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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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5月31日〔6月13日〕)



从1905年起,工商业部所作的 官方的罢工统计中,经常把罢工分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两类。他们这样分类,是因为生活中产生了罢工运动的一些特殊形式。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结合,就是这 种特殊性的主要特点之一。现在,罢工运动日趋活跃,为了进行科学分析,为了对事件采取自觉态度,就要求工人仔细认清俄国罢工运动的这个特点。

首先让我们从政府的罢工统计中引用几个主要的数字。在1905—1907这3年中,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政府的统计只是计算了工 厂的罢工,而矿业企业、铁路、建筑工程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许多其他部门的罢工并未计算在内。但是,即使单算工厂罢工的人数,1905年就有2863000 人,即将近300万人之多;1906年有1108000人,1907年有740000人。而从1894年到1908年整个这15年当中,即在欧洲已开始有 系统地编制罢工统计的时期,一年之内罢工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也只有660000人。

可见,是俄国工人第一次在世界上开展了我们在 1905—1907年所看到的那样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现在英国工人在经济罢工方面又给了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俄国工人所以起了先进作用,并不是因为他 们比西欧的工人更强大、更有组织、更成熟,而是因为西欧还不曾发生过有无产阶级群众独立参加的全国性的大危机。将来这些危机到来时,欧洲群众性的罢工会比 1905年的俄国还要强烈。

这个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对比情况怎样呢?政府的统计对这一点作了如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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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两种罢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05年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其特点是斗争具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这一年的政治罢工是以经济罢工作为坚实牢固的基础的。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超过了政治罢工的人数。

我们看到,在1906年和1907年,随着运动的低落,经济基础削弱了:1906年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降低到罢工总人数的4/10,1907年降低到3 /10。可见,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是相互支持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而且具有全民意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 的。在运动初期,经济罢工往往带有一种唤起和推动落后、使运动普遍发展、把运动提到更高阶段的性质。

例如,在1905年的第一季度, 经济罢工显然超过了政治罢工,参加经济罢工的有604000人,参加政治罢工的只有206000人,而在1905年第四季度,情况就相反了:参加经济罢工 的有430000人,而参加政治罢工的有847000人。这就是说,在运动初期,许多工人把经济斗争放在第一位,而当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情况就相反 了。但是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系,始终都是存在的。再说一遍,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能实现伟大目标的运动。

在政 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的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驱者、领袖的作 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具有全民的性质,也就是说触及到全国政治生活的根本的最深刻的条件。正如所有对1905—1907年这个时期进行科学研究的 人所指出的,政治罢工的这种性质,使得所有的阶级,当然特别是居民中最广大的、人数众多的民主阶层即农民等等卷到运动中来。

另一方 面,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 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因为工人的生 活条件“平”时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具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的能力 了。

工商业部公布的罢工统计,完全证实了工人在全面活跃时期的经济斗争的这种巨大意义。工人的冲击愈猛烈,他们争得生活的改善就愈 多。“社会的同情”和生活的改善都是斗争高度发展的结果。如果自由派(和取消派)对工人说:“社会”同情你们,你们就强大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工人 说:你们强大了,“社会”就会同情你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居民当中的各种民主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农民、同工人生活有密切接触的知识分子、职员等等。

1905年的罢工运动规模最大。结果怎样呢?我们看到,正好是这一年,工人争取到的生活改善最多。政府的统计表明,1905年,100个罢工者当中,只 有29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是说完全失败了。而1895—1904年这10年当中,100个罢工者中间有52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 就是说,运动的群众性使斗争的成功率大大地提高了,几乎提高了1倍。

当运动开始减弱时,斗争的成功率也就开始降低:1906年,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的,确切些说,失败了的,100个罢工者当中有33人,而在1907年有58人,1908年100个罢工者中甚至达到69人!!

可见,许多年来的科学统计资料完全证实了每个自觉的工人的亲身体验和观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必须结合起来,而在真正广泛的全民的运动中,这种结合也是必然的。

同样,现在罢工运动的浪潮也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1911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比1910年增加了1倍(10万比5万)。但是这个数目毕竟非常小;纯粹的经 济罢工在当时依然是一种涉及面比较“狭小”的事情,还不具有全民的意义。相反,现在每个人都看得清楚,今年的罢工运动在著名的四月事件以后正好具有了这种 意义。

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对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客(取消派)力图对运动性质作的歪曲进行反击。自由派谢韦里亚宁先生在 《俄罗斯新闻》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反对把经济“要求”或“其他什么〈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要求”同五一罢工“搅在一起”,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表示同 意这种看法,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主要之点。

这位自由派先生写道:“把这种罢工偏偏同5月1日这个日子联系起来,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10%,更是有点奇怪。”(《言语报》第132号)

工人完全明白的东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捍卫资产阶级及其巨额利润的人才会嘲笑“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工人却知道,正是这种增加工资的要求的广 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冲击的力量并赢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因此,应当坚决反 对谢韦里亚宁先生、《俄罗斯新闻》和《言语报》所散布的自由派的歪曲,要尽一切力量不让工人上这种劣等参谋的当。

取消派弗·叶若夫先 生在取消派报纸《涅瓦呼声报》[169]第1号上也散布了同样的纯粹自由派的歪曲,虽然他是从另一个稍微不同的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的。弗·叶若夫先生特别谈 到了五一罚款所引起的罢工。作者公正地指出了工人的组织性不够,但是他从这个公正的指责出发作出了最错误的也是对工人最有害的结论。叶若夫先生认为,一个 工厂单纯为了抗议而罢工,而另一个工厂又把经济要求结合进来等等,这就是没有组织性。实际上,罢工形式的多种多样根本不是什么没有组织性:一定要形式千篇 一律才算有组织性,那就未免太愚蠢了!没有组织性根本不表现在叶若夫先生所找的地方。

而他的结论就更糟糕得多了:

“因此〈就是说,因为罢工的多种多样以及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各种不同形式〉在相当多的场合下,抗议的原则性(要知道,不是为了25个戈比而罢工)模糊了,被经济要求弄得复杂了……”

这是真正令人愤慨的、彻头彻尾荒谬的、彻头彻尾自由派的议论!以为“25个戈比”的要求能够“模糊”抗议的原则性,那就是堕落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水平。恰 恰相反,叶若夫先生,对25个戈比的要求不应该嘲笑,而应该完全承认!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这种要求不会“模糊”,只会加强“抗议的原则性”!第一,改 善生活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第二,如果我们所反对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三种或更多的压迫的表现,那我不是在削弱,而 是在加强我的抗议。

任何一个工人都会愤怒地批驳叶若夫先生对事实进行的这种令人愤慨的自由派的歪曲。

叶若夫先生决不是说错了话。他后面写的东西还要可恶:

“亲身的经验一定会提醒工人,用经济要求把自己的抗议弄得复杂化,正如用原则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不对,一千个不对!《涅瓦呼声报》刊登了这种言论,真是可耻。叶若夫先生觉得不适当的,倒是完全适当,每个工人亲身的经验和俄国很大一部分工人最近的经验所说明的,正好同叶若夫先生的指教完全相反。

只有自由派才会反对用“原则性的要求”来把最“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取消派用“平常的”罢工的尺度来衡量现在的运动,是大错而特错了。

叶若夫先生企图用别人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自由派私货,真是枉费心机,他把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相结合的问题同为这两种罢工作准备的问题混为一谈,也是枉费 心机!当然,要准备一切并作好自身的准备,而且要准备得尽量扎实一些、齐心一些、团结一些、周密一些、坚定一些,这样做是最好不过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但是,同叶若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应当准备的正好是把这两种罢工结合起来。

叶若夫先生写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罢工的时期。如果把经济罢工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织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这样混在一起,对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从这些话里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一个取消派堕落到了一个平庸的自由派的水平。每一句话都错了!必须把每一句话都完全颠倒过来,才能得到正确的东西!

说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罢工的时期,这不对。正好相反。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经济罢工的时期。我们面临的是政治罢工的时期。叶若夫先生,事实胜过你们自由派的歪曲,如果你们能够看到工商业部所收集的罢工统计卡片,那么,就连政府的这个统计也会完全把你们驳倒。

说“交织在一起”是错误,这不对。正好相反。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特殊性、整个意义、整个必要性、整个在原则上的重要性,那才是无法挽回的错误。幸好工人们很懂得这一点,而且对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宣传嗤之以鼻。

最后,说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罢工“都是有害的”,这也不对。正好相反。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罢工都有利,会使这两种形式的罢工都得到加强。

叶若夫先生对他所发现的某些“激烈人物”教训起来了。请听吧:

“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绪……”——颠扑不破的真理!——“……必须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征求新的会员……”

完全对,但是……但是,叶若夫先生,把“组织上的巩固”仅仅归结为巩固工会,那是不能容许的!取消派先生,请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现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中于群众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这是自由派对工人的诽谤。工人并没有“反对工会”,从工人那里吃到了苦头,并且今后还会吃到苦头的是取消派。工人反对的是叶若夫先生在上面那段话里明确表达的意思:把组织上的巩固仅仅归结为巩固“工会”。

工人并没有“反对工会”,而是反对充斥于叶若夫先生文章中的自由派对工人斗争性质的歪曲。

俄国工人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己的运动的伟大的全民意义。俄国工人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荒谬和贫乏,他们对这种政策总是嗤之以鼻。


载于1912年5月31日《涅瓦明星报》第10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17—324页


【注释】

[169]《涅瓦呼声报》(《Невский Голос》)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周报),1912年5月20日(6月2日)—8月31日 (9月13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9号。该报由Д.Ф.科斯特罗夫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尤·查茨 基等。该报的前身是《现代事业报》。——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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