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宣传、鼓动,揭露与全面揭露

中国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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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转发自《新汉之声》,2016年8月1日。最近策划组同志正好转发了他们的有关文章,不过,策划组同志转发的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产物,而本篇才是后来那些发展的真正开始。没有这篇“技术性”的东西做基础,后来的那些文章就谈不上了,即便有相同的问题,也不会有相同的风格和相同的关照点——而这正是区别一个泛泛思想之人与切实行动之人在考察同一个问题时的关键点。我想了想,觉得这篇源头性的文章还是需要提供出来的,否则大家也许会注意不到,那些文章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景条件下才去提出问题并作出判断,以及这样提问和判断以后,又究竟是要干什么,服务于什么的。

注2:转载第一节有删节,原文中在引用原著的时候还添加了大量的批注,我酌情删除了这些“非正文”的部分。并且,对原著理解有困难的同志,完全可以从第二节直接看,毕竟那才是主题的开始。不过,任何时候都请独立的考虑本文的意见,这既不是说它就是对的,也不是说它就是错的,能够判断的只有自己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经验检验罢了。


文/ 八成十八

目 录:


——题记
一、言说的时代还是行动的时代?
二、言说时代的揭露与鼓动
三、“理论-宣传”和“揭露-鼓动”到底有何区别?
四、揭露与全面揭露
五、结论




——我就是喜欢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脸不屑,而又不得不被马克思主义“政治”所实际支配的样子。

——问题不在于你怎样“想”,而在于你“不得不”怎样“做”。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不得不”的必然性基础上,发扬高度的自觉精神,力图在每时每刻、每种地方和环境中、每个大大小小的事件面前,都不被局部环境和暂时条件所迷惑,而能最坚定、最彻底、最明确、最大胆地率先指出这种行动和思想的总的必然性,率先提出这种从言到行、从自发到自觉的实现与转变前景。我们的任务恰恰是不迁就于群众的“心理”,而是善于向群众指出你们不得不这样办,你们必然要这样办,你们只有且只能这样办的现实和途径,然后在群众的心理真正发生转变从而时机真正成熟的时期(这理所当然地需要审慎估计),再大胆地转入变革世界的首创行动。如果又转入低潮,那便是把前面的步骤再走一遍,总之,要不迁就地着手于“言”,但要谨慎地根据实际条件着手于“行”。这就是总的原则与方法了。



一、言说的时代还是行动的时代?


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第8节,《解放派和新火星派》的后半段中,列宁明确区分了两种时期:

  • (1)一般的历史时期,或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或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时期,一言以蔽之,即沉寂的“和平时期”;

  • (2)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或政治爆发时期,不同于普通寻常准备的、力求决斗和决战的时期,一言以蔽之,即活跃的“革命时期”或“内战时期”。


试问,这两种时期的区别在哪里呢?

司徒卢威先生……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反过来说,就是在和平时期,“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必然表现为和行动相反的“言说”,或“思想舆论准备”。因为,在和平时期,这些情绪、激愤和信念,恰恰缺乏直接的公开政治爆发的条件和准备。这实际上说明,思想和行动是两码事,思想可以超前、也可以落后,它相对独立于行动,但行动却是严格受制于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力量对比的,它务必要求行动符合实际,否则是要遭殃的。

因此,在实际上不具备公开政治发动的和平时期,这种情绪就不应该也确实不会表现为“行动”,但应该也确实会表现为“言说”(局部的小的行动当然是必然的且必要的)。这种言说是和平时期的政治行动,它的作用恰恰在于为革命时期的政治行动做准备。反之,当革命时期已经来临,群众已经处在公开政治发动的条件下时,还说什么自己的任务是准备群众爆发的“社会心理条件”,而非着手于领导直接公开的政治斗争,那么这就是另一种革命空谈了:

  1. 在和平时期,革命空谈表现为盲动,表现为不顾实际条件的主张狂热行动,这是一种激进主义,一种“庸俗的革命主义”(列宁语),之所以庸俗,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上,而是建立在头脑发热和一时情绪的盲目叫喊上。

  2. 在革命时期,革命空谈表现为不动,表现为不合时宜地重复着和平时期的旧原则、旧方法,大谈特谈什么要准备革命的“社会心理条件”,要致力于充分的鼓动和宣传,而闭眼不看“社会心理条件”已经成熟,和平时期以“言说”为表现的“批判的武器”,已经在新形势下要求转化为以“行动”为表现的“武器的批判”了,言说已经要求转化为群众的直接行动了。因此,和“庸俗的革命主义-急进主义”不同,现在它表现为“革命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

  3. 这种尾巴主义在和平时期也是有表现的,如果说和平时期的革命空谈表现为盲动,那么,和平时期的尾巴主义也仍然表现为“不动”,只是,这里的不动不是指回避直接的公开的政治斗争,而是回避那种以“言也是行”为特征的、和平时期的政治行动,即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工作。前者批评鼓动工作是一种“文人空谈”,醉心于“大干特干”;后者则批评鼓动工作也是一种“盲动”、“急进”,像害怕火一样的害怕它、逃避它,使自己局限于更加和平、更加无害的工作范围,例如组织理论学习和一般性的思想宣传,发展类似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组织等。


列宁写道: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

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

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分发“血的传单”,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

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

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是为了准备那些……“社会心理条件”

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可见,“鼓动”和行动是两码事),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关于“言说时代”和“行动时代”的不同特点,关于“用言说来教育”与“用行动来教育”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列宁在《新的任务和新的力量》一文中有着更清晰、更具体的表述(当时正是1905年俄国革命刚刚爆发的时期):


革命时代对于社会民主党,就如同战争时期对于军队一样。必须扩大我们军队的干部队伍,把军队从平时的编制改为战时的编制,动员预备军和后备军,召回休假的官兵,建立新的辅助军团、辅助支队和勤务部队。不要忘记,在战争中必然而且必须用训练较少的新兵来补充自己的队伍,经常要用普通士兵来代替军官,必须加速和简化士兵提升为军官的过程

直截了当地说:必须大力扩大党的和靠近党的各种组织,以便多少能跟得上百倍增长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洪流。这当然不是说应当把坚持不懈的训练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系统教育搁置一旁。不是的,但是应当记住,现在,军事行动本身在训练和教育工作上具有更大得多的意义,因为这种军事行动正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并且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方向教育着未曾受过训练的人们。应当记住,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上的”忠诚现在更进一步加强了,因为革命事变进程到处给予群众实际教育,而这些教育恰恰在证实我们的信条。因此,我们所说的不是放弃信条,不是减弱我们对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识分子和华而不实的革命家们所持的不信任与怀疑态度,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所说的是关于讲授信条的新方法,……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利用伟大革命事变的实际教材,向群众——已经不是向小组——讲授我们旧的“信条”课程,例如,要讲必须在实际上把恐怖手段和群众起义融合起来,应当善于在俄国有教养的社会的自由主义的背后看到我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所以,问题不是要削弱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严格要求和我们的正统的不调和态度,而是要通过新的途径,用新的教育方法去加强它们。在战争时期,应当通过军事行动直接教育新兵。……要记住,我们在这一工作中的任何拖延,都会有利于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因为新的水流急于寻找出路,如果它们找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河道,就必然会冲入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河道。要记住,革命运动的每个实际步骤,都将不可避免地要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来教育青年新兵,因为这一科学是以客观地正确地估计各个阶级的力量和趋向为基础的,而革命不外是对旧的上层建筑的破坏和力图按照自己的意向创立新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阶级的独立行动。但不要把我们的革命科学降低为仅仅是一种书本上的信条,不要拿什么……为涣散、踌躇和消极辩护的可鄙词句来糟蹋我们的革命科学。让各种不同的团体和小组有更多的自由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要记住,就是没有我们的忠告,不要我们的忠告,革命事变进程本身的严峻要求也会保证它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人们早就说过,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敌人学习。而在革命时期,敌人总是特别有效地和迅速地强迫我们作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总括起来说就是:应当考虑迅猛发展的运动,考虑新的工作速度,更自由的气氛和更广阔的活动天地。要使整个工作具有完全不同的规模。要把训练方法的重心从平时的授课转到军事行动上来。要更大胆、更广泛和更迅速地把年轻的战士吸收到我们各种各样的组织中来。要刻不容缓地为此建立数以百计的新组织。……

“组织起来!”这个多数派拥护者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曾想加以明文规定的口号,现在应当立刻实现。如果我们不能够大胆主动地建立新的组织,那我们就应该放弃起先锋队作用的空洞抱负。如果我们束手无策地停留在已经达到的委员会、团体、会议、小组等的界限、形式和范围之内,那我们就是以此证明我们自己无能。现在,在事变的影响下,有成千的小组出现在各地,它们没有通过我们,也没有任何固定的纲领和目的。要让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一项任务,这就是与尽可能多的这样的小组建立和加强直接的联系,让他们给这些小组帮助,用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去启发它们,用自己的革命首创精神去鼓舞它们。除了自觉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以外,让所有这样的小组或者直接加入党,或者靠近党。在后一种情况下,既不能要求它们接受我们的纲领,也不能要求它们同我们建立必要的组织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反抗的情感,只要它们同情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那么,在社会民主党人向他们开展积极活动的情况下,在事变进程的压力下,这些靠近党的小组就会首先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的民主主义的助手,然后又成为它的具有坚定信念的成员

人才很多又很缺,……到处都在强烈地呼求新的力量,埋怨组织内缺乏人才,而与此同时,到处又有大批的人自请效劳,年轻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中的年轻力量在不断增长。做具体组织工作的人……陷入了法国大革命最高发展时代罗兰女士所陷入过的那种错觉之中……法国没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谁这样说,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谁就是承认自己已被事变弄得眼花缭乱,不是他这个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识和活动中支配着事变,而是事变支配着他,事变压倒了他。这样的组织者最好是引退,让位给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充沛精力足以补偿那些陈规老套

……人才多得很,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训戒,只是需要让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得到充分发挥,让“计划”和“所干的事业”能够充分实现,这样我们才配做伟大革命阶级的代表,这样俄国无产阶级才会象它开始进行革命时那样英勇地把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进行到底


我认为,这一段已经充分说明了“行动时代”所不同于“言说时代”的特征,只要反过来想一想,就会得出“言说时代”的特点,那就是决不能寄希望于这种普遍的、活跃的、公开的政治发动,不能寄希望于用“行动”去教育,而要持之以恒地致力于组织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利用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上的每一实际表现,来具体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尽可能多地做好和平时期的政治准备。

我认为,这里关于“行动时代”和“言说时代”的划分,也部分的解释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史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之区别:谈起俄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报纸,是它的政治鼓动;谈起中共,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红军,是它的武装斗争。在俄国,宣传和鼓动是明确区别开的,在中国,除了军事工作,其他的均笼统地概括为“宣传”或“舆论”。中共没有“鼓动”概念,毛的文章也和列宁的文章有很大不同,最大的一点在于:很难找到毛的鼓动文章,大多都是理论、策略的论述和讲话,而列宁却有着一卷又一卷的时政评论,有着群众性的政治鼓动和经济鼓动的手笔。列宁是真正的群众政治报刊的编辑员和评论员,而毛却是军队和政治组织的领导者。俄共除了1905年、1917年的直接军事行动外,大部分时期都要依靠和平的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中共除了早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外,先是大革命,后是自己建军,从1928到1949年,它的真正成绩是依靠于直接的军事行动和武装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中共的一大特色,因而也就不具有普遍性


现在来下结论吧:
  • 第一,和平时期和革命时期是不同的

  • 第二,和平时期是“言说的时代”,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代”;言说,即是批判的武器,行动,即是武器的批判。全部问题即在于:武器的批判,内在地要求着以批判的武器为先导,没有批判的武器做准备,武器的批判也是不能谈起的。“行”内在地要求着一种“言”,这便是“言”的实践意义,是“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的意义(当然,决不是任何一种“言”都是实践的政治斗争形式,只有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才是)。

  • 第三,无论哪个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都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同单纯的工厂斗争、经济斗争是绝对两样的

  • 第四,这种政治斗争必然依时代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行动的时代”,它要求直接的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发动;而在“言说的时代”,它要求群众性的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工作。


我们明显地处在“言说的时代”,而非“行动的时代”,处在政治准备的时代,而非政治爆发的时代。因此,对于我们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搞清楚言说时代的政治斗争形式,即不是直接的公开的群众性的政治发动,而是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工作。

抛开为什么要求而斗争的具体内容不谈,这显然需要对眼下矛盾和力量对比,对总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作一个分析和说明(这个工作还是未完成的,但是,要想完成这个工作,也非首先求助于揭露-鼓动不可。因为,为揭露-鼓动规定方向的内容,本身只有在揭露-鼓动的实践中才能完成,离开了揭露-鼓动的实践,它就必然沦为学究式的教条空谈,或者沦为现实材料的死板堆砌),但是,无论如何,内容所要求的总是揭露和鼓动的工作形式。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搞清楚这种特殊的工作形式


二、言说时代的揭露与鼓动


什么是揭露,什么是鼓动呢?列宁在《论<宣言书>》中写道:

要使鼓动工作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应该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来广泛开展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

首先,为什么是对“群众”发生影响呢?因为,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做“群众工作”,只是这里的“群众工作”和我们现代人理解的“群众工作”很不相同,现代人谈起群众工作,就是发展群众教育和群众组织,而完全阉割或忘记了群众工作首先是群众性的政治工作。

其次,怎么才能对“群众”产生影响呢?那就必须利用群众所熟知的生活,利用群众已经在其中生活了很久的、由资产阶级所组织起的现实社会。群众不了解《资本论》在书本上、理论上所做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演绎,但是,群众已经千百次地体验到或听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结果。群众不了解理论,不了解抽象的逻辑原点,但知道结果,知道生活。因此,知识分子从理论教条出发,而工人群众从现实生活的结果和种种表现出发。理论不能对群众产生影响,但实际生活和政治经济的行动,却能对群众产生影响。

因此,列宁才说,要对群众发生影响,就必须根据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根据实际生活-实践已经提供到人们面前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某种捏造或臆想的例子。群众所关心的是实际生活,但是,却决不是说群众只关心自己直接生活的小环境,例如工厂、社区、本省、本市、本城的某些事件和消息等等。

这里的真正关键不在于什么是群众所直接关心的,而在于,什么是能够引起群众关心的。什么意思呢?比如,群众也许只直接关心工资和工时,关心所谓的直接“经济利益”,这是群众从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眼界,而得出的一种习惯——如果没有人主动对他做宣传、做鼓动,他从自己的常识出发,就只会想到这些问题。

但是,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能够想到什么,与他必然还会对哪些问题起反应等,二者之间决不相同,后者比前者要广阔得多,凡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无论政治的经济的、国内的国际的,都必然能或多或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事件和消息都是“现实生活”,都是“结果”和“表现”,最落后的工人也不会在听到“南海问题”时还无动于衷,而就算是他们,也会胡乱议论些关于国家和政局的片段消息,评论某些个别的领导人和个别的政治军事步骤等等——虽然,完全是一种糊涂的、有时甚至是离奇的评论(这能怪谁呢?)。

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关心得怎样,谈论得怎样,而在于,他们不是只对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起反应,而是也对其他一切实际生活所提出的现象和问题起反应,不仅对工厂生活起反应,而且也会对国家政治生活起反应。虽然这种反应还很弱、很不平常,但我们的任务恰恰是要发展这种联系,扩大这种反应,利用每一个实际生活所提供的事件和机会,来进行这种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说明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工厂的种种内在联系。

因此,列宁才说:

地方官横行不法,农民遭受体罚,官吏贪污受贿,警察欺压城市“老百姓”,摧残饥民压制人民追求光明和知识的愿望,横征暴敛迫害教派信徒虐待士兵侮辱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什么所有这些事实以及千百种诸如此类不是同“经济”斗争直接联系的压迫行为,一般讲来就是进行政治鼓动和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不那么“普遍适用的”手段和缘由呢?(列宁,《怎么办?》)

显然,所有这些都能吸引群众注意,都能吸引群众关心。因为它们是实际生活的突出结果和突出表现,而不是乍看上去和生活无关的抽象原理。

在这里,最有害的莫过于那种狭隘见解,即说什么工人没有亲身经历和经验,所以,还要逐步接受现实生活的教育、积累感受和体验等等。这是人为地把工人限制在他所直接熟悉的那种小环境里,而主张工人不具有理解、关心“生活”的全面性和广泛性的实际能力。

要知道,问题不是对大大小小的生活做理论说明,而仅仅只是表现一种对全面生活的关心和起反应。工人可以关心而不理解,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作为社会民主党人,认为工人无能关心、不会关心,以此推卸自己研究和说明这些现象、利用这种种表现做揭露和做鼓动的责任,这就是完全失职或彻底背叛了。

所以,要对群众发生影响,就要利用实际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这些事实和表现是同一个压迫势力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可想而知,只揭露一种形式而不揭露另一种形式,只识破一种压迫而不能识破另一种压迫,这就总有含糊之处、有不彻底的地方,就不能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和政治组织,不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所有这些都以明确、清晰、坚决、彻底的政治意识为前提,而这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只能通过对现实生活、现实行动组织起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才能办到。正如银行卡防盗的知识不能通过书本获得,而只能通过实际揭露每一场骗局,才能真正灌输给群众这种知识和意识一样。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列宁,《怎么办?》)

第一,当工人还不会对实际生活和实际压迫,对实际阶级的种种言论和具体行动作出正确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就是一句空话,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政治组织也是一句空话,这是否很难理解呢?因为你对实际生活一无所知啊!能够理清《资本论》的全部逻辑又有什么政治前途呢?能够对实际生活和实际行动作出分析和评价吗?

第二,怎么才能让工人群众建立起这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敏感呢?很简单,只要你能做到,那么群众也能做到,只要你做不到,那么群众也无法做到。所以,不仅当工人群众还不会对现实生活作出正确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是一种空话,而且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些人,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也是一种空话,充其量只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社会主义“爱好者”罢了,决不是能构成先锋队材料的社会民主党员,他们还很缺乏这种训练和素养,甚至主要是缺乏这种自觉。

第三,只要你能做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和革命精神,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的一切生活表现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因而,也就是利用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做广泛的经济鼓动和政治鼓动;那么,群众也就能从这种揭露-鼓动中收获新鲜的政治知识和科学的政治觉悟,逐步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策略武装头脑,发展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支伟大力量。

因此,列宁的这段话,“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这并不是对工人说的,而是对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说的。因为,使工人群众觉醒这种意识,恰恰是先锋队的核心工作,而要让群众觉醒这种意识,就得先锋队自己首先明确这种意识才行。如果连先锋队都糊里糊涂,在政治上不清醒、不敏感、不坚定、不彻底,那么,还有谁能保证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独立政治组织和独立政治行动呢?还是融化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组织中,安心于当资产阶级政治实践上的尾巴吧!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做到,那么群众也能做到,只要你做不到,那么群众也不可能做到。事情就这么简单,先锋队的作用也就在这里。全部问题就在于保证最高水平和最先进水平——但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组织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实际斗争水平(思想学术建设当然重要,但它是以政治实践为前提的,离开政治实践,它就只是学究式的空洞研究而已)——在于先锋队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没有这种先进性,政治斗争也是无从谈起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揭露,什么是鼓动呢

我们先看俄国1905年1月,由彼得堡工人提供的一次政治揭露-鼓动的典型例子,原文在列全第9卷《两种策略》里面,是草稿《最初的几点教训》的正式成文: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公民们!昨天你们看见了专制政府的凶恶暴行!看见了鲜血流满街头!看见了数百名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被打死,看见了死亡,听到了被打伤的妇女和不能自卫的儿童的哀号!工人的鲜血和脑浆喷溅在他们亲手铺砌的马路上。是谁派来军队,把枪炮子弹对准工人的胸膛呢?——是沙皇、大公、大臣、将军和宫廷的恶徒们

他们是杀人凶犯!——处死他们吧!同志们,拿起武器,占领兵工厂、军械库和军械商店。同志们,砸烂牢狱,解放争取自由的战士。捣毁宪兵局、警察局和一切官府机关。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革命万岁!人民代表立宪会议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正文有两段,第一段是“揭露”,揭露了沙皇政府在1月9日的残酷大暴行,是揭露实际压迫的种种事实和表现。这种压迫是什么呢?是沙皇专制政权的压迫。这种压迫的具体事实和表现是什么呢?是“鲜血流满街头”,是“数百名为工人事业而奋斗的战士被打死”,是“看到死亡,听到被打伤的妇女和不能自卫的儿童的哀号”,是“工人的鲜血和脑浆喷溅在他们亲手铺砌的马路上”,是“沙皇、大公、大臣、将军和宫廷的恶徒们”。

第二段是“鼓动”,是利用揭露出来的每一个事实和表现,灌输一种或几种信念和主张,那就是:“他们是杀人犯!——处死他们吧!”“拿起武器,占领兵工厂、军械库和军械商店。”“砸烂牢狱,解放争取自由的战士。”“捣毁宪兵局、警察局和一切官府机关。”“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最后高呼“人民代表立宪会议万岁”!

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揭露-鼓动的例子。但因为这个例子最短小、最精悍,同时又最鲜明、最有力,所以才拿它做标本、做典范。

显然,揭露-鼓动,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

“揭露”,是要把具体事实和表现说清楚、公布出来,把事情和表现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内在关系、意义和影响等,揭示出来,但它在公布这些材料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后面的“鼓动”。“揭露”所用到的材料和事实,都是现实生活提供的,是能够为群众所熟知、并留下鲜明印象和突出概念的,这当然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所谓的“雇佣劳动关系”等字眼,更加吸引群众,更加深入人心。因此,“揭露”,就是为了对群众发生影响而采取的重要步骤,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揭露,就失去了吸引群众的重要手段。而全面揭露,就是全面吸引群众,把政治经济压迫的一切现象表现和内在关联都公布出来,使之在群众面前无处遁形,受到群众的公开审判

“鼓动”,是在具体揭露之后,利用揭露造成的具体印象和具体概念,集中灌输某种思想、意志、信念和主张。在我们引用的短文中,就是沙皇政府是死敌,专制政府是死敌,一定要推翻专制,建立民主的明确观念,以及实现这些观念所需采取的几个重要步骤(拿起武器、夺取军械库、砸烂牢狱、捣毁专政机关等)。

揭露-鼓动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揭露是手段,鼓动是目的、补充和完成。揭露是鼓动的揭露,鼓动是揭露的鼓动。揭露-鼓动需要明确的纲领和方针,即为什么而揭露,为什么而鼓动,这需要严格的世界观和思想政治领导,需要科学的政治分析和鲜活的政治实践。像这里提出的“武装斗争”、“起义”、“临时革命政府”和“人民代表立宪会议”等口号,都是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形成的策略决议,传单正是根据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写成的,它的揭露-鼓动正是依据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纲领-策略来实践的,而这样的纲领-策略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其对俄国问题的具体应用上的,是完完全全立足于俄国革命的政治实践上的,因此是针对实际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生活、专注于“学说”兴趣的

它当然没有不解风情地在传单上向群众解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运动机制”,没有把兴趣转向让群众认识到“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家是贪心的”等等,总之,仿佛要抓住一次难得的机会,把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原理和论断赶紧推销出去,让大家意识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某些分析是正确的,其批判仍然是有力的、不过时的,从而唤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同和关心,吸引更多人来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很多人看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就是增加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人民大众之间的声誉和威信,而不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对实际社会生活的干预和领导,对现实社会运动的坚强武装。他们一看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尽冷遇,就哀叹什么时机还没有到来、群众还很少觉悟等等,而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完全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什么是对的”,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实际领导一切、支配一切、改造一切”

——我就是喜欢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一脸不屑,而又不得不被马克思主义“政治”所实际支配的样子。

不要把聪明花在一般性的理论-宣传上,花在树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声誉和群众威望上,马克思主义不稀罕这种奉承和吹捧,不稀罕这种虚情和假意,它应该注意的是,即便那些在理论上一向不能说服之人,迟早也要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所说服的。

——问题不在于你怎样“想”,而在于你“不得不”怎样“做”。

关键是,我们真能领导起政治鼓动和政治实践



三、“理论-宣传”和“揭露-鼓动”到底有何区别?


我们已经讲了何为揭露、何为鼓动。为了加深人们的印象,我们不妨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理论-宣传”工作和“揭露-鼓动”工作的区别。

拿最近的《雇佣劳动让你“感觉身体被掏空”》来说吧(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借助最近“葛优瘫”的表情和《感觉身体被掏空》的网络歌曲,来宣传“工资、雇佣劳动与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引一段如下:

对于一个雇佣劳动者来说,不加班意味着绩效、考勤、奖金、前程的受损,甚至会得罪老板而被炒鱿鱼。对于这一点,华为的加班狗与在国企工作的码农都会有深刻的体会。现实的白领生活,……是住在北五环、蜗居回龙观、熬夜加班、作息紊乱。

所以说,那些……白领,并不是什么人生赢家,……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十九世纪的英国纺织女工没有什么区别……:

白领和纺织女工都是作为商品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被老板(资本家)用一笔钱购买,这笔钱叫做工资;老板在工作场所将这些买来的劳动力用于生产,生产出来的PPT也好,纺织品也罢,都不归劳动者所有,而是归老板所有,老板把这些产品拿去卖钱,得到了若干货币,扣除生产资料的成本(买机器和原料,租写字楼与电脑)和发给劳动者的工资,还剩下一笔钱进了老板的腰包,这笔钱便是剩余价值

当然,这是一种粗浅的描述,我们在这里不是来探讨什么枯燥的理论,而是意在说明:这些身体被掏空的加班狗,处在雇佣劳动的关系之中,这些加班狗仅仅是作为商品、作为工具、作为手段而被老板所购买和使用,老板们才不管你隐形眼镜用了多久、和爸爸分别了多久,他们只关心你能否创造出丰厚的剩余价值。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只有在能创造出剩余价值时才能找到工作。

探讨到现在,我们可以说,雇佣劳动让我们感觉到“身体被掏空”,让我们累成狗,让我们不得不服从于老板的权力,让我们在资本的脚下匍匐。资本不仅仅是“可以生钱的钱”,资本不是简单的物品,资本更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合同所规定的时间内,我们不得不按照老板(资本家)的意志行事,他让我们开会我们就得开会,他让我们做ppt我们就得做ppt,他让我们去流水线上站十小时我们就得站十小时,他让我们喝酒卖萌撒娇我们有时也得甩开膀子捂着脸去做,甚至老板破坏了合同,让我们把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也交到资本的祭坛,而我们为了还房贷、为了买奶粉、为了不被炒鱿鱼也不得不按照老板的指令去做……。

这就是雇佣劳动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它六亲不认,它残酷无情,在它的眼中,住在回龙观的小明和住在沙河的小红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是劳动力商品,都是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

……

感觉身体被掏空,感觉累成狗,感觉像咸鱼一样,好想来一发“葛优躺”。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既不是灯红酒绿、幽男怨女的小时代,也不是星辰大海、中华圆梦的大时代,这是资本的时代,这是雇佣劳动的时代,当然,这也是争取社会进步的时代。朋友们,躺着的时候不要让脑袋也被掏空,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把这个掏空身体的、不可持续的、酿成经济危机的、人吃人狗咬狗的制度推翻掉


第一,我们讲揭露立足于现实压迫的每一事实和每一表现,而这篇文章只是借助于“葛优瘫”和网络歌曲的热潮,趁着大家都关心这玩意的时候,以此为由头,借机说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向大家证明,马克思主义还是有解释力、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的”(呸,就算全国14亿人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对的,那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作者说,我们不是来谈什么枯燥的理论,而是“意在说明”,身体被掏空的各位是作为商品、作为工具,处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中的,是受到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支配和压迫的。然而,这已经说明,作者的兴趣完全在于使大家懂得某一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他不谈枯燥的理论,而满足于“粗浅的描述”,这仅仅只是因为他不懂得揭露-鼓动,既不懂得政治揭露,也不懂得经济揭露,而要谈论理论又是不受待见的,只好欲言又止,谈理论,又不敢大谈,浅尝辄止,满足于“粗浅描述”。但是,难道“粗浅描述”就比“大谈理论”好到哪里去吗?

第三,作者显然不熟悉白领压迫的种种事实和种种表现,只能对这些压迫做很一般的粗浅描述,例如“不加班意味着绩效、考勤、奖金、前程的受损,甚至会得罪老板而被炒鱿鱼。对于这一点,华为的加班狗与在国企工作的码农都会有深刻的体会。”是啊,你们已经有“深刻体会”了,想必不需要我再多多赘言了吧?即便只是“粗浅描述”,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吧?如果群众真的“深有体会”,那么作者就是在暴殄天物的糟蹋群众已经产生的情绪和热情,表明作者到底有多么不懂得实际利用这种热情。作者应该想一想,在群众的“深刻体会”和作者的“粗浅描述”之间,到底要怎样才能协调起来,难道你认为群众的“深刻体会”,恰恰在于认同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吗?

第四,“这就是雇佣劳动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但却不是白领压迫的核心特征,也不是白领压迫的具体表现。作者从这种“揭露”中所得到的,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罢了,一句抽象的空洞的教条原理。

最后,作者要大家“躺着的时候不要让脑袋被掏空”,建议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怎样才能推翻这个掏空我们的制度。作者应该想到,不是让大家躺着的时候思考,而是在阅读你的这篇文章时就开始认真思考。不在文章中指出这种思考的方向,却建议大家在看完文章之后,去“不妨自己想一想”,这就表明,作者的文章没有实际指导意义。例如,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看到这篇文章以后,到底是阶级意识更清晰了呢,还是阶级意识更糊涂了呢?仅仅让大家记住几个“工资”、“剩余价值”、“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术语是没用的,人们也不会对它产生实际认识。

果真要做白领压迫的经济鼓动,那就应该是这样

“朋友们,我们已经连续加班n天n夜了,我们本来说的是每天工作多少小时,而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要多工作多少小时。我们的上班时间从几点提前到了几点,而下班时间从几点延迟到几点,**请问,这种延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呢?**瞧瞧,公司的业绩在这段时间变得怎样了?我们的上下班路程怎样了?我们的家庭和私人生活怎样了?我们的工资和生活压力怎样了?”

所有这些,应该成为揭露的材料,应该用鲜明的、生动的、简洁有力的语言勾勒出来,其核心就在于强化一种印象:不合理、痛苦、必须加以摒弃和改变!——是的,不能满足于“加班是不对的”这种空洞议论上,而且还要具体揭露“加班令我们如此这般痛苦”,揭露加班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阐明材料和事实究竟与我们有何联系、对我们有何意味

如果不想局限于这一群体的经济鼓动,那就应该做引申,话锋一转,开始揭露起其他群体,比如蓝领工人群体的状况,他们也受到了老板的剥削和压榨;比如国家政治生活的最新事件,某领导人又颁布了最新政策,然而实际上却像放屁一样落不到实处;监管无能,公害频发,一而再再而三的敷衍塞责、控制舆论等等。总之,要联系什么压迫现象和不公平现象都可以,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这里的还是那里的,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揭露和鼓动当然不在话下,应该说是看家本领。

揭露一完,接下来就是鼓动,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当然不是建议大家回家歇息之后再“不妨想一想”的事情,而是在看到或听到这一揭露的瞬间起,就开动脑筋积极思考的事情。鼓动的明确与否,取决于揭露是否深刻、细致、全面、有大局观。如果揭露不到位,不得力,材料掌握不充分,谎言和舞弊行为揭露不彻底,那么,能够提出来作为鼓动方向和鼓动内容的对策、方针和要求也就会不清晰、不深刻、不科学、不彻底。那样就不说行动了,在仅仅是揭露-鼓动的环节上,在准备环节上,就已经输下一节了。全部问题就在于以揭露-鼓动为核心的思想政治领导,领导越有力,行动越有成效;领导越软弱、模糊,行动就越没有希望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活的,生动而具体,强大而有力,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绝对比前面那种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议论要深刻得多、有效得多。而那些即便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没有了解的人,也会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或“经济实践”所征服。问题不在于你怎样想,而在于从你的实际条件和客观利益出发,你不得不采取怎样的行动。听从的人是聪明人,而不听从的人是蠢人,蠢人则迟早受到蠢人的下场,迟早要接受“现实生活的教训”。迁就于这种蠢人的心理和愿望,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同时坚持对他们开放,对他们做工作,但又决不含糊自己的独立立场和独立主张。

本来还有很多例子,如YCA、邵钟萍、破土、新生代、大浪淘沙、新青年、以及列宁的一些例子,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分析了。

总而言之,理论-宣传和揭露-鼓动是不同的,前者是学习性、了解性、解释性的,后者是战斗性、实践性、改造性的。前者总是以实际生活为由头、招牌,把兴趣引向某种冥思,后者立足于现实生活,给我什么,我就从这里揭露给你看,鼓动给你看。前者想的是维护理论学说的纯洁性和正统地位,尽可能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受欢迎程度;后者根本不想这些,全部问题就在于,怎样立足于实践,即刻开展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去吸引人、征服人,而不是在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抽象议论——事实证明,这些议论十有八九都是浮夸的、不严肃的,无论表面赞同还是表面反对的,都是。



四、揭露与全面揭露


前面已经讲到这点,但我们还是要着重强调一遍:仅仅了解到宣传和鼓动的区别,还是不够的,仅仅掌握了揭露的方法和技巧,还是不够的。在揭露和全面揭露之间,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只要揭露不是全面揭露,那么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就是不存在的,有缺陷的;只有揭露发展成为全面揭露,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才会真正确立起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举一个例子,从6月23日到7月23日,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分别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反映了社会不同阶级和政治派别的思想、行动,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趋势和整体走向。试问,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及时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的阶级分析、唯物主义分析,不对这些重大阶级行动和政治行动作出科学估计和审慎评价,我们能不能发展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呢?我们能不能胜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重任呢? 不要说什么现在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事情,要知道,我们纯粹是从一个“先进工人”的立场出发,去考虑,作为一个觉悟的先进工人,“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不侮使命

只要我们这样提问题,那就很明白,我们是达不到先进工人的水平和要求的,我们是还不能代表先进工人的方向和立场的。如果自己都不是先进工人,那何谈发展和培养出其他先进工人呢?只会贻笑大方罢了。而靠一点一点地做揭露、做鼓动,是不可能填补起全面揭露之空白的

我们可以看看列宁在1907年1月18日,关于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所说的话,他在《彼得堡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列全14卷)中写道:

彼得堡的选举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这是现象和事实)。决定性的关头临近了(这是意义和影响):第一,各政党在选举中究竟怎样组合,谁联合谁,谁反对谁,近几天就将见分晓。第二,选举本身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都选举的意义是重大的(紧接着就是一系列重大现象的描述)。现在全国都注视着彼得堡。这里有最活跃的政治生活,政府的势力在这里最强大。这里有各个政党的中央,有各种派别和各种色彩的最出色的机关报,有竞选大会上最出色的演说家

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是结论):彼得堡已经起了应起的作用。彼得堡的选举运动已经提供并且每天还在继续提供异常丰富的政治教育材料(这是关键,是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的,也是时局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要反复地研究这些材料。要系统汇集这些材料,要用这些材料尽可能突出地阐明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基础,而且,要把这种大家都感兴趣的、激动人心的、直接的、活的知识(是的,活的知识)传播到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到最偏僻的农村中去(可见,问题就在于揭露-鼓动-传播-组织-审时度势地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然后根据形势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具体的、每一时间的当前要求和当前任务,后者作为内容和目标规定着前者的总方向和总形式)。


试问,当我们不能汇集这种材料,不能跟上社会政治发展的一切重大步骤时,不能对这些步骤进行独立的、科学的、符合革命唯物主义的战斗分析时,不能利用这些材料和事件进行群众性的政治揭露-政治鼓动,因而也就是进行“活的”政治教育时,不能让群众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先锋队的揭露-鼓动获得鲜明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意识时,——请问,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不是一句屁话吗?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意识与独立政治组织不是一句屁话吗?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行动,对事件的全面干预与坚强领导,不是一句屁话吗?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世界,而非解释世界的壮志豪言,不就是一句屁话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不就是一句屁话吗?


因此:

第一,应该尽可能地加强揭露-鼓动工作

第二,同时意识到这决不可能是全面揭露-全面鼓动工作,如果有任何个人和团体陷入这种幻觉,以为凭一己之力能够胜任这个工作,那他绝对就是在妄想、自夸,同时也是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分裂全面揭露-全面鼓动工作;

第三,但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推托强化揭露-鼓动工作的重任,而是想办法,看怎样才能真正组织起全面揭露-全面鼓动,要知道,所谓“全面”,并不是绝对的、机械的要求,就算是列宁的时代,也不能做到让自己的报纸完全满意,但大致满意和起码满意是必须做到也能够做到的。

结论:必须想办法组织全面揭露-全面鼓动,这是所有真正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五、结论


第一,首先最好是亲自试一试揭露-鼓动工作,看看揭露-鼓动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感觉;

第二,在有了切实经验的基础上,真正意识到组织起全面揭露-全面鼓动的重要意义;

第三,在意识到第二点之后,应该注意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把各个派别的工作、倾向、实际表现都充分暴露出来,达到思想交流、经验交换、策略探讨、理论争鸣、实践同步之意义,最后找到联合的真正基础,找到联合的真正必要性与可行性。

思想斗争是自由的,而实际工作则应该是巩固的,让派别意见化为阶级财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无谓争吵与力量损耗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

好文🌺学习运用!


#3

在某信朋友圈里面看到的所谓“好文”,跟这里的一比,还是天上地下啊。


#4

看完了,还是有点糊涂如何投入实践:/:joy:


#5

打铁先得自身硬。要搞宣传鼓动,首先要把自己的觉悟提高到如下程度:


#6

谢谢你一直对我问题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