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

文革研究

#1

高默波 (塔斯马尼亚大学)

导言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PierreRyckmans就争辩说,文革仅仅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在用笔名SimonLeys写的两本书中,他谴责文革的论点和方法就跟现在中国政府,中国知识分子和许多海外学者的一样。1不过,那个时候Ryckmans先生觉得很苦恼,因为他的观点不太被重视,他觉得是一个人孤军作战。他认为西方学者要么是被中国官方宣传所蒙蔽,要么是为了签证或赴宴而被中国当局牵着鼻子走。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Ryckmans对文革的观点似乎被中国官方和中国精英写的传记和回忆录所证实。2虽然有的中国人会问,如果毛泽东还在的话,一九八九年的镇压会不会是不同的形式,3总的来说,为文革说好话的人现在是很少了。同七十年代相比,对文革评价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偏正,我作了一些努力。4这已经算是力排众议了。

我并不是想说文革怎么的阳光灿烂。别的不说,确实有许多人在文革中令人遭受令人发指的迫害。但是,是不是另一个极端就是历史的真实呢?虽然现在研究的材料比七十年代多,但中共的宣传和控制跟毛时代一样的会使人受骗上当。值得担心的是,传记和回忆录中所表述的恐怖和被迫害会使我们容易用感情代替分析。受迫害的中国精英,包括当年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谴责文革和毛。他们应当把受迫害的情形写出来。但是他们个人的经历不是历史的全部。我们还需要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作不同于个人的经历和情感的分析。

在本文里,我只想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红卫兵,周恩来,“一月风暴”,和经济建设。我认为这些问题要么是被歪曲了要么是被忽略了。我没有办法在本文里对这些问题作出透彻的分析。

我只想提出问题,作为以后研究的方向。


反右运动

从很多方面来说,反右运动是导致文革的重大事件之一。5首先,反右运动使中国的政治气氛更加激进化。党内外的积极分子因为反右运动而越来越左倾。第二,正如毛自己承认的,反右运动使人们不敢说话。结果是,当大跃进之风刮起时,一方面是党的干部争先恐后的当激进派,另一方面是冷静的人不敢对发热的人提出批评。大跃进与文革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对反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文革起源的理解。

为了更好的理解反右运动,我想在此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被打成右派的人会那么多。第二个问题是中共,或更精确的来说是毛泽东为什么转弯转得那么快。

先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号,毛泽东预计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在四千左右,其中北京四百多人。十天以后毛泽东就把数字提高到八千多。到一九五七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把右派分子的估计提高到十五万多。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号发出的<<关于确实表现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数字已经是四十五万多人。在一九八零年给右派分子摘帽的时候,计算出来的人数已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6可见,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一直在上升,直至比毛泽东原来预料的多一百三十七倍。

问题是,是谁或者是什么使被打成右派的人数直线上升?叶永烈宣称说,他那本六百多页厚的书填补了反右运动这一课题研究的空白。可是他在书里没有面对这一问题。7戴晴也没提出这一问题。8叶永烈和丁舒谈到了各单位分配定额的事实。9但是定额是怎么决定的?谁的主意?是从中共中央定额下到各单位的吗?还是各单位自己制订定额?有的单位就没有定额。比如,农村工作部只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安徽农业大学也没有因为没有定额而遇到麻烦。10

现在还没有证据说明是中共中央下达的定额。唯一的可查的证据是毛泽东说过,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有百分之一到五是右派分子。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说过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是右派分子。不管是那个说法,毛泽东说的是可能。现在没有证据说毛泽东指示过,每个单位必须揪出多少人。所以,当时打成右派人数的数目是由各单位自己根据情况决定的。只有对每个单位作具体的研究我们才能知道右派人数那么高的原因。这正是中共当局不愿意的事。这也是很多精英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就积极地参加反右运动。根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郭沫若,茅盾,马演初,安子文,陈望道,巴金,叶圣陶,老舍,黄炎培,周建人,许广平,梅兰芳,许德珩,朱光潜,王亚南,李达,俞伯平,吴晗,秦牧,千家驹,胡厥文,王光英,荣毅仁,剪伯赞,华罗庚,于光远,傅雷,王若水等人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反右。11叶永烈说,这些人发表文章是为了保护自己,是迫不得已的。当然有的人是这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用的语言超过了仅仅是保护自己。在当时的形势下,态是要表的。这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可是有的人对自己的同事进行上纲上线的攻击就不仅仅是表态的问题。比如说,老舍是在文革初期着名的受害者。可在反右运动中,老舍是积极分子。他攻击丛维熙说,丛的小说《不愉快的故事》的目的是“煽动农民造反“。12不管怎么说,有些人不一定要在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来保护自己。只要在本单位表态就够了,因为除了个别的人外,划定右派是在单位搞的。

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的精英积极参加反右不仅仅是压力问题。其中牵涉到信仰和思想方法。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里,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面临着道路的选择问题。党内外的中国人要作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有很多人当时确实是认为,为了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为了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理,反右是自己应该的选择的。不能因为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选择错了,或是因为代价太大了,就把自己打扮成无罪的羔羊,把一切都说成是毛泽东的阴谋。

另外,各个单位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党内党外个人之间的矛盾。党员干部政治上的自傲和技术及教育的无知正好成正比,同时,非党人员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和技术及教育上的优越也成正比。这些都是矛盾的根源。反右之前的整风时,不让党员干部说话,他们心里有气。一旦反击的机会道来,他们就百倍的疯狂。于是政治分歧和个人恩怨交织在一起。这样一来被打成右派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研究中共的历史不能只着手于高层。要同时研究基层各单位个人的行为和思想。

接下是我要提出的有关反右运动的第二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双百“的目的是什么?从鼓励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到严厉的镇压之间的时间那么短。这是为什么?

早在一九五六年十月,毛泽东在八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提出共产党整风的问题。整风的内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茅盾问题“的讲话。同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到了同样的号召。可是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组织了对右派的反击。13风云突变的日期一般定为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14

为什么“春天“刚到冬天就马上降临?毛泽东自己说是“阳谋“,是“引蛇出洞“。15整风是毛泽东的阴谋是一般公认的解释。本文中引用的叶永烈,戴晴和丁舒都接受这种解释。叶永烈引证说,这种解释的证据是毛泽东自己在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省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员干部要让右派分子暴露自己然后围而歼之。16

可是,朱地反对阴谋的说法。朱地的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的书有很多的脚注和文献引证。这跟大多数中国所谓的纪实文学作家不同。叶永烈和戴晴属于这类纪实文学作家,他们很少引证文献资料。他们很自信,以为相信他们的话就象相信文献资料所证明的一样的天经地义。朱地认为,毛泽东开始时的确想开展共产党的整风。可是因为形势的发展和错误的判断,毛泽东改变了主意。17

我认为,朱地的看法是正确的可能性更高。首先,毛泽东的“阳谋“的自认可以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旦矛盾上升到敌我,镇压是必然的。对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这不是什么阴谋。在那年代,不可能指望共产党会让其他的党派轮流执政,更不可能指望有西方式的民主。所以关键问题是,毛泽东和当时党内的决策者们是不是真的认为,不镇压的话共产党就会跨台。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中国有可能会出现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我们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当时不是这么想的吗?没有。恰恰相反,当时国内外的形势使他们必然要那么想。

毛泽东的自认还可解释为,他为了掩盖自己对形势估计的错误而自圆其说。要知道,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和整风的时候,党内,包括高层领导,是反对他的。毛泽东可能认为,党风整一整就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的出现。可后来事态的发展超出他的意料之外。于是不得不来紧急刹车。但这已经暴露了他的判断错误。为了向他党内的同僚证明他没有犯判断错误,“引蛇出洞“是一种绝妙的解释。


大跃进

有关大跃进的研究文献是太多了。18在中国,现在倾向于把大跃进的责任推在毛泽东身上。当然没有毛泽东,可能没有大跃进。可是,大跃进的很多主意并不是从毛那儿来的。比方说,赶超英美是从赫鲁晓夫那儿学来的。19是刘少奇首先在五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北京第八次全国工会代表会议上把毛的这一想法提出来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一向以稳重著名的刘少奇说中国在三年之内就可以赶超英国。他对石景山的工人说,他们可以亲眼看到共产主义的到来。20这只能说明,当时中共领导都是头脑发热的。连“跃进“这个词也是周恩来发明的。21“人民公社“也是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是河南查牙山人于五八年四月先提出来的。在同年八月毛泽东在山东省委书记潭启龙陪同下被介绍到人民公社时随嘴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在场的记者马上把这隋意的话编成“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于是,各地竞相办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也是由地方发明的。一九五八年七月八号<<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倡在人民公社办食堂。说是办食堂有八大好处,比如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大家同时吃饭同时出工。公共食堂还可以把妇女从厨房里解放出来。公共食堂可以使老弱病残同一得到照顾。公共食堂能使家庭纠纷减少,也能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公共食堂同样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至十八日访问山东时表扬了公共食堂。他还说,每个工厂都要自己制造钢铁,而不要依赖外单位的供应。22李富春和李先念在他们于一九五八年七月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中说,中国不须三年就可以在工业上超过英国。他们还说农业增产率可高至百分之三十五。

薄一波一也在五八年七月十七日作了一个题为<<两年赶超英国>>的报告。那些亩产万斤天方夜谈也是地方官老爷们的发明。大名鼎鼎身为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就在中共的理论喉舌<<红旗>>上撰文瞎起哄。他在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发表的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文章中说,在广东亩产三千到一万斤是可能的。23那位以任性和没有修养闻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说他在广东亲眼看到红薯亩产一百万斤,甘蔗亩产六十万斤,水稻亩产五万斤。24谭震林更厉害,人有多胆,地有多高产就是他说的。25

后来,李锐曾问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怎么能相信那些虚报的产量数字。毛说,他受到钱学森的影响。钱说如果有足够的空气和阳光的话,亩产万斤是可能的。26如果钱说的是理论可能性,这并没有多大错。因为他的话里有很多前提条件。他说的只是一种假设。可在那个乐观和浪漫的时期,理论上的假设人们也要试一试。可是他们没有在试验室里试。正是因为这种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有些地方官老爷们指使农民用风车往稻田里吹风,晚上开着汽油灯照光。

以上事实说明,把一个落后的中国很快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富强国家的热望使中国领导人从上到下都狂热地出主意和搞实验。狂热的结果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之外。周恩来是发明了“跃进“一词的人。可是有一次,当周恩来去一小学看望他的一泰国继女时,他第一次看到了学生在校园里闹钢铁的情况。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27狂热的程度因各地而异。但标新立异是当时的时髦。因此中共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再警告地方政府,要他们降温。五八年八月三号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通知,要各级领导谨慎。28在五八年八月二十九号通过的有关人民公社的决议里,中共警告地方政府不要急于求成,要求集体化得一步一步地进行,提醒他们不要希望集体化可以带来奇迹。29可是中国人走极端的爱好是众目有睹的,一九八九年的事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而已。

根据当了<<人民日报>>九年总编的吴冷西的回忆,在五八年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曾试图劝说地方诸侯冷静一点,将五九年的钢铁指标从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毛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他们都要毛坚持原来的指标。毛抱怨说这些诸侯都把指标提到难以令人相信的高度,而且还要立军令状,用脑袋来担保。30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和广东是最激进最发热的省份。跟反右运动一样,在大跃进中毛泽东不是唯一介入历史的人。毛泽东当然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其他的人同样地参与了历史。大跃进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异想天开而导致。不要忘记,中国人当时正在寻找一条快速现代化的路子。

中西方的学者都说大跃进引起的饥荒导致了三千多万人的死亡。31但是现在还没有可靠的证据来确定数目的大小。三千万的数字是根据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口普查的对比而推算出来的。所以只有在普查人口数据是可靠的前提下推算出来的数字才是可靠的。但是五十年代的数字是不是可靠呢?根据Wertheim的研究,中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陈达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受到批评。原因是他对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提出了怀疑。陈达认为,中国一九五三年的实际人口没有官方普查公布的六亿人口那么多。他认为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推算方法是不科学的,因为那只是个抽样调查,而不是普查。陈达说一九四七年中国的人口只有四亿五千万,到一九五三年不可能有六亿人口。在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庞大规模的解放战争,怎么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增长呢?美国的何平棣教授也认为一九五三年的人口统计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普查。32当时的中国人是认为,中国人越多就越显示中国的强大和伟大。所以陈达说人口少就受到批评。

我在此并不是要肯定大跃进的饥荒没有饿死三千万人。我更不想否定饥荒的事实。只有傻瓜才会否认大跃进灾难性的后果。我对三千万这个数字提出疑问只是想说明,对中国的事信口开河是太普遍了。把道听途说当事实,把个人感情当历史更是方兴未艾。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事都被说成是没有理性的。可那么多中国人当时在作什么呢?聪明的,伟大的和高尚的人都受到毛泽东的打击。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毛泽东一个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这样解释历史是太方便了,就象<<圣经>>解释世界和人类起源一样的方便。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关于庐山会议也有不少的研究。33但是有些问题至今还不清楚。其中一个就是彭德怀在会上说了什么。彭德怀的信是很温和且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最喜欢骂人,同时也怕别人骂。在小组会上,彭德怀不但点毛泽东的名,而且还指责毛说谎。34毛泽东说彭德怀点名骂了他二十天。35彭一听就叫起来,说毛在延安操他娘操了四十天,他操二十天也不行吗。36庐山会议的冲突不仅仅是有关大跃进的失败问题。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也牵涉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以及中共会不会出现分裂的问题。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体系里,在中共的体制下,党内的矛盾,不管是政策性的还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都是要么听最高领导人意见,要么就出现分裂。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既争吵又能平和的达成妥协。可是我们能用民主的标准来要求或是评价当时发生的事吗?如果可能的话就没有历史了。

虽然毛泽东不会让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纠正大跃进的过激政策却是他召开庐山会议的初衷。正如薄一薄所说,是毛泽东自己提出要纠偏的。37据权延赤所说,毛泽东开始时并没有怎么看重彭德怀的信。只是某些“领导同志“在毛泽东耳边说了一通以后,毛才把彭的信当一回重大的事。38这“领导同志“是谁?如果是康生或陈伯达之类的话就会点出来。可是权没有点,可见是不能说的人。马洛有提到刘少奇攻击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39马还透露说,是在几个老帅的劝说后,彭德怀才决定向毛承认错误。40这几个老帅是谁?他们说了什么?我们也无法知道。

黄克诚是受害者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确实认为,彭德怀,张闻天和黄克诚他们是组织了反党活动的。而其他中央常委也是同意毛泽东这一点的。41黄克诚还透露,毛泽东很担心彭德怀的反判性格。有一次,毛泽东还开玩笑地问彭德怀,能不能跟他达成协议在他死后不进行反判。42根据一个来源,有些人上庐山前口袋里准备了两个发言稿,一个是为彭德怀胜利而发言的,另一个是为彭德怀失败而发言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庐山上的事就不是简单的龙颜突然发怒了。43

李锐透露,在庐山回议的开始就有很多人反对批评大跃进。这些人是谁?所发表的中文资料提到柯庆施和康生。这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坏人。林彪是后来才被叫上庐山的。许多人,包括李锐,都说林彪在倒彭中起了大作用。但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林彪只能支持毛。由此他也得倒了报酬。但是林彪批不批彭,或批得厉害不厉害对彭德怀的结局不会产生什么差别,因为别人已经定下了彭德怀反党和搞“军事俱乐部的结论。在谈到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的问题时,林彪并没有落井投石彭德怀,而是自己承担了责任。

反而是刘少奇的作用很值得怀疑。当毛泽东在六二年公开承认自己对大跃进的责任,中共党内有重新考虑彭德怀问题时,刘少奇还提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44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也不清楚。当然,不给彭德怀平反的主要是毛泽东。他要平反,别人即使不同意也不敢反对。

另一个不清楚的人物是贺龙。贺龙被任命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专案小组的负责人。45罗瑞卿在庐山会议后直线上升,他在倒彭中的作用也不清楚。李锐提到了李井泉,苏振华,还有薄一波,李富春,王鹤寿,萧劲光,陶铸和贺龙参加了对彭德怀的攻击和指控。还有张平化,杨勇和李志民指责彭德怀有个人野心,以及对同事极端的粗鲁无礼,甚至漫骂高级军官。我们也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没有把田家英划进所谓的“反党集团“.46


红卫兵

有关文革的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来打倒刘少奇。根据这个解释,毛泽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魔鬼。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在他的计划和把握之中。一旦打倒刘少奇的使命完成,毛就把红卫兵遣送到农村和边疆。47这个很方便的解释是很值得怀疑的。这里我只提出几个问题以今后研究。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显示,红卫兵运动是自发的,跟毛泽东原来的文革设想是两回事。48很多年青人是与权力斗争无关的有信仰的人。这里有一个例子。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九号<<光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表了邓拓,吴晗,寥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两个星期以后,<<中国青年>>编辑部就收到了四万多封谴责<<三家村札记>>的信。49这时候红卫兵运动还没开始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写这些信的年青人是被迫的。从一些红卫兵的自传性出版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有信仰的,而不仅仅是被玩弄的群氓。50

如果说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那红卫兵的起源和他们最初的活动正好与此相反。51最暴烈的红卫兵活动是把矛头指向“四旧“和传统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右,而不是毛泽东要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残暴的红卫兵活动,如红卫兵纠察队的活动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高干父母。52

在中共的最高层,由于有林彪和叶剑英等人的支持,毛根本不需要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当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中共六六年八月一号到十二号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把刘少奇从党内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至于各地方的官老爷们,红卫兵造反派确实给了他们不少麻烦。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不满意不是因为红卫兵已经完成了毛泽东的使命,而是因为红卫兵不能完成毛要他们作的事。毛泽东要他们斗走资派,可是他们自己斗自己。所以在上海,是工人阶级造反派而不是红卫兵夺了走资派的权。

至于上山下乡的实践,那是文革以前就有的事。上山下乡这个口号一九五七年就开始用了。53到一九六五年时,中共已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管理上山下乡的事。54并计划要送五十万知情上山下乡。55把知青送到农村跟毛泽东的阴谋没有关系。这个实践反映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比方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一回国毛就命令他到农村去锻炼。有人说,上山下乡是藉意识形态为名而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但事实说明这个论点站不住脚。从六六年到七六年,共有一千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可同时,城镇企业从农村招收了一千三百万工人。56同时,中国政府花了一大笔钱用来作知青安置费。

文献资料证明,很多知青开始时是自愿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57跟大跃进一样,这里也牵涉到信仰和思想方法的问题。千百万的中国人不是没有头脑的蚂蚁。他们也是历史的参加者和创造者。象杨曦光这样的十几岁的年青人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文章只能说明,整个红卫兵运动和文革涉及到信仰,思考,道路选择和思想体系这样重大的人类存在的问题。只用毛泽东的阴谋和权力斗争来解释是非常浅肤和懒惰的。


周恩来的参与和作用

周恩来是位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物。除了他那彬彬有礼和雅致得体的风度外,他确实是为了中国的崛起而兢兢业业奋斗了一生。但是我们对他也不能总是扬长庇短。因为这样作就有碍于我们对中共和文革的理解。这里,我只想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在文革中周恩来是违心的与江青合作还是有意的战友?很多资料表明,在毛泽东的晚年他与江青个人的关系是很不好的。在政治上,虽然有证据证明毛泽东和江青在文革中互相依赖和利用,但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是有限的。毛泽东总是不让江青在中共有太大的权力。先是把邓小平请出来,后来又抬出华国锋。倒是周恩来不时在关键时刻帮助江青。江青有个人问题时总爱找周恩来帮忙。有时可以在电话上聊天聊一个小时。58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恐怕是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口号最多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一次毛泽东曾传旨把江青撵出政治局。虽然有白纸黑字,可周恩来却决定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59如果周恩来觉得江青是那么可怕的亡党亡国的人,他就该顺手推舟了。可是他并没有这么作。当然,周恩来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假心假意,甚至是乘机试一试周恩来对他的忠诚。在目前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

第二个问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之间配合得很好。毛泽东只考虑战略问题,然后让周恩来去执行。周恩来最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也只有他最有权力去理解和执行毛的思想。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老朋友章士钊被抄家了。章写信给毛要求保护。毛泽东在信上批了几个字,说是应该保护,交周恩来处理。周恩来马上列出一个名单,把一批高级领导人和名人列进保护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60这个例子说明,周恩来在理解毛泽东意图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在执行毛泽东指示的时候有很大的灵活空间。那么,周恩来能否在别的问题上这种自由和灵活性?在江青的问题上,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呢?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各个专案组,包括刘少奇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刘是在“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的。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罪名是可笑的。可在那个时候,问题不那么简单。刘少奇专案组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力去收集指控刘少奇的证据。作为所有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对刘少奇调查的结论得先通过周恩来的批准才能送报毛泽东作最后首肯。据王年一说,送给毛泽东看的只有证明刘少奇有罪的“人证物证“,而证明刘少奇没有罪的人证和物证却没有送给毛泽东看。61为什么没送呢?周恩来不知道吗?如果周恩来知道有反证材料而不送,那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周恩来相信刘少奇真犯了这些罪。另一种可能是,他不相信,但是他觉得毛泽东或是江青要栽脏刘少奇,他必须照毛泽东或是江青的意图作。否则的话,周恩来可以有很多办法来保护刘少奇。他可以把反证材料送给毛泽东。他也可以要求在专案组人员提出更可信的证据以前不下结论。他甚至可以手续不全,证据不充份或方法不对头把刘的专案调查停下来。他也可以直接跟毛说,刘少奇有路线错误可以打倒,但说他是叛徒,内奸和工贼是捏造。如果周恩来这么作,他当然有冒犯毛泽东的危险。但不论从良心上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利益来说这个风险都是应该冒的。另外我们还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致刘少奇于死地。因为到那个时候刘少奇已不会对毛泽东有任何政治威胁了。他为什么不能象处理王明那样处理刘少奇呢?一种可能是,毛觉得不致刘于死地,后者就会翻文革的案。可毛并没有致邓小平于死地。毛对邓小平也不放心,认为他会翻案。而且他确实是翻了案。


上海“一月风暴“和革命委员会

在中国,一提到文革就是“十年动乱,十年灾难“。坏事都是红卫兵,造反派干的。如果有一点好事,那也是好人跟坏人斗争的结果。文革历史就象一出道德剧。张春桥之类的人是没有思想没有信仰的野心家和魔鬼。62四人帮一点也不关心中国的何去何从。他们只想破坏经济,使中国崩溃。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摇旗呐喊,跟着政府当局屁股后面唱这种陈词滥调。这种黑白分明编历史的方法还这么有市场,真是令人担心。拿上海来说吧。在一九六六年冬和六七年初,正是旧的上海市委要把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引向混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工人阶级造反派在张春桥的组织和支持下通过“一月风暴“把权从旧市委手中夺过来后使上海的局势稳定下来。从许多标准来看,上海是当时全国秩序和管理最好的城市之一。

为了转移斗争的目标,上海旧市委玩了几个手腕来制造混乱。他们鼓励六十年代初被遣送到农村的人口回流到上海。他们答应给临时工和合同工同样于国家正式职工的福利条件。他们鼓励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发给工人路费和资助让他们到外地去搞革命串联。他们允许市民没收和抢占原资本家的房屋和财产。为了制止这些引起混乱的,不负责任的措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其他三个工人造反组织,以及北京哈尔滨西安的红卫兵代表在六七年一月四号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造反派号召全市人民不要离开工作单位,不要停产,不要搞派性斗争。而是要尽力保证中国最大工业城市的生产正常运行。63同年一月九日,工人造反派有与红卫兵代表一起发出紧急通知。通知列出了几条防止上海混乱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劝回所有在外串联的工人,宣布所有旧上海市委发给的允许工人离开工作单位到外地搞革命的文件无效。冻结所有公共资金。退还所有到外地串联的路费和资助。维持工资和奖金的现状,在文革运动结束以前不得作任何变动。停止发给红卫兵工资。所有个人没收和抢占的财产和房屋必须在一星期内归还或交公。《紧急通知》还呼吁上海公民帮助公安局维持秩序。64造反派在稳定上海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据金春明透露,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当时上海市委的同意,并有上海市委在文件上的签字。这一事实被张春桥他们隐藏住,到最近才披露出来。65即使是这样,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功劳也是不能抹杀掉的,因为这些措施毕竟是他们发起的。

毛泽东正是看到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努力后才开始对红卫兵失去信心,而决定动用工人阶级使局势稳定下来。也正是根据上海的模式,全国各省才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于是全国稳定,中共九大才得以在六九年召开。现在,在中国没有人为张春桥说半句好话。怪不得在那所谓的历史性的四人帮大审批过程中,张春桥以不说一个字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和蔑视。谁都清楚,在中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贼。阶下囚说不说什么没有任何差别。


文革中的经济生产

中国当局和很多知识分子喋喋不休地说,文革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沿。他们这么说的时候通常是不引用文献资料为佐证的。实际上,除了六七和六八年以外,工业生产总值在六六至七六年的十年间增长是很快的。重工业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点一至百分之三十七点九之间。66在文革期间“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出口大国“,“中国的石油产量除六七年以外年年上升。“67其他的经济数据也说明,中国的经济一点也不象中国当局要我们相信的那么糟。

当然,有人会说,中共的这些统计数字是不能作为依据的,因为他们不可靠。中共的统计数字是为政治服务的。这里牵涉到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虽然统计数字的精确性不可靠,但能不能作为判断大概趋势的依据?比方说,中共官方数据就显示六七和六八年的生产是负增长。中共可能为政治需要而对数据作修改或是掺水份,但他们毕竟不能也没有说六七和六八年增产了多少。数据是否可靠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挖掘那些是不精确的那些是能说明问题的,不能简单的一概否认了之。这就牵涉到第二个理论问题。我们不能专门挑选适合我们观点的数据而同时否定不适合我们观点的数据。同样是中共官方的数据,我们不能只引用否定文革的数据而对肯定文革数据就以不可靠而排斥掉。

我不想在本文里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要提出两个问题用以说明在经济生产这件事上歪曲和偏见的程度。第一个是抽象的否定和指控与具体个案的不一致。比方说,ChrisBramall对四川省的研究证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包括在文革时的政策是成功的。他的结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谴责恰恰相反。68StephenEndicott对一个四川农村的研究也说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远比谴责的人所说的好。69我自己对江西省的一个村庄的研究也说明,文革时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如人们所谴责的那么简单。70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个例在逻辑上不能说明整个经济形势。但是如果我们把个例都按照这个逻辑一个个否定掉,那么整体是什么呢?

另一个问题与乡镇企业有关。乡镇企业现在是中国经济的重大支柱之一。很多中外学者都把乡镇企业的成功说成是毛死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结果。可是,把乡镇企业仅仅归功于邓小平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的是,很大数量的乡镇企业是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社队企业正是在大跃进和文革时的“两条腿走路“政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关于乡镇企业与社队企业的联系和因果关系有很多文献资料,71在这里不须再讨论。但否定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常见的歪曲和偏见。

我在这只引用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是香港自由记者的吴洪森原来是上海下放到江西的知青。他有社对企业发展的亲身经历。他下放的地方社对企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海的干部和工厂子弟下放后为了改善环境从父母的单位要一些国家计划内的物资,有的可能是工厂多余的或是作废的,比方一辆报废的卡车。可这对农村的作用却很大。到第二阶段,厂队厂社挂钩,工厂给社队企业设备,但条件是必须安排他们的子女在社队企业工作。到第三阶段,工农兵学员招生时,社队企业提出

条件,只要工厂提供什么设备就推荐几个他们的子弟上大学。到第四阶段,社队企业进一步利用原来的关系搞商品交换。72这个例子说明,文革中的一系列政策使社队企业得到了发展,为后来的乡镇企业打下了基础。

最后要说的是,文革时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工资没有提,物资供应紧张,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这些是人们亲身经历的,不需要数据来说明的。即使经济有增长的话,也是国富民穷。这里就牵涉到重要的经济政策和国际环境问题,而不是毛泽东或四人帮要破坏中国的经济。先谈国际环境,为了不使美国战胜越南,中国人要勒紧裤带支援越南。为了要非洲国家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打破对中国的孤立,中国要搞象坦赞铁路这样的工程。中国最先进的设备自己没法用,倒是先援外。中国要搞核武器,否则受人欺负。为了防备战争,又搞三线工厂,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73第二是经济政策的问题。当时中共的经济政策是大规模的发展重工业。虽然毛泽东一再想法避免走苏联发展重工业的路子,比如大跃进的尝试和他的<<论十大关系>>就是例子。可中共发展的重点还是重工业。这从毛时期中共的投资比例中可看出来。现在看来,这一切也许都是错误的。可我们是事后诸葛亮。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要根据当事人时的环境和条件。


结语

最后,我想强调四点来作为结语。第一,我只提出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没有作任何结论。作结论很难,因为中共对资料的控制手段很多,许多事情现在还无法弄清真相。第二,提出这些问题可能会伤害一些受害者的感情。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在毛泽东时期和中共政权统治下受到残酷的打击和惨无人道的迫害。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冤头债主以平心头之恨。而我恰恰想说这是不容易的。使我难以接受的是,几亿中国人都上当受骗了,都被毛泽东愚弄了。他凭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凭什么要把中国文明和中国人说得那么没有理性?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希望类似的事件在中国重演。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容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我们不能赶时髦,追潮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第四,我们可以说文革的疯狂是政治制度的结果。但是我们同时要承认,中国的所谓的共产主义制度也是中国人选择的结果。四九年中共在中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体制在中共统治下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精英分子参与了历史。可以说在艰难痛苦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很多中国人为了自己和民族的命运作了选择。正如一个名叫梁晓燕的老师在卡玛·韩丁和高富贵拍的《天安门》的电影中说的,我们要对个人的选择负责任。

注释:

1 Simon Leys, The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and The C
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Alison and
Busby, 1981).
2  对这些传记及回忆录的观点取向和方法的批判, 请看  Mobo  C. F. Gao, "The Ge
nere of Biographies and Memoirss : Its Aproach to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
ution," in Kam-Yee Law, ed., frothcoming.
3  有关这类观点, 请看电子中文杂志 , <<四大广场   >>。
4  Mobo C. F. Gao, "Maoist Discourse and a Critique of the Present Assessmen
t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6
, No. 3 (Jult-Sept. 1994), pp. 13-32; and "Memior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7, No.
 1, (Jan.-Mar. 1995), pp. 49-58.
5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一九五一年的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 一九五四
年对, <<红楼梦>> 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都是文革
的前奏。 有的人可能会说文革方法 和 思想苗头可以追寻的延安整风。
6   叶永烈, <<反右始末>>, 一九九六, 六二九页。
7  叶永烈, 同上。
8  戴晴, <<粱漱冥,王实味, 储安平>>,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
9  丁舒, <<阳谋: 反右前后>>, 香港, 九十年代杂志社, 一九九一。
10  丁舒, 同上, 一四五页。
11  叶永烈, 同上, 附录六, 六五二--六五八页。
12  丛维熙, “走向混沌, 上“, 《新华文摘》, 第四期, 一九八九, 八十至九
十五页。
13  黄秋耕, <<风雨年华>>,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
14  叶永烈, 同上。
1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1977, 四三六--四三七页。
16  叶永烈, 同上, 一七八页。
17  朱地, <<整风反右实录, 1957: 大转弯之谜>>,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书
海出版社, 一九九五。
18 See, for instance, Byung-Joon Ahn, 'Adjustement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ir Ideology and Legacy,' in Charlmer Johnson, ed., Idoelogy and 
Politci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1973, pp. 257-300. Roderick
MacFarqu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60 , New York, 1983. Joseph Williams, 'A Tragedy fo Good Intenstions:
 Post-Mao View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ct.) 1986, No.
 12, pp. 419-458. Aflred Chan, The Dynamics of Policy-Making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PhD disserta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88. Fele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London, 1965. Isabel and David
Crook, 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 London, 1966. Xie Chuntao, dayuejin
 de kuanglan (The Raging Wav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Zhengzhou, 1990.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 (Oxfordsh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 文聿, <<中国左祸>>, 北京, 朝华出版社, 一九九三, 二八一页。
20 马其冰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 1949-1989, 增订本>>, 北京, 一九九一
, 一四八页。
21 谢春涛, <<大跃进的狂滔>>, 十二页。
22   马其冰, 同上, 一四八页。
23  权延赤在<<中国最大保皇派:陶铸沉浮录>> 中就不提这回事。
24  陈毅, “广东番余县访问记“, <<人民日报>>,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25   董存保, <<谭震林外传>> 北京, 一九九二, 一六零页。
26  李锐 <<毛泽东功过是非>>, 香港, 一九九三, 一五八页。
27  Sirin Phathannuthai, with James Peck, The Dragon Pearl,  New York, London
 and Torronto, 1994.
28  马其冰, 同上, 一四九页。
29 Geoffrey Hudson, A. V. Sherman and A. Zauberman, The Chinese Communes, A
documentary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ondon, 1959.
30  吴冷西, <<忆毛主席>>,北京, 新华出版社, 一九九五, 一零七页。
31 Edward Friedman et al,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1, p. 244. Barry Naughton, in Kenneth Liberthal et 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a, Fortith Anniversay, 1991. Andrew Nathan, China's Crisis, 1990,
 p. 119. The claim is also made in Jung Chang in Wild Swans. In Wen Lu, the
 estimate is forty million. See Wen Lu, zhongguo zuohuo (The Misfortune of
 Leftism in China), (Beijing: Chaohua chubanshe, 1993), p. 325.
32 Wim F. Wertheim, 'Wild Swans' and Mao's Agrarian Strategy, unpublished
 paper, p. 4.
33 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薄一波, <<领袖,元帅, 战友>>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 一九九零。
34  李建,<<中南海咏叹录>>,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 二四九页
。
35 马洛等,<<国防部长浮沉录>>,北京,昆仑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 第八十页。
36  马洛等, 同上。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九
一年。
38 权延赤, <<领袖泪>>,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 二二--二三页
。
39   马洛等, 同上, 八十七页。
40  马洛等, 六十九,七十三页。
41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二六零页。
42  黄克成, 同上, 二六二页。
43 刘金田, 主编 ,《邓小平的历程 (下):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 解放军文
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 一零五页。
44  马洛等, 一百七十三页。
45  黄克诚, 同上,二七零页。
46  叶永烈说,是李锐自己承担了责任才救了田家英。 见叶永烈,<<中南海秘录>>, 香
港, 益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一二三页。
47 高皋, 严家其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
48 任建树等,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
。
49  江佩,<<红卫兵狂飙>>,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第五页。
50  周长明,<<血泪真诚>> ,南昌, 百花州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梁晓声,<<一个
红卫兵自白>>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老鬼, <<血色黄昏>>, 北京
, 工人出版社, 一九八七。
51  江佩, 同上。
52 于辉,<<红卫兵秘录>>, 北京 ,团结出版社, 一九九三。
53  杜鸿林, <<风潮荡落>>, 深圳, 海天出版社, 一九九三, 第十一页。
54  杜鸿林, 同上, 第十一至十二页。
55   杜鸿林, 同上, 四十三页。
56   杜鸿林, 同上, 七十八页。
57   费声, <<热血冷泪>>, 成都, 成都出版社, 一九九三,向克孝等,<<知青档案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石肖岩等,<<北大荒风云录>>, 北京, 中
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九零。
58 权延赤, <<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59  郭金荣,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一九九零, 一一
七页。
60  名单包括宋庆龄, 郭沫若, 傅作义 和人大及其他的民主人士。
61   王年一采访, 一九九二年五月, 北京。
62   叶永烈 <<张春桥传>>。
63  见<<告全市人民书>>,<<文汇报>> ,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号。
64  见<<紧急通知>>, <<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号。
65  金春明, <<文革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五。
66 Robert Field,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Quarterly, No. 108 (Dec. 1986, p. 629.
67 Robert Field, ibid, p. 632.
68 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69  Stephen Endicott, Red Earth: Revolution in a Sichuan Village, (Toronto:
NC Press Limited, 1989).
70  Mobo C. F. Gao, ibid.
71  见高默波, “毛泽东幽灵还在大陆徘徊: 毛死后的中国经济改革以及中国人的态
度,”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 第七期,(春季)一九九六, 第一四零至一五八页。

72  与吴洪森的的谈话,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
73  对有关三线工厂的投资及其对中国工业的后果, 请看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 Decentralisation,
 and Leap Forward,'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P. W. Wong and David
 Zweig,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isty Press, 1991, pp. 153-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