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集合] 大陆左翼关于当代中国帝国主义性质的争论

中国经济
中国左翼

#1

资料目录


正方观点:

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

阳和平:谁配打贸易战?&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

贸易战从何而来?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WTO

论中国垄断官僚资本的组织形式与获利能力

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

重复同样的错误 ——评“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对统计事实的应用

李民骐们“乐观主义”的逻辑

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是什么性质?

“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竟然这样引用列宁的文章


反方观点:

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与壮壮朋友谈统计(二)—— 中国工业部门的大、中、小、微企业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与壮壮朋友谈统计(一)—— 什么是“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

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

致“太平洋的风”同志 —— 关于集中、垄断、帝国主义等问题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糟点

“中帝论”是通往改良主义泥潭的迷药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逻辑





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

何宇 激流网2018 2018年7月14日

目录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五、全面评价井冈山卫士的世界观、方法论、写作脉络和逻辑

六、分歧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七、分歧的物质基础

八、结论

七月初,井冈山卫士在“红色中囯”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现在已经封杀,无法提供网页原件了。在文章第二、三部分转折处,他写道: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

为了避免琐碎而又无聊的争论,我就从正面回答上述问题开始。——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左派同志,也难以有左派同志以我为代表,如若观点一致,纯属巧合;倘若不一,那也正常得很。总之,我也决定以“我”的口吻来写作此文,以免被说成是“绑架”马列主义。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要问某一国家某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该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它的起点条件),其次是它的主要产品和产业分布特征(它是生产什么的,具体又是哪些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乃至更具体更细致的划分,生产性产业、非生产性产业),再次是它的产业份额、产业地位(占多大比例、起多大作用),然后是它的产业生产方式(小生产的、大生产的?自由竞争的、垄断的?本土的、世界的?),最后是在每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考虑它们世界总和的相互关系,并在总和的规定上重新考虑某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确定它在世界总和中的具体地位。

因此,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如从不平等交换出发——这个原理是错的——衍生出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体系的排序,把这种排序特定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因此,也不是说只有井冈山同志才讲“世界体系”、我就不讲“世界体系”,而是我们俩的“世界体系”完全是两个东西。井冈山同志的体系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建立的特定排序的体系、而我的体系却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不是一个抽象原则的关系序列就可以概括的了、把握得了的。

总之,对我而言,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每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确定它们的世界总和,继而又在世界总和的规定下重新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既不是抽象先验的整体主义,也不是狭隘直观的个体主义,而是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这就是我主张的认识资本主义及其总和(体系)、以及总和下的资本主义的方法。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既然我的方法是把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放在具体的历史起点的条件上去考察,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然也就要首先考察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它的产业分布特征、它的产业份额和产业地位、产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以及世界背景和世界影响等,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不是全面论述(我还没这个本事),而是仅仅提出要点,显然的特征是:(1)落后农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2)官/僚/集团垄断政权+(3)改革开放下各种资本主义成分的大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由竞争转向垄断、由实体转向虚拟、由生产性转向非生产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的生产方式新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当前特征,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超出列宁所讲的不平衡性,即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等。而且,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不成比例性和无政府性),更是从一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那种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外不平衡性(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从一般的自由竞争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舞台也进一步从单一国家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是(1)全球性的危机,(2)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意味着它决不是中国一国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范围的事件;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领域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不会只是一种或几种危机形式的爆发。

由此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必然是(1)全球性的斗争,(2)全面性的斗争。

因此,马列主义者仍然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坚持现代条件下一切阶级的政/治/斗争都必然要求政党的原理,从而坚持党的领导下,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一国与世界相结合的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支持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第一,这不是中国一直以来对外关系活动的全部内容(在阳和平老师《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就已经揭露了井冈山同志未予注意甚至不想注意的具有进攻性的事实);第二,这(妥协退让)也完全符合中国新兴的、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妥协性、软弱性,丝毫不影响它所同时具有的危险性。相反,它正是在危险中兼有妥协,在妥协中兼有危险。在我看来,如果不警惕和重视中国资本主义可能具有的危险性,那就不可能有效打击中国/资本主义同时具有的脆弱性,而在井冈山同志看来,“重视危险”=“黑云压顶、绝望挣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有“毫无危险、只是脆弱”才=“百川入海、一片光明”。——于是乎,我们也就知道井冈山同志所谓的必然胜利到底是根据什么了,那就是麻痹大意+乐观自负。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我主张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主张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当前特征出发,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具体生产出发。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的问题上,我主张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主张全球性危机和全面性危机。继而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的问题上,我主张阶级斗争的全面性、政治性、全球性,主张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相统一、合法非法相统一、党与群众相统一、一国与世界相统一,反对帝国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和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在最近现象的认识问题上,我主张妥协退让不是全部,也并不超出中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更不妨碍这个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

那么,我的观点如此,井冈山同志又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1)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坚持“世界体系论”,指出对某一资本主义的认识必须以对“世界体系”的认识为前提。但是,井冈山同志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体系”的呢?他是从交换,而且是从“不平等”交换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即“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

现在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是什么玩意儿。

在马克思那里,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即工人和不变资本之间具有不同比例,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多、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多的产业,反之,那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少、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少的产业。假如资本都按它们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分配和交换,那么活劳动比较多的产业部门就会得到大量剩余,活劳动比较少的部门就会得不到什么剩余——这难道公平吗?这难道平等吗?显然,对于等量资本取得等额利润的资产阶级基本法而言,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管资本构成是高是低,不管各部门资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所有资本都只能取得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化的利润,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因此,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低,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高;而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高,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低。——但是,不管怎样,高构成资本和低构成资本在这里得到的终究是“相等的”利润和“相等的”利润率,高构成资本并不比低构成资本多得剩余价值,低构成资本也并不比高构成资本少得剩余价值。——因此,有机构成的高低根本不影响资本交换的平等或不平等,它与资本之间的“等价交换”无关,只与社会平均的资本构成和平均的利润率水平的决定因素有关。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有机构成不过是生产价格平均化的一个因素,而生产价格的平均化,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交换间的“平等”,而不是资本交换间的“不平等”。相反,只有从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才能说这种交换是“不平等”,是高构成资本“剥削压榨”了低构成资本,是低构成资本“进贡纳税”给了高构成资本(何其伟大的高论)。——也就是世界体系论者所说的“不平等交换”。而事实上,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只能在垄断和非垄断之间去寻找,而不能在高构成和低构成之间去寻找;也可以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之间去寻找(如让渡利润——但这实际上也是垄断的一种形式,不过不是产业资本的垄断,而是非生产部门的垄断罢了,如商业垄断、金融垄断、知识产权或品牌垄断等等),但不能在产业资本各部门之间的构成差别中去寻找。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的所谓“不平等交换”,要么是对马克思生产价格平均化理论的错解,要么是对列宁垄断资本理论的劣解。在前者的情况下,它把资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错误地归结为有机构成的高低;在后者的情况下,它虽然承认垄断才是资本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但此时,它关心的重点仍然是不平等交换,而不是垄断本身,垄断在它那里只是用来解释不平等交换的工具,而不是要予以关注的核心。相反,对列宁而言,重要的是垄断本身,至于交换的不平等,那不过是垄断后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还是及其次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终究是一种关于“交换”的抽象体系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生产和垄断的理论,它要么是关于交换的错误理论,要么是关于交换的极其浅薄的理论。但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成为井冈山同志理解世界资本主义及每一资本主义的“钥匙”。他怎么理解呢?不过是根据“有机构成”、“不平等交换”、“在交换中榨取剩余的国家”(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进入垄断之前,仅仅因为它要大量进口外围国家的原产品,就被井冈山同志认定为榨取了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从而有半外围的中国一方面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一方面又要向核心国家输送剩余的高论,他就不想想,半外围的中国能够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开始)、“在交换中贡献剩余的国家”、“所有参与交换的国家”,推论出“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推论出这些类型的固有本性或固有矛盾甚至是固有宿命(核心强大、外围落后、半外围冲突激烈且脆弱易突破),推论出这些类型之间的固有关系模式(依附与被依附、需要与被需要、一方出钱一方出枪、本质上是不会违背根本利益的命运共同体等等)。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的是错误的不平等交换原理和抽象的、刻板的固有类型体系。

(2)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既有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该理论的一套固有类型,很简单地就能把中国归属到“半外围”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半外围”的典型特征,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半外围”的主要矛盾。

那么,“半外围”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a.妥协性、买办性、依附性、软弱性,——这很好理解,毕竟不是“核心”国家而是“半”外围国家嘛。奇怪的倒是核心国家似乎就不会妥协、买办、依附、软弱。

b.剩余价值有限性,或利润挤压性,——因为“半”外围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处于输送剩余价值的地位,所以半外围国家就不可能像核心国家那样掌握充足的剩余价值,一方面能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一方面又建立有效的、稳固的、高超的统/治/机关。

c.统治脆弱性,——综合以上各因素,说半外围国家统治脆弱,也是顺理成章,奇怪的倒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帝国主义国家竟能没有统治的“脆弱性”,莫非它们只有统治的“强大性”和“巩固性”吗?(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体系理论关于固有类型和固有特征的独断论特点,既然一种特点为半外围国家所特有,那就不会为核心国家所特有,因此弱者极弱、强者极强,妥协者极妥协、强硬者极强硬,一方的特点以另一方的绝对反特点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必胜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必败主义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狗熊主义为前提。对于此种独断论的逻辑,我在后文中还会集中揭露。)

总之,“半外围”资本主义就是妥协的、买办的、依附的、软弱的、剩余有限的、利润挤压的、统治脆弱的,中国属于“半外围”,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也就是相同的特征。这就是井冈山同志的“半外围论”,也是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判断。

(3)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他的“半外围论”,自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利润挤压的危机、利润不足的危机,或者说,是利润率受挤压的危机,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方便起见,就称其为“利润率危机论”。

在这里,无论是对“生产过剩危机”,还是对“利润率挤压危机”,井冈山同志都有他“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生产过剩危机=工人消费不足的危机=工人力量弱小、资本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工人难以取得胜利的危机;而利润率挤压危机=工人力量强大、资本力量弱小引起的危机=工人容易取得胜利的危机。可见,无论是哪种危机,都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力量强弱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这种“独特”解释并不是偶然,而是为井冈山同志后来的“必然胜利论”服务的,只有把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才能把利用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必然性的结果。毕竟,既然危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造成,那无产阶级又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危机呢?既然无产阶级自己就会利用这个危机,那又怎能不设想无产阶级也会在这种利用中取得胜利呢?所以,利用危机是必然的,通过危机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只要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那么利用危机、战胜危机就都是自然而然的后续动作。——这也是井冈山同志“必然胜利论”的秘密所在。它和马克思的“必然胜利”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必然只是一种历史趋势,正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灭亡;正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胜利。能动性不是创造可能,而是把可能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必然性。但井冈山同志就不同,他的必然不是无产阶级可能在这次危机中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必然在这次危机中胜利,——理由就是利润率危机是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是无产阶级进行利润挤压的危机,既然无产阶级会造成危机,那它也就必然会利用这个危机、通过这个危机,取得胜利。

与井冈山同志不同,我主张中国的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危机和全面性的危机,换言之,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全面的危机形式不会局限在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过剩上一种,而且也很难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一定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如果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过程,那么单一的生产过剩理论、资本过剩理论、物质再生产的比例失衡理论等,都明显不足。

无论怎样,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这个危机并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动性,但决不是危机的主要因素,相反,它本身还要以这个过程为转移呢。

综上,抛开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内容不谈(我认为在这里插入大段的危机理论的讨论没有必要,尽管我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认为主要是利润率挤压的危机、是无产阶级强大的危机、也是“半外围”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即中国范围的危机)。

(5)最后,在如何认识最近现象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当然认为中国“只是妥协”、“只是脆弱”,从而认为这是对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的最有力的证据。

五、全面评价井冈山卫士的世界观、方法论、写作脉络和逻辑

在了解了井冈山卫士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梳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写作逻辑了。

首先,井冈山卫士在写作之前已经有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方法的出发点不是各国资本主义,不是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不是在各国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总和,在总和规定下重新理解的各国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而是抽象的、错误的不平等交换的世界贸易原则,是在这种不平等交换的世界贸易原则的基础上构想的“核心-榨取”和“外围-依附”的根本利益共同体的世界关系体系。好像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总和的全部内容甚或主要内容。

这种出发点和世界观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世界体系理论抽象的、片面的理解各国资本主义作为根本利益共同体的相互联系,片面的理解体系中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支配作用和外围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地位,片面的抽象出核心、外围、半外围等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抽象出这些类型的固有矛盾和固有特点,抽象出这些类型的固有关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既然掌握了全球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真理,他就不必再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独立进程,而认为它们天然就是作为体系中的一个螺丝钉而存在的,因而也就能被体系理论所识别、划分、解释、规定。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地发展,积累、集聚、集中,垄断,输入、输出,妥协、反抗,合力、冲突,时而共赢、时而互损,时而我强、时而你弱的生动发展和矛盾演变等等,到了世界体系理论那里,都是“核心-压榨、外围-依附”的刻板公式。

因此,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就成了它脑子里唯一的矛盾论。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进程、阶段演变等,则都不予考虑。例如,管它是从自由转向垄断,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半外围都是半外围,软弱性都是软弱性。所以经典马列主义的理论只是供它类比——错误的类比,而实际上完全为核心、半外围、外围的体系划分所代替。

至此,他先有观点、体系,然后根据这一体系裁剪现象、归纳事实,结果就是开篇的现象描述:中国对外关系活动上的全面妥协与溃败,然后引出它的世界体系观和中国半外围论,最后剖析了两种危机理论、矛盾观、革命方法、革命路线,甚至上升到了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能动性还是必然性的思想分歧上去了。

大的脉络就是如此,下面具体例举《“贸易战”》一文的逻辑神奇之处。

六、分歧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那么,以上分歧的实质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从实质上说,分歧在于:任意一国的资本主义到底是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还是彻底依附于“世界体系”(或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政府性、不平衡性vs依附体系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资本主义到底只是脆弱性,还是危险性与脆弱性兼备?马列主义者到底是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从而要求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还是主张对利润率的斗争就是革命斗争从而认为党的作用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识形态夸大或主观能动性的夸大?

分歧的理论意义在于:用错误的出发点、错误的理论原理、错误的体系构建、错误的生搬硬套全面歪曲和偷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对当下资本主义的个别和全局的理解。

分歧的实践意义在于:用经济主义、必然主义、地方主义、自然而然的尾巴主义、想象成功的乐观主义全面代替列宁主义。

七、分歧的物质基础

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低迷、发展中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都会在新兴的产业资本国家的无产阶级分子中引起对本国工人运动的无限崇拜。

这个崇拜可以产生自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不敢超前于现有的或可能会有的工人运动一步,小心翼翼的跟在工人运动的后面。或者是,主张工人运动的无限意义,宣称这个运动必然导致资本危机乃至资本毁灭。

前者立足于工人群众还很不成熟、非常落后,难以接受更多、更高和更复杂的东西。后者则立足于工人阶级非常强大,它的斗争直接具有革命意义,而且是那种决定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革命意义。

如果以为经济派只有前一种而没有后一种,那就大错特错了。比起悲观保守的“落后经济派”,这种乐观激进的“革命经济派”至少还显得稀奇和有趣。

因此,落后经济派和革命经济派在本质上、策略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理论外衣和意义假定。落后经济派的理论外衣是唯物主义、条件主义,革命经济派的理论外衣是半外围论和资本主义脆弱性(那些不属于世界体系论的革命经济派通过另外的方式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以便证明在资本主义脆弱的条件下,鼓励改良就具有鼓励革命的直接意义。)二者都践行经济主义和群众主义的尾巴策略,所不同的只是前者认为这具有“准备”革命的意义,而后者认为这具有“直接”革命的意义。前者认为在漫长的力量积累以后方可有向更高阶段的政治斗争的转化,后者则认为在直接革命的不断“挤压”之下,转化必然是向地方暴动和地方夺权的转化。——区别不过于此,干的事完全一样,只是说法和赋予的前景并不一样罢了。

因此,分歧的根源也就不过是经济派的根源,而且是经济派中特有的革命经济派的根源。不管这种革命经济派如何想象自己的理论源泉——即好像是某种思想导致他成为某种人物——事实上都是因为他是某种人物,所以才会接受这一或那一思想。那么,革命经济派到底是哪种人物呢?不过是落后国家工人运动中对本国工运感到特别痴迷的那些人罢了。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具有革命意义,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就是在进行革命斗争,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就能决定该国资本主义的存亡与生死,它的运动直接就是必然走向胜利的运动。至于为何如此,所需要的理论解释一大堆,有的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借助于中国“世界工厂”的特殊国情。有的求助于半外围国家剩余价值不足,有的求助于世界工厂产业人口太大。归根结底都是三个字:脆弱性。于是得出工人运动具有直接革资本主义命的意义。

因此,革命经济派的现实基础不仅是落后国家工人运动中的一般落后分子,而且更是这一落后分子中的盲信痴迷分子。一般落后分子只会保守、怯懦、固守落后,不会把落后说成是先进、伟大,顶多把落后说成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只有盲信痴迷的分子才会用革命点缀落后,用直接革命的高调来掩饰自己实际行动的狭小。

八、结论

综上,我认为:井冈山卫士的思想观点,只是以世界体系理论为门面,以革命、必然、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辩证、人民力量等高调为装潢的,现代经济主义的新变种罢了。

结束。


#2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某红色中国网却似乎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强大”,因此拼命否认中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


#3

阳和平:谁配打贸易战?


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


#4

附:井冈山卫士《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晚于何宇在激流网上发表的《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早于Proleta在红色无产者上发布的《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期的美国吗?》)

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帝论”

造二代 红色zhong国 4天前

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作者:井冈山卫士

中国究竟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最近在左翼各界引起了争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帝论”的同志和朋友又不约而同地从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寻找答案。据我所知,目前就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过系统性讨论的同志有远航一号、贺春生、XXX(话实/寒流急)、清源等,其中前两位同志不赞同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后两位则肯定中帝论。不过,目前尚未有人从《帝国主义论》的定义出发,使用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决定性的而不是案例研究式的证据证明或证伪这一观点。本文就来填补这个空缺。

本文意在说明,无论从垄断程度,资本输出的规模和回报,还是中国“瓜分”世界的能力来看,中国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文章第一部分回顾列宁时代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第二部分探讨中国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程度;第三部分研究中国的资本输出,第四部分讲述中国的武装力量投射;第五部分讲中国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和当今世界金融资本发展的特点;第六部分是结论。

第一部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同志列举了当时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第一,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高度发展,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第二,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
   第三, 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四, 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业已形成
   第五, 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经济的垄断程度超乎寻常:

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红旗网评论员和尚)

其中,国有企业集团是垄断的主力军:

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话实)

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资本输出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话实)

最后,中国已经有实力,并且正在挑战美国的军事权威:

中国已经派军舰到中东去打击所谓的“索马里海盗”;它已经派武装力量到湄公河“联合”巡逻去。”(寒流急)

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列宁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中国至少占了垄断,资本输出和与其他大国争霸和瓜分世界三条,所以,就算没有中国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深入融合以及中国垄断世界市场的确凿证据,假设他们是正确的大约也无伤大雅。因此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的世界是帝国主义争霸的世界,是一个处在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谁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是妄议革命导师的光辉论断,谁就是“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谁就是没能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谁就是“赶不上”人家美国的马列毛小组“七年前的认识”,谁就是“中国的考茨基”,所以是天字第一号的“悲哀”(根据红旗网编者的说法)。

尽管我们反复请求这些同志重新审视今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但为了有说服力起见,我们还是要严格地对照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论》,结合全局性的统计资料,定量地说明中国不是列宁版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二部分:垄断和国企垄断

列宁同志对垄断的定义是严谨且完整的,即生产的集中,或者说少量的企业占据行业内产值或利润的大部分,同时垄断企业构成诸如托拉斯等垄断同盟,共同瓜分垄断利润。列宁同志的定义是宏观经济指标,是反映集中水平的全局,与世界五百强中中国企业数量这种局部数字不可同日而语。列宁指出了如下几个反映垄断程度的例子。第一,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占企业总数0.9%的工业企业占有蒸汽马力的75.3%,占有电力的77.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332页),蒸汽马力和电力是不变资本中的流动部分,这个垄断率反映的是总产值的垄断水平;第二,1909年美国工业企业的1.1%占有43.8%的产值(同上,第333页)。从全局看,列宁同志认为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程度约为全部产值的“差不多一半掌握在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里”,同时这些企业中的巨头结成垄断同盟,采取直接的价格产量干预等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一个是体量指标,一个是行为指标,一个都不能少。

今日中国的垄断水平如何呢?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占总数2.54%的大型企业占有主营业务收入(概念上相当于产值)的37.7%,占有利润总额的37.2%,即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2.54%垄断水平还要低于一百年前美国工业企业数量的1.1%,远低于德国工业企业的0.9%。这还只是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如果把全部的工业企业都算在内,中国工业企业的垄断程度还会更低。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

那国企垄断水平如何?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中,国有控股企业占20.6%,私营企业占35.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21.6%。首先,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远超国有控股企业,这与一些自由派(以及“中帝论”者)呜呼哀哉的“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相去甚远;其次,我堂堂中华帝国的国有控股企业垄断率还不如外资企业,简直是奇耻大辱;第三,这也是规模以上工业的数据,由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现在的国有控股企业基本都是“规模以上”,如果我们把“规模以下”的企业也算进来,这个比例会更低;第四,今日中国的“国有控股”,不是国营企业,也不是国有企业,甚至不是国有资产占50%以上的企业,而是国有经济成分相对大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算作“国有控股”,甚至还有国有成分不大于其他成分的“协议控股”;第五,这还仅仅是工业,还没考虑农业和服务业。从全局看,兑了好几次水的“国有控股”企业不过才占了中国国内工业经济总量的两成,看到这幅景象,任何关于国企垄断一统天下的神话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具体行业看,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总数一半的,在41个工业行业中占7个。其中能源开采和加工占3个(煤炭开采、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开采辅助活动1个,公用事业2个(水和电力),外加一个制造业性质的垄断行业(烟草)。根据列宁的定义,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垄断企业需要结成垄断联盟,执行至少是相互协调的价格——产量政策、获得超额利润才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性质的企业,否则没有垄断行为和不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在积累速度上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并无区别,自然不具备帝国主义性质。而这需要总数为“一两打”的企业形成有执行力的同盟关系,这种垄断企业的联合,与国有控股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份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而言,在41个工业行业中,只有烟草行业和石油行业有条件做到这一点。就在这七个可以说是“国企垄断”的行业中,煤炭开采、电力和开采辅助活动的全部或部分都涵盖在解除外资限制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俗称22条)中。那么,中国的”帝国先锋“——”垄断国企“靠什么征服世界呢?靠石油开采和加工吗?中国是石油进口国,靠不得;靠水的生产与供应吗?除非把水厂和水管都建到国外;那看来只有一个工业行业可以符合国有控股、垄断的定义并且有机会争夺世界市场的,它就是中国的烟草行业。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同志:吸烟有害健康。

阳和平同志在其《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高科技制造业已经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资产阶级调集全力发动“贸易战”反对中国的产业升级。为此,他还列举了研发支出比例和论文数量的数据。那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科技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垄断状况如何呢,“中华帝国主义”的科技精英们是否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统天下了呢?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制造业中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约为10%。其中,可以被看作是高新技术行业的仪器仪表、计算机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国企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9.4%、8.7%和7.8%。外资占比约为27.5%、56.8%和23.3%。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核心:计算机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一半以上控制在外资企业手里。因此,就算是中国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也并没有改变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计算机行业受制于人的窘况。

无论是大企业的垄断水平,还是国有企业的垄断水平,尤其是高科技行业的垄断水平,都否定了中国是一个国企垄断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说法

第三部分:中国的资本输出

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资本输出,列宁认为,由于垄断资本在本国投资无法获得足够利润,帝国主义国家的过剩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7卷332页,粗体是笔者加的)。因此,资本输出不是为了耀武扬威,彰显大国气派,而是为了获得高利润。根据列宁同志的论述,我们可以给帝国主义国家订下这样一个定量门槛:第一,其在国外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要大于外国在该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资产(我们把对外直接投资全部看作是可以获得高利润的帝国主义投资);第二,其海外资产收益率要高于外国在该国资产收益率。一个体量指标,一个性质指标,不满足第一条,无以说明投资规模,不满足第二条,则无以说明其投资的利润水平。

那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即帝国主义性质的海外资产约为5766亿美元,同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存量约为9493亿美元。外国在华的帝国主义资产远超过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当然,一些人认为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很快就会超过外国在华帝国主义资产,因此中国走在通往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这些朋友们要失望了,根据统计公报,2017年中国对外帝国主义投资经历了断崖式下跌,跌幅将近三成。现在中国在外帝国主义资产的增速已经慢于外国在华帝国主义资产的增速,两者的绝对差距正在拉大

不过,中国的海外总资产数目是不少的,2016年末中国拥有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这是多年贸易顺差的累计。同时,外国在华外汇储备约为410亿美元。同年中国获得海外投资收益1984亿美元,支付外国在华投资收益2634亿美元。经计算,2016年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约为4.54%,同年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约为14.59%,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超过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的三倍。中国对外总资本输出的利润率明显小于外国对华总资本输出,甚至小于国内以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一般利润率。中国对海外的资本输出并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成为规避本国工人运动,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国国债等低回报率资产的形式存在,导致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不能成为获利丰厚的帝国主义投资,反而成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其国内经济政策乃至对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低成本融资的大礼包。

一些同志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明证。首先,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连续三年下降,2017年仅有144亿美元,约占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到12%。其次,中国并无能力保护一带一路所属工程,每当目标国家政府换届,往往对这些工程翻脸不认人,中国政府,尤其是军队,对其无可奈何。这样的资本输出是帝国扩张还是赔本赚吆喝,各位同志心中自有分寸

从全局看,中国的资本输出,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安全性,都没达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

第四部分:中国的“殖民争霸”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行为,以及世界和中国的整体军备发展状况,我们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的破产》(文章底端可点击“阅读原文”——编注),以及《现在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吗?》两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无论是就世界资产阶级整体还是中国资产阶级这个局部而言,世界大战都不是可选的政治选项,也不是它们正在执行的政策。曾经坚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阳和平同志,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结局的可能性不大。”

新世纪以来局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虽有发生,但是无论是烈度、规模还是发动侵略的国家所得收益来讲,又要明显小于二十世纪。如果我们把发动或派正规地面部队参与对主权国家的侵略战争,并打赢战争初期的正规战斗(毕竟就算是美国也没打赢过占领区的治安战)当作新世纪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的话,那么当今之世可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国家有如下几个: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英国参与上述两场战争;德国参与阿富汗战争;法国干涉过马里内战;俄罗斯打赢了俄格战争并成功干预乌克兰内战。世界主要国家中未达到此标准的只有中日韩三国

一些同志们认为,中国在吉布提设置首个海外基地是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明证。那么我们就来仔细看看吉布提基地的问题。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家在别国设立军事基地的行为是为了对该国展开政治控制,扶植亲己方政府,借以维护本国资本在该国的利益。因此世界上只要驻扎有美军的国家,在政治上都在美国的辐照之下。中国的吉布提基地能否起到此种功能呢?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主要负责为中国海军和维和部队提供后勤服务,员额约为300人。如果中国要对吉布提展开殖民侵略,就要打败吉布提军队。吉布提陆军约有16000人,编有一个装甲团、六个步兵团以及炮、工、化、通、后勤等支援单位。如果“中帝论”者认为非洲军队不配当对手,我“战狼雄师”揍他们如砍瓜切菜的话,那么吉布提还驻扎有更带劲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非洲之角”战斗群(员额3500人),法军第五海外合成团(吉布提陆军两个步兵团由法国军官指挥),日本海上自卫队吉布提基地(员额600人),意大利国家补给基地(员额300人)。一些人看到中国在吉布提设置基地,就惊叹中国的帝国扩张势不可挡,但是他们不曾料想,就是在吉布提这个地方,中国在各大国的“军事股份”中还排不上号。当然,有一些人会认为,中国在海外的维和部队也是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维和部队维护的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的一般秩序,并非破坏该秩序的帝国争霸。如果要把维和部队也算作帝国主义性质的驻军的话,那么吉布提的16000陆军中,有超过2000人在索马里和苏丹地区执行维和任务。照这么说,“吉布提帝国主义在东非”是个比“中华帝国主义在吉布提”更值得研究的话题。

无论从参与或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海外军事据点的规模和作用上讲,中国都不是一个参与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

第五部分:垄断同盟瓜分世界市场和金融寡头控制国家

列宁同志指出,随着商品和资本输出,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开始瓜分世界市场,在帝国主义时代,主要表现垄断托拉斯为对有“最新技术成就”的产品市场的瓜分。这种瓜分不仅表现在市场份额,而且表现在参与瓜分的各方形成价格——产量同盟,共同获取垄断利润。当今世界,可以通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业只有一些少数企业可以掌握的高新技术行业,以及可替代程度极低的自然资源行业。同时,列宁在举例的时候,指的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在某个行业的垄断,而是一个资本家联盟在某个行业的垄断,而且也包含控制价格等垄断行为。在当代,农业、采掘业、一般制造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本国出口企业之间的竞争都很激烈,故所能拿到的技术垄断租金和资源垄断租金微乎其微。同时,即使某一国的产品市场份额较大,只要它不能通过操纵价格获取垄断收益(这需要国内出口商形成同盟并且国外无替代可能性)、或者无法控制产品所需原材料的产地、或者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那么这种“垄断”是不具备帝国主义意义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美洲殖民地的棉花,可可,糖类和贵金属。如果不能获取垄断租金,“世界工厂”只不过是“世界打工仔”的另一种叫法。当今世界只有两个行业可能形成这种垄断。一个是石油行业,石油生产国组织和最近成为观察员国的俄罗斯控制了世界石油生产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了石油生产可能增量的几乎全部。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通过增减产量协议来大幅调整石油价格,获取垄断利润,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中国不在其中。**另一个行业是高科技制造业,即通过核心技术专利获取垄断租金的制造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共向他国缴纳知识产权使用费239亿美元(相当于中国货物和服务总顺差的12%),同时从国外获得知识产权使用费不到12亿美元。今年上半年,中国政府承诺了一系列保护外国知识产权的政策,其中一部分已经付诸执行。从全局上讲,中国不是一个掌握核心科技并从中获得垄断租金的国家,而是一个在压力之下愿意缴纳更多垄断租金的国家。当然,有人会说,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份额那么高,世界少了中国产品就不能活,这还不是帝国主义?没错,在封建社会,农民的产品遍及社会,少了农产品谁也活不了,但是我们能说农民是“垄断的帝国主义阶级”吗?中国每年向国外净输出相当于5000万劳动力剩余价值,如果我们把整个世界比作阶级社会的话,中国确定无疑属于被剥削的阶级。从中国输入别国的超额剩余价值,构成了这些国家“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工具。不掌握民众、剩余产品和武装的政权是花架子政权;同样,无法实现垄断行为、不掌握垄断租金和没有实现租金的必要武力的“市场份额”只是待宰的肥猪而已,这就是“中兴案”的教训

列宁论述了金融寡头的形成和其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列宁认为,这不仅仅是同一金融资本范围内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深刻矛盾,而且也为无产阶级通过掌握银行进而掌握工业,掌握生产资料,进而实现计划经济指明了道路(见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劳资妥协等对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摆脱了消费不足危机。在此期间,中央银行和一些政策性银行的建立、国家对特定产业的扶持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在拉美国家和新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中,央行加政策性银行加国家扶持的企业深入结合,共同推进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已经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摆脱依附地位的样板政策。就金融行业本身来讲,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银行集中程度还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都不低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能说大政府、中央银行和进口替代就是帝国主义吗?果真如此,那么当时的拉美国家、埃及和印度就都是帝国主义国家了。这不仅是对客观现实的无视,也是对毛主席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策略的污蔑。

第六部分:结论

从严格的列宁定义出发,中国不具备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所需的垄断水平、资本输出水平和军事殖民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远不是中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龙头;中国资本没有能力通过瓜分世界攫取垄断利润;金融寡头的形成和与工业资本的融合在当今时代也不是衡量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从全局看,中国不符合列宁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四个,而最后一个帝国主义特征已经成为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中国不是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国家

关于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它取决于对当今世界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强弱对比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那么,现今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简单地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资产阶级进攻到了顶点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无产阶级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打击并开始站稳脚跟反攻的时代;这个时代不是各个帝国无限强大可以指哪打哪不必付出任何成本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忧不断、人民群众逐渐觉醒、世界霸权退缩的时代;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当今时代是无产阶级从被动挨打转入战略相持并开始局部反击的时代

“大棋党”推崇“中华帝国主义”,是因为他们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得到相对稳定待遇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的多数,要么是大学生、要么是在国有控股或私营制造业部门就业、要么是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部门近些年来由于出口带动的快速发展和薪金的上升构成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结的物质基础。但只要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需要劳动份额持续上升),无法满足他们的民族主义胃口(这需要对周围国家大打出手),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很快会烟消云散。

左翼中相信“中帝论”者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一部分同志真诚地希望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他们同时又读到了列宁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一个阶段的论述。因此在情感上,只要承认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灭亡也当在不远。这些同志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他们认清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需要、也必然不会经历帝国主义这个阶段时,他们就会回到唯物主义的革命路线上来。

另一部分同志尚未从民族主义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他们往往抱着这样想法,即“就算革命不能胜利,中华帝国主义只要胜利也是不错的结局”。他们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看不到中国资本主义必然在不久的将来会无法满足他们“小确幸”的生活。但他们并不会积极推销似是而非的“中帝论”,因而在政治上的危害并不大。

最后一部分同志并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国内阶级斗争问题上,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所不能的、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成本的、纪律严明手段高效的钢铁政权。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有枪能打死人、有钱能收买人、还掌握着仿佛可以消解一切革命斗志的消费主义文化,而劳动人民则在日复一日劳动中反复被异化、被统治、被愚弄。远航一号正确地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失败主义。这些失败主义的表现有很多,一些人钻进了后现代的话语迷雾中,试图通过构建革命的“合法性”来回避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一些人则鼓吹中国法西斯粉墨登场,资产阶级统治铁腕将碾碎一切进步力量;一些人则只能做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易水悲歌之态,去为他们也不认为能胜利的事业牺牲成仁(万幸这些同志并不能吸引专政机关的火力,因而还没有机会真正牺牲)。因为不知道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不知道批判的武器怎样变成武器的批判,不知道革命的理论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民心、武器、财政和政权,不知道革命理想如何成为革命道路。对于他们来讲,胜利只是个遥远的梦幻,因此“运动是目的,结果则无关紧要”,因此革命是飞蛾扑火,不是愚公移山。在他们看来,革命是热血、是艺术、是激情的迸发,但现实世界的革命却是计算、是战术、是物质的对抗。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指的就是这种没有前途的“革命”观。

在国际斗争问题上,他们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随意“人为地制造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相信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打世界大战来消灭生产力,保障资本主义长治久安。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的行动是有成本的,他们不认为资产阶级错误的决策在人民群众普遍觉醒的今天会加速自己的灭亡。他们相信帝国就是扩张,美国会扩张,中国也会扩张,不扩张就会死,却不懂帝国扩张的极限。他们是中国左派队伍里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米尔斯海默,只知进,不知退;他们在微观经济学的考试里只能拿60分,因为他们只知道“效用最大化”却不知道“预算约束线”;他们是自助餐厅里饿得扶墙进,撑得扶墙出的食客,只知道吃却不知道为何吃。在过去,这种唯心主义表现为“单纯的军事观点”,在今天,它表现为“中帝论”者的“谈兵色变”:他们一方面认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瓦解反动军队,一方面又认为战争可以随意塑造阶级格局。胜利吧或许可能,失败呢也说不准,反正结果是不确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啦。这种观点无法将革命向前推进哪怕一步。今天的革命需要的,不是幻想“美好的明天是可能的”哲学,而是回答“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哲学

纵观这些年左翼队伍里“中帝论”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有趣的轨迹。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通过强有力的公共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在此时,“中帝论”者认为中国是20世纪六十年代的苏联和日本的合体,即在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有效撼动当前世界体系的挑战者;当中国经济开始减速后,“中帝论”多数把中国比作是一战以前的德国,即就算无法摧毁当前世界体系,也能在自己一带一路的势力范围独步天下;而现在,当看到各地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内残外忍的投降路线以及一带一路的逐渐破产时,他们则开始申辩“当年沙俄也是帝国主义,中国为何不算?”。从天下无敌,到一方豪强,到甘当沙俄,最后甚至用美国打我是看得起我,别国还不配被打来论证中华帝国主义。“中帝论”者类比野心的逐渐萎缩,反映着中国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正在以他们不能抗拒的必然性,压倒他们对中国现状的错误认知。而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洗礼,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迷惘、走向强大并必然会走向胜利的中国劳动人民,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局部的胜利去证明“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主要参考资料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5

贸易战从何而来?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WTO

张跃然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今天

编者按

近来有关贸易战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但如果不去深入挖掘国际贸易秩序背后的互动关系、权力变化,就难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张跃然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如今的贸易冲突根源于新兴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而不论是“挑战”还是“维护”,其行为都根植于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尽管具体政策会因各国政治能动性而不同;不论旧霸主、挑战者们口头上多么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都是根据特定的资本利益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

文章也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十分符合阿瑞吉、西尔弗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霸权转移时的系统性混乱——「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最近,左翼内部对“中帝论”的讨论十分热烈。这篇文章或许也可以为这场争论提供一个视角:世界体系的秩序并非始终稳定、不可撼动的,体系中的各国关系也有着丰富的层面,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如果仅仅以此来看待世界体系,就是把世界体系理论降低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话术。《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原帖已被删除)一文充分批判了这种话术,但可惜的是把丰富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一概否定掉了。

另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是《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其回应了反“中帝论”者们自欺欺人的所谓“论据”。有趣的是,反“中帝论”者还不肯直面现实,又抛出了一篇苍白混乱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令曾经拿着《资本的终结》找李民骐签名的编者哭笑不得、大失所望。

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此文的槽点:1、其论据的蹩脚程度仅需举一例,作者拿IT企业(苹果)跟石油企业(中石油)比较销售利润率(21%:1.8%),以此论证中国的垄断国企没有超额利润——连行业差异都能抹杀,这是哪门子的“政治经济学”?李民骐等人怎么不去列举沃尔玛的利润率(2.7%)、壳牌石油(1.9%)的利润率呢?

2、此文的逻辑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李民骐等人口头乐观,实则丧失信心到无以复加;他们连20世纪初沙俄的性质都忘记了,居然还来大言不惭地谈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骐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本文转载自“政见CNPolitics”

这篇文章将帮助你从历史的视角理解今天的贸易战。

让我们回到2001年。那一年发生了三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男足打入世界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能和奥运会、世界杯相提并论,说明了WTO在当时国人的眼中具有多么重大的象征意义。WTO代表着世界贸易秩序本身,加入了WTO就意味着加入了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共同体——不管是「入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承认了这个前提。

就在同一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Doha Round)正式启动。作为WTO在1995年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全体成员国共同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被各方寄予厚望。对美国来说,主导WTO的成立只是为世界自由贸易秩序这座高楼打了个地基,多哈回合谈判才是真正的「盖楼」环节。对中国来说,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那么在「入世」谈判时所做出的巨大让步和牺牲便是值得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十七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WTO部长级会议年复一年地开,共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各种截止日期一次又一次推后,但还是被错过,只能再一次推后……今天看来,多哈回合谈判似乎已经不可能完成,「多哈回合已死」成为各方新的共识。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纷纷绕开WTO、绕开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双边或地区性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推进自由贸易。TPP、TIPP、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绕开WTO建立多边自贸区的努力层出不穷,各种双边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当今的全球贸易秩序来说,多哈回合谈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WTO本身也不再是全球贸易秩序的核心。甚至在2018年6月份,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表达了退出WTO的意愿。虽然这一消息最终被美国财政部长否认,但还是令人吃惊不小:一手主导WTO成立的美国,如今竟要抛弃自己的孩子?

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以及WTO的地位下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产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社会学家Kristen Hopewell在2016年出版著作《颠覆WTO:新兴国家如何打乱新自由主义计划》(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通过详实的档案分析和实地调查,揭示了多哈回合谈判崩溃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无法继续,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巴西、印度、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有力地挑战了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印度、中国所挑战的并不是「自由贸易」的理念本身,而是欧美主导的贸易秩序的虚伪与矛盾:欧美国家嘴上说着「支持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只是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它们一边为了支持本国优势产业而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一边为了扶植本国弱势产业而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换句话说,欧美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是非常「任性」的:如果自由贸易有利于本国利益,我就支持;如果它不利于本国利益,我就反对。

面对这种任性的、高度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发展中国家一直深恶痛绝,但因为自身实力难以和发达国家抗衡,所以不得不接受。但到了多哈回合谈判,事情起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发达国家的能力。巴西、印度、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拥抱「自由贸易」理念,要求欧美国家真正践行这一理念、不要再说一套做一套,要求扭转全球贸易秩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这一姿态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权,双方各不相让,使得多哈回合谈判陷入长期僵局。

美国霸权下的贸易谈判

两次世界大战让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意识到,国家之间的经济孤立和贸易保护主义,极容易引发地缘冲突。因此,为了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必须增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促进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当然,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后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美国打造着一个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西方世界,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使这个资本主义秩序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具体到贸易领域,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23个国家在1947年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也就是WTO的前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秩序的总框架。这一框架的使命是,通过不断的后续谈判,逐步破除各种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不断增多,到了198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参与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除了一系列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协定之外,这次谈判还达成决议:在1995年创立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新的全球贸易秩序治理机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一直是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市场、减少贸易干预,但自身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一边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免受他国产品竞争压力,一边大力扶植本国优势产业占领他国市场。每次贸易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总是留下各种各样的特别豁免机制和保护条款;由于极其复杂的技术设计,这些机制很难被发展中国家使用,而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放开本国市场,而美国却能「合理合法」地采用关税、补贴、进口配额、反倾销审查、政府采购歧视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美国霸权下的不平等,在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到顶峰。在谈判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表达对于谈判议程的不满和抵制,但因为自身实力不足、也未能维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最终被发达国家阵营以威逼、利诱、哄骗、羞辱等方式各个击破。同时,西方国家所推动的自由贸易话语太过强势,使得任何对于谈判条款的不满,都被描述成反对自由贸易理念本身。

1995年WTO成立后,西方发达国家立即开始推动新一轮贸易回合谈判,以继续深化(高度不平等的)自由贸易秩序,并把投资、垄断、政府采购等新议题(因为在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被提出,所以被称为「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然而,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启动新一轮谈判,更反对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贸易协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等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发达国家打算在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会议期间,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组织齐聚西雅图,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WTO示威运动。在社会运动的鼓舞下,参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坚定了反对态度,最终几乎全部离场抗议。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新一轮谈判未能启动。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阻力,美国和欧盟再次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战术,一方面对特定的发展中国家施加威胁,另一方面将新一轮贸易谈判描绘成「以发展为主题的谈判」。发达国家宣称,新一轮贸易谈判将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帮助它们更好地发展——当然,对发达国家而言,这只不过是用于宣传的说辞。最终,新一轮WTO贸易谈判终于在2001年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史称「多哈回合谈判」。

巴西:农业大国如何成为发展中国家领袖

2003年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之前,美国和欧盟私下在农业贸易方面达成协议,共同拿出一份提案,试图主导多哈回合谈判的农业议程。这和之前若干轮贸易回合谈判并无区别——美国和欧洲各国先达成一致的方案,再将方案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美欧这一次拿出的农业谈判议程,基调依然是一面迫使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业贸易壁垒,一面允许发达国家继续通过补贴和关税保护本国农业。

面对美国和欧盟的这一提案,不满情绪最强烈的是巴西。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政府支持,巴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贸易顺差,优势产业遍及大豆、玉米、棉花、蔗糖、肉类等等。当然,这样的农业优势并不是基于小农经济的;正相反,巴西的农业早已高度产业化和资本化,被农业企业巨头所控制。

鉴于农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农业资本的利益一直是巴西政府重点回应和服务的对象,即使在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依然如此。在国际贸易领域,巴西自然希望打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希望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政策。而美国和欧盟拿出的提案,和巴西的立场完全相悖。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西选择和印度联手,最终打造出一个由23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G20-T),一致要求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尤其是取消对本国农业企业的补贴。在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上,G20-T提出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问题,完全打乱了美国和欧盟事先设定的议程。在多边贸易谈判史上,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从「防守方」(抵制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变成「进攻方」(主动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市场)。G20-T积极拥抱「自由贸易」话语,指出农业保护主义恰恰是发达国家口头拥抱自由贸易、但实际言行不一的表现。G20-T成功地掌握了农业议程的主导权,几乎将多哈回合谈判关于农业的部分完全变成了关于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取消农业补贴的谈判。

G20-T之所以能获得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与巴西的有效领导密不可分。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时使用的一贯招数,就是用极其复杂的技术细节来「忽悠」发展中国家。然而,在本国智库的研究支撑下(这些智库多由巴西农业资本资助),巴西的谈判代表团积累了大量关于贸易谈判技术细节的专业知识,不仅能看穿发达国家提案中的陷阱,而且还能提出技术复杂度不亚于发达国家提案的「反提案」。一位贸易谈判代表甚至说,G20-T成员国开会时,往往变成巴西给其他国家上课、讲解各种农业补贴是怎么操作的。

另一方面,巴西和各种跨国NGO、媒体合作,成功地构建了关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被看作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被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话语成功地挪用了「自由贸易」和「发展」这两大话语元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研究者同时指出,我们很难将这种话语建构看作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巴西将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将自身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守护者。但事实上,能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少之又少,毕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不像巴西那样有竞争力,本来就难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更有甚者,「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会推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平均价格,而这对大多数依赖粮食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有害的。另外,即使在巴西本国内部,「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诉求代表的主要是农业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利益。

换句话说,巴西在G20-T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绘成一个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以此赢得共同体的支持。这种策略,的确让巴西成为多哈回合谈判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对发达国家在WTO中的霸权形成了有力冲击。

印度:在IT工程师与小农之间

巴西为什么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与印度结盟呢?这并非因为两国之间有什么天然的亲近联系,而是出于利益考量。对于巴西而言,若想将「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而不仅仅是巴西这样农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就必须寻求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议题上的支持——而印度恰恰是个经济体量巨大而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巴西深知,印度对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不满已久并且有心反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印度就是撑到最后一个才妥协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与印度结盟,有利于扩大巴西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号召力。

而对印度来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苦涩体验让印度深刻体会到「孤木不成林」的道理,因此非常希望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结盟。面对巴西抛出的橄榄枝,印度欣然应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核心利益诉求与巴西并不一致。不同于巴西对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执着,印度的核心立场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印度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是IT和高新技术服务业。为本国的高新技术服务业扩大市场、放开这一领域的贸易自由流动,就成了印度的核心诉求。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出口,往往依赖于技术人员前往客户的所在国家现场提供服务。因此,作为打破高新技术服务业贸易壁垒的重要环节,「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就成了印度在谈判中重点关注的议题。

因此,同巴西一样,印度在谈判中同样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主动出击,向发达国家施压。巴西在迫使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议题上引领风潮,印度则带头要求发达国家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

同样和巴西类似的是,印度在推动基于本国优势产业的特殊利益诉求时,也和各种机构合作,采用种种话语建构手法,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述成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以争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团结。在印度的话语中,「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然而,虽然印度将自己宣传成「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捍卫者,但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印度重点推动的议题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而是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又有几个除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从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中获益呢?

另一方面,印度存在着大量生计不稳定且十分脆弱的小农,这些小农几乎不可能抵御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因此,保护本国农业市场、限制农产品进口,就成了印度的另一个核心诉求。在2003年,印度除了加入巴西领导的G20-T以外,另组建了一个由48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G33),争取发展中国家限制外来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裁量权。

G20-T和G33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关于农业议题的联盟,但其诉求的方向正好相反。G20-T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进攻型」利益,谋求发达国家放开农产品市场;而G33则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利益,谋求发展中国家不放开农产品市场的权利。印度领导的G33看起来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但深究起来,G33在本质上和所有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的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区别:选择性地搞自由贸易,当其有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拥抱它;当其不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抛弃它。

G33所代表的「防守型」农业利益,并不能惠及巴西,甚至对巴西的农业产业来说是有害的——毕竟,如果发展中国家拥有了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权力,巴西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变小了。然而,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团结、强化发展中国家对G20-T的支持,巴西也表态支持G33的诉求。这也说明,巴西和印度在打造发展中国家联盟、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时,光靠话语建构是不行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实质的妥协,以换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成功动员,让巴西和印度进入了WTO的权力核心,也让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回应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诉求。在2003年前,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由一个私下的核心小圈子主导,这个小圈子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组成。但在2003年之后,小圈子的构成变为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可见WTO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中国:闷声发大财,关键时刻不让步

当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少人预测中国将在这一轮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此轮谈判的最大赢家。按常理讲,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做出那么多牺牲,似乎自然更有动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为自己争取利益。21世纪初,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积累了雄厚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制造业领域的自由贸易能进一步放开,那么中国将成为主要的获益国家。

但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展开,中国的姿态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中国虽然加入了G20-T、G33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联盟,但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主要角色,而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一员,任由巴西和印度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诉求。此外,中国既没有积极主动地推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放开,也没有特别坚决地抵制制造业贸易谈判中可能会对中国不利的议题。换句话说,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中国不仅不是一个议程设置者,而且甚至可以用「安静」和「被动」来形容。

中国的谈判代表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安静,是因为深深的忧虑。中国制造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速度之快、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之大,早已让其他国家不满——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作恶化贸易不平衡的罪魁,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作可怕的竞争者。中国的谈判代表担心,如果中国积极地谋求关于制造业贸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进一步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从而遭到针对性报复。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如果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得过于显眼,也可能进一步成为各国的目标,被施加更大的放开本国市场的压力。

因此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选择的策略,可以概括为「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假装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享受巴西和印度领导的发展中国家联盟所争取到的谈判成果。

然而到了2008年,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终于事与愿违,被美国拉进了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组成的谈判小圈子。美国拉中国「进群」的目的有两重。第一,在2003年之后的五年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对峙,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认为,中国在若干关键贸易议题上利益与发达国家一致,拉中国「进群」可以进一步对抗巴西和印度。

第二,在巴西和印度的频频「进攻」下,美国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尤其是在农业补贴方面。美国的谈判代表担心,这样一份与预期大相径庭、被迫大幅让步的贸易协定,将被美国国内舆论看作是「重大失利」,还将招致国内游说集团的反对,也不会被国会批准。作为弥补,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中国能对美国专门做出额外的妥协,使得谈判协定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平息国内的不满。

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中国被拉入小圈子后,坚定地站在巴西和印度一边,并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额外要求。中国虽然一贯安静,但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得不表态时,毫无疑问地拒绝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妥协。

就这样,多哈回合谈判变成了长期的拉锯和僵持。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广泛不满,但最终无力对抗发达国家的威逼利诱,不得不屈服。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印度、中国等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而且还主动出击,要求发达国家实质性地消除贸易壁垒。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现自己陷入被动,既不能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也不愿意在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压力面前低头。拉锯和僵持之下,谈判走入了死胡同。

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混乱」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WTO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是在1999年的西雅图。那年声势浩大的反WTO示威,第一次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WTO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也激发了对这一秩序的强烈质疑。

在西雅图反WTO示威发生的近二十年后,WTO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瘫痪。但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向我们揭示,造成这种瘫痪的根源不在于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团体和社运组织,而在于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秩序的冲击。

这些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视作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热情地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话语,指出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贸易秩序徒有「自由」之名却无「自由」之实,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停止说一套做一套。当原有贸易秩序中蕴含的矛盾被彻底揭露,危机便不可避免。

Kristen Hopewell的研究还向我们揭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权力地位上升,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速和经济体量将巴西和印度甩在身后,但巴西和印度却比中国更早进入WTO的核心权力圈。这里体现的,是各国政治能动性、构建联盟的能力以及谈判策略的重要性。巴西和印度主动地谋求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位置,将自身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以此为基础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而中国则选择走「韬光养晦」路线,但因为经济体量实在过于庞大,最终被美国拉进核心谈判圈。

当然,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停滞。在今天,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声音依然占据主流。然而,各国推进自由贸易的方式已经大不一样。在多哈回合谈判之前,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构建围绕着一个中心机制(关贸总协定/WTO)展开,这一中心机制受美国霸权主导。但在多哈回合谈判崩溃后,各国更倾向于绕过WTO,通过双边或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私下」推进自由贸易。

换句话说,今天的全球贸易秩序,变得越来越分裂化、去中心化、碎片化。或者可以说,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反映为中心秩序的消失和系统性混乱的出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希尔弗(Beverly Silver)是怎样描述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发生转移时出现的状况:「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贸易战与「退群总统」的诞生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近几年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思潮在美国的兴起。

特朗普的当选和他执政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其被看作是美国一部分政治与经济精英对「自由贸易」理念的抛弃,不如说是美国对其原本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失去控制的表现。在美国牢牢把控着全球贸易秩序的年代,它可以「任性」地选择在哪些领域强推自由贸易、哪些领域坚持保护主义,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那些被「自由贸易」话语包装过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贸易协定。然而,个别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后,开始反过来使用「自由贸易」话语来要求美国兑现自由贸易的承诺。当美国的霸权被挑战,它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多边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就远远不像从前那样大,这便是对「自由贸易」的不满情绪在美国蔓延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最近频频对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当美国主导全球贸易秩序时,它有能力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多边谈判下让其他国家接受高度不平等的贸易条款、「合理合法」地巩固自己的贸易霸权。然而,在它失去这一主导权之后,它不得不开始使用更加粗暴的「直接开战」方式逼迫其他国家在贸易领域做出让步。

换句话说,美国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但这其实恰恰是它霸权衰落的表现。

同样的道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国际组织、以至于特朗普被戏称为「退群总统」,也是因为美国越发不能维持在这些多边组织中的主导权。在包含大量成员国的多边组织中,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有条件联合起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这逼迫着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双边或小范围的区域性多边组织来解决问题。

吊诡的是,在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越发冷淡的时候,中国反倒更加积极地扛起了「自由贸易」大旗,俨然扮演起全球自由贸易秩序领航者的角色——习近平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积极地为「经济全球化」鼓呼,引来国内国外媒体阵阵惊叹。按照Kristen Hopewell书中观点看,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目的是将这一话语变成为自己所用的武器,冲击现有贸易秩序下的不平等结构,揭露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话语下的言行不一。

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表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但在这个「系统性混乱」的年代,新的霸权格局将走向何方,依然难以预料。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Hopewell, Kristen. 2016. 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次要参考文献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文字编辑:方可成
微信编辑:侯丽
图片编辑:魏子杰


#6

论中国垄断官僚资本的组织形式与获利能力

Proletar 无产者评论 今天

近日,红色中国网上两位著名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论的支持者“远航一号”和“井冈山卫士”同志就“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质疑做出了回应。[ 原文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应当是微信公众号“红色zhong国”于7月18日发布的文章,此文现已被删除——气临九渊怒注)——兼答太平洋同志的质疑]回应中两人承认了“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计算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并不同意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获取着高额利润的说法。本文试图反驳这一观点,并指出,中国的官僚资本垄断形式是一种类康采恩形式,中国的垄断官僚资本的获利能力并没有那么差。

我们首先来考察中国的央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央企都接受国资委的指挥,那么,国资委的指挥包括什么呢?主要是以下这几个方面:

(一)根据国务院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

(二)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体系,制订考核标准,通过统计、稽核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管,负责所监管企业工资分配管理工作,制定所监管企业负责人收入分配政策并组织实施。

(三)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四)通过法定程序对所监管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其经营业绩进行奖惩,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经营者激励和约束制度。

(五)按照有关规定,代表国务院向所监管企业派出监事会,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

(六)负责组织所监管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参与制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管理制度和办法,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编制和执行等工作。

(七)按照出资人职责,负责督促检查所监管企业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工作。

(八)负责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起草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草案,制定有关规章、制度,依法对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九)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简单来说,中国国资委通过以上的指挥、组织与协调职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央企的核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央企以国资委核心,形成了一个超级类康采恩垄断。

为什么这里说央企形成了类康采恩垄断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央企的垄断联合同康采恩的以下相似点:

1)康采恩由许多不同经济部门内的企业联合组成,中国的央企同样存在于许多不同的经济部门之中,且通过国资委(背后是修正主义者掌握的国家政权)形成了联合

2)康采恩的形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场地和投资场所以获取高额利润。中国央企的垄断联合同样达到了垄断销售市场(主营业收入份额大)、夺取原料场地(例如央企在能源领域的垄断)和投资场所的目的

3)参加康采恩的企业形式上保持独立,参与央企垄断联合的中国央企在企业形式上同样保持着独立

4)康采恩的实际统治者着是大资本家集团(一般是银行资本家),中国央企垄断联合的实际统治者也是一个大资本家集团(官僚资本家)

以上所说的四点,是中国央企的垄断联合与康采恩特点相似的地方。但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上面已经提到,康采恩的实际统治者一般不是官僚资本家而是银行资本家。但是中国特殊的历史遗留因素和现在的国情导致中国央企垄断联合的实际统治者是官僚资本家。这也使得其垄断组织形式虽然非常像康采恩,但实际上其本质是不同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央企垄断形成了一个类康采恩垄断

中国央企的垄断联合之所以实际统治者是官僚资本家是有原因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孵化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尸体之上。由于反资本主义斗争在1979年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中国官僚得以破茧而出,将国有资本变质为官僚资本。国有资本变质为官僚资本,一是体现在国企当中劳资关系的剧变,官僚取得国有资产的实际处置权;二是体现在官僚资本的运作是为了满足官僚资本的增殖冲动和维持修正主义政权稳定。正因为如此,官僚资本不仅要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还要维持国计民生(维持国计民生就是为了维持修正主义官僚的政治统治)。从这一点来说,官僚资本与其他资本不同,它天生就有政治色彩的胎记。

另外,由于央企在所有国企之中有着公认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和典型性,我们可以认为,掌控央企的官僚资本是典型的中国官僚资本。

综上所述,笔者在这里下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央企事实上存在着垄断联合,这种垄断联合采取了类康采恩的垄断组织形式。类康采恩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官僚取得国有资产实际处置权),也有其现实原因(官僚资本的增殖冲动与政治需要)。类康采恩是中国官僚资本典型的垄断组织形式

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的原文吧:

“列宁介绍了垄断组织的一些基本特点,那就是,一个或几个行业的若干最大的资本家用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形式组成‘资本家同盟’……”(《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兼答“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质疑》)

“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确实谈到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这三种垄断组织形式。可是第四种形式——康采恩却为什么偏偏没有考虑到呢?为什么你们不考察一下中国央企乃至整个官僚资本的垄断形式与康采恩垄断之间的关系呢?

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以央企为首的官僚资本(通常也被称为国有资本)的获利能力。我们用宏观经济数据来说明。“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在论述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并不占有高额利润时,运用的是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我在这里必须指出,运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工业企业。其数量之少,导致如果仅运用该范围内的统计数据会导致结论有失偏颇。举个例子,最近一次对全国工业企业单位数的普查是2013年,在2013年全国工业企业单位数为2409533,但是规模以上企业的单位数才369813,规模以上企业仅占了全企业数的约15.35%。请问“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我们可以以这些少数企业的相关统计结果去论证全局情况吗?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全部。下面我们就运用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普查结果,说明国企的状况并没有这两位同志说得那样糟糕。以下这张图列出了称得上是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的一些经济指标。

原始数据来源:《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3》

我们应当承认,在制造业(尤其是要求高精尖技术的经济部门),中国国有控股企业的竞争力与垄断力确实不强。但是,一些传统行业,例如能源与采矿行业(石油、煤炭、钢铁行业)、与国防有关的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核燃料加工业)和重大基础设施行业(水、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国企的资产份额不仅大,而且主营业收入也比较高。因此,从宏观全面而不是单纯个例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看到,国有资本集团确实能够获取到高额垄断利润。其获利能力并没有“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说得那样差。

现在我想请问“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你们承不承认中国国有资本集团是能够得到高额垄断利润的呢?如果你们承认,请问你们是否承认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一个特征:生产集中与资本集中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形成了垄断统治呢?因此,笔者认为,“远航一号”同志和“井冈山卫士”同志在论述国有企业获利能力不强时运用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论证方式。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国有控股企业的确拥有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能力,也的确存在着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现实。只是,国有控股企业在各行业的获利能力是不均衡的,有高低之分的

参考资料

1.《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13》,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作者:韩秋霖
转自《革命者》杂志

气临九渊怒:不能不说“反资本主义斗争在1979年遭到历史性的失败”和“将国有资本变质为官僚资本”是本文中两个较为明显的漏洞


#7

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

07–20 激流网

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生产状况。当今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起绝对支配作用,社会化大生产占据绝对优势。这些都没有疑义的,帝国主义的大前提中国已经具备了。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1]中“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所以最要紧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与垄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根据列宁的定义,这对于判断一个国家是否为帝国主义国家至关重要。

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这篇文章中, “井冈山卫士” 并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位同志的作品《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2]一文中,才提出了这一决定性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2]中“井冈山卫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工业生产中,“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还达不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但“太平洋的风”所著《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3]一文得出了想反的结论:“就全局性的垄断水平而言,中国显然不仅跨过了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门槛,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水平。”[3]

笔者比较了这两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发现后一篇文章[3]所利用的数据更全面,其计算方法精确度更高,所以结论自然更准确。本来笔者打算用类似的方法推翻“井冈山卫士”的结论,但笔者没有掌握那么详实的数据,“太平洋的风”所做这篇文章远远比笔者文章中关于工业垄断的部分要好。

所以笔者就删去那部分,专门谈谈当今中国银行业的集中与垄断。“井冈山卫士”也知道列宁给出的“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 [2]包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 [2],但他并没有给出中国银行业的统计材料,让笔者抛砖引玉吧。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2015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262家。[4]根据普华永道2017年4月给出的《银行业快讯》中的编写说明:“27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合计相当于截至2016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6.40%”。

这两组数据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只差了一年,具有可比性。可以认为2016年末中国商业银行数目大致为四千(很可能低估),这样看来约占总数1/150(这个比例可能更低)的27家大的商业银行拥有的资产超过所有商业银行总资产的3/4。

由于大银行业务上的种种优势,它们对业务的控制能力至少不比对资产的占有能力低。一小撮银行控制了整个行业,即使不做任何对比,凭感觉也可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当年银行业是怎样的情况呢?

列宁以某类银行 “在存款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来表示“银行业的集中”程度。 [1]

1912/1913年间,柏林9家大银行占49%,其余48家资本在10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占36%,115家资本在100万至1000万马克的银行占12%,资本不到100万马克的小银行占3%。资本在1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共有存款98亿马克,占存款总数的97%(49%+36%+12%)。[1]

要想把这些数字和现在中国的情况相比,需要估计当时德国有多少银行。

其他资本在100万马克以上的银行共有172家(9+48+115),关键在于估计小银行的数量。当时德国银行的全部存款约为101亿马克(98/97%),所以资本不到100万马克的小银行共有存款约3亿马克(101*3%)。

资本在100万至1000万马克的银行拥有存款超过12亿马克(101*12%),共有115家这样的银行,平均每家银行拥有存款略多于1000万马克,也就是略高于拥有资本的上限。假定小银行也满足这个条件,每家平均拥有存款与资本上限基本相等,那么小银行就有约300家(3亿/100万)。

这只是个作为参照的估计,小银行很可能存款更少,所以数目很可能比计算结果明显多一些,比如五六百家。但即便我们假设小银行大概有一千家(应该是明显高估了),那么当时德国银行的总数也不会多于1200家。

9家大银行在银行总数中的占比不会低于0.75%,0.8%、1%甚至更高都有可能,但这些银行的存款占比只有49%,略少于 1/2。2015/2016年间,中国的27家大银行在银行总数中的占比不会高于0.7%,但存款占比不会少于3/4。

那时的德国依照列宁的标准来看是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近期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已经明显高于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

根据“太平洋的风”的论述[3],中国已经具备列宁版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一个特征:“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 [1]。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特别需要资本集中,考虑到中国已经拥有完备的重工业体系这一情况,银行业集中到可怕的程度必定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 [1]。在笔者看来,列宁版帝国主义国家的第二个特征中国也已经具备。

虽然“井冈山卫士” 没有给出中国银行业的统计材料,但这位同志应该知道中国金融资本非常集中,知道集中程度很可能超过某些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关于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写的:“就金融行业本身来讲,这些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银行集中程度还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都不低于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国家,但是,我们能说大政府、中央银行和进口替代就是帝国主义吗?”[2]

“井冈山卫士”忘了,帝国主义的大前提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完备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体系。他提到的那些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那些条件的。在那些国家里,由于殖民体制等种种不利条件的长期压制,本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农业甚至工业中小生产还起着一定的作用,绝不能因为银行业过分集中就认为那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

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大前提已经具备了,加上完备且非常集中的工业体系,再加上集中到可怕程度的银行业,帝国主义的特征多么明显啊!

参考资料

[1]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730-845页.

[2] 井冈山卫士. 从《帝国主义论》 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2018.7.13].

[3] 太平洋的风. 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2018.7.16].

[4] 投资圈mp. 中国究竟有多少银行和银行人?统计清楚了!.[2016.8.13]. http://www.sohu.com/a/110392591_460455

作者:壮壮。本文为激流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邱铭珊

此文后于7月21日以“Proletar”的名义发表于微信公众号“无产者评论”


#8

重复同样的错误 ——评“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对统计事实的应用

原创: 壮壮 激流1921 今天

在阅读《帝国主义论》[1]的时候,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列宁引用的大量统计材料——在准确而完备的事实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但这些材料并不稀奇,只要去查阅资料都能获得,收集事实在今天比在列宁所处的时代更容易。

但搜索一下就可获得的材料(哪怕准确度极高)对于研究特定问题而言意义非常有限——列宁绝不会满足于罗列简单的基础事实。与收集事实的能力相比,列宁对于统计材料的正确运用才更应该学习,这一点对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人尤其重要。

“井冈山卫士”明白这一点,他知道要“使用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决定性的而不是案例研究式的证据” [2]。但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却违背了自己的准则,那些问题已经由“太平洋的风”在《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3]一文中指出。

之后,“造二代”公众号上发表了“井冈山卫士”与“远航一号”合著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4]一文,他们承认“‘太平洋的风’同志计算无误,‘太平洋的风’同志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正确的” [4],他们也“对于‘太平洋的风’同志指出我们的数据引用不当表示感谢” [4]。

但笔者通读这篇文章[4]以后却觉得他们还在犯类似的错误。

他们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苹果公司”相比,得出了中国的垄断组织利润率大大低于美国的跨国垄断企业的结论。事实应该没问题,但这正是“案例研究式的证据” [2],他们正好违背他们自己提出的准则。

要给出“决定性的”“ 证据” [2],就应当全面比较中国和美国大企业的利润率,而不是只拿一两个知名企业说事儿。但这样一来问题就相当复杂,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力进一步研究,不过笔者很期待有能力的同志给出答案。

在“使用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证据” [2]这方面,他们表现更差。

在这篇文章中[4],他们已经知道应该“采用全部工业企业而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 [4],但在比较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的经营情况时,他们却不是拿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的企业比较,而是用同为规模以上的私营、外资、国有企业互相比较:

“再来看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这一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未扣除所得税)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22%、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6%;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1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7%;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不到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5%。”[4]

规模以上的企业不论是由谁控股都是大企业,这样比较只能看出不同类型的大企业之间谁的营利能力更强,看不出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的差别。

但不知道为什么,“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中国国有资本集团(话实/‘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崛起’)不仅没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也谈不上‘扼杀’和‘压迫’私营中小企业,反而仅能得到显著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4]

前面表示利润率的数字只能说明中国国有大资本集团的相对获利能力低于私有大资本集团和外国控股的大资本集团,但这不过是大资本集团间的差异罢了。真正意义下的“中小企业”应该是规模以下的企业,这类企业的经营状况文章[4]中没有提到。

两位作者应该是把规模以上企业当做全部的企业了,把这些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当成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这就是把局部当全局了,和“井冈山卫士”之前文章 [2]中的问题是一样的,同样的问题出现了两次。

真正意义下的“中小企业”处于什么地位,其实光看统计方法就已经能说明问题了。列入《中国统计年鉴》的企业要达到“规模以上”,达不到一定规模的企业,连被统计的资格都没有。在列宁写《帝国主义论》的时代,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那时候的德国是连只有一个人的个体户都要统计进来的。[5]

当今中国中小企业的社会作用,还不如当年德国的个体户,它们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可以忽略不计,完全处于被规模以上企业支配的地位。大资本对小资本的统治力,当今中国胜过当年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这还不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吗?

要比较经营状况,也应该把规模以上企业和近几年比较热的“小微企业”比较一下,笔者在这里做一个粗浅的尝试,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不仅创业艰难,而且正在经营的小微企业,多数都在生存线上挣扎。有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小微企业在盈利,大量小微企业倒闭。”[6]小微企业的经营多么艰难啊!

而不论怎么计算,哪类大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大企业,国有、私营、外资的差别其实可以忽略)的利润率都不算低,最低的结果也是5%,绝对没有出现多半不盈利的情况。大企业的经营情况比小微企业好得多。

就算是被吐槽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状况也是这样:“据2017年中石油财务报表,该年度中石油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1.9%,销售净利润率仅为1.8%。”[4]

在规模以上企业中,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营利能力最差,“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不到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5%” [4]。中石油的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润率比国企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很多,可见它的营利能力该有多差,经营状态该有多不好!

可是就是这么个糟透了的大企业,它的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净利润率却还是正的,仅仅这一点,它的经营状况就已经明显好于大部分小微企业了。利润的高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要连用“仅为”这样的词。在现在很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能经营下去还能有一点利润的企业,已经比较不错了。

正确使用“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给出的材料以后,会发现:如果那些材料能证明什么的话,那就只能是他们自己不对。

当今中国,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势,相当于垄断大资本对非垄断小资本的压制,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

参考资料

[1]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730-845页.
[2] 井冈山卫士. 从《帝国主义论》 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2018.7.13].
[3] 太平洋的风. 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2018.7.16].
[4] 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2018.7.17].
[5] 列宁.列宁全集(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2月第1版:430-433页.
[6] 太平洋的风. 返乡创业,能否改变打工者的命运?.[2018.7.6].


#9

集中必然走向垄断,列宁的论断依然有效

原创: Proletar 无产者评论 今天

上一篇文章主要论证了中国工业的垄断程度(或者按照远航一号同志后来更正的说法叫集中度)并不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这篇文章继续讨论垄断的问题。

列宁在列举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集中的情况后指出,“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帝国主义论》,后面引用列宁原话时均不再标注)

集中“自然而然地走向垄断”,这是很合乎逻辑的过程。但“井冈山卫士”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帝论”》中指出仅“烟草”和“石油”行业存在垄断:

“根据列宁的定义,垄断企业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垄断企业需要结成垄断联盟,执行至少是相互协调的价格——产量政策、获得超额利润才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性质的企业,否则没有垄断行为和不获取垄断利润的企业在积累速度上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并无区别,自然不具备帝国主义性质。而这需要总数为‘一两打’的企业形成有执行力的同盟关系,这种垄断企业的联合,与国有控股企业作为一种经济成分的市场份额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而言,在41个工业行业中,只有烟草行业和石油行业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而“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两位同志合著的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引用了我们在上面引用的列宁的原话之后,又强调了集中只是造成垄断的条件,不一定导致垄断。在列举了利润率等数据之后,两位作者明确指出:“单地认定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就是列宁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而认为中国的国有资本是当代垄断资本中最主要和最核心的部分,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国生产上的集中到底是如列宁所说那样,自然而然地走向垄断,还是如两位同志所言,并不会走向垄断呢?

我们还是回到列宁的原话上。列宁说,“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什么叫“竞争的困难”?一个行业里只要不是只有一个企业,只要想竞争就完全可以竞争,什么样的竞争手段都可用,怎么就“竞争困难”了呢?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企业做一切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利润,竞争也一样。如果与对手竞争有利于自己,当然要坚决地竞争。当一个行业存在非常多企业的时候,若干企业间的直接联合无力改变市场价格,擅自提高价格只会把自己踢出市场。随着生产的集中,一个行业里的企业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少数企业就有可能直接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谋求更高的利润。企业串通定价就是最典型的垄断行为。

中国企业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当然有,而且在媒体上还多有报道。

去年,发改委曾经处理过一起工业企业搞价格垄断的案件。18家PVC企业微信群串谋涨价,被发改委查到,罚款4亿多。如果PVC行业高度分散,需要串通成千上万家企业才能抬高商品的市场价格,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垄断行为的出现,关键在于产能在少数企业的集中(18家企业占全国75%的产能)。而垄断行为只要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企业为什么不做呢?即便违法,也会有人冒险为之。

前段时间,媒体也曾报道,玻璃行业协会开会商议涨价的事情。虽然此次没有集体涨价,但新闻里也指出,上次玻璃协会在南京开会后出现过整体报价上涨的情况。

针对串谋涨价这种垄断行为,金龙控股集团副总左剑明在一次访谈中曾透露:

“一个行业叫PTA行业,这也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化工行业的。其实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就两家龙头,荣盛石化和恒逸石化,就这两家。而且要知道上一轮这两家炒作PTA的时候还被国家处罚了,说你们这两家龙头企业怎么联合涨价,因为两个老板第一都是杭州的,第二我们两个人涨价,别的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两个不出货,整个行业就没货了。所以你只要涨了,我们两个都涨了,你涨我涨价格都很好,所以你看到这两年他们的股票价格都涨了非常多。”[1]

笔者专门去搜了这个事情,发现确有其事。这两个企业不是串谋涨价这么简单,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垄断联盟:

“恒逸集团和荣盛集团,都系纺织业起家的萧山企业,发展中一直呈现你追我赶之势,实力可谓不分伯仲。在1990年代末纺织业大萧条后,两家公司都决定向利润丰厚、资金密集的上游PTA产业进军。两大集团摈弃同行相轻的旧有模式,开始联手。”

“在宁波、大连的两家石化公司中,恒逸集团、荣盛集团采取一参一控模式,前者由恒逸石化控股,后者由荣盛石化控股,实现利益均沾。”[2]

恒逸集团和荣盛集团的PTA产量占到全行业有效产能的40%以上,这样高度的集中是垄断产生的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要发展为垄断,就需要动机。而动机十分简单,就是为了利润。长期的合作之后,发展为垄断联盟,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一个企业或少数几个企业实现了行业内的垄断之后,就可以向上下游企业伸手,压价提价,获取垄断利润。比如,世界500强企业正威集团(2018年排名111名,是全球最大铜加工企业之一),就曾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垄断利润:

“很多人认为铜线杆行业利润很低,但王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以规模颠覆原有的链条,另一种是发明创造。他很快占据了全球超过10%的铜线杆产能如此做大规模之后,王再向铜供应商大幅压价。以200万吨采购额为例,仅压低1%的价格,就有超过10亿元的利润。”[3]

垄断企业除了操纵,还通过打通产业链的方式把上下游的企业都集中到一个大的集团中,以谋求更高和更稳定的利润。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正威集团也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这家企业原本是家铜线制造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始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发展,开铜矿:

“此后,王文银的事业一马平川,以每年新增一个工厂的速度迅猛发展。2003年是王文银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这时,其工厂已颇具规模。非典来袭之时,很多人认为投资风险很大。而王却认为生意不进则退,逆势加大了投资。铜陵全威铜业由此开始实质运作。

“‘这个年产25万吨铜的项目投资非常大,当时,我们的胆子太大了。’唐毅辉说。这也是王文银所下的最大一笔赌注。整个项目要投资30亿元,仅一期预算就要10亿元现金。王文银希望用这个超级工厂连接铜矿开采、电线制造的两端,在长江边上的一块荒地上,王重重下注。

“在铜陵工厂,每天都有800吨铜板不间断地注入高约10.2米的竖炉,在超过1100摄氏度的高温中融化为橘红色的铜水。再经由紧密连接的铸机和轧机,迅速变成直径8毫米的铜线杆。铜线杆可被继续拉伸为细如发丝的铜线,有些被用来制造笔记本电脑、空调中的电路,有些变成了用来连接苹果手机的数据线。”[3]

通过完整掌握铜产业链,正威集团快速发展,2013年进入财富世界五百强。正威集团在全世界购买铜矿,并购企业,吸收人才,已成长为铜深加工贸易领域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司。

上面列举的例子都是私企,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企业。这说明,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在评论当时英国的垄断时说的话,也适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

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稍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被认为是非垄断性的私企都有这样的操作,难道成天被骂“垄断”的国企就没有?当然有。媒体曾报道两桶油事实价格垄断的事情。虽然新闻没有绝对证实,但正规媒体能这样爆料,恐怕是确有其事:

“中国加油站网副总裁黄顺敬告诉记者,虽然他并不了解是否有这么一份协议存在,但两大石油公司确有形成价格攻守同盟,在终端定价上更多的是同进同退,竞争并不充分。黄顺敬还指出,两大巨头其实有许多‘伙伴’行为,最为常见的是‘油品置换’。他解释,为了降低彼此的物流成本,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彼此的强势地区为对方提供油品。例如在中石化传统地盘广东,中石油可以通过‘置换’换得所需油品;相应的,中石油也会在自己的地盘为中石化提供方便。‘新加入的中海油也要遵守规则,以维持同盟关系。’黄顺敬补充道。”[4]

两桶油搞这种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当然,红色中国的同志会反驳说,两桶油利润这么低,能叫垄断利润吗?不过,我们也可以反问,如果没有这些垄断行为,两桶油的利润会不会更低甚至是负数呢?不是说有垄断企业就一定利润率高。如果一个企业经营不善,即使获取到了垄断收入,也可能没有利润,更别说垄断利润了。

总之,企业集中就会使得垄断成为可能,而企业只要觉得有利可图,就会采取垄断行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不同的时代,垄断组织的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垄断行为的具体实施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但资本主义必然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的历史趋势是不会变的。不管某国在意识形态上多么喜欢“自由”,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表明,垄断已经成为该国最重要的起决定性的经济因素。我们认为,某些同志坚持集中之后不一定出现垄断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得到必要的纠正。

注释

[1] 左剑明:行业内的联合涨价
http://news.cnfol.com/zhengquanyaowen/20180611/26545882.shtml

[2]起底刘铁男案行贿者恒逸石化:曾因操纵股价被罚
http://business.sohu.com/20140928/n404711892.shtml

[3]低调的矿老板:王文银的“正威梦”
http://xianhuo.hexun.com/2015-01-12/172278335.html

[4]中石油中石化被曝私定价格同盟
http://jjckb.xinhuanet.com/2011-03/03/content_291333.htm

作者:太平洋的风


#10

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 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

远航一号 红旗太平洋 今天

摘要: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们,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呢

井冈山卫士同志“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发表后,许多同志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意见。其中有些,是严肃的、有益的批评意见,如“太平洋的风”同志“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一文;对于其中的一些疑问和误解,我们已经做了答复。还有一些,却是不严肃、不认真的,他们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认清事实、追求真理,而更多地是为了让真理服从自己。对于这些不严肃、不认真、有害而无益的批评,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和毛经天同志也分别做了答复。

激流网是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的进步网站;长期以来,红色中国网与激流网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一直是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以往一些批评我们的文章,激流网转载了,但并没有首发。我们对于“中帝论”的批判文章,激流网并没有转载过。对此,我们是理解的。这次,壮壮同志批评我们的文章,则是由激流网首发的。想必,激流网编辑部的同志对于壮壮同志的文章是完全赞成的,而对于我们对“中帝论”的批判则不完全赞成。如果确实如此,建议激流网的同志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将你们的意见表达出来。

壮壮同志的批评文章题为“井冈山卫士知道中国的银行业集中到了什么程度吗?”。壮壮同志的主要观点是,中国银行业的“垄断”程度已经高于二十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的垄断程度,因而足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具备了“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井冈山卫士同志这两天比较忙,受井冈山卫士同志的委托,我来答复壮壮同志提出的质问。

壮壮同志查阅了银监会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了解到:“2015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262家。根据普华永道2017年4月给出的《银行业快讯》中的编写说明,27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合计相当于截至2016年12月末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76.40%。”根据这个信息,壮壮网友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总数大致为4000家,27家上市银行占商业银行总数的不足0.7%,却占到了全部资产或存款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个集中程度,按照壮壮同志的计算超过了德国银行业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集中度(占银行总数约0.75%的9家大银行占有全部存款的一半)。

壮壮同志能够主动做调查研究,查阅银监会资料,这是好的。但是,壮壮同志的调查研究不够仔细,下结论又过于匆忙马虎,以至于忽略混淆了一些金融业的基本概念。在2015年底,中国确实有426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这比壮壮同志列出的数字少一家,这一微小差别无伤大雅)。但是,壮壮同志,“金融机构”不等于“商业银行”。据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银行业各种金融机构数量盘点”,2015年底,在总计4261家金融机构中,计有农村信用社1373家、村镇银行1311家、农村商业银行859家、城市商业银行13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民营银行5家、大型商业银行5家。此外另有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邮政储蓄银行、货币经纪公司、贷款公司、政策性银行等等,均非商业银行(http://www.askci.com/news/finance/20160902/14383359164.shtml)。

如将其中确属商业银行的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相加,总数不过1014家。如此算来,中国最大27家银行占商业银行的总数就不是壮壮同志所认为的不足0.7%,而是2.7%了,其集中度也就未必高于二十世纪初德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了。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中,井冈山卫士在说明中国工业的集中度时,研究不够仔细,仅研究了少数大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例,而没有研究大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例。“太平洋的风”同志指出了这一错误。令人遗憾的是,壮壮同志没有从井冈山卫士同志的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在没有搞清楚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两者之间区别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得出“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实在是太恐怖了”的结论,犯了与井冈山卫士同志类似的错误。所以在我们看来,壮壮同志应该向“太平洋的风”同志学习,学习他严肃、认真的讨论作风,努力做到不犯错误、少犯错误,而不要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就像毛主席说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

在与“太平洋的风”同志的探讨文章中,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资本积聚和集中只是造成垄断的条件,但是集中本身并不等于垄断。关于集中和垄断的区别以及垄断的标准,除了可以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外,我和井冈山卫士同志也在后来的文章中做了进一步说明。

仅仅就集中来说,正如马克思、列宁都曾经论述的,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不仅一些公认的、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一般的外围、半外围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行业的资本都达到了高度集中。但是,银行业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情况。比如,在林毅夫、章奇、刘明兴合著的“银行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发表于《世界经济》杂志2003年第1期,第3-21页),表2.1列举了四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1989-1996年银行业资本集中的情况。按照各个国家5家最大银行占银行全部资产比例来计算,埃及的5家最大银行占该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为73%,希腊的5家最大银行占91%,印度的5家最大银行占51%,肯尼亚的5家最大银行占72%,巴基斯坦的5家最大银行占90%,秘鲁的5家最大银行占76%,菲律宾的5家最大银行占56%,津巴布韦的5家最大银行占97%。相比之下,德国的5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39%,美国的5家最大银行不过占有该国银行总资产的20%。如果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而简单的根据银行业集中度来认为埃及、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津巴布韦、菲律宾、秘鲁等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德国、美国反而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那岂不是十分荒唐?

那么,在列宁看来,到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算做帝国主义国家呢?壮壮同志(像很多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一样)引用列宁的著名语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但是,列宁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和语境下做出这一论断的呢?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的前几段,列宁是这样讲的: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 …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壮壮同志,各位坚持“中帝论”的同志,请你们认真地看一看列宁自己是怎样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一定义,虽然“能包括主要之点”,毕竟仅仅是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仅仅是为了“简短”和“方便”才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那么,列宁明确讲,“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列宁还特别指出:“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在我们看来,列宁的这一教导,对于批判当今中国左派中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者,是特别有意义的。

只是在做了上述说明以后,列宁才列举了一般人们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但是,许多不细心的读者可能没有注意到,即使是这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看来,也仍然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尤其是不能够适应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需要的。因为,紧接着,列宁又进一步指出: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

所以,在列宁看来,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还必须给帝国主义再下一个定义,否则就仅仅是注意到了“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那么,列宁认为应当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列宁用相当的篇幅来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并没有明确地再提出帝国主义定义的问题。

然后,在《帝国主义论》第八章的开始部分,列宁指出:“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 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在这一章的中间部分,列宁特别指出,正是这一“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与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即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和修正主义派别)的存在有着直接的联系:“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

这种帝国主义“寄生性”的物质基础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从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垄断高额利润”,从而使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可以用这些“垄断高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贵族”:“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可见,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瓜分世界”,就是将整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必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高额垄断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这些,都不是井冈山卫士或者远航一号的发明,而是见诸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白纸黑字。

在后来列宁亲自撰写的《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的第五部分,列宁又特别强调了第八章的重要意义,并且着重指出:“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接下来,列宁再次强调了,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来的“大量的超额利润”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是如此重视这一问题,以至于他特别指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我和井冈山卫士同志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中,特别提醒同志们重视列宁的这一教导。令人遗憾的是,有一些同志,不仅不重视列宁的教导,而且对列宁的教导以及我们的说明加以肆意的歪曲和捏造。

现在,我再次请同志们重视列宁的上述教导。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的、具体的矛盾,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将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在列宁逝世前一年所撰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事实上已经明确指出,未来世界革命的主要希望不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的东方:

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在列宁看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将“不会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通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自身里的“成熟”来实现,而是通过“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就是说,只有世界广大东方的人民起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那样,东方的革命才能为西方的革命展开道路。列宁接下来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在世界东方被压迫人民占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才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当然,正如列宁所说的,“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只有不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会无视生动复杂的社会实际,而用僵硬的定义来裁剪现实。就列宁所处的时代来说,沙皇俄国就不完全符合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在列宁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方面(即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攫取大量超额利润)也不典型。列宁与斯大林对沙皇俄国社会性质的有些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比如,斯大林曾经认为,由于对英、法资本的依赖,旧俄国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半殖民地”性质(相关史料见,阮大荣,“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一期)。

列宁认为,沙皇俄国尽管在经济上较为落后,但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沙皇俄国通过对东欧、中亚各民族的征服而占有了广大的殖民地。按照列宁的计算,1914年,沙皇俄国的宗主国部分仅占沙俄总面积的24%,而殖民地部分占沙俄总面积的7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今天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公开的殖民地已经很少了。我们判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应该主要根据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一般的、主要的特征,即其垄断性和寄生性,以及由垄断性和寄生性所决定的通过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半外围国家剥削所形成的“高额垄断利润”。在这几个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察某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疑似帝国主义国家)是否通过对外政治和军事干涉而控制其他国家的内政,从而剥削和压迫若干个附庸国,是否发动或参与过多起对外侵略战争等。如井冈山卫士在“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一文中所论证的,以上几种情况,都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将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若干基本特征中个别的一个两个特征,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完整定义中机械地割裂开来,硬套在中国现实上,不仅无助于马列毛主义的进步,而且正如列宁所说,将使得我们“一步也不能前进”。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还是属于世界的“西方”?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属于世界的“西方”或者将要属于世界的“西方”(这是“中帝论”不可避免的推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 不仅中国的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而且“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将是没有保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的“东方”,是属于世界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那一部分,那么,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论断仍将是完全正确的。

信奉“中帝论”的同志们,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相信还是不相信“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呢?

————————————

顺带附送此文在公众号红旗太平洋发表后“沧海拾珠”的一条留言:倒数第二段有点强词夺理啊。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一样可以较早甚至率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再说了,就算是发达的西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润率降低到极致暨资本家无法顺利榨取剩余价值的时候,资无两大阶级矛盾也会空前激化,促发无产阶级革命


#11

与壮壮朋友谈统计(一)—— 什么是“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

远航一号 红旗太平洋 今天(指2018年7月25日——编者注)
激流网的经济评论员壮壮朋友又发言了。据说,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又犯“错误”了。我们以中国的中石油公司为例,来说明被中国主流媒体和“中帝论”人士经常攻击的所谓国有垄断资本并没有什么“高额垄断利润”。据壮壮朋友说,这便是犯了“案例研究”的错误,违背了我们自己的“准则”。

壮壮朋友说,他是读过《帝国主义论》的:“在阅读《帝国主义论》的时候,笔者首先注意到的是列宁引用的大量统计材料 —— 在准确而完备的事实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那么请问,列宁以美孚石油公司的财务数据为例,来说明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垄断公司的“高额垄断利润”,这是壮壮网友所允许的“准则”吗?如果列宁的这一“案例”能够蒙你允许的话,我与井冈山卫士学习列宁的研究方法,在使用大量一般性统计资料的同时又用典型案例来说明某些问题,是不是也在阁下的允许之列呢?

依壮壮朋友看来,“要给出决定性的证据,就应当全面比较中国和美国大企业的利润率,而不是只拿一两个知名企业说事儿。”据说,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统计材料并不稀奇,“只要去查阅资料都能获得,收集事实在今天比在列宁所处的时代更容易。”读到这里,满以为壮壮朋友就要亲自动手,拿出“决定性的证据”了。且慢!壮壮朋友提出任务的速度与他给自己的能力设定上限的速度几乎同样快:“但这样一来问题就相当复杂,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力进一步研究,不过笔者很期待有能力的同志给出答案。”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壮壮朋友没有调查,并且似乎也没有“能力”调查,但是并不妨碍壮壮朋友下结论:中国“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而且“已经非常明显”了。

鉴于壮壮朋友 “很期待有能力的同志给出答案”且“的确”没有调查的能力,那我们就来帮壮壮朋友一个小忙,让我们就按照壮壮朋友所提议的办法,“不是只拿一两个知名企业说事儿”,而是“全面比较中国和美国大企业的利润率”。具体来说,就是分别比较中国、美国入围《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的最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这是否符合壮壮朋友的“期待”和要求呢?

不过,笔者手上并没有2018年最新版的《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的全套数据。要马上拿到这套数据,须支付约1000美元的费用,非笔者所能承担,只好等明年再议。好在有去年的免费数据可用。笔者从网上下载了2017年版《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的主要数据,包括全球500强企业2016年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净利润、员工人数等数据,想来壮壮朋友不会介意吧?

经过整理计算,得主要数据如下:2016年,中国共有109家企业被《财富》杂志列为世界上按照营业收入计算排名前500位的企业。这109家企业的营业总收入6.04万亿美元,总资产29.11万亿美元,总利润3161亿美元,雇员总数1979万人;以总利润除以营业总收入得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5.2%;以总利润除以总资产得平均总资产利润率1.1%;以总利润除以雇员总数得人均利润15975美元。

如取上述109家中国最大企业中排名靠前的100家企业,则中国最大的100家企业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是5.84万亿美元,总资产28.72万亿美元,总利润3064亿美元,雇员总数1926万人。经计算,中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2%,平均总资产利润率为1.1%,人均利润为15904美元。

2016年,美国共有132家企业被《财富》杂志列为世界上按照营业收入计算排名前500位的企业。这132家企业的营业总收入8.48万亿美元,总资产29.96万亿美元,总利润6420亿美元,雇员总数1741万人;以总利润除以营业总收入得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7.6%;以总利润除以总资产得平均总资产利润率2.1%;以总利润除以雇员总数得人均利润36874美元。

如取上述132家美国最大企业中排名靠前的100家企业,则美国最大的100家企业2016年的营业总收入是7.68万亿美元,总资产27.64万亿美元,总利润5627亿美元,雇员总数1569万人。经计算,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3%,平均总资产利润率为2.0%,人均利润为35872美元。

即以美国的100家最大企业与中国的100家最大企业相比较,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要比中国的100家最大企业高出40%(按比率计算),平均总资产利润率要高出近一倍(82%),人均利润要高出一倍多(126%)。

这还没有考虑到所谓“中国”的100家最大企业中,很多实际上是外资、港资、台资控制,如阿里巴巴、腾讯、友邦保险等。如果去掉这些冒牌“民族”企业,则中国最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将更低。

《财富》杂志没有提供各企业的工资数据。但是我们不妨做一些合理假设。2016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包括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外资、港台资等)平均工资67569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合10173美元。假设以此作为中国100家最大企业的人均工资,则可以粗估中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为148%。

2016年,美国国内雇员工资和薪金总额8.1万亿美元(不算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金等福利),全时和半时的雇员总数14866万人,每人平均工资54487美元。假设以此作为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人均工资,可以粗估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剩余价值率为66%。

就是说,美国的最大企业,在剩余价值率比中国的最大企业要低55%(按比率计算)或82个百分点(按数值计算)的情况下,其平均利润率仍然比中国的最大企业要高40-80%,人均利润仍然要高出一倍多。

壮壮朋友喜欢说,他是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那么,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是怎样说的呢?列宁说:“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 … 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第八章)“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 … 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列宁将这种“超额利润”或者“垄断高额利润”称之为“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

一方面给本国的工人高工资、高薪金,另一方面通过“掠夺全世界”从而获得世界市场上的较高利润(其中一大部分企业又可以获得“垄断高额利润”),这便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阶级关系与世界市场上的必然表现,也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以及“另外一个定义”的必然推论(列宁说,“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 … 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见第七章)。

壮壮朋友,你们所说的“中华帝国主义”是不是“的确符合”列宁反复论述的帝国主义的这些基本特征和必然表现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拥有从“掠夺全世界”得来的“大量的超额利润”吗?中国资产阶级的利润中有多少“是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呢?中国的资本家对本国工人敲骨吸髓,剩余价值率高达约150%!这是更像外围、半外围国家资本家的所作所为还是更像掠夺了“大量的超额利润”以后财大气粗因而不吝惜拿出一些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是已经“非常明显”了呢?请壮壮朋友思考。


#12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原创: 造二代 造二代 4天前(指2018年7月21日——编者注)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作者:毛经天

近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转载了张跃然博士对某一本资产阶级学术著作进行总结的文章《贸易战从何而来》。其编者认为,该总结深入挖掘了国际贸易秩序背后的互动关系、权力变化,得出了切合实际的关于贸易战的结论——巴西、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在热情称赞了这篇总结之后,该编者立马换了一张脸,批评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以自欺欺人的“世界体系”话术否定“中帝论”,在该编者看来,“世界体系的秩序并非始终稳定、不可撼动的,体系中的各国关系也有着丰富的层面,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何宇的文章《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充分批判了这种话术,但可惜的是把丰富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一概否定掉了。”

何宇在其文章中宣称,“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

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和何宇都认为,体系是具有“丰富的层面”的,却又吝惜笔墨不肯赐教这些“丰富的层面”是什么,本文就来探讨一下这些东西。

1.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何宇宣称,他的体系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任何具有现代科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复杂系统来说,总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加总。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会在整体层面呈现出部分不具有的性质,并推动系统的演化发展。马克思所讲的价值规律就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各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客观上就将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以满足社会各种需求。何宇后来又在行文中用“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的词句来否定他先前关于“体系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的论断,这不过反映了他脑袋里的混乱罢了。

何宇声称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却不去说明我们需要考察总和里哪些丰富的内容,只指责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是抽象的排序。这时,笔者不禁要问,有哪个科学理论不做必要的抽象?做任何科学研究,都要抛掉枝叶抓住主干,都要合理地抽象,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一句话,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何宇一定可以理解动力学里把物体抽象为“质点”的理由吧。

既然要批判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那就要说明他的抽象为什么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不能解释当前世界体系的动态发展,而不能像何宇一样说“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自以为说全面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说了和没说一样,毫不利于我们去认识客观世界。

何宇采用这些自相矛盾和违背科学的说法,是为了给他的论断留下空间,即中国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其主要矛盾是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奇怪的是,何宇所批评的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的理论,井冈山卫士所作的分析恰恰是关于薄弱环节的分析,只不过没给何宇的“二次革命论”、“工人群众落后论”留下位置罢了。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希望何宇还能潜下心来学习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总而言之,要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坚持整体论,要说明白各阶级、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这些相互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如何演化发展乃至灭亡。

2.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系统,分析单位是整个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或地区。此外,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必须是系统的和历史的,也就是说要在系统层面上阐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要说明整个体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路径。

历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分工体系。处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在世界市场上,核心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处于科技前沿的、能够获得垄断利润的部门构成,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竞争性的、科技含量低的部门构成,而半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则兼有这两种类型的部门。因此,剩余价值从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和半外围国家,也从半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国家。享有超额剩余价值的核心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来吸引核心资本(即处于科技前沿的资本),提升产业结构;因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淘汰下来的产业则转移到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这一机制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而剩余价值从外围、半外围向核心的转移,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为体系的关键。

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所推崇的文章《贸易战从何而来》里所引用的阿瑞吉就曾详细阐述过这一机制。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似乎对此一无所知。通读编者按,该编者所声称的“丰富的层面”好像是指巴西、印度和中国经济崛起,摆脱了其半外围的地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了严重冲突。可是,如果他真心推崇那篇文章的每个字句,就应该去了解一下阿瑞吉的学术成果。按照阿瑞吉以人均GNP划分核心、半外围、外围的标准,中国、巴西只能是半外围的地位,而印度才刚刚踏入半外围的门槛。

除了剩余价值转移的“主干”外,世界体系理论当然还有“丰富的层面”。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崇对某一本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总结文章,那就不妨去看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Nature上刊发的关于世界体系的文献综述,毕竟文献综述会更有说服力一点。2018年4月底Nature子刊Geoscience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贸易的环境和社会足迹》。作者列举了多项研究成果,例如:在过去50年中,发达国家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被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7年全球30%的PM2.5排放是由生产出口品引起的,其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和欧洲;2006年,中国4%-8%的空气污染物是由于生产满足美国的消费品引起的;发达国家将低技能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11/2012年,印度有100万儿童为生产出口品而工作;美国每年7000万人年的劳动足迹里有4000万人年来自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巴西、菲律宾、墨西哥和中国……不知这些“丰富的层面”入不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的法眼?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远航一号和井冈山卫士已经做出了大量的说明。何宇将他们的世界体系论判定为无用的抽象,“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说其忽略了世界体系的“丰富的层面”,话实则将其视作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翻版。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可以和话实辩一辩,捍卫一下他们的具有“丰富的层面”的世界体系理论。

3.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专门将《贸易战从何而来》一文中的这个语句挑出来:

“当前的国际秩序十分符合阿瑞吉、西尔弗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霸权转移时的系统性混乱——「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其实,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讨论,从上世纪60年代末就开始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的解体,就和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有密切关系。运用相同的逻辑,张跃然博士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还可以谈谈那个时候“紊乱”是怎么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了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所谓“混乱”,在中文的正式翻译中应该叫做“混沌”,这是复杂系统理论中关于非线性系统的一个概念。“混沌”并不是说事物发展不再遵守规律而呈现出随机的特点,而是说,系统的发展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而系统是否呈现出混沌的特点,取决于基本参数。随着基本参数的变化,一个非线性系统会逐渐出现分叉现象、然后再过渡到混沌。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基本参数,二是初始条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参数应该是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税负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税负成本的上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趋向混沌——中国的崛起在此意义上才能被认为是造成了混沌,而不是中国与美国争霸造成了混沌。因为系统未来的发展路径取决于初始条件,即当前人们采取的行动,因此左翼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对可能的“薄弱环节”进行严肃的研究,以求取得局部胜利乃至最终的全局胜利,而这正是关于“中帝论”争论的关键所在。

早在10年前,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所嘲讽的李民骐教授就发表了他的著作《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终结》,探讨中国崛起和世界资本主义灭亡之间的关系。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要进行真诚的讨论,那就不妨取来读一读。


#13

与壮壮朋友谈统计(二)—— 中国工业部门的大、中、小、微企业

远航一号 红旗太平洋 今天(指2018年7月26日——编者注)

在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合写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再来看2016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这一年,私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未扣除所得税)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22%、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6%;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约为1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约为7%;而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净资产的比例平均不到8%、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仅为5%。”

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据此总结说:“中国国有资本集团 … 不仅没有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也谈不上“扼杀”和“压迫”私营中小企业,反而仅能得到显著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利润。”

壮壮朋友说,我们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便是只看到“大资本集团之间的差异”,“把局部当全局了”,又犯了“太平洋的风”同志批评我们的错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两次”,知错不改,罪莫大焉。

按照壮壮朋友的理解,真正的“中小企业”都应该是统计上规模以下的企业。据壮壮网友说,中国现在的中小企业其社会地位大不如列宁时代德国的个体户:“在列宁写《帝国主义论》的时代 … 那时候的德国是连只有一个人的个体户都要统计进来的。”不知道壮壮网友知不知道当时的帝国主义德国是不是每年都把每一个只有一个人的个体户都统计一遍?壮壮网友是否了解经济普查数据与抽样调查、统计报表之间的差别?据笔者所知,即使是今天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每年都搞经济普查的。

且不论壮壮朋友懂不懂普查,并不妨碍壮壮朋友在义愤中更加坚定他的判断:“当今中国中小企业的社会作用,还不如当年德国的个体户,它们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可以忽略不计,完全处于被规模以上企业支配的地位。大资本对小资本的统治力,当今中国胜过当年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德国,这还不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吗?”

按道理来说,我们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而且又是“累犯”,首先出来批评我们的应该是“太平洋的风”同志。那么,为什么“太平洋的风”同志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批评我们呢?我们查阅了“太平洋的风”同志在讨论中国工业企业集中度时所引用的2013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原来,《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仅提供了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个数和主营业务收入,却没有进一步提供全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其他财务指标,如净资产、利润总额等。这样,我们既无法直接计算也无法推算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换言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就是我们现有的关于中国工业部门最具有“全局性”的财务数据了。

我们知道,仅仅论证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数据的“全局性”,是决不可能让十分自信的壮壮朋友改变他的最终认识:“当今中国,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势,相当于垄断大资本对非垄断小资本的压制,已经非常明显了。这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

壮壮朋友,我们能不能做一点合理推论,即:如果你的上述认识是正确的话,它就应当不仅适用于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而且也适用于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请教,有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决定了,壮壮朋友所说的“大企业对小企业的优势”、“垄断大资本对非垄断小资本的压制”仅仅适用于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却不适用于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国家统计局划分规模以上或以下工业企业的标准)?

那么,采用与“太平洋的风”所引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同样的数据来源。2013年,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共有9806个,主营业务收入418215亿元,净资产168048亿元,利润总额26557亿元;按照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6.4%,按照净资产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15.8%。

中型企业共有55708个,主营业务收入247068亿元,净资产86525亿元,利润总额17450亿元;按照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7.1%,按照净资产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20.2%。

小型企业共有30.4万个,主营业务收入373376亿元,净资产106690亿元,利润总额24372亿元;按照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6.5%,按照净资产计算的平均利润率为22.8%。

于是,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在大、中、小型企业中,大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都是最低的,小型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是最高的。小型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虽然低于中型企业,却不低于大型企业。

请问壮壮朋友,你准备怎样用上述的有意思的现象来论证中国“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呢?当然,上述的都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是“规模以下工业企业”。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数约37万个,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总数约203万个。

或许,约200万个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确如壮壮朋友所说,盈亏参半、大量倒闭,“小微企业的经营多么艰难啊”。但是,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号称垄断的大企业只压迫“规模以下”企业,却不压迫“规模以上”的小型企业?仅仅因为后者的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或者因为后者纳入了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范围就神奇般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凡是被国家统计局纳入统计范围的,无论大、中、小企业,都组成了一个无形的超资本家联盟,共同压迫“多么艰难”的小微企业?《列宁全集》对此可有论述?

以上问题,谨供壮壮朋友参考。如发现我们有新的错误,或又一次犯了已经犯过两次的旧错误,仍盼壮壮朋友不吝赐教,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14

致“太平洋的风”同志 —— 关于集中、垄断、帝国主义等问题

远航一号 红旗太平洋 今天(编者注:2018年7月27日)

太平洋的风同志,你关于集中和垄断问题的新文“集中必然走向垄断,列宁的论断依然有效”经《无产者评论》首发,红旗网转发,又经红色中国网友龙翔五洲转载后,我们刚刚看到。希望以后能有更加便捷有效的交流方式。

关于集中是否必然导致垄断还是只是为垄断准备条件,你提出了你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今日的中国经济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今日中国经济中,有哪些行业是确有少数企业垄断的,哪些行业即使不是“自由竞争”,但由于进入门槛低、企业数量巨大、规模接近等原因在实际上是高度竞争性的(比如纺织、煤炭、光伏等),仍需要具体研究。

在你的文章中,你列举了若干资本家价格同盟的例子。但是,这些同盟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否巩固,是得到长期维持还仅是昙花一现?价格同盟要维持,还必须伴随着划分市场份额和对整个市场的产量来加以计划。否则,垄断价格是维持不住的。你所了解到的垄断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产量计划和市场瓜分?资本家之间尔虞我诈,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又如何保证垄断同盟范围内的资本家能信守他们相互之间的协定?

即使是确实已经形成垄断的产业,哪些是外资港资台资垄断,哪些是私资垄断,哪些是国资垄断?又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外资垄断就不但不能视为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证据,反而可以是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结果。

我们这次讨论围绕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如何,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即使在若干重要行业(如银行业)确实出现了相当集中乃至垄断的情况,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这个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在“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列举了若干个显然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但是其银行业却高度集中的例子,可供你参考。

我们讨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解决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如我在“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所说明的,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仅仅是当列宁“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时才适用的,而为了许多其他的目的,这样的定义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列宁的论断依然有效”,那么,这句话就应当不仅适用于“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而且适用于列宁的所有的重大光辉思想,包括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以及第八章中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与国际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之间的关系,包括列宁所说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

也就是说,如果你和其他同志坚持认为集中必然带来垄断,并且垄断已经发展到可以决定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那么也就不能否认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发展为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带来通过剥削世界上其他地方劳动群众所形成的“高额垄断利润”,从而必然为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能够从这样的改良主义泥潭中跳出来。

反之,如果你们坚信中国的工人运动必然能够走上改良主义以外的道路,那么,这样的结论只有在抛弃了“中帝论”以后才能达到。

至于中国是否“二流”或“三流”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能改变上述问题的本质。无论“一流”、“二流”还是“三流”,它提出的问题比它能够解决的问题要多。每增加一“流”就必须要回答,这新增加的一“流”与另外几“流”有哪些差别?这些差别,是本质性的还是非本质性的?如果是本质性的,那么为什么“二流”、“三流”在本质上还是帝国主义?如果是非本质性的,增加“二流”、“三流”又能够额外说明哪些原来的“帝国主义”的概念所不能说明的问题,会不会模糊帝国主义概念的本质?一种重大的理论概念,它所需要的解释、修正、例外越多,它解释现实和指导实践的能力就越会被质疑。

归根结底,帝国主义也好,非帝国主义也罢,都必须要能够解决现实阶级斗争所提出的问题。一种革命理论,不仅要能够正确地总结现有的现象,尤其要能够说明矛盾的发展,说明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说明矛盾的双方如何相互转化,弱的如何可以变强,小的如何可以变大;并且这种“变”必须是来自于矛盾自身发展运动的规律,而不是依靠主观臆想、一厢情愿。“中帝论”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吗?


#15

李民骐们“乐观主义”的逻辑

“摆脱半外围的地位”?

对我们的上一条推送(注:即楼上的《贸易战从何而来?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WTO》一文),“红中网”回应注:即楼上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一文,此文是以“造二代”的名义发表于同名公众号)道:

通读编者按,该编者所声称的“丰富的层面”好像是指巴西、印度和中国经济崛起,摆脱了其半外围的地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了严重冲突。

不知道“红中网”的作者哪只眼睛看出,我们说这些国家“摆脱了其半外围的地位”?

这种歪曲观点的行为,反映的是作者头脑的混乱——似乎能够挑战现有秩序、霸主的国家,就是摆脱了半外围地位、进入了核心地位的国家。

然而“红中网”主创李民骐本人在多篇文章中都明确承认——20世纪初的俄国也是半外围国家——那难道当时的俄国就不是帝国主义的一员,就不构成对其他核心国家的挑战了吗?显而易见,“红中网”主笔们反反复复强调中国是“半外围”云云,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因为这根本不足以说明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最后,“红中网”的作者陷入了自说自话,谈起了什么劳动力成本、左翼斗争对世界体系产生“混沌”的作用,然而这一层面的关系丝毫不妨碍另一层面的关系,即新兴国家与既有霸权的竞争、冲突对“混沌”的作用。

“超额”的标准是什么?

再说回前一篇李民骐亲自回应(注:见论坛本帖第16楼)的文章。

李民骐问:“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帝国主义就必然意味着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呢?如果承认,那么就请你们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在哪里、有多少?”

面对别人的质疑,“红中网”不如先好好想想怎么把自己的概念明晰了,论据站稳了,逻辑说圆了,漏洞补全了,这样才具备进行充分讨论的条件。李民骐们应该首先自己界定“超额”的界限在哪里,以及历史上的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获取了多大规模的“超额利润”,其中获取自海外或“内部殖民地”的比重有多大,论证出“帝国主义必然”如何如何“而中国”如何如何。

李民骐等人从两个层次来使用“超额利润”的概念:首先是判断该国资本是否集中到垄断的程度,然后是判断该国是否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这些论述不但缺乏合理的标准和依据,而且其思路、逻辑本身就是错误的

在论证“中国不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李民骐们只用了2017年公布的数据,我们便以2017年的数据来质疑,而李民骐们如果要充分说明,就不能不结合几年的数据。单纯_比较中美_(注:即楼上的《与壮壮朋友谈统计(一)—— 什么是“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一文)也是不够的,根据刚刚公布的2018年“《财富》500强”数据,法国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并不及中国高。

李民骐们还可以分行业比较一下:中国四大银行的利润率、利润额显著高于摩根大通等华尔街大鳄的利润率(中国的大金融机构也在不断加快扩张步伐);腾讯的利润额增长迅速,利润率明显高于苹果(腾讯最大股东南非MIH虽占33%,但并没有投票权、控制权)。不难看出,李民骐们只把目光放在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上是多么的片面。他们自己引用的列宁原话,在文中似乎只起到了装饰作用——“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

李民骐们的论述思路本身就有问题。“红中网”是从标准不明的“超额利润”来反推垄断性,而《无产者评论》则沿着列宁的思路,从集中性来推导出垄断性(注:即楼上的《集中必然走向垄断,列宁的论断依然有效》一文),指出中国的国有工业企业形成了跨部门的类康采恩式垄断,在关键行业占据了巨大的资产和营收份额(注:即楼上的《论中国垄断官僚资本的组织形式与获利能力》一文)。针对“红中网”列举的中石油的例子,《无产者评论》也指出:“如果没有这些垄断行为,两桶油的利润会不会更低甚至是负数呢?不是说有垄断企业就一定利润率高。”

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不过是垄断可能带来的表现之一,在此却被当成必然的判断标准。这一逻辑问题不仅体现在对垄断与否的判断上,还体现在对帝国主义与否的判断上。

李民骐们论述的根本逻辑问题

当我们讨论什么是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是想讨论什么?

我们是想搞明白,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会为了利润,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争霸,瓜分世界,攫取市场的主导权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行动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什么样的客观条件,推动、促使它们做出这样的行动。

由此来看,李民骐们的论述在根本逻辑上就存在问题。

在《帝国主义论》中,资本家瓜分世界的动力来源是资本集中到垄断的程度,超额利润(乃至海外超额利润)不过是这种垄断的目的,而不能作为判断这种集中是否达到垄断程度的标准。

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

在“红旗太平洋”最近的文章中,李民骐们也终于直面了俄国性质(注:即楼上的《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 斗争的结局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的东方》一文)的问题,不再像国家主义吹鼓手卢荻那样对质疑装聋作哑,只可惜他们还是抱着残破的逻辑不放。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大量海外超额利润”标准无法驾解释沙俄参与帝国主义争霸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于列宁的论述,于是开始扯什么“教条与实际”云云,粉饰自己逻辑基础的空洞。

李民骐用沙俄拥有大量殖民地来解释其为何是帝国主义,而中国既没有“大量海外超额利润”,也没有“大量殖民地”,所以什么也不是。但“殖民地”恰恰是作为俄国资本主义参与争霸的动力来源存在的,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存不存在这样的根本动力

正如李民骐指出的,中国依靠产业后备军维持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了。这恰恰说明,中国资本亟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基础,因而具有提高体系地位的强大动力。中国的国家规模决定了这种提升不可能单靠经济技术因素的推动。

当然,有提高地位的动力不代表有参与争霸的动力。要评估这种动力必然要考察其参与争霸的现实条件(包括实力与潜力)。在列宁那里,这就是资本的集中程度,资本集中到垄断的程度,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其规模相对于其他国家达到一定程度,才具备争霸的现实条件。

李民骐等人认为,一些显然不具有争霸条件的国家也有很高的资本集中度,因而资本集中不足以说明帝国主义性质,这是正确的。但是李民骐们拿“超额利润”说明“帝国主义”,拿争霸的目的来说明参与争霸的来源,这个逻辑完全头足倒置了

事实显而易见,一个国家要参与争霸,不但要考虑内部的资本集中程度,还要考虑其资本规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大小。对于中国来说,不但资本的集中程度高,国家资本掌握命脉,而且资本规模达到了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程度,足以推行一些消耗大量资金的争霸战略(比如国际基建市场、亚洲金融市场的争夺战),尽管这些战略未必是必然成功的——难道能“争霸”就一定有把握能“称霸”吗?

当然,这些程度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本身也需要讨论,比如与历史上公认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比较,并结合现实具体分析,但破除错误的逻辑是分析的前提

之所以在上一篇推送中,以编者按的形式而不是单独写作来批判,首先是觉得如此苍白的论述没有专门批判的必要,其次也是觉得如果要深入论述还需要更多积累,最后也不想推出太多文章分散了对当下现实斗争的注意力,这也是为何本回应附在工人斗争的介绍之后。

危险的“独断论”

正如何宇所说,李民骐等人的“世界体系论”是一种“独断论”——只要是帝国主义,就是核心国家,就有“大量的超额利润”,就可以进行阶级妥协,收买“工人贵族”;而只要是半外围国家,就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就不可能进行阶级妥协,工人运动就会水到渠成走向革命。

然而,只要稍稍考察历史和现实就可以明白,新兴帝国主义在挑战、争夺核心的过程中,虽说不能一下子充分地收买大多数工人,但也可能逐步占据一部分高端产业,并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中占有更多剩余,从而能够逐步扩大改良范围,并利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使许多小资产者和无产者产生幻想,乃至于心甘情愿为其争霸奉献自己。

李民骐等人的“独断论”是难以自洽的。照李民骐的说法,俄国当时是半外围国家,不符合攫取大量超额利润的标准。那么自然,当时的俄国也不具有收买大量群众的条件,然而当时反对十月革命的机会主义势力却并不弱小,布尔什维克经历了三年的艰苦内战才得以取胜。

对此,李民骐等人的理论如何解释呢?他们如何回答:“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分子和诺斯克及其一伙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按照李民骐等人的逻辑,当时的德国作为攫取大量超额利润的核心国家,“工人运动必然要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那么当时列宁等人对德国革命寄予厚望,期望其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难道是脑子搭错线了吗?革命会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胜利,难道其他环节的革命就一定要失败吗?那当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国际口号又有何意义?

在李民骐的最新文章中,这种逻辑又将列宁主义庸俗到了新的高度,认为中国如果是或者将是“世界的‘西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没有保证了!这是多么搞笑的论调呢?哪个国家成为核心国家,还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了?即便中国成为了反动堡垒,原本的核心国家就不可能发生革命了?假如中国成为了法西斯国家,按照“红旗太平洋”之前的说法,其面对工人阶级还“不堪一击”呢!(注:见论坛《就法西斯问题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的一些讨论》1楼的《纳粹德国都那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一文,此文于2017年3月3日以“装甲巡洋舰曙光号”的名义发表于红旗太平洋

因为此前我们指出法西斯统治会给工人阶级造成更多的损失,“红旗太平洋”就批评我们“害怕法西斯”。按照这种逻辑,李民骐等人岂不是连一个二流帝国主义都害怕?“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社会主义最终可以胜利呢?”——这种自我标榜革命乐观主义的空洞话语有意义吗?

更何况,中国未必真能在争霸中上升为核心国家,而这就是革命可能发生并胜利的重要节点。否定中国参与争霸、争取世界体系部分主导权的客观事实,显然不利于我们准备这场革命,甚至可能大大阻碍这场革命的胜利。

如果承认这一事实,那么批判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国家资本坚决斗争,就是当下的重要任务。国家资本的壮大以及国家主义的灌输,压制进步组织再加一点点改良让步,会强化群众中的“阶级共赢”幻想。改良主义的确难以为继,但其陷入困境时,争夺到群众的却可能是“沙文主义”意识,如果不予以揭露斗争,将严重损害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而李民骐们则宣称:“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这种对国家主义丧失警惕的论断,与李民骐等人对国内阶级矛盾的错误分析紧密相关。我们不妨看看李民骐2012年所做的“分析”:

重庆事变使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了。中国资产阶级内部有三种主要力量:“红二代”及国企官僚资本利益集团;主要与美欧帝国主义和跨国公司利益相联系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和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目前掌握政权的是大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他们与一般私人资本家集团共同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右派。重庆事变后,随着国企全面私有化和军队领导权的易手,“红二代”的势力可能被全面边缘化。……

由于资产阶级内部矛盾严重激化及“红二代”面临被全面排挤的命运,一旦阶级矛盾全面激化,不排除资产阶级中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一部分,将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靠拢,乃至参加革命阵营。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将对无产阶级有利。

6年过去了,事实证明“红二代”非但没有向劳动者靠拢,反而在“做大做强”、“一带一路”的同时,打击各种工人自组织和进步团体,并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和组织资源,强化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进一步肆无忌惮地阉割扭曲马克思主义,乃至于大肆宣扬什么“社会主义是要让每个人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的书籍,可以被党政机关大范围推广,这可真是“对无产阶级有利”啊!

李民骐等人论述的危险性,就在于严重低估了国家资本在国内阶级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低估了其争夺世界体系更高地位的动力和能力,低估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争夺、欺骗群众的实力和潜力。李民骐等人所指向的现实道路,就是亲近国家主义的资产阶级集团,试图利用这一集团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然而其结果更可能是反遭利用,造就一批“社会沙文主义者”乃至“国家社会主义者”。

最后,让我们回顾《帝国主义论》中的一段话:

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

在李民骐这里,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的联系没有被否定,然而帝国主义的事实却被滑稽地否定了。在他们眼中,假如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将是“没有保证的”。

列宁论述“斗争结局”的立足点,在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会奋起斗争,而不在于某些国家是或不是帝国主义——“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终于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训练和培养下起来斗争了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列宁还列举了俄国这个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何况核心帝国主义的工人也并非不能革命斗争,只是需要具备有利环境:该国的对外掠夺遭到中断。

而在李民骐们的“乐观主义”中,似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乃至世界上受压迫的劳动者就不占绝大多数了,就无法斗争了;要对革命抱有乐观的态度,就要认定中国不是帝国主义。正如列宁所说:

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

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实质上的悲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国家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国家主义的乐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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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上一部分
深圳工人筹建工会,却遭到厂方的黑打与衙门逮捕(9楼)


深圳工人筹建工会,却遭到厂方的黑打与衙门逮捕
#16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糟点

原创: 造二代 造二代 1周前(即2018年7月20日)

作者:远航一号

近日,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了与“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讨论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见楼上同题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答复了“太平洋的风”同志的一些疑问,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一些体会。本来,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欢迎一切同志和朋友积极地参加讨论并提出真诚的批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在计算中国工业企业集中度时,我们只计算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中度而没有计算全部工业企业的集中度。这确实是不恰当的。为此,我们已经对“太平洋的风”同志的批评意见表示了感谢。我们同样欢迎,一切致力于进步事业的同志和朋友继续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包括来自《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批评意见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没有直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而是将他们的意见躲躲闪闪地表达在一篇编者按中;这篇编者按是为了推荐张跃然先生介绍世界体系理论的一篇文章。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明明是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撰写的;但《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却将全部的批评火力集中于李民骐同志:

另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是《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其回应了反“中帝论”者们自欺欺人的所谓“论据”。有趣的是,反“中帝论”者还不肯直面现实,又抛出了一篇苍白混乱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令曾经拿着《资本的终结》找李民骐签名的编者哭笑不得、大失所望。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同志,苍白也好、混乱也罢,概由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负责。你或许崇拜过李民骐同志,但并没有崇拜过我们,你的“望”是什么,失的又是什么呢?

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说不清自己失什么、望什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志在拙文中所发现的“糟点”:

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此文的槽点:其论据的蹩脚程度仅需举一例,作者拿IT企业(苹果)跟石油企业(中石油)比较销售利润率(21%:1.8%),以此论证中国的垄断国企没有超额利润——连行业差异都能抹杀,这是哪门子的“政治经济学”?李民骐等人怎么不去列举沃尔玛的利润率(2.7%)、壳牌石油(1.9%)的利润率呢?

看来,李民骐同志不懂政治经济学,还不如《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懂一些,据说还懂得“行业差异”。苹果公司与中石油不属于同一行业,这点常识我们还是有的。但是,即使不与壳牌石油公司做比较,1.8%的销售净利润率实在算不得超额垄断利润;这一点,我们想,就是最精通行业差异的读者也是不会反对的。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解?在介绍中石油的盈利状况时,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们分别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利润指标,一是净资产收益率,一是销售净利润率,并且特别说明了年份和数据来源。《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请问,你们所说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利润率”是哪一种利润率呢?又是哪一年的利润率呢?你们所提醒的行业差异很重要。但是,比李民骐同志更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会不懂得,不同年份的商业行情大有差异吧?

接下来,还有一段据说让《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笑掉大牙”的更大的“糟点”:

此文的逻辑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李民骐等人口头乐观,实则丧失信心到无以复加;他们连20世纪初沙俄的性质都忘记了,居然还来大言不惭地谈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骐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要感谢《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较为“完整”地引用了一段我们的原文。不过,还有些不大完整,就在上述这段引文之前,我们还有这样一段话:“你们赞成还是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呢?…如果你们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并且你们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你们又怎能否认你们上述观点的必然推论:”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所引用的那段话,是一个诚实的“中帝论”者,如果他确实接受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且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在左翼“虚拟世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的懦夫,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出发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的结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们,请问,你们到底赞成不赞成列宁的教导呢?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帝国主义就必然意味着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呢?如果承认,那么就请你们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在哪里、有多少?如果你们不承认,而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超额利润仍然可以是“帝国主义”,那么也请说明,“中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哪里,它的附庸国在哪里,或者它的广大的“内部殖民地”在哪里?如果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如当年的沙俄一样,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那么也请不要客气,也不妨像列宁那样,指出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是“最薄弱”的,指出帝国主义大战的条件和必然性、指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必然性,向广大的马列毛同志指出你们的“十月革命”道路!如果你们指不出这样的道路,甚至于从内心中害怕这样的道路,那么不如趁早揭去你们“革命”的伪装

先生们,革命是危险的事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恐怕不只掉几颗牙那样简单)。

远航一号
2018年7月19日

【编注:作者“远航一号”系红色中国网主编】


#17

中国的对外资本输出是什么性质?

原创: Proletar 无产者评论 今天

导师列宁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帝国主义论》)

实际上,中国这几年被指为帝国主义,主要也是因为对外资本输出的飞速增长。到2015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总额。到2016年,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二的国家。第一是美国,2990亿美元;第二就是中国,1961.5亿美元。参考印度总共51.2亿美元对外投资,可知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规模。而从存量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13574亿美元)已跻身于美英法德等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行列,相比之下,俄罗斯(3358亿美元)、巴西(1724亿美元)和印度(1441亿美元)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而在十年前的2006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才区区906.3亿美元,增长之快,世人震惊。

注:如上三张图均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等单位出版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的资本输出,其性质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对外援助,第二种是给帝国主义交钱,第三种是出去赚钱(或者为长期赚钱攫取战略资源)。第一种情况在前三十年是主流,现在也还是有一些援助项目(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又没有呢?),但早已是支流,不具有重大意义了。所以,实际的情况只可能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红色中国的同志认为,中国对外输出的性质是给帝国主义送钱,论证如下:

“不过,中国的海外总资产数目是不少的,2016年末中国拥有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这是多年贸易顺差的累计。同时,外国在华外汇储备约为410亿美元。同年中国获得海外投资收益1984亿美元,支付外国在华投资收益2634亿美元。经计算,2016年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约为4.54%,同年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约为14.59%,外国在华总资产回报率超过中国在外总资产回报率的三倍。中国对外总资本输出的利润率明显小于外国对华总资本输出,甚至小于国内以固定资本存量计算的一般利润率。中国对海外的资本输出并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成为规避本国工人运动,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以美国国债等低回报率资产的形式存在,导致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大部分不能成为获利丰厚的帝国主义投资,反而成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为其国内经济政策乃至对外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低成本融资的大礼包。”(《从<帝国主义论>看“中帝论”》)

中国人为啥要给帝国主义送钱呢?中国的对外投资是直接购买证券,股权,矿山等,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送钱还是赚钱?中国201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控股企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68%。谁都知道,非公有制企业存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他们跑到国外去投资,是为了给帝国主义送钱?这可能吗?

注:上图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等单位出版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就中国对外投资的利润率而言,确如红色中国的同志所说,有研究[2]表明,中国的对外资产收益率不高,从2005年到2014年平均下来才4.08%。

但如果细分不同类型的投资,可以看到资本利得收益率均有波动,但直接投资的波动最小,且平均的收益率最高,达到7.37%。对比国内的投资收益,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达到7.37%已经不算太差,也谈不上是送钱。当然,诚如红色中国的同志所反复强调的,中国资本输出的收益相比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恐怕就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垄断资本集团当然有动机把利润率提高,但能不能搞到10%,20%乃至30%的暴利,那自然取决于他们跟其他帝国主义争霸的情况。

证券投资的收益较低,且波动较大。以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为例,其40%的投资在美国股市。得益于2017年美国股市上涨,中投去年海外投资回报率达到16%,而2016年只有6.2%。[2]如果2016年回报低是在给美国人送钱,那2017年回报高是不是在赚美国人的钱呢?

所以,不能只是简单地对比收益率的数字,就判断中国不是帝国主义。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看中国对外投资究竟是在干嘛。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从对外投资公报中可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大头是海外并购,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企业并购达到了对外投资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注:上图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等单位出版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这不啻为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的天赐良机。中国企业大手笔收购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化工收购正先达,吉利收购沃尔沃,五矿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万华化学并购匈牙利BC公司,中石油满世界买油田等等。多年以后,中国资本家说起这个事情,仍感叹没有捞够:

“这些年来,正威在全世界投资了10多个园区和14个矿区,‘相当于拿到了上千亿的资产。这些资产是什么,就是银子。’这些银子就是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王文银全球并购的弹药。说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市值2000多亿美元的花旗银行最低的时候60亿美元就可以买下来,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差一点就被中铝集团以100多亿美元收购,王文银有种扼腕叹息般的遗憾:‘那时候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等到下一次危机的时候,正威一定要来一次疯狂的并购。’”[3]

列宁强调,对原材料产地的争夺,是垄断集团之间斗争的重要内容:“最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的统治。当这种垄断组织独自霸占了所有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国际同盟怎样拼命地致力于剥夺对方进行竞争的一切可能,收买譬如蕴藏铁矿的土地或石油资源等等。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证垄断组织自如地应付同竞争者的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包括对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感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产地的斗争愈尖锐,抢占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

和列宁预料的一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除了金融和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外,实业方面第一大的投资方向就是采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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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等单位出版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发展,其对工业原料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铁矿铝矿等,高度依赖进口。国际垄断矿企占据着定价权,中国企业不得不让渡大量利润。这种情况势必要改变。所以中国在拉美、澳洲和非洲疯狂购买矿山。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遏制中国,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但在非洲,中国资本受到的阻力较小,增速十分可观。目前中国已经是非洲FDI最大来源国[4],投资了一系列大项目。比如,2016年投产的纳米比亚中广核湖山铀矿,项目达产后产量将位居世界第二位。媒体报道,湖山铀矿储量达产后,可满足2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近40年的天然铀需求,将成为中广核天然铀产品供应的基地。仅此项目就可让纳米比亚的出口增长20%。当然,这个矿的所有权属于中国。[5]而在非洲投资的企业,不仅有为国开路的国企,也有唯利是图的民企。以几内亚为例,国企中铝收购了西芒杜铁矿等“可能改变全球铁矿石供需格局和国际市场游戏规则”项目。而私企宏桥集团也和烟台港、新加坡韦力国际集团以及几内亚UMS公司组成联合体“赢联盟”,项目2015年投产,2017年铝土矿产量达到3200万吨,2018年产量预计已经达到了4000万吨。[6] 而2017年全年,中国的铝矿产量才6500万吨,几内亚铝土矿产量一共4500万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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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来自商务部和统计局等单位出版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由于中国大举淘汰落后产能,对铝材的需求激增,中国铝土矿品位不高而且储量不大,几内亚高品位铝矾土自然是必须拿下的战略资源。所以国家直接出马,与几内亚政府达成协议,在20年内向几内亚提供200亿美元贷款,换取铝土矿开采权。[8]中国对矿产资源的争夺,已经引起欧美垄断资本的反击。宏桥集团去年曾遭到国外机构做空,网传宏桥集团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求援,声称该公司的发展触及了美铝和必和必拓的定价权。[9]作为铝业巨头的宏桥集团,与欧美垄断铝业集团之间发生的冲突,只是新兴的中国垄断资本与发达国家老牌垄断资本之间即将发生的更大的规模的惨烈厮杀的序幕而已。这场经济战和一百年前的帝国主义垄断集团之间的冲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文斗还没有发展为武斗而已。

中国向非洲的投资,最像是在传播“文明”,因此也最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比如贷款,列宁曾评论道:“金融资本造成了垄断组织的时代。而垄断组织则到处实行垄断的原则:利用“联系”来订立有利的契约,以代替开放的市场上的竞争。最常见的是,规定拿一部分贷款来购买债权国的产品,尤其是军用品、轮船等等,作为贷款的条件。”把军用品换成铁路,把轮船换成机车,那就完全是在说中国向非洲以贷款的形式输出资本的情况。

比如,中国向肯尼亚提供30多亿美元贷款修建蒙内铁路,铁路承建方为中国路桥公司,机车是中国中车供货。[10]到2016年,中国已经是肯尼亚最大的债权方,该国一半的负债是欠中国的。[11]同样,总投资40亿美元的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铁路也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项目总额70%的贷款,从设计到施工,车辆等全是中国公司包揽。[12]中国还在非洲大量修建水电站,比如非洲最大的水电站埃塞俄比亚吉布Ⅲ电站,由中国提供贷款,中国公司建设,发电设备当然也是made in china。[13]

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商品的销售,另一方面又为中国资本后续再采矿业和制造业等方面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以埃塞俄比亚为例,铁路和电站的修建极大地有利于中国投资。

资产阶级对外输出资本当然不只是为了抢占自然资源,落后国家庞大的劳动力当然也是追逐的对象。列宁指出,“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主要的铁路线已经建成或已经开始兴建,发展工业的起码条件已有保证等等。”

比如,中国资本在建设埃塞俄比亚的铁路和电力系统的同时,还积极地投资建厂,已计划在埃塞俄比亚建设15个工业园,将埃塞俄比亚打造为一个制造业国家。中国向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投资已占到埃塞俄比亚全部制造业FDI的三分之二[14]。这些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落后国家比较贱的低价,比较低的工资,以获取高利润。埃塞俄比亚的工人的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七分之一甚至更低。虽然当地物流成本较高,配套赶不上国内,但仅人工成本低这一优势非常明显,部分业务已经走上正轨的企业利润率已达到10%左右[15]。中国的劳动成本持续上升,中国资本向非洲等落后国家转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林毅夫早已指出,“非洲是产业转移最后一站”[16]。显然,他和中国资产阶级都希望,中国资本能抓住机会,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在非洲好好捞一笔。

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还是为了利益,或者说为了短期和长期的利润。中国在国外的投资,一部分仍然是投资在发达国家,主要是为了通过并购做大做强企业,但由于欧美资本与中国资本之间的对立性,他们的核心企业不可能卖给中国;中国投资的另一部分是向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目的,与一百年前的列强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当前是美国领导着老牌帝国主义集团(美日欧),掌握着全球的金融和军事的霸权,使得中帝只能在美国全球统治的狭小缝隙中谋求发展,比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崛起都更困难。中帝获得的利润相比老牌帝国来少些,占得的资源要差一些,对落后国家的控制要更温和,更少的胁迫(暂时而已),吃相相对好看。但吃相好看的帝国主义仍然是帝国主义,不是经济殖民地(比如几内亚)。虽然很多同志不愿意承认中国已然是中帝,但无数的事实在告诉人们:中国是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正在挑战着美国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注释:

[1]陆书哲 《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与收益水平》,《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2月
[2]中投2017年海外投资利润率高达16%
http://shangwutousu.mofcom.gov.cn/article/ddgk/zwminzu/f/201801/20180102701803.shtml
[3]低调的矿老板:王文银的“正威梦”
http://xianhuo.hexun.com/2015-01-12/172278335.html
[4]外媒:中国成为非洲FDI最大来源国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7_09_07_426061.shtml
[5]世界第二大铀矿达到设计产能 为中国在非洲最大投资
http://finance.ifeng.com/a/20180413/16079305_0.shtml
[6] 2018年“赢联盟”计划供应4000万吨几内亚铝土矿
https://www.alu.cn/aluNews/NewsDisplay_1038773.html
[7]2017年世界铝土矿产量排名
http://gn.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804/20180402736739.shtml
[8] 中国向几内亚提供200亿美元贷款,换取铝土矿矿权
https://www.sohu.com/a/191052029_498951
[9] 中国宏桥:做空机构发出的报告存在重大误导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402/15281703_0.shtml
[10]非洲观察|肯尼亚蒙内铁路:中国风格的“车同轨”
http://news.163.com/17/0617/15/CN53HN1N000187VE.html
[11] 美媒:中国目前拥有肯尼亚一半以上的外债
http://money.163.com/16/0617/07/BPODTVRE002524T6.html
[12]承建变运营!中国拿下埃塞吉布提铁路运营权(图)
http://news.ifeng.com/a/20160802/49703787_0.shtml
[13]厉害了!当非洲版“三峡工程”遇上中国速度
http://news.youth.cn/gj/201704/t20170424_9564377.htm
[14]埃塞如何借中国变身非洲第一制造大国?我们问了问总理顾问
http://www.fmprc.gov.cn/zflt/chn/zxxx/t1468383.htm
[15] 华坚集团在埃塞俄比亚“授人以渔”
http://news.k618.cn/world/201604/t20160428_7241535.html
[16]林毅夫:非洲是产业转移最后一站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429/12232715_0.shtml

作者:太平洋的风


#18

世界体系论不就是“夫妻关系”论吗?

原创: 话实 激流1921 今天

激流原号已阵亡,请关注新号

中美双方贸易的冲突终于升级为贸易战了。这到底意味着争霸还是讨价还价的升级?对此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一个是强调共同利益的世界体系论,一个是强调冲突的帝国主义论。

比如说,夫妻关系总是有矛盾的,但是一般来讲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否则就不会是一对夫妻。同样的,世界体系论固然不否定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是它强调的是维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对所有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体系论就是“夫妻关系”论,因为它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利益。

与此相反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不否定帝国之间的联合,但是争夺霸权才是各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

那么我们可敬的几位长期力推世界体系论的红中网理论家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早在2015年2月,远航一号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中就说过:

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既没有、将来也不会造成类似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目前主要表现在美国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因而美帝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不再能够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比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以及朝鲜的核威胁),当然更不能够有效地应对愈演愈烈的世界环境危机。但是,美帝的这种衰落并没有严重加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没有严重加深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黑体是笔者所加)

这不就是“夫妻关系”论吗?“夫妻关系”不就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嘛!以下这几句话太经典了!

“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

“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目前主要表现在美国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了。”

“美帝的这种衰落并没有严重加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没有严重加深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正因为竞争、垄断、霸权是资产阶级的DNA,“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这一描述资产阶级国际关系的名言虽然被我们这位“一号”理论家嘲笑为“资产阶级庸俗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却恰恰是列宁分析帝国之间关系的出发点。

笔者后来的《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一文引起了我们这位“一号”理论家的强烈反感,宣称其“营养 = 零”。同时他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 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一文中宣称中美两国资本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夫妻关系”,非正式的宣布了世界体系论与“夫妻关系”论的等同。

既然是“夫妻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打起贸易战呢?这不是给“夫妻关系”论打脸了吗?放心!我们的理论家们“总是有理”的,是很会自圆其说的。

这不,人家早就说过了,只要不爆发核战争,帝国之间的所有的其他冲突和矛盾都一概地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吵闹而已,都算不上“离婚”的“战争”,因为据说历史已经证实了“远航一号关于‘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论断。”

但是按照这个逻辑,不光是当前美、俄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争夺仅仅是“夫妻”之间的吵闹而已,天朝的军备扩张也不过是为了吵架增加的一些筹码罢了。

后来他们发现这个说法确实不好让人心服口服。

贸易战的启动迫使红中网的另一位理论家冒出来辩解。在《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一文中,他一再的谴责天朝软弱无能,谴责“‘贸易战’并未‘战’,只是中国在做单方面的妥协”,谴责他“门户洞开的金融改革”,谴责大大在“博鳌讲话中‘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等措施”鼓舞了“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中兴与美国有关的业务”,谴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对美国无底线的妥协”,谴责“中国资产阶级执行的是一条彻底的对外妥协投降之路。”宣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一切政策都指向强化中国的半外围地位,继续为核心国家提供剩余劳动,绝无挑战美国霸权、搞帝国主义争霸的‘僭越’之心。”

但是,看起来“无底线的妥协”不就是一个试图维护共同利益的负责任的大国所必须做的吗?起码在口头上中国的官方不就是世界体系论的信奉者吗?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说法,中国的做法是应该鼓励和称赞的,但是我们可敬的世界体系论理论家们为什么要谴责呢?既然是“夫妻关系”,那就应该以“和为贵”嘛。他们本应像世界体系论的鼻祖沃勒斯坦那样谴责美国破坏世界体系的行为,而不是谴责天朝捍卫“夫妻关系”的举动。

看来我们可敬的世界体系理论家并不认同世界体系,所以他们才会谴责天朝对该体系的认同。那么到底他们是从什么立场上出发进行这种谴责的呢?

我们当前看到的自称为“左派”的各路人士在对待国际关系上所呈现出的起码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恨铁不成钢,训斥天朝争霸的无能。一种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谴责天朝只争不反霸的无耻。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可敬的理论家们对天朝的谴责,尤其是对天朝在南海行为的谴责实属幼稚,实在是too yang too simple。

如果天朝比如在美国霸主的威胁下主动毁掉那些在南海种下的人造岛屿,那么他们的指责就对了。但是人家并没有毁掉那些岛屿呀!那些岛屿不还在天朝的控制下吗?美国的舰艇只要没有能够长期停泊在那些岛屿附近,实质上天朝不就赢了吗?

由此可见,世界体系论从共同利益出发无法解释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利害关系的演变,可我们的理论家们却非要说世界体系论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是除了列宁时代各个帝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演变成当今各国垄断资本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争夺(按照自己所能掌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以外,除了列宁时代“金融资本起着重要的作用”到它早已上升为资本主义的太上皇以外,世界体系论对我们认识当代世界帝国主义的现实做出了什么新的贡献?世界体系论在不平等交换方面的论述要么没有超过马克思,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更谈不上什么新的贡献。众所周知,圣经也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是我们真的能从中汲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益营养吗?

以国家划分中心、外围和半外围,而不是以垄断资本为中心来看待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世界体系论因此客观上掩盖着新兴垄断资本的争霸行为。只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才是一个有助于我们识别争霸和反霸区别的理论。那些对天朝"无底线的妥协"充满了愤慨的到底是从争霸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反霸的立场出发还不清楚吗?

2018.7.31


#19

何宇:作为派别的世界体系论者

原创: 何宇 激流1921 今天

激流原号已阵亡,请关注新号

目录

一、有趣的现象

二、世界体系派别的表面特征

三、世界体系派别的理论观点

四、世界体系派别的实践观点

五、分论题一:危机理论

六、分论题二:帝国主义论

七、结论

七、结论

综上所述,世界体系理论在最近由单纯的学术派别转化为实践派别,虽然还不能认定它到底如何实践。该派别虽然表面上以世界体系理论为特征,但实际上其实践观点与理论观点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样的体系派别尽管在不平等交换和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观点上充斥着错误,但其实践观点仍然具有独立价值,只是,所谓的实践观点其实也主要是形势判断和特征判断,而没有涉及具体怎么办的问题。在危机理论和帝国主义论的问题上,体系派别集中暴露了自己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思想特征,和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独断论特征。它不仅歪曲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内容和意义,而且歪曲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容和意义。而所有这些,只是为了方便论证他们自己的革命性和必然性罢了。

总之,世界体系派在世界观、方法论、实践策略上,都只是现代经济主义的一个新变种,它的物质根源无非是发达国家的失败主义和落后国家的必胜主义的两相对照,我仍然保持这一判断。


#20

“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竟然这样引用列宁的文章

原创: 壮壮 激流1921 今天

目前关于“中帝论”的论战正在进行中,笔者和“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对中国生产、金融等领域的形式判断存在很大的分歧。但这是解释现实的差异,笔者还没有对改造现实提出自己的想法。“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引用列宁所著《帝国主义论》中的内容来为他们改造现实的政治观点寻找依据,这使得笔者觉得有必要再读一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一文中,两位作者引用了一大段列宁的话(word文档显示超过500字),但是没有分段。在阅读《帝国主义论》[2]时笔者发现了那段话的准确位置——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的第五部分,根据这一部分笔者整理了“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的引文:

“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10,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1/5),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80-100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1] [2]

他们文章中的 “…”表示省略掉了一部分列宁的话。这样,列宁的文章便被他们用来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的种种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 [1]。

列宁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吗?如果只看“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引用的那一部分内容的话,至少他们的观点与列宁的话不冲突。

但只要看看引文出处也该明白:列宁的文章是写给法国和德国劳动人民的。在列宁看来,法国和德国都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他是要告诉两国人民在你们国家改良运动必然占统治地位吗?

要知道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写于“1920年7月6日” [2](737页),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动荡不安、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历史时期。虽然德国1918- 1919年的革命运动失败了,但绝不能说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没有革命形势。

如果那时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没有希望并向群众散布这种观点,那列宁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可悲的失败主义者。

为什么引文会给人这种感觉呢?因为“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在引用时 恰恰省略了最关键的地方,“…”代表的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 [2](737页)

这样一来,列宁那段话的意思便十分明确了。

改良主义是满足于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小修小补而不进行革命运动的思想。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用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领袖,能够创造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些人会在无产阶级中替资产阶级传播改良主义。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改良主义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改良主义在群众运动中一定会占据优势而导致革命运动不能发生(就别提胜利了)吗?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由于资本主义的过度成熟,革命运动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基础。在列宁看来,当时法国、德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存在爆发“国内战争”的可能,“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 即将到来” [1]。

所以,那些国家的革命群众和革命领袖(“巴黎公社活动家”)才更要认识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认清改良主义的危害、与改良主义做不妥协的斗争,以便争取社会革命的胜利。

不排除改良主义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就无法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一步也不能前进” [1] [2]要表达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一定会在群众运动中起主导作用,也不是说革命运动没有希望成功,更不是说不应该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工作。

某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此群众就一定会满足于改良运动,以最善意的观点看,这也是悲观主义者的论调。“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 引用列宁文章起到了误导作用。他们省略那段话不可能是因为没看到,更不可能是担心引用过长:被省略的内容不超过60字,而他们已经引用500多字了。

如果完整地引用列宁的文章,他们的论点就站不住了。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话却把最关键的内容漏掉。这种做法是不老实的。

竟然这样引用列宁的文章!明明是列宁用来号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同改良运动作斗争的文字,却被人拿来用于论证帝国主义国家的种种条件“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 [1]。

真是讽刺啊!

列宁认识到“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3];现在他的学说也被如此对待。好在他的著作比马克思的容易理解,只要完整地读不难发现引用哪里歪曲了他的思想。

“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反对“中帝论”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必然会获得大量从别国榨取的超额利润,这些利润必然会用来维持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样改良主义必然会在中国无产阶级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革命运动就没有希望了。

要革命必然不能要“中帝论”。为了革命的胜利,中国必定不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论中国在生产、金融、对外投资等方面表现出了多么明显的帝国主义特征,都要给出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否定。

“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能够从这样的改良主义泥潭中跳出来。”[4] “反之,如果你们坚信中国的工人运动必然能够走上改良主义以外的道路,那么,这样的结论只有在抛弃了‘中帝论’以后才能达到。”[4]你是多么害怕帝国主义啊!

但是“远航一号”,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呢!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从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曾经解放出来的也全部重新被资产阶级统治。于是乎不用谈人民的解放了?于是乎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就不可能了?顺着你的思路会得到彻彻底底的失败主义结论。

至少在笔者看来, “中帝论”并非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所以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不会占主导地位的意思——那是你强加的逻辑。笔者的理解是:在当今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应该采用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策略以促进无产阶级的胜利,而不是照搬过去适用于半殖民地的斗争方法。

就算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在笔者看来真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就真的走不出改良主义的泥潭?即使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被收买的也只是工人贵族阶层,不可能是大部分工人群众,革命的基础还是存在的。何况是中国这个相对弱势的帝国主义国家!

或许二三十年前帝国主义国家还能利用高额利润进行有效收买,但今天美帝也没有足够利润可以拿出来维持一个较大的工人贵族阶层了。根据“远航一号”自己的文章,2016年“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为7.3%,平均总资产利润率为2.0%,”[5]。连巨无霸企业也获得不了高额利润啦!那一点按百分来说只是个位数的利润率,能不能满足资本的正常增值都成问题,就别提再收买无产者了。

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了,难道帝国主义国家(哪怕是最强大的美国)的无产阶级一定还会在改良主义泥潭中打转?没看见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吗?没看见近几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吗?没看到那些国家里重新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虽然目前还很小)吗?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觉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民众会向过去几十年一样满足于被改良主义支配,就是无视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新变化,就是不相信自己国家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力,就是悲观主义……

在“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引用的内容下面,列宁写到:“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2] (737页)

虽然当时除了俄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失败了,虽然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一样都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虽然近几十年来全球社会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帝国主义却一直在全球创造着毁灭自己的条件。

在列宁写下那段话大约一百年以后的今天,从全世界范围来看,革命条件特别是客观条件比列宁的时代成熟很多很多,绝不能否认帝国主义国家内爆发社会革命的可能,虽然具体什么时间爆发、爆发后能否胜利这类问题很难回答。

回头再读列宁写的段话,仍然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帝国主义造成的“前夜”不论多么黑暗、多么漫长,在全世界人民的合力打击下都会过去,不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在受压迫的国家或地区。任谁也否认不了这一点。

参考材料

[1] 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2018.7.17] .
[2]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730-845页
[3] 列宁.列宁选集(第三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174页
[4] 远航一号. 致“太平洋的风”同志 —— 关于集中、垄断、帝国主义等问题. [2018.7.27] .
[5] 远航一号.与壮壮朋友谈统计(一)—— 什么是“的确符合”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征?. [2018.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