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取得和巩固政权的根本原因

列宁主义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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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马列之声旧号未发表的素材之一。



黄宗良


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极其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中巩固政权?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就是这个党能 够在俄国社会“毫无出路”、广大工农大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俄国广大工农大众要求的是什么?是“四大件”: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即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获得政治民主自由,改善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使俄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但是其他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谁能够带领工农大众实现这些愿望,谁就能赢得工农大众的拥护,就有可能取得政权。但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策略、谋略的问题,因为策略的背景是一个党的性质、宗旨和纲领。

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保皇的十月党,还是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都公开声称要把帝国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直言:“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有战争,一切会很快垮台。”[1]他们把本阶级的利益同进行战争捆在一起了。对于解决关系到工农兵的面包问题的农民土地问题,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 上,行动上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反对农民的夺地运动,斥之为“越轨行为”。这样的政治势力,自然不可能取得民心,而只能被人民抛弃。

列宁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甘愿退居合法反对党的地位。因此,他们尽管向帝国主义政府发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呼吁,但支持临时政府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就是支持进行战争。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召开立宪会议上。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则在一战期间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著名策略口号,并以鲜明的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坚持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根据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经过列宁的不懈工作和顽强斗争,列宁的理论和方针逐渐取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成为党的方针。

二月革命以前,比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并不大,在正确的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激烈和瞬息万变的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也迅速地改变着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布尔什维克只有2·4万人,召开四月会议时就发展到8万党员,到了党的六大(1917年7月底)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党已拥有24万党员。党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地扩大着。这明显地反映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力量对比上。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700—800名。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大多数民众根据切身的体会,确信布尔什维克在和平、土地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上代表了他们的主张,起而罢免了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政治潮流。8月底9月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京都先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之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明斯克、塔什干、乌拉尔、顿巴斯等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苏维埃都相继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说,“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中央执委会消息报》也指出,布尔什维克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2]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在649名代表中占有390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分别是193名和80名。[3]

同广大工农兵血肉相连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的渴望。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相应通过列宁草拟的 《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列宁曾经为之作序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对大会通过这些法令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当大会一致通过《和平法令》时,代表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战士感动得像小孩一样地呜咽着”。在一战中,俄国400万士兵缺吃少穿,有的冬天里光着脚在地里偷几个萝卜充饥。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就不难理解大会的情景,也就不难理解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深得民心。当大会表决通过(只有一票反对)《土地法令》时,“农民的代表们欣喜若狂”。作者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不移的行动纲领,而其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空谈了八个月之久”[4]。

历史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有十分宽厚和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的。工农民众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这个党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苏维埃的许多活动,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是比较准确地标示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列宁语)。

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于是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列宁回答说:“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在列宁看来,是按布尔什维克、还是按社会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5]。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讲话,是因为它在民主与民生、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原汁原味”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读来发人深省。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关注民生必须实行民主,党的领导的正确,根本保证在于充分地信任和尊重广大人民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

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更应该这样。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布尔什维克巩固政权的“秘诀”是什么?自然是以广大工农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渡过难关。第一次大危机是三年国内战争,3/4的国土曾经陷入敌手。布尔什维克党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便是改变中立中农的政策,于1919年3月决定同中农实行巩固联盟的政策。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解决前线士兵、城市工人和居民的吃饭问题,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余粮收集制。这项政策对夺取国内战争 胜利是必要的,但在没有工业品交换农产品的条件下,农民的粮食换来的是一些“白条”。农民在战争条件下容忍了这种损失。国内战争一结束,农民再也不能接受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了。“全国到处是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事件集中反映了全国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6]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生死考验。布尔什维克党毅然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政策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从当时未经实践充分检验的社会主义观念看,叫做“退却”,是对农民的 “让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经济政策的灵魂在于“给”农民发展经济、谋求生计的应有的自由自主权利。当然,这里受益的不仅是农民,而且是全国民众,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俄国的经济很快从崩溃边缘恢复过来,布尔什维克执掌的苏维埃政权也因其政策合乎国情民意而得到巩固。试想想,假如继续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俄国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局面呢?

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来看,列宁此时的思想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发展。这便是:搞社会主义不能仅靠“高举红旗”、“政治热情”;应该靠人民大众从私人利益上来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是说,应该把民众的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同共同的利益结合起来。列宁指出,必须改变“按共产主义的命令进行生产和分配”的办法,“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7]我们以前研究新经济政策,研究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一点看来阐发得不够。

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取得政权、巩固政权,靠的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也是靠党自身的集中统一和铁的纪律。列宁总结说:“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 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8]但是党的正确和统一又是靠什么来取得和维持的呢?靠的是同人民民主紧密相联的党内民主。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不断召开中央全会、党的代表会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停留在纸上、口头上的,而是实际上做了的,其目的在于防止和减少高度的集中统一情况下容易出现的一言堂、个人专断和决策错误。这里着重 要提出的是党的十大决定要实行的“工人民主制”。这个被用以代替“极端集中制”的党内民主制的主要内容一是“排除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9]。决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要定期、公开召开,并使之成为制度,“有关的党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10]主要内容之二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11]。为此,大会决定更经常地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对党内民主问题的探索确有许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具价值的建树,有的甚至在今天读起来也会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由于俄国的国情和建立政权初期、特别是内战条件下的严酷斗争环境,权力体制总体上说是向集中的方向发展:由巴黎公社式的人民管理制(直接民主制)向着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的转变;从多党合作掌权向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转变;从强调实行民主选举制向普遍采取任命制的转变;从“工会国家化”到工会等社会团体成为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纽带;党中央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从事实上有条件地容许党内派别集团的存在转向无条件地严禁党内派别的存在。[12]

实际上,高度的集中统一,必须有充分的民主相对应,才能保证集中的正确,保证民主集中制不致成为“官僚集中制”,不致成为个人独裁制。党内民主状况如何,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思想和工作作风是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在这方面,列宁堪称模范。列宁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靠什么?靠的是他的纲领、政策主张在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中被承认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他 在党内无数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央全会就曾两度否决了他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提案,后来经过激烈的辩论才获通过。《四月提纲》也是经过一番争论才得到党的会议代表的拥护的。列宁不是靠自己的地位、不是靠权势、不是靠压服,也不是靠小权术、拉帮结伙搞小动作,而是平等待人,以理服人,去争取多数。他反对对自己搞个人崇拜,拒绝为自己歌功颂德,批评有人把他等同于“中央”的错误。他胸怀坦荡,不抱个人成见、不记仇,为了共同的事业,他善于与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共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核心中,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斯大林等都在 不同时期,在一些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上同他有过分歧、争论,甚至激烈地反对过他、攻击谩骂过他;列宁也曾不客气地回击、怒斥过他们,但这没有影响列宁在他们改正错误、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下信任他们,合作共事。列宁这种胸怀和气度,是凝聚布尔什维克党的才智、力量,共同奋斗,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

由于列宁领导执政毕竟只有五六年时间,在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上,不管是在思想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制度、体制的建设上,都还不够完备和周密,一些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即使是在理论上也是“悬而未决”的。例如,党代表人民管理国 家,如何使“代表”不致成为“代替”,这就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规章来确保建立密切的党群关系,使党能真正地代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如果“代表”不称职,有什么制度保障人民有权撤换这个“代表”?列宁曾正确地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不能制定法律的,但他又认为,作为执政的党,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13]。这么说来,党权谁授?

政党制度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常设权力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多党联合的权力机 构。而且,在1917年11月底和12月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其中的代表数还曾经多于布尔什维克(113∶92;112∶97),到1918年1月,才改变了这种局面(两党代表数之比为111∶182),布尔什维克党才占了一定优势。[14]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中也曾有7名成员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后来两党在内外政策上发生分歧,从合作走向公开分裂和武力冲突。苏维埃政府平息了冲突。到1922年底,除布尔什维克党之外,其他政党就从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列宁并没有作出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共产党一党独存的政治结论。列宁在俄共(布)十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的总结发言中明确指出:“富农的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自然会产生相应的政党,在俄国,这些政党是在几十年当中形成起来的,我们对它们都很熟悉。这里要选择的,不是让不让这些政党发展,因为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这些政党;我们要选择的,而且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的,只是集中和联合这些政党的行动的形式。”[15]1922年初,列宁又在一篇文章的写作提纲中提出政党制度问题:“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和流派……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和统一战线……无情的斗争……和……联盟!”“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孟什维克的合法化。”[16]列宁拟就提纲的文章并没写完,其他政党的“合法化”问题没有得到阐释。但从提纲看来,列宁显然一直在思考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问题。由此可见,列宁没有否定布尔什维克执政条件下出现多党制的可能性。当然,在列宁的思想中,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不是无条件的,条件就是不反对实行苏维埃制度。

党内民主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党内派别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初期,对此尚无足够的经验和明确的结论。十大以前,甚至在实际上是有条件地允许党内派别存在的。列宁在党的九大上 说:“党内各派,只要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结成联盟永远是需要的。这应当始终是实行正确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17]1921年,列宁又谈到:“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允许的)。但是这样做,必须是在共产主义(而不是工团主义)的范围内。”[18]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全国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同时发生了“党内危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党内形成了有不同政纲的派别集团,影响了党团结统一地展开中心工作。于是,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党的十大,一方面决定用“工 人民主制”来代替“极端集中制”,同时通过另一个决议,即列宁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它对后来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议“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并责成所有组织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别活动。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19]。列宁在大会上说,“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容许有反对派存在——这就是从目前形势中得出的政治结论”,“现在不应当有反对派,现在不是时候!……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20]他再三强调的是当时形势的需要。至于以后,列宁没有涉及。

为了更好地探寻列宁的思路,我们再联系这个决议的第7条。这一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21]。但是,大会对此谨慎地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2/3的多数票方得通过。列宁在大会上一再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提议不公布这一条,“希望不用这一条”,“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22]此时,列宁还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 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23]列宁在这里触及的是一个党内民主建设的世纪性课题。可惜列宁当年强调的“不容许的”、“不希望”发生的“例外”,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区别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与派别活动?如何防止和惩处借反派别活动而破坏党章、党纪和党内民主的行为?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的时候,研究思考这些问题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7年第4期



注释:

  [1]转引自德·阿宁《克伦斯基等目睹下的俄国1917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63页。

  [2]转引自李永全《俄国政党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3]参见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4][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152页。

  [5]《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0—21页。

  [6][7][16]《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4页,第190—191页,第533—534页。

  [8]《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35页。

  [9][10][11][19][2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57页,第54—57页,第54—57页,第65页,第63—64页。

  [12]详见黄宗良《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6页。

  [13][15][20][22][23]《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64页,第55页,第67页,第28、36页,第97页。

  [14]参见[苏]阿·拉兹贡《无产阶级专政初期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1977年版第38—43页。

  [17]《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03页。

  [18]《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41—242页。

#2

因为布尔什维克始终掌握着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