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阿明的Chin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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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马宁 科学的历史观 昨天(2018年8月13日23时50分——转载者注)

埃及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于8月12日在巴黎去世,享年86岁。2013年的时候,阿明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CHINA 2013,后由某些人翻译成中文发表于观察者网。当时我写了篇批判文章,转发在这里。

五年过去了,我需要做一点补充的就是:阿明实际上可能并不如我文中说的那么不堪,他有些言论可能是有政治目的的,而且肯定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私利。但是不论如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他的那篇文章都充斥着大量的错误。一方面,我还是要对他的去世表示哀悼;另一方面,觉得还是有必要把我的这篇批判文章再贴一次。

出于某些原因考虑,对原文做了少许文字上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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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在《每月评论》杂志2013年第3期发表China 2013,现已翻译成中文,标题改为《小农生产的“中国特色”——中国2013》发表于观察者网上。全文分成三次刊出。

笔者认为,阿明的这篇文章,充斥着大量的事实和理论错误,这些错误之低级让人难以置信。笔者一向对所谓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等等之类的玩意不以为然,阿明的这篇文章,再一次证实了笔者一贯的立场:伪装成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变态的心理和行为。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展开评论前,先扯几句题外话。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什么是世界观,什么是方法论?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对这几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具体化的世界观就是立场,对各种社会和自然现象的基本立场。基本立场的实质就是原则,原则就是必须坚持的东西,是不能用来做交易的。凡事先讲原则,再将方法。就如同学习任何一门学科,先学会了基本的原理,再去学那些技巧性的东西;如果原理还没搞清楚就去玩技巧,最多也就是个奇淫巧技,决大多数甚至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原则性的东西不应是盲从,而应是理性的接受。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特别如此。正因为是经过深思熟虑认同和接受了某种世界观,所以才要加倍珍惜自己的信仰和立场。立场不稳常常表明一个人思想的不彻底和矛盾。世界观清晰了,才可能谈得上方法论。不谈世界观,光谈方法论,就如同秉承牛顿的时空观却要应用爱因斯坦的数学公式去解决问题一样荒谬。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说这些题外话,目的只是为了说明:当一个人在一系列根本的原则问题上轻飘飘地说马克思这里错了,列宁那里错了,革命什么地方错了,却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妄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考察和解决问题,决无可能。

二、阿明说第二国际的土地理论

阿明在文中写道:

第二国际将农民对私有产权的难以遏制的渴求视为理所当然,这符合19世纪欧洲的现实……新制度将土地视为一种商品,即所有者可以自由处分(也就是买卖)的货物。尽管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们谴责这种观念,但他们还是接受了“资本主义革命”所造就的既成事实。

他们还认为小农经营是没有未来的,而未来属于类似于大工业的、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企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将使土地高度集中,并使土地的利用率最大化(参见考茨基对这一问题的著述)。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在两种意义上,农民经济被资本主义家庭农业取代:一是后者为了市场而生产(农场自身的消费变得无足轻重);而另一个是对现代农业装备、工业上游产品(指的是农药、化肥、种子等农资——译注)和银行信贷的利用。更有甚者,用每名工人每年每公顷的产量作为口径进行比较,这种资本主义家庭农业也比大农场更有效率。这个结果并没有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资本主义的农民普遍地受到垄断资本的剥削。这些垄断资本控制了上游产品和信贷的供应,以及农业产品的下游市场。这些农民已经被转变为主导资本的分包商。

因此,由于第二国际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们抱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即在每个经济领域中(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大企业都总是要比小企业更有效率,他们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废除(也就是土地的国有化)将建立大型社会主义农场(和未来苏联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类似)。然而因为革命并未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中(即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发生,他们未能对这些措施进行任何试验。

阿明对所谓“资本主义家庭农业”取代传统农业的说明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先不在这里展开,因为后边要详谈。这里只要先指出一点就可以了: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存在着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了市场而生产并不罕见。至于说农业对所谓现代农业装备、工业上游产品和信贷的依赖,这种把判断一种生产方式的标准归结为具体的某些产品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也是完全错误的。

正因为阿明的这种错误理解,他才武断地认为第二国际把资本主义农业简单地等同于大农场,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废止将建立大型社会主义农场。这不符合事实。阿明对第二国际的土地思想的理解,如同他对中国的理解一样,完全来自于二手资料。不过笔者对第二国际没有好感,不打算为第二国际多说什么,反正后边会有相关的正面阐述。

三、阿明说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理论

阿明在讲完第二国际后说道:

布尔什维克们一直到1917年都笃信这种教条。他们计划着要把俄罗斯贵族的大地产国有化,而将公社土地保留归农民所有。然而,他们随后就被夺去了大量地产的骚动农民打了个猝不及防。……在俄罗斯,1917年夏天造成的既成事实(即农民骚乱——译注)抹杀了在之后的时间里,与贫农、中农建立反抗富农的联盟的可能性。这是由于前两者急于保卫其获得的私有财产,因而更倾向于跟从富农而非布尔什维克。……俄国在当时面对1917年农民骚乱的既成事实,只能承认受益人对分配土地的所有权。

首先,这里存在着逻辑上的混乱。如果第二国际的思想是建立大型社会主义农场,就不存在讲公社土地保留给农民这种可能。

其次,布尔什维克早就明确土地国有的主张了。在写于1907年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中(这书很有名,我想阿明至少应该知道它),列宁写道:“社会民主党人究竟应该主张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归农民私有呢,还是主张地主土地地方公有化或全部土地国有化。”然后列宁用一整本书来论证全部土地(不是地主土地而是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正确性。也就是说,在1905年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已经明确提出了全部土地国有化的要求。。阿明所谓“将公社土地保留归农民所有”是对列宁主义的惊人无知,对列宁主义思想史的惊人无知。

第三,在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的当天,工兵代表苏维埃就通过土地法令,申明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根本不存在什么“被夺去了大量地产的骚动农民打了个猝不及防”。而且,如果真有什么“被夺去了大量地产的骚动农民打了个猝不及防”,那么就是骚动农民把土地私有化了,而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土地按照土地法令的规定实现了国有化,根本没有私有化过。这个宣布国有化的土地法令是受到农民拥护的。

并且也没有什么“1917年夏天造成的既定事实”。1917年夏天还没有十月革命,什么“事实”都不存在。

第四,在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时期,农民是与工人阶级结成了同盟,反抗富农和白俄武装的。列宁指出过,农民被亲身经历所教训,意识到必须同苏维埃政权合作,才能保住胜利果实。如果农民倾向于富农而不是布尔什维克,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天也执行不下去的,列宁们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的。

四、阿明讲中国

阿明说:

实际上,中国从1950年开始就已经走上了一条独创的道路,而这一道路的起源甚至可能追溯到19世纪的太平天国革命。……

我必须强调中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独特之处。农民分得的耕地并未私有化;它仍然是国家财产(这里,农村公社是国家的代表),而农村家庭所使用的仅仅是使用权。

毛以日益明确的政策,即坚持联合占多数的贫农和无地农民(即雇农——译注)、团结中农、孤立富农(使其在战争中不采取敌对态度),使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中国南方发展壮大,一直到漫长的内战和解放战争结束(这里作者使用的是the long civil war of liberation,直译应为漫长的内部解放战争,但是中国国内一般将这段历史分为国共内战<或者叫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段,它们被抗日战争分割开来——译注)。该路线的成功,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开始考虑并准备接受一种排除了土地再分配并私有化的方案。我认为毛的想法及其成功施行都能在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其历史根源。于是,毛就做到了布尔什维克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与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建立稳固的同盟关系。

首先,把毛的思想在太平天国那里找历史根源,毛和洪秀全恐怕都不会感到开心。

其次,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策不是孤立富农,而是打击和消灭富农。

第三,中国农村的土地不是国有的,这与苏联不同。阿明竟然不知道中国的土地制度,不知道在中国,农村土地是归农民集体所有的,而不是国有的。

第四,中国的这种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与阿明所谓的路线毫无关系。在解放战争时期,党先是分田地,实现土地私有化的。土地集体化是解放后进行的,这其中的历史轨迹并不难以查询,这里不做详细阐述。

第五,这种所谓的“与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建立稳固的同盟关系”并不十分稳固。不过这点见人见智,各有各的看法,我在这里只是顺便说说。

五、土地问题和社会性质

前边对阿明的批判只是扫清了外围,现在说到理论问题,这是重点。

有一些外国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以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自居,非要把中国捧成社会主义天堂,比如阿明和去年(2012年)死掉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杜建国抨击他为“婊子牌坊兼得”的斯大林份子)。还有一些中国人,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把这些老外拉出来做打手,非要借他们之口把中国捧成社会主义天堂。这些人我就不举例了。还有一些中国人,理智告诉他们中国只是还残留一点社会主义的痕迹而已,但是感情上却不愿意接受,在潜意识作用下,只要看到有人夸中国是社会主义天堂,他就瞎开心。

我自己是坚决不作这后两种人的。对第一种人,我是深深地看不起。他们的行径和骗钱没有区别。像阿明,为了捧中国,特地拉出苏联来作反面例子,为了显示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领,还顺便把第二国际也拉出来陪绑。因为赤裸裸的捧中国有点不好意思,又顺手把越南也拿出来作为典范,但是谁都知道越南革命受到中国革命很大的影响,说越南成功,实际上还是夸中国。我能体会到他写的每一个字和用的每一个手法的用意,所以我对他那些东西非常反感。

阿明这么写道:

我们不能把当代(即使迟至2013年)的中国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因为资本主义道路的基础是把土地转化为商品。

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基础并不一定需要把土地转化为商品。在这一点上,阿明先是伪造了一个第二国际的“观点”,而后把这一“观点”硬塞给布尔什维克,使这一“观点”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转变成共产主义的“信条”,用以彰显实现并突破了这一横跨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两个时代的“信条”的毛式道路的伟大。我在前边已经说明了,这些东西只存在于阿明的想象之中,并不存在于历史事实之中。现在我还要说明的是,阿明不仅仅是搞错了历史事实,而且也搞错了理论和理论史。

资本主义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后才在农业中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先走资本主义,后有土地商品化。资本主义是土地商品化的前提,而不是阿明所说的土地商品化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此外,对资本主义最有利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土地私有制,而是土地国有制。有很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土地国有,他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土地私有制就意味着存在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一阶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利用和开发土地极大的障碍。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攻击土地私有制,要求土地国有。只是在工人运动兴起之后,无产阶级提出了更彻底的要求,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土地国有的内容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消失掉。

阿明以一个经济学家自居。即使他不是经济学家,想要对土地问题发表意见,也应该先钻研一下有关的学问。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诸多著作中,多次强调土地国有是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要求;土地国有的制度安排是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阿明难道也不知道吗?

光从土地是否国有上,是不可能对一个社会的性质做出判断的。姑且假设土地国有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那么阿明一开始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也只能表明在农业上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除了农业,还有规模和实力强大得多的制造业、采掘业、服务业等等。阿明怎么可能用土地国有来说明那些经济成分也是社会主义的呢?

阿明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一样,描述了一翻中国农村的繁荣景象。“在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上,中国的农村与资本主义化的第三世界也毫无共同之处。舒适且装备完善的农村永久性建筑不仅与过去极度饥饿、贫困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也和被极端贫困所困扰的印度和非洲农村截然不同。”当阿明可耻地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否知道,中国的国家扶贫标准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平均下来每天收入6.3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在2010年农民的总支出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比重为27%,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3%。按照这个比例估算,日收入6.3元对应的日消费支出是3.95元。这不算“极端贫困、极端饥饿”吗?阿明是否知道,中国农村居民户中,超过10%的居民户人均纯收入低于这个扶贫标准?他可知道,2012年国庆黄金周,中国游客境外消费估计达480亿元人民币,这么多钱可以给中国农村收入最低的20%家庭每人补贴300多元?他所谓的“舒适且装备完善的农村永久性建筑”又有多少?他难道以为中国到处都是华西村吗?他是否知道中国很多农村居民的“永久性建筑”甚至不是砖木结构?连起码的卫生设施都没有?

在阿明那些含糊其辞的罗嗦中,一直在强调所谓小农生产与小型产业的区别。阿明在谈到欧洲的时候,也讲他所谓的小型产业具有很强生命力,不但证明了第二国际的信条是错误的,而且,虽然“这种模式正在衰退”,但是——阿明是多么聪明啊!——这不表明小型产业没有生命力,而只表明“普遍的垄断(generalized monopolies)的寻租行为的支配所产生扭曲”。这种说法除了证明阿明“扭曲”了“寻祖”这个概念之外,毫无价值。他之所以一味强调所谓小生产的优越性,甚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小农生产的地位也许仍会像先前一样重要”,只是因为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回到了家庭经营模式。作为一个献媚者,阿明说毛搞人民公社是正确的,邓解散人民公社也是对的。他的逻辑就是:只要是在中国发生的,就是正确的。这就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提到的辩护士。

所谓小农经济和小型产业的微妙区别,就在于前者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公有的,而后者则是私有的。我前边已经说明了,土地是否私有不能成为判断社会性质的依据。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依据是什么呢?判断一种农业经营的性质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如果阿明能够真正仔细的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那这根本就不成为一个问题。社会性质的本质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表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判断一种农业经营的性质是否属于资本主义,列宁早已经给出答案并多次强调过,这与农场的面积无关,并非大农场是资本主义小农场不是资本主义。完全不是的。判断的依据很简单:在农业经营中是否存在并主要是雇佣关系。对于全社会来说也是一样。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否存在着、并主要是雇佣关系?这才是回答“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唯一依据。

以农场大小来衡量是否属于资本主义,这是民粹派干的事情。他们也是这样论证俄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他们决想不到100年后,在阿明这里听到了回声。在中国大范围、大规模出现的土地流转(转租)、合作社经营,实际上就是承租人(所谓的带头人,《资本论》中的租地农场主)雇佣农业劳动者从事农业经营,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经营。

如果我们不像阿明那样围绕着农业兜圈子,而是放眼整个国民经济,就更明显了。城市土地是国有的,但是城镇土地的开发完全是资本主义式的,除非谁能证明房地产开发商和高房价属于社会主义。在二三产业中,非公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主体;即使是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也是雇佣关系,劳动者根本不是企业的主人,不是资产的所有者,对企业的经营和重大决策没有发言权。这里再次重申,生产方式体现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光用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裁决一种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是完全不够的。更何况公有制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

阿明对中国社会已发生、正在发生和行将发生的巨大转变视而不见,津津乐道于一些不存在或已消失的东西,对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做种种歪曲,是学术上的不道德、不诚实。他的这种不道德、不诚实,与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到的那些人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反映出了那些人学术上的不道德、不诚实。所有这些不道德、不诚实的人凑在一起,就有了这种不道德、不诚实的文章,而这种文章为另外一些不道德、不诚实的人所欢迎,也迷惑了一些看不透这种不道德、不诚实行径的人。

六、社会革命的动力

观察者网上刊登的阿明这篇文章的后两部分,分别改名为《作为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2013(二)》和《中国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中国2013(三)》。因为在这两部分中,阿明又阐述了一些内容,和他的第一部分不尽相同,所以做一点进一步的分析。

因为有了第一部分的详细分析,所以对他后两部分的分析可以进行得简短一些。虽然阿明在谈及土地问题的时候,说不能“不能把当代(即使迟至2013年)的中国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但是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一部分,却不但把现在的中国,而且把毛时代的中国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跨度达60多年,涵盖多个历史时期,——幸亏阿明将之定义为“过渡阶段”。

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意识的选择。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政体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每个地方都将如此。不经历这一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己并不能自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现阶段这并没有提上日程)。对于任何社会而言,要将自己从资本主义解放出来,并迈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漫长道路,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初阶段。”

这种拙劣而僵硬的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真正的革命者与冒充学究的骗子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阿明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工人与组织生产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符合资本主义的特征,……对于一个宣称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这些事是很可耻的。”为了继续他还没有完成的辩护事业,他不惜捏造出一个横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新“阶段”——国家资本主义,而且这个阶段还是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的。虽然阿明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使其许诺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但同时也加强了摈弃这种道路而纯粹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是老骗子阿明还是要转移话题虚晃一枪,“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建立了与其规模相适应的、自主的、完整的现代生产体系,其成就只有美国可与之相媲美。”

这就是说,阿明看来,中国是资本主义。因此,他之前对土地问题发表的一大堆言论就成了看似非常莫名其妙的东西,他先是警告别人不要随便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然后却自己直截了当的宣称中国就是资本主义,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他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我前边指出过,他的逻辑是只要在中国发生的都是对的,所以他必须抹杀一切本质区别,把差异如此之大的不同历史时期都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是同一种东西,以此来照顾他的老脸。第二个原因更重要,是为了证明还有推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力量

在进一步分析下去之前,我们暂且还是回到所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来。阿明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在这30年间取得的成就,并赞扬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维度重新赢得了其应有的地位”。而后阿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力图证明中国的成就并非因为中国全面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他说,“中国和苏联整合的问题从来没有存在过,不仅由于中国民族主义不接受这样的整合,可能更多地是由于中国的首要任务不需要整合。毛时代的中国尝试着用着自己的方式脱钩。……没有什么比下面的说法更荒谬的了:中国的成功主要(甚至完全)归功于对外来资本的引入。……中国和全球化的融合仍只是部分完成、且受到控制的(或者说至少是可控的,如果非要这样说的话)。中国仍然置身于金融全球化之外。……进一步来说,中国在其公有的信贷系统中保持了大量准备金。相比美国、欧洲、日本以及许多南方国家的被人认为不可忍受的负债率,中国的公共债务几乎可以忽略。因此,中国可以扩大公共支出,而没有引发恶性通胀的危险。”

苏联主导的臭名卓著的经互会之所以不成功,一是因为苏联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去支持各会员国的发展,二是因为苏联本来也不想这么去做。苏联一直把“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当作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地。如果说和美国人做生意至少还能赚到钱,那和苏联人做生意基本上是要血本无归。中国不是不需要整合,事实上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非常多。中国只是没有让苏联在中国占到什么便宜。中国的“脱钩”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中苏分裂的政治代价和必要牺牲。至于说到当前的全球化,阿明的解释也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决没有置身于金融全球化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是中国的即定目标。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国。2012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净额(不是总额)达到了3267亿美元。而且,中国的公共债务状况也决不像阿明说的那样乐观,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直是研究和争论的热点问题。

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把这30年的丰功伟绩和毛联系起来。他说,“很多人反复听到这样的说法,即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对(显而易见‘失败了的’)毛思想的抛弃、对外开放以及外国资本的注入。这个观点是非常愚蠢的。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建设作为基础,开放不可能达到众所周知的成功。和没有发生过类似革命的印度的对比能够很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毛时代打下的基础确实是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经济腾飞的基础性因素,但是这只是物质因素。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因此得出中国仍然在坚持毛思想的结论。

阿明之所以要做这两件事情,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论证目前中国仍然没有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推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于是乎,谁来推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就出现了。于是乎,阿明对土地问题的卖力歪曲的真实意图就清晰了。阿明先是恐吓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前途的。他说,“毛比列宁更加理解资本主义的道路将导致一事无成,而且中国的复兴只能由共产主义者来完成。……不仅如此,毛还认识到1949年的胜利也不意味着革命提前成功,和长期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这个中国复兴的前提条件,与可预见将来的资本主义信徒复辟之间存在的冲突。……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追赶’富裕国家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做出另外一种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阿明深情地说,“就个人而言,我一向认同毛的分析。”阿明成功的把他自己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和毛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因为在毛看来,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只是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而阿明则说中国根本还没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槛。此外,更关键的是,张春桥(在解释毛的思想方面,张春桥无疑比阿明更权威)把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可能性的经济基础就放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上(在这里不详细阐述张春桥的理论),而阿明则把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希望放在中国的土地制度上。这可真是个天大的讽刺!

前边我提到了,阿明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还有推动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定性力量。阿明装模作样地对中国做了阶级分析。他先说了中国的右派来自何处,然后阿明在文中忍不住说出了全部真相:“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观点:正如列宁认为的那样(这非常适用于俄国的状况),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不会被右派理念所鼓动。这里可以用中国与前苏联做个比较。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民并不反动,中国的农民则不拥护私有财产的原则。……相反地,今天作为小生产者(而非小财产所有者)的中国农民成为了一个不持右派立场的阶级,却会成为推动最为大胆的社会和生态政策的力量阵营的一部分。‘乡土社会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这一强有力的运动证明了这点。中国的农民基本上与工人阶级一道站在了左派阵营一边。左派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且向国家和政党机器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最终的结论出现了。推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强大力量,在阿明看来,不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而是中国的农民。他前边围绕着中国根本不存在的土地国有制的兜得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就是为了引申出这个结论。他毫不理会中国的农民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农民有着根本的历史性的不同,毫不理会中国的农村在不断凋敝,中国的农民的身份不再单纯,越来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毫不理会城市经济不但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农村经济,而且在规模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毫不理会在任何时代农民的生产方式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引导社会革命,得出了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在理论上,阿明说中国的农民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但是实际上,阿明指的就是他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到的那些和他讨论的中国人。

所以我们知道了阿明这篇文章既不是为了科学地分析中国,也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探索;他的这篇文章,是给某些中国人做的广告。这就是我的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