成熟起来的。

当时旧的那些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总的来说公开的那些资产阶级被打垮了,但是反右斗争实际上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是党内走资派出世的第一枪。今天中国是一个资本社会,这可以说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有目共睹的,但是官方也不愿意承认。没关系,中国现在资本社会是怎么来的,咱们追溯的话就是来源于党内走资派在 76 年从量变到质变的上台。那么他们走资派怎么形成的?咱们刨根问底要找根源。

要找根源,咱们就必须从 49 年以后,为什么革命者会一步一步的沦落成为压迫者,然后怎么防备革命者成压迫者也是毛主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刚开始认为是一个官僚主义问题,结果这些人用反右把整个整风运动给绑架了。

然后他们为什么这么干?看历史就能发现走资派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的行成是有物质基础的。在 54-55 年有一次工资改革,把干部由过去的供给制变成了后来的 24 级工资制。实际上没有24 级,因为第一级应该是毛泽东,但他不要,第二级也不要,所以降第三级,从第三级开始的 24 级也就是 20 多级了。干部工资制的最大问题不是因为有了级别。有级别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你想想,那些过去从国民党政府里边收买过来的很多政府官员,还有国民党投诚的那些官员,还有好多各种知识分子,让他们安心在新政权工作,他的生活待遇不能比过去的差太多,那么老革命跟一个知识分子跟一个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投诚过来的人比,他生活还要差,老革命恐怕心里受不了,所以这个级别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工资上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它形成了一个升官发财的机制。就是说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他的经济地位挂钩了。从一个县长到省长到中央,不光你的工资上去了,你的级别上去了,你的待遇上去了,你一家大小都跟着享福了,这里边什么人可以有警卫,什么人有什么医疗条件,什么人有车,什么人可以坐飞机,什么人可以坐软卧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个人的物质待遇和他的政治地位挂钩以后,就产生了一个危害严重的机制。党内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在方法路线上有斗争,斗争失败的,就有可能被罢免或者降级,一被罢免或者降级,他的工资也跟着降,如果谁的主张获胜,谁从地委爬到省委到中央,那么他一家大小就跟着发财了,这样一来党内斗争就严重地被物质利益所腐蚀了。

所以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挂钩,它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在当时没有看出来或者没有意识到,但是它的恶果是非常明显的。大家想想,各级领导他们过去闹革命时候,提着脑袋去,舍身忘死的,但是解放以后有了物质条件,有了个人利益了,如果被罢免,他那一家大小的生活水平就一落千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能经得起自己家人的劝告?“你能不能看在家人的面上不要和领导作对,你看看孩子,你自己不在乎没关系,你得为我们着想吧?”有多少这恳求?所以干部的经济地位是和政治地位直接挂钩的,这是一个机制。

相比之下,工人以前你拿他们没有办法,他们要顶撞上级的命令,他的经济地位不是挂钩的,你就拿他没有办法,有了铁饭碗,工资不变,没奖金可扣,有了铁饭碗才敢造反。干部队伍一般都不敢造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铁饭碗。所以利益集团的形成在工资改革以后就出现了,但是只是物质基础,有了反右斗争,他们就形成一个政治环境,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不。那么,他们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走资派出世的第一枪。

从整风到反右,其是革命派和走资派有意或无意的较量,文革其实是整风的继续,整风是夭折了的文革。因为整风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反右的方针路线政策是截然相反的。

整风的方针就是矛头是对着谁?对着党内对着高层,对着高级干部,要求群众来帮助党的官僚党的干部,尤其是高层去改变克服他们的官僚主义,所以矛头是向上的,这整风的方针。那么反右的方针呢就是矛头向下,向着群众,向着党外,所以矛头是截然相反的。

整风的路线是发动群众,让大家去说话去揭露问题,大家畅所欲言。

但是反右的路线是截然相反的,反右就是党委内部规定谁是右派,然后鼓动大家去贴大字报去揭露,然后甚至把很多人的历史问题交给一些群众积极分子,让他们去贴大字报,大会批斗等等,所以它不是群众运动,我们叫它运动群众,所以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运动群众是自上而下,这是路线的差别。

政策也是截然相反的,整风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像延安整风那样,他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团结大多数的目的,而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

但是反右的出发点是担忧党下台,因此它矛头是向下,向党外,它方法呢,是和延安整风截然相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是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文字狱,无限上纲上线。所以结果就完全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严重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整风和反右它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不同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整风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通过说服教育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反右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所以他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反右的本质。

我不是说当时没有右派,但是大多数,现在可以看出来,绝大多数当时被打成右派的实际上是革命派!有一些本来人家是好心提意见的,结果你把人打成右派了,所以他们自己最后有可能也真的变成右派了,有可能变成反共的。但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人家好心给你提意见,你就抓辫子打棍子,然后什么引蛇出洞等等,好多东西都是邓小平刘少奇他们在 5 月 14 号以后专门搞的,所以是非常卑鄙的。

反右的干将,当时主管反右运动的一线,就是书记处书记,咱们的设计师邓小平,这个人他在反右的时候非常积极非常坚决。他同样的在 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跟刘少奇一起,想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可以看出来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最典型的当然是邓小平上台以后他怎么样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些走资派,他们在政治上显示的是非常的左,以此去掩盖自己在经济上是推行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走资派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征,他们以自己形式上的政治上的左,掩盖自己经济上的右。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激烈斗争的客观现实。

那么反右斗争它的结果就是大大的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可以看到 58 年大跃进时,人们不敢说真话,下情不得上达,还有浮夸风,共产风,党内不敢说真话,到处当官都不敢说真话,不敢抵制,造成三年困难,饿死人。这些情况的直接的责任其实就是反右,它让人不敢说话,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没有了。所以毛主席在 62 年七千人大会里边就指出了,他说我们这个党,如果没有了民主集中制,那就会变成法西斯党,他指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反右斗争和整风,它其实就是毛泽东时代最后 20 年,反反复复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打派仗里边,同样的反映出这东西,就是说很多人对待造反派,对待对立面,对待保皇派,他斗争的时候,他不是想通过讲道理,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而是把对方当成阶级敌人来看。

所以这里边就比较复杂,复杂在哪里?这有一个咱们分析问题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我们需要认清楚,把社会主义时期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分开来,什么叫两条道路斗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是方向的斗争。

那么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里边就是方法的斗争。所以路线斗争是革命者,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怎么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人的不同的想法。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拿北上和南下作为比喻两条道路斗争的话,那么就像长征路上跟张国焘斗争,对吧,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当时红军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就主张南下,中央要北上,那么咱把北上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道路,南下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北上的过程中可以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北上的路线。比如说遇到一座大山,那么我们可以左边绕右边绕,或者直接翻过去,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成本和时间的问题。那些教条主义者呢,明明一个悬崖陡壁,他愣要穿过去,他就不懂得拐弯,所以这就是北上的路线,千千万万个,有的是有好的有坏的,有的是会葬送革命的,路线错了它会葬送革命。所以这里边各种路线斗争会很激烈,但是斗争都是为了北上,怎么实现北上这个目的。

但是那些不愿意北上的,他非要南下的,就是要走资本的道路,他们总是找借口,说现在要绕,不能北上,咱们继续往南绕。北上的道路明明开辟的非常宽敞了,他还要往南走,这就是道路之争。

道路之争是对抗性矛盾,它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就是说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矛盾不能通过党内民主来克服,因为民主集中制一个最根本的要求,是争论的各方必须有共同的目标,你目标不一致,你怎么能实现民主集中制?不可能,所以这个道路之争是不可能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克服。

但是路线斗争,就是方法斗争。方法斗争不是方向斗争,方向斗争不能靠民主集中制,方法斗争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到底怎么办?那就得少数服从多数实行民主集中制来决定,不能各自为政,大家必须步调一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分清方法的斗争和方向的斗争。

有意思是什么东西?就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明明与走资派的斗争是方向的斗争,但是他们总是把自己掩盖成要革命的,他们总是掩盖自己的目的,摸石头过河,他真实目的是走资本主义,但是他不说。所以毛泽东时代一个最难的问题就是区别,到底我们争的是方向的差别,还是方法的差别。

文化革命中很多打派仗错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把方法的斗争变成方向的斗争。但是方向斗争确实存在,走资派确实存在。

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最难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最难区分的就是到底是方法的斗争,还是方向的斗争。所以走资派他们总是把自己掩盖成受害者,人家批评他,他说你无限上纲,什么算无限上纲?这里边最根本的问题要看到是方向斗争还是方法的斗争,所以难就难在这地方。

所以矛盾怎么处理?首先就是必须弄清楚,我们的矛盾是方法的矛盾还是方向的矛盾。只要是大方向一致的话,少数服从多数,批评自我批评能克服的,所以派性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实际上是强大的。

所以我觉得要理解毛泽东时代,从 57 年以后,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把整风和反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区分开来。

要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派系派仗,也是要从这里出发来分析,很多问题,就出在不懂得怎么去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不知道怎么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很多人你给他讲道理,讲什么道理他都听不进去,像清华的蒯大富,就谁给他讲道理都听不进去,他们学校的人给他讲,听不进去,北京市的谢富治啦,什么中央文革的人都给他讲道理,听不进去。最后还责怪 68 年毛主席派工宣队到清华去,把派仗给停止了,缴械了双方的武装,他责怪毛泽东没有跟他提前打招呼。这就怪了,为什么要毛泽东提前给
他打招呼?谁给他讲道理都听不进去,这还需要打招呼!所以这种人不可救药。像蒯大富这种执迷不悟,听不进什么意见的人,都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就像重庆公交车上的那个女的一样,死犟着自己的眼前利益,根本就不懂她自己这么做的危险性,所以打派仗的人,跟公交里边吵架的人性质实际上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长远的。结果就把自己完全给葬送。

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最好的是上海,但是武汉打派仗,其他地方打派仗,重庆打派仗,山西打派仗,各个地方打派仗。打派仗打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全局利益出发。有些人就是觉得他非要把对方压倒才算赢,他不压倒对方,他不罢休,他就争一口气。如果是辩论的话,他非要赢,觉得让对方没话说了就牛,就是英雄。

他不是从客观世界上真正的阶级矛盾是怎样来出发的,他就是个人意气,个人情绪。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种争当人上人,要出人头地,要当老大的思想。不是马克思讲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全局利益出发的思想。所以从这一系列斗争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最后我还有个补充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还是把反右认为仅仅是扩大化的问题,这是没抓住根本,他没有把革命者闹革命中犯极左错误和走资派反革命镇压人民群众分清。就像蒋介石 412 大屠杀,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走资派搞反右,是镇压人民,在 66 年文革开始也是镇压人民,所以这里边不是个扩大化的问题。对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一个根本界限,是区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界限。光说是扩大化问题,是掩盖了反右运动的本质。

好,我今天先讲这么多,然后看看大家提意见。

提问环节

以下就是被微信官方屏蔽前的推送中的正文内容,在原推送中下列内容全部被囊括在12张图片里——气临九渊怒注

1、问:阳老师能否讲一下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

阳:关于文革中经济的增长问题,其实特别有意思,去年秋天我就好奇,因为改开 40 年了,年年听官方宣传改革开放以后增长速度多高,我也是半信半疑,也好奇到底两个阶段经济发展速度有什么差别?

我在学校登录数据库找了官方的统计局的数据,大吃一惊!我就总结了一下,有很多指标,一般人们喜欢说的就是 GDP 增长率,GDP 的增长率按官方的统计是改开以后是百分之 14.8,从 76 年到 15 年,这个增长率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多倍,毛泽东时代的增长率是不到百分之 6%,所以他们拿这个做证据说你看毛泽东时代的 GDP 增长率差那么远。但是我们毛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首先毛泽东时代不存在 GDP 这个指标。从 52 年算起,不从 49年,49 年经济恢复很快,52 年到 76 年按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 GDP 增长率是百分之 5.8。但是毛时代没有这个数据。那么这里说好听点是他们估计出来的,说不好听的就是编造出来的。所以在他自己估计或者编造的数据上,他比毛泽东时代快好多。

那么这里边 GDP 有个大问题,GDP 的大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他只衡量市场经济的,它不适应于计划经济的衡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在家里做饭,你对 GDP 的贡献就是你买的菜,你买的米,你用的煤气,你烧的煤,用的电;你在餐馆里边吃饭,你对 GDP 的贡献就大大的,不光是你吃的米面菜油,做饭花的各种原料,大师傅的工资,老板的利润,餐馆的租金全在里边了。所以说同样的劳动,在家里边自己做饭是不算 GDP 的,在外边做饭算。这是一个。

再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北京,我是 69 年进的工厂,74 年离开到了美国去的。我们工厂除了生产国家计划经济规定的东西以外,我们还有宿舍,托儿所,幼儿园,有医院有食堂有技校,很多这种服务的东西都不产生产值的,都是国家计划以外的东西,属于服务行业的,那么这一些如果全部外包出去,GDP 就大大增加了。就是说 GDP 衡量的是市场交易,你工厂内部的宿舍,你内部的食堂不创造产值的,但是你外包出去这样的话,工人他要吃东西他要上技校,他要上医院都是有金钱交换的,有金钱交换的算在 GDP 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好对比。

那么咱们再看看一些可对比的东西,你比如说一些物质生产。物质生产,除了人民需要的粮食布匹,还有重工业钢铁煤炭货运汽车发电等等,钢铁产量毛泽东时代 10%,改革以后从 77 年到 15 年 9.6%,所以最高增长速度还是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在很多指标上还是第一的,比如煤炭增长速度,文革期间最高。货运汽车产量,汽车的生产是最高 22%,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是 16%,改革开放时间才 14%。

只有布匹,改革开放以后是将近 6%,毛泽东时代是 3.3%,毛泽东时代的布匹的增长速度比不上改革开放以后,也就说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轻工业发展快,但是重工业落后得很多。有人可以说煤炭的质量,钢铁的质量汽车的质量都比不上改开以后,好,那么你怎么解释发电量的增长速度差别?毛泽东时代的发电量从 52 年到 76 年是 13.2%,改革开放以后是 8.8%,这几乎是 50%的高于改开,不是高一点,高得很多!

发电是很有意思的现象。58 年一度电,和 18 年的一度电质量是一样的,没有差别,而且发电不能库存,没有过剩,你有多少发电能力,你必须有那么多的需求你才能发出来,所以它发电量是需求和供给的最小的一方决定的!

毛泽东时代我们有需求,但是电发不出来,那么高的增长速度还是不够,大家都是经常断电拉闸,我们想了各种办法去错过用电高峰,充分利用当时现有的发电能力,还是不够。而且发电有个特征,就是不光是工业需要电,农业需要电,老百姓生活也需要电,所以电是一个最好的综合的指标。这个指标改革开放以后比不上毛泽东时代。

文革期间教育和科研井喷式发展,跟现在官方的宣传截然相反,从 69 年开始,高中生的毕业人数直线上升!人们老是讲大学生数量,但是你想当时中国的教育,老百姓教育最主要的是大学教育还是高中教育?高中生它代表了教育的突飞猛进,小学教育早就普及了,初中文革以前也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是在文革中普及的,增长速度真是惊人!

给大家看一组数据,普通高中毕业生人数按万人来算,69 年到 70 年达到了 100 万人,到 79 年是 700 万,从 100 万到 700 万,那就是直线上升看那个图。79 年以后就悬崖式下跌,又跌到了 200 万,从 700 万跌到 200 万,然后在 200 万循环了,从 82 年到 97 年,2006 年因为扩招才又恢复 79 年的高峰。到现在每年高中毕业生人数维持在 800 万。

所以文革期间教育就拿高中生毕业人数来看,那是非常惊人的。有人说当时教育质量不高,那人家最起码上过。改开也是借教育质量不高的理由把这些高中学校砍掉了,这与有些富人特别不忍心看穷人,就把穷人赶到 20 里外去了同样的逻辑。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雪里送炭还是锦上添花?大部分人没上高中,上高中是最主要的,就是雪中送炭!所以文革中教育是一个井喷的时代,从高中毕业生人数上可以看出来。

还有当时搞的一些很多军工像大飞机,高科技芯片等,改开以后把好多这类经费全砍掉了,逼好多科技人员经商,高科技人才,没法生存下去,没有经费了,不得不去经商了,所以当时人们有一句话叫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以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教育和科技的一个大倒退的时代。

我就拿这些官方的数据和一些事实来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崩溃的边缘”。

人家说话挺有分寸的,崩溃的边缘,还没崩溃,那我们今天也在崩溃的边缘,还没崩溃,同样的道理。还有其它问题吗?可以继续提问。

2、问:老师可否讲讲就文革中几个重要人物,比如毛周朱刘邓在中央他们的一些斗争,还有林彪这些,我想听一下他们的关系,谢谢了。

阳:是这样的,我觉得当然毛主席第一个最早发现出现走资派的问题。毛主席其实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去整党内走资派,整风整党整走资派,就是要试图改变这些人的思想,最后失败。这些人他有个利益集团,他不甘心被整,他要反攻,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区分的是一个自觉的走资派和不自觉的走资派。

可以这么说,文革以前,大多数的干部或多或少犯了走资派的错误,什么叫走资派的错误?我这么看,就说他们是内心喜欢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官僚机制,他们内心喜欢有特权,他那级别他还是内心喜欢的,他内心抵触群众的监督,群众批评他,给贴大字报,他很不满发牢骚,他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大家都不能理解他,所以这种人他不是捍卫官僚特权,不是敌视群众监督他,是内心喜欢官僚制,比较抵触,抵触和敌视有个质的差别,捍卫和内心喜欢也是有个质的差别,所以这些人他们往往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他们在搞经济的时候,往往是从物质刺激,通过奖金挂帅来搞生产,所以他们是喜欢用资本主义的逻辑来建设社会主义。

那么自觉的走资派是坚决的捍卫他们的官僚特权,他对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敌视。他们用机关枪来对付你,给我提意见,你给我造反,我拿机关枪对付,所以就是敌视人民,以人民为敌,他们当然就认为资本主义逻辑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是事后诸葛亮,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刘少奇、邓小平就是自觉的走资派。而且我们也可以看的比较清楚,就是像林彪这些人,这些老帅们,很多人他其实有些可以说是不自觉的走资派,有的是自觉的走资派,林彪后来被证明是一个自觉走资派,因为林彪他当时支持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派系利益,他把自己的派系以外的全给扫干净,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所以他是一种宗派。他不是从人民群众如何当家作主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一旦一些他看不起的,比如说刘少奇这些人被打下去以后,他是积极支持的。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个白区党和红区党的矛盾,就是很多打过仗的老帅看不起那些没打过仗的比如刘少奇彭真,这些人都是党内高层里边没有建立过根据地,没有打过仗的,他们觉得这些人不配坐江山的,所以文化革命把们这些人打下去,这些老帅们其实积极支持的,但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要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他们受不了他们不干。

所以林彪他们在九大上的政治报告里边特别反对继续革命的思想,认为基本上把人换了就算完了,他们不是斗批改的改,只是换人,不是想怎么去实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干。

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周恩来了,我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革命者,为什么这么说?周基本上是反对官僚特权的,但有时候有些现实东西不好克服,现实问题他得全面考虑。但是总体来讲,周恩来是一个反对官僚特权的人,从他所有的历史上他一贯是支持群众监督的,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做自我批评的人,跟很多党内的其他的官僚很不一样,他是非常虚心的,他认为做对的事他要坚持,他认为错了他反对,但是他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他勇于做自我批评,所以他反对官僚特权,总体上是反对。他对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全支持欢迎的,这是党内少有的。他也是主张用社会主义的逻辑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

但是有的时候他看不清大方向,从 1921 年到他去世,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他基本上都看不清楚,他是一个特别善于低头拉车,不善于抬头看路的人,这是他的特征,他特别细心办事。也是因为每一次路线斗争看不清楚,他也是特别谨慎,尤其在解放以后,他对毛主席跟得还是比较紧,所以把周恩来当成走资派,就是完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了。

周当然和毛主席有矛盾,因为他有方法矛盾,这是路线斗争,是革命者之间就如何实现革命的方法斗争,但不是敌我矛盾不是方向的斗争。

四人帮也是,他们基本上是革命的,他们的方法也有问题,他们和周恩来当然有矛盾,毛主席和四人帮也有矛盾,问题是矛盾的性质是什么?是方法之争还是方向之争?

历史证明了,四人帮他们是革命战士,他们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他们有缺点有错误,就像列宁评价卢森堡一样。卢森堡是鹰,鹰在地上的时候,苍蝇会比它飞得高,但鹰毕竟是鹰,苍蝇是苍蝇。所以他们有缺点有错误,但是他们是坚定的革命者,这是我对这些人的评价。

3、问:您如何分析文革中的派系斗争?

阳:这有好几类,一个是保皇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斗争。派系斗争大部分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是又不全是。

66、67 年的春天,夺权以后,很多地方的造反派分裂,都是为了当老大,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武汉和上海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武汉的工人多数是新一代的工人,就像现在农民工,就是他的父辈还是农民,他们到了武汉工厂里当工人,他是他们家里边第一代工人,所以他保留了很多农民的小资产及思想。表现在什么地方,就是文化革命中夺权的时候,那些重工业大厂子的工人看不起服务行业小工厂的工人,这是很荒谬的!

这种思潮在上海就没有,上海的很多工人,他的父辈母辈,他的上辈都是工人,所以他不是第一代工人,他在家里边不是第一个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所以上海的二代工人三代工人数量非常庞大,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相对来讲小多。所以上海的工人在文化革命中一开始就反对派系。而且上海的工人特别看不起打派仗的人,所以上海的工总司很快就能克服他们队伍中的派系,这里边有砸联司有二兵团等等,不是说没有冲突,不是说没有派系,但是他们处理的方法就特别有效,跟武汉、四川等其他省的差别特别大。

所以我们要区分几种派系斗争,一个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主要表现在六六年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还有表现在比如说武汉的 720 事件,那时候保皇派是被当权派支持的,军区支持的,当权派支持保皇派去武装镇压造反派。

还有一种是造反派一得势就闹分裂,比如说清华两派斗争,很难说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实际就是学生内部典型的资产阶级派系,这个不能怪走资派,那就怪人民群众思想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是我看待文化革命中派性斗争的思路吧。

4、问:阳老师,我问一下,就是关于文革失败的原因在经济基础上是否与工人和农民还没有足够成熟,或者说当时在中国的工人比例仍然不够,还有农民的小农的这种反扑,包括改开对小农的收买有关系,一直维持到现在的这种情况。我想问这个问题是说阳老师你怎么看?

阳:就是说虽然群众中的派系是个问题,但是它是次要的,最主要的就是走资派的派系。

你离开了就先锋队内部的走资派去谈群众中的落后思想,是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主要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文化革命失败首先是走资派的力量的强大,尤其是自觉的走资派。他的利益集团从 57 年反右开始一步步巩固自己的利益。到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走资派的力量是比较强大的,为什么搞了文化大革命,还不能扭转最后的结局,这个咱们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所以第一是先锋队里边的派系造成的问题。第二个才是工人阶级的不成熟。

所以先锋队的问题要比工人阶级的问题还严重,我觉得两个要弄清楚了才好。

5、问: 阳老师,那么在农村里先锋队中自觉和不自觉的走资派是怎么发展的?

阳:在农村方面的干部,我觉得基层恐怕自觉走资派还不多,走资派主要是在中央,在上级。

就说这些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主要是省以上的,中央的。基层的,我觉得很多是认识问题,大多数应该说是认识问题,是不自觉走资派。所以我说毛泽东为什么整风,矛头要向上,为什么走资派一定要把矛头向下,这是根本问题,不从上面找问题,你找不到根子来。

6、问:请问,关于四人帮,在四人帮还活跃的时候,他们有做过哪些贡献?具体是哪些事情?

阳:四人帮做的贡献可多了,一个是从政治上四人帮支持各地的造反派,批评走资派,想改变他们。科技发展上,上海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典型的范例,上海在全国来讲,经济上是最稳定,发展最快的,比如大飞机项目,好多重工业,好多高科技的东西,都是在上海。中国科技的井喷主要是表现在上海,全国最稳定,派仗最少,生产发展最快的是上海。

但是为什么文革以后走资派一定要把大飞机项目砍下去!除了全部经费下降以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上海,那些东西你不砍下去,那么一边飞机上天,一边审判四人帮,说文革浩劫,这个不是打脸嘛,就不好办。

政治家和管家不一样,政治家考虑政权的稳定,政权的巩固,所以他们不惜中国科技倒退几十年,一定要把上海的所有的高科技项目全部下马,在所不惜。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现,有些人一边强调实事求是,一边公然的胡说八道,说是要把生产建设放在第一线,又把对中国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这些重工业,高科技全部砍下去,所以这种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历史的罪人。

上海的成绩张春桥和王洪文贡献很大的,有一个叫李逊的写了一本书叫《革命造反年代》。这本书网上能找到,非常好,因为李逊这个作者本人是反对毛泽东的,反对文革的,但是她能尊重事实,她积累搜集了大量的史料,关于上海文革的详细过程,看了以后,我对王洪文和张春桥佩服,他们真是英雄!真是英雄!他们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谁都有,但是本质上他们是了不起的。

江青也做出了很多非常卓越的贡献,至今人们特别热爱样板戏,她的样板戏真是精益求精了,真是一个文艺上的顶峰,所以现在人们还是喜欢那些样板戏。

但是江青也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她不善于团结人,你比如说文化革命中很多文艺作品出来,她看见人家缺点就扣帽子!她不是从教育人出发,往往把人一棒子打死,有这个缺点,也就说她往往有时候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来处理,所以这方面她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袖,她是一个战士,但不是一个领渡人,这是我的看法,好吧?

7、问:如何看待文革中军队的作用?

阳:军队比较复杂,文革没有军队的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文革中特别强调不能乱军,乱了军,打起内战,那文革就失败了,所以一个是不能打内战,军队不能打军队,人民不能攻击军队,再一个,北边有苏联,东边有蒋介石,南边有越南战场,三处战局都是敌情,军队乱了,整个文化革命肯定要失败的,所以军队不能乱。

但是军队又是无产级专政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军队里边的干部,军队军官,他们特权是最多的,官僚特权非常严重,而且他们对官僚特权非常认同。官僚特权比较根深蒂固,然后群众监督是最匮乏的,它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服从命令的这种东西,所以很难接受群众的监督。实际上成为走资派派的大本营,它里边走资派势力是最强大的,而且军队的干部对地方干部最同情,所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薄弱的环节,最后就是他们搞政变。

如果无产阶级对走资派的认识要来早个十年,废除官僚特权,走资派势力不是那么强大,工人阶级比较成熟,那么经过斗批改,把各种规章制度都改过来,人民群众担当监督常规化,把政权问题,各级党委的问题解决了,回过头再去解决军队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问题是走资派太强大,加上人民群众觉悟不成熟,所以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处理军队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8、问:关于苏联和中国都产生的这种走资派,或者说修正主义的在先锋队中的滋生,他跟刚才说的工人的不成熟,包括整个阶级基础的问题——像农民还占很多,就是小农,他本身就有这种官僚的这种意识,潜藏在他们的思维当中,那么这与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就像这种走资派和修正主义者与这种小农小资产阶级或者说小生产者,他们中间这种衍生有没有什么联系?

阳:当然有,当然有,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出现,苏联不是照样出现了。走资派的问题是毛主席发现的,毛主席发现也是在62 年以后,他第一次明确提出走资派的问题,还是在六五年的 1 月份,他比别人看得早,但是在这个现象没有出现以前,不严重的时候,他也看不出来。马克思主义者是先知先觉,不是先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做斗争,开始就是由小到大,一步步成长壮大的,这里边必然有反复,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办法。在开始闹革命时候,无产阶级必然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各方面都是处于弱势,资产阶级处于强势,小资产的汪洋大海是一部分,苏联小资产业少,一些工人阶级大一点,但最后也避免不了。

所以人们不经过吃一堑不会长一智的,这就是自然规律,像小孩学走路,肯定会摔跤的,没有任何小孩不摔跤学走路的,这是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奇怪。

9、问: 阳老师您好,请问一下您如何看待斯大林路线和托洛茨基路线矛盾?谢谢老师。

阳:我觉得大家关心的有道理的,我觉得这里边斯大林犯了一个大错误,但是就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论的本质我难说到底托洛茨基是大方向问题,还是一个方法问题,从他最后的做法来看肯定是方向问题,不光是方法问题。

但是可以这么说,托洛茨基的信徒,大部分跟随托洛茨基的,绝大多数还是要革命的革命者,我觉得这个是要肯定的。革命者之间大方向一致情况下,如何闹革命会有严重的分歧,但是这个分歧要克服,必须有民主集中制。

托洛茨基他的理论其实挺荒谬的,我觉得好多托派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小生产上,他们提出的所谓官僚化问题,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官僚的出现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你叫他干部也好,叫它官僚也好,本质是一样的。官僚和干部是一样的,就是在计划经济下,在社会化大生产下必须有一批专业人员去从事生产的调度和指挥,不是每个人对吧?就像大卡车公交车上不是每个人都当司机,都掌握方向盘,必须有一个人去掌握方向盘。所以这里边掌舵的掌握方向盘的不是所有人,也不是人人都会,即便是都会也不是人人都同时掌握它,所以如何调度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是一个科学,所以官僚的出现不是问题,是个伪问题,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官僚,问题在于官僚或者干部向谁负责。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那些企业的管理,它是向资本家负责,他是向股民负责。在毛泽东时代,在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去监督这些生产的管理者。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党的领导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群众监督也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这两方面是一个大矛盾,这个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克服的,那么文化革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党的领导其实具体到一个企业里边,就是一个各级党委和各级的群众组织,他们之间的权限,他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些权限靠以后的斗争去搞好了,托派它就是一概的反对这种所谓官僚,实际上它是否定社会化大生产需要专业管理人员。

10、问:老师你好,我想问一问文革时期创造的那种新的工业建设和新的生产生产组织方式有哪些东西?

阳:这个其实挺明显,在上海北京也是,我在北京工厂里当工人的时候,文革期间,工人是不怕领导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后来人说什么大锅饭养懒汉,这跟我的经历是截然相反的。我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我们那时候没有奖金,工资不能扣,工人不能开除,所以这个领导没有胡萝卜,没有大棒。不能给奖金,没有胡萝卜,不能开除是没有大棒,所以既没有胡萝卜又没有大棒,怎么让群众去工作?肯定领导者必须有威信,群众跟领导之间没有隔阂,没有鸿沟,领导如果办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他很难当领导。

文化革命中其实有些东西其实没有来得及去实践,你比如说刚才谈到的是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之间的关系,其实你看我现在采访当年上海工总司主管工会的叫叶昌明的,他就说回过头来看,当时他们就没有考虑到工会应该起到一个监督党的领导的这么一个作用,他们老是对自己说我们没有反对党的领导,其实它应该起一个监督党的领导和各级党委的这么一个作用。

文化革命中上海算是一个最好的试验田,但是由于全国的形势,当时上海没来及做太多的探索,所以上海的工总司的名字维持到好像 71 年还是 73 年,然后《上海工人造反报》也是到 70 年代,72 年 73 年才停刊的,所以他们没有倒旗,舆论还控制着,但是全国各地的一些当权派对上海特别生气,说你们现在还允许派系存在等等。

因为全国各地都打派仗,所以对上海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上海确实没有来得及做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探索,群众监督和党的领导他们之间的权限等等,没有来得及去通过实践去摸索去磨合,但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差别,文化革命中的工人他确实有当家作主这个地位,他不怕领导,所以反正我在工厂里边,领导到车间来,我没有感觉到没看到任何工人要赶快做秀干什么,他喝茶了照样喝茶,在休息室抽烟的继续抽烟,就没有那种紧张,那种作秀,赶快怎么着,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我没看见到过我没有那种感觉。

资本主义社会里边你就发现老百姓,他怕老板把他开除了,罚他工资等等,它是一种紧张的关系,这是一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的根本的差别。

不知道回答你问题了没有!

11、问:怎么看上山下乡运动?请阳和平老师回答一下。

阳:上山下乡也不是从文化革命开始,早就开始了,五八年就开始了。大跃进的时候,很多人进工厂,后来三年困难的时候又压缩,很多人又回到农村去了,所以上山下乡只是在文化革命中才变得比较持久,维度规模更大的。上海好多知青去新疆,文革以前就有了,所以上山下乡我觉得是一个克服当时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方法。

现在好多人,很多学者就把当时人民公社,合作化,仅仅看成是一个为工业化服务的这么一个政策,其实这也是当时大跃进时候,浮夸风共产风的起源,因为好多党内高层他们早期是反对合作社的,后来发现合作社成立以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里边的粮食征购太容易了,因为都在村里边,都在队里边,都合在一起了,所以你不需要到挨家挨户去征公粮去了。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支持人民公社搞浮夸风,他发现粮食太好征集了,比一家一户方便。

所以城乡二元结构也一方面是为工业化服务的,你必须把粮食廉价从农民收购过来,然后工业品比较高价的卖给农民,剪刀差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一个根本的途径,就是原始积累这个途径。

那么它造成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所以怎么克服城乡二元结构是个大问题。所以知青上山下乡,应该从克服城乡二元结构这个角度来看。

很多人城市人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就应该在城里边,就应该享受城市比较优越的文化教育卫生等等的服务。那么城市里边工人当然也有很多工资比较低,住宅比较紧凑,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种人你要让他到农村跟农民去换,他不愿意换。所以就说城里边生活艰苦的,它毕竟还是比农村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

我们以前在一个群里边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毛泽东时代,尤其文化革命中,工资没涨多少,但是它主要是长了底层的工资,中上层没有涨,不是说都没涨。

底层工资涨了,你要涨上层的话,城乡二元差别,已经比较大了,你可以看出来多少人拼命,想把户口转到城里边,官方管的是非常严的,户口严格不让进城的。这就说明了城乡的差别是非常大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应该是从缩小城乡差别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有益的。

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也是把文化知识带到农村去,所以从宏观来讲,它对中国农村的进步,社会进步,生产技术上面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还有这个图中,高中生人数到 79 年是最高,然后就是悬崖式下降,有一部分原因就是知青回城了。还有一部分就是合作社解散了。解散人民公社,农村里边就没有人去从事教育了,所以高中生人数大量的悬崖式的下降,和知青返城恐怕有直接的关系。

就这两点,多的新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12、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您刚才不是说,毛主席说走资派,他们搞的这一套和法西斯没有什么区别吗?您看就说,如果是法西斯,像前苏联的走资派,和真正的法西斯他们都没有搞多少年,您说是如果真要是像法西斯的话,是不是有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我指的不稳定,不是老百姓不稳定,是这种政治体制有不完善的地方,我都问完了。

阳:确实是这样,你看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外国把他打垮了,也不是因为他经济搞不下去了,苏联解体以前的增长速度最低达到 5%点几,他解体以后,它是连着十多年每年下降 10%,他是一个悬崖式的下降,它的经济是崩溃了,它是解体以后崩溃了,以前它还是往上走的。

所以苏联的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克服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的一个平台。

在西方发达国家里边,资产阶级为什么实行一种民主制?民主制的本质在私有制条件下,它就是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谁的主张获得最多资本的支持,他的主张得以实施,你要不按照这个走,咱们打内战,美国打过内战,对吧?

每一个财团都想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位,互相制约怎么办?比如说国会里边,老是为税收,财政支出吵的一塌糊涂,吵来吵去,最后就是看谁的钱多。谁的经济势力大造成谁的政治势力就大,这里面好多权术啊……所以像川普能上台,虽然得不到很多资本的支持,但是他游戏规则里边,它能钻空子。

但是川普不能违背华尔街的根本利益,他要违背华尔街的根本利益,他要么被暗杀,要么被抓起来,被弹劾,他做的事情必须符合大财团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东西。基本原则就像股份公司,股票有一个投票权,1 元 1 票,所以 1 元 1 票是资本的根本逻辑,或者资本能认同的,克服不同矛盾的规则。

走资派上台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很脆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一个克服不同势力,不同财团,不同家族,不同行业,不同人员,不同派系之间利益的博弈,它没有一个平台。

因为资本最终认识的是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你有本事你在市场上拼出来,你有本事你把股票拿来对吧?所以像巴菲特他要控制哪一个公司,他必须把股票买下来,就说你的话语权是和你的股权相匹配的。

在这种走资派上台以后的国家里边,它没有这种克服内部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平台,所以他特别脆弱。他要把各种信息都要控制了,它是草木皆兵,他是年年加码层层加码,所以你看那笑话说:刚开始是批评意见听不得,后来是善意的建议也听不得,再后来说你这不说话也不行,必须歌颂,歌颂不努力的也不行,所以就说,他这个政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走资派上台的一个本质,它脆弱,它特别怕人民,怕老百姓的舆论,所以它老想做各种控制。

所以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克服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崩溃,还回归于典型的资本主义那种方法,所以俄罗斯现在就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那种国家,就是通过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来克服他们集团里边的不同利益!

不知道这个解释你认同不认同?

13、问:老师我问一个就是怎么看毛主席写的那篇文章,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阳:对,因为这个里边,我的看法就是说右派不是不要反击,但是你回来你看《毛泽东传》,他在 6 月份 7 月份一再说:咱们赶快结束,反右回到和风细雨的整风来,但是一直没有实现。

就说右派是要反,是需要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但是他们翻不了天的。他写那篇文章是在 5 月 16 号以后的,是那次中央会议以后。走资派逼着毛泽东去拿自己的话打自己,毛泽东是非常被动的。所以他写的文章,你看他的分寸,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右派要反,这人是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嚣张气焰要打下去。他本来想反击一下回到整风,一直没有实现。

14、问:现在,在现在的世界范围内,甚至是他们这些走资派,或者说是修正主义者们,他们在台上,他们是不是已经甚至连修正主义者都谈不上了?

阳:对,这里边我们要分析一个概念,就是说掌权的修正主义和不掌权的修正主义性质不一样,掌权的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他就是赤裸裸的凶恶的资产阶级,因为他掌握国家经济,他可以直接镇压人民。

那么不掌权的修正主义,你比如说欧洲的的政党,美国的比如说共产党他不掌权,人民群众和不掌权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可以说是道路斗争,到底是比如说议会道路还是暴力革命,这个是个道路问题。好多人和修正主义斗争,表面上看好像是方法不同,实际上是方向斗争。

比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些人,他们跟列宁开始斗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方法,但是后来发现是方向,他们是反对世界革命的。所以修正主义者他们其实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方向上斗争,而不是方法上的斗争。

但是这些掌权的修正主义就不再是修正主义了,他们是资产阶级了。

所以我觉得人们刚开始对苏联的认识,比如十年论战,从 56 年到 66 年,开始,人们以为和苏联的斗争是革命者之间就如何进行革命的路线斗争,后来又觉得是方向斗争,后来发现连方向斗争都不是,是世界人民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

这些修正主义上台以后,他们手里掌握着国家机器,镇压工具,它掌握着武器,它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它是凶恶的资产阶级。所以修正主义上台,就跟他没掌权以前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把这个弄清楚了。

15、问: 共产主义 50 年之内能实现,你以前说过这个话吗?阳和平老师。

阳:我是这么说的: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霸主,维持超过半个世纪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美国的走向末路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他工业的空心化,从它的掌握世界局势的能力,尤其最近你看,在叙利亚,中东他就不能为所欲为,俄罗斯就跟他较劲,他就挺没辙的。

那么中国的崛起,欧洲有可能越来越脱离美国的控制,日本希望自己更进一步正常化,不受美国的控制,这些东西都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权,那么各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就不会是产生一个新的世界霸主,在核武器威胁人类的生存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出路。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8、问:请问阳老师,我要确定一下,是不是现在的就是毫无辩驳的资本主义社会?

阳:你说不是吗?

答:我认为是资本主义,但是有人认为不是。

阳:装睡的人你是叫不醒的。

19、问:您好,我想发言一下,因为现在的社会,主要是实在是太糟了,地产,各方面都被资本家垄断,像我现在看到有篇文章,应该说较高水平的,社会自治的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阳老师您怎么看?

阳:不太懂你的话,你说什么更接近社会主义?

补充:较高水平的自制的资本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就是像北欧那样子的体制。

阳:其实这样子,北欧他们是搭便车的,因为他们国家的垄断资本,不需要承担美国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的开支等等,所以他有那个福利。

而且北欧高福利,它也是在冷战期间也是二战的结果,但是苏联解体以后,北欧国家的好多福利在一步步再往下砍,这里没有社会主义阵营作对照,很多这些新发达国家福利开始走下坡路,走得很厉害。它过去它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它必须把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他必须做很多妥协。

那么现在苏联解体多少年了,91 年到现在快 30 年了,对吧?20 多年快 30 年了,他没有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是苏联冷战的威胁,他就可以比较放肆地砍好多社会福利,所以美国的好多工人,老百姓的社会福利,就是从 80 年代开始砍,到苏联解体以后砍得更厉害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做对比了。

但是这些小国家确实它那些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就比较发达,对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还是比较有用的,但是你看现在很多这些难民,一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就受不了了,这些国家那些极右派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就是很多东西它是表面的,它是搭着美国全球霸权的便车。比如说诺基亚,它是挪威的一个大垄断公司,它享受垄断利润,前提条件是全球这个制度是美国维护的,所以他就属于那种搭便车的。为什么川普一再要这些北欧的国家要增加军费,就觉得美国吃亏了,这些国家享受美国全球霸权给他们的带来的福利,让他们不需要承担成本,所以这里边不能离开国际环境来看问题。

20、问:我还有个问题我会再问一下,因为现在这种体制,房地产泡沫,还有一些网络上的那些财阀跟寡头的垄断,像我们现在年轻人根本就看不到希望,然后阳老师您对这个有什么建议吗?

阳:其实我基本上不谈这些东西,因为我研究是毛泽东时代的当时的政治经济经验教训,这方面情况,有很多人有高见,不谈这个好吧?你懂得吧?


#2

排版问题太严重了……从PDF文件上直接复制文字再粘贴到论坛果然会出现这种在不该换行的地方换行的情况……

——感谢管理员同志的帮助,本贴的排版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3

个人感觉阳老的一些看法还是有缺陷的。

把保皇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主要解释为走资派挑动,把革命失败主要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强大,这都不是正确的分析。
看一看恩格斯怎么分析德国的反革命?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
恩格斯分析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讲小资产阶级由于其商业活动的特点而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动摇不定,在获得革命的主导权以后无法坚定的革命。恩格斯并没有把封建主阶级的“强大”作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在当时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制度,那么就不应该把当时的资产阶级当成真老虎,而应该把他们当成纸老虎。

后面又说基层大多是“不自觉”的走资,其实一大批人的“不自觉”比一小撮人的“自觉”问题要更严重。
阳老主要讲的都是怎么让群众监督党的问题,没有讲怎么改造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是无法理解文革的。
对于上山下乡的意义,阳老只讲了缩小城乡差距,其实更应该看到的是对知识青年的改造。



——《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


#4

讲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只谈了薪金制度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影响,其实资产阶级法权对整个社会都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可以看《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里面的论述: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5

文章很多事实和观点都值得学习。
不过阳先生主要强调的是党内斗争,党内斗争对于资本主义复辟肯定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根源还应该放在党外,放在人民群众那里。可以结合论坛里的其他同志的帖子一起阅读,相互补充。


#6

对!对人民教育改造的问题。我爷爷54生人,他跟我讲在文革初时,每天劳动完晚上都会组织集会,讨论时毛主席路线好还是刘少奇路线好,可是大都是农民,上了扫盲班大字识几个,对于政治是不懂的。文革期间对于农村的影响比较小,不像城市里的工人,学生。


#7

还了解到当时的决策时很民主的,是大家举手表决。


#8

在劳动完组织的晚上学习会上,教大家识字,教大家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大家都是听得半懂不懂没多大兴趣,对主席语录也是照本宣科。


#9
  1. 就左派队伍问题与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
    主席问:你看左派有多少?
    答:上海好一点,左派队伍大。
    主席问:多大?答:工人有四十万、五十万、六十万。
    主席说:左派不会多,大概占10%。
    答:后期可能多一点。
    主席说:有20%就不得了啦。
    (注:以上谈话是六六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上看焰火休息时进行的,张春桥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此次谈话情况时还补充说:这是指世界观的改造,不是指一般的表现,是指世界观里有较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更难了。)

#10

凯洛夫的《教育学》中说,“要在课堂上形(?)成学生的世界观的基础、共产主义的观点和信念。”换句话来说,一个人只要书斋里闭门啃上十几年书,就可以摇(?)身一变为无产阶级的战士了。——《深入批判凯洛夫 广阔天地炼红心》(问号是你提供的图片太小看不清)

过去被批判的这种现象如今并未绝迹。与过去的表面区别只在于,有些人意识到了修正主义学校不可能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后,自己猫在书斋里啃上几年十几年,就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方面两个时代没有实质性区别就说明有相同的规律在起作用。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必急于下结论。

《阳和平:如何理解毛时代的阶级斗争》、《阳和平:整风还是反右——理解毛时代阶级斗争的重要线索》、《徐海亮:从<深翻>看韩丁笔下的农村文革》,这三篇文章包括后面的跟帖我都看了,主贴的几个观点错得都比较严重。

把保皇派和造反派的斗争主要解释为走资派挑动,把革命失败主要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强大,这都不是正确的分析。

后面又说基层大多是“不自觉”的走资,其实一大批人的“不自觉”比一小撮人的“自觉”问题要更严重。

你的反驳是对的,还可以更进一步。徐海亮与阳和平都没有认识到,群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得很厉害、很坚持;而且两位老同志自己也不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只能以自己能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标准来作为认识、判断阶级斗争和对错的依据。左翼基本都犯了这种错误。

为了不打击别人的热情,可以说两位老同志更支持社会主义,表面上他们于左翼主流认识之外似乎提供了更多一些、更客观一些的事实。

过去一个阶段的文革研究,人们主要的兴趣和对象在于上层的人物和政治斗争。我觉得韩丁的研究与传统的中国史学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当今存在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以为仅仅是某些领袖人物造就了这个文革运动造就了某种历史的悲剧。——《徐海亮:从<深翻>看韩丁笔下的农村文革》

在唯心史观盛行,一些风头出尽的“学者”可以任意“创造”和曲解历史的今天,“老农夫”的韩丁真诚留下的文字和他作为激进的人文主义者的、与时俱进的认识,都是文革口述历史研究的珍品。——《徐海亮:从<深翻>看韩丁笔下的农村文革》

与其他左翼不同,韩丁“特别关注底层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们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争”,但这也只是韩丁所能理解和拥护的“社会主义”让他去关注的,他不能摆脱自身局限去关注、重视更多的事实,从而也不会重视部分事实与另一些事实之间的联系,归根到底,韩丁的“社会主义”使得他在观察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的时候,同样比较严重地歪曲了群众日常生活(包括生产劳动)中的实践与群众的阶级立场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一点来说,三位老同志并没有因为他们提供了比其他左翼更多的事实就在阶级立场上明显表现出与其他左翼实质性的不同,虽然他们走得比其他左翼更远一点。

所以,可能也不难理解徐海亮把韩丁眼中的阶级、阶级斗争说成“这是类似心态史学那样的精神产品”。实际上韩丁提供了更多的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材料,并不是什么心态史学。在徐海亮和韩丁的认识中反映出的问题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降低到许多老干部拥护的“社会主义”上去了,只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了一点,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多加了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僵化、教条的背后,就是对两种革命进程、两种革命任务缺乏深刻的理解,再进一步说,对社会主义革命还很抵触,还是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几代群众都是如此。

在我们去观察阶级并在文章中落实自己的阶级分析之前,肯定也会有各自拥护的种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一般而言,对阶级有何种认识以及认识到到什么程度,都要受到自己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的支配。换句话说,我们对现存社会提出了什么样的改造要求,就支配着自己对阶级要观察些什么、观察到什么程度以及改造到什么程度。左翼论坛上对阶级的认识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有规律可循;虽然一些人暗示、明示自己接近真理,但真理却是利益。

左翼在阶级认识上的混乱、矛盾重重和大相径庭,借用老祖宗的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七五年的时候,主席病得很厉害了,走路都要人搀扶着。快走的时候,有一个场面我一直记得很清楚。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都要求见主席一面。但那时主席行动已经不太方便了。我们扶他到门厅里面,让大家看一眼就走。我们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这时候他挣扎着要站起来,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好把他扶起来。他慢慢站稳后,刚好我面对着他,他就一下把我推开了。当时我好疑问,这是干什么啊?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因为他不太说话了。只见他恭恭敬敬地向我们服务员敬了一个礼…确实是对我们服务员一片感激之情…他的群众思想,一直跟大家打成一片,关心工作人员,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钦佩。毛主席在那个时候都想着大家,没有想到他自己。——王慧英(江西省委接待处服务员)

主席: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毛主席热爱群众。在这儿曾发过一个帖子,其中提到有的事情不能公开讲,就是不想打击群众的热情。本来就没什么大局观,或者“观”地很不彻底,有时候把真话讲出来,搞不好直接撂挑子,而且那时看客居多(现在、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也如此)。

毛主席很少讲,或者讲得不那么透彻,并没阻止他老人家不推行、不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该改造还是要改造。如果换成马克思、列宁,可能在这方面讲得会透彻一点,但是,作为人之常情,也会令群众更加反感。我是深有体会,仅在几个论坛上反驳别人多了一些,各种负面情绪就出来了,什么真理不真理的,一批评就是小市民的各种躁动,搞自我崇拜。

这里就牵扯到团结的问题。面对左翼泛滥的修正主义思潮,是反对呢还是沉默?沉默甚至牺牲原则,可以达成暂时的、松散的、虚伪的总之是有害的“团结”,而反对,往往就要破坏“团结”。团结起来干革命是双方的事情,主要取决于被团结者。主动团结的人只是作为一种作用非常有限的外因存在,不能把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混淆了,不能把客观事实和一厢情愿混淆了。

说江青他们不会团结人,就是不负责任,而且歪曲了客观事实,重要的是歪曲了客观事实。是以哪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来认识、分析阶级,就会以哪一种标准认识革命领袖、分析他们的革命实践。以哪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准认识今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会以哪一种标准来认识、分析毛泽东时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而这些,都与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所提出的对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要求一致。对今天资本主义中国的改造要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部分地改造,一类是彻底地改造。左翼对自己、对阶级的认识,就要把这种要求反映出来,也一定会反映出来。

一方面坚持散布修正主义思想和对事实的各种歪曲,一方面不断表示自己是这“者”那“派”,在一些人那里表现得很突出。这“者”那“派”,就是宣布自己即使不是真理那也接近真理了。就是不那么露骨地宣布,一以贯之的对资本主义的藕断丝连和对社会主义的叶公好龙也说明他们对自己以及对他们所属的那些个阶级阶层不可能提出更多的改造要求。对他们来说,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些公式就是掩盖自己真实追求和粉饰自己错误阶级立场的一种最简单的手段,尽管对有些人而言未必是自觉的。

所谓不自觉的走资派,在现实世界中基本不存在。个别人有可能的确如此,但不能以这样的个例来证明一部分人、许多人都如此,就像今天不能以个别的工人拥护社会主义来证明工人阶级就拥护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接触到那种所谓的不自觉的走资派——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没遇到,但是如果你接触到了,定会发现——那些人的“社会主义”最终要通向一条叫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而且,他们会与迷信自己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其他左翼一样执迷不悟,对那条错误道路的追求表现得十分主动、不可动摇。

今天的左翼群众(主要来自群众,或者其祖、父辈大多就是群众)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包括左翼自己)自发性的实践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灾难,即使灾难早已出现在他们身边。更为严酷、惨痛的是,过去的群众随着时间的流失总要消失于这个世界,但他们却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实践通过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传递给了他们的子女,这才是最可怕的、最大的灾难。


引用:

1、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第88,442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

毛主席评论说,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2、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的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多。第133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还在1918年春天就在自己的和平经济建设的计划中制定了后来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发展的许多原则。但列宁的这些原则的实行为武装干涉所中断。直到3年以后,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彻底实行这些原则。

毛主席评论说,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帝国主义者,例如丘吉尔,当时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自己垮台。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

毛主席评论说,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8、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愈穷,愈要革命。第145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

毛主席评论说,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等等。

9、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资产阶级的毒渗透到各个角落里。第144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将在特殊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开始,那么,在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要容易得多。

毛主席评论说,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


那么多年来,在左翼有一种算不上主流的错误理论,就是认为过去的生产力水平低最终导致了一些比如政策、制度上的缺陷等,或者由他们提供的幼稚臆想导致的工人阶级的缺陷等等造成了群众政治上的短见,以致于复辟了或复辟的时候没起来反抗,看上去似乎很教条。实际上这些人不但对今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严重错误的认识,而且还把这种错误认识代入了毛泽东时代。如果我们对今天的现实有正确的了解,也不会提出那么荒唐的结论。左翼为什么会提出种种错误的观点,代表哪些阶级的利益,这也属于阶级分析。但是要想真正搞明白,只靠坐在屋子里推理不行。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

我过去说的那些群众的实践表现,也是以之为例说明不但是毛泽东时代,而且在今天的中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并不像有些人幻想的那样,以为在生产力水平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比过去的中国容易多少。这只有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才能真正明白。

过去我不赞同在调查研究中与被调查对象(激烈)争论,是因为那么做太容易得罪人了。但是没有这样一个得罪人的过程,不容易理解群众对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的“资产阶级的毒”是多么拥护,社会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受“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多么深刻,多么难以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慢慢认识到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非常艰巨。只是在调查的时候自己要掌握火候。

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调查研究,不但可以掌握认识阶级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还可以从中逐渐发现左翼制造的种种机会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来源。那些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与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


#11

如果只看前一句,那还真是挺幽默的,惟妙惟肖。想起以前的一句“历史发展到毛泽东时代,地球人接受不了了”——也是莫名戳中我的笑点,笑了好久,完了又哭笑不得……

有个地方我想可以补充一下(虽然也是我的理解):

这段话单独拿出来看,估计又要被人喷为“唯心主义”,心想,自己对现实提出什么样的改造要求,这难道没有物质根据?难道不受制于他所处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结果你都不提,就讲一个“对现实提出的改造要求”,然后讲“改造要求”如何支配了他,令他去那样领悟世界、认识世界等等……莫不是这个“要求”来得非常神秘,不知怎的,大家就都是提这样的要求,而不是提别的要求——诸如此类,又要反驳你的。

事实上,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阅历、自己的利益去提出一个对现实社会的根本看法(要求)——这毫不奇怪。区别只在于:人家导师形成看法、提出要求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经验,而是尽可能掌握了事物的普遍联系;而其他人就做得没那么到位了,最通常的,就是掌握不了普遍联系,而拿一孔之见去替代了全局。

同样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根据出发,有的人看得多、看得全,有的人看得少、看得偏——这咋回事?

一个两个的,你可以说,这是偶然,是“认识”问题、“水平”问题。

一代两代的,你就没法说这是“认识”问题、是“能力”问题了,而只能说,这是“立场”问题、是“阶级”问题。——只不过这里的立场、阶级显然不是经济地位上那样截然可分的东西,而是指他一开始的生活、实践,就处处受了社会的影响,进而产生了立场、产生了阶级性了,完了又继续生活、继续实践,碰到痛处,然后又开始“要求”消灭痛处了,进而由这一点发散开去,可能的话,就得形成一套“理论”了,没有理论,那也得有“处事经验、人生哲学”了(这里的表述可能不准确,请尽量意会)。

一般说来,人们站在哪个阶级的思想观点上看问题,他也就会看到什么样的问题、继而提出什么样的改造要求,反过来支配自己,成为自己衡量一切的准绳。

但重点就在于,这个思想观点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也不是经济地位上一划分好,就自然而然产生了的东西。一般说来,它总是个人经验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的东西(自己痛、然后也就要消除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头跟脚没啥关系;不仅没啥关系,鼻子上长了颗肉瘤,不痛,他反还觉得很有特色、很有个性),但也有人能超出这种局限,抵达普遍联系的全面——至于说为什么有人能够做到,而很多人乃至绝大多数人都不太能够做到,那当然也是像概率那样,以一定的发生条件和事件规模为转移的。总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出现,尽管也总要有绝大多数人不能出现——二者是同一个客观现实造成的两面,体现的正是事物发展的矛盾性。

这里也并非在要求一个人一上来就能抵达较普遍、较全面的认识(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在强调,(1)人们自发乃至自觉产生的认识、要求,能是什么性质的认识和要求;(2)这种要求将如何支配他的思维和实践;(3)如果他之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文献,那他又将形成哪一种“马克思主义”?追求哪一种“社会主义”?(4)现有的人们,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从个别的痛向全面的痛的“飞跃”,而不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呢;(5)如果事实是没有多少,那,这一现象本身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反映了怎样一种规律性呢?

可能不太对,提出来供诸位参考吧。


#12

以前没看过同志你的帖子的时候一些事实被我选择性的忽略了,最近才认识到这些事实反映出的问题。
不知道有些同志带过小孩没,这个小孩呢,大约3岁吧,你给他两张钱,一张1元的一张10元的 在他眼里估计还没个棒棒糖有吸引力。再大点,5-6岁时就不行了,知道要钱了,而且让他选的话肯定会选10元的。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小孩,父母从小就会教他们去认识金钱的魔力,烙印从小就打上了,小孩长大后会是啥想法?
有一次一位亲戚带我和我弟出门,他在车上和副驾驶大谈特谈自己走后门找关系的经历,完了还对我们俩说:“可好好学习吧。没人(脉),给钱别人都不要。”这对我弟弟(才上初中)会有啥影响?这还只是我回想起来的冰山一角。这种现象难道会自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或仅仅是所有制的变更而自己跑掉?
那些叫着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只要所有制变更了革命就算完事的、只在个别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的人,不知道在维护些啥。
放张刚看见的图片,一些人别看见后只顾着乐。


#13

手头上有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McmhukJuiMjnDgi_Qcp-g 提取码:5lvb
与同志们分享


#14

引用部分列宁的话: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交给了个人。而在我国,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用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的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15

你的补充说明是必要的。前不久在咱们还不熟悉对方本意而闹的那次误会中,红色初等降灵师这位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这个论坛跟楼主经常混的论坛估计不太一样,所以还请楼主入乡随俗,照顾一下这边的理解方式。

当时我反思了一会儿。

上面引用了徐海亮那段话,他也看到了唯心史观是个主流。在一个左翼论坛上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左翼论坛也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不是作为个例出现的,而是以普遍的现象存在,表面乱象后面有规律。

这样以前就在另一个论坛把林同志推荐的导师们讲历史科学那本书中我以为是重点的、有益的部分整理后发了出来,共三个长帖子。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根本没用。

那么就考虑:

1、在对导师的理论进行解释的时候,自己是否提供了比导师们更正确的、顺应了时代发展变化的内容?答案是没有。

2、自己在解释这些理论的时候,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接近导师们,以致能让别人更容易理解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答案是差太多。

总结:如果我解释同样的问题,不如直接搬导师们的原文。

问题是,一部分人表面上接受了导师的那些思想——还不如说他们会背书——但,是在抽象肯定、实际否定。

参考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讲的几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是在与庸才们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是在与此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这时候资产阶级哲学已经专门从事认识论的研究了,并且片面地歪曲地接受了辩证法的若干组成部分(例如,相对主义),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下半截的唯心主义,而不是集中于保护或恢复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至少,一般实证论特别是马赫主义是在更多地从事对认识论的巧妙的伪造,冒充唯物主义,用似乎是唯物主义的术语来掩盖唯心主义,而对历史哲学却注意得比较少。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接受了——有时候与其说是接受了还不如说是背诵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但并没有弄清楚它们的基础,即哲学唯物主义…他们想在上半截成为唯物主义者,但他们却不能摆脱下半截的混乱的唯心主义!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集体的劳动过程”等等,这一切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该处省略掉的文字是:这种唯心主义哲学宣称物是“要素”-感觉的复合,外部世界是人类的“经验”或“经验符号”,物理自然界是“心理的东西”的“派生物”,等等。)

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还在1899年底,当《宇宙之谜》一出版,梅林就立即指出:“海克尔的著作无论就其缺点或优点来讲,对于帮助澄清我们党内在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两方面存在的看来有些混乱的观点,是特别有价值的。”海克尔的缺点是:他还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他在谈到政治,在谈到“一元论宗教”等等时,发表了许多非常荒谬的言论。“海克尔是唯物主义者和一元论者,但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而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注:这几段的黑体字部分的标注是原文就有的。]

今天的有些人和过去一样,形式上他们可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字眼”,“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一些掩饰唯心主义哲学的字眼”。

如此一来,继续重复导师著作的字眼、词句,对他们、对旁观者没什么意义,所以决定还是像以前一样,从自己有把握的事实、实践的角度出发,澄清被这些被群众搞的乱七八糟的、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包括毛泽东时代的)也喜欢鼓噪的当然是被修正了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然后收获了鸭蛋。

在左翼论坛、在日常生活中多次产生张麻子同志说的那种感受,但也几次被几位同志的热情和坚持所感染,偶尔会想到那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事实上常没什么效果。

个人经历和看到的、听到的一些为了群众利益而牺牲了个人益甚至是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善良群众的遭遇,让我认识到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让我多次想到毛主席江青张春桥等英雄们的悲剧。

有些顺民声称,你要看到光明面啊。既然他们看到的光明那么多,为什么中国越来越乱呢?既然有那么多善良的人,为什么左翼论坛上修正主义思想是绝对的主流呢?

王雪梅,当初电台采访她的时候,给我的感觉,这人,漂亮,自傲,天真,真傻。作为最高检的法医,居然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求她包庇罪犯,给她寄子弹,这些事她还觉得觉得委屈。忍着,忍不了就滚蛋。后来还是忍不了了,在民间宣布自己对薄熙来夫人和马跃案情的分析,然后就受打击了。

这样的事情很多,几乎任何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真有良心就混不下去。现在和毛泽东时代都一样,几乎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级,都是右翼占上风。这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所以才会说,有些青少年不要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走极端。走上极端今天也丝毫影响不了这个黑暗的社会,只能苦了自己,以后自己品尝的苦果甚至可能要远远超出你们当时的估计。

有些过去的看客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家,呼吁什么青年人要去鼓动工农啊,看到有人退学了上工厂就在那赞美。那些革命家过去不知道什么叫责任,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责任。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是对的,但不要丢掉好的工作机会,那是你们以后生活的保障。都乞丐了,如果划个小船啥的,路费怎么办?子女的学费?等等。保持住一定量的良心,保住自己的生命就很好了。再好的,就是把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灌输给自己的子女,以便未来哪天发芽。

借用鲁迅的几句话句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左翼论坛就那么几个,就那么点生存空间,到处都一样。看到一些青年人的发言,还是些老调子。又想,是不是有别的青年受到家庭的压迫从而可能挣脱出只关注经济剥削的局限,多关注一些上层建筑的问题?中老年人大多是压迫者,他们厌恶听这些,是不是可以从这入手简单解释些阶级、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当时觉得能有一个人理解也是好。

那时还是注意青少年的自尊心的,但一看是老调重弹,自己也就老调重弹,有几次说得直白了些,过后又觉得不妥。不像以前了,看到错误就想纠正。过去纠正的次数多,引起别人的公开质问。但有时候热情上来了,简单的、自己知道的就给解释解释。心里很矛盾。

像我抨击中老年左翼,过去抨击几次,何必在这儿继续呢。就是委婉地提醒,那些东西总归是资产阶级的,前几代人很喜欢,注意不要重蹈覆辙啊。没效果。

红色初等降灵师同志提醒了我,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即使是上面我写的那个帖子,也还是以前的风格。或许你能注意到,不摆弄马克思主义的字眼以示全面,是因为那是在与你们少数对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理解、接受较多的同志讨论,并没有顾及其他人。这么说挺冷血,是不应该有的态度。

我是这么考虑的:

1、青年人如果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靠别人推恐怕不会长久。这些年左翼聚集的一些地方被封杀后,许多人就做鸟兽散了;没有较好的组织,往往单打独斗。不管是理论学习还是其他实际问题,都需要快一些掌握必备的知识和必需的能力,并帮助有希望的同志一起成长。每面临一个实际问题,都可能是成长的机会。我只能与各位合力打开一扇门,自己只会站在门边(窃笑),你们想不想走过去、怎么走过去我无能为力。亲自走的过程,或者青少年自己的努力,或者你们之间相互帮助而得到的知识、具备的能力,其效果要比单纯的灌输好得多。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2、毛主席上井冈山时30多岁了。现在环境这么差,资产阶级思想对人们的影响这么厉害,又缺乏必要的、正确的实践,有少数青少年在40多岁的时候能成为合格的顺应历史发展进程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很不错了,成为优秀的即革命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难,需要的时间怕是更长。我知道这种艰难,也常想到两个数字:1976、1989,有时就急躁,更不愿在枝叶上浪费时间。

3、历史唯物主义的字眼或词句,在我们是比较熟悉的,因而继续重复也就成了废话,我们之间讨论已经不再需要这些。我们需要的是比如研究各种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联系,而不是那种用唯物主义字眼来显示自己很懂的面子工程。因此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

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在目前这种场合,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这是列宁于1894年底—1895年初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中的两段话。请注意这个时间!并考虑我们的历史、现状。

出于这些原因和个人原因,我只能抓某些重点,但普及宣传有时是该考虑全面性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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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审视

李大钊同志是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是中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老祖宗。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深刻、之精湛,可以从他留下的著作中看出。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都没有留下象李大钊同志给我们留下的那样直接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那样细致、深入的研究论文。

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审视,主要见之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是李大钊同志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主要著作,相关的著作还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写于1919年。全文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分为两个线索,一是介绍唯物史观,二是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文中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作了概括性阐述,指出:“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那时一般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指革命的社会主义),而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接着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离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豫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豫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概述中,李大钊同志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显著地位,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先叙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基本内容。在叙述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内容之后,李大钊同志就提出了尖锐的问题:“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有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道路:或者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或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是同国际资本主义接轨,先发展生产力,等待日后再去革命,或者是现在就行动起来,攻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二者必居其一。

怎样解决这个矛盾?“这个明显的矛盾,在马氏学说中也有自圆的说法。他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这样,阶级斗争就有了其合理性。

但是即使这样,现实的阶级斗争总是会碰到某些“紧箍咒”,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一些人,恩格斯在世时那些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恩格斯逝世后的伯恩施坦、俄国的孟什维克、中国的陈独秀、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总要拿着“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尺子,来衡量一下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否符合历史的尺子,如果不符合,就要取消现实斗争。所以尽管“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李大钊同志还是觉得“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

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说:“被忽视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俩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它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它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

恩格斯是在实践中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某些新的“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就是说是在发现了问题之后,才写出《历史唯物主义通信》的,而李大钊同志是在自己的理论研究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而且李大钊同志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还没有被发表,足见李大钊同志学力的深厚!

李大钊同志接着指出:“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采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

李大钊同志在这里所说的“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的“现代各国社会党”,就是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政党。列宁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时说:“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要为采用这种斗争手段进行宣传和准备并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

李大钊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是:“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然自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而在‘社会主义者评论’第一号揭载的昂格思函牍中,昂氏自己说,他很喜欢看见美国的工人,在于政治信条之下,作出一种组织,可见他们也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的”。

李大钊同志在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时,和列宁一样,指出他们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并不是坐待集产制自然成熟,一点不去活动”。但是李大钊同志在分析修正主义思想的原因时,不是象列宁那样把责任全部推到修正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主观上“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而是大胆地承认这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

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既然造反有理,为什么还要搞出一大套“经济行程的进路”?这是不是毫无意义了呢?李大钊同志认为也不完全是,因为“可以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于宣传社会主义上,的确有如耶教福音经典的效力”。

既然谈到信仰,就提出一个问题,是先有观念、信仰、然后再改造客观?还是先改造客观、再由客观产生出正确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决裂”,即同私有制决裂、同私有制观念决裂。这两个决裂谁为主导?马克思主义是否主张先改造客观、然后等待客观产生出正确观念?

李大钊同志澄清道:“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利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在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这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那最后的阶级竞争一齐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

但这仍然没有回答“先改造客观、还是先改造主观”的问题。李大钊同志认为:“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在《精神的解放》一文中,李大钊同志明确提出“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的解放”,“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李大钊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不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采取思考分析的态度。他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a)只是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在1920年12月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同志阐述了自己对唯物史观新的认识,阐述了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从旧的唯心史观与新的唯物史观的对比开始。他首先指出,旧有的唯心史观,才蔑视人的作用、才导致宿命论:“从前的历史,专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唯心史观,使人“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都是超出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处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叶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为人力所造”。

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看,这就是人民历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李大钊同志还指出,“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序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愉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序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这就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用之于历史观就是战斗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观,有着独特的审视。他不回避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有某些“流弊”,有“应加救正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给人们带来的新鲜空气,并在此基础上充分阐发了人,特别是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李大钊同志娴熟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比如他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表露出他对世界革命和我们所处时代的看法,他说:“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

又比如,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中表达了对“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一问题的看法。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极其重要、尖锐的问题:“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加深研究的问题”。李大钊同志按照大家一般熟悉的思路继续推论道,“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李大钊同志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至社会主义”,但中国则“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再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的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有几种选择,一种是按照“初级阶段论”同人家接轨,企盼“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第二种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第三种就是李大钊同志给出的答案:“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在李大钊同志脑子里,恐怕只有“世界资本主义”的概念,而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由之路”的概念。当然,这里讲的是基本观点。在策略层面,李大钊同志也不会主张将所有革命措施“毕其功于一役”的,1924年他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绝好的证明。

李大钊同志在唯物史观方面具有很多真知灼见,也有某些认识不到位的地方。比如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几次谈到经济方面的、物的方面的势力是原因,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势力是结果。实际上“原因”和“结果”的表述,可能让人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原因”即自变量、“结果”即因变量,一般来说,自变量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第二种理解是“原因”是矛盾产生和变化的外因条件,“结果”则是变化着的矛盾体系本身,这时,“原因”不可能对“结果”起到主导作用,而只能起到制约作用。究竟应当取哪一种理解,就要看我们对事物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对事物变化条件具备较强、较精确的控制力,而且具备重复性试验的条件,则“原因”往往是自变量、“结果”往往是因变量。如果我们使用质的分析方法,即“撇开现象、抽出本质”的方法,那么“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可能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这个“原因”对于“结果”来说,可能并非唯一的“原因”,这时矛盾双方谁占主导则需要另外考察。对于社会历史的考察,我们一般只能进行质的分析,利用抽象力来进行思辨,而不能用实验室的方法进行实证。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说:“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李大钊同志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更认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这一观点更有待商榷。从哲学上说,“支配”就是居于主导地位、就是决定着其它东西如何变化。如果说“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限制”,那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那么人还怎样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说得好:“只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我们就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剩下的问题,就是研究客观世界能否被认识、如何被认识”。毛泽东同志阐述了科学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二再”、“二变”、“二去”、“二由”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说,“研究客观世界能否被认识、如何被认识”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一个广阔的空间。

正因为李大钊同志潜意识里把握着求实、辩证的观点,所以尽管他在个别观点、个别方法上显示出某些形而上学,但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应用仍然是正确的。纵观李大钊同志的著作和思想,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很多观点都同列宁的观点和毛泽东的观点有着相似之处特别是在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这一点上和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极其相似。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对列宁著作进行系统研究,他留下的关于列宁的著作不多,而且并没有象《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那样展开评述列宁的思想观点。如果不是李大钊同志过早牺牲,凭着他的深厚理论功底,加上廿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一定会在李大钊同志手里获得一个更加突破性的发展。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
#16

嘛,我发那段补充,不是觉得你的帖子不妥——老实说,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别人”的问题,是一部分“观众”的问题(跟你讲团结一样,这不是咱们能一厢情愿的,观众自己就有它的内因在起作用)。有的人就是会这样的,所以我就针对他们打了点预防针,顺便再说说这里强调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指望对那样怀疑的人能有啥影响,不如说,其实是帮那些“好像又看到了很多东西”的人,帮他们明确一下,自己看到了这很多东西,应该把重点落实到何处去(反思别人,更要紧的,是反思自己;反别人都挺容易,反自己那就挺不容易了。怕就怕看了一通,又是反思到别人头上,瞧那谁谁谁,就是这样的吧?至于自己嘛,hahahahhhh,没个啥事)……

我的意见,也是没必要摆马列词句装门面、充全面,继续这样大白话挺好的,有实际经验的地方摆实际经验,联想到导师著作了就搬一段原著,升华一下——挺好的,没几个人能做到这点(包括我,年龄和阅历都不行)。

群众也是这样,没有一个马列的词句,但说的东西有时候就是活生生马列主义的,效果往往更好。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于生活丧失了敏感,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你的考虑是正确的,不能老指望着什么东西都要别人提供出来(这个要求本身也挺夸张,于被要求的人也未免太不合理),要自己就能加入进去、主动承担起一定方面、最终能比较地独当一面。

单纯灌输是没用的,真觉得这个对,那就应该按照这个精神、这个思路主动地去做,而不是被动接受。——这个标准是应该坚持的,降低了没好处,何况人无完人,觉得没有周全都是“自己”的问题,那也是种很自负的想法。我又何德何能,不一样是个肉体,还能成仙不成?

最后,看了列宁的那段话,真是,原著这东西,每当有了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之后,重新去读,就会读出大不同于以前的东西来——没有好的办法,就是要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吧。

李大钊就真是了解不够了,最近抽空看着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看看以前的人们都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做着怎样的处理……别看那都是老古董了、似乎又很“幼稚”,实际上自己比不得的——我由此联想到一点:很多东西我们之所以没有去注意,只是因为自己潜意识里还藏着自负,看不上人家的东西,以为那到底没多少“干货”罢了。

也是闲谈式的东西,随便看看吧,没啥要紧的。


#17

老弟这次没误会你。是你的补充让我想到一些事情,有自己的,也有所谓的“唯物主义者”的,还有其他的,帖子里说的有些事情你也知道的,再三重复岂不多此一举?只是考虑到有的同志或许还不太了解,被你指的那些唯物主义蒙倒,等等吧,然后借你的回复说出来。

过去在别的论坛跟林一章帖子的时候,有一次他忍不住了,就问我,你的回复和我的主贴有什么关系吗?我说我歪楼歪习惯了,是借你的帖子说点自己想到的。只不过这次歪你的帖子的时候,看上去有些内容像是为自己辩护。那是从几个不同角度来说明一个问题,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上初三的时候,数学上有些自己没搞明白的问题,几次去问那位数学老师,她就一步步给我推出答案,有次我终于受不了了,说,老师,我不是想知道答案,是想知道你的解题思路,你为什么会那么考虑。然后她就愣了…

咱们这里说的都是常见问题。其实这次我还想到一件事情,过去L、Q那些人卖弄自己“学问”的时候,大多我都不愿理睬,那时就想,该表现的时候不是现在,是在1976年之前。那时干嘛去了?噢,现在来本事了,抄书一套一套的。该说的不说、乱说,不懂的装懂,胡说。今天因为你的帖子就想起《三国演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几句话,而且把这几句话话和L、Q们联系到一起:“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本想作为玩笑加上,也是担心同志误会,就没加,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