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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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间阶层问题是工人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中间阶层就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被压迫民族也应该算在里面,因为它们中间十分之九是中间阶层。可见,按经济地位来说,这是一些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是如此。如果没有使这些阶层至少保持中立,如果这些阶层还没有脱离资本家阶级,如果这些阶层的大多数还是资本的军队,那么无产阶级就休想夺取政权。由此就产生了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农民的斗争,这一斗争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我们1905年到1917年的全部革命中,这一斗争还远没有结束,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没有得到法国农民的同情和响应。巴黎公社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它遇到了中产阶层首先是农民的抗拒。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

以考茨基为首的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欧洲历次革命的经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好像生来就是工人革命的敌人,因此必须采取比较长期发展的方针,使无产阶级成为各民族中的大多数,从而为工人革命的胜利创造实际条件。这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结论,他们向我们预言俄国十月革命必遭失败;他们的论据是: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俄国是个农民国家,因此工人革命在俄国不可能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本人对中间阶层首先是对农民的评价完全不是这样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农民抛开,让他们在政治上完全受资本支配,并且大叫大嚷地夸耀自己“原则性很强”;可是马克思,这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原则性最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定不移地劝告共产党不要忽视农民,要把他们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要保证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他们的支持。大家知道,在五十年代,在法国和德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并通过恩格斯转告德国共产党说: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这是对五十年代的德国这个农民国家所说的话,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人数极少,并且不如1917年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有组织,德国的农民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如1917年俄国的农民那样愿意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关于这种结合,马克思已经不顾一切“有原则性的”空谈家的反对而论述过了。十月革命证明,这种结合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实现的。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本家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是世界上一切革命中第一次把中间阶层问题首先是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的革命,他不顾第二国际英雄们的一切“理论”和哭诉而胜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功绩,如果这里可以叫功绩的话。

但是,问题不限于此,十月革命还要更进一步,它力求把各被压迫民族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上面已经说过,各被压迫民族中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城市小劳动者。但是,这还没有把“被压迫民族”这一概念概括无遗。被压迫民族通常不仅作为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受压迫者,而且作为民族,即作为属于一定的民族,具有一定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劳动者受压迫。双重压迫的压力不能不使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革命化,不能不推动他们去同压迫的基本力量作斗争,去同资本作斗争。这种情况就成了无产阶级不仅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战争”结合,而且能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战争”结合的基础。这一切不能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范围大大地超出俄国国境,不能不使资本的最深远的后备力量受到打击。如果说争取统治民族内部的中间阶层的斗争是争取资本的最接近的后备力量的斗争,那么争取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争取资本的某些最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就不能不成为殖民地各族人民和没有充分权利的各族人民摆脱资本压迫的斗争。后面这一种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甚至还没有取得第一批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这个争取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已经开始了,并且它一定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随着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实力的增长,随着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而一步步扩展开来。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真正使无产阶级从被压迫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中争取资本的深远的后备力量的斗争开始了,十月革命第一次举起了争取这些后备力量的斗争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二个功绩。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农民从无产阶级手中得到了土地,在无产阶级帮助下战胜了地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了政权,因此,他们不能不感觉到,不能不了解到他们的解放过程过去是而且将来还会是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在无产阶级的红旗下进行。这种情况就不能不使从前农民所害怕的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吸引他们注意并促使他们摆脱愚昧、贫困和压迫的旗帜。

关于被压迫民族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争取民族解放的呼声,这个由解放芬兰、撤回驻波斯和中国的军队、成立共和国联盟以及给土耳其、中国、印度斯坦和埃及人民公开的道义上的援助等等事实证实了的呼声,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口中的一次发出的。在被压迫民族的眼里,俄国从前是一面压迫的旗帜,而现在,在它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就变成了一面解放的旗帜,这一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从前,在极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不用怀疑,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偏见作斗争的事业,并给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一条通向被压迫国家最遥远的角落的道路。从前社会主义者很难在被压迫国家或压迫国家的非无产阶级的中间阶层中公开露面,现在他们却可以公开地在这些阶层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希望人们倾听他们的话,希望人们也许会听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像十月革命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这也是十月革命的成果。

简单地说: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思想扫清了通向各民族和各部落内的中间的、非无产阶级的农民阶层的道路,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旗帜变成了这些阶层所欢迎的旗帜。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三个功绩。

载于1923年11月7日《真理报》第253号 署名:约·斯大林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5卷