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 |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及相关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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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马列之声公众号旧号未发表的素材之一。


一、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

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写作时起,任何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其次,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论,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规律第一次同时有政治经济学的和现实的(博物学的)论据,而他从以前的著作家那里借用的关于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荒谬说法,则是一种纯粹空想的假设。…

…把马尔萨斯的著作同安德森的著作仔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知道安德森,并且利用安德森。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只要把他论人口的著作第一版宋体">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牧师的著作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

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观点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维护鼓励谷物输出的出口奖励和限制谷物输入的进口税,决不是从地主的利益出发,而是认为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过度等等辩护。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续)>》

安德森是人口论的死敌,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指出,土地有不断增长的持久的改良的能力:

“通过化学作用和耕种,土地可以越来越得到改良。”

“在合理的经营制度下,土地的生产率可以无限期地逐年提高,最后一直达到我们现在还难于设想的程度。”

“凡人口增加的地方,国家的生产也必定一起增加,除非人们允许某种精神的影响破坏自然的经济。”

“人口论”是“最危险的偏见”。安德森力求用历史来证明,“农业生产率”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随着人口的减少而下降。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续)>》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他1815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的著作,部分地是要证明他以前为生产者的贫困所作的辩解,但首先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特别是要证明英国立法当时为了保护贵族利益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倒退措施是正确的。最后,[498]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反对李嘉图的,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及其生产率依以发展的那些规律的绝对要求,纳入从土地贵族、国教会(马尔萨斯所属的教会)、政府养老金领取者和食税者的现有利益看来是“有利的”和“适宜的”“范围”。但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续)>》

马尔萨斯牧师就完全不同了。他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役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但是】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减少地主的“地租”时,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威胁国教会的“什一税”或“食税者”的利益时,或者,在为了一部分代表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去牺牲另一部分本身利益阻碍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时,——总之,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续)>》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部著作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词汇;这本书只应看作卡普勒教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应看作是用阿伯拉汗·圣克拉文体对唐森、斯图亚特、华莱士、埃尔伯等人的论断的改写,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众化的形式来引人注意,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大众的憎恨。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续)>》

达尔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在达尔文的著作中,例如在谈到物种灭绝的地方,也有在细节上(更不用说达尔文的基本原则了)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反驳。而当马尔萨斯的理论以安德森的地租理论为依据时,他的理论又被安德森本人驳倒了。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部分<剩余价值理论(续)>》

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第二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规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来说倒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

——马克思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然而,为了驳倒对人口过剩普遍存在的恐惧所持的根据,让我们再回过来谈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下面这种计算上: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32……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按算术级数1+2+3+4+5+6增加。差额是明显的、触目惊心的,但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证明过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土地的扩大是受限制的。好吧。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我们假定,由于增加劳动而增加的收获量,并不总是与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这时仍然还有一个第三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可见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够的荒地可容下欧洲的全部人口”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错误的论据。

——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
……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绝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科学家称心如愿的。

——恩格斯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上的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迄今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恩格斯 《反杜林论》

此外,我不明白,怎么能够在现在谈论补充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这一理论是以人口的增长超过生存资料的增长这一论断为基础的,而伦敦现在的粮食价格是一夸特二十先令,即不到1848-1870年时期平均粮价的一半,世所公认,现在生存资料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人口还没有多到要把生存村资料消耗完!如果在俄国农民不得不将他们自己食用必需的粮食卖掉,他被迫这样做当然不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而是由于税吏、地主、富农以及其他等等的压力。据我所知,阿根廷小麦价格低廉对整个欧洲(包括俄国在内)农业危机发生的影响,比别的什么都大。

——恩格斯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按照最有才智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的《人口原理》第1卷第 1、2章),“人口过密”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将使粮食生产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的需要。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土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 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资本却闲置在钱柜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 14或16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所事事,无活可干,活活饿死。或者,这种分立现象并不同时发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这时,大家都工作,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滞到来,农业不值得费力去经营,大片土地荒芜,资本在正在流动的时候凝滞,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因财富过剩、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经济学家不能承认事情这样发展是对的,否则,他就得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放弃自己的全部竞争体系,就得认识到自己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是荒诞无稽的。但是,既然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为了使这种事实与理论一致,就发明了人口论。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一当生产增加,人口也以同样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可是这样做了以后,又会出现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又会马上被另一次繁衍的人口填满,于是,以前的贫困又开始到来。据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仅在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状态下都是如此;新荷兰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个野蛮人,却也和英国一样,深受人口过剩的痛苦。简言之,要是我们愿意首尾一贯,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从这种阐述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穷人是过剩人口,所以,除了尽可能减轻他们饿死的痛苦,使他们相信这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级的唯一出路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这样做不行,那么最好还是像“马尔库斯”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种国家机构,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按照他的建议,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此数的孩子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施舍被认为是犯罪,因为这会助长过剩人口的增长;但是,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监狱——这正是英国通过“自由的”新济贫法已经做的——,却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论很不符合圣经关于上帝及其创造物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动用圣经来反驳事实,是拙劣的反驳!”

我是否还需要更详尽地阐述这种卑鄙无耻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并进一步探究其结论呢?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一切战争和垄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与这种理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拱顶石,这块石头一旦坠落,整个大厦就倾倒。因为竞争在这里既然已经被证明是贫困、穷苦、犯罪的原因,那么谁还敢对竞争赞一词呢?

艾利生在上面引用过的著作中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他诉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马尔萨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消费所需的东西。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衍,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则成长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可是,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最后也得出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结论。他虽然证明了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提出他的原理的事实。

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写作时起,任何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马尔萨斯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考察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选出一个事实,对其他事实不予考虑,因而得出荒谬的结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出生,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为止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经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斯的功绩。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由于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仅就其最终结果而言;而生活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这里暴露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矛盾。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不是现实的需求,他所说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但是,如果事实是这样:每一个成年人生产的东西多于他本人所消费的东西;小孩像树木一样能够绰绰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费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么就应该认为,每一个工人必定能够生产出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社会必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该认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会向往的礼物。但是,由于经济学家观察问题很粗糙,除了以可触摸的现金向他支付的东西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对立物中,以致连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使他无动于衷。

我们干脆用扬弃矛盾的方法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一方面的人口过剩和另一方面的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关于一国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会消失,那种认为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消失。这种见解是基督教经济学的顶峰,——而我们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经济学,这一点我可以用任何命题和任何范畴加以证明,这个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做的;马尔萨斯的理论30只不过是关于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二者的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我希望也在经济学领域揭示这个对宗教来说并与宗教一起早就解决了的矛盾的虚无性。同时,如果马尔萨斯理论的辩护人事先不能用这种理论的原则向我解释,一国人民怎么能够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并使这种解释同理性和事实一致起来,那我就不会认为这种辩护是站得住脚的。

可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变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变革,原因是只有这种变革,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简易的办法。我们由于这个理论才开始明白人类的极端堕落,才了解这种堕落依存于竞争关系;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当国民经济学主张需求和供给始终相符的时候,它立即忘记,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人的供给(人口论)始终超过对人的需求;因而,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整个生产的重要结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显著的表现。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第2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基础,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硬搬进社会学,而在于把生物学的概念笼统地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列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在土地属于大小占有者的农业国家里,只要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还没有巩固,希望靠该地域的产品过活的劳动力和消费者的经常过剩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问题》第157—158页)朗格简单地搬出这种纯粹的马尔萨斯原理,而没有提出任何论据。他一再重复这个原理说:“不管怎样,这样的国家的人口即使绝对稀少,也总要呈现出相对过剩的征象”,“市场上劳动的供应通常过多,而需求仍然很低”。(第158页)但这一切仍然是毫无根据的。从哪里可以看出“工人过剩”是真正“不可避免的”呢?从哪里可以看出这种过剩同人民习俗中缺乏自愿节育风气有联系呢?在谈论“人民习俗”之前,不应当先看看人民生活于其中的生产关系吗?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朗格所说的那些大小占有者在物质财富的生产上是这样结合起来的:小占有者从大占有者那里取得养活自己的份地,并为此而给大占有者服徭役,给他们种地。其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遭到了破坏,人道思想冲昏了大占有者的头脑,他们竟“使自己的农民连同土地得到了解放”,就是说,割去了农民20%左右的份地,同时迫使农民支付上涨了一倍的地价来购买其余的80%。显然,这些因此而保证没有“无产阶级脓疮”的农民,为了生存,照旧要给大占有者做工,但他们现在已不是象从前那样按农奴主管家的命令做工,而是按自由契约做工了。这样,他们互相争抢工作了,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联系在一起,而是各人经营各人的了。这样争抢工作必然会把某些农民排挤出去:既然他们由于份地的缩小和税款的增加,比起地主来力量更弱了,那么,他们的竞争一定会提高剩余产品率,所以地主有较少的农民也就可以经营了。无论自愿节育的风气在人民习俗中如何巩固,人口“过剩”的形成总是不可避免的。朗格这种忽视社会经济关系的论断,只是清楚地证明他的方法毫不中用。除了这样的论断外,朗格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他说,厂主很愿意把生产移到偏僻的乡村,因为那里“时时刻刻为任何工作准备着必要数量的童工”(第161页),但他不去探讨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生产方式促使父母“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受人盘剥。……

——列宁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1762—1846年期间的资料表明,人口的增殖总的说来是并不快的:每年的增长率为1.07%—1.5%。此时人口增殖较快的,据阿尔先耶夫说,是那些“种谷物的”省份。司徒卢威先生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对于原始形式的人民经济来说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增殖直接依赖于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而且这种依存关系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在起作用(第185页)。“土地面积愈大,土壤的天然肥沃程度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愈大。”(第186页)这个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为这里仅仅根据一件事实,即欧俄中部各省在1790—1846年内人口增长最慢的是弗拉基米尔省和卡卢加省,就得出了一个完整的关于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难道可以根据“土地面积”来判断居民的生活资料吗?(即使承认依据这样少量的资料可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要知道,这些“人口”并没有把他们所取得的“天然肥沃”的产品直接归自己,他们是跟地主、国家分享这些产品的。这种或那种地主经济制度(代役租或徭役租,两种租的数额及其征收方式等等)对人们获得“生活资料”数量的影响,要比不归生产者绝对占有和自由占有的土地面积的影响大得无法比拟,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不仅如此。尽管有表现为农奴制度的社会关系,人们当时就已被交换联系在一起了,作者说得很对,“加工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即社会的全国的分工,在改革前的时代就已存在”。(第189页)试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们要认为生活在沼泽地带的弗拉基米尔省手工业者或商贩的“生活资料”不如握有“天然肥沃的土地”的坦波夫省粗野农民那样充裕呢?

接着,司徒卢威先生列举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资料。他引证过的那些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归之于“生活水平下降”(第189页)。作者得出结论说:

“我们所以谈到解放前农奴人口减少的事实,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俄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我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人口,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和社会法律条件下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因为这些条件对将近40%的人口的稍微迅速的增殖,都是非常不利的。”(第189页)既然农奴制的社会制度把这些生活资料直接送到一小撮大土地占有者的手里,而不给人民群众(要研究的却正是他们的增殖),那么这与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规律”有什么关系呢?作者认为人口增加最少的,是土地不肥沃、工业不发达的省份,或者是人口稠密的纯粹农业的省份,能不能承认这种见解有什么价值呢?司徒卢威先生想把这个事实看作 “非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的表现,认为这种人口过剩即使没有商品经济也一定会产生的,“是适合自然经济的”。但是,同样有理由,甚至更有理由说,这种人口过剩是适合农奴制经济的,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由于对农民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而剥削的加重又是由于商品生产在地主经济中增长起来,因为地主开始使用徭役劳动来生产出卖的粮食,而不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作者举出的例子是反对他自己的,这些例子说明,决不能忽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发展阶段而按照人口增殖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公式来建立抽象的人口规律。

——列宁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工人阶级不会在斗争中灭亡,而会在斗争中成长,巩固,团结起来,受到教育和锻炼。对于农奴制度、资本主义和小生产,我们是悲观的,但是对于工人运动及其目的,我们是非常乐观的。我们已经为新的大厦奠定了基础,我们的子女将要把它建成。

正因为这样——也只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死敌;新马尔萨斯主义是落后的利己的男女市侩的思潮,这些人恐惧地咕哝说:我们自身,上帝保佑,还能勉强维持下去,至于孩子最好别再生了。

当然,这丝毫也不妨碍我们要求无条件废弃一切惩罚堕胎的法律,也不妨碍我们拥护传播有关避孕方法的医学著作等等。这些法律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假道学。这些法律并不能治好资本主义的脓疮,反而会使这种脓疮更加恶化,使被压迫群众受到更大苦痛,医学宣传的自由和保护男女公民的起码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社会学说是另一回事。觉悟的工人永远要进行最无情的斗争,来反对把这一反动的怯弱的学说加到现代社会最先进的、最强大的、最有决心去进行伟大改造的阶级的身上的企图。

——列宁 《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二、对“土壤肥力递减规律”的批判

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求愈多,土质就变得愈坏。土地变得相对地愈来愈贫瘠了。这恰恰为马尔萨斯提供了他的人口论的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得救的一线希望。

2.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规律地)提高;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3.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相对地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九十先令下降到五十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以前,还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象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马克思致恩格斯

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触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217页这样写道:‘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依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理解,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做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的,直到19世纪初还被他在不同的著作中加以重复;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它据为己有;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对此作了阐述;1817年,李嘉图把它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它庸俗化了,最后,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显而易见”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如果后投入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所提供的产品不是递次减少而是数量相 等,那就根本用不着扩大耕地了,在原有的土地面积上(不管多么小)就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全世界的农业就可以容纳在一俄亩土地上了”。这就是常见的(也是唯一的)为这一“普遍”规律辩护的论据。任何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明白,这个论据是一个毫无内容的抽象概念,它抛开了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这些最重要的 东西。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的数量,就 必须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 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加劳动和追加 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而只是极其相对地、有条件地适用于技术没有改变的情况。所以,马克思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都不谈这个“规律”,只有象布伦坦诺之流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高谈这个“规律”,因为他们怎样也摆脱不了旧政治经济学的偏见及其抽象的、永恒的、自然的规律。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一般说来,人的劳动是无法代替自然力的,就象普特不能代替俄尺一样。无论在工业或农业中,人只能在认识到自然力的作用以后利用这种作用,并借助机器和工具等等以减少利用中的困难。说原始人获 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的无偿赐物,这是拙劣的童话,连刚进大学的学生听了也会给布尔加柯夫先生喝倒彩。过去从来没有过什么黄金时代,原始人完全被生存的困 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所压倒。机器和更完善的生产方式的采用,使人类进行这一斗争,特别是进行食物生产容易得多了。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取得食 物更加困难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抬高了地租和地价,使农业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手中,使机器、工具和货币更加集中,而没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说工人生活日益困难是由于自然界减少了它的赐物,这就是充当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技术进步是“暂时的”趋势,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在技术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递次降低(而且并非永远如此)的规律,却“具有普遍意义”! 这就如同说,火车在车站停车是蒸汽机运输的普遍规律,而火车在两站之间行驶却是使静止的普遍规律不发生作用的暂时趋势。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现象,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农业国家和进口粮食的国家,都可以看到。……19世纪的全部历史,用极为不同国家的大量资料确凿地证明:技术进步的“暂时”趋势使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完全不发生作用,技术的进步可以使相对(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的农村人口为日益增多的总人口生产愈来愈多的农产品。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在农村人口减少或者绝对增加量极小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农业进步,完全粉碎 了布尔加柯夫先生妄想复活马尔萨斯主义的荒谬尝试。在俄国的“前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司徒卢威先生大概是第一个在他的《评述》中作了这样的尝试,但终究不过是一些羞答答的、吞吞吐吐的、模棱两可的意见,一些没有考虑成熟、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观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却更勇敢更彻底,他毫不犹豫地把“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变为“文明史上最重要的规律之一”(原文如此!第18页)。“19世纪的全部历史……以及该世纪的贫富问题,离开这一规律是无法理解的。”“我毫不怀疑,社会问题,按它现在的提法,是同这一规律密切联系的”(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在他的“研究性著作”第18页上就宣布了这一点)!……他在该书的结尾说:“毫无疑问,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某一部分贫困应该算作绝对贫困,即生产的贫困,而不是分配的贫困。”(第2卷第221页)“在我看来,农业生产的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形式的人口问题,至少在目前已经成为农业经营中比较广泛地实现集体化或协作化原则的主要困难。”(第2卷第265页)“过去给将来遗留下来的、比社会问题更可怕、更困难的粮食问题,是生产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第2卷第455页),如此等等。这一“理论”同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有密切联 系,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因此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就用不着多谈了。向马尔萨斯主义献媚的批判,按其必然的逻辑发展,一定会成为最庸俗 的资产阶级辩护术;我们所引的布尔加柯夫先生的结论,就再坦率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有些著作家也和布尔加柯夫先生一样,把“粮食问题”说得比社会问题更加可怕更加重要,以此吓唬无产阶级,他们赞扬人工节制生育,说什么“调节人口增殖”是农民富裕的“根本的〈原文如此!〉经济条件”(第2卷第261页),说什么这种调节值得“推崇”,说什么“农民人口的增长在悲天悯人的〈!?〉道德论者中间引起了许多伪善的愤懑〈仅仅是伪善的愤懑,而不是对现代社会制度正当的愤懑吗?〉,似乎无节制的淫欲〈原文如此!〉倒是一种美德”(同上)。这班著作家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会竭力掩盖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阻碍,把一切都归罪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自然“规律”,把消灭城乡对立说成是“不折不扣的空想”。……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必须指出,大农户的土地单位面积产量所以最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经常(也许几乎完全是)采用泥灰石 改良土壤,较多地使用人造肥料(三类农户每摩尔根的肥料支出是0.81—0.38—0.43马克)和精饲料(在大农户中,每摩尔根是2马克,其余的农户根 本不用)。把中等农户也算作大农户的克拉夫基说:“我们的农民农户根本不花钱买精饲料。它们对进步的东西不大容易接受,尤其舍不得花掉现钱。”(第461 页)大农户的耕作制度也比较先进:我们看到,4个大农户全部都采用改良轮作制,中等农户采用这种制度的有3户(有1户还是采用旧的三圃制),小农户只有1 户(其余3户都是采用三圃制)。最后,大农户的机器也多得多。诚然,克拉夫基本人认为机器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要受他的“见解”的限制,而 要看看有关的资料。蒸汽脱粒机、马拉脱粒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条播机、撒粪机、马拉搂草机、辗压机等8种机器在上述3类农户中的分配情况如下:4个大 农户共有29架机器(其中有1架蒸汽脱粒机),4个中等农户共有11架(1架蒸汽脱粒机也没有),4个小农户只有1架(马拉脱粒机)。当然,农民农户的任 何崇拜者的任何“见解”,也不能使我们相信,谷物清选机、条播机、辗压机等等竟会不影响单位面积的产量。……

——列宁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争夺新土地的竞争”,那是因为资产者有意无意地忽视问题的社会历史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认为海外竞争的原因是海外那些不用付地租的土地在破坏过分昂贵的粮食价格,而这种粮价过去是欧洲各古老国家的资本主义靠极大地抬高地租来保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或者是故意瞒着自己和别人)土地私有制所造成的昂贵的地租是农业进步的障碍,而把这一切归咎于土地肥力递减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天然”障碍。

——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三、对劳动基金学说的批判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用来流通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对全年或对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如此,对一年中平均的每一天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量,姑且不论人口的变化,它也必然如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一旦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量,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比如说是8,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武断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是很愚蠢,那么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者,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
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的分配。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者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
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
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受到抵销。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们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
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会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大体来说,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供不应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670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在种种数学公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手法。数学在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被滥用了。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



四、驳斥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若干错误论断

再举一个例子……因为在史前时期没有阶级斗争,他们(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等人)便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这样一个“更正”: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
……
……其次,我们的哲学家(注:即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等人)说,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作唯物主义而已。……马克思在上述引文中说,对政治法律形式的说明要在“物质生活关系”中去寻找。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这一点的解释很独特,值得拿来分析一下。他说:“无论我们怎样玩弄子女生产这个术语,以图在它和经济唯物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无论它在锚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怎样同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其他现象交织着,但它毕竟有它本身的生理根源和心理根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您这一番子女生产有其生理根源的话,莫非是说给吃奶的孩子听的吗!?您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而这使我们联想到,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不仅没有弄清楚历史,也没有弄清楚心理学。毫无疑问,氏族联系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但关于直接的两性联系和家庭联系,却未必能同样有把握地这样说。固然,它们在整个日益复杂的生活影响下有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只要有一定的辩证技巧就可以证明:不仅法律关系,就是经济关系本身也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我们不准备研究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举出遗产制度来说一说。”
……
……总之,子女教育列入了遗产制度!……总之,遗产制度所以是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上层建筑,是因为没有子女生产就不可能有遗产制!是呀,这真算是发现了新大陆!直到现在,大家都以为子女生产不大能够解释遗产制度,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
我们可以把一句有名的格言改个样子来说:只要把“人民之友”刮一刮,就可以看出资产者的原形。的确,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这一套关于遗产制度同子女教育、同子女生产心理等等相联系的议论,不就是说遗产制度也同子女教育一样是永恒的、必要的和神圣的吗!固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想替自己留条后路,说“遗产制度在一定程度内是受经济竞争的事实制约的”,但这无非是想逃避明确回答问题的一种诡计,而且是一种手法拙劣的诡计。既然向我们只字不提遗产对竞争究竟依赖到什么样的“一定程度”,既然丝毫没有说明竞争与遗产制度之间的这个联系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那我们怎能领会这种意见呢?其实,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无论私有制或遗产,都是单独的小家庭(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和交换已在开始发展的那个社会制度的范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例子所证明的,恰巧和他所想要证明的相反。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举出这两件事实,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给予我们的不过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的庸俗见解而已,其所以是庸俗见解,是因为他用子女生产及其心理来解释遗产制度,而用氏族联系来解释民族;其所以是资产阶级的,是因为他把历史上一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范畴和上层建筑,当作同子女教育和“直接”两性关系一样普遍的和永恒的范畴。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其次,为了表明把子女生产扯到唯物主义上面去是完全不正确的,表明这不过是玩弄字眼,于是批评家就来证明经济关系是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这位严肃的批评家在这里为了教训唯物主义者所作的指点,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遗产制度非有子女生产不行,复杂的心理是同这子女生产的产品“结合着”的,子女是以父辈的精神来教育的。顺便我们也知道了民族联系就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