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

文革研究

#1

——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

司养眼



一、序言

日月如梭,转瞬已经是文革三十周年了。这场发生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社会革命在这三十年中几经沧桑。自从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给文革下了结论,文革便成了“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国内对文革的评价一面倒且不说,海外学术界对文革的评价也多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⑴。许多曾对文革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公开否定自己。有的甚至不惜作贱自己,且看下面二段文字:

“十五年、二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往昔这段离奇怪诞的恋爱闹剧,我们,包括我自己,应该如何反省呢?这场闹剧纯粹是天真无知与自我多情的结果,是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一无是处,应该受到贵遣责与自责。我们在学术上太不严谨,太不成熟,太不诚实。”⑵

“学术界对毛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我们这些过去曾把它们理想化了的人。当然这种变化不仅限于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人再把毛思想当作一回事,大多数人认为文革是人类的一场灾难,甚至是历史的罪恶,近乎于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恐怖统治。”⑶

这种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对有些人来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出版的各种“伤痕”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形形色色的回忆录,如《革命之子》⑷,《自来红》⑸,《暴风雨之中》⑹,《上海生死情》⑺等,确实把文革描绘得很黑。Edward Friedman认为这些作品“雄辩地证明毛主张推行的极端共产主义正把中国带向一条血腥的、灾难性的道路”。⑻

然而,在中国政治气候剧变后出版的这些回忆录式文学作品是否可以构成彻底否定文革的可靠依据呢?即使这些伤痕文学描写的悲惨故事都是真实的,它们所代表也只中中国社会少数人的经历。正像我们不能以美国社会存在的暴力,犯罪和无家可归现象来否定整个美国社会,负责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没有理由不对文革作全面的研究考察,便让这些伤痕文学左右自己的判断力。如果不谨填,不全面地看问题,重蹈上面几位学者的复辙的事还会发生。况且这些伤痕文学描写的多是城市的情况。农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中国毕竟是个农业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同时,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其他目睹者对文革的肯定报道呢?我们不必为文革中发生的怪异现象和罪恶辩护,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因为这些怪异现象和罪恶,而彻底否定文革取得各种社会进步。即使伤痕文学描写的都是事实,并不等于它们可以推翻另外一些事实。

邹谠(Tang Tsou)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压抑的时期⑼。然而对什么人最压抑?又是谁压抑谁?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提出这个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文革中的红卫兵和普通民众打破了对社会名流和特权阶层的迷信,跟他们平起平坐地辩论。那些当权者高高在上惯了,自然要感到压抑。或许更使他们感到压抑的是,他们不得不从事一些他们一直鄙视的体力劳动。然而普通工农决不会感到压抑,他们能写大字报批评他们的上司,跟他们的上司辩论,为什么要感到压抑呢?当然文革中实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是有限度的。人们不能批评毛泽东和少数受他保护的人。然而这并不致于使文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压抑的时期。

文革是一场错综复杂的社会革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在研究文革上发生见树不见林,或者见林不见树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本文讨论和是北方农村几个地方文革中的点滴经历和变迁,旨在说明文革中的许多其他的方面,值得研究,或者尚研究的不够。本文所用的部份材料是中国近几年来出版的方志,和八五年以来作者在农村进行的八次考察过程中,与二省四县十几个村子里的几百名农民交谈的材料⑽。同时作者在农村长大,偶尔也会夹有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毋庸质疑,这样的一个研究文章有很大的局限性,作者无意以点概面。


二、文革中学毛著运动与民主意识


一些西方学者简单地把文革视为一般的农民造反而已。他们认为文革把群众发动了起来——“但只是为了找出叛徒分子,并帮助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夺取政权而已。”⑾从表面上看,这个说法似也不无道理。文革与许多普通农民造反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若把文革看作是一个过程,我认为文革对普通农民是一个民主教育的过程,远非一般农民造反可比,因为普通农民在文革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迫使当权者正视这些意见的权力。它给了中国农民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权力意识。农民获得这种权力意识的因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文革中开展的学毛著运动。

文革中的学毛著运动,对增加农民的权力意识起了重要的作用。文革中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本几乎达到人手一册,⑿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及中共中央的许多文件,方针政策,都直接地传达到农村。⒀群众大会是文革中最普遍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有革命色彩的一件事。有史以来,中国统治者历来奉行的都是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哲学。文革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让老百姓知道政府的方针政策。我考察过的十二个村子里,年轻人在文革中办起了夜校,辅导人们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语录。那些不能去夜校的老人,年轻人则上门去辅导⒁。一时间不分男女老少,认字与不认字的,人人都能背一些毛泽东的语录和老三篇。我考察过的十几个村子里,每个村子都有年轻人组织的毛泽东思想业余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一些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宣传普及毛泽东的一些基本主张和观点。毛泽东的语录被谱上了曲,许多老妇老翁都能唱语录歌。⒂

在外界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崇拜。⒃诚然这是个人崇拜的一个变种。但是这种崇拜是学毛著运动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普通农民在毛泽东的书里找到了他们要找的答案。许多外界的学者没有意识到的是,毛泽东的著作在学毛著的运动中无形中成了中国人的宪法,而这个宪法被普通农民所掌握。

美国有一个喜剧电影叫《外交礼仪》⒄,影片中的女主角,单纯天真,被一帮子政客摆布来摆布去。有一天她偶然读到了美国宪法,茅塞顿开:这些政客打着宪法的旗号,干得却是不合法的事。她于是决定竟选公职,以改变这种状况。对她来说,宪法是促她觉悟的催化剂。如果不是读到宪法,她就不会认识到她本身的权利,和周围那些政客的胡作非为。这当然是电影,把平凡的生活戏剧化了。但它却揭示了一种简单的道理:知识就是力量。文革中有句老生常谈,说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他们手中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武器。⒅毛泽东的话在文革中的确成了普通农民手中的武器。他们用毛泽东的话与当权派辩论,写大字报批判当权派。就连高农民一头的村长和公社干部们,在毛著这个“宪法”面前也是平等的,也得服从这个“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毛著运动促进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平等,促进了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

批评者说学毛著运动是盲目地把毛泽东的话作为最高权威。⒆文革中没有人对毛泽东的著述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地、系统地考究。⒇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服从权威本身并没有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得服从本国的宪法和法律。法律和宪法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威,人们对本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往往是不能质疑的。比方说在美国社会中律师法官成千上万,似乎并没有人怀疑或考究宪法的权威,只是无条件地服从宪法的权威。批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普通农民对毛泽东的权威的崇拜,保护他们免受或少受其他无数变化无常的权威的摆布。

有西方学者认为,人们学毛著并非因为人们认为毛著有什么价值,而是人们别无其他选择。(21)那些七、八十岁的文盲农民为什么要学毛著呢?如果他们拒绝学毛著,中国政府、以及当时的红卫兵又能拿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妇老翁怎么样呢?我曾问农村的老人为什么他们要学毛著。他们说他们学毛著因为毛泽东的话说的句句有理,说到他们心里去了。(22)看来文革中的学毛著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与毛著的内涵有很大的关系。

有西方学者认为毛著内涵少得可怜,说“花很大的功夫和想象力也难促摸透毛的‘资本主义复辟’和‘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等概念的含义”。(23)但对许多农民来说,这些概念并不难懂。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丧失土地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回到解放前的生活状况。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参加劳动,却对群众指手划脚的官老爷。(24)西方学者若觉得毛著的含义太少,真正意义难以捉摸,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背景知道的不够多。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毛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明白其道理,专家学者读来也不俗。这也就是毛泽东的著作的吸引人之处。就拿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来说,片幅不长,却提出了几个很浅显却又很重要的原则主张。第一条原则便是革命者除了为了民服务外,不应该有私心杂念,这一条便把当权者的自私、腐化堕落的行为打上了不合法的烙印。第二条,真正的革命者不应怕别人批评指正。这一原则授权普通民众批评监督当权者。如果一个领导者害怕批评,不允许民众批评他,他就不配作民众的领导者。第三条原则是革命队伍中的所有人,不管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是平等的。那些以权势压人,欺侮老百姓的行为和作法都是不合法的。所有这三条原则都是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都是限制当权者的。用农民的话说,则是毛泽东说出了普通农民想说的话。(25)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普通农民几乎总是受人欺侮,受官府摆布,有谁把普通农民与官老爷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过?只有毛泽东这样做了。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农民愿意读毛泽东的书,能背一些毛泽东的语录的缘故。这或许也就是毛泽东死后这么多年,几经反毛者的抹黑,却仍为普通农民深深爱戴的缘故。文革前农村干部滥用职权问题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普通农民不知道也不敢与村干部抗争。学毛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克服了这个问题。

中国农民需要毛著这样的权威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权力意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中国农民形成了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心态和处世哲学。他们需要用一种非常手段来克服几千年的历史形成的思想意识。文革中的学毛著运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文革前许多地方的生产队干部,多是由村干部指定,村干部则常常由乡或公社干部指定。文革中基本上改变了这种作法。在我考察过的十几个村子里,生产队长在文革中都是由社员选举。如果社员对生产队长的表现不满,年底选举的时候就可以换掉他。有的地方,生产队长不得不一年一换人。(26)这种现象本身的效果好与坏很难说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普通农民的民主意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高。

普通农民对大队干部的人选的影响力在文革中也得到了加强。文革前,普通村民对村党支部的选举没有置喙的余地。文革中,村民可以间接地影响大队干部的人选。文革中,大队干部不再简单地由乡或公社干部挑选指定。公社干部得到农村去听取社员的意见,然后与村里的群众组织协商考虑大队干部的人选。(27)在党员较少的情况下,主要村干部的人选没有多少挑选的余地。文革头几年,革委会的成员不需要党员担任。文革中期农村党员数量大增。如某县的统计显示,党员人数由一九六五年的14,015人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27,165人。(28)差不多翻了一番。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党员数量都有明显增加。有的村子由三名党员增加到十名,而且多是以突击的方式发展的。(29)党员数量增加了,村民在挑选村里主要干部时便有了的更多的挑选余地。也给党员干部增加了一种竞争意识。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垄断村中的权力。干得不好,村民会到公社去抗议,别人就会取他而代之。我考察过的一个村子,村支书在一九七二年与一位社员争执时动手打了该社员一耳光。事后社员抗议,公社不得不出面罢免了该支书。(30)在另外一个村子,一位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七三年在村民大会上讲错了话,让村民抓住了把柄后与其进行了辩论,那位公社书记理屈词穷,不得不向社员承认错误。(31)学毛著运动显然促进了农民的民主意识。


三、红卫兵运动与新的农村政权结构


文化革命后的一些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常常把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打、砸、抢”事件与红卫兵联系在一起。(32)应该承认红卫兵的确应该为相当一部份的打砸抢事件负责。但是把红卫兵运动与文革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划等号也是错误的。许多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中国的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中幸免于难是奇迹。(33)实际上一些文物古迹在文革中遭到破坏才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农村的许多文物古迹,庙宇佛像早在文革前就遭到了破坏。蒋介石三十年代搞新生活运动,在农村就搞了拉庙运动,把许多庙宇推倒,把其中的偶像捣烂。(34)中共当政后,又把许多幸存的庙宇改造为学校或村政府办公室。(35)许多局外人不了解内情,不见了昔日的庙宇,或许会以为是红卫兵破坏了这些庙宇。这当然不是要为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开脱。红卫兵运动和文革中的过火行为和犯罪行为应该区别对待。任何社会都有犯罪现象,任何人群中都或许有一些犯罪分子。因为红卫兵中有人参予了过火行为或犯罪行为,就将其全部否定是不公平的。要正确地认识红卫兵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所起的促进作用,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红卫兵运动。作为一场社会革命来看,红卫兵运动中的许多过火行为在当时未必象现在看来这样过火。

文革伊始,是中学的红卫兵先带头发难的。在我考察过的几个县里,他们给自己学校的校长和少数几个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游街。(36)按通常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这确是过火行为。学生如何可以这样对待师长呢?但如果把文革前老师对学生拥有的权威和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态度考虑进去,这种过火行为作为一个革命的开始,是否有矫枉过正的意思值得商榷。文革前学校中的师道尊严,令人窒息。学生在校外的路上见到老师也必须远远停下来,弯腰给老师施礼。课堂上老师居高临下,学生也很难跟老师平等地讨论问题。这种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健康的。对师生双方都是不公道的。老师得处处时时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来维持其尊严,而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在这种气氛中难免不受到压抑。

学生发难后,工人和农民都动了起来,成立了各色各样的红卫兵组织。有人误以为红卫兵都是由官方组织并操纵的。如刘国凯在评论农村文革时说:“农村的特点是千篇一律,村长和支书参加了哪一派,全村则跟着加入哪一派。”(37)这有点过于简单化了。勿庸置疑,中国之大,或许会有这样的村子存在。但如果把中国农村都看成这个样子,则就大错而特错了。要接受刘国凯的结论,那首先得假定中国农村是铁板一块,没有分歧和矛盾存在。即使文革前的农村是这个样子,文革中的农村也不再是那个样子了。

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红卫兵组织都是群众自发成立起来的。而且每个村子一般都有三、五个群众组织同时存在。即使其中有一个或二个组织有保护村长或支书的倾向,还有另外的组织与之抗争。而且村子里的这些红卫兵组织并不是孤离的,他们与公社里,省里和县里的红卫兵组织都是有联系的,互相支持的(38)。通常的情况是一派红卫兵组织要打倒村子里的支书或村长,而一派红卫兵组织则觉得村长或支书虽有问题,但未必得打倒。这二派观点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战胜各自的对方,又与本村其他观点类似的红卫兵组织谈判联合起来。(39)为了证明他们是革命造反派,他们都召开批斗当权派的大会,写大字报、与当权派辩论,与跟自己观点不同的组织辩论,并游当权派的街。有的村干部在这些过程中挨了打,被罚跪等。(40)

文革前的中国农村,没有很好的渠道让农民发表他们的意见,诉说他们的苦衰。农民的怨气便只能一点点地积累起来,能量越积越大,等待时机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批斗村干部时的一些激烈作法或许不象看上去那样过分。这些行动帮助农民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也让当权者得到一个教训,了解村民的能量。这一切都是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所需要的。有些村民注意到,文革前社员见了村干部,社员先点头打招呼,文革中村干部则往往先向社员点头打招呼。

有人会说文革中两派红卫兵之间的争斗,大字报论战,以及批斗当权派的群众大会等作法,是小题大作,惹是生非,耽误了生产,破坏了团结。那个时代的许多作法,现代人会不以为然,会觉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但我们没法否认文革中的这种大辩论、大字报和批判大会是农民觉醒的过程。他们在大辩论、大字报和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许多意见和观点或许没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这些运动本身无疑增进了农民的民主意识。这对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大辩论、大批判,对村干部的批斗和游街,为农村的新权力机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贫下中农协会,有的地方叫贫民会,在村党支部瘫痪后,开始行施领导权。(41)贫下中家协会在村子里的群众基础要比先前的村领导机构大得多。他们是由村子里百分之九十左右的村民选举产生,能更好地代表村民的利益,对村民的要求和愿望更关心。根据社员的要求,村子里的贫下中农协会定期要求生产队和大队向社员公开帐目,国家给村子里的救济粮,都由村民讨论决定如何分配。(42)有的村子生产队增设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群众代表。群众代表参加队委会的会议,分掌生产队的财务。国为群众代表掌有生产队仓库的钥匙,没有群众代表在场。生产队干部进不了仓库,更不应说私分集体的粮食了。(43)

文革中农村的其他群众组织也很活跃。(44)民兵连把村子里的年轻人联系了起来,妇女联合会则把妇女发动了起来。这些组织虽然都有官方的色彩,但他们无形中为普通农民,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提供了参予政治活动的机构和场所。通过这些机构和组织,他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使村子里的当政者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要求,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全国各地造反组织联合夺权,形成气候。农村各造反组织也成立了夺权筹备组织。我考察过的村子中,通常的作法是根据每个组织的人数多少,选出相应的代表参加筹委会。(45)筹委会与贫下中农协会协商决定被打倒的干部中哪些人可以参加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讲老中青三结合,为的是让新的权力机构更有代表性,并把年青人的闯劲与中老年的智慧结合起来。最为重要的是,群众组织直接参予了革委会的产生过程。

新的农村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显然从文革中学到了一些重要教训。他们知道群众的力量,知道他们的权力来自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他们比较能听群众的意见。文革中成立的革委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大都积极地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地方县一级的革委会领导一年参加生产劳动近二百天,公社一级的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二百多天。大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近三百天。(46)生产队干部则天天跟社员一样劳动。(47)这跟文革前农村干部的情况大不一样。文革中许多地方集体经济有很大发展,社员生活有很大改善,跟当地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带领群众苦干,有很大的关系。


四、下乡、回乡知青给农村带来民主空气


有史以来,中国人上学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当官和光宗耀祖。这种传统观念到文革前一直没有改变。(48)农民送子女上学,希望他们最终能够离开农村。北方某县的调查显示,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间,除了三年生活困难时期,该县的大部份高中毕业生都上了大学,离开了农村,一去不复返。从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建国到一九六五年,该县共培养了一千六百一十六名高中毕业生,其中八百四十一名上了大学。没考上大学的七百七十五名高中毕业生,或被招干,招工,入伍。几乎没有下农村。(49)在文革开始的一九六六年,许多上千人的村子,竟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可悲的事实是,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学教育没有给农村培养出几个高中毕业生。(50)

文革打破了这种局面。文革一开始,大学停止招生。政府鼓励中学毕业生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北方某县的调查表明,仅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一季,就有八百八十名城市知青到该县落户。(51)大批城市知青的到来,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知识水平,给农村带来了农民急需的知识,新观念和新鲜空气。

文革后的一些政府领导人,说知青上山下乡,成为文革的受害者,说他们本应该留在城市上学。(52)西方一些学者称城市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53)一些中国人则说,城市知青被当作雇工和奴隶。亳无疑问,对知识青年来说他们的确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开始的热情过去后他们会发现农村的生活远比他们想像得艰苦。这是不奇怪的。但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题目,我这里要讨论的是知识青年对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诚然许多知识青年并没有在农村待很久。但他们对农村的影响却远比他们实际待得时间长。这些城市知识青年,大都经过文革初期的战斗洗礼,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他们掌握许多农民没有的书本知识,见过一些农民没有见过的大世面。这些都是农村需要的品质。农村干部过去对村民指手划脚,发现这些城市来的知识青年非常不好对付。知识青年敢于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他们说话办事的方式,让许多村干部感到头痛,(55)是不奇怪的。但他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对其他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相比之下,本地的回乡知青对农村政治民主化和农村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更大,因为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城市知青的数量。北方某县的统计资料显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间,该县有六万五千五百九十七名初中毕业生,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名高中毕业生回到本县。(56)总共有八万四千七百二十九人,平均每村八十五人。这样多的知识青年进入农村社会,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口的成分,提高了农村的人口素质。

下乡回乡知识青年,有农村人口原先没有的知识、技能和勇气。他们不安于现状,敢于改造现状。他们认真地开始改造农村的面貌。许多回乡和下乡知识青年自己动手给村子里拉上了电,装上电灯,接上了有线广播。(57)有了电后,许多地方开始了电力灌溉和村办企业,使农村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青年受文革的锻炼,不愿盲从。他们敢于提问题,提建议,这些都是农村现代化所急需的品质。

文革前农村存在着严重的贪污和滥用职权的现象,其原因之一是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太差。他们好多人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政治权利,不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毛著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教育运动,帮助农民了解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并学会使用这些政治权利。红卫兵运动看似过火,实际上对推翻旧的权力结构、旧的思想意识,建立新的权力结构。新的思想意识是非常必要的。下乡回乡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他们从人力上为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农村生产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中的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互相补充的。它们是促进中国农村政治民主化和生产现代化的三个重要因素,犹如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重要因素的存在,为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和产量跃进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并促进生产的大发展,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只能在另外的场合进行讨论了。


五、否定文革的后果及中国政治发展走向的观察


本文着重讨论了文革的积极意义,这并不是因为作者不了解文革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作者不愿谈论这些黑暗面与弊端,是因为这些方面已被过多的人过多地讨论过。由于他们只谈文革的负面作用,不谈文革的正面作用,他们实际上严重地夸大了文革中所发生的各种弊端,从而严重地歪曲了文革的初衰和本来面目。

文革结束后的一些中国领导人,从根本上讲是不懂辩证法的。他们对文革中的一些过火行为不满,便把文革中许多好的东西也否定了。把文革中许多起来造反的年轻人打成了三种人,他们要纠正一些错假冤案,则把许多对案正案也给推翻了。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一些冲击,挨了群众的批斗,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过去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上显然不够民主。让他们受一点冲击,接受一点民主教育,对他们本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则是很有益的。他们若能接受文革的教训,摆平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就不会再受群众的冲击。一些中国领导人在文革中受了大字报、大批判和大辩论的冲击,就把人民群众喜爱的这些发表言论的形式全给取消了。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且看今日中国官僚阶层的贪污现象。中国政府一再反贪肃贪,收效总是不大,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不肯放手依靠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似乎又成了搞群众运动了。实际上群众运动,无非就是真正的民主运动。无非就是让人民群众参予政府,监督政府官员。其实没有什么可怕。人民的政府,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欢迎人民的监督。

实际上搞不搞“群众运动”,并不依哪一个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的群众性运动搞得的确比较多。这倒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说,毛泽东有好斗癖,以搞群众运动整人为乐。他恐怕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贪官污吏犹如自然界的害虫。害虫太多,就得想法消灭之。群众运动犹如自然界的天敌。这种天敌是毛泽东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创造出来的。他们比较善于利用这一天敌来消灭贪污这个公害。这些年来中国领导人不再用群众运动这个“天敌”了,贪污腐败这个公害无限地漫延开来。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大敌。中国领导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因为放任贪官污吏发展下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人以为文革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这要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文革中进行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已被推翻或否定了。领导文革的人大都啷当入狱,很多人已经作古。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很难说文革失败了。文革中宣扬的好多民主思想已经在人民群众中扎根。不是否定文革就可以消除的。且看中国老百姓对贪官污吏表示不满的语言,几乎全是文革时的思路和逻辑。(59)毛泽东死后这些年,骂他的文章和书籍车载斗量,可中国工农大众对他的爱戴似乎有增无减。原因似乎也很明显,毛泽东文革中倡导的民主政治,似乎很得人心,很让普通民众怀念。

农村的改革看上去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中国农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基本上失控。单干破坏了集体时代建立起来的社区精神,使农民又回到了各人顾各人的状况。致使一些五保户没人照管。(60)农民从这些老人的处境,看到子女是他们防老的唯一依靠。许多农民仍然有五个或六个孩子,(61)并不是他们不明白计划生育的道理和重要性,而是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后顾之忧。国家工作人员自己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如公费医疗和退休金制度,却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不帮助农民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强迫农民接受他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有的地方出现了抓人,甚至拆房子的作法。(62)这些作法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和农民、干部和群众间的关系。

农村干部近几年的贪污越来越严重。集体时代建立起来的财务制度被破坏。收支经常是支书一人经管,且无帐可查。(63)许多乡、村干部早已丧失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想方设法多捞一把。这样严重的腐败现象在文革后还会出现,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文革的结果。否定了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利,必然造成腐败。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文革中发明的许多先进的民主作法——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等——被文革后的中国领导人像垃圾一样丢掉了,却正在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发现,并逐渐采用。中国人自己是否应该深刻反省一下,认真地学学辩证法,把一刀切的毛病克服掉。只有实实在在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优点,才会真正进步。不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还会徘徊的。



注:

⑴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Chinese Socialism,"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纽约,Sharpe出版社,1989年,第7页。

⑵ Jean Chesneaux, "My Fourty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An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22卷,1989年7月,第137页。译文由本文作者译。

⑶Andrew 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第19卷,1988年7月,第155页。译文由本文作者译。

⑷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纽约:Afred A Knopf出版社,1984年。

⑸ Gao Yuan Born Red. (Stanford: Stanford Hniversty Press,1985)

⑹ Yue Daiyun, To the St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cess, 1985)

⑺ Nie Cheng,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New York: Grove Press,1987)

⑻ Edward Friedman, "The Flaws and Failure of Mao Zedong's Communist Fundament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第18卷,1987年7月,第148页。译文由本文作者提供。关于Edward Friedman早先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态度和看法可参考 Edward Friedman, "The Innovator,"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 of History, Dick Wilson 编,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

⑼ 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st-Mao Ref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48页。

⑽ 文革研究在中国仍是一个敏感的题目。为了保护与作者合作过的有关人员,本文不使用具体的人名和地名,请读者原谅。

⑾ 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 162页。

⑿ 丁县县志编辑委员会,丁县县志,送审稿,大事记篇,第七十一页。

⒀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⒁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⒂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⒃ Tang Tsou, Cultural Revolution, 147页。

⒄ Protocol 《外交礼仪》Herbert Ross导演, Andrea Sylbert制片,1985年5月发行。

⒅ 农民讲,这句话在文革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见到。

⒆ Walder, "Actually Existing Maoism,"157页。⒇ 同上。
(21) 同上。
(22) 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23) Walder,"Actually,"157页。

(24) 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25) 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
(26)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27)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

(28) 丁县县志,送审稿,第十九篇十九页。另见Marc Blecher, "Consensual Politics in Rural Chinese Communities," Modern China,Vol.5, No.1.该文描写农民参予农村政治活动的情况。

(29) 与农民访谈,1993年7月。

(30) 与农民访谈,1986年5月。

(31)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32) Simmon ley, Chinese Shadow, (New York:Viking Press,1977),该书多处谈到红卫兵破坏文物的事。(33) 同上,该书多处感惊叹西安,北京,曲阜,杭州等地的文物古迹,竟没有毁于红卫兵的破坏。(34) 与农民访谈,1986年5月。(35) 与农民访谈,1986年5月。(36) 丁县县志,送审稿,大事记篇69页,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37) 刘国凯,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87) 78页。

(38)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39)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40)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41) 丁县县志,送审稿,第十九篇,第41页。(42) 与农民访谈,1994年8月。(43)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44)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45)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46) 黄骅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黄骅县县志》,海潮出版社,1990年,第353页。(47) 与农民访谈,1995,1994,1993,各村农民都提供了同样的情况。(48) Thomas Berstein, Up of the Mountains and Down of the Vill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5。(49) 丁县县志,送审稿,第十九篇,第21—22页。(50) 与农民访谈,1990年5月。

(51) 丁县县志,送审稿,大事记篇,第79页。(52) 王震,说服知识青年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立志把边疆建设好。《人民日报》1979年2月11日。(53) Anne Mclare.The Educated Youth Return: The Poster Campaign in Shanghai from Nov,1978 & March 197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79年第二期,第3页。(54) 同上,第4页。(55) 与农民访谈,1990年5月。(56) 丁县县志,送审稿,第27篇;第25页。(57) 与农民访谈,1993年7月。(58) 《黄骅县县志》354页,该县自1978年到1984年进行了多次的否定文革,处理三种人的政治措施。把文革中的一些改革措施逐个否定。

(59) 农)民访谈,1995年9月。该位农民告诉我说,他对一位县检察院的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老百姓心里不明白,你们吸的高级烟,喝的名酒,坐的进口小汽车,住的小洋楼,你们的钱都是哪里来的?老百姓心里清楚得很。”就连这位检察院的主要干部也承认,按照毛泽东时代的标准他也早就进监狱了。(60) 与农民访谈,1995年9月。作者亲自跟一位五保户谈过。该老人已经87岁,年轻的时候夫妇二个为集体努力工作了几十年,而且还担任过大队和小队干部。现在老了,集体也解散了。五保制度也不存在了。他八十七岁还得下地干活,村子里的干部连他的税都不肯给减免,直到他找了多次,1995年才开始给他免税待遇。(61) 在我考察过的村子里,五、六胎的家庭很普遍。从分田到户到一九九三年左右,农村计划生育在许多地方完全放任自流。近一二年又开始紧了起来。

(62) 我跟许多被拉倒过房子的农民谈过话。(63) 农民对此意见很大。我去过的村子,有的没有帐。有的连会计都没有。有的虽有会计,也只是挂名,支书把现金都操在自己手里,连收的公粮,也直接存在自己家里。生产大队的仓库都给折掉卖了。  作者在农村考察时,不以官方和学者的身份,而是与农民交朋友,住在农民家里,吃农民的饭,喝农民的水,有时参加农民的劳动。谈话过程中,不用提纲,而以让农民讲自身的经历为主。偶尔问一二个问题,帮助农民回忆。只要农民不停下来,一般不打断农民的话。这种方式得到的材料,比较自然,减少了考察者对农民可能产生的影响。

(原载《中国与世界》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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