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节选)

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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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反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捍卫无产阶级世界观科学性质的力作。在此仅节选第一部分。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好几百篇,专门的讨论会也开过好多次。这场争论是有意义的。争论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广泛地推进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回答和解决争论中的所有重要问题,是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来共同进行的一项巨大工程。我今天的讲话不可能涉及争论中的很多问题,只准备就几个主要问题讲一些意见,跟大家一起讨论。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现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以免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关于作为伦理原则的人道主义问题,我在讲话的第三部分将专门谈到。当前的争论,首先在于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因为已经发表的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大都没有区别人道主义的这两种含义,而且大都把人道主义作为解释历史、指导现实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理解和宣传。当然,宣传人道主义的文章意见不尽一致,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这种宣传的文章也不少,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有的同志提出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根本性的理论命题;有的同志宣传“人——非人——人”(即人异化为非人,再克服异化复归于人)这样的历史公式;一些同志认为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异化,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一些同志热衷于抽象地宣传“人的价值”、“人是目的”这类人道主义口号,认为可以靠它们去克服这种“异化”。如此等等的说法,提出了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人类历史的发展,怎样来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究竟应该用怎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这场争沦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因此,我的讲话也就围绕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而不以某几位作者的某几篇论文的具体内容为对象。

下面,我讲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因为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马克思本人的话不免引用得多一点;这也有好处,可以帮助大家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种种答案。从根本上说,是两种答案: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于十四——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的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世俗(即非宗教的)生活,提倡禁欲主义等观点,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思想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要求尊重“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意志”,主张“顺从你的意欲而行”。他们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的意义,提倡世俗教育和科学知识。人文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神学,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的思潮跃居历史的前台,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在法国革命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尽管都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历史观来说,都是唯心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也好,启蒙思想家和其他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家也好,他们所说的人和人性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他们认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在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主张以理性作为审判台,一切都拿到理性面前接受审判,认为只要诉诸理性或通过教育,人类的一切“迷误”都能克服。人道主义者提出“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口号,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恩格斯说过:这是一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

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种种改革社会的方案和关于未来合理社会的设想。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来设计他们的改革方案,来构想他们的合理社会。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上世纪末说得很中肯:“本世纪上半期所有的无数的乌托邦不过是以人的天性为最高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黑暗和罪恶不过是人性或者说人类理性的迷误;消除这些黑暗和罪恶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社会主义正是理性、真理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身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世界。由于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谈论人性、人的本质,并把它们当作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他们在历史观上依旧停留于唯心主义。他们在考虑怎样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必然忽视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脱离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现实斗争,而去指靠抽象的概念、笼统的全人类和唤起人性、改善人性的人道主义说教,并且往往还把希望寄托在少数杰出的统治者身上。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只能流于空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虽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包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作为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它只能是幻想的武器。用幻想的武器去进行战斗,当然不可能解决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现实任务。空想社会主义始终没有为人类解放找到现实的道路,也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不就是历史的证明吗?

要丢掉幻想的武器而掌握现实的武器,就必须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同它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彻底决裂。这种决裂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关于合乎人类天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今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盛行起来的。”

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的概念为出发点,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历来的思想家在解释历史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基本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正是抓住了这个基本事实和它的全部意义,从这里出发,发展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完整学说。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在阶级社会中表现这一矛盾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作过这样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因为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科学的回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改造社会、推进历史的革命斗争才得到科学的指导,并因而取得伟大的胜利,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解放。这不同样是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的吗?

有些同志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只讲“物”,不讲“人”,“见物不见人”。这是没有根据的(当然,某些编得不好的教科书之类,是另外一回事)。历史唯物主义在展开它的全部学说时并没有抛开人,相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说明了人的历史,说明了人如何创造历史,并且指明了所有的人都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即全人类得到解放的科学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讲“物”,恰恰是讲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是讲人们和物质即自然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产力,是讲通过对物的占有而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跟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它认识到人首先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通过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首先是阶级斗争)来创造历史,因此,归根到底,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创造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抛开历史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人、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谈论,而把这一切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去考察。因为只有这样,社会的人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解决。列宁在比较马克思的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时候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和不能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就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而不是相反,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我们现在这场争论中的一个根本分歧。

“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物质的生产关系出发,正是为了具体地理解人;离开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越过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历史哲学,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称它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正是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马克思才批判了已有几百年历史、经历了各种形态、但都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包括批判了马克思曾深受其影响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其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观点,如他自己所说,“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同时,马克思还为此而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各种流派坚决划清界限。例如马克思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忘记了“不管是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的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他们“只是把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悄悄塞给每个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概念”。出发点的变化,新的出发点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划分时代的根本变革和伟大发现的开端。有了新的出发点,才能产生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说,才能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停留在旧的出发点上,无论怎样变换形式,也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窠臼,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一方面把“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当作一个极重要、极新颖的命题提出来宣传,一方面又极力模糊以“人”为出发点同以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出发点这新旧两种出发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试图把它们说成是差不多的东西。有的同志声称,这个命题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似乎有了这个申明或其他类似的申明,他们就离开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的简单申明,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的实质,而且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一个逻辑矛盾:要说明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就不能把人看成是笼统的、没有分化和没有差别的,就需要说明人在其中活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这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而不能从“人”出发。既然舍弃了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来谈“人”,并由此来谈论“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 “人的需要”、“人的自然欲望”等等,那么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命题,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命题。马克思自从找到了他的历史观的新出发点,在研究人类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从抽象的、笼统的意义上来谈人,他所说的人都是作为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的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是奴隶或是公民,这是A这个人和B这个人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当然,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有人的共性,但是强调这种共性,作这样一种抽象,对于认识资本家和工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有实质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如果不是这样从分析人们的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笼统的“人”和“共同人性”出发,就根本不可能指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都是历史的必然,也就不可能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还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话,来为他们这个命题作论证。这些同志无视了一个基本情况,即马克思、思格斯对于他们的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究竟以什么为出发点,早就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唯物史观的时候说过:“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聿、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该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马克思1879一1880年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驳斥了这个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以抽象的人的需要来确定商品价值的论点,指出:“‘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么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的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作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如果这是一个生活在不论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那么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跟从人出发的方法相反,马克思申明: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

我们应该相信谁呢?是相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还是相信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同志们呢?

不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清清楚楚的说法,反复摘引还没有完全脱离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从人本主义那里沿袭下来的一些说法,如“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以及“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等等;或者引用马克思后来的成热的著作中的论述,而不理会这些沦述的精神实质,不理会这些论述同摘引者自己立论的矛盾,怎能不把问题越说越糊涂呢?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在于它有了新的出发点,并由此出发而建立了新的科学体系。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不容回避和含糊的。提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这样的命题,这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历史观上所完成的革命变革实际上就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人——非人——人”这样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概括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各种人道主义学说对人性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并不使用人性异化的概念,它们提出的历史公式却是类似的,如“理性——理性的迷误——理性”,或“公平——不公平——公平”,等等。按照这类公式,似乎存在着某种抽象的、固有的,完美的、真正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发展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从原来的人异化成为非人(或假人);而在人类社会的未来阶段,这种人性、人的本质又得到了复归,从非人(或假人)复归成为真人。难怪现代西方竟有神学家把这类玄学的历史公式同“乐园——失乐园——复乐园”这种神学的历史公式相比拟,并把它归之于马克思主义,企图把宗教、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调和到一起。这很难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开玩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人类本身也在发展,虽然有历史的曲折和歧途,但总的趋势是向前,是进步。衡量历史进步的尺度只能是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的发展,不能是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没有任何理由把远古幻想为乐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怎么能够一般地把它看作是人性的倒退呢?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生产力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结果,它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和野蛮的阶段,而步入了文明的大门,从此才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同样,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巨大进步,虽然这些进步都是在阶级对立的状态下发生的,因而伴随着许多的罪恶、苦难和堕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仍然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至于共产主义之代替资本主义,更是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伟大进步,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固有的人性的复归。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为了说明只有在共产主义下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要把这以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文明史当作“非人”的历史加以抹煞。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如果没有过去时代的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共产主义。

总之,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我们的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同志,却企图抹煞这种对立,而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他们或者要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尽管被誉为“真正”的、“最高”的、“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据认为,前者是后者的核心和实质,是出发点和归宿)。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

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要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马克思主义,要用抽象地谈论人性、人的价值,确立“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来“补充”、 “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或者认为只有用人道主义来“重新说明”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本来面目的、完整无缺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是被歪曲和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根本不能互相混合、互相纳入、互相包括或互相归结。完全归结不能,部分归结也不能。人道主义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补充、纠正或发展马克思主义,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明人道主义的历史根源和历史作用,指出它的历史局限,结束它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过去了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人类历史观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人、人性、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谋求人的问题的解决。它拒绝“人类天性”这一类的抽象议论,而着手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寻找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具体道路。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就不是各种人道主义的说教和各种合理社会的空想,不是抽象人性的神秘“复归”,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对解决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答案,这是过去的一切志士仁人都没有找到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当然没有也不会丢开人,而正是为争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找到了现实的革命的道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才能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就是科学的结论。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需要并且实际上是在继续发展;但是现在笼统地宣传人道主义的许多同志们的主张,同科学发展的要求正好相反,是要使我们的历史观从唯物主义倒回到唯心主义,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科学倒回到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