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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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孙彦敏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的命题。笔者认为这个命题难以成立,现略述管见。

凡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学出发点的同志,无不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句话:“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此作为理论根据。然而,只要我们不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而是对原文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原话出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页)

诚然,这里确实讲到了他们哲学的出发点和人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第一,这段论述是在特定背景下,有特殊针对性的。当时的情况是,“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同上书,第22页)或者说,他们的出发点是自我意识、绝对精神等设想的东西。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出发点则是设想的人,抽象的人,离开人的现实关系,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看作感性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出发点,就是针对这种“德国哲学”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辩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而言的,指出他们都是“从天上降到地上”,即用离开现实的精神、虚幻或设想,解释现实生活过程,理解真正的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相反,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即从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以此来同旧哲学区别开来。第二,这段话的精神实质不在于强调人,而在于强调什么样的人。单就研究人这一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哲学”并无二致。问题是什么样的人,人又怎么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了“从事实际活动”这一定语,区别于旧哲学对人的想象、设想和抽象;用了“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这一补充,阐发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与后文中讲到的个人是怎样的,取决于怎样生产和生产什么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其本意与其说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勿宁说是从人的现实出发。第三,关于这一点,还可从他们反复的论述中得到印证。例如,他们紧接上文指出:“思辩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同上书,第31页)真正实证科学即马克思的学说。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思辩哲学的分水岭——是否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他们还是在这篇著作中,对出发点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同上书,第43页)。这样通观全篇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他们历史观的或曰历史哲学的出发点是物质实践,而不是需要用物质实践来说明的人。
那末,对他们早期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人的论述,他们开始从事哲学活动又主要是从人的社会问题研究着手的这一事实,应作何解释: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从事哲学活动时还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信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四十年代初,自从费尔巴哈首先发难,以人本学唯物主义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唯物主义重登哲学王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其影响下成为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他们由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过渡的中介。因此,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痕迹,这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842年萌发到1846年最后形成,经过了一个对过去的信仰进行清算,和旧哲学宣布彻底决裂的过程。在这个决裂当中,由于过去的盟友、信仰者一一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都曾大谈人,马克思恩格斯就不得不接过这个话题作文章,以同他们划清界限。因此,他们就难免大量使用“接收”过来的人的概念,但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但是,一旦马克恩主义哲学最终形成,他们对这些遗迹便坚决擦弃,而开始使用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更为科学的范畴。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似乎是马克思由于早期研究人,才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只要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就不难看出,当马克思恩格斯大谈人的概念时,还不成其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后,也就是从《德意意识形态》后,他们就从不侈谈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要寻我某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遵循下列原则:一,它必须是整个研究中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的东西、是“最简单的抽象”;二、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是以后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或者说,在这个最简单的抽象概念中,蕴含着尚未展开的概念的全部丰富性;三、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马思还曾经明确指出过:“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而从抽象到具体,“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103页)他具体运用这种方法,把商品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把人作为出发点的理论也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人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虽然是简单,普遍、基本、常见的,但缺少一个最字,还不是“最简单的抽象”。哲学上最简单抽象是物质和精神。况且,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是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个丰富的具体。如果舍掉丰富的现实性,那人就离开了他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成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如果把人看作是一个最小单位,那就成了孤立的个人,而孤立的个人并不是现实的人。第二,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人固然是其中的研究对象,不容忽视。但是,除人之外还有自然界。把人作为整个哲学的出发点,显然他本身的内在矛盾不能包含研究过程的一切矛盾的胚胎。第三,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人类历史的起点是物质生产劳动、只有劳动才把人和动物完全区别开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题格斯全集2第1卷》第31页)可见,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不恰当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不仅应体现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还应该直接联系着哲学的最高问题,即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何者第二性的关系问题。这样一个概念只能是物质。物质是再简单不过的抽象,是唯一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事物的多样性,莫不统一下它的物质性。物质作为整个哲学体系的起点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具体到体系内部的不同有机部分又有所不同,辩证唯物论的起点就是物质;历史唯物论的起点则是劳动,这是因为,一、历史唯物论是研究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而历史是有自觉能动性的人的历史,所以历史唯物论中的物质载体就不能取一般的物质范畴;二、人不能作为逻辑起点,如上所述,从历史的角度看,劳动先于人;从抽象的程度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肯定过劳动是“最简单的抽象”;三、人是需要被说明的,人的本质需要通过劳动实现,正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的社会性、能动性,整体性、发展性等基本特征。至于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这要取决于劳动的解放。四、劳动是物质性的创造活动,属于物质范畴,劳动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直接联系着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因此,把劳动作为历史唯物论的起点恰如其份,和把物质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是一致的。

此外,还有一条重要理由,不容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即,人是有多方面规定性的,从人出发必须说明从哪方面出发。倘若从人的天性、意志、意见出发,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外哲学史上,凡不把生产劳动作为出发点,而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无不导致历史唯心主义。

在中国,从先秦诸子百家到魏晋玄学,从宋明理学,心学到近代进化论唯物主义学说,几乎都十分重视政治、伦理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但都没有唯物主义地解决社会历史问题。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无论是德漠克利特代表的唯物主义,还是柏拉图代表的唯心主义,或者亚里士多德的中间路线,都没有离开研究人的政治、伦理问题,但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是唯心的。中世纪的教父和经院哲学家,有的伦理思想相当深刻,但其唯心史观是不言而喻的。至于近代唯物主义,从其创始人培根开始,应该说都重视研究人,然而无不是唯心史观。十八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出发,陷入了恶性循环:环境创造人,人的意见创造环境。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则陷入了另一种恶性循环:人的天性发展以社会需要来解释:社会需要的发展以人的天性发展来解释。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嘲笑前人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之秘的钥匙应到人性以外去找,即到绝对理念的逻辑发展中去找。结果,他们又迁回曲折回到了逻辑人格化了的人性,同样把人性作为历史的最高审判官。伟大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这是他在唯物主义路线上的重大建树。但是,他的人是离开实践,离开人的社会性的人,是抽象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把人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意志和爱,要建立爱的新的宗教,仍然用宗教解释历史,未能逃脱下半截唯物,上半截唯心的必然命运。

由此可见,把人作为研究的前提,并不一定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在社会历史领域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乞援于人的天性,最后莫不走向唯心史观

马克思综合了以前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成就,别开生面,另辟新径,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把人的天性看作是永远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认为历史发展的原因在人之外。马克思指出,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外间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品。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作用。这就是生产劳动。历史必须用生产劳动的发展来解释,而不能用迷信或人的天性来解释。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比之于哥白尼的发现。他说:“按其科学的重要性说来,这个发现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706页)正是由于这一伟大发现,由于马克思从生产劳动出发来研究历史,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有了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才创立了历史唯物论,有了真正的社会科学。

历史发展总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不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从物质范畴开始,从生产劳动开始,而是强调从人开始进行哲学研究的大有人在。但是,尽管他们也不乏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之士,却又有谁能摆脱阶级的偏见,正确解释社会历史呢?欧美现代哲学中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流派,就是典型的反面教员。他们的体系无不以人金玉其外,而以唯心史观的败絮充于其中。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人墨客,别有用心地提出“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用青年马克思反对成年马克思,离开物质基础,离开生产关系侈谈人。他们必然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否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否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这种唯心史观的把戏是很狡猾的。东欧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以人为立脚点,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取得了某些成就,然而,只要他们继续沿着把人作为出发点的老路走下去,也难免重蹈历史的复辙。在我国,一些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强调研究青年马克思,强调研究人,这固然是对的。但遗憾的是,有人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去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离开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物质生产实践去侈谈人。我们很难说这将不会滑入唯心史观的歧途。




讨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观点及其与人道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